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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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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秘辛试读：

简介

中国历史太长，讲历史多离不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皇皇盛世，几乎一样长久的变乱年代则常被轻描淡写。但是，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光明，都在前一个变乱年代里孕育。新一段历史的起草往往不在盛世之初，而在乱世之末。刀枪剑战和巧言虚辞交加的春秋战国时代、多族碰撞与殷殷礼佛的两晋南北朝时代、更国换帝如走马灯的五代十国时代、脆弱的统一孱弱的军事与超级发达的文化并存的宋辽金蒙时代，都各有各的气质。乱象纷呈，变乱使一切俱废重组，乱世有一切重新开始的期待。乱世可展示最彻底的人性，乱世中有最多传奇的人与事，乱世更有故事。

第一章　古代名人

晋代“竹林七贤”中是否真的隐藏一对同性恋？

前文提到，这是一个全民炼丹服药的时代，个个都想壮阳，都想得道成仙。因为普通百姓需要在田野里弯腰劳作，给大军制造粮草，一般没什么空闲炼丹服药，所以还是文人们在孜孜以求。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文章中说，魏晋风度与服药关系很大。因为他们炼出的丹药是有毒的，所以吃了后浑身发热，需要吃冷食，洗冷水澡才能给自己降温。而且不能穿厚衣服，衣服需要宽松，因为吃药之后，皮肤瘙痒，很脆弱，如果衣服太紧太窄，会把皮肤磨破，至于鞋子，赤脚最好。此外他们还要光着脚丫子从家里走出来“发散”（“散”是药的意思），“散步”一词就是这么来的。路上遇到同样出来散步的熟人，就一起找个阴凉地方（比如竹林）坐下来聊天。但政治斗争使他们对所谓熟人并不信任，害怕自己因为阐述政治观点而被对方告发，只好答非所问地胡扯一些玄之又玄的话题。这时候，天色将晚，那些在田里制造粮草的老农扛着锄头回家，经过竹林，看到了他们，觉得他们真是很有“风度”，太让人羡慕了。

嵇康和阮籍算是这些名士里最有“风度”的人了。为了避免杀身之祸，阮籍酗酒，让自己长期处于醉酒状态，那样就没人对他当真了。他一喝多除了嘴中发出哨声之外，还经常带着仆人驱车而行，这是没有任何目的的游荡。到了路的尽头，再也无路可走时，他就在道路的尽头痛哭。对于他所厌恶的人，他喜欢翻白眼，对于喜爱的人，则青眼有加。

嵇康是阮籍给予青眼的才俊之士。嵇康和同代人潘安都是著名的美男子。但二人区别很大，潘安上街，妇女都跟着他跑，连老太太都用水果砸他，用现在话说，属于“师奶杀手”那种类型，明清艳情小说也多以“潘安之貌”来描绘男主人公。而嵇康与其不同的是：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语》这段描述，大概是中国文学作品里对男人最优美的神态描写。按现在的话说，嵇康可能是“酷”的那种。潘安以脸蛋取胜，嵇康则是以身材迷人。一个是偶像派奶油小生，一个则是让人疯狂的摇滚歌手。嵇康的酷还在于他下班回家后，会脱掉衣服，裸露肌肉在腾腾火炉前打铁，干的全是体力活。他还在那篇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自己经常赖床，尿急了都怕起来去上厕所。山巨源就是山涛，跟他和阮籍三个人是非常铁的哥们儿。这么铁的朋友，也能写公开信绝交，其酷已知。到了深夜，万籁俱寂，这时候人们突然听到嵇康家那边传过来的琴声——就是那首嵇康在刑场上曾弹过最后一次并“于今绝矣”的《广陵散》。美妙而深邃的音乐，使人们的梦境和魂魄在空中摇曳多姿。

这样一个男人，没有点奇异的故事那是浪费了。所以《世说新语》语焉不详地提到过他和阮籍有同性恋关系。而且这段叙述非常暧昧，涉及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意欲窥之，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

山涛和嵇康、阮籍一见如故，成了挚友。山涛的妻子起疑心，觉得他们三个男人的交往很不正常。山涛就解释自己只愿意跟他们做朋友。他妻子疑心更重了，就要求丈夫把他们带到家里来给自己也看看。不过，妻子要求见丈夫的男性朋友，这于礼法有悖，山涛之妻于是引用了一个典故：

春秋年间，晋公子重耳在狐偃和赵衰的追随下流亡到曹国。曹国国君听说重耳身体非比寻常，除了重瞳，还是个骈胁，就是胁骨连在一起。于是曹国国君在僖负羁夫妇的协助下，在墙上挖了个洞，趁重耳洗澡时偷窥。

山涛妻子引用这个典故，用意非常复杂：一、证明自己想看看丈夫的男朋友是有先例可依的，所以不算为过；二、传说狐偃和赵衰是一对同性恋，这暗示山涛妻子怀疑嵇康和阮籍是否也是；三、女人本身对男人的好奇。

后来，嵇康和阮籍应邀来了，山涛的妻子爬到墙头偷窥了二人（《礼记》规定，女人不能面见客人），看了整整一夜也看不够。她确实觉得他们比自己丈夫好，并且还对丈夫说了，山涛并没有表示愤怒，反而表示赞同妻子的看法，这很奇怪。此外，她还叫丈夫留他们在家里过夜，山涛也欣然应允。

我们不知道那个夜晚之后还发生过什么。山涛妻子是否对嵇康或阮籍心生爱慕？嵇、阮当晚是否睡一张床？山涛又是否是个双性恋？山涛正是因为有第三者插足，才促使嵇康写了那封绝交信？这些问题的暧昧程度让人想入非非。包括曹国国君对重耳身体的兴趣，也很暧昧。

在前文我们说过汉代帝王的同性恋或双性恋问题。关于男性同性恋，在房中书里有个专业用语，叫“阴痿症”，就是指女人不能使之产生性欲，恰恰是男人才能够。补充一点：阮籍有后人，嵇康似没有。

反清斗士黄宗羲：为何坚持死后裸葬？

生活在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文人、学者、思想家。文人学者有很多，但能称得上“伟大”的，少之又少。由于家世的关系，黄宗羲很早就开始卷入晚明残酷的政治斗争之中，他是在血海深仇中成长起来的。中年时期，他又碰上了历史上最为动荡的一次改朝换代。种种内忧外患，让他的一生历尽劫难，在百折不挠、颠沛坎坷之后，终于成长为一代大师。

为父杀人

黄宗羲是浙江余姚人。他的父亲叫黄尊素，是晚明非常著名的政治家，曾担任过监察御史，这是一个监督百官、控制舆论的重要官职。在黄尊素为官的时候，朝政被以太监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所控制，黄尊素则属于与阉党对立的东林党。他很有智谋，是东林党中具备政治智慧的佼佼者，在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中，往往出谋划策，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因此被阉党记恨在心。1626年年初，黄尊素被诬告贪污，抓捕至京师，随后被拷打至死，年仅43岁。死后5天，他的尸体才被人从监狱中挪出，当时全身已经腐烂，以至于无法辨认，极其凄惨。

当时，17岁的黄宗羲一直在狱外等候。作为长子，他陪着父亲从家乡一路到京师。父亲的被杀，使得少年黄宗羲痛不欲生。他第一次认识到了政治的无耻与黑暗，内心充满了愤怒，一心想报仇雪恨。两年后，新登基的崇祯皇帝清除了魏忠贤等阉党，开始为被害的东林党平反。黄宗羲闻讯后，立刻进京讼冤。血气方刚的他在袖子里藏着一根铁锥，看见仇人，便扑上去将他刺得遍体流血，以发泄自己的怨恨。报仇之后，又“狂哭”。当时，仇恨使他整个人陷入了一种疯癫的状态。崇祯皇帝听到这件事情之后，感慨地说黄宗羲是“忠臣孤子”，特意下旨追封黄尊素为太仆寺卿。

抗清岁月

在为父亲报仇雪恨之后，黄宗羲曾参加过科举考试，可惜没考中。不过，作为忠臣之后，他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很多名士也乐意提携他。黄宗羲先是加入晚明最大的政治社团复社，又遵照父亲的遗命，拜大儒刘宗周为师。年轻的黄宗羲在读书之余，不断结交各地读书人，扩大自己的影响。1636年，黄宗羲参加了复社与阉党余孽阮大铖之间的斗争。当然，这时候的黄宗羲资历比较浅，基本上都是跟在别人后面行动。

1644年，明朝灭亡，清军入主中原。对于35岁的黄宗羲来说，选择很简单——父亲黄尊素是大忠臣，作为忠臣之后，他义无反顾地和老师刘宗周一起加入在南京成立的南明朝廷。然而，掌握南明朝廷权力的是阮大铖，他在杀死了一些忠臣良将之后，又将屠刀伸向了黄宗羲。幸亏得到朋友的帮助，黄宗羲才得以逃离南京。

时局一天比一天动荡，江南的城市随着清军的入侵，一个个沦陷。彷徨的黄宗羲去绍兴探望被排挤出南明朝廷的老师刘宗周，看到的却是已经绝食20多天的消瘦老人。原来刘宗周眼见大明江山不保，而自己在朝廷中不能有所作为，最终选择了绝食殉国。黄宗羲看着老师，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敢放声大哭惊扰虚弱的老师。刘宗周当时已经不能说话，只对着黄宗羲点了点头。黄宗羲离开后没多久，刘宗周就过世了。对于黄宗羲而言，他生命中最为尊敬的父亲和老师，为了国家和江山社稷，都心甘情愿地付出了生命。他们成了黄宗羲心中的榜样和力量。

从老师家出来，黄宗羲马上回到家乡，和两个弟弟一起率领数百壮士，组成一支人称“世忠营”的队伍。当时明朝宗室鲁王在绍兴建立了小朝廷，黄宗羲前往投奔，积极抗清。在参加了数次战役之后，黄宗羲率领3000军士进行西征，不料清军开始大规模进攻绍兴，鲁王出海逃窜。黄宗羲只好且战且退，率领部队逃到山中休整。安营扎寨之后，黄宗羲又亲自下山寻找鲁王的消息，临行前反复叮嘱手下大将不得骚扰山里的百姓。没想到黄宗羲走后，手下人却大肆抢粮，引起民变。山寨被山民半夜焚毁，导致全军覆灭。这给黄宗羲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4年后，黄宗羲终于在一个孤岛上找到了鲁王。大臣们每天生活和办公，都在小船之上，十分凄凉，据黄宗羲后来回忆，“落日狂涛，君臣相对”，然而为了抗清的理想，他甘之如饴，陪伴鲁王流亡在岛上。那年冬天，黄宗羲还冒着生命危险，渡海东赴日本长崎，乞求日本方面出兵帮助鲁王抗清。这当然是没有任何结果的。

从日本黯然返回中国之后，黄宗羲剃发归顺清朝，再也没有公开参加抗清的战役。他在日本到底碰上了什么事情，现在已经无法得知。从此之后，黄宗羲只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悄悄地营救抗清志士，也曾与钱谦益一起暗中策划军事活动。1659年，郑成功率领23万联军、8000艘战船，沿着长江北上，可惜功亏一篑，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最终仍以失败告终。这一年，黄宗羲50岁了，他觉得自己老了，再也没有精力抗清，决心隐居，为明朝痛定思痛，反思为何亡国亡天下等问题。他在著名的《明夷待访录》一书中激烈地批评了君主专制制度，反映了他在思想上取得的高度。

反目成仇

然而黄宗羲突然决定当一个遗民，却引起了很多人的不理解。当时有不少人是因为受到黄宗羲的影响，才参加抗清，不料黄宗羲自己却率先放弃抗清。由此也造成了兄弟、朋友之间的反目成仇。

黄宗羲的两个亲生弟弟黄宗炎、黄宗会，抗清多年，与兄长一起出生入死。然而，现在黄宗羲不但整日埋头著书，还同清廷官员姜希彻等人在浙江创办书院。黄宗羲认为武力推翻清政府已经不可能，那么，只能在文化上对它进行改造，要培训出一批学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统治机构发挥作用。这种想法，却没有得到弟弟们的理解。自从黄宗羲办书院后，他们就很少出现在黄宗羲身边了。

