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欣
出版社：巴蜀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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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论语》(《唤醒》系列丛书)试读：
第一部分
今天，我们更需要启蒙
——《唤醒》系列自序一
人类的发展历史，风风雨雨，可歌可泣；
人类的心灵世界，形形色色，纷乱不测。
今天这个时代，依然可用狄更斯《双城记》刚刚开始的几句话来描述：“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最聪明的时代，这是最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时代，这是欺骗的时代……”
这个时代，同样可用老子的警言来描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这个时代，还可以用孔子的叹息来描述：“人人都说自己很聪明，但若被驱使进入陷阱，或者遭遇机关的时候，却尽皆不知躲避图存。”
现代科学技术给了我们空前的便利和享受，所以我们无比自豪；
现代科学技术同时造成空前的污染和损耗，所以我们时刻紧张。
在欲望的驱动下，人类制造出了庞大的不断创新的花花世界，庞大的花花世界，又引发了人们更大更多的欲望。如此循环往复，希望征服世界的人们反而被自己的欲望所征服，于是不可避免地对这个物质世界和自身的存在感到恐惧了。
道德危机和信仰危机伴随着经济发展一起成长。失去了敬畏的人心，如同脱缰的野马，在这个世界四处狂奔、猛突。人类的生活丰富而精彩，人类自残、自杀和杀人的数目又在与日俱增。
人类不仅仅以偏激的方式对待自己，更以“偏激”的方式对待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星球。地球世界每天有75个物种灭绝，每1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的标签。很多物种还没来得及被科学家描述和命名，就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如此速度的灭绝，正与人类无休无止的利益追逐大相关联。
拼命追求现代化的现代人，让无数的生命“无家可归”。家都没有了，哪有什么幸福呢？
所以我们的人生如列奥·施特劳斯所说：“是不快乐地寻求快乐”；所以黎巴嫩诗人纪伯伦发出如此的感叹：“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我们为什么要出发。”
20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和伟大的智者汤因比博士在他的《展望21世纪》一书中发出警告：“人类的生存没有比今天更危险的时代了，这种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是人类自己招致的，它远比地震、火山爆发、暴风、洪水、干旱、病毒更危险”；“人类必将因为过度的自私和贪欲而迷失方向，科技手段将毁掉一切，加上道德衰败和宗教信仰衰落，世界必将出现空前的危机”。
人类已经走到一个不得不反思传统与寻找新的未来的关键时刻。今天的中国人需要再次启蒙，今天的整个人类都需要再次启蒙！
对于这种观点，许多人都认为应该不是一个问题了，分歧的关键在于我们需要一场什么样的启蒙，也就是用什么来启蒙。
有人说：这还用问吗？当然是用先进的理论、普世的价值，强化自由、民主和人权。有人说：应该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当然，更有不少的人说：相信科学，科学会解决一切的问题！
事实上，那些所谓先进的理论已经在实践中得出了答案，而科学，也只能为人所用。何况，正是人心的贪婪与科学技术的畸形发展，才造成这个世界的变局更加无常。
汤因比说：“一个完整的一体化文明，在传播时会被分离成科技、政治、艺术、宗教等成分。这时，各种成分的传播力，通常与其价值成反比。也就是说，越是不重要的成分，越受欢迎，越是重要的成分，越被排斥。比如科学技术就比宗教信仰传播得快速而广泛。这种对最小价值成分作最大最快最广泛传播的自动选择，显然是文化交流中一条不幸的定律。”
所以，单方面强调科学技术而不懂思考、研究、把握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的民族，其实还处于幼稚的不成熟的阶段。
中国的思想启蒙之路崎岖坎坷，无论是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运动，不仅都是“未完成品”，而且因为与欧洲启蒙的理论一模一样，反而被引向了“更大的弯路”。
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或许就体现在最终的幸福感上。人的幸福感不仅仅在于物欲的满足，更在于精神的认可，而源于启蒙运动、以物欲为主旨的“现代化”运动，却硬是把人降低到了动物的层次。
让我们无比自豪的“现代化”，其实是怀着一种欲望的冲动到处去寻找面包。《第五项修炼》的作者彼得·圣吉说：“在西方世界，我们的社会组织已被分割得四分五裂。我们把生理的健康与心理的和精神的健康分割开来探讨，以至于人们虽然活得久些，但整体身心健康状况却每况愈下，所支付的社会成本愈来愈高。”
当金钱和权力成了人类世界的主宰，我们无论在物质追求方面还是在精神生活方面，都无法获得和体验哲学家所说的“终极性安慰”与生命的“本真性存在”。这种形而下的单层面追求，犹如海市蜃楼一样缺乏根基，结果适得其反。
古罗马哲学家列塞克指出：人的一生，大多时间无非用于重复各类错误以及种种恶行。
此言冷峻，直中人类命门——我们每个人的历史和整个的人类历史正是如此！
敢于直面，我们才可能迁善——从罪恶走向纯朴，从麻木走向清醒。“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先贤，早就告知了我们本与末的关系。
人类的智者终于认识到：无论经济环境、政治环境还是生态环境等等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文化伦理的问题。
人类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同步。社会的发展，毫无疑问包含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而文化从根本上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今天，研究现代化的中外学者不断提出论证并得出结论：文化在形塑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行为方面，是一个关键无比的元素。
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龙应台认为：品位、道德、智能，是文化积累的总和。文化是生活，文化是力量的源泉，文化更是一个国家的心灵和大脑，文化彻底决定一个国家的真实国力和她的未来。
