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北平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第二父母试读：
师恩何以浩荡
谭维明读了长篇纪实文学《第二父母》，心头为之一震。
歌颂老师的文章我读过不少，大多没留下什么印象，这本却能将我牢牢抓住，一口气读下去。作者通过扎实的叙述，将一个容易写俗的感恩主题阐述得极其动人。这不是那种司空见惯的师生情，而是展示出非常独特的精神传承关系：无数品格超拔的老师，用他们的言行滋养了一个个生命；父母生育了我们的肉身，而老师给予我们灵魂。
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作者刻画了数十位教师的群像。故事中的人物，有血有肉，性格鲜明，可亲可敬。黄北平不但是一个懂得感恩的性情中人，也是一个记忆力超强的有心人。凡是给他传过道、授过业、解过惑的，他都一一表达了发自内心深处的敬意。通过他的深情讲述，我们看到了老师这个教书育人群体的精神风貌。由于跨度数十年，读完此书，我们也触摸到中国当代教育的历史脉搏。还不仅仅是教育，还有人心与社会的嬗变，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视为一部中国当代史。
自德先生、赛先生跨进国门，“知识改变命运”的口号就在中国大地叫响。实事求是地说，我是靠读书、靠掌握知识改变了命运，从南充一座深山走进大都市，一步步成为教育事业的建设者。黄北平也是同样从大巴山夹缝中走上了医学道路。我们自然要感谢改变自己命运的知识，但更要感谢传授知识的人，因为他们不仅传授给我们知识，还教给我们更重要的东西——精神品格。他们并不是在培养知识的拥有者，而是在培育具有伟大抱负和善心的正直之士，培育那些能承担人类理想的勇士。
在我任教期间，黄北平是一个勤奋好学的学生，在我离开南江到成都工作之后，与大学时代的他有了密切接触，也曾给予过他力所能及的帮助。可以说，我是看着他从一个上进的学子成长为一位优秀的牙科医生的。黄北平是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的人，他爱好甚多，尤其热爱文学，在竭力为患者服务的同时，创作了好几部具有真情实感的好作品，也赢得了读者的喜爱。个人的历史是自己用辛勤的汗水书写的，我祝愿我的学生黄北平有更丰硕的收获。
我愿意作为一个读者，再次向各位推荐这部真挚、深情的作品。
（作者系四川省政协常委、四川省政协科教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篇堰塘湾的水井
自1969年至1974年，我在仁和小学读书。
万丈高楼平地起。小学是一个人接受教育的黄金阶段，教育家关鸿羽这样说：“养成教育是管一辈子的教育，是教给少年儿童终身受益的东西……孩子年龄小的时候就像一包熔化了的铁水，它可以浇铸成各种各样的形状。但等孩子长大了，就像冷却了的铁水变成一块铁砣子，再改变就困难了。”儿时的记忆已被时光的砂轮打磨得差不多了，只有那些最重要的事情才会在大脑皮层留下浅浅的印痕。荒唐岁月，小学老师是怎么对我们这一包一包的“铁水”进行“浇铸”的呢？如果尊敬的读者多少有那么一点兴趣，就请跟随着我儿时的脚步，穿越时空隧道，听听我启蒙路上遇到的故事，感受一颗童稚心灵的成长历程。由北京变来的名字
1968年，我七岁，该上学了。
爸爸领我到仁和小学去报名。“老黄，你把娃儿领回去吧，今年我们学校不招新生。”没想到，当头泼来一盆冷水。“为什么呀？我这娃儿已满了七周岁，该发蒙了，耽误不得啦。”父亲很着急。“老黄，对不住呐。我们调查发现，1960年和1961年两年全公社出生才十来个娃娃，都招不够一个班。没办法，你得等到明年。加上1962年出生的几个娃娃，收一个班虽然勉强，但明年一定招生。到明年，你再带着娃儿来报名上学吧。”学校领导诚恳地向爸爸解释道。“是这样啊，那只好等明年了。大娃子，走，回去帮着放牛。”无奈，爸爸又把我领回了家。
第一次报名读书，就吃了一个闭门羹。
我确实是不该在这个时间段来到人世间的。
1961年8月，我降生在仁和公社一村二组一农民家庭，小地名叫黄家塝。那时候，疯狂的“大跃进”运动尚未结束，其后果便是空前的大饥饿。当时，首要任务是把命活下来。那几年，埋进坟墓的人多，被迎到这个世界的人少，饥饿成了最好的节育措施。在那个最不适宜人生存的时期，我却阴差阳错出生了。
由于缺乏营养，我出生时仅有两斤九两。在今天的科技条件下，将一个如此轻的新生婴儿养活或许算不上奇迹，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肯定是个奇迹。
为了给娘补充营养，让我有奶吃，父亲只好上山打鸟。
大炼钢铁把森林毁了，山上见不到斑鸠野鸡，连麻雀都很少见。打不着天上飞的野物，父亲就抓地上跑的老鼠，老鼠肉成了娘月子里的营养品。灾荒年月，老鼠也很稀少，捕到的个个骨瘦如柴。没什么油水，母子严重营养不良。奶催不出来，爸爸一咬牙，将一头三十多斤重的小猪一刀宰了，炖着给娘吃，这才有了一点奶水。奶水不够吃，稍大一点，就喂我米浆。
从曾祖黄代爵到爷爷黄明光再到父亲黄国让，我家三代都是男丁单传，我上边又是两个姐姐，好不容易有了我这个儿子，父母把我的命看得格外金贵。没有婴儿床，怕我睡觉有闪失，爸爸专门做了一个提篮，铺上棉褥子，把我放在提篮里睡觉。怕蚊子咬了我，就到公社卫生院找了块医用纱布，做了顶小蚊帐，将提篮罩住。白天姐姐和奶奶守着我，隔一会儿掀开蚊帐看看；晚上爸爸和娘守着我，爸爸守上半夜，娘守下半夜……
我至今无法想象，爸爸和娘是怎么养活我的。
祖上也算诗书传家，曾祖一辈出过举人，钦赐过州官。祖父是个教书匠，曾担任川陕革命根据地仁和乡第一任苏维埃政府主席。我父亲四岁时，祖父被张国焘冤杀，父亲是靠奶奶迈动那双尖尖小脚艰难拉扯成人的。虽然父亲从小聪敏过人，是块读书的料，可奶奶拿不出钱供他上学。父亲只读了三年半私塾，就回家帮奶奶耕田耙地。母亲杨菊英更是一天学都没上过，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或许正是父母没有机会读书，吃没文化的亏太多，对后人读书就特别上心。父母那时常用这样的话教育我们：“人不读书身不贵。只要你们好好读书，读到哪里，我们当父母的，哪怕讨口要饭，也要把你们供到哪里。”
没报上名，我在家多放了一年牛，多割了一年牛草。
1969年秋，整八岁时，爸爸又将我领进学校。