好友吕留良也与黄宗羲绝交了。吕留良曾是一位很有前途的年轻人，因为受到黄宗羲的影响而放弃了清廷的科举。正当吕留良想在反清事业中大展拳脚的时候，黄宗羲却开始教育子弟参加科举。他因此大骂黄宗羲，两人最终分道扬镳。

在黄宗羲与吕留良产生矛盾的过程中，黄宗炎大肆推崇吕留良的气节，表达对哥哥的不满。这些事情，无疑让黄宗羲非常痛苦。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不但得不到朋友的理解，甚至连手足兄弟也站在了自己的对立面。然而，这是一条自己选择的道路，尽管这是艰难的选择，也得继续走下去。

丧事奇特

黄宗羲死于1695年，但早在1687年，他就开始安排自己的后事。他对后事的安排还引来了一场轩然大波。

黄宗羲一生抗清，晚年从事学术文化活动，不被人理解，所以内心十分痛苦。这种痛苦反复折磨着他，使得他对自己的葬礼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

人去世之后，一般都会穿上寿衣，放到木制棺材里下葬。黄宗羲却希望自己死后将头发散开，盖上一条单被，放在一个石头棺材里裸葬。清朝入关后，老百姓都要扎辫子。散发表示不愿意再扎辫子，不再当清朝的老百姓。这是当时很多遗民的做法，倒也不稀奇。但尸体不穿寿衣，放在石棺里很容易因虫蚁啃噬而迅速腐烂，这种下葬的方法就大大违背了当时的风俗。黄宗羲的儿子黄百家非常为难，于是就请自己的族叔前去和黄宗羲商量，看能不能让他改变主意。结果黄宗羲非常不高兴，特意写了一篇名为《葬制或问》的文章批评儿子，说对于父亲的遗嘱，儿子都要遵守，否则，“则平日之为逆子无疑矣”。而且，作为儿子，不能阳奉阴违，一边答应父亲，另一边却希望父亲去世后仍按照普通的葬法来安葬。这让黄百家感到非常委屈。

那么，黄宗羲为什么如此激烈地坚持自己的想法呢？当时就有很多人猜想，说黄宗羲一定有“心事”，也有人说这是黄宗羲“洒然超俗”的表现。

雍正时期，有个人写了一篇《黄梨洲先生裸葬说》的文章，说黄宗羲之所以裸葬，是因为他的父亲黄尊素被害后全身腐烂，黄宗羲对此耿耿于怀，所以希望自己死后也烂掉，才敢去九泉之下见父亲。这当然是胡说八道。

其实，黄宗羲之所以如此，是为了求得死后尸骨速朽。在黄宗羲心中，他的一生是失败的：在父亲被杀害的时候，他没能陪伴父亲一起对抗；在老师刘宗周绝食身亡的时候，他为了抗清匆匆离去；当朋友们在抗清的战役中殉国时，他依然苟活了下来。他虽然战斗过、抗争过，却没有死在沙场，而是活到80多岁的高龄。他晚年的事业也不为世人理解，有何面目到地底下去见父亲、老师和朋友？亡国之恨，一直缠绕在他的心头，所以他要散发，不再绑辫子；所以他要裸葬，而不穿满族的异族寿衣；所以他要躺在石棺里，期待迅速腐烂。

在性格上，黄宗羲是一个比较激烈的人。他做事情往往急躁、爱较真儿。他之所以不被好友、亲人理解，很多事情不能处理得圆满，都和他的性格有关。

黄宗羲更是一个立身严谨的人，他不像其他的文人学者，有很多风流韵事让别人评说。他的一生，忙忙碌碌，似乎永远在和黑暗的现实做不屈不挠的斗争。几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仔细品味黄宗羲的一生时，我们必须要承认，他的思想、情感与痛苦，永远是我们的文化财富。

黄宗羲轶事

登天一阁

明朝人范钦晚年用尽心力，建了一座藏书楼，内有书籍7万余卷，名之为“天一阁”。

为防止藏书失散，范钦让整个家族看守，并订立了严格的族规：阁门和书橱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聚齐了钥匙，才能登阁；女子不能登阁；外姓人不能登阁。子孙们世代遵守。

1673年，黄宗羲向范钦的四世孙范光燮提出想拜访天一阁。范光燮钦佩其才学，挨个说服各房同意黄宗羲的请求。最终，黄宗羲成为登上天一阁的第一个外姓人。

晚年诈死

康熙皇帝素闻黄宗羲之名，多次召他当官，都被回绝。为表心志，黄宗羲干脆在父亲的墓边自建墓穴，决心以死抗旨。

不久，康熙果然又召黄宗羲主持纂修明史。钦差鸣锣开道到了黄家，却只见黄宗羲的儿子黄百家披麻戴孝出来迎接，对钦差道：“家父前日已辞世。”钦差无法，只得回京复旨。

待钦差走后，黄宗羲便从墓穴中出来，专心著书立说，一直活到86岁。

专家：慈禧的情人有荣禄、安德海、李莲英等

1939年。被日本人占领的北京。

一位老人搬进外国人聚集的使馆区。只见此人身着长袍，花白长髯，头戴一顶无檐圆帽，上面镶嵌着一块硕大的红宝石；操着一口标准的京腔，老练地招呼着仆役，俨然一个满清遗老。可当他转过脸来时，却让周围的人吃惊不小。此人并非中国人，而是一位白皮肤蓝眼睛的英国老头。旁边仆役说起这老头的身份，更让人惊讶，据说他是大清帝国最后一位统治者慈禧太后的情人——埃蒙德？巴恪思。此时的巴恪思，从1898年来中国，已经在北京居住了41年。

松门松菊何年梦，且认他乡作故乡。这位垂暮的老人，把中国当成了他最后的归宿。如果不是他晚年所写的回忆录，这个晚清赫赫有名的外国人也许就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了。2012年伊始，巴恪思的一本回忆录《太后与我》在中国出版，里面自曝他“慈禧情人”的身份，似真似假，惊世骇俗。

私生活像个谜

1873年，巴恪思出生于英国约克郡，祖上曾是显赫的奎克家族，他自己是英国从男爵（地位在男爵之下，骑士之上）。用今人的眼光看，巴恪思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精英教育：他相继就读于寄宿制私立名校圣乔治中学、温彻斯特艺术学院，后来还上了一阵子牛津大学。根据他的记述，他的同窗中不乏名垂青史的人物，如曾任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不过他对这些同窗名人却并无好评。比如他描写丘吉尔：“在学校时，我们经常被体罚，犹记得温斯顿？丘吉尔会大呼小叫，不等打在身上便已经胆怯逃开。”

巴恪思与崇尚自由、作风大胆的英国剧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素来交好。1895年，王尔德获罪入狱，巴恪思百般营救却未能如愿。可能是在奔走呼吁的那几年里，他对本国同胞产生了怨恨，于是来到中国。他结交晚清的王侯贵胄，过了一段纵情声色的生活。

巴恪思虽放荡不羁，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语言天才。1898年他来北京时，已经会法语、拉丁语、俄语、希腊语和日语。不到一年，他又熟练掌握了中文，成为《泰晤士报》以及英国外交部的翻译。《泰晤士报》的特派记者莫里森曾写过他：“在北京城，没有人能像他一样翻译中文如此得心应手。”巴恪思的才学很快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1903年，他被特聘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法律和文学教授。一年后，他成为英国外务处专员，又学了一口流利的蒙古语和满语。

从两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巴恪思对中文及中国文化的精通。一是某日慈禧太后赏赐巴恪思财物，他回旨道：“奉恩自上无地见容，恭蒙亲温之词感愧奚似。仰承荫蔽，贱躯尚佳，当效驰驱，答报慈恩于万一也。远臣九叩。”这样端正古朴的文字，绝非普通中国人所能写就。再如他在自己的书中形容慈禧年轻时被封为懿妃，特许回乡省亲，将此情形比作“让人不禁想起《红楼梦》里的著名章节：元妃省亲的场景。”可见他不仅熟读中国经典，且信手拈来，恰如其分，令人惊叹。

与巴恪思同时代的人形容他：性格古怪，又彬彬有礼。他十分健谈，但同时又是个隐士；他的服饰及生活习惯都完全中式；他我行我素，总是尽量避免与西方人接触，到访某地之前总遣仆人先行，确保并无外国人在，甚至坐人力车时倘若从外国人身边经过，也会掩起面孔。但除了这些怪异行为，几乎所有见过他的人都认为他好客又风趣。“二战”爆发后，巴恪思迫于战乱，住进使馆区。1944年去世，享年71岁。

巴恪思终身未婚。他的经济状况也是个谜。他仿佛从慈禧太后那里得到过不少赏赐，但他生性豪爽，一掷千金。他年轻时显然是个贵公子，临终时却像一个乞丐。这位赠送了牛津大学图书馆大约3万本图书和手稿的学者，离开人世时，只留下少得可怜的私人物品：几件旧衣服、一只旧旅行钟表和少量书籍，在他的一只红色皮箱里，装着他继任从男爵职位的记录文件。

在慈禧太后的凤床上目睹政变

巴恪思职业生涯中的辉煌时期是在1910年，他与《泰晤士报》的记者濮兰德合作，出版了《太后统治下的中国》，此书风靡世界，一时被传为旷世之作。他们合著的另一本书《北京宫廷回忆录》，在学术界同样广为称颂。

晚年，巴恪思在病床上又写出了两本注定引发全世界轰动的回忆录：《往日已逝》和《太后与我》。其中，《往日已逝》记录了他在英国和欧洲的年轻时代，《太后与我》则集中于晚清时期寓居中国的生活。

据巴恪思在书中说，1900年夏末，他从颐和园抢救了大量文件，使之在八国联军入侵时免于损毁。因此得到慈禧太后的赏赐，赐尚书职衔，一品顶戴，世袭二等爵，两眼花翎，一套春秋朝服，一件貂皮袍配黄马夹，特许朝中骑马，另有一面特制金牌，上书“皇太后特恩”。据说凭此牌，只要慈禧太后的鸾驾在，巴恪思即可随时进入紫禁城和颐和园。1902年，慈禧太后回北京后，这位“洋爵爷”便开始了与她长达6年的亲密关系，直到慈禧太后离世。

然而巴恪思与慈禧太后的关系，却远非书商宣传中所说，仅仅是“秘密情人”。实际上，巴恪思是太后的国际公法顾问，后来被加封为忠毅侯，她向他咨询世界各国的历史和当政者的政策，甚至征询他对清朝内部官员的看法。不过巴恪思在中国官场混迹已久，深谙明哲保身的道理，每次都是避重就轻。他总是说：“作为一个外国鬼子，实在无力判断，详细情形非外人所能知，因此之故，不敢奏于老佛爷之前。”

在书中，巴恪思甚至说自己曾在慈禧太后的凤床上，目睹她平息了一场意图谋权篡位的小型宫廷政变。事件的真实性当然有待探寻，但这也说明，此书并非是纯粹的情色记录，更有风云诡谲的历史情节。

证伪和证实一样困难《太后与我》的手稿在巴恪思过世后，辗转流传于牛津大学图书馆。1976年，英国历史学家特雷弗看到手稿后，出版了《隐藏的一生：埃蒙德？巴恪思爵士之谜》（之后再版，改为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北京隐士》），描述了一个相当阴暗的巴恪思形象。该书指责巴恪思有计划、有步骤地伪造证据，欺世盗名。甚至说《往日已逝》及《太后与我》是完全伪造、伤风败俗的淫秽之作。

自此定论形成，巴恪思以及他对中国所做的一切记录被扔进故纸堆。他成了历史上的一段色情笑话。人们记起他时，谈的也不过是个可怜的幻想狂、大骗子。

但其实关于特雷弗，有两件事需要强调：一是他自己作为历史学家的声誉到后来也因为把赝品《希特勒日记》错认成真品而遭到质疑；二是他对于研究资料中明显证明巴恪思记录正确的事实置若罔闻，也从来没有跟任何一个认识巴恪思的中国人或英国人取证过。

