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意）蒙台梭利（著）,艾安妮（译）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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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台梭利早期教育法试读：
中文版序
玛丽亚·蒙台梭利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和医生，她是意大利的首位女医学博士。蒙台梭利出生于意大利的安科纳地区，毕业于罗马大学。毕业后，她先在罗马大学的附属精神病院作临床助手，主要研究弱智儿童教育。后来，她成为了弱智儿童学校的主任教师。过了不久，她又进入罗马大学进行心理学、教育学、哲学等方面的学习，第一所“儿童之家”也是在这一时期创办的。
在实验、观察和研究的基础上，蒙台梭利开创了蒙台梭利教学法，这一教学法一经推出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并使世界教育发生了革命性的巨变。蒙台梭利的教学法以卢梭、裴斯泰格齐、福禄贝尔等人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为基础，并加以自己的独特观念，她的教学法影响了整个世界。
英国教育家称赞蒙台梭利是“20世纪内被世界所承认的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美国教育家认为，“在讨论学前教育问题时，必须要结合蒙台梭利的教学法，否则就称不上完全”。
在蒙台梭利的努力下，如今，世界各国的孩子都能接受到与传统教育完全不同的自主教育。她的著作已经被译成了37个国家的文字，被人们广泛传播并应用。如今，已有110多全国家完全或不完全地成立了蒙台梭利学校，还有许多国家成立了蒙台梭利协会或设立了蒙台梭利培训机构。在中国，蒙台梭利婴幼儿班和学前班也受到了家长和幼儿园的青睐。
蒙台梭利认为，孩子生来就具有一种“内在生命力”，它能够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释放强大的力量。这种生命力是积极的、活动的，它随着孩子的成长而不断发展。蒙台梭利还指出，教育是为了激发和促进孩子发挥“内在潜力”而存在的，所以要使孩子按照自身规律获得自然和自由地发展。孩子不应该被当成物体或宠物，而应该被当成一个真真正正的人。孩子不是承载成年人思想的容器，不是可以被任意塑造的泥块或软蜡，不是用来随意雕刻的木头，也不是花园里的花草或门旁拴着的小狗。孩子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人，教育家、老师和家长们应该对孩子进行仔细观察，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满足孩子的内在需求。想要做到这些，首先要尊重孩子的个性发展，这样才能使孩子不受阻碍地成长。
蒙台梭利进行了大量研究后提出：孩子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胚胎期”和敏感期，孩子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孩子是在“工作”中成长的。
精神胚胎期是人类特有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是从新生儿期开始的。孩子会在出生后无意识地吸收外界刺激，从而形成各种心理活动能力。这一时期内，成年人应该为孩子提供符合孩子内在需要的环境，把不利于孩子成长的各种因素排除掉。
敏感期使孩子产生一种强烈的、想要与外部世界接触的感情。这一时期的孩子对每样事物都充满好奇心，对事物的学习和接受能力也很强。孩子具有多种敏感期，成年人在对孩子进行教育的时候也要结合孩子所处的不同敏感期，采用不同的引导方法，以免阻碍孩子的正常发展。
0~6岁是孩子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孩子具备了心理活动功能。0~3岁是孩子的“精神胚胎期”，处于这一时期的孩子能够吸收外界的刺激，但都是无意识地进行吸收。3~6岁的孩子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个性，他们会慢慢产生记忆，并开始有意识地进行理解等思维活动。6~12岁是孩子发展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孩子的心理发展相对平稳。12~18岁是孩子发展的第三阶段，经过这一阶段，孩子的身心开始走向成熟。
游戏不能培养孩子准确、求实、严肃、认真的习惯，只有“工作”才能让孩子学会遵守纪律。蒙台梭利把孩子使用教具的活动称为“工作”，并认为“工作”是孩子最喜欢的活动，他们能够在“工作”中得到多方面的发展。通过研究，蒙台梭利发现孩子会在“工作”中追求秩序、要求独立，对成年人给予他们的过多帮助表现出排斥。孩子喜欢“工作”的过程，并享受这一过程带给他们的乐趣。孩子们在“工作”的时候非常投入，只要是他们喜欢的“工作”，他们就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进行，不会感到厌倦。
蒙台梭利一直致力于打破传统的儿童教育的模式，帮助人们走出儿童教育的误区，最终使全天下的孩子都能够身心健康地发展。蒙台梭利的教育目的是帮助孩子更好地发展，并使他们更适应周围的环境和社会需求。在“儿童之家”的教育实践基础上，蒙台梭利写了很多著作。其中主要有《蒙台梭利早期教育法》、《儿童教育手册》、《童年的秘密》、《发现孩子》和《有吸收力的心灵》。《蒙台梭利早期教育法》是蒙台梭利以1907年在罗马创办的第一所“儿童之家”的教育实践经验为基础而写的，出版于1909年。这是蒙台梭利的第一本儿童教育专著。该书的问世使蒙台梭利成了儿童教育领域中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家之一。蒙台梭利在书中论述了对如何对孩子进行系统的观察，讨论了如何帮助孩子建立起纪律意识，讲述了自己的教育方法体系，还指出了孩子们面临的饮食问题。该书阐述了蒙台梭利教育方法的原则，并向父母、老师和教育工作者们传授了教育孩子的最佳的方法。《儿童教育手册》是一本操作性的手册，出版于1914年。蒙台梭利在美国传授蒙台梭利方法时，有很多家长和老师对她的方法产生了兴趣，并强烈要求她把这些方法总结成一本书，于是便有了《儿童教育手册》的诞生。这本手册中讲述了“儿童之家”所运用的教具和技术，并向读者们说明了每一种教具的使用方法。