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单位，那点事儿(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倪林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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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那点事儿试读：

其实快乐就是一个事儿，时常出现在身边，离每个人都不远。

简单说，把该办的事儿办妥了，也就快乐了；把看上去办不成的事儿办成了，那叫幸福。

人生能达成幸福的时刻并不多，更多的是快乐。

41岁那年，我遵命来到了这家杂志社，任社长兼总编辑。说遵命，那是因为不得已，中共党员的责任意识使我必须服从。一打眼，不得已的15年过去了，如今我已经离不开它——这个事业单位了。除非再次不得已，我会继续在这里工作直至结束职业生涯。15年，对于人的生命也许不算长，但那也是5000多个日夜啊。而且正当年富力强，是干事儿的好时候。好像一支甘蔗，截取了最硕壮、最甘冽的几节。应该庆幸，你虽然最终要化作残渣，但没有烂在地里，并且留下了一段令人回味的甘甜，也算是得其所用了。也因此，便有了充分的理由享受快乐。

站在15年的开始，你很难预计后来会发生什么。

曾焦虑于分房的艰难；曾担忧杂志发行的数量；曾期待员工，特别是年轻人的进步；曾发愁老同志的安置；曾不安于职工收入增长的平衡……我是一个心很重的人。当然我也曾欣喜于杂志面目一新，年轻人迅速走到前台，单位实力大增，更重要的是单位里氛围的转变。氛围是个很要命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有人叫它政治生态，有人叫它软环境，有人叫它精神风貌，不管叫什么，它会左右人心，化为生产力的。氛围的好与坏，关系大了，它能营造出一种叫做“自觉”的东西。这东西好生了得，它常常会带给你意外的惊喜，所谓的“不用扬鞭自奋蹄”。那是一种“势”，一旦起来挡都挡不住。而自觉的根就是人心，人心向背往往是从氛围里体验到的。

我的体验就很能说明问题的：15年前刚到任时，最怵头的是每星期一，因为马上就要去面对那么多棘手的事，头疼。记得那时每天上午九十点钟脑袋就痛得不行，后来才知道，那是血压高的症状；而如今，如果放个长假，后面几天我的心会有些躁动，特别期待上班……这绝对不是矫情和烧包儿。

单位就在我家同一个院子里，下了这楼上那楼，这在被称为“首堵”的北京城，真是好！但这也使我经常“长在”办公室。晚饭后出门散步，不由自主地就上了那楼。也并非要继续工作，坐在电脑前这逛逛那逛逛，或是写点儿什么，或是打打游戏，10点左右，关灯锁门，回家洗洗睡。碰见熟人了，问我：“这么晚了还在加班？”我只好唔唔的打个岔。更有那些说风凉话的：“你也太敬业了。”我只好回一句：“玩儿呢。”家里人说：“这倒好，合着回家就是吃饭睡觉啊？把家当旅馆了？”是又咋样，我觉得舒坦！

我应该是全中国学历最低、没有职称、在职时间也许最长的国家部委级新闻单位“一把手”了。由于年轻时爱好文学，写过几首小诗和小文，就误打误撞地被安排在这个位置，并且一干15年。单位虽小，也是个媒体，一线员工很多是名牌大学出来的，这几年更是非研究生不进了。都是“人精儿”。在他们面前我有点儿自惭形秽——“底儿潮”。但还好，我还粗知新闻的写法，知道什么是好文章，什么是烂稿。最重要的是，因为不专才能跳将出来，全方位看问题，而不仅局限在新闻本身。因为不管是在中国还是美国，绝对的新闻自由是没有的，政治倾向与全局观照才是所有媒体得以生存和自由发挥的关键。

我也曾出过岔儿。一次杂志出现了原则性差错，被人发现，幸好还没邮出，部分重印，几万元钱损失；当初社里缺电脑，也缺钱，就组装了十来台，不久就趴窝了，只好在全社员工面前作检讨——太小家子气了；还有，冤枉过几个人，自己却浑然不觉，好长时间以后那几个员工实在憋不住了，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找我诉说，我的心里很长时间不是个滋味儿。

我曾经跟分管我的领导说，杂志社的所有员工都是我的兄弟姐妹，竟然感动得她一时泪涌。这也许很让一些人不以为然：都什么年代了，还“公社是我家”呢？当领导就应该有一颗坚硬的心，对员工，同情就是懦弱，甚至是纵容。可是我做不到。我宁可把所有员工的本质都看成是善的，尽管也有人背后打过我的小报告，拆过我的小台，有啥？心大天自宽。

我这个平台实在是小，“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但这并不妨碍我把感情倾注于此，把精力消耗在这儿。就像当年解放军驻守的一个小山头，我不过是一个小连长，人在阵地在，“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虽然和平年代还不至如此。

我曾跟员工们说过，在事业单位干，一入职就能看到退休的那一天。但是它稳定。你若想叱咤风云，大富大贵，还是趁早离开。每个人的人生目标不同，我永远尊重你的选择。

如今，这个小单位成了人人艳羡的好地方，我也深感自豪和骄傲。一位班子成员说，来这个单位的年轻人像掉进蜜罐儿里一样。可我却很是担心，在这个相对纯净的小环境中呆久了，年轻人的免疫力会下降，将来换个环境会很不适应。这就像儿童经常会发烧，那是在刺激自身的免疫系统使之强大、完善起来一样。每个家长都不愿让孩子发烧。这是一个悖论。我不同意有些家长为了使孩子“健康”成长，有意识地让他们吃苦，在我看来“有意识地吃苦”都是无用功，人工做出来的和自然形成的环境肯定是两回事。

白驹过隙。15年，一晃就过去了。我曾说过一句话，你把单位做好了，既是为了员工，更是为了事业，同时也是为了自己。你想在这个单位呆舒服，就要下功夫把它做好。试想，如果你每天在这个单位里面对的是没完没了的矛盾、越解越乱的疙瘩，按下葫芦起了瓢，焦躁不安甚至度日如年，那又何谈快乐，更遑论幸福！？对于一个单位“一把手”来说，检验你的工作是否卓有成效，不用列举一大堆数字，只扪心自问：你在这里快乐吗？幸福吗？

近七八年来，上级领导不断找我谈话，想把我调到另一家更大的出版社当“一把手”，都被我谢绝了。当然，他们只是试探着征求我个人的意见，并没执意调我。说大点儿，还是那句话，我是中共党员，如果上级真的做出了调我的决定，我也必须服从。我不想离开的理由是，第一，这个孩子是我一手带大的，舍不得；第二，我认为，人的一生做一件大事，并且做好，足矣；第三，人过五十，精力体力已不逮，开疆拓土一定要交与更加年轻的人；第四，我的遗传基因里写着两个大字：坚守。比如我的手机号码15年来就没变过，因为尾数是54，有人说不吉利，劝我换个好数字。何为好？“4”在音符里还唱成“发”呢！

