作者：章玉政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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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怪杰：刘文典：狂士本色试读：
楔子
如果那天刘文典忍住了怒气，或者干脆低声下气，那他肯定不会被当时正威风凛凛的“蒋主席”关上两个星期，更不需要“即日离皖”。但那样他就不是刘文典了。
事情的经过其实很简单：1928年11月29日，刚刚当上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到安徽省府所在地安庆视察，听说几天前安徽大学有学生跑到隔壁的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闹事，就召见代行校长职权的安大文学院主任刘文典问话，并责令他尽快惩处肇事学生。
没想到刘文典根本不理他那一套，连主席也不愿喊，反而神情不屑地回答：事情没你想象得那么简单，我觉得其中尚有内幕。蒋介石听了，勃然大怒：你这个新学阀，不将你撤职查办，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
看见蒋介石扯起孙中山的大旗，身着灰布棉袍的刘文典“嗖”地站起身来，从容应答：“提起总理，我和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呢。青年学生虽说风华正茂，但不等于理性成熟，些微细事，不要用小题目做大文章。如果说我是新学阀的话，那你就是新军阀！”
结果可想而知。
骂蒋介石的时候，刘文典是安徽大学文学院主任，实际意义上的校长，大小算是个“官”吧。这个“小官”原本是应该对那个“大官”保持那么一点恭敬的，即使内心不愿意，表面装装也可以吧。可刘文典不！不仅不愿意装，还要与被国人视为“党国救星”的蒋主席对着干。
他的名言是：大学不是衙门！
这个刘文典到底是谁？他为何如此之“狂”？
打开“百度”搜索引擎，并不难查到刘文典的生平简历：祖籍安徽怀宁，1891年生于安徽合肥，原名文骢，字叔雅。1906年入安徽公学读书，不久后加入中国同盟会，1908年底赴日本留学。早年倾心于民主革命，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中华革命党，担任党部秘书。袁世凯逝世后，刘文典逐渐潜心于学术研究，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安徽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高校任职。晚年栖身于云南大学，直至终老。代表作有《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说苑斠补》《三余札记》《杜甫年谱》等。
报章零落的故事里，可以粗略看到这位“大师级人物”一生走过的辉煌：早年师承刘师培、章太炎，青年交游胡适之、陈寅恪，中年瞧不起闻一多、沈从文，老年批评过鲁迅、巴金，还曾追随过孙中山，营救过陈独秀，痛骂过蒋介石。新中国成立后，当过国家一级教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慷慨发过言，还被开国领袖毛泽东当面夸赞过。似乎曾经风光过，但最终却在惊涛骇浪般的批判中倒下。对于许多人来说，他留下的只是一个复杂而模糊的身影，渐行渐远。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次远行，每一个细节都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只可惜由于时光流逝、历史疏忽，目前所能查阅到的第一手资料十分有限，现存的记录也是互相抵触、错谬百出。刘文典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留给今天的最大财富又是什么？
卷牒之中，并无太多明确的结论。人们只能从零星的历史档案、有限的回忆文字中去管窥这位老人丰富而艰难的一生。是的，关于他的最令人神往的人生段落，依然落定在那些被世人口口相传的种种传说之中。
狂傲，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就拿他“不称主席”的举动来说吧，即便放在今天，亦堪称动人心魄的独立文人风骨。1931年12月11日，鲁迅先生以“佩韦”作笔名，在上海“左联”旬刊《十字街头》上发表《知难行难》一文，特意谈到了这件事：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清高自守，不畏权贵，笑骂古今，是这些“狂人”区别于同世豪杰最为明显的特征，正如《论语》里所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
面对世俗的责难，面对风云的激荡，这些“狂人”每每抛出惊人言语，或左右乾坤，或推波助澜，或振聋发聩，或喃喃自语，均不失为时代的绝响。正是由于这些被人讥嘲为“疯言疯语”的声音存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才得以精彩传承。
颇为耐人寻味的是，越是在国势纷乱、动荡不安的日子里，这些“狂人”越是会在“狂放不羁”的外表下，坚守内心，落拓不偶，为国家的尊严、民族的骨气留存几分亮色。这样的人物，确应为历史所铭记。
刘文典，就是这样一个亟须被历史“打捞”的人物。一、青春之火“大海里尝了一滴水”
关于刘文典早年的生活情况，罕见记载。根据有限的资料综合可知，刘文典出生于安徽合肥一个布商家庭，父亲刘南田，思想相对比较开明。刘文典系父亲填房夫人所生，兄弟排行第三，时人因此偶尔戏称他为“刘三爷”。与他同父同母的还有六弟刘天达，成年后做过贵州省镇远县、云南省昆阳县等地的县长，两兄弟感情甚笃，来往密切。
可惜，刘文典的父亲没有亲眼看到这两个儿子后来的成就。在一次去上海购货的途中，突然发病，撒手西去。刘文典兄弟姐妹一共七人，五男两女，全靠母亲一人辛苦拉扯。母亲抗战爆发前去世，晚年长期住在安庆，勤俭度日，当时刘文典已经是国内小有名气的大学教授了。
刘文典自幼聪慧，读书过目不忘，因此被父亲刘南田寄予厚望，期盼着这个儿子长大后能继承家业，做个“洋买办”，光宗耀祖。幼年时代，刘文典除了像其他孩子一样被送进当地的私塾攻读“经书”和“古文”外，还跟随本地一家基督教会医院的美国教士学习英文。
当时，国内已经逐渐兴起“大谈洋务，讲究新学”的潮流。但对于年幼的刘文典来说，这毕竟是他第一次接触到完全陌生的西方文化，内心的震撼可想而知。十几年后，他在《新中国》杂志周年纪念号上回忆起自己早年的生活，对于这段经历仍然是念念不忘：
