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邢广程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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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学/第1辑试读：
欣慰的回顾——纪念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建立30周年
吕一燃今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30周年。我从1983年中心成立时就参与中心的工作，1994年8月退休，共在中心工作11个年头。我的这篇纪念性文字，主要是回顾这一期间中心的一些事情。一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建立的缘起和艰难的起步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在边疆史地学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国科学院的地理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近代史、民族等研究所，边疆各省、区社会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所、民族研究所，以及一些高等院校的历史系和其他研究单位，都有从事边疆史地研究的人员，并出版了一些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著作。可以说，在此期间，我国在边疆史地学研究方面，无论就其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已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但是毋庸讳言，我们在边疆沿革史特别是中国近代边界变迁史研究方面，却无多大进展，甚至是停滞不前。这种情况，极不适应现实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发展的需要。
中国是由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共同缔造的。中国疆域有个复杂的发展过程，随着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中国国境范围多有变迁。因此，历史上的中国边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边疆地区的历史发展、民族构成、文化习俗等方面，都有自己的一些特点。中国幅员辽阔，既有陆疆，也有海疆，有漫长的边界线，有十多个邻国。在古代，中国与邻国既有友好往来，也有兵戎相见。那时，中国与大多数邻国都没有签订边界条约，但却都有历史形成的习惯界线。在近代，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并把中国的许多邻国变成其殖民地，不时挑起领土争端，蚕食鲸吞中国领土，有的是强迫腐败的中国政府签订割让土地的不平等条约，有的则是赤裸裸的强占，致使遗留下若干历史悬案。在边界线已经划定的地段，以及中国海疆的一些岛屿，也存在着一些争议问题。所以，中国古代边疆沿革史和中国近代边界史亟待研究的问题是很多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出现中国古代边疆沿革史和中国近代边界史研究停滞不前的现象呢？依我之见，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边疆沿革史和边界史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和对外关系，也关系到国内一些比较敏感的民族问题，研究者怕担负政治责任。其二，1957年，有的学者撰写文章，不同意苏联历史学家潘克拉托娃认为俄国没有通过中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侵占中国领土的观点。他根据确凿的历史事实，指出沙皇俄国通过逼迫清政府签订这两个不平等条约，割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领土，潘克拉托娃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这本来是学术上的争论，但在“反右”中，却被一些人认为是“反苏”的政治问题，因而受到猛烈的批判，并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分子”。这种不顾事实、颠倒黑白的批判和定罪，致使历史研究者对边界问题望而却步。其三，查阅有关档案资料关卡重重，为研究带来诸多不便。其四，发表研究成果十分困难，报章杂志和出版社多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把这类论著拒之门外，能够面世者寥寥无几，这就大大地挫伤了研究者的积极性。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多少年来，边界研究一直被学术界视为禁区，问津者甚少，造成了我们对这一学术领域内的许多问题缺乏研究，人才日见凋零，后继乏人。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忧虑。
1982年，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同志有鉴于上述情况不适应我国政治、文化发展和对外关系的需要，因而提出了加强中外关系史和中国边疆沿革史研究的建议。他指出：近代中外关系史和我国边疆沿革史研究，“非集中专门人力进行经常工作不为功”，“过去我们都是临时抱佛脚，事后就撒手，致使资料无法积累（各国有关新资料日增），人才日见凋零，这比世界各重要国家落后太远，几乎同清末民国时期差不多”。因此，他“建议中央指定现有部门成立专门机构，进行长期研究，并下决心出一批书，这样才能培养新的专业人才，才能使我遇到有关问题时便于应付，不怕因此引起争论”。这一建议被中央领导同志所采纳。
为贯彻上述建议和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83年3月19日做出决定：在本院建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以加强中国边疆沿革史的研究。中心由翁独健、邓锐龄、陈可畏、吕一燃四同志组成领导小组，翁独健同志为主任，邓锐龄同志为副主任。由民族研究所抽七人，历史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各抽三人先开展工作，另由人事局拨给几个编制。中心办公地点设在民族研究所。科研成果和资料由院出版社出版，不另拨给出版基金。边疆中心的任务是：（1）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2）搜集边疆沿革文献史料，逐步形成一个权威性善本资料中心，争取在二十年内建设成一个在亚洲有重要影响的中国边疆沿革历史文献资料馆；（3）整理、翻译、编辑有关边疆沿革史的史料和有价值的学术论著，出版资料性的《边疆史地丛刊》；（4）组织中心的研究人员并与全国协作开展边疆史地、民族、边界形成等方面的研究；（5）创办《边疆史地》或《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等刊物，发表有关研究成果；（6）有计划地培养边疆史地人才；（7）向有关部门及时提供所需的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建立，是我国开展边疆史地研究的一个新的起点。为了推动国内边疆史地学的研究，中心成立不久，就在湖南长沙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边疆史地研究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都是国内从事边疆史地研究的知名学者。讨论主题是如何进一步开展边疆史地学的研究。在这次座谈会上，学者们谈论了全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状况、存在的困难，并要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加强与国内各有关研究机构和学者的合作，积极发挥组织和推动全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作用。这次会议，反映出学者对边疆史地学的发展和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期望。这对我们来说，既是鼓励，也是鞭策。此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还积极支持并参加发起在西安、长春、大连等处召开的中国边疆史地暨中俄关系史学术讨论会，目的也是为了唤起人们对中国边疆史地学研究的关注，以促进该学科的发展。
