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云 阿根廷蚂蚁(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意大利）伊塔洛•卡尔维诺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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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云 阿根廷蚂蚁试读：

前言

阿根廷蚂蚁

我们发现自己所面对的世界的图像和表意符号就是烟，是装载着工业城市的化学废弃物的烟雾。每一个人物都有他自己的对抗这烟雾的方式：专家出身的官僚科尔达，魅力女孩克劳迪娅，工会领导人巴萨鲁齐，房屋出租者玛格丽蒂，一般群众阿万德罗。在他们当中，无名的主人公似乎拒绝任何虚幻的逃避和任何空想的位置变换，固执地要按事物本来的样子去观看它们，要一直目不转睛地观看它们。如果他期望什么，那也仅仅是从他正在看的东西中期望一个图像，能够用来与另一个图像对抗；小说结束时并没有肯定地告诉我们他已经找到了这图像，而仅仅是不排除有可能找到这图像。

这本书还包括另一篇在几年前写的非常不一样的小说《阿根廷蚂蚁》。作者想要将它与《烟云》并列在一起，是由于一种结构和道德上的近似。在这里，“生活的不幸”来自自然：侵扰利古里亚海岸的

[1]蚂蚁，但相同的是中心人物淡然的斯多葛主义态度，他不接受为对抗蚂蚁而向他建议的任何形式的行动措施；相同的还有小说结局时写到的那种贯穿在各种图像中的临时净化。

关于《烟云》给一位批评者的信

烟云

我想要写给你的，既不是就你屈尊对于我的短篇小说《烟云》的语言所做的研究提出一些意见，也不是针对你的文章令我想到的文体批评做一番思考。由于我对于这个论题没有丝毫的理论准备，因此我的评语也许就方法论而言是危险的，只是根据一个经验主义者的口授，根据一个人对于一篇他自己就是作者的文字所具有的这种完全是特殊的和主观的经验而写的。

给予我帮助的是这个事实，《烟云》这篇我在六年前写的小说，我最近为了校订其译文，非常仔细地与我的法文译者重读了它。这是一项艰苦的劳动。所有的人类语言都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即使是芬兰语和班图语，但是有两种语言，在它们之间绝对不可能建立起任何的对等，这就是意大利语和法语。用意大利语想的东西不能以任何方式用法语说出来，必须在另一种表达方式中重新想它，这种表达方式必定将不容纳意大利语表达方式的所有意义或者是容纳了意大利语表达方式所没有预料的另一些意义。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真正地读我曾经写的东西，理解每一个句法衔接或每一个词汇选择的意图，并最终判断在我的写作方式中是不是存在一条线索、一种必然性、一个意义。在几个星期的这种对于我的某些短篇小说所做的工作之后，我终于知道了许多有关我如何写作的事实：正面的和反面的。自然，这些并不该由我来告诉你，并不应该由我来提示批评者。但现在，正如人们所说，“凭借这个体验”，我将从中抽取出一些对于我们的争论有用的普遍思考。

你的研究是以一份清单开始的，它包括了在《烟云》中查找出来的一系列文体因素。在这种分析中，我要说，首先必须为每一种因素确立它被查找出的区域，也就是说，确定它是不是：

仅仅为被考查的作品所特有的；

或者是作者的所有作品中所特有的；

或者对于整整一个文学流派、倾向或季节都是特殊的；

或者在这个时代或这个国家的所有文学中都是可以查找得到的。

例如，显然，当你把“对传统句法结构规则的遵守”当成我的小说的第一个文体因素时，你没有谈到任何具有特征的东西，因为所有上过中学的人都研究过句法结构，每天都有以这种句法结构或好或坏地写成的书和报纸被人们读。实际上你想说的是，我并不是写独立的作品或“意识流”，这些在意大利是非常稀少的写作方式，至少在1958年，就短篇小说而言是如此。但我们开始读小说吧。第一句：那是个对于我来说丝毫也不重要的时期，我迁到这个城市安顿下来。你看到在这里已经开展了关于那种被理解为二十世纪中期意大利文学中的传统句法结构的东西的全部话题，一个最富于历史和参照物的话题，句法结构的第一个样本已经向你展示了这些参照物。

但我们来看你的清单的第二个因素：“对于一种毋宁说是贫困的和无装饰的，在那种最不文学的词汇中选择出来的词汇的使用”。这里你触及了一个重要点，因为在词汇中，甚至是在全部的表达方式中，对于“贫困的和无装饰的”，对于“不够文学的”选择，由“灰色和苍白构成的”“朴素的”—正如你在前面已经说的—语调，构成—我要说，有计划地—当代意大利文学中的一个广阔区域的特征。这对于一篇随笔来说也许是一个极美好的主题：当代意大利文学的“灰语调”，它能从文体学的语调转移到想象的层面并从想象的层面转移到心理学的语调和道德的责任。自然，一篇这样的随笔本应在莫拉维亚作品中有它更为绚丽和不容置疑的例证，甚至应当定义一个从来没有被我们的文学地籍册统计过的“莫拉维亚主义”的界线。另外，也应该以比伦基的标准，将托斯卡纳人的各种不同的灰色放在关键位置，然后，是卡索拉的标准（我想到了巴萨尼在几年前就卡索拉的“来自铁路工人的”灰色语言的一篇极好的短文）。最后也许还要定义另一些语言极端简化的文艺思想，例如金斯伯格的文艺思想。只有当你确定了这种灰色风格的地理学，然后根据方言的色彩将它摆放在作为语言的基本骨架的方言（从维尔迦到帕维塞）和多语言主义（从斯卡皮利亚杜拉文艺运动到加第斯主义）的对立位置上，并且了解了灰色区域与今天那些最有色彩的区域之间能有哪些关系；只有当你决定了在什么区域巴萨尼的作品要被视为典范（也就是将“市民”语言的最忧伤的表达包容进一个相对于具有讲话思路的“高等”文字来说处于第二层次的持续“假嗓子”的空间里，这种“假嗓子”也许是有其自己方式的另一种色彩多样），而在他之前，是索尔达提的作品。只有当你完美地定义了应当用的词和范围和决疑法，你才能过渡到考查特殊事例。

