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沙漠有人(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德）沃尔夫冈•赫伦多夫,孙雪珂（译）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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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沙漠有人试读：

年复一年，我们派出一艘艘船只前往非洲，无论是生命还是金钱，不惜付出一切代价，为的是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你们是谁？你们的法律是怎样的？你们说的是什么语言？但是你们却从来没有派出过一艘船只来我们这里。——希罗多德（古希腊作家）

一个上身赤裸的男人站在土坯垒成的墙头，他双臂向两侧伸展着，好像钉在十字架上。他一手拿着一把生锈的螺丝扳手，一手拿着一只蓝色的塑料油罐。他的目光越过一片帐篷和棚屋，越过堆积如山的垃圾和塑料棚盖，越过一望无际的荒漠，最后落在了太阳即将升起的地平线的一点上。

当那一刻到来的时候，他把手中的螺丝扳手和塑料油罐猛烈撞击在一起，大声喊道：“我的孩子们！我的孩子们！”

棚屋东侧的墙面染成了一片橙色，低沉而缓慢的节奏在灰色的小巷里渐渐沉寂。在沟沟坎坎中像木乃伊似的蒙着面纱的人们醒过来了，干裂的嘴唇吐出喃喃的话语，唱着赞美万能上帝的颂歌。三只狗把舌头浸在泥泞的小水洼里。整个夜晚的温度都没有降到三十度以下。

太阳并不理会这一切，照样升过地平线，照在活着的和死去的、信教的和不信教的、贫困的和富贵的人们身上。太阳照在白铁皮、胶合板或厚纸壳搭成的屋顶上，照在红荆树和满地的污垢上，照在一道由三十米高的垃圾堆砌而成的屏障上，垃圾山把盐工区、荒芜区和这座城市的其他居住区分隔开来。

太阳照在不计其数的塑料瓶子和废弃的汽车残骸上。满地都是报废的电池盒、破碎的砖瓦、霉烂的杂物、堆积如山的粪便和动物尸体。太阳越升越高，最终越过垃圾屏障，照耀在新城区的第一排房子、几栋西班牙风格的两层小楼和近郊伊斯兰寺院破损的塔尖上。

阳光无声地掠过军用机场的跑道、废弃的幻影五型战机的机翼、商贸集市和毗邻的塔吉特市政大楼。阳光照射在手工业作坊门铺前垂放下的金属帘子上，透过这个时候还没有上班的警察总署的百叶窗，沿两边长满茅草的港口大街一路直上，把金色的光泽抛洒在二十层的喜来登大酒店的外墙上。六点刚过的时候，太阳终于照到了被沿海山脉缓缓隔开的大海。这是1972年8月23日的早晨。

海面上风平浪静。大海就像一块巨大无比的铁板，一直延伸到天际线的另一端。一艘竖着黄色烟囱的大型游轮熄灭了灯火，沉睡般地停泊在岸边。许多喝光的香槟酒杯散落在甲板上。财富，就像我们那位举着蓝色塑料油罐的朋友常说的那样，属于所有的人。去夺回财富吧。第二章警察总署

你们知道希腊人怎么回事吗？是同性恋毁了他们。当然，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亚里士多德是同性恋，苏格拉底也是。你们知道罗马人怎么回事吗？罗马的最后六个皇帝也是同性恋。——尼克松（美国前总统）

波利多里奥的智商是102，这是根据一份为法国十二至十三岁的学生设计的问卷算出来的。波利多里奥和卡尼萨德斯在警署找到了这份问卷，当时它被用来包裹在马赛印刷的表格。他俩在规定的时间内先后用铅笔填写了这份问卷。填写问卷的时候，波利多里奥已经喝得烂醉，卡尼萨德斯的情况也差不多。那晚他们要处理许许多多的卷宗。

一年中有两次，工作人员会把各种文件纸张堆积在警署的走廊上，粗略地翻阅一遍后，就把它们搬到院子里烧掉。这是一份令人厌烦而又不得不做的工作，常常要持续到第二天拂晓，而这份工作历来最后总是落到署里最年轻的同事身上。没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有的卷宗被扔掉了，而有的却保存了下来。整个管理制度都是从法国人那里照搬过来的，就像照搬的那些客套话一样，而为此所消耗的人力物力与由此带来的效益完全不成正比。这里的被告很少有会读书写字的，而法庭的审判过程往往十分简短。

那天半夜，警署里断了电，波利多里奥和卡尼萨德斯花了好几个小时，想找个有方扳手的人来打开保险丝的盒子。他们点着蜡烛继续工作了好一阵子。在大麻和酒精的作用下，疲倦陡然变成了亢奋。他们在院子里用揉成团儿的纸张打起了雪仗，在走廊里翻滚着文件柜玩起了警察捉强盗的游戏。卡尼萨德斯自诩为埃默森·菲蒂帕尔迪（著名的巴西赛车手），波利多里奥则用烟头把一堆垃圾点着了。这时从一个推倒的文件柜里掉出来一捆殖民时期的特殊证件。他们把证件放到打字机上，打上了虚构的名字（“道德委员会特别调查员，某某人的名字”）。晨曦中，他们带着这些证件跌跌撞撞地奔妓院而去。

这是一次灾难性的智商测试。之后波利多里奥对当晚大部分经历的记忆都已模糊不清，唯独智商测试结果却总在他的脑海中浮现：102。“酒精，压力，断电？”卡尼萨德斯大声叫道，一个平胸的黑人女孩双膝跪在地上，“这难道是原谅自己的理由？把我们的智商凑个整数降到一百才好。”

卡尼萨德斯的智商测试结果实际上要比波利多里奥高出许多。但是具体高了多少，波利多里奥已经记不清了。唯独他自己102的测试结果牢牢地印在了他的记忆里。虽然他坚信，在清醒的状况下他的成绩一定会高出不少，即使不会比卡尼萨德斯高，但也绝对会比现在的结果高。

现在每当搞不懂某件事情的时候，他都会想起那次智商测试，比如面对同一件事他总得比别人多费些许工夫才能理解的时候，又比如听了一则笑话他总要比他的同事慢半拍才笑出声的时候。

波利多里奥本来一向认为自己是个天资聪慧的人。现在回想起来，他也不知道，为何会对自己有这样一种判断。虽然他在上学和职业培训期间以及应付其他形形色色的考试时没有遇到过什么大的困难，但也从来没有获得过特别出色的成绩。他总是在一个中等水平。

大多数人都会在人生的某一时刻突然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个凡人。很多人是在学校阶段快结束时或是在职业培训刚开始时有了这个认识，而聪明的人往往比不聪明的人更容易看清楚这一点。面对这样一种现实，不同的人经受的打击程度往往有所不同。在童年时没有被过多地灌输过那种追求个人成就、力图卓越超群的崇高理想的，也许就比较容易接受自己只是一个凡夫俗子的现实，就像比较容易接受自己长了一个太大的鼻子，或是长了一头太过稀疏的头发。

相比之下，另有一些人则表现出大家熟悉的那种逃避现实生活的举动，他们会穿上古怪的衣服，过上诡异的生活，去狂热地追寻假想出来的内在的自我，就像是寻觅一份深藏在某处的价值连城的宝藏。即便是最最愚蠢的白痴，仁慈的心理分析学家也会认为他们心中有着这样一份宝藏。而对于敏感的人来说，他们的反应则是抑郁。