古人说，治大国如烹小鲜，依我看，烹小鲜如治大国。小单位并不好弄，能当大领导的不一定能当得好小领导，两股劲儿。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包子好吃不在褶儿上，别拿村长不当干部，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在这里，领导者最关键。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不只是中国，其实西方那些宣称民主政治的国家，人治也极为重要。制度再健全，也要人来执行。美国也产生过平庸的总统，选民只好忍着，期待4年或8年后再说，再选出什么样的人来，天知道！

权力很光鲜，权力很暗淡。当初上级调我时曾跟我说，虽然责任大了，但权力也大了，我当时并没有体会。当初我履新时真的不会用权，更别说弄权了，所以有人说我软。怎么才能硬起来？一般来说，“一把手”统领全局，人财物集于一身，最易出现的是唯我独尊甚至刚愎自用。软也不行硬也不行，法度很重要，此乃为官之道也。

……15年，所经所历所感所悟很多。就想留下，与读者乃至后代分享。也许没什么价值。

别说快乐，也别说幸福，我们高兴就行。第一章故事单位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故事，这故事不需要编，不可能造，就环绕在你的身边，若干年后回头看，就都成了那几个大词——人生、命运、历史。我当时是一没学历二没职称，不过是个转业干部，在机关混了11年的处长。大专毕业，还是函授的，从没有当过“一把手”。去那儿，好多人为我担心，你镇得住吗？领导找我谈话时说：“这是党组的决定，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这是原话）话说到这份儿上，我已没有退路了。事业单位

大抵上只有中国才有所谓的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就是中国当今社会的缩影，事业单位的中国特色在于：依附于各级各类党政机关，是这些机关所举办的，是从属而不是挂靠；是由中央和各级党委政府批准成立的，中央或地方编办下达了编制的，主要领导是由上级机关任命的；用工基本上是终身的，虽然近一二十年来也搞了聘用制，也在转变用人机制、签订劳动合同；不是官，但有所谓的行政级别，说话代表了部分官的意思，下面还是要听的；可以垄断一些资源，常常是仅此一家，别无分店；党政工青妇、安委会计生委人事财务办公文秘司机班一应俱全；发展党员、发展团员、计划总结、表彰奖励、工资条、过节费到发放避孕药都不能被落下。

网络上对事业单位的定义：事业单位一般是国家设置的带有一定的公益性质的机构，但不属于政府机构，与公务员是不同的。大体可以分为“全额拨款”“参公（即参照公务员）”“财政补贴”“自收自支”四类。

全额拨款听着好听，但由于对这样的单位国家不容许其自主经营，属于干啃拨款，收入就会捉襟见肘；财政补贴单位只要是自己经营得好，又有补贴，日子一般都是“小美”；自收自支分为两类：一类是不给钱推向市场，运气好有能人，大火。反之，自生自灭。多数文化新闻出版单位都属此类；第二类不给钱，但给政策、给资源，这才是“大美”。

中国的事业单位贫富不均、肥瘦分明，有肥缺就有鸡肋，就看你进的是哪家的门了。如果一没留神你进了一个“肥”的单位，那您就擎好吧，能耐差点儿、干活懒点儿也能得到不少，喝汤也带油花子！

据说，中国的事业单位有200万个，从业人员有3000万人。我看不止。事业单位的确是干了太多的事儿，像医院、学校、文艺团体、科研机构，等等，你没想到吧？它们都是事业单位。但是，很多事业单位的弊端和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机制僵化、作风官僚；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任人唯亲、拉帮结派；不思进取、得过且过……

这几年来去过一些国家考察，在国外，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就没有事业单位一说，政府花钱购买服务，社会上是很多NGO组织——即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负责执行。这些组织每年都要接受政府的考评，通过了，接着干。与我们的事业单位相比，孰优孰劣，现在还难下定论，因为西方的机制也有其弊端。

中国的事业单位改革已经喊了不止十年，但也许由于中国的事业单位差异性太大，改革极难推进。2014年终于出台了《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媒体上的宣传噱头是：事业单位将打破用人终身制。然而细读条例得出的结论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很难。强撵鸭子硬上架

1999年9月28日，这是一个在我的生命中必须记下一笔的日子，这一天，上级党组任命我为一家杂志社社长、总编辑、党总支书记。机关的同事们见面都喊我“党政军一把手”啊，牛！其实我去的这家杂志社还不到50人，就像小平当年调侃一个协会干部一样：再小也是个主席嘛。是啊，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别拿村长不当干部，再小也是去当“老大”呢，我这样自我解嘲。

这单位乱啊。我总结了两句话就是：四五十人七八十个心眼；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庙小、池浅可以理解，王八多（原谅我不恭了）是啥意思？原来这个单位个个都拿自己当人物，要么“通天”，要么自视名牌大学研究生，眼里谁也不夹。记得刚去不久的一天，一个员工推门进来，张口就是“我认识邓朴方”，我也不客气，喝道：“你给我出去！”当时社里的空气真有点儿剑拔弩张，充满了硝烟味，人与人个个互相“贼”着，你稍一出动静就会谣言满天飞。我当时是一没学历二没职称，不过是个转业干部，在机关混了11年的处长。大专毕业，还是函授的，从没有当过“一把手”。去那儿，好多人为我担心，你镇得住吗？领导找我谈话时说，“这是党组的决定，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这是原话）。话说到这份儿上，我已没有退路了。我揣摩领导的意图是，试试吧，干不好总不会比前任干得差吧？死马就当活马医吧。当时这单位是要嘛儿没嘛儿，班车停了——不得不停。对此我有个形象的比喻：两个面包车，一个歪肩膀——据说购买时底盘儿就是歪的；一个大喘气——百公里耗油40个。没空调——仅有的一台还是为打字室安装的——怕电脑出毛病，人呢，没人管；没电脑——仅有的一台386，黑白屏，贼慢。那时上班，楼上楼下不到10个人。当时这个单位的员工早已逾越匿名举报的阶段了，都是亲自上访，实名告状，根本就不怕报复。一个单位到了这等地步，也算是奇葩一朵了。那年正逢我党进行“三讲”教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机关的领导担心杂志社难以过关，果断动议——换人。那一年由于要搞最后一次“福利购房”，机关里所有人晋升职务冻结，全年就提拔了我一个副厅，曰“受命于危难之际”，也许并非是危言耸听。刚到社里时，经常是早上上班一开门，就看到地上有个信封，打开，里面是一张A4纸，都是告某某或某某某的匿名信，更有时在办公室里办公，就听“刺”的一声，门缝里塞进个字条……如今想来，那段日子虽然令我经常焦躁不安，但还真让人怀念，挺有意思的。