蒙台梭利指出，对待不同的孩子时，所用的方法也是不同的。成年人应该为孩子们提供一个进行“自我教育”的环境，然后引导孩子自己动手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我。《童年的秘密》出版于1936年，该书主要探索了“幼儿之谜”，解答了人们长久以来对孩子的疑惑。蒙台梭利认为，孩子只有生活在与自己年龄相适合的环境中时，他们才能正常地发育和成长。成年人的压抑使孩子喘不过气，所以我们要对孩子宽容，让他们自然地发展心理活动。书中对“精神胚胎”下了一个定义，并点明了老师们应负起的责任和正确对待孩子的方法。蒙台梭利指出，孩子的心理会畸变会阻碍孩子的发展，成年人可以帮助孩子、指导孩子，但绝对不可以代替孩子去工作。《发现孩子》一书向全天下的家长、老师和教育工作者们揭示了培养孩子、了解孩子和爱孩子的新观念、新方法。该书出版于1948年，作者在书中从心理学、生理学、教育学等多个领域不同角度地为我们揭示了“孩子”这一教育中的主体的种种奥秘。她指出，我们应该注意到孩子的本能和孩子的根本需求，不要干涉孩子的活动，要给孩子足够的、自由的发展空间。她也指出，很多老师和家长在照顾孩子和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使用了一些错误的做法，并指出这些做法很可能对孩子的一生产生不良影响。《有吸收力的心灵》是蒙台梭利最后一部儿童教育学著作，出版于1949年。该书是由蒙台梭利在印度举办的国际训练班的讲义整理成的。她强调了双手的活动能够帮助孩子发展智力，独立生活是孩子“自然成长”的基础，孩子在教育中不会得到知识，他们只有亲自经历过一些事情，才能够真正明白这些事情的意义。作为老师和教育工作者，不要把对孩子的教育集中在“教”上，而是要让孩子在符合自身实际的环境中驾驭环境，并找到最适合自己发展的方法。
为了让中国的家长、老师和教育工作者们更好地理解蒙台梭利的教育思想，掌握真正对孩子有帮助的教育方法，我们对上述五本蒙台梭利的主要著作进行翻译，推出了这套蒙台梭利著作的译本。这套书中列举了大量实例，并运用了大量比喻，生动有趣，希望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和教育工作者们能够从中得到启示，能够运用更加合理的方法帮助孩子发展。
译者序
如今，几乎所有的家长都认同一个观点，那就是“对孩子进行教育要趁早”。每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比别的孩子优秀，于是家长们为孩子制订了各种学习计划，强迫孩子学习许多东西。一些家长往往还和学校的老师联合起来对孩子加压。孩子稚嫩的肩膀上突然多了一副沉重的担子，他们感到喘不过气，一些孩子只得强迫自己去接受自己并不喜欢的事情，而另一些孩子则用吵闹、逃课等方式向家长和老师们表示抗议。于是，这些反抗的孩子被家长和老师们称为“淘气的孩子”和“不听话的孩子”。面对这样的孩子，家长和老师都感到很苦恼。
其实，教育完全可以很简单，家长和老师们感到困惑，只是因为他们用错了方法。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教育孩子呢？蒙台梭利指出：“我们必须以自由为基础对孩子进行教育，帮助孩子摆脱这些束缚。也就是说，我们要用合理的方式让孩子能够自由活动。”根据蒙台梭利的观点，只有让孩子在不受抑制的环境中学习，并让孩子得到充分的锻炼，孩子的各方面能力才能得到发展。
蒙台梭利的教育方法体系包括肌肉训练、感觉训练、实际生活训练和智力训练。
在对孩子进行肌肉训练时，她为孩子设计了走步、摆球、爬绳梯、自由体操等，这些练习能够让孩子全身的肌肉都得到锻炼；在对孩子进行感觉训练时，她为孩子设计了触觉练习、感知觉练习、味觉和嗅觉的练习、视觉练习、听觉练习等，这些练习都是以游戏的形式进行的，孩子不需要为了完成练习而练习，他们可以为了让自身的某种能力得到锻炼而练习，并且在练习中感受到极大的快乐；在对孩子进行实际生活训练时，她让孩子们进行脱衣、穿衣、刷牙、打扫卫生等活动，为的是让孩子的生活能力得到锻炼，以便他们在日后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方式；在对孩子进行智力训练时，她为孩子设计了蒙眼游戏、泥塑手工、分析几何图形等游戏，孩子们可以充分体会到动手的乐趣。
在教孩子书写和阅读时，蒙台梭利否定了过去的教学方法，认为不需要用过于烦琐的方法教孩子书写。她指出，可以让孩子在正式学习书写前做一些准备工作，比如让他们练习握笔和运笔，这样当他们真正学习书写时就会容易得多。
蒙台梭利提出，老师在给孩子上课时要遵循简单、明了和客观的原则，不应过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在安排练习的顺序时，老师应该考虑到不同孩子的不同特点，把练习分为五个阶段，逐步进行。蒙台梭利还在书中列举了一些适合不同年龄段孩子的食谱，并提醒家长和老师们要根据孩子体质的需要为孩子安排饮食，并给孩子提供有规律的饮食。《早期教育法》一书是蒙台梭利的第一本主要教育著作。在本书中，蒙台梭利详细而生动地描绘了孩子在学习中的表现，向我们揭示了孩子学习的特点，提倡我们要让孩子在自由的环境下进行学习。通过阅读《蒙台梭利早期教育法》一书，我们能够掌握正确的教育孩子的方法，给孩子提供合理的帮助，从而帮助孩子更好地成长。 Part 1 重塑教育和教学方法
在这里，我并不想针对一些关于科学教育学的专题文章进行讲解。我写这篇文章只是为了总结出我的实验结论，这种实验结论开辟了将新型科学原理用于实践的道路。近些年的教育改革都是在这些新科学原理的推动下进行的。
在过去的10年中，人们针对教育学的发展趋势展开了许多讨论，这些讨论都是在实验结果的基础上产生的。从韦伯、费克纳到冯特，生理学或实验心理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新的科学。在过去，形而上学的心理学能够成为哲学心理学的基础，同样，这门新科学也能成为新型教育学的良好基础。主要用于研究孩子身体状况的形态人类学也是新型教育学中的一个主要成分。
虽然在教育学领域中，有很多分支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但是人们并没有给科学教育学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我们所说的科学教育学还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并不真实存在。也许我们会说，这只是我们针对教育学的一种建议和设想。实证科学和实验科学更新了19世纪的思想，所以我们推断，总有一天，科学教育学也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人类既然可以借助科学创造一个新世界，就也一定可以借助新型教育学培养和发展自己。不过我并不打算在这里就这一问题展开详细讨论。
