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国学讲坛(第七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训贵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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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国学讲坛(第七辑)试读：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建立时间不长，就成立了国学研究所（现已更名为国学院——编者注），并且开办了国学讲座。如今国学系列讲座又要结集出版，名曰《城市国学讲坛》。这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我也很愿意为这部文集写几句话。

2007年秋天，我访问过这所院校。通过了解，我觉得它的办学理念非常好，这就是：质量立校、人才强校、文化塑校、特色兴校。

在上述理念中，我特别关注“文化塑校”的提法。按照我的理解，“文化塑校”，就是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我国的学校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是以知识教育为主，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若以知识教育为理由，忽略人文教育，就会使我们的教育“产品”带有“瑕疵”。“文化塑校”的意义在于：不仅强调科学教育、技术教育，也强调人文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身心健康教育。综合起来说，我们也称之为“综合素质教育”。

关于人文或文化素质教育，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的国家教委就开始提倡，并有一系列举措，我自己一直参与其中，因而有一些切身的体会。人文素质教育，并不是若干种知识的简单叠加，而是将科技与人文辩证有机地联系起来。这里有几层意思需要分梳：第一，就科学教育和技术教育而言，不能只重科学知识教育而忽视技术知识教育。在科学知识学习过程中，职业技能、动手能力，都需要加强培养，否则素质就不全面。就当前情况来看，对专门职业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的建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体现了这种理念。第二，思想道德教育不能替代人文教育，二者相互促进、相互渗透，要结合起来。第三，科学技术知识的教育与文学、史学、哲学与艺术的教育需要兼顾融合。第四，在人文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对于中华文化的丰富资源需要有正确的认识，并努力地加以弘扬。

什么是人文教育呢？从理论上说，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可以称为人文学科；人文学科所积淀的文化，可以称为人文文化。这些都是人类的精神结晶。表现在一个人身上，就是人文修养或素养。就一个大学生而言，不管你是学习物理、化学，还是计算机技术，都要懂得生活的艺术、做人的艺术，懂得什么是美。就广义而言，对整个人类的精神文化遗产，从古希腊哲学家到欧洲近代大文豪，都要有一些了解。这就需要提高人文素质。

在当今，我更想强调的是对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修养和认识。“中华文化”和我们所说的“国学”在内涵上是相容的。它不仅包括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也包括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还包括中国的佛学和中国的道教。这些传统文化中的丰厚资源，是古代哲人智慧的结晶，在今天还有现实意义。

我在广州城市职业学院亲眼看到，他们重视人文或文化素质教育，不仅为学生们开办了人文讲座，请学者讲授我国古代人文经典，还引导学生参加艺术实践，如茶艺、弹琴、书法等活动，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我参加了学生的茶艺活动，感受到这些艺术实践对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和涵养性情，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为什么我们要把祖国传统文化作为当今人文素质教育的重点呢？这是因为，改革开放30年来，全国人民在发展经济奔向小康社会的道路上，还面临着“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任务。这是党的十七大所明确提出的。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说：“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这里将中华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值得我们深思。

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有一条原则，这就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贯彻好这个原则，我们还有许多艰巨的工作要做。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国学院的成立、《城市国学讲坛》的出版，对广州城市职业学院来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希望国学系列讲座今后能持久地办下去，将国学院对中华文化的研究成果贡献于社会。

是以为序。第一篇总论壹教育的智慧王财贵

王财贵，字季谦，为新儒家代表人牟宗三先生入室弟子。儿童读经教育的发起者和推动者，被称为“全球读经教育推广第一人”。历任鹅湖月刊社主编、社长，华山讲堂读经推广中心主任，华山书院院长，台湾汉学教育协会理事长，鹅湖月刊社编审委员，美国科技教育协会研究员，北京季谦教育咨询中心创办人。

我们常说，有智慧的人是不多的。纵使听了有智慧的话，也不一定会领悟的，对于有智慧的演讲，也是要有智慧的人才能理解，才能听得有兴趣，甚至才能够真正在自己生活工作中把它实践出来。我说的是不是真的有智慧，这也要由一个有智慧的人来判断，不能由我说了算。如果没有教育的智慧，请问我们怎么去实施我们的教育？我们整个社会的教育是不是令人满意的呢？如果以上的答案不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就可以下一个结论：我们虽然在做教育，但是我们并没有教育的智慧，或者说，我们并没有按照教育的智慧去实施我们的教育。那么，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并没有尽到责任。据我所知，全世界最认真做教育的国家就是中国，中国的老师，尤其是中学的和小学的老师都是非常认真的，从这点来讲是很可敬佩的，而我们的学生也是全世界最用功的学生，那么，为什么说我们的教育没有尽到责任呢？

认真有时候可能是害人的。为什么？有智慧的认真，它是有大成就的；没有智慧的认真，它不会有什么成就，甚至会产生负面的效果。所以要做教育不是认真就可以的，在认真之前要有智慧。那么，什么叫智慧呢？所谓“智慧”，就是对于高远的道理的了解。这一种能力叫做“智慧”。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要做事，他先了解道理；更有智慧的人则是了解以后，依照道理而行；最有智慧的人是一辈子依照道理而行，所谓“守死善道”，笃信好学，乃至于“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有最高智慧的人。次等的人是对于道理也有所了解，但是不能够以他的全部生命为道理而奋斗。但是，大部分的人几乎是完全没有智慧的。他怎么为人，怎么处事，他自己怎么活，完全是不自觉的，他活得每一天其实都是糊里糊涂的，这就是所谓“行尸走肉”了。所以，我们做教育工作的人，先要自己觉醒，然后才能觉人。觉醒什么呢？自己觉醒教育的道理，然后，按照教育的道理去办教育。

以上解释了所谓“智慧”这个词语的意思，以下我们谈一谈什么叫做“教育的智慧”。刚才说了，“教育的智慧”就是对教育的道理的了解和进一步实践。所以，首先就是要对教育的道理有所了解。我们来共同思考一件中华民族这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事，就是我们如何办教育。我认为，我们中华民族这一百年来不懂教育，这不是说我们没有在做教育，也不是说我们没有学习教育的理论，我是说，我们对这些理论没有自己去思考过。这一百年以来，中国大体是学习西方的教育理论。最初是学日本，后来学欧洲，后来学前苏俄，最后海峡两岸统一了思想似的一致学美国。很少人，甚至没有一个人来反省一下这种教育理论。我们有没有想过：美国的教育理论对不对？中国传统的教育对不对？当然，西方成为教育的主流，成了权威，自然有之所以成为权威的可靠性，所以我们很难说它不对。不过它并没有全部都对，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中华民族要不要学？当然要学，但是要用多少精神力气去学，学完以后要把它摆在什么地方，这是我们可以做主的。所以，我们第一步要有对于道理理解的能力，第二步要有真正的理解。这个道理不仅要理解它，还要把它摆在恰当的位置。