事实上，对巴恪思的书，要证伪，就如同要证实一样，都极其困难。

巴恪思所描述的情史，很可能是自己的想入非非；所描述的重大史实，例如慈禧太后和光绪的死，也有道听途说的成分，但他笔下对宫廷贵胄、市井生活的描写，却细致入微，很难让人怀疑。他的作品的确耸人听闻，他想挑战读者的接受力，尤其在性方面，他的态度自始至终都很坚决——这是他想讲的故事，要讲就讲个痛快。

参与过慈禧开棺检验的清史专家、清东陵文物管理处原副主任于善浦称：“慈禧太后的情人有荣禄、安德海、李莲英和京剧名角等，这在《清宫轶闻》、《清朝野史大观》中都记载过。《太后与我》把这些人与慈禧太后的私情写得出神入化。它是一本可读的小说，可作为晚清社会、晚清历史研究的旁证资料。”

正如巴恪思的好友王尔德所说：“矛盾的展现方式，就是真相的展现方式。”《太后与我》也好，巴恪思本人也好，都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是真是假，是正是邪，只有将之完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才能有个见仁见智的评价。

第二章　古代社会

汉朝女子节烈观　敢爱敢恨再嫁三嫁极为平常

都说唐朝女子最幸福，其实有点误解。除了几个身在政治漩涡中的公主后妃，留名千古的唐朝女子并不多，那几个标明女诗人的徐惠、上官婉儿、薛涛、李冶无论文名还是影响力都远不如前世后代的女子，实在有点辜负了那个辉煌盛世。

相形之下，还是汉朝女子的幸福指数更高。检点正史野史演义传奇，种种记载都毫无疑问的表明：在汉朝，无论贵族妇女还是平民女性，都有着更多的自由和更为宽松的生活空间，她们精神更加独立，言行更加率性，感情也更加热烈奔放。

汉朝时还没有那么多女性节烈观，有着对爱情婚姻相当自主权。社会对女性极为宽容，女子再嫁三嫁那是极为平常而自然的事情。不仅平民之女卓文君可以“夜奔”司马相如，演绎出千古佳话，至高无上的皇后太后公主都可以再嫁乃至三嫁四嫁。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汉景帝的王皇后也都是再嫁之身，大臣百姓既无人非议，也没有人没完没了的拿来说事儿。汉武帝为了让母亲开心，竟然亲自接来了他同母异父的姐姐，并赐爵封邑，等于向全天下公开了太后入宫之前的再嫁之身。赫赫有名的开国大臣陈平的妻子在嫁给陈平之前居然嫁了五次，放之当下，都是让人目瞪口呆，叹为观止的。

每次读那首传诵千古的汉乐府诗《上邪》，总是无比震撼。“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是怎样的深情，这是怎样勇敢的表白，后世也有能写诗作赋的女子，可谁能无拘无束的喊出“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样震撼人心的爱情誓词？爱是真爱，是地老天荒生死不悔的爱；恨也是真恨，是决绝不顾返的恨。《有所思》中的女子，“闻君有他心，拉杂催烧之。催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虽然不幸被辜负，却不是凄惨悲痛，唯有流泪叹息的弃妇，将曾经的爱情彻底埋葬，不留一份纠缠与犹疑。

还有《陌上桑》中的罗敷，《羽林郎》中的胡姬，《白头吟》中的女主人公，无论是爱是恨，都是一样的勇敢果决。胡姬面对势力熏天的霍家奴表示“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羽林郎》）与白头吟中的女子对深爱的丈夫是说出“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都是同样的令人感动钦佩。汉朝女子，真是当得起“自尊自爱、敢爱敢恨”的考语了。

汉朝的时代，距离封建理学的诞生还很遥远，且保存了母系社会的一点余韵，因此比之后代，汉朝女子有着后世女子无法想象的社会地位，其参与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其它朝代难以比拟的。

从西汉到东汉，临朝执政的太后很多，堪称是中国历史上女性掌权执政的最高峰。从吕雉开始，西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东汉章帝的窦太后，和帝邓太后，安帝阎太后等等，达到七八位之多。不仅如此，即使那些没有执政名义的太后也拥有极大的权势，给国家和政局造成深刻影响，女子封侯更比比皆是。

汉时对女性也十分宽容尊重。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都是出身歌妓，身世卑微，却也一样的母仪天下，无论是大臣还是民间，全都认可。

历史学家班昭，秉笔兰台，续写《汉书》，并使马融等当朝大儒在她的门下跪听教喻。解忧公主奉命和亲乌孙，先后妻祖孙四代乌孙王，这有违伦理的婚俗对于一个汉家女子来说是比生死更艰难的抉择和牺牲。解忧公主的侍女冯缭也挂印封官，周旋于西域各国之间，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外交家。

汉朝女子不仅襟怀磊落，敢爱敢恨，果敢自信，更有一份心灵的舒展与意态的从容。王昭君主动请嫁，朱买臣妻自请离异，那是对女性自我价值的充分认识，以及改变自身命运的抗争。班昭续史，文姬着诗，提萦救父，文君夜奔，一个个美丽热情、自信勇敢的女子，用智慧与执着写出自己的幸福人生，演绎出汉代女子的非凡传奇。

画图省识春风面，佩环空归月夜魂。两千年的距离实在太过遥远，更多汉代女子的绝代风华早已不可见。可仅凭那史书上的几页书几行字依然能让后人窥见她们曾经的非凡神采和夺目光华。千载之下，余韵悠悠，真是让人无限神往。

做一个汉朝女子，真是幸福无比。

中国古代如何惩治庸官：迟到者可打100大板

要了解古人如何“治庸”，得先了解古代官员是怎么上下班的。据考证，古代上班的时间比现在早。从春秋起，古人就有“鸡鸣即上班”的传统。往后，这个时段就定为“卯时”，即早晨五至七时。于是，“上班点个卯”也就流传至今。

古代上班早，下班也早。清朝规定春夏下午四时下班，秋冬下午三时下班。至于白居易笔下的“退衙归逼夜，拜表出侵晨”，那可能是因办公的地方和生活区相隔较远，当时又没有汽车，所以走回家就是“逼夜”了。

古人“治庸”，首先从迟到早退抓起。古代官员以“清、慎、勤”为原则，“勤”的起码要求，便是按时上下班。对迟到早退、缺勤或朝班失仪等“庸懒散”行为，历朝均有惩治办法。

明朝“治庸”流行“打屁股”（即廷杖），规定缺勤一天笞20小板，每再满三天加一等，满20天杖打100大板。

为不因迟到而挨打，明朝曾发生一起冬天高官误跌御河溺死的事。那是在魏忠贤当权时。他规定，紫禁城不准点路灯，还禁止官员骑马坐轿。冬天天亮得晚，路上黑灯瞎火的，结果百官“戊夜趋朝，皆暗行而入，相遇非审视不辨”，于是“追尾”之事经常发生。一天，一位住得离皇宫较远的官员可能起晚了一点，因怕“朝会”迟到，一路小跑，加之当天早上下大雨、路又滑，慌乱中没辨清方向，竟失足御河，命丧黄泉。

对于迟到缺勤，除了“打屁股”外，还有扣工资、降级、撤职甚至坐牢等五花八门的处罚措施。

先说迟到扣工资。唐玄宗时，“文武官朝参，无故不到者，夺一季禄”（《唐会要》卷二十四）。到唐肃宗时，“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再到唐文宗时，文武常参官，朝参不到，据料钱多少每贯罚二十五文。

再说缺勤被撤职的。清朝乾隆时期，一个叫钱在上的翰林给皇孙当老师，只因连日缺勤，受到革职留任处分，由此失去了外放考差的机会。

还有因旷工而坐牢的。唐律规定，旷工满35天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倘是在军事重镇或边境地区工作的官员，还要罪加一等。

抓考勤当属治标，那如何治本呢？对付那些“碌碌无为、尸位素餐”的庸官的办法，历代都在推陈出新，明朝张居正的“考成法”很有代表性。“考成法”类似现在的目标管理责任制，但张居正的做法似乎更有操作性，用三个字概括，就是稳、准、狠。以对六部尚书的考核为例。其管理方法是：首先，将各部尚书每年须完成的工作和完成期限登记成三个账簿，并分别在本部给事中（专门负责弹劾，不受本部门尚书领导）、都察院、内阁留存；然后，各部尚书每月须呈供完成工作情况的依据，分别亲赴给事中、内阁和都察院，对照账簿，完成一件勾销一件；最后，内阁等三个部门再逐件核实官员提供的工作完结依据，如发现没有如期完成工作的，就按规定予以处分。

按此办法，明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共查出各省巡抚巡按名下未完成事件共计237件，涉及54人。凤阳巡抚王宗沐、巡按张更化，广东巡按张守约等人因未完成事件数量太多被罚俸三月。据统计，张居正当政期间，按“考成法”裁革的冗员竟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

再探雍正58岁暴亡之谜：曾广觅道士炼丹求仙

岁月悠悠，沧海桑田。然而，皇家陵园的青山翠柏遮掩不住一串串历史的谜团。清朝第一位葬到河北易县清西陵的皇帝雍正，他的继位登基令人猜疑百出，他的严猛政策让人评说不已，而他的暴死，更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

关于雍正的死，我们查看到的清宫档案《雍正朝起居注册》，记载了他死前几天的情况：那是雍正十三年（1735）的八月，时年五十八岁的雍正皇帝住在圆明园，十八日与办理少数民族事务的大臣议事，二十日召见宁古塔的几位地方官员，二十一日仍照常办公，说明这时他的身体还挺好。二十二日，雍正突然得病，当天晚上朝中重臣被匆忙召入寝宫，已是奄奄一息的雍正宣布传位给乾隆。第二天，五十八岁的雍正便在圆明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皇宫档案只是如此简要地记下了雍正的突然死亡，而没有说明任何原因。这就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猜测，于是雍正不得好死的种种说法便产生了。民间最为流行的说法是，当时有一位刚烈女子叫吕四娘，她的爷爷和父亲都因为文字狱而被雍正斩杀了。为了报这杀父之仇，吕四娘练了一身好武艺，成为远近闻名的侠女。她寻找机会潜入圆明园，挥剑砍去了雍正的头颅。因此，安葬雍正时，只好铸造了一颗金头来替代雍正的脑袋。

还有一种说法更让人吃惊。据说，《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有个恋人叫竺香玉，是林黛玉的化身。这竺香玉后来被雍正强占，成为皇后。曹雪芹想念恋人，便想方设法找了一个差事混入宫中，最终与竺香玉合谋，用毒药将雍正害死。另有野史传闻，说是宫女与太监串通一气，用绳子把雍正勒死了。

这里，关于雍正死因的三种说法，都很有传奇色彩。正因传奇，人们在茶余饭后谈起来，总是津津乐道，引人入胜。不过，这些只能算是民间传说，而不是历史事实。可以肯定地讲，这几种说法都不可信。

雍正的死因是什么？有的历史学家曾提出，雍正是突然中风死去的。虽然推论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并没有拿出特别有说服力的证据。

那么，雍正究竟是怎么死的？随着清宫档案的挖掘和研究，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认为，雍正吃丹药中毒致死的可能性极大。接下来便让我们看看，道家的炼丹炉能不能揭开雍正暴亡这个谜。

自古以来，凡是幻想长生不老的帝王，大都迷恋神丹大药。从秦始皇派人入海访仙求药，到汉武帝命炼丹家李少君、栾大炼化“益寿”“不死”的黄金器具；从三国的曹操遍招甘始、左慈等天下方士习炼“养性法”，到东晋哀帝“饵长生药”丧命；从隋文帝指派嵩高道士潘诞“合炼金丹”，到唐太宗李世民服食古印度方士的长生药“暴疾不救”；再从宋太祖赵匡胤召见高道苏澄隐询问“养生秘术”，到明宪宗以丹纵欲“气伤龙脉”而暴亡……一朝又一代的封建帝王对道家的丹术走火如魔，喜怒笑骂尽在其中。而清朝的雍正，可算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位宠信道士迷恋丹药的皇帝了。

