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葛晨虹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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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道德发展研究报告(2014)试读：
总序
陈雨露当前中国的各类研究报告层出不穷，种类繁多，写法各异，成百舸争流、各领风骚之势。中国人民大学经过精心组织、整合设计，隆重推出由人大学者协同编撰的“研究报告系列”。这一系列主要是应用对策型研究报告，集中推出的本意在于，直面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开展动态分析和评估预测，建言献策于咨政与学术。“学术领先、内容原创、关注时事、咨政助企”是中国人民大学“研究报告系列”的基本定位与功能。研究报告是一种科研成果载体，它承载了人大学者立足创新，致力于建设学术高地和咨询智库的学术责任和社会关怀；研究报告是一种研究模式，它以相关领域指标和统计数据为基础，评估现状，预测未来，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研究报告还是一种学术品牌，它持续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焦点和重大战略问题，以扎实有力的研究成果服务于党和政府以及企业的计划、决策，服务于专门领域的研究，并以其专题性、周期性和翔实性赢得读者的识别与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推出“研究报告系列”，有自己的学术积淀和学术思考。我校素以人文社会科学见长，注重学术研究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作用，曾陆续推出若干有影响力的研究报告。譬如自2002年始，我们组织跨学科课题组研究编写的《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紧密联系和真实反映我国经济、社会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领域的重大现实问题，十年不辍，近年又推出《中国法律发展报告》等，与前三种合称为“四大报告”。此外还有一些散在的不同学科的专题研究报告也连续多年，在学界和社会上形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些研究报告都是观察分析、评估预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重大问题的专题研究，其中既有客观数据和事例，又有深度分析和战略预测，兼具实证性、前瞻性和学术性。我们把这些研究报告整合起来，与人民大学出版资源相结合，再做新的策划、征集、遴选，形成了这个“研究报告系列”，以期放大规模效应，扩展社会服务功能。这个系列是开放的，未来会依情势有所增减，使其动态成长。
中国人民大学推出“研究报告系列”，还具有关注学科建设、强化育人功能、推进协同创新等多重意义。作为连续性出版物，研究报告可以成为本学科学者展示、交流学术成果的平台。编写一部好的研究报告，通常需要集结力量，精诚携手，合作者随报告之连续而成为稳定团队，亦可增益学科实力。研究报告立足于丰厚素材，常常动员学生参与，可使他们在系统研究中得到学术训练，增长才干。此外，面向社会实践的研究报告必然要与政府、企业保持密切联系，关注社会的状况与需要，从而带动高校与行业企业、政府、学界以及国外科研机构之间的深度合作，收“协同创新”之效。
为适应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报告系列”在出版纸质版本的同时将开发相应的文献数据库，形成丰富的数字资源，借助知识管理工具实现信息关联和知识挖掘，方便网络查询和跨专题检索，为广大读者提供方便适用的增值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报告系列”是我们在整合科研力量，促进成果转化方面的新探索，我们将紧扣时代脉搏，敏锐捕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热点、焦点问题，力争使每一种研究报告和整个系列都成为精品，都适应读者需要，从而铸造高质量的学术品牌、形成核心学术价值，更好地担当学术服务社会的职责。
导论
中国已进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政思路，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主题，也表明国家在治国方略和执政定位方面已进入“依法治国”的语境之中。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法治是基础之维，治国重器，善治前提。法治不在，国将不国，社会将无序，社会公正将无法持守。但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应多向度交集共治展开实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决定》也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德治、文化是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维，而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价值共识在德治和文化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讲话中对“文化强国”也作了着重强调，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努力构建中国话语权和在世界上的文化影响力。正因为核心价值观文化如此重要，本年度的《中国社会道德发展研究报告》结合“中国当代主流价值文化研究”以及“公民思想道德与社会文明程度研究”相关课题的调研结果，锁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主流价值文化的大众化和现实构建领域，对社会公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主流价值文化的认知、认同状况，存在的问题及主流价值文化的构建思路进行了相关分析。
一《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文化的培育践行提出了全方位的要求。《意见》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任务。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变的新特点，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在核心价值观以及核心价值体系主导下形成的主流社会文化，可被视为核心价值文化或主流价值文化。
文化包含的内容很多，有科学技术、价值理念、理想信念、社会法律、道德规范、宗教信仰、文学艺术以及相关表意符号等。其中价值模式最为核心，它决定了一个文化系统的性质，为社会制度、规则秩序的合理性提供了最直接的论证。正是这些核心价值文化，凝聚并形成了社会公众的“共意”或共同价值观，在社会秩序维护和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核心价值观及其理论文化具有国家发展道路的指向功能。中国要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就要坚守自己的核心价值原则。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同时我们的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不能丢，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本原和文化之根，当然，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有一个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问题；再者，必须信守并维护法律和道德规范所体现的社会基本价值内涵，这是社会法治和德治的基本价值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上述各种维度的价值理念的系统表达。