现在，我要抛开所有的教育理论，回归到教育的本质，就是从教育的本身来思考教育。我们用教育的本质来反省所有的教育理论，让所有的教育理论都在教育本质之中各安其位，各正其性，各得其所。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想一想，来建构自己的一套教育理论。我认为教育的基本道理有三个，而且只有三个，没有别的了。所谓“基本”就是最原始的、最重要的，因为它有笼罩性，它给我们设定一个思考的方向以及实践的目标。

第一个，把握教育的时机。为什么这个道理排在第一位？因为假如这点不把握，教育就会产生很多麻烦，等到出问题的时候，就几乎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了。教育这件事情号称百年大计。但是，现在我们整个国家的教育，乃至于整个世界的教育，都没有百年大计这个观念。我们都把孩子耽误了，不是耽误几年，而是耽误一辈子，耽误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所以，要把握教育的时机。第二个，把握教育的内容，就是教材。教育的内容要我们自己思考过，才可以拿来教。选教材是有方法的，因为教育是“百年大计”，所以，我们选用教材，不仅要考虑当下的实用性，而且还要考虑它对将来的适用性。第三个，把握教育的方法。我们怎么思考教学的方法呢？一般老师在教学的时候并没有去思考教法的问题，只依照整个时代或者整个世界的潮流，将一种教学方法运用在不同时机和不同内容上。刚才说教育是有时机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他不同的学习能力，在教育心理学看来，这就是所谓的心理的发展。学生心理发展不同，他的学习方式不同。我们做教学的人，应该用不同的教法来教不同年龄的学生，也就是要针对教育时机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教法，所以，教法要多变。另外，不一样的科目，也应该用不同的教法。我们的教育必须让学生理解。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想：该理解的时候要让学生理解，这就是说人生还有不该理解的时候。那在不该理解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强求他理解呢？所以，在教育的时机上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13岁作为一个临界点。13岁以上是理解运用的年龄；13岁以下是吸收、记忆、储藏、酝酿的年龄。我们作为老师、家长、大人，要想一想，我们长大以后的学习方式跟我们在儿童期的学习方式是不是一样？我们长大的人，对于知识学问是要求理解的，而且是要实用的。但是杜威的理论并没有教育时机的分别，他认为人生所有的理论都要以理解实用为标准。这是不合理的。皮亚杰的心理学叫做认知心理学，现在我们把认知心理学视为教育理论最重要的背景，他的研究有没有真正的指出人类的认知心理呢？有。他明明告诉我们，他的心理学叫做认知心理学，就是他只是对人类认知的能力做出研究。假如我们把他的心理学用在教育的课程当中，就应该只是对着认知科目而安排。但是我们再想，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儿童，难道他的课程只是认知课程吗？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不大容易分辨出来。西方的教育告诉我们，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地方。假如要传授知识，就必须让他理解，要以理解为标准，最好还能够实用。要以理解为标准，要按照认知心理学的发展来安排，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再想，学校是不是传授知识的地方？我们的科目是不是只是知识的科目？其实，西方的学校也不只是传授知识，它也传授一些不属于知识的学问。什么叫做“属于知识的学问”？逻辑、数学、物理、化学，一切的科技、知识系统，还有技能，通通是属于认知型的科目。但是，人类还有非认知的学问要学，比如说，艺术、性情、品德、智慧，这些就不属于知识，乃至于一个人的语文能力，也有一半以上不属于知识，或者说最高端的科学的创造不属于知识，而属于智慧。所以，学问是分为两种的。西方人重视的是知识的教育，这只是重视一边，其实，西方整个社会还有智慧的教育，至少他们有宗教。宗教不属于知识。他们也有道德，他们也主张性情、智慧，这些都不属于知识。我们中国的社会一向都偏重智慧，忽视知识，但是一个真有智慧的人，是不会永远排斥知识的，可是一个只有知识的人，也是不易从知识当中生发智慧的。所以，我们不能把智慧和知识看成对立的两边。我们大体可以把西方的学问归类为知识的学问，当然西方也有非知识的学问，比如宗教。中国的学问，包括印度的学问，它整体是偏向于智慧的学问，而智慧的学问是不是没有知识呢？它也有知识，只是偏重点不同。所以，现在的中国教育的整个大方向应该是知识与智慧并重，而且应该把它们摆在恰当的位置——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各种思考都要回归到这个两面。我们人类有认知型的教育，这要依照认知心理学来安排，但是，如果是非认知型的教育，就不需要按照认知心理学来安排了。所以，皮亚杰的认知心理学所管辖到的范围只有教育的一个面向，这个面向甚至并不是人生最重要的面向。以上我把教育的基本规律讲了，真正了解的人自己就应该知道怎么做；如果还不知道怎么做呢，现在我就再下降一层，讲实际的操作，就是我们如何来完成真正的教育。