雍正喜好炼丹，由来已久。他在做皇子时，就对丹药产生了兴趣，那时他曾写过一首题目就叫《烧丹》的诗：

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

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

这首诗中，又是铅砂，又是炉火，烟雾缭绕，功兼内外，就好像一幅活灵活现的炼丹写真图。从中可以看出，雍正早年就对炼丹有所认识并有些研究了。

这里所说的炼丹，是道教企求不死成仙的一种修炼方术。严格讲来，丹有内外之分。外丹，是指用天然矿物石药为原料，用炉鼎烧炼，以制出一种所谓的服后不死的丹药。历史上的炼丹道士，有主张炼制和服食黄金、丹砂的金砂派；有提倡以铅料、水银为至宝大药的铅汞派；还有极言用硫磺、水银合炼以求神丹的硫汞派。内丹，是指通过内炼使精、气、神在体内聚凝不散而成丹，达到养生延年的目的。雍正的一生，便与金丹仙药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登上皇帝宝座之后，雍正曾极力推崇金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把他封为“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并敕命在张伯端的故里建造道观以做崇祀。据《紫阳道观碑文》记载，雍正特别赞赏“真人”张伯端“发明金丹之要”。

至迟从雍正四年（1726）开始，雍正皇帝就经常吃一种叫“既济丹”的丹药。他感觉服后有效，还作为特殊礼品赏赐给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河东总督田文镜等一些宠臣。在田文镜的一件奏折上，雍正用朱砂笔写道：“此丹修合精工，奏效殊异，放胆服之，莫稍怀疑，乃有益无损良药也。朕知之最确。”雍正劝自己的宠臣，对御赐丹药，放开胆子吃，丝毫不用怀疑，因为他对这种丹药“知之最确”。这表明，雍正很注意研究丹药的药性，并且对他所服用的丹药已是确信不疑了。需要说明的是，雍正这时吃的“既济丹”，当是方家术士们在外炼制的，清朝皇宫在这一时期还没有直接的炼丹活动。

雍正八年（1730）的春天，雍正皇帝闹了一场大病。为了治病，雍正命令内外百官大规模访求名医和精于修炼的术士。为此，他给河东总督田文镜、浙江总督李卫、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川陕总督查郎阿、山西巡抚石麟、福建巡抚赵国麟等一大批地方高级官员，分别发去文字完全相同的手谕。

雍正手书朱谕的内容如下：

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缘访得时，必委曲开导，令其乐从方好，不可迫之以势，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优待送至京城，朕有用处。竭力代朕访求之，不必预存疑难之怀，便荐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试用之道。如有闻他省之人，可速将姓名来历密奏以闻，朕再传谕该督抚访查，不可视为具文从事，可留神博问广访，以符朕意。慎密为之！

雍正的这道密谕，中心意思是，让封疆大吏们代皇上寻找会修养的道家术士。为此，雍正要求地方大员：第一，务必将此事当成要务，一定要“留神”，而绝不能视作可办可不办的事；第二，一旦访得“深达修养”的人，对其家属要优厚安排，对其本人要好好护送来京；第三，尽管打消顾虑，哪怕推荐的人不很合适，也不会怪罪；第四，本地没有的，若听说外省有，也要奏报上来。最后，雍正嘱咐，此事属于绝密，千万“慎密为之。”

这道非同一般的密谕，雍正在当时总共写了多少份发给多少人，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在今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九份，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着六份。这十五份朱谕，每份内容都完全一样，一字不差。若在通常，发给各地官员的谕旨，如果内容文字相同，都是由亲密大臣代笔，唯独这道密谕，全是雍正用朱砂一笔一笔一份一份地书写，而且十分工整，可见雍正对此事的慎密和重视。

皇帝既然如此重视，反复叮嘱臣下“留神博问广访”，“不可视为具文从事”，做臣子的有谁还敢怠慢？收到雍正的朱谕，各地官员即刻展开寻访行动。很快，四川巡抚宪德写折子报告说，当地有个叫龚伦的人，人们都称龚仙人，有长生之术，都八十六岁了，姨太太还给他生了一个儿子。雍正立即谕令召进宫来，可就在这时，那个龚仙人升天死去了。

没能见到龚仙人，雍正自然十分惋惜。但他并不甘心，又命四川巡抚宪德秘密查访，看龚仙人的儿子是否从他的父亲那里得到什么“秘传”。宪德于是又去秘访，结果几个儿子都说“未曾领受其父秘传”。龚伦的后人或许是感到此事干系重大，万一出点什么差错，身家性命就保不住了，所以未敢应召。后来的事实表明，龚伦的儿子是聪明的，河南道士贾士芳应召入宫就命丧黄泉了。

贾士芳是如何入宫的？那是浙江总督李卫，在奉到寻访道士谕令的第二天，便写折子向雍正报告说，民间传闻在河南有个四处游荡的道士叫贾士芳，素有“神仙”之称，特推荐这个贾道士进京为皇上治病。这个贾士芳，原先是北京白云观的道士，后来浪迹河南，远近有些名气。雍正看过李卫的奏报，立即命令主管河南山东两省政务的河东总督田文镜派专人送贾士芳进京。贾于雍正八年（1730）七月间抵达宫禁，开始给皇上治病，竟颇见疗效。对此，雍正十分高兴，对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说：“朕躬违和，适得异人贾士芳调治有效。”在九月初六日李卫的秘折上，雍正还表扬李卫推荐贾道士有功，朱笔批道：“朕安，已全愈矣。朕躬之安，皆得卿所荐贾文士（即贾士芳）之力所致。”于是，贾士芳由一个野道士变为备受天子宠信的“异人”，身价陡增百倍。

可是，伴君如伴虎。仅仅是一个多月的工夫，也就是在这年的九月间，雍正突然将御用道士贾士芳下狱治罪。关于贾士芳的获罪，历来说法不一。现在，原始的皇宫档案为我们提供了新证。在清宫档案中，有一件经雍正亲笔修改过的上谕，据考证是雍正八年九月间发的。在这道谕旨中，雍正很直白地说：贾士芳的“按摩之术”、“密咒之法”，起初确实是“见效奏功”。可是，“一月以来，朕躬虽已大愈，然起居寝食之间，伊（指贾士芳）欲令安则安，伊欲令不安则果觉不适。”“其调治朕躬也，安与不安，伊竟欲手操其柄，若不能出其范围者。”雍正进而斥责贾士芳“公然以妖妄之技，谓可施于朕前。”读了这段谕旨，我们自然了解到贾士芳获罪的真相，原来这个道士利用“按摩”“密咒”等方术，逐渐控制了雍正的健康，让他舒适便舒适，让他难受便果然难受。贵为天子，怎能受他人摆布？雍正一旦察觉到自己的安康被贾道士操纵，顿感问题严重，遂刻不容缓地处理此事，立即下令将贾道士处斩，罪名是：贾士芳在朕的面前使用妖术。

贾士芳的案子发生后，雍正曾极力为李卫开脱，说李卫当初推荐时已经声明不知道贾某的底细，只是将所见所闻奏报上来，尽无隐之忠诚，因此只可嘉奖而无过错。这就给那些已经和将要推荐道士的大臣们吃了定心丸。

虽然砍了贾士芳的头，但雍正并没有因此失去对道士的信任。据清宫档案记载，从雍正八年（1730）闹病到五年之后死去，雍正皇帝参与道教活动一直十分频繁。在皇宫，除了专门进行道教活动的钦安殿外，雍正还请道士们在太和殿、乾清宫等主要宫殿安放道神符板，在他的寝宫养心殿安设斗坛，以求道神的保护。雍正为做法事，还在苏州定做道士们穿的丝缎法衣，一次就是六十件。今天的北京故宫博物院，仍保存着雍正当年身穿道教服装的画像。雍正甚至在御花园建了几间房子专门给道士娄近垣等人住，以便随时请这些道士祈祷修炼。就此，雍正九年（1731）正月二十七日内务府总管海望接到一道谕旨，上面说的十分明白：“朕看后花园千秋亭，若设斗坛不甚相宜，用后层方亭设斗坛好……玉翠亭之东有空地，量其地势，将小些的房添盖几间，给法官住。”这里的后花园，即是紫禁城内的御花园。以往，在皇宫内虽设有多处供奉佛道的处所，但这类地方除以太监身份充当的僧人、道士外，未经净身的山野僧道是从来不准在大内居住的。现在，雍正谕令在御花园玉翠亭的东侧添建几间房“给法官住”，也实在是破天荒的举动了。

翔实的档案资料表明，雍正不仅在全国大范围地秘密寻访道家术士，而且还在皇宫里与道士们打得火热。这些道士虽然其方术各不一样，但均属“修炼养生之人”，其目的都是为雍正“治病驱邪”。这当中有念咒按摩的贾士芳之流，有设坛祈祷的娄近垣之辈，还有下面将谈到的“为炼火之说”的张太虚、王定乾等一伙人。

雍正在与道士们打得火热的同时，皇家园林圆明园开始升火炼丹了！

皇帝炼丹，这当然是绝密事件，在官书正史上不可能有记载。可是，在清宫秘档中仍透露出一些蛛丝马迹。记载皇宫日用物品的内务府账本《活计档》，就披露了雍正炼丹的一些情况。最早出现的有关记载，是在雍正八年（1730）冬天的《活计档》，其中十一月有一条，十二月有三条。这四则档案向人们透露，雍正八年末，在圆明园东南角的秀清村，在内务府总管海望和太医院院使刘胜芳的主持操办下，先后运入四千余斤木柴煤炭，利用矿银等物开始为雍正炼丹。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几则有关雍正炼丹的档案究竟记载了哪些内容——

其一：

十一月十七日，内务府总管海望、太医院院使刘胜芳同传：圆明园秀清村处用桑柴一千五百斤，白炭上百斤。记此。

其二：

十二月初七日，内务府总管海望、太医院院使刘胜芳传：圆明园秀清村处用铁火盆罩，口径一尺八寸，高一尺五寸一件；红炉炭二百斤。记此。

其三：

十二月十五日，内务府总管海望、太医院院使刘胜芳、四执事执事侍李进忠同传：圆明园秀清村处用矿银十两，黑炭一百斤，好煤二百斤。记此。

其四：

十二月二十二日，内务府总管海望、四执事执事侍李进忠传：圆明园秀清村处化银用白炭一千斤，渣煤一千斤。记此。

这里披露的雍正朝《活计档》中的几则档案，能不能说明雍正皇帝确实是炼丹了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对这四件档案再作一些具体分析。第一，传用物品的地点在秀清村，这里位于圆明园的东南角，前面是水，后面是山，十分僻静，是个进行秘事活动的好地方。第二，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往这个小地方运送木柴、煤炭四千四百多斤，干什么用？是用来做饭，还是取暖？这些都不可能。因为在清代，皇家宫苑取暖备膳所用的木柴煤炭，一直是定量供应，并设有专门的账本，从来不记入《活计档》这种秘密档册的。第三，值得注意的是，操办这件事的官员，除了雍正的心腹内务府总管海望外，还有一位是刘胜芳，他是主管皇帝医疗保健的太医院院使。第四，更重要的是，运往秀清村的物品中，明确出现了“矿银”、“化银”等字眼。凡此种种，当可推断，从雍正八年（1730）末，雍正皇帝在圆明园的秀清村开始炼丹了。

雍正丹炉一开，烧炼之火便没有再灭。在雍正九年到十三年（1731-1735）的内务府《活计档》中，有关雍正炼丹的记载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如雍正九年的“六所档”，雍正十年的“南薰殿并圆明园头所、四所、六所、接秀山房总档”，雍正十一年的“四所等处档”，雍正十二年、十三年的“六所档”，都有这类内容。根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这些档案记载，自雍正八年十一月至雍正十三年八月，在这五年间，雍正下旨向圆明园运送炼丹所需物品一百五十七次，平均每个月有两三次。累计算来，共有黑煤一百九十二吨，木炭四十二吨，此外还有大量的铁、铜、铅制器皿，以及矿银、红铜、黑铅、硫磺等矿产品，并有大量的衫木架黄纸牌位、糊黄绢木盘、黄布（绢）桌围、黄布（绢）空单等物件。所有这些物品，都是炼丹活动所必不可少的。可以想见，在雍正的旨意下，成百吨的煤炭被运进皇家宫苑，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炉火不灭，炼丹不止，把个山清水秀的圆明园搞得何等地乌烟瘴气！

