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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私家野史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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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历史试读：

蒋介石为何要一心杀韩复榘

一、父亲的性格

很多人认为我父亲韩复榘是山东人，这是错误的。父亲出生在河北省，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北方汉子。他身高一米八〇左右，略瘦，却很健壮；皮肤白皙，当年在湖南沅江中游泳，袍泽戏呼他是“浪里白条”；李宗仁对他的第一眼印象不是预料中的赳赳武夫，而是“白面书生”。

他或坐或立，永远是挺胸收腹，军姿挺拔；剃光头，几十年如一日；两眼细长，又总是眯缝着，往往在不经意中流露出一丝轻蔑：鼻梁高且直，下边是一道乌黑的短须，简约而醒目；嘴唇总是闭得紧紧的，嘴角微微下垂，显得冷峻、坚忍。韩复榘

父亲从来就不是戏说中的那种咋咋呼呼、张牙舞爪的军人，相反，他表情刻板，不苟言笑，几乎没有任何肢体语言。他说话一急，便有些口吃，因此，他说话很慢，很简短，但语气却很坚定，斩钉截铁，不容置疑。他与人谈话，从不夸夸其谈，大多时间是在默默地听，很少插嘴，但两眼逼视对方，脸上却毫无表情。他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受过良好教育，说话几乎不带粗口，即使发脾气骂人，也是如此。

父亲的这种性格，在他的戎马生涯中左右了他的命运。

二、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及在西安的几十名军政要员，引爆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当日晚，张学良密电我父亲，说明兵谏原因，请他速派代表赴西安“共商国是”。

记得那天晚上，母亲和我们都睡了。父亲回家把我们叫起来，笑呵呵地说：“告诉你们一件大事儿，张汉卿（即张学良）把蒋先生给扣了！”我们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电话铃响了，原来是《民国山东日报》社来电话请示：明天新闻见报，是否要称张学良、杨虎城为“张逆”“杨逆”？父亲回答说：“什么‘张逆’‘杨逆’，就说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

冯玉祥是12日中午接到西安事变的消息的，他立即意识到问题的敏感性，当日下午即派心腹邓鉴三北上，嘱其“告韩（复榘）、宋（哲元）小心说话为主”。

15日，张学良派一架军用飞机到济南接父亲的代表去西安，由于飞机跑道不够坚实，飞机降落时螺旋桨被折断，无法再使用。父亲派部下刘熙众于19日乘火车去西安。火车只通到洛阳，刘熙众认识一位空军队长，请他转告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派一架飞机送他去西安。王假意答应，却用飞机把刘熙众送到了太原，是时蒋介石已被释放。“西安事变”爆发后，济南的《新业日报》发表社论，主张和平解决，呼吁团结抗日。南京国民党中宣部致电父亲，令其查封该报。父亲在中宣部电报上批了两个字：不理！他的这一习惯最终被人利用，要了他的性命。

在南京，何应钦等力主轰炸西安，冯玉祥主张和平解决，双方争执不下。据传何应钦拟密谋刺杀冯玉祥于中山陵附近的我父亲的公馆。冯听到消息后搬到城外头条巷办公厅，并准备下一步逃离南京，潜往山东。

南京何应钦等主战派咄咄逼人，我父亲十分反感。他一改此前之审慎态度，于21日以密码形式致电张学良，称赞张氏之非常行动为“英明壮举”，并通知张、杨，他的部队将“奉命西开，盼两军接触时勿生误会”。父亲的电报立刻被南京特工破译，一石激起千层浪，南京高层极为震动，立即派蒋伯诚飞济南会晤我父亲，同时电询宋哲元的意见。蒋伯诚对我父亲说：“蒋夫人及宋部长正准备亲赴西安谈判，委员长脱险指日可待，你怎么还发这种电报呢！”父亲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电报已泄露。

宋哲元认为父亲的密码电报太过莽撞，不仅于事无补，还得罪了蒋介石、何应钦。为协调立场，也为替父亲转圜，宋哲元偕秦德纯、邓哲熙去济南，在泺口车站与我父亲会晤，23日，宋哲元和父亲联名发表“漾电”。“漾电”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赏，但也受到南京方面的高度质疑。“漾电”有悖于何应钦倡言的“军事与政治兼顾之解决办法”，“由中央召集在职人员和在野名流妥商办法，合谋万全无遗之策”，更被南京高层视为“节外生枝”、“别有用心”。

冯玉祥在高层会上为父亲和宋哲元开脱说：“韩、宋在北伐，皆勇敢善战，但读书太少，心思太粗。发电前未必一句一字有所研讨，可以不必顾虑。不过去人看看，把中央旨意详告，确有必要。”

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下午5时50分，被释的蒋介石到达洛阳。据说当时父亲正在济南省政府打麻将，听到这个消息后，当着南京方面派到济南的蒋伯诚面，把眼前的牌一推，说：“这叫什么事嘛，没想到张汉卿做事情这么虎头蛇尾！”有人评说，就是这句话埋下了父亲以后遭杀身的隐患。

父亲在“西安事变”中始终站在张学良一边，当是犯了蒋介石的大忌，对此，蒋介石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的，只要看看张、杨的结局，父亲嗣后被杀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七七”事变之后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当天，我父亲不在济南。他是在接到省府秘书长张绍堂打来的电话时才获悉卢沟桥事件。他吩咐张绍堂与第三路军参谋长刘书香以他的名义给庐山蒋介石写一封信，大意是说：第三路军有部分将领正在庐山受训，请尽快命他们返鲁，做应战准备；请为第三路军补充高射炮等防空武器。张绍堂还在电话里向父亲报告：刚接到北平市长秦德纯来电，称局势有所缓和，日本人表示愿意谈判，他们亦不欲扩大事态。父亲在电话里笑了，说这是日本人的缓兵之计，欲借机调动兵力。仗注定要打，日本人不拿下北平不会罢休。

父亲的分析与预见很准确。这时日军兵力尚且不足，企图通过谈判争取时间，待日军源源不断开进华北，就开始向在廊坊和北平、通州的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发动猛烈进攻。28日晚9时，第二十九军被迫撤出北平。

7月15日，父亲下令所部军官送家眷回籍，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他命令将山东省汽车路管理局改编为第三路军汽车兵团，将所有载重汽车加装钢板，作为装甲汽车使用，担任作战和军事运输任务。

接着，父亲将荷泽一带的自卫训练班壮丁四千人（自备枪支）编为第一补充旅，委任孙则让为旅长；将胶东第七专区训练的壮丁三千人（自备枪支）编为第二补充旅，委张骧伍为旅长。日后蒋介石给他钦定的罪名之一“收缴民枪”，即指此事。日军占领济南后，孙则让的第一补充旅，撤到河南漯河，全部编入中央军炮兵。

父亲于7月28日、29日两次致电蒋介石，要求国军各路同时出击沿津浦线南下之敌。蒋介石回电称，他自有主张，自有办法，云云。

30日，父亲应蒋介石电召赴南京开会，临行前对梁漱溟笑着说：“赶紧回邹平挖地洞吧。”意思是让他作好打仗的思想准备。会后父亲回到济南，对梁漱溟说，蒋介石见到他没谈什么，似有一肚子心事，却一点儿也不吐露。他临走时，蒋介石对他说：“我的意思，你完全明白。”我父亲对梁漱溟感叹道：“我是糊里糊涂去南京，又糊里糊涂回济南。我看蒋先生并无抗日决心。”

7月上旬，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奉蒋介石命令由江苏淮阴开往山东临沂。父亲不再顾及与日本达成不在山东驻中央军的默契，当几列火车搭载北上的第五十一军源源开到济南时，父亲在车站联合办公时理直气壮地命令参谋：“通知日本领事馆，中央军过山东了。”遵照部署，第五十一军驻防青岛以南沿海至连云港及胶济路东段，以防日军从海上登陆。

中日既已开战，父亲为表示对日决绝，限令日本驻济领事馆人员及日侨民三天内撤离济南，并不准带走财物。7月18日，日驻济武官石野到省府与他谈判，企图诱使他保持“中立”。谈判持续到到深夜1点，最后我父亲说：“你们把我韩复榘当作汉奸看，那你们瞎了眼！明天你们不走，你们的安全我就不负责了。”正好七十四师师长李汉章有事进来，听见他的话并见其怒容满面，就知道是日本人的要求使他感到受侮辱了。19日，省府办公会上，父亲对与会者说：“日领事馆人员及侨民今早乘专车赴青岛回国去了。他们希望我们中立，真是异想天开！”这天，日本驻济领事馆人员及日本侨民乘车离济去青岛回国，日本洋行、工厂一律封门上锁。青岛的日本人也全部撤离回国，日官方一切事务由美国领事馆代为处理。

8月4日，父亲就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为李宗仁；第三路军扩充为第三集团军，父亲兼总司令。何思源等几位厅长给他道喜。他说：“总司令是大家的，以后有事大家商议。”

四、坚决抗日“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梁漱溟应邀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国民政府参议会。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嘱梁漱溟陪同蒋百里赴山东视察防务。

梁漱溟回到济南向我父亲汇报此事。我父亲说，他已收到蒋介石的电报，知道梁漱溟陪同蒋百里来山东，但不知道究竟来干什么。梁说是蒋介石派他来山东视察防务的。父亲一听就笑了，说：“难道他们还想守山东吗？我认为山东是守不了的，我们打不过日本人。唯一的办法是保存实力，把军队撤到平汉铁路以西，等待国际上的援助，然后再反攻。别的出路没有，欧美是不会让日本独吞中国的。这些道理，蒋介石肚子里比我明白得多，还装什么样子！”

平、津沦陷后，驻北平日本当局曾派特使飞济南，与我父亲谈判。日方提出可以不在山东驻军，但要假道山东运兵。父亲明确表示，不管是驻兵还是运兵，都不允许日军进入山东。

8月20日，日本驻烟台领事馆亦关闭。11月中旬，上海沦陷，南京告急。父亲下令没收日侨财产，在日本洋行内抄出大量枪支、鸦片等私货。他派爆破队到淄博、胶东一带将日本人的厂矿炸毁。

这期间，中共中央毛泽东致信父亲，呼吁建立抗日联合战线，并告之将派同志前往拜谒，“乞赐接谈，如承不弃，予以具体办法”。

父亲采纳了中共中央军委派来的军事联络员的建议，释放了大批在押的共产党干部，并在第三路军成立政训处，举办第三集团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父亲出任班主任，爱国人士余心清任副主任，北平“左派”文化人主持教务工作。学员主要是平、津流亡学生、山东爱国知识青年及“乡建”派人士，前后共办三期，有一千三百人参加培训。第一批学员五百人于8月底入学，9月中旬被派往临清、德州、惠民、烟台等地开展抗日工作。

1937年9月底，日军沿津浦线长驱直下，兵临鲁境。

第三集团军在津浦线上已集结三师一旅，主力几乎全部压到鲁北，空出的胶东及沿海地区只能由民团填防。

父亲给母亲写信：我部这次与日寇浴血奋战，伤亡惨重，为我从军以来历次战斗所未有，眼见官兵如此伤亡，我心中十分沉重。今后战斗会更加严重，生死存亡，难以预卜。

1937年9月30日，沿津浦线南下的日军矶谷廉介第十师团一部占领冀鲁交界的桑园车站，战火烧到山东的大门口。

10月2日，第三集团军第四八六团夜袭桑园成功。德州守军第八十一师二四三旅四八五团奋力反击。但4日，德州城陷，第四八五团官兵全体为国捐躯。

此后，第三集团军在黄河以北之津浦线上与日军鏖战，历经徒骇河之战、津浦线反击战、临邑之战等役，伤亡惨重。

11月13日，父亲在手枪旅第一团团长贾本甲、副官杨树森、特别侦探队第二大队大队长朱世勤陪同下，率卫士及手枪旅一团二营五连的一个加强排，共七十多人赴济阳前线督战，在济阳西关附近一个村庄，与一支由装甲车队和骑兵部队组成的日军快速突击部队不期而遇。由于敌我战力悬殊，父亲一行寡不敌众，伤亡殆尽，在众卫士拼死掩护下，父亲才突出重围，回到济南。此时，身边只剩下副官杨树森，嗣后又陆续有九名弟兄突围回来，其余弟兄全部阵亡。父亲沉痛地说：“我韩某人能活着从济阳回来，是近六十弟兄的性命换来的。”

五、留下家书

父亲从济阳突围回来，给母亲写了一封亲笔家信，让一位副官专程送到曹县。当时母亲已带着我们兄弟姊妹随后勤机关撤到鲁西曹县。

父亲的信全文如下：大姐：我部这次与日寇浴血奋战，伤亡惨重，为我从军以来历次战斗所未有，眼见官兵如此伤亡，我心中十分沉重。今后战斗会更加严重，生死存亡，难以预卜。请大姐再勿为我操心，只要把孩子们照顾好，教育好，我即感激之至！现派人送去五千元作为今后之家用，望查收。致安好。向方（韩复榘字向方）

母亲接信痛哭。实际上，这已是父亲的绝笔了。

11月16日，父亲下令全军撤退到黄河南岸。蒋介石从南京打电话令他炸毁黄河铁桥。

第三集团军从1937年10月1日夜袭桑园始，至11月16日撤到黄河南岸止，在鲁北抗战历时一个半月，经过大小战斗十余次，据孙桐萱军长说：“在这次战斗中，曹（福林）、李（汉章）、展（书堂）等师牺牲过半。”

对此，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民国史专家吕伟俊教授在其所著《韩复榘传》一书中，就父亲在鲁北抗战中的表现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从上述抗战以来韩复榘的表现来看，总起来说他还是抗战的，不论其态度是消极或是积极，他还是坚持打了几仗。因此一般史书上称韩‘不战而逃’是不妥当的，也不符合事实。逃在后，战在前。至于传说他想投降当汉奸，就更是无事实根据的。”

第三集团军撤守黄河南岸以后，从1937年11月16日，到12月23日，在此一个月零一周的时间内，战事相对平静。日军偶尔隔河炮击，飞机也来过几次，在济南丢几枚炸弹就飞走了。日机还来过两次空投“通讯筒”，发动“政治攻势”。父亲将日本人通讯筒内的劝降信挂在办公室内示众，以示抗战到底。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来济南视察防务，父亲与他讨论时局及战略问题。当时南京刚沦陷半月，人们记忆犹新，因此黄河防线能否守住，对于李宗仁和我父亲来说已不是问题，他们讨论的关键是，黄河防线一旦被敌突破，第三集团军将辙往何处。李的意思是第三集团军应撤进沂蒙山区，准备打游击。父亲不同意，反驳说：“浦口已失，敌人即将打到蚌埠。他们节节撤退，我们没有了退路，岂不成了包子馅吗！”二人不欢而散。

在父亲看来，将第三集团军赶到山里去打游击的计划不仅极其荒谬，而且别有用心。他认定这是蒋介石利用日本人之手消灭非嫡系部队的一个阴谋。父亲在与李宗仁会晤之后，认为蒋介石既然不肯给他出路，他只有自己找出路了！

此时，李宗仁欲将父亲的炮团调走。

对此，父亲十分气愤。他对何思源说：“蒋叫我们在山东死守黄河，抵住日军，原说派重炮支持的，到快用的时候，忽然抽调走了。他们不守南京，却叫我们死守济南，叫我们用步枪跟日军拼吗？”

李宗仁对此也十分气愤，认为父亲没把他这位司令长官放在眼里。

经过历时一个半月的鲁北作战，父亲深感自己的部队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战斗力，都与日军相去甚远。他认为，在长期抗战之大战略下，与其死守黄河，悉数被歼，不如有计划撤退，保存实力，以利再战。

实际上，父亲早就持有“中国抗日必须西撤而后反攻”的战略思想。他曾向视察山东防务的蒋百里明白表示：对日不求现在决战，但求能战能退，中国军队必撤至平汉线以西，待得到国际援助后，再反攻过来，方能取胜；如目前即进行决战，徒供牺牲，不如暂时保存实力，以待来日。这一观点与蒋百里关于我们的国防线应以“三阳（洛阳、襄阳、衡阳）线”为准的理论不谋而合。

父亲的战略思想应该是没问题的，事实证明，此后八年抗战的发展轨迹也大抵如此。但是，战略决策是大本营的事，父亲虽位尊战区副司令长官、集团军总司令，也不过是一名高级战地指挥官，必须服从大本营的指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无论有什么理由，也必须服从大本营的命令。蒋介石后来欲置他于死地，其实用不着劳神费力，拼凑什么“五大罪状”，仅以“不尊命令，擅自撤退”一条，就足以置他于死地。

六、与李宗仁的矛盾日深

济南危急时，父亲令山东省府由宁阳再迁往曹县，将弹药、给养等军需物资、军医院、修械所、伤病员及官佐眷属用火车运送到河南漯河、舞阳、南阳等地。火车过徐州时，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来电阻止，责问：“豫西非第三集团军的后方，为何运往该地？”父亲随手在电报上批曰：“全面抗战，何分彼此。”又云：“开封、郑州亦非五战区后方，为什么将弹药、给养存在该地？”父亲的参谋处不知是何居心（参谋处有蒋系特务，如联络参谋王道生等，意在挑拨父亲和李宗仁的关系），竟按他随手所批字句，直接电复五战区长官司令部，事先也未将复电呈父亲过目。李宗仁接电，大怒，将父亲之复电直接转给蒋介石。

父亲在电文上信手写批语是他长年军旅生涯养成的习惯，多为有感而发，并非正式复电电文。冯玉祥也有如此习惯，有时看到不合意的文电，批语更是出奇，如：“放屁”“放狗屁”“脱裤子放屁”等，不一而足。

在经过一个多月的相对沉寂之后，日军决定对济南发动攻击。

很快，第三集团军两面受敌，父亲通过电话向李宗仁请求调五十一军于学忠部支援济南，遭到李宗仁的拒绝。

父亲气愤至极，他认为这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大本营以抗战为名，消灭异己的诡计之一，于是再无心恋战，决计引军西撤。

父亲命令孙桐萱第二十师留守济南断后，第三集团军其他各部向泰安、兖州方向撤退。

27日晨，日军占领济南。

在济南战役中，第二十师伤亡营长五人，连、排长30余人、士兵1500余人；手枪旅第一团伤亡连、排长10人、士兵300余人。

父亲离开济南后，李宗仁电令其死守泰安。父亲又在来电上信手批了八个字：“南京不守，何守泰安。”参谋处故伎重演，仍将父亲所批字句当作复电，直接拍发给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李宗仁接电，大怒，将电文转给蒋介石，指责父亲不听指挥，擅自行动。