核心价值观及其文化体系，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社会发展道路的旗帜，“一种特有的思想先导作用，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或社会危机时期，意识形态常常成为社会动员人们向既定的方向和目标前进的一面思想旗帜”（注：[美]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9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或核心价值观，起到引领文化、理论和发展道路的作用。理论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等同于任由各种价值观杂乱无序地发展。
中国社会处在变革发展中，它需要正确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指导，需要有序而非紊乱的思想文化价值秩序，需要大众对执政价值理念的认知和认同，需要中国特色的共同价值观。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每一社会都有其独特的社会精神气质，它因社会的经济方式、政治理念、文化传统而形成，反映社会的价值需要、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涵盖社会的理想信念、精神风貌、道德规范，构成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对经济社会建设、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发挥着引领和主导作用。”（注：袁贵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1）。）
核心价值观及其理论体系，可以为国家发展道路和制度的选择提供理论支撑。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核心价值和理论体系一旦崩溃，或者社会民众不能形成价值共识，指引整合国家社会的思想文化纽带将不复存在，轻则社会发展受到阻滞，重则国家和民族不再兴盛甚至衰亡。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下册，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所以在当前中国“文化强国”的战略部署中，要关注中国特色的理论构建和文化建设。文化，尤其是社会科学理论文化是有价值属性的，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中探讨了文化属性问题，指出“资本主义文化的确有使世界同质化的倾向，而文化的同步化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现代性的特征’。但资本主义是一个‘经济一文化’二元复合体系，其经济基石是财产制度与商品生产，其文化的要素则是一种无孔不入、商品化了的交换关系”（注[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资本主义文化”中那些全球“同质化”的东西，如环境理念、效益理念、民主平等、诚信道德、艺术文化等，都是人类的共同价值财富，中国文化在参与共建也在吸收共享，但汤林森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本质属性的那些关乎道路选择的东西，我们就不能不加辨析地照单全收。中国价值观文化及理论构建不仅要张扬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色和传统价值，还要凸显社会主义道路的价值主张。诺贝尔奖得主缪尔达尔也曾就“价值中立”主张指出：“努力逃避价值观念是错误的，并且注定是徒劳的和破坏性的，价值观念和我们在一起，即使把它打入地下，它们仍然指导我们的工作。”[瑞典]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13页，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社会政策资深学者蒂特姆斯也指出：“以中立的价值立场讨论社会政策是没有意义的事情。”（注：[英]蒂特姆斯：《社会制裁十讲》，15页，香港，香港商务印书馆，1991。）
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发展，使社会经济结构和阶层发生了深刻变迁，全球化背景也使各种理论、文化的交流或碰撞更加活跃，中国社会各界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多种变化，涌现出各种理论和思潮。理论的活跃是文化大发展的表征，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也表现在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上；但包容多元文化和多样价值观，不等于说不要主导的社会理论，不要共同的价值观原则。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要想有序发展、和谐发展，就必须在多样价值观和多元理论文化中找出“最大公约数”，确立符合国情的主导理论体系，即构建起核心理论基础和共同价值观。因为它是社会成员整合凝聚、社会秩序运转的精神根源和社会发展的理论指导。
核心价值及共同价值观具有社会整合功能。社会整合是通过多个维度实现的，如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的整合，社会功能机制以及社会文化、价值规范的整合等。社会价值的凝聚整合，必须建立在社会上下的“共同价值观”基础之上。诸多社会整合理论都在推崇核心价值及其文化的整合功能，认为社会“共意”的存在，即使社会成员认同、共享这些价值观，是一种重要的国家能力。社会功能学派代表帕森斯认为，社会体系的整合非常依赖于共享价值理念及其文化系统。“文化系统”在帕氏理论中占有突出的位置。帕氏认为，正是社会成员认同且受其影响的共同价值观，能产生一种强有力的凝聚力，将社会成员整合在一起。在他的《社会体系和行动理论的演进》中，我们看到了几个关键词：社会秩序、公民素质、共同价值观。
葛兰西曾将意识形态的凝聚作用比作“水泥”，他说：“保持整个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的统一中，意识形态起了团结统一的水泥作用。”（注：转引自[希]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21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如果过多的社会成员拒绝社会共同价值观，社会离心离德严重，社会系统就会崩溃。可见“文化系统”是调控社会秩序和保证社会整合凝聚的关键之一。