一位知名的外科医生于几年前在意大利创办了一所“科学教育学校”，他希望学校的老师能够参与这项新运动。这项新运动发展十分迅速，仅用了两三年时间就吸引了大量的来自意大利全国各地的老师，并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这项新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它让整个教育界看到了奇迹，并让人们产生了建立一门“培养人的科学”的念头。
为什么这所学校会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呢？这主要是因为身为人类学家的塞吉对这所学校表现出热诚的支持。塞吉在30多年来一直倡导一种以教育为基础的新文明理论。他说：“想要满足我们当今社会的需求，就必重建教育方法。我在为了这一目标的实现而奋斗，同时也在为了人类的再生而奋斗。”塞吉出版过一本教育作品全集，其书名为《教育与训练》。在这本书中，他极力支持这一新运动，并指出，人类想要再生，就必须以教育人类学和实验心理学为指导，系统地对受教育者进行研究。
塞吉说：“多年以来，我一直致力于寻找能够指导和教育人的观念的方法，我对它考虑得越多、越深，就越觉得它是有用的、正确的。我相信，想要建立一种自然而合理的教育方法，我们必须先对人进行大量精确且合理的观察。一个人的教育和文化基础是在他幼年时期奠定的，所以观察一个人幼年时期的情况最为重要。”塞吉还指出，虽然人们不能通过测量人的头部、身高等外在特征建立一个教育学体系，但这样做可以为建立教育学体系奠定基础。
塞吉的声望让人们相信，对人类个体的了解能够帮助人们学会教育方法。但是，塞吉的这种言论也让追随他的人在思想上产生了一些麻烦。一些人只从字面上理解他的话，而另一些人则把他的说法夸大了。这些追随者不能对科学教育学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他们不明白对学生进行实验性研究和对学生进行教育之间有什么区别。他们认为，既然对学生的实验性研究能够帮助人们对学生进行合理教育，那么人们就可以通过研究使学生的教育得以全面科学地发展。这些人把教育人类学当成科学教育学，并把记载学生性格、健康、智力等情况的表格当成胜利的果实。所以，那些所谓的科学教育学学校只能教会老师如何测量人体，或者如何用仪器收集学生的心理数据。
意大利在这场教育学新运动中跟上了时代发展的步伐，法国、英国和美国也在人类学和心理教育学方面进行实验，希望能够从人体测量学和心理测量学中发现拯救学校的方法。可是，大多数老师们却对这些尝试性的研究并不感兴趣。多数情况下，进行这些实验的都是些外科医生，而不是老师，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也仅限于心理学或人类学方面，而不是教育学方面。我们简要地总结了这些情况，并得出结论，人类学和心理学还不能对学校的教育产生影响，那些接受过科学训练的老师也达不到真正的科学家的水平。
事实上，学校只有把现代的多种进步趋势在实践和思想上进行真正的融合，才能取得实际的进步。这种融合能够让科学家直接进入学校的领域，还能让老师的智力水平得到提升。克里达罗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在意大利创立了教育学方面的大学，这所大学以将教育学的地位提升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为目的。
隆勃罗梭、德·乔凡尼和塞吉三位大师都是意大利人，他们可以被视为人类学发展新方向的奠基人。由此我们也可以说意大利在教育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隆勃罗梭主要从事犯罪人类学的研究，德·乔凡尼主要从事医学人类学的研究，而塞吉主要从事教育人类学的研究。他们三人都是各自所在领域的权威，不但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学生，还将自己的思想传播给了整个社会。他们是意大利的骄傲。如今，我们为了全人类和文明发展而从事教育研究。我们意识到，在事业面前，世界就是我们的祖国，所有在这一事业中做出贡献的人都值得我们尊敬。小学老师和学校巡视员们帮助意大利建设了许多科学教育学学校和人类学实验室，虽然这些学校和实验室还没成形就都被抛弃了，但它们为人们指明了探索科学教育学的方向。
很明显，因为人们对这一新科学不够了解，所以这些尝试性的研究都并不成熟。然而，每一项伟大的事业在成功之前都要经历接连不断的打击和失败。阿西斯的圣·弗朗西斯在幻觉中听到上帝让他重建教堂的指令，然而他却把这个指令当成了修建教堂的院墙，于是他搬来很多石头，一块一块地砌起来。后来他才明白上帝希望他用劳苦大众的精神复兴天主教，于是他开始引领人们进行宗教改革，最后成为了引领人们取得精神胜利的宗教改革家。所以，我们的追随者也一定会实现这一目标，因为有一大群满怀信念、坚持不懈的人走在他们前面。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像弗朗西斯一样，既然他能够用花岗石重建小教堂，我们就能够用实验室的石头修砌学校的断壁残垣，并建成一所新的学校。我们把重建新型科学教育学的期望寄托在唯物主义科学和机械科学的各门学科上，结果，我们误入了歧途。如果我们想要找到真正有生命力的教育方法，我们首先要从这条路中走出来。
想要用实验科学方法培训老师并不容易，即使我们教会了他们掌握人体测量学和心理测量学的方法，我们也只是创造了一些不一定能够使用的测量机器。如果我们坚持以这种模式对老师进行引导，我们就不可能前进。过去的学校把形而上学的哲学理论作为培训老师的中心，只希望老师能够认真学习权威人士的思想，并把这些思想当成自己的思想表述出来。但我们理想中的科学老师却不是这样的，他们必须熟悉某些教学仪器，并掌握这些仪器的使用方法，此外，为了让他们掌握实验知识和技能，他们还必须接受智力上的培训。
但是，最本质的差别不仅限于表面的现象，而在于内在的精神。所以虽然我们做到了这些，但老师们还是没有完全进入科学的实验领域，也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为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呢？目前，人们对科学家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人们会称那些懂得在物理实验室里操作所有实验仪器的人为科学家，也会称那些能够在化学实验室里灵巧并安全处理各种化学反应的人为科学家，还会称那些能够在生物实验室里制作用于显微镜观察的生物标本的人为科学家，可事实上，科学家的实验技术可能还没有他们的助手熟练，可是这些助手却不属于我们说的真正的科学家。我们所说的科学家是那些能够通过实验方式来探寻生命奥秘、揭示生活真谛的人，是那些能够把神秘现象的本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人，是那些对探索大自然的奥秘有着不可抑制的愿望的人。