不得不承认，我父亲拒不执行“死守泰安”的命令是犯了一个致命错误。

一个月前，李宗仁、白崇禧还反对守南京，李宗仁甚至主张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李宗仁认为，蒋介石死守南京，是他犯的第二个错误，而第一个错误是死守上海。李说“无奈蒋先生不此之图，意气用事，甚至溃败之兆已显，他还要一守再守，终于溃不成军。试问在长期抗战的原则下，多守一两日和少守一两日，究竟有多少区别？但是在用兵上说，有计划的撤退和无计划的溃败，则相去远甚。”李宗仁言之有理，掷地有声，至于一个月之后他为什么又认为“死守泰安”非但不是“第三个错误”，而且必须贯彻执行不可，自有他的道理，或许泰安“多守一两日和少守一两日”区别很大，第三集团军“有计划的撤退和无计划的溃败”相去不远了。

父亲作为一名战地指挥官，对上级的命令，应该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否则，你说没必要死守，他说有必要死守；你说他借刀杀人，他说他没借刀杀人，这个仗还怎么打？

父亲不听指挥，李宗仁又告他“御状”，况且又是以“抗战”的名义，这对蒋介石来说是绝好的时机。

蒋介石指责我父亲丢了山东。父亲毫不客气地顶撞说：“山东丢失是我的责任，南京丢失又是谁的责任呢？”

李宗仁拿着我父亲的那些电文，将我父亲违抗命令，不听指挥的情形告到了蒋介石那里。蒋要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解决这个问题。刘熙众请示父亲怎么办，父亲命人到参谋处将最近与李宗仁来往的电报取来检查。刘熙众翻阅一遍，果然有些词句很生硬，但这些词句都是他在来电上信手批注的，而参谋处却将这些文字原封不动当作正式电文发了出去，事先也没请他过目。父亲自知欠妥，但倔犟的性格使他不肯认错，只淡淡地说：“李宗仁要打官司，那就打吧！”刘熙众竭力劝导，请他派人去徐州，当面向李宗仁解释一下，以缓和关系。父亲沉思了一会儿，说：“好，你代表我前往解释解释吧。”

刘熙众走后，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我父亲，说：“我决定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在开封开个会，请向方兄带同孙军长等务必到开封见见面。”父亲不假思索就答应了。第三路军“八大处”的处长们都坚决劝他不要去开会，主张派代表参加，但他去意已决，劝阻无效。

下午，刘熙众赶到徐州，李宗仁在升火待发的专列上接见了他。刘熙众先婉言解释了一番。李一反平时一团和气的态度，脸色很难看，时而冷笑，不置可否。刘忧心忡忡而去。

当日晚，刘熙众返回巨野，向父亲如实报告会见李宗仁的情形。父亲表示根本不在乎李宗仁的态度。刘熙众不放心，找秘书长张绍堂商量办法。张绍堂说，开封会议的通知已到，主席已决定前往出席。

刘熙众又去见父亲，劝说：“据我见李长官的神情，开封会议恐对我们不利，主席还是不去为好，派个代表去，也有缓冲的余地。”父亲说：“我已复电说到时出席，怎么能又不去呢！”刘说：“可以请个临时病假。”父亲笑着说：“你不要神经过敏，我不去更叫人家怀疑。我又没有投降日本，怕什么？”

10日，父亲偕参谋长刘书香等乘汽车，从巨野到达曹县，在第十二军军长孙桐萱的军部休息片刻。午饭后，孙桐萱、省府委员张钺及部分旅、团长随韩一行同赴柳河车站，在40余名手枪队及1个卫队营护送下，换乘一列钢甲车开往开封。

傍晚，父亲一行到达开封。

同日，蒋介石偕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自南京飞抵开封。

军统局第二处处长戴笠，偕军统局特务总队总队长王兆槐，带领十二名特务亦先期到达开封。戴笠指定王兆槐具体负责绑架行动。

11日上午，父亲偕孙桐萱、张钺等去开封图书馆，拜会先一天到汴的第一集团军宋哲元、秦德纯、过之翰等前西北军袍泽。交谈中，说起最高军事当局借刀杀人，排除异己，父亲不禁义愤填膺，滔滔不绝。宋哲元见他还是当年直来直去、口无遮拦的习惯，很替他担心，于是劝道：“向方老弟，按说我是不赞成你来开封的。到了这里，我们已然是笼中鸟，还是少说为佳。”

下午1点半，军事会议在开封南关袁家花园举行，父亲偕孙桐萱等乘车前往出席会议。

开封军事会议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有关这方面的文章，连篇累牍，人言各殊，其中不乏文艺小说、传奇故事。即使是当时亲临现场的李宗仁、孙桐萱、吴锡祺和张宣武，在他们日后所撰写的回忆录中，对与会情景之描述也有相当出入，这显然是与各位所处的时代背景、身份地位、派系情结、价值观念、切身利益、个人恩怨及品行修养等不无关系。

无论如何，父亲确是在开会期间被蒋介石的特务绑架了。

七、父亲被枪决

会议期间，蒋介石指责我父亲丢了山东。我父亲毫不客气地顶撞说；“山东丢失是我的责任，南京丢失又是谁的责任呢？”

当蒋介石在会上宣布父亲因“不听命令、擅自撤退”而被扣押时，宋哲元首先站起来，说：“韩复榘不听命令，罪有应得。委员长原谅他是个粗人，没有知识，请从轻判他。”随后宋又回过头来，请大家站起来为我父亲求情。当时前边的一些人都站了起来。蒋介石连声“嗯，嗯……好，好”，随即散会。

父亲被特务带离会场，由汽车送至火车站，站内一列准备好的专车已升火待发。父亲在众特务、军警的簇拥下刚被押上火车，火车便轰然开动。一时间，陇海线及平汉线上所有火车一律停驶，让开线路。搭载着父亲的火车先沿陇海线向西疾驶，到郑州再转平汉线南下，沿途一刻不停，直达汉口。在车厢里，特务头目王兆槐一直陪坐在父亲身边。

父亲很轻松地对孙连仲说：仿鲁（孙连仲字），你放心吧，我顶多就是回家种地去呗，没什么了不起的。

父亲被扣押后，蒋介石召见孙桐萱，说：“韩复榘不听命令，不能再叫他回去指挥队伍。”孙说：“他在北伐时期作战有功，给国家出了很大的力。不过他个性太强，有不周到的地方，请委员长原谅他，无论如何留他的性命，不叫他指挥部队，叫他休息休息也好，留在钧座身边，教他痛改前非，以观后效，或叫他出国。”蒋说：“好，好。考虑考虑，考虑考虑。”接着，蒋介石将几条手谕拿出来交给孙桐萱，说：“你任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曹福林任前敌总指挥，于学忠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你听于学忠指挥。你马上回曹县，整顿队伍继续抗战。”

蒋介石又召见何思源，问：“韩复榘扣留你多少教育经费？”又问：“韩复榘是怎样卖鸦片烟的？”何直言：“韩复榘从未欠过教育经费，也并不卖鸦片。”

父亲被羁押在武昌平阅路三十号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的一座二层花园小楼里，他住二层，特务住一层，生活上对他尚优待，特务头目王兆槐每天陪他聊天、下棋，但不准他离开小楼，也不准他与外界联系。

由于特务严密监守，封锁消息，父亲从1938年1月11日在开封被扣到24日在武昌被杀，其间十三天时间究竟发生过哪些事情，外间全然不知，至今仍是个谜。

20世纪80年代，时任“民革”北京市委秘书长的王先生曾告诉我，他在我父亲被羁押期间，曾陪孙连仲去看望过他一次。王时任孙连仲的秘书长，看望的地点就在武昌父亲被羁押的小楼，孙连仲上二楼与他单独谈话，王在楼下等候。半个小时后，孙连仲从楼上下来，父亲也走下来送客。只听父亲很轻松地对孙连仲说：“仿鲁（孙字），你放心吧，我顶多就是回家种地去呗，没什么了不起的。”王见他军装很整洁，气色也很好。至于他和孙在楼上都说了些什么，王也不得而知。

关于父亲被杀前经历了什么，这是迄今为止我所知道的唯一消息。

1938年1月25日，《扫荡报》发表了中央通讯社的一条消息：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第三路军总指挥，陆军上将韩复榘因“不遵命令，擅自撤退”，并“别有借势勒派烟土、强索民捐、侵吞公款、收缴民枪等情事”，于1月24日执行枪决。

父亲是1938年1月24日在其被羁押的小楼里遭枪杀的。当时现场发生的一幕，没有目击者的报告，有的只是传闻。不过各种传闻大抵一致，或许比较接近事实，我们也姑从其说。

是日晚7时，两名特务上楼对我父亲说：“何部长找你谈话，请跟我们走。”父亲起身欲走。特务问：“家里有没有事？你写信我们可以送到。”父亲说：“我没有家。”随即下楼。他走到楼梯中间拐弯处，发现楼下已布满荷枪实弹的特务和军警。他对前面领路的特务说：“我的鞋小，有点挤脚，我回去换双鞋……”遂转过身去，刚要上楼，背后枪声大作。他回过头，只说了声：“打我的胸……”便倒在血泊中。

几乎所有的传闻都确认：父亲身中七枪，不过有说头部中二弹，躯体中五弹；有说全部击中胸部。父亲的纪夫人和五叔为父亲开棺料理遗体时，刘熙众及第三集团军第二十二师军医处长姜墨林等也在现场，他们都证实父亲“身中七枪，都在胸部”。不过，由此又引出一段传闻，说是蒋介石事先已嘱令刽子手不要打父亲的头部，因为他是二级上将，又是一省主席云云，是耶非耶，姑妄听之罢。

八、料理后事

第三集团军将领及山东省府委员在山东曹县听说父亲的噩耗，惊愕之余都哭了。孙桐萱派刘熙众到汉口为父亲料理后事。

25日，张钺、王恺如见冯玉祥，请其帮助探询父亲遗体之所在，拟前往收殓。冯立即电询贺耀祖，始知父亲遗体已入殓，停于武昌长春观。

27日，刘熙众陪同二夫人纪甘青和五叔来到汉口。刘先去见冯玉祥，冯很难过，长叹不已。冯说：“你回来啦，人家这一手真毒，没想到这么快！你快去看看他的尸体怎么办，其他的事回头再谈吧。”刘说：“韩主席的家眷也来了，打算领回安葬。“冯说：“在国难期间，他又是这样死的，可不要铺张，快去办吧。”

第二天，纪夫人和五叔在张钺、王恺如、刘熙众及谷良民军长的代表、军医处长姜维翰等的陪同下，赴武昌长春观认领遗体。

父亲的棺木停放在长春观的一间空屋中，棺木前小桌上有用黄裱纸折叠成的一个牌位，上书“故鲁主席韩公向方之位”。棺木很大，很考究，通身黑色，前面有朱色木雕文饰。据说棺木是由鹿钟麟购买的，也有说是何成浚购买的，当然，不管是谁出面买的，估计实际掏腰包的还是蒋介石。

他们打开棺木，检查遗体，发现父亲身中七枪，都在胸部，血迹已代洗净，头面部亦无伤痕。他们一行原先以为收殓得一定很差，故而准备好了更换的寿衣和被褥，看到一切装殓得很整齐，大家商议，已无再换的必要，就由纪夫人用手巾为父亲净了面，将准备的寿衣覆盖在遗体上，另加一幅绸子苫单，蒙盖全身，再将棺木盖上，并在棺外做了副棉棺套。

吊唁期间，亲朋故旧为避嫌，不敢前往，场面自然十分冷清，只有父亲的挚友、时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孙连仲全副戎装前来鞠躬致祭，并送来花圈。军医处长姜维翰也代表谷良民军长送来花圈。

由于父亲生前多次前往鸡公山，对那里的自然景致情有独钟；加之鸡公山又在孙连仲的防区之内，便决定暂时将父亲的灵柩安葬在那里的苍山云海之间，俟战事结束后再迁回北方。

墓地是由鹿钟麟和孙连仲一起勘定、购买的，地点在鸡公山南岗风景区一处松柏成荫的山崖下面。父亲的灵柩用火车从武昌运到武胜关，再用汽车拉到鸡公山。下葬那天时届中午，天降大雪，万籁无声，在寒山远树之间，但见一队送殡仪仗及一具由数十人抬着的巨大棺木沿山道向墓穴缓缓行进，两乘蓝呢小轿紧随其后，纸片夹杂着雪片漫天飞舞……

傍晚时分，在一座三尺见方的新土坟前竖起一座简朴的青石碑，上书“韩公向方之墓”。

全部殡葬活动皆由孙连仲主持。

1954年，父亲的灵柩由家人迁葬到北京西郊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黑色的大理石墓碑上镌刻着“韩复榘”三个大字，下边是“1891—1938”。在那片幽静的墓园里，与父亲长眠在一起的还有谷良民、葛金章、何思源诸先生。（作者简介：周海滨，非虚构写作者。口述历史著名作家，凤凰网历史专栏作者。已出版口述历史作品：《家国光影：开国元勋后人讲述往事与现实》、《我们的父亲：国民党将领后人在大陆》等多部。）

狂傲之士叶公超的悲剧

一、教授生涯的终结

1949年国共易鼎之际由大陆赴台湾的名流大腕，沉浮不定，荣辱不同，但有两个人的命运却显得格外扑朔迷离，这便是文官叶公超、武将孙立人。

叶公超，原名崇智，字公超，后以字行，原籍广东番禺，1904年10月20日生于江西九江。其父叶道绳曾任九江知府。叶公超兄弟二人，早年丧母，父续贤后生叶崇德、叶崇禔二女，后父去世，由其叔叶恭绰抚养公超兄弟和姊妹。又因恭绰无子，视公超为子。叶公超

1917年，叶公超就读天津南开中学，1920年赴美国留学，先后毕业于缅因州贝兹大学（Bates College）和马萨诸塞州爱默思特大学。后赴英国留学，毕业于剑桥大学文学系。在英国，叶公超与现代诗人艾略特亦师亦友，叶成为第一个向国内介绍艾略特与作品的学者。1926年秋，叶公超归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师，主讲西洋文学，年仅23岁。此时蒋梦麟是北京大学的代理校长，蒋比叶大18岁，是叶当然的前辈，叶终生都以先生称呼蒋梦麟。1927年春，叶转赴上海，出任暨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5月与胡适在上海相识，并与徐志摩等人创办新月书店，翌年创办《新月》月刊，徐志摩任主编，叶与胡适、梁实秋、闻一多、潘光旦、余上沅等人参与编务并发表作品。1929年秋转赴北平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30年6月与贵州修文籍的燕京大学毕业生袁永熹女士结婚。1932年生女叶彤，1937年生子叶炜。子女命名，据说是出于《诗经》“彤管有炜”一语。1940年袁永熹携子女赴美定居，在美终了一生。

袁永熹有位弟弟叫袁永熙，其人先是在昆明拉杆子闹了一阵子革命，1938年进入西南联大经济系就读，未久即加入中共，次年春出任西南联大党支部书记、总支书记。此为中共在西南联大师生间培植势力之始，后来在昆明掀起的轰动中外的学潮中，袁永熙等辈出力甚悍。据说袁永熙是个少有的奇才，在联大期间，学习、工作、恋爱三不误，与就读于联大地质地理气象系、思想比较另类的“一代文胆”陈布雷之女陈琏在感情上碰出了火花，建立了恋爱关系。皖南事变发生，中共领导的新四军被国民党部队围剿后，风声紧张，袁、陈二人一起潜往个旧隐蔽数日。1947年8月10日，陈、袁二人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婚礼，后育有二子一女。1952年，袁永熙出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1957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劳动，后调河北省南宫中学任教。眼看袁氏掉入“右”边沟里满身泥污不能自拔，陈琏在政治压力下与袁离婚，成了各不相干的沟里沟外之人。“文革”爆发后，陈琏因其父陈布雷的历史问题受到批斗。1967年11月19日，因不堪造反派殴打的屈辱，从11层楼上跳下自杀。

却说1936年，叶公超受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邀请，辞清华转入北大外文系任教授兼主任。1937年抗战爆发，叶随校先至长沙再转昆明，出任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从1926年自海外学成归国任教，直至抗战迁往昆明，叶氏的教学与创作堪称一路顺风，并有了相当的声名，如果没有意外，当沿着此路继续走下去，直至在儒林中奠定相当的学术地位。但是，包括叶公超本人都没有想到，历史于不经意间改变了他的命运。

1940年6月18日，叶公超应叔父叶恭绰电召前往香港议事。这位叶恭绰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孙中山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长等“三朝”高官大员。用史家温梓川的说法，“恭绰为人颇热衷，曾受知中山先生，饱读线装书，又茹素，又念佛，又写字，又填词，聪明绝顶，饱经忧患。他还当过中山先生的高级谋僚，但无时不流露于言谈声颏中的，却是‘如假包换’十足北洋官僚的叶总长。他尝因此自命为交通界领袖。他的部属称呼他为部长时，绝没有称呼他为总长时过瘾。”

像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多数官僚政客一样，叶恭绰蹲在总长或部长的虎皮交椅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通过各种别人难以看得见的手段和计谋，搂了不少硬通货，并利用“袁大头”、“袁小头”等硬通货，换取更珍贵的商周青铜宝器和各种金石、字画。如此这般，仅十几年的功夫就搜罗得宝器字画满箱满屋。既是权势人物，又捞得不少外快，按中国暴发户发家之后的惯例，仅怀揣一堆冷冰冰的铜器字画是不够的，必须弄上几房会喘气、尖叫的姨太太才足以显示气势和提高人气，同时自己也享受一下捞钱之后的感觉和艳福。——尽管叶氏整天以佛门居士自居，但脖子上挂佛珠与怀中搂美人并不冲突。于是，手中的“袁大头”一撒，随着唧里咣啷的响动，几台花轿就把那如花似玉、既会尖叫又会撒娇的小脚美人抬进了深黑厚重的大门。但中国有惯例也有圣人之言，这便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就在叶恭绰把喘气的活宝抬于家中，在宽敞的木板大床上由着性子、喘着粗气，呼哧呼哧地上下扑腾时，灾祸也悄然临近。

1937年上海沦陷，叶恭绰仓皇辞庙，携带重金与看得上的婆姨乘船移居香港。临行前，秘密将珍藏的7箱最贵重的文物寄存在上海公共租界英商美艺公司仓库，其中一箱专门盛放了国之重宝毛公鼎。叶恭绰没有想到，当他渡海流亡之际，竟遗漏了一件最不该遗漏的活宝，即一位刚娶过家门不久的潘姓小妾。