这是我第一遭和西洋的文化接触，看见他用的器物无一件不十分精美，而且件件都有神妙莫测的作用，心里十分惊异。我这时候的心情，竟和那荒岛里野蛮人初见白人探险家一般。读者诸君想必也都读过欧美探险家的笔记的，那上面所叙的土人初见白人的情形，就是我当年的写照了。我心里细细想着，西洋人真有本事，他的东西件件比中国人的强，难怪我们中国打他不过，又看见他替人治病，真正是“着手成春”，那“剖腹湔肠”的手段，就连书上说的扁鹊、仓公都赶他不上。他又教我用显微镜看微生物，看白血轮，用极简单的器具试验化学给我看，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近世科学的恩惠，就是我现在对于生物学的兴味也还是在那个时候引起来的。我这时候虽然是大海里尝了一滴水，但是总算识得了咸味了。
这时候的中国已经进入二十世纪初叶，晚清政治的没落，撞击着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灵，偌大的校园里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刘文典尽管跟随这位教士学了一些西方的浅显知识，但“英文的只是些羊和狼说话、鹦哥和小孩子问答，汉文的只是些《创世纪》《大卫诗篇》之类。拿它和我们中国的书一比，觉得相差太远了”。
刘文典的世界一天天在放大，有限的知识接触空间，让他的内心充满了疑惑与困窘。彷徨，独彷徨。他需要更大的舞台。而对于自己的眼界和学识，他早就感到不满意了。
于是，刘文典选择离开合肥，来到了安徽的通商口岸城市——芜湖。安徽公学
明清以来，芜湖一直是皖江流域的一个重镇。安徽的近代化过程就是从1876年芜湖被辟为通商口岸开始的。
1904年初，胸中燃烧着革命火种的陈独秀与桐城学堂的学长房秩五、吴守一商筹决定创办《安徽俗话报》，发行业务主要委托绩溪人汪孟邹的芜湖科学图书社承担，用蔡元培先生的话说，“表面普及知识，暗中鼓吹革命”。
1904年11月，《安徽俗话报》第17期上登出了一所学校的招生广告：“本公学原名旅湘公学，在长沙开办一载，颇著成效。惟本乡人士远道求学，跋涉维艰，兹应本省绅商之劝，改移本省。并禀拨常年巨款，益加扩张，广聘海内名家，教授伦理、国文、英文、算学、理化、历史、地理、体操、唱歌、图画等科。于理化一门尤所注重，已聘日本理科名家来华教授。”聘请的名家，包括陈独秀、陶成章、刘师培、苏曼殊、谢无量、柏文蔚、江彤侯、张伯纯、金天翮、胡渭清、潘赞化等，皆为时之选。这所学校全称为“公立安徽公学堂”，简称“安徽公学”。创办人李光炯，名德膏，安徽枞阳人。这位清末举人曾随著名学者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因而萌生一种强烈的革新思维：中国要想转弱为强，局部改良不行，非教育不足以启迪民智，非革命不能改革政治。1904年2月，李光炯在湖南长沙创办安徽旅湘公学，接纳安徽在湘子弟，聘请革命党人黄兴、赵声、张继等人为教员。后来因黄兴、赵声等人事涉“结党谋逆”，安徽旅湘公学在长沙举步维艰，李光炯遂有了迁校的动议。
1905年2月，刘文典辞别父母，到达江城芜湖，正式进入安徽公学就读。刘文典早就听说，在他到芜湖读书之前，安徽公学就聘请过生来坎坷、性情怪异的“情僧”苏曼殊担任国画教员，据说还是陈独秀推荐的。从小缺少父爱的苏曼殊“足不出户，食宿之余，鲜与人语”，但他教起书来却有板有眼，个性十足。
在安徽公学，盛传着苏曼殊的这样一段趣闻。在长沙实业学校担任教员期间，有一次苏曼殊授完英文课，请一位学生回答叩门的“叩”字英文怎么写。学生答不上来，苏曼殊随即喊他走上讲台，拿起一本书边敲这个学生的头，边大声诵读“Knock”，连敲了十几下，然后问道：“现在记住了吗？”那个学生哭笑不得，赶紧回答：“这辈子都不敢忘了！”
尽管无缘亲眼得见“佛界狂人”的上课风采，但蔓延在安徽公学里的这种自由教育氛围、个性教育特色，还是给年少而怀有梦想的刘文典带去巨大的冲击。他意识到，他将在这里收获的不只是书本上的那些陈文旧典，更是大师们“狂傲不羁”的人生态度。
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教员是陈独秀。陈独秀上课不拘小节，有时一边上课一边搔痒，什么纲常名教师道尊严，全不放在眼里。受陈独秀影响，学生写作业时也常常冒出“新”思想。一日，陈独秀批改作业，见一学生作诗“屙屎撒尿解小手，关门掩户圈柴扉”，不禁哈哈大笑。他用毛笔在一旁批了“诗臭尿腥”四个字，然后又加了两句诗：“劝君莫作诗人梦，打开寒窗让屎飞。”“年轻的刘文典在这样一个充满民主革命气氛的新环境中，大开眼界，他对陈独秀很是钦佩，并且从陈独秀那里接受了用西方哲学对照中国古籍的研究方法。”刘文典在安徽公学读书三年，陈独秀的这种“狂傲之气”，也逐渐在他的灵魂中沉淀。“激烈派第一人”
在安徽公学，刘文典遇到了生命中第一个重要的人物——刘师培。
刘师培，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1902年，刘师培在乡试中举后，认识了上海《神州日报》的主笔王郁人，受其影响，开始倾向于民族革命。1903年3月，他干脆直接跑到上海，与蔡元培、章太炎等人订交。章太炎当时正致力于用古文经学驳斥康有为、梁启超的今文经学，一看到来自江苏仪征的刘师培，当即引为忘年之交。在章太炎的影响下，刘师培很快写出了振聋发聩的政论著作《攘书》和《中国民约精义》，主张“攘除清廷，光复汉族”，并索性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光汉”，并为《警钟日报》《中国白话报》等报刊撰写反清革命文字时，署名“激烈派第一人”，振臂高呼，“十八省的河山都被异族人占了去，中国的人民不实行革命，断断不能立国。”
1904年冬，由刘师培与著名报人林白水共同主笔的《警钟日报》因所刊的文章痛骂德国侵略者，被当局查封。暗杀失败，报纸被封，刘师培在上海已无立身之地，于是跑到浙江秘密活动了一段时间后，化名“金少甫”，经镇江赴芜湖，到李光炯创办的安徽公学担任教员。
刚到芜湖任教不久，他就发现有个名叫“刘文典”的年轻人聪慧好学，功底扎实，遂着意重点培养。仪征刘家治学严谨，子弟启蒙入学，必然是先从《尔雅》《说文解字》读起，训练训诂的基本功，而不像其他私塾的学生那样一开始只读些《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启蒙读本。刘师培将家中这种严格训练基本功的严谨学风，带到了安徽公学。
在刘师培的悉心教导之下，刘文典打定了“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读”的信念，不但做起文章来要“追效昔人，示其稽古”，就是平常写起字来，也故意写得古古怪怪的，表示他懂得“古”，譬如“刘文典”这三个字，“刘”字不见《说文》，是不写的，定要写作“鎦”字；“典”字的古文从竹，便硬要加上个竹字头。
刘师培见其肯下功夫，大加奖饰，又让他去做校勘古籍的工作。于是，刘文典天天和《御览》《治要》《白帖》《初学记》《意林》等类书做起了伴。“校书这种功夫本是很难的，要深懂得声类通转，博览群书，都能记得，又要多见旧刊精本，才能有点成就。”刘文典初入道山，还未完全掌握门径，只得一字一句地从那些类书上去寻差异，寻着了一条就像拾着了一件宝贝，恭恭敬敬地记了下来，结果还真做成了几本札记。
遇到刘师培后，刘文典大部分时间都“钻”进了故纸堆，哪还有工夫去照顾其他的功课，成绩自然也不怎么样。幸亏刘师培把他的国文、地理、历史、伦理几门功课都评定成一百五六十分，“凡讲排满的都另加几十分，不讲的扣几十分”，所幸平均起来倒也勉强及格。
