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肯尼迪·欧戴德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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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角的奇迹试读：
第一部
引子
肯尼迪2007年9月废弃的牛奶盒堆成的墙，是我和外面炮火之间唯一的屏障。在平时的夜晚里，基贝拉的种种噪声能轻易地穿过这种墙：雷鬼音乐5，女人们点着蜡烛卖菜，醉汉们相互辱骂，野狗汪汪乱叫，还有情侣在棚屋中翻云覆雨。但是此刻的基贝拉噤若寒蝉，整个贫民窟都屏住呼吸，就像暴风雨来临时一样，人们祈祷着这场子弹雨赶快结束。
我在床底颤抖着，眼前一片黑暗，而且呼吸困难。我感觉到蜘蛛爬过我的背，老鼠嗅着我的脚趾，我一动不动，害怕任何响动都会引来穿制服的人们。突然我听到一声尖叫，是个年轻女孩的声音。穿制服的人们正在举枪扫射，任何人和物一旦出现在路上，他们就会开枪。我闭上眼睛，默默祈祷那个女孩能活下来。他们来基贝拉，不是为了找她，而是为了找我。
自从昨天袭击开始后，我滴水未沾、粒米未进、饥渴难耐。我口袋里还有两美元，这通常至少够我维持一周的生活。但是即便我离开藏身之处，也没有地方能买到食物。附近的商店要么关门了，要么被洗劫一空。通往基贝拉的路被暴徒和穿着制服的非法军警封锁了，谁都无法轻易进出。他们要把我们困死在这里。
我听到一轮接一轮的密集枪声。接下来的死寂，几乎和枪声一样令人胆战心惊。我猛地一动，头撞到了离地面极近的床板上。我的狗“猎豹”，开始在门外汪汪直叫。我在心里祈祷着：别叫了，别把他们引来。我僵躺着，等待着脚步声，但只有令人欣喜的寂静。三十分钟过去了，我没有听到任何枪响，便慢慢地拖着下半身从床下面爬出来。我的腿麻了，我前后甩着腿，摆脱针刺般的感觉。然后我小心翼翼地打开前门，拍拍“猎豹”的头，坚定而轻声地说：“别动。”它没有受过训练，只是附近的一条流浪狗，但是我知道，它能感觉到我的紧张。
我敲着邻居阿肯依妈妈家金属片做成的锈迹斑斑的门，没人应答。“阿肯依妈妈，求你开开门，是我，肯。”我低声说。
她慢慢地过来打开门，一把把我拉进去。她年轻的脸庞憔悴不堪。她抱着五岁的小女儿阿肯依，在女孩脸上我看到同样的恐惧。我又饿又虚弱，幸亏阿肯依妈妈注意到了我干裂的嘴唇。她把留给女儿的粥分了一些给我，我只抿了一口，这就够了。
我们把收音机调到一个本地电台，把音量调到最小。她已经两天没见过她丈夫了。在基贝拉很多人都被枪杀了。“子弹离我们很近。”我说。
阿肯依妈妈泪眼蒙眬地看着我。她的丈夫可能遇害了。正听着收音机，我们听到外面有人悄声说话——锡制小屋和纸板墙根本不隔音。我竖起耳朵，从他们的低语中听到，不止二三十个人被杀，死人多得数不清。我不需要再听下去了，在给阿肯依妈妈的家带来麻烦前，我向她道了谢，然后迅速回家。
几小时后，外面还是一片死寂，这时的安静却比枪声更让人感到恐怖。突然，有人在外面小声但急促地敲着门。“肯，肯，你在吗？快醒来！是我，克里斯。”
克里斯只比我小几岁，我从他出生起就认识他了。我打开门，看到他惊恐万分的脸。他上气不接下气，在他张口前我就猜到了他要说什么。“肯，快走！赶快离开这儿！一个人拿着你的照片正在到处打听谁看到过你，问你住哪儿。”
我让他马上离开，他点点头。他知道那些人随时会找到这儿来，因为他们有枪和钱，足以弄到需要的信息。我看着骨瘦如柴的克里斯，从心底感激他没有出卖我。哪怕基贝拉已经混乱不堪，我还是可以感受到人们是多么善良。“猎豹”开始不停地狂吠，接着我听到了脚步声，沉重的脚步声。他们还得穿过曲里拐弯的狭窄小巷才能到这里，我算了算，我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逃跑。
现在我唯一想做的，就是给她写封信，告诉她我有多爱她，告诉她我应该听她的，离开这里；告诉她，我无比悔恨，因为我们有那么多事情永远没法一起经历、一起见证了。
不过，就算我和她一起离开了基贝拉，结果也许还是一样的。可能我们的那些设想无一能够实现。我们多次在深夜计划以后的新生活，但这可能只是个幼稚而浪漫的幻想罢了。她单纯地相信一切皆有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的单纯被现实消磨殆尽，我会心碎的。我很清楚现实有多么残酷：无论你如何怀揣着信念，奋力抗争，一颗呼啸而来的子弹、士兵匆忙赶来的脚步声，或者一颗被撕碎的心，都能让一切戛然而止。我们来自不同的世界，最终，在我的世界里面临的许多困难会让她感到厌烦，而我也一样会厌倦她的世界带给我的种种挑战。
在这里，在基贝拉，我有我自己的梦想。
突然，传来了一声枪响！紧接着是一声哀号。是“猎豹”的声音！他们一定在巷子里射杀了它，但是我没法去看了。我惊慌失措地逃向屋外，心怦怦地跳着。我加快脚步，用宝贵的几秒钟时间给门上了锁。我慌不择路地跑着，寻找可以藏身的角落。这时我看到有一张金属板挡在一条小巷口前，我冲过去，蜷缩在金属板后面，竭力屏住呼吸。我祈求自己发抖的身体不要碰到金属板，以免暴露出我的藏身之处。透过一个缝隙，我能看到我家的门。就在此时，军警们来到了我家门口，他们身穿军装，肩扛武器，整齐划一的装备使他们的气焰更加嚣张。
谢天谢地，慌忙之中我挤出时间上了锁。他们看到门上挂着的锁，以为我不在家，他们狠狠踹着门，高声地恐吓与咒骂着，随后又气势汹汹地离去了。为了确保他们真的走了，我不知在藏身之处又等了多久。终于，我确定自己安全了。我大口喘息着，浑身颤抖地靠在墙上，长时间的恐惧感和突如其来的解脱感交织在一起，让我几近虚脱。