据说，这个小潘无论是貌相姿色还是策略计谋，一点也不亚于《水浒传》中那个把丈夫武大郎按在被窝里活活闷死的潘金莲。此美女不仅会尖叫撒娇，还能扮妖上阵，与抡着板斧的黑脸大汉一番对打缠斗。叶恭绰一走就是三年，这位智勇双全的潘姓小妾空留闺房三个寒冬。到了1940年，潘小妾在高人指点下，决定不再蹲守于这个枯井一样的深宅大院，无望地死等一个无情无义的糟老头子了，她要展翅飞翔，飞到自由的天地去寻找新的生活。但在溜号之前，必须弄到一批财产，否则自己几年的青春白白便宜了那个糟老头子。人间何世，真是岂有此理！

潘小妾的行动，自然引起叶家留守人员的注意和不满。于是，一场围绕家产争夺的大战就此爆发。

消息传到香港，叶恭绰颇费了一番脑筋，若自己潜回上海，一是目标太大，二是潘小妾肯定要找自己的茬子，吵闹不安。若小妾压抑在心中的怨怒之火爆发，一个鹰爪翻子拳（又名“八闪翻”），或八卦绝户掌袭来，自己倒地吐血，一命呜呼，亦未可知。鉴于这样的背景和心中顾虑，叶恭绰决定让从小拉扯大的侄子叶公超赴沪一显身手。

此时叶公超正是38岁的盛年，身高六英尺，体态健壮，皮肤黝黑，相貌英俊，宽阔的肩膀、洪亮的嗓音，下颌略微见方，走路时总显得昂首阔步，虽具有名士气质，但整体看上去却像是运动场或景阳冈走下来的一条好汉，无论貌相还是气质，一点不亚于当年景阳冈上打虎的武二郎。若有现代武松叶公超出面，一个小潘又何足惧哉？于是，一封电报发到了昆明。叶公超的画作

叶公超得电，不敢怠慢，急向主持校务的梅贻琦请假赴港。叔侄见面，叶恭绰在密室向叶公超交待了一切，特别叮嘱，此次回沪，除处理财产纠纷，最重要的是保护毛公鼎，并谓：“已经有美国人和日本人两次想高价购买毛公鼎，我没有答应。现在我把毛公鼎交付给你，日后不得用它变卖，不得典质，尤其不得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公超听罢，知其事关重大，且毛公鼎还关乎民族大义，乃肃然起立，答应一一遵办。

这毛公鼎是何等宝贝，竟让叶家叔侄两代如此重视？

此事说来话长，简言之，毛公鼎是西周青铜器中的极品，重量为34.54公斤，铸有铭文32行，497字，是传世青铜器中最长的铭文。清道光二十三年（1813）在陕西岐山县出土后，“士林瞩目，惊为至宝”。清末，毛公鼎落入满洲正白旗人、金石学家、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之手。辛亥革命时，端方在四川资州被革命党人组成的起义新军砍了头，毛公鼎遂成为端方家族中一件烫手的山芋。1916年前后，英国人、日本人都觊觎这一稀世珍宝，国人得知，纷纷阻止，端方子女亦竭尽全力保住。到1926年，端方的后人将宝鼎抵押在天津由俄国人开办的道胜银行，曾有日本人、英国人、美国人等想从银行中赎出宝鼎。因俄国人不同意按抵押款数加利息的钱款赎出，再加上端氏后人也不同意，赎事方作罢。经过这一折腾，“毛公鼎身价陡增，尤其学术界都以国宝重器礼遇，实获商周青铜器所未有之最大荣尊”。

当时在北洋政府颜惠庆内阁任交通总长的叶恭绰，探知毛公鼎的事后，在美国学者福开森劝说和帮助下，欲出钱赎回宝鼎。当时讲价抵押金为两万元，可提货时俄国佬趁机敲了笔竹杠，非三万不能提走。叶恭绰于盛怒中东凑西借，终于赎回了毛公鼎。自此，毛公鼎由叶恭绰收藏于天津，后移上海法租界劳里育路街乐园三号住宅。1931年，叶公超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授时，曾为毛公鼎精拓一纸，示于古文字学家商承祚、孙海波、唐兰、董作宾等人观摩、研究。

话说叶公超悄无声息地潜回上海老家，即与他的婶娘小潘过起招儿来。这潘美女尽管芳龄大大小于叶公超，但辈分却占上风，并不把眼前这位从景阳冈上下来的叶大汉放在眼里。于是，潘、叶之间你来我往叫起劲儿来，在经历了三十个回合、六十个重手后，仍难决胜负。在这紧要关头，小潘受到上海滩一个类似西门庆式的高人暗中指点，一咬牙走出叶家深宅，径直进入了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声称家中来了一位间谍，请大日本皇军快快地前去抓获。日军听罢立即采取行动。未久，一队大兵从汽车上跳将下来，端着大枪呜哩哇啦叫着冲入法租界内乐园三号叶府。面对杀气腾腾的日军，不明底细的叶公超大惊，想阻止已无可能，日宪兵在叶府搜出一些字画和两支自卫手枪，即以间谍罪将叶逮捕关入大牢。

当此之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上海租界还是“孤岛”，日本人尚不敢对租界内的一切人事太过分。但有一点出乎叶家预料，这位小潘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密报叶公超是国民政府派来的间谍的同时，还出于报复之心把叶家秘藏的国之重器毛公鼎一同供出，只是小潘不知叶家七箱宝物具体的秘藏地点，为叶公超咬牙顶住和毛公鼎最终没沦于敌手留下了空间。

日军将叶公超逮捕后，除了让其交待身份，更重要的是审讯毛公鼎的秘藏地点，只要得到毛公鼎，无论是转手倒卖或献给日本国，审讯者自有功名利禄可图。在这一思路指引下，日军开始对叶公超展开轮番审讯。在49天的囹圄之中，叶先后7次受审讯，2次受鞭刑、水刑，但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间谍，更不吐露毛公鼎秘藏地点。为了尽快脱身，叶公超暗中传出一纸条，秘嘱家人请铸工假造一个毛公鼎式样的古铜器交出。时在上海的公超之兄叶崇勋除了找制假的文物贩子日夜打造铜器，还通过赵叔雅、陈公博、汪精卫等人与日本宪兵司令部交涉，花了一大笔重金具结作保，被折磨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叶公超总算于10月下旬出狱。

蹲在叶家屋门口观敌瞭阵的小潘忽见出狱后叶公超一身破衣，像武侠小说中的英雄人物一样杀气腾腾地向自己逼来，自知理亏，嘴巴一张，腿一软，扑腾一声倒地不起，尔后眼珠上翻，口吐白沫，满地滚动装起羊羔子疯（亦称羊角疯）来。盛怒的叶公超朝对方的屁股踢了两脚便不再理会。因了这一事件，小潘在叶家留守人员同仇敌忾的目光逼视下暂时软了下来，叶公超趁机找来几位当地有名望的士绅与律师，对财产进行了分割，并予各方进行按抚。尔后，亲自携带毛公鼎秘密乘船逃往香港。一路有惊无险，把手中的国之重器交给其叔，[1]在港久等消息而不见的叶恭绰，此时悬着的心才怦然落下。

当叶公超到港时，已是11月中旬，西南联大新学期早已开学，校方已指派柳无忌代理外文系主任。经过上海之行和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劫难，叶公超感到身心俱疲，决定暂不回昆明，在香港休息一段时间，或到来年开学时再回昆任教。未久，叶氏在港岛遇到了老熟人董显光，二人一见如故，越聊越投机。董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宣部副部长，力邀叶参加其主管的国际宣传处工作，叶因懒于回昆明，便答应下来。想不到这顺水推舟的一转身，结束了叶公超十四年的大学教授生涯。

二、如此江山烟客逝

踏上官宦之路的叶公超，尽展风流，玩起计谋与策略来，比教学更得心应手。在国民党宣传部驻英办事处处长任上，他于新加坡、印度、重庆、伦敦、美国之间来回穿梭，工作成就颇得上司赞赏。抗战胜利后，叶公超进入外交部出任参事，未久晋升为欧洲司司长、常务次长。1949年6月12日，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即将全面崩溃，由于美国方面极力向在广州的国民党政府提议由胡适出任外交部长，新上任的行政院院长阎锡山不敢硬抗，只好宣布请胡氏出山力挽狂澜，外交次长由两个亲美分子叶公超、董显光分任。6月2日，身在美国的胡适致电外交部叶公超、董显光，并请二人转交阎锡山，坚辞外长。鉴于情形紧迫，阎锡山只好请叶公超临危受命，代理部长主持部务。1949年10月1日，即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天，叶公超被国民党当局正式任命为“外交部”部长。自此，叶氏深陷宦海，随波逐流，直至晃荡到台湾孤岛终了一生。

据叶公超之妹叶崇德回忆说：1949年3月的一天傍晚，崇德的母亲，也就是公超的后妈赵寿玉正在上海家中做晚饭，忽然叶公超轻轻推门进来，只见他“对老母摇摇手，并立即将厨房门关上，搀扶着老人走入客厅，正巧我也下班回到家，他在客厅招招手，示意我快把客厅门也关上，他立即告诉母亲，他是回来接老人一同去台湾的。他说：‘老头子（指蒋介石）不准我留下来，必须立即随行，经请求要带老母同走，只答应在家停留十分钟，届时不出去则性命不保。如老人愿随行，一样东西都不能带，抵台后再为她添置。并说现在汽车就停在亚培尔路口，车上还有二人在等，要母亲立即决定。老人略加思索，决定不随他行，老人说：‘我已年迈，跟你去了是你的包袱，何况留大妹一人在沪，我也不放心。’并嘱他抵台后，说话、交友都要谨慎小心。他一口答应：‘请妈放心，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教训’，转身对我说：‘大妹，你要好好照料母亲。’说完即匆匆走出后门，消失在黑暗中。不料这次话别，竟成了我们最后一面。”

叶公超随蒋家小朝廷浮海南渡，他留在大陆的足迹与事功渐被岁月的流沙风尘掩没，留在幸存者记忆中的也只是鸿泥雪爪。加之叶公超弃学从政的偶然性与发迹、败落的突发性和神秘性，在时人和后世研究者眼里，叶氏成了宦海中谜一样的、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两栖类传奇物种。随着时间推移，即是他当年亲自执鞭教导过的弟子门生，对其印象也逐渐模糊，残存于脑际的只是几个残缺的碎片。

据清华外文系1933届学生许振德说，他进清华时，“大一外文系英文课由叶公超先生讲授，课本为英女作家名小说《傲慢与偏见》。叶先生时方而立之年，风度翩翩，不拘小节，春秋著西装，背部微驼，头式右分，一尘不染，隆冬天寒则著棉袍二，进教室授课前，先脱其一。先生授课只述大意，从不逐字解讲，但课文中遇有生字之稀见而重要者，则反复阐述，如Capital用为形容词时，即一例也。当时先生未婚，只身住北院，某岁圣诞夕曾偕好友钱锺书往谒。”

另有燕京大学校花赵萝蕤，在清华外文研究所读研究生时曾为叶公超的学生，抗战前赵氏翻译完美国诗人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的著名诗篇《荒原》后，出版前请叶公超作序，叶满口应诺并有些讨好地问：“要不要提你几句？”赵氏称自己当时很高傲，答：“那就不必了。”后来赵萝蕤在《我与艾略特》一文中说：“这篇精湛的序远远超出了我当时的水平，使译本生色许多，而当时的叶老师还是个才华出众的青年教授。”

然而，优秀青年教授叶老师的出众才华与主动献上的殷勤，被一代校花熟视无睹或者装傻充愣地挥之而去。这一招搞得老师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而最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催生了叶公超与赵萝蕤燕大时期高一班的学姊袁永熹的结合，而叶、袁婚姻的悲剧也因此而铸就。

当此之时，同样未婚的校花赵萝蕤，对未婚青年才子叶公超殷勤伸来的橄榄枝置若罔闻，有自己的心理背景和理由。许多年后，当不再年轻漂亮的赵校花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说：“如果说叶老师在什么地方有点令人不十分自在的，也许是他那自然而然的‘少爷’风度，当然决非‘纨绔子弟’的那一种。也许他的非凡才华使他有时锋芒毕露，不过绝没有咄咄逼人‘拒人于千里以外’的味道。人们还是喜欢听他那天南地北的神聊。我这位老师的‘修养’是不凡的。”叶公超（右一）

正因为叶老师的“少爷”风度，令一个“拘谨怕羞的姑娘”（赵萝蕤语），于“不自在”中缺少了一种信任感和更进一步的爱，从而没有随这位才华横溢的叶老师去研究当代外国文学，甚至只是“偶然到他那坐落在北院的家里”做了一回客，这一切自然令叶老师十分郁闷甚至有点恼怒。于是乎，身穿长衫，神情显得有点落拓，眉宇间不时作忧郁哀愁状，周身散发着中国传统士大夫和古典文学气味的一代才子陈梦家，就成为赵萝蕤芳心所属之人——人生姻缘原来如此诡秘、玄奥和不可思议。后来赵萝蕤记住了叶老师送给她和陈梦家的结婚礼物：一个可做灯具的朱红色大瓷瓶，一套带着硬壳的精装本哈代诗剧《统治者》，以及一个单人沙发床。——这便是赵萝蕤对这位风流倜傥的老师的大体记忆。

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学生赵瑞蕻的印象中：“叶先生在外表有副西方绅士的派头，仿佛很神气，如果跟他接触多了，便会发现他是一个真诚、极有人情味儿的人，一个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他并没有什么架子，相反的跟年轻同事相处得挺好，乐于助人，而且十分重视人才，爱护人才。”另一位西南联大的学生李赋宁总结叶公超先生授课的特点是：“先在黑板上用英文写下简明扼要的讲课要点，然后提纲挈领地加以解释说明。接着就是先生的自由发挥和当机立断的评论。这种教学法既保证了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传授，又能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和探索，并能培养学生高雅的趣味和准确可靠的鉴赏力。又加上叶先生英语语音的纯正、动听，遣词造句的幽默、秀逸，学生们一个个对叶先生的学问心悦诚服，无限景仰。”

与这些亲历者的回忆有异的是，在当年的西南联大外文系，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不少联大的学生认为这是钱锺书的言论，尽管后来杨绛撰文否认。但同为西南联大学生的许渊冲后来认为：“这句话看起来像是钱先生说的，因为它是一个警句。”到底叶公超是不是太懒？许渊冲认为：“作为学者，这话可能不无道理，因为胡适要他和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合译《莎士比亚全集》，结果他一本也没有翻，却让梁实秋一个人译完了。”

另，许渊冲在《钱钟书先生和我》一文中，列举了很多证据以证叶氏之懒：如叶的学生季羡林说：“他几乎从不讲解”；学生赵萝蕤说：“我猜他不怎么备课”；叶的同事柳无忌说：“这时的西南联大尚在草创阶段，三校合并，人事方面不免错综复杂，但我们的外文系却相安无事，那是由于公超（系主任）让教授各自为学，无为而治的政策——我甚至不能记忆我们是否开过系务会议。”对此，许渊冲以自己的身心感受“痛说革命家史”，谓：“还记得1939年10月2日我去外文系选课时，系主任叶先生坐在那里，吴宓先生站在他旁边，替他审查学生的选课单，他却动也不动，看也不看一眼，字也不签一个，只是盖个图章而已，真是够懒的了。”有好事者考证，钱锺书所写小说《围城》，那个诗人曹元朗的原型便是叶公超，倒不是因为叶公超有一张“圆如太极的肥脸”、“脸上一圈圈的笑疤，像投了石子的水面”，只因为曹元朗是留学牛津剑桥的新诗人。后来有一外国记者听到这一传闻专门采访过叶公超，问及他与钱锺书的师生缘，叶“顾左右而言他”，后来又说记不得有这么一号人了。

1938—1939年，杨振宁和许渊冲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一年级，都上过叶公超的英文课。但在杨生的眼中，叶的表现相当糟糕，杨说：“联大绝对是一流的大学。我们两人后来的工作都要感谢联大给我们的教育。但叶教授的英文课却很糟糕。他对学生不感兴趣，有时甚至要捉弄我们。我不记得从他那里学到什么东西，也许恐怕和我差不多。”——此为杨振宁为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作的一篇英文序言中的话，尽管事隔几十年，当年只有16岁的杨生，对这位叶老师的拙劣表现和不近人情仍耿耿于怀，亦可见当年的叶公超对这位后来获得诺奖的学生心灵的伤害是多么深刻。

对于叶公超弃学从政、一头扎于宦海扬风扎猛的得失，有一清华出身的老学生名王辛笛者，一度作痛心疾首状，呼曰：“在旧日师友之间，我们常常为公超先生在抗战期间由西南联大弃教从政深致惋叹，既为他一肚皮学问可惜，也都认为他哪里是个旧社会中做官的材料，却就此断送了他十三年教学的苜蓿生涯，这真是个时代的错误。如果他在后半生继续专心教书治学，他一定会在学问上做出一番业绩来。”

对于王辛笛之说，同为清华外文系叶氏门生、比王氏高一届的季羡林却不以为然，季说：第一年英文，教授就是叶公超先生，用的课本是英国女作家Jane Austen的Pride and Prejudice。公超先生的教学法非常奇特。他几乎从不讲解，一上堂，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原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声一喊：“Stop！”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一直到下课。学生摸出了这个规律，谁愿意朗读，就坐在前排，否则往后坐。有人偶尔提一个问题，他断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狮子吼有大威力，从此天下太平，宇域宁静，相安无事，转瞬过了一年……谈到名士，中国分为真假两类，是真名士自风流，什么是真名士？只要把俞平伯与叶公超一比，泾渭立即分明。而“大家一致的意见是，俞是真名士，而叶是假装的名士。前者直率天成，一任自然；后者则难免有想引起‘轰动效应’之嫌。《世说新语》常以一句话或一件事，定人们的高下优劣。我们现在也从这一件事定二位的高下。”最后，季羡林语中带刺地反驳了辛氏痛心疾首的说辞，谓：“我的看法同辛笛大异其趣。根据我个人在同俞平伯先生对比中所得到的印象，我觉得，公超先生确是一个做官的材料。你能够想象俞平伯先生做官的样子吗？”