这意思是说，那真是人生的一段不平凡经历。往往是，你可能能做很大的事，你可能能担很大的责，但是，没给你放在那个位置上，你就发现不了自己的潜力。你也许很谦虚，也许很低调，能躲便躲，而当你躲不掉必须面对时，你会迸发出巨大的能量，这是每个人都有的所谓惰性转化，信心升华，不足为怪。当然还有一种人，自视过高，以为自己当个总理还有富余，这样的人反而没戏，很有可能把一件事弄砸，把一个单位搞垮。这就是鸭子必须赶着才能上架的缘由。

战争年代没那么多说道，连长牺牲了，排长必须顶上，排长牺牲了，班长必须顶上。时势造英雄，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正所谓“需要与可能”，凡事首先看是否需要，只要需要，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得上，这就是要“赶”，这就是“赶”的伟大意义之所在。

要说我当时肯定是不够当这新闻单位“一把手”的，但那实在是特殊境况，箭在弦上，子弹上膛，不得不发了。还好，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把这个落后单位，谁说谁头痛的单位带出来了。此乃后话。第一次开大会

要回顾10多年前的事，有很多细节已相当模糊，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另一些境况更加清晰。我就清晰地记得我第一次召开全社职工大会时的情景。那次大会开得有些糟糕。

那是来到杂志社一个半月后，该谈话的都谈了，该看的文件都看了，十几间办公室都转了转，50号人都见了见。这时，大家都在等待着一件事：我的就职演说。大抵上，一个单位来了新头儿都会在适当的时候面对全体人员说个话，很多人把这看作就职演说。大家对你的最初印象就在这次会上产生，并且会影响往后很长一段时间。像一个国家的新任总理总统都要做施政演说一样，我们国家新总理上任，是以开记者招待会来完成这一形式的。一般人们很期待这个所谓的初次亮相，我当然也面临着这道坎儿。说这是道坎儿，是因为我一直有些犹豫，怎么说呢？说什么呢？一般性地说说，好像很容易，但不符合我的性格，而我自知，我是一个特别不会讲话的人。在机关时当处长，就管三两个人，上边有主任，开什么会都是他来讲，偏偏他又特别能讲，绘声绘色，极富鼓动性，一个多小时不带停嘴的，我就很少有锻炼的机会了。记得有一次他突发奇想，让我和另一个处长在全国工作会议上都先讲上15分钟，我心想，一定要讲出点儿道道来，就写了一个提纲，并且准备好一段颇有诗意的开场白，前一天晚上背了好几遍。临到讲时，像背书一样，背完了，突然卡壳，用如今的话形容就是“断片儿”。当时，后脊梁一下子冒出好多冷汗。我的领导使劲拿眼睛盯着我，我就更不会说了。我好不尴尬，台下面传来善意的笑声。我真后悔，还不如像另一个处长那样写好讲稿上去念念完事呢，何必有那么多追求啊。多年以后我才悟到，讲话需要松弛和自然，最好是把自己的个性放进去。如果你对自己要求过高，准备得过细，想得过多，就会过于紧张，那肯定讲不好。当然要做到这些是相当不易的。有人说，当你把听众看成一群猪时，你才能成为演说家。我不同意这个说法。如果你自说自话，与听众没有交流，那是多么没劲的事啊！

开会了。职工们一个一个地走进会场。说是会场，实际上是个40多平方米的会议室，社里的大会小会都在这儿召开，开全社大会时大家搬把折叠椅挤着坐。所谓主席台就是一溜矮沙发，社领导坐在沙发上，比听众还低，需要仰视，并且听众挤满了会议室，最前一排就坐在主席台面前不到一米的地方，比较难受。

开会前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为了缓和有一点儿紧张的心态，问离我坐得最近的一个美编：“孩子多大了？”那美编当年年龄已不小，50岁左右的样子，我过去曾和他有过交集，算是熟人了。他反问了我一句“您（他用的是这称呼）问的是大的还是小的？”嗯？我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后来才了解到，他是再婚，第二个孩子还不到两岁。

这次会议有两个议题，一是布置“全员聘任制”实施方案，二就是我的讲话了。这全员聘任制有些复杂，单位里陈年积案太多，各种利益小团伙相互牵扯。我是想把这作为突破口，能走到哪一步心里也没底。那也得硬着头皮往前走啊！谁都有毛病，谁都有问题，但我必须用干部啊，否则我就是有三头六臂累吐血也白搭。这事以后再详细交代。到我讲话了。那天我写了一个提纲，说的都是些譬如“团结奋斗、艰苦努力、勤勉工作、不负众望”之类不疼不痒的话。既没有令人血脉贲张的豪言壮语，也没有让人期待的未来规划，并且说得有些磕巴，心里紧张，有些话是一个词一个词往外蹦，连不成句，说着说着就习惯性地冒汗了。我偷看了大家一眼，好像都是面无表情，好像我的每句话都没说到点儿上，我有些气馁。我天生是个大嗓门儿，声音的共鸣很好，但那一天却不敢放开声，似乎每句话都只说了半句。我觉得我还没有融入这个单位，特别隔膜和夹生。只是在最后，我把准备好的两句话赠给大家时，才能感到大家有了一点儿反应。第一句是：“用心、用力、用命。”我的解释是，干好工作不需要用命，只要用心用力就好；第二句是林则徐的那句名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我告诉大家，第一句说的是胸怀，第二句说的是品格。我们——包括我在内，很难达到这个境界，但我们可以先从小事做起，好好工作，不盯着那些蝇头小利。这句名言后来成为我们的“社训”，我会单独写写这个话题。

散会了，我有点失落，完全没有完成了一件重要工作的快感。

我真的需要寻找我今后开会讲话的方式了，好像有一肚子话却不知怎么表达。会后，我有意回避大家对我讲话的评价，因为我知道，那不是我的真实水平！不过，仍然有两句评语不知怎么钻进了我的耳朵：一句貌似是表扬——说我是“低姿态进入”；另一句就有些不好听了——“这水平，比前任差远了！”

当领导，当再小的领导，当众讲话是必修课。这里有技巧问题，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真诚和坦率，如果再时不时地加进点儿小幽默就更好了——这是我后来不断学习的心得。我常常会在看电视听广播时特别留意主持人和嘉宾是怎样讲话的，并且换位思考，如果是我，会怎么说呢？一点一点，我有了很大进步，大家终于反映喜欢听我讲话了……后来，终于有一天，我开始享受我开会时的讲话了。当然这些讲话只限于社内开会，如果在外面面对生人，我依然不太能讲得很好。还需要磨炼呢。分房

在中国，凡是涉及房子的事，就都是大事。亲友反目，弄虚作假，要死要活，贪污受贿，堪比一场烽火连天的大戏。比如拆迁，就是一场家庭中的战争；再比如分房，那是一场单位内部的战争。