父亲虽然只上过三年半私塾，但仰慕有文化的人，对老师更是崇敬有加。他要求我们要像他当年那样尊敬老师，见了老师的面，一定要鞠躬敬礼。报名那天，父亲把我领到一个矮个子男人面前，对我说：“大娃子，快行礼，他是聂老师，以后要听聂老师的话。”
聂老师人瘦瘦的，左脸上留有一道人字形伤疤，很是抢眼。
我赶忙弯腰向聂老师行了一个鞠躬礼。“大娃子，你的大名叫什么呀？”聂老师问。“聂老师，他还没有取大名，小名叫大娃子，他的辈分是华字辈，我现在有三个儿子，打算用仁义礼给他们取名，老大叫黄仁华，老二叫黄义华，老三叫黄礼华。聂老师您觉得如何？”父亲说。
聂老师深思起来。
南江山区里，孩子上学前一般都没有大名，只有小名。父母觉得儿女的小名取得越贱，鬼怪才越不会招惹，越没灾没病，越容易养活，因而争相把小名取得贱贱的。男孩子的小名以猪儿、牛儿、马儿居多。狗是农村最好的安保动物，也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以狗儿取小名最为常见，比如“花狗子”“黑狗子”“麻狗子”“灰狗子”“孬狗子”……一家有几个男孩就有几个狗子，一个院子里有一群男孩就有一群狗子。如果不是以狗命名，便以排序命名，第一个叫“大娃子”，第二个叫“二娃子”，以此类推。这“娃子”从生下地就开始叫，一直叫到上学。而女孩子呢，则多叫菊呀花呀梅呀莲呀，弄得一个院子里有好多株菊、好多朵花、好多瓣梅、好多枝莲。南江人也爱把女孩叫“女子”，什么“贵女子”“金女子”“左女子”等等。南江人还爱以排序给女儿命名，第一个叫“大女子”，第二个叫“二女子”，以此类推。这样一来，弄得一个班有好几个“狗”，好几个“大娃子”“二娃子”，好几株菊好多朵花好多瓣梅好多枝莲，好几个“大女子”“二女子”……还有些家长，给孩子取名追求叫得响亮，不考虑是否经得住推敲，比如有个姓王的家长，给大儿子取名王国、二儿子取名王当、三儿子取名王佳，一点名，就很容易听成“亡党”“亡国”“亡家”。
名字虽然只是一个符号，与人一生的荣辱贵贱没多大关系，但家长对儿女的大名仍然特别看重，认为老师有文化，见多识广，取的名字肯定响亮、吉利。每次开学，老师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要给全班没取大名的学生取名字；即使已经给孩子取了大名的，家长也希望老师能给换一个更好的名字。
在给学生取名前，老师要知道学生姓氏的字派、辈分，取的名字不能僭越犯上；其次，根据生庚八字、纳音五行，命里缺什么，名字里就得补什么。除此之外，还得考虑取的名字是否好记好听、易认易写、紧跟时代，在学校里是否有重名。开学报名的第一周，老师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学生的情况逐一进行了解，再为同学改名取名。“黄仁华这个名字好是好，但学校里已有一个了，名字最好不取重。”聂老师想了一会儿，摸着我的头，看着父亲说。“那就麻烦聂老师帮忙改一个吧。”父亲恳求道。“大娃子，你长大后想去哪呢？”“北京！”我脱口而出。“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那里有天安门，有万里长城，还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你好好读书，将来考大学考进北京去。”“那我就叫黄北京！”“不行。个人的名字怎么能取北京二字呢？北京这个名字太响亮，太大了，用在任何人身上都不合适，我看就取‘北平’吧。北平就是北京，解放以后才改成北京的。取北平与取北京意思一样。”聂老师一锤定音，我就由“大娃子”和准备取的“黄仁华”变成了“黄北平”。
我这辈子虽然没有考进北京的大学读书，没有到北京生活过，但我用“黄北平”的名字报名上学，办身份证，领结婚证，为创办的牙科医院命名，这个名字已伴随我四十多年，还将伴随我这一生。“北平”成了我的名片，成了我生命和事业的象征。“聂老师，孩子交给你了，他要不好好学习，你该骂的骂，该打的打，就当你的孩子一样管。”父亲向聂老师提出请求。“老黄，你把黄北平送到我们学校，千万放心，我们一定会把他教好。”聂老师对父亲挥挥手，把我领进了教室。我的启蒙老师
仁和小学是我的启蒙学校，位于四川省南江县仁和公社仁和场口仁和寨下、堰塘湾上方，离我家黄家塝有五里地。
堰塘湾背靠仁和寨，两边青山环绕，中间卧着一个小山包，像一只燕子趴在窝里，也叫“燕儿窝”。在燕儿屁股下面有一个泉眼，清清洌洌，冬暖夏凉，仁和场上几百口人和仁和小学师生，全都用泉眼流出的水。风水先生说，这里地形好，适宜建学校，可对面的铜铃山高大险恶，把出路挡住了，燕儿翅膀小，飞不过去，因此，这所学校出不了大人物。
校址上本来是座关帝庙，是为祭祀三国名将关羽而修建的，几乎乡乡都建有关帝庙。孔子是文圣人，关羽乃武圣人。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农村小学大都设在庙里。对于利用庙堂开办学校的现象，曾有顺口溜这样调侃道：“前面学生上课，后面泥神稳坐。提倡解放思想，封建迷信未破。”
标准的关帝庙有三进院落，仁和公社的关帝庙受地势限制，只有两进。仿宫殿式建筑风格，庙门匾牌上写着诸葛亮评关公的四个字“绝伦逸群”。全庙建有照壁、山门、钟楼、旗杆、药王殿、灶君殿、财神殿、老君殿，装饰画有“二龙戏珠”“五福捧寿”“喜鹊闹梅”“加官晋爵”“马上封猴（侯）”“鲤鱼跳龙门”。庙中立有“关公夜读兵书”的雕像——关羽端坐在椅子上，左手捋长髯，右手捧书，在灯下细读，周仓持那柄青龙偃月刀侍立一旁。庙内有几株逾百年的老树，环境清幽。
我上学时，关帝庙已被破坏殆尽。山门照壁没有了，威风凛凛的镇庙大神没有了，精妙绝伦的装饰壁画没有了，连那几株百年老树都被塞进炼铁高炉。只有大青石砌成的大戏台完整无缺，昔日上演关老爷过五关斩六将战绩的地方，如今做了校长或官员训话的讲台。
聂中光老师是班主任，也是语文课老师。
在我的印象里，他不苟言笑。可能是营养不良的原因吧，瘦瘦的脸一直蜡黄蜡黄的。
1969年，学校虽然恢复上课了，但却没有课本。老课本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新编课本又没有足够的纸张印刷，山区小学只从县革委文教组领回一套教材。于是，聂老师就用复写纸给我们复写课本——将复写纸垫在白纸之间，一次最多可复写四页。就这样，全班二十来个学生，人人都有了语文课本。
语文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第四课是“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第五课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个“万岁”就是一篇课文，五个“万岁”就是五篇课文。