接着，我匍匐着，爬到了我家后面的篱笆旁，翻过篱笆，重重地摔在地上。我的身体像一麻袋土豆似的重重落在地上，但是我感觉不到任何疼痛，就像我的躯体达到了饱和一样，由于饱受折磨，对痛苦已经麻木。我开始奔跑，尽量躲在棚屋的影子里。我不知道我的目的地是哪里，只想不顾一切地逃跑，跑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而，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实在太难了。我边跑边跨过地上的尸体，尸体还没有被清理掉，人们都不敢面对这惨状——尸体里可能有你的家人和朋友。基贝拉是个尸横遍地的地方。我不怕满地的尸体，而是怕活着的人。
最终，当我跑到足够远的地方时，我停下来喘口气，然后掏出手机。我强迫自己定定神，开始拨号。
Chapter 01
杰茜卡2007年9月已经下午四点了，肯尼亚的太阳还在不知疲倦地炙烤着大地。我盯着手机，盼望有电话打来。我已经在这个临时公交车站等了快两个小时。这里有许多老旧的小巴士，当地人称之为马他图（matatu），车里总是塞满了人，吃力地行驶在路上。公交车破旧不堪，混乱无序，车上的保险杠要么已经变形得无法修复，要么几乎脱落。挤在车里的人们透过车窗盯着我，眼里带着不加掩饰的疑惑，我突然觉得自己在这里很扎眼，开始不自在起来。
他在哪儿？公共汽车和马他图在我眼前来来往往，就是不见肯尼迪的影子。对于一个未曾谋面的人来说，给他打好几次电话，算不算急切过头？我家里人一直说我太强势，太心急了。我深深地吸了口气，还是忍不住又拨通了他的电话，问他还来不来。他说“马上就到”。我失望地挂了电话，因为半小时以前我给他打电话，他就是这么说的。我四处张望，想找个地方待着。之前我问一个老人，“亚当斯商场公交站”在哪儿，他一言不发，指了指一个没有标志的马路牙子。我的附近有一个加油站、一个叫“亚当斯商场”的购物中心、一个漆成鲜艳的可口可乐广告红色的报刊亭，还有公交车摇摇晃晃停靠的马路牙子。一辆马他图开过，尘土飞扬，车轮发出刺耳的声音。我感觉毛孔里满是内罗毕的灰尘，真想马上梳洗一番。但除了站在这里等他，我什么都做不了。
这是我在非洲的第五天，也是我成年后第一次离开美国。当我告诉爸妈，我想去肯尼亚交换一学期，他们看我的眼神，就像我在说火星语。肯尼亚？去欧洲不行吗，不算出国交换吗？那个讨厌野营、反感泥土、周末去爬山都要全副武装的女儿哪去了？我的爷爷奶奶警告爸妈，除非他们疯了才让我去肯尼亚。我父母当然希望能拦得住我，但是他们也非常了解自己的女儿——一个一旦下定了决心、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孩子。
我本来没打算出国交换。我从丹佛的一个公立高中毕业，申请上了卫斯理大学。在大学里，我发现自己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因此我一秒钟都不愿浪费。但是大三时，我最好的朋友达芙妮决定去意大利交换一学期，我不想自己独自一人留在卫斯理。
达芙妮的父亲是加拿大人，母亲是希腊人。她明眸皓齿，身材高挑，活力四射。从小到大她一直四处旅行。她常常对我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旅行时，有太多美好的事物是在书中体会不到的：各种各样的美食；节奏轻快的外语听起来像唱歌，哪怕你听不懂，都能被它打动；还有夏末夜晚的偷吻。世界广袤无垠，她鼓动我也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一直以来，我都不敢去想世界究竟有多大。我严格要求自己，决心做到让每一分钟都过得有价值，因此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中。我害怕如果浪费了时间，就无法实现我的梦想，无法成就“伟大”。七岁时，我爱上了戏剧，也给自己选了一条狭窄难行的道路。从那时起我就决定，我要成为一名专业演员，也是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要求自己一定要走在“成功之路”上。在卫斯理大学，我废寝忘食，每天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追求完美的愿望让我几乎对外界麻木不仁。我总是担心一旦享受生活，我就会偏离自己的路线。为了放松紧张的神经，我开始和乔约会，并且尽量让自己相信，我会爱上他。一天，我在学习时休息了一会儿，和乔一起坐在图书馆书库的台阶上聊天，而我那周密的日程安排里，甚至连这样的停歇时间都没有。乔看着我说：“我希望我能像你这样，一直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我突然意识到，这正是问题所在：我已经二十岁了，而我从来没有认真反思过自己七岁时订的计划。
我去了学校的外事办公室，在那里待了整整一个下午，翻看学分可转换到卫斯理大学的交换项目的资料。这些陌生的地方勾起了我的好奇：一个戛纳的文化和音乐项目、一个俄罗斯的戏剧项目，还有一个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卫生和发展项目——幸亏我对卫生和发展一无所知。
我决定要去内罗毕后，从两个高中同学邦妮和贝卡那里听说了肯尼迪。她们在肯尼亚参加过世界社会论坛6，这是一个热衷于社会活动的年轻人的大聚会。肯尼迪在论坛上发言，介绍了他创立的机构“为社区点亮希望（SHOFCO）”，组织成员还在大会上表演了一段戏剧。听说我要去肯尼亚交换，她们提议我和这个机构合作戏剧项目，并把他的电子邮箱给了我。整个夏天，我和肯尼迪一直邮件往来，他的邮件总是这样结尾：欢迎来到我的祖国，愿和平与你同在！肯尼迪身上流露出的自信和诚实，打消了我对他的戒备之心。我告诉他，我想和他的组织合作一个戏剧项目。他回复道：“在SHOFCO，我们依靠大自然的力量成就非凡，不过我们依然渴望学到更多东西。”他没有直接同意我加入，而是让我把简历发给他。我无比紧张，花了好几个小时检查和修改简历，希望肯尼迪能接受我去肯尼亚和他一起工作。