因此，我把对第二个因素的陈述分解为三句话：

1） 意大利文学中存在一个很大范围，在这个范围里，文体学的理想指向一种贫困而无装饰的语言；

2） 卡尔维诺就其全部作品而言是远离这种文艺思想或与之陌生的（例举）；

3） 在短篇小说《烟云》中他却表现得靠近这个思想。如何？

在这里可以开始对于所说到的文本的分析，也就是对于词汇和风格的种种不同选择的检查和分类。

我们在上文已经引述了小说开头的那个常被人说并且由平庸言语织成的句子。略下一点，我们发现了声音：神经质的声音。如果作为范例我们是从，比方说，莫拉维亚出发的，那么我们意识到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已经超出了作为特征化和色彩的这个出发点：我们已经更加接近帕维塞。在最初的几行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对于一个刚下火车的人，人们知道，城市只不过是一个车站。它使人想起帕维塞特有的某些被多数人公认的、紧密的、简洁的语言特质。

但是在第三行已经有一个这样的句子：我当时没有任何安顿下来的欲望，这句话使我们接近了一个更高的反思的语调；在接下来的那些行里，我们发现：临时的，内心的安定，苍白的，破碎的，也就是说我们越来越走向一种批评的、文学的词汇。

我觉得唯一的办法是求助于这样的一种公式（我认为，这种公式不光对于我的许多小说，而且也许对于许多与我毫无关系的作者都是重要的）：一种严肃的风格，它有着一种灵活性，这种灵活性能够使它达到更高的、诗化的或散文化的语言的尖峰，而不改变其内在连贯性，经常使用口头语和习惯语，因为它们常常起着漠视和对立的作用（这个作用当然是有意的）。

在这样一种公式中，你就能使这样一个在我看来是一个相当典型的标本的句子变得精确：如果我再年轻几岁，对生活抱有更大希望，那么这项新的工作，这个新的城市，也许能使我感到兴奋或满意。总之，所有的分析都能被限定在这个句子里：在几乎所有可能的运动里都有一些在短篇小说中所使用的各种不同的语言层面。

在这一点上，我将不再满足于提取散乱的表达方式，在这种提取中，有意识选择的、无意识选择的和根本无选择的因素相互混合。（也许对于研究者来说它们全都有着同样的重要性，但对于我来说，看见你以相同的狂热把两种不同的虚词都放在你的显微镜的镜片下，就有一种奇异的效果，一种是那些我想要在其中托付表达方式的最秘密财富的虚词，另一种是那些我并没有在其中放入任何表达意图的虚词，它们在这里，只是因为我想要在这里而不是在别处说这件事。）我们将过渡到对大量的最完善和最紧密的文字的审视，也就是过渡到我想称为大量的“图像—文字”，这些图像文字后来都是被写得最多的点，不论是短还是长。

我相信，在我的所有作品中，人们注意到有一些被写得最多的部分，和一些被写得最少的部分，在前者中，写作的努力是巨大的，而后者就像是用油画画出的部分旁边的用草图画出的部分。（它发生在我身上，我相信这种事也发生在所有人的身上，除了福楼拜—但即使是在这里，我也不发誓—和曼佐尼，曼佐尼有一个另外的问题；自然，这种事与克罗齐对诗和结构的区分毫无关系，甚至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是相反的。）

纸页不是可塑性材料的一个单调的表面，它是木头的一个剖面，在这上面，人们能够跟踪线索是如何走的，在这上面人们打结，在这上面派出一个分支。我相信批评的工作也是—或者也许首先是—看文字中的这些区别：在哪里堆积了更多的劳动，以及在哪里劳动最少。

现在，在这些写得最多的部分里，有那些我称为写得小小的东西，因为在写它们时正巧（我是用钢笔写作的）我的字变得非常非常小，字母o和a中间的孔都没有了，被写成了两个点；还有我说的写得大的部分，因为字变得越来越大，有的o和a的里面竟然能放进一个手指。

那些写得小小的部分，我的意思是说它们是这样一种部分，我在它的当中倾向于一种动词的浓度，一种描写的细致。例如：对烟云（《短篇小说集》，第547页）或工程师办公室的玻璃窗（第552页）或成为毁灭的图像的化装舞会（第560页）或是与外面的雾构成对比的啤酒店（第544页）的描写。在对这些点的审视中你将看到，和动词的浓度、词汇准确的努力等等一样，我们比以往都更远离了定义等等。而所有这些细致等等都倾向于体现（就像在卡尔维诺的另一些书中的类似情况一样）不仅仅是图像，而更是一些抽象的幻象等等，等等。

总之，你看，我什么也不想知道，我所能对你说的唯一的东西，就是关于这一点，只有通过对于文章的考察，才能理解我所写的东西的某种最终意义，如果有的话。

然而被写得大的部分恰恰是那些倾向于词语稀少的部分。作为例子有一些非常短的风景，几乎就是些诗行：那是秋天；有的树是金的（第523页，也被你引用过）。

这种短小的风景在《艰难的爱情》系列里的那些小说中还有很多，那些小说就风格和构思而言是与《烟云》相似的，在翻译成法文时，这些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烦恼，因为根本不能把它们译出来。和我的翻译者在一起时，为了向他解释我当时想要做什么事，我开始引用莱奥帕尔迪的诗句：e chiaro nella valle il fiume appar（明亮的，河出现在谷中），时不时地参考但丁和彼特拉克之后的意大利抒情诗中的语言；所有那些当一个人在巴黎时能够说出来，而当他回到意大利，就再也没有那张不可缺少的可恶嘴脸说出来的东西。

总之，轨迹也许是这样的：意大利二十世纪—诗和散文—的词语稀少的倾向也以某种方式穿过了我所写的东西。在我们所观察的这些小说中，这个倾向与一种对立的因素相伴随和对照，这就是词语的密度。这种倾向有多少，另一种倾向有多少？这个遗产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贴切的历史文体问题。

现在我们回到出发点：贫穷，朴素，苍白，灰色。我们把它放在哪里？我觉得，我们像放置一种内容（客观的和心理的）一样放置它，这种内容，主人公（或抒情诗的我，或在自己的叙述投影中的作者本人）想要选定，想要毫不间断地保持在眼前，想要与自己同一，但是（这个主题已经由最初的几行给出来了）要通过一个意愿的行动，一个选择。这里的证据正是他用于描述这灰色等等等等的语言，而不是一种范围等等等等。