核心价值观及其文化为国家和社会提供了精神家园和文明之“道”。在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有中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四大文明古国，唯有中华文明未曾中断。这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中，已成为一个引起众多学人兴趣并探究其中原委的历史现象。究其根源，最重要的是中华文明不但有文化之“术”，即辉煌的文化形式和器物的积累，还有深厚的文化之“道”的创造和流传。正是东方智慧和民族精神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文明之“道”。任何一种文化都凝结着一定的价值理念，它就是文化的灵魂，或曰文化其“神”。守护文化其“神”，就要把握凝结在文化之中的精神实质——价值理念，从而把握文化立场、文化取向和文化选择，这是文化自觉的根本要求。（注：参见朱贻庭：《守护文化其“神”》，载《道德与文明》，2011（3）。）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就是在创建属于中国的文化之“道”和“精神家园”。
涂尔干在研究社会问题时指出，价值失范是引发社会无序、松散，人们迷茫困惑、不安甚至自杀的重要原因。在社会发展变迁的过程中，在传统社会旧有的生活习俗、道德规范和信仰变化瓦解的同时，如果新的价值观没有完全跟进建立，就会产生令人不安和困惑迷茫的社会阶段。美国社会学家默顿进一步把“社会失范”的含义由“无规范”诠释为“规范冲突”，认为社会价值观的不同组成部分间的冲突，以及文化蕴含的价值目标同社会当下的制度环节之间的游离，是造成社会失范的原因。
核心价值观倡导的道德取向有利于培育心灵秩序和社会公共精神。现代社会治理中，政治精英、学者经常强调制度建设及其功能，这是对的，没有制度法治国将不国。但问题不在于此，问题是许多社会治理理论在强调大力发展外在制度性规范建构的同时，忽略了现代人的内在心灵秩序问题。须知外在制度秩序必须与内在心灵秩序相结合才会形成真正的社会秩序。
转型期人们的心灵往往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市场经济、现代化在带给人们诸多物质满足的同时，也带来了某些心灵秩序的“碎片化”和“无意义感”。伦理思想史上提出三问：什么是好生活？为好生活我们应该怎么做？人应当成为什么？现代人容易关注“应该如何行为”而非“成为怎样的人”及“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好生活”。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功利主义导向的世界，往往使人忘记了人性的高贵、人的美德的意义，丧失了人的精神家园。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片面“物化”的发展模式忽略甚至放逐了精神家园和意义世界高贵人性的追求，社会才会出现大量道德问题。因此，人们也把来自现代物化生活模式、规则功利主义对道德社会规导的局限，称作“现代性的道德困境”。
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市场转型中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人际关系建立在了一种非血缘的、陌生人的、个体化了的利益关系基础上，交往活动不再囿于亲缘范围而发生在陌生人之间，体现为一种现代性的公共交往。中国传统社会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仁爱道德维系着社会的“熟人”关系。而陌生人交往或现代公共生活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友爱德性即公共精神的普遍化，其中就包括对陌生人的友爱和他人意识、责任意识。
在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原有的血缘关系社会基础和精神文化被冲淡后，新的契约法制关系和适应陌生人际的公共精神还未准备好，因此容易出现“道德冷漠”、“信任度低”等社会问题。以道德冷漠为代表的转型期道德困境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缺乏“公共精神”或者“公共社会德性”。也就是说，转型后的现代公共生活中人与他人之间的相处，需要更多的他人意识和“共在”意识。转型期中国面临诸多问题，重要问题之一即如何应对碎片化、个体化、陌生化了的市场社会。存在主义学者穆尼埃在强调人与他人关系的重要性时曾说，“古典哲学常常令人奇怪地对这个问题置之不理”，“如果你数一下古典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你会看到这些问题：认识、外在世界、自我、灵魂与肉体、心灵、上帝和来世。在古典哲学中，与‘他人的关系’所产生的问题从未获得与其他问题同等的主要地位”（注：[法]E.穆尼埃：《存在主义哲学家》，英文版，72页，1949。）。在此种问题意识中，我们应能够理解“商谈伦理学”、“主体间性”理论的重要性。核心价值观强调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就是在解决人与国家社会、人与他人的和谐关系问题。所以，对于一个“好社会”而言，仅有物质不够，仅有制度也不够，要想建立真正公平和谐的社会，在制度正义、依法治国的基础上，还需要核心价值、社会德性、公共精神等作补充。
总之，在多维复合式的国家治理体系中，文化治理是重要一维，而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价值共识在文化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我们必须切实树立“文化强国”的战略思维，对中国特色价值观及其主流价值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进行重新审视并定位。在一定意义上，核心价值观等主流价值文化，是当今中国发展与治理的一种重要的国家政治资源。换句话说，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思路中，必须有足够的“文化强国”、“文化治理”意识。
二
核心价值文化及社会价值共识可以为中国打造软实力。中国文化及其价值观在国际竞合中应当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这是公众的期待，也是现实的问题。在相关调研中，公众大多认为我国当前主流价值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还不够，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中国理论、价值观及其文化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一样，既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种种机遇，也面临着国际文化竞争的挑战。国际文化竞争首先表现为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的竞争，但作为国际竞争的一部分，文化竞争历来包含着价值观和思想意识的较量。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此强调：“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思路中，也包括了文化安全。
近些年许多人在使用“文化安全”的概念，事实上，对文化安全进行关注首先是从美国开始的。冷战结束后，一批国际政治学者和美国政界人物率先研究新格局下的新问题。亨廷顿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将会占据国际政治问题的中心，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产生冲突的主要是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引起了全世界对文化安全问题的关注，冷战结束后的状况也使西方国家普遍认识到，国家安全问题已由传统的军事领域扩展到了经济、文化、生态等领域。事实上我们已看到，“软实力”理论在美国近年国际事务和外交路线中，也变成了“巧实力”思路。
