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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荫麟 撰 王家范 导读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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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纲试读：

出版说明

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到晚清民国，进入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旧传统与新思想无时不在激荡中融汇，学术也因而别开生面。士人的眼界既开，学殖又厚，遂有一批大师级学者与经典性著作涌现。这批大师级学者在大变局中深刻反思，跳出旧传统的窠臼，拥抱新思想的精粹，故其成就者大。本社以此时期的大师级学者经典性著作具有开创性，遂延请当今著名专家为之撰写

导读

时间作为一种特殊的过滤器煞是无情。大江东流不止，潮起潮落，风行的未必就能传承，精粹遭遇冷落亦时或有之。所幸时光似水，反复冲刷筛洗，是沙砾是金子总会逐渐分明。真正的金子，即使因缘种种不幸遭际，被尘土无辜掩埋了，或迟或早都能再见天日。这是事理所使然，强制不得的。陈寅恪、吕思勉、钱穆、蒋廷黼等等不都是如此？！

这里，将要向大家推荐的是张荫麟教授（1905—1942）短暂一生留下的唯一著作：《中国史纲》，也属于数十年后重新发光的一个事例。为学贵自辟，莫依门户侧《中国史纲》，是当时教育部计划出版的高中历史教材《中国史纲》的第一部。1935年，张荫麟已从美国留学归来二年有余，任清华大学历史、哲学两系教授。受部聘后，他当即放下手里的其他科研课题，“遍咨通人”，潜心策划《史纲》体例和细目。还特别向清华请了长假，专致笔耕其所负责的先秦至唐以前部分。其余部分原计划邀请吴晗、千家驹、王芸生等分任。

未及二年，“卢沟桥事变”突发，国难当头，荫麟被迫离京辗转南下浙大、西南联大，其事遂不如愿。经诸多友人的催促力助，将此前已完稿的八章，加写《

自序

初版自序

再版自序

读过《中国史纲》的，多会惊羡它的文笔流畅粹美，运思遣事之情深意远，举重若轻，在通史著作中当时称绝，后也罕见（唯钱穆《国史大纲》可相匹敌）。全书没有累赘冗烦的引文考证，不故作深奥高奇，史事都以“说故事”的方式从容道来，如行云流水，可令读者享受到一口气读完不觉其累的那种爽悦。也因为读来悠然轻松，据我个人的观察，读者很容易轻忽了对著者构思和寓意的细心体察；一不经意，书中潜心涵泳所得的精警见地，屡屡就从眼皮下滑过。为此，我想先从著者的人格、学术风貌说起，或许对读者进一步体会本书不无帮助。

离荫麟去世才四、五年，谢幼伟博士著文怀念故友，就不无忧虑地说：“这一位天才学者，俗人不必说，即学术界中也许已忘记了他。他的著作以报章杂志发表的短文为多。这些短文到现在还没有集合出版，整部的著作仅有《中国史纲》，而这也只有浙江大学史地研究室的石印本。所以在某一时期内，他虽曾惊动我国的学术界，到目前他却很可能为学术界所遗忘。但他是最不应遗忘的一人。”此后，情况虽然还没有到谢氏杞忧的那么糟，文集、《史纲》海峡两岸还都出版或重印过，但流传不广。世俗总多势利和健忘，也是无可如何的。

张荫麟的名字，对今日大多数学人恐怕都会感到陌生。然而，恰如谢氏所说，回溯到三、四十年代，荫麟名声不小，曾被学界誉为奇才，受到了前辈和同龄学者的普遍敬重。1929年夏与荫麟同船赴美留学的谢幼伟博士，更是热情赞美荫麟为天才，在长篇的纪念文章里说道：“张君是天才，这是无疑问的。他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曾写过一篇《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寄到《学衡》杂志，《学衡》的编者认为是一位大学教授的作品。这一点即可证明张君的聪颖是远在一班学人之上的。所以大名鼎鼎的梁任公先生遇到了这一位年轻学生，也不能不特别注意，不特别赏识。”（《张荫麟先生言行录》）

荫麟来自广东东莞，自幼丧母，家境贫寒。1923年秋季考入清华学堂（时为留美预备学校）中等科三年级，直至1929年大学毕业，经历了清华学校改制的全过程。入学伊始，即如上述所记，不足18岁的荫麟，已经著文向老师梁启超挑战“老子出生”说，且考辨精细，征引经典凿凿有据，名惊京华。在继后的两年里，他在《清华学报》、《学衡》、《东方杂志》等一流刊物上发表的学术文章不下十余篇，涉及经学考据、中外交流史、科技史等多项领域，还参与了当时正轰动学界的（顾颉刚）“古史辨”论战。今天，重读这些论文，我们简直不敢相信，一个20来岁的学生，学术水准竟可以令当下有些大学教授汗颜。其中《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不仅大大扩充和修正了乃师（启超）关于这个论题的史料，而且对西学输入的影响以及清代并未因此而改变“科学（思想）不盛”的原因发表了精辟见解；《张衡别传》和《宋卢道隆吴德仁记里鼓车之造法》两文，则更应该看作首开我国古代科技史研究风气的力作，具里程碑意义（刘仙洲先生即如是说）。据不完全的统计，去美留学前的六、七年时间内，已积有学术成果（包括译文）40项。怪不得谢幼伟博士终发为“天才”的赞叹。

荫麟自号“素痴”，常用作文章笔名。我以为，无论从哪方面看，例如对学术的痴情专注，孤傲内向，不通人情世故，不易适存于现社会（友人谢幼伟、张其昀、贺麟、吴晗等回忆他的个性），以及治学“神解卓特，胸怀冲旷”（熊十力赞其学术境界），也包括过早地夭折，难享永寿等等，荫麟都很符合天才学者的特征。然而，如若只从个人天赋角度去理解，那很容易忽略了荫麟先生的许多更有价值的启示。

近代以来，人才成群，风涌而起，明显有过两个突出的高峰时期：一是晚清咸、同年间，以曾、胡、李、左、张以及围绕在他们周围的幕僚文士为代表。是时人才济济，不拘一格，政坛文气之盛为中古以来所未有。其中能集道德、事功于一身如曾、胡者虽凤毛麟角，但在经世致用一隅有卓识奇功，建树不凡的可以数出一大群。稍后在他们的影响下，还走出了一批最早通达世势、熟悉“洋务”的新人。二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具现代意义的各种学科相继滥觞，“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一代沟通中西的学科权威名家大抵成形于这一时期。假如说上一高峰“事功”派占尽风光，许多人物多似电闪雷鸣般倏然过眼，有力度而少余韵；那么第二个高峰承上辈及其时代的恩泽，别开新天地。是时激荡过后，“朝野”尚称“苟安”，中西文化教育往来更密。淡出“事功”的“学问”派那厢真现独好风景，其山高水长，遗泽后世且深且厚，更堪百年后回味不已。