这种状况的最明显的迹象是什么？是对灰的、苍白的、灰色、苍白这些词的频繁使用（你也注意到了）。在一种灰色和苍白的语言里，不能使用灰色的和苍白的这些词，因为这时涉及到一种从灰色和苍白之外进行评价的语言。（在一种灰色的语言里，灰色的一词只能被用来说一件灰衣服是灰色的；至于“苍白”，如果我们不去轻信它的某种比较晚近的和被报纸和市民滥用的幸运的话，它可以说是一个高等的、有学问的词。）

还是在内容的层面，如果一个作家为了再现一个灰色的和苍白的主题而使用灰色的和苍白的词，很清楚，这是个琐碎的作家，也就是一个给事物命名的而不是进行再现的作家。于是乎？于是，或者我是个琐碎的人，或者我的主题不是琐碎的。那么谁会是琐碎的？可能不是“灰色”（如果我们想要继续这样称它），而是与“灰色”的关系。

这样，从对语言的定义你就能过渡到对小说内容的定义。但这是以更为广泛的方式，而不时常要求词音对词义的证实。这样一来我们所拥有的就不是一篇真实和真正意义的小说（因为没有一个故事，关于这个人没有说过—我们并不感兴趣—他先前发生了什么事，使得他去选择—看起来是这样—这种生活和这种态度，也许对比了没有出现的另一种生活和另一种态度，另外他的一个故事也没有能够在后来画出轨迹，除非是以他的职业的那些小小的变动来画轨迹，而我们已经知道，他的职业是微不足道的），而是对一个人与一种现实的关系（历史的—社会的—存在的，等等）的抒情象征的讲述，这种关系在烟云的图像（按你愿意的定义它好了）中达到顶点，同时还有对其他一些可能的关系的解答：工程师、同事、女友、女房东、工会活动家。（为了这一结构你将能在我的另一些叙述作品中找到一系列的参照，它们都是这样构造的：在中心是一种被作为样板的ax关系，在其周围是一个由bx，cx，dx等关系构成的光晕或决疑法。）

所有这一切，伴随着对内心争论的不断提示。（请看你在什么意义上能够开展你在一开始谈到的散文体小说的主题。）时不时地浮现出一种散文体的语言（在这里你可以有大量的引语）：也许在小说里藏着一篇随笔，但是已经全部被删除了，只剩下一些被切得非常细小的碎块，还有那些唯内容论意义上的对话—它们也许会是些哲学对话—也被删除了（第557页到第558页；第560页到第561页），而人们仅仅读到在橡皮的擦痕之下的一些言语的影子。

于是关于一篇把自己的意义送回到一篇被它藏着的随笔中的小说所可能具有的诗学价值，就提出了问题。是一篇失败的小说？由于诗意的混乱而犹豫的放置而是失败的？本应当为一系列图像充当支持物的随笔性质，其简单磨痕能有什么诗学的价值？然而，这种随笔性质只是一个磨痕，还是通过与一种主动写作活动对比而是一个磨痕？这种写作活动在这里却是有可能在本身，或是在它所导致的对比中，构成一个诗意的动机。文体批评家，这对于你来说，是获取整整一个系列的例证的机会：关于在语言的层面上，嘲讽的、喜剧性的轻描淡写的陈述如何发生一种有节制的然而是持续的改写、使之逐渐变轻的干预。这直接涉及到什么？同一个人物我，也就是小说的精神意识，也就是将消极假设为积极的荒谬假设，它就这样不断地被提出来并被战胜。

我们现在可以过渡到将这同一个方法应用到你的第三个评论，也就是有关形容词的评论上。你认为我有一种“朴实无华的和本质的使用形容词的手法”，可以说，这是从邓南遮以来整个意大利文学的文体理想。当然，如果你说得对，这是非常美好的事。但形容词这个论题是我一直就在思考的论题，如果我开始谈论这个论题，我就要继续写十页纸了。你最好还是为我留着它，等到另一次机会：很长时间以来，我就想要证明，意大利散文中的坏处就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句子的决定性意义被不断地打发给形容词，而名词和动词变得越来越平淡和缺乏意义。这使散文丧失了所有的坚强性：不是再现世界，而是对世界进行评价。但这对于我自己来说将又是一个难题，因为在这里事物也不像你说的那样顺利。只要随便翻开：第521页，我的胜利的目光，我的胜利而绝望的目光。心理的精确完全是建立在形容词上，甚至是建立在有着相反符号的两个形容词的这种著名的对照上的！在接下来的一页里，一种鼻子的顺从的悲伤。写错了吗？没有，糟糕的是写得好极了，是一些比我认为在书中找不到，而我也宁可不使用的那些形容词更好的形容词。

够了，我就写到这里：我觉得已经足够地举例说明了我想要向你说的有关文体分析的话，大体上就是这个：我希望在每一个肯定的背后，都有一个对现象的历史分类。我不是个方法论者，但我也不相信自己正在犯教唆折中主义的罪行。我觉得如果这样做，你就能使自己总是关注文本，也就是关注一种原质的材料，而如果你在作者的理论随笔中寻求证实，我认为这个行为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是更为不合法的。将来，一旦你获得了你有关语言学材料考查的结论，你就能—作为好奇，在你的书房里秘密地或预先进行—将这一结果与作者在他的关于诗学或美学的宣言中表达的那些思想进行对比，而这是在这样一些意图中进行的：

或是为了发现他与他自己相矛盾，这总是更为有趣，并且也是更为符合你的实验性检验的工作；

或是为了发现他与他自己完全符合，正如你在我这里做的那样，这是一件令我感到满意和惊讶的事，因为每次我写一篇小说时，我都很注意使自己不去想我的那些随笔，而每次我写一篇随笔时，我都很注意使自己不去想我的那些小说。

这一次我破例地利用了你对我的书页的富有耐心的关注，对于你的关注我表示感谢。伊塔洛·卡尔维诺（陆元昶 译）烟云萧天佑 译

那是个对我来说丝毫也不重要的时期，我迁到这个城市安顿下来。安顿这个词并不确切，因为我当时没有任何安顿下来的欲望，我愿意让我周围的一切都是临时的，不安定的，只有这样我才能在内心里感到安定。那么什么是我内心的安定呢？其实，我也说不上来。因此，经过辗转介绍，当这里有人聘请我来当《净化》杂志的编辑时，我就接受了这个工作。