在汤因比看来，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但是，我们中国人绝不可以因此而盲目得意。除非能对人类文化做出重要贡献，否则，我们充其量只是一个最大的制造者或者消费者。
曾几何时，中国竟然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举国批判自己传统文化的国家。然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的历史那么悠久，没有一个国家有中国这样一脉相传的文化。试问：五千年的中国人，何曾被外族灭绝？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何曾被外族消亡？
在许多西方学者眼中，中国的道德规范被视为世界上最完备的道德规范，中国的哲学被视为世界上最富理性的哲学。欧洲著名思想家伏尔泰这样表达了他的看法：“世界的历史始于中国”，当中华文明已然昌盛发达之时，欧洲人“还只是一群在阿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中国的《周易》对文化的界定。在这里，文化是一个动词而不是一个名词，文化的作用就是化成天下。
所以，再次启蒙中国人和整个人类的，只能是文化，只能是那种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人与社会之间和谐、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文化。
这样的文化和智慧，早已存在于人类世界，更存在于古老的中国。
中国文化是全世界唯一保存着人类上古信息并且具有标本意义的文化，唤醒人类，化成天下，舍我其谁。
20世纪末，78位诺贝尔获奖者在巴黎发表共同宣言，呼吁以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拯救人类。
我们不可忘记中国学者60年代对人类世界的敬告。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可以贡献五种价值供西方学习：“当下即是”之精神与“一切放下”之襟抱，是西方能向前作无限之追求、作无穷之开辟之补充；一种“圆而神”的智慧，这种智慧不是取向于把握普遍的概念原理，而是取向于对现实的、直觉的、辩证的而且是真正的精神的把握；一种温润而怛恻或悲悯之情，这种情感胜过西方式的热情和占有之爱；一种对其悠久的文化自觉其久并自觉地求其久的历史责任感；天下一家之情怀。
老子、孔子总结和传承的智慧，岂仅是老子、孔子的智慧？中华民族至少绵延五千年的文明，我们眼光所及，往往只是春秋战国以来的两千五百年。
毛泽东曾有一句话：“国有疑难可问谁？”答案当然是：儿女遇到问题，头一个想到的就是去问自己的父亲。那么，我们今天面临如此多的问题，当然应该去问自己的老祖宗了。但是，守着五千年的文化与智慧宝藏，我们问过吗？我们会问吗？
面对浩瀚无比的中华文明，我们了解的常常是只言片语，我们学到的常常是腐朽垃圾。最为本根的儒道佛的智慧，往往被世人抛在脑后。
2002年温家宝总理访问美国期间，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其中两次提到“回溯源头，传承命脉”，他自豪地告诉美国的学者和学子，中华民族的祖先追求的是这样的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国学热”终于在中国兴起了。兴起的缘由何在？一言以蔽之：唤醒大众，寻找人类回家的路。具体一点，为了寻找道德之路、教化之路、发展之路、文明之路和幸福之路。
大道至简，万法归宗。东西方文明在几千年前惊人相似地同时崛起，又将在几千年之后的今天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会师。
会师在哪里？会师在生态文明的平台上，会师在自然大道上。
自然大道，就是东西方文明深层的交汇点，就是人类共同的终极的信仰！
大势所趋，如千江万河，虽然或急或缓，或清或浊，最终的流向，都是浩瀚的大海！
经典，开生命无限智慧
——《唤醒》系列自序二
“古典教育是一种无价的恩惠”——这不仅是汤因比的名言，也是古今中外智者们的共识。人是社会性极强的动物，更是文化的动物。一个人无论学没学习文化，他都必然要面对自己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的习俗、规范、思想和潮流，不可能置身度外。“国学热”在中国兴起了，各类讲座、论坛、培训唤醒着人心与人性。我们不能不由衷感谢那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呼吁者、倡导者和传播者。
然而，真正用心学习和领悟国学经典的人还不是很多。现在的中国人，面对自己民族的文化经典，有人淡然漠然，有人心生向往，有人装点门面，有人自矜自长，有人审问批判，有人借以牟利，有人一味恶搞。
在一个浮躁之风劲吹的时代，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让人意外。拨乱反正岂可一蹴而就？连孔子都说：“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就是说，如果有真正的王者出现，也需要30年的时间才能使仁德广布于天下；善人治理国家实行仁政，经过100年，也就可以达到消除残暴、免除刑罚杀戮的理想境界。“国学”一词，始见于西周，原指由周王朝开设的专供“国子”就读的学校。自汉唐至明清，相沿此制，凡由朝廷设立的同类性质的学校，如太学、国子寺、国子学、国庠、国子监等，都可统称为“国学”。
今天的学术界对“国学”的概念一直争论不休，不过，多数学者已取得基本一致的看法：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就是狭义的国学概念。《周易》有言：“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就是说，一个立志成为有知识、有教养的人，应该多了解多领会前贤先哲的言论和行事，以培养和提高自己的道德学问。
台湾诗人余光中说：国学是一座山，我等不过是蚍蜉而已。
那么，面对博大精深、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典籍，一般的中国人怎么去了解？怎么去学习？怎么去补上这一课？
无论从什么角度说，《论语》和《老子》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源性著作，是中华文化中恒久的、朴素的、最有价值和意义的两部代表性经典。
传统文化经典教育本该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进入中小学课堂，作为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落实到学校教学大纲和课程内容中去。经典教育缺失的过与错，我们今天已经没有必要抓住不放，如孔子的教导：“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只是这种教育现在已成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童蒙时期接受传统文化经典教育，才是真正的素质教育，它好比为一个人扎根和立规矩，有了这个根这个规矩，也才能够“成方圆”。至于已经荒废宝贵岁月的成年人，阅读经典，其实只能叫做补课。成效如何，取决于我们有没有一颗敬虔的心。