当然，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后的数年中，它的工作重点还是放在内部的基本建设方面。这主要是：（1）图书资料的建设。除了在经费允许的条件下采购了一批新旧图书外，最值得重视的是从有关部门要来了一批极其珍贵的内部出版的地图。这些地图都是非卖品，它们成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馆藏图书资料的一大特色。（2）研究队伍的建设。除了从民族、历史、近代史三个研究所抽出的人员外，还先后从其他单位调进两位研究人员，来加强中心的研究力量。（3）确定选题。边疆沿革史需要研究的课题很多，首先确定了《中国边疆沿革史》《中国近代边界形成史》《历代边政研究》《中朝关系史》《渤海国史》《高句丽史》《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史志》《东部西伯利亚问题》《唐努乌梁海问题》《清代蒙古史》《近代蒙古史》《伊犁史》《和阗史》《喀什噶尔史》《帕米尔问题》《拉达克史》《沿喜马拉雅山脉诸族研究》《中尼、中不关系史》《清代西藏史》《中印边界问题研究》《西藏边疆地域考古》《云南史》《西南边疆地区考古》《台湾史》《边疆跨境民族研究》等30多个研究题目，并拟逐步组织全国有关学者进行编写。（4）科研成果和资料的出版。内部出版了《清实录·邻国朝鲜篇》《明实录·邻国朝鲜篇》《钓鱼列岛历史资料》，以及有关中印、中缅边界问题的论文等。
以上是1983年3月至1987年3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主要工作概况，也是中心发展过程中摸索前进的阶段，它为中心此后如何进一步开展工作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二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调整
经过四年的实践，说明建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是正确的，它在促进这门学科的发展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建制上也存在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主要是：（1）专职人员太少，不适应加强边疆史地研究的要求。那时中心除了两位专职研究人员外，其他都是民族所、历史所、近代史所的兼职人员。这些兼职人员在本所都有工作，几乎没有多少时间能够顾及中心的任务。（2）要促进全国边疆史地学的研究，要调动全国边疆史地研究者的积极性，就必须创办边疆史地研究的学术期刊和编辑边疆史地研究丛书，为研究者发表和出版科研成果提供方便。但从当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人力和财力看，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鉴于以上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87年3月11日做出了关于调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工作的三点决定：（1）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作为我院领导下的一个开放性研究中心。该中心由民族所迁至近代史所，其行政工作由近代史所管理，业务工作直接对院负责。（2）任命吕一燃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马大正为副主任。由吕一燃、马大正、余绳武、刘存宽、杜荣坤、邓锐龄、陈可畏七位同志组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负责边疆中心的学术咨询和研究人员高级学术职称的评审工作。（3）该中心的经费单独编制预算，由院拨付，委托近代史所管理，专款专用。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还建议：（1）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组织自己的研究人员并采取委托、聘用兼职研究人员等形式，组织国内研究力量进行中国边疆史地的专题研究，着重研究近300年来我国边界形成的历史。（2）研究中心的人员编制定为12人。这些建议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务会议的批准。
这次调整非常重要，一是明确了中心是直属院部的学术研究实体，加大了中心学术、人事、财务等方面的权限，把它提高到了与研究所相似的地位，使它能够独立自主地放手开展工作。二是进一步明确了中心的方针任务。可以这样说，调整后的中心更符合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成立专门机构，集中专门人力，加强我国边疆沿革史研究的指示精神。
调整后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确定以中国古代边疆沿革史、中国近代边界变迁史和20世纪中国边疆研究史为研究重点。由于中心是一个开放性的学术研究机构，所以除了自身的内部建设外，还要担负协调和推动全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任务。中心设有研究部、期刊编辑部、图书室和办公室，开始时有8位工作人员，以后逐渐增加到17人。他们是：中心主任吕一燃，副主任马大正；研究部林荣贵（主任），刘为，刘逖，李国强，阿拉腾奥其尔，房建昌；编辑部邢玉林（主编），牛平汉，毕奥南，范秀传；图书室闫芳，寇俊敏；办公室张书田（主任），徐京丽等。此外，还聘用了数名编外工作人员。人员少，要办的事情多，一身兼数职，这是中心的一大特点。令人欣慰的是，当时诸同仁都有一股坚毅的创业精神，为了把中心办好，大家出谋献策，自愿加班加点，甚至是超负荷工作。这种敬业精神，着实令人感动。从此，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开始走上了发展过程中的第二阶段。三 破除“禁区”，多方寻求合作
为了贯彻开放性研究机构的方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除了安排本单位人员的工作，确定他们的研究课题外，还竭力调动全国边疆史地研究者的积极性。为此，中心领导除了与北京有关研究机构联系外，还分头奔赴西北、东北、西南、东南等地区，与当地有关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进行广泛接触，或开座谈会，或登门拜访，了解当地的研究情况，介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方针任务，同他们一起磋商、确定研究项目，并把其研究成果纳入中心的出版计划之中。这对于消除研究者的思想顾虑，调动国内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培养一支专业的研究队伍，促进边疆史地研究，都有一定的作用。但要破除人们的禁区观念，还必须有更大的动作。