对于一个刚下火车的人，人们知道，城市只不过是一个车站，转来转去尽是一些越走越狭窄的街道，两旁是车站的库房，运输代理人的库房和咖啡馆，载重卡车擦肩而过，喷着令人恶心的浓烟。他双手交替着提行李，不一会儿便手酸臂痛，汗流浃背，衬衣紧紧贴在身上。这里的一切都会使他感到烦躁。

我正是在一条这样的街道里找到了符合我条件的带家具的住房：在一栋楼房的大门门框两边，用线绳系着两排利用旧鞋盒做的出租房屋的广告，虽然字写得都不好，却都贴着正式的印花票。我提着行李，不时地停下来换换手，看到那些出租房屋广告便走了进去。这楼里每个楼门、每一层楼至少有两家出租房屋。我在三门二楼门口停下，按了一下门铃。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房间，光线有些暗，有扇门窗通向院子，须从院子里经阳台进出，使它与这套房子的其他房间隔开。女主人玛格丽蒂小姐耳聋，害怕小偷，平时总把铁栅栏锁上。房间里没有卫生间，厕所搭在阳台上；室内只有一个洗脸池子，有自来水，却没有热水龙头。这不是很适合我吗？租金很适合我，是我可以承受的，多了我付不起，少的我又没有找到。再说，这住房也是临时的，我自己对这一点应该非常明确。“好吧，我要了。”我回答玛格丽蒂小姐说。可她以为我在问那房间冷不冷，用手指了指那里的火炉。

房间我已看过了，现在只想放下行李出去走走。到达这里后我很想洗个澡，可又懒得打开箱子找肥皂，仅把手伸到洗手池水龙头下面冲了一下。“噢，为什么您没告诉我呢？我这就去给您拿毛巾。”玛格丽蒂小姐说罢，迅速跑回自己的房间，拿来熨得平平整整的毛巾挂在椅子背上。我觉得脸太脏了，又用水清爽了一下脸，再用毛巾搓了搓。这个动作使女主人终于明白了，我要下了这个房间。“啊，您要了，您要了。好，您是不是要打开箱子换换衣服，您请便吧；这里是衣架，请把您的大衣给我挂这边。”

我没让她来脱我的外套，因为我想马上出去。只是要设法告诉她，我需要一个书架：我有一箱书要运来，那是我在这动荡生活之中好不容易才收集起来的一些书籍。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对那聋子解释清楚，最后她把我领到她房间里一个小货架前，那上面放着她的针线筐、纱线筒、需要修补的旧衣服和各种刺绣样子。她答应我很快收拾出来，搬到我房间里去，我这才出了门。《净化》杂志是由某机构主办的，我应该到那里去报到后才知道我的任务是什么。如果我再年轻几岁，对生活抱有更大希望，那么这项新的工作，这个新的城市，也许能使我感到兴奋或满意。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看到的全是灰色，看到的是大家都在贫困中挣扎，我也在其中挣扎。不是说我已听天由命了，不，我是乐在其中，因为这样就证实了我的看法：生活就是如此。就说现在去找那单位吧，我宁愿多走几步，选择那些又小又窄毫无名气的街巷绕道走，也不愿走那些两旁都是商店、酒吧，橱窗里摆得琳琅满目的大道；我觉得走在那宽敞的街道上心里不痛快，那里看不到身边行人疲惫不堪的样子，看不到小饭馆里那拥挤不堪的场面，看不到那些破旧的小店铺，听不到窄小街道上特有的那种噪声：有轨电车的行驶声，小货车的刹车声，小作坊里电焊时发出的刺刺声。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外部世界那些破旧与贫困的样子，可以使我的内心世界得到平衡。

可事与愿违，要到达那个单位，必须穿过一段截然不同的富人区。这里庭院绿树成荫，建筑风格古色古香，街道宽敞，汽车分道行驶，既不堵塞也不喧闹，车流量比那些小道上的还少。这里的人行道挨着的不再是两边楼房的砖墙，而是各家各户的铁栅栏，透过铁栅栏可以看到，那些装饰别致的建筑物四周环绕着低矮的植物篱笆、花圃和石子通道。面对这种不寻常的景色，我感到茫然，因为再也看不到可以帮助我辨认自己或是解读未来的那些事物了（不是我迷信征兆。一个神经质的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看到的一切都可能成为一种征兆）。

当我走进那个机构的大楼时，感到出乎意料，有点不知所措，因为那些大厅都是贵族式的，墙壁上镶着玻璃镜，挂着壁毯，墙边摆着托架，大理石壁炉，柔软的地毯（不过家具都是二十世纪的标准办公家具，灯饰是现代化的霓虹灯管制作的）。总之，我现在为租下了那个又简陋又阴暗的房间感到不安；当我被领进该协会主席科尔达工程师的办公室，受到他热情洋溢的接待，他仿佛把我看成与他的声望和社会地位同等的人时（当然是指我对该协会杂志《净化》研讨的问题具有同等的兴趣和专长），我更加觉得拘束不安，无地自容。说心里话，我认为《净化》研讨的问题，只不过是人为地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供人们茶余饭后谈谈而已，我接受这个工作也不过像接受其他任何工作一样，现在可好，不得不成为这个事业的一部分了（科尔达工程师已为之奋斗了一生）。

他年纪约五十岁，但相貌年轻，留着黑胡子。就是说，他就是那种虽然年过半百，长相却很年轻，仍然留着黑胡子的一代人，我和他们那代人从未打过交道。他的举动，他的言谈，他的外表（标准的灰色西服，洁白的衬衫），他的手势（他讲话时挥动着一只手，手指间夹着香烟），他的一切都反映出他办事精干，思维敏捷，态度乐观，没有成见。他把《净化》至今出的几期都拿给我看，是他（社长）和印刷部的负责人阿万德罗博士（科尔达工程师给我们做了介绍，阿万德罗博士是那种说话跟念稿子一样的人）共同收集的。《净化》总共没出几期，篇幅也不大，看得出是由非专业人员编辑的。我根据自己对报刊编辑工作的了解，善意地（当然不是进行批评）对他们说明我希望对该杂志进行哪些技术方面的改进。我讲话的口气也那么实用、那么自信，而且我高兴地看到我和他们的意见不约而同。为什么我要用“高兴地”这个词呢？因为我越是装得精干，越是装得乐观，思想深处越是想着那可怜的房间、黯然失色的街道、锈蚀的栏杆和汗淋淋的衣服，越是觉得能够坦然对待这一切。我仿佛在科尔达工程师和阿万德罗博士面前变魔术，把他们那种技术工业效率变成一堆面包渣，而他们毫无察觉。科尔达却兴奋地点着头。“好，我们说定了，您明天就着手进行改进，”科尔达对我说，“现在……”