真正的教育要在历程中完成，而整个历程就是所谓的“教育的时机”。我们把以上三个原则综合成一句话：在恰当的时机用恰当的方法教恰当的内容。那样我们就不会辜负一个生命。现在，我们用时机做线索，代入教材跟教法，就可以做教育的实践。我做一个标准的描述，就是标准的教育的历程，或者说是标准的教育的模型，我把这个标准列出来供参考。我们用教育的时机做线索，先要讨论教育的时机。现在问一个问题：教育要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先讲一个最不可争辩的标准答案：教育要从应该开始的时候就要开始了。所以，聪明的人对于这个问题，是很容易回答的，而且回答得让人哑口无言，不容争辩。大家为什么会笑呢？因为这样的回答没有内容，它叫做形式的回答。形式的回答往往是分析命题，就是它总是对的。但是这个形式的回答是不是就没有意义呢？它是有意义的，而且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可以引导内容。什么时候是应该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思考一下。教育既然是面对生命，我们是要开发人性，所以，当一个生命可以开始接受教育的时候，就是你应该开始教的时候。这一句话也是形式的回答。我们再问：什么时候是一个生命可以开始接受教育的时候？这个问题，每个人的答案就不一样了。有许多人说是胎教，就是在胎儿的时候教育就要开始。说胎教的这些朋友都是很聪明的，但是可能都没有良心。你在做吗？你的亲戚朋友在做吗？你劝过你的亲戚朋友做吗？假如有，那你非常了不起，你的孩子真的是有福气，但是如果你知道要做胎教，而没有对你的孩子做胎教，那你对不起他，而且对不起他一辈子。不过现在我们再想一想，难道真的需要做胎教吗？对每一件事情你都要想一想，不可以别人都说要做胎教，我们就做胎教。一般人对胎教的观念是来自于所谓的传统，现代人对传统已经是嗤之以鼻，虽然口头挂着胎教，但是没有人愿意去做。现在，我们用西方的科学来证明胎教是有意义的。西方有所谓的胎儿医学，研究胎儿的发展，他们用仪器测量，发现胎儿在3个月到5个月就有了脑神经的发展。什么叫做脑神经的发展？在教育的立场来看，脑神经发展得好就是聪明，脑神经发展得不好就是不聪明。你喜欢生聪明的孩子很简单，想办法让他的脑神经发展得好一点；你如果想生一个愚笨的孩子，也很简单，就想办法让他的脑神经得不到发展。一个老师想要教出聪明的学生，其实不容易，因为聪明不聪明，不是你能决定的。不过，在幼稚园跟小学这个阶段，老师都还能够参与其中，让一个孩子脑神经发展得更好。脑神经是怎么发展的呢？人类脑神经的发展都是有一定模式的。首先，我们说人的脑神经细胞是大体一样的，但是这个脑神经细胞并不一定都能发展，它要接受信息刺激，才能够发展。一个脑神经细胞在接受信息之后，就会生长，长一个突出来的东西，叫做“树突”，像树木长树芽一样。另外一个脑神经细胞在长“树突”，接触这个突出，这两个脑神经细胞就能够有信息的活动，这两个脑神经细胞就都活了。假如没有接受到刺激，它就不长，将来长大之后，我们的生命就把它淘汰掉。信息刺激多，脑神经细胞就长出比较多的突出，可以长到两万个突出。信息刺激少，就长一两个。有人说，聪明不聪明是靠遗传，但是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不可以把教育工作推给不可知的遗传。我们相信，只要教育，就可以让每一个人成为一个绝顶聪明的孩子。要让他脑神经大量地发展，只有让脑神经细胞大量接受信息刺激。我们有五个管道能够接收世界的各种信息，这五种管道是“眼耳鼻舌身”。眼睛接受视觉光线，耳朵接受听觉声音，鼻子接受空气的味道，舌头可以尝到东西，也可以自己活动，身体可以接受刺激。这是“眼耳鼻舌身”，它们接受的信息是“色声香味触”。但在胎儿时期只有一种管道起作用，就是耳朵，他可以听到世界的声音，所以要给胎儿做教育是很简单的，而胎儿也是很好教的，只有一种教材，就是声音。胎儿很容易教，从几方面可以说明：第一点，学习态度上很容易教，因为他不会跑来跑去，也不会反对你；第二点，胎儿对于信息是全盘吸收，百分百的吸收，没有一点遗漏。其实，越小的孩子越有这个能力（指吸收信息），而胎儿这个能力最强，越长大这个能力越减弱；第三点，在越小的时候，人的学习都学到他的生命深处。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把人类生命的活动分为三个层次——意识、下意识、潜意识。一个越小的孩子，他的整个生命越是敞开的，随着生命的成长，他先关闭潜意识，再关闭下意识，最后只剩下意识。但在胎儿这个时期整个生命是打开的，所接收到的信息是完全记录到他生命的最深处的，这会成为他整个生命的背景。用佛教的话说，这些信息就是进入到“阿赖耶识”中，这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他生命的本质。这个声音的教材要怎么选择呢？我们要选择丰富的声音来刺激脑神经发展。其次，要选择优雅的声音陶冶他的性情，让他的性情平衡。我建议两种声音，第一种就是人间最好的音乐——古典音乐，古今中外最好的音乐都是天才的作品，既丰富又优雅。所谓“天才”就像西方人所说的：当上帝在一个人心中发出声音，他把上帝的声音记录下来，那就是最好的音乐。杜甫也说“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这种天才的声音，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所流传下来的并不多，很快就能够全部听完。另外还有一种声音，也是属于天才的声音，既丰富又优雅，我称之为经典诵读。诵读是人类的语言，人类的语言本来就变化万千，可以刺激脑神经的发展。而日常语言已经在日常生活中了，就不需要再教了，我们教的是有智慧者把写作的文章念出来的语言。一方面是一种语言可以变化万千，另一方面又有智慧的内涵，真的可以存储在他生命的深处，作为他一生智慧的背景。你不要在孩子还没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用那种无聊的声音，靡靡之音，暴戾之气的声音来污染他。我们为什么要听古典的音乐，而不是流行音乐？因为“古典”是经典之作，所以流传千古。它为什么叫做“经典之作”呢？因为它是从人性深处生发出来的作品。任何学问都有它的经典：音乐有音乐的经典，美术有美术的经典，文学有文学的经典，哲学有哲学的经典，这些经典都是“千古之上有圣人出，其心同，其理同；千古之下有圣人出，其心同，其理同”的作品，纵使我们不是圣人，我们内在的心灵也是非常向往的，可以接受的，可以跟他共鸣的。孩子在越小的时候，越能够跟天才共鸣，越能够跟圣贤契合，因为他们的心灵是纯净的。如果使用不良的教材，也会记录到他生命的深处，也在影响他的生命，使他的生命成为一个扭曲的、不安的、黑暗的生命，纵使他长大了，想要做一个有理性的人，那些非理性的因子一直都在影响他，而他自己不知道，因为他的下意识、潜意识的门已经关了。

中国的书有许多是经典的。我把这些经典分成四个等级：最高的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如果还有时间，再教第二层次的经典——《易经》、《诗经》、《老子》、《庄子》；如果还有机会，再教第三个层次的经典——古文、唐诗、宋词、元曲；如果还有时间，再教那些蒙学的书——《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千家诗》，等等。全天下最没有意义的书，就是我们的小学语文课本。你如果教《论语》了，小学语文还要教吗？你教古文唐诗了，你还要教这些课本吗？甚至你把《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这些内容都教了，难道他不能读懂现在的语文课本吗？我不是说那些语文课本毫无意义，我是说那些语文课本的意义不大。教育有一种精简的原则，叫教育的经济学——凡是他能够自己学的，我们就不需要教。

我们回过头来讲胎儿教育。能听的时候就给他听，听对生命最有影响的内容，所以，我们的时机越早越好，我们的内容越高深越好，我们的教学法就是最自然的方法。胎儿时期只能听，我们就只让他听。每天早上用2秒钟时间就可以教你的天才，你对CD播放机按一个play，一个replay，就让它转24个小时，圣贤就到家里来当家教了，可以教24个小时，白天听，晚上也可以听，因为你睡觉的时候，胎儿是不睡觉的，胎儿也没有醒来过，叫做半睡半醒之间，这是最好教的时候。有的人知道了这个道理，准备3架CD机，一架播放古典音乐，一架放中文的古典诵读，一架放外文的经典诵读。如果干扰到大人，可以把声音调小一点。你要思考的时候，语言会产生干扰，那就把语言关掉，但还是要剩下一个古典音乐，因此，家里古典音乐是常年不断的。让CD转24个小时就好了吗？让它转7天，总共转168遍，这叫做“书是前世读过来，书到今生读已迟”。我举一个例子。我们选给孩子的第一部书叫做《论语》。不管任何时候，你要读中国书，第一部书就是《论语》。《论语》总共13700个字。第一个礼拜你让他听168遍，把上半部《论语》听熟了，第二个礼拜让他听下半部《论语》，第三个礼拜可以听《大学》、《中庸》，第四个礼拜听《老子》，四个星期就把《论语》、《大学》、《中庸》、《老子》各听168遍。一个胎儿在母亲的怀里要有40个礼拜，算算他可以听多少的经典？如果依照我的建议，生出来的孩子一定是“读经宝宝”。这些读经宝宝首先是聪明，其次是性情平正，不哭不闹，喜欢笑，人见人爱。