历来的学者给我们开列的“国学书目”一般都在几十本以上，这对于专门的研究者来说确有必要，但用于启蒙、唤醒大众的经典，无须过多。骚塞有句提醒非常中肯：“多读如多食——不能消化也就完全无用！”
我认为，用于启蒙和唤醒中国大众的经典，首先是《弟子规》、《大学》、《中庸》、《论语》和《老子》。
学习国学，应该循序渐进。《弟子规》，本为简单的儿童启蒙读物，但在今天，无论是在校的莘莘学子，还是历经世事的成年人，理解这些“简单”的人之为人的道理的人并不太多，所以须得继续补课。从其现实意义的角度来看，一位佛学老法师将其与《四库全书》的价值相提并论。《大学》，被孙中山誉为“中国独有之宝贝”，因为它是“初学入德之门”。诵读《大学》，我们将进入学习做人的首要门径，懂得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懂得“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人路径。《中庸》，揭示了天地万物和谐的奥妙。中庸是与天道相遥契的人道，是建构和谐社会的方法论和哲学基础。中庸，通过人类社会无数个体自由自觉的劳动，使人人具备“万物皆备于我”的宇宙情怀。中庸之道，让“天地各就其位而运行不已，万物各得其所而生长繁育”。理解并践行中庸之道，人生将进入合乎常情、合乎常理、不偏不倚、无过也无不及的最佳状态。《论语》，钻石一般珍贵的智慧，阳光和粮食一般的不可或缺。诵读《论语》，我们将理解为什么“仁者无敌”，并理解为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忠恕之道”，使我们向着“内圣外王”的目标修炼，促进人生境界自律性的提升。诵读《论语》，伟大的文化巨人孔子将伴随我们一辈子。《老子》，人类道德论的开山之作，一部侯王教科书，一部至今无人超越的政治学、教育学或整体管理学，其内涵“超过了黑格尔的全部著作”。老子阐发的道家学说，后世有人用以修身齐家，有人用以养生延寿，有人用以克敌制胜，有人用以经营管理，有人用以治国平天下，如此等等，无所不有。其不朽的价值在于：自然本真本原的道德体系，融入宇宙天地的生命境界，柔胜刚弱胜强的生存哲学，致虚极守静笃的养生法则，万物对应统一的辩证思维，道为本术为末的教育理念，无为而无不为的王者智慧，根除人类危机的治世药方。所以美国学者蒲克明肯定地说：《老子》是未来大千世界家喻户晓的一部书！
易学是中华文化之源，《周易》和老子、孔子不可分割。《易经》、《易传》和《老子》是传统易学的奠基性著作。读懂了《弟子规》、《大学》、《中庸》、《论语》和《老子》，《周易》的义理便更易明了，并且可进一步深入中国国学这座大山。
学习国学，必须阅读原典。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有些人把国学当做一种用以牟利的特殊商品，充斥图书市场的国学出版物良莠不齐，粗制滥造者更多的是关注自己的经济利益。某些高校开办的“天价国学班”，与国学所标举的道德人文精神显然背道而驰。而且，许多人仅仅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国学，目的只是从中寻找对工商管理、金融、经济、公关等等有用的技巧，实在是将中国国学简单化庸俗化了。
不读原典，我们无法分辨导师们解读的真伪，无法摆脱对老师、名师和“大师”们终身的仰视和依附。要知道梨子的滋味，我们只能亲口去尝尝。
不读原典，我们只能人云亦云，没有资格没有能力去判别几千年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
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学习经典，其实无需花费那么高昂的学费，无需长期奔波坐进名校的课堂，无需“大师们”不厌其烦地讲解。
读经是最经济的教育之道，倘若我们认真诵读，潜心体会，并且身体力行，一定会获益无穷。
学习国学，宜儒道佛并重。
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道、佛三家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文化。
儒、道、佛三家，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又你是你，我是我。五千年中华文化的经典智慧，高度概括就是“容”、“中”、“和”——包容之容、中庸之中、和谐之和。
儒、道、佛三家之间，曾经有纠葛、有矛盾、有斗争，但更有相互的吸收与融合。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到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文化一直延续着儒、道、佛三家共存并进的格局。历代统治者推行的文化政策，绝大多数时期也都强调三家并用。南宋孝宗皇帝赵昚就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
南怀瑾先生比喻：儒家是粮食店，佛家是百货店，道家则是药店。意思是三家皆是我们的必须。少林寺则有这样的对联：“百家争理，万法一统；三教一体，九流同源。”“才分天地人总属一理；教有儒释道终归一途。”
丰子恺认为人生本来就有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灵魂生活的分野。我对此深以为然，并将人的认知能力分为五个层次：世俗的高度、领袖的高度、历史的高度、生命的高度、宇宙的高度。我认为中国儒道佛的智慧早已到达了人类认知能力的最高层次。
因为重在体会、感悟，在我眼里，看到的主要是儒、道、佛三家之同，而非三家之异，并且我认为读通儒、道、佛任何一家，都能深刻领悟生命的智慧。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又实在难以学精悟透，而学儒不精易于迂腐，学道不精易于消极，学佛不精易于迷信，所以，学习国学宜三家并重，以免有失偏颇，更好地体会、感悟担当的精神、超然的情怀和无我的境界。
学习国学，当怀敬畏之心。
直到现在，中国的许多人一直都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心态，一切以西方的观念为最后依据，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还是来自西方。他们对学习和理解中国国学经典其实没有什么兴趣，更不懂得从字里行间去领悟先哲们的精与神，而是像代表“真理”和“正义”的法官，把历经几千年岁月检验的经典当做囚犯来审问和逼供，还自以为是“创新”和“创造”。这正应了蒲伯所言：“天使不敢践踏的地方，蠢材蜂拥而至”；也应了一句德国的谚语：“笨蛋虽笨，但还有更笨的人为他喝彩。愚蠢和傲慢同是一树之果。”
犯了这种通病的人们，我看正好对应了老子所说的“下士”，对应了庄子所说的“井蛙”、“夏虫”、“曲士”，永远处于孔子所说的“中人以下”。这样的人，无论什么智慧，无论什么光辉，也无法将他们唤醒。