季氏所言比王辛笛辈一味抬捧吹嘘和作痛心疾首状面壁呼号，似更接近事实的本质，无论叶公超穿西装还是汉唐装，留分头、背头还是秃头，仅从留下的照片看，就是一派假模假样的假名士派头。而有不少谓叶“口衔一个栗色大烟斗，一派英国绅士风度”的吹捧者，更属扯淡之语，只要看一下叶叼烟斗的照片，不是活脱脱一个旧中国乡村地主少爷和纨绔子弟的做派吗？因而当年燕大校花赵萝蕤的眼睛还是比较亮而尖的，他看出了这位叶老师的“少爷”风度而敬而远之。事实上，在叶氏一生所结交的朋友中，与他掏心窝子交流之人恐怕还找不出一个——蒋梦麟最多算半个。这是他的性格决定的，也是其晚年悲剧的主要原因。

不管属不属于做官的材料，事实让人们看到的是，叶公超随溃退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赴台后，在一个不算太短的时间段落内，他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舟（钩）的。直到“内蒙入会案”出现，才翻船落水，一头栽入泥坑而无法脱身，并在泥猴一样翻滚腾跃而总是跳不出如来佛蒋氏父子手掌心的尴尬、郁愤中，度过了悲感交集的余生。、

1958年8月，叶公超由“外交部长”调任台湾当局“驻美大使”。1961年，联合国成员国召开会议，讨论包括外蒙古等诸国加入联合国问题。当此之时，以社会主义阵营老大自居的苏联透过美国对台北施加强大压力，阻止其对“外蒙入会案”使用否决权（南按：时台北当局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代表，握有否决权）。苏联对美国威胁道：如果台北否决外蒙的入会申请，苏联就否决拥美的非洲国家毛里塔尼亚入会，以作报复。美国为了使毛国顺利入会，遂要求在自己屁股后面“紧跟高举”的台北当局，对外蒙放弃使用否决权，理由是：毛国如遭否决，联合国内11个非洲法语系会员国必然会迁怒于台北，这十多个非洲国家一怒之下如果倒向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集团，对台北当局在联合国的地位和代表权必然构成挑战性威胁。因此，与苏联相抗的美国劝告台北不要因小失大，以免得不偿失云云。

面对苏联的要挟和美国的施压，台北当局表示了极大愤慨并作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抗议，制定了“不顾一切，否决到底”的行动方针，台岛各媒体也发动起来，投入到这一政策方针的大肆宣传活动中。一时间，整个台湾上下掀起了反对美苏粗暴干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权力和外蒙古入会的滔天巨浪。

时间在台北、美国、苏联等三方相互牵制又各不相让的尖锐冲突中一天天熬过，直至10月初，联合国安理会日期已定，情势紧迫，严阵对峙的僵局仍无松解的迹象。蒋介石不断拍发密电致常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和“驻美大使”叶公超，指示方针大计，最后对蒋、叶两位臣差在列强之间的斡旋与处置能力十分不满，乃在一电中训斥道：“弟平时一再请兄等在外发言务必慎重，以免引起揣测而损及立场，为敌所乘而影响交涉。今外蒙事谣诼纷纭，将何以收拾？……仍盼秉政府既定方针，据理力洽为是。”

在极度紧张沉闷的气氛中，“驻美大使”叶公超于10月14日奉召返台，此时距联合国安理会复会日期10月23日不到十天。因事出突然，叶以为是回台述职，或为“外蒙入会案”当面听旨，几天后必返美，因而只带了一只旅行箱，连办公室都没有收拾，便匆匆乘机抵达台北，暂住博爱宾馆。

叶公超在宾馆梳洗打扮一番，等待“总统”蒋公召见，结果是三天过去，一点召见的迹象也没有，而过去主动前来攀亲接故的官僚政客也不见了，自己被晾在宾馆里，成为一块没人理睬的洋干菜。既然上头没有召见的意思，耐不住孤寂冷清的叶氏便决定探亲访友，并于10月20日早上来到了胡适家。主客见面自是亲切，寒暄几句，叶说自己离美匆忙，竟把一根结实耐用的皮腰带忘于寝室。江冬秀听罢笑着说：“找条麻绳给你吧！”胡适说：“那怎么行，一个堂堂的驻美大使腰系麻绳出入厅堂，成何体统？”于是到卧室找了一条黑色的皮带送给叶，虽短了一些，但勉强可用。叶公超又抱怨台北天气闷热、流汗，衣服带得太少了。胡适又让王志维找了两件夏威夷衫送给叶。一番忙碌过后，胡适招待叶吃早点。饭后，原四川大学校长，时任台湾当局“教育部长”的黄季陆来访，几个人一起聊起天来，此时叶还不知道自己已不能返美了。

当叶公超告别胡适一家返回博爱宾馆的第二天，得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华盛顿已发表声明，宣称美国强烈反对中共参加联合国或联合国所属的任何机构，强调“蒋总统所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合法的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国……美国一直认为中华民国是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且一直合力支持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内的地位与所有权利”。肯尼迪的声明经台湾岛内媒体报道，一般人尚未充分认识到这项声明与“外蒙入会案”有何直接关系，但从稍后“外交部”郑重其事地发表谈话，对肯尼迪总统声明表示“欢迎”等一系列动作分析，“外蒙入会案”已经出现了新的转折。

而这时，叶公超还不知道自己遭到了老蒋的暗算。但很快，便接到了一个召谕，大意是“总统”不召见了，叶也不必再回任所了，就在宾馆好吃好喝地蹲着吧。

叶公超听罢，如同晴天霹雳，想问几句为什么，传谕者早已离去。叶先是蹲在地板上发愣，接着是仰躺在沙发上发呆，继之绕室彷徨，足足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直到困乏不堪，才一头倒在床上昏睡起来。未过几天，叶的“驻美大使”被正式免去，同时当局令他搬出博爱宾馆，到松江路一个小巷的院内居住。叶公超的外交生涯与从政之路算是折戟沉沙，就此梦断。

联合国安理会按预定时间召开，对立交锋了五个多月的“外蒙案”，在蒋介石同意并指使台北方面放弃使用否决权的让步下顺利结束，美、苏双方皆大欢喜，台湾当局也风波不惊，渐入沉寂。

由于叶公超奉召返台后，不到十天当局突然决定放弃否决外蒙入会，台岛和海外许多人士认为：叶公超一直不赞成对外蒙入会案持否决权，并与蒋公的战略方针有冲突，是他返台说服蒋介石“悬崖勒马”，最终放弃了否决权，因而他是保护台湾、免于“玉石俱焚”的一大功臣。想不到突又传出叶氏被罢黜的消息。这一变故，让世人陷入一个迷魂阵中，苦思冥想不得其解。

丢掉“驻美大使”帽子的叶公超，自搬入松江路一个院子居住之后，当局又派人给送来一顶“行政院政务委员”的纸糊帽子让其戴在头上。自此，台北当局与叶氏之间，便开始了狸猫戏老鼠的游戏。叶的家室皆在美国，当局对其来了个“斩足”行动，明令叶不能迈出台湾半步，更不要想出国探望妻子儿女之事，只能在台湾本岛内部转悠。原来的友朋相好一听说叶被蒋公下令免职，皆认为背后必有隐情，乃像躲瘟疫一样躲避其人，再也不敢上门或在路上相遇后打招呼了。尚有自知之明的叶氏除了与几位相当密切的旧友——而这几位旧友又不会因与他接触有所损失的人物如胡适、蒋梦麟、梅贻琦等人来往，实在感到憋不住了，便以“政务委员”的头衔向当局要部车子，于黄昏时分到台北郊外与海边转上几圈，借以舒解心中的郁闷之气。如此往复数日，叶公超感到胸中的闷气消了不少。有一天，叶驱车转悠时突然感觉不对，四周好像多了点什么，脑子忽地想起“跟踪”一词，再往周围一看，果然如此，显然有便衣跟踪自己。叶公超大怒，当天晚上就打电话给蒋经国，发了一阵牢骚后痛斥当局派特务跟踪。蒋经国表面上对叶极为客气，似是亲兄弟一般，但内心深处从没有把叶当成自己圈中的人物。蒋经国听罢，表示可能是主持这方面事务的彭孟缉误会所致，一定要与他说个明白，何必如此无礼云云。结果隔了几天叶氏再度外出，仍有特务和秘密警察盯睄，叶遂明白是蒋家父子耍的布袋戏，自己实际上已钻入人家张开的布袋中被软禁了，遂不再抗议，任凭特务们跟踪下去。

对于这种非人非鬼的生活，叶公超自是恼怒于心，但又无处发作。一次，叶的老友，曾与蒋经国一度关系密切，后又分裂的“中统”重要特工之一蔡孟坚前来拜会，叶说：“你虽然被经国摘了纱帽，但社会舆论很同情你，好在与老先生有深远历史，否则，你如我一样，不准步出国门，让你出国乱跑。”蔡说：“你已有一政务委员高职，足以安慰。”叶说：“我此是有‘务’而无‘政’的空名义。”蔡不解此意，叶公超不无愤怒地解释：“身边有‘特务’，‘政事’不准问。”还补充说：“行政院会议时，只有我一人‘小便’，有人随同‘保护’。”

尽管有特务跟踪，生活还要过下去，叶公超开始蹲在居室习字绘画，过起了“怒写竹，喜写兰”的文人雅士生活。几十年前的好友、时任教于台湾师大的梁实秋认为叶不宜长时间憋在屋子里，需到外面透透空气，遂不避各方射来的警觉紧张目光，力邀叶到校任教，讲授“现代英美诗”等课程。

叶自是乐意前往，遂重执教鞭当起了教书先生，只要是叶氏上课，台下居然坐满了听众，到底是听课还是观人，叶并不计较，只是私下向梁实秋感慨：“还是文人最自由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云云。然而不久，当局便来干预，向校方施压。一个学期勉强结束，叶公超被迫收拾场子走人。

除了特务跟踪给自己带来的郁闷与孤愤，被困台湾不准去美国和亲人团聚，亦是叶公超晚年最大的痛苦之一。他说：“我会被困死在这个岛上。”1977年，费正清由美国造访台湾，此时蒋介石已撒手归天，其子蒋经国掌控大局。费氏回忆说：“在台北最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再次会见前任‘外交部长’叶公超，他依旧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仍然牢牢地坐在政务委员的位置上，他喜欢孤独，然而却奉命去处理预算问题。他外出时，秘密警察跟踪他；当他住院时，蒋经国却莅临探望——一种对最高级天才的奇怪的愚弄。”

1981年临近中秋节的一个晚上，叶公超在邻居陈子和的画室里叹了口气说：“我是有家归不得。”过一会儿又说：“我要给我在美国的女儿画一幅竹。”在场的人都为他这种孤独思女的心绪所感染。到了这年的11月，叶公超一病不起，行将进入另一个世界。在弥留之际，他不断念叨：“我的家人，我的太太、女儿，都要来看我啦！”

1981年11月20日，叶公超在孤寂凄凉中因心脏病于台北荣民总医院去世，终年77岁。一生历尽繁华、看惯了热闹的他，在撒手人寰之际，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殡葬时也显得格外冷清，夫人袁永熹没有赴台告别，只以未亡人身份撰献了一副挽联：狂傲本奇才，惟贤哲多能，如此江山烟客逝；贱辰劳玉趾，忆清谈移晷，最难风雨故人来。

叶、袁结婚四十多年，总是聚少离多。叶在美国时，只有在外交场合需要非出面不可的时候，袁氏才以夫人身份出场应付一时，其家庭生活越来越淡漠，感情亦越来越疏远，最后竟形同路人。本是一对“有情人”的结合，想不到结合之后却难言幸福，令后之观者扼腕一叹。

当叶公超去世的消息在海内外传开后，随着各种吊唁文字遍载报章，人们又自然地想起了由“外蒙入会案”而衍生出来的神秘的“叶公超去职案”。继之想起叶氏离美赴台，被蒋家父子采取的“斩足”行动，禁锢了整整二十个年头，终致叶在凄惨的晚景中赍志以殁，许多人为之不平并洒下一鞠同情的热泪。

三、“叶公超案”最新破译

关于“叶案”的隐秘，坊间有多种说法，较集中者有二：

一说是叶公超不赞同蒋介石坚持对外蒙行使否决权，回台后“老先生召见他，他跟蒋公顶嘴：‘别的您懂，外交您比不上我懂！’”以致触怒蒋。特别是蒋介石最后抗拒不住美国压力而放弃使用否决权时，[2]对美国极度不满，却无可奈何，乃迁怒于叶，予叶以严惩。

二说是有人暗中向蒋介石进谗言，说叶在美国发表对蒋介石不敬之言论，激怒了蒋而遭罢黜。

对以上二说，一般民众倾向前说，认为叶公超晚年的人生遭遇，是蒋介石受了美国人的窝囊气，而迁怒于叶的结果，这也是蒋介石死后最不见谅于世人的晚年行事之一。但这个说法，随着各国档案不断解密，渐被研究者否定。据担任过台北《民族晚报》副总编辑兼采访部主任，并有幸采访过“外蒙入会案”的当事人之一黄天才说，“叶公超去职”与“外蒙案”无关。黄氏称：就在肯尼迪发表声明的第二天，即1961年10月21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决定台湾当局大政方针的国民党“中常会”。会上，蒋说当初台北作出强硬姿态反对外蒙入会，就是迫使美国发表这个声明，“外蒙入会，我们是一直反对的，但策略可以略具弹性，不一定要使用否决权。”又说：“我们的真正目的，是确保我们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我们以美国既对我国有所要求，则我国自亦可要求美国有所回报，遂透过外交管道，向甘迺迪（南按：肯尼迪）总统明白表示‘可以考虑不使用否决权’，但要求甘迺迪总统公开表明对我国代表权坚定支持，必要时，并将使用否决权以拒阻中共进入联合国。”

当天，有常委提出外蒙如果获准进入联合国，则苏俄多了一个附庸，对台代表权岂不是增加了一分威胁？蒋介石对此答复说：当年联合国创立之初，苏俄体制内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就是分别申请入会的，美国、英国，甚至台方，都没有表示反对。现在怎么能说“外蒙”是苏俄傀儡而反对它入会？苏俄加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本来就有3票，“外蒙”如果加入，不过增多1票，但我们因毛里塔尼亚之入会，却可以确保非洲法语系12国的支持，这是以小换大的买卖，我们的得大于失……如此这般，闹腾了半年的“外蒙入会案”，在蒋介石同意放弃使用否决权，以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现场采取“不投票”的方式打了圆场。叶公超的书法

面对这场陈年旧案的调查研究，黄天才认为蒋介石既不在“外蒙入会案”上因美国压力而让步，自然就不该有所谓“迁怒于叶公超”之事。据可考的证据显示，促成蒋介石与肯尼迪总统最后和解并各有所得的人，并不是外界猜测的叶公超，而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办事处主任克莱恩（后晋升为副局长），此人当年奉美国白宫密令与蒋介石就“外蒙入会案”进行秘密谈判，最终打成了和解之局。

鉴于已经历史否定和不断发现的最新证据，黄天才认为第二种说法的可能性极大。理由如下：

就在叶公超去世之时，已调任台北中央日报驻日本特派员的黄天才，偶然从时驻东京的原蒋经国秘书萧昌乐处得知一个隐秘。萧对黄说：“一天，经国先生交给他一份密码电报，嘱他赶紧译出，不必誊抄，马上送呈总统。萧译毕后，才知密电内容是说叶（公超）大使在美国某处发表谈话，批评总统，措辞用语非常恶劣，令人愤慨……密电呈上去不久，就传来叶公超奉电召返国的消息。”萧言毕，未再透露更多内容和发电人。

此事过去七年之后的1988年，有个名叫刘荩章的人，在写给《传记文学》社长刘绍唐的一封长函中，再度披露了“叶案”的一些内幕。

刘说，他当年担任台北“外交部”主管联合国事务的条约司司长，1961年的9—10月间，随同“外交部”部长沈昌焕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刘说：“……十月某日午后，我随沈（昌焕）先生前往常驻代表团……到后不久，我有急公须往报告沈先生请示。当我手持文件，走到他的专用办公室门前，听到里面正在讲话，经向外面的秘书小姐打听，知道是叶（公超）先生自美国某州打来的电话，于是我就走开等候。过了一阵，好像已讲完了，我便再过去敲门入内，一见之下，我怔住了，但见沈先生铁青着脸，一副眦目切齿的怒容。我问他：‘怎么啦？’这时他只气急败坏地向我说了一句话：‘真没有想到一个代表元首的大使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他没有再说下去，我当然不便追问……至于那通电话中究竟说了些什么，我后来也从未再听沈先生提起，也未再问过。但那天沈先生盛怒的神情，我确凑巧是唯一的见证者。”又说：“翌晨九时不到，我照例再去行邸上班，但这次情况有异，我按了几次门铃，伫候良久，才由住在行邸的李秘书过来开门，入内后但觉一片寂静，而李秘书又是双眼惺松，面有疲态，我问他是否发生了什么事，他强笑着说：‘没有什么，只是睡得太晚。’我问：‘是有夜来访客吗？’他说：‘不是’，然后迟疑一会儿，说：‘是翻电报，搞了个通夜。’我以为那是有关政务的电报，便再问：‘是关于外蒙的事吗？’他有些为难，欲言又止，终于笑而不答。我再问：‘何时及如何发出去的？’他说‘是天亮后，以电话读码发出去的。’……过了两三分钟，他又过来，说沈先生请我去卧室谈话，我走过去，见室门是开着的，仅沈先生一人躺在卧床的被盖中，看样子好像尚未入睡，他向我说：‘你所知道的事，千万不可对外人说出，因为这件事实在太不像话了！’我说：‘请放心，我本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不会说的。’我请他赶快休息……过了几天，我听说叶先生奉命回国述职，当时我心中虽觉得有些奇怪，但仍不疑有他。叶先生自华府先到纽约，来沈先生处曾有密谈，然后他出来准备去登机飞台，我送他到电梯口，并祝他一路顺风，早去早回。那知再过几天，就听说他不回来了！究竟为什么？没有人能说出一个原因，我为此神伤多日，竟至感叹自己误入宦途起来……”

对于刘荩章提供的线索，黄天才结合8年前在日本听到的萧昌乐的叙述，两相比对，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当时在台北任蒋经国秘书的萧昌乐那天早上所接收并翻译的密电，正是刘氏在纽约所见“外交部长”沈昌焕办公室李秘书所发，电报内容乃沈昌焕所亲拟或口述，密告的对象就是叶公超。