卡尼萨德斯把那天晚上的神奇经历告诉了所有的同事和朋友。没过几天波利多里奥就发现，他柜子上703的编号，被一个爱搞恶作剧的人用圆珠笔改写了：7被改成了1，3被改成了2。

二十八年来，他从来没有关心过自己的智商高低，也没有想到过要去测智商。但现在，他的思绪却总是纠结在他的智商上。第三章咖啡和偏头痛

一定是疯子，一个一受惊吓就爱尿裤子而又自我感觉良好的疯子，这样的人总有办法体面地脱身。——约瑟夫·康拉德（英国小说家）“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样的事你可以跟别人去说，对着你家的灶台去说，但没必要对我说。”波利多里奥给自己倒上了咖啡，又用圆珠笔把咖啡搅了搅。蓝色的百叶窗关着，只是从狭窄的缝隙里透过一丝白色的午间热浪。“你也不能不问一声就冒冒失失地闯进来，随便就拽过来什么人。看看这台霍勒内斯计算机！你甚至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不过这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我唯一感兴趣的是：这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如果说是在廷迪尔玛发生的，那么谁是那里管事儿的？就这样吧，东西放那儿，你走人。不，你住嘴，不要唠叨个没完。你都说了一个小时了。现在听我说。”

但是胖子没有听他的。他穿着一身肮脏的制服站在波利多里奥的办公桌前，就像所有其他人一样，当他们不想合作时，就会随便瞎扯一通。如果追问其中的来龙去脉，他们又会胡乱编造出另外一套瞎话。

波利多里奥没有给胖子倒咖啡，也没有让把椅子给他坐，他对胖子以“你”相称，虽然这个男人要比他大三十岁，警衔也跟他一样。通常这是贬损这类人屡试不爽的办法。但胖子似乎对此毫不在乎，他继续无动于衷地讲述着他不久就要退休的事儿，还有那些开着公车外出的旅途经历、花园的建设问题和缺乏维生素的营养状况。他重复了三五遍他那辆车子油箱的容量和他发明的运送犯人的办法，念叨着公正、偶然和不可抗拒的命运等。他用手指了指房间两面的窗户（沙漠和大海）、房门（那条穿过盐场不见尽头的路）和天花板（真主）——下面还悬挂着一架坏了的吊扇，他又用脚踢了踢放在地上的那捆东西（万祸之源）。

所谓的万祸之源是那个被捆住手脚的男孩，名叫阿玛窦。胖子是在塔吉特和廷迪尔玛之间的沙漠里把他逮着的，而胖子在他没完没了的述说中却极少提到这个事实，即便提起，也只是轻描淡写。

波利多里奥问胖子知不知道什么是警察要担负的职责，得到的回答却是：警察工作的成功与否主要是一个技术问题。他问胖子技术跟作案现场有什么关系，得到的回答却是：在绿洲的附近种植农作物有多么不容易。波利多里奥问，农作物跟本案有什么关系，胖子却讲起了供给不足、流沙和缺水问题以及邻里间的相互嫉妒，还有繁荣富裕、电脑智能和高水平的警察组织。胖子又看了一眼那台无法启动的霍勒内斯计算机，带着一副故意着迷的神情把屋子环视了一遍。然后，因为旁边没有椅子，他一屁股坐在了被逮捕的嫌疑犯身上，但整个过程中他始终都在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安静”，波利多里奥说，“安静，听我说。”他把两个手掌水平悬放在写字台桌面的上方，然后十指用力地捧住了咖啡杯的左右两边。胖子又唠叨了一遍他刚刚说过的那句话。波利多里奥看到胖子的裤子上少了两粒纽扣，肉肉的耳垂上满是颤动的汗珠。波利多里奥忽然一下子忘了想说什么，他感觉到太阳穴在微微跳动。

他的目光落到了杯中咖啡搅动后产生的无数个小气泡上，这些小气泡现在嗞嗞地汇成了一片。当咖啡的转动渐渐慢下来的时候，小气泡涌到杯子的边缘，在那里叠成了一个圆形的垒墙。他看到每个气泡里都有一个脑袋，正眯着眼注视着他。在小气泡里有一个小脑袋，在中气泡里有一个中脑袋，在大气泡里有一个大脑袋。这群观众一小步一小步挪动着，像军人一样整齐划一，几秒钟后却又变成僵尸一般一动不动。突然间，所有的脑袋都变大了，当波利多里奥深深吐出一口气的时候，他的观众死了一小半。

加油券、黄沙、口蹄疫、多子女家庭、叛军、总统府，波利多里奥知道，胖子不关心的是什么。但是他不知道，胖子关心的是什么。把嫌疑犯移交到塔吉特来其实没有什么意义。波利多里奥猜想，大概是因为胖子或多或少认识他屁股底下的那个人，所以想避免自己卷进去。或者他是想利用这次来海边遣送嫌疑犯的机会办私事，又或者他来这里有生意要做。也许他只是想见识一下港口区。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一切跟钱有关，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最终都跟钱有关。有可能他想出售一些什么东西。他不是第一个想通过出售打字机、空白信笺或公务手枪来补偿欠发工资的村警。如果不是和钱有关，那一定是和他的家人有关。也许他想看看生活在这里的儿子，或者是那个到了已婚年龄的胖乎乎的女儿，或者他自己想去妓院逛逛，或者他的胖女儿自己也在妓院工作，他想把自己的公务手枪卖给她。一切均有可能。

一阵沉闷的闹钟铃声打断了他的思路。波利多里奥从他写字台最底下的抽屉里取出一个布袋子，用手掌在只有他知道的地方砸了一下。铃声戛然而止。他又从同一个抽屉里拿出一盒阿司匹林，不耐烦地说：“够了，快滚吧，滚回到你的那个绿洲去，把那捆东西也带走。”

他从透明的塑料盒里抠出两粒药片。他现在并不头痛，但如果不马上服药，过半个小时头痛肯定会发作。每天下午四点钟的时候都是这样。这种周期性的发作究竟是什么原因，谁也搞不清楚。他的上一个医生看过他的X光片后说，情况的确有点不正常，建议他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给他开了处方，而药剂师却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处方上的这种药物，并把他介绍给一位巫师。这家伙体重只有四十公斤，蜷曲着身体躺在大街上。巫师卖给波利多里奥一张写着咒语的纸条，让他晚上放到床底下。最后还是他太太给他从法国带来了一大盒阿司匹林。

这个病与心理毫无关系。波利多里奥拒绝相信他得的是心理疾病。每天准点在这个时间引发剧烈疼痛的怎么可能是一种心理疾病呢？下午四点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这肯定不是因为工作，休息日的这个时间剧痛也会如约而至。头痛从四点钟开始，直到他晚上入睡。波利多里奥还很年轻，有着运动员的体魄，饮食也跟在欧洲的时候毫无区别。在喜来登大酒店旁边有一家专门供应进口货的商店。当地的水他从来不喝，连刷牙都不用。难道是气候？但他为什么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头痛呢？

夜晚孤独一人的时候，当酷夏的热浪透过蚊帐向他袭来，当不知其名的海水拍打着不知其名的岩石发出巨大的声响，当各种虫子在他的床底下群魔乱舞时，他断定：这个疾病既不是身体的也不是心理的，真正的原因在这个国家本身。在法国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过头痛的毛病。到非洲两天后，头痛就开始发作了。