第六课的题目记不得了，内容是：“天上星，亮晶晶，我在大桥望北京，望到北京天安门，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那是广播里经常播送的一首歌的歌词。对于七八岁的发蒙娃娃，这个课本让学生不易掌握生字。“万岁”啦“救星”啦，又不好用实物教学，听半天不知其所以然。不如解放初的语文课本编得好，以前第一课就一个字“人”，第二课三个字“两个人”，第三课又是一个字“手”，第四课是三个字“两只手”，第五课增加到五个字“左手和右手”……“手”长在每个人身上，“左手和右手”就长在自己身体的左边和右边，看得见，摸得着，儿童能轻易看到这些无时无刻不在的实物，而且这些字的笔画少，既适合儿童记忆，又便于儿童书写。我那时还不知道，世上有一套非常好看的识字课本，叫《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有字有图，开篇第一个字是“天”，那是茅盾、胡适他们用过的发蒙读物。
聂老师照本宣科地教，我们跟着鹦鹉学舌地念，囫囵吞枣地学。
聂老师当语文老师绝对合格。他的板书虽算不上精美，但横平竖直，勾捺点撇，写得用心而到位。他改作业相当认真，从不让学生替自己改作业。成绩好的，他亲自改，成绩差的也亲自改，全班学生的作业本上，都有他留下的红色字迹。
上学离不开黑板。我们的黑板是在土墙上造出来的，工人用石灰加瓦灰加黄泥加墨汁刮平而成。有一次上课，坐在后排的郭江龙头时而偏左时而偏右，聂老师便走到他身旁，问他哪儿不舒服，他说黑板上有几处看不清楚。聂老师发现那是由于教室窗户太小，光线分布不均匀，形成反光所致。为解决反光问题，每过一段时间，聂老师就用稠米汤将黑板粉刷一次。这样，黑板从小学一年级一直陪伴我读完初中。到了高中，我们才用上木质黑板。在木质黑板表面漆上生漆后，再用砂纸打磨，使其减少反光。
老师在黑板上哧哧喳喳，笔走龙蛇，粉笔与黑板摩擦，粉笔灰纷纷飘落，像白色的梨花落在地上。粉笔灰中含有二氧化硅，长期吸入，易得哮喘和肺炎。老师天天与粉笔灰打交道，对身体很不利。
粉笔灰对人体的危害，我是很多年后才知道的。当时只是看到，一进入冬季，聂老师就穿一件长长厚厚的黑布棉大衣。黑布最易粘粉笔灰，每堂课结束，聂老师夹着教案走出教室后，一个习惯性动作就是拍打大衣上的粉笔灰。殊不知，粘在黑布上的粉笔灰是不容易拍干净的，而他的手上本来也粘着粉笔灰，大衣上粘的粉笔灰没掉下多少，反而把手上的粉笔灰拍到了大衣上。所以，聂老师那件黑大衣上始终粘着粉笔灰，黑大衣黑中蒙白，显得邋遢不堪。但不知怎的，我反而觉得这样的聂老师更加令人敬佩，聂老师身着黑大衣的形象定格在我心里。
聂老师很喜欢我。我希望他能长久地当我们的班主任，教我们的语文。可第一学期结束时，他把期末考试的语文卷子发给大家后，竟与我们作了道别：“同学们，我家在达县一个小山村，领导考虑到我父母多病、家庭困难，把我调回达县当老师去了。学校会安排别的老师来给你们当班主任，也会派别的老师来教语文课。我希望同学们要听新来老师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
聂老师调走时我才八岁多，懵懵懂懂的，只知道聂老师再也不会教我们了。
自从聂老师调离仁和小学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在我的心目中，达县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因为曾听聂老师讲过，他回家探亲要走好几天。
1984年，我从四川医学院口腔系毕业，分配到达县地区人民医院口腔科工作。1985年的一天，一患者找我做假牙，试戴中，我一边打磨假牙，一边与其闲聊，他说他在地区文教局工作，是个科长。我突然想起聂中光这位启蒙老师。“我的启蒙老师从南江调回达县教书，你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下他的具体工作单位？”我问他。“他叫什么名字？是哪一年调回达县的？”“他叫聂中光，1969年底调回达县的。”“这事简单，包在我身上。你把牙齿给我做好，我回去到档案室把达县教师的花名册一翻就可以查到。”科长拍拍胸脯。
我听了这话，非常高兴，更加认真地把他的假牙进行了调改、打磨、抛光，他戴上后觉得非常舒服，高高兴兴地走了。
唉，谁知我碰到了一位“水水客”，一走就杳如黄鹤。
1992年，在酒桌上我认识了地区教育局一个人，又想起了聂老师，并向他说了那科长“水”我的事。“莫怪别人水你，是你太弱智了嘛！你要找他办事，就不应该一下子把他的假牙修得舒舒服服的，应该给他留点尾巴，等他把你的事情办好之后，你再给他把那点尾巴去掉。”人家先给我上了一课。“你老兄说得也是。要是我给他做假牙时留点尾巴，他戴着不舒服，肯定会来找我。可惜，老师从来都教育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踏踏实实，一次能给病人做好的，绝不能让病人跑两趟。你说我弱智，是变相批评我的大学老师弱智，是他们只教了我们如何把活儿做得尽善尽美，没有教我们留尾巴。”我回答道。“教育系统关系比较复杂，达县境内既有达县文教局管辖的普通学校，也有国防军工系统和矿务局系统管理的子弟校，彼此井水不犯河水。这样吧，如果我在达县文教局查不到聂中光，我就找朋友查达县境内的子弟学校。哪怕筛子筛，篦子篦，也要帮你找到聂老师的下落。”“相信你不是水水客，来，咱们连干三杯。”
朋友与我连干三杯。第二天他就传回消息：“聂中光老师调回达县后没有在达县教育系统教书，到了达县渡市乡白蜡坪煤矿子弟校。”
白蜡坪煤矿离达城六十多公里，在铁山西边。当时交通落后，到白蜡坪煤矿相当不好走。不过，知道了他的下落，我心里踏实下来。
1993年秋天，有朋友要开车到渡市去办事，我立即搭他的便车去看望聂老师。到渡市要翻越一千多米高的铁山，弯急路窄，两边都是几十米高的陡岩，“三道拐”“九道弯”令驾驶员心惊胆战，我们艰难行走了四个小时，才到达渡市街道。
我边走边打听，奔向白蜡坪煤矿子弟小学。门卫告诉我，老师回老家挞谷子了，可能要三五天才能回来。见我一脸失望，他就将聂老师大女儿的住处和姓名告诉了我。
我立即赶回渡市街上，找到聂老师大女儿家。“小兄弟，你先休息一下，我马上给你烧点开水。”聂老师的大女儿得知我是她爸爸的学生，跑一百多里路专程来看她爸爸，特别激动。她端了条凳子请我坐下，要给我烧开水。