颇具讽喻意味的是，就是这位早年自誉“激烈派第一人”的刘师培，后来却一再失节，甚至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给袁世凯复辟帝制当吹鼓手，最后被蔡元培收留在北大。
1919年11月20日，刘师培病逝。翌年扶送刘师培灵柩回故乡扬州的正是刘文典。争先加入同盟会
1905年夏秋之交的一天，芜湖关帝庙里突然来了30多位神秘的年轻人，他们摆开香案，宣读誓约，所订章则，不外是反对清朝。为首者是陈独秀和柏文蔚，成员主要是原武备练军同学会成员、新军和警察学堂中的革命分子、安徽公学的进步学生，“集学生之优秀者，联络组织岳王会”。青年时期的刘文典（1927年摄于安庆）
在陈独秀、柏文蔚等的精心运营下，岳王会组织很快发展到安庆、南京等地，在长江中下游一带颇具影响。辛亥革命前的安徽革命者，许多人都曾参加过这个组织或与之有密切联系，刘文典就是其中之一，“今可考者，除陈独秀、柏文蔚、常恒芳外，尚有倪映典、宋玉琳、薛哲、方刚、郑赞丞、吴旸谷、张劲夫、熊成基……刘文典、孙万乘、金维系等40余人”。
1906年夏，安徽岳王会决定整体加入同盟会。投身同盟会的。半个世纪后，已是暮年的刘文典回忆道：“我自幼从刘申叔先生读书，习闻所谓‘内夏外夷’的‘春秋大义’。所以一听见东京成立同盟会，有人回国收揽会员，就争先加入了。”言辞之间，豪情未减。这一时期，安徽公学师生80多人加入同盟会。太炎先生
随着国内革命环境日趋紧张，安徽公学逐渐衰落，昔日师友逐渐离去，刘文典的内心深处也慢慢萌生了东渡留学的想法。
到了东京之后，刘文典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拜见了正在东京致力于讲学的章太炎先生。
章太炎，初名学乘，后改名炳麟，字枚叔，太炎是其别号。跟刘师培一样，章太炎自幼便在文字音韵方面接受了严格的训练，21岁左右进入由著名经学大师俞樾主持的诂经精舍，前后七年，精研周、秦、汉时期的诸子著作。
章太炎一生最大的“辉煌”就是骂人无数，用台湾著名作家李敖自喻的话说，可谓“四面树敌，八面威风”。离开诂经精舍后，他走进维新派著名人物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馆，一口气写下了《论亚洲宜自为唇齿》《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等一系列气势磅礴的文章，令国人一时惊为天人。
这样特立独行的人物，被当时的人称为“疯子”，也是难免的事情。1903年，“章疯子”做了一件果然很“疯”的事情：五六月间，他为章士钊主笔的《苏报》洋洋洒洒写下两篇文章，一篇是《〈革命军〉序》，一篇是《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高举战斗旗帜，大肆宣扬革命，甚至直接点名痛骂傀儡皇帝光绪：“载湉小丑，未辨菽麦。”
如此豪言壮语，公然登在上海滩的名报纸上，分明是拿清政府不当一回事。清朝官员也不客气，很快，大队人马就来到了章太炎所在的爱国学社，正好遇到了章。章太炎问明白对方的意图后，气定神闲地说：“别的人都不在，我是章炳麟，我跟你们走好了。”
后来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了。章太炎一开始被判处“永远监禁”，后来改判监禁三年。三年刑满后，“不做大哥已经很多年”的章太炎出狱，马上被孙中山邀至日本，接任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总编辑和发行人。
这本是皆大欢喜的事情，但章太炎毕竟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他与孙中山的“政治热恋”也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1907年，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穷途末路之际，接受了日本方面一万七千元的赠款，自己拿了大头，留下两千元用于维持《民报》发展。章太炎听说此事，大为光火，坚持认为孙中山不讲革命道德，有出卖《民报》的嫌疑。盛怒之下，他一把扯下贴在报社墙上的孙中山照片，提笔写上“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几个大字，叫嚷着要召集同盟会会议，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没过多久，《民报》被查封。
习惯了孤独的章太炎，此时干脆一门心思放在国学讲学上，大开讲坛，为留学生开讲国学。其实早在主持《民报》编辑事务期间，章太炎就与一批革命党人联合，创设“国学讲习会”，预科讲文法、作文、历史，本科讲文史学、制度学、宋明理学、内典学。鲁迅、许寿裳、钱玄同、黄侃等许多近现代学术史上响当当的人物，都听过章太炎的课，是章氏门生。
刘文典拜在章太炎门下，大约就是此时的事情。拜师之后，刘文典几乎天天去章太炎的住处向他请教，听他讲解研究经学、小学的方法。“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学生却极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样。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须，笑嘻嘻地讲书，庄谐杂出。”
兴致高的时候，章太炎会大讲平生最为得意的《庄子》研究心得。讲课的方法在当时也算很是别致，用的是佛学印证的方法。比如，他会用佛教的法相宗思想来解读《庄子》。年轻的刘文典虽然并不能完全听懂章太炎的讲学，但对于他渊博学术的钦佩之情却与日俱增。营救刘师培
听了章太炎先生一段时间的讲学之后，忽然从国内传来了革命军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记得有一天下午，章先生正拿佛学印证《庄子》，忽然听见巷子里卖“号外”，有一位同学买来一看，正是武昌起义的消息，大家欢喜得跳起来。从那天起，先生学生天天聚会，但是不再谈《说文》《庄子》，只谈怎么革命了。”刘文典则一心想着回国，匆匆回到了上海。
回到上海后，进入于右任创办的《民立报》担任英文编辑，笔名“刘天民”。关于刘文典在《民立报》期间的文字，目前可查阅到的并不多。唯一可知的是，武昌起义成功后，《民立报》第二天就以头号宋体字报道了这一消息，并且开辟“武昌革命大风暴”专题，详尽报道起义状况。刘文典加入《民立报》后，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为新革命摇旗呐喊。
1912年初，刚刚回到上海的孙中山来到《民立报》编辑部，向这份报纸在辛亥革命中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特别的谢意。孙中山的突然到来，增加了刘文典的革命斗志。