他把药片放进嘴里，喝了两口咖啡，在吞咽中感觉到食道里有一阵轻微的压力。这是每天必行的仪式。而这一切今天竟被这个毫无顾忌说个没完的胖子看到了，他不禁感到一种耻辱。他把药盒重新放回抽屉里，说：“你是不是觉得我们这里是专门接收穷乡僻壤疑难杂案的地方？滚回你的绿洲去吧，白痴。”

鸦雀无声。白痴。他等待着胖子的反应。隔了不到一秒钟，反应就来了：胖子睁大眼睛扮了个鬼脸，把嘴嘟成一个小小的圆圈，抬起胳膊懒懒地晃动着。接着他又开始没完没了地说了下去：绿洲、街道境况、霍勒内斯计算机。

波利多里奥到这里上任已经两个月了。两个月来他唯一的愿望就是重新回到欧洲去。抵达这里的第一天他就发现（为了这个发现他付出了一台照相机的代价），面对这么多陌生的面孔，他对人的判断能力完全失灵了。他的祖父也是阿拉伯人，但很早就移民到了马赛。波利多里奥拿的是法国护照，父母离异后他随母亲在瑞士长大。他在比尔上的中小学，后来去巴黎读了大学。业余时间他常去的地方是咖啡馆、电影院和网球场。周围的人都喜欢他，但若与旁人发生争吵时，他们会叫他“黑脚”。要是他的发球更出色一点的话，也许他能成为职业网球运动员。最后他成了一名警察。

就像他人生中的许多其他事情一样，当上警察完全出于偶然。他的一个朋友去参加警察录用考试，邀他一同前往。结果他的朋友被拒绝了，他却被录取了。在他接受培训的那几年里，社会上发生了很多变化，而他却对此一无所知。他对政治没有兴趣。他从来不读报纸。无论是巴黎的五月和楠泰尔的疯子，还是张着嘴大口喘气的敌对方，他对所有这一切都毫无兴趣。对他来说，公正和法律大体是一回事。他不喜欢留长发的人，不过主要是出于审美的原因。萨特的书他只读过十页。他的第一个女朋友跟他分手的时候说过，如果要描述他这个人，说清楚他不是什么还比较容易，而要说清楚他是什么则要难得多。

他娶了第二个女朋友。那是1969年的5月，其实他并不爱她。他的妻子很快就怀孕了。第一年的婚姻生活形同地狱。所以，当上级因为他的阿拉伯语能力推荐给他一份在昔日殖民地国家的工作时，他欣然接受。精美的画册里可以看到美如画的沙漠，还有客厅的柜子里放着的木雕，再加上那些有关祖先的废话。他对非洲实际上一无所知。

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机场里的那股陌生的气味。其次是开始几周里的寂寞，直到他的家人也搬来此地。报纸上的一张照片：旺图山的泰文奈特。朋友寄来的一张明信片：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可恶的臭气，可怕的头痛。波利多里奥开始养成了习惯，只要在街上听到有人说一口纯正的法语，而不是那种好似哮喘病患者发出的咕噜不清的声音，他就会停下脚步，看一眼那些逍遥自在的游客、那些活泼开朗的金发女郎。他提出了调回本土工作的申请，法国的国家机关却取笑他的幼稚。日复一日，周复一周，他变得越来越多愁善感。法国游客、法国报纸、法国商品，甚至那些总是成群结队从山里回来、怀揣着五百克大麻蜂拥而至的浪荡公子和长发披肩的人，他们虽然被他戴上了手铐，但也会让他产生一种莫名的激动。这些人是白痴，但他们是欧洲来的白痴。

胖子还在滔滔不绝。波利多里奥把写字台上的咖啡杯推到一边。他知道自己在犯一个错误。他把双手撑在写字台的边上，探出上身，看着地下。“二十美元，好不好？”

被绑着的男孩在胖子的重压下似乎睡着了。“总警长会来找你说话的！”胖子大声叫道，反手一巴掌打在嫌疑犯的耳朵上。“二十美元外加一篮子蔬菜，怎么样？”波利多里奥重复说了一遍。“什么？”“是的，你听好了！”“是，什么，头儿？”“给你一些美元外加一篮子蔬菜，为此你在廷迪尔玛击倒了四个人。怎么样？”“什么？”被绑着的嫌疑犯开始苏醒并兴奋起来，“四个人，在什么地方？”“在廷迪尔玛，四个白种人。”“我还从来没有到过廷迪尔玛，头儿，我发誓！”第四章昆斯哥尔摩女王号游轮

在性方面的征服如同获得一份核技术方面的机密资料，在艾尔斯伯格心里引起的是一种孩子般的兴奋、一种向人倾诉的渴望。面对朗德公司的人，他曾如此描述他的这一新的最爱：“她的每个牙齿之间都有一道缝。”——安德烈·洪特（作家）

世上只有很少的人，能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把他们描写清楚。要描写一个人通常需要很多词语，而要描写普通人，往往一整部小说都不够。海伦·格立泽，穿着白色短裤、白色衬衣，戴着白色太阳帽和巨大的墨镜，正半张着嘴嚼着口香糖，靠在昆斯哥尔摩女王号游轮栏杆上，望着逐渐靠近的码头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要描述这位小姐，用两个词就够了：漂亮和愚蠢。仅凭这两个形容词，随便派个什么陌生人去码头，都能把她从上百个旅客中精准无误地找出并接回来。

让人惊讶的不是这种描述的简短，而是这一描述完全不贴切。海伦并不漂亮。所有那些描写外在美的空洞套话都可以用在她身上，她过分注意身体的保养，狂热追求时尚潮流，但实际上她并不漂亮。她是那种最好从远处观察欣赏的人。她的一些照片完全可以登上时尚杂志的封面。照片上的她皮肤光滑，外形冷艳，线条凹凸有致。但是一旦照片上的这个人活生生地出现在人们眼前，就会莫名其妙地让人抓狂。海伦的表情和她的长相非常不匹配。

海伦缓慢而单调的嗓音会让人觉得她是一个每晚五时播放的那种电视剧里的女演员，剧本要求导演给她的指令是“富有”和“自命不凡”。她胳膊和手的举动就像是对同性恋者的滑稽模仿。所有这一切加上她过分的化妆和离奇的服装，可以让一个第一次接触她的人在好几分钟、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时间里，都不会想到，她说的每一句话其实都是符合逻辑而且经过深思熟虑的。她的思维条理清晰，她的表达轻松自如。更让人惊奇的是阅读她写的信。

换句话说，海伦的特点绝对是“愚蠢”的反义词。如果说不是“漂亮”的反义词，那至少也是和传统意义上的漂亮相距甚远。但不管怎么说，“能在码头上认出她并接回来”这个说法是灵验的，或者说本来可以是灵验的。这是海伦第一次来到非洲，事实上并没有人来接她。第五章狂人之举

他劝我们尽快出发，并自告奋勇愿与我们同行，保护我们以防被人出卖。一个狡猾却又上了年纪的野蛮人，他面对两个完全无依无靠的外乡人时所做出的友好举动，深深打动了我。——莱特·哈葛德（英国小说家）