不久，聂老师的大女儿把烧好的“开水”端到了我跟前：一大碗醪糟，中间还窝着四个荷包蛋。原来，达县的烧开水就是醪糟煮鸡蛋。我端着碗傻了眼，午饭后虽然走了十来公里路，吃两个鸡蛋还可以，吃四个就有点超出胃的承受能力了。我执意要挑出两个鸡蛋，聂大姐坚决不干，“你不吃就是不给我和我爸爸面子。”盛情难却，我只好强撑着把一大碗醪糟鸡蛋塞进肚子。
临走，我给聂老师留下一张短笺，告知我的工作地点，请他方便时来达城见面。“请大姐转告聂老师，我盼望早点见到他。这个东西请大姐交给聂老师。”出门前，我将二百元钱夹在短笺中交给她，借以表达一下我对聂老师的敬意。那时，我每月的工资还不到三百元。“信我负责转交，钱不能留。”她将钱从短笺中抽出，递给我。“这是我孝敬聂老师的，这点心意，大姐没有权力替聂老师拒绝。”我将钱硬塞回大姐手里。
回单位后，我一直等着聂老师的消息。“大娃子，你还认得我吗？”第三天中午，正准备换衣下班，一位老人突然来到科室，对着我喊。我一看，正是聂老师。“聂老师，聂老师，我怎么会不认得您呢？您是我的发蒙老师，我的大名都是您取的啊。”我一把将他的手紧紧地握住。
我们彼此仔细打量着。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分别已经二十四年，当年那个不到九岁的孩童已经变成三十三岁的壮年人，可聂老师却一眼就认出了我，并喊出了我的小名。
我的变化肯定大，聂老师的变化也不小，他满脸沟壑，背微驼，个子似乎比当年更矮了。不过，他鹤发童颜，精神矍铄，眼不花，耳不聋。当过老师的人嗓门都练得好，他说话还像当年站在讲台给我们上语文课一样，声音洪亮。
聂老师背了一个背篼，里面的麻袋鼓鼓囊囊，手里还提着一只大红公鸡。“聂老师，我这里啥都不缺，您用不着背这么多东西哟。”“都是土特产。这新米是田里产的，鸡是自己家喂的。”聂老师回应。“只有学生孝敬老师的，哪有老师给学生送东西的？这么大老远的背这些东西来多不容易！”我心里惴惴不安。“反正是坐汽车，顺便就带来了。”聂老师笑着说。一笑，他脸上的那道人字形疤痕更加明显了。
听聂老师说话，看着聂老师那褶皱起伏的脸，我的眼睛模糊起来。俗话说，“只有娘肚子里有儿，没有儿肚子里有娘”，老师也有慈母的胸怀啊，他们的肚子里永远装着自己的学生。
我们从此来往不断。镶铁皮皮大金牙的语文老师
聂中光老师调走后，杨桃接替班主任。杨老师也教我们语文。
大老爷们却取了一个女性化的名字，这往往给他带来麻烦。有一次，他参加业务培训，组织者以为他是个女人，就把他分到了女教师宿舍。
杨老师最明显的特征，是嘴里镶着一颗大金牙。
说起来也是心酸。他读师塾时，冬天寒冷，几个学生玩斗鸡游戏取暖。他自恃身体强壮，斗得勇斗得准，经常获胜。有一天，他与一个同学较量，殊不知那个同学比他更善斗，只将他膝盖磕了一下，膝盖便发酸，被斗得单腿后跳了好几步。当他稳住阵脚，准备拿膝头狠狠攻击对方时，对方闪开了，他扑了个空，那条“金鸡独立”的腿支撑不住全身重量，一头扑在地上。很不幸，他的嘴恰巧磕到了石头上，一颗上门牙活生生就这样磕断了，自此，小小年纪就成了一个豁牙巴。
山里人不在乎牙口，哪怕掉几颗大牙，只要别人看不见，都不会管。杨老师被磕断的是上门牙，一张口就是一个黑洞，太显眼，说话跑风漏气，将来找女朋友都会大受影响，父母只得把他领到县上去看牙医。
全县只有一个姓梁的老头能安装假牙，诨名“梁牙齿”。梁牙齿只会做金牙和铜锌合金的假牙。金子有良好的延展性能，耐酸耐碱耐高温，在口腔中永不变色，然而用真金做假牙不但考验牙医的手艺，还考验患者家庭的经济实力。一般家庭只能镶用铜锌合金片敲打成类似牙齿形状的假牙，镶嵌在缺牙间隙。那种铜锌合金被人戏称为“铁皮皮”，花不了几个钱，戴在嘴里不美观，也不舒服。不少人以为那种铜锌合金是真正的金子，就把铜锌合金牙称作“大金牙”。
这样一颗假牙，却给杨老师带来了无穷的烦恼和灾难。一颗惹祸的假牙
杨老师出身下中农，本属团结对象，但他运气不好。1948年，旧政权风雨飘摇，元潭乡六保保长没人愿意当，乡政府见杨桃识文断字，就让他当了保长。两年后，南江县解放，新政府调查他的情况，发现他在任保长期间，一没拉丁，二没派款，还做了一些好事，就没为难他。通过民主选举，他还当上了六村村长，成了新生政权的基层干部。
1952年，农村发展教育，教师缺乏，就让他在仁和小学当了教师。一个只读了几年私塾的人，当教书匠实在吃力，政府便把他送到大竹师范速成教师进修班培训了一年。
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他当过“伪保长”的事就被造反派翻了出来。“你这个伪保长，埋藏得很深啊，竟混进了革命教师队伍，不斗争你斗争谁！”“我不是国民党的保长！我是共产党的保长！”杨老师不服，在斗争会上为自己抗辩。情急之中把给共产党当过村长说成了给共产党当过保长。“胡说八道！共产党哪来的保长？你老实坦白交代，当没当过国民党的保长？”造反派声色俱厉地追问。“当……当过。我也给共产党当过村长！”“桥归桥，路归路，你是伪保长就是伪保长！再抵赖都没有用！解放后绝大多数伪保长都被清理，有的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儿，有些恶霸伪保长还被关被杀，你杨桃这个伪保长却没有受到任何牵连，还当上了人民教师，这还得了！查！”
查查查！竟把杨老师查成了一颗埋藏在教师队伍中的定时炸弹，给他戴上了“漏网历史反革命分子”的政治高帽。
杨老师的罪证有两条，一是收听敌台，二是大金牙中藏有收发报机。
杨老师有一台晶体管收音机，除了用来收听新闻广播外，还用它对表，因为他的手表走时不准，有时一天快慢相差一个小时。他不时对着“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的报时声拨动指针。那台收音机收音效果很差，受到干扰会产生很大的电潮声，经常嘎嘎嘎乱叫，造反派竟诬陷那是在接受特务组织的指示。
那颗假牙也成了他的罪证——与反革命组织联络的发报机就装在里面。造反派没收了收音机，将他押到县里，由专政机关将假牙与收音机一并进行检查。检查结果，收音机正常，没发现任何异样。在假牙里装收发报机更是无稽之谈：小小假牙里怎么能装进一台收发报机？且口腔里有唾液，收发报机能长期经受住唾液的侵蚀？
杨老师不能继续当老师了，他被下放到农村监督劳动。
后来因为老师奇缺，他才被重新召回到仁和小学代课。其他代课老师每月有二十四元钱工资，他只有五元钱的生活费。但不管发多少钱，他都不计较，只要能教书，他就心满意足了。
杨老师教我们时，只要他一张口，特别是遇到有阳光的时候，假牙就金光闪闪，很“扯眼球”。所以，只要杨老师一讲话，只要金牙一闪光，同学们就哧哧地笑。杨老师明白其中的缘故，可身为老师，也不便发火。当同学们的笑声大了，他才说上一句：“笑什么笑？有什么好笑的？注意听课。”