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约翰·博德利·罗尔斯曾有一段关于如何读书的自白：“我读前人的著作，如休谟或康德，有一个视为当然的假定，即这些作者比我聪明得多。如果不然，我又何必浪费自己和学生的时间去研读他们的著作呢？如果我偶然在他们的论证中见到了一点错误，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他们自己一定早已见到了这个错误，并且处理过了。他们在哪里见到并处理了这点错误呢？这是我必须继续寻找的；但所寻找的必须是他们自己的解答，而不是我的解答。因此我往往发现：有时是由于历史的限制，我的问题在他们的时代根本不可能发生；有时则是由于我忽略了或未曾读到他们别的著作。总而言之，他们的著作中决没有简单的一般错误，也没有关系重大的错误。”这番自白充分表现了西方学人读书的虚心与谦逊。
经典，非一次性消费品，值得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去体会和感悟。
这些年来，我怀着一颗敬畏之心和忏悔之心，持续地阅读国学经典。我不敢像那些“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的人，仅仅浏览一二，就凭着一知半解的西方观念，对我们的国学经典指指点点横加批判。
我是一个传媒人，我坚信中国的文化经典中蕴含着本真、本原、全面、深刻、系统、科学的人才观和方法论。传播古圣先贤做人、识人、用人的智慧，是媒体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我看来，漠视人类文化经典、不尊自然大道的人，不可为师为官！“正本清源，树德开慧，道术并重，标本兼治”当是我们这个时代教育、教化的方针和总则。
对于古往今来的智者们，我也无限感恩。没有他们学习、研究的成果，我和无数“学而知之”、“困而知之”的人一样，必然缺少很多的借鉴养分，必然出现更多的疑惑，也必然会走更多的弯路；没有他们相通相融的智慧名言和哲理故事丰富自己，我的体会和感悟将会黯然失色。
我的体会和感悟，这些年来已与许多热心的读者多次交流。我没有什么新奇的观点，若有些许闪光之处，那是被经典的智慧照亮；若有错漏和谬误，责任一定在我自身。所以我诚挚地期待着读者、专家的批评与指正。
主编《四库全书》的清代学者纪晓岚曾经说过：“世间的道理与事情，都在古人的书中说尽，现在如再著述，仍超不过古人的范围，又何必再多著述？”南怀瑾先生对此深以为然：试看今日世界各国学者关于思想学术方面的著作，无不拾古人之牙慧，甚至，强调来说，无不是中国古人说过的话。所以纪晓岚一生之中只是编书——整理前人的典籍，将中国文化作系统的分类，以便于后来的学者们学习，他自己的著作只有《阅微草堂笔记》一册而已。“日出唤醒大地，读书唤醒头脑”。在这个知识文化读物远远多于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时代，我编撰的《宝重〈弟子规〉》、《体会〈论语〉》、《感悟〈老子〉》等《唤醒》系列，只是祈望促使人们认真读上几本国学原典，从而将自己唤醒。若能如此，那将是我一生的满足。
第二部分
1.关于文明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乎！
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
子贡曰：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寻根的意义
五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把自己居住的这块土地称作神州，意思是“神明的土地”。从炎黄开始，经尧舜禹到夏商周，大约两千五百年间，对天道的敬畏，让人道合于天道，是中华大地上的主旋律。
相传，炎帝和黄帝都是少典的后代，少典是安登女娲的后代，安登女娲是上天造的。黄帝灭掉了吃人的蚩尤以后，取代炎帝治理神州。他一生披荆斩棘，开山通路，每到一处便建筑祭坛，敬拜上天，这在历史上叫做“封禅”。据孔子说，黄帝曾著《三坟》一书，专说上天大道，可惜后来失传了。
黄帝的第五代就是尧了。《史记》记载，尧有通神之智、高天之爱，凡事敬畏上天。孔子曾赞叹：“伟大崇高的尧啊！独尊上天为大，一心效法天道。宽广坦荡啊，人们无法形容！”尧不将君位传给儿子却传给舜，舜也不将君位传给儿子却传给禹，这一段佳话史称“禅让”。
生活在党同伐异、明争暗斗之中的后世之人，对这种“传贤不传子”的做法百思不得其解。有人说那是迂腐，有人说那叫德行，有人干脆说那是一场虚构。
万章问孟子：“有没有尧将天下让给舜这件事？”孟子回答说：“没有这件事，尧没有权力将天下给舜，是上天将天下给舜的！”
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敬虔时代，这就是信于天道、畏于天道、顺于天道的古老神州！
大约两千五百年前，我们的神州恰好度过了一半岁月，突然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空前绝后的大变革。这场持续了五百多年的大变革之后，神州就再也不是原来那个神州了。
巨大、漫长而痛苦的蜕变，催生了一群出类拔萃的人物：老子、孔子、墨子、庄子、荀子、孟子、韩非子等等。这一代璀璨的文化巨星们，虽然各树一帜，争鸣不已，却发出同一声叹息：大道隐没了！
那隐没了的大道，究竟是什么？她有什么魅力，那么深沉，那么神秘，那么令人思前想后，竟然让老成持重的夫子们一个个魂牵梦绕、遗恨终生？
叹息之声倍加凄凉和沉重的孔子说：“大道之行的日子，我虽然没赶上，可古书里有记载。那时候天下为公，讲信修睦，如今大道既隐，各私其私啊！”垂暮之年的孔子几乎绝望地说：“凤凰不再飞来，我也梦不见周公了；天下无道已经很久，我行道的希望也破灭了！”
今天的人们大都不知道所谓的“大道隐没”，让中国人铭心刻骨的，只是自近代以来的积贫衰弱，屡受外侮。悲情之下，造成了国人普遍激烈的思维习惯。一方面，对西方人不分青红皂白恶意揣度，出口便是所谓“洋鬼子都不是好东西”，并总是以一种蔑称式命名法获得一点点心理满足；另一方面，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上纲上线甚至有着恐惧之感，看到一个传统文化符号，立马就联想到皇帝登基；看到民间有人倡导汉服，立马就担心会不会导致一种复古的极端保守思想泛滥，破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看到一些学校号召晨读经典，立马就怀疑“读经能读出创造精神吗”？这种多少有点神经质的表现，如若静心细想，或许自己都会觉得滑稽可笑。
那么，丧失文化自信的原因在哪里呢？让我们睁开眼睛，再来看一看两千五百年来爱恨交织的历史。
从春秋到民国，81个朝代几乎全是在战火和谋杀中诞生，朝代交替之时，帝王几乎都是死于刀剑、毒药和囚禁。人们不是自虐便是受虐，不是恐惧便是仇恨，不是投降主义便是民族主义。
学者们感叹：自古以来，中国不是没有改良者，不是没有正义者，不是没有革命者，不是没有反省者，不是没有权威者，更不缺少智慧和道德，但是，我们民族两千五百年的主旋律，仍然不是和平宽容，长治久安，而是你死我活，翻来覆去。两千五百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次又一次的文化寻觅和文化自救，结果总是变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文化痉挛和文化嚎哭！
自春秋战国开始，神州不再有清纯和古朴，到处是腥风血雨，唇枪舌剑，诡诈阴谋。今天的神州，虽然没有春秋风云、魏晋硝烟，然而先祖道统更被淡忘，敬畏信仰不复存在。当然，两千五百年以来，我们的民族涌现出了无数伟大的人物，创造出让世界瞩目的文明成果，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是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爱恨交织。