科学家的精神力量比他们的机械技巧强大很多。当他们的精神战胜了技巧，他们就获得了最高的成就。这时，他们不仅揭开了大自然的秘密，还从哲学的角度综合了那些纯粹的思想。
真正的科学家也许并不能熟练地操作仪器，但他们却极其崇拜大自然。他们对大自然的崇拜不亚于宗教教徒对心目中的神的崇拜。对大自然的狂热使这些科学家们宁愿忘记凡尘俗世，一头扎入实验室不可自拔。为了进行实验，他们废寝忘食；为了研究显微镜下的标本，他们长时间守在显微镜前而累坏眼睛；为了研究结核病菌，他们会把病菌接种到自己的身上；为了了解霍乱的传播途径，他们会触摸霍乱病人的粪便；为了试验自己的理论，他们宁可冒着生命危险从事可能会发生爆炸的化学实验。他们拥有高贵的情操，这种情操感动了大自然，于是大自然把自己的奥秘展现在他们面前，并赐予他们自然界最高的荣誉。
我们对老师的培养不仅要包含简单的机械操作技巧，还要包含这种勇于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如果我们只想着培养老师的机械技能，而不考虑培养他们的精神，那么我们就只起到了把他们引入实验科学的领域的作用。我们只想教会他们使用仪器，而没想把他们变成人类学家、实验心理学家或儿童卫生学家。现在，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学校中接受指导，从而拥有前景光明的未来。可以这样说，我们希望所有教育工作者都能够热爱大自然，并从心底对各种自然现象产生兴趣。这样他们就会明白一个人期盼从实验中获得发现的心情。
实验仪器是人类用来了解大自然的工具，它们的意义就和字母表上的字母一样。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一本书中的伟大思想，我们就要学会阅读文字，而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大自然中的奥秘，我们就要学会操作实验仪器。大自然通过实验仪器向我们吐露了它的奥秘。我们在阅读莎士比亚的剧本时，即使剧本上的单词都印刷无误，我们也不能仅靠机械性地阅读明白其中的真正含义。同样，一个只知道做实验而不知道思考的人根本没有具备真正的科学知识。所以，我们不能只对老师进行教学技术的培训，还要把他们培养成能够崇拜大自然和解释大自然的人。
懂得阅读的人会在某天突然发现，自己能够理解但丁、莎士比亚等人著作中蕴涵的思想了。而这样的人在达到这种情况之前，必须要经历很长时间的努力。可是，我们却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我们认为，一个能够认读课本上所有单词的孩子能够像我们一样读书，可事实上，这个孩子只能读出招牌上的单词，却不懂它们的意思。这个孩子也会以为自己能够阅读书籍了，但如果他真正开始阅读一本书，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发现自己根本不能理解书的内容。这是当然的，因为他只会机械地理解书本的字面意思，而这种理解并没有用。这个孩子必须重新回到学校中进行学习。如果我们想靠教授人体测量学和心理测量学来培训科学教育学的老师，结果也一定不会成功。
我们暂且不谈在培训真正科学教育学的老师时会遇到什么困难。我们甚至没想过用什么方式描述培训科学教育学老师的方案，以免我们陷入不必要的讨论之中。相反地，我们假设这些老师经过我们的长期培训后具备了自然地对观察对象进行观察的素质，就像科学家能够为了科学研究废寝忘食的精神，或者可以为了研究生活在树林和田野中的昆虫和动物的生活习性而在夜间起身向树林和田野前进那样。
我们假设有一位科学家经过了长途跋涉后已经疲惫不堪，但是为了观察到昆虫平静地保持着自然动作的情景，他丝毫不在意自己的身上是否清洁，也不管外界的环境如何，他只是专心地把自己隐藏在草丛中。对于这位科学家来说，如果在他观察显微镜下标本时，突然有一群人来叫他回家吃饭，他也不会注意到。因为在他的眼中，除了显微镜下的微生物，别的东西都不能让他有兴趣。他看到这些微生物虽然智力低下，却能够相互避让，并自行选择食物。他对这些微生物施以电的刺激，打乱了它们的生活，然后再观察它们的变化；他用光照这些微生物，并观察它们是怎样向着光源爬行的。观察到这些现象后，他开始思考：“昆虫是不是有一种与微生物类似的，既能让它们逃走或接近食物，也能让它们相互避让的特性呢？”这位科学家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以至于忘记了吃饭，等到他从实验中松了口气时，才发现已经是下午4点了。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正处在实验室里，并想起之前曾有一群人来叫自己回家吃饭。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老师们也能像这位科学家一样，在接受科学训练之前就能自然而然地对观察对象产生兴趣，并全身心地对其进行观察研究，这固然很好，可是却不够。老师的特殊使命和科学家不同，老师需要观察的对象是人。老师对人的研究不同于科学家对昆虫的研究，老师不需要根据人的身体习惯进行研究，而是要研究人在清醒时的智力活动。
我们希望老师能够在接受培养后成为对人类研究感兴趣的人。老师们应该和观察对象之间存在亲密的关系。而研究动物学或植物学的学者则不需要和观察对象之间产生亲密关系。如果一个科学家不做出自我牺牲，他就不会爱上自己的研究对象。科学家们不仅要牺牲自己的休息、娱乐，甚至要牺牲自己的生命，可以说，这是一种殉道的体现。可是，人和人之间存在着爱，这种爱无处不在，所有的人都可以爱和被爱。不管一个人是否接受过教育，他都可以拥有爱。
下面让我们谈一谈培训老师的第二种模式，即心理培训。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耶稣基督的第一批弟子听到耶稣基督向他们描述那个无比庄严神圣，而自己却从没见过的国家时，他们的心里会产生怎样的感情。他们天真地向耶稣基督询问谁是天国最伟大的人，耶稣基督看着他们，轻抚着一个小孩子的头说：“天国中最伟大的人就是像这个小孩子一样的人。”假设有一个虔诚的教徒把耶稣基督的话记在了心里，他就会把这个小孩子作为观察对象，并怀着神圣的心情认真地观察这个孩子的一举一动。这种人虽然能够主动观察孩子，却也不是我们需要的那种老师，但是我们可以把他变成我们需要的老师，只要我们把科学家自我牺牲的精神和耶稣门徒那种崇敬虔诚的爱注入他的心里，他就具备了老师的科学精神。他会从这个孩子身上学到完善自己的方法，并让自己成为一名完美的老师。