有同学还偷偷在背后给杨老师取了一个绰号：“金牙巴”。
乡上斗争地富反坏右时，常常把杨老师弄到台上去陪斗。因为经常陪斗，杨老师的胆子小了，见了人低眉顺眼。
有一次挨斗留给同学们的印象特别深。
仁和小学高年级一些同学组织了红小兵造反队，人人都握有一支红缨枪。枪头是一节削得尖尖的菱形竹片，有的拴着几根红线，有的连红线都没拴。红缨枪就成了红小兵做战斗游戏的理想武器。
有一天，杨老师看到几个学生操着红缨枪在校园里你追我赶，“杀声”一片，就好心劝道：“同学们，你们不要耍红缨枪。枪头太尖了，刺着了肉，就可能出血受伤；刺着了眼睛，可能把眼睛刺瞎，快把红缨枪收起来，不准再耍了！”“你又不是我们班主任，你管得着吗？我们偏要耍！”说这话的学生还当着杨老师的面，把一条红缨枪耍得呼呼生风。“我虽然不是你们的班主任，但我是老师，我必须得管。你们戳过去戳过来，失手戳在别人身上，就可能戳出大祸。听话，快把红缨枪收起来！”“我们是红小兵，是为毛主席站岗放哨的，红缨枪是我们的武器，偏不收起来！”说着又举起红缨枪厮杀起来。“站住！”杨老师见状一声大喝。“你杨桃子叫谁站住？一个‘伪保长’敢叫我们红小兵站住？这不是破坏伟大的红小兵运动吗？信不信我们斗争你！站住！”“杨桃子”是造反派给杨老师取的绰号，只要开斗争会，台上的吼一声：“把伪保长杨桃子押上来！”杨老师就被反剪双手，呼呼啦啦推上台去。
红小兵一拥而上，抓胳膊，扯头发，押着杨老师去游街。有些娃娃见平时游街者头上要戴高帽，脖子上要挂牌子，就找来两张旧报纸，现场叠了一顶高帽，给杨老师戴上。有学生捡来一块旧纸壳，做了个牌子，用白粉笔歪歪扭扭地写上“伪保长杨桃子”，再用红粉笔在“杨桃子”上面画一个叉，挂到杨老师脖子上。
杨老师当时如果反抗，几个小学生肯定拿不下他。可他并没有反抗，他一是怕老师与学生抓扯扭打在一起，有失老师风范，二是自己正被造反派揪斗，如果硬顶，很可能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他像一只大绵羊一样，老老实实让学生把手反剪到背后，戴着高帽，挂着牌子，推向校门。他嘴里不停地大声说：“同学们，我这样做是为你们好，你们现在不明白，将来会明白的。”
红小兵斗争杨老师的事很快从仁和街上传开，两个住在街上的家长听说儿子在领头斗杨老师，提着棍子飞也似的赶过来。见儿子正押着杨老师朝街上走，老远就瞪起眼睛，抡起了棍子。“快跑！快跑！老汉来了！”红小兵见家长一来，发出一声呼吼，作鸟兽散。“反天了！你个狗日的还敢斗老师，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有个红小兵跑得慢，被家长一把拿住，棍子“啪啪啪啪”落到屁股上。
家长下手很重，一棍子下去，一道青紫，再一棍子，一道血印。“哎哟！哎哟！”小家伙杀猪样嚎叫起来。“你个砍老壳的快给老子跪下！向杨老师叩头请罪！”家长边打边骂。打过后，又像拎小鸡一样，把儿子拎到杨老师跟前，朝屁股上甩起狠狠一脚，将其踢跪在杨老师跟前，接着取下杨老师头上的高帽，摘掉挂在杨老师脖子上的牌子，连声说：“杨老师对不住啊！是我没把这个狗杂种管教好，让您受委曲了，我先给您赔不是。”
孩子跪在地上，开始还犟着个脑袋，一副打死也不准备向杨老师赔罪的样子。家长见孩子还犟着脑袋，棍子又“啪啪啪”落到孩子屁股上。“哎哟！哎哟！我错了！我错了！请杨老师原谅！哎哟！”孩子再犟也犟不过父亲手中的棍子，立即向杨老师叩头如捣蒜，大声认起错来。“别打了！别打了！你棍子那样重，打出个好歹来可怎么办？孩子不懂事，算了吧。”杨老师抓住家长手里的棍子，反过来替斗他的孩子求情。
杨老师劝走学生家长，把那顶高帽和牌子放在宿舍角落，下午又按时到教室给我们上课了。
红缨枪入库，学校恢复了平静。看飞机
他虽然上过教师速成进修学校，教书也很认真，但教学水平很有限。有句俗话叫“四川人生得尖，认字认半边”，杨老师有时也不懂装懂，认“半边字”，把字读错，而且错得离谱。比如“耶稣”两个字，他就读成“耳禾”，说“耳禾是西方人心中的上帝，耳禾搞的是资本主义，我们搞的是共产主义，不能信耳禾那一套”。
如此一来，“耳禾”就在我心中扎下了根。当听到别人将“耶稣”念成“yesu”时，我还觉得别人念错了。上了大学，有一次学校进行演讲比赛，我写了一篇演讲稿，里面用到了“耶稣”两个字，我拿着演讲稿征求郭英、孙颖两位同学的意见，当我自然地将其念成“耳禾”时，两人同时叫停。“打住！打住！什么耳禾？”“这两个字念yesu，《圣经》就是写耶稣如何成神，怎么创造万物以及他的一些弟子的故事。基督教相信上帝是三位一体的，而耶稣正是三位一体中的圣子降世，也就是神。在基督徒眼里，耶稣是人和上帝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是西方最知名的人物。西方人可能不知道美国总统、英国女王、罗马教皇，但一定知道耶稣。北平，你以后可别再耳禾耳禾出洋相了！”
由此，耶稣才在我心中得以正名。
杨老师还有一件事也留下了笑柄。
那时上级要求小学生要学习汉语拼音，用普通话教学。仁和小学过去没有开设过汉语拼音课，推广汉语拼音算是一件新鲜事。杨老师到区上进行了短暂的汉语拼音培训，回来就开始教我们，并坚持用普通话给我们上课。
汉语拼音本身是一门很深的学问，不进行系统的学习怎么能掌握得了？杨老师过去从来没有接触过，只经过短暂培训怎么教得好学生？他又从小住在大山沟里，一直生活在讲四川方言的语言环境中，让他立马改四川方言为普通话教学，岂不是赶鸭子上架？记得最清楚的是，杨老师教我们学“喝”字，汉语拼音是he，平声，而他却教成霍（huo），去声，硬把he憋成huo。教“脚”字也一样，普通话读jiao，他偏要往四川话上憋，读成“jo”，在汉语拼音中都查不出这个拼音来。同学们记不住那个汉语拼音，可记得“鸡咬脚”，一读就读成“鸡咬脚”，倒也好记好背。他读汉语拼音憋得难受，我们也跟着憋得难受。但再难受杨老师还得憋着劲教，我们也就憋着劲学。
杨老师除了教语文特别用心外，对学生的管理也很人性化，对我们这些带着弟弟妹妹上学的，表现出一种宽厚的慈父之心。
那时，计划生育还没有被提高到“国策”的地位，也没听说有什么节育措施，山里人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敞开肚皮努力生，他们的观念就是“一个猪儿是养，一槽子猪儿也是养”。养孩子的成本也不高，如果妈有一包奶水，那是孩子天生有福；如果妈缺奶水，一碗米糊糊也能喂大。一般家庭都不是生一个，而是生一群。儿多父母苦，爹娘既要到生产队干活挣工分，抓紧时间种自留地，还要忙一日三餐，根本照顾不过来，带弟弟妹妹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哥哥姐姐身上，哥哥姐姐上学得把弟弟妹妹背到学校。我们那个班的同学中，至少有一半到学校时背上都背着孩子。有的还要背上背一个，手里牵一个。大姐上学时背我，二姐上学时背二弟，我上二年级时就开始背着三弟黄清平上学。我十岁，三弟两岁。