今天的智者已经明白：当后人们一直把春秋战国视为中华文化大摇篮、将诸子百家视为中华文化缔造者的时候，诸子们这一声痛苦的叹息，其实意味着中国人生命的本根，并不在春秋战国，还要继续向前追溯。春秋战国之前的两千五百年，那里有诸子的梦想，有祖先的微笑，有我们血脉的源头。
幸运的是，以老子和孔子为代表的文化巨星们不仅向往那个时代，理解那个时代，也为我们总结了人类最美善、最本根、最悠久的经典智慧。
可惜的是，这些真正的文化精髓，由于人性的弱点，两千五百年来再也没能真正成为历史的主流。孟子说社会的大沉沦是人们背弃了天然本性；荀子却说大沉沦正是人的天然本性合乎逻辑的发展；韩非子认为孔孟那一套都是虚幻不实的玩意儿，唯有严刑酷法、权威实力才是硬邦邦的人间正道。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直到现在都认为中国历朝历代的治理思想就是儒家学说。然而历史是无情和不幸的，真正把持了神州命脉的，不是儒家，不是道家，而是法家和兵家！
中国先哲们的思想在以后的演绎中越来越被变味。孔子倾注毕生心力宣扬敬天爱人的忠恕之道，早就被扭曲为专制主义的装潢，“和为贵”的礼乐文化，早就被异化为“吃人的礼教”。两千五百年来，无论哪一朝哪一代的天下，都是靠刀枪剑戟杀出来，又总是用专政淫威来维系，以仁义道德作粉饰。两千五百年来，传统文化中的裙带腐败之风被视为正统，道与义的精神，渐渐地荡然无存。所以柏杨说：两千五百年来，中国的文化就是政治文化。这个政治文化的头上总是顶着一个君，顶着一个“神”，所以它又是一个官僚文化，马屁文化，屈服文化，奴隶文化。
因为丧失了文化的自信，多少年来，我们一直追随着西方的脚步走。鸦片战争后，开始“洋务运动”学技术；甲午战败后，转而学习西方制度；戊戌变法失败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但仍然没有摆脱困境，这使得国人特别是精英们认定是中国的思想文化有问题，于是打倒“孔家店”，彻底否定自身传统，走上了器物、制度、理念全盘西化之路。然而，不伦不类沿着西方传统工业文明道路走了多年以后，结果却是伦理道德衰败，意识形态矛盾，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正是上天给人类的警示：工业文明真的是人间正道吗？
传统与现代的联系，犹如生命的血脉。盲目反传统的结果，就是民族自我主体意识的丧失。人类社会的与时俱进必然必须，但是没有文化精神的所谓创新和发展，又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一时的繁荣之后，终将是一片荒芜。
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灭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
拜伦说：“不管先人是多么富贵，一个败家子就足以损坏门楣。”
所以，智慧的甘地认识到：“我希望各地的文化之风都尽情地吹到我的家园，但是我不能让它把我连根带走！”
人类真正伟大的思想，总是相通的。遗传学家在1968年发现，全人类来自同一个祖先。自然而然，像我们这样一个人类最为古老悠久的民族，在她的远古传说和文明因子中，必定携带着人类神圣的记忆。
不屈不挠的孔子倾其毕生精力，培育出3000弟子，留下了中华文化的火种；而诸子百家之祖老子，则以惊人的智慧洞悉了大道既废为无可为的事理，给后人留下一部以天道规范人道、让人道合乎天道的5000言的《道德经》，骑着青牛飘然而去，成为一个重大的文化谜团。
更让人惊叹的是，两千五百多年来，中国仅有的几个太平盛世，无一不是遵循了老子之说。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正是得益于老子的智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孔子传承的智慧岂仅是孔子的？老子传承的智慧岂仅是老子的？倘若人类信于天道、畏于天道、顺于天道，倘若人类知本知根，我们今天会有那么多的困苦、困难、困惑、困顿、困境吗？
在面临人类生存危机的这个特殊时代，肩负历史使命的现代人，岂能不循着人类文明的经典智慧去拨乱反正，虔敬地追寻我们血脉的源头！郝冀川（插图）
“木铎”的价值
仪地的长官请求见孔子，孔子说：“凡是君子来到，我从没有不见的。”这位长官与孔子会面出来，感慨万千，对孔子的弟子们说：“你们几位何必为孔子丧失了官位而发愁呢？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上天将以孔子为木铎来号令天下。”
铎，就是一种金属的铃铛，而中间那个舌是木制的，所以叫木铎。铃铛摇起来自然会当当作响，所起的作用就是为了提醒大家注意——我来了。当然，拿木铎的人可不是小贩，而是宣达政令或者下情上达的朝廷官员。仪封人把这个木铎拿来比喻孔子，意义更有了飞跃——孔子所要传达的不是普通的王侯政令，而是上天的旨意。换句话说，孔子就是上天的代言人！
在那个年代，能成为上天代言人的，只有天的儿子——天子才有这个资格了。仪封人显然认为孔子肩负着某种神圣而伟大的使命。
有趣的是，苏格拉底也觉得，他是受神的命令和指派来唤醒希腊人的。当然，这在宗教界就更明显了，如摩西、耶稣，都非常明确自己肩负的神圣使命。《圣经》里说，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自从被上帝创造出来，就一直住在伊甸园里。他们听从上帝的安排，平静地在这里生活。那情形，真的如在母亲温暖的胎盘里一般，他们只在羊水里嬉戏，不受任何外来的影响。饿了，伸手一摘就有苹果吃；渴了，腿一蹲下就有泉水喝，生活无忧无虑，有始无终。这一对男女一直牢记着上帝的吩咐，不吃园子正中那棵树上能辨所谓善恶的果子。
有一天，一条蛇从遥远的远方飞来（它是受到上帝惩罚之后才永远地爬行在地上的），对亚当和夏娃说：“你们为什么不吃那丰硕、美妙的果子呢？”亚当和夏娃听了蛇的一番巧言，浑身立刻烦躁不安，似乎眼、耳、鼻、喉、舌全身所有的感官统统发生了作用，终于忍不住偷吃了智慧果。
为什么上帝不允许人类有智慧？为什么在人类得到智慧以后，上帝就开始抛弃人类了呢？
最好的答案，其实早就存在于老子的《道德经》之中。“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讲的就是智慧带来的问题。人类渴望智慧，而智慧带来了高尚，也带来了自私；带来了审美，也带来了丑恶；带来了仁义，也带来了虚伪；带来了建设，也带来了毁灭！
混沌的人类变得聪明之后，就被赶出了伊甸园，也就从此失去了自己的家园。
关于“混沌”一说，庄子在其专论《混沌篇》里论述得最为精到：混沌的两个朋友为混沌发愁，以为混沌没眼没耳没鼻没嘴不能视不能听不能闻以至不能呼吸，就决定做做好事，为混沌“日凿一窍”，一共凿出七窍，结果，“七日混沌死”。
混沌死了，世界终于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人类社会再也没有了宁日，生活开始了动荡，竞争、斗争乃至于战争旷日持久。“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成为永远无法恒定的概念。人类身体里的两个“我”，永远互相矛盾，互相折磨。