对此，黄天才补充说，此事在媒体同行张作锦于1990年底发表在《联合报》上的一篇题名《拒绝出版语录》的短文中加以佐证。当年作为采访记者的张作锦有一次参加了党政集会的“读训”，听到蒋介石在训词中痛斥驻外使节在外人面前批评自己国家的领袖，是丧失国格和人格云云。张氏在文中明确表示：“大家都知道这指的是叶公超，而叶氏当时正以中央评议员身份，坐在台下读训……”因而，黄天才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当年激怒蒋公，并使蒋公急电召回叶公超予以免职的，是叶公超在美国对蒋公的不敬批评，似与叶公超不赞同否决外蒙一事无关，至少无直接关系。”

按一般常情推理，黄天才后来揭露的这些隐情秘事，由美返台后的叶公超应该是知道一个大体轮廓的，至少晚年有所感悟。就叶氏的性格论，此人习惯于“见大人，则藐之”。当他刚当上“驻美大使”之际，几个从前的学生前来祝贺，他却一笑，俯耳低声说：“别提了，是赔本儿生意！”而这个赔本生意没做几天，叶就牛气冲天，不把世界一切人等放在眼里了。他曾对几个相熟的哥们儿扬言道：“见了艾森豪（总统），心理上把他看成是大兵，与肯尼迪（总统）晤谈时，心想他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有钱的小开而已。”

对于叶的性情与脾气，与其在西南联大共事的朱自清日记里亦有记载，谓此人“喜怒无常、狂狷耿介。和他相处，如同喝一杯醇酒，吃一碟辣椒……”如此骄狂放浪之人，想来对流落孤岛的蒋介石是不大会放在眼里的，在洋人们面前说一些狂话，甚至对风雨飘摇的蒋家王朝一番冷嘲热讽，对蒋公本人进行人格侮辱性谩骂与挑衅，亦不是绝无可能。当这一切出格的言行，被忠于蒋的沈昌焕等辈得知后，叶的厄运就此到来。

叶公超后半生的悲剧固然值得同情，但就叶氏性格而言，除了朱自清所言的“狂狷耿介”，还夹杂着很大的外强中干的软弱成分，是一个敢做不敢当的主儿。纵观叶的前半生，凭着摇笔弄舌于庙堂得志，一旦谋得了高官厚禄便骄狂不羁，不知天高地厚地意气用事，更忘了一入庙堂便终身为奴的潜规则，对赏赐给他官帽的主子在人前背后鄙视甚至乱骂起来。当一番表现和谩骂终于激怒了主子，一个下勾拳打过来，把其乌纱帽打翻在地时，叶公超原形毕露，捶胸顿足，彷徨山泽，嗟号昊天，一惊一乍地作报国无门的孤愤状。其不知，无论是大陆还是台北，少了一个叶公超，会照样开门办学，庙堂议事，于党于国毫发不损。只是叶直到死都没有看破官场的密锁暗道，参透人生的禅机，忘记了自己头上那顶迎风飞扬的高帽，本来就是靠主子赏赐所得，尽管不能像佛家所言“一切皆空”，但也属于短暂和临时性质。当其飘然落掉时，无须整日悲哉痛哉，竟至二十年未解心中的郁结。就此一点论，叶公超比之傅斯年，可谓迥隔霄壤。傅氏也热衷功名，但精神上却能超越，孟子的格言：“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个话不是傅斯年单独拿出来说给台大学生听的，而是在他人生征途上服膺和实践的座右铭。令人扼腕的是，宦海漂浮数十年，从来就没有被纳入蒋氏父子政治圈中的叶公超，到了撒手归天的前夜，还在为自己没有得到主子的赏识，反而中途罢黜而痛心不已，并为自己当初的言行追悔莫及。叶在最后遗言式的《病中琐忆》短文中说：“生病开刀以来，许多老朋友来探望，我竟忍不住落泪。回想这一生，竟觉得自己是悲剧的主角。一辈子脾气大，吃的也是这个亏，却改不过来，总忍不住要发脾气。有天做物理治疗时遇见张岳公，他讲：‘六十而耳顺，就是凡事要听话。’心中不免感慨。”此话真令人感到气短。悲夫！

1981年11月，躺在病榻上自知不久于人世的叶公超，开始回忆过往的故人旧事，并要讲一些故事给人听。他想到和对人讲述的第一个人便是胡适，特别提及许多年前他发表在天津《益世报》副刊的1万多字的长文，里边讲了对鲁迅文学成就的高度评价，而这个评价正是胡适所不愿看到的。对此，叶“特别想再看看这篇旧作……毕竟年[3]纪大了，总会常常怀旧。”

在无限感怀和神情恍惚中，叶公超于长吁短叹之际，又突然想起20年前由美返台，于郁闷中跑到胡适家中索取腰带的那个早晨。想到此处，叶公超竟自笑了起来。继而又以悲怆的心境，想到了胡适长眠的南港学人山和中研院同辈学者的人生际遇……（作者简介：岳南，1962年出生，山东诸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考古文学协会副会长。作品被译为英、法、德、日等多种文字并在海外出版。代表作品《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三部曲）》。）注释[1]抗战结束前夕，叶恭绰几经变故，贫病交加，已无力保鼎。上海一个大商人陈咏仁为给自己留条后路，表示愿买此鼎，并约法三章，胜利之后一定将鼎捐献国家。陈咏仁感知日本必败，为给自己留条后路，买下此鼎并有约。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政府立即派员接收了上海。1946年3月17日，毛公鼎暂由军统接管的消息，传到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主管文博事物的科长徐伯璞耳中，遂报告教育部政务次长杭立武，并随杭一同前往行政院找到秘书长翁文灏，终获行政院“准予拨给”批文。后毛公鼎由中央博物院（今南京博物院）派往上海接收的专门委员曾昭燏等带回院内收藏。1948年，毛公鼎被运往台北，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三件镇院之宝之首，另两件为：清代光绪皇帝瑾妃的陪嫁之物——翡翠玉白菜、王羲之的书法真迹《快雪时晴帖》（按：一说东坡肉形石）。[2]叶公超之妹叶崇德在1992年修订的《忆先兄叶公超》一文中，谓“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他因未经请示批准，即举手同意了《外蒙古入联合国案》，接蒋介石电召返台。”（见《回忆叶公超》，学林出版社1993年出版）如此谬误，竟出于文史馆研究者叶氏之妹笔下，着实令人叹息。[3]《病中琐忆》，载王大鹏编著《百年国士》，商务印书馆，2010年。叶在此文中说：“这篇文章里我曾经提到胡适之、徐志摩的散文都不如鲁迅。文章发表后，胡适之很不高兴，他跟我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么长的文章捧他？’我是另一种想法，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胡适去世的第二天夜里，叶公超有文纪念胡适，最后一句是：“适之逝世不及24小时，自由中国已感觉缺少了一个不该离开的人。我相信这种感觉必然会加深，而同此感觉者亦必一天比一天多。”

女作家苏青的缤纷世界

一、苏青做官《古今》第29期黎庵的《编辑后记》说：“苏青女士近方服务本市某机关，以女子现宰官身，必多所擘画，以福我市民”云云。此期《古今》出版于1943年8月16日，则苏青做官，当在1943年7月左右。这一期刊物中，苏青还刊发了《谈做官》一文，现身说法，颇有那种母鸡生蛋后的喜悦和揭露官场黑暗的痛快。

苏青是在离婚与失业之后，因周佛海妻杨淑慧推荐任上海市长的专员。时陈公博是上海市长，苏青被陈公博拔擢为专员。据《上海特别市政府公报》第31期：“中华民国32年7月1日兹任冯和仪为本府专员此令”，陈公博1943年6月19日写给苏青的信：“我想请你做市府的专员，但专员是没有事做，也太无聊。派到各科办事，各科习惯对于无专责的专员，时时都歧视。所以我想你以专员名义，替我办办私人稿件，或者替我整理文件。”信写得很诚恳，让她选择：同是专员，是派到各科办事还是在他身边办事。结果，苏青选择了前者，不是莫国康式的贴身秘书，而是派到各科专司核签工作报告的专员。苏青也并非不想在陈公博身边，但因为有人及时提醒她危险，这里面有情场夺宠的利益，也有傍汉奸而带来的陷阱，苏青及时后退几步，有她比较清醒的考虑。陈公博在信中还提醒苏青：“但有一件事——不是条件——请你注意，最要紧能秘密，因为政治上的奇怪事太多，有些是可以立刻办的，有些事是明知而不能办的，有些事是等时机才可以办的，因此秘密是政府内为要的问题。”然而苏青在做官不久，就写就了《谈做官》一文，大爆其官场内幕，好像是那个喊破国王没穿衣服的小孩。是苏青忘记了陈公博的提醒？应该不是，在苏青的眼中，《谈做官》的内容不在陈公博提醒的范畴，文人的脑筋是聪明的，又是难得会糊涂的。那么，《谈做官》写了些什么呢？

首先，苏青为做大官的人抱不平起来了。在她心目中，这位大官应该就是陈公博。她说，做了大官的人是寂寞的，没有朋友，也不会有爱人，而且家庭也骨肉生疏，“乌眼鸡似的”，感情破裂了，还得顾全脸面。做了大官，连自寻乐趣的机会也没有……这些话虽然没有一定的针对性，但读者很容易把这样的描写与陈公博对上号。说完这些，苏青又指责起官场的弊害来了，她是聪明到一针见血的，然而这在大官们看来，真是可厌：官场存在这么多弊害，不就是说上级官员不能兴利除弊，革新政治么？苏青做官，不是什么专员，仿佛倒是请了个监察官或评论员。我们可以设想，她既然敢于在《古今》上撰文喧哗，则日常工作中心直口快，忍不住指指点点，应该不在少数。苏青

苏青在《谈做官》结尾说：“官场如战场，我希望将来能够提倡女子做官，一定要比较清净得多。”当她还沉浸在初为官员的喜悦中，陈公博却忍不住了，劝她辞职了。陈对苏青说：女人搞政治不合适，辞职后薪金照给。其实，陈公博想说的是，苏青你不是做官的料。因为女人而搞政治的不是没有，如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笼统说女人不合适，肯定不是由衷的话语。三个月不到，苏青的官瘾就这样到了头。

苏青的《续结婚十年》写于抗战之后，所以她对出任市府专员的经历故意作了回避，语焉不详，毕竟这是可以认定汉奸的职务，她只说收了“金世诚”的10万元钱，并参加了几次宴会，还在花园里想：金总理是没有灵魂的，和他们一起同流合污……甚至连《谈做官》这样的文章，也一句不提及。可是《古今》中刊载着，没有办法抹去，而陈公博也是她心仪且感激的人物，苏青是真诚感谢他的，日本投降后，她还甘冒危险，与陈公博作了告别。

二、苏青与《江苏日报》

1944年4月初，《江苏日报》（出版地苏州）因苏青和柳雨生的要求而刊出一则《更正启事》，内容如下：顷得柳雨生冯和仪两先生先后来函称：上月廿三日本刊《挥泪话人间》一文，关于风雨谈与天地之销路问题，查与事实不符，请予更正。兹特更正如上，并致歉意。此启。

这是一个内容相当简单，甚至可以说是简陋的更正启事，但我们略加回味，不难发现三点：苏青居然也读在苏州发行的《江苏日报》；其次，她很在乎维护自己编的刊物《天地》的发行量（印数）；还有就是，苏青与《江苏日报》新地副刊的编辑郭梦鸥写过信。苏青与《江苏日报》的直接关系就这些了，该报报道和别人评论苏青，属于间接关系，此不置论。

苏青这封更正信函的起因，源于画家、散文家吴易生的一篇文章《挥泪话人间》。这个题目有点双关，不仅话的是当前的社会人间，更主要还是话的他自己编辑出版的《人间》月刊。吴易生的名字使人联想起唐朝的诗人白居易，白居易居甚易，吴易生偏生大不易，因此，他编辑《人间》月刊的经过，想起来就只有边挥泪边追述了。在该文中，吴易生谈到自己的《人间》创刊号（1942年4月）初印2千，后来又再版了3千，“销路算得不错”。到1942年9月出版《人间》第三期时，印数只有1500了。吴易生很是感慨，顺便说：“听说《古今》销路也惨，《天地》、《风雨谈》，也是同样命运……”这就是冯、柳两先生看到的3月23日刊出的《挥泪话人间》中关于《天地》、《风雨谈》的销路问题。

按：苏青的《天地》创刊于1943年10月10日，吴易生发表《挥泪话人间》时，《天地》正好出到第6期。《天地》出到21期结束，第6期还是刚开始，我们不知道吴易生口中的“销路惨”是什么标准，不过我们知道，他说《人间》创刊印数五千属于“销路算得不错”，而第3期印数1500的话，就是“惨”了，说明吴易生听说的《天地》销路，在他写《挥泪话人间》时，大概也就是一千五百左右吧。然而，文章刊出，苏青的更正接踵就到了，声明“查与事实不符”，却又不明说印数多少，是一种很含糊的更正。

苏青《天地》创刊，是首印3千，再版2千，与《人间》的情况差不多。这在她的小说《续结婚十年》中的《吴山点点愁》（见影印本P77）中的说法相同，由此也可见《续结婚十年》记载的真实程度。

苏青的《天地》是接受了陈公博的10万支票而产生的，现在看来，苏青办杂志有点像公款私用，洗黑钱的嫌疑脱不掉，说起来总是民脂民膏，除非出自陈公博的私囊。在当时，这种情况也很普遍，苏青还享有配给纸，陈公博也算得是当时文艺的一个守护神。特别可贵的是，他给了钱，又给了纸，却并不插手来控制苏青的办刊，并不预先给定一个什么核心价值观或别的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的禁忌，或者要先审查审查，这些都没有的。

不过，苏青的《天地》毕竟是请了款的，销路如何，她必须在乎。当《江苏日报》有《天地》销路很惨的话传播出来，对于她，总有点难堪。我们不知道她的第六期印数多少，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吴山点点愁》中，苏青讲了“钱英俊”的丑事，钱编的杂志，向周佛海吹嘘说是1万份，其实却是4千份，结果苏青无意间在周的面前说穿了秘密，“因此钱便恨我入骨”云云。如果苏青在上海人前说《天地》销路多少，而《江苏日报》上却说销路很惨的话，苏青也甚担心别人会觉得她在欺骗，关系到她为人的名声，另外销路还关系到《天地》的广告收入，因此，苏青看到《挥泪话人间》，也就不得不更正，但1944年3月《天地》的销路又会好到哪里呢？据说当时运往北方的邮路也一时断绝，这也是苏青虽更正，却又不敢不能亮明真正印数的原因吧。

三、苏青催稿

苏青一生，也就主编了一种杂志——《天地》。在当时，如果说《古今》是意在纵贯历史，囊括时间的话，《天地》则是乾坤上下，海涵空间的意思。《天地》只出版了21期，其中7—8，15—16还是合刊，总共也就19单册，量上看并不很多。

苏青以写作、出版为生，其敬业精神，确实与众不同，特别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大家知道的苏青小姐坐在装运白报纸的车上亲自押车；一个是苏青亲自到报摊收款；还有就是为了编好杂志，费尽心机地催稿。我在《杨淑慧投稿》一文中谈到，杨淑慧“因为冯和仪女士再三劝说，每日催促，而且指定题目，不便坚拒，只好简单写出”。苏青其执着地催稿精神可见一斑。当然催稿、投稿就像求婚，必须你情我愿，双方互相凑集才行。鲁迅的《阿Q正传》就有胖乎乎的孙伏园笑嘻嘻地催稿的功劳。杨淑慧也是本身有文章要写，一旦碰到出好题目，再三劝说，并且每日催促的苏青，也只能乖乖交稿了事。

就这么一个例子，还不能说明什么，不妨再来看一个例子。

梁文若，梁鸿志的女儿，《古今》社长朱朴的续弦妻子，她也难逃苏青的催索。梁文若在《天地》第六期有篇《谈天地》的短文，不多几句话，却两次谈到了苏青的催稿。“二月二日……席间冯女士一再向我索文，说也惭愧，我虽然自小受学于家父，但是从来不敢弄文舞墨，以免贻笑大方。可是冯女士的隆情厚意毕竟是可感的，不便固辞……”结果逼出了一首旧作的小词。“昨天（2月17日）在古今社又遇到了冯女士，她又向我索稿，并且急如星火，限定二十日之前要交卷。”这回更是厉害，据梁文若在文章后注明，这篇《谈天地》竟是1943年2月18日“在朴园午餐，餐毕草此。”真是不得了，经过苏青这一催，梁文若抛掉筷子饭碗，简直是采取了立等可取的态度，第二天马上向苏青交了作业。

梁文若的这么一行字，一方面在暗示自己倚马可待的“文才”，另一方面则苏青催稿之厉害，也宛在眼前。

两个女子在文章中自供苏青催稿之功效，或许尚不足说明问题，因为同性之间所谓“女人帮女人”比较能说动对方的心，且女人的心相对比较软，心太软，自然在苏青的猛攻之下，丢盔弃甲，溃不成军了。

巧的是还有男人的自供状，久经沙场的予且（潘序祖）也经受不起苏青的催稿，他说：“编者遇见作者的时候，没有别的事，寒暄之后，自然就是‘讨稿子’”。

予且曾任中华书局编辑，本身也有催稿的经历，他在《我之恋爱观》中说：“记得三年前为《宇宙风》乙刊写过《吹云随笔》，里面有一段是描写‘讨稿子’的，自问已经写的很厉害，但是还抵不上本刊编者冯小姐。”原来，予且的这篇文章，连题目也是苏青限定的，予且说：苏青的催稿是“限期限字，限范围出题目”，几乎天下无二，古今独一的了。

苏青催稿的本事，在同样也做编辑、也经常向别人催稿的予且眼中，也觉得要甘拜下风。鄙人也是苏青同行，回思职业生活，相比苏青所为，也自叹不如。也许，在苏青眼中，这些作者都是前世欠了她的债吧，所以她会逼得他们这么紧，这是说说笑话的。苏青做的乃自己的事业，她之尽力，自有内在的动力，我们却只是谋升斗之资，说起来还只是为他人作嫁，自然所谓动力就难说得很了。

四、苏青与柳雨生小说《发神记》

读日本樱庭弓子《苏青导论》，注意到她在《在铅字媒介中》一节有这样一句话：“显然是以苏青为原型的柳雨生小说《发神记》……”这个说法是我们素来没有注意过的，真是这样吗？