来肯尼亚之前我兴奋不已，未知的远方让我心驰神往，能够亲自去探索广阔的世界也让我心潮澎湃。而现在我独自站在这个公交车站，局促不安地等人，我开始觉得也许肯尼亚是有点太远了。在我的寄宿家庭，今天的早饭是一碗发酸的小米粥，我实在装不出享用的样子，逼着自己吞了几口。前两天，我的项目指导老师欧多给我们介绍了文化差异、安全问题以及他的期望。他是乌干达人，在伊迪·阿明的独裁统治时期逃离祖国。如今他已接近古稀之年，透着一股威严之气，同时他也是一位慈祥的智者，仍带着年轻人般的活力。
欧多说：“肯尼亚人总是对外国人说谎，他们并不觉得这是欺骗，只是把事实稍加修改嘛。”他提醒我们，“内罗毕的外号叫作‘耐抢劫’，在这里银行抢劫和汽车劫持很常见，不过发生这种事时，如果你们躲起来应该没什么大碍。还有，当地的男人约你出去，如果你拒绝了他，他会觉得其实你是在答应他。”欧多认为，肯尼亚人发明的游戏规则是：厚脸皮者得胜。
欧多的妻子唐娜是美国人，已经在肯尼亚生活了四十年，在欧多给我们讲解时，她经常插几句嘴。唐娜是一位来自纽约的白人，信仰过天主教。她身材高大、爽朗直率、雷厉风行、思维敏捷，常把自己罩在穆穆袍7里，身上仿佛带着大自然的力量。她是人类学家，她的学术论文研究的是马萨伊8珠饰品。除了写作和教学，她还搞艺术创作：画彩色的斑马、用纱线制作黑色的圣诞树天使、设计珠宝，最近又在试着做玻璃制品。
唐娜和欧多结婚有二十年了，我从没见过像他们这样看似极不般配，却又和睦相爱的夫妻。唐娜走起路来大步流星，说起话更是快人快语；而欧多走路时则是从容信步，沉思冥想，说话时慢条斯理，用词审慎。当他否认你的观点时，措辞就像外交官一般圆融， ；你几乎听不出来他是在否定你，同时，他的表达充满善意，让你在不知不觉间就认同他的想法。
唐娜警告我们：“不要在这里结婚！每年总有一个交换生最后就在这儿结婚了，你可不要做那个学生。”
我笑着翻了个白眼。
欧多把话题从唐娜那里拉回来，他开始说起频繁发生的大学校园暴乱。在他年轻时，他是个大学暴乱的小头目。他还提到，几个月后肯尼亚将要举行总统竞选，举国民众都会热切参与其中。他警告我们到时候远离跟选举有关的任何公众集会或游行。
在我来肯尼亚仅仅几周前，一个叫作“门集克”的臭名昭著的地下帮派，在内罗毕的马赛里贫民窟砍头杀害了许多人。我爸爸在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听到了这个新闻，我只好给他讲一些大道理：“一个暴力事件又不能代表一个国家，再说，媒体总是喜欢渲染这种故事，迎合西方人对暴力又混乱的非洲世界的老套看法。”我爸叫我把这些自作聪明的理论带到卫斯理的课堂里去讲。
又开来一辆公交车，这是一辆天蓝色的KBS 9公交车，比马他图贵得多，车辆运营也更有秩序。他是最后一个下车的人，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就是肯尼迪·欧戴德。他没说什么问候语，直接对我说：“我们走吧。”他走得很快，我得小跑着才能跟上。看着这混乱的交通和狭窄得算不上人行道的马路牙子，我只好战战兢兢地走在柏油路上。肯尼迪揽着我的肩膀，把我拉到内侧，他走在离马路更近的外侧，这样如果有横冲直撞的司机，也不会撞到我。
我们往西南方向走了一段时间，几英里外的内罗毕市区的摩天大楼渐渐模糊在视线里。我们穿过几个货物繁杂的市场，售卖的物品从鸡肉到一排排的椅子，应有尽有。突然，柏油路到头了，眼前的建筑好像都被压缩过，杂乱无章地挤在一起。我们走上一条土路，路上挤满了人，我得推开其他人才能往前走。在拥挤的人群中我尽量保持平衡，避免摔倒在泥地上。所有人都昂首阔步地朝四面八方走去，混乱中我几乎看不清任何人的脸。
我们面前杂乱无序的一大片，就是非洲最大的贫民窟之一：基贝拉。基贝拉附近有一个低级中产阶级的住宅区，那里有稳定的水电供应。把基贝拉10和那个住宅区隔开的，是几条铁轨。基贝拉深刻地诠释了这句谚语“铁轨的另一边”11。在基贝拉，成千上万的波纹铁皮房和用回收品堆成的小屋几乎层层叠叠摞在一起。穿过街区的不是路，而是由垃圾围出的小道，而这里的地势高低不平，没有铺过的路面崎岖难行，走路时很难控制平衡。基贝拉里面有市场和小商店，像是一个城中城，只是贫民窟里既没有医院和正规学校，也没有自来水及合法的电力供应。没有人知道这里到底住着多少人， ；在一个中央公园面积大小的地方，据估计生活着被完全边缘化的一百万人口。12
我无法相信，离那些美丽整洁的住宅、道路、食品杂货店和商场咫尺的地方，竟然是这样。基贝拉贫民窟大得一眼望不到头，这极不宜生存的地方，却拥有令人瞠目结舌的面积。眼前的景象让我讶异到无法举步，我实在无法像走在寻常街道上那样镇定自若。我怎么都想象不到，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地方。
肯尼迪过了一会儿才发现我停下了。我为自己过于明显的震惊而尴尬和脸红。肯尼迪走到我身边，我们站在一个坡上，用不同的眼光沉默地注视着这一切。当我稍微平缓一些后，我们开始继续向前走。
路边的垃圾堆积成山，看起来像是从几年前一直堆到现在；散发恶臭的死水坑常常挡住我们的路；雷鬼音乐声飘浮在空中；路边蹲着一排女人，做着临时的生意：她们的大腿上摆着纸壳做的盘子，里面盛着她们做的饭。
我们身边走过一群小男孩，七八个人，看起来都不超过六岁。他们身穿破旧不堪的红色校服，刚刚从基贝拉不正规的私人学校放学回家。他们围着一个正在炸薯条的女人，一个小男孩自豪地把钱交给女人，给他的每个朋友都分了一根薯条，只给自己留了一根。我一动不动地看着这一帮小家伙，一口口享受着珍贵的美味，那个无私、慷慨的小男孩触动了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让我深深地感动。我想象着在美国会不会发生同样的场景。在这里，一个孩子有一点点宝贵的零花钱，他没有拿着钱只给自己买吃的，并在朋友们渴求的目光中把它吃完，而是带着大大的骄傲，给每个朋友都分了吃的。这群孩子吃完东西，开始沿着拥挤的小路奔跑，不一会儿，他们的身影就变成了一串红点。