失去了伊甸园，人类其实一直都在外面流浪。所以诺瓦利斯说：“哲学就是怀着永恒的乡愁寻找家园。”
当年的郑国人说孔子像丧家之犬，而“文化大革命”时，孔子也常常被骂做“丧家之犬”。其实，“丧家之犬”哲学意味颇深，可以说是对整个人类生存状态准确、生动、形象地描述和隐喻。我们谁不是丧家之犬？但只有孔子这样的大哲，才能对这个妙手偶得的比喻了然于心并欣然受之。《圣经》里讲人类被赶出伊甸园，郑国人说孔子是丧家之犬，可以说道出了天下人共同的困境。哲学要解决的就是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三个问题，就是“丧家之犬”的问题。
孔子在自己的人生历程中，有着超群的追求，同时又一再面对失败。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领悟到人类悲剧性的存在，才知道“丧家之犬”这个比喻是多么准确。这个比喻，道出了人类的可怜，当然也道出了人类的可敬。人类就是在一个不幸的境遇里，不懈地仰望着头顶的星空，寻找着昔日的美好家园。人类命运在显示其悲剧性的同时，又是一种很崇高的存在。在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里，只有人类才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是悲剧性的，知道自己是“丧家之犬”，并试图改变这种处境。
孔子在鲁国从政，从51岁到55岁这几年，连齐国这样的大国，都认为他的政绩成就斐然，如果继续下去，鲁国就会强大起来。但就在这个时候，鲁定公和三桓决定抛弃孔子。按照礼节规定，郊祭完后，祭肉要分送给大夫们。可是这一次，鲁定公却没有把祭肉分给孔子，这就是告诉他：我们不要你这个大司寇和代理丞相了！
孔子从55岁开始游历诸侯，一直到68岁回到鲁国。14年中，孔子去了卫国、曹国、宋国、郑国、陈国、还有楚国……无论哲学意义上的家还是现实生活中物理形式的家，孔子都没有。他的家在鲁国，鲁国才是他的祖国。他非常希望回到鲁国，但是14年中，鲁国政府一直没有邀请他回去。孔子的妻子留在鲁国，儿子留在家里陪伴母亲，只有他一个人带着弟子四处飘荡。68岁时，在弟子冉求的努力下，孔子终于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
倦游回到祖国之后，孔子赞《周易》，作《春秋》。公元前481年的春
天，鲁国叔孙氏的仆从商打猎时，捕获到一只怪兽，大家都认为是不祥
之兆。当时71岁的孔子看见之后掩面大哭：“这是麟啊！它为什么来啊，为什么来啊！”随后，他就在一片竹简上写下了“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这几个字，并决定不再继续写下去。
鲁哀公16年，73岁的孔子怀着无限的遗憾告别了人世。
在那个嗜血的冷酷的时代，孔子到处宣扬着他的仁德与博爱，但却到处碰壁，周游的历程充满了屈辱和无奈，遭遇了太多的苦难和危险。齐景公不留他，鲁定公不用他，卫灵公冷淡他，小人政客打击他，“狂狷者”们嘲笑他，畏于匡斗于蒲，一个叫做司马桓魋的人还要杀了他。然而孔子依然从容、镇静：“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鲁哀公二年，孔子师徒在陈国被人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食物全部吃完，绝粮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派兵，师徒们才免于一死。
不仅统治者对孔子不予理睬，当时社会上很多人对孔子的追求似乎也都不以为然。
孔子在卫国击磬，一位背扛草筐的人从门前走过说：“可怜可叹呀，声音硁硁的，好像在诉说没有人了解自己。找不到知音就独善其身算了，好像涉水一样，水深就和衣泅涉，水浅就撩衣趟过，何必固执不化呢！”子路夜宿鲁国的石门，看门的人听说他从孔子那里来，挖苦讽刺说：“是那个明知行不通却还要去干的人吗？”楚国的狂人接舆故意唱着歌从孔子的车旁走过：“凤凰啊，凤凰啊，你的德运怎么这么衰弱呢？过去的已经无可挽回，未来的还来得及补救。算了吧，算了吧，今天那些政客们太危险了！”长沮、桀溺两位隐士对子路说：“礼崩乐坏，像洪水滔滔，谁能够改变它呢？而对你来说，跟着孔丘躲避坏人，哪里比得上跟着我们躲避整个社会呢？”孔子听说后很是失望：“人啊，总不能与飞禽走兽合群生活吧？我不同世上的人群打交道，还与谁打交道呢？如果天下有道，我孔丘也就不会呼吁什么改革了。”
但是，孔子有着一大批忠实的弟子。子路曾经对老师的追求一度不解，但面对一个老丈的揶揄，他却发出如此的感慨：“一个有抱负有才能的人不为政是不对的。长幼间的人伦关系不可废弃，君臣间的秩序，又怎么能废弃呢？想要洁身自好，对人伦道德不理不睬，就是回避了自己的责任。君子为政，只是为了推行道义于天下。至于推行的难度，我们早就知道了。”
孔子说的“温故”，也可理解为“温古”。对于现代人和现代社会来说，要发展，要知道未来，也不能不了解过去。因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善于继承，寻得人类远古的思想资源，我们才会有合乎大道的创新，也才能够真正的继往开来。
孔子感叹：“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这就是说，天是可“则”的。
在孔子那里，“天”，有时是自然现象，有时又是感情的寄托和心灵的慰藉，在他最艰难最无奈的情况下，是“天”给了他精神的力量，鼓舞并支撑着他继续前行。作为一个诚实的学者，在那样一个文化转型的时代，孔子高度自觉地担负起他所认定的“上天”赋予的、承上启下的文化使命。
伟大的孔子，带给了我们自强不息的精神、自省自觉的精神、大仁大爱的精神、弘毅担当的精神、海纳百川的精神、和而不同的精神。试想，倘若没有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没有孔子抱定的“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坚定信念，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怎会如此多彩？中华民族的精神天空，怎会如此灿烂？人类文化中倘若少去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智慧，一定会黯然失色！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毫无疑问，孔子就是我们民族关注天空的人！所以朱熹感叹：“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人类所有杰出的思想家同孔子一样，都是传道天下的“木铎”。
礼之用，仁为本
1962年，周恩来总理到西郊机场为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送行。亲王的飞机刚起飞，我国参加欢送的人群便自行散开，各自找车准备返回，而周恩来这时却依然笔直地站在原地未动，并指示工作人员立即把那些登车的人请回来。
这一次周总理发了脾气，狠狠地批评说：“你们怎么搞的，没有一点礼貌！各国外交使节还在那里，飞机还没有飞远，客人还没有走，你们倒先走了。大国这样对待小国客人不是搞大国主义吗？”
当天下午，周总理就把外交部礼宾司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负责人找去，要他们立即在《礼宾工作条例》上加上一条：今后到机场为贵宾送行，必须等到飞机起飞，绕场一周，双翼摆动三次表示谢意后，送行者方可离开。