宝宝出生以后是不是就没有机会了呢？不然，人类的脑神经的发展是从胎儿开始，一直到3岁发展了80%，3岁之前是最重要的。3岁到6岁再发展了10%，就是发展了90%，到了小学阶段，剩下最后的10%。到了13岁，人类的脑神经发展完全定型。因此，13岁之前是可以用人为的努力让孩子变聪明的，用人为的努力真正地变化气质的。13岁之前聪明起来，永远聪明，不会再笨；13岁之前没有聪明起来的，是不可能再变聪明的，他最多是把他现有的聪明运用得再好一点，他也能够有相当的成就，但是他要很努力。孩子出生以后，继续让他听，听尽世界名曲，听尽经典诵读。等到他眼睛睁开了，要给他视觉教育，就是看尽世界名画，世界最有名的雕塑、建筑、舞蹈、戏剧，总之人类最伟大的创造在3岁之内看完十遍、百遍、千遍，那他这一辈子就养成了美术鉴赏的能力，而且增进了无限的聪明。还有，训练耳朵，让耳朵敏锐，叫做“耳聪”；训练眼睛，让眼睛敏锐，叫做“目明”，“耳聪”加“目明”，就是“聪明”。有很多家长都知道，要从小教育，要早教育，要0岁教育等等，但是他们却没有做。他们为什么不做呢？因为他们被近代的教育理论所限制。一个妈妈想要做胎教，这个妈妈很负责任，就摸摸肚皮，问胎儿：我现在要让你听古典音乐，让你听古筝、古琴，听贝多芬、莫扎特，我让你听《论语》、《孟子》、《易经》，孩子你听得懂吗？孩子没有回答，她替孩子回答了，连妈妈都不懂，你怎么懂，所以，我们就不听吧。她就替胎儿决定，听儿歌、听童谣、听卡通音乐，因为妈妈认为这些孩子能懂。这就是由于愚昧，把孩子教坏了。这一坏不是坏了一年两年，而是坏了一辈子，从根上烂掉，将来长不出好树，开不出好花，结不出好果。

到了1岁的时候，口舌开始起作用。口舌不只是吃东西，口舌会动，我们的耳朵不会动，我们的眼睛不会动，也就是说它们只吸收信息，但是我们的舌头会动，这时舌头是一个最了不起的器官，所以舌头要训练。要怎么训练呢？他能讲话的时候就要训练，你要让他念经典。你怎么让他念呢？在一两岁的时候，你每天带着他念。我们口舌的运动是最能够增进脑神经发展的，而且孩子听进去，他也要模仿这个声音，他必须经过脑神经的回路系统。于是，要训练脑神经的运用，最好是透过语言。而要训练语言，最好是通过教他念书。

等到2岁半或3岁的时候，他就能够正式地开始读书了。读什么书呢？读经。什么叫做“读”？看着字念出声音叫做“读”。你可以用大字报，也可以把他抱在膝盖上，然后拿着书。他不能够认字，你可以一面念，一面指着字，教他读。这样做的附带效果非常重要，就是认字，但是主要效果是一辈子的智慧。我们教孩子读经，他2岁到3岁就可以开始认字，用半年时间就把中国两三千个字都认完了，所以在幼稚园的孩子小班开始教读经，到了中班开始学阅读。读经教育的第一个附带效果就是认字，认字以后就有一个附带效果——阅读，阅读以后的附带效果就是能够自己学习，学习一切的功课，这就是“语文是一切学习的基础”。

既然孩子会读书，你就不需要教他，你就很轻松了，而且越早养成读书习惯，越能够维持一辈子。所以，读经教育能使一个人头脑聪明。开始阅读以后，知识量广博，变得更加聪明，而且思考力会快速地提升。有了思考力，就可以去做数学、物理、化学。何况，真正的科学要有很多常识，你要让他读很多科普读物。孩子的阅读能力要强，阅读能力是从语文来的。所以，一个人在小时候把语文学好了，其他功课就会顺理成章。

在幼稚园教读经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没有体制、功课的压力。那要怎么要求呢？首先，做幼稚园的读经活动，就是做幼稚园所谓的正常功课，刚开始附带教读经，最后渐渐地形成“读经幼稚园”。什么叫“读经幼稚园”？就是以读经为主的幼稚园，就是读经的时间占一半以上。台湾有一个幼稚园是这样做的：早上从入园一直到中午吃饭，只有一个科目就是读经，那怎么读呢？老师说，小朋友跟我念，念了三五遍，十几遍。那么要念多久呢？我现在提倡一个在短期内可以实施的标准方法，叫做“三百读经法”：第一个一百，就是每天只读一百个字；第二个一百，读一百遍；第三个一百，给每一个孩子一百分。读经教育是很公平的，只问孩子有没有用功，有没有增进他生命的内涵，不问他现在的成果是什么。于是，每个孩子都会喜欢读经的，因为会读的孩子，他喜欢读经；不会读的孩子，我们也鼓励他。至于小学，我还不敢期待有所谓的“读经小学”，除非是另外开的小学。那怎么做呢？我且举台湾老师的例子。有一个老师刚毕业的时候，分配到一个小学，刚好教一年级，还没有见过学生的面，他知道他班上有30个学生，所以，他准备了30本《论语》。等到开学的第一天，先发这本书，里面全部是文字。这些小朋友非常好奇，他们没有看过这种书，他们心里就想：听说上小学跟幼稚园是不一样的，念的书都不一样，果然不一样。这样孩子就不会反抗。这个老师就说：小朋友翻开第几页，跟我念，小朋友就跟着念，就这样带读了10分钟。然后跟小朋友交代说，以后我们每节课打上课铃都要念这本书，最少念10分钟。每天打上课铃都念10分钟，念了刚到半个学期，他们班的孩子识字量就比别人强，他们班的应试成绩最好。到了第二个学期，这个老师开始实施“阅读教育”。其实孩子是很喜欢读书的。这个老师去图书馆借30本书，跟小朋友说，这些书是给你们看的，小朋友都拍手鼓掌。一个人发一本回家看，看第一本登记一个书名，看第二本登记一次，看第三本又登记一次，以后，每看一本书就再登记一次。一个学期下来，他们看了一两百本书了。这个老师给这些学生带来一辈子的福气。到了二年级上学期，《论语》刚读到一半，这些小朋友每一章都会背。一个月之后，老师说：小朋友要上数学了。数学课本拿出来，里面有没有写字啊？小朋友说：有！老师说：那你们念念看。他们就念：花坪里面有5只蝴蝶，又飞来了3只，问总共多少只？就是这些文字，数学就是语文。语文学好了，就会算数学，所以就让孩子先学语文，用语文的方式学数学。数学是不可以教的，因为数学是要自己做的。我们中国想要科学救国，一定改变数学物理化学的教育。第一点，不可以再压迫我们的学生，我们中国的数学物理化学教材的深入，是比西方先进国家高出3年到5年，如果我们的孩子不会算数学物理化学，你一定要同情他，因为是我们的国家在压迫我们的孩子，不是我们的孩子不聪明，也不是我们的孩子不用功。第二点，我们的心态要放开，孩子不会做数学物理化学没关系，等到长大一点再做还来得及。其实，我们教学是非常简单的，我们每个学校（读经学校）都会用这种方式：每天打上课铃，让孩子念10分钟，最少是念5分钟，我们就可以把经典带入教学。