可见，思想理论实力或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在国际竞争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注：《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尼克松在《超越和平》中曾预言，中国也将像苏联和东欧一样演变为资本主义，他说：“从长远来说，中国将成为那些已经在东欧、苏联和不发达国家把共产党政权扫下台的巨大变革的一部分。……由于有了信息革命，各种思想将越过长城上空进入中国，用不着穿过城墙或者在墙根下挖地道——而且没有意识形态上的战略防御计划会把它们击落。”
布热津斯基作为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超越军事和经济领域，关注和考虑如何布局“文化”棋子，确因当今世界，文化已成为国家安全问题中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在美国“9·11”事件后更成为西方世界的共识。布热津斯基在其《大棋局》中提出了“文化统治”概念，在美国全球“大棋局”布局中，美国的文化战略正通过电影、电视、音乐、语言、互联网、教育以及生活方式的影响而全面展开。（注：参见[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35~3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但外媒称中国是“经济巨人，道德侏儒”，也有人说中国不是世界大国，因为它没有向世界输出文化价值观。《纽约时报杂志》载文《在意识形态领域推销美国》：“决定美国资本主义命运和前途的是意识形态，而不是武装力量。”这种论断不仅适合美国，也适合中国等一切国家。“软实力”理论强调，在社会治理的多维因素中，有些因素是硬性或显在的，如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等正式制度体系；有些因素是软性或潜在的，如社会意识形态、共同价值观、传统文化、道德要求等。就社会治理能力而言，政治制度和法律的硬性治理必不可少，但价值共识、精神信念、社会风气及其道德力量产生的非强制性约束，对社会治理、对引导公民自觉接受社会规约，具有更积极的作用。诺奖得主道格拉斯对此强调，即使在最发达的社会体系中，“正式制度”的约束也只能决定人们行为选择的一小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是由“非正式制度”即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规则来约束的。
在这个关注“文明冲突”、“文化统治”及思想影响力的国际竞争时代，在世界多元价值体系和世界意识形态的复杂格局中，中国应怎样关注自身的国家安全问题，在国家安全问题中文化安全具有怎样的地位，中国应走什么样的社会发展道路，坚持什么样的理论文化和价值观，对这一切，我们都必须有清醒的自觉意识。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思想理论，有什么样的核心价值及其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发展道路和发展实力。
应当说，中国上下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意见》对此明确强调：“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全面进步，对于集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习近平在系列讲话中针对竞争软实力构建提出了话语权问题：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注重构建当代中国价值观根基，构建中国话语权。目前在国际文化竞争中，中国在话语权上并不占优势。美国等国家认为：“在宣传上花1美元，其效能等于在国防上花5美元。”（注：见http：//lib.hnswdx.gov.cn/164/list.asp？id=290。）尼克松在《不战而胜》中说：“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打了败仗，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关系都将毫无意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艾伦·杜勒斯曾说，“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美国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都能够教会他们按照美国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注：转引自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226页，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政治学者伍德曼在研究美国在拉美国家的文化战略后说：“文化帝国主义控制和西化了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心理，使他们与美国帝国主义的利益保持一致。文化帝国主义产生了不可思议的作用，原因在于它从内部控制了人民，装扮成了他们的自由意志。文化帝国主义的作用是控制第三世界人民的精神，形成政治上顺从的民众，在人民中间唤起消费主义的愿望，从而为西方的商品培育丰富的市场。文化帝国主义的目标强烈地针对年轻人，因为他是理想的观众，社会敏感度强，易于适应变革。”（注：Peter Woodman,“Cultural Imperialism in Columbia,”http://www.colombiasolidarity.org.uk/Solidarity%208/culturalim perialism.html.）“文化帝国主义”是否存在？在《哈珀现代思想辞典》（1977）中，“文化帝国主义”被界定为“运用政治和经济力量，在牺牲当地文化的同时宣扬并传播外来文化的价值和习俗”。1982年，法国文化部长雅克·朗把“文化帝国主义”界定为“不再夺取领土……但却改变意识、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帝国主义”。（注：Gienow-Hecht,“Shame on US? Academics,Cultural Transfer,and the Cold War-A Critical Review,”Diplomatic History,Vol.24,No.3,Summer 2000,p.472;Robert Arnove（ed.）,Philanthropy and Cultural Imperialism,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2,p.2;Arthur M.Schlesinger 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6,p.156.）美国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在研究美国传教历史时也用了“文化帝国主义”概念，并指出传教士在传播中没有使用经济或政治方面的权利，但是他们的传教行为反映出美国文化对其他民族的思想和文化的有目的的侵入。