柳雨生的短篇小说《发神记》刊于1944年4月号第13卷第1期的《杂志》。这一期张爱玲、苏青、胡兰成都登场了，杂志里面有一个《女作家聚谈》，苏青发表的小说《蛾》，还有实斋《记苏青》，用樱庭弓子的话来说，就是“对苏青的几乎无微不至的介绍源源不断”。那么，柳雨生的小说《发神记》是不是用小说形式来介绍苏青呢？

柳雨生的《发神记》开场是在一节火车夜车车厢里。在一个单位区间里，坐着三位，分别是男子仲华，女子之娟，这两人同坐一凳，对面是北京口音又因为在江南住过一段，口音有点混杂的男子京生。开场的情景颇有点暧昧，仲华在酣睡，之娟的一双穿着丝袜的纤足是由对面的京生“温暖地抱在手中”的。半夜时分，之娟与京生都被惊醒了，京生看到对过的之娟“不失一种楚楚含情的风度”，心里在暗忖着：“说是快近三十光景的人了，不知道她的心里，通过了人情世故和经验之外，还有着燃烧的爱情没有。”这篇小说，没有具体的情节，有的就是断断续续的夜半时分在火车上的几段对话。

一开头，就是京生挑逗似的问之娟要不要再婚。京生进而又问：“我就是一个结了婚的男人。我还有一个四岁的孩子呢！像我这样的人，是不是可以合乎你的对象的条件呢？之娟！”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样的问话简直就是说：“你做我的小三吧。”

随后，之娟话题一转，谈到她的婚姻生活，她和马君庄的故事。这个故事诚然与苏青的经历很相像。随后，京生又谈了他自己的恋爱与婚姻，这里面有几句话可以一说：

京生说：“又譬如我，结婚之后已经五年了。我再遇见旁的女人，我还是要爱她的。实际上我已经发现了好几个这样可爱的女性了。她们认为我是可以信赖，可以托付的时候，我觉得我又多了一个亲近的了解的人。”“那么，你的太太，”之娟说，“知道了不会吃醋么？”“我知道她是会的。吃醋是女人应该有的美德呀！之娟，我现在对你说的，不是开玩笑的话。有许多朋友说你是一个像男性的女性，这真是在大大的开你的玩笑了。说您像男性，是因为你太直爽，太明朗么？我是知道你直爽的原因的……其实，你是再正常再女性也没有的女性了。我的观察的一个根据，就是你必是醋性极大的人。你的一部婚姻史其实就是吃醋史。当然，你现在是在吃醋之外，开始明了和获得一点别的东西了。……”

上面的话，是相当有针对性的，即很多人对苏青的观感，譬如实斋《记苏青》开头就说：“苏青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她的爽直，豪放和饶有男子气概……我们在眼前见到的是一位烫发时装的现代佳人，然而我们闭上眼后，只听她的高言谠论，活似一个辩才无碍的男子汉。”相对实斋对苏青的看法，我想，京生对之娟的认识当更为苏青内心所认同。

柳雨生的《发神记》，如果恢复成繁体字的话，发不是发生的“发”，而是头发的“发”，在整篇小说中，似乎看不到这样的题目是何取意，很有点故弄玄虚的味道，也可能只有他们私下里有什么“今典”可以相视一笑吧。

从小说整体看，之娟确实有苏青的影子，而京生诚然是作者的化身。苏青的《续结婚十年》对于柳雨生的原型潘子美，苏青其实并不喜欢，曾评价他办事圆滑，当然还有一点别的原因，譬如在《风雨谈》（书中是《文光》）连载《结婚十年》（书中为《残月》），虽然嘴上说得好，实际上却并不重视，位置也放得很靠后（《续结婚十年》第71页载“他自然并不怎样看重它，把它排在不重要的地位”）。《续结婚十年》中，潘子美对苏青相当殷勤，介绍工作，请客吃饭，但苏青描写潘子美的笔调，多少带着点嘲讽的味道，还说“他同鲁思纯是旧相识。资望自然远不如鲁，因此觉得拖住了鲁思纯在一起，不论在何处都可以自高身价。他对于鲁思纯一向总是执礼甚恭的。”书中居然还有潘子美（柳雨生）偷配苏青卧室钥匙，为苏青洗衣的描写，可见潘子美的意淫功夫了。

如此看来，柳雨生的小说《发神记》多少有点向苏青自作多情地示爱的味道，柳雨生是个爱才也爱美女的人，面对苏青，他似乎也曾有过一点企图，《发神记》刊于1944年4月号，正是那一年春天，柳雨生、陶亢德和苏青曾结伴到南京和纪果庵相会，《发神记》所描绘的可能就是他们在火车上的一幕。当陶亢德在呼呼酣睡时，柳雨生却捧着苏青的双脚，摸着苏青的手，在偷偷调情呢。

五、苏青与陈公博

苏青曾为文赞陈公博的鼻子，很为时人所诟病，盖鼻子在国人的知识中，不仅仅是隆准，龙门高峻，还与男性的生殖器有关，赞鼻子换句话说，也意味着赞一个男人的性以及性能力。作为那个时代的女性，苏青或许并不懂这个，于是一句真心的赞美，就被人笑话了。抗战结束后，小报小书（那种所谓内幕）都曾把苏青与陈公博联系起来，苏青也没有站出来澄清，后来，她出版《续结婚十年》，对与陈公博的关系有比较详细的描述，似乎也不见什么暧昧，不过是要她做秘书，给她官做，再是给她钱，于是办了《天地》杂志。书中给我们印象深刻的，是谢上校走后，报纸上刊出了陈公博被枪毙的消息，她说：报纸上第一项触目的消息，便是金总理死了，她觉得这是历史的悲哀。《续结婚十年》写作和出版都在抗战后，不过她还是写出了自己与金总理的交往，也为他的死而伤心，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否仅止于此呢？小报小书上的记载是否空穴来风，出于想象呢？

本来，这种床笫之间私人的事，外人难窥底里的，除非有西方那种伏于床下的弄臣出来讲讲听感罢。然而，苏青的事，自己不说，却有人替他说了出来。这个人也是她的入幕之宾，也就是《续结婚十年》中的谢上校。

蔡登山先生已经考证出，谢上校其人，就是后来的作家姜贵。他在五十年代香港的《上海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回忆录《我与苏青》，把苏青的事说了很多，几乎揭了苏青床上的被子。

回忆录的真实性可能小于日记，但高于小说形式的《续结婚十年》是毫无疑问的。且姜贵这篇回忆还是刊于大陆“解放”后的香港（按：姜贵此文写于台南），可以不担心苏青看到。姜贵说：“自由世界与竹幕大陆已经是两个天地，这些旧事，由于地理关系，已与对方痛痒无关。”所以，这里的记载，应该比较的可信并接近于事实。

姜贵在《我与苏青》中谈到苏青与陈公博，必是来自苏青之口，且看他怎么说——

苏青的离婚，“原是陈公博怂恿促成的”。陈公博为什么要拆散人家一对夫妻呢？自然本身两人之间已经存在矛盾，这是不必说的，更重要的原因，当然是为他们自己方便。

苏青追随陈公博，最先的名义是“随从秘书”，“有善意的第三者警告她谨防莫国康的毒手，她才改变主意”。莫国康作陈公博的“随从秘书”在前，为什么苏青来做要谨防毒手呢？当然不是工作上的竞争，而是夺宠与妒忌，这样就可以明白苏青与陈公博的关系，其实就是陈公博与莫国康的关系。

苏青后来就市府专员之职，“陈公博送给她的是一本复兴银行的支票簿，每张都已签字盖章，只等她填上数字，便可以支现”。“陈公博接见她，常在国际饭店某楼的一个房间。”抄到这里，基本可以明白苏青与陈公博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了。

这样看来，苏青称赞陈公博的鼻子倒是出自内心的由衷之言，虽然两人之间的关系只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六、苏青与周化人及其他

我读《续结婚十年》，不知道苏青与周化人还有一点关系，现在想想，主要是对周化人其人，根本就没有关注过。在那个年代，周树人，周作人，周化人，周雨人，周作仁等等，一时间同时出现，简直难以分清，特别是周雨人，周化人，都不是文学中人，虽然报纸刊物上时有他们的文章，但大抵是政治经济，我的眼睛，简直没有在上面多停留一会，这就造成了对周化人，只知其名，而不知其人，于是，看《续结婚十年》时，就无法与他对上号，看到和苏青来往的那位高官，虽然知道不是虚构人物，却怎么也无法和现实中的某某联系起来，直到看到姜贵的《我与苏青》，才知道苏青身边，一个个排了队，里面还有一个周化人在。

周化人有必要介绍一下，原准备找《周佛海日记》中的注，却一时没有找到，不得已求助百度，结果如下：

周化人（1902—？）广东化县（今化州）人。抗战爆发后，附汪投敌。1939年9月，任汪伪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1940年12月，任汪伪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处宣传组组长。汪伪政权成立后，历任汪伪铁道部常务次长、社会行动指导委员会委员，汪伪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广州市市长，汪伪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上海分会委员，汪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

这是一段无头无尾的介绍，实在说不过是1939年到1945年的浮光掠影式的履历，没办法，也只能如此。读我文章的朋友们，姑且先“破一下蒙”。《续结婚十年》中，周化人化身为赵瑞国，是一个“胖胖的绅士”，“他的头发是稀疏的，齐往后梳，显得整洁而大方，咖啡色的西装，质料很高贵，式样也适合身材的”，这位赵瑞国，名片上是“几项官衔，大概是什么厅长什么委员之类”，通过一段时间接触，苏青就和赵瑞国在西区多丽公寓订了房间同居起来。

苏青笔下的赵瑞国：“他是英伦留学生，遍游欧洲各地，性情温和，举止彬彬有礼”，“他常回忆过去，茵梦湖畔的恋爱故事，他说他曾爱过一个异邦女儿，只为羞于启齿求婚，他常常自渎，后来性机能便衰弱了”。赵瑞国常常不能满足自己的夫人，怕和自己的夫人见面。此后，苏青写了自己与赵瑞国的争吵，再说自己与赵瑞国更多是精神的爱，最后是家里孩子没人管，急急回前夫家照顾孩子，才与赵瑞国疏远了。

我们再来看看姜贵《我与苏青》中提到的周化人——

姜贵说：“苏青和周化人的关系，有甚于公博。”“苏青常常挂在口上的人物，陶亢德之外，便是周化人了。他常带着保镖请她到外面去吃饭。周化人患有某种隐疾，唯苏青能满足他的需求。”上面说过，周化人是性机能衰弱，换成现在的说法，可能是早泄，何以苏青就能满足周化人呢？而周化人不能满足自己的夫人呢？我们就不知道了，而周化人的夫人做不到。究竟真相如何？自然谁也不清楚。不过，苏青阅人很多，譬如所谓谈维明的胡兰成，在张爱玲的《小团圆》中，就可以俯身到腿间做些事情，想必苏青也可以。

姜贵说：“胜利之始，周化人留一张条子在房里，一去渺然。”抗战胜利后，周化人就逃到香港，他在香港改回原名周亿孚，在大学里任教，成为一位名教授，他的学历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还出版过好几本书，如《基督教与中国》、《中国文学史稿》等。

姜贵在《我与苏青》一文中曾强调：“我今日的叙述，将更忠实的回忆当时的实在情形。因为既然意在凑趣，又不是有人来逼口供，自然没有‘真情虚报’的必要。”这样的话似乎可以保证该文作为史料真实性的一面，然而解读此文，也应该明白，这是姜贵“以我的立场、我的看法，复述一番而已……”因此文章的主观色彩，必定会产生事实与叙述之间的距离，这是我们读《我与苏青》时要注意的地方。《我与苏青》中曾模糊地提到苏青的一个隐秘故事。这个故事，如姜贵所说是这样：“胜利之初，苏青曾有几天不见，没有人知道她到哪里去了，但后来又出现了。这一隐一现，才是她的‘要紧的’秘密，任何人她都绝口不谈。这样的例子，在她是绝无仅有。”这段话是相对前面一段话说的，前面一段则是这样的：“张爱玲谓：苏青口没遮拦，但她是有分寸的，真到要紧的，她便不说了。但据我（姜贵）所知，她的‘要紧的’，并不包括性爱在内。她对这些事一点也不隐讳。”换句话说，相对于世人眼中的性爱隐私，苏青的生活中还有更要紧的故事，性爱是可以揭露一点的，但苏青的这个隐秘故事，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说的。

那么，苏青还有着什么隐秘的故事，不能向任何人说呢？我们玩味姜贵的文义，虽然他说“任何人她都绝口不谈”，但很明显，即使他并没有从苏青嘴里获取，但凭着两人之间极其密迩的关系，他不但知道这个内幕，还曾分享过苏青的这段隐秘，由于姜贵当时不在上海，胜利之初，两人根本还不认识，所以姜贵只可能是事后获知。不过，姜贵在这里也忍住没说。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秘密呢？我不知道，但很好奇，说实话，这件事困扰了我很久。

我们不妨从别的方面来作点推测。苏青的《续结婚十年》有《胜利了》这一章，这是安排在离开赵瑞国（周化人），回到前夫身边后发生的故事。也就是发生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之日。里面有一段她和前夫的对话：

……我快乐地说：“真是太好了呀，贤，你现在可以设法找事做了。当时亏得我劝你等待，要不然的话……”贤伸着的手垂下来了，两眼望着我，冷冷的说：“但是你也预备跟着总（经，请让我加个毫无意义的字）理逃难吗？”……贤见我沉吟不语，又从旁冷笑着说：“事到如此你还恋恋不忘旧吗？……”

在这一章里，苏青还到报社去看鲁思纯（陶亢德）、潘子美（柳雨生），未值，赵瑞国又留了纸条离开了，后来又去看望了戚先生夫妇（周佛海），但就是没有看望陈公博的纪录。照苏青的脾气和她在《续结婚十年》中透露的对陈公博的情意，她是个恋旧的人，不会轻易舍了陈公博，而只被前夫在嘴上提到。特别是这种艰难的情况下，苏青反而会表现出一点侠肝义胆的。我们知道，日本投降之初，陈公博还在上海，一度还因为和周佛海的矛盾，卫兵们互相射击对垒过，后来才逃往日本避难。那么很有可能是苏青借她前夫的口，透露了一点自己独享的秘密，好在这样的透露，外人是猜不透的，但“国王长着驴耳朵”又是她深藏内心的隐秘，她憋得难受，只有用这种方法“浮上水面”，透出一点“秘密”。

从所有这些迹象分析，我觉得所谓苏青的隐秘，很可能是她跟着陈公博逃难去了，或者退一步讲，为陈公博寻求避难地了，后来很可能情况变化，也许苏青没有完成使命——没找到很好的落脚地；也许一起逃难被陈公博劝回了，总之，胜利之初，苏青失踪了几天，她的“一隐一现”是个值得探究的谜。而如果真的和陈公博有关，那么，苏青的失踪当然是相当“要紧”的。

蔡登山先生从网上传过来一篇他的近作，《从一篇佚文看姜贵和苏青的一段情》，拜读一过，拍案称奇。文章讲他通过各种线索，发现了一篇发表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香港《上海日报》署名谢九的《我与苏青》，经过蔡先生的探赜索隐，终于解开了《续结婚十年》中“谢上校”的秘密，他竟是后来在台湾有名的小说家姜贵。所有这些，使我们对于苏青的《续结婚十年》的研究（同样也是对苏青生平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这里我不想披露蔡先生的原文，只想把答案先告诉大家，除了谢上校——姜贵外，蔡登山先生还告诉我们，小说中的赵瑞国原型是周化人。《续结婚十年》中，谢上校是苏青的朋友童于道的亲戚，国民党的一个上校军官，这是一位“短小精悍”、“精通翰墨”、会作旧诗的男人。抗战胜利后，他来到上海，把一个朋友接收来送给他的房子转送给苏青住。这样做，当然是有目的的。目的当然就是苏青这个人。

当时，苏青描写说，谢上校怎样想尽办法拖延时间，最后成功地共卧一室（睡沙发上），然后，在夜半成功地“笑吟吟的伏下来了”。照说，像苏青这样经历的女性，不会预见不到这种结果，我甚至怀疑这正是她的期待。但在苏青写来，谢上校却是强制达到了目的。《续结婚十年》中的苏青，往往是夜来顺受，白天里却要拿出自己的尊严来，在这个男性身上扳回一局。他和谈维明是这样，她和赵瑞国是这样，她和这个谢上校也是这样。第二天天一亮，苏青发飙的时候就到了。躺在床上，她很后悔，觉得被人玩弄了。这位谢上校不懂风情，只顾满足自己，对自己完全是一种侮辱。结果是，谢上校留下的钱也不顾，还留下一张纸条：“请你永远不要来找我。”就这样了解了她和谢上校的情缘，此日正好是金总理（陈公博）被枪毙的日子。

事实当然不会是这样。苏青在《续结婚十年》中总把自己塑造成一夜情似的“木子美”，据我分析，这种关系哪会这么快产生，并这么倏忽快捷地结束呢？而这位久经沙场的谢上校，真实身份的姜贵，哪里会完全如苏青所说的那么“只顾满足自己”呢？他有老婆孩子，还有已病死的姬妾韩氏，我想决不至于如苏青所说，小说反映出的是苏青的那种多少有点畸形的女权思想吧。

化名谢九的姜贵，之所以会在十余年后，回忆与苏青相处的经历，写成《我与苏青》，大概是因为看了苏青《续结婚十年》中的一面之词，也想说上几句，透露点自己视角的东西。他没有对苏青的说法一一驳正，他完全说自己与苏青的故事，以留下他与苏青关系的另一份证词。