每个在路上遇到我们的人都亲密地冲肯尼迪喊着：“市长！市长！”我略带揶揄地看着他，他没有向我解释，只是微笑着。我猜在基贝拉，他完全是一个传奇人物。尽管我对他了解不多，但是从这些兴高采烈的问候中可以看出，年仅二十三岁的肯尼迪唤起了这片绝望之地的热情。走在他身边，有点像和一个明星走在一起。
冲我，孩子们则用英语喊着：“你好吗？你好吗？”他们都知道，见到一个姆宗古（mzungu），一个白人，要用这句话打招呼。我们离开主路，跨过一条阴沟，小心翼翼地穿过几条狭窄的巷子，避免被变形的铁皮房子翘起的尖角划到，终于到达了肯尼迪的家。
他的房子长不超过三米，高不过一米八。墙上有一个糊着塑料纸的窗户，屋门是用木板改装的，根本关不严。屋子是用波纹铁皮和彩色牛奶纸盒共同围成的，房子中间挂着一条床单，把“客厅”、“厨房”和“卧室”隔开。客厅里有一张小桌子、一个破破烂烂的沙发，还有一把金属椅子。厨房就是屋子的一个角落，地上放着几个黄色塑料桶和一个小小的野营炉子。屋内没有电，角落里那几个破旧的黄色塑料桶，是这里的人们专门用来盛水的容器，里面盛的是家里唯一的水源。墙上挂着一幅马库斯·加维13的照片，他戴着一顶华丽的皮帽。照片旁边挂着一幅《泰坦尼克号》的电影海报，显得格格不入。这个屋子家徒四壁，书籍算是家里比较丰富的物品，有《流浪者之歌》、曼德拉的《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以及《戴帽子的黑人：马库斯·加维跌宕起伏的一生》《希望的自白：马丁·路德·金著作及演讲集》。
他轻声说：“欢迎来到我家。”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些书，他注意到了我的目光。
他平静地说：“有两种方式能让人逃离贫穷：一种是毒品和酒精，你可以暂时逃避其中；另一种是书籍，书中的世界可以成为你的避难所。”
我点点头，书籍也一直带给我庇护和慰藉。
他笑着问：“你想不想知道为什么今天我迟到了？”他的眼里闪着淘气的光芒，语气从严肃转为打趣。他那欢快的笑声十分具有感染力。
我很想知道。“我是走过去的！”他告诉我，如果他花十五分钱乘坐马他图，他就没有钱买晚饭了。他在市中心有一份打扫卫生的工作，下班后， ；他步行了超过一小时来接我。当他快走到亚当斯商场站时，他说服了一位善良的售票员让他上车，只坐五分钟，这样来见我时，我便能看到他是从公交车上走下来的。他自嘲地说，他可是带着付过钱的乘客的那种尊严下车的。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强大的独创力和自尊心令我惊讶，而他花十五分钱坐车，就没有钱吃饭，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我突然想到今早我漫不经心放进口袋里的三十美元，如果他能拥有这笔钱，对他来说将会意味着什么。一时间我百感交集。
我们静静地坐着。我无法对他的自嘲产生共鸣，他生活的窘况让我震惊和心酸，我无法像他那样对此哈哈大笑。我感觉到，我的沉默让他有些失落。此前，我们的聊天看似很轻松，而此刻的尴尬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来自完全不同的世界，彼此之间还很陌生。“你想去看看SHOFCO的办公室吗？”他转移话题，想要打破沉默的气氛。“当然啦，我很想看。”
我们又穿行在基贝拉的小巷里，朝SHOFCO的铁皮房子办公室走去。这个东倒西歪的房子在贫民窟的边上，紧挨着铁轨。肯尼迪骄傲地告诉我，这个不起眼的小屋就是SHOFCO成立的地方，他们仍在这里开会、排练话剧、召开社区论坛。我听到屋子里传出阵阵笑声。我不想打扰里面的人，所以我们直接去了SHOFCO在奥林匹克区租的几个房间，即他们的第二个办公室。奥林匹克区是一个低级中产阶级住宅区，那里与他们的第一个办公室就隔着几条铁轨。办公室里有一群年轻人，喝茶、用电脑，还有人在后院打扫小花园、喂鸡。我走进去的那一刻，就被这里的勃勃生机包围了。显而易见，这里的年轻人爱死了这个地方，这是他们的地盘。肯尼迪的机构SHOFCO不仅仅是个戏剧组织，它还有一个覆盖整个基贝拉的卫生和清洁项目，一个帮助女性掌握命运的项目——他们走进学校，讲解生理卫生知识，并给女孩子们分发卫生巾。除此之外，SHOFCO还致力于推广体育运动，加强沟通交流，以及帮助人们增加收入。
肯尼迪向我介绍了安妮。安妮是和他一起长大的朋友，她现在负责SHOFCO的女性项目SWEP。肯尼迪住着的那间屋子和周围的几间房子都是安妮家的，她就住在他家的斜对面。安妮有一本工作日记，里面记录了这周SWEP的妇女们制作的珠子手链的数量。她向我介绍，这些女性是艾滋病毒携带者，通过制作手链，她们可以挣钱养活自己和孩子。此刻我才知道，肯尼迪在办SHOFCO之前，就开创了SWEP项目，那时他才十六岁。“我不忍心看着这些无辜的女人受苦受难。以前我常常用自己挣的钱给她们买食物，可能就是从那时起，SWEP开始慢慢从无到有。”
安妮笑着说：“那些女人都叫肯尼迪‘老公’，因为他照顾她们！”她边笑边用胳膊肘揶揄地碰碰肯尼迪。
肯尼迪吃吃地笑着，开玩笑地反击说“Kuenda uko”，意思是“回去干你的活儿”。
接着，肯尼迪把约瑟夫·基巴拉介绍给我。他的外号是“椅子”，因为他刚刚在年度选举中被选为SHOFCO的主席14。“椅子”最多二十六岁，不过他身上的某种气质让他像一位尊贵的长者。看得出来，他很为自己担任的重要职位感到自豪，坐在桌旁，边喝茶边开着小会。看到我出现，他慢慢地站起来，庄重地和我握了握手以示欢迎。另一位年轻人带着羞怯的微笑站起来，自我介绍他叫尼古拉斯·马斯伍，是这里的会计。我们打过招呼后，他们接着开会，兴奋地在一个大日历册上写着计划。
我们向后边的花园走去。他们在里面种菜，把卖菜的钱用于机构运营。我问肯尼迪：“如果他是主席，那你是什么？”“我是顾问。”他顽皮地一笑。