1988年10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支持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第一次“中国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由戴逸、吕一燃、马汝珩、马大正组成会议领导小组。出席讨论会的有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市的一百多位边疆史地研究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历史学教授周谷城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出席开幕式，并作了重要讲话。吕一燃《发扬优良传统，开创边疆史地研究新书面》的主题发言，强调加强中国历代疆域史和中国近代边界史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针对当时对于边界问题研究限制过严而被学术界视为禁区的现象，提出改革一些不适应这门科学发展的规章制度，呼吁进一步放宽研究人员查阅和利用边界档案资料的限制；放宽对疆域和边界问题研究成果发表的限制；对于国外一些歪曲中国疆域史和边界变迁史的观点，要允许中国学者做出反应。并再次申明，学术研究的成果反映的只是学者个人的意见，不代表政府的观点和政策。与会者围绕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状况与展望、中国近代边界问题、中国历代边疆政策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对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
国内新闻媒体对这次会议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光明日报社、民族画报社都派记者进行现场采访。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大会的新闻录像，新华社播发了题为《破除学术禁区，首次中国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在京召开》的新闻稿。《人民日报》以《中国边疆史地不再是学术禁区——建国后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在京开幕》为题，发表了新华社的电讯。《光明日报》也报道了这次会议的消息。
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国内传媒的广泛宣传报道，在全国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此后，从事边疆史地研究的人不断增多，不少人主动与中心联系，要求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纳入中心主编的丛书之中。这次会议对打破学术禁区，对促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四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边疆史地临时评审小组的建立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办公室为扶持中国边疆史地学科的发展，从1987年起，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设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边疆史地学评审小组，评审有关边疆史地学的申请课题。评审小组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组成人员为主体，邀请若干位学者参加。评审小组根据研究课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研究计划的可行性，课题申请人完成该课题的条件和能力等方面，进行认真公平的评议。1987～1990年共评出“清代的边疆政策”“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英俄侵略西藏史”“英国侵略新疆史与中印西藏边界问题研究”“中朝界务史”“钓鱼岛岛屿归属研究——兼质奥原敏雄教授”“中国西北屯田实边史”“新疆经济开发史”“叶尔羌汗国史”“清代政区沿革图集”“中国历代西北开发思想与政策”“中国西部边疆发展史”“20世纪中国边疆研究史”“察哈台汗国史”“7～10世纪青藏高原与外部交通”“突厥语诸部在天山地区的活动及其伊斯兰化的发展（8～12世纪）”等16项。从1991年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边疆史地学的评审工作划归中国历史学评审小组办理，邀请中心领导同志参加。此后又有“唐努乌梁海史”“中国古代疆域史”“清代中俄恰克图贸易”等许多课题立项。这些研究课题大多已经保质保量如期完成，有的已收入中心编辑出版的丛书中，有的则采取其他方式协助其解决出版问题。五 循序渐进，创办多种期刊
为了调动全国边疆史地研究者的积极性，解决研究成果发表难的问题，中心先后创办了学术研究专栏和多种学术期刊。
1987年9月，在《西北史地》杂志编辑部的支持下，我们在《西北史地》杂志开辟了一个“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专栏，为研究者提供一个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每期4万字，约可发表四五篇文章。开辟这个学术专栏，是中心在尚未创办自己的学术刊物之前的一种应急措施。该专栏得到了国内学者的重视和支持，从创办至1990年，共出10期，发表边疆学理论、中国近代边界史、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边疆民族史等方面的文章44篇，约45万字。这些文章大多是作者多年研究的结晶，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这使被冷落多时的边疆史地学研究重新出现了生机。
1987年9月，中心创办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这是一个以刊登边界研究文章为主的内部刊物。创办这个刊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学者们研究很少有人愿意研究的边界问题，积累边界研究成果和资料。我们在《编者的话》中指出：“研究中国疆域的发展变化，研究边疆地区的沿革和边界问题，总结经验教训，这不仅是本学科发展的需要，同时对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解决边界争端，处理中国和邻国的关系，开展国际文化交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加强国内各民族团结，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疆域史和边界史的研究，涉及国家领土主权，学术界一向把它视为禁区。一般刊物因怕承担政治责任，多望而却步，致使疆域和边界研究鲜人问津。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促进疆域史和边界问题的研究，我们创办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这个学术性的内部刊物，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希望能得到广大史学工作者的积极支持，共同来把这个刊物办好。”我们的愿望，实际上也是许多研究者的愿望，因此这个刊物得到了广大学者的支持。该刊每辑约16万字，从创办到1994年停刊，共出11辑，发表文章和资料113篇，近180万字，其中研究边界问题的文章77篇，有关边界资料17篇。这些文章探讨的问题广泛，既有研究陆疆的，也有研究海疆的；既有研究历史上边界形成的，也有研究当代领土争端的，举凡中朝、中俄、中蒙、中印、中尼、中不、中锡、中缅、中越等边界问题，以及香港、台湾、南海诸岛、钓鱼列岛等海上岛屿，无一不在研究探讨之列。其中不少文章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而且还有重要的实用参考价值。