刘文典记得，“有一天，中山先生到报馆里来，大家一齐围着他，中山先生发表了一段简单的谈话”。这段谈话，对刘文典所在的《民立报》大为赞赏：此次革命事业，数十年间屡仆屡起，而卒观成于今日者，实报纸鼓吹之力。报纸所能鼓吹之地位者，因能以一种之理想普及于人人之心中。
看到孙中山兴致正高，邵力子从人群中挤上前去：“孙先生，能不能给我们题写几个字？”孙中山笑着点点头，随手拿起一张便条，写了四个字：“勠力同心。”站在旁边的刘文典等人看了，热血沸腾。
孙中山先生扫视了一下四周热情的目光，很是高兴，又拿起桌上的毛笔，在另一张便条上，“唰唰”写出一行英文：Unity is Our Watchword。于右任异常高兴，当即决定：立即将孙先生的字制成铜版，刊登在《民立报》上。
这两张便条的原件被刘文典珍重地保存起来，夹在一本书里。卢沟桥事变后，刘文典仓皇避难，家中藏书遗失殆尽，两张珍贵的便条也就不知所之了。
就在此时，刘文典听到了一个令他心情复杂的消息：辛亥革命胜利后，四川总督端方被杀，投靠在其幕下的刘师培自然也没好果子吃，被四川资州军政署拘禁。刘文典很是焦急，生怕老师会有个三长两短，于是匆忙丢下手头的事情，专程去拜望也已回到上海的章太炎，恳求他拍个电报给四川都督尹昌衡，“放申叔先生一条活路”。
当时章太炎与刘师培已经绝交，但看到刘文典火急火燎的模样，章太炎呵呵大笑，拿出一份早已拟好的电报稿，递了过去。刘文典低头一看，心头一热，只见电报上写着：“昔姚少师语成祖云：‘城下之日，其杀之孝孺。杀孝孺，读书种子绝矣。’”正细读间，又听见章太炎说了一句：“申叔若死，我岂能独生？”1936年章太炎逝世后，刘文典（前排右二）与周作人、钱玄同等人在阳光德学校开追悼会
1912年1月11日，章太炎与蔡元培联名在《大共和报》上登出《求刘申叔通信》，试图与刘师培取得联系。这封《通信》在报纸上连登数日，内容说：
刘申叔学问渊深，通知今古，前为宵人所误，陷入范笼。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保载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如身在地方，尚望先通一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
刘文典看到章太炎如此不念旧恶，十分感动。他知道，在营救刘师培的问题上，章太炎早已完全抛却了个人恩怨，一心只为国学的继承与振兴盘算。宋教仁之死
革命的豪情终被鲜血染上悲愤的色彩。
1913年3月的一个晚上，刘文典正在上海寓所的书房里看书。窗外，夜色如水，寂静无声。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笃、笃、笃”，短暂而急促。“这么晚了，会是谁呢？”刘文典在书房
刘文典放下手中的书，起身打开了门。正准备询问来者何人、所为何事，没想到还未看清对方的面容，就听见一声枪响，一颗子弹呼啸而过，擦过刘文典的臂膀，鲜血顿时直流。
凶手迅速消失在浓浓的夜幕之中。由于时局动荡、受伤不重，刘文典没敢大肆声张此事。没想到，几天之后，就传来了渔父宋教仁被暗杀的消息。后经了解，凶手暗杀的目标原本就是宋教仁，不巧因夜黑路弯找错了门，结果让刘文典虚惊一场。
宋教仁被暗杀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大转折。一个原本有望沿着西方民主思维方向前行的国度，最终又退回到了封闭自我的政治藩篱之中。
辛亥革命成功后，一度被人们寄予厚望的孙中山无心政治，执意要去实现他的主义和主张，比如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修建铁路什么的。接过临时大总统大棒的袁世凯当然也乐得封他个“全国铁路督办”，任其四处鼓吹。
但是，同盟会中的另一位“大佬”宋教仁，却依旧热衷于政治活动，一直积极筹划创建新党，准备在国会里争取大多数，孤立袁大总统。可想而知，对于这样昔日的“战友”，袁世凯岂能听之任之。一开始，袁世凯采取拉拢办法，邀请宋担任政府总理，但宋教仁执着于自己的内阁政治，坚辞不就。
1913年3月，袁世凯电召远在上海的宋教仁北上，共商国是。临行前，宋教仁来到他曾经服务过的《民立报》，与昔日同人告别。当时政治局势混乱，告别会上，很多朋友都劝告宋教仁“小心暗杀”。
宋大笑不已，大声回应：“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大有戊戌之年谭嗣同慷慨赴死的壮烈。
年轻气盛让宋教仁忽视了敌人的野心。1913年3月20日晚22时45分，于右任、黄兴等人簇拥着宋教仁，正准备穿过检票口，突然看到宋的身体摇晃了一下，随即倒在旁边的一张铁椅子上。宋教仁手捂胸口，眉头紧蹙，冷静地说：“我中枪了。”两天后，宋不治身亡，终年32岁。
宋教仁的死，激起了国内外无数革命党人的震惊，激起了他们久已消沉的斗志。而后被公开的一个内幕，更让他们异常愤慨：暗杀宋教仁的幕后黑手竟是袁世凯的亲信。自然而然，尽管没有直接证据，但人们还是将真正的元凶指向了袁世凯。
刘文典所在的《民立报》很快就对宋教仁的殉难作出了激烈的反应。除了详细报道宋被暗杀的经过之外，这份报纸还陆续刊发由于右任、范鸿仙、刘文典等人撰写的“战斗檄文”，追念宋教仁，声讨袁世凯。
在一篇题为《中华民国之特色》的评论文章里，他们写道：“大总统为人所暗杀，此举世所曾见者，今以总统总理而暗杀人，此民国之特色者一。政党拥戴政雄，此世界所曾见者，今以政党而拥戴杀人犯，此民国之特色者二。”文章极尽讽刺之能事，鞭挞袁世凯的虚伪与凶险。
紧接着，《民立报》又曝出一个惊天丑闻：1913年4月26日，就在宋教仁被暗杀后不久，袁世凯变本加厉，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以盐税和海关税担保，向英、法、德、日、俄等五国银行团签订两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协定。国人对袁世凯仅存的一点信任，已经全无影踪。
整个中国愤怒了。除了再举义旗，别无选择。
1913年7月12日，在孙中山等人的支持下，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举兵讨袁，是为“二次革命”。一声雷响，满地花开。紧接着，江苏、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等省市也纷纷宣布独立。“二次革命”枪声刚响，刘文典就参与了进去。尽管平时只懂得拿笔杆子，不能亲自上阵持枪杀敌，但刘文典依然在这场反对独裁、反对倒退的革命行动中，给自己找了一个合适的位置——运送伤员。
据说，当时革命党人里广为谈论的一个经典场景便是：文质彬彬的刘文典一袭长衫，驾着马车穿行于战场之中，四处寻找、抢救、运送伤员，用果敢的行动印证着“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热血豪情。营救陈独秀
1913年7月27日，柏文蔚携胡万泰返回安庆，就任安徽都督和安徽讨袁军总司令一职。柏文蔚回任皖督以后，范鸿仙偕管鹏、郑赞丞等相率来归，全力支持柏文蔚讨袁。柏、范、管、郑等随即召开秘密军事会议。