荫麟生而有幸，亲逢学问盛世的文化滋润，并能以新秀的身份参与其间。他天性聪颖，造化把他从岭南送上京华，进入风云际会的文化中心，后来又留学西洋，确是时势造就了他天才有为。那时，“五四”个性解放、自由探索的新风吹拂神州，学术报刊似破土春笋涌出，自由讨论风气极盛一时。荫麟又直接生活在梁启超、王国维、刘师培、胡适、陈寅恪、吴宓、傅斯年、钱穆、顾颉刚（其中最年轻的，也比荫麟长十几岁，均属老师辈）等等一群知名学者辉映的人文光环下，犹鱼得水，遨游自如，才有了上面“少年英发”动人的一幕。

读荫麟的传记，最令我感动甚至妒忌的，是那个时代学者的气度和学术自由讨论的文化氛围。同在清华，哲学家贺麟比荫麟高三级，两人很快就成为终生挚友。据贺麟的回忆，荫麟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一个清瘦而如饥似渴地天天在图书馆钻研的青年。一天晚上，在梁任公的中国文化史演讲班上，梁任公从衣袋里取出一封信来，向听众中问哪一位是张荫麟。荫麟当即起立致敬。原来是荫麟写信去质问老师前次演讲中的某一点，梁先生在讲台上当众答复他。这事发生在荫麟已于《学衡》著文与先生商榷之后。他俩常去听梁任公的演讲，可见对先生的仰慕。但荫麟的脾气向不愿意拜访人（终生不改，时人称其为“怪”）。1926年夏，被贺麟拖着才第一次拜谒梁任公。先生异常欢喜，勉励有加，当面称赞荫麟“有作学者的资格”（另据王焕镳《张君荫麟传》，说“梁任公得其文叹曰：此天才也”。参见本书附录）。此后二三年中，他却从未再去谒见过梁任公。他很想请梁任公写字作纪念，也终于没有去请（见贺麟《我所认识的荫麟》，载《思想与时代》第20期，1943年3月）。还值得补一笔的是，1929年初，荫麟正在撰写长篇学术论文《伪古文尚书案之反控与再鞫》，针对梁先生燕京大学演讲《古书之真伪及其年代》而发。论文在《燕京学报》刊出时，梁任公已病逝。荫麟在文末特别有一段附语，说“此文初属草时，梁先生尚在世。本当重校付印，先生已下世，竟无从请问以决所疑矣。作者极不愿意于此时举其素所尊敬之学者之旨为错误之例。惟以爱真理故无法避免耳。”

有这样的老师和这样的学生，气度、风范尽在不言中，这正是那个时代的骄傲。荫麟与同时代学者多有评论商榷的文案往来，不独对梁任公。本着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天则，对其他师辈如周树人、陈寅恪，年长而刚负盛名如顾颉刚、冯友兰，他的评论也总是“是则是，非则非，毫不掩饰，毫不客气”，而被评论者都豁达大度，师长更以奖掖新进的态度深许之，至少也不会像现在那样，弄不好就扯到别的地方去。不信，可以去读寅恪先生诗：《挽张荫麟二首》（载《陈寅恪诗集》第31页）！

荫麟一生信奉恪守的治学格言，是“为学贵自辟，莫依门户侧”（《致贺麟留美赠别诗》）。荫麟在他光采而短暂的一生中，这种个性气质实在是太强烈了，因此也特别地感人。诵读他的学术论著（也包括教材的编写），我们处处都能触摸到那种不甘因循剿袭，勇于求新求突破的自由创造精神。这再一次证明，寅恪先生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决非义宁一人所独执，而曾经是沐浴了“五四”精神那代人的真诚追求。那时，“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话很流行，没有任何权威偶像是碰不得，不可说不的。这样的氛围不可复得。唯其如此，优秀学者于“五四”后一二十年内成群成队地喷涌而出，才可以被通解、被体认。

这种不依门户、自由创造的风格，决非世俗常见的那种无端狂妄，藉浅薄挑战名家以求一搏。荫麟从心底里尊敬一切有学术成就的前辈和师友，细微地体察汲取一切有价值的学术创造，治学厚实而见地敏锐，执著底定而鄙薄趋俗。据说他最崇拜的是章太炎，对梁任公表面上“敬而远之”，再而三地“挑战”，内心实则一往情深。熟悉他的朋友说，荫麟最钦佩任公文章“笔锋带有情感”，“张君的文章颇受任公的影响，一篇之中总含有多少任公的笔调”。

那时，刚从经学考据的桎梏中叛离不久，国学的根子依然深扎在一代新学的底部，欲连根铲除（也毕竟铲不尽）那是几十年后的事。荫麟的学术是以考据起家的，很见功力。对太炎先生服膺至深，即是明证。有人统计，他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文章都涉及考辨，学问有根据而不流于空疏。然而，荫麟可贵的是，承传而不因循，勇开风气敢为先。荫麟曾对谢幼伟坦言：“写考据文章是很容易的”，言之似极轻松。反之，为了《中国史纲》，他却喟叹：“写这种文章是很费苦心的。”一轻一重，其味无穷。

在阐明这轻重内涵之前，我先得把荫麟对任公的纪念文章拿出来，一则彰扬他对老师真诚而不带一丝虚假的爱（这是最有价值的尊师），一则为理解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提供一份证据。据现在掌握的材料，梁任公刚去世，“全国报章杂志，纪念追悼他的文章，寂然无闻”。荫麟在甫将赴美前夕，即草写了《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一文，首次从学术史演进的角度，将老师一生智力活动划分为四期，分别评估他在各时期的“特殊贡献与影响”，客观公允，敬仰之情含而不露（载《学衡》第67期。贺麟所述赴美后一文，已是第二篇，记忆有误，不赘）。十多年后，他所参编的《思想与时代》特地刊登了张其昀录存的任公未刊遗札中数十事为《梁任公别录》，荫麟亲为之跋。文章起首即声情并茂：

此时为此文，不禁起予空谷足音之感也。方戊戌前后，任公之在文界，何啻如旭日中升？一篇之出，百数十万人争诵。曾不四十年，后生已罕或能举其名。其一知半解者，甚且为蚍蜉之撼。“或荣誉若天仙光宠，消逝时迅越流星”，歌德之诗，可为任公赋矣。接着大段论述任公与政的种种曲折，反驳攻击者，并检讨自己十年前“年稚无知，于（先生）民国后之政治生涯，妄加贬抑”，评析平恕允直，可与寅恪先生《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对读，此处略过。笔锋转至学术，荫麟说道：