这样一来，教室里分外热闹，一幕幕活报剧、轻喜剧就不停地上演了。“饿。饿。哇！哇！哇！”有的弟弟妹妹饿了，就在教室里扯开嗓子使劲干嚎。“快抱到教室外去哄。哄得不哭了再抱进来。别影响其他同学听课。”正在上课的杨老师见孩子哭闹不停，皱着眉头吩咐。
吼“饿”的孩子被抱到教室外，哭得更响亮。“老师。我妹妹要屙尿。”那边同学刚把吼饿的弟弟妹妹抱出教室，这边又喊开了。“快抱到外面去。快点！快点！尿别把地弄湿了。”杨老师指着教室门说。“老师。糟了！糟了！我弟弟屙了㞎㞎！”那个说妹妹要屙尿的同学才抱着妹妹冲出教室，另一个同学又在另一头呼喊起来。
大人屙㞎㞎要提前作准备，找手纸，找厕所，一两岁的孩子根本不知道作准备，想什么时候屙就什么时候屙，想在哪里屙就在哪里屙，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就已经在教室里摆下了“地雷阵”。
屙㞎㞎比撒尿麻烦，把㞎㞎屙到裤裆里麻烦，把㞎㞎屙到教室里更麻烦。一泡㞎㞎就能熏臭一间教室。“你怎么不搞快点？㞎㞎屙到教室里多臭。别动了，别动了，等我来。”听说孩子屙了㞎㞎，正在黑板上写字的杨老师马上丢掉粉笔，先从讲台下的抽屉里扯出一张草纸，又到教室后面的墙角边拿上铁铲。他先帮着把屁股擦了，再将地上的一堆㞎㞎铲上，丢到校门外的垃圾堆上。为了随时清除，教室门后面一直放着一把铁铲子。好在那时教室地面是黄土，拿铲子稍稍用点力，连㞎㞎带土就铲干净了。为了方便给小家伙擦屁股，杨老师总是在讲台抽屉里放一叠草纸。
如果一堂课遇上几个撒尿、几个屙㞎㞎的，学生进进出出，老师跑上跑下，课也就没法上了。有的学生见弟弟或妹妹没打招呼撒了尿屙了㞎㞎，就用“高压政策”进行控制，挥起巴掌对着小屁股蛋“啪啪”就是两下子，可“高压政策”压不住屙屎撒尿，越打嚎哭的声音越响亮，弄得教室里哭的哭，喊的喊，热闹非凡。
有一天，我们正在上课，天上突然传来轰隆隆的飞机声。过去，仁和场上空经常会有飞机飞过，可都飞得很高很高，只能看到天空中的一个白点，有时连白点都看不清，只剩下一条笔直的白线。这次不同，飞机飞得很低，肚皮似乎都擦着屋顶了，震得窗户纸嗡嗡响。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巨大的飞机轰鸣声，没有人发话，全班同学都不约而同地起身冲向屋外，哗哗哗响成一片，凳子倒了好几条。尽管有两扇门，可大家都从前门往外挤。当我们跑到教室外面时，飞机已经飞过仁和寨。很可惜，我们只看到了飞机一条大尾巴。“估计明天这架飞机还可能往回飞，明天我们早点出来看，我们提前作好准备。为了大家明天都能看到大飞机，大家必须遵守秩序。从这排开始，后面几排的同学走后门，前面几排的同学走前门。只要大家不拥挤，我保证大家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大飞机。现在我们演练两次。”见我们带着深深的遗憾回到教室，杨老师这样说道。
听杨老师这样说，大家都露出了笑脸。按照杨老师的安排，认认真真地演练起来。有组织地从教室跑到操场，第一次用了将近半分钟，第二次就更快了。
杨老师把我们的胃口调得很高很高，我们都盼着第二天看大飞机，晚上做的梦都和它有关。
第二天，那架飞机真的从原路飞了回来！一听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轰鸣声，在很短的时间内，全班同学井然有序地跑出教室，站到操场上。那架飞机正从仁和寨方向飞来，飞得很低，好像是贴着山顶在飞。飞机的脑壳、翅膀、肚皮，我们看得真真切切。飞机看起来好大好大，足足有我们那间教室大，那样大的飞机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当它飞过仁和场上空，消失在石峰台山那边时，我们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仰望着湛蓝的天空……直到再也听不到一点儿飞机的动静，才不情愿地回到教室。“同学们，今天我们看的飞机，大家都觉得很大，其实飞机的实际体积比你们看到的还要大得多，我们这个操场都装不下。机舱里宽敞得很啦，有沙发，有厕所，有厨房，困了可以躺着睡觉，饿了可以吃饭，想方便了可以上厕所，相当相当舒服。但坐飞机是有条件的，一般人不能坐，得是专家、科学家或县级以上大干部。希望同学们好好读书，将来当专家当科学家当大干部，就能坐上飞机了。”回到教室，杨老师发表了即兴演说。
不知杨老师是从哪里获取的关于飞机的知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并没有坐过飞机——就凭当年坐飞机需要达到的那些苛刻的政治条件，一个戴“伪保长”帽子的代课老师连坐飞机的资格也不具备。而且还可以肯定，从我们头顶飞过的那架飞机，并不是什么喷气式大客机，很可能是地质部门勘测用的小飞机。
杨老师介绍那些飞机知识时，多少带有炫耀的成分，我们一个个全都尖起耳朵，听得津津有味。或许可以说，他带我们看大飞机，他的那番即兴演说，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插上了飞翔的翅膀。美好的结局
杨老师喜欢记东西，身上经常揣着个本子，随时随地摸出来翻翻写写。那不是日记本，是用来记录班上学生和学生家庭情况的记事簿。比如，跟哪个同学谈话，谈的什么内容，家访的结果，课堂提问提的问题，考试哪个学生考多少分，哪怕是学生写错了一个字，他都一一记录在案。有人说他是被政治运动整怕了，什么都记录在案，便于再次挨整时“有据可查”。也有人说那是杨老师做事认真，对学生进行教育时有根有据。我赞成第二种看法，那是杨老师对学生负责任的表现。
正因为有那么个记事本，杨老师给我们谈话时，从来都是有的放矢，有什么缺点错误，说得有鼻子有眼，年终为学生做的鉴定结论，也完全用事实说话。当然，杨老师那样不厌其烦地常年累月记流水账，也不能排除有自保的目的。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里，一个头上戴紧箍咒的人动辄得咎，为了不让自己被诬陷，做到说话有依据，办事有规矩，那又有什么不对呢？
一个老师，只要能把全部心思用到学生身上，哪怕基本功差一点，勤也能补拙，成为一个合格的老师。杨老师就是一个把全部心思都用到学生身上的好老师。