2000年年初，来到这个单位不久，最重要、最敏感、最难的事——分房，摆在了我面前。人生有很多躲不开的事，一条路，背后是悬崖，要么向前闯过去，要么向后掉下去，就这么残酷。每遇到这样的节骨眼儿，我常常于极度的苦闷之后畅想几个月后，当一切都尘埃落定时的情景。所有的过程在美好的结果面前似乎都可以忽略。有人说，喜欢这么畅想的人，一般都是对未来满怀乐观的人，都是相信多于怀疑的人。也许我对人性的恶还缺乏足够的见识或者比较麻木吧。

说是分房，正规的叫法应该是“房改房”，就是职工以折价或标准价的方式获得已住房屋的政策。这里有一个模糊概念：新房算不算“已住房屋”？那时正处于变革时期，对此就没有特别明晰的解释了。于是很多单位突击建房，以赶上“政策”。好在本单位属二级机构，基本上都是机关倒出来的二手甚至三手房，不牵扯新房问题。与过往几乎无偿分房的方式相比，房改房还是要花些钱的，好像是每平方米1460元，职工再把工龄、职务、级别等因素折价后，一套房也就几万元，最多十几万。以现在的眼光看，这根本就不叫购房。有人甚至这样说，这哪是在分房，纯粹是分钱呢。

见钱眼红，人之本性，所以才难。有人跟我诉说了这个单位上一次分房时的“盛况”：分房委员会“捏鼓”出了一套方案准备实施，所谓“捏鼓”，就是缺乏透明，几个人躲在暗室，与职工斗智斗勇。据说有个分房委员手中拿着的初步方案被一女职工发现并成功抢夺过去，委员欲要回，追了好几个屋，那女职工见这架势，果断将那方案塞进乳罩……还有一个女职工，对分房不满，夜黑风高时把自家的家具运到“一把手”家，把人家的门堵了个贼死！这女职工后来不但没有分到房，还受到了处分，并由干部身份降成了工人。那一阵，单位里剑拔弩张，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硝烟味，上访告状就没断过。也是，过这村没这店，此时不争更待何时？一旦大家不再相信了，就都开始“搅和”了——反正也不会让我满意，起哄谁不会，说不定还能乱中取胜！此时，人性中的弱点便不再隐藏。而据说当时的“一把手”退居幕后，对分房的事基本上不管不问。当然这也是一种方法，能有一定的回旋余地，这也许是一般认为作为主管领导所必备的策略之一吧？

但是我不行，我大概是缺少那种“超脱”的意识或者说素质，我必须看到事情在我手里稳稳当当地运行，心里才踏实，才睡得着觉。真是操心的命！

我一边让分房委员会制定预案，一边找每一位职工谈话，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意愿。通过了解，我觉得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关键是要依据实际情况——房源、职务、职称、年龄等——制订方案。不留私心，不搞小圈子，公开透明，相信大家都是通情达理的，而且大家好像真没有太过分的要求。如果出现个别问题我也做好了准备，可以个别解决，心里便有了底。于是我与分房委员会主任做了沟通，他给我拿出的分房方案依我看基本可行，被大家疑虑是因为：第一，与上次分房时隔仅6年，后遗症还在发酵；第二，人们怀疑有人捣鬼，不相信公平会出现在这个单位的上空。在这种情况下，我做了两件事：一是参照那套方案，把每个人的姓名制成卡片，再把房源也制成卡片，在桌上反复进行排列组合，把各种因素和可能出现的问题考虑进去，直到自己心中有数，基本满意为止（这套卡片我至今仍珍藏着，十几年了，有时还拿出来看看）。二是在大会上宣布，分房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卓有成效，从现在开始，把工作提交给领导班子，今后的工作由领导班子直接主持进行。我想，这个时候很关键，到了我直接面对大家的时候了！

一套方案，如能兼顾绝大多数，兼顾到需要与可能，就可以实施，就有了做工作的基础。如果拘泥于个别问题，肯定因小失大。

公布方案后，有人“翻车”：

L：单身，名牌大学女研究生，未婚。几个月前，刚被聘为一个编辑部的副主编。她一直住着单位宿舍两居室中的一间，这宿舍是别的单位的产权。按照方案，她能够分到一套更好的两居室。但她如果搬出宿舍，按规定，那套房就要退给原产权单位。她也提出了换房的意愿。怎么办？有天晚上，我来到她的宿舍，实地看了看那套房。房子虽然旧了点，但两间卧室朝阳，也还不错。我跟她谈了谈，希望她以大局为重，不搬为好。离开后，我坐在车里给分房委员会主任打电话，探讨解决办法。记得那一天下着大雨，天上不断打雷打闪，我在车里与主任竟说了半个多小时！我会一直记住这个雨夜。我忧心忡忡地回到家里，半宿没睡着。如果几个月前没有聘她为副主编，也不会出现这个难题。我不能强迫人家不在乎权益，毕竟分房是一生的大事，也不能拿提拔来说事，可是，她若搬走，就意味着单位将丢掉一套房，原有的方案就会全部打乱。两难啊！好在第二天一上班，她就主动找到我，明确表示不再选房了，就住那套旧的！我竟脱口而出了四个字：高风亮节！不知是否恰当。

Q：这是个离了婚的女职工。顺便说一句，这次分房不考虑是否单身。经过排队，她前面还有一个单身女士，那女士此前已明确表示，自己已住一套一居室，就不参加分房了，可临时又反悔。这就造成Q立马降低了一个档次。幸好我做好了预案，从机关又要来一套同样档次的房子，解决了她的问题。往往，有了难处，首先要自己扛，扛不住，向上反映，上边肯定还有余地供你回旋。作为事业单位的“一把手”，一定要放低姿态，并且要与机关搞好关系，这样，在你犯难时，一定会有人伸出援手的。

K：跟这位女士过去就相识。我曾当面数落她：你这辈子就是晃过来的！她没什么大本事，优点是态度永远绝好，永远笑脸相对任何人。她嫁给了一个机关干部，其乐融融。分房前，她离了婚，顿时成了无房户。谁都知道她是假离婚，可是你有什么办法呢？人家毕竟是担了风险的。分吧，只能排在最后，分个一居室，旧的，也没什么说的不是？潜台词——谁不服，也离婚试试？

Z：还是那个用家具堵领导门的女士（怎么回事，都是女士？），分房方案最初规定了一条，上次分房受过处分的此次不被列入，就是说，Q没有分房资格。岂有此理？！我与分房主任商量并征得领导班子的同意，取消这一歧视性条款。当Z女士拿到新的分房方案后，据说愣了半晌，眼圈红了。该女士后来以其工作业绩受到了大家的认可，不但恢复了干部身份，而且现已跻身副处级。