在圆明园为雍正炼丹的道士，主要有张太虚、王定乾等人。他们都会一套“修炼养生”方术，对“炼火之说”更有一番研究。这些道士们没有辜负雍正的期望，真的炼出了一炉又一炉的金丹大药。

雍正吃了道士炼制的丹药，感觉良好，还拿出一些赏给出征打仗的将帅和一些大臣。“丹药”二字，明白无误地载入了清宫秘档。据清宫《活计档》载，雍正十二年三四月间，雍正皇帝曾两次赏发“丹药”。有关详细情况，是这样分别记载的——

一则：

三月二十一日，圆明园送出的帖子说，内务府总管大臣海望交来丹药四匣，并传达雍正的旨意，将丹药配上好看的匣子，分头赏给署理大将军查郎阿、副将张广泗、参赞穆登、提督樊廷四人。据此，四天后，也就是当月二十五日，四份丹药分别配上了杉木匣，黑毡包裹，棉花塞垫，由领催赵牙图交给柏唐阿巴兰太拿去。

二则：

四月初一日，圆明园送出的帖子说，委署主事宝善传话，内务府总管大臣海望交来丹药一匣，雍正的旨意是：配上精致些的匣子，赏给散秩大臣达奈。于是，在当月初四日，便做好杉木匣一个，外包黑毡，交柏唐阿巴兰太拿去。

这两份档案，都直接使用了“丹药”二字。而且，雍正传旨的时间，这丹药赏给谁，又怎样包装，都写得清清楚楚。特别要注意的是，这两次赏赐的旨意都是从圆明园发出的帖子传达的，又是内务府总管海望亲手交出。由此可知，这些御赐“丹药”，就是圆明园御用炼丹点炼制的。

中国古代有句谚语，“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纵观古代历史，服丹丧命的悲剧在帝王之家屡屡重演。正是本想要长生，反而中毒早死。据笔者研究统计，古代中国先后有十五六位帝王死于丹药中毒。象晋哀帝、唐太宗、明仁宗都是吃长生丹药中毒丧命的。原来，所谓长生不老的丹药，竟“怀大毒在其中”，因为炼丹所用的铅、汞、硫、砷等矿物质都是含有毒素的，对人脑五脏侵害相当大。在现代生活中，环保工作的一大任务就是严格控制并努力降低这些物质在生活载体中的含量。从这个角度上讲，说是可以长生的丹药和害人的毒药简直没有什么两样。雍正当然也没有逃脱丹毒丧身的厄运。

关于雍正死于丹药中毒的推测，史学界一直有这种看法。国内外许多清史学家通过研究认为：雍正相信道教长生不老的说法，服用丹药中毒而死极有可能。《清帝外纪》载：“惟世宗之崩，相传修炼饵丹所致，或出有因。”近年，随着雍正问题研究的深入，雍正服丹致死说越来越引起史家的关注和认同。美国学者A.W.恒慕义在20世纪40年代即指出：“胤禛相信道教关于长生不老的说法，所以他服用各种各样的药物。正是这些药物，导致他的死亡。”海外学人杨启樵通过长篇论证，推断雍正是“服饵丹药中毒而亡的。”冯尔康先生认为，雍正“死于丹药中毒，此说颇有合于情理处。”杨乃济先生则提出“雍正帝死于丹药中毒说旁证。”现在，雍正炼丹的档案得到进一步发掘，从雍正召请道士炼丹，向内外大臣赏丹以及他自己说吃丹等情况看，雍正服丹致死的可能性的确是很大的。他常年服食丹药，有毒成份在体内长期积累，最终发作导致暴亡，这是极有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据《活计档》记载，就在雍正死前的十二天，有二百斤黑铅运入圆明园。档案记录：八月初九日，总管太监陈久卿、首领太监王守贵一同传话，圆明园二所用牛舌头黑铅二百斤。当天，这二百斤黑铅便运入园子。

黑铅是炼丹常用原料，更是一种有毒金属，过量服食可使人致死。八月初九日，二百斤黑铅运入圆明园，十二天后雍正在园内暴亡。研究这个问题的史学专家认为，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着因果关系的丹药中毒事件。这种可能不是没有的。

草根皇帝们的特点：不可共富贵　最爱卸磨杀驴

皇帝大概是有史以来地位最受威胁的职业，百炼成钢，为了握紧手中的权力，皇帝们大多都是不折不扣的阴谋家。权术权术，为权而术，当皇帝的，不仅要与家族争权，还要与下属争权。为了保护皇权，皇帝们连亲人的性命都可以毫不姑息，当地方割据势力与中央集权发生冲突时，这种严重威胁着中央大一统政权的分裂势力更是必然会被铲除，而且是越彻底越好，绝不留后患。那些皇帝当得稳健的，几乎无不是善弄权术、智商高明、手段多样之人，毕竟江湖险恶，你不杀人，别人就可能杀你。在这不断的尔虞我诈中，许多皇帝都成了三十六计计计精通的老狐狸。

刘邦“敲山震虎”

刘邦就是这么一条老狐狸，当年和项羽争天下，老父妻儿都被楚霸王抓去当人质，项羽通知刘邦要把刘父杀掉煮汤，对此，刘邦的反馈是，“好哇，到时候分我一碗！”这么一个为了权力六亲不认的人，打下江山后，岂能容忍任何人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而且，他还有一个智力权术不在其下的老婆吕雉，自己不便下手的，就由老婆出马，比如，对付当年的功臣猛将、传说中的“战神”韩信。“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讲的是韩信与萧何的故事。韩信被刘邦重用，首先是自身有才，所谓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但萧何不遗余力地挽留和推荐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了萧何这位伯乐，这才有了后来的刘邦筑坛拜将，而韩信之死，萧何同样有不可逃脱的责任，他是最大的帮凶。

前文提到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在楚汉之争中，刘邦为聚集力量、争取同盟军，先后分封了7个异姓王，但战胜项羽、建立汉朝之后，一切都不同了，这七个异姓王成为他称帝之后贯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最大隐患，于是，在吕后的帮助下，刘邦选择了杀戮功臣。“汉初三杰”之一、被后人成为“战神”的韩信成了黑名单上的第一人。客观地讲，韩信虽然有战神之才，却并没有很高的情商，甚至可以说，他对自己的死应该负一定责任。他居功自傲，矜才自负，“斩昧谒上”，刘邦于汉高祖五年改封韩信为楚王，六年因被告发谋反而将其降为淮阴侯等一系列暗示“你给我老实点儿”的举动，不但没有使韩信韬光养晦收敛锋芒，反而导致韩信去唆使陈豨谋反。这正是任何一个帝王都丝毫不能容忍的，一心帮老公稳定江山的吕雉更是怀恨在心。公元前197年，陈豨果然谋反，“上自将而往，信病不从。”—刘邦都亲自出征了，你韩信这种时候竟然连个样子也不肯做做。前线还没平叛结束，留守后方的吕后就“听说”韩信在关中与陈豨策应，便先发制人，用萧何之计，迅速除掉韩信—这一势力最大的异姓王。

萧何给吕雉定计，诈称前线传来刘邦平叛胜利的消息，按照惯例，此时百官都要进宫朝贺，半信半疑的韩信刚一进宫，就被武士们捆了个结结实实。由于韩信为刘家江山立下的汗马功劳，刘邦曾给韩信“不死”的承诺：即见天不死，见地不死，见兵器不死！于是萧何又献计给吕后，用麻袋捆住韩信，拉到长乐宫的钟室，把竹竿削尖了，一通乱刺把韩信扎死。

这一招实在高明，但让人奇怪的是，萧何的人品为何如此之差？出卖朋友，手段残忍。而这一点，正是吕后的高明之处。吕雉是一个残忍果敢、有决断力的女人，即使刘邦不在，她也完全有能力凭己之力解决韩信的问题。但是，她选择了与萧何共谋此计，对于吕后来说，利用萧何既可以避免滋生其他祸端，更快更周密地解决掉韩信；又可以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提醒萧何谨慎自己的行为，不可有半点儿谋逆之心。否则，不论军功大小，一概处之。借力打力，敲山震虎，被吕雉运用到了极致。

她为何有把握，萧何愿意落井下石，不会为韩信辩解、开脱呢？对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萧何此时的处境。早在汉高祖三年，刘邦已经逐渐对萧何猜疑，吕雉凭着对萧何的了解，料定其为求取信任，摆脱艰难处境，必定选择出卖朋友，谋求自保。而有了韩信的前车之鉴，萧何也必定更加小心，实际上，终萧何一生，都表现得十分“乖巧”，当然，也正因此得以善终。

媳妇吕雉使的这一手，刘邦是个什么态度呢？历史上是这么记载的：刘邦听到韩信的死讯，很高兴赵匡胤“釜底抽薪”。

政治斗争是残酷的，在权力移交这样的大事上，少有不发生流血惨剧的。统治者对待手下功臣的态度往往是兔死狗烹，以保自己江山的稳固。不过，宋太祖赵匡胤神奇地“杯酒释兵权”，则是君与臣都心照不宣，不伤和气同时釜底抽薪，彻底而巧妙地解决问题，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案例。

赵匡胤是靠篡夺后周王权登上皇帝宝座的，所以这就更容易理解，他担心有了自己做榜样，自己手下的重臣之中难保不会冒出另一个“赵匡胤”，也来个“黄袍加身”，让自己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的君主。

于是，恐惧像条绞索缠绕在他心头，折磨着他，他不甘心重蹈覆辙。于是，他找到亲信赵普，虚心求教：“李唐覆灭以来，帝王更换频繁，篡夺帝位的一个接着一个，原因究竟何在？我想消除这种动乱，使国家长治久安，究竟该采取什么措施才好？”

先介绍一下赵普这个关键人物，他是赵匡胤最重要的谋臣之一。早在周世宗平定淮南之时，赵普就结识了当时地位并不显赫的赵匡胤，传说两人一见如故，无论政治见解或者交友标准都十分接近，多年的交情使得赵普特别了解赵匡胤的秉性。赵匡胤深思的问题，赵普当然不会没想到过。他成竹于胸，果断回答赵匡胤：“以前的动乱，都是由于唐朝遗留下来的弊病没有消除，藩镇权力太大，国君力量过弱，君弱臣强，尾大不掉。要改变这种局面，只有夺去他们的权柄，控制他们的钱谷，收回他们的精兵。”

听到这里，赵匡胤反应过来了。他没让赵普说完，马上就说：“你不用再讲了，我懂了。”

这以后，赵匡胤开始清点自己手下那帮拥有兵权的重臣。当初他黄袍加身之后，曾经按惯例大封功臣，后周的大将慕容延钊拥护宋朝有功，升任了殿前都点检；守卫着北部边界的韩令坤，当了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石守信当了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宋朝的主力部队禁军，就掌握在这几个人手里。

说干就干，赵匡胤登位后的第二年，便开始了削弱藩镇的行动。首先就是自己曾经干过的殿前都点检，原则就是绝不能让其他人复制自己的成功。于是他罢免了慕容延钊，派他到外地当节度使，从此不设统领禁军的殿前都点检一职。他还顺便解除了原非亲信的韩令坤的职务，也给他一个节度使当。只有石守信等，赵匡胤一开始念旧情，视他们为亲信，没有立即动手。

赵普看到商定的措施没有彻底执行，而且似乎事情到这地步已经完结，于是多次劝赵匡胤撤换石守信等人。赵匡胤只是笑笑：“他们是我兄弟，绝对不会背叛我。”赵普急了，想了想，对赵匡胤说：“问题不在他们本人，他们能力有限，没有驾驭天下的才能，万一他们部下一拥而起，他们就身不由己了。”一席话说得赵匡胤眼前仿佛又出现自己两次兵变的情景，他暗暗思忖，赵普的话太有道理了，自己非动手不可，否则遗患无穷。