这个犯罪嫌疑人的名字叫阿玛窦·阿玛窦。每一份证据都对他不利，把所有证据汇拢起来意味着死刑判决。阿玛窦二十一岁，或许是二十二岁，一个瘦长但动作笨拙的年轻男子。他和他的父母、祖父母以及十来个兄弟姐妹住在一起。他们的住处离案发现场，也就是廷迪尔玛绿洲的那个农业公社隔了两条街。

公社里大部分是美国人，还有几个法国人、西班牙人和德国人，再加上一个波兰女人和一个黎巴嫩人。总体算起来，女人的人数是男人的两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塔吉特的沿海地区相识的，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发现了与塔吉特相距二十公里的绿洲中的这处房产，一栋租金低廉的二层小楼，外加一块面积不大的农田。出于对一种回归自然而又自治自决的生活的憧憬，出于一种社会自我组织的理念，等等，他们走到了一起。公社成员中没有一人曾有过实践此类乌托邦的经验。开始的时候，他们靠那块灌溉非常费力的农田维持生活，同时把从当地人那里收购来的一些简单的废旧物品稍加处理后出口到第一世界国家去。后来他们还间或做一些违禁品的买卖。

起初，当地人对这群留着长发、多嘴多舌、漫无目的到处乱转的公社成员持有一种怀疑的眼光。但他们的坦诚和助人为乐很快赢得了新邻居的好感。他们友善大方地向当地人伸出了双手，当地人开始时还有点迟疑，接着却出人意料地紧紧地、真挚地握住了他们的手。他们和当地人惊羡地相互观赏着那些异国的饰品，小心翼翼地触摸着对方的头发，还互换了食品。那段时间可以听到大段的演说、冗长的讨论以及希望结为兄弟的暗示。后来他们和当地人有过几次规模不大的联欢，同时公社内部也第一次出现了一些不满的情绪。到了夏天，不请自来的客人越来越多，无一例外地试图从公社那里得到经济上的好处。还有人提出希望得到医疗、手艺和性方面的服务，部分也的确得到了满足。结果是一连串无休止的争论，他们称之为公社内部的误解。随之，他们开始渐渐疏远当地人，公社内起初态度还不甚明确，继而有计划地这么去做，把与当地人的交往局限于生意关系。最后，他们把公社驻地周围本来一米六的围墙又增高了一米。仅以两票之差的微弱多数，他们决定不在围墙顶端的黏土里插入玻璃碎片。这一切发生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

公社里最突出的两个人物：一个是苏格兰实业家的后代埃德加·法埃勒三世，另一个是曾经当过兵的法国漂泊者简恩·贝库尔茨。两人在某个尚未喝醉的片刻里想出了这个成立公社的主意。带着那种颇具感染力的热情，他们招募到了不少公社成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面容姣好的女性——并描绘出了他们称之为哲学理念的大致框架。

然而，沙漠很快改变了观念。开始时公社成员还处于喜好论辩马克思主义的某个灰色地带，没过多久公社里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薰香。在凯鲁亚克和卡斯塔尼达之间还有一小段发霉的托洛茨基。至于那个让肉体持久交织在一起的人力资源想法（“这只是一个比喻”）最终在那些缺乏理解力的女性的反对下落空了。本部小说所要叙述的那个故事发生的时候，公社已经颓败成了一个微不足道的仅仅出于经济目的而存在的团体。公社发展的前景显然比成立之初好不了多少。

为了弄清案发的来龙去脉以及其他的所有一切，有必要在此简要地说明一下，我们所说的绿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考古学研究没有发现任何古时此地有人类居住的迹象。到了1850年，廷迪尔玛才出现了三间黏土棚舍。这些棚舍围绕着一个不大的水塘，依傍着从沙漠里凸起的山岩。地质学家认为这些山岩最初是由火山造成的圆锥形山体。山峰的最高处海拔250米，站在山顶远眺，即使是在万里无云的好天气，四周能够看到的除了沙还是沙。一股不断从海岸吹过来的海风把沙粒耕耘成了一片无边无际的弯弯的沙田。只有在西边地平线的一端让人感觉到也许那里会有雾气、绿色和蓝色。

围绕玛斯纳帝国的血腥战事，才使得绿洲出现在了荒漠里两条并不重要的通商之路的交会处。被击溃的富拉尼人，丢弃了他们的家产，特别是他们的牲畜，从南边流落到了这里。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他们，逐步完成了从游牧到农耕的转变。原来的三间棚舍变成了五十间，穿过蓬乱的刺槐和扇叶棕榈，沿着平缓的山岩斜坡往上延伸开去。

生活是艰难的，就像许多其他被迫背井离乡的移民一样，富拉尼人给他们现在赖以生存的这块贫瘠的土地取了一个跟他们的故乡一样的名字：新廷迪尔玛。仅仅一代人的光阴，这些不幸的人的数量增加了十倍。

关于这段历史，既没有书面记载，也没有可靠的口头流传。第一份图片资料是一张摄于1920年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群满脸疤痕的男人，他们目光呆滞，被挤成了一块黑色的长方形，站在一辆Thornzcroft BX汽车的卸货平板上，汽车经刚刚平整过的主街驶入廷迪尔玛，周围还完全看不出这里是一个居民区，不过在背景上可以看到第一栋二层小楼。

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有两件事情使廷迪尔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一件事情是：一位名叫卢卡斯·伊姆霍夫的瑞士工程师来到了这里，这位糊涂的瑞士人的汽车发生了故障，而当地人阻止他修理自己的汽车。此后的几个月里，在几乎没有任何设备的情况下，伊姆霍夫依靠几个哈拉廷黑人的帮助，硬是在卡珐依山崖的边上钻了一口四十米深的井。从此以后，绿洲有了足够的水源。钻井成功后，在一个隆重的仪式上，当地人把两个清洗干净的汽车火花塞交给了伊姆霍夫（家庭相册，正方形照片）。

第二件事情是：南方的内战愈演愈烈，使得廷迪尔玛成了走私武器和其他物品的战略要地。只有两三个家庭还在继续耕种他们的谷子地，其他的都转入了夜间行动。这给居住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富裕，而南边的土路上则堆满了死尸。

大约在同一时期，第一批阿拉伯商人偕家人从塔吉特移居到了这里。戴着墨镜、脖颈刮得干干净净的欧洲人，开着橄榄色的汽车穿过廷迪尔玛。1938年，中央管理机构在这里设置了第一个警察所。国家政权的出现并没有给当地的日常生活带来什么变化。谁想过上安定的生活并且有足够的钱，就不会受到私人军队的打扰。警察关注的更多是他们自己的安全。

直到南部和西部的内战换了地方，这里才从一个毫无法律的人口聚集区过渡到了一个半文明的社会。这个武器已经饱和了的地区开始有能力接受其他的物品。从前的走私集团首领转而投资基础设施。几家酒吧和第一家酒店进驻了当地。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里还曾有过一家小影院。一条几百米长、铺上沥青的街道穿过绿洲的中心，像一道无力的花剑推刺指向海岸的方向，陷入沙漠之中。两所伊斯兰寺院的尖塔伸向黄色的天空。宗教使聚集地的生活变得和缓，给那些贫穷的和信教的人带来了力量，通过上帝的旨意，通过教育和伊斯兰教法巩固了礼俗和文明。

在国家机构和宗教组织闯入的同时，曾有人多次尝试换个地名，希望借此忘却黑暗的过去。但无论是当地人、阿拉伯人还是那两三个制图员，凡是了解截止到1972年居民区情况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找到另外一个名字来替代廷迪尔玛。