肯尼迪最好的朋友安东尼在旁边哈哈大笑：“别相信他。肯尼迪知道怎么让每一个人都觉得SHOFCO属于他们。他设置了各个部门，让大家投票选出部长。我是沟通部的部长，还有戏剧部、SWEP、卫生部、未成年少女权益部、足球部和经济部。”
肯尼迪喂了喂鸡，鸡蛋也是SHOFCO的另一项收入来源。我对这一切精心布置和设计的组织结构赞不绝口。
安东尼告诉我，肯尼迪已经帮助人们开展了一百多种小生意，他把这种哲学思想叫作“传递进步”。他把机构微薄的收入，拿出一部分借给人们，借款不要求接受者还给机构，而是在接受者挣到钱后，再借给另一个人同样数目的钱。这条“借款链”已经帮助人们开起了理发店、卖水摊、蔬菜摊，经营起其他各种小生意。“是伟大的牙买加领袖马库斯·加维让我明白，人民想要站起来，就必须经济独立。他在国内开展了很多地下生意，我们受了他的启发，坚信SHOFCO和我们的社区必须自力更生。”肯尼迪坚定不移地说。
一个瘦瘦高高的年轻人推开门进来。肯尼迪像孩子般蹦得老高，激动地喊着：“教练！”
他们先握手，又对撞拳头，然后肯尼迪带着他朝我走来，介绍我们认识：“他的名字也叫肯尼迪，所以我们叫他教练。他给我们的足球队当教练，他带的球队可是所向披靡！”
我站在一旁，看着肯尼迪和SHOFCO里各种各样的年轻人聊天，怪不得人们唤他市长。一个叫玛丽的女孩子走过来，自信地跟我介绍她自己，她负责卫生组和未成年少女权益组的事务。接着，她走向肯尼迪，大声跟他说起一件让他棘手的事情，大家都饶有兴趣地看着他的窘样。我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我想和这些年轻人成为朋友，加入到他们坚定的事业中。
突然，肯尼迪看到太阳落山了，他跳了起来。
他惊叫道：“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天黑之前我得把你送回你的寄宿家庭。”
我心想：不，我更想待在这儿。
接下来又是像来时那样，我一路小跑跟着肯尼迪。穿过一条拥挤的小路时，他拉住了我的手，直到我们安全通过后也没放开。我低头看看我的手，又抬起头讶异地看着他，他迅速松开了手。
他大声说：“不好意思！在我们国家，拉手代表着尊重和友谊，拉着朋友的手是一种习俗。”
我们接着向前走，今天看到的所有人和事不停地在我的脑海中重现。太阳的最后一缕光芒已经消失于地平线。
我回到伍德雷小区。这里植物茂盛，相对算是个中产阶级的社区。我的住宿家庭女主人罗斯妈妈就住在这里。难以想象的是，这里离基贝拉这么近，走路只需十五分钟。参观过基贝拉后再回到这里，天差地别的境况令人心情复杂，难以平静。罗斯妈妈的家是一栋两层小楼，家里有水、电和电视。和基贝拉相比，她的家就是天堂。然而几天前，当我第一次到她家时，我却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身在“非洲”了。她的家面积不大，设施陈旧，家具像是七十年代的。在小区的黑色大门外，是一条土路，路边摆着很多小摊。沿着一条小路，可以走到一个更大的市场“泰（Toi）”，这个市场一直延伸到基贝拉里面一个叫马基他的地方。位于我的寄宿家庭这边的泰市场，人们叫它“姆宗古泰（mzungu Toi）”，因为这边的价格比贫民窟那边的泰里的贵很多，商品质量也更好，尽管两个市场相隔不过十几米。
在我来肯尼亚之前，我在邮件里问肯尼迪，除了在SHOFCO和他一起工作外，我能不能和他还有他的家人一起住在基贝拉。我会付给他食宿费用，就像我的项目付给寄宿家庭费用一样，而且我绝对不会打扰他们。
他断然拒绝了我。不行，从来没有外国人住在基贝拉。没有水和电，他觉得我没法生活。
他写道：“你是个美国人，而我过着非常朴素的生活。”
我回他：“我是一个朴素的美国人。如果你能住在那儿，我也能。”
一到肯尼亚，我就和我的指导老师欧多商量我的住宿问题，我坦诚地告诉他我想住进基贝拉。他同意了，提醒我不要让学校外事办知道，项目管理人员肯定不会同意。后来，另一个交换生提出她想住在奥林匹克区，就是那个挨着基贝拉的住宅区。欧多说不行，临近选举，住在离基贝拉这么近的地方太危险。不知为什么，他没有用局势紧张来吓唬我，而是同意了我的请求，这让我觉得自己很特殊。
我还是个小孩子时，就展现出固执的一面：越是禁止我做的事，我越是想做，障碍阻拦不了我，只会激发我去克服它。“你不准这样做。”这句话的武断和绝对甚至让我感到惊讶。我想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做？我的父母回答小小的我：“我们说不行就是不行！”这个理由当然不够充分，也无法令我信服。他们以为，随着我慢慢长大和成熟，这股倔强劲儿会逐渐减退，然而直到现在，他们还是没看到这个迹象。
夜里，我躺在一张舒服的床上，可以隐约听到电视机的声音，这里和肯尼迪生活的地方简直有天壤之别。我要住进基贝拉的决心更加坚定了——这是打破我和SHOFCO那群年轻人之间的隔阂的唯一方法。
几天后，我和肯尼迪在内罗毕的“爪哇屋”共进午餐。点菜时，他考虑了很久。我点了一个三明治、一份沙拉，他又一次看看菜单，点了和我一样的食物。吃饭时，他姿势笨拙，拿叉子的方法也不对。我们边吃边聊，讨论了戏剧项目的细节，如何吸引年轻人参加，以及排练的时间表。
最后，我提到夏天发邮件时跟他讨论过的问题。
他还是坚称，这真的是不可能的。白人在基贝拉贫民窟里住几个晚上就会受不了，硬要坚持，最多也就住个一两周。如果想离他们更近，他建议我住到奥林匹克区的那个办公室里。
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让他看到，我也可以住在贫民窟里，我们之间的差距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巨大。
Chapter 02
肯尼迪六岁时，我长了第一根白头发，长在头顶的正中间。妈妈看到时，紧紧抱住了我，告诉我这是智慧的象征，预示着我的未来。她激动地跑出家门，骄傲地告诉所有愿意听她吹嘘的人：我们的穷苦日子有了一线光明，因为肯尼迪的白头发预示着伟大的成就。但是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尽管我才六岁，我经历过的痛苦已经超过了一大批六十岁的人，这根白头发就是我历经磨难的证据。