创办这么一个以登载边界研究文章为主的刊物，在短短的数年间，发表了这么多关于领土与边界问题的文章，这在我国历史上尚属首次。这个刊物的运作也符合建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着重研究中国边界沿革史的初衷。但令人惋惜的是，这个刊物1994年停办了。如果能继续办下去，定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988年6月，中心创办《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以下简称《导报》）。《导报》是一个小型的双月刊，每期7万字。创办《导报》的目的有二：一是开辟一条信息通道，沟通我们与读者、作者之间的联系；二是摸索经验，为创办大型综合性的学术刊物做准备。《导报》开辟“学者论坛”“探索与交流”“边疆考察”“史实考证”“研究综述”“研究动态”“图书评论”“学者介绍”“研究机构介绍”“群言堂”等栏目。《导报》篇幅虽小，但却办得有声有色，活泼有生气，因而深受读者欢迎。《导报》于1990年12月告别读者，共出了16期。
1991年7月，中心创办《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季刊，每期20万字。这是一个集理论性、综合性和信息性为一体的学术刊物，也是全国唯一专门发表中国边疆地区历史、地理、社会、文化、外交等方面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的刊物。这个刊物肩负着推动全国边疆史地研究的重任，它是中心诸刊物中最重要的刊物。为了办好这个刊物，该刊编辑部工作人员日以继夜地努力工作，想方设法开辟稿源，提高刊物质量，登载不少有深度的佳作，终于使它成为全国颇有影响的学术期刊之一。当时国内许多学术性期刊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一般都在十人以上，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编辑部却只有四位编辑。这么精干的队伍，也赢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部门的赞赏。现在这个刊物正以矫健的步伐向前迈进，我祝愿它越办越好。六 编辑出版多部丛书
为了解决科研成果和资料出版难的问题，我们在创办多种期刊的同时，又编辑出版了多套丛书。
一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这套丛书已出版了《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清代边疆政策研究》《中国边疆管理机构沿革史》《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等10种。
二是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边疆史地丛书”。这套丛书已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论国家领土与边界》《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外贝加尔地区和黑龙江流域各族与中原的关系史》《南海诸岛：地理、历史、主权》《叶尔羌汗国史纲》《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中国古代海疆史纲》《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中国西北边疆史研究》等27种。
三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边疆史地文库”。这套丛书已出版《南海诸岛史地研究》《中越边界历史资料选编》《中国边防史》《俄国护路军与东北边疆政局》等4种。
四是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的“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共出版《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新疆乡土志》《清末蒙古史地资料荟萃》《达赖喇嘛三世四世传》《光绪朝黑龙江将军奏稿》等10种。
此外，我们还出版了《清代政区沿革综表》《明代政区沿革综表》《清代边疆史地论著索引》《西域史地论文资料索引》《海南及南海诸岛史地论著资料目录索引》《中俄关系史译名辞典》等工具书。
上述各书，无论是利用资料之丰富，还是显示出来的学术水平，都超过了前人的同类著作。其中有些课题是前人未曾深入研究过的，有些则是直接针对当代的领土争端而潜心研究的力作。这些书的作者和编者，除了中心的研究人员外，还有北京、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河北、河南、新疆、陕西、甘肃、云南、广西、广东、福建、江苏、安徽等省、自治区、市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军事部门的专家学者。这么多的作者，编写出这么多的著作和资料，说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已经告别了鲜人问津的冷落局面，开始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高潮，呈现了初步的繁荣。
在这里，我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丁伟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原社长余顺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原社长沈恒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薛衔天、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原社长张文达和原副社长王晓明、黑龙江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郝建恒、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主任李竞等先生，如果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这些丛书的顺利出版是不可能的。他们对边疆史地学发展的关怀和对中心工作的帮助，我们将永志不忘。七 为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研究报告和资料