分房，简单的两个字，蕴含了多少喜怒哀乐，甜酸苦辣，人情冷暖，世事恩仇？好在，我闯过来了，还让绝大多数职工都满意，不容易啊！我永远忘不了那个雨夜，忘不了我的纠结、不安和失眠。我认为，如果能把分房这事弄好，就没有弄不好的事情了。

顺便再说几句：那次分房最末端的几个人后来都赶上了拆迁，平房、筒子楼、简易两居室，经历拆迁之后都很快得到了大的改善，甚至超过了排在前列的职工。命运弄人啊，福祸相倚呀……所以，不管面对多大的利益，一定要保持平常心。得到不足喜，不得不足忧……是也。怎么上班？

怎么上班，那谁不会？朝九晚五呗。

你说得不错，但那是一般的情境。连皇帝都要上班，从此君王不早朝也只是“一度”，相信玄宗在温柔之乡中，一定还在惦记着家国大事呢。这世界上怕是只有两种人终生不用上班，曾经的纨绔子弟，现在的土豪二代，当然我指的是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

上班的方式有多种：比如产业工人，每天焊在流水线上，上下班定时定点，一分钟都不能晚，还不能多喝水，因为原则上你不能有须臾离开；再比如大学老师，每天或者几天见不到，有事点个卯就行，只要课讲得一等棒，就一切都有了；还有像公务员，上班来下班走，偶尔迟到一点儿早退一点儿，上班中间出去办个私事，也没人总盯着你。说是上班族中有个另类，就是像我们这样新闻单位中的编辑记者，单位领导既不能对考勤要求过严，也不可放鸭子，这个度很不好掌握。一般来说码字儿的人很多都是夜猫子，不能要求他们每天按点儿上下班永远不熬夜写稿；尤其是年轻人，正是嗜睡的年纪，熬了大半宿，再要求按时上班，也忒不人道了吧？

就说我们这个单位吧，过去是“弹性坐班制”，编辑部每周只有两天坐班，周二和周五，其他时间名曰写作和约稿时间，不用来。我很不习惯。有时我说开会了，办公室告我，一半中层干部没来；有时我想到各屋转转，呵，铁将军把门；有时我想找个人谈话，还得预约！心想，这哪像个单位，没什么规矩不说，还没一点儿人气。这样做杂志，能做好吗？我很怀疑。

我还怀疑，每周那三天不上班，编辑记者很有可能用很大一部分时间处理私事，哪有那么多约稿写稿的事呢。这单位也太舒服了吧？就有女职工说，来这种单位，不在乎挣多少，真真是个生孩子奶孩子养孩子的好地方！这话也太令人气不得恼不得了！

行，我想，就从这坐班抓起。

不是我小心眼儿，不是我嫉妒，不是我不近人情，不是我不懂行业特点！天底下哪有这等好事，不上班也能拿钱？虽然我们的薪水当时还很低，但钱多了就管用吗？就能真的解决上班问题？刚好这时有个同志在发牢骚：一个星期两天上班，看稿编辑发排，太累了！当时我正不知道怎么“下牙”呢，好啊，撞枪口上了。于是我来了个顺水推舟：“两天不够吗？那就改成三天坐班吧。”从此，每周一三五坐班。还累吗？要不要再加一天？我好像有点儿“抖机灵”。那个发牢骚的同志也许会后悔自己多嘴，但她有所不知，我不过是借题发挥罢了，肯定不会让大家一直那么“舒服”下去的。

当然，我知道大多数事业单位都是很舒服的，正所谓人浮于事。说这话也许要得罪人，但我说的是事实。如果是个民营企业谁会让你这么舒服呢？老板的每一分钱都恨不能要落地听响。而在不少事业单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人，不懒才怪呢，更谈不到尽心竭力、锐意创新了。所以事业单位要改革，只不过改革改革嚷了好多年，听到第一只靴子掉在了天花板上，却左等右等等不来第二只靴子掉下来的声音。也是，情况太复杂，难啊。

我后来扳着手指头跟大家算过每天上班的有效时间——8:30上班，大多数人8:45才到，不到11:30，就去食堂排队买饭，中午休息到13:30，下午16:30下班，还要早走十来分钟。算算吧，每天干几个点？再加上以约稿写稿为名，每周三两天不来，乖乖，这是什么日子？！

还有一些新闻出版单位推行上下班按手印，但是真的不灵。因为这种单位不来或晚来早走的理由太多了，法不责众，最终那台指纹考勤机成了摆设，被丢在角落里不知一天到晚在嘲笑什么。

慢慢地，我们过渡到四天坐班，直至五天坐班，终于与社会同步。同时规定各编辑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每月允许编辑记者有2—3天在家写稿，这样就把权力下放了，由部门主任灵活处置。而迟到早退的顽疾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好的解决办法。我肯定不会安装指纹考勤机，我肯定不会差人在单位门口记考勤，我也理解大家的难处：20多岁早上起不来，三四十岁家里负担重，50多岁腿脚不利索，快退休时没了进取心——当然这一切都不是迟到早退的理由。

坐班而成为问题，大概是中国所独有。这里有社会的、历史的、体制的、人性的等原因，本文只是根据自身经历罗列了一些现象而已，对于彻底解决，至少在现阶段，没有期待。社训

刚开始时并没有想到要制定什么社训，只是想有针对性地取古人名言时常提醒员工一些东西。什么东西呢？还是怎么为人处世吧。尽管我这个人不太会做人的工作，也有很多毛病，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完美的追索。而所谓为人处世的题目太大，恐怕也只能表露一下我的心迹，以期与大家达成一定的共识。尤其是，当有些人在恶劣的环境中已经养成自以为是、以怨报德、价值扭曲、好坏不分、拉帮结派、投机取巧甚至猥琐龌龊时，一定要有一个洪钟大吕般的声音来振聋发聩、醍醐灌顶。矫枉过正，不过正无以矫枉！

于是，林则徐的名言呼之欲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这名言存世已久，我最初听到是在高中时代。那时，中午放学回家做完饭，招呼弟妹吃完后都要躺在床上听收音机里播出的“长书联播”，然后才去上下午课。记得很清楚，有一天忘记在哪一部长书里——只记得是曹灿播讲的——就听到了林则徐的这副对联，于是就记住了。没想到20多年后，来到新单位，当了“一把手”后，面对乱局，还真就用上了。

用名人名言作为企业精神，当然是一种工作方式，我们见到的太多了。但能有多大作用呢？我想这里面最重要的是“践行”。你很难尽善尽美地做到，不过你，作为一个单位的大领导或者小领导，一定要努力去做。你不做，那句名言算是白搭了，甚至会收到反效应。谁还信？还不如不说。要说一个单位的风气是慢慢养成的，那是个慢功夫，是一个聚沙成塔的过程；但如果放松警惕，思想懈怠，抓得不紧，让沙子今天漏下一点儿，明天漏下一点儿，那塔一朝倾覆，不过是分分钟的事，会让你甚至来不及叹息。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我是这样给员工解释的：上半句说的是胸怀，下半句说的是品格。看似这句名言放在哪个单位作为企业精神都适用，其实不然。我真是到了这个单位才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副对联。这副对联好像是为这个单位量身定做的，不如此无以言他。十几年后，我又进一步对这副对联作了诠释：上半句对应了一个词，叫作“容易”，下半句对应了一个词，叫作“舍得”。汉语里有很多词都可以拆字释义的，容易——容才易，为人处世能容，处世为人才易。舍得——舍与得的辩证关系当代人已经差不多说透了，就是那些意思。