会上，柏文蔚提出兵分三路出师讨袁。一路以胡万泰率该师西出太湖，与北洋军作战；一路以龚振鹏率所部，西出颍上，抵敌倪嗣冲；一路以张孟介率淮上军为主力，北伐中原。
8月6日，皖省代理都督胡万泰变节投靠袁世凯，柏文蔚被迫离皖，作为其坚定同道的陈独秀也不得不逃离安徽省会所在地安庆，抵达江城芜湖。
当时芜湖的驻军负责人龚振鹏，是陈独秀在岳王会的旧相识。龚振鹏与柏文蔚一向“不太对光”，因而在柏遭遇胡万泰的倒戈后，按兵不动，置若罔闻。陈独秀火冒三丈，到了芜湖后径直就闯进龚振鹏的驻地指挥部，大声责问其“是何居心”。
龚振鹏好歹也算得上一方诸侯，哪容得了陈独秀如此放肆，当即一声令下：“给我绑了！”
陈独秀倒也不含糊，豪气直逼龚振鹏，嘴巴更是不肯服软：“要枪决就快点罢！”龚振鹏早已气得浑身发抖，看到陈独秀这副横竖不怕的模样，怒上心头，立刻吩咐手下：“写张布告，就说陈独秀临阵脱逃，罪当枪决。”
当时，刘文典因为革命的关系，与芜湖方面来往较多，偶然听说了此事，心里明白双方已是剑拔弩张，只不过龚振鹏忌惮陈独秀的社会名声不敢轻易动手，但火药桶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万分危急之际，刘文典想到了柏文蔚。柏文蔚与龚振鹏虽然心生间隙，但毕竟都曾是革命同道。仅此一点，龚振鹏还是有可能给柏文蔚几分薄面的。
已经逃离到南京的柏文蔚接到刘文典派人火速送来的求救信，心知情况紧急，也是不敢耽误，立即坐船就到了芜湖。考虑到安全问题，柏文蔚没有上岸，就在船上给龚振鹏写了封信，恳请他念及旧情，枪下留人。
其实龚振鹏并没有真要杀陈独秀的意思，只不过被陈独秀激将得没有台阶可下，一时冲动，动了杀机。如今，各方求救声音不断，当然是乐得做这个顺水人情，并亲自送陈独秀到江边与柏文蔚会合。
这件事情在朱洪的《陈独秀风雨人生》和石原皋的《闲话胡适》里均有详略不一的记载。《闲话胡适》里说，刘文典当时任龚振鹏的秘书，因而较早得到信息，于是积极联络张之纲、管鹏等革命党人游说营救。说法虽不一样，亦无更多证据佐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倘若没有刘文典等人的努力，陈独秀可能早已成为龚振鹏的“枪下冤魂”。
动荡的局势下，坏消息一个接一个。这一次，跟刘文典好友范鸿仙有关。
范鸿仙，名光启，别号孤鸿、哀鸿，安徽合肥人，与刘文典同乡，是一个比宋教仁更为狂狷豪放的人物。袁世凯当政之初就想笼络范鸿仙，曾专门派人以开会之名送他“华屋美妇”，结果被其拂袖拒绝。宋教仁被暗杀的时候，范鸿仙怒火中烧，在《民立报》上写文章公开声明“与恶政府不共戴天”，并吁请全国同胞“牺牲吾人宝贵之碧血，以刷新共和之颜色”。
安徽通电讨袁后，范鸿仙、刘文典等人曾在安徽芜湖召开会议，决定成立讨袁第一军、讨袁第二军，壮志激烈，风生呼啸，但经过胡万泰叛变，前功尽弃，只好作罢。“二次革命”后，范鸿仙奉孙中山之命重返上海，再图革命大业。当时革命党经费紧张，范鸿仙又无存款，于是便将家中珍藏的许多善本古书拿出去售卖，换些钱回来充当军资。
为了与革命同道议事便捷，他甚至直接将铺盖一卷就住进了位于上海嵩山路上的中华革命党机关部，殚精竭虑，日夜谋划，甚至连做梦都经常大喊：“讨袁！讨袁！”
袁世凯自然不是省油的灯。当年送华屋美女给范鸿仙遭到拒绝，如今则只能送给他子弹了。1914年9月20日晚，范鸿仙与同楼的朋友闲聊艰苦平生，一直聊到深夜。没想到他刚刚躺下不久，袁世凯派出的四五个凶手就潜入他的卧室，连刺三刀，又开了一枪，皆在要害部位。事后查明，串通袁世凯杀手的人竟是范鸿仙最为信任的保镖钟名贵。
范鸿仙的死让革命党人越发清醒了。孙中山悲痛万分，“以流血洗前事之辱，即以种将来之果，断非徒死者”。随后，他特召范的家人在东京见面，并承诺等革命成功之后再施厚葬。范鸿仙后来被国民政府特许附葬南京中山陵区，永远陪伴在他一生追随的孙先生左右，墓碑背面刻有《范烈士鸿仙先生行状》，即出自刘文典手笔。追随孙中山
遗憾的是，革命党人显然低估了袁世凯，党内的意见纷争更让革命行动一直缩手缩脚。结果不到两个月，“二次革命”就宣告完全失败。
领袖人物孙中山只能再度亡命日本，其他革命党人也纷纷择地避难。1913年9月10日，刘文典抵达东京，化名刘平子、刘天民，开始流亡生活。
与第一次到日本求学不同，这一次，刘文典的内心深怀离乡去国之恨。正是在这种境况之下，刘文典遇到了同在日本逃亡的孙中山先生。当时孙中山虽然遭遇国内大难，但到了日本后，革命雄心不改，很快就重新组织人马，树起了“中华革命党”的大旗。
据日本外务省档案《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记载，在日期间，刘文典曾多次拜访孙中山。1956年11月，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前后，刘文典重新翻检记忆，曾撰文《孙中山先生回忆片段》，梳理当年在日本与孙中山的过往，“当日的情况，今天还历历在目”。
据刘文典回忆，他去见孙中山的时候，正值中午。当时，孙中山住在一个破旧的小楼上，经过走廊，一上楼就是孙中山的房间。敲门进去的时候，孙中山正穿着一件棉布的和服，坐在一张陈破的短榻上，旁边一位广东口音的厨师正拿着午餐让其享用。“我留心看看这位做过大总统的人吃些什么，出乎我意料的是只有两片面包，一盘炸虾，总共不过值两三角钱，比我们当学生的在小馆子里吃的西餐还简单。我看他生活的俭朴才知道他人格的伟大，崇敬之意，油然而生，默默地坐在一边。”
对孙中山的恭敬，除了年龄差距和革命资历外，更大程度上还在于刘文典迫切期望祖国能够早日脱离苦难。而实现这一愿望的最大可能莫过于依靠孙中山等革命精英的力量。
正因为如此，当孙中山让刘文典下楼写誓书并举手宣誓时，刘文典都一一照做了。而这在当时许多具有民主思想的革命党人看来，是一种倒退：他们革命了那么多年，终极目标就是为了消除权力的绝对集中，可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却采用这种按指模、写誓书的方式，无异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许多革命党人因此坚决不肯加入中华革命党。
据说孙中山对这一套看得天经地义，丝毫含糊不得。刘文典举手立誓之后，便成了中华革命党党部秘书处的秘书，直接服务于孙中山，“中山先生的电报英文稿多是由我起草的”。尽管刘文典当时不过二十来岁，但孙中山并不拿他当小孩子看，一见面就和他纵谈天下大事，孙中山精辟的言论、高远的见识，让刘文典感慨不已。那时候的生活主题，似乎就是反对袁世凯。
做皇帝梦做了很久的袁世凯，再也不愿意挂着“中华民国大总统”这块遮羞布了。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公然宣布恢复君主制度，国号“洪宪”，并称这是“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作为党部秘书，刘文典的主要工作就是配合孙中山及中华革命党人开展反袁行动。1915年9月1日，孙中山亲自领导中华革命党在东京集会，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同年10月8日，他指示中华革命党党务部发布通告，再次揭露袁世凯的复辟野心。1915年12月，《讨袁宣言》发表，孙中山在宣言中表示“誓死戮此民贼，以拯吾民”。1916年5月，他又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号召重建民国。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袁世凯做了83天的“短命皇帝”后，一命呜呼。