边疆史地学是学术性和政治性都很强的学科，是以其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及学术性来为国家、民族和社会服务的。中心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书籍，有的一时难以看出它的社会效益，有的则因其紧密结合现实问题而为社会所急需。此外，中心还在为当前社会政治服务方面做了几件事：（1）由于邻国侵占我国的南沙群岛，挑起领土争端，我们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委托，组织国内研究南沙群岛问题的知名学者，对南沙群岛的历史和地理、邻国侵占南沙群岛的经过及其论点，进行了深入研究，整理出系统的资料，撰写出实事求是的研究报告，提供给有关部门参考。（2）在我国和邻国为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时，我们也曾多次向有关部门提供历史资料和研究报告。（3）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许多少数民族分布在边疆地区，为了边疆地区的社会发展，我们参加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的边疆地区民族调查，并参加撰写调研报告，为边疆地区的民族团结和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八 1992年举办“20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
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和瑞典国家民族博物馆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学者，有来自瑞典、美国、英国、日本和新西兰的外国学者。会议的宗旨是回顾和评价20世纪以来西域考察与研究的历史，总结1927～1935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工作经验和成果，交流西域研究的新观点，确定西域研究目标，寻求中外学者进一步合作的方法和途径。会后把中外学者提供的论文结集出版，名为《西域考察与研究》。对于中外学者到新疆进行历史考察活动的意义，马大正先生在《“20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考察记述》一文中说：“通过考察，考察者目睹了新疆古代文化遗址的多姿多彩”，“将进一步激发他们深入研究西域历史文化的积极性，从而极大地推动我国西域考察与研究的深入”。“通过考察生活的日日夜夜，为中外学者交流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增进了彼此了解，建立了友谊”。九 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型科研机构的确立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般研究所不同，是一个人数很少但面向全国的开放性研究机构。建立这种类型的研究机构，本来就是探索科研机构改革而进行的一种尝试。经过多年实践证明，中心不失为一种新型的行之有效的科学研究机构。中心的工作成绩，一向得到学术界的肯定和好评。
作为学术研究单位，边疆中心与别的研究所一样，主要的任务是出学术研究人才和出优秀科研成果。在培养年轻研究人员方面，边疆中心主要是根据本单位工作的需要和年轻同志各自的基础，帮助他们确定研究方向，为他们创造必要的研究条件，但最主要的还是要靠他们自己的刻苦钻研和坚持不懈的探索，在研究工作中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应该说，边疆中心在培养人才方面，基本上是成功的。昔日的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而今都已成为高级研究人员和学术带头人，有的还成为国内某一学术领域的知名之士。在出成果方面，成绩也颇为可观。经过边疆中心全体人员的努力，在七八年时间里，完成了数百篇论文、20多部专著。这些论文和专著，有些是前人没有研究过的，有些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前进一步，有些是直接为现实服务的，总之，都有一定的新意和学术水平，不是人云亦云之作。其中十多部著作曾先后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黑龙江省优秀图书一等奖、北方十五省市优秀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和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等奖项。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经过30年的努力奋斗，已展现出一个新型的开放性的科学研究机构的活力。值此中心建立30周年之际，我祝愿中心越办越好，为国家、为社会作出更多的贡献。
疆域理论研究
[1]从地名演变看中国南海疆域的形成历史
李国强摘要：本文通过对南海诸岛古今地名变化的梳理，认为，对于中国大陆而言，中国南海从模糊的区域概念到明确的地理界线，恰恰反映了中国南海疆域形成的历史过程。从古代历史上的“有疆无界”到以“U”形断续线为标志的南海疆域的底定，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不仅发现、命名并长期开发经营了南海诸岛，而且历代中国政府行使了连续不断的管辖权，从而确立了中国在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地位。
关键词：地名演变 南海疆域 形成历史
作者简介：李国强，196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党委书记兼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南海疆域是在中国人对南海认识以及活动范围不断扩大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中国历代文献所记录的南海地名，对我们考察中国南海疆域的形成历史，无疑提供了重要基础。本文就此展开研究，并求教于方家。一 从“涨海”“珊瑚洲”等地名看唐代之前中国人对南海的认识和活动范围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中国人已经开始了在南海的航行和生产活动。随着航海活动持续开展，以及造船技术的提高和渔业范围的扩大，中国人首先发现了南海诸岛，并对南海有了初步认识。
东汉杨孚《异物志》记载：“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徼外大[2]舟，锢以铁叶，值之多拔。”三国时期万震著《南州异物志》记录了从马来半岛到中国的航程：“东北行，极大崎头，出涨海，中浅而[3]多磁石。”这两条史料的记述十分一致，其中所言“崎头”是中国古人对礁屿和浅滩的称呼，而“涨海”即中国古代对南海最早的称谓，“涨海崎头”指南海诸岛的礁滩。杨孚和万震的记载表明，至少在东汉时期，中国人已经初步了解了南海的基本特点。
此外，三国康泰《外国杂传》、晋张勃《吴录》、裴渊《广州记》、郭璞《尔雅注》，以及南朝沈怀远《南越志》、谢灵运《武帝诔》、鲍照《芜城赋》等文献或记录了“涨海”的地理状况，或记载了“涨海”的物产。在中国早期史籍中关于“涨海”的记录频繁出现，可以确定，在古代历史时期以“涨海”泛称南海已被人们普遍接受和采用。
当然，古代文献中有关“涨海”的记述比较模糊，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推论，“涨海”的范围还难以涵盖现今南海诸岛的全部，主要是指东沙群岛及西沙群岛局部海域。下述两条史料对于考察早期南海的范围提供了重要线索：
其一，三国吴孙权时期，康泰和朱应前往扶南（今柬埔寨）巡游，康泰据此经历撰写了《扶南传》，其载：“涨海中，到珊瑚洲，洲底[4]有盘石，珊瑚生其上也。”[5]
其二，晋裴渊《广州记》载：“珊瑚洲，在[东莞]县南五百里。”
从里程和方位上考论，上述史料所记载的“珊瑚洲”指今东沙群岛及其海域。“珊瑚生其上”即指东沙群岛的岛屿和沙洲是由珊瑚礁形成的。
至隋唐两代，“焦石山”和“象石”两地名的出现，表明中国人在南海的活动范围已经达到了西沙群岛。据《隋书》记载，隋代大业三年（607）十月，“（常）骏等自南海郡乘舟，昼夜二旬，每值便风，至焦石山，而过东南，泊陵伽钵拔多洲，西与林邑相对，上有神祠[6]焉。”其中记载的陵伽钵拔多，即陵山，在今越南归仁的燕子岬，梵语为Lingapurrata，英文为Capyarella。林邑即今越南中部，“焦石山”即礁石，从航程来看确指西沙群岛。唐代杜佑所著《通典》也有与上述大致相同的记载，同样以“焦石山”指称西沙群岛。