（注：ArthurSchlesinger Jr.,“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and Theories of Imperialism,”in John K.Fairbank（ed.）,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p.363364.）“谁在说”等话语权问题也引起世界组织的注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早在1992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就已把文化安全列为人类社会应该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力。（注：转引自周建标：《我国文化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对策》，载《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中国文化有自己的价值观，有中国历史积累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有自己坚信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念及其理论。中国文化建设必须有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不能简单用西方的价值文化来代替。美国著名政治文化学者赛义德说：“文化是一个舞台，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势力彼此交锋。”（注：[美]Edward Said,Culture and Imperialism,London,1994,pxiii。参见韩少波等译《赛义德自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在国际多元价值文化竞争的背景下，我们更应强化对中国特色价值文化建设的自觉意识，注重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及其文化软实力。
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文化如何大众化，如何取得公众的认同，如何形成社会合力，形成社会共同价值观，也是一个需要重点调研和研究的问题。
核心价值文化和主流价值文化建设要从理论构建开始。理论是社会发展的思想灵魂，有什么样的理论，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和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发展模式、社会风气和国际竞争实力。理论为社会价值文化提供思想底气或支撑。营造正能量的核心价值文化，基本思路应从三个维度出发：一是构建中国自己的理论范式和体系。从总体上看，我们国家的理论已有基本的框架和体系，从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中可见，国家层面对国际竞争中文化实力的重要性已有越来越多的自觉意识。但在具体论域层面，许多领域还缺乏应有的成熟理论论点，许多问题还没有调研深透。在当前文化强国战略部署中，我们应充分认识到核心价值体系的反思和构建的重心地位，要关注并改变我们理论储备相对不足的状况，在打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的“理论构建”应当是重中之重。
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文化强国”的发展理念，这本身就表明中国在发展战略层面有了更多的文化理论自觉。理论及其价值取向，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社会发展道路的旗帜，一个国家必须要有成熟的理论或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发展，指导道路选择。中国要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就要构筑并坚守自己的理论基础和价值信念。
目前我国的社会理论环境以及国际意识文化竞争格局处在复杂多变的状态中，理论工作者应承担理论构建和传播的责任，在理论构建、理论把握、理论教育中，多一分对理论和文化的价值自觉。理论工作者由于其独特的工作性质和职责身份，在理论建设和理论教育方面责任重大。学者的理论、观点及教学研究，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在理论层面、价值观层面影响学生和社会公众。这意味着理论工作者或学术群体首先要对自己的职责身份有一种“自觉”，即意识到自己的研究既要出于个体的学术兴趣，又要考虑到国家社会发展以及教书育人的责任。所以一方面我们应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鼓励学者进行自由的、创新性的研究，但同时也要对中国特色核心价值和传统文化做自觉的把握和分辨。文化，尤其是社会科学文化，是有价值属性的。理论创新不等于抛弃核心价值观和国家主流价值文化。
打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文化，要注重对各种理论和价值观进行反思和把握，厘清各种文化思潮，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和引导社会价值导向。如果对各种社会思潮缺乏总体了解和透视，就不可能在社会价值导向上有主动的驾驭。中国处于改革发展转型期，社会从单质向多质或异质化转型，各种文化思潮互相激荡，人们思想的独立性、差异性显著增强。改革中原有的价值观念被打破，新的价值观念体系亟须构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决定了社会利益主体的多样性，现代社会给予了人们价值选择的自由空间。但无论是多元利益主体，还是多样的价值取向，都必须相容在一元价值原则下，相洽在有序整合的价值体系中。正如《意见》所强调的，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不断增强人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全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意志和决心。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文化软实力，还要做好舆论和大众化的理论阐释工作。理论阐释本身也是理论构建和正能量传播的一部分。我们在所做的相关调研中，也深感当前社会存在着理论阐释力不足的问题。相当多被访者对中国当下核心价值体系及主流价值文化是什么不清楚。如果公众不了解不认知核心价值观及其文化内容，如何对它们产生认同？所以，应关注理论如何大众化的问题，从解释力度、广度上，从大众文化建设和宣传教育方式上，都要做足功课。