成人能不能读经呢？成人也可以读经。你要提升自己的个人能力，你要受到圣贤的启发，得到人生的智慧，你要立定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最好的方法就是去面对经典。怎么面对经典呢？我现在提倡的一个运动，叫做“全民读经，论语一百”。“论语一百”的意思就是读《论语》这本书一百遍，只读原文，不要读注解。然后，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去读《大学》、《中庸》、《易经》、《诗经》、《老子》、《庄子》，总之，你一辈子就可以读很多的经典，你的语文程度会有大幅度的提升，就可以去读《史记》、《资治通鉴》这一些大书了。

我建议有三篇文章可以看，第一篇《一场演讲，百年震撼》，第二篇《读经教育的全程规划》，第三篇文章就是《读经教育，百问千答》。如果自己有兴趣，可以再去做功课。贰经典教育的现代意义陈少明

陈少明，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长期从事中国哲学与人文科学方法论的教学与研究，主要作品有《儒学的现代转折》、《汉宋学术与现代思想》、《〈齐物论〉及其影响》、《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等待刺猬》等。

经典教育是一个新的课题。我们以前读书、教书的时候，讲的是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品德教育，而不说经典教育。这当然不是说现在才有经典教育，其实中华民族的传统教育都是经典教育，几乎没有什么别的教育。只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从“五四运动”一直到“文革”前后，我们所提倡的教育都是反经典的教育，重提经典教育是最近的现象。

这一现象包括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是在民间掀起了读经典的热潮，比如说社会上出现了孟母堂这一类私塾、讲堂或学校，民间许多父母自发组织孩子读经典学国学，还有一些学校组织的活动；另一方面是现在高校里有专门读经的内容，也就是高校在通识教育里面引进了四书五经之类的课程。高校的通识教育，以前只有公共政治课，鉴于此课的内容比较狭窄，在教育部大力提倡文化素质教育的形势下，高校的通识教育增加了许多其他方面的内容，经典教育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四书五经这一类。

什么是四书五经呢？大家知道，这些都是儒家的基本经典，我们是按数目把“四书”排前“五经”在后，但事实上，是先有“五经”，后有“四书”。“五经”是《诗》（《诗经》）、《书》（《尚书》）、《礼》（《礼记》）、《易》（《易经》）、《春秋》。“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些经典的内容非常广泛，从历史的角度看，它们是在漫长的时间段里形成的。比如五经中大家比较熟悉的《诗经》，中小学课本里都有许多此书的内容节选，它的内容不一样，也不是一个时代的作品。我们通常说的经典是在上古，就是中国历史上夏商周这三个朝代前后出现的一些官方的文献。孔子以后，才出现了一些非官方的作品。为什么后来要把这些著作变为儒家经典呢？这些书出现以前，儒家还没有出现。平时说儒家经典，是因为儒家把这些文献的内容，作为一个基本的教育材料向民间传播，以后才把这种经典叫做儒家经典。所以这些经典一开始不是儒家的。还有“六经”一说，“六经”的内容其实和“五经”一样，因为《乐》找不到了，叫“五经”，如果把已经失传的《乐》也罗列出来，就称为“六经”。“四书”则是从孔子以后才出现的经典作品，《论语》是关于孔子言论的语录，《孟子》据说是孟子和他的学生共同编写的。另外是两篇文章，一篇叫《大学》，一篇叫《中庸》，是《礼记》中的文章，被抽出来后与《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所以“四书”是比“五经”更晚出现的作品，而且内容比“五经”更加系统。儒家尤其是到了宋代的儒家，他们讲经典，主要讲授的就是“四书”。今人一提到“四书”，经常会提到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此书就是“四书”最基本的一个教材。我们今天所讲的读经、经典教育，大半内容讲的就是“四书”，而不是“五经”。“五经”的内容太难了，难以普及，“四书”相对好一些。

为什么现在大学里会讲这些内容？这些内容放到大学的课堂是不是大家的共识？其实不一定，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反对的人有一个很强烈的立场，认为讲这些内容是封建教育的复辟，是对思想自由的钳制。为什么呢？这与他们对经典的看法有关。“五经”是来自孔子之前的官方文献，而且是当时贵族思想意识的一种基本体现。而“四书”是孔子之后的以孔子思想言论为代表所发展出来的儒家思想。这些思想是与传统社会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不管我们把那些朝代叫封建社会还是专制社会，总的来说都跟近代自由民主意识的社会是不一样的，是对立的社会形态。所以现在持有自由主义立场的一部分人就非常强烈地反对，他们会提到一个问题，如果“四书五经”真的有意义的话，那么以前就不会被废除。废除儒家经典有两次重大事件：一次是清末废除科举。传统选拔士人的一个基本途径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而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就是儒家经典尤其是“四书”。在科举制度实行的后期，“四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是一个很重要的教材。科举是推动“四书五经”传播的极为重要的途径。其实很多人对经典的熟悉是因为他们想做官，要晋身仕途。做官要经过科举考试，一定要知道这些内容。而清末废除科举以后，大家就不需要通过读经典而做官，这种形势下读经典的热情自然会下降。另一次重大事件是，“五四运动”之后当时的民国教育部宣布学校里不需要再读经。经典不是必修课，类似于如果有一天告诉你政治课不是必修课，那读的人肯定就非常少了。在这种背景下，经典与传统、与非现代化，是被连在一起的。所以，今天重提读经的时候，有些人会持反对的看法。这些看法现在不一定非常有影响力，可是在报刊、学校等不同地方还是有一些这样的声音、观点。所以高校里重读经典的提法，读经课程的安排，原本并不是来自教育部的明确规定，教育部只是提倡在高校通识教育里讲传统文化，把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向学生传播，而不是特别指要读儒家经典，这是有很大差别的。