每年年终总结时，我都会把这副对联拿出来，提醒老同志，告诫刚入职的新人。记得有一次还顺嘴说了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一次与朋友去著名的餐厅——海底捞吃饭，见那里有很多等座的人，便心生感慨：买卖做到这份儿上真是牛啊！这家餐厅是说贵不贵说便宜不便宜的那种，这个定位最难做。但人家做得真是太好了，全国几十家店，店店都是这个盛况。……我们终于落座了，我看到一个打扫卫生的中年妇女，很勤勉的样子，就随口说了一句：“你很辛苦啊。”谁承想她毫不迟疑地脱口而出：“为老板卖命，我心甘情愿！”我顿时被惊着了，感觉到眼眶都湿润了，一时竟无言以对！是什么样的魅力能让员工这么“心甘情愿”地“卖命”呢？是企业精神，是老板的诚信，还是什么？

心碰心！——我想到了这么三个字。什么叫以人为本？凡地球上的人，都有期待，都有愿景，都有自家的生活，都有自己的判断力。你，作为老板，要赚钱；作为部门领导，要立功名；作为单位负责人，要带领大家一起往前奔，绝不可见利忘义，把员工当作奴隶，当作工具，当作台阶！

我知道这家餐厅肯定有所谓的企业精神。设定那么几句话，当作职工的座右铭很简单。但我想，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单位的成功，将企业精神化作企业文化，融入职工的内心，变为他们的自觉行动才是最重要的，虽然这只是成功的要素之一。

由于我总是拿那副对联说事，员工们自然已经耳熟能详了，于是有人提出干脆就叫作“社训”吧，好听、简洁、明了。此前只知道有所谓的校训，好像有一种训导的意思，由上而下强迫接受的意思，好吗？后来想想也没有什么不好。本来一个再小的单位，其员工也应该有敬畏之心，这正是这些年来我们所欠缺的。一个单位与一个家庭的道理一样，从头就要立规矩，这关系到单位的风气问题，不管是对单位的建设还是员工个人的成长，都是很有裨益的。——这就是我能想到的有关“社训”的话题。走市场

改革开放以后，媒体一直处于有限放开的状态。其中媒体的发行较之内容率先开放，被称为第二渠道。所谓第二渠道基本上是指报刊发行的零售市场。虽然国营，也就是邮局的订阅和零售仍在垄断，占有主导，但在私营资本所占据的二渠道中，媒体的表现如何，才是检验受欢迎程度的标杆。而对于大量“官媒”报刊来说，其处境比较尴尬：既希望通过行政手段保住已有的发行规模，又窥视着零售市场，期待着一试身手，在商海里弄弄潮，认真地表现一番。

我去的这家杂志社有三本刊物，其中一本叫作《三月风》。现在一些50多岁的人一提起来还都记得它。我还清楚地记得1985年我在部队做新闻干事时，有一天在西单邮局报刊专卖窗口买过一本《三月风》，作为读者的我，对这本刊物很有些仰慕。只是没想到14年后的1999年，我成了这本刊物所在杂志社的“一把手”：社长兼总编辑。这事儿挺神奇的。《三月风》曾经如雷贯耳。1985年创刊之时据说全国社科时政文化类刊物只有200多种（到现在我也搞不太明白刊物的细致分类），因此在很多报刊亭都能买到这本正16开、单色印刷的刊物。又因为《三月风》创刊伊始就刊登了当时炙手可热的几位大家——刘宾雁、徐刚等或针砭时弊或反思“文革”的报告文学，在文化界、理论界影响很大，所以名头很响。当然，用现在的眼光看，这本刊物的内容过于庞杂：既有主管单位领导的动态，又有残疾人事业的有关报道，还有一些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再加上前面说到的名人作品，对了，甚至还有一些摄影美术作品，显得不伦不类。另外从专业角度看，她定位不准，目标读者群不清，曾出现过有些读者作者顺口叫出“三月三”来，把她与云南的那本民间故事杂志搞混了。说起《三月风》这个名字怎么来的也很有说道，现在比较官方的解释是这样的：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是3月成立的，它主办的刊物因此得名；另外残疾人事业高举人道主义旗帜，如三月春风吹遍神州大地。用意很好，但杂志毕竟不是文学作品，其刊名是不能、不需也不必解释的，要让人一目了然，过目不忘。用这个标准衡量，《三月风》就过于含混了。另外制作也不精细，图片文字都缺少法度，甚至出现了1984年底出了一本创刊号，却不是1985年1月正式出版的第一期这样的瑕疵。

但是依然掩盖不了它的犀利，以至于多年之后人们对她仍念念不忘。那个年代人们思想迷茫、思绪混乱、思潮纷仍，关心的、谈论的都是国家、历史、人类的大题目，只要你能呐喊，能振臂高呼，你就是好样的。人们很不在乎细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三月风》领风气之先，曾令当时的读者口口相传，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很受追捧。当然也被认为是因为其背景了得。《三月风》的最初设计肯定是面向零售市场的，也就是说不依靠行政手段，完全靠读者自愿掏腰包购买——用脚投票。但是很不幸的是，《三月风》的市场表现并不好，慢慢地就被边缘化了。几乎与它同时起步的《读者》《知音》《家庭》等刊物却异军突起，月发行量动辄突破百万。我到杂志社任职后真的有些着急，很快就去了武汉，造访《知音》杂志取经。记得《知音》总编辑胡勋璧说，当初我们是去北京向《三月风》学习的。啊，这令我很是汗颜！

到我上任时，1999年，《三月风》月发行量大概是两三万份，并且基本上是各级残联公款订阅。我向社里的“老发行”取经，他们跟我谈了不少“走市场”的门道，可是我想，既然有这么多门道，为什么这么多年走不好呢？我决定亲自试试。