他想让我看看他们最近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喏，”他把我领到一个陈列着各种油印文件副本的书架旁，对我说道，“您看看，看看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您有了吗？好，您数数，都有了吗？”

他一边说，一边把那些油印的纸张拿到手里。恰恰在这时我看见一股灰尘的云从那些纸张上冉冉浮起，看清他在那上面留下的手印。科尔达弹弹拿在手里的纸张，用嘴轻轻一吹，动作非常轻微，仿佛不愿让人发现那上面落了灰尘。他每取一份文件，都特别注意不让手指碰到第一页。但是，只要他的手指哪怕是手指甲轻轻挨上那第一页，那上面薄薄一层灰色尘土上就会出现一条细细的白色痕迹。尽管他很小心，手指仍然被弄脏了，他似乎也察觉到了，把手指弯曲到手心里绕着圈擦干净，结果把整个手掌也弄脏了。他下意识地把手放到灰色法兰绒裤腿上并保持一段时间，然后才抬起来。我们两人都这样小心谨慎地传递和接过那些文件，好像那些纸张和荨麻叶子一样，摸着就会使人皮肤感到刺痛。尽管如此，大家都面带笑容，高兴地微笑着点头说道：“啊，这次大会很有趣！大会的议题很好！”不过，我觉得科尔达工程师变得越来越急躁，越来越不能承受我的胜利的目光，我的胜利而绝望的目光，我感到绝望，因为这一切，正如我想象的那样，不过是装模作样而已。

我辗转反侧不能入睡。这房间看起来很安静，但夜间却被一种后来我才弄清楚的噪声困扰着：不时传来一阵阵高音喇叭声，仿佛要人们注意什么但又听不清楚。那时如果我已入睡，便会被那声音吵醒，懵懂之中还以为自己睡在火车上呢。因为那声音的音色和节奏，与火车站上昏昏欲睡的乘客听到高音喇叭发出的声音完全一样。我侧耳细听，才听清那声音说的是：“两份饺子，带汁的……一份烤牛排……一份排骨肉……”

我这个房间的下面，是乌尔班诺·拉塔齐酒馆的厨房，午夜后那里也经常炒菜。服务员用对讲器从柜台上向厨师传达顾客们点的菜，顾客们的谈话时而也有歌声夹杂着，也从那个信息渠道穿了过来。那里的菜味道不错，价格略贵一点，经常去吃饭的人并不俗气，很少听见有人深夜发酒疯，打翻桌椅或杯瓶什么的。顾客们的欢乐声传到我的床前，仿佛穿过了一层云雾，失去了原有的欢乐和色彩，变得模糊不清了。唯有那喇叭筒里传来的低沉的鼻音依稀可辨：“一盘炸土豆条配菜……饺子好了吗？”

乌尔班诺·拉塔齐酒馆夜里两点半左右关门。服务员们个个掀起工作服的衣领御寒，从厨房门那里走进院子，聊着天离去。三点左右，一阵阵铁桶撞击的声音从院子里传来，那是厨房里的杂工往外拖沉重的空啤酒桶，侧着拖或让酒桶在地上滚，然后还要清洗；他们一定是计时工，干活不慌不忙，漫不经心，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踢打着那些酒桶，一直折腾到五点。六点时拉啤酒的汽车来了，送来满桶，运走空桶。这时候乌尔班诺·拉塔齐酒馆里传来了清洁工干活的声音，她们已经开始清扫、擦地板，准备迎接新的一天。

各项劳作交替的间歇里，从玛格丽蒂小姐黑暗的房间里传来阵阵对话声，并夹杂着笑声，那好像是同一个妇女的声音伪装的，时问时答。玛格丽蒂小姐耳聋，区分不了自己是在默思呢，还是在大声讲话。不论是白天还是深夜，只要她沉溺于某种思想，回忆起愉快的或悲伤的往事，便情不自禁地开始自言自语，模仿各种人讲话。幸亏她那种独白都很简练，让别人听不懂。不过，这倒使我觉得触摸到她的隐私，心里忐忑不安。

早晨我去厨房要点热水刮胡子时（敲门她听不见，我必须进入她的视线中，让她能意识到我的存在），常发现她对着镜子微笑或做鬼脸，或者坐在椅子上，目视前方，自己给自己讲故事。她一发现我，便装模作样对我说：“啊，我正在跟猫说话呢！”或者：“对不起，我没看见您，我正做祈祷呢（她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但她并未发觉她的话被人偷听了。

的确，她经常和猫讲话，有时能讲上几个小时。有时我听她站在窗户旁不停地呼唤“咪咪，咪咪，我的小猫”，等候它玩够了从阳台上或房顶上归来。她的猫又瘦又小，像只无人喂养的野猫，毛色虽是黑的，但每次外出归来，都成了一只灰猫，仿佛这一带的灰尘和烟尘全被吸到它身上了。它一看见我就逃，急忙躲到什么家具下面，仿佛我打过它似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曾注意过它。我不在家时，它肯定到过我的房间，因为女主人放到我衣柜大理石台面上的白衬衫的衣领和前襟上总有它脚爪的痕迹。开始时我大声咒骂，很快就不骂了，因为女主人听不见，改为把那受难的衬衣拿给女主人过目。女主人看了很伤心，到处找猫要惩罚它，并向我解释说：她上我房间送衬衣时，那小猫一定偷偷跟了进去；她出来时无意把小猫关在房间里了，小猫从房门里出不来，气愤之余跳上衣柜弄脏衣服。

我只有三件衬衣，也许是因为我刚到这里，要收拾办公室，衬衣穿半天就脏了，不得不交给玛格丽蒂小姐洗。洗好的衬衣给弄脏了，又没有别的换，只好穿那衣领上有小猫足迹的衬衫上班。

有时在我的枕头上也能发现它的足迹，这大概是因为女主人傍晚上我房间来给我撩起被角，它也跟了进来，被关在室内了。

那猫身上很脏，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你只要用手摸一下阳台栏杆，你手上就会沾上黑色的痕迹。每次我回到家里用钥匙开阳台栏杆和门窗上的四把锁，然后伸手去开百叶窗、阳台门时，手都要被弄脏，进门时只得举着开门的那只手，以免弄脏别的东西。进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洗手池边去洗手。