以言学术，世人于任公，毁誉参半。任公于学，所造最深者唯史。而学人之疵之者亦在是。以为其考据之作，非稗贩东人，则错误百出，几于无一篇无可议者。实则任公所贡献于史者，全不在考据。任公才大工疏，事繁鹜博，最不宜于考据。晚事考据者，徇风气之累也。虽然，考据史学也。非史学之难，而史才实难。任公在“新汉学”兴起以前所撰记事之巨篇，若《春秋战国载记》，若《欧洲战役史论》，元气磅礴，锐思驰骤，奔砖走石，飞眉舞色，使人一展复不能自休者。置之世界史学之林，以质而不以量言，若吉朋、麦可莱、格林、威尔斯辈，皆瞠乎其后矣。（《跋梁任公别录》）

此跋的文风，酷肖乃师，磅礴之势不减。活泼泼的荫麟就是这样：对自己素所尊重的老师，他不讳言其短，“才大工疏，事繁鹜博，最不宜于考据”，寥寥几笔，可谓弹无虚发，正中鹄的。而于先生史才、史识之长尤三致其意，领悟深得精髓，亦属“就有道而正焉”。我作教师的有经验，百依百顺的，尽说好话的，未必就是最好的学生。还是贺麟说得极有余味：“哪知这位在学生时代质问梁任公批评梁任公的荫麟，后来会成为梁任公学术志业的传人。”梁任公是个大忙人，晚年转而治史已时不待我。荫麟靠着他对前辈史才、史识的独具慧眼，《中国史纲》的创制获得了非凡成功，而这便是对老师最好的回报。

从上文即可读得荫麟的心声。他绝对不是故意看轻考据。考据是很苦的事，是一种特别的工夫，只有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做出实在的成绩。然而，不以考据为底止，注重推出义理，这才是荫麟治学的个性特色。而且，这义理也是经过改造，充实了新的内涵的。他的治学理路，在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写给张其昀的信中说得最明白：“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海峡两岸《文集》均有载录）所以，他对谢幼伟说的一易一难，决非故作危词，内中大有深义存焉。这实际关联着一个时代大话题，就是：考据与义理的关系。

我以为谢幼伟的确算得上是荫麟的钟子期了。荫麟选择对谢氏发此骇俗之论，亦可谓“择其善鸣者而鸣之”。荫麟死后五年，谢氏在纪念荫麟的文章中作了如下的发挥：“写通史是需要思想，需要有很高的识解的。有人认为专门弄考据的人是思想上的懒惰者，这虽不见得完全正确，但若在考据上兜圈子而不能有进一步的工作，则至低限度，这种人是难得有什么思想可言的。考据必进至义理，必以义理开拓其心胸，然后使考据不落空。一位良好的历史学者不能光是一位考据家。不管他的考据做得怎样好，然只是史料的提供，不是史学的完成。史学的完成，有待于史学家理解的深入和同情的洞察。这一点又须待史学家具有史学的修养。治史学的而不兼治哲学，这是一种缺陷。”（《张荫麟先生言行录》）

荫麟在新史家群雄纷起的那个年代，能够独树一帜，特具风骨，确实应该归诸他不满足现状，不随众亦步亦趋。众史家中，他是最先觉悟到史学的改造创新，应该借助哲学革新理论观念和思维方法，借助社会学认识历史上的社会构造和社会变迁，以滋补旧史学义理的“营养不足”。可以这样说，在史家中，对西洋哲学和西方社会学了解的广度和深度，当时无人可与之伦比，独居翘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从《“可能性是什么”》、《论同一》等文来看，世纪初西方一些哲学新潮已进入他的视野，如柏格森、罗素、怀特海、斯宾格勒；特别是现象学刚兴起，荫麟就注意到了，这在中西哲学交流史上也值得记一笔。

当时，编著中国通史蔚然成风，因为学识才华的特殊，学者普遍对荫麟都期望很高。钱穆在1942年底，把他的《中国今日所需要的新史学与新史学家》一文作为对荫麟的悼念，发表在《思想与时代》杂志上。文末即说：“故友张君荫麟，始相识于民国二十三年春夏间。时余与张君方共有志为通史之学。当谓张君天才英发，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诸科，学既博洽，而复关怀时事，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止。然则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岂期天不假年，溘然长逝。”史家偏好经验事实，一般很少像荫麟那样深陷于哲学沉思。因此，熊十力耐不住破门而出，说道今之言哲学者，或忽视史学；业史者，或诋哲学以玄虚，二者皆病。特赞张荫麟先生，史学家也，亦哲学家也。其为学规模宏远，不守一家言，使天假之年，纵其所至，则其融哲史两方面，而特辟一境地，恢前业而开方来，非荫麟莫属（《哲学与史学——悼张荫麟先生》，1943年）。

荫麟天性聪颖，但他从不自恃天赋而学点偷懒。束书不观，空谈义理，天才成为无知浅薄的狂汉，荫麟是不愿为之的。荫麟治学的勤奋几乎近于癫狂。每写一篇文章，精神高度集中，老是几晚不睡觉，直至文章一气呵成时，然后才大睡几天，大吃几顿。寓所里满地满床的书，东一本，西一本，凌乱狼藉得不成样子，他也无所谓。到病重的时候，他开玩笑地对友人说：“我从今后要学懒了。”可他还是做不到，劝他改读点轻松的小说，改不了习惯，依然捧起哲学书，手不释卷，直至临终。因为读的书极多极广，著文不论古今中西，随处触发，总见火花。他的时评也写得极犀利明快，有时惹得当局十分恼怒。在史学、国学、哲学、社会学四方面所积功底，使他可以和当时任何一门专家对话。然而，通博并不是他的真正骄傲。荫麟对社会、对历史那种全局统揽和深刻洞察的独特把握能力，在当时才是出类拔萃，最具价值的。

在我看来，荫麟《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两文，代表了他那个时代史学理论认识的制高点。有些观点后来不仅未有超越，甚至有所倒退。关于这个话题，将留在下一段落再作讨论。最后，还想特别要说说他的一篇不容易引起注意的短文：《玩“易”》。1956年台湾版《文集》就因疏忽（或别的什么原故？）而漏收，实在不应该。因为，这代表着他关于社会进步一种独特的历史思考。