我们可以另外举一个例子。你可以在脑海中想象出一个有技术观察或实践经验的植物学家，他为了研究某种存在于原始环境中的真菌而去野外考察。他先在野外进行了精心地观察，然后再回到实验室中用仪器对这种真菌进行分析和研究。这位科学家懂得大自然的意义，他是一位真正的科学家。他能够运用现代实验科学的所有工具和手段。
现在我们设想一下，这位科学家由于能够进行独创性的研究工作，被一所大学任命为该大学科学部的主席，他需要利用膜翅目昆虫进一步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这时，我们可以假定有个人拿着一玻璃盒子的蝴蝶标本给这位科学家看，这位科学家会把这些标本当成小孩子的玩意儿，并告诉对方这并不是科学研究中需要的仪器。更确切地说，他认为这些蝴蝶只是小孩子们在游戏中制成的道具，这些道具对正规的科学实验没有一点帮助。
如果我们让一位接受过严格科学培训的老师去一所公立学校，他也会遇到和上述科学家类似的情况，因为公立学校的孩子们就像被钉在玻璃盒子中的蝴蝶一样。这些孩子被固定在课桌的旁边，不能随意行动，他们的知识翅膀已经变得干枯，再也无法飞上蓝天。所以，我们不仅要帮助我们的老师准备好科学的精神，还要为他们准备好一个能够让他们进行科学观察和实践的学校。科学教育学要求学校放松对孩子的束缚，还给孩子们一片自由飞翔的天空。
没有人能够确定我们现在的学校中是否已经出现了这种科学教育学。有些老师在卢梭教育思想的启迪下提出过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和模糊的愿望。虽然他们呼吁给孩子自由，但事实上，他们并不懂什么是自由。他们把自由当成对奴隶制度的反抗或社会自由。虽然社会自由是崇高的思想，可是它并不能避免受到限制，它就像雅各在梦中看到的天梯一样。这种自由并不是完整的，它只属于一种国家、一个阶级或一种思想的解放。
教育学中的自由有着更广泛的概念。19世纪的生物科学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生命的手段，从那时起，这种自由就已经有了模糊的轮廓。所以，如果旧式的教育学已模糊地预见到我们应该在对学生实施教育前先研究他们，让他们自由展现个性，那么，让这个观点变得可行的就是上世纪的实验科学。我们并没有想就这一问题进行辩论，我们只是想阐明我们的观点。如果有人说我们今天的教育学中已经具备了自由，那么我们就会感到可笑，并把他看成是个站在蝴蝶标本面前却坚持认为这些蝴蝶还活着的小孩子。
现在的教育学中依然充斥着奴隶制的教育思想，学校里也是如此，最简单的证据就是学校中那些被固定的课桌椅。我可以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早期的唯物主义科学教育学思想满怀错误的热情和干劲，总是妄想用贫瘠的科学知识改变学校的制度。最初，学校里只有又长又窄的板凳，很多孩子挤坐在一起。后来，人们利用科学对这些板凳进行了改造，他们根据孩子的年龄大小和身高比例制作板凳，并对板凳的高矮和距离进行了精确地计算。新的板凳做好了，它们既能够防止孩子的脊柱变形，又能确保孩子坐在座位上时不能够乱动。老师可以清楚地看到教室中的所有孩子，并随时防止他们做出不道德的行为。
那时，性道德准则在教育中是不许被提起的。人们把这种行为看作是一种可耻的行为。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我们害怕孩子们纯真的心灵受到玷污，可是我们却把科学变成了一种虚伪的形式，用它捏造事实。我们用科学限制孩子的自由，不许他们在坐着的时候活动，这难道不是一件过分的事情吗？孩子坐在座位上时，他们被强迫采取一种直立的坐姿，只因为人们认为这种坐姿对孩子的身体有好处。学校固定了每个孩子的座位，以确保他们专心学习，却不曾考虑这样会令孩子的身体得不到自由伸展。孩子只能挺直身子坐在那里，他们没有一点自由。可是，人们却认为这是最完美的设计。那些所谓的科学教育学的崇拜者不断设计出更“科学”的模范课桌，并引以为傲。一些课桌还被授予了发明专利。
在设计这些板凳的过程中，人们确实依照了科学，如利用人类学进行人体测量和年龄诊断，利用生理学研究人体肌肉的运动，利用心理学考察直觉的反应，利用卫生学防止学生的脊椎弯曲等。人们在设计和制造这些课桌椅前的确进行了科学的研究，然而他们却只是机械地照搬科学，然后应用到学校中。
我相信在将来，我们会对这种做法感到震惊。我无法理解人们竟然能够在关注婴儿卫生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以及人类思想的综合进步的同时，忽略学生课桌存在的弊病。近些年来，几乎所有国家都在提倡保护孩子，可是他们却允许这样的错误存在。我想用不了多少年，人们就会发现这种“科学”的桌椅对孩子造成的危害。那时，他们一定会对这些桌椅表示惊讶。“科学”的桌椅让孩子在学校中受到了严重的束缚，即使他们生来是健康、强壮的，也可能因为长期处于这种束缚中而发生驼背。在生物学的领域中，脊柱是人体骨骼中最主要的一部分，它也是所有生物体中最坚硬的部分。原始人能够战胜猛犸象，能够与沙漠雄狮决斗，能够开采坚固的岩石，能够制造铁器，他们的脊柱经历了这些高强度的活动后仍然坚挺，然而面对学校的束缚，这些坚硬的脊柱却发生了弯曲，可见，这种束缚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世界各地都在进行社会解放运动，可是这些“科学”的桌椅却变成了一种束缚学生的工具。人们不断地对它们进行完善，却始终没有改变它们的本质———一副束缚学生的枷锁。“科学”桌椅产生的时代正是劳动阶级要求获得解放的时代。我们可以从社会生活中看到，社会的确在向自由的方向发展。民众领导人以社会自由为口号，受苦的群众反复地呼吁社会给他们自由，科学出版物和社会主义出版物中也充满了以自由为主题的文章。我们可以从任意一本报刊或杂志中看到，饱受压迫和剥削的人们并没有要求物质的补偿或援助，他们要求的是减少工作时间，提高经济条件，并改善工作条件。
人们为了工人能够获得自由而努力着，却没有想到孩子也需要自由。没人在意孩子的学习环境，没人在意孩子的发育情况，我们只给孩子设计了这些打着“科学”旗号的桌椅，我们以为这样就可以防止孩子脊柱变形，却不知这样做是无效的。如果我们只给一个因长期弯腰工作而产生腹股沟破裂的矿工提供一个支架，却不减少他的工作时间，也不改善他的工作条件，他的问题是得不到根本解决的。