1972年8月23日，星期三，据目击证人的报告，那天发生了如下事件：阿玛窦·阿玛窦喝醉了酒，驾驶着一辆本不属于他的锈迹斑斑的浅蓝色丰田车，闯进了商贸集市附近的公社院子。据五名公社成员的一致报告，他在那里先是表示可以提供一些服务项目，而这些服务项目的具体内容开始时大家并不清楚。接着，在主人给他上了茶之后，他发表了一通有关性生活的大胆但在解剖学上又说不通的讲话（四个目击证人），还开始了一段有关两性关系的哲学谈话（一名女性目击证人）。再后来，显然在无人看到的情况下他独自跑到厨房里继续喝酒。最后，他手里拿着一把忽然间冒出来的枪支在公社里横冲直撞，寻找值钱的东西。先是公用客厅里的一台高保真立体声音响设备引起了他的兴趣，但是他一个人无法运走。他要求一位女性公社成员帮他把音响抬到车上去，但是遭到了拒绝，理由是音响设备的钱款尚未全部付清。他朝她脸上开了一枪。接着有两名其他的公社成员赶来试图（不知是通过语言还是采用其他什么方法）解除阿玛窦的武装，也被阿玛窦射杀。在接着搜查公社驻地的过程中（这个时候那把枪支挂在他的胸前就像是一条牵着绳子的狗），他找到了一只装满钱款的皮箱（均为纸币，币种不详）。阿玛窦当即把一切都忘在了一边，拿着皮箱仓皇地想逃离公社小楼。此时他跑丢了一只凉鞋，鞋子卡在了楼梯的夹缝里。他开枪打死了躲在柜子里的又一名公社成员，并且在离开小楼时顺手牵羊拿走了放在厨房餐具柜上的一只装得满满的水果篮子。听到枪声，大约三十至四十名当地居民涌到了公社的院子里，他们看到阿玛窦为了驱散围拢的人群，一边往空中放着枪，一边跳上了那辆丰田车，往海滨大街的方向疾驶而去。半道上汽车没油了，在沙漠中抛了锚。尔后阿玛窦被那个矮小肥胖的村警逮捕了，并很快被带到了波利多里奥的办公室。阿玛窦被逮捕时只穿了一只凉鞋，当时未发现装有钱币的皮箱，却在那辆抛了锚的浅蓝色丰田车的副驾驶座椅上找到了那只水果篮子。在汽车的杂物箱里找到了那把还有点余温的毛瑟枪。不仅如此，后来在公社的院子里还找到了一个与手枪吻合的弹匣。卡在楼梯夹缝里的一只凉鞋，与阿玛窦脚上穿的那只正好是一对。

阿玛窦在自己的陈述中完全没有理会那些指控，他完全否认有过任何的犯罪行为。这也不奇怪。在一个男人说话还有点作数的国家，实际上是没有人会招供的。在所有案件调查中所有犯罪嫌疑人的标准陈述是：所有针对他们的指控都是凭空捏造的，他们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如果嫌疑人或被告人试图自己编造出一个案发经过的版本，他们一般不会顾及到其中的细节。阿玛窦也不例外。他不会想到把已有的事实依据逻辑融入到自己想象的故事中去。为什么一只凉鞋会卡在公社的楼梯夹缝里？为什么在公社的院子里会找到那只空弹匣？为什么四十名目击证人能够一眼认出他？这一切即便他再愿意配合也无法说明，而且他不明白，为什么偏偏向他提出这些问题。回答这些问题难道不是警察的任务吗？他指了指任意的一台电气设备（电传打字机、咖啡机），请求给他连上测谎仪。他向至高无上的上帝发誓，他解释说，他只能讲述事实上发生的事情，他随时愿意这样做。他，阿玛窦·阿玛窦，只是在沙漠里散了一会儿步。当时的天气很不错，所以散步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乍一听这也许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但也不是不可能的，不少绿洲居民的第二职业仍然是走私）。散步时他在荆棘丛里跑丢了一只凉鞋。后来他在土路附近发现了一辆被遗弃的浅蓝色丰田车，汽车没上锁。因为副驾驶座椅上放着一篮诱人的水果，他坐进了车子。他，阿玛窦，因为很饿，所以想着是否可以吃一些水果。为此当然可以指责他，因为水果并不是他的。他愿意对此发誓。但就在这个时候，他被一名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警察逮捕了，并带到了塔吉特。至于汽车杂物箱里的手枪，他一无所知。

连续四天里，他一直重复着同样的陈述，没有改变一个字。仅有的一次，那是第四天的晚上，在极度疲劳的状态下，阿玛窦表示他在开车逃跑的过程中把皮箱扔出了窗外，但在几分钟后他就撤回了这句话，此后再也不愿提及此事。他表示，如果不马上就让他睡觉的话，他不愿意再说任何话。

然而，受害者是外国人这个事实使一切都变得异常复杂。波利多里奥只是在第一天负责审讯，第二天和第三天由卡尼萨德斯接管，他敷衍着想把案件推回给廷迪尔玛去。但接着内政部出人意料地开始插手此事，并把案件交由资历最深的卡厉米负责。

近几天来，一位政府官员正在美国谈判有关军事合作和发展援助等事项，而恰在此时美国报刊出现了有关这桩血案的报道，其详细程度异乎寻常。欧洲也开始有人关注受害者里面是否有欧洲人。在首都，有人提出了一些令人不快的质问（法国大使、美国大使、德国的一家新闻周刊）。而所有这一切引发的结果是，卡厉米和一名检察官不得不入住廷迪尔玛的一家酒店。官方的说法是，为了再次彻查此事；而实际上，是为了给大批涌到当地的新闻记者提供一些有关事件进展的小道消息，还有那些令人目眩的例子，仅仅为了说明案犯神志不清因而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如果受害者真的都是一些吸毒的嬉皮士，并且在荒漠里领导着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大麻工场，那么事情一旦被当真了，对于第一世界国家来说唯一作数的只有国籍这一项而已。

此事已经上升到了这样的高度，而阿玛窦全然不知。他还在继续指着那台被当作测谎仪的咖啡机，以父亲和父亲的父亲的生命发誓，以至高无上的上帝的名义发誓，他呼吁国王和他的家族帮助他，他说，就算对他严刑拷打，即使在他的脚底钻进螺钉，他也不会背离事实一毫米。“在脚底钻进螺钉，”卡厉米说道，“这里当然不会使用这样的方法。实话说，如果我们真的对你的供词感兴趣的话，我们早就得到了。但愿你明白这一点。为此我们不需要你的脚底，为此我们不需要任何东西。只是，谁会对此感兴趣呢？你是否想过，谁会对你的陈述感兴趣？你有没有看到过那些证据？”

阿玛窦在椅子上蹭来蹭去，冷笑着。卡厉米转向律师，问道：“您有没有试着向他解释清楚情况？这些证据当中只要拿出十分之一就足以把他送上断头台。”他又转过身对着阿玛窦说道，“不管你说还是不说，都他妈的无所谓。就算是这个世界上最贪腐的法庭都无法宣判你无罪。你可以闭嘴不说话，也可以说话。唯一的区别是，如果你说了，你的家人以后可以领回一具全尸。想一想你的母亲。不，我纠正一下，这当然不是唯一的区别。另一个区别是，如果你说话，可以允许你出去撒泡尿。”