这篇短文写定于1933年9月。从文内“异国晚秋”字句推测，写作的时候人还在美国。荫麟借发挥《易经》的哲理，实际谈的主题是社会变迁和“革命”。这么一个很深奥的社会哲学问题，他却几乎是用了散文诗的形式来表述，很含蓄，也很深沉。短文直指《易经》的着眼处在生命，故曰：“生生之谓易。”而近世流行的“革命”一词又恰好是从《易经》“革卦”里推演出来的。与时潮最不同的是，文内反复申述，要把“易”应用到“革命”上，要懂得革命是新生，要懂得“生”是不能急催的，不能揠苗的。社会秩序原是活的，原是一个活的有机体。所以革命的“命”要当生命解。只有创造新的生命才能革掉旧的生命。不然，革命只等于寻死。他极为感慨地说道：“创造新的生命，以一个新的社会秩序易一个旧的，那岂是病夫易室，贵人易妻那样容易的事，而急促得来的？”用不着我多加饶舌，熟悉百年来思潮变迁的学人，都能掂出这些话的千钧分量。这才是真正经得起百年历史检验的义理。我要补一句的，这里反映出了荫麟对孔德、斯宾塞以来的社会学基本学理的圆熟运用，而且妙在不着痕迹，极似寅恪先生的风格。所以他对历史的考察，往往侧重社会层面，在制度的创设和功能演化方面，非常用力，颇多新的洞见。这种史识后来被应用到对历史上农民起义和改革、改制的全新诠释上，极其成功，如《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之乱（一失败之均产运动）》、《南宋亡国史补》和《中国史纲》第十一章《改制与“革命”》。行内人读了多能体会这些文篇在史学史上的特殊价值，但一般读者则未必。尤其是前两篇，形似考辨之作，更不合现在读者的口味。除专门理论探讨文章外，荫麟的史学论述风格，是从不脱空搬弄理论概念，横插大段议论，义理即寓于史事铺叙之中，偶有一二句点睛之笔，亦淡淡而出，极容易被放过。或许这就是中国史学的传统，所谓《春秋》笔法。读者宜多加咀嚼，细细消化才是。众窍无窍 天然自成

编著新式通史肇始于本世纪之初。1900年，章太炎先生发表《中国通史例略》，首先发起设计新通史的动议。梁任公随即响应，于1901—1902年开始酝酿写《中国通史》，但始终未能履践心志（荫麟对此最感痛惜），留有一些关于通史新体例的设想和春秋、战国《载记》、《年表》等片段尝试。最早真正付诸实践并开创章节体“通史”的，要数夏曾佑及其《中国历史教科书》（写于1902—1904）。进入到三四十年代，编著中国通史教材已蔚然成风。据不完全统计，截止荫麟《中国史纲》出版时，至少已不下三四十种（此依《七十六年史学书目》统计所得）。

然而，到了1945年，顾颉刚先生编著《当代中国史学》时，却秉笔直书道：“中国通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然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录》或《纲鉴易知录》，极为枯燥。”顾先生的这些评点，对今日大多数教材还基本适用，最多增加了变相的《通典》，算是人事物俱备，实在是难为情。

当时顾先生认为较理想的通史，点名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共六人、七部。应该说，这一点评大体公允。荫麟的书虽未完成，顾氏为之惋惜，但仍给予刮目相看，亦见得《中国史纲》的价值。

荫麟刚刚经历颠沛流离，生活甫定之后，1940年2月在昆明为《史纲》写下了篇幅不短的《自序》。文气与正文迥然不同，读起来不轻松。一般读者在读完全书后，再去啃《自序》比较合适。《自序》，与其说是荫麟对《史纲》调度构思和剪裁史实标准的一个交代，毋宁说它更像是将《史纲》升华到历史哲学的高度，为理解整个人类史（不独是中国史）提供一种经他梳理过的理路。历史专业的学生若能将荫麟的理路与他的实践对照着反复品味，会加深体会熊十力所说的，“融哲史两方面”，境界就不一样。

我想首先要提到的，是荫麟在《自序》里说：“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冒险。”这话夹在大段理论阐发之中，很容易滑过。然而，这确确实实是个中人的肺腑之言。教了许多年中国通史，不能不常与教科书打交道。我有时也隐约觉得，通史好编，也最难编。所以，读到荫麟这句话，特别感到震动。

记得严耕望先生说过，中国通史必须折衷于重点与全面之间，并能上下脉络连贯一气，与断代史有别，与专史也有别。因为有此种种考虑，所以大学“中国通史”可说是所有历史系课程中最难讲的一门课。过去大学“中国通史”课程教得最成功的，耕望以为应该数钱穆宾四先生为最（据笔者所知，较晚还有一位，就是50年代曾在山东大学教中国通史的赵俪生先生）。

说到教材，严耕望认为，目前所有各种中国通史中，仍以钱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为最佳。此外，可以吕思勉先生的几部断代史为辅。他的理由是：钱先生才气磅礴，笔力劲悍，有其一贯体系，一贯精神，可谓是一部近乎“圆而神”之作，所以讲者可以拿他来作一条贯串的线索，也要诸生仔细的阅读。吕书周瞻绵密，可谓是一部近乎“方以智”之作，所以讲者可以拿他作为钱书之辅，以济钱书之疏阔。而且吕书征引原书甚详备，最便讲授者参考之用（详参《治书三书》，198—199页）。

严耕望是钱穆先生的得意门生。他关于通史课及其教材何以难的一番见解，我以为深得其中三昧。一部通史，假若不能绘出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和它独有的神韵气数，还是不写为好。耕望没有提到荫麟，这是因为《史纲》未得以窥全豹，故不在他讨论的范围。其中，“一贯体系、一贯精神”八字，最是要领。假若要压缩成一个字，那便是“上下脉络连贯一气”的“气”。

泱泱大国数千年，多少人事，多少典故，通史不可能细大不捐，应有尽有的写进去。事实上谁也做不到。正像荫麟说的，“即使（集合许多人）能如此做，所成就的只是一部供人检查的中国史百科全书，而不是一部供人阅读的中国通史”。通史，通史，它的独特的神韵就在“通”字上。行内人多有体验，编通史需要有高的识见和全局驾驭能力，最好是由一人通贯到底。他很像是一位具有艺术天赋的导演，要把历史舞台上的人和物、时间和空间调度得活灵活现。荫麟《自序》中之所谓“笔削”、“提要”，今人之所谓“剪裁”、“出思想”，全是为了做好“通”的工夫，使之生气盎然，全局皆活。烦冗枯燥，没有思想（或者说不敢有思想），光靠史料填充版面，就全然丢掉了“通史”的灵魂。