蔡先生在文章中得出结论说：“《续结婚十年》，是秉承《孽海花》以降的小说传统，苏青采用化名去写真实的故事”，相信大家看了都会首肯。

七、《小天地》及其他

周班侯（笔名班公）是苏州人，苏青办《天地》月刊后，他也在天地出版社办了个《小天地》。所谓“天地”，“小天地”，其实隐隐与战前林语堂编的《论语》半月刊有关，即提倡小品文也。林语堂提倡小品文时，有一句话是天地之大，苍蝇之微，无所不谈。作为小品刊物，《天地》也是谈天说地，聊北侃南，无所不谈的。《小天地》在形制上比《天地》小，虽不能说一胞双生，却也是天地出版社一枝上结出的一大一小的两个果实。《小天地》1944年8月10日创刊，到1945年5月1日办了5期停刊。《小天地》作者多用笔名，使用真名的不过寥寥数人，值得注意的有胡兰成的《谈谈苏青》，这是大家都熟悉的文章。如果仔细品味，或许会有意外的收获。譬如：“他们（宁波人——引者）毋宁是跋扈的，但因为有底子，所以不像新昌嵊县荒瘠的山地的人们那样以自己的命运为赌博”。大家知道，苏青是宁波人，而胡兰成正是嵊县人，文章中把苏青和自己对比，似乎也暗示出，胡兰成与苏青，这两个浙江人的根本性不同，作为荒瘠山地出来的胡兰成，正是随时随处以命运为赌博的人。文中还暗示了他和苏青关系的暧昧：“倒是在看书写字的时候，在没有罩子的台灯的生冷的光里，侧面暗着一半。她的美得到一种新的圆熟和完美，是那样幽沉的热闹，有如守岁烛旁天竹子的红珠。”这句话无疑是写得相当美的，但它的美却饱含了艳情的味道，读来有如《疑雨集》中的诗句。试想：一个离婚女人的房中，天晚了，灯下，女人在伏案看书写作，一个不是丈夫的男人却在旁边欣赏，连苏青家没有灯罩的台灯也写到了，这情调自然可以想见两人的不寻常的关系了。

我这里不想多说胡兰成与苏青，倒是想说一点戴望舒、周黎庵、穆丽娟这三个人，这个题材写的人也多，不过大家都注重写戴望舒与穆丽娟的离离合合，却很少关注周黎庵与穆丽娟的暗渡陈仓，即周黎庵早在戴望舒与穆丽娟中间插了一脚，所以穆丽娟会毅然决然的与戴望舒离婚。这个也是我从文字间咂摸出来的。《小天地》第三期有一篇鄂厂（疑即散文家王仲鄂，苏州人）记《诗人水拍》的文章，是诗人袁水拍传记的可贵资料，一直未得到人们的重视。此处不多谈。文章中有一节谈到了戴、周、穆三人，抄录如下：“从粤汉路南下到达广州，再渡海到香港，水拍开始了他的新生命。姚苏凤是文字旧交，也到了香港，于是努力写稿，成为香港星报的中坚，更因他卓然的文笔，获识戴望舒、茅盾、叶灵凤、徐迟等人，有一时期且住在望舒家中。望舒的太太住在上海，家用款即托水拍汇沪（按：袁水拍早年从业银行，汇款便利），由我转交，记得穆小姐来我处拿汇款的时候，雨下得正盛，陪来的正是穆小姐现在的外子周黎庵先生。”

由文中可知，当戴望舒在香港尚未离婚，而穆丽娟独留上海的时候，周黎庵的身影已经出现在戴望舒太太的身边，做她的一个护花使者了。关于周黎庵与穆丽娟的婚恋故事，由于周黎庵曾经落水的身份和周黎庵本身名气不够，谈的人极少，而这一段似乎有助于我们对周穆联姻以及戴穆离异的了解。（作者简介：黄恽，1966年生，江苏苏州人，著有《蠹痕散辑》、《古香异色》、《秋水马蹄》等）

中共史上最传奇的间谍——袁殊

一、袁殊是谁？

袁殊这个名字，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陌生的。

袁殊何许人也？

袁殊，1911年生于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原名袁学易，又名袁学艺，曾用名或笔名、化名很多，主要使用碧泉、袁逍逸、严军光、曾达斋等。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后，袁殊依照中共秘密指示转进苏北解放区，很多不明真相的人认为“袁殊”这个名字“太臭”，因此，中共党组织建议他改名，袁殊遂改名为曾达斋。

长期以来，海内外有关袁殊的著述，众说纷纭，说他是“落水文人”、“汉奸”有之；说他是军统特务有之；说他是中统特务有之；但越来越多人，认定他是潘汉年手下的得力干将。

三四十年代的旧上海，袁殊有一定的知名度，因此上海的一些老人、文化界的一些老前辈们对于袁殊这个名字恐怕并不陌生。袁殊的人脉关系很广，结识不少名人，从其保存的馈赠字画可见一斑，如齐白石、黄宾虹的画，周作人的诗，何香凝的梅花，郭沫若的题字等都明白地写有“学易先生雅属”之类的酬词。从各种材料来看，袁殊背负的骂名似乎更多一些。

资深媒体人金雄白（朱子家）在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书中称：“袁殊这个人，真是有他的一手！他好似天生的一个特工人才，在抗战前后，情报工作的迅速而正确，推他为第一手。”

抗战时期汪伪控制区，人们普遍认为“袁殊是个公开的汉奸”，但各界高层又对其真实身份表示了诸多怀疑。国民政府军统组织曾多次密令调查袁殊的真实身份。1941年2月27日，孔祥熙在上海的情报据点就在一份向重庆当局发的密电中说：袁殊虽几度“在中央机关（指国民党的军统）服务，实则为共产党工作。前年袁被捕后在日方组织伪党（指汉奸组织‘兴亚’），亦为共党指使。现袁为共党担任工作有四。共党在沪安全问题与共党在沦陷区之交通亦由袁负责”，“共产党利用日伪报纸攻击中央（指国民党中央）皆由袁办理”。

著名评论家张颐武在其博客文章《随风而逝：袁殊的故事》中写道：“袁殊的经历的确比侦探小说和电影更有传奇性，007或者阿拉伯的劳伦斯没有这么复杂……时间让许多有趣的传奇被悄然遗忘了，二十世纪其实走得很快。历史的缝隙有太多的故事，它们掉进去就再也无从寻觅。它们已经‘随风而逝’了，但偶尔留下一点踪迹，如同图书馆长椅上的斜阳，引人怀想。”

二、多重身份，才华横溢

袁殊做过记者、编辑，写过剧本、办过报纸杂志，做过社长，并且都做得很出色。

袁殊是中国第一个提出“报告文学”这一概念，他最早对报告文学作出系统的研究，并且在中国新闻学史上也留下好些个“第一”的记录。他创办的《文艺新闻》一共出版整整60期，时间长达16个月，是左翼文化刊物寿命最长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丁淦林说：“我第一次看到袁殊这个名字，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叶。那时读过他的《记者道》一书，知道他热心于新闻学研究，把Journalism译成‘集纳’（或‘集纳主义’）是他的首创。”

萧云在其《荣辱之间鉴真情——忆左翼文化人袁殊》中指出：“翻开《左联词典》、《新文学史料》、《中共上海党史资料选编》，便可了解：袁殊是左翼新闻工作者、作家、翻译家。他创办了《文艺新闻》，担任过“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与范长江、恽逸群等人发起成立了‘青年新闻记者学会’。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武装进攻上海，茅盾、鲁迅等43名左翼作家和文化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其中有袁殊的签名。同年，柳亚子、鲁迅等57位左翼作家和文化人发表《中国青年作家为中苏复交致苏联电》，电文中亦有袁殊的名字……这时期他发表了《记者道》、《现代新闻学》等作品与译著。他首次提出了‘报告文学’的中文译名并作了定义，从理论上对报告文学进行了卓有见解的系统论述。新闻界前辈任白涛说，‘他给1931年的中国新闻界造了不少新记录’。郁达夫称他的剧作《工厂夜景》是一部可与高尔基的《夜店》相媲美的力作。”

袁殊文笔甚健，诗文俱佳，著述颇丰，且翻译了大量日文书籍（袁殊自称：“文化大革命前，编和译日文书四五本，写学习笔记、札记有五六十万字，总计笔耕收获，约在百几十万字以上。”）很多了解其才华者都一致认为：他如不“改行”，当不弱于同在二、三十年代一同出山的著名作家。1989年第1期《新闻记者》刊载肖非的《袁殊纪念会在沪举行》一文，文中仅是赞美袁殊的文学才华：“袁殊是我国早期留学日本的有志人七之一。1931年参加革命，是三十年代的‘左联’盟员，《文艺新闻》创始人，著名的文艺活动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一生写下了许多有关新闻学方面的著作，发表过大量的文艺作品和译文，对我国新闻事业和文化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夏衍在《懒寻旧梦录》里称赞他是一个‘既能写又能搞社会活动’的有才干的人。他在特殊战线工作期间，贡献也是卓著的，而且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传奇事迹。”

袁殊著述颇丰，比较有影响的有：《记者道》、《学校新闻讲话》、《印度独立史略》、《新闻大王赫斯特》，译作有《新闻法制论》、《最初的欧罗巴之旗》、《一个日本女共产党员的日记》等。袁殊的部分作品汇集在1992年南京出版社出版的《袁殊文集》，该书由夏衍题写书名，南京出版社社长张增泰（拙子）为责任编辑，直接参加文集收集、整理和编辑工作的有梅丹馨、高润民、成翼康、曾龙、曾虎、曾曜、周祖培、胡肇枫，他们中有的是袁殊的子女、有的是袁殊的学生。

值得一提的是，《袁殊文集》附载了赵风1991年12月26日撰写的《袁殊传略》和袁殊1984年秋亲撰的《屐痕重印江南路——南游杂记》，为我们研究袁殊提供了很重要的一手史料。袁殊因“潘汉年、杨帆冤案”，而系狱27年零5个月。1975年春，袁殊羁縻于武汉军都山劳改农场，他以《自嘲》为题作诗一首：竖子昂藏五尺躯，腹空咄咄缺诗书；曾掷黄金若粪土，琴心剑胆小侏儒。每读艰危无字书，不惜身命未踌躇；人间了无私仇怨，爱拍苍蝇扫蠹鱼。

这首诗表达了袁殊不惜毁誉打入敌人内部，对其追求事业的赤胆忠心，也准确表达了自己的委屈和大度。袁殊出狱后，为表白自己的[1]真实，他将其《申述材料》和日记等交付给他的学生胡肇枫。

袁殊还是民国三、四十年代文学界屈指可数的幕后炒作高手，一手捧红张爱玲。张爱玲的《小团圆》里面有一句话：“袁殊自命为中共地下工作者，战后大摇大摆带着厨子等一行十余人入共区，立即被拘留（张爱玲致宋淇，1976年4月22日）”。民国老期刊收藏研究专家谢其章指出：这件事及袁殊的真实身份张爱玲是怎么知道得如此详细的，隔了三十年还记得，张爱玲一定还记有许多“秘闻”。

三、浮出水面

现如今，我们只要提及潘汉年，必提袁殊，因为抗战时期潘汉年[2]所获得的大量情报直接出自袁殊之手。袁殊在建国后常常对人说，我们好像是串戏，在幕后指挥的潘汉年、王子春，在台上表演的是我。

1983年，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为含冤去世的恽逸群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新华日报》对此专门作了报道，所刊发的新闻中，提到“送花圈的人当中有生前友好袁殊同志”。不久，有篇悼念恽逸群的文章《刀斧丛中识恽老》中说：袁殊是一位“深入虎穴”[3]的共产党员。可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公开刊物上，我们几乎难以找寻到有关袁殊“特殊贡献”的详细报道。

1986年，袁殊在政协苏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的《苏州史志资料选辑》（第三辑）刊发自己的回忆录：《放眼亭畔话往事——忆打入汪伪的四年》；1994年南宁的接力出版社又出版了曾龙编著的《我的父亲袁殊》，二者成为研究袁殊的最基本的史料。

直到此时，人们才逐步知道袁殊的真实身份：他是电视剧《记忆之城》中朱今墨的原型，是中共情报史一位颇有传奇色彩的超级特工，被誉为“东方佐尔格”，朱德称之为“我党情报工作战线不可多得的人才”。他是中共情报史上最多面的超级特工！

四、“五重谍报王”

在中共情报史上，先有新闻记者身份，后从事情报工作，而不是先从事情报工作，再以新闻记者面貌出现，袁殊可算是第一人。蕲春县文化馆副馆长郑伯成指出：我军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五重谍报王”。

从1931年10月到1945年10月，袁殊以多重身份从事中共地下情报工作长达14年之久。袁殊的多重身份大致分为五面：即中共特别党员、渝方国民政府（中统与军统）、日方岩井机关、宁方（汪伪政权）和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具体如下：

中共中央特科成员（此为秘密身份，中共特别党员，也是货真价实的中共中央特科特别情报人员）。1931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的潘汉年直接发展其为中共秘密党员，袁殊曾一度成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秘密情报员。1945年10月7日，袁殊渡江北上，到达解放区，后为中共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旅级，1949年2月，由李克农亲自调到国务院情报总署、中央军委联络部工作；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核心组织“干社”情报股股长；

日本外务省情报部上海总领事馆岩井英一组建的上海日本总领事馆特别调查班（简称“特调班”、岩井机关）情报员、“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主干；

青帮、洪帮骨干成员（先拜青帮“大”字辈的曹幼珊为师，与杜月笙、黄金荣平起平坐“通”字辈，后拜洪帮“五圣山”开山山主向松坡为师）；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后为忠义救国军新制别动队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局直属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

汪伪政权高官（汪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苏南清乡区政治工作团团长、党务办事处主任、镇江公署主任兼保安司令、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上海市参议、江苏教育学院院长、上海《新中国报》社长等职）。

据岩井英一回忆：为掣肘汪伪汉奸势力，岩井英一让袁殊出面组织一个“兴亚建国同盟”，作为一个麻痹、消磨中国人民斗志的文化团体，加入到汪伪政府中去。袁殊根据岩井英一的要求，在地处上海宝山路的“岩井公馆”挂起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的招牌，成立了“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的机构，并筹备出版了《新中国报》和《兴亚》杂志。“兴亚建国运动本部”表面上是一个接受日本外务省津贴、支配的汉奸组织，实际是中共的一个新的情报据点。不仅日本外务省每月拨给“兴亚”的20万军票中，有相当一部分成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经费，而且在袁殊的具体操作下，一份份重要的战略情报从敌人的心脏发送到了延安。在兴亚建国运动的幌子下，袁殊曾策动上海租界和沪宁一带地区约40万包括知识界在内的社会各阶层民众，达到威胁汪伪政权能力的程度了。

据刘人寿等人的回忆，袁殊从“岩井机关”获得的重要情报主要有：（1）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2）1941年6月德国即将进攻苏联，德苏战争一触即发，南方局早几天亦有类似报告。为此苏共中央曾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谢。（3）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动向是南进而非北进，以及日美谈判的情报。这是涉及苏联远东红军能否西调的事情，对国内的阶级动向也很有关系。

五、判刑与平反

1965年，袁殊被定性为叛徒、反革命分子、特务、汉奸。当[4]年，军事法庭下达的判决书要点如下：“被告人袁殊，男，1911年生，湖北蕲春人，没落官僚家庭出身。曾于1931年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因犯有反革命罪，于1955年4月5日依法逮捕。捕前在军委联络部工作。罪行如下：1. 叛变革命，充当军统特务；2. 充当日本特务、破坏中共的情报组织；3. 充当汉奸、对我江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清乡扫荡；4. 混入内部，秘密与敌人保持联系。”

直到1975年6月份，袁殊大女儿马元曦意外地接到袁殊从千里之外寄来的一封短信，说他5月份离开北京到了湖北武汉大军山少管所，现已允许通信，要求子女给他回信并寄几本《毛主席语录》给他。谁也没想到，像鬼魂般消逝去的袁殊在20年以后又神差鬼使般地重新闯入袁殊子女已经安之若素的生活中。通信约一年之后，袁殊在1976年7月份来信中突然提出了回京探亲的要求。1977年5月，曾龙在北京站接到了阔别22年之久、第一次回京探亲的袁殊。消逝的父亲终于归来了！曾龙说：“这是悲欢杂混的父归。”

1982年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再次作出判决，要点如下：“一、撤销1965年判决；二、宣告袁殊无罪。”同一天，公安部、调查部对袁殊的政治问题作出了复查结论：“确认袁殊1931年参加革命工作的事实，恢复袁殊的中国共产党党籍。”

当天，袁殊在日记中写道：“至此，系狱20年，劳政生活8年，屡经向各方申诉（1978年起卧病脑血栓，在香山安心疗养8年），历乱生涯，始及重见天日！——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及于我身——一切冤假错案，在实事求是的精神照耀下，得到平反。”

六、平反之后

平反后的袁殊是孤独的。

与潘汉年有一面之缘的谭元亨从1983年起就打算为潘汉年著书立说，1987年3月7日下午，谭元亨拜访袁殊，袁殊当时坐在轮椅上，说是拒绝一切采访，当谭表示自己是楼适夷介绍而来且为的是写潘汉年，立时，袁殊半语全无。袁殊看上去将不久于人世，吐词也已含混不清，叹气说：“为潘汉年写书，只有你一个人来找我，没有别的人来找。”

自潘汉年冤案平反后，先后出版了六部潘汉年传记，每部都涉及袁殊，分别是谭元亨《潘汉年》、武在平《屡建奇功的一代英才：潘汉年》、尹骐《潘汉年传》和《潘汉年的情报生涯》、张云《潘汉年传奇》和王朝柱《潘汉年的悲剧：功臣与罪人》，五位作者六部书中，所描写的袁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谭、武的书中写袁殊是“党在秘密战线中的杰出战士”；尹骐的书中写袁殊是“脚踏两只船”的“特别危险的人物”，是“汉奸、国民党特务。”张云和王朝柱的书中对袁殊的描写先是沿袭尹骐的说法，后再版时进行了修正，接受了谭和武的书中观点。

两个结论孰是孰非？谭元亨教授说，在所有写潘汉年书的作者中，他是唯一见过潘汉年和袁殊的人，为了写潘汉年传记，谭三次下到洣江茶场、两次到潘的故乡宜兴、多次到茶陵又辗转京沪汉等地，采访了上百人。针对尹骐所说“花了两月时间，查阅潘汉年的全部档案……”谭指出：“他发掘的是冤案发生以来的审讯资料。”在谈及传记文学创作应遵循原则时，谭认为：第一，传记文学有别于文史档案资料，这是起码的常识；第二，一部传记文学要有其灵魂，要有正确的史识；第三，对史料的鉴定，不仅仅在于具体细节的核准，更在于判断上的准确。

1997年4月，袁殊子女状告尹骐及其出版社，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场官司，最终结果不得而知”。

七、褒贬不一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海内外社会各界，尤其是大陆文艺界对袁殊的评价，莫衷一是。

章克标在其《九十自述》中也提到了袁殊：“被任命过作（汪伪宣传部）次长的袁殊则是中共党员，曾经办过《文艺新闻》，后来又去了苏州，在（伪）江苏省政府里当了个教育厅长……我本来也以为他是在混日子，一直到最后才知道是中共方面授意，他这样做，也有点‘特工’的性质，是我料想不到的。”