几乎整个过程都一言不发地站在一边啃着指甲的律师，这时轻声地抗议了一声。接着他要求跟他的当事人单独说几句话。卡厉米指了指放在墙角的一张沙发，警官们吸毒时通常坐在那里。

律师完全可以同阿玛窦到旁边的房间去，或者他也可以请卡厉米、卡尼萨德斯和波利多里奥到门外去。但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把阿玛窦带到了七八米外的一个家具旁，压低了声音告诉阿玛窦（尽管他的声音警察们都能听得清清楚楚），证据的情况对他非常不利，而天又这么热。他抬高着食指又补充道，其实在真主面前一切都早有定论。但在一个人世间的法庭面前，就这一案件来说，招供既不会带来好处也不会带来坏处，只是可以缩短这个毫无疑义而又让人失去尊严的诉讼程序。而在他眼里，阿玛窦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等等。这个男人显然不是一个大牌律师。他长着一张农民的脸，穿着一套不合身的黑色西装，在上衣的口袋里插着一块深黄色的手帕，像是在发出绝望的求救声。警署里的人不清楚，阿玛窦的家人究竟是从哪里找来了这么一个人。八九不离十他们是用实物来支付他的薪酬的。阿玛窦有六个还是七个兄弟姐妹。“哦，哈哈，”卡尼萨德斯眼睛望着写字台，高兴得像个孩童一样，“哦，哦。”

波利多里奥看了一眼他的手表，从口袋里取出两片阿司匹林，没喝水就这么干吞了下去。他抬高下巴盯了一会儿天花板下的吊扇。嫌疑人还在那里像演哑剧似的坚持着他的剧本：荒漠里的散步、凉鞋、水果篮子、逮捕。他在沙发上转来转去，而当律师像小学老师那样第三遍第四遍重复着他的观点时，波利多里奥忽然从被告的眼神里捕捉到了一点他至今还从未看到过的东西。这是怎样的一种眼神？这是一个不那么聪明的人的绝望眼神，在他的律师单调地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的时候，这个人意识到，他的生命快要到头了；尽管所有的证据都对他不利，但几分钟前从他的眼神里还透出他尚且怀有侥幸心理，觉得会有机会逃脱上断头台的命运；而此刻他的眼神不仅仅是绝望，还显得非常吃惊。看着这个人的眼神，波利多里奥想，这个人也许是无辜的。

他翻了翻卷宗。“指纹到底在哪里？”“什么指纹？”“武器上的。”

卡厉米摇了摇头，从锡纸包装中剥出一颗夹心巧克力。“我们有四十名目击证人，”卡尼萨德斯说道，“再说阿斯兹正在度假。”“其他任何人也可以做，不是吗？”“其他任何人也可以做什么？你会做吗？”卡厉米气呼呼地说，他想无论如何在天黑前能够回到廷迪尔玛去，他和一位《生活》周刊的记者有个约会，“阿斯兹也做不了这个。在皇宫的门岗那里，他花了一个星期把整块场地都贴了个遍，收集了四百多个指纹，但能够辨认的仅有两个，而那两个是大厦管理员八岁儿子的。”

波利多里奥叹了口气，望了一眼律师。律师不再继续唠叨了。

阿玛窦的脑袋垂了下来。第六章莎士比亚

有一次我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医学研究所的医生组织那里收到一封妙不可言的信件。信上说我被选为他们最乐于为之做手术的人。——娅尼·索恩（美国演员、裸模）

海伦从不知道自己给人一种什么印象。她对自己的了解仅限于照片和镜子中的自己。按照她的判断，她觉得自己长得还不错，有些照片甚至是惊艳的。她能够主导自己的生活，但说不上是幸福还是不幸福。在和男人相处上她从来没有什么问题，至少问题不比她的女朋友们多，甚至还比她们少。从高中时候算起，她有过七八段感情，都是和她年龄相仿的男孩子。他们都很善良，教养很好，而且擅长运动。那些男孩子都不太关注他们的女朋友是否聪明，因而也很少关注到海伦的聪明才智。

这点对海伦而言无所谓。要是男人们觉得自己在智商方面有优势，她也不会因此耿耿于怀。海伦和男人间的恋情大多持续的时间不长，当一段破裂之后，海伦马上就能找到新的恋情。穿着露脐T恤在校园里走上一圈，她就会接到三个共进晚餐的邀请。海伦一直质问自己的唯一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真正有意思的男人从不和自己搭讪。她不能解释其中的原因。和其他女孩一样，她也有心情抑郁的时候，但并不常有。从众多小说中她得知，漂亮的女人总是最不幸的。她读过很多小说。

她的自尊心第一次受到打击，是她用录音机给自己录音来准备一个报告的时候。她只听了四秒钟，就失去了再次按下播放键的勇气。这是一种好似外星人发出的，抑或动画大师特克斯·艾弗里作品中的人物发出的声音，一团会说话的口香糖。她知道，一个人听自己的录音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从录音中传来的声音何止陌生。一开始她还以为是录音机出了技术故障。

那个借给海伦录音带的满脸长痘的化学教授向她解释说，人们通常感觉到自己的声音比实际上更饱满更好听，这是因为在说话时，头骨和谐振空间会在大脑里产生共振。这种落差当然会让人有点震惊。他自己的声音就像阉人的假声。在说这番话的时候，他的目光始终盯着海伦的胸部。海伦从此不再参加这一类的任何其他实验，也渐渐忘了自己声音古怪这回事。那是她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第一年。

海伦毫不费劲就拿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并得到了让人梦寐以求的奖学金。像其他新生一样，海伦在进入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在面对各种繁文缛节时，感到心里很是茫然。在学生宿舍中她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她让自己沉浸在学习中，但也并不回避和其他人聊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她尽量在一周中的大多数晚上都给自己安排一些活动或是约会。

经一个学英国文学的朋友介绍，海伦加入了一个业余演员剧社。这个剧社一年演出四五场传统经典剧目，但很少演出现代剧。剧社中的成员大多是大学生，还有两个家庭主妇、一个很喜欢脱光衣服的退休教授，以及一个年轻的轨道工人。这个年轻的轨道工人可谓是所有剧团成员都心照不宣的一颗明星。他二十四岁，拥有一张电影演员的脸、一副希腊雕塑的体魄，他唯一的缺点是记不住台词。正因为他的缘故，海伦差不多三年时间都在忙于排练演出伊丽莎白时期的各种剧目。

海伦一开始只能得到很小的角色，后来她出演了《驯悍记》中的比恩卡和另外一个叫多罗西娅·安格曼的角色。她不是没有天赋，若有机会也不是不想出演高大上的女英雄角色，但海伦知道，谁能出演最好的角色往往更多是根据演出经验而非天赋来决定的。谁在这个剧社里待的时间最长，谁就能得到《奥赛罗》中苔丝狄蒙娜的角色。