终于，自由、民主和独立都重新回到了生活中。经年磨难，民生凋敝，逐渐让刘文典萌生了远离政治的念头。当他再一次回到祖国的大地时，这种念头更加强烈了。虽然袁世凯已经彻底完蛋，但军阀割据、张勋复辟、毁弃国会，一幕幕政治闹剧依然在不断上演。即便是孙中山，也已是有心而无力了。
刘文典感到有点疲惫。正在这时，陈独秀发来了邀请。二、大学之魂横扫“妖雾”“二次革命”后，陈独秀一度避居日本，后回到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高举科学大旗，一时引领文化界。而刘文典就是早期重要作者之一。
在陈独秀的主持下，《新青年》呼啸生风，向一切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的垃圾发起了全面的冲击。主张科学，难免与科学的对立面——迷信短兵相接。在这一点上，刘文典一直义无反顾地站在陈独秀身边。《新青年》社团的形成，增强了陈独秀继续作战的底气与胆魄。1918年5月15日，他抛出短文《有鬼论质疑》，投石问路，向当时迷茫全国的“鬼神妖雾”展开论争。“民国初年的上海，阴风飕飕，妖气袭人，道士巫婆纷纷设坛扶乩，在一般群众中有很大的市场。文化界也成立了‘灵学会’，传播种种鬼话，认定‘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要借神仙鬼怪之力以拯救苍生。”陈独秀、刘文典、易白沙、钱玄同、鲁迅等《新青年》同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决定给予沉重的回击。
在《有鬼论质疑》中，陈独秀先摆出谦虚求教的姿态：“遂于不能以科学能释之鬼神问题，未敢轻断其有无。今予亦采纳遵疑主义，于主张无鬼之先，对于有鬼之说多所怀疑，颇期主张有鬼论者赐以解答。”顺着这个话题，陈独秀一口气提出了八大疑问，直指鬼神论的虚妄。他的结论是：“鬼不可能是真实的存在，否则鬼与普通物质没有区别；鬼既然不是实在的，那么有鬼论者所知的‘鬼’只是不实在的幻觉而已，所谓的‘鬼界’也就成了空幻的东西，根本不构成独立的精神世界。”
当时当地，这样的文章果然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快，一位叫“易乙玄”的灵学会成员就写反驳文章《答陈独秀先生〈有鬼论质疑〉》，逐一回应陈独秀的质疑。他的基本观点是：人之所以能见鬼神，或能听到鬼神的声音，是因为富有一种灵力，“若鬼，富有灵力之人易见，否则不易见，此盖有难见易见之别”。易乙玄最后也发出挑战说，鬼之存在，至今日已无丝毫疑义，以言学理，以言实事，以言器械，皆可用以证明之；有反对的只管发表意见，请勿稍存客气。
经过慎重考虑，陈独秀决定组织《新青年》同人反击易乙玄的“玄论”。第一轮冲锋在前的就包括刘文典。
为了体现公平，反击的文章与易乙玄的文章一道刊登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上。精通中西方哲学的刘文典当然不会“稍存客气”。上来就给易乙玄“当头一棒”：“所谓灵力，即人心之虚灵，睿智聪明，是为圣哲，颛蒙嚣顽，谓之凡器。若如来论，圣贤当皆能见鬼，何以宣尼谓之‘未知’，圣人存而不论，而彼‘过阴’‘讨亡’‘捉鬼’‘看香头’者，又皆阛阓之贱丈夫，而崇信之者亦皆乡曲之俗士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直击易乙玄的“要害部位”。
易乙玄在反驳文章里大肆宣称“西方的精密仪器已经证明鬼的存在”，刘文典恰好明白究竟，但他没有选择直接反击，而是娓娓道出科学史上的一个小故事：心理学名家达威氏曾招英国著名动物学家瓦来士等聚会，当场向他们表演降灵术、活见鬼、扶乩等实验，为了证明实验的真实性，他还特意让这些著名学者们亲自加盖表演器具的封印，结果演出时“鬼怪毕现，警心骇目”，学者们当即为之出具证明书，信为实有，并认定这些现象只有超自然的方法才能表现。没想到，达威氏哈哈一笑，自我戳穿：“此皆市上眩人所用极简单之法！”这一真实的故事被记录在《心理学年报》里，鬼神实验真假，已是不言自明。
国民对于科学的愚昧、对于未来的迷茫，让刘文典忧心忡忡。他感叹说，鬼神论“害之所极，足以阻科学之进步，堕民族之精神。此士君子所不可忽视，谋国者所当深省也”。在反击文章里，他借用韩非子的话说，“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如今妖雾弥漫，乱象丛生，国人再不清醒，“亡其无日矣”！
刘文典的反击文章言之有据，入木三分，且从一开始就站在了哲学的高度，横扫“妖雾”，自然赢得了读者的共鸣。“灵学”的“有鬼论”，说到底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心物二元论”，刘文典透彻地分析认为，对于“灵学”的批判，“除了唯物的一元论，别无对症之良药”。当时情境，能有如此的眼光，确实难得。怪不得后来有学者评价，“当年追随陈独秀参加批判‘灵学’的，还有刘叔雅、陈大齐、王星拱、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和易白沙等人。但是，除了刘叔雅，其他人对于‘灵学’的批判，或指出‘灵学’没有科学依据，或通过对‘灵学’活动的破绽作审查而加以否定，或以先秦诸子的朴素的‘无鬼论’来批判‘灵学’的‘有鬼论’，因而远没有像陈独秀那样把对‘灵学’的批判上升到严格的哲学层次。”在这一点上，刘文典功拔头筹。
陈独秀、刘文典这些破旧立新的声音，很快汇合成时代的巨响，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大幕。北大课堂上的“暗战”
1917年1月15日，北京大学贴出布告：陈独秀任文科学长。这是蔡元培的主张，他在给教育部的函件中还伪造了陈独秀的履历。但这些已经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随着陈独秀进京任职，《新青年》编辑部也正式搬到北京箭杆胡同9号。这给《新青年》带来了更为广阔的“战场”。
陈独秀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后，先后带动了大批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人才来到北平，包括胡适、刘文典、刘半农等，其中很多均为《新青年》编辑部的核心成员。他们或任教于北京大学，或任职于教育部，殊途同归，继续呼喊，继续论战。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参与者或推动者。