中央颁布的《意见》也强调了大众文化载体对培育践行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作用，指出要发挥好精神文化产品育人化人的重要功能。一切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和文化活动，都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积极人生追求、高尚思想境界和健康生活情趣。提升文化产品的思想品格和艺术品位，用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优秀作品，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加强对新型文化业态、文化样式的引导，让不同类型文化产品都成为弘扬社会主流价值的生动载体。加大对优秀文化产品的推广力度，开展优秀文化产品展演展映展播活动、经典作品阅读观看活动。完善文化产品评价体系，坚持文艺评论评奖的正确价值取向。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均等优质的文化产品，开展多姿多彩的文化活动，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大众文化是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承载媒介，要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但不是搞文化“产业化”、“市场化”。文化建设从理论到大众文化，如不与国家核心价值观保持同一取向，社会共同价值观就无从形成。对于文化这样具有价值意识属性的特殊领域，国家应承担起更多责任，不能简单地走“市场化”、“产业化”道路，文化领域的改革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结合起来通盘考虑。如果社会一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大力强调核心价值理念，同时却不注意其在大众文化中的语境引导，大众文化最终就会远离社会核心价值理念。商业市场导向导致的许多大众文化产品中道德内涵和价值意义的缺失，许多时候也意味着对真善美等社会价值文化的远离或否定。一些文化产品不再强调通过完整主题和故事的“中心思想”给人以启迪和价值观教育，而是采用“消解深度”、“娱乐游戏”的方式，迎合大众感官口味。在商业利润和迎合大众感官享乐的驱动下，一些大众文化产品远离和放弃了对社会价值观的引导和教育职能。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大众文化、娱乐和感官快乐，娱乐也是文化的功能之一，但如美国著名传播学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指出的，“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注：[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114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而“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言语，总而言之，如果人民退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注：同上书，202页。）。所以在文化发展以及大众文化发展中，我们要“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注重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习近平在系列讲话中也强调，文化强国要注重传承文明之道，守望精神家园，构筑中国梦。历史表明，失落了“道”的文明定会走向衰落。在世界文明进程中，四大文明发源地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就是因为中华文明蕴含有深厚的文化之“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中华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就是我们今天文明传延发展的重要文化之“道”和文化之根。核心价值体系及其文化的建设，就是在坚守并创建属于中国的文化之“道”和“精神家园”。
注重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隐性教育”问题。中国智慧早就说：“树德莫如滋”（注：《左传·哀公元年》。）。有学者对理论如何大众化提出见解：意识形态教育应该变成“文化意识形态”教育，即“理论武装”不是让百姓都变成理论家，而是让理论“化”在文化中。这一点可以参考西方国家在长期的公民教育过程中形成的隐性、渗透的教育方式。教育学家菲利普·W·杰克逊于1968年在其专著《课堂生活》中就明确提出“隐性课程”（hidden curriculum）的概念，美国道德教育心理学家柯尔柏格认为“隐性课程作为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比显性课程来得更为有力”。隐性教育渐成国际现代教育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隐性教育重视公民教育的广泛性和渗透性，注重在“无意识”的情境中接受教育。此教育方式的主要特点是，不简单采取灌输教育，而主张借助无意识心理学理论，使受教育者在无意识中去感受和体味价值观、道德观、政治观等教育内容，潜移默化地接受教育，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
在中国价值文化建设中，要注重解决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和舆论氛围的“合成系统”问题。多年来，社会主流价值文化教育渠道和大众生活环境的“教育”存在一定的脱节，存在“5+2=0”的现象。学校课堂教育、主流媒体的“主旋律”，往往被来自家庭和社会生活的“教育”消解掉了，而坊间大众舆论因为互联网时代的特性而使社会暂处于“无能为力”状态。大众舆论是大众的意识观念、心态和经验表达。它本身就是社会个体思想观念互动的一种合力。在一定意义上，大众舆论对大众具有一种潜在的“导向”和“教育”作用。大众舆论的形成具有一定的自发性，但也可以通过自觉调控和引导进行培育。《意见》特别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从小抓起、从学校抓起。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国民教育总体规划，覆盖到所有学校和受教育者，构建大中小学有效衔接的德育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完善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教育网络，引导家庭和社会各方面主动配合学校教育，以良好的家庭氛围和社会风气巩固学校教育成果，形成家庭、社会与学校携手育人的强大合力。
核心价值观及主流价值文化的认同和落化，需要相关社会制度的匹配与支撑。中央颁布的《意见》已做了充分强调：要确立经济发展目标和发展规划，出台经济社会政策和重大改革措施，开展各项生产经营活动，要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做到讲社会责任、讲社会效益、讲守法经营、讲公平竞争、讲诚信守约，形成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政策导向、利益机制和社会环境。与人们生产生活和现实利益密切相关的具体政策措施，要注重经济行为和价值导向有机统一、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实现市场经济和道德建设良性互动。建立完善相应的政策评估和纠偏机制，防止出现具体政策措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背离的现象。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实践中，用政策、法律的实效和权威来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但群众的民生期望与政府的实际作为之间仍存在较大的落差，许多群众在生活中还面临着诸多困扰。诚如本报告中所陈述的，我国民众迫切关注的问题——住房难（贵）、上学难（贵）和看病难（贵），已经成为当代社会转型时期我国三大新的民生问题。如果主流价值话语体系远离群众日常生活，不关注群众的现实困难，仍然在缺乏鲜活生命力的概念上兜圈子或自言自语，而不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解决群众的民生问题，那么它就很难避免事实上的“非主流”命运。上述民生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那么再指望民众信仰什么主义就成了一句空话，甚至直接影响民众对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所以，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是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和口号中的东西，在理论构建和价值观宣传的同时，要特别注重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生活发展实践，从解决群众最迫切、最关注的利益诉求入手，始终关注民生，不断改善民生和切实保障民生，使核心价值体系所倡导的价值取向，真正落化在现实生活中，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问题。