之后剧社演出了《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他们更多的是按照这部戏拍成的电影，而非这部戏本身来演的。那个轨道工人扮演保罗·纽曼在电影中的角色，他和保罗·纽曼出彩的荧幕形象非常相似，差不多可以以假乱真，他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却不乏潇洒地走在舞台上，就连他和台词提示员之间的对话都像是戏中精彩的一部分。一个魅力倾人的生物系四年级黑发女生扮演俐思·泰勒在电影中的角色。海伦扮演玛艾，偏执的玛艾和她偏执的家庭。她的腰身足足被加粗了五倍，头发被撒上了灰粉，凸出的颧骨下被涂上了一团红色的重彩，就像小苹果似的。她还被套上了松垮的土豆似的戏装。那个退休教授的几个外孙被安排在她的身边，扮演她没有脖子的孩子。孩子们当然都有脖子，因此他们的整个颈椎都被某种保护材料包了起来，嘴里还被塞满了泡沫橡胶。因为不能说话，孩子们向观众发出没有辅音的呜呜声，观众兴奋得不断欢呼。

剧社的指导老师把他们的首场演出用俄国双8录像机录了下来。这是海伦自上小学以来第一次被录像。在录像首场放映的时候，海伦激动得不得不跑出放映大厅。她跑进了洗手间，看了一眼镜子中的自己，然后一下子呕吐了起来。把自己重新整理好后，她镇定自若地回到了放映大厅。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里，她的目光一直在荧幕四周游离不定，并竖着耳朵听着放映机发出的单调的嗒嗒声。剧社计划演出的下一部戏是阿图尔·施尼茨勒的《轮舞》。海伦这次究竟扮演哪个角色本来是很让人期待的，但就在演员名单还没确定前，她就离开了剧社。

指导老师对此感到很惋惜。但除了他，其他人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海伦的离去，就像没人注意到海伦在舞台上扮演的那个可笑弱智的角色。海伦本人和她扮演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是接近的，或者坦率地说，相当接近。海伦的演出其实很成功，她的自然出演让观众丝毫感觉不到她是在刻意扮演某个形象。她的表情、她的声调！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在放映结束时的掌声中海伦又一次看了眼荧幕。当身着古怪松垮棉质戏装的玛艾向前走上一步，把两只手搭在一个没有脖子的怪物肩上，扭曲嘴角挤出愚蠢至极的笑容时，观众的噪声和口哨声不断升级。这是在片轴嗒嗒的转动下，放映机播放的最后一个画面。

在接下来的小型庆典上海伦喝了很多的葡萄酒。作为永久离开剧团前的最后一个举动，她悄悄地对那个轨道工人说，她要在当晚和他做爱。没有等他作出反应，她告诉了他地址和时间后就径直离开了。为了从一开始就避免计划泡汤，她故意选用了些赤裸裸的露骨词语，虽然这其实没什么必要。

她的计划并没有泡汤。凌晨一点钟，有人用手指轻轻抓挠学生宿舍的木头门。“保罗·纽曼”手中捧着一束像是从墓地里偷来的花。看到海伦不经意把花丢到了水盆里，之后又打开了一瓶酒时，“保罗·纽曼”顿时松了口气。在太阳升起的时候，“保罗·纽曼”一边抽泣一边向海伦坦白，他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个未婚妻。海伦对此只是耸了耸肩。从此两个人再也没有见过面。

裹着白色的毛巾浴衣，海伦悄悄溜过学生宿舍的走廊，耷拉着脑袋爬了两层楼梯，来到她最好的朋友米歇尔·范德比尔特的宿舍门口。她敲起了门。米歇尔可能也算不上海伦最好的朋友，但肯定是她认识最久的朋友。她们两个小学的时候就认识了，从交朋友的第一天起，两个女孩间就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不可逆转的主宰关系。

当年的金丝雀事件可以说是两人关系中的一个最早且最具说服力的佐证。大约是在小学三年级或者更早的时候，当时两个人正坐在堆满玩具的地板上玩，突然听到从隔壁房间传来一阵可怕的叫喊声。叫喊声是米歇尔的弟弟发出的。几秒钟后她们看到一只毛绒绒的黄色小家伙跳过门槛蹦进了房间，小脑袋无精打采地向一侧耷拉着。米歇尔害怕得跳了起来，小家伙就像被大风吹起一样给撞到了一边，沿着走廊一直滚了出去，眼看就要危险地滚到楼梯边上。海伦一脚挡住了它的去路。而此时，米歇尔的弟弟神经质似的跑来跑去，范德比尔特夫人则像失去知觉一样瘫在了椅子上，连连摆手。米歇尔对海伦大声叫道：“快去帮帮它！快去帮帮它吧！”

当年八岁的海伦，自己并没有养过宠物，除了在笼子里，也从未见过这种鸟。海伦小心翼翼地把小家伙捡了起来，用一只手指托起它的小脑袋。但它的小脑袋随即又耷拉了下去。海伦建议把小家伙放到床上，或者用火柴棍把它的脊柱固定起来。但是没有人作出任何反应。最后海伦只好一个人走到范德比尔特家的客厅，查起了百科全书。她查看了金丝雀的相关内容，从紧急处置、颈椎摔伤和骨折，一直看到下肢瘫痪。她让米歇尔最好去给医生打个电话，或者去找一位家里也养这种鸟的朋友。

最后范德比尔特太太终于给一位兽医打通了电话，兽医建议结束小家伙的生命来消除它的痛苦。太太把话筒举得高高的，大声重复着兽医的话并带着求助的眼光环视四周。但是范德比尔特家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最后还是海伦打破僵局勇敢地站了出来。她用扫帚轻轻地把小家伙拨进了一个塑料袋中，双膝跪下压住了开口处，拿起一卷《不列颠百科全书》往塑料袋上压了很久，直到塑料袋从三维立体变成了二维平面。之后海伦和米歇尔一起把压成片儿的小家伙埋在了花园里。范德比尔特太太躲在窗帘后哭了起来。

这一天，米歇尔对她的朋友产生了一种夹杂着畏惧的敬佩。此后很多年，她对海伦的这种感情一直都没有变。有的时候，特别是在青春期的那段时间，米歇尔对海伦的感情，除了敬畏，也还有一些其他时常变换的情绪，比如不解、着迷、愤怒、嫉妒、故意的冷淡甚至怜悯……但这些复杂情绪过后，是她对海伦更强烈的敬畏和喜爱——而所有这些感情之所以不断升级，正是因为这些矛盾情感的接收体好像从来都没有觉察到其中哪怕一丝一毫的变化。

录像放映后的这一天对米歇尔而言很是特别，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她看到自己女友软弱的样子。一个痛苦欲绝的小可怜拖着鞋子，裹着白色浴衣来到她的宿舍房间，问她有没有花草茶，向她寻求安慰。米歇尔抑制不住地沉浸在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中，不禁往海伦的伤口上撒盐，“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她大声说道，“一开始肯定是很震惊，我也一样，就像我第一次不经意听到录音带里自己的声音一样。当然对你而言还有那些动作，再加上表情，实际上，如果坦率地说……当然，当我们回顾过去的这些年……这其实就是友情的意义所在……最后也就习惯了。我现在就没有任何问题。”

在大学课堂上米歇尔并不擅长发言，但在私下里，当说些内心深处的真心话时，她却能长篇大论。即使是说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她也能不间断地说上近两个小时，比如她所说的录音带事件。要是说起失恋、挫折，或是家里小猫的病，她能说得更久。