改变从2000年开始。首先把封面改为当时流行的大美女，记得改版后首个封面美女就选择了香港影星×××，杂志出来后，我怎么感觉用我的眼光看那美女不够美呢？是不是我的审美取向出了问题？同时在内容上，沿袭了那些年来比较流行的所谓“情感故事”。然后就是在北京等几个大城市零售市场铺摊，每期拿出几千份“试水”。可以想见，市场的反应不怎么样。怎么会好呢？那时候这类期刊已经有几千种了，市场竞争异常激烈，不是挂在报刊亭谁都会争着买的。为此，经人牵线我请了北京市海淀区邮局管报刊零售的经理吃饭。记得那经理长得粗粗大大，像个黑社会的，似乎完全与文化不沾边。席间，那经理指着刚出版的那期杂志说，你这封面的照片是虚的！嗯？我怎么没看出来？这一幕我至今记得，也没觉得怎么没面子。要是现在我再遇到这事，肯定是无地自容了。饭吃到最后，发行部主任过来跟我耳语，说是不是给人家经理买一条烟带上，并强调是人家提出来的。唔，我首肯了。这顿饭给了我一个强烈的感受，杂志要打开零售市场谈何容易，我们的落后是全方位的，体制、人才、资金、观念、机制、意识、定位、机遇，等等。但也别被这些吓住，成功有时并不需要太多的条件，有时你也不知道怎么就成功了。成功的因由都是相同的，不成功时各有不成功的理由。所以，不要相信所谓的成功学，按照成功学去做，等着你的只有失败。

后来我们又进行了多方位的多次尝试，都走不通。时间长了，也就明白了，我们有许多“走不通市场”的理由，甚至可以说，走不通才对，走通了才是怪事。

首先，我们是残疾人的媒体。残疾是人类的悲剧。人们总是不愿面对悲剧。虽然这个悲剧也许不会像悲剧表现得那么悲剧，但它毕竟是悲剧。所有人面对悲剧，心情都不会好。我们不可能如体育、女性、青年甚至老年媒体那样，在愉悦的境况下传递情感以及教义，那些题材甚至连失败都会制造和散发着数不清的公众话题。这个制约是致命的，尤其是在当今，这个娱乐大众的时代。

其次，我们是国家预算单位。弱势决定了需要国家扶持。国家再扶持也只是扶持，不可能有大的投入。你拿着国家的，也是纳税人的钱，敢不敢“烧”？不是敢不敢，是能不能的问题。各地妇联的刊物转型好，出现了《家庭》《女友》《知音》，那是市场决定的。说得极端一点儿，市场拒绝残疾人。

再次，我们是公益事业体制。体制性质决定了你不能追求市场回报。举凡世界各国，残疾人的事，全都是只问投入，不追求经济效益的，这才叫“公益”。况且，我社还有两本刊物《中国残疾人》《盲人月刊》完全是受国家财政补贴的。这也体现出国家的政策导向。《三月风》始终离不开弘扬人道主义，为包括残疾人在内的弱势群体、边缘人群服务的定位，零售市场并不是它的主攻方向。

当然，这一切不是你得过且过、放松要求、降低标准的理由。残疾人、残疾人工作者、他们的亲属、社会上的公益爱心人士同样需要高质量的媒体来表现他们的生活，愉悦他们的身心，体察他们的情感，反映他们的诉求。

不管怎么说，30年的《三月风》如今仍自立于报刊市场之林，本身就是个奇迹。同时，它的质量是上乘的，月发行量10万份也是可观的，美誉度也是不含糊的。残疾人喜爱、老读者惦念、独树一帜的办刊理念、由青年才俊组成的团队，这些都是可以引为自豪的。另外，不管是什么渠道订阅，发到了读者手上，有效阅读率高企，那不也是市场吗？

只好这样安慰自己了。那一件尴尬事

每个人的经历中都会有那么几件尴尬的事，只不过有的人不太介意，过了也就过了，一点儿也不往心里去；而有的人心事就比较重，许多年过去了，总也忘不了，每每想起还会耳热心跳。我就是这后一种人。

话说2001年——说起来也有10多年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全系统组织文艺汇演，我们单位也积极参加。定下的曲目是《走进新时代》，形式是全体大合唱。当时找不到人领唱，只好我自己披挂上阵了。

说起唱歌来，我还是有点儿底气的。初中时上音乐课，有一天来了一个新老师，她让全班每个同学都唱两句，然后就看上了我，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兴奋，从此我就开始跟着她练声。后来才知道，这个女老师名叫谷叶，是中央音乐学院科班出身的专业演员，好像由于一点儿小的差池才来到中学当老师的，后来更是知道了她的老公就是大名鼎鼎的京味儿作家林斤澜。当时已是“文革”后期，但依然在批白专道路，而谷老师好像就不管这些，每天带着我们几个被她选出来的学生练声，有时她自己也唱上几句——纯正的花腔女高音！就是在那时，我大体上知道了唱歌的基本原理、发声方法、音准、旋律、节奏以及演唱的基本要求——以情带声、唱出味道等诸如此类。谷老师的意愿是让我们向专业发展，可惜，中学一毕业我们就都作鸟兽散了。现在想起来会感到很对不住谷老师，也后悔没有珍惜那段与老师相处的岁月。

扯远了。《走进新时代》这首歌亲切而抒情，带有浓郁的民歌味儿，我此前经常自己哼唱，有时唱给大家听都说很好（但愿不是恭维）。正式演出前我们集体练了几遍，前面又加了段朗诵，显得更丰满和完整。那天演出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在国图音乐厅。上台之前我心里就犯嘀咕，一遍又一遍地默唱前两句。终于轮到我们了，排着队上台站好，音乐响起。坏了，找不到进入的气口了！指挥给了我手势，还是不行！音乐不等你，这一瞬间我才知道什么叫大脑一片空白。硬着头皮开口吧，一开口，又跑调了！我顿时看到台下笑倒一片！怎么办？第二段弥补吧——过门时我暗想——我的真实水平会在第二段中完美呈现！第二段前面唱得还好，我渐渐有了点儿自信，心想，最后一句高音一定要字正腔圆颤音无限。到了，我憋足了一口气，挺了挺胸，记住老师教我的丹田发声、打开腔门——啊？怎么？完了，又跑调了！台下的几百人顿时像海浪一样翻滚起来。

不知道是怎么下的台，真体会到以前看小说时读到上面写的那样，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终于散场了，我硬撑着走了出去，见到谁好像满脸上都写着问号……不安慰我还好，一安慰我我就更难受，这种难受刻骨铭心，非经历过难以理解。

关键时候掉链子！后来我把这次失败归结于现场没有反送。所谓反送是一种能够让你即时听到自己声音的装置（到现在也不清楚那次为什么没有反送）。登台唱歌不像唱卡拉OK，面对那么大的场面，如果没有反送，声音出去就没了，心里肯定发毛，不敢唱，再加上没有舞台经验，不砸才怪呢。

这件事过去了好久，内心始终不能平复。那些日子就像做了亏心事一样不敢见人，见到谁都觉得他（她）在有意回避着什么。也不知道人们在背后都在说我啥？咳，不知道更好，知道了反而会更闹心。那么，如果让我再唱一遍……