而以“象石”指称今西沙群岛，则是唐代的又一命名。贾耽《广州通海夷道》载：“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山[7]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据著名史学家冯承钧先生考证，其所言九州石即七洲，地当今海南省文昌市七洲列岛；占不劳山即今越南占婆岛；环王国即占婆国，在今越南中部。从航程来计算，“象石”即西沙群岛。在后代，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都有“象石”为西沙群岛的记载。
从上述史料可以清楚地看到，至晚在汉代中国人已经对南海有了初步认识，至晚到隋唐中国人的活动范围已经达到东沙群岛和西沙群岛，标志着南海疆域范围的雏形已经初现。二 从“石塘”“长沙”看宋至清中国人对南海的认识以及活动范围
宋代以来，中国人对南海诸岛的认识日渐深入，在南海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从宋代到清代，关于南海诸岛的地名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其一，名称繁多。如果说宋代以前，对南海大多以“涨海”泛指的话，那么从宋代到清代，则出现石塘、长沙、千里石塘、万里长沙或万里石塘、千里长沙等若干名称。据厦门大学林金枝教授的统计，“仅宋元明清四代，记述南海诸岛石塘、长沙之类的文献、图籍多达百种，名称叫法二十余种。其中宋代有七种图籍，五种叫法；元代有四种图籍，三种叫法；明代有二十二种图籍，八种叫法；清代有七十余种图籍，二十一种叫法。不仅如此，而且还对南海诸岛岛礁、沙、[8]滩、洲起了许多形象生动的名字”。
其二，地名相对集中，表明人们对南海诸岛的认识趋向一致。从宋到清代，基本上都采用了以石塘和长沙命名各群岛。石塘又作石堂、千里石塘、万里石塘，长沙又作千里长沙、万里长沙、万里长堤。史籍中所言“千里”“万里”，形容绵延之长和广，并非指实际数字。从航线的记载考证，宋代史籍中的长沙多指今西沙群岛，而石塘多指今南沙群岛。同时，出现了专用地名，如用“七洲洋”专指西沙群岛。
其三，文献图籍记载频率高，表明人们对南海的关注和了解程度大大提高，对南海的认识更加具体、翔实。史籍记载证明，当时中国人不仅对南海的水流、风向等有了一定的掌握，而且对南海海底复杂的地理结构也有了认识，大体上区分出南海航行的危险地带，因此有所谓“上怕七洲、下怕昆仑”的航海谚语。
在宋代文献中，值得关注的是赵汝适所著的《诸蕃志》，其载：[9]“暇日阅《诸蕃图》，有所谓石床、长沙之险，交洋、竺屿之限。”由于当时南海中沙、南沙均为航海的险要之地，即“石床、长沙之险”，且在中国界限之内，所以这一记载表明，至宋代人们已认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界限在交洋（即交趾洋，今北部湾）与竺屿[10]（PuloAor，今马来西亚半岛东岸外的海岛）一线，中国南海疆域更加清晰。
此外，史料表明，至宋代中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不仅成为中国渔民经常活动的区域，而且西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更成为水师巡防的重要海域。1043年宋仁宗敕命集贤校理曾公亮编写了《武经总要》，这是宋代记载军事制度和国防大事的一部重要文献，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宋太祖在开宝四年（971）平定南汉刘伥后，建立了巡海水师，巡管范围包括了西沙群岛。《武经总要》对此有详细记载，并指出：“用东风西南行，七日至九乳罗洲。”此即宋代巡海水师所到达的地点。根据韩振华先生的研究，上述记载中在屯门山与占不劳山之间的九乳罗洲，就是唐代贾耽所说的介乎屯门山与占不劳山之间的九州石和象石，也就是今天的七洲列岛和西沙群岛。[11]
元代文献记载虽不多，但叙述较为详尽，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元代已经开始将南海诸岛区分为四个岛群。1329～1345年中国航海家汪大渊曾亲赴南海和印度洋一带，其所著《岛夷志略》记述：“石塘之骨，由潮洲而生，迤逦如长蛇，横亘海中。越海诸国俗云：万里石塘。以余推之，岂止万里而已哉？舶由玳屿门，挂四帆，乘风破浪，海上若飞，至西洋，或百日之外，以一日一夜行里计之，万里曾不[12]足。”经考证，文中所说地处“玳屿门”（今福建泉州市东南）、“爪哇”（今爪哇中部北岸地区）、“渤泥”（今加里曼丹）、“古里地闷”（今帝汶岛）和“昆仑”（今加里曼丹附近的海域）诸地之间的“万里石塘”，即指包括今西沙、中沙、东沙和南沙诸群岛在内的南海。可以说元代是中国人在南海活动区域由中沙群岛、西沙群岛向南沙群岛延展的过渡期。
至明清时期，中国人在南海的活动范围涵盖了整个南海，南海疆域范围由此大大延伸。
有明一代关于南海诸岛的史载、图籍大量增多，各类地名林林总总，但总体而言相对集中在石塘、长沙以及由此演化出来的相近的地名，如石星石塘、万生石塘屿；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千里石塘、万里长堤；万里石塘、万里长沙以及万里石塘山等。从现有史料来看，明代最早标绘南海诸岛的地图，当属建文四年（1402）李荟和权近绘制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该图是根据元代1330年前后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1370～1380年天台僧清睿的《混一疆理图》合绘而成的。图中在南海海域自东北至西南的方位上，分别标绘有“石塘”“长沙”“石塘海”等地名，根据吴凤斌先生的研究，它们分[13]别是今东沙、西沙、中沙、南沙。
至清代，中国人涉历南海的人数日益增多，在南海活动的范围逐步得到稳固；南海四个岛群得到了明确、清晰的区分，南海疆域范围日渐明朗。这一事实大量反映在清代史籍中。从地名的变化上，我们可以窥见其轨迹：（1）石塘、长沙：该地名多见于地图或附图，主要有《四海总图》《皇朝内府舆地图》。《四海总图》标绘出四个岛群，其中石塘即今南沙，清代有12种图籍仿效该图。《皇朝内府舆地图》标绘出四个岛群，但有两个长沙、一个石塘，两长沙的确指有待考证，仿效该图的有《历代地理沿革图》之《舆地图》和《舆地图》之《环海总图》等。（2）石塘海、长沙海：清代官修广东地方志，自省志至府志，皆言万州有石塘海、长沙海，并说万州石塘海有万里石塘（指今西沙海域），万州长沙海有千里长沙（指今南沙海域）。以蒋廷锡《古今图书集成》的记载为最早，又见于郝玉麟《广东通志》、胡端书《万州志》、明谊《琼州志》。（3）千里石塘、万里长沙：以《海国闻见录》《海录》《厦门志》载述为详，其中万里长沙即今中沙，千里石塘即今南沙。（4）万里长沙、万里石塘：见于《指南正法》，其载万里石塘指今西沙（可能包括中沙），万里长沙指今南沙。另见于《大清中外天下全图》《清直省分图》中之“天下总舆图”、《皇清各直省分图》之“天下总舆图”。乾隆时期的地图，明确将南海诸岛分为四个岛群，即绘有南澳气（东沙）、七洲洋（西沙）、万里长沙（中沙）、万里石塘（南沙）。（5）千里长沙、万里石塘：见于屈大均《广东新语》及一些方志，大约千里长沙即今西沙一带，万里石塘即今南沙一带。（6）万里石塘（又名万里长沙）：见《南洋蠡测》《海国图志》，指整个南海，尤指南沙。（7）万里长沙：一是专指今南沙，见《龙溪县志》《漳州府志》。二是混指今西沙和中沙，见郑光祖《一斑录》。三是泛指今南海诸岛，见严如煜《洋防辑要》。（8）石塘：各图、书所载并不固定，如《一斑录》中指今南沙；《广舆图》中指今西沙；《更路簿》中指今西沙之永乐群岛；《广东水道图》中专指今东沙。
最值得注意的变化，就是在清代同一部文献记载中把南海诸岛区别为几个群岛。如成书约当清康熙末年的《海道针经》（乙）《指南正法》，该文献针对中国到东南亚国家的航线，有十分详细的记载，兹节录如下：
凡船到七洲洋及外罗，遇涨水退数，乃须当斟酌。初一至初六、十五至二十，水俱涨，涨时流西。初八至十三、念二至念九，水退，退时流东。亦要至细审看。风看大小，流水顺逆，可准正路。慎勿贪东贪西，西则流水扯过东，东则无流水扯西。西则海水澄清，朽木漂流，多见拜风鱼。贪东则水色黑青，鸭头鸟成队，惟箭鸟是正路。若过七洲，贪东七更，则见万里长沙，远似舡帆，近看二三个船帆，可宜牵舵。使（驶）一日，见外罗，对开，东七更，便是万里石塘，内[14]有红石屿，不高，如是看见舡身低水，可防。