我出生时，家乡正遭遇大旱。我的母亲才十五岁，她没有结婚就生下了我，满心恐惧。整个村子的人都因此排斥她，只有她的母亲、我的外婆艾斯特一个人照顾她。如果一个女人没有结婚就生了孩子，尤其是男孩，那么这个孩子很有可能命不久矣。村子里，女人的私生子常常被娘家的男性直接杀死，或者被扔到树林中等死，因为这样的男孩会被娘家视为争夺土地的威胁。没有婚姻，这个孩子就无法继承父亲的土地，他长大后可能会要求继承母亲家里人的土地。因此，我母亲在怀孕时一直祈祷生个女孩。
村子里有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老，他们神机妙算、足智多谋，人们相信他们能够预测未知。旱灾中的一天，一位睿智的先知老人得到了神示，她来到我祖母家，告诉我母亲孩子会在今晚出生。被先知预测到要出生可是件大事，整个村子一整天都对这件事议论纷纷。
当天晚上，我出生了。在外婆的小棚屋里，没有熟练的接生婆，我十五岁的妈妈就这样生下了我。谁都不想来帮忙，连村子里公认的产婆们都怕受到我妈妈坏名声的牵连。在她被疼痛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时候，唯一能紧紧握住的东西，是我外婆的手。终于，我的脚出来了。外婆看到先出来的脚，明白了先知的预言：这不是一次寻常的分娩。艾斯特非常害怕，因为她有可能同时失去女儿和新生的外孙。在我们村，若是没有医疗人员在场，臀位分娩能够母子平安简直闻所未闻。她握着女儿的手，祈祷分娩顺利，这时她以为这是最后一次握着女儿的手了。然而那天晚上，奇迹接连发生。不仅母亲和我都撑过了这关，而且在我的第一声啼哭冲出小棚屋时，天空下起了雨！因此我有了这个姓“欧戴德（Odede）”，它的意思是“旱灾之后”。这场大雨接连下了好几天。
我出生后，村子里的长老们召开了一个特殊会议来讨论我的命运。他们谈到，我的母亲没有结婚，这样我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个麻烦。也许应该按照惯例，把我放到树林中让我被狗吃掉。但是他们还是犹豫了，因为我是通过臀位分娩诞下的。按照我们卢奥族15的传统信仰，只有国王和部落首领能在臀位分娩中活下来。还有，我出生时的降雨，又该怎么解释？卢奥族的人非常看重征兆。我妈妈常说，在等待会议结果的这段时间里，她紧张到心脏根本无法跳动。
宣布结果时，村民齐聚一堂。欧杰波·马洛克是村子里的一位长老和先知，他站在大家面前宣布我是上天的赐福，因为我的出生带来了降雨。外婆经常跟我提起，在那一刻她泪如雨下，嘴里喃喃说着“Nyasaye duong”，意思是“伟大的上帝”，她相信这句话会传到天堂。这位先知说我不仅是为这个村子而生的，更是为世界而生的，应该用一个伟人的名字给我命名。
他们又花了几天时间讨论我的名字。他们提出了两个名字：拉姆基或者卢安德，一位是罗部落的伟大先知，一位是著名的勇士。先知马洛克都不同意，他坚持要给这孩子取一个举世闻名的名字。这时，我外婆提出了一位美国总统的名字，他的“空运计划”带给家乡一大批优秀的年轻人去美国深造的机会。就在我出生那年，这群年轻人陆续回国，成为肯尼亚著名的医生、律师和领导人，其中一位领导人就是贝拉克·奥巴马的父亲。那位美国总统就是约翰·F.肯尼迪，因为这群杰出的海归年轻人，肯尼迪这个名字对卢奥族的人们来说如雷贯耳，故而我的名字就取为肯尼迪·欧戴德（Kennedy Odede）。
我不到两岁时，我妈妈嫁给了巴毕，和他搬去了内罗毕，因为他听说在内罗毕很容易找到能养家糊口的工作。他们把我留给了我的外婆艾斯特照看。
我还在蹒跚学步时，就知道自己是外婆的掌上明珠。有吃的东西，她总是让我先吃，对我说“吃得饱才长得好”。她常常把我抱在怀里胳肢我，逗我玩儿。外婆无论去哪里，都要背着我，因为到了同龄人会走路的年龄时，我走起路来还是不太稳当。我永远忘不了外婆那双温柔的手是如何紧紧地抱着我，又是如何小心翼翼地把我放下，始终让我待在她的视线范围之内。然而在其他人眼中，我只是一个累赘。
在我三岁时，外婆艾斯特被一只疯狗咬了。她死前受尽了折磨，而我对此一无所知，依旧爬进她的被窝里，问她什么时候我们再去逛市场。她临终时，我陪在她的身边，泪水从她的眼里淌下来。她对我说：“永远不要忘记，不管发生什么，世界上都会有属于你的位置。”外婆去世后，同村的舅舅们都不愿收养我，我妈妈只好把我带去了内罗毕。我的中间名“欧维提（Owiti）”的意思就是“没人要的孩子”。
我来到了基贝拉，这里再也没有像外婆那样温柔的手了。我从人们看我的眼神中就看得出来我是一个累赘，是他们没钱喂的一张嘴。当他们背着我去这去那时，我能感觉到自己好重；而当他们不耐烦地把我放下时，我也能感觉到他们对我的嫌弃。在我快四岁时，家里人对我学走路已经不抱希望了。比起穷困的家境，我的残疾让我们家蒙受了更大的耻辱。突然有一天，我在基贝拉迈出了第一步。我来到污水沟边，竟然走过了一个临时搭的小桥。消息很快传开了：那对穷鬼的孩子，终于能走路了。
五岁时，我只有一条短裤，没有衣服，没有鞋子。我的妹妹杰姬比我小两岁，她有一件衣服，是一件我已经穿不下的旧衣服。继父巴毕买不起皮带，所以用一根绳子勒在裤子上。住在隔壁的女人常说，虫子要是住在我们家都会被饿死。基贝拉的水摊卖的水对我们来说太贵，我们只好去流动的污水沟里打水，拿回家后妈妈会用沙子把水稍微过滤一下。
到了晚上，我们都睡不着觉。我们浑身瘙痒，翻来覆去，身上到处都是被跳蚤咬的红印子。有一天，我妈妈终于有钱在附近的小商店买了块硬币大小的肥皂。她把我们早早叫醒，我们都尽可能用最少的水和肥皂洗了澡。因为太久没有接触过肥皂泡沫，我的皮肤被蜇得刺痛，妹妹杰姬在洗澡时都哭了。洗完澡，妈妈洗了我们的衣服，把衣服晾在我家和邻居家之间那块小小的空地上，让太阳烤干。我干干净净地坐在家里的地上，微微发抖。这时我听到了一阵喧闹。“你想把病传染给我们吗？把这些脏衣服拿走！”欧蒙迪妈妈大喊着。她是我们的邻居。