我读五年级的时候，杨老师被借调到公社扫盲教育办公室。我上大学后，他就退休回元潭乡老家去了。元潭离仁和八十里地，我们就没有见过面了。
后来，我从四川医学院口腔系毕业到达州当了牙医，想到杨老师，自然想到了他那颗大金牙，我萌生出一个心愿，一定要抽空把杨老师接到达州，用现代的牙科技术和最先进的义齿材料，将他那颗大金牙换成美观逼真的义齿，借此表达我对老师的感恩之心。换一颗义齿，使恩师的口腔更健康，应该说是举手之劳。可是，我只有想法，没有行动。时间到了2001年， 一位家住元潭的中学同学到达州办事，我托他带信给杨老师，请杨老师趁还能走得动的时候，到达州来耍几天，顺便把他那颗“铁皮皮”换成烤瓷牙。“杨老师不久前已过世了，我看到过街上贴的讣告。”同学说。
得知杨老师已经仙逝，我后悔不迭，限入了深深的自责。
后来，事情却发生了180度大转变。那是2017年5月，另一位同学到达州来看我，摆谈中说起杨老师，我说起心中对杨老师的愧疚。“你听谁说的杨老师过世了？那肯定搞错了。我前两天还看到他的，他住在巴中市他大儿子家里。”“杨老师真的还活着？”“杨老师不但活着，身体还特别好。好到什么程度？他现在住在八楼，没有电梯，天天都要从八楼下到小区散步，步行的速度连小伙子都跟不上。这是他大儿子的手机号码，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他。”同学立即从手机里调出了杨老师大儿子的电话号码。
得到这个信息，我振奋异常，与杨老师已经快四十年没有见面了，我迫不急待与杨老师的大儿子杨松柏联系，得知杨老师现在正住在他家里，立即启程赶赴巴中。
杨老师1924年生，到2017年5月，虚岁已经九十四了，眼不花，耳不聋，头脑清醒，思维敏捷，说话逻辑严密。我见到他那天，他正在与几个老朋友围在桌子上打牌呢。他一眼就认出了我，高声说：“黄北平来啦，快坐。”
几十年后喜相逢，自是亲热。我问起为什么会从元潭传出他过世的谣传？这十多年了为什么又没有他一点消息？他哈哈一笑，说：“黄北平啦，真是无巧不成书。误会。误会。”
原来，元潭乡也有一个人叫杨桃，岁数与杨老师差不多。杨老师1984年退休回到元潭家中养老，元潭就出现了“双杨桃”。2001年，彼杨桃去世，不少人错当成了此杨桃，误传出是教我们的杨老师去世了。那一年，杨老师患难与共的老伴离他而去，在三亚工作的小女儿为了让杨老师改变一下生活环境，就把他接到了海南岛。杨老师在三亚一住就是十六年，直到2017年才回到巴中市，住在他大儿子家。所以，这十几年中，除了杨老师的儿女了解他的行踪外，外人都以为杨老师真的去世了呢。
杨老师历经了人生太多的风风雨雨。“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如同紧箍咒牢牢地把他箍住。五元钱一月的生活费一领就是好多年。上有老母需要照顾，下有五个儿女需要抚育，日子真难过呀。七岁多的大女儿得了病没钱治疗，死在他怀里。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二女儿早早辍学，学习缝纫。
有意思的是，杨老师自当上村长，就一直在写入党申请书，从春写到夏，从秋写到冬，年复一年。文革结束后，戴在他头上的“漏网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被摘掉，又补发了工资。最让他引以为荣的是，他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在年满八十岁那年得到了批准。当地党报还把他当作追求政治进步的典型，详细报道了他的事迹。如今，五个子女中有四个是党员，“我家一门五个党员呢。”杨老师望着眼前的几个儿女，不无骄傲地向我介绍道。
我最牵挂的是杨老师那颗大金牙。这次急着要见面，就是准备把他接到达州，给他把牙换成高质量的逼真义齿。但仔细观察，发现他嘴里镶有一颗美观逼真的烤瓷牙。一问才知道，原来他大儿子嫌大金牙不好，参加工作第一年，省吃俭用存了点钱，专门陪他到县医院换下了那颗显眼的大金牙。
仁者寿。杨老师离百岁只差六年，我暗暗祝福杨老师活过百岁，成为我所有老师中的长寿冠军。凭他老人家现在这个状态，我的祝福应该不会落空。“闹鬼”引出偷粪贼
用简陋穷酸来形容我那建在关帝庙里的小学，一点都不过分。
关帝庙第一进院落是教室，第二进院落是教师和“住堂生”的宿舍。住堂生就是住校生，因为住在边远山区的孩子，爬坡上岭，得走四五个小时才能走到学校。没有办法，哪怕只有七八岁，一上学就得住在学校。那时把学校叫学堂，所以住校学生不叫住校生而叫住堂生。
我家离学校五里，不用住堂，读的是跑学。
我比住堂的同学幸福多了。起码不用自己洗衣、煮饭，虽然家里多数时候吃的是红苕、洋芋和苞谷，但一日三餐总有妈妈和姐姐给我做好，过的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住堂生可就艰难了。衣服还好说，穿一个星期回家再换，脏就脏吧，长几个小爬虫（虱子）也不要紧，星期六回家，父母用开水一烫，小爬虫全得完蛋。
穿可以凑合，温饱就不那么好对付了。学校没有食堂，住堂生得自己找地方做饭吃。他们从家里背来干柴和食物，找三块石头砌个灶，放一个铁罐子在上面就可以煮饭了。校园里凡是能埋锅造饭的地方，都供奉着灶王爷。放学之后，学校里火光四起，炊烟缭绕，顿时变成一个大厨房。
高年级学生经过几年煮饭锻炼，熟能生巧，轻轻松松就把红苕、洋芋和苞谷粒煮得盐味适中、软硬得当。而刚入学的那些七八岁的娃娃，做饭就特别吃力：有时，铁罐在石头灶上没搁稳，锅底下柴火正旺，锅上边水蒸气呼呼直冒，盖子不掀自开，铁罐子一倒，红苕洋芋满地打滚，沾上柴灰和泥巴，一顿将要入嘴的饭食泡汤了；如果从家里背来的柴没干透，烧时只见冒烟不见有火，不得不埋头弯腰，把嘴伸到灶下去吹，熏得眼泪直流，还落得一脸烟灰。即使如此烟熏火燎，还不一定能吃上饭。有时饭还没做好，上课铃声响了，只得把火一灭，铁罐盖一扣，饿着肚子上课去。
后来，学校请了一个炊事员，专门做了一个大甑子，给老师和住堂生蒸饭。只要学生在上课前按时把要吃的东西交给炊事员，下课后可以吃上现成饭。至于菜嘛，因为家庭条件不同，还得自己弄。有些住堂生根本不吃菜，从家里带一瓶子咸菜，一个星期就用那一瓶子咸菜，将一碗碗红苕、洋芋、苞谷粒儿，轻轻松松送进喉咙。夏天，咸菜发生质变，有了酸味，也舍不得丢掉。
住堂生从小接受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考验，为一日三餐操劳，苦是苦，但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他们都有特别强的生活自理能力，都是做家务的一把好手。