在社会“合力”中，传媒的责任和效能要得到进一步重视。信息化时代，媒体因其公共话语权和特有的社会影响力，在核心价值文化的社会舆论营造中，在对公众的价值观影响中，担负着重要的责任。按照波兹曼的说法，“公共媒体的意义和能量，有时候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信息时代“人们已经被媒体控制”。如何理性规导社会价值立场，如何弘扬真善美、抑制假恶丑，是媒体应认真思考和践行的问题。负有独特舆论责任的媒体应比普通公众多一只“慧眼”，能看透纷乱社会现象后的本质，把握中国国情和国际政治，能理性掌握舆论宣传的重点和话语分寸，在营造社会核心价值文化正能量中发挥更大作用，媒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文化或主流价值文化的引导力度还要有所加大。诸媒体尤其是新型媒体，必须改变以“收视率”、“点击率”为主导的市场化取向。对此，《意见》强调，媒体要发挥传播社会主流价值的主渠道作用，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日常宣传、热点引导和舆论监督中，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不断巩固壮大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思想舆论。要注意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上传播阵地，适应互联网快速发展形势，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到网络宣传、网络文化、网络服务中，用正面声音和先进文化占领网络阵地，集聚网上舆论引导合力，构建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提高传播社会核心价值主流文化的能力。
总之，主流价值文化及其核心价值取向，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灵魂。一个国家必须要有成熟的理论或核心价值观。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思想理论，有什么样的核心价值及其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发展道路、国际竞争能力和影响力。十八大报告强调，“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中国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党应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必须建立在理论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基础之上，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及其文化建构，对坚守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对中国特色共同价值观、公民思想道德素质与国家精神培育，以及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正如《意见》所强调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同志系列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目标，紧紧围绕‘三个倡导’这一基本内容，注重宣传教育、示范引领、实践养成相统一，注重政策保障、制度规范、法律约束相衔接，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们生产生活和精神世界，激励全体人民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不懈奋斗。”报告一我国主流价值文化社会认同差异性调研
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已多年，社会公众对它的认同状况怎样？大众化过程中存在怎样的问题？为使我国核心价值观等主流价值文化的构建更有现实针对性和问题意识，本报告从年龄、地域、职业等不同角度对社会公众的主流价值文化认同差异状况进行了相关调查和分析。一、不同年龄人群对主流价值文化的认同状况
本次调查涵盖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其中小于25岁的人占57.1%，25~45岁的人占26.2%，45~60岁的人占11.7%，60岁以上的人占5.0%（见表1—1）。虽然各年龄段人群的比例不够均衡，但还是可以较为客观地反映出各年龄段人群对主流价值文化的不同认知和认同态度。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对于主流价值文化的认同问题，并非所有内容都具有明显的年龄差异性，对一些主流价值文化内容的认同，不同年龄段人群没有展现出年龄差异性，对另一些主流价值文化内容的认同则展现了较大的年龄差异性。（一）主流价值认同过程中的非年龄差异
主流价值文化中不同年龄段人群的认同没有体现年龄差异性的，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主流价值观的认同态度、对主流价值文化的认知程度、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及信仰状况等。
第一，大多数被访者认为在主流价值观认同问题上，没有太大的年龄和性别差异。需要指出的是，问卷调查的是各年龄段人群所持有的个人主观看法。对于“从性别上看您认为什么人更认同主流价值文化”这个问题，各年龄段的多数人均选了“与性别无关”，小于25岁、25~45岁之间、45~60岁之间以及60岁以上分别有51.4%、43.9%、41.8%和54.0%的人作此选择（见表1—2）。
对于“从职业上看您认为什么人更认同主流价值文化”这个问题，各年龄段人群均认为，对主流价值文化的认同与职业无关。数据显示，在“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干部”以及“与职业无关”的全部选项中，各年龄段中的多数人均选择了“与职业无关”，小于25岁、25~45岁、45~60岁以及60岁以上的人群中分别有41.4%、37.7%、42.9%和44.2%的人作出了这个选择（见表1—3）。
对于“从地域上看您认为什么人更认同主流价值文化”这个问题，各年龄段的多数人均认为，对主流价值文化的认同与地域无关。在“农村”、“小城镇”、“中小城市”、“大城市”以及“与地域无关”各选项中，“与地域无关”是多数人的选择，小于25岁、25~45岁、45~60岁以及60岁以上的人作此选择的分别有40.3%、36.8%、42.2%和48.0%（见表1—4）。