我看着妈妈。她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女人，她看起来神态自若，像是什么都没有听到。她对欧蒙迪妈妈的粗鲁置之不理，仍然不紧不慢地用我们唯一的壶烧水泡茶，并且注意着尽量节约燃料（mafuta）。欧蒙迪妈妈并没有停止恶语伤人，仍然大声骂着我们有多穷多讨厌。突然，我们听到一阵跺脚声。她把妈妈洗干净的衣服扔到地上，在上面一顿猛踩。我看到好不容易洗干净的衣服上沾满了尘土，气得哭了起来。我们可能再也买不起肥皂了。妈妈走过来，擦干了我的眼泪。她轻声安慰着我，告诉我不管在生活中遇到了什么，都不能轻易放弃。她冲我眨眨眼，从口袋里拿出一片只有之前四分之一大小的肥皂！这是她准备留到下次用的。这一刻，她是我的英雄。邻居们这样欺负她，让五岁的我伤心万分，然而她用行动教会我，这样的人不值得理会。
我的母亲是我见过的最坚强、最勇敢的人。我小时候一直有些害怕她，因为她总是与世俗抗争，并能从中获得力量、自得其乐。她敢于为自己的信念发声，哪怕这会显得与他人格格不入。小时候我不明白为什么她总是这么敢冒险，长大后，我懂得了她是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也愈发尊重和敬佩她的勇气。
我的母亲叫简·阿晨，大家叫她阿洁。她从小到大都很叛逆。她出生于肯尼亚偏远的农村，家中有十二个孩子，她排行老八。她从来没有上过学，因为她是一个女孩，她的人生只需要结婚生子即可。她不得不起早贪黑地做家务，走上几个小时的路去打水，在兄弟们放学回来之前就开始准备晚饭。晚饭通常是粥。百忙之中，我的妈妈会偷偷地拿出兄弟们的课本，自学识字。女孩子看书学习是不规矩的行为，但是她对书中神秘的文字实在太好奇了。
妈妈十二岁时，她的大多数同龄人都嫁给了附近村落里年长的男人。她们几乎从不反抗——如果反抗，他们就把你绑起来，逼着你嫁人。妈妈的一个朋友出去打水，却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才知道，女孩家里先前收了一笔丰厚的彩礼。她的家人并不会为此伤心，反而对这样的收获心满意足。我妈妈不想接受包办婚姻，也不想被迫嫁人，尽管她也身处贫穷，但是她有一个其他女孩想都不敢想的愿望：嫁给自己喜欢的人。我可以想象，正处青春期的她，就像全世界情窦初开的少女一样，渴望被爱、被关怀，作为一个含苞待放的美丽姑娘，她也渴望被人倾慕。
在妈妈十三岁时，村子里的长老们给她安排了一门亲事，要她嫁给邻近村庄的一个男人，成为他的第六个老婆。这让大家都目瞪口呆，简·阿晨竟然能嫁给这么有钱的男人！要知道，一个男人的老婆如果超过两个，就意味着他是个有钱人。因此整个村子都为我妈妈的这桩婚姻骄傲，能够嫁到这么富有的人家，简直是全村的荣耀。她的聘礼是七头牛和十只山羊，这样大手笔的聘礼在我们村可是多年未见了。
可妈妈并不这么想，这个男人的年龄足够当她祖父了，她不想嫁给这么老的人。但是她又有什么选择呢？我的外婆很心疼，她爱自己的女儿。虽然外婆从没上过学，却有开明的思想，她不希望女儿陷入悲惨的境地，遗憾终身。外公的第一个妻子爱丽丝不能生育，外婆是我外公的第二个妻子，爱丽丝和我外婆亲如姐妹，虽然她生不了孩子，但是外婆的十二个孩子都是由她接生的。
长老们已经给妈妈定下了婚约，她无法直接反抗。在一个静悄悄的晚上，外婆带着妈妈逃跑了。她把妈妈送去了一个很远的村子，那里住着外婆的姐姐。妈妈在她的姨妈家躲了好几个月，她们村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直到她的父亲去世，她才不得不回去参加葬礼。她回到村子后，除了外婆，没有一个人理她。大家都对她充满敌意，甚至责怪她引发了大旱。父母都不让女儿跟我妈妈来往，大家都躲着她，免得沾染上她身上的厄运。因为妈妈公然反抗了长老的决定，蔑视了那个有钱人的贪婪，她在这个村子里失去了立足之地。村民们都想让她过得痛苦不堪，对其他女孩子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
十四岁时，村里的长老们来到外婆家，警告妈妈，这次她必须结婚，她的所作所为已经给村里的女孩们树立了一个坏榜样。长老们在村里的权威不容置疑，妈妈明白，很快就会有新的包办婚姻落到她头上。几天后，他们又找到另一个老得可以做她祖父的人。他叫萨科瓦，住在另一个村子，他已经有了四个老婆，要娶妈妈做第五个。
这个老男人由一个自行车队护送着来到村子验收他的新老婆，来到妈妈面前时，见她面若冰霜，一动不动地坐着。然后，他和我的舅舅们坐在客厅喝着本地酿的啤酒，商议着彩礼数目。双方都有一位谈判代表。一位舅舅开始推销妈妈的优点：年轻、厨艺好、身强力壮、吃苦耐劳。老男人并没有还价，为了炫耀他的财富，还主动提出把彩礼翻倍。他希望人人都知道他很有钱，不在乎这区区彩礼。
他们达成一致后，叫我妈妈从厨房出来，给她未来的丈夫行礼。按照约定，她当天就要离开，搬去萨科瓦家。我们部落的风俗是女孩子嫁过去之后，彩礼才会送来。舅舅们让妈妈走到萨科瓦身旁，他们对即将到手的彩礼满心期待。妈妈和萨科瓦握手时，触到那又老又干的皮肤，想到自己就这样被卖给一个老人，心中怒不可遏。她强忍着怒火，提出想做完饭再出发去新家。她回到厨房，做了一锅滚烫的粥，倒进一个大瓢，端着粥走回客厅。她的兄弟们都面带微笑，满意地看着她，叛逆的简·阿晨终于肯顺从婚姻安排了。
然而妈妈并没有把盛粥的瓢端给她的新丈夫，而是直接将冒着热气的粥泼到了他的脸上。
老男人发出了一声孩子似的尖叫，所有人都大惊失色，慌忙站起来逃跑。她的兄弟们和萨科瓦的随从们为了躲开她，都跌跌撞撞地跑着，他们的脸上带着恼怒的表情，不时有人狼狈地摔倒在地上。妈妈跑出了村子，逃离了她被迫嫁人的命运。这件前所未有的事迅速传遍了周围所有的村庄。她的兄弟们气冲冲地发誓说要好好教训她一顿，要把她绑在全村人面前打一顿。