做饭麻烦，住宿也颇为艰难。
学校有两间好一点的屋子，给了十多个住堂女生作宿舍。
三十多个男生只能住大礼堂。一捆稻草铺在地上，上面再放上一床凉席。墙是泥巴筑的，地是泥巴夯的，下雨天地上能浸出一层水，稻草湿漉漉，被子潮乎乎。最让人尴尬的是如厕，厕所在百米开外，得穿越一条巷道，还要经过一条两边长满“铁扫帚”（一种用来扎扫帚的小灌木）的小泥路。晚上，铁扫帚丛中经常会有野猫、野狗、老鼠、野兔钻来钻去，不时还伴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
有一天晚上，一男生上厕所，正在小道上走着，突然听到厕所里传来“卟卟卟”的响声，惊得他眼睛发花，头皮发麻，以为厕所里有鬼，嘴里发出“妈呀”一声吼叫，尿也顾不上撒，回头就往礼堂奔。
地铺上睡着三十多人，十分拥挤，他不管不顾地往里冲，高一脚低一脚，不是踩着同学的头就是踩着同学的腰，把好多同学踩得“哎哟哎哟”直叫，尤其是那一声“妈呀”的惊吼，打破了男生的美梦。“你怎么啦？癫了吧？差点把我脑壳踩破！”一个被踩中头部的同学骂了起来。“你娃儿惊咤咤的，我腰杆差点被你踩断了，你是不是碰到鬼了？”一个被踩中腰的同学坐起来，厉声责问。“碰……碰到鬼了！碰到鬼了！”从厕所逃回来的同学声音直打颤。“快说说，你碰到什么鬼了？”“我还未……未进厕所门，就听到厕所里‘卟卟卟’的响声……”那个被吓得傻呆呆的同学头脑似乎还未清醒。“可能是吊死鬼！听说厕所背后的树上曾经吊死过人。吊死鬼要找替死鬼，他才能转世投胎。”有同学说。“可能是个冤死鬼！过去枪毙人就在厕所旁边的那个坎子下。冤死鬼想找个人帮他申冤。”有同学在一旁无中生有地附会道。
我们那一代小孩差不多都是听着鬼龙门阵长大的。那时，农村没有别的娱乐活动，饭后休闲主要是摆龙门阵。大山里除了极少数读过几年书的人会讲点武松打虎、孙猴子大闹天宫、关老爷过五关斩六将外，其他人只会摆鬼龙门阵。河里哪个滩口淹死人，出水鬼啦；哪个村里某人上吊自杀，变成吊死鬼啦；哪家两口子打架，女人喝毒药自杀，成了披毛鬼啦…… 农村凶死的人多，这类鬼龙门阵也多。
鬼龙门阵既吓唬大人，更吓唬小孩。一说起鬼，好些同学都把脑袋缩进被窝里，浑身簌簌发抖。有的人竟蒙着头惊叫：“鬼来啦！鬼来啦！”
这一叫，不但住在礼堂内的男生乱成一团，不远处的女生宿舍也被惊醒，以为发生了什么事，都爬起来探听究竟。听说男生上厕所碰见了鬼，也吓得不得了，生怕厕所里的鬼跑进女生宿舍。
男生怕鬼，女生更怕鬼。
一句“碰到鬼了”，也惊醒了住校老师。住校老师全爬起来，带着唯一一枚手电筒，先找男生调查，又找女生调查，很快弄明白是因为一个同学上厕所时听到厕所里传出“卟卟卟”的响声。
先得查清“鬼源”。
几位老师拿着手电筒直奔厕所，发现厕所掏粪口湿漉漉的，刚掏过粪的痕迹明显。“什么鬼来了？是有人半夜到厕所来偷肥料。”拿电筒一照，什么都明白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中国，山区种庄稼全靠农家肥。清晨，不少农民都提着粪撮箕，在山上寻寻觅觅，以能捡回一撮箕狗屎牛屎为快事。我读小学时，早晨起床后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提着粪撮箕在山上捡狗屎。农民赶场，有时发现路边有一泡狗屎、一堆牛屎，就用衣兜将那坨屎兜回家。人勤地不懒，自留地里的庄稼禾青秆粗，绿油油的，集体地的庄稼禾黄秆细，蔫蔫糊糊。
狗屎牛屎人见人爱，人粪更显金贵。城镇家家都有一个小粪坑，粪便储存在坑里，是要卖钱的。以人论价，一家人口多，粪钱就多。机关单位厕所的肥料同样要卖钱，有的机关单位团年，就用卖单位厕所大粪的钱开支。单位越大，人越多，粪便卖的钱越多，单位的小金库越充实，过年的席就办得越丰盛。
学校建在生产队的土地上，生产队与学校早有协定，学校那几百人的“出口物质”，除满足学校搞勤工俭学种庄稼的需要外，其余全部归生产队集体所有。生产队还在厕所墙上刷了一条警示性标语：私人掏厕所，按偷盗集体财物论处，抓住开批斗会，游街示众。“睡觉睡觉，都赶快睡觉，哪有什么鬼？那是有人半夜来掏厕所。你们要相信科学，不许再用鬼吓唬人。”几位老师回到礼堂安慰学生。可学生根本不听，礼堂里一晚上都没平静下来。
第二天，赵校长就将偷粪的事情转告给了生产队周队长。“有人敢以身试法，胆子也太大了，查！查出来把他们斗倒斗臭！”周队长一听便咆哮起来。
查找偷粪贼很容易。偷的粪得用粪桶挑到自留地，偷粪的人贪心，狠不得把全厕所的粪一下子全偷走，桶里的粪便装得满满的，边走边流汤滴水，走一路洒一路，流淌在山路上的粪水就成了查找偷粪贼的自然路标。生产队长带着几个人循着特殊“路标”，很快来到了刘田的自留地边。刘家自留地刚刚施过粪肥，粪肥上还留有学生擦屁股时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废纸。“刘田，你给老子滚出来！”周队长只看了一眼刘田的自留地，就大声开骂。“来了。来了。”刘田平时就有小偷小摸行为，名声本来就不好，父亲又是地主分子，他应声从屋里跑了出来。“你给老子老实坦白，这粪是哪里来的？”生产队长指着刚淋过粪便的自留地问。
刘田脸色苍白，哑口无言。“是不是昨天晚上到学校偷的？”“是。”刘田声若蚊蝇。“大声点说，是不是？”“是。”刘田声音提高了八度。“你个地主狗崽子！偷鸡摸狗。不斗你斗谁？跟我走！”生产队长发了狠话。
偷粪贼当然不止一个刘田，可他被抓住了，抓住了该他倒霉。刘田被生产队长押到街上，站在一个石坎子上，胸前挂着一面“偷粪贼”的纸牌，被狠狠斗争了一回。“你不是喜欢偷粪吗？今天就让你偷个够，长个记性！”游街示众还不算完，末了，生产队长一行又将刘田押到学校厕所边，一把将他从出粪口推进了粪坑。好在粪坑经常有人打理，没有多少粪水，如同旱厕，刘田被推到里面，没有生命危险，只不过全身衣服糊上了粪便，臭气把他熏得不停地呕吐，泪流满面。被拉出厕所后，他直接跑到十里开外的熊家河，泡澡洗衣除臭气。
偷粪贼被查了出来，还开了斗争会，照理说，学校应该清静了吧？但抓出一个偷粪贼，开一次斗争会，无法改变同学们脑海中有鬼的观念，学校有鬼的阴影一直笼罩在同学心中，如乌云般驱之不散。从那晚之后，男生不敢在晚上独自到百米开外的厕所去撒尿，没有办法，学校老师只好轮流值班，陪学生上厕所。老师一晚上睡不好觉，上课时呵欠不断。后来，学校参照女住堂生的办法，在礼堂配了两只尿桶。
开始那些男住堂生也还守规矩，都把尿往桶里撒。天气一冷麻烦就来了。有人怕冷，憋得实在受不了啦才匆匆忙忙从稻草铺里爬起来，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