相反的意见就是积极支持阅读儒家经典。支持的理由是，它是道德权威建立的保证。为什么这样说呢？道德包括什么内容？它的规则与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要有道德？这些内容理据几乎全来自经典。道德不是哪个人、哪个老师、哪个政府发明的，历代政府不管是封建时代的，还是现在的人民政府，都要讲道德。而讲道德最基本的概念，所有的政府所强调的内容几乎都是一样的，都强调利他主义，要关心别人，照顾别人，没有任何政府，哪怕是我们所说最反动的政府，会告诉你每个人应该为自己，而不为别人。这就表明道德的问题不是哪个政府发明的，而是人类至少就我们中华民族来说，来自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其实就来自经典。所以支持者提出重读经典的一个理由就是，今天我们社会的道德状况不是太令人满意。虽然说今天的社会道德状况是不是真比过去差了，这个问题见仁见智，需要更复杂的讨论才能说清楚。至少这部分人认为，造成这个现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不读经典了，因为经典告诉我们的是关于道德的知识，不读经典就意味着缺乏广泛的道德教育，我们用政治教育或其他教育取代道德教育以后，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所以，这些支持者主张要恢复经典的教育。大概是支持这一方慢慢在大学里占了上风，加上来自民间的支持，近年来经典教育就逐渐被重提，在高校里流行起来，有些把它叫做通识教育，有些叫博雅教育，有些叫素质教育，内容大同小异，都是以公共课的形式开设。中山大学的博雅学院曾跟全国多所高校联合，开过一个关于“四书五经”教育的学术会议，我参加这个研讨会时，听到了很多做这方面工作的老师——主要也是高校老师——他们对经典教育的看法。因为，这种学术会大多数是支持者才来参加，所以，在会议中听到的意见基本上都是一边倒的表示支持，只是支持的程度不一样。有些支持者是比较说理的、平和的，着重考虑经典对现代的意义。而有些老师的主张可能比较极端，认为大学里面教授经典，大学生只能听，只能接受，不能质疑。因为经典里的许多内容，学生会怀疑它们是不是与当代社会相适应，而这些老师主张经典是只能学习不能质疑，学多了就能潜移默化受影响。在民间还有一些比较极端的做法，不仅仅是要求孩子们读经典，家长们也要组织起来学习。而且有些家长还会极端地认为，现在学校的教育体制是一个不好的体制，缺少必要的道德教育，所以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对做人没有什么帮助，他们的实践就是把孩子留在家里自己教，不再送孩子到学校里去接受教育。这就涉及一个问题，教育理想跟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本身是否存在冲突？现代教育体制被质疑得最多的就是高考制度，因为中小学生教育的思路和课程内容设置，几乎就是被高考这个方针所左右，可是在高考中取得高分的考生进入大学后的学习却未必如同他当初应对高考考试所体现出来的能力，更何况还有大量的学生并不是通过高分进入高校，即使进入高校，各学校水平参差不齐，差别非常大。在这个背景前提下，有人对我们现代教育制度保持一种怀疑，也有人基于此原因主张不让孩子到学校去读书。虽然持有这种主张的家长不是很多，实践这一主张的家长更少，但经过媒体报道渲染，还是影响到了其他家长的看法。因此，经典跟我们的现代教育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要明确的是，这里要讨论的首先不是经典的内容，而是经典的内容与现代教育究竟有怎样的关联。

在给大家概括介绍了当今重提经典教育的背景和相关争论之后，我想先表明以下讨论的基本立场，当然也是我个人的立场。首先，我支持经典教育；其次，我质疑那种认为经典教育只能让学生听，不需要向学生解释，不允许学生对经典提出疑问的态度。然后我再分析，经典与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教育，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

先从反面分析一下经典与现代教育的关联：

第一，一味强调经典，把经典说成是非常特别、至高无上的想法，这与我们时代的趋势并不相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所说的传统儒家经典，它的内容，它对社会生活的意义，古今情况不太一样。儒家经典在传统社会中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宪法，它在汉代变成经学，而这个经学一开始不是为了教育百姓，而是政治家制定王朝政治制度以及各种各样方针政策的依据，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宪法或政治方面的经典著作，是起这样的作用。所以，在传统社会，如果不按经典的主张行事，或者有反对经典内容的，那就得背一个很大的罪名叫离经叛道。经是用来传达道的，道就是过去的政治、社会或者道德的理想。经典之所以能在那时候起这么大的作用，当然是跟它特定的时代背景、社会制度密切相关的。清末民初以来、“五四”以后，传统经典的社会政治意义实际上已经消亡了。要是在今天重提经典时把经典放在那种重要的地位上，肯定与我们的社会政治制度是不一致的，至少与社会生活是不一致的。因此，一味地强调经典、抬高经典的主张是比较难实行的。

第二，强调教师讲经典学生不能质疑的立场是有问题的。今天的教师，与以往的教师身份实际不太一样。韩愈的《师说》里赋予老师三个责任，传道，授业，解惑。传道就是传播经典上告诉大家的真理，授业是传授各种各样具体的历史文献知识，解惑就是解释当经典中的观点互相矛盾或运用到生活当中不明确时，你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有的经典，所有的道德规则，都是抽象的，而社会生活的内容非常具体复杂，同样一件事，可能适用两条不同的道德规则，但二者之间是有冲突的，到底该用哪条规则，教师还有这个解惑的功能，这是传统教师的作用。传统教育的内容本来就是经典，传统的教师教经典，跟他权威的身份是一致的，保持统一的，但当今不是。现在的老师，虽然我们也常说为人师表，要求老师应该有崇高的道德觉悟，整个社会、政府、师范院校乃至一般大学，都是这样教育我们的，但当我们聘用老师的时候，考核的都是业务知识和能力，而不是道德。每年都有大量的博士毕业生在大学里找教职，我们会对应聘者履历的内容进行筛选，考核内容都集中在业务方面，而没有对他的道德水准进行一个考核。道德考核这种事情其实是没法做的。一个学生，只要他的档案里没有犯罪记录，没有人会告诉你他的道德品质有什么缺陷，除非我们看出来这个人有心理问题。有些学校或有些专业，在面试时会请心理学专家一起参加审评，但这种情况也是少的。这就意味着，我们招聘进来的老师的道德水准与其他人是一样的，至少我们在考核的时候，没有体现其区别。既然如此，我们对老师的道德要求只是教育制度告诉我们的，实际操作中并没有什么办法来确定与推动，那我们就没理由要求老师在道德教育方面本身就是学生的一个道德模范，最多是在基本道德品质上，他不应该比普通公民的常规道德水平更差，好一点当然更好。而传统的老师自身就是一个道德的模范，最有名的代表当算孔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带很多学生的老师就是孔子，弟子三千，最优秀的有七十多人。为什么那个时代有那么多人做他的学生，跟孔子学而不是跟别人学？当时有那么多人学习，意味着那个时代也不只有一个老师。孔子有这么多学生跟从他，有两个因素。第一，他有丰富的历史文献知识；第二，他的教学内容与他个人的道德或政治实践是相一致的，他的言行足以成为他追随者的楷模，那些人因此支持他、相信他、追随他。可是今天我们到学校里来，不管是家长的认识，还是学生本身，都不是来学习如何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而是来学科学文化知识，学一技之长，学将来如何到社会上谋生，虽然我们会附加学习道德，学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可这种学只是在书本上学、概念上学，而不是跟老师学。在这种背景前提下，我们不会把老师当作道德的权威。在讨论道德问题时，我们也可质疑，不会认为这个老师说的就是真理。但这里要注意区分，中小学教育跟大学教育不一样，中小学教育中，老师起到了一个主导的作用，跟家长相似。可学生年年成长，在复杂的社会里，接收到的信息并不完全是道德的，并不总是正面的信息，老师没理由说我是怎么样你就应该怎么样。老师教学生经典，告诉学生经典里的话都得听而不能质疑，即使老师相信经典是有道理的，相信这些内容是道德的，可是教育是要说服学生，而不是像对待儿童一样，告诉他你做了给你糖吃，你不做没有糖吃。我认为，如果不考虑理性地说服学生，而是单方面觉得老师怎么样，经典里怎么讲的学生就应该怎么样，这样的教育我觉得是有问题的，作用非常有限。