何谓“通”？我以为，从高处说，能凸显其意境者方谓之“通”。静安先生论文学，说是：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王国维《人间词乙稿序》）。其实史学也何尝不是如此。本世纪史学，冯友兰、钱穆均称有信古、考古、释古三派，其中信古一派，一般均不取。若以上面说的意境而分，一为致力于历史的抽象（抽象的程度可以不一样），以“释古”（即韦伯说的“理解”）擅胜，能给出一以贯之的“精神”（或荫麟说的“意义”），犹之于文学的“写意”。一为专攻描述具体的史实，以“考古”（即复原实像实况）争长，可比之于文学的“写实”，但也决不是三块、四块的拼盘，通史应该给出发展脉络清晰、阶段特征明显的“整体”（或曰“体系”）。“通史”的最高目标，自然是“精神”与“体系”二者统一。所造之境必合乎历史之自然，所写之意亦必凸显历史之真义。境与意能完全浑然圆融，恐怕只存于假设之中，“此曲只应天上有”。荫麟虽心向往之，也明乎此事仰之弥高，所以在《自序》里一再申明：编写通史有许多无可如何的“天然限制”（对这种相对的与绝对的限制，荫麟在《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一文里有详尽的论析），自己所做的“与所悬鹄的之间有多少距离”，只好付之读者的判断了。这不能作一般谦词读过，而是唯贤者能有之的真诚坦陈，甘苦尽在其中。

如果明白了“意境”之说，那我们就不会相信有所谓标准化的“国定”教材。假如把荫麟的《史纲》与吕、钱两书对照着读，就看得出上半个世纪的通史教材，成功的地方就是极有个性，多姿多彩。

吕著《中国通史》着眼处为社会的演化，在制度的考订梳理方面最具优势。今日虽不能说无可挑剔（毕竟许多专题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精细而富独见的地方在在皆有，极见学术功力，当日无出其右，现下亦颇可烛照“左愚”。不足的是条分缕析甚细，政治大势与制度沿革两部分又截然分开，从“通”的标准要求，算不得上上策。诚之先生读史之多，公认首屈一指，但在制度演化方面，也只能详于隋唐以前，而略于宋明之后，不可谓全备。这再次证实荫麟所说，通史之难，还在于人力的“天然限制”。这部书对专业学习（特别是研究生）很有用，由此再去读诚之先生的断代史、专史，实为登堂入室的最好门径。但最大的缺憾，就是不容易引起一般读者的阅读兴趣，因此流行不广。

这方面，钱穆《国史大纲》就异峰凸起，读者占有率之高，是完全可以想见的。一篇《引论》正可以视先生为当代贾谊，痛哭复长太息者再而三，特忧“中国文化命脉”的衰息断绝，“历史生原”的遽然中斫。当日情景，以严耕望的亲历记述为最真切。宾四先生才思横溢，民族情怀热烈，亦擅讲演天才，行文一如其演讲，词锋所煽，动人心弦，“一以中华文化民族意识为中心论旨”。是时正值抗战艰苦时期，一经刊出，大后方争相传阅，极一时之盛（详参《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国史大纲》可以说是以气盛情深而获取成功的一部通史。若以专家的角度来看，疏阔之议势所难免（耕望也委婉说到）。然最可斟酌的，倒是这种近乎自恋式的本位文化情结，不免对本属历史批判的应有之义，多有遮蔽回护，总欠几分冷峻。对近世的落后、变革的艰难，也缺乏深沉有说服力的内省。就通史不可或缺的制度和社会层面的揭示而论，《国史大纲》比起吕著要逊色，也是毋庸讳言的。

荫麟写《史纲》，上述两书均不及见到。与钱穆先生有所互商，详情亦不可而得（似读得过《引论》）。然而，以书论书，张著正介乎二者之间，平静冷峻有似诚之，而文采飞扬则不减宾四。思维切入的理路和注重社会全貌，与吕著更易谋合。他在《初版自序》中给自己规定的重点是：“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并详。”对历史全局因果的理解，特具哲学思辨的那种网状的发散性，运用起来又能不着痕迹，以平易浅显出之。我以为，这才是荫麟《史纲》的长处，而为上述两大家所不逮。遗憾的是，写出的毕竟是片断（包括两宋），还看不到他对国史全局统揽的“底牌”。所以，就通史的影响和实际成就而论，尚不能与吕、钱伦比。

与现今的风气大不同，作为一位在史坛已负盛名的专家，荫麟独把编著高中历史教材看得极重。说其鞠躬尽瘁不为过。临终前一直陪伺身边的好友张其昀追忆说：“他是一位饱学之士，能禁其阅书，而不能禁其运思。他念念于史纲之完成，虽在病中仍精思不休，而病势遂陷入深渊。”（《张荫麟先生的史学》）

在历史教材方面，荫麟不愿重蹈旧径，极想披荆斩棘，开出一种使人人能读、读而有所得的新体裁。这在他的《初版自序》中已交代得十分清楚，读者自可检阅。《史纲》体裁的创制是极其成功的。文笔的简洁优美，说理的平易生动，读者初展书，一股久违的醇香就会迎面扑来。

我一直在想，荫麟何以要这样做？要知道这正像他自己感慨的，深入而浅出，劳神费心，是“很苦的”。何况他对社会和历史的思索很投入，不少地方带有形上的色彩，超凡脱俗，沉潜睿永，最可以在这种地方显示高深。然而，这些高深的议论在《史纲》中竟消失已尽。他自己苦心“玩索”所得的体验，都化为了“以说故事的方式”淡淡托出。

我私下揣度，恐怕不仅仅只是为了“高中生”。荫麟志不在小。近世以来，生搬强灌的“道理”，不胜其繁。新概念、新名词满天飞，摧枯拉朽，气势逼人。蛮横之余，负面的效应就是人人高谈阔论，以主义角争高下，却忘掉了许多脚下最平易的事实，最通常的历史知识。无论上下贵贱，愚蠢的历史错误总不断重犯，就说明了这一点。荫麟写有《中国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物》、《说民族的“自虐狂”》两篇评论，可以窥见他这方面的思虑。与其空谈主义，何不即事求理？要求国人素质的提高，使他们自然地浸沉于历史的演化里，潜移默化，用心神会，不是比填鸭式训政更切实有效吗？

寅恪先生晚年潜心笺证钱柳因缘，自述其心志“不仅藉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联想及此，莫非荫麟亦欲以《史纲》“自验”其历史哲学运思的“深浅”？笔者不揣愚妄，对若干关节点，谬效前人“代下注脚”于下。不敢说能为先生“发皇心曲”，亦算是为读者诸君深入阅读《史纲》，从《文集》与《史纲》互读的角度，聊尽“导读”的微薄之力。