至于怎么动手，赵匡胤和赵普思忖商量了很久。终于，在这年秋天的一个晚上，赵匡胤召石守信等一批“好兄弟”进宫欢宴。酒足饭饱，赵皇帝开始“口吐真言”，他忧心忡忡地说：“过去全靠着诸位出力，我才有了今天。不过，当个天子实在也难，还不如当初做节度使，那时候我逍遥自在极了，而今简直没有哪一晚是能睡个安稳觉的。”

石守信等人确实心无城府，听到赵匡胤当了皇帝还吐苦水，觉得非常奇怪，问赵匡胤：“陛下已登大宝，还有什么忧虑呢？”宋太祖苦笑一声：“我这个位置，谁不想坐呢！”石守信等人立刻说：“如今天命归陛下，谁敢大胆觊觎？”宋太祖叹了口气，又说：“你们绝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这点我放心。但是，有朝一日你们的部下贪图富贵，也把黄袍披到你们身上，那时候你们即使不想做什么，恐怕也无法回避啦！”

轻轻一席话，说得石守信等人冷汗直淌，连忙拜伏在地，哭泣着请求：“臣下实在愚蠢，想不到这一点，望陛下给我们指出一条生路，免得我们做十恶不赦的罪人。”

赵匡胤见时机已到，便劝起自己这批兄弟来：“兄弟们，人的一生好比白驹过隙，可短暂了。人们追求富贵荣华，不过是要多攒点儿钱好让自己安享晚年，让子孙也过上好日子。如今，诸位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我替大家打算，不如把兵权交出来，到地方上当个节度使，购些好田，建座大宅子，替子孙创立家业；自己买点儿歌妓舞女，天天饮酒作乐，不比现在更好吗？你我过去是兄弟，今后我们再结成儿女亲家，君臣之间再也不会生嫌隙，这样做大家都安心，不比现在这样更好吗？”

这一席话高明，既是兄弟之间的“酒后交心”，又是君主对臣下的威严警告，石守信等人再笨，也不至于听不出赵匡胤的真正意思，他们当然不敢敬酒不吃吃罚酒。第二天，纷纷称自己身患疾病，不宜再领兵出征，一个个乖乖地交出了兵权。宋太祖龙颜大悦，对他们大加恩赏，只留下石守信一个担任禁军中有职无权的官员，其余的都派出京城当了节度使。

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赵匡胤使出这一手釜底抽薪，不动声色地完成了领导班子的大换血，稳稳地把禁军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消除了可能出现部下篡夺皇位的隐患，走出了五代十国帝王频频更替的怪圈，同时，又没有重蹈刘邦和后来的朱元璋的覆辙，在青史上落下“诛杀功臣、背信弃义”的污点。

朱元璋“斩草除根”

前面提到过，朱元璋这个人，出身草莽，没有任何门荫可依，也没有任何背景可靠，空以徒手打下江山，同时，在历代开国帝王中，朱元璋也是以励精图治的模范帝王著称，精于政治、目光深邃，在治理国家方面力矫元朝之失，赢得小康的局面，在朱元璋执政的三十一年中，百姓从天下大乱迅速走向小安，诚属难得。

然而，史家并不以此来买朱元璋的账，朱元璋虽敬业勤恳，获得的评价却实在是低得很，朱元璋的恶名，除了源自创立臭名昭著的八股等封建桎梏以外，就是他的肆意屠杀功臣给后世留下的阴影。

我们承认，在新政权建立后，一定会有几个人在战功、才智能力、个人威信等方面，“功高震主”，这也是为什么历代开国皇帝在登基之后都会诛杀兄弟朋友的原因，但是，朱元璋却是真正的“够狠”，他是真正的斩草除根，将所有功臣良将一网打尽。前文我们提到过，先后死于其屠刀下的有刘基、徐达等功臣。其手段之狠，花样之多，在历代帝王中少有可比者。

斩草除根，以绝后患。朱元璋对曾一起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忠臣元勋实行了灭种式的屠杀。在明初两大谋反案“胡惟庸案”与“蓝玉案”中，各路开国功臣被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和罪名牵连，几乎被一网打尽，甚至株连九族。

除了朱元璋，另一个功臣杀手是刘邦，这个当年为了和项羽争天下可以不顾老父性命并笑称可以和项羽一起分享拿老父煮成的汤的主儿，当皇帝的第一步就是借助老婆吕雉之手解决了打下一半江山的韩信，然后又把一起夺取天下后分封的六个异姓王一一砍了头。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自古卸磨杀驴，草根皇帝，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

第三章　历史真相

历史上哪个朝代最腐败？

有人说东汉很腐败。但是东汉的买官卖爵现象也只是在后期桓灵二帝时才出现。

有人说宋明也很腐败。宋朝只是很弱，倒没发现他的吏治特别糟糕。

教科书上经上说腐败无能的满清。但是满清到灭亡时，他的九品以上（科级以上）的官员才四万人。管理着四亿多人，行政效率比现在还高得多。虽说有安德海、李莲英之流的权阉，但从来没有出现过像唐朝、明朝那样的阉宦掌权的情况。

中国清末官员的收入构成

晚清（朝）时期，中国历史上的政治腐败随着各种矛盾的加剧达到了新的强度。

首先，靠从农民那里收地租是赚钱不多的。根据张仲礼先生的细致研究，将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在19世纪后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属于向地主交租的土地……如果这些绅士平均收取的地租为每亩1两银子，绅士们收到的地租总额就是2.25亿两银子”，“如果这一总额被当时全国150万名绅士均分，每个绅士获得不足150两一年……出自土地的收入确实是非常微薄的，但即使如此，由于土地对官吏具有光宗耀祖和比阔斗富的特殊效用，因此，有钱人有地便成为明摆着的腐败证据。例如，西方人士称，李鸿章拥有几十万英亩的土地，他们称李鸿章为全世界的首富，其值得炫耀的程度能达到”为李家吠叫的每条狗都是肥的。在19世纪后期，袁世凯的叔叔（一个祖籍河南的高官）在一封关于分割祖产的信件中透露，要分割的财产为5000余亩土地。

第二，在当时，官员固定收入的总额仅有629.5万两银子，而额外收入大约是固定收入的19倍。估计做官的绅士们总收入达12100万两银子一年，这一大宗银子由23000位现任官员分享。“平均每个官员一年的总收入5000多两银子。”可见腐败之惨烈于中华之状。

第三，基层官员的收入中合情合理的部分，与不合情理及敲诈部分的界限极为模糊。

中国民间离天高离皇帝远——往往无法无天，留在家乡那些饱读了儒家经典及有功名的绅士调解基层社会纠纷，有效地补充了政府功能的不足部分。在解决了私人间的争端后，当事人通常会送上一些礼金。调解民间纠纷获得的收入叫“规费”，办理地方公共事务的收入称“经理费”，“从绅士服务中获得的总收入，包括经理费和规费，估计为1.11亿两银子左右。出自这些来源的绅士收入数量几乎和做官绅士收入的总额相当，其中有些人左右逢源，同时从这两种来源获得收入。换句话说，在所有的绅士中，约有三分之二的绅士从这宗收入中分到了一杯羹。提供这类服务的绅士平均每年能得到110两以上的银子”。

最后，我们眼睛朝上，看看七品知县以上的官吏收入几何？

从历史上看，古代中国政府是颇为关心廉政问题的，无论西方政府在“高薪养廉”问题上有多少聪明的举措，中国无疑是“高薪养廉”规模最大的实践者。一方面，政府不养廉不行，另一方面，政府的高薪似未养出“廉”来。在清朝，最贻笑四方的事情莫过于，在政府的正式制度安排中，由政府开支的养廉银比正式俸禄多得多。比如江苏省一个知县每年的养廉银为1000两至1800两银子，而他的俸禄每年只有45两，还不足养廉银的5%。一个知县的一套官服价值300两至400两银子，约相当于他三年的俸禄。总不能叫七品以上朝廷命官都着粗布衣升堂吧。江苏巡抚每年的养廉银为12000两银子，而他的薪俸只有150两，为养廉银的八十分之一。

历史证明，中国积淀了一种可悲的政治文化：做官当老爷合乎逻辑，升官发财有必然性，腐败只不过是描述权钱关系超过了一定心理限度的概念。

有人说国民政府很腐败，但是从很多材料上看，国民政府直到抗战前期还说得上很廉。

也有人说明朝很腐败。张献忠攻陷一个蜀王府就查出了上千万两白银，弄得后人到处去找张献忠在哪里藏宝。

到底中国历史上最府败的政权是哪个？

历史上真实的高阳公主和辩机的绝恋

这位公主，当然就是李世民的宝贝女儿高阳公主了。

高阳公主是太宗最宠爱的女儿，在她十五岁的时候，李世民就精心挑选了宰相房玄龄的次子房遗爱，作她的驸马。

但是房遗爱虽然是当朝宰相房玄龄的儿子，却一点也不合高阳公主的胃口。公主喜欢的是温文儒雅的书生，对这位高大雄壮的驸马是一百个不满意。洞房花烛夜之后，房遗爱就再没有被宣进公主闺房的机会了。

婚姻不美满的高阳公主，唯一的消遣，就是纵马郊外，游山玩水了。而担着个驸马虚名的房遗爱，当然也不得不陪伴在左右。

就在一次出猎的途中，豆蔻年华娇美任性的高阳公主遇到了当时不过二十出头、文雅俊秀的辩机和尚。

这位辩机，虽然正史没有详载，但是从其它的一些资料上，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凡的出家人，自小就好学发奋，品行高洁，十五岁正式出家为僧，师从道岳法师。贞观19年正月，玄奘大师求经归来，奉旨在弘福寺主持翻译取来的经文，辩机以渊博的佛学、飞扬的文采、出众的仪容，被玄奘法师选中，参与撰写青史巨著《大唐西域记》。这年，辩机只有26岁。

我们无从知道辩机和高阳公主是怎样相遇的。只知道十七岁的公主和二十岁的辩机从此一见钟情，一个忘了皇家身份，一个忘了佛家戒律，如胶似漆地痴缠在了一起。

而空头驸马房遗爱，不知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思，一直在为公主和辩机遮掩此事。甚至还常常出面将辩机召入府中，自己亲自为这对偷情的人儿做放哨的卫兵。

当然，房遗爱的忠心耿耿也得到了高阳公主的报答。公主容许他与府中的侍女明来暗往，还常在太宗面前为他说好话。这对奇异的小夫妻因此倒也相处得和睦。

时间过得飞快，几年过去了，公元645年，玄奘取经回到咸阳，在举国选拨译经人的考核中，辩机被选中了，成为九名译经僧人中最年青的一个。（实在忍不住要说，高阳公主的眼光实在是相当的不错。）

作为译经人，辩机将要去弘福寺长住。临别的时候，高阳公主将自己的玉枕送给情人，让他带在身边。

灾难就随着这个玉枕，被带进了弘福寺里。

在两地相思的几年里，高阳公主和房遗爱倒也相处得平平安安。

648年夏天，宰相房玄龄去世了。他的长子房遗直继承了父亲的爵位。高阳公主一向讨厌这个大伯，便要驸马房遗爱与哥哥分家。房遗直不肯分出家产，还将房遗爱痛骂了一顿。高阳公主大怒，便跑到皇宫里，对父亲唐太宗告房遗直的状，说他常对皇帝口出怨言，心怀不轨。太宗调查之后，发现是高阳公主任性胡为，不禁大为恼怒，将她训了一顿。