洗完手擦干净，我立刻就觉得舒服点，似乎刚才没有用过那只手似的，然后开始摆弄室内为数不多的东西。不过我应该声明，玛格丽蒂小姐房间打扫得很干净，天天都要清除灰尘，清除灰尘。可是当我有时候把手伸到她擦不到的地方（她身材矮小，胳膊短），那么手上就会沾上一层尘土，只好立即回到洗手池边洗干净。

最关键的问题是我的那些书。我把它们摆在那个货架上。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书，我才觉得这里是我的家。编辑工作并未占去我的全部时间，空闲时我喜欢待在家里看看书。众所周知，书籍最招灰尘；当我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时，打开之前我总要用抹布把它好好擦擦，擦擦封面，擦擦书口，然后再拍打拍打，因为书上总有很多灰尘。最后再去洗洗手，躺到床上开始阅读。尽管如此，翻书时我还是觉得手指上有薄薄一层灰尘，感到扫兴，有时甚至破坏了我读书的乐趣。我只好立即起身，走到洗手池旁再洗洗手。我不仅不会觉得手洗干净了，反而会觉得我的衬衣上、衣服上到处都沾上了灰尘。我本想重新开始看书，但现在手洗干净了，而我不愿意再把它弄脏。于是我决定出去。

当然，出去的时候我也得像进来时那样操作：先是锁百叶窗和门，然后是铁栏杆上的锁，手上沾的灰尘比进屋时还多。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带着那双脏手到办公室去洗。一到办公室，我就奔向卫生间洗手：那卫生间里的手巾黑得不像样子，用它擦手只能越擦越脏。

我在那家协会上班的最初几天是用来收拾我的办公桌。分配给我的那张台子上堆满了杂物：纸张、信件、文件夹、旧报纸等。简言之，一直到这个时候，凡是没有固定收存地点的杂物，都堆在那张台子上。我的任务首先是把桌上那些东西清理掉，可是在清理过程中我发现，那里面有些资料是我们杂志需要的，有些则可能引起我们一定的兴趣。于是我决定仔细看看那些东西。总之，我终于没有从桌上拿走任何东西，而是增添了许多东西，但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努力保持着整齐。不言而喻，桌上原来的那些资料上都有一层尘土，因此新放上去的资料也被沾上了尘土。我珍惜自己好不容易才整理出来的东西，便告诉打扫卫生的女工不要随意移动它们。这样一来，有些东西尤其是文具、纸张、信封等，得不到清扫，天天落一层尘土，几天下来就脏得像是旧的，谁也不愿再用手触摸它们了。

抽屉里也是如此！里面尽是陈旧的、沾满尘土的纸张，是这张台子几十年经历的证明：它所在的这个房间既做过公共事业的办公室，也做过私营企业的办公室。我坐在那张台子上不论干什么，过不了几分钟就觉得应该去洗洗手。

我的同事阿万德罗博士的双手，随时都很清洁，而且护理得很好：十个手指的指甲修理得清清爽爽，平平整整，或尖或圆，形状一模一样。我曾这样问过他：“您不觉得在这里待一会儿手就脏了吗？”“有可能，”阿万德罗博士同情地回答说，“您也许摸到过不干不净的东西或纸张吧。我冒昧地奉劝您一句，在写字台上最好不要堆放任何东西。”

阿万德罗博士的写字台，除了他当时正在办的案卷和手中的圆珠笔，的确是什么杂物也不放，干净明亮。“这是个习惯问题，”他补充说道，“主席先生特别看重这个习惯。”

科尔达工程师对我也曾这么说过：一个领导人不在自己的写字台上堆放东西，那是因为他遇到问题不等问题积压下来便立即着手解决。可是科尔达几乎从来不到办公室来，偶尔来一次也只待一刻钟：让人呈上报表和统计数字看，或向秘书口授信函，签署信件，或向下属下达指示，交代任务，但他从不考虑各种任务的难易程度。

阿万德罗博士则不同，他不论上午、下午都待在办公室里，看上去工作很忙，但他一会儿叫速记员，一会儿叫打字员，任何文件在他写字台上停留的时间最多不超过十分钟。他桌上那个干净样子令我十分气愤。我开始注意他，这才发现：如果有什么文件在他桌上多停留一会，他就立刻把它们放到别的什么地方去。有一次给我碰上了，他手持一些无用的信件向我的办公桌走去（我去洗手，刚刚离开那里），顺手塞到我桌子上的一个文件夹下面，然后迅速从衣兜里掏出手帕擦擦手指，再回自己的座位上去。他那桌面上仍旧是只有一张印有该协会名称的信纸和一支并排放着的圆珠笔。

我完全可以出其不意突然走进办公室，让他下不了台。但是我想，看见了，明白是怎么回事，不就行了。

因为我是从阳台上进入我房间的，玛格丽蒂小姐的这套房子的其余部分对我来说还是一片未开发的地方。她独自一人，有两个朝向院内的房间出租，我这个房间和相邻的另一个房间。那个房间的房客，听说是干警察的，我还从来没见过，只是深夜或清晨听见他归来或离去时的沉重脚步声。其他房间玛格丽蒂小姐自己住着，大概住得很宽敞。

有时候我得叫她听电话，因为她听不见电话铃响，常常由我接电话。她耳朵对着听筒时，也能听清对方讲话。所以，和本教区社团的女友们打电话聊天，是她的一项娱乐。“玛格丽蒂小姐，电话！电话找您！”我这样大声叫她，用力敲打各房间的门，就是找不到她。我这才知道，她住的面积很大，有起居室、客厅、盥洗室，家里有名贵的古老家具，有漂亮的灯罩、小摆投、字画、雕塑、挂历等；各个房间都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地板上打了蜡，沙发上铺着抽纱靠垫，一粒灰尘都没有。

最后我终于在最里边的一个房间里找到了她。她正在那里专心致志地擦地板和家具，身穿一件褪了色的睡衣，头上包着一块头巾。我用猛烈的动作指了指电话那边。那聋子迅速奔向电话机，抓起听筒，开始进行一场马拉松式的谈话，此时讲话的声调与对猫讲话时的声调没有丝毫不同。