海伦对米歇尔长篇大论的具体内容并没有听进去，她唯一的感受是米歇尔说话的冗长。她对自己说，如果有人能就一件事喋喋不休地说上两个小时，那这件事不可能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有一段时间海伦曾经试图用一个口授录音机把自己的口语训练得语速更快、口齿更清晰，但以失败告终。同时她想通过一种体育锻炼来改掉自己动作矫揉造作拖拖拉拉的毛病。但她又觉得这样的一种体育锻炼方式可能不能给她带来快乐，或是不适合她的身体。最后她选择了空手道。作为仅有的两名女性报名者中的一名，她在大学学起了空手道。四周后，她发现，生活中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改变的，唯独生理上的某些东西无法改变。海伦变得更为强健和灵活，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她动作矫揉造作、拖拖拉拉的毛病。她是穿着道服的玛艾、侧踢腿的玛艾、垫子上的玛艾。那是段让人沮丧的时光。

虽然她的努力是徒劳的，但她并没有放弃空手道。大学里的空手道课被停了以后，她去了一个专业的体育会馆。她是那里唯一的女性，引起了班里所有其他学员的无一例外的关注。他们差不多都是附近一所警察学院的警察。

在她的学业结束时，她已经流过两次产，交往了三个或是四个警察男朋友，在空手道的两种流派中她已经达到黑带级水平，却并不知道该如何开始自己以后的生活。她高凸的颧骨、嘴角和眼角的第一道小细纹，让她的脸有了一丝坚毅。虽然这不是她以前为磨炼自己而刻意想要的那种坚毅，但也并不完全不适合她。她开始化妆装扮自己。

米歇尔建议她要听从自己的内心。但和她的朋友相反，海伦发觉不了自己的内心。她不喜欢那种小市民的生活方式，如果能把她的感知方式和强度和其他人比较一下，虽然这对大部分二十五岁的年轻人而言不怎么可能，她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冷漠。让其他人陶醉痴迷的东西，对她来说不过像看到一张印象派明信片、一窝新生的小猫，或是格蕾丝·凯利的订婚一样索然无味。一个不懂得注意观察的人会以为她生性对生活缺乏热情。但她的白日梦里却充满着奇特的画面：一个消防员从燃烧着的房子中艰难地救出两个满脸通红的孩子，房子在他身后轰然倒塌……一个飞行员，手中挥舞着他的牛仔帽，叉开双腿骑在原子弹上……斯巴达克斯被钉在十字架上，简·西蒙斯在一旁哭泣……“我的爱人，死去吧，现在就死去吧。”……她喜欢英雄主义题材。第七章伦德格伦

故事中并不一定要有中国人出场。——罗纳德·诺克斯（英国侦探小说家）

现在伦德格伦碰到一个问题。他死了。当他在廷迪尔玛东部的阴沟中被人拽着四周缝着线的鞋帮拖出来的时候，只有从他的衣服样式才依稀可以看出他是个欧洲人。玩耍的孩子发现了他的尸体，四个男人把他挖了出来。没有人知道死者是谁，也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来到绿洲的以及他为何来到绿洲。没有人发现他下落不明而报警。

公社里发生血腥屠杀才过去三周，又一起针对白人的暴行，让沙漠中的居民很是激动兴奋。他们用指尖和小木棍捅遍了他的西装口袋，却没有找到什么值钱的东西，其实是什么也没找到。他们把尸体重新扔到阴沟里，注定了他不再被人发现的命运。

一个图阿雷格部落的老人，因患有河盲症，要靠小孩们用扫帚柄拉着他才能四处游走。好几天来他站在犯罪现场边，讲述着那个可怕的故事，以换来别人给他的一丁点儿小费，或是一把开心果、一杯烧酒。他的眼睛是黄蓝色的，但里面却没有了瞳孔。他眨巴着眼睛越过听众的头顶望着远方，发誓称，在发现尸体的前一天，他在沙漠里被天空中发出的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吓了一跳。陪伴在他身边的小孩都害怕得牙齿咯咯作响，膝盖颤颤发抖。而他，当年穆沙·阿美斯丹领导下的勇士，毫不费力就认出了这是F-5战斗机发出的超音速巨响。他的判断没错，孩子们告诉他，这时蓝天中确实划过一道飞机飞过的很细的痕迹，在飞机尾迹的中间，一个金黄色的降落伞打开了。这只降落伞和它的影子在卡珐依山崖的上空像是一对雄鹰一样盘旋着。过了不一会儿，有一个穿着高档西服的男人，从山上爬了下来，爬到一片杂乱不堪的棚屋房之后，就不见了。

听众特别喜欢有关降落伞的那一段。之后老人又编造出来一辆跑车、一个特工和四个手里拿着铁棍的男人。但过了几天之后，所有的人都已经听过了这个故事，老人没有办法再靠讲故事挣钱了。人们纷纷散去。

事实是这样的：根本就没有降落伞，也没有铁棍。事实是：谁也没有见到任何什么特别的东西。在整个绿洲里只有一个人知道一点底细，但是她什么都不说。这个人是伦德格伦来到这里后的女房东，她之所以什么都不说，是因为在她出租的小屋里，有一个装满珍贵东西却没人认领的行李箱。

伦德格伦来到绿洲的前后经过并没什么特别的。他乘火车来到塔吉特，在那里他套上了一件当地的传统长袍，贴上了可笑的胡子，坐进一辆和别人合租的出租车，一言不发地来到了沙漠。在距离廷迪尔玛几公里的地方出租车抛了锚，伦德格伦为了赶时间，搭了一辆驴车。他给了驾车的人一点小钱，让他穿过一条指定的小巷。接着他让驴车一直在周围绕了好多圈，最后在离前面所说的小巷两个街区的地方，在一个破旧的小酒吧门前他下了车。小酒吧的上面是一间通常租给潦倒的小商贩们住的破旧小屋。牌子上用阿拉伯语和法语写着，这间小屋现在是空房。伦德格伦本来预订了当地的二星级酒店，但他不是外行。他让房东带他去看房间。

女房东差不多年近百岁，她带伦德格伦来到房子的一楼。她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两只眼睛不如说是两个洞。她的下巴一直都在颤动着，两个深陷的嘴角边流出黑色的液体。她打开一扇低矮的门，门后面是一个洗脸盆和一个床垫，房间里没有电，成排的蟑螂在地上爬动。伦德格伦友好地笑了笑，并预付了两周的房钱。他不在乎这些害虫。老样子了，哪里有阿拉伯人，哪里就有害虫。他打开一卷塑料薄膜，在老妇人的帮助下，铺开在床上，并在耷拉下来的薄膜边上涂了层土褐色的强效胶水。接着他在房间里喷了飞力托杀虫剂，之后关上房门。本来活着的都死了。

老妇人并没有关注这些事。她请伦德格伦到厨房里吃点儿什么，但他礼貌地拒绝了。老妇人从围裙下抽出一瓶自己酿的烈酒，但他说出于宗教的原因不能喝酒。之后老妇人又请他喝咖啡，现磨的咖啡，还要给他提供一辆租来的车，向他介绍一个妓女和她自己的孙女。这是一个个子矮小的女孩，肯定还没十岁！她薄薄干裂的嘴唇发出吧唧吧唧的声响，来暗示亲人间的那种诱人的活泼和清新。伦德格伦若有所思地看了看老妇人，往她手里塞了点小费，让把房门钥匙给他。他告诉老妇人，他的名字叫海尔利希克菲，就是漂亮箱子的意思，但让她不要对任何人说起。他梳理了一下嘴唇上方的胡子，然后就出了门，走向了死亡。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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