前面提到有些家长说要自己教，不把孩子送到学校去，虽说实践的人不是很多，可这样做有没有理由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家长是不是有权利从小剥夺孩子作为公民参加现代体制教育的权利？作为家长当然可以在孩子小的时候为他安排一切，可是这个孩子并不是从小到大只生活在家里。他以后要去工作，要在社会上跟人打交道，必须拥有其他知识才能立足于社会。特殊情况我不讨论，比如说有些孩子自身并不方便上学，我们讨论正常情况下，因为家长的认识而认为孩子不应该上学的。即使学校里的道德教育并不完全，但学校里的许多其他教育家长是无法代替的，家长的知识再丰富，也不能保证自己比学校的老师可以更有效地把这些知识教给孩子。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个孩子是不是从小在家里接受好的观念，长大以后就成为一个道德非常完善的人，在社会上不受污染？从小在家人的呵护下长大，接受的事物和思想都是正面的，他会理所当然把所有的东西都看作正面的，往正面方向发展没错，但社会事实上并不都是这样的。一旦在社会上面临各种问题，发现与家里纯粹的道德教育不一样，那这样的孩子长大了怎么办？例如，一次去开会碰到了一位台湾学者，他就是把孩子放在家里自己教育的，他很高兴孩子每天都会写功过格，功过格是什么？在明清时期，有一些推广道德教育或者叫强调道德修养的人，为了保证自己的行为思想都符合道德规范，他会把每天自己做过的事写下来，然后检查哪些是道德的，哪些是不道德的。每天都写，哪些是做得对的，哪些是做得不对的。不仅是做过的事甚至包括想的事情，也就是想过而不敢做没有做的事情都要写下来，这样做在道德上就会变得比较纯粹和完善。这种情况在当代社会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因为在社会生活以及我们的日常生活行为中，有大量的行为并不是道德上要么是好，要么是坏的，大量事情不是这样简单两分化的，有许多行为在道德上都允许，而你可做也可不做。如果每天把所有做过的事情都这样按道德标准归类的话，那么人的选择就会变得很奇怪，也会变得非常艰难。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明白的，必须有专门的分析，在这里我们只能简单提示一下。在我看来，让孩子从小就把所有事情进行可做与不允许做的严格区分，以后他对社会生活的适应就会变得很困难。在具体的经验中，一个人在正常的情况下被不道德的东西诱惑，是非常容易的。例如：有一个大家觉得不错的学生，有一天他被保卫处告到系里，说他到别的学校偷了别人的自行车，老师们按平时与他接触的感觉，都认为不可能是他偷的，但结果他说是他做的。事情是这样的，他到另一个学校去看同学，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自行车被偷了，去派出所报案也无果，只好作罢。他买了辆新的自行车，又去了那个学校，结果他的自行车又在那里被偷了。这次他就把边上一辆可以撬开的自行车偷了骑回来，他觉得两次他的自行车丢了都没人能给他解决问题，所以这次他偷别人的。这样的想法当然很有问题，因为他所偷的自行车，并不是偷他自行车那人的。即使是那人的，也不该用偷的办法解决。偷，是错的，不道德的行为。这个例子说明，人被不道德的东西诱惑是非常容易的。他自己认为是公平的，而被他偷了自行车的人会认为非常不公平，这事情就复杂了。这表明有一部分人，当碰到事情时，不可能时刻要求自己保持按道德规则行事。

科学知识包括基础知识，需不需要传授？可能有比较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有的父母家财万贯，足够让小孩这辈子都衣食无忧，那么学不学谋生的知识已经不重要了。可就整个社会来说，基础教育里不可能没有科学知识。有些极端的状况。美国有摩尼教，有的存在于地处偏远的一些小镇上，那些人过的生活基本上是排斥现代文明的，比如说不用电灯，没有车。据说是源于1848年德国革命以后移民到美国的后裔。他们作为这样一个特殊的宗教派别，可以在自己生活的社区里保留这样的生活，如果小孩到别的社区里去，就会加入到其他生活中去。这种宗教社区生活是稀有现象，就像濒临灭绝的保护动物一样，不是社会的常规现状，因此，自行教育的想法是一个十分可疑的情况。

除了对传统经典与现代社会关系的意义理解不对，对经典教育的功能理解不一样之外，把经典教育强调成纯粹的道德教育，也是对经典内容的狭隘理解。比如说，当幼儿园、中小学讲《三字经》《弟子规》的时候，这些内容是跟道德有关的。不可质疑是基于传统经典，是道德权威的立场，但道德意义只是经典的一部分，经典不仅有道德意义，还有更广泛的文化意义。我们常提的儒家经典如“四书五经”是内容更广泛的经典，如《诗经》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春秋》是史学的内容，《尚书》与政治有关。更何况，我们今天讲的经典不仅指儒家经典，而是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经典。释是佛教，道是道家道教，佛家道家也有许多经典，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教本。这些文本里面所表现的内容，并不纯粹只是道德的问题，这可以《庄子》为例。《庄子》是道家经典，不少人读过，如果不带着接受道德教育的眼光来读，可能会觉得它是个更有趣的文本。举一些书中的例子，就可以感受到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中国文化有一些符号，这些符号不管在经典，还是古代、现代生活中，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举例说，我们讲梦，经常就会与蝴蝶联系起来，叫蝴蝶梦，甚至把一部英国小说的名字翻译为《蝴蝶梦》。很少听到蝴蝶在别国文化中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象征，但在中国是。为什么呢？因为庄子在《齐物论》篇中讲了一个关于蝴蝶的故事，并且这个故事与梦有关。庄子的蝴蝶梦是这样说的：有天庄子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飘飘然飞起来了，飞得非常轻盈愉快，可突然间庄子醒了，一醒之后就看到自己并没有飘飘然，身体躺在地上，然后就纳闷刚才那样快乐轻盈的感觉现在怎么荡然无存了。若故事就到此打住便无甚奇异，神奇的是随后庄子突然问了这样一句话：究竟是刚才睡着的庄周梦到了变成蝴蝶，还是现在醒过来的庄周是那只蝴蝶睡着做梦变成的？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因为，一个人在梦中是没法证明自己在做梦的，所以，庄子无法说明是自己在梦中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在梦中变成了庄子？这个故事很有趣，又极富深意，它表明，自己究竟是谁，每个人的自我认同是有问题的。庄子的故事给我们一个警示，并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确认是无疑的，既然无法确认，那么也许生活中感受着得失悲欢的并不是我们自己，只是我们自以为我是我自己而已，而无法看到背后许多牵扯着我们欲望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再认定这个“我”就是我自己，那生活的态度完全可以轻松自然得多，对许多东西的态度就会变得无所谓。这种生活态度是一个哲学问题，用哲学性的话语来说，就是对主体性的怀疑，这一观点与我们所说的道德教育其实无直接关联，但可以从庄子处引申出非常复杂丰富的道德问题来。庄子以后，中国文化中一讲到做梦，就会让人联想到蝴蝶，或者一讲到蝴蝶的时候，就与梦扯上关系，这是经典神奇的地方。