在构思《史纲》的时候，荫麟脑海里早就有了对历史大格局的思考。1933年，荫麟从美国寄回长篇论文《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简称《总结算》），刊登于当年的《国风》杂志。（台湾版《文集》所注刊名、年份均有误，此系去世后友人重刊以志纪念。大陆教科社版则未能入录，恐不能不说是智者之失虑。）教课之暇，我常以读历史哲学书籍作为业余爱好，这方面的信息也不算闭塞。我敢说，这是一篇超凡脱俗的历史哲学力作。读完《史纲》，再诵读该篇，许多意犹未尽的深义，真是“看山水底山更佳”。《总结算》对本世纪东西方流行的四种史观（目的史观、循环史观、辩证史观、演化史观），逐次论析其本义，“抉其所见，而祛其所蔽”，火候把握不温不燥，底见功力。令人敬佩的是，荫麟对这些各具方法论价值的思想遗产，都以一种独立思考的批判精神，用求实求真的历史感一一加以过滤，是则是，非则非，不偏执，更不迷信。经这种积极的思虑和批判，凸显出来的是本世纪最难得可贵的思维成果——对机械进化史观和单线一元决定论的摒弃，代之以宽阔发散性的整体思维。他的基本立场可以表述为：人类的历史是人自身创造自身的历史，“一切超于个人心智以外之前定（亦即先验的——笔者按）的历史目的与计划皆是虚妄”；“历史之探索，乃根据过去人类活动在现今之遗迹，以重构过去人类活动之真相。无证据之历史观直是谵呓而已”。

任何理论概念再好，比之于实际生活本身，总显出它的贫乏和单调。历史观念之于历史实际，亦是如此。近年来这一声音高起来：“让历史自己说话！”自然，历史哪真能自己说话？它无非要提醒我们，史学必须一步也不能离开对历史证据的搜集和甄核。历史不是为概念而活着的。相反，任何概念都必须经受经验事实的证伪。忠实于历史，乃是史家的职业道德。直到现在，通史的整体框架还是板结硬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拘泥于一些固定化的程式，出于这种或那种缘故，不能直面历史实际。重读荫麟写于50多年前的教材，不能不感慨系之；荫麟正是靠着他这种历史认识论的独立思考，《史纲》才会有不同于众、至今还光彩依旧的许多历史洞见。比之于他，我们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真不敢说。《史纲》只写到东汉建立为止。全书最精彩、最富学术价值的，是第二章到第七章。因为这六章，正好关系到我国历史走向最早的两次大转折，为认识中国历史的大关节，非同一般。在这六章里，荫麟层层交叠错综推进，着眼于历史复杂的因果网络关系，有放有收，构思极费匠心。我上节所说的对历史全局的统揽和深刻的洞察能力，这里体现得非常锋利。

现今中外史学界都有同感，中国社会有许多迥异于西方的历史殊相，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等等的传统和历史走向都极具个性。费正清在经历了长时期挫折之后，最后也不得不放弃“欧洲中心史观”，承认必须“以中国看中国”。然而这并不容易。70年代后期，哄闹了好一阵的“封建专制主义批判”，像是“灯谜大会”，很能说明生活于“此山中”也未必就识得“真面目”。原因很多，重要的一点，在作出得失是非的历史价值判断之前，最吃紧的倒是必须从源头清算起，弄清中国社会何以会一步步的走到后来这样的田地。

辟头就是问题，如何定位中国文明历史的开局？荫麟在前述论文里，对黑格尔以来“目的论”史观的批判用力最艰，其中大有深义。

通史界对“目的论”一词多觉陌生。这么玄乎的问题与我们有何相干？然而，只要往深处想，许多已习以为常的国史判断，思维背后的潜台词，不都有“人类史为一计划、一目的之实现”（黑格尔）的意味？这种先验的“计划、目的”，可以托为“天作之君”之类的神学体现，也可以化为“世界精神”的意识产物，即使是以“社会组织递次演进”的“必然规律”来强行框架特定的具体的民族历史，所谓“五步论”中国也“概莫能外”，从哲学意义上说，不都是“目的论”的翻版？！

第一个显例，即为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制社会”。所幸现在相信的人越来越少了。我至今最不能理解的，商代历史里野性的气味（例如人殉、牺牲等等）较浓，还容得联想。“郁郁乎文哉”的西周，还一口咬定它仍为“奴隶制社会”，岂不是硬闭起眼睛，存心不想辨认历史事实？史学为着“概念”活着，史学还有什么生气？

第二章《周代的封建社会》，是荫麟对先秦历史文献多年潜心研究心得的晶体，先行刊登于1935年《清华学报》。他通过九个角度的组合，绘声绘色地揭示出了周代社会的整体面貌，包括社会各阶层、城乡生活状况、政治管理体制乃至意识形态等方方面面，静态的和动态的演化史迹，说得都有根有据，平和易懂。在所有通史教材里，对周代社会的整体勾勒，我至今还没有看到比荫麟更周全、更清晰的，无一句落空。

通过九节逐次的生动描述，读者可以信服地看明白：周代既没有希腊、罗马那种“奴隶制社会”的模样，也与西欧中世纪的“领主制社会”迥然相异。它就是具具体体的一个社会历史个案，是由我们祖先独创的，有一无二的中国式的“封建”，以家族、宗族聚邑为基础，由部族方邦联合，而进至以宗法制为纽带的“封邦建国”，“散漫”（注意，这是荫麟的特别用词）的“封建”。再走下去怎样？稍后就说到。

荫麟并不回避奴隶问题，而且描述细致具体。但置于他的整体结构之中，奴隶的地位、作用也是一目了然，不容有异想天开的余地。对奴隶，我们有许多先入为主的“夸张”。荫麟在书中具体比较了贵人的奴隶与乡邑农民（庶民）生活处境的同异后，说道：“（庶民）他们的地位是比奴隶稍为高贵；但他们的生活殊不见得比奴隶好。”说的是在特殊的情景下，苛税杂役法外扰民。荫麟就是那样地真诚，不肯迁就流行，不愿意把话说死。说死了，历史就不是活生生的，可以让人回味的。试想数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里，这种情形在史书中不就经常见到？极端的例子，明清河北正定、河间一带专出太监，怎么理解？为什么好好地不当自由的农民？要说有“奴隶社会”，一座大观园不就是，还用得着到说不清的商朝去找？！

如果不是过于偏执观念的成见，能说荫麟描述的不是实实在在的周代历史？对周代社会认识之重要，还因为它关联着对中国历史能不能有一个连续把握的历史通感。只要前后上下打通去思考，问题也就不难豁然解开。于此，荫麟在第二章第一节开首的点睛之笔：“周代的社会组织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史的基础。”看似平易，却有千钧之重。

我特别佩服荫麟敏锐的历史通感。其时，地下考古发现还很有限，对几千年前社会基层，一般人的聚落生活遗址，全然无知。他完全是凭着文献捕捉到历史灵感的。今天，早于商周以前，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也越来越丰富，完全证实了以同一血缘的家族、宗族聚合在一起的聚落——“乡邑”，始终是上面屡经变迁的国家（从方国、王国到帝国）政治的基础。原先陕西姜寨发现的是以公共广场为中心的同心圆模式，大中小房子分五群圆拱围绕着广场（像是公社集会的场所）。我曾自作聪明地提问：是什么时候，我们的民居聚合离开了“罗马广场”而变成排房模式的？很快考古发现证明这是一个假问题。在辽宁，在湖南，连续发现了五六千年前的聚落遗址，竟然活脱脱的就像旧时我家乡村落的排房，五排、六排的，一个村落；南方还发现了一条小路通向远方，“小桥”流水的画面似在眼前。你说奇特不奇特？数千年里我们绝大多数人口就没有走出过这一情景。最近十来年，才有了一点点走出的样子。