结合该史料所记载的航路、航程、水流以及方位等要素加以考证，其记载的“七洲洋”指今西沙群岛洋面；此处的“万里长沙”应为“万里石塘”，即今西沙群岛；“红石屿”是今西沙群岛中的石岛。
外罗山东高西低，内有椰子塘。近山有老古，打水四十五托。贪[15]东，恐见万里石塘……结合该史料所记载的航路、航程以及方位等要素加以考证，此处的“万里石塘”即今之中沙群岛。
南澳气南澳有一条水屿。东边有一个屿仔，有沙湾托尾，看似万里长沙样。近看南势有一湾，可抛舡，是泥地，若遇此山可防。西南边流界甚急，其中门后急可过舡。西北边有沉礁，东北边有沙坡，看似万里长沙，托尾在东势，流水尽皆托东，可记可记。若见此山，用[16]乾戍使陇，是大星。
结合该史料所记载的地势地貌、水流以及方位等要素加以考证，此处之“南澳气”即今东沙群岛。
上述史料的记载如此详细、完备，无论是航线、航程、地理地势，还是对不同群岛的分别命名，都足以表明在清代人们对南海诸岛的认识已经十分具体详实。
而另一部重要文献，引起笔者更大的关注。因为在这部文献中，对南海诸岛诸多方面的认识不仅更为深入，而且对南海诸岛四个群岛有了更加详尽而精确的记载。这部史籍就是曾担任过高雷廉总兵官的陈伦炯撰著的《海国闻见录》，兹将其中两段重要内容节录如下：
厦门至广南，由南澳，见广之鲁万山，琼之大洲头，过七州洋，取广南外之呫哔啰山，而至广南，计水程七十二更。交趾，由七州西绕北而进。厦门之交趾，水程七十四更。七州洋，在琼岛万州之南，凡往南洋者，必经之所……每更约水程六十里。风大而顺，则倍累之，潮顶风逆，则减退之，亦知某处，心尚疑之，又应见某处远山，分别上下山形，用绳驼探水深浅，若于驼底带腊油，以粘探沙泥，各各配合，方为准确。独于七州大洋、大州头而外，浩浩荡荡，罔有山形标识，风极顺利，对针亦必六、七日，始能渡过，而见广南呫哔啰外洋之外罗山，方有准绳，偏东则犯万里长沙、千里石塘，偏西则恐溜入广南湾，无西风，不能外出……七州洋中，有种神鸟，状似海雁而小，啄尖而红，脚短而绿，尾带一箭，长二尺许，名曰箭鸟。船到洋中，[17]飞而来示……
南澳气居南澳之东南，屿小而平，四面挂脚，皆喽古石。底生水草，长丈余。湾有沙洲，吸四面之流，船不可到，入溜则吸阁不能返。隔南澳水程七更，古为落祭。北浮沉皆沙垠，约长二百里，计水程三更余。尽北处有两山，名曰东狮象。与台湾沙马崎头对峙，隔洋阔四更，洋名沙马崎头门。气悬海中，南续沙垠至粤海，为万里长沙头，南隔一洋，名曰长沙门。又从南首复生沙垠至琼海万州，曰万里长沙。沙之南，又生喽石至七州洋，名曰千里石塘。长沙一门，南北与南澳、西南与平海之大星，鼎足三峙。长沙门，南北约五更。广之番舶洋艘，往东南洋吕宋、文莱、苏禄等国者，皆从长沙门而出。北风以南澳为准，南风以大星为准。惟江、浙、闽省往东南洋者，从台湾沙马崎头门过，而至吕宋诸国。西洋呷板从昆仑七州洋东、万里长沙外，过沙马崎头门，而至闽、浙、日本，以取弓弦直洋。中国往南洋者，以万里长沙之外，渺茫无所取准，皆从沙内粤洋而至七州洋。此亦山川地脉连续之气，而于汪洋之中，以限海国也。沙有海鸟，大小不同，少[18]见人，遇舟飞宿，人捉不识惧，搏其背吐鱼虾以为羹。
通过对上述两段引文的考证，其所言地处“琼岛万州之东南”，即今海南省万宁东南的“七州洋”，指今西沙群岛；从地理形势的描述中，可以认定，“南澳气”即指今东沙群岛，而“万里长沙、千里石塘”分别指今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这一史料所展现的不仅是对南海地理形势和部分资源情况的记录，而且是对南海诸岛四个海域极为清晰的划分。这种认识，是元代汪大渊对南海诸岛认识的深化和发展，充分反映了清代对南海诸岛的认识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综上所述，至宋元明清时期，中国人民在南海的活动范围已经不再局限于东沙群岛和西沙群岛，而是逐步拓展到南海四大岛群，从而奠定了中国南海疆域的基本范围。三 从《更路簿》看明清时期沿海渔民对南海的认识和活动范围[19]
流传于海南民间的《更路簿》（又称《南海更路经》）为我们深入了解明清时期沿海渔民在南海的活动范围提供了佐证。《更路簿》是海南渔民在南海诸岛进行生产活动的航海指南，它是海南渔民在西沙、南沙群岛等地通过航行实践和渔业生产积累而成的经验总结。目前至少发现12个版本，有学者分析，《更路簿》成书的年代大约在康熙末年（即18世纪初期），有些甚至可以追溯至明代。《更路簿》记录了海南渔民在南海诸岛的作业路线以及渔民对南海诸岛，尤其是西沙、南沙有关岛、礁、滩、洲的命名情况。据统计，各抄本《更路簿》共记录南海诸岛地名大约120个，记载的更路（即航线）有200余条。其中反映渔民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习用的传统地名分别有33个和73个；所记载的航海针位和更数，大多是我国渔民从今海南文昌清澜港或琼海潭门港出发，航行至西沙、南沙等海域。
各种抄本的《更路簿》所记载的航海针位和更数基本上是正确的，与今天的经度和纬度相比较，其误差极其微小，而且在《更路簿》的记录中已经注意到了海流方向与航行的关系。《更路簿》反映的南海诸岛地名，是建立在渔民对南海诸岛的岛屿、沙洲、暗沙、暗礁和暗滩的地貌特征的感性认识基础上而命名的，而且广泛采用了当地渔民的专用词和习惯名称。如渔民称岛和沙洲为“峙”，所以将西沙群岛的甘泉岛称为圆峙，珊瑚岛为老祖峙，金银岛为尾峙，中建岛为半路峙；将南沙群岛的太平岛称为黄山马峙，中业岛为第三峙，北子岛为奈罗上峙，南子岛为奈罗下峙。渔民称暗沙为“沙排”，所以将曾母暗沙称为沙排。
渔民分别以“线”“门”“孔”“石”“大”“仔”等来指称不同类型的暗礁。退潮时，暗礁浮于海面，远望似成一线，此类暗礁即为“线”，如南屏礁被称为墨瓜线。有水道可进入潟湖，即为“门”，并以出入口的数目与“门”同时冠名，如称美济礁为双门。有数个小礁分布其边缘的暗礁即为“孔”，如称五方礁为五孔。退潮时有礁石出露的暗礁即为“石”，如称毕生礁为“石盘”，弹丸礁为“石公厘”。
渔民将环礁称为“圈”“匡”，所以西沙群岛的华光礁被称为大圈，玉琢礁被称为二圈，浪花礁被称为三匡；南沙群岛的榆亚暗沙被称为深匡。
除了上述以习惯称谓命名之外，还有其他多种方式。或用中国式罗盘的方位命名，如：西八岛，今西沙群岛永乐群岛；丑未，今南沙群岛渚碧礁；东头乙辛，今南沙群岛蓬勃暗沙。或用方言命名，如：无乜礁，今同；火艾礁，今同。或以特产命名，如：赤瓜线，今南沙群岛赤瓜礁；墨瓜线，今南沙群岛南屏礁。或以岛礁形状命名，如：月牙岛，今东沙群岛东沙岛；三脚，今西沙群岛琛航岛；鸟串，今南沙群岛仙娥礁；双担，今南沙群岛信义礁。或以某种实物命名，如：干豆，今西沙群岛北礁；锅盖峙，今南沙群岛安波沙洲；秤钩峙，今南沙群岛华阳礁。或以水道数目命名，如：四江门，今西沙群岛晋卿岛；六门，今南沙群岛六门礁。这些名称既形象生动，又通俗易记，[20]所以在渔民中广为使用，有些名称还沿用至今。《更路簿》所记载的这些地名和航线，深刻地反映了我国渔民经过长期的生产活动后对南海诸岛的认识，充分表明最晚到明代南海四大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已经成为中国渔民传统的作业范围。
通过对中国古代史籍文献所记录的南海诸岛地名的分析，大体上可以梳理出中国人民在南海活动范围的历史轨迹以及古代南海疆域的形成过程：（1）从汉代至唐代，中国人在南海活动的主体范围限于近海以及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局部海域，但对南海有了初步认识，并勾勒出概念上并不十分准确、海域范围极广的地理范畴。（2）至宋、元两代，中国人民在南海的活动范围延展到了中沙群岛、西沙群岛的整个海域和南沙群岛局部海域。中国水师在西沙群岛的巡视，是这一时期中国政府行使管辖权的主要方式。（3）至明、清两代，中国人民在南海的活动范围几乎扩展到了南海诸岛整个海域，从而确立了南海疆域的基本范围；中国水师在南海诸岛实施巡视，成为管辖南海海域的惯例。四 从南海诸岛地名的规范看近代以来中国政府管辖疆域范围的确定
近代以来，中国政府一方面继承了历代南海范围的传统疆域观，另一方面着力从地名、地图等层面加以规范，从而使南海诸岛的疆域范围最终得以确定。“石塘”“长沙”等传统地名的影响深远，晚清之际仍在使用，但新地名也陆续出现，如晚清时期已经开始使用“东沙岛”，到1909年已基本统一使用“西沙群岛”。1909年广东总督张人骏命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前往西沙群岛甘泉岛附近海域巡视。不久之后，广东省政府成立了“筹办西沙群岛事务处”。这是目前所见西沙群岛名称较早的官方表述。