仁与礼，如一面镜子，显示出人性与人品，可以说就是人格修养的昭示。“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实质。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与礼是两个最基本的范畴。
颜渊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回答：“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这句话中还提到了“礼”，孔子认为，能够约束自己来实践“礼”，那就是“仁”了。一旦都这样做了，天下便尽归入我心之仁了。为“仁”完全在于我们自己，哪里是做给外人看的啊！
孔子将“礼”与“仁”放在一起讨论，可见二者的关系，就如同硬币的两面，不可分离。如果我们实现了真正的“礼”，那么就可以成“仁”；如果我们能够实现“仁”，“礼”也就顺理成章。“礼”与“仁”虽然关系密切，但却有先后之别，“仁”是“礼”的本质，“礼”后于“仁”而存在。
子夏问孔子：“‘笑语盈盈，美目顾盼，无须打扮，绚丽出自纯真和天然’，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这是说先有白底然后才可以绘画（质地不洁白，不会画出丰富多彩的图案）。”子夏又问：“那么，是不是说礼也是后于仁的事呢？”孔子非常高兴地说：“商啊，你真是能够启发我的人，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经》了。”
孔子赞扬子夏举一反三，而子夏也领悟到“仁”是美的本质和源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则仅仅是美的表现形式。如果我们只是追求“巧笑”和“美目”，即便天天涂脂抹粉精心打扮，也只是东施效颦。因为西施的美来自天然，岂是东施可以从外表上模仿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抺总相宜”。苏轼这首诗，说明的正是“仁”与“礼”的关系：“仁”为本质，“礼”为形式。
一个人如果没有了“仁”，所表现的“礼”也是虚伪的、做作的，甚至有害于社会。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曾子评价孔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的内涵就是“礼”与“仁”，也可以说，“忠恕”就是对“仁”与“礼”的概括。为人处世只要做到了“忠恕”，我们便可以致“礼”而达“仁”了。
中国号称礼仪之邦，中国文化无处不表现出仁义忠恕的精神。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也就是只用有一个鱼钩的钓竿钓鱼，而不用网捕鱼；只射飞鸟，而不射巢中歇宿的鸟。孔子待物都是如此，待人就可想而知了。孟子则进一步倡导“仁政”，他认为“仁者无敌”，能王天下。
周王朝征服天下，依靠的岂仅是武力！当时的人民在商纣王的残暴统治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盼周如盼救星。历史从来都在证明，仁者能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周以仁德感人，以礼乐治人，国泰民安，四海清平，难怪孔子念念不忘恢复周礼。
孔子认为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治乱必复礼治。“从周”就是恢复周朝礼治。但是孔子并不抱残守缺，他对传统既维护又超越，所以对周礼作了适当的损益。
孔子说：“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就是说，比赛射箭的技艺，在于是否射中靶心，而不在于能否射穿皮革靶子，因为每个人的体力有所不同，这是古已有之的规矩。从射礼推而广之，就是礼之用，仁为本，就是“礼之用，和为贵”，贯穿的原则，就是“忠恕”。
辅佐齐桓公的大政治家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孔子则倡导：“贫而乐，富而好礼。”
孔子曾经就“礼”的问题求教老子，据说老子讲了这么一番话：“天地无人推而自行，日月无人燃而自明，星辰无人列而自序，禽兽无人造而自生，此乃自然为之，哪里借助了人力？人之所以生、所以无、所以荣、所以辱，皆有自然之理、自然之道。顺自然之理而趋，遵自然之道而行，国则自治，人则自正，何须津津于礼乐而倡导仁义？津津于礼乐而倡导仁义，则违人之本性就远了！犹如击鼓寻求逃跑之人，击之愈响，则人逃得愈远啊！”
老子之言，直指根本，但他并非否定仁义礼乐，只是强调顺自然之理而趋，遵自然之道而行，因为仁义礼乐本来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孔子面对现实所采取的办法，则是致力于将周礼上升到一种理性的自觉加以把握，希望由礼而义，由义而德，由德而道，逐步进行教化，最终实现道德的回归。
礼的实质是建立规范的社会秩序，乐也是表达人们思想情感的一种形式，在古代，乐也是礼的一个部分。但是，礼与乐都是外在的表现，而仁才是人们内心的道德情感，所以乐不可越礼，乐必须反映出人们对仁德的向往与赞颂。
没有仁德的人，居于上位却不能宽厚待人，行礼之时心怀不敬，参加丧礼无动于衷，即便讲求或者勉强参与礼与乐，也无非是虚假的典礼，矫情的作秀，孔子根本就看不下去，所以他如此感叹：“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孔子崇尚中庸之道，既不主张偏胜于文，亦不主张偏胜于质，而是主张不偏不倚，执两用中。
内容是根本，但也需要自然而然的形式来表现。内容超过形式，就会显得粗野，形式超过内容，就会显得虚华；内容与形式统一，才是真正的和谐，而和谐才是大美。
对于前代礼中违反仁的基本精神的部分，孔子予以了无情的驳斥和摒弃，他诅咒“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即是说第一个造木偶来殉葬的人，一定会断子绝孙的。因为偶像是人形，用来殉葬，非仁也！
孔子所赞扬的，是由尧、舜、禹一脉相承直至商、周的符合仁的标准的那一部分礼，所以他主张“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孔子由衷赞叹：“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一切优秀的人才，都是本着“为社会造福”的“仁”的思想进行着“智”的活动，所以罗曼·罗兰说：“除了仁以外，我不承认还有什么可以超越的标记！”莎士比亚对仁德同样高度肯定：“当仁与其他争夺产业时，仁总是以它的和颜悦色首先赢得了胜利。”
关于“有知识没文化”
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父母双方身体健康，体魄强壮，身材高大，智商优良，那么生育出来的后代具有相同的身体素质和智商的概率也会很高；倘若父母身体不健康，身材矮小，智商平平，生育出来的后代，各方面的素质通常都会很低。
20世纪的希特勒，为了优生的需要，下令给那些他们认为身体、智力条件较差的男女进行绝育手术，而让那些具备较高身体素质的男女成为生育的机器。