什么“人人普遍皆奴隶”？什么“奴隶军事集中营”？现在觉得真有点好笑。许多前贤的感觉我们都疏离了。他们老说，一家一户，同族相拱相助的乡村生活，在平日里是“自由”的、“平等”的，除非天灾和从外面冲进来的人祸（参许思园《中西文化回眸》，华东师大版。荫麟书里也有类似的描述。）现在想想，那时同族相聚，“死徙无出乡”；即使到了郡县制时代，“天高皇帝远”，政府只设到县一级，若风调雨顺，老百姓所求不高，外面的人也不大管，这情景也真有点像。否则，《老子》里关于“小国寡民”的描绘，《桃花源记》里的世外村落，想象的根据哪里来？！汉吕后、唐武则天年代，上层、宫里杀得天昏地暗，甚至“阴阳倒错”，只要不苛政猛如虎，还懂得“休养生息”，连正史也承认，是时天下尚称“义安”，百姓“逸乐”。这情境现代洋人不容易看明白，从山村里走来的多少都能体验。上面变化万千，底层依旧如故。什么“王”、什么“帝”，只要能给我安静，都无所谓。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样的水，这就是直到开放以前中国的历史底蕴：数千年以不变应万变。

由第二章而下，直到第七章秦统一止，实际整个成一系统。这是有关中国历史走向的一个大关节。对这种历史变动，在第二章第一节，以优美似散文的笔调交代了总的态势：“春秋时代的历史大体上好比安流的平川，上面的舟楫默然潜移，远看仿佛静止；战国时代的历史却好比奔流的湍濑，顺流的舟楫，扬帆飞驶，顷刻之间，已过了峰岭千重。”

历史有静和动两方面。前者，荫麟称之为“一个有结构的全体之众部分的关系”，亦即社会学里的“社会结构分析”。“周代的封建社会”一章主体部分，用的就是这种方法。相对于静的结构的描写，后五章，就是荫麟称为的“变动的记录”，有时就径称“演化”。它所涉及的，相当于社会学中的“发展”和“变迁”两个范畴。荫麟的基本立场，在《自序》下半部分作了扼要的说明。

吕思勉、钱穆在他们的通史引论里，都说到“人类已往的社会，似乎是一动一静的”，吕称之为“生命的节奏”；“人类历史之演进，常如曲线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线以前行”，钱称“历史的风韵”由此而异。这都说明由辨同异而断动变，是通史家着力入针的“要穴”。历史的静不好写，但动的历史更难驾驭，特需要识见。荫麟称自己是倾向于“演化史观”的。但在《总结算》里特别申明，他与近世流行的进化论之间有不少原则性的分歧。他所特别不能苟同的，一是崇尚“突变”。他说：“吾人若追溯其过去之历史，则必为一演化之历程；其中各时代新事物之出现，虽或有疾迟多寡之殊，惟无一时焉，其面目顿改，连续中断，譬若妖怪幻身，由霓裳羽衣忽而为苍髯皓首者。”这层意思，在关于春秋战国变化态势的描述里，已经用近乎文学的语言表达得很生动。二是迷信“必然”。荫麟主张：“一切民族之历史之通则，宜从一切或至少大多数民族之历史中归纳而出结论。其能立与否，全视乎事实上之从违。”他戏称郭沫若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所执世界同一的演化程式，为“一条鞭式的社会演化论”，是“欲将我国古代生活记录生吞活剥以适合之”。

荫麟后一段意思，需要略为申述一下。我试问过自己，什么叫历史必然？天下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中国的历史也是一步一步慢慢踩踏出一条路来的。回过头看，曲曲折折的长路，一直连到天地洪荒，一代接一代的人，精心算天算地算己，都算不准确，那长程轨迹、那总结果却是明白的。因此，一定跟“理念”有偏差，跟别的国家、民族更不一样。事后，对这种结局作因果的清理，便得出了所谓的“必然”。以后呢，以后再说。历史学家除此而外，还能做什么？

当然，荫麟对这种“过程”的历史感觉，决不会像我上面说的那样浅陋。他既有高度，也有深度，把这称之为“定向的发展”。他说：“所谓定向的发展者，是一种变化的历程。其诸阶段互相适应，而循一定的方向，趋一定的鹄的者。这鹄的不必是预先存想的目标，也许是被趋赴于不知不觉中的。这鹄的也许不是单纯的而是多元的。”（《自序》）我想，这就是荫麟对多元发散性思维一次成功的运用。

西周之后，中国历史走向如何？荫麟在刚开始说西周时，就早早埋下伏笔，它实际上是后五章的总起：“从这散漫的封建的帝国到汉以后统一的郡县的帝国，从这阶级判分、特权固定的社会到汉以后政治上和法律上比较平等的社会，这其间的历程，是我国社会史的中心问题之一。”一千来年的变动轨迹及其特征，荫麟的归纳就这样要言不烦。

中国的历史虽然还有许多问题一时还说不清，但她的神韵读多了总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荫麟这一个“散漫”，一个“统一”，真是把前后两种不同的历史意境点化得“神”了。在之前，中国人还没有享受到“大”的好处；在之后，中国人从此也要同时备尝“大”的难处。这种历史的通感，荫麟犹如名医，号脉是如此准稳。

商周王国（荫麟称“帝国”，因为商王或周王有时也自称“帝”），绝对不像现今有些史家说的，已经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它更像是一个散漫程度略有差异的方邦联合，但都必须以我（商或周族）为核心，不是平等的联合（有君臣的名分）。它明智的地方，表现在尽可能不破坏原有方邦的社会组织，稳定基层，“一国多制”。正像荫麟说的，周人实行的是地方分治：“在一个王室的属下，有宝塔式的几级封君，每一个封君，虽然对于上级称臣，实际上是一个区域的世袭的统治者而兼地主”，“诸侯国的内政几乎完全自主”（第二章第一节）在中国历史上，只在这个时期才有真正名符其实的贵族。如果这种历史格局一直延续不变，那中国的历史也许与欧洲的历史不会有那么大的差异，不至于后来谁也认不得谁，如同陌路人。