萧云在《荣辱之间鉴真情——忆左翼文化人袁殊》文中回忆道：“由于长时期的‘进入角色’，袁殊的心理被扭曲了，压抑的痛苦一旦爆发，就会失态。亲眼目睹袁殊号啕大哭的王季深回忆说：‘当时的情景和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完全一样。’当年同袁殊一起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恽逸群、翁毅夫、鲁风等同志，都经历过这种精神上的折磨。”

台湾作家刘心皇曾著有《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书之开篇《目次》即赫然把袁殊列入了“投敌附伪的落水作家”名录，把袁殊称为汉奸文人；袁殊的“汉奸”名声很臭，当年痛骂他为“落水文人”的人大概不少。刘心皇将袁殊诬蔑为：“一口纯熟的日语，极似日本人，侏儒其形，诡计满腹。”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陈辽撰文指出：“刘心皇是一个爱国学者，同时又是一个治学不甚严谨，无视复杂的历史情况，乱给作家扣帽子的文学史家。仅以上海地区而论，就有不少爱国作家被刘心皇视为文化汉奸：如柯灵、关露、刘慕清、袁殊、恽逸群、邱韵铎、包天笑、周瘦鹃……

此外，著名的满族革命作家沫南（即关沫南）也被其列入东北伪组织的汉奸作家之列。”

陈兴邦在《我经历的历史教学故事》文中回忆：“学生想到我这位老师，我更怀念自己的老师。汪伪时期，我就读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院长是由伪省府教育厅长袁殊兼任的，当然他是汉奸。学院还有日籍教授，在那时的情况下毫无疑义要进行奴化教育。一日，一位日本学者来教院作《我的中国观》的专题演讲，主旨是中国妇女小器，男人大方，袁殊亲自翻译。听后几个懂中文的日籍教授说：‘还是听袁先生的翻译有味。’隔日，袁殊主讲《我的日本观》，主旨是日本男人小器，妇女大方。听后，我们学生士气大振，因为他在那样的环境里不遗余力地嘲笑大和民族，非一般人所能为。我至今还记得他说的‘地理环境决定其国民眼光狭窄，吸支香烟也背着人点着了才转过身来’的话语。”

就连袁殊的儿子曾龙也说：“父亲的一生主流是好的，但缺点错误也不少。作为一个具有七情六欲的人来说，他是复杂的，难以把握的。作为一个社会人来说，他不过是个小人物。”但在解放区、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袁殊不免会遇到许多文化界熟人，解释既往无异于自我表白，更何况还有组织纪律。对于自己真实情况的难言之隐，袁殊确实有过“苦情”。1948年在大连，袁殊遇到丁玲等人，他无不感慨地说：“你们都成为革命名人了，我倒成了反动分子”。丁玲回答说：“我们了解你。”

少数人或许了解，但不少人不免心存疑惑。曾龙儿时印象中的父亲“是单纯的、革命军人慈父形象；但在成年后，面对时局，由于社会经验不足和受到绝对化时代极左思潮的影响，无法理解一个革命者怎么能在生活上那么腐化，但也非常好奇袁殊是怎样实践了‘左翼文化人——国民党特务——汉奸——革命军人’之间的大跳动的。”

八、最后定论《炎黄春秋》2002年12期刊载了尹骐所写的《袁殊谍海风雨16年》，文章指出：“在中国现代情报特工史上，袁殊是一个颇为重要的角色。由于他的情报特工经历曲折，扑朔迷离，又不易被人理解，长期以来极少有比较客观全面介绍他的文字见诸报刊，袁殊是一个从贫困的学徒工到激进的左翼文化人；参加中共情报工作，又受命打入CC组织和受雇于日本情报机构，做所谓‘白皮红心萝卜’；第一次被捕，政治思想弱点暴露，‘转向’后的彷徨……在敌人面前，袁殊没有自首叛变，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也没有大义凛然，坚决拒绝敌人的任何要求。他的被捕并没有引起组织的被连锁破坏。袁殊在敌人面前所采取的是一种表面上灵活、变通、圆滑、尽量保护自己，实质上则是某种退让、妥协的态度；……抗战全面爆发后，袁殊在上海就又同时和中共、军统、日本人三方面发生联系，同时为三方工作。不过在此后的约两年间，袁殊主要还是在为军统工作……在这段时间里，袁殊确实为军统干了不少事，而且也真卖力，军统也因此而更看重他……从总体上说，抗日战争时期袁殊在提供情报和掩护中共情报活动方面尽了不少力。他在接受潘汉年代表中共领导的同时，也在时时处处为自己留着退路与后路。对潘汉年交给的任务有时也并未完全尽心尽力。”该文尽管在某些“遣词造句”和一些“具体史实”描述上方面值得商榷外，对袁殊的总体评价还是持肯定的态度和观点。

200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77卷）专章讲述袁殊的生平事迹，充分肯定了袁殊的卓越历史功勋：“袁殊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战线和情报战线上功勋卓著。是中共历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以多重身份长期打入敌人营垒，在复杂险恶的环境中，忍辱负重，成功地掩护了潘汉年及其情报班子，为党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战略情报，为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历尽艰险，几遭不测，不顾个人的毁誉完成了党交给的特殊使命，是一位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的革命事业的无名英雄。”

佐尔格曾说过：“情报工作是一门综合学科，既要懂军事学和政治学，又要懂社会学和心理学，不然就不可能取得对人民有用的资料，这是一套征服人，使人甘愿把情报送上来的艺术，所以它又是艺术学。”从袁殊情报生涯来看，我们可以这样说，袁殊走过的是一条情报艺术的人生之路，虽坎坷崎岖，但充满传奇和辉煌。（限于篇幅，注释略）（作者简介：孙宝根，1964年出生，江苏镇江人，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历史学博士后，已出版专著《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缉私研究（1931—1945）》，2010年8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栏目主讲《湘战风云录》，2012年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关税政策研究（1937—1945）》。）注释[1]为铭记袁殊的特殊历史贡献，胡肇枫呕心沥血搜集袁殊的相关史料，对袁殊进行了多次采访、录音，并着手撰写袁殊传记，后胡肇枫发生了不幸：突发脑溢血逝世。在胡肇枫妻子冯月华全力承担下，以及在胡肇枫的同学吴民协助下，他们一起倾心倾力写就了《剑胆琴心：红色情报员袁殊传奇》一书并出版，该书着力于袁殊革命生涯中最为重要、最为精彩的十五年（1931—1946）间的经历。[2]据谭元亨所说：他是见过涉及潘案的人很多，在所有的写潘汉年的作者中，他是唯一见到过袁殊的人，袁殊的女儿曾曜，设法找到他的地址并写信告诉他，他所写得《潘汉年》一书，“有深度，敢于触及一些根本问题；有激情，出于一个正直人的良知。创作态度严诺，做了大量深入细緻的调查、採访。因而也是唯一一本对我父亲没有歪曲的书。”——谭元亨：《良知与感悟》，载谭元亨著：《珠江远眺》第四辑，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6年。[3]李之：《传奇式人物——袁殊》，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镇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镇江文史资料》第12辑，1987年1月。该文作者曾专程访问这位有传奇式历史的老人，当时袁殊的健康情况欠佳，曾中风、半身不遂、说话非常吃力，但还是和该文作者谈了他的传奇故事。[4]判决书原文连同附件长达8页，此处所引的只是判决书的要点。见曾龙著：《我的父亲袁殊》，南宁：接力出版社，1994年，第20—22页。

风雨飘摇中的清廷

一、亡羊始补牢

由于清王朝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几乎垮台，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仓皇逃离北京。清廷的腐朽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逃出京城的慈禧一行，睡土炕，吃粗粮。有时候一日三餐都无法保证，要向老百姓乞求玉米充饥，咀嚼秸秆解渴。这群人一旦逃离出去，到了太原，就忘记伤痛，享用祖宗当年的行宫，令各省解送钱粮供其挥霍。到西安之后，更加铺张。第二年返回北京，大修道路、宫殿、驿站，搜刮私财，各省孝敬慈禧的奇珍异宝数不胜数。

为了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慈禧在逃亡西安期间，不得不做些反省的样子，光绪发布“罪己诏”和改革谕旨，要求官员们就改革之事限期奏报。对于清政府的若干新政措施，没人抱有希望。1901年4月，清政府成立督办政务处，作为规划新政的机构，逐步推出各项新政。内容涵盖政治、军事、文教、经济和社会等几个领域。

在政治上，清政府撤销总理衙门，改设外务部，位列六部之首。新设商部（后与工部合并，改为农工部）、练兵处（后与兵部合并，改为陆军部），1905年增设巡警部（后改为民政部）、学部。裁撤冗衙，裁汰胥吏衙役。

1895年中国的战败，使清朝清醒地认识到非常需要训练有素和具有西方装备的军队。继李鸿章之后，统率北洋军队的袁世凯在华北着手组织一支“新建陆军”，张之洞也在长江地区组织了他的“自强军”。两支军队都是西洋式的。清政府在军事上的改革是停止武举，命各省筹建武备学堂，其毕业生可任命为新军军官。裁汰绿营，编练新军。

学制上的改革，即停止科举。清政府下令从1906年起停止一切科举考试，并在当年12月设立学部，设学堂。早在1902年，清政府将各省、府、州、县的书院设为大、中、小学堂，颁布《钦定学堂章程》。1904年重订学堂章程，以日本教育为模式，奖励游学。选派留学生出国留学，毕业后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出身，自费留学也一样。科举这一持续了约有1300年之久的制度完全被废除，确实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此后，新式学堂的毕业生在政府中占有重要的职位，代替了传统的有功名的人，而且在国外高等学校水平以上学校毕业的学生，也有资格取得进士或举人的功名。清政府颁布了第一个系统完备并付诸实施的法定学制，教育从横向分，包括普通教育、师范教育；从纵向看，把整个学制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个阶段。西学课程有文学、算术、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图画、体操、外语、法制，中学有《四书》、《五经》，学制改革还是有积极作用的。

清政府鼓励工商业发展，制定和完善经济方面的法律。商部成立后，陆续公布了《商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会简明章程》、《奖励公司章程》、《矿物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法律法规，奖励实业。

新政还包括废陋习，禁缠足、禁鸦片、废酷刑、允许满汉通婚。

新政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力量进一步壮大。西方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近代化教育得到很大发展，是一场缺乏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和积极参与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但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使中国劳苦大众生活更加贫困，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为了实行新政，清政府必须想方设法筹集经费，不得不向下摊派，这是清末新政经费的主要来源。

二、假立宪，真集权

为了应付国内严重的危机，清政府决定立宪。当时世界大国里实行专制的只有中国和俄国。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大败俄国，给清朝统治集团中一些当权者打了一针强心剂。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上书朝廷，立宪国一定能战胜专制国，所以必须立宪。朝廷就派五位大臣去欧美、日本考察，考察期长达一年，细致深入，连动物园都考察了。北京动物园明显是西洋式的建筑，就是当年考察后的产物。

那会儿真的是实打实的考察，五大臣回来以后跟朝廷说了搞立宪的三大好处：“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但是镇国公载泽很清楚慈禧的心思，他会挠太后的痒痒肉。太后最看重的就是手里的权力，如果君主立宪以后太后没了权了怎么办？

所以载泽说中国人傻，搞立宪不能马上搞，需要时间训练他们，多少年呢？20年，预备立宪20年，老太后一琢磨：我今年70岁了，再活20年的可能性不大，乾隆爷也没有活过90岁，所以老太后欣然允诺可以搞立宪，但需要20年预备期。后来减到了15年，12年，9年，实际上这时候孙中山都起义了，你马上立宪来不来得及还两说呢，你还敢来一个预备立宪，还得过这么多年才能立宪，缓不济急了。清廷赴欧洲考察团

1908年，清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宪法一共23条，头14条是君上大权，后9条是臣民的义务。大纲由宪政编查馆参照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制定，删去了日本宪法中限制君权的有关条款，充分体现了“大权统于朝廷”的立法旨意。皇帝有权颁布法律，发交议案，召集及解散议会，设官制禄，黜陟百司，编订军制，统帅陆海军，宣战、媾和及订立条约，宣告戒严，爵赏恩赦，总揽司法权及在紧急情况下发布代法律之诏令。并且“用人之权”、“国交之事”、“一切军事”，不付议院议决，皇帝皆可独专。另外，又附则形式规定，臣民有纳税、当兵、遵守法律的义务。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享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担任公职等权利和自由。《钦定宪法大纲》确认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革方向，但由于君权强大，议院立法权和监督权非常有限，臣民的自由权利微不足道并缺乏有效保障。宪法第一条就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第二条是“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将君权神授的东西写入宪法，连推翻都不能。立宪派一直盼着朝廷立宪，结果还是君权至上，因此他们对朝廷特别失望。

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归天，现在最新研究结论光绪帝是被砒霜给毒死的，光绪之死曾是清宫四大疑案之一。这个问题拿脚趾头都能想明白，皇上归天的时候38岁，太后73岁，哪那么巧啊，两人的死差了不到24小时。据说光绪自知不免，临终前他就见了慈禧一面，说我死了以后再立皇帝的话，一定要立长君，挑近支王公里面岁数大的即位。结果他一死，太后下旨让两岁半的溥仪继承大统，由光绪的皇后垂帘听政。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一个30多岁的妇道人家抱着一个两岁半的幼童，治理堂堂4.5亿人口的浩大神州，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光绪帝的皇后成为继慈禧之后的又一位皇太后，按照慈禧遗命，监国摄政王必须在太后面前称臣，遇到大事必须向她请示。但隆裕太后并不满意，同摄政王之间矛盾重重。

1911年，朝廷裁撤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同年5月8日，清政府在立宪派国会请愿运动的压力下，颁布《新订内阁官制》，实行责任内阁制，成立由13名国务大臣组成的新内阁。以庆亲王奕劻（宗室）为总理大臣，那桐（满）、徐世昌（汉）为协理大臣，下设外务部、学部、民政部、度支部、陆军部、海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十部，以梁敦彦（汉）、善耆（宗室）、载泽（宗室）、唐景崇（汉）、荫昌（满）、载洵（宗室）、绍昌（宗室）、溥伦（宗室）、盛宣怀（汉）、寿耆（宗室）分任各部大臣。13人中，满洲贵族9人，汉族官僚仅4人，而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7人。这是一个以皇族为中心组成的内阁，人们称之为皇族内阁。清政府根本无意实行君主立宪，只是借立宪之名集权皇族，抵制革命。

担任海军大臣的载洵是皇上的亲叔叔，当时只有25岁，清末内阁领导干部真是年轻化。这么一来，汉官离心，大清王朝可谓大势已去，就如同一间摇摇晃晃的破屋子，只要人们在门框上踹一脚就塌了。其时，摄政王早已精疲力竭，多次向隆裕太后请辞，不再干预政事。这时候清王朝其实谁都得罪不起，却把能得罪的全得罪了。你搞新政人民不干了，你搞预备立宪，立宪派不干，你来皇族内阁，汉族官僚离心了，也不跟你玩儿了。剩下的那些满蒙贵族，整天提笼架鸟、票戏捧角，别的什么也不干了。所以武昌革命爆发，一不小心就成功了，随后迅速席卷全国。

三、一不小心革命成功了

武汉三镇是武昌、汉口、汉阳。起义为什么能在这里爆发？首先，武汉三镇很早就沦为通商口岸，资本主义经济发达，资产阶级力量强大。其次，武汉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而且有文学社、共进会这两个革命团体，深入湖北新军，宣传组织。新军完全按照西式的训练方法进行训练，教科书都是外文直接翻译过来的，所以新军招兵的时候不要文盲，没文化不行，得具备初小以上文化水平。军官大部分都是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回来的，年纪轻轻二十五六岁就能当上旅长。

日本是同盟会的大本营，这帮人一到了日本，除了满蒙贵族以外，汉人一去，基本上都给同化了，他们回来出任新军的各级官员。朝廷练了这么一支军队，是要给自己保驾护航，没想到却给自己挖坟刨坑了。特别是湖北的新军第八镇，镇就是师，一镇就1万多人，三分之一是革命党。打响起义第一枪的新军第八镇的工程营400多人，300多号革命党，起义前的工程营基本上已经被革命党控制，前10次起义都不成功，参加者是人数不多的留学生、华侨、会党。这一次起义是谁干的啊？军队干的，在清廷军队内部，如此一来，等于清军哗变。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竟然在无人领导的状态下自行起义。按原定计划，革命党人打算13日给清廷致命一击，结果开完会回去做炸弹，做着做着炸药爆炸，惊动了当局。革命党人四散奔逃，但把名单留在了爆炸现场，所有革命党人都榜上有名，清廷照着名单逮人，没有逮到的都跑了。起义时间被泄露，起义眼看着即将流产。汉口革命军炮兵在射击

于是新军自行起义，领导人是熊秉坤和金兆龙。熊秉坤是正目，相当于今天军队里的班长。新军的编制是镇、协、标、营、队、排、棚，镇就是师，协就是旅，标就是团，营就是营，队是连，排是排，棚就是班，一个棚正目1人，副目1人，正兵4人，副兵6人，一共12个。熊秉坤是一个班长，金兆龙是一个正兵，一个班长、一个正兵和一个一等兵就领着起义了，一不留神就成功了。而且起义的这帮领导人里面最大的是一个队官，就是连长了。所以成功之后他们傻了，这事怎么整的呢，还没有想到。

起义成功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任都督，国号“中华民国”。黎元洪是新军第21混成协协统，相当于旅长，混成协就是微型师，他的部队不够编成一个师，就编成一个混成协，步兵、炮兵、骑兵全都有了。

黎元洪本来不赞成革命，不赞成你也得赞成！因为我们这帮人最大的是连长，我们贴布告没人认得。黎元洪是湖北人，大家都认得，连黎协统都参加革命，证明这个革命以后有号召力。革命党人非常不自信，把用血拼来的权力让给了黎元洪。

临时决定的武昌起义，极具戏剧性，革命军占领楚望台后，势如破竹，很快就拿下武昌、汉口、汉阳三镇，没想到起义成功了。更没有想到的是影响还这么大，武昌起义后各省响应，清朝统治土崩瓦解，怎么这么快朝廷就完蛋了呢？因为各省立宪派和旧官僚投机革命，控制了大部分地方政权。看着好像是15个省独立，好多都是立宪派和旧官僚投机革命，汉族官僚已经对朝廷彻底失望，我折腾半天最后你们还是想满蒙贵族集权，我汉族凭什么跟你玩儿啊，再说你已经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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