转眼到了649年的冬天。负责治安的官员抓住了一个小偷，从小偷的住处搜到了一只镶满珠宝的玉枕。

小偷承认，自己是从弘福寺辩机和尚的住处偷来这只价值连城的玉枕的。所有的人都对着这只玉枕发愣了：这实在不象是该在和尚禅房里出现的物件。

负责纠察的官员一番彻查之后，才得知，这只玉枕，乃是高阳公主私赠辩机的。

这是一件极大的丑闻，谁也不知道案情报至皇帝那里会有什么后果。但是事已至此，办案的人也捂不住了，只得斗胆将奏本送交到太宗的案头。

唐太宗看到这本奏章，想到高阳公主一而再、再而三地丢自己的脸面，不由恨得牙齿发痒。太宗立即下令，腰斩辩机，高阳公主身边知情不报的侍女们也统统处死。并且下令，再也不许高阳公主进宫。

四载相思，等到的却是这样一个噩耗，高阳公主魂飞魄散，奔到皇宫门口，想要向父亲求情，当她发现自己再也无法进入宫门的时候，顿时昏死过去。

辩机很快就被施以腰斩的的酷刑，高阳公主也被禁锢在公主府里，没有了行动的自由。

然而，此时唐太宗自己的人生也走到了尽头。几个月后，就在这年的初夏，五十一岁的唐太宗死了。

高阳公主恨透了自己的父亲，她恨他为什么要多活这半年？如果他能早死半年的话，自己的心上人就不会如此痛苦地死去，成为父亲笼络大臣的牺牲品。自己那些情同姐妹的贴身侍女，也不会莫明其妙地冤死。为太宗送葬的时候，高阳公主连一点悲哀的表情也没有。

不久，高宗李治登基。

恢复了自由的高阳公主，行为开始疯狂起来。她派人四处去寻找俊俏的年青和尚，专与这些和尚寻欢作乐。

高阳公主更是和新皇帝李治作对，因为长孙无忌的插手，与高阳公主一向感情深厚的吴王恪，虽然是太宗所有儿子里最有君王之气，还是牺牲在政治权力中。于是，她开始涉足政事，联络了好几个对李治不满的公主驸马，密谋叛乱，要改立叔父李元景为帝。

还是那位与高阳公主不和的房遗直，他打听到了高阳公主夫妇的秘密，将讯息报告给了新皇李治。

一场血腥的家族屠杀开始了。

公元653年的春天，以房遗爱为首的三位驸马被处斩，高阳公主与巴陵公主以及叔父荆王李元景被勒令自尽。

被逼自尽的时候，高阳公主大约在二十七八岁的年龄。一束白绫，就是这位公主最后的结局。

揭秘明王朝亡国真相

1368年正月初四，大明王朝建立。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苦，他崇尚节俭，严惩腐败。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千方百计要世代相传的大明王朝，只传了16代就倒了，而倒的一个重要原因竟然是“攀比”。明朝中晚期，虽然政治上阉党专权，阶级矛盾尖锐，但经济上，资本主义萌芽像石头缝里的青草，顽强地生长着，工商业不断发展，城市经济日益繁荣。随着经济发展，统治阶级的生活越来越腐朽糜烂，攀比排场、攀比吃喝、攀比享乐。

在明武宗朱厚照看来，人生在世，不就是吃喝玩乐吗？何况有这么一大摊子家当，吃的光、用的完吗？因此，他变着法子玩，攀比着寻找新刺激。他令宦官们在宫内开设店铺，攀比谁的生意做得好。自己则换上平民服饰在里面做买卖，煞有介事地讨价还价；又让宦官们开设酒店，挑一些有姿色的宫女在店中弹唱跳舞，召来京城里那些斗鸡逐狗之徒，攀比着表演各自的绝活。不过，他最大的兴趣就是玩女人，当皇帝的第二年就命人建了有密室的高大宫殿，名为“豹房”，专门供他淫乐。最后，这个原本身体壮实如牛的皇上，31岁时就呜呼哀哉了。

明熹宗朱由校更是一个大玩家，花鸟虫鱼，声色犬马，无所不及。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一国之君痴迷于吃喝玩乐，直接刺激和助长了下面竞相摆阔气，攀比享受。据记载，明初时节，鹅被视为奢侈品，非有大事不杀，政府还命令御史不得吃鹅。但成化以后，乳鹅的脑被用来喂画眉，认为“画眉以新出鹅脑饲之，则声巧而善鸡”。宫中砌一个果盘，使用荔枝、桂圆110斤，枣饼260斤。宦官吃的“豆腐”是用鸟的脑酿成的，一盘“豆腐”要用上千只鸟的脑；吃的“米”是生于鹧鸪尾巴上一粒类似米的东西，每只鹧鸪一年只能生出两粒。明初规定，庶民的户宅不得超过三间。而此时，有钱的家庭都要造一个花园，并以园林之大、之美相互炫耀；家里菜肴果品，动辄十数种，乃至上百种，而且山珍海味水陆毕陈，摆成花样，器皿也用金的，还请专职厨师主厨，乐队助兴。

到了万历初年，国家财政已露出崩溃之势。幸其时皇帝年少，还“纯心见任”，比较清廉，裁减冗官冗费，控制皇室费用，下令免了日讲时的筵宴和元夕灯火，规定节期只设早宴。通过一系列的改革，财政状况明显好转，太仓的积粟可以支用10年，国库的钱财多时达400余万。万历皇帝洋洋自得了，要摆一摆皇上的阔气，过一过皇上的生活了。20岁时，后宫已有美女数千，每年仅脂粉费便高达白银40万两；皇长子及其他皇子办冠婚礼，他从国库支走白银934万两，外加袍服费用270多万两；他21岁时开始给自己建造豪华坟墓，每天动用工匠、民夫3万余人，所用杉木，一定要西南云、贵等地深山老林里的上好木材；所用大砖，必定是千里之外的山东临清专门烧造；所用的巨大汉白玉石料，则是从百里以外的房山大石窝开采而来。六年间，共耗费白银800多万两，相当于当时两年全国田赋收入的总和，约合当时1000万贫苦农民一年的口粮。于是，国家财政重新陷入困境。延至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台，国库亏空的连军饷都难以发放了，宁远、锦州、固原等地连连发生兵变，起义的风暴此起彼伏。朱由检虽励精图治，并非亡国之君，但几代君王攀比阔气、攀比享乐所带来的政治腐败，军事衰弱，经济崩溃，民心思乱，事事皆亡国之象。终于在1644年4月25日黎明，大明王朝在李自成农民军的呐喊声中，随着朱由检的自缢身亡而轰然倒下。

谁是史上唯独只娶一位老婆的皇帝？

明孝宗朱祐樘（1470-1505年）明朝第九位皇帝，宪宗皇帝第三子，生母孝穆纪太后。在位期间，勤于政事，励精图治，驱除宫内奸臣，任用王恕、刘大夏等为人正直的贤臣，使明朝再度中兴盛世，史称“弘治中兴”。因病英年早逝，享年36岁，死后葬于泰陵。孝宗去世后传位太子朱厚照，即后来的明武宗。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曾写过一篇专门批评封建专制的君主的文章《原君》，其中有“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一句。大概中国古代的成年皇帝，很少有不淫荡的，大都三宫六院，嫔妃成群。但有一个明代皇帝例外，那便是孝宗朱祐樘，他一生只娶了张皇后一人。孝宗和张皇后是患难之交，一对恩爱夫妻。两人每天必定是同起同卧，读诗作画，听琴观舞，谈古论今，照夕与共。这在封建皇帝的私人生活中，真是少见。

身处粉黛成群的后宫中，孝宗这样的情形的确让人费解。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

第一，孝宗本人性格温和，又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对于男女之事没有特别强烈的兴趣。

第二，孝宗幼年为避万贵妃的迫害，6岁以前一直是秘密养育于宫中的安乐堂内。他对于嫔妃之间的争宠吃醋以及随之而来的宫闱斗争，可谓体会深切，有切肤之痛。所以，这可能是他不愿有过多嫔妃的一个原因。

第三，张后本人的性格也许较为活泼，对孝宗有足够的吸引力和约束力。史称张后“骄妒”，从后来她在政治斗争中扮演的角色来看，张后确实绝非庸常之辈。

第四，大臣谢迁的劝谏。本来，皇帝广纳嫔妃是极正常的事情，一般情况下大臣也不会反对。例如，成化朝的时候，群臣因为宪宗二十八九岁还没有儿子，竟纷纷上书要求皇帝广纳嫔妃。那么，谢迁何以会多此一举呢？事情是这样的。弘治元年（1488年）二月，御马监左少监郭镛请预选淑女，等孝宗在其中选两名女子为妃。当时的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谢迁就上言说：“六宫之制，固所当备。而三年之忧，岂容顿忘。今山陵未毕，谅阴犹新，奈何遽有此事？”意思是说，皇帝选妃，自然是应当的。但是，宪宗的陵墓尚未完工，皇帝居丧的草庐还是新的呢，怎么就谈起选妃的事来了？孝宗号称以孝治天下，曾经定下了为宪宗皇帝守孝三年之制——“三年不鸣钟鼓，不受朝贺，朔望宫中素服”。因此，谢迁既有这么一说，选淑女以备嫔妃之选的事情就搁置下来了。

选淑女以备嫔妃之选的事情就这么一搁便是18年，直至驾崩，明孝宗再也没有纳妃选后过，因此明孝宗朱祐樘就成为中国历史上唯独的一生只娶一个老婆的皇帝。

宋代人的生活比较接近于现代

宋人的住

蒙元入侵前的杭州，人口密度极高。1275年前后，杭州城内人口逾百万。建筑用地极度匮乏，所以当时城内多是3、5层的楼房。这些房子，正立面极窄，但进深很长，一楼常作商铺用，由官府专门机构收取租金。

由于这些房屋是高层又是竹木结构，所以官府最头疼的就是火灾，虽然古都大街的主干道较长，又成直角交叉，街区与街区间形成了良好的隔火带，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遏制火灾的发生。1132年夏历五月、八月、十月和十二月，杭州城就发生数次火灾。

北宋时设置了专门的消防机构，称为“军巡铺”。他们使用攻城的云梯作为救人和灭火的武器。每300步内设一所“军巡铺屋”，有铺兵5人。铺兵的任务是夜间巡逻，以防止深夜火起。城中的高处则设有“望火楼”，楼下建有官屋数间，常驻军士100多人，并备有大小水桶、洒子、麻搭、钩锯、斧杈、梯子、大索、铁爪儿等灭火器具。如一旦火起，望火楼下的消防队员就迅速跑向起火地点。同时，再派一骑兵向京城的卫戍部队求救，请其帮助灭火。

宋人的娱乐

宋代城市酒楼服务业最为发达，北宋光汴京酒楼就有“正店七十二户，此外不能遍数”；而南宋杭州城更是酒楼林立，《武林旧事》就记有丰乐楼、和乐楼、熙春楼、花月楼等二十九座官私酒楼。

小酒店是对大酒楼的补充，如散酒店以零拆散买一两碗酒为主，兼营血脏、豆腐羹等佐酒菜，相当于现在的大排档；还有茶酒店，如现在南方的茶餐厅，并不卖茶，仍以卖酒为主，兼添饭配菜。按菜系分类，则有“南食店”，供应南方菜；“北食店”，供应北方菜；“羊饭店”，主要卖羊肉酒菜；“川饭店”，卖汤面为主；“荤素从食店”，卖各色点心。

南方的一些城市，作为茶的主产区，茶肆是当地百姓最常去的地方。茶肆有插花挂画点缀厅堂的高雅茶坊，如清乐茶坊；有说书游艺的娱乐茶坊，如一窟鬼茶坊；有“敲响盏，掇头儿拍板”招徕生意的当街茶肆。

民间生活

宋时，许多人酷爱洗浴，大户人家有专门的浴室，澡盆有木制的、陶瓷的，澡盆中往往放一长条凳，供洗浴者倚卧，女子洗浴时澡盆四周用幔帐遮掩，用的肥皂是一种豌豆和香草的混合物。

普通人则去街上的商业浴室，浴室门口悬盆以为标记，洗次澡大概10文钱。杭州这样的澡堂约3000家，可容纳100人同时入浴。像现在的北方澡堂一样，这里也提供按摩、茶酒点心服务。不过，澡堂里基本都是从西湖取来的凉水，宋人一年四季以洗冷水浴为俗，单独的热水洗澡间则主要是用来提供给外国游客的。