我妈妈去她另一位姨妈家躲了一年。所以阿洁逃婚的故事可不止发生了一次，而是两次。有时我会想，逃跑是为了什么呢？无论她跑去哪里，她都得嫁人，不结婚的女人是无法在我们的社会中生存下去的。后来，妈妈怀孕生下我之后，还是嫁给了巴毕。巴毕是他们家中唯一的男孩，高中时因吸毒而辍学。虽然他还年轻，却已经因为粗暴野蛮和酗酒成性而臭名昭著了。人们觉得他与强悍的简·阿晨十分般配。妈妈嫁给巴毕是为了抚养我，因此我也是让她遭受折磨的一个原因。
我最喜欢巴毕微微喝醉的时候，因为这是他会跟我们亲近和说笑的唯一时刻。“你们这些小崽子懂不懂啊，有时候穷人的生活才是最好的。你看那些有钱人总是担心来担心去，还是我们过得又穷又开心！”
我打断他：“巴毕，可是我们活得不开心啊。我想吃好吃的、喝汽水、玩玩具、看电视，但我一样都没有，有钱人的孩子们什么都有，还能去上学。我们怎么可能活得快乐？”
他看着我说：“我知道，但是你听我说，我听说过城市里的有钱人是怎么过日子的。他们成天担心自己的钱会被偷走，连觉都睡不好。还有，他们的孩子可不像你和杰姬这么乖。他们的孩子都是被宠坏的小浑蛋。”
我和妹妹开心地笑了。我还不懂什么叫作被宠坏，但是我知道这很不好。跟所有孩子一样，我喜欢被爸妈表扬，而巴毕极少夸奖我们。平时，巴毕总是拿我撒气，对我非常凶狠。他打我比打妈妈的次数还要多，常常把我打得喘不上气。打我时，他还要逼妈妈在一旁看着，这样他会从中获得乐趣。我年纪很小时，就意识到要离他远一些。
他喝到中等程度醉时也还好，并不可怕。因为这时他很疲乏，虽然嘴里仍会对我们骂骂咧咧，但是听起来有些漫不经心。有时候，他会往地上扔几样东西，或者对妈妈推推搡搡，但是过不了一会儿，他就会开始呼呼大睡，我们便获得短暂的解脱。
然而当他喝到酩酊大醉时，我们的末日就来了。在我五岁时，有一次只是因为我让妈妈给我再加了一勺米饭，他便兽性大发，发疯似的打我，我被打得当场拉了裤裆。只要巴毕看到我吃东西，他就满心不悦。为了以防万一，有时妈妈会在他回家之前偷偷给我吃些东西。有一次，他撞见了妈妈这样干，就把炉子上正烧着的热水往她头上浇。看到这可怕的场景，我尖叫起来。我心里明白，妈妈是因为我才受到这种折磨的。
在基贝拉，人们很容易看出来一家是不是有饭吃。因为做饭时，必须去室外点炭炉（jiko），炭火才能着起来。如果哪家没有把炭炉放在家门口做饭，大家就会知道他们的日子最近过得水深火热。在贫民窟里，女人们喜欢炫耀自家的生活，邻居欧蒙迪妈妈更是这样。每当她家有肉吃时，她都要弄得尽人皆知。我们家无米下炊时，妈妈有时仍会把炉子搬到外面，点着火，假装她也在做饭，尽管锅里空空如也。她还让我们把油抹在嘴唇上，要有邻居来串门，他们会以为我们已经吃过饭。她不准我们去别人家吃饭，因为邻居们会在背后嘲笑我们穷。
妈妈的解释是：“人活脸，树活皮，再穷也不能露怯。”
我家只有一间房子，每天晚上我们都席地而坐，用母语祈祷，默默祈求这一次上帝能听到我们的哀求。我们祈求上帝，让我们摆脱这令人窒息的贫穷，哪怕是暂时的喘息也好。妈妈从没上过学，但是她会用卢奥语（她的母语）读书和写字。我们家唯一一本书是《圣经》，她非常喜爱诵读《圣经》中的谚语。读完《圣经》后，我们会唱颂歌唱到睡前。无数个晚上，我饿得咕咕叫的肚子像是在附和着我们的颂歌。
有一阵，我和妹妹经常在午饭时间溜到欧蒙迪妈妈家吃饭，尽管我们知道妈妈尤其不愿意让我们去这位邻居家吃饭。一天，妈妈和欧蒙迪妈妈吵架，她对妈妈吼道：“你连你的娃娃都喂不饱，还好意思跟我吵架！知不知道我帮你喂过好几次你的娃娃！你要是养不起他们，生这么多孩子干什么？”
妈妈勃然大怒。我和妹妹本想抵赖，结果没用。当妈妈极为生气时，她的气势足以把我吓得忘记饥饿，所以我不敢回家。
那天晚上下雨了，我浑身湿透，又冷又饿，坐在离家不远处的一条小巷里，在泥地上画画打发时间。其实下雨时，待在外面也挺好的，因为家里的情况更糟。我们的房顶是用硬纸板和铁皮搭成的，雨水可以轻而易举地流进家中，打湿铺在地上的硬纸板，那可是我们睡觉的地方。
这时，我的面前伸过来一只手，手里捏着一片珍贵的面包。我听到有人说“给你”。
我抬起头，是欧蒙迪。他是欧蒙迪妈妈的儿子，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他慷慨地把面包分给我，而我犹豫着不敢拿。“没关系，我不会告诉别人的。”他说。
欧蒙迪和我一起坐在雨中，我小口小口地吃着面包，仔细地品味着食物的香味。吃完后，我们四目相对，不约而同地顽皮一笑——一起在雨中玩耍是我们最爱干的事情！我们在巷道里奔跑，在泥地上滑行，一同放声大笑。我们在路边捡到了一个烂了的黑色塑料袋，举着它神气活现地走在路上，假装我们是有钱人，打着有钱人用的那种黑伞。
我俩还经常自己做玩具，用废弃的塑料袋和绳子做足球，用罐头盒子做玩具车，其他小孩对我们的手工玩具羡慕不已。如果有人想跟我们一起踢足球，我们就让他拿食物来做“门票”。我的安提诺姨姨叫我“聪明勇敢的运动员（Ogwanjo）”，因为我喜欢踢足球，而且能利用废物做出足球。
有一天，我看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景象：街上有一群像是刚从坟墓里面爬出来的人，他们的皮肤白得吓人——姆宗古。他们拿着一个黑色的机器，对着我时还会闪出白光。我觉得这个东西会伤害我，大叫着逃跑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照相机，照相机的闪光和那群人说话的声音都让我害怕。不过我们很少看到这群人，最多一年一次。每次看到他们，我都会跑开躲起来。
我对他们有好几个看法：第一，他们肯定很笨，因为他们总是对着没用的东西拍照，比如街上的鸡、棚屋，还有一些其他无趣的破烂；第二，有次我看到一个孩子摸着白人的皮肤大声对他们说：“你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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