我们还可举《庄子》中另外一个例子。中国人喜欢养鱼，在自己家或公园里，鱼与鸟一样，被视为宠物，西方文化传统里没这种观念。我在美国洛杉矶闲逛一个很大的商业中心，看到旁边有一块“中国公园”的指示路牌，就好奇去看看在国外中国公园是怎么样的。那个地方，除了看到牌坊以外，就是看到湖里养了很多大条的锦鲤。美国及欧洲国家的园林、公园里也常见湖，但人工湖里一般不养鱼。这触发我想到，也许养鱼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独特的一种风俗。还有一次我在越南河内一个道观里看到一副对联，内容也与庄子书中“鱼之乐”的典故有关。这意味着中国人对鱼的爱好，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来自庄子。当然我们民间风俗中讲年年有鱼（余）是说每年都会丰收，财富丰裕，可这是比较世俗的想法，文人雅士讲鱼的时候，不会往这个方面想，他们会联想到《庄子》里讲鱼的典故。有一天，庄子跟他的朋友惠施在河边散步，看到河里有几条鱼在游。庄子说，这些鱼游得非常从容，看起来非常快乐。惠施就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呢？庄子反问，那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施答，因为我不是你，所以我不知道你知道鱼的快乐；而你不是鱼，所以你也不知道鱼的快乐。庄子又答，你刚才的说法就意味着你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了，因为你这个说法就明明已经承认了我知道。如果你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就是站在河边这里看到的。庄子的这段话仔细分析起来非常复杂，一环套一环，而且不断地转换概念，整个故事的结果是庄子说完最后一句之后，惠施没再说话。在《庄子》一书中，二人以往的争辩，往往最后某人说完话，另一人不再反驳，就意味着某人赢了，所以庄子在这里是赢了。但此故事仔细分析的话，庄子并没有辩赢，因为他在此过程中偷换了很多概念，可是历代许多《庄子》的文献注释都会认为庄子是对的，或者喜欢庄子认为鱼是会快乐的想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重要的不是庄子知不知道鱼的快乐，而是庄子认为鱼是快乐的想法大家都觉得应该如此，这个想法代表了中国文化中把万物看成与人一体。这种观念从庄子就开始了，并且得到很大的延伸和流传。在中国画里有鱼乐图，诗歌里有歌咏鱼水之乐等等内容。以上所说，是为了表明，中国的经典，并不纯粹只是讲比较狭隘道德意义上的经典，也不局限在儒家经典或道德权威内容的经典，更何况通识教育，不仅要讲中国的经典，还要讲外国的经典。

对经典教育，不能把它变得太狭隘。除了不能把道德教育变成只是老师对学生单方面的说教，也不能把经典说成立场都是对的、不能讨论的绝对权威，还有不能把经典看作只是道德的经典。下面我从正面来分析，为什么我要支持经典教育。

首先，为什么我说经典是可以质疑的，前提是我自己觉得经典是经得起质疑的。我们要对经典有信心，没信心才会惧怕质疑，或者回答不了相关的质疑就不让别人提问。能经得起质疑的才配被称为经典，为何这样说？因为儒家经典的基本价值，不是靠神迹，也不是靠不可理喻的假设。在某些一神论的文化传统里，会假设一些我们没法理解的观念，比如说天地万物都是某一位神创造的，或者说某个道德准则是某个神告诉人类要这样做的，儒家基本上没有这样的内容。因为你要讲这个世界是某位神创造的，那就与现代教育的基本知识不一致，不一致就总要面对人家的质疑，可是儒家经典不讲这样的内容。中国文化中有没有一些迷信的或者是神神怪怪的东西，当然有。比如汉代流行的谶纬，“谶”就是类似于道教画符一样的谶语。比如《史记》里面写到刘邦、项羽他们推翻他人想做帝王时，会偷偷地在民间一些地方散布一些谶言，说今年会在什么地方出个皇帝，这种叫谶。“纬”就是专门解释经典的，当然这种对经典的解释并不是根据常识或者是合乎理智地解释经典，而是附会了许多神怪的东西。比如，有解释《论语》时把孔子描述成是他母亲到了某个地方以后突然受孕生下来的孩子，是某位神下降到他母亲身上而生出孔子。但是儒家经典里没有这样的内容，孔子基本生平来历清晰，知道其父母是谁，哪个国家的人，哪年出生的。他一生主要做过哪些事情，有哪些学生，跟哪些人打过交道，去过哪些国家，最后在哪里辞世，基本上都有文本记载，并且在很早的文献里就有所记载。中国文化包括儒家经典最主要的东西，都是高度地符合常识，或者我们说是理性主义的。什么叫理性主义？理性主义的“理”字，是我们中文或者说中国文化中用得非常多的一个字，跟理字有关的成语特别多，不可理喻，以理服人等等，可是大家知道把理字放到这么重要的一个地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吗？——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是儒家发展的一个阶段。中国思想史的大概发展历程是先有先秦子学，包括孔子老子等人物的著述语录；接下来是两汉经学，就是把孔子要传授的经典变成全社会普遍要学习的文献，这个时代是对经典进行集中研究的一个重要阶段；此后是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再接下来就是宋明理学。宋明理学主要是为了反对魏晋玄学以及隋唐佛学而出现的，认为在这两个阶段里由于道家和佛教占文化主导地位，所以，儒家衰落了，宋明理学要重新举起儒家的旗帜。那么，这种重振旗鼓是要恢复原来的儒家吗？宋明理学家说是，可他们其实提供了新的内容。按照宋明理学早期的代表人物二程兄弟的说法，他们所学的东西都是有来历的，都是由老师教得来的，唯有一个词——“天理”，是他们发明的。从此“理”字被普遍使用，以后中国人把有秩序的，说话能够说得通、能服人的，都称之为“理”。所以现在我们讲真理、道理等用语，源头都从那里来。因此，儒家是高度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就是讲道理，经得起别人的质疑和发问，因为质疑也是要讲道理的。

我们说儒家的核心思想是讲道德，但儒家不仅讲道德，也讲政治和社会文化，但是政治和社会文化随着时代变迁，经典里所讲的具体的政治、社会文化观念也会逐渐变得脱节，但有些东西是永恒的，比如前面所说，不论哪个政府哪个人，说起道德，基本的内容都是一致的，从古到今的差别不大。儒家讲道德，究竟讲什么内容？当然它包含了一些具体的行为规则，比如说父母去世，你要守孝三年；别人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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