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周的“礼制”再完美、再周密，也抵不住人性恶的情欲本能。世袭贵族阶级（公室、卿、大夫）为算计自己的利益，算计别人的利益，“宗族和姻戚的情谊经过了世代愈多，便愈疏淡”，“名分背后的权力一消失，名分便成了纸老虎，必被戳穿”（第二章第九节），终于不断地相互争斗、相互残杀，出新招，换花样，竟把一个旧的社会秩序给毁了，也亲手把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送进了坟墓。在春秋战国的五百多年里，再没有比贵族阶级渐次消灭再重大的事件。不知不觉中，所有好事、坏事，都围着这个中心转；谁也没有料到，人人都在唱“葬花词”。中国历史朝着另一方向走去。这就是荫麟化了五章的篇幅（其中包括相应的思潮起伏，此处割爱不赘），讲了许多故事，要托给我们的这种特具中国韵味的“动的历史记录”。

对这一变动，前辈史家间的价值评判颇有出入，但大历史的构架都是一致的。其中以诚之先生说得最明白。他把中国古代史分为三个时代：（甲）部族时代，（乙）封建时代，（丙）统一时代。钱氏《国史大纲》大体也是循这一思路定纲目的。荫麟在《史纲》里没有总括，但与吕、钱两家完全不谋而合。读者可以比照现行通史，孰者真实，依史有据？！

我的感慨，不奇怪别的，只是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些人总爱抱着“自古以来论”不放。假若什么都是“自古如此”，那你还搞什么历史研究？！现在的有些名家，与前辈不同的，就是市场意识太浓，走走，就像戏台上拿话筒唱假歌的明星。

第7章第3节，荫麟破例地引证了秦始皇纪功石刻的原文，然后似乎很不经意地写道：“在这幅员和组织都是空前的大帝国里，怎样永久维持皇室的权力，这是始皇灭六国后面对着的空前大问题，且看他如何解答？”

荫麟没有能把《史纲》写完，但就在上面那段不经意的点题里，已经把此后全部历史的总题目交代给我们了。这就是大家的笔法。

从此，“乃今皇帝，壹家天下”，中国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贵族，满天下多是流动的官，直到宣统逊位。在考试（科举前亦有考试）面前人人平等，布衣卿相，平地“跳龙门”，但到头来都是为皇帝打工。好处是“人才市场”资源充足，不老实，招别的人来打工。所以，唯有已故傅衣凌先生一语中的：中国古代的体制，不在“长期停滞”，妙在“最富弹性”。这很可以为荫麟“汉以后政治上和法律上比较平等的社会”下注。否则，读者很容易误解。

试想，此后二千来年，所有的历史还不是围着这“空前”的“大”字，一代一代的不停地补苴罅漏，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为“铁打”的君王与“流水”的职官之间的关系，为宽猛、收放、和战、治乱等等难题，费尽心机。其中历史学起了关键的作用。前车倾覆，后者修轨；拨乱反正，正又复生奇。我们的全部古代政治学，都写在《资治通鉴》之类的史书里头。平心而论，成功是巨大的。林语堂好刻薄，记得他说过：“不管怎样，无论怎样混法，能混过这上下五千年，总是了不起的，说明我们的生命力很顽强。”（大意）能说语堂先生刺耳的幽默里不包含真理？《中国史纲》刚开了头，例如关于汉武帝的经济对策、关于王莽脱离实际的改制闹剧，都写得很有意思。在两宋的遗篇里，对兴亡盛衰的讨论要更深入得多。

总之，中国历史可以回味的地方很多。荫麟《史纲》里值得回味的地方也还有很多。最后，我要郑重地向读者宣传：真正生动的、真实的通史，如荫麟那样，应该是大有读头的。写定于1999年8月9日参考文献：（1）《张荫麟文集》，伦伟良编，台湾“中华丛书委员会”出版，1956年。（2）《张荫麟文集》，张云台编，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1993年。（3）《当代中国史学》，顾颉刚著，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1998年。自 序

这部书的开始属草，是在芦沟桥事变之前二年，这部书的开始刊布，是在事变之后将近三年。

现在发表一部新的中国通史，无论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上看，或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都可说是恰当其时。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上看，我们正处于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转变关头，正处于朱子所谓“一齐打烂，重新造起”的局面；旧的一切瑕垢腐秽，正遭受彻底的涤荡剜割，旧的一切光晶健实，正遭受天捶海淬的锻炼，以臻于极度的精纯；第一次全民族一心一体地在血泊和瓦砾场中奋扎以创造一个赫然在望的新时代。若把读史比于登山，我们正达到分水岭的顶峰，无论四顾与前瞻，都可以得到最广阔的眼界。在这时候，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向道路，作一鸟瞰，最能给人以开拓心胸的历史的壮观。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过去的十来年可算是一新纪元中的一小段落；在这十年间，严格的考证的崇尚，科学的发掘的开始，湮没的旧文献的新发现，新研究范围的垦辟，比较材料的增加，和种种输入的史观的流播，使得司马迁和司马光的时代顿成过去；同时史界的新风气也结成了不少新的，虽然有一部分还是未成熟的果。不幸这草昧初辟的园林，突遇狂风暴雹，使得我们不得不把一个万果垒垒的时代，期于不确定的将来了。文献的沦陷，发掘地址的沦陷，重建的研究设备的简陋，和生活的动荡，使得新的史学研究工作在战时不得不暂告停滞，如其不致停顿。“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英贤，固尚有之；然而他们生产的效率和发表的机会不得不大受限制了。在这抱残守缺的时日，回顾过去十年来新的史学研究的成绩，把他们结集，把他们综合，在种种新史观的提警之下，写出一部分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岂不是史家应有之事吗？

着手去写一部通史的人，不免劈头就碰到一个问题，以批评眼光去读一部通史的人，也不免劈头就碰到同一的问题，那就是，拿什么的“笔削”做标准？显然我们不能把全部中国史的事实，细大不捐，应有尽有的写进去。姑勿论一个人，甚至一整个时代的史家没有能力去如此做。即使能如此做，所成就的只是一部供人检查的“中国史百科全书”，而不是一部供人阅读的中国通史。那么，难道就凭个人涉览所及，记忆所容，和兴趣所之，以为去取吗？这虽然是最便当的办法，我怀疑过去许多写通史的人大体上所采的不是这办法。无怪佛禄德（Froude）把历史比于西方的缀句片，可以任随人意，拼成他所喜欢的字。我们若取任何几种现行的某国或某处通史一比较，能否认这比喻的确切吗？但我们不能以这样的情形为满足。我们无法可以使几个史家各自写成的某国通史去取全同，如自一模铸出，除是他们互相抄袭。但我们似乎应当有一种标准，可以判断两种对象相同而去取不同的通史，孰为合当，孰为高下，这标准是什么？

读者于此也许会想到一个现成的答案；韩昌黎不早就说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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