从纯知识的角度看，希特勒的所为是合乎科学的，但从文化伦理角度看，却是反人类的法西斯暴行。
人们常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知识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些话，当然都有道理。但是希特勒的极端作为让人类再一次懂得：知识和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利剑，善人利用知识则为善，恶人利用知识则作恶。
那么何谓知识，何谓文化呢？
所谓知识，指的是人类在实践中认识客观世界（包括人类自身）的成果。知识是可以量化的学问，例如物理知识、医学知识、文史知识等，它偏重于记忆性、技术性、职业性。
所谓文化，总体而言，指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但通常特指精神财富。文化具有超越具体职业、学科的特点，但又能影响到一切职业。
知识和文化是两个概念。很难说清这两者孰先孰后，不过仍然有人坚持要搞个明白。一些人认为，文化是第一位的，文化带动了知识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知识；另一些人则认为，知识是第一位的，知识带动了文化的发展，有什么样的知识就有什么样的文化。两者是纯粹的“正方”和“反方”。
不管怎样，自古以来世人总把知识和文化并论。然而，今天的语境却是：“有知识没文化。”
此话再确切一点，就是虽有知识，但缺失了应有的人文素养和生命境界。
因为大学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今天获得硕士、博士文凭的人数与日俱增，但这仅仅说明他们到达了一个学历的高度，并不能说明他们同时到达了一个文化的高度。
为什么今天许多有知识的人会被讥笑为“没文化”？一方面，因为他们往往信奉、追求的是知识的科学性，即使在文化层面也同样坚持遵循所谓的科学性，或者叫做实证性，对那些无法证实或者目前无法证实的东西，总是嗤之以鼻；另一方面，他们的道德情操、生命境界和为人处世的能力，又实在让人感到遗憾。
纵观古今中外所有伟大的科学家，无不是科学知识与人文情怀皆备。达尔文就告诫人们：“不要因为长期埋头科学而失去对生活、对美、对诗意的感受能力。”
不过，知识和文化有时也会成为对立的敌人。在中世纪的欧洲，文化似乎限制了知识；而在今天，似乎又是知识限制了文化。
知识要的是严谨的态度，亚里士多德就高呼“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坚定地同种种谬误作斗争，并让这种科学精神在西方发扬光大，于是出现了像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这样的科学斗士，绝不屈从于当时的宗教文化的压力，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知识的科学性，至今令人敬佩。
然而以正确的知识为基础的文化未必就是好的文化。强权倘若勾结不良文化，装扮成所谓先进的文化，就可以厚颜无耻、丧心病狂地干着反人类的勾当。希特勒推行的法西斯文化就是一例。
知识是客观的。由于人的认识有阶段性，知识的获得往往不会一蹴而就，需要经过学习——认识——再学习——再认识这样的过程和实践的检验，才能成为真知。
文化却是主观的，因为它是一种集体有意识或集体无意识。文化可以以正确的知识为基础，也可以以错误的知识为基础。但是无论怎样，只有合乎集体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文化，才是真正的文化。
知识易用成败得失加以评定，文化却不宜用成败得失加以评定；知识可以用某种程度丈量，文化却很难用某种程度衡量。比如，我们将小学知识程度、中学知识程度、大学知识程度，说成小学文化程度、中学文化程度、大学文化程度，就实在是一种误解、误会和误导。
我们可以说“知识的科学性”，也就是说有科学性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没有科学性的知识就不是真正的知识；但是我们并不能说“文化的科学性”，因为作为文化而存在的东西并不是都那么具备“科学性”。
文化是深入到认知者的本体中并且成为其生命体的一部分的东西。知识只有进入人的认知本体，渗透到行为与习惯之中，才能称之为文化。
知识与文化互为表里。知识是认识的结晶，文化是知识灵动的魂魄。我们可以以知识为载体来理解和掌握文化，但却只有在文化的背景下，才能在更高层面认识和理解知识，使知识成为有生命有灵魂的东西。
许多事情从知识层面我们无法解释，但是从文化的层面去理解，我们往往豁然开朗。
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人们创造的知识有所不同，文化也就呈现出不同的样式。东方人崇尚东风，地中海人崇尚西风；北半球人崇尚坐北向南，南半球人崇尚坐南向北。狩猎放牧使北方人总结和积累了狩猎放牧的知识，形成了强悍豪放的游牧文化；农业生产使南方人总结和积累了耕田种地的知识，形成了田园牧歌式的农耕文化。
知识与文化在人类的实践中产生。随着实践的发展，知识会不断更新，文化也会不断繁荣。但是知识更新很快，而文化的核心部分却是相对稳定，因为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一旦形成，就很不容易改变。“文”这个字，在中国的古文中通常是褒义词，例如《尚书》和《诗经》里的“文人”，是指有文德之人。我们通常讲的“文教”，其实也是文德之教。公叔文子的家臣僎和他一同做了卫国的大夫，孔子知道了这件事就说：“公叔文子死后，仅凭这一点，就可以给他‘文’的谥号了！”
孔子以文化、德行、忠义、诚信四项主要内容即“文、行、忠、信”教授学生，他最为重视的，就是文化的传承。
孔子呼吁“克己复礼”，目的是通过以仁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以礼为圭臬的社会秩序、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标准的道德规范，形成一种健康的、和谐的文化，从而实现天下大同。
文化的传承靠的是口传心授、习惯影响、典籍记载和教育等等形式来完成，文化的表现形式更是多样，但它的核心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只有深刻理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核心，才能真正认识这个民族。
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会通过语言文字、科学技术、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衣着饮食、节日、建筑等形式表现出来。例如我们中国的方块汉字、诗、词、歌、赋、曲、对联、书法、音乐等文学艺术，过年、端午、中秋等节日，茶、酒、中餐、火锅等饮食文化，祭祖宗、拜菩萨、坐轿子、吹唢呐、红白喜事等习俗，亭、台、楼、阁、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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