曾经，有一位女士听说我提倡在学校中进行革新，便得意地向我展示了她发明的一种支架，她说这种支架能够完全保护学生，并可以代替学生坐的板凳。外科医学中有一种利用整形仪器和支架把孩子悬挂起来以达到拉直孩子脊柱的疗法。如今，人们把这种形式融入孩子们使用的课桌里，并大力推崇这种课桌。还有人认为应该在孩子的椅子上加设一个支架，以达到防止学生脊柱弯曲的目的。如果我们把科学方法具体应用到颓废的学校中，就必然会产生这样的结果。而事实上，真正对孩子脊柱有利的方法是不再强迫他们每天长时间地保持有害的姿势，即给孩子们自由。
即使这些桌椅真的对孩子的身体有好处，可是它们的位置是固定在地面上的，所以给打扫带来了很大困难。孩子鞋上的灰尘很容易堆满桌子脚和椅子脚，如果打扫得不彻底，教室就会成为一个既危险又不卫生的地方。现在，为了便于打扫和清洗，人们的家具都在向更轻便、更简单发展，可是学校依然故步自封，坚持这种错误的做法，这使我们不得不对孩子的未来产生担忧。成长在这样一个充满束缚的环境中的孩子会有怎样的精神世界呢？
我们在提及对工人的补偿时，总会习惯性认为只要消除贫血或疝气之类的疾病就可以了。其实，工人们的心灵也在饱受磨难。我们应该给他们心灵上的自由，这样才能消除他们的痛苦。当一个人的身体处于虚弱状态时，他就很难承受黑暗。他们内心也会变得异常脆弱。人类想要前进，就要甩开奴隶的道德堕落这一沉重的负担。我们应该拯救的是人类的灵魂，而不是人类的肉体。
我们还应该对儿童教育中产生的问题说些什么呢？
我们可以理解老师们的无奈，他们必须完成一种单调无聊的任务，即向孩子的脑中灌输枯燥的知识，所以他们只能强迫孩子保持安静，并聆听自己的讲解。为了确保任务顺利完成，老师会用奖励和惩罚来辅助自己的讲解。
我认为，奖惩制度应该被废除。人们认为鞭笞和殴打是正确的举措，而在我看来，学校的奖惩制度只是用于支撑颓废的学校的工具。同时，它们会压迫孩子的精神，使孩子的身体发生畸变。奖惩制度只会让孩子在强迫下被动地学习，而不能使他们真正获得知识。我们不应该认为孩子的自然发展一定和奖惩制度有关。职业赛马师会在比赛开始前喂自己的马吃糖果，车夫会为了让马听从指挥而使用鞭子，而这两种马无论怎样奔跑，也跑不过在田野中自由奔驰的马。
我们应该在教育中给孩子套上枷锁吗？我们说社会中的人都戴着枷锁，可是随着社会道德的进步，这些枷锁也在不断变松。从奴隶的枷锁到仆人的枷锁，从仆人的枷锁到工人的枷锁，我们可以看到生命在一步步走向成功。奴隶制在一点一点地变弱甚至消失，人类的文明在征服和解放中一点一点地发展。我们处在文明发展的哪一个阶段呢？人类文明的进步必须在奖惩措施下才能实现吗？如果我们在新的阶段依然沿用旧的方法，那么新一代的人就会继续过着文明水平较低的生活，而不能体会新时代的进步。
社会中也存在着和学校类似的情况，职员们为了国家的利益辛辛苦苦地工作，却看不到自己创造了什么价值，也就是说，他们无法意识到自己工作的伟大。他们得不到任何奖赏或酬劳，唯一能够看见的就是自己的职位有所提升，就像一个孩子不断在年级上有所提升一样。看不见自己工作有伟大目标的人就像一个被降级的孩子，他的水平远高于班级中其他孩子的水平，可是他却必须承受。他的尊严受到了伤害，他只能靠一些短暂的人为刺激继续前进。
孩子担心不能升入高年级而读书，职员由于担心职位不能得到提升而工作，于是他们只得强迫自己接受面前单调乏味的工作。老师斥责孩子，老板斥责职员，老师会给作业完成不好的孩子一个低分，而老板则会对工作完成不好的职员扣钱。这两者从本质上看是完全一样的。
如果政府没有一个明确的运行方式，那么贪污腐败就不能得到相应处理，国家也就无法强大起来。这时，人们就不会再去追求真正伟大的含义，而把视野停留在琐碎的小事上，比如怎样做能让自己获得奖励。清廉的官员能够支撑一个国家，因为他们会反对贪污腐败，坚守正直诚实。社会中的生命会不断征服新的困难，自由的本能也会如此。
有一种力量能够推动世界前进，这种生命力量存在于每个人的体内，潜伏在每个人的心中。但是，真正完成了人类的工作，做出了伟大胜利的人并不会在意那些“奖赏”和“惩罚”。如果一支军队中的每名士兵都只想着升迁、奖章这些东西，总是担心会在战斗中牺牲，那么这支军队就很难在战争中取胜。即使这支军队中的每名士兵都高大威猛，他们也打不过一群不在意奖励或死亡的矮小的人。如果没有真正的英雄主义，军队中的奖赏和惩罚只能使士兵变得腐败和怯懦。
只有精神上的动力才能使人成功。如果一个年轻人由于热爱医学而学医，他就有可能成为一名伟大的医生。但如果他只是为了得到遗产，或是在物质利益的驱动下从医，他就不可能在医学领域有任何发展。奖惩制度可能会改变一个人天生的脾性，并使他远离自己的天职。也许，他会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并使他的自然行为发生扭曲、减少，甚至消失。
然而，这个世界上也有一种奖赏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补偿。比如说一个人在进行演讲时看到听众的表情随着自己的感情而变化，这时他会感到无比的快乐，他感受到了人们对自己的喜爱，这种感觉非常奇妙。当我们让别人的灵魂受到感动，并被我们征服时，我们所得到就是真正能补偿我们的奖励。在这一瞬间，我们会幻想我们是伟大的人，我们所能感受到的幸福远远超出了物质上的幸福，我们会觉得自己还能平静地生活下去。别人的喜爱，孩子送我们的礼物都能让我们感受到自己的伟大。如果这时，有个权威的人站出来宣布我们的胜利，并颁发奖牌给我们，我们就会感到这个人破坏了我们得到的真正的奖赏。
正常人的心灵会在感到心情舒畅时变得完美。惩罚会对人产生束缚。有时候，惩罚会把成长在邪恶环境中的人的性格变得更加低劣。我们必须遵守法律，然而，我们却不会因为害怕受到惩罚而变得老实。我们的生命中有一种自然倾向，它能引导我们热爱和平，远离抢劫、杀人等罪恶的行为。
如果我们抛弃道德因素和纯哲学的观点，那么我们会认为违法者是在知道刑事法规的情况下实施的犯罪，或者说是法规引诱他犯了罪，因为他认为自己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法律是为了罪犯而制定的，大多数的人都是忠厚老实的人，他们不会想要犯罪，自然也不会对法律产生恐惧。
意识不到自身的伟大力量才是对正常人真正的惩罚。教育的本意是帮助人，可是我们却让孩子使用一些损害他们身心健康的东西，并对他们加以限制。我们不让他们随便行动，结果他们找不到自己的明确目标。我们按照官方的教育计划向孩子的脑中灌输知识，这时，这种不合理的教育计划就成了损害孩子身心健康的帮凶。我们无视孩子心中正在产生的无视生活的情绪，对此，我们应该感到羞愧。
塞吉说：“当今社会对改造教育和教学方法的渴求非常迫切。那些人不仅是为了重建教育和教学方法而奋斗，他们也在为了人类的再生而奋斗。” Part 2 蒙台梭利教育法的起源
想要发展一种科学的教育学体系，我们就必须从原来的道路上走出来，改走一条完全不同于以前的教育学发展的道路。我们也要对老师进行同步培训，让他们熟悉实验方法，并成为一名观察者。老师应该在学校中进行观察和实验，让孩子在这一过程中得到足够的自由，并让孩子的个性充分地得到发展。如果这一新的科学教育学来自对孩子的研究，那么老师们要切记，只有自由的、不受束缚的孩子才可以被作为这项新的研究中的观察对象。