我回到自己房间里，看到洗手池上和灯罩上落的足有一指厚的尘土，一股怒火油然而生：那女人，把全天的时间都用来把自己的房间保持得像镜子一样亮，可对待我这个房间，竟不愿用抹布抹一下。我决心找她给她点颜色看。等我在厨房里找到她时，看见那厨房比我的房间还要脏，一张旧饭桌漆面脱落，油污斑斑，柜橱里的玻璃杯没有一点光彩，墙壁上的瓷砖已翘起或熏黑，看到这种情形，我已无话可说了。因为我知道，这套房子里只有厨房才是那女人真正生活的地方，其他房间，尽管她十分珍惜，不断打扫、上蜡，只不过是一种艺术品，她在那里保留着她对美好的憧憬：为了使那些房间能保持完美的形象，她甘愿不在那里居住，从不像主人一般而仅仅是像用人一般走进那些房间；打扫之余的其他时间，她都待在油污和灰尘之中。《净化》杂志是一份半月刊，副标题是“净化空气中的烟雾、化学散发物和燃烧排放物”，是EPAUCI即“工业城市大气净化协会”的机关刊物。EPAUCI与其他国家的兄弟协会联系密切，定期收到它们的简报和刊物，经常举行国际会议，讨论日益严重的烟尘问题和其他问题。

我从前从未研究过这类问题，但我知道编辑专业报刊杂志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困难。多看同类外国报刊杂志，把某些文章翻译过来，再订一份文摘报和一份简报，差不多就算齐了；然后再找两三个懂行的技术人员合作，让他们定期发表些小文章；至于协会本身，只要它想开展工作，它总会有些公报呀、日程呀这一类的东西要发表，要用黑体发表这些东西；还会有人要求把他们的专利介绍当做文章给予发表。开代表大会时，你至少可以出一辑专刊；如再剩一些发言和报告，以后哪期稿件不够时，你再陆续慢慢地发。

按说社论应该由协会主席来写，可是科尔达工程师好像很忙（他担任许多工厂的执行董事，只能抽些零碎时间从事协会的工作），便让我起草，按照他向我讲述清楚并一再强调的观念起草。我写好后，等他下次再来时拿给他看。他经常要去外地出差，因为他那些工厂分布在全国各地。有一次他对我说，他所担任的职务中，EPAUCI协会主席虽说是个荣誉性职务，却令他最为满意。“因为，”他解释说，“这是为自己的理想而战斗。”

我写社论却不是为了理想，也不想有那种理想；我不过是想替他写篇文章，让他高兴高兴，为了保住自己这个工作。这个工作比起我可能找到的其他工作，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我了解科尔达的论点（“假如大家都以我们为榜样，大气层的空气今天就可以得到净化……”），熟悉他喜好的表达方式（“不言而喻，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是讲究实际的人……”），可以按照他的要求一字不差地写出来。不这样写该怎么写呢？难道要把我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不，我敢担保，按照科尔达工程师的意思写出来的文章一定非常漂亮，对工业界和管理部门充满乐观主义的态度。按照科尔达的意愿写这篇社论并不难，只要变换一下我的心态，让我自己反对自己，就能具备写这篇社论必不可少的那种热情。“我们现在处于解决飞尘问题的前夕，”我提笔写道，“这将加速空气污染问题的最终解决，”我已经看到科尔达工程师的脸上露出笑容。“私人企业对解决这一问题的技术作出的贡献，必将得到一向关心这一问题的政府部门的充分理解……”科尔达工程师读到这里一定会拿出笔标出这句话来。

我把这段话念给阿万德罗博士听。他把那双精心护理的手放在写字台中央那张白纸上，面无表情却非常客气地望着我。“怎么？不行？”我问道。“行，行！”他急忙回答说。“您听文章这样结束：‘我们不能同意那些有关工业文明的灾难性预言，我们要再次申明，自由发展工业与保持人类机体所必需的健康环境并无矛盾，现在如此，过去也是如此。’”我不时望望阿万德罗，他始终低头望着写字台中央那张白纸。“‘在我们工厂烟筒的烟尘，和我国无与伦比的蓝色天空绿色植被之间……’喏，您认为怎么样？”

阿万德罗紧闭双唇惊讶地望着我，沉默片刻说道：“喏，您的文章表述得很好，我们协会的目的，对，协会的目的，实质就是，尽一切努力争取……”“嗯……”我若有所思地嘟哝了一下。说实在的，我本想从这个言谈委婉的同事那里得到一句不怎么转弯抹角的赞同。

两天后科尔达工程师来了，我把那篇文章交给他。他当着我的面认真阅读了那篇文章，读到结尾时把那几页纸又按顺序放好，仿佛还要重读一遍似的，不料他却开口说道：“好。”他思索片刻接着说，“好。”他又停顿一下说道：“您很年轻。”我不同意他这个说法，但不打算反驳他。“不，这不是对您的批评，请允许我讲下去。您年轻，看得远，有信心。但是，请您原谅，目前形势很严峻，对，比您的文章使人预见的要严峻得多。让我们以公民的身份来谈谈这个问题吧：大城市空气污染非常严重，我们有各种分析，形势非常严峻。正因为严峻，我们才来设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大城市的污染问题，那么我们那些小城市最终也将被烟尘吞没。”

他说着站起身来，在室内踱来踱去。“我们不愿掩饰困难，我们为环境而担忧，我们不像那些不关心环境的人，更不像那些从中作梗的人。”

他走到我跟前停下来，压低声音说道：“您还年轻，也许您会以为别人都同意我们的观点。其实不然，同意我们观点的人很少。我们在两面都受到攻击，是的，在两面受到攻击。但是我们决不屈服。我们大声疾呼。我们行动。我们解决问题。我希望在您的文章中听到更多这种东西，您明白吗？”

我完全明白。我知道应如何模仿与我自己的意见截然相反的意见，将这篇文章修改得完美无缺，三天之后再将修改后的文章交给科尔达工程师。于是我从头至尾进行了改写，用三分之二的篇幅勾画出一幅阴暗的画面，说明欧洲烟尘污染问题多么严重，然后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描述我们这座城市的光辉形象，与其形成鲜明对照：我们这里天空晴朗，空气新鲜，这与我们的生产企业配置合理不无关系……，等等，等等。