1933年6月7日，由民国政府内政部召集参谋部、外交部、海军司令部、教育部、蒙藏委员会成立了“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在1934年12月21日召开第25次会议审定了中国南海各岛礁中、英文名称，并公布《关于我国南海诸岛各岛峭中英地名对照表》，这是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的第一次“准标准化”命名，首次将南海诸岛明确区分为4个部分：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今中沙群岛）和团沙群岛（亦称珊瑚群岛，今南沙群岛）。表中列出了南海诸岛132个岛礁滩洲的地名。1935年3月22日，该委员会第29次会议决定绘制政区疆域各图必须画出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今中沙群岛）和团沙群岛（今南沙群岛）。1935年4月，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出版了《中国南海各岛屿图》，这是民国政府公开出版的第一份具有官方性质的南海专项地图，图中较为详细地绘制了南海诸岛，并将南海最南端标绘在大约北纬4°曾母滩，南海疆域首次得到完整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各类地图对南海的标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地名的变化以及南海疆域范围逐步确定的过程。1911～1949年，我国官方或私人印行、出版的各类政区或专业地图数量之多，超过了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其中有上百种地图都标绘了南海诸岛。但由于缺乏规范，对南海诸岛的标绘在不同的时期并不统一。
根据1911～1949年对南海诸岛标绘的地图情况，可将这一时期大体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11～1933年法国入侵中国南沙群岛九小岛。在这个阶段的地图上，南海海域中一般只标绘东沙岛，或只标绘东沙岛和西沙群岛。其中标绘东沙岛的有1913年5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陈镐基校、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中国新舆图》，1914年童世亨编、上海中外舆图局出版的《中华民国分道新图》，1920年中华书局印行的《中华全图》等。而同时标绘出东沙岛和西沙群岛的地图在20世纪初就已出现，到了20年代和30年代则十分集中，如1914年童世亨著、上海中外舆图局出版的《七省沿海形胜图》，1927年2月参谋本部制图局制《中国舆图》，1929年8月广东陆军测量局编《西沙群岛图》，1930年3月欧阳缨编、武昌亚新地学社印行的《新中华民国分省图》等。
第二阶段是1933年7月至1935年4月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出版《中国南海各岛屿图》之前。在这个阶段的地图上，南海海域中标绘了东沙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九小岛。此类地图有1933年12月童世亨著、商务印书馆印刷兼发行的《中国形势一览图》；1934年5月版、东方舆地学社印行、李长傅和洪懋熙编的《东方中华新地图》（一册、色印）第三十图《广东省广西省图》中附《南海诸小岛图》；1935年5月版、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中国地势图》（单幅、色印）中附《南海之群岛图》等。所谓南海九小岛、南海九岛、琼南九岛等，均指1933年被法国人侵占过的南沙群岛九小岛，有的地图还称南海九岛为堤闸板群岛或提沙浅洲群岛等。属于此类地图还有1934年8月版、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陈铎编的《新制中国地图》（一册、色印），1935年1月版、东方舆地学社印行、洪懋熙编《中华地理新志》（一册）附图，同年2月版（内政部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审查后第一版）、武昌亚新地学社发行的[甲种]《中华形势讲授地图》（单幅、色印），同年5月版、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中国地势图》（单幅、色印）等。其中武昌亚新地学社发行的《中华形势讲授地图》于珊瑚岛（提闸板，即南沙九岛）图旁边还注明“1933年为法人所占领”，以此提示国人，毋忘南沙群岛九小岛被他国侵占之历史教训。
第三个阶段是1935年4月至1948年1月。这个阶段的地图，完整地标绘了南海海域中的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此类地图当首推1935年4月由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编印的《水陆地图委员会会刊》附图《中国南海各岛屿图》。此后，中国印行的地图基本上都将南海诸岛4个岛群完整地加以标绘。如1935年5月修订版、商务印书馆印行、童世亨编、陈镐基校的《袖珍世界新舆图》（一册），第4图《中华民国及日本》之附图标有团沙群岛（即今南沙群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即今中沙群岛）。1939年版、依据《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会刊》第二期附图改制、由中华舆地学社印行的《中华民国南海各岛屿图》（单幅、色印）中，详细绘明南海诸岛计有132个岛、礁、沙、滩及各小岛礁的详细名称，还附有南海诸岛的岛屿中英文名称对照表。属于这类地图的还有1946年1月版、中国地理研究所编印、王吉波和房国翔编的《南洋群岛全图》（单幅、色印），1947年1月版、广东省政府秘书处编的《南中国岛图》等。这些地图凡色印的，都用同一颜色表示归属和放大比例的附图形式展示，表明南海各群岛属于中国主权管辖的疆域。
同时标绘有南沙群岛归属中国的范围线，并将曾母暗沙作为中国最南国界线的地图也相继出现。属于此类画法的政区地图或专业地图不少于20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36年北平建设图书馆发行、白眉初著《中华建设新图》第2图《海疆南展后之中国全图》，图中标绘有团沙群岛（即今南沙群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即今中沙群岛）。同时于团沙群岛南部海域标绘有至北纬4°“曾母暗沙”的范围线，以示该群岛属于中国。图中注明：“（民国）廿二年七月，法占南海九岛，继由海军部海道测量局实测得南沙团沙两部群岛，概系我渔民生息之地，其主权当然归我。廿四年四月，中央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会刊发表中国南海诸岛图，海疆南展至团沙群岛最南之曾姆暗滩，适履北纬四度，是为海疆南拓之经过。”
从上述三个阶段的发展情况不难看出：（1）1933年之前，我国地图上标绘的南海疆域最南端大体上在北纬15°左右。（2）1933年7月到1935年4月出版的地图，大多只标绘至琼南九岛，也就是说南海疆域最南端大体在北纬7°左右。（3）1935年4月后，我国出版的地图不仅完整标绘了南海四大群岛，而且最南疆域基本上都标绘在北纬4°左右。
1947年4月12日，国民政府内政部致函广东省政府，确定为纪念收复南海诸岛，将西沙群岛武德岛改名为“永兴岛”，将南沙群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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