在实验科学中，只要把一种方法应用到它自身，就会产生一门分支学科。比如说细菌学的科学内容是在隔离方法和细菌文化中产生的；人们在罪犯、精神病患者、临床病人和学者等人身上应用了人类学，于是便有了犯罪人类学、医学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等。所以，我们想要研究实验心理学，就先要对实验中所使用的技术进行精确地定义。如果我们要给某种方法或技术下一个精确的定义，或是得到一个确切的有关实验科学应用的结果，我们就需要进行实验研究。我们在解释实验时，不可以掺杂任何偏见，以免影响最终的实验结果。例如，人的大脑和人的智力差异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想科学地观察人的大脑发展过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对观察对象中那些聪明的人和迟钝的人一视同仁。如果我们认为聪明人的大脑一定发育得更完善，我们的研究结果就会出现偏差。
做实验的人应该抛弃所有成见。如果我们希望用实验心理学进行研究，我们就必须把以前的信念都清除，用实验心理学寻找真理，并将它变为现实。换句话说，我们不可以过于教条。然而人们在研究儿童心理学时或许就犯了这种错误。我们不走教条主义路线，而是让孩子彻底得到自由。如果我们想在观察孩子的自然行为的过程中得到某些有用的结论，并希望用这些结论引导我们建立真正科学的儿童教育学，我们就必须克服教条的思想。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在对孩子日常生活的观察中得到一些能够引导我们建立真正科学的儿童教育学的结论。
只有通过实验方法，连续地战胜各种偏见，我们才能构建起儿童心理学和儿童教育学的科学内容。所以，我们必须建立一种不同于其他实验科学中所使用的、专门为实验教育学量身定做的方法。科学教育学被包围在卫生学、人类学和心理学中，虽然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受教育的人群，但它却采用了上述三种学科的部分技术方法。在“儿童之家”工作了两年后，我发现我研究的工作中有些部分和实验教育学使用的方法有关。我用这种研究方法对3～6岁的孩子展开了研究。我在这些研究中得到了一些惊人的发现，所以我相信，我们可以在未来用这些尝试性的实验研究去进行更深一步的探索。
事实证明，经验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建立起一个完全的教育体系，也不能把我们如今的教育体系应用在所有的学校中进行应用。我说我目前的研究工作建立在我过去两年的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这话并不确切。准确地说，“儿童之家”所使用的教育体系有着久远的历史。我们应该记住它是从对畸形儿童的教育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它体现了人们长期以来为了探索正确的教育体系而进行的努力。
大约15年前，我曾在罗马大学精神病治疗诊所担任助理医生，所以我经常有机会出入精神病院，在其中挑选研究对象并对他们进行研究。在从事这一工作期间，我开始对居住在普通精神病院中的弱智儿童产生了兴趣。甲状腺器官疗法在当时已经很发达，外科医生也开始对身体有缺陷的孩子产生了关注，于是我一完成了正常的医院工作，就开始研究孩子的疾病。
对弱智儿童产生兴趣后，我研究了爱德华·塞昆为这些孩子设计的特殊教育法，并从中掌握了这种教育方法的整个思想。在外科医生中流传着这样的思想，即“教育疗法”能够治疗患有耳聋、中风、弱智、佝偻等精神性疾病的人。人们认为医学和教育学必须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治愈这些病人。于是，人们开始依靠体育锻炼治病。然而，我的观点则和我的同行不同。我认为智力缺欠不是医学上的问题，而是教育上的问题。人们针对如何治疗和教育弱智儿童提出了很多观点。1898年，我在意大利都灵举行的教育学大会上发表了一篇以“精神教育”为题的演讲。我将自己的不同观点公布于众，并在外科医生和老师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生动有趣的问题。
盖都·巴克西里是教育部长，也是我的导师，他让我给罗马大学的老师上一堂关于如何教育弱智儿童的课，后来，我又在我管理了两年多的州立行为心理学学校讲过这方面的课。我每天都要给那些从小被认为是弱智儿童的孩子上课。慈善机构出资成立了一所医学教育学院，除了接收公共学校的孩子，还接纳所有生活在罗马的疯人院里的弱智儿童。
我和我的同事花了两年时间为罗马的老师们设计出了用来观察和教育弱智儿童的方法。起初，我只对老师进行培训。当我在伦敦和巴黎进行过一段时间的关于教育弱智儿童的方法的研究后，我自己也开始进行儿童教育的实际工作了。我要每天从早8点到晚7点直接给孩子上课，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是一名小学老师。经过两年的实践，我第一次在教育学方面得到了真正的学位。
刚开始从事弱智儿童教育时，我就认为我们的方法是与众不同的。我相信，我们的教育原理比人们正在使用的方法更合理，因为我们能够让这些孩子获得智力上的进步。我对这份工作有深厚的感情，在我离开学校去寻求教育弱智儿童的更好方法时，它几乎控制了我的全部思想。我坚信，如果我们在正常儿童身上也使用这种方法，他们一定会有不可思议发展。之后，我开始满怀从事正常儿童教育学并对其原理进行研究的希望，更加详细地研究矫正教育学，我还为此进入一所大学学习哲学。当时，我还不知道自己的思想是否能够得到验证，但是我有一种信念，一定要让这种观念得到深化和拓展。我放弃了其他工作，做好了承担未知任务的准备。
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位外科医生第一次开始探索对弱智儿童的教育方法，他在医学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开辟了对耳疾的研究，尝试了对听觉进行教育，帮助一个聋哑人机构中没有完全丧失听觉的人恢复了听力，并花了8年时间看管一个白痴男孩。他治疗了不少听觉能力方面有问题的人，并把他采用的方法用在了治疗其他感知官能的方面。
伊塔德在自己的教育学著作中详细地描述了他的教育成果和经验，读过他著作的人都能发现这些教育成果和经验都是通过进行实验心理学而得出的。而真正建立了弱智儿童教育体系的人是爱德华·塞昆。塞昆首先做了一名老师，后来转行做了外科医生，他以伊塔德的教育经验为出发点，并对疯人院的弱智儿童进行了长达10年的研究，然后把自己的经验用于巴黎的鲁·皮加勒的一所小学。他于1846年出版了《弱智儿童教育中的心理卫生治疗》一书，并在书中第一次阐述了这种方法。