陈独秀到了北大，先是整顿校风和校纪，接着对文科的专业设置和课堂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过程中，他和《新青年》同人一直倡导的“文学革命”思想，也必然呈现其中，不免与学校里的旧派人物发生冲突。
而蔡元培对于大学的主张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各种思想均可共存。在他的“纵容”之下，北大的新派与旧派频频上演“暗战”大戏，有的甚至公开在课堂上“叫骂”。
最典型的就是黄季刚，也就是黄侃，著名的学术狂人，眼里只有章太炎、刘师培，只有古文，对于新派所主张的白话文，恨之入骨，一上课堂就吹胡子瞪眼，直挖白话文的“三代祖坟”。新文化运动前，黄侃教骈文，一上课就骂散文；桐城派姚永朴老先生教散文，一上课就骂骈文。等胡适、钱玄同他们进了北大，黄、姚不再对骂了，一上课都骂起了白话文。
黄侃曾放言“八部书外皆狗屁”，意即除了他平生所推崇的八部经典——《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文选》外，其余的均不足论，更别提肤浅的白话文了。北大曾有好事者作诗题咏校内名人，题陈独秀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题黄侃的一句便是“八部书外皆狗屁”。
这里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逸闻趣事。据说有一次，黄侃在校园里遇到胡适，当即调侃起来：“胡先生，你口口声声说要推广白话文，我看你未必出于真心！”胡适闻言不解，问道：“黄先生此话怎讲？”黄侃不紧不慢回答道：“如果胡先生你身体力行的话，大名就不应叫‘胡适’，而应改为‘到哪里去’才对啊！”胡适听了，赧然一笑，无言以对。
对于这位黄侃，刘文典可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他本来是章太炎的大弟子，后来却又拜了只比自己大一年零三个月的刘师培为师，原因都是倾慕对方的渊博学识。但这样一来，他和刘文典的“排名先后”就有点麻烦。按章太炎的门生排序算，黄侃自然是大师兄；但倘若按刘师培的门生排序算，这个大师兄的宝座又应该让给刘文典，他十几岁的时候就跟着刘师培学《说文》了。两人会聚北大之际，主张又不一样，黄侃死守着古文，刘文典则是一派新思想，同门师兄弟怎么排序还没弄清楚，就先开始“掐架”了。
当然，他们“掐架”的方式是在各自的课堂上互相“炮轰”对方的主张和学识。据刘文典的关门弟子吴进仁回忆，“叔雅先生一直有点瞧不起黄季刚先生，说他学问做得太广、太博，不行。”不过，两人并没有因此成为仇人；相反，不谈学问时，两人关系还挺融洽。黄侃曾专门以很少使用的小篆体为刘文典书写过一副对联，一直挂在刘家的客厅里，直到后来被毁于“文革”浩劫之中。
那时候的刘文典，“相貌清瘦，身躯飘飘，有弱不禁风之相。头发胡须，经常留得很长，又不爱洗涤修整。真是首如飞蓬，面似黄蜡……他的长衫特别长，扫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妇女所穿的裙子一样，不准看到脚，走路不能踩到裙边，只得轻轻慢移莲步。他偶尔也穿皮鞋，既破且脏，从不擦油。”“北大怪杰”辜鸿铭是个有名的顽固派，一向瞧不起像刘文典这样的年轻教员。有一次，他遇到刘文典，问：“你教什么课啊？”刘文典客客气气地回答：“汉魏六朝文学。”辜鸿铭冷笑了一声，满脸鄙夷地说：“我都教不了，你能教好？”
刘文典听了，淡淡一笑，没有作声。“卯字号”那些事
刘文典进北大当教授的时候，还相当年轻。
1948年10月，刘文典的北大同事周作人撰写过一段回忆文字：“‘卯字号’的最有名逸事便是这里有过“两个老兔子”和“三个小兔子”。这件事说明了极是简单，因为文科有陈独秀与朱希祖是己卯年生的，又有三人则是辛卯年生的，即是胡适之、刘半农、刘文典，在民国六年才只二十七岁。”
据周作人回忆，“民七以前，北大红楼正在建筑中，文理科都在马神庙的四公主府，而且那个迤东的大红门也还没有，只从后来所谓西斋的门出入。进门以后，往东一带若干间的平房，不知什么缘故普通叫作‘卯字号’，民六时作为文科教员的预备室，一个人一间，许多名人每日都在这里聚集。”
这一窝“兔子”，每日演绎着足令后人追慕的“教坛神话”。蔡元培、陈独秀、胡适自是不用说了，就说朱希祖、林公铎、刘半农、刘文典吧，没有一个不是“有故事的人”。
朱希祖是章太炎的弟子，比蔡元培还早到北大，主讲“中国文学史”。1917年12月，北大文科设立研究所，分哲学、中文、英文三门，他和刘文典、刘师培、吴瞿安（吴梅）共同担任“中国文学史”的教员。
一脸大胡子、一口海盐话，是朱希祖的经典标记。他讲文学史讲到孔子时，反复强调“厌世思想”，但写在黑板的字句又都是积极的，弄得许多北方学生一头雾水，到后来才知道他所说的是“现世思想”，只不过海盐话里“现”的发音接近于“厌”。即便如此，他的课还是吸引了大量学生。
林公铎是浙江瑞安人，与清代国学大师孙诒让是同乡。他的名字很奇特，独一个“损”字。他二十几岁就到北大中文系当教授，也是个“老资格”，性格怪僻，说话确实有点“损”。有一次学生问他：“现在写文章最好的人是谁？”他的回答很干脆：“第一，没有；第二，我！”
这位林先生爱喝点小酒，没钱的时候连劣质酒都喝。酒喝高了去上课，带着几分醉意就骂开了，无论新派旧派，凡是看不惯的都跑不掉，“张口第一句就责骂胡适怎样不通，因为读不懂古文，所以主张用新式标点”。有一次周作人遇到了他，客气地问他是否在外校兼课，他回答道，“在中国大学开了两个小时的唐诗”。“那您主要讲谁的诗呢？”“陶渊明！”周作人愣了半天才缓过神来，原来林公铎不服气沈尹默在北大讲陶诗，于是不顾文不对题，跑到中国大学“唐诗”的课堂上大讲陶渊明。
刘半农可能是读者比较熟悉的近代名人了，因为他跟鲁迅的关系非同一般。广为流传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就是他年轻时候的作品，这个“她”字也是由他创造并首先写入诗歌中的。
早期的刘半农是个“鸳鸯蝴蝶派”，后来接触了《新青年》，迅速“弃暗投明”，写起了忧国忧民的文章，是“文学革命”坚定的支持者。1917年夏，没有读过大学、只有高中肄业学历的刘半农，被蔡元培破格聘请为北大预科教授，讲授小说课和文法课。刘半农做出的最惊世骇俗的事情，是和学生商鸿逵一起，为名妓赛金花写传。这本《赛金花本事》引来众说纷纭，就连开风气之先的胡适也大为惊诧：“大学教授为妓女写传，还史无前例。”
生活在这样的个性群落之中，刘文典的思想乃至灵魂难免受到冲击。换句话说，北大校园焕然一新的教学语境，让刘文典拥有了一个更为自由、更为广阔的话语空间。
刘文典的个性，渐显张扬底色。
据周作人回忆，刘文典早年在北大的时候，友人常称之为“刘格阑玛”，他则自称“狸豆乌”，这大概是因为“狸”“刘”两字读或可通，“叔”与“菽”通，“叔”字左边又像“豆”字的象形体，“雅”则是乌鸦的“鸦”的本字。
在同事们的心中，年轻的刘文典“人甚有趣”，“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亦粘着唇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以前始弃之。性滑稽，善谈笑，唯语不择言，自以籍属合肥，对于段祺瑞尤致攻击，往往丑诋及于父母，令人不能纪述”。对于晚清的合肥老乡李鸿章，也是不肯轻易放过。