机会终于在10年后被我等来了：去年，201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又是文艺演出，又是领唱，又是在国图音乐厅，历史就是这么巧，这次唱的是《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次，天衣无缝，满堂彩！下来以后大家都说：你太有才了！我也高兴了好久，只是代价有点儿大：10年。

歌星也会跑调，也会忘词儿。央视春晚，那些巨星怎么了，照样砸！

每个人一辈子都会有遇到尴尬的时候，放到人生的长河里来看，都是一瞬，别着急，时间最终会抚平一切，也会证明一切的。遭遇大雾，那一次开车的经历

遭遇大雾并在大雾中开车是什么感觉？那一次我算是领教到了。

2005年年底，初冬，同行四人在济南开完会，早餐后开车上了高速公路赶回北京。

高速上已经有些轻雾了，白白的像一绺一绺的棉絮，一阵薄一阵厚地在路面上流动。不敢开得太快。天气不错，阳光洒进来的暖意充溢着车厢，音响中播放着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同行的几个人心情很好，有说有笑。这点儿雾好像不用太担心，朗晴薄日的，雾很快会散去的。

时候还早，应朋友之邀中午时分在德州歇了个脚儿。几个人都喝了些酒，当然是不敢多喝。当年也禁止酒驾，只不过没现在严苛，现在是绝对不敢了。过晌儿，我们又上路了。

已经感到有些问题了：天不知什么时候变阴了，太阳躲在云彩后面间或露出半个脸，雾气已开始笼罩路面，因为速度慢了，车也显得多了起来。我们心中便有些着急，盘算着照这个速度几点能到家。盘算的结果是，只要不堵车，肯定可以回家吃晚饭，于是就分别打了电话告诉家人准备晚餐。

不幸的是，意外还是发生了。那时京沪高速到了天津段并没有贯通，必须得下高速走一段天津外环再上高速。我们下了高速，但当我们再想上时就不可能了：雾大，高速封闭！我们有些懊悔中午在德州耽误的几个小时了。

这时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掉头进天津住上一宿；要么走国道晚一点儿到京。商量的结果是：走吧。

由于高速封闭，几乎所有的车都挤上国道，再加上天降大雾，交通事故频发，国道顿时就被堵死了。看着前面的车一时半会儿没有动的意思，不少车还横七竖八为争道叉在一起，于是我们又做出了一个决定：绕道。

中国的公路网除高速公路之外还有国道、省道、县道、乡道甚至村道。依次一个比一个窄，一个比一个标准低，当然也是一个比一个车少。

向北走不通，我们就先向东，再伺机向北。雾越来越大，路越来越窄，车越来越少，而我们似乎离家越来越远。又走了一段，严重的问题出现了：这时的雾大到像苫了块白布，把整个车子从四周遮住，前后左右几米之外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怎么办？车上的年轻人小孙自告奋勇要开车，我说，还是我来吧。我的理由是，论车技应该差不多，但是我年长他几岁，肯定应该比他更仔细也更稳当。而且，方向盘在我手里心里才有底、才踏实。这时，刚才还聊天儿说话的那三个人都不出声了，整个车厢死一般的宁静。我把座位往前往高调了调，两眼贴近前挡风玻璃，死死地盯着前方。想必他们三人也都不敢眨眼，甚至大气儿都不敢喘。

打开大灯，打开双闪。看不见前面的车，对面来的车大灯直射晃得你就更看不见什么了，等隐约看到前面有两个尾灯亮着时，离前车已经很近了。那两个尾灯就像黑暗中一对野兽闪着贼光的眼睛，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制造出一起交通惨案。我甚至想象着你没有撞上前车却刹那间被后车撞了个结实，顶翻到路边的沟里，想到这儿感到后脑勺有股子凉风一阵一阵，嗖嗖的。我们也讨论过停下住店的可能性，结论是不可能。你的四周都是雾，黑咕隆咚的，甭说旅店了，连个房子都看不见。还是慢慢走吧。

我死盯着前车的两个尾灯，不紧不慢不即不离地跟着它。我发现，跟车，是大雾天开车的要领之一。可好景不长，正当我庆幸的时候，到了下个路口前边那车向远离北京的方向一拐弯儿就消失在雾中了。唉，只好自己摸索着走吧，大约是回北京的方向就成，走到哪儿算哪儿吧。这时才真正感到了危险正环伺着我们，灾难随时都可能降临。走了一会儿我突然从反光镜中隐约发现后面一对一对大灯闪着——呵呵，跟了一串儿车！他们不紧不慢不即不离地跟着我，显得特有纪律，特别遵守交通法规。啊，真不幸，我倒成了头车！一句成语在大脑中一闪而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好像不太准确，但当时的确是冒出了这句。

这条路应该是县级公路，路边都有排水沟，路面也不很平坦，要是一不留神歪进沟里那可就惨了。因此，后边的车只好老老实实地跟着，谁也不敢造次。我就带着这一串儿车在漆黑的夜晚的大雾中行进着。渐渐地，我又发现了夜雾中行车的另外两个要领：其一是看路边的白线。过去开车上路没觉着路边画着白线呢，这时才发现，那大概五厘米宽的白线始终沿路边画着，路到哪线到哪不曾间断。这时看那白线真是挺扎眼，怎么看怎么可爱，沿着白线走就不会有问题；还有就是路边的树，那树一棵又一棵，排列得很整齐。路与车与树并行着，到了这一棵，计算着下一棵还有多远，使你有了非常清楚的距离感。若是中间有几棵树没有了，就有些慌神，直到再看到下一棵树时，才会安心。

几个人的家里不断来电话，问到哪儿了？到哪儿了我们怎么知道？雾大。怎么会大成这样？想着那边肯定非常担心，而且你越说不清楚那边越着急，非要问清楚不可。偏偏这时手机又没电了。咳，随它去吧，爱咋咋地，专心开车。

我不断地调整着呼吸并在心中自我告诫：沉住气。

车开得很慢，到每个路口都要停下来，下去一个人跑到指路牌底下看那上面的标示，什么方向？到哪儿了？还有多远？大概到了夜里11点左右，下去看路牌的人跑回来说：到通县了！啊，我们快到家了！

车子终于来到通县西关环岛，这就意味着马上就要进入京通快速路了，但愿这路没有封闭，胜利就在眼前。正当可以松口气的时候，没想到我们的车子围着西关环岛转了两圈，愣是没有找到京通快速路的入口。雾好像又大了，还出现了一个一个大雾团，我们的车就像漂在大海里的一叶扁舟，随时都有被大浪吞没的危险。突然，一个大雾团出现在车的前方，还未及反应过来，我们的车就被雾团吞噬了。当时的情景是车厢里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当时的感觉是忽忽悠悠的，人旋转起来，好像被抛上了天，没有任何方向感。一瞬间，又一个念头在大脑中闪现：完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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