塞昆移民到美国后，在美国创立了很多用于教育弱智儿童的教育机构。他把自己20年来的工作经验总结到一起，出了《弱智儿童教育中的心理卫生治疗》的第二版，并将标题换为《弱智及其生理学方法治疗》。这本书详细记录了塞昆的教育方法———心理学方法。塞昆没有再在这本书中提及如何进行“弱智教育”，而是强调如何用心理学方法治疗弱智。
我在精神病诊所担任医生助手时曾读过塞昆这本书的法文版。20年后，这本书的英文版在美国纽约出版了，可虽然是英文版，但它却在英国并不出名。于是我想，人们一定没有真正理解塞昆的教育体系。事实上，虽然很多与弱智儿童有关的机构在自己的出版物中引用塞昆的教育方法，可他们表述的内容却并不符合塞昆的教育体系。
我发现，人们在弱智儿童身上使用的方法和在正常儿童身上使用的方法都有相似的地方。尤其是在德国，虽然弱智学校中有许多特殊的教学仪器，但老师们却很少使用这些东西，他们都坚持用教育正常儿童的方法对弱智儿童进行教育。我曾见过比色特的老师是怎样教育孩子的。这些老师拿着塞昆编写的教材，却并不按照塞昆的方法去做，他们只用了一些塞昆提到的教学仪器。他们进行的是机械式的教学，即按照规章条例的字面意思做。我也去过伦敦和巴黎，最后发现我所期望的教育方式不过是个幻想。
我走访了整个欧洲，并对欧洲的教育方法进行了研究，然后，我回到罗马开始进行弱智儿童教育。我使用了塞昆书中的方法，也参考了伊塔德的著名实验。以这两个人的工作为参考，我制造了许多任何机构都没见过的教学仪器。这些仪器一旦落入懂得使用它们的人的手中，它们就会变得威力无穷。
我能理解那些从事弱智儿童教育的人的心情，也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泄气并放弃。人们对弱智儿童的老师抱有偏见，认为他们没有感情，因为他们没有把自己教育的对象当成和自己同样的人，正是由于他们看不起弱智儿童，所以才没有在对弱智儿童的教育上取得成功。那些老师总想让自己置身于和弱智儿童同样的位置，于是他们带着这些孩子游戏，并给这些孩子讲愚蠢的故事。而我的观点是，老师应该唤醒弱智儿童心中的自我，鼓励这些孩子使用教学仪器，并从中得到启发。
我一直关心爱护这些弱智儿童，同时希望他们的自我有一天会醒过来。塞昆对于这个问题也持同样的观点。我在研究过他那些尝试性工作后发现，他第一次使用的仪器是一台心灵的仪器。他曾在法文版著作的结尾处对自己的研究工作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他说，如果学校的老师都不在工作前进行准备，那么他建立的这些方法都无法有效发挥效果。塞昆希望从事弱智儿童教育的老师能够态度和善，用悦耳的声音说话，并尽力使自身具有迷人的魅力。他说，这些老师的任务是唤醒弱智儿童的灵魂，带领弱智孩子前往一个美丽的世界，所以这些老师必须让自己充满吸引力。
怀着“必须遵照心灵做事”的信念，我真正理解了塞昆的教学实验。这些被正确理解的实验才是教育弱智儿童的重要工具。正因为如此，我才取得了惊人的成果。我意识到，我们所有的感情都来自于人的心灵，心灵越自由，人就越容易恢复生命的活力。只有精神上的激励才能让这些弱智儿童感受到外界的刺激。从此，我开始进行一项新的实验。我不想过多介绍我的实验，我只想告诉大家，我正在尝试的教学生读写的方法是儿童教育的一部分。伊塔德和塞昆的著作中并没有对这种方法进行完善的说明。
在我的教育下，一些弱智儿童拥有了良好的读写能力，他们甚至能够成功地通过正常学校的考试。这样的成果让所有人感到吃惊，而我却觉得很平常。那些弱智儿童接受了一种独特的教育方式，得到了心灵上的帮助，所以他们能够和正常儿童一样参加考试。可是，那些正常儿童的心灵却被束缚住了。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用这些帮助弱智儿童的方法教育正常儿童，那么正常儿童必将得到全面发展，到那时，弱智儿童就永远不可能赶上正常儿童的智力了。
人们都在羡慕我能让弱智儿童取得进展，而我却在考虑为什么正常儿童的智力不能得到提高。我不愿相信这些正常儿童在智力测试中的表现竟和那些弱智儿童不相上下，然而，这却是事实。
有一天，一位弱智学校的女校长拿来一段以西结的预言让我读，她说这预言之所以会让她印象深刻，是因为它就像是对弱智儿童教育的预言一样。
上帝用手抚摸我的头，并领我来到他的圣灵中。我看到自己站在一条满是白骨的河中。
上帝让我从这些白骨中走过，我看到，河中的这些白骨都已经干枯。
上帝问我：“我的孩子，你说这些白骨还能复活吗？”我说：“上帝，只有你知道他们是否还能复活。”
上帝让我去对这些白骨进行预言，他让我对着白骨说：“这些白骨会听到上帝的预言，并按照预言去做。只要我把气息注入你们的身体，你们就会复活。我会在你们上面挂上筋腱，填充上血肉，再用皮肤将你们覆盖。当我把气息注入你们的身体中，你们就会复活，这时，你们就会知道我就是上帝。”
我按照上帝的话做了。当我完成预言时，我听到了一种声音，那是白骨拼接在一起的声音。这些白骨在摇动，它们向彼此聚拢，最后形成了一副完整的骨架。
我正为之惊奇，这时，我看到白骨上出现了筋腱和肌肉，然后，皮肤覆盖了整个身体。可是，它们还没有呼吸。
上帝又对我说：“去吧，我的孩子，去预言风，告诉风就像上帝说的那样。风啊！你要从四面八方吹来，让这些身体能够进行呼吸，只要它们呼吸到了风，它们就有了生命。”
我再次按照上帝的话做了。气息钻入了这些白骨组成的躯体中，它们活了过来。它们的双腿支撑起了它们的身躯，他们站了起来。它们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军队。
上帝告诉我：“我的孩子，你看到了吗？这些白骨就是整个家族。你听，它们说它们的骨骼干枯了，它们的希望没有了，它们被切碎了。”
当我看到这些话的时候，我认为这预言中指的“把气息注入你们的身体中，你们就会复活”指的是老师对孩子进行的指导，老师应该鼓励孩子，让孩子醒过来。至于“我会在你们上面挂上筋腱，填充上血肉”，则是指塞昆的方法。人们在总结塞昆的方法时用了这样的句子：“从对肌肉系统进行教育到对神经和感官系统进行教育，我们要一直亲手引导孩子。”塞昆就是这样教会了弱智儿童走路，并教会了他们如何在复杂的动作中保持平衡等。从让孩子接触和了解温度到进行肌肉感觉的教育，从进行特殊感觉的教育到教会孩子感知判别，塞昆对弱智儿童的教育是一步一步进行的，并且每一步都比上一步复杂。如果他不这样做，他就没有办法让这些孩子适应高等的生命方式。
想要唤醒弱智儿童的心灵，我们就必须让白骨拥有心灵，拥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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