为了更好地集中思想，我留在家里躺在床上写这篇文章。一束阳光从天井里斜射过来，穿过玻璃窗照进我房间，光束通过之处可见室内空气中亿万个触摸不到的灰尘微粒在飞扬。床罩上大概已经落上了这些尘粒，恐怕要不了多少时间也会落上厚厚一层，床罩也会变得黑糊糊的，像百叶窗的横板或阳台的铁栏杆。

我把这一稿交给阿万德罗博士读后，他似乎很喜欢，对我说道：“您一定是按照科尔达主席的意见，将我们这里的形势与其他城市的形势进行了对比，您写得很好。”“不，科尔达工程师没有对我这样讲过，是我自己想到的。”我略带生气地回答，他不该把我看得没有一点主见啊。

科尔达工程师对这一稿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他把打字稿往桌上一摊，摇摇头说道：“我没有说清楚，没有说清楚。”

他首先向我介绍了这个城市工业生产的情况，如每天烧多少煤，多少柴油，有多少汽车在行驶等，然后谈到这里的气象问题，最后将我们在这两方面的情况与欧洲北方的各个大城市做了个比较。“您知道，我们是个大工业城市，烟雾在我们这里同样存在，我们这里的烟雾不比其他地方少，所以我们不能像我国的其他城市试图认为的那样，说我们这里的问题没有他们那里严重。这一点您在文章中可以而且应该写得非常明确！我们是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同时我们又是为扭转这种局面付出最多的一个城市！您明白吗，‘同时’？”

我明白了。同时我也明白了，我与科尔达工程师之间永远也不会达到相互理解。那些熏黑了的房子，那些昏暗的玻璃窗户，那些脏得不能依扶的窗台，那里面居民的别人看不到的面孔，还有天空中这层笼罩着一切、使人们看不清一切、使一切失去其原有形状和价值的烟雾，随着秋天来临总不能再解释成气候潮湿所致吧，所有这一切对我来说体现了民众的贫困，对他那样的人来说却象征着财富、地位和权力，象征着危险、毁灭和悲剧，仿佛他们置身其中犹如顶天立地的英雄。

我第三次修改那篇文章。第三稿他终于通过了，不过他认为文章结尾有点可笑（“我们面对着一个对于人类社会的命运来说是可怕的问题。我们将解决它吗？”）。“是不是有点显得太犹疑了？”他问道，“是不是会让人丧失信心？”

最简单的办法是去掉问号，改成“我们将解决它”，也不用加惊叹号，显得既有信心又态度温和。“这是不是太温和了点？像不像官样文章？”

最好将这句话重复一遍，一句带问号，一句不带问号，写成：“我们将解决它吗？我们将解决它。”

这是不是要把问题的解决推到一个无限的将来呢？于是，我们把两个动词改为现在时：“我们解决它吗？我们解决它。”

写文章就是如此：先是改个标点符号，接着不得不改个字，然后又要改变一下句子结构，最后整篇文章面目全非。我们一起商讨了半个小时。最后我建议说，问句与回答中的动词不必采用同一个时态，写成：“我们将解决它吗？我们正在解决它。”科尔达工程师听了十分满意，从那以后他对我的能力再也没怀疑过。

有天夜里我被电话铃吵醒。那是外地打来的长途电话。我打开灯，差不多三点，在我下决心起床，冲进走廊，在黑暗中抓起听筒之前，甚至是在梦中的第一下惊跳之前，我就已经知道那是克劳迪娅。

她的声音从听筒里喷出来，像是从另一个星球上传来的。我睡眼惺忪，仿佛看到一团耀眼的火星，其实那是她的不可阻挡的声音在回荡，是她通常讲话时夹杂在自己所说的每件事中的那种戏剧性的激情，通过电话传到玛格丽蒂小姐家的过道的深处，传到我的耳朵里。我这时意识到自己从来不曾怀疑过克劳迪娅早晚会找到我，可以说这些天来我一直在等待这一时刻。

她丝毫也没有想要问我这些日子都干了些什么，怎么跑到这里来了，甚至没有告诉我她怎么又找到了我的踪迹。她有许多事情要告诉我，但她的事情都是些极琐碎甚至通常是平庸的事，就和平常的事情一样，并且都是发生在一些对我曾是未知和不可实现的环境中的。“我需要你，快点，立即。乘第一趟火车来……”“我……我在这里有工作……在……”“噢，你也许能见到爵士吧……告诉他……”“我见不到他，我只不过是个……”“亲爱的，你会立即上我这里来的，对吗？”

我怎么回答她呢？告诉她我住的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尘土？百叶窗上有一层灰尘，我的衬衣领子上有猫的足迹？告诉她这对我来说是唯一可能的世界，是这个世界的唯一可能的世界，而她的那个世界仅仅用一个世界的幻象，能使我觉得存在吗？她是不会听我这么说的，她已太习惯于居高临下看待一切，而我的生活交织在其中并且处之自然的那种种状况是她根本注意不到的。她和我的一切关系难道不正是她这种傲慢态度的产物吗？这使她无法看清，我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地方的编辑，既无前途又无野心。正因为如此，她继续把我当做她的同类看待，仿佛我也属于上流社会，是个富翁，是个艺术家，是她习惯与之交往的人。其实，有年夏天我在那种场合被人介绍给她，纯属偶然，就好像在海边浴场上经常发生的那样。她不愿弄清事实真相，因为那就等于承认她自己错了。她继续赋予我我根本就不具备的品质、权威和爱好。我究竟是什么人，这对她来说其实是个细枝末节的问题，而她在这种小问题上从来不承认自己有错误。

现在她讲话的声音渐渐温和下来，变得很温柔。这是我期待的时刻（虽然我自己并不承认），因为只有在这相互倾吐爱慕之情的时刻，所有那些使我们有差异的东西才会消逝，我们重新发现自己仅仅是我们两个人，谁究竟是什么毫不重要。我们刚刚交换了两句爱慕的话，我身后那扇玻璃门外的电灯就打开了，传来一阵低沉的咳嗽声。那是我那当警察的邻居，他就住在电话机旁边的房间里。我立即压低讲话声，重新开始被打断的话，因为我知道别人能听见，爱慕的话语也不能讲了，结果我的话既听不清也失去了情感色彩。那盏灯终于熄灭了，电话线那头传来了一阵阵抗议：“你在说什么呀？大点声！这就是你要对我说的话吗？”“不，还有……”“什么？谁在你那边？”“没别人。你知道现在夜深了，会把别人吵醒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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