有一次，刘文典不知为何，又突然惦念起国会的议员们来，啧啧连声道：“想起这些人来，也着实觉得可怜，不想来怎么的骂他们。这总之还要怪我们自己，假如我们有力量收买了他们，却还要那么胡闹，那么这实在应该重办，捉了来打屁股。可是我们现在既然没有钱给他们，那么这也就只好由得他们自己去卖身去罢了。”
言辞诙谐，间杂犀利，果然不愧为北大文科“卯字号”的核心人物。难怪多年以后，周作人借悼念刘半农的机会，还感慨起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以及北大的这些“大小兔子”，“十七年尔汝旧交，追忆还从卯字号”。与陈独秀“分道扬镳”
新思想的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
这一天，刘文典正在中央公园的柏树下面看书，突然看到安徽老乡、化学系教授王星拱（安徽怀宁人，字抚五）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叔雅，不好了！”
刘文典一怔，赶紧收起手中的小说，问：“抚五兄，怎么啦？”“警备司令部派兵包围了北大，听说还逮捕了许多学生呢！”王星拱喘着气，连忙简单地向刘文典叙述了一下学生运动的情况。
刘文典坐不住了，跳起来就往学校跑。在北大红楼门口，遇到了法学院的罗文干教授，对方告诉他，“蔡校长已经辞职了”。刘文典的心里更是惊诧不已，知道事情闹大了。
中文系的同事马叙伦二话没说，身先士卒，每天从早晨8时到晚上6时，就在沙滩北大第一院（文学院）三楼临街的一间教员休息室里守着，尽力保持着与各方的联系，并极力说服北京总商会、银行公会等与学生保持一致。经济系的马寅初教授在学校里坐镇，常常彻夜不归。看到这样的热心，刘文典和刘半农也主动加入到了值班守夜的行列。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幸运的是，这场运动以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最终胜利而宣告结束。
五四运动风波稍平后，已是6月。酷暑难耐，刘文典白天去中央公园喝茶看书，晚上就待在东城脚下福建司胡同的家里，做点校勘，译点文章，真正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6月13日，刘文典像往常一样打开早晨的报纸，一个消息“震”住了他的眼球：陈独秀被捕了！
据陈独秀的“铁杆粉丝”高一涵事后回忆，前一天，他和陈独秀、邓初等人带着自行印制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跑到北京城南一个叫作“新世界”的娱乐场所散发。正在这时，阴暗角落里走出一个人来，向陈独秀要传单看，陈独秀就递了一张过去，结果这个人瞄了一眼后，立即大喊：“就是这个！”埋伏在周围的暗探们一哄而上，扣押住了陈独秀。
情势急迫！安徽旅京同乡会负责人立即动员皖省各界采用致电、致函等官方途径，参与营救。在北京学界的营救活动中，刘文典总是积极参与。经过一番努力，陈独秀终于被保释了出来。
这是1919年9月16日下午4时，距离陈独秀被捕已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出狱后的他并不安全，时刻受着警察的监视，没有任何行动自由。在这窒息而无聊的空气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后，陈独秀感到十分郁闷和痛苦，于是便和《新青年》的同人商量着要秘密出走上海。
据当时正在北大学习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罗章龙回忆，在这段东躲西藏的日子里，刘文典的家一度成为陈独秀的“避难之所”。
对于这一段往事，刘文典在北大时的同事马叙伦后来也有详细回忆：“往在北平，中国共产党领袖陈独秀自上海来，住东城脚下福建司胡同刘叔雅家。一日晚饭后，余忽得有捕独秀讯，且期在今晚。自余家至福建司胡同，可十余里，急切无以相告，乃借电话机语沈士远。士远时寓什方院，距叔雅家较近，然无以措词，仓促语以告前文科学长速离叔雅所，盖不得披露独秀姓名也。时余与士远皆任北京大学教授，而独秀曾任文院学长。故士远往告独秀，即时逸避。翌晨由李守常乔装乡老，独秀为病者，乘骡车出德胜门离平。”也就是说，陈独秀在离开北京去上海前，一直是潜藏在刘文典家中的。
刘文典没想到，陈独秀躲在他家的日子，竟是他们最后的直接往来。今日陈独秀，已非昔日陈仲甫，因为五四运动，特别是被捕，他的影响力早已超出学界，成为众人景仰的“政治明星”。陈独秀被这种景仰所感染，他的政治思想开始出现重大转折，他将完全以一个职业革命家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他越来越坚定地奔走在为马克思主义呼号的路途上。
相应地，《新青年》编辑思想发生重大分裂，自1920年9月1日第八卷第一号起，“《新青年》从此由新青年社团‘公同’刊物，逐渐变成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思想宣传阵地，变成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新青年社团已不复存在”。正如胡适所说，“陈独秀便与我们北大同人分道扬镳了”，这“分道扬镳”的对象就包括已厌倦过多参与政治的刘文典。
陈独秀后来的命运，已是中国历史上无法回避的内容，不多说了。1942年5月，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决裂的陈独秀病逝于四川江津。听到这个消息，刘文典长长叹了口气：“仲甫是个好人，为人忠厚，非常有学问，但他搞不了政治——书读得太多了！”
人生就是一个圆，起点往往就是终点。或许连他们自己都没想到，他们的再次相逢竟是在双双归寂之后。陈独秀的遗骸后由其子陈松年运回安庆北门外大龙山麓安葬。而于1958年7月病逝的刘文典，晚年始终心系乡里，最终如愿魂归故土，安葬在安庆怀宁高家山（今属官秀区）上。
两座坟茔，相距不过两公里。胡适“破例”写文言序文
大约从1920年初开始，刘文典将治学方向定位于古籍校勘上。
这是他经过慎重考虑作出的决定。尽管自己很年轻就进了北大，当上了预科教授，并且一直积极参与学校事务，但在很多大儒名家的眼里，刘文典最大的本事只不过是会写骈体文罢了，“我之做过校勘的功夫，素来无人晓得”。
据刘文典的学生吴进仁说，让刘文典决意从事古籍校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想尽快在北大新旧两派人物面前证明自己。刘文典对于“北大怪杰”辜鸿铭的嘲弄，一直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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