第二，各年龄段人群对主流价值文化的宏观认知程度较为一致，均处于中间水平。
数据显示，各年龄段人群大多认为有必要构建主流价值文化，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了解一些”并“有点认同”。对于“您认为有必要构建当代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吗”这个问题，在“有必要”、“无必要”、“不确定”以及“其他”四个选项中，各年龄段人群中的多数均选择了“有必要”（见表1—5）。对“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否了解”这一问题，问卷设计了四个选项，即“非常了解”、“了解一些”、“不了解”以及“不关注”，各年龄段人群的多数均选择了“了解一些”，其中小于25岁的人有71.9%选择了“了解一些”，其他年龄段，25~45岁、45~60岁以及60岁以上的人分别有60.0%、 56.2%和53.8%的人选择了“了解一些”（见表1—6）。对于“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否认同”这个问题，在“非常认同”、“有点认同”、“不认同”以及“说不清”四个选项中，各年龄段中的多数人均选择了“有点认同”，小于25岁、25~45岁、45~60岁以及60岁以上的人分别有46.1%、43.5%、47.2%、37.5%的人选择了“有点认同”（见表1—7）。
第三，各年龄段人群在对主流价值文化的认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信仰状况以及大众传媒所产生的作用等问题上均持较为一致的态度，没有体现明显的年龄差异性。
针对国家倡导的文化、社会流行的文化、国家倡导且社会流行的文化以及其他文化这四种文化形态，当被问及“您认为哪一类文化形态属于我国主流价值文化”时，数据显示各年龄段人群的多数均认为，国家倡导且社会流行的文化才是主流价值文化，小于25岁、25~45岁、45~60岁以及60岁以上的人作出这种选择的分别有58.2%、47.7%、52.2%和56.5%（见表1—8）。
对于传统文化，各年龄段的多数人均认为传统文化在主流价值文化中应保留，但需进行现代转换。对于“当前有无必要对学生展开仁义礼智信等传统教育”这个问题，各年龄段的多数人均选择了“非常有必要，但需要进行现代转换”（见表1—9）。
对于信仰问题，不同年龄段人群也表现得较为一致。对于“您信仰什么”这个问题，问卷设计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个人主义”、“宗教”五个备选项。数据显示，除60岁以上的人多数选择“马克思主义”外，其他年龄段的人均大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选为自己的信仰，其次是马克思主义、个人主义或共产主义，只有极少数人把宗教选为自己的信仰（见表1—10）。这说明我国民众较少信仰宗教，大多数人还是信仰马克思主义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对于大众传媒在主流价值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各年龄段超过1/3的人均认为，大众传媒对主流价值文化具有较为积极的影响。但不容忽视的是，各年龄段中均有近1/4的人认为“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还有近两成的人选择了“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差不多”选项（见表1—11）。这些不同的选择，说明人们对大众传媒在主流价值文化传播中的作用的看法有很大不同，这也反映出当下我国各类媒体在传播主流价值文化中发挥的作用有正向和负向的不同。在信息时代，媒体影响社会、影响大众，这种媒体传播的复杂“社会效用”需要我们进一步展开专项调研和思考。（二）主流价值认同的年龄差异
虽然在一些问题上，不同年龄段人群对主流价值文化的认同展现了一定的一致性，但不可否认，在另一些问题上，不同年龄段人群的认同也显示了较明显的年龄差异性。具有年龄差异性的调查问题主要集中于价值观的多样性、开放性，主流价值文化的构建途径，领导干部在构建主流价值文化过程中的作用等方面。
第一，在价值观的多样性问题上，年龄越小，越趋于认同价值观的多样性。
在“全世界是否应当有一个统一的价值文化”这个问题上，对于“应当有”、“不应当有”、“说不清”三个选项，各年龄段选择“不应当有”的人中，小于25岁的比例最高，达到37.4%，60岁以上的比例最低，为20.3%，并且这种比例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的；选择“应当有”的，小于25岁的比例最低，为31.8%，60岁以上的比例最高，达到44.7%，这种比例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上升（见表1—12）。这充分说明，年龄越小，在价值观问题上越趋于多样，而年龄越大，在价值观问题上越趋于同一。除此之外，“您认为主流价值文化之外的文化有存在价值吗”这一问题的数据也印证了上述结论（见表1—13）。数据显示，在各年龄段中，选择“有”的比例，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而选择“没有”的比例，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上升。
第二，在主流价值文化的开放性问题上，年龄越小，越趋于价值文化的开放。对于“您认为我国主流价值文化是否应该与国际接轨”这个问题，虽然各年龄段的多数人均认为“可以与国际接轨，但应保持自己的特色”，但数据显示，各年龄段选择这一选项的比例极为不均，其中年龄低于25岁的达到了52.5%，25~45岁为43.1%，45~60岁为40.4%，60岁以上仅为33.9%。这种不均衡说明，年龄越小，价值观具有更大的开放性（见表1—14）。除此之外，对我国主流价值文化发展趋势的调查，也支撑了这个结论。对于“您认为我国主流价值文化的发展趋势是什么”这个问题，不同年龄段人群选择“越来越国际化”的比例，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选择“越来越有中国特色”的比例，则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上升（见表1—15）。
第三，在构建主流价值文化的途径问题上，不同年龄人群的观点存在明显的年龄差异。对于“您认为构建主流价值文化主要依靠什么”这一问题，各年龄段的多数人都选择了“学校教育”，但这一比例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与此同时，选择依靠“党和政府”以及“大众传媒”的比例，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上升（见表1—16）。其中的原因在于，不同年龄段人群了解国家大政方针的途径不一样。年龄较小的人大多在学校接受教育，从而体会到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因此选择学校教育的比例在该年龄段中达到了最高。年龄较大的人，离开了学校，有更多的途径了解国家大政方针，因此，对构建主流价值文化的途径也有了不同的选择。对“您一般通过什么途径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这个问题的调查也证实了上述结论。数据显示，随着年龄增加，依靠“大众传媒”和“听身边的人说”了解国家方针政策的比例逐步上升，而通过“学校教育”了解国家方针政策的比例逐步下降（见表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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