宋朝时，女子也有独特的保养法。据载，北京地区的女子“冬月以括蔞涂面，谓之佛妆。但加傅而不洗，至春煖方涤去，久不为风日所侵，故洁白如玉也。”而杭州的女子由于天气的风和日丽，不仅双颊涂胭脂，而且会先在脸上打上白色粉底。除此之外，宋时杭州的女子还十分重视美甲，据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金凤染甲》记载，她们将“凤仙花红者用叶捣碎，入明矾少许在内，先洗净指甲，然后以此付甲上，用片帛缠定过夜，初染色淡，连染三五次，其色若胭脂。”

也顺便说一下宋朝的语言，因北宋定都开封的缘故，宋朝人日常对话都是以河南腔为标准口音的大白话，尤以开封和洛阳音为标准。北宋时候大臣寇准和丁谓在政事堂上讨论过这事：“闲论及天下语音何处为正”。寇准说：“唯西洛人得天下之中。”丁谓说：“不然，四远各有方言，唯读书人然后为正。”

第四章　帝王秘辛

汉景帝创办公立学校“包分配”

建“石室”首创“公立学校”

景帝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及发展已达到相当的程度，所以他开始重视文教事业的发展。

一次，景帝路过蜀地，竟看见一片夷狄之境、化外之民的景象，于是深受触动。为了这种民风，景帝便命当时在教育领域中最突出的文翁为蜀郡太守，要他大力发展蜀地教育事业，创办官学。

景帝命文翁因陋就简，因地制宜，用当地最多的最常见的石头垒起石屋，名之曰：“文学精舍”，故讲堂又简称为“石室”。这就是我国第一所公立学校，文翁任校长。后来，学校发展起来了，官民子弟争相入学时，景帝就采取新的办法，“富人至出钱求之”，这可能类似于现在的捐资办学。“石室”讲课的办法是“升堂入室”，只有“入室弟子”才有资格在室内列坐于师前，听其亲口传授。传说，司马相如就是“石室”的弟子，后又在“石室”任教。“石室”于艰难中建成之后，两千多年来校址一直不改，良好学风一代代传递，这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

最早出台助学政策

确定按什么标准招生也是改革的重要一点。

景帝首先扩大招生范围，泽及成都四郊之外的县“招下县弟子”。其次是扩大招生对象，采取“择优录取”，而且“石室”不是专为贵族子弟开设，进入学校的多是一般老百姓的子弟，体现了“教育平等”。最后就是出台优惠政策，“为除更繇（yáo）”，（繇的意思是指徭役和田赋捐税）替他们免除赋税徭役，这样就资助了一些家境贫寒的学生，使他们得以完成学业。这可能是中国中国地方官学中最早出台的优惠助学政策了。“石室”的教育方式也随后被确定下来。首先是采用讲堂教学；其次是重视演习式训练，相当于如今各类大学生的见习；还有就是十分注重安排实践教育，这使许多学生得到了社会实践的机会。

统一分配毕业

景帝还规定，进入官学学习的弟子毕业时工作分配由蜀郡统一管理。

整个蜀地要想改变文化落后的状况，迫切需要大量的人才。于是文翁从“石室”毕业生中挑选优等的用来补充郡县政府小吏，次等的作郡县中掌教化的乡官，充分利用他们进行更进一步的教化，此部分毕业生兼有现在高等师范类毕业学生的特点，所谓“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孝弟力田”是汉文帝时为郡县掌教化的乡官）。这无疑解决了学生的后顾之忧。

景帝的举措，促进并推动了蜀地文化的发展，由此蜀郡文风大化。

魏武王曹操是搞特务政治的鼻祖

中国历史上最早使用特务监视臣民的皇帝，是周王朝第10任君王姬胡，即周厉王。他为了禁止臣民对他的“诽谤”，从卫国找来一个巫人，让他四下打探，发现谁背后说他老人家的坏话，立即向他报告。这个卫巫，便是充当特务的角色。

周厉王仅用一个卫巫来监视臣民，当然算不上什么大手笔，而他也未封卫巫什么官职，不过是让他做自己的私人侦探而已。到了三国时期，周厉王的手段被乱世枭雄曹操拿来，并且设置“校事”一官以“广耳目，察群下”，监视臣僚。以往的皇家私人侦探，从此成为朝廷的正式官员，开始公开为主子效劳。

校事的职责是侦探、检举、处置对曹操心怀不满或有反叛嫌疑的文臣武将，他们只对曹操个人负责。校事的头目为卢洪、赵达等人。起初曹操只让他们担任侦探工作，并未授予他们拘捕、审讯和判决的权力，故这帮家伙开始还算守职，所谓“检御有方，不至恣纵”。后来，曹操令他们“上察宫庙，下摄众司，官无局业，职无分限”，也即朝廷百官皆在他们的监视侦察的范围之内。

曹操有了这帮特务，便可身在宫中而明察臣僚的一言一行。而大小官吏一不小心便要倒霉，甚至掉了脑袋。

曹操为了整顿臣僚的风纪，曾下过禁酒令。一天，尚书郎徐邈闲来无事，在家中喝酒至醉，被赵达发现，即对他进行盘问。徐邈不说自己喝醉了酒，而说自己“中圣人”。赵达认为他不但违犯禁酒令，而且出言傲慢，自比圣人，立即向曹操报告。曹操得知后大怒，要拿徐邈治罪。徐邈的朋友、大将鲜于辅闻之，急忙到曹操那里为徐邈求情，他解释说：“那些爱喝醉酒的人平时称酒清为圣人，酒浊为贤人，并非以圣贤自比。徐邈为人一向谨慎，不过是喝醉了酒偶尔说了句醉话罢了。”徐邈这才免于刑事处分。

曹操早年有一个朋友叫许攸，后来到袁绍处做了幕僚。官渡之战后，许攸背叛袁绍，投奔曹操，为曹操击败袁绍献策献计。许攸仗着与曹操以前的交往，又为打败袁绍立下了不少功劳，便有些居功自傲。曹军破冀州后，他喊着曹操的小名，开玩笑说：“若不是我，这冀州城恐怕你难打下来。”曹操听了，大为不悦，但又不好为这一句话治他的罪，便强笑道：“说得是。”后来，许攸随曹操离开邺城，出东门时对别人说：“这家若不是我，焉能出入此门？”一个校事立即把他的话报告曹操。这一次，曹操不再客气，给许攸捏了罪名，将他逮捕入狱，随后将他处死。

曹魏时期，因曹操和他的儿孙们任用校事，致使告密成风，因校事告密而获罪的，当然不止上述数人。功臣名将尚且如此，一般官吏可想而知。《三国志·魏书》中关于曹操发怒的记载，可谓多矣。曹操一怒之后，不是有人下狱，便是有人掉脑袋。至于曹操发怒的原因，大多由于有特务向他报告某人之言行所致。曹操以猜忌好杀著称于史，而公开委特务以官职，利用校事监视臣僚，也为中国历史第一人，他可谓是搞特务政治的鼻祖。

曹操搞特务政治的手段，被后世许多帝王采用，且与时俱进，不断发扬光大，直至明朝的朱元璋统治时期，将其发展到了顶峰。

封建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十次宫廷政变

中国封建史上的宫廷政变层出不穷，要么来自文臣武将，要么来自皇族内部，但大体上以后者居多。宫廷政变这里指涉及皇权更迭，对历史造成重大影响的政变。有的政变后继续维持国号，有的政变后政权则为外姓取代。而历史上不论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宫廷政变，大都与两个词有关，那就是权力和野心。

现在，就让我们从这些不计其数的宫廷政变中，选出对后来的历史进程影响较大的十次：

一、沙丘之变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天下，其少子胡亥、左丞相李斯、宦官中车府令赵高（？——前207年）等随行。在归途中，始皇至平原津（在今河北平原县附近）而病，抵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病益甚，乃为玺书给长子扶苏（？——前210年），令其“与丧会咸阳而葬”，旋卒于沙丘。时扶苏在河套蒙恬的军中监军，李斯恐诸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不发丧，下令兼程返回咸阳。赵高既未将始皇给扶苏之诏书发出，又鼓动胡亥、拉拢李斯，合谋篡改始皇之遗诏，赐扶苏自尽，立胡亥为太子。由于李斯位极人臣，胡亥能否登位，其地位举足轻重，故赵高乃极力笼络之，而李斯贪恋权位遂亦同流合污。秦始皇昏遗体运到咸阳时，已经腐烂发臭了，李斯、赵高等一面为其发丧安葬，一面为胡亥筹备登基。这时扶苏接到假诏，已经自刎，蒙恬被解除兵权而囚禁起来，胡亥遂顺利登上帝位，是为秦二世，李斯仍供职丞相，赵高则擢升为郎中令。胡亥等之阴谋篡权夺位，史称“沙丘之变”。

二、周勃救汉

西汉开国之君刘邦的皇后吕雉，是一个历史上声名赫赫的女野心家。刘邦死后，先后有三位皇帝继位，但吕雉利用皇太后的身份，一直独揽朝纲，甚至废除了刘邦非姓刘不能封王的“白马之盟”，继而把自己的兄弟侄儿大批封王。

吕后死后，周勃，曹参等人重执“白马盟誓”大旗，起兵诛吕，并废除了吕后所立假惠帝子婴，拥立刘邦子代王刘恒为汉文帝。

周勃诛吕，不仅还朝政与刘氏家族，还开启了历史上轰轰烈烈的“文景之治”。

三、王莽篡汉

王莽（前45年-公元23年），字巨君，东平陵（今山东济南东）人。

西汉王朝最后一任皇帝刘婴，继位时只有两岁。在刘婴五岁时，大野心家王莽发动宫廷政变，逼尚不识字的五岁顽童刘婴颁诏“禅让”，把皇位“让”给了自己，致使历时215年的西汉王朝就此结束。公元8年，王莽登上帝位，定国号为“新”。

四、曹魏代汉

公元175年曹操举孝廉，任洛阳部尉。公元184年，在东汉王朝镇压黄巾军起义的战争中起家，任骑都尉。由于镇压黄巾军有功，升任济南相。后历任东郡太守、都尉、典军校尉等职。公元189年董卓入京后，逃亡回家乡陈留起兵讨伐董卓。公元192年，曹操正式组建自己的军事集团——青州兵，公元196年率军进驻洛阳奉迎汉献帝，“奉天子以令不臣”并迁都至许昌。公元200年到公元207年间，经官渡之战等战役，打败袁绍和其它割据军阀，统一中国北部。建安13年（208年）12月，于赤壁之战中败于孙权和刘备联军，从此奠定中国历史上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公元213年，曹操封为“魏公”。公元215年，攻灭汉中的张鲁势力。公元216年，再被晋爵“魏王”，受九锡，设天子旌旗，戴天子旒冕，出入得称警跸，并作泮宫。他名义上虽仍为汉臣，权倾朝野，实际上已具备皇帝的权力和威势，但仍未纂汉自立。曹操死于公元220年3月15日，享年66岁，谥曰武王。公元220年，曹操之子曹丕逼汉献帝退位，汉亡，立魏代汉。中国重新进入分裂时期，追尊曹操为太祖武皇帝。

五、杨坚代周

公元580年5月，周宣帝病死，8岁的字文阐（周静帝）继承皇位。北周开国功臣、周宣帝的岳父、大官僚杨坚以大丞相的身份“辅政”。581年3月3日（北周静帝大定元年二月十四日）杨坚废周静帝为介公，北周亡。同时，杨坚自立为皇帝，筑大兴城（今陕西西安东南一带）为国都，改国号为隋。是为隋文帝，建元开皇。隋文帝是个有作为的皇帝，他一方面继承周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和一些措施，另一方面又取消前朝的一些弊政，稳定了局势，加强了国力，为隋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六、玄武门之变

唐高祖即位以后，封李建成为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三个人当中，数李世民功劳最大。太原起兵，原是他的主意；在以后几次战斗中，他立的战功也最多。李建成的战功不如李世民，只是因为他是高祖的大儿子，才取得太子的地位。李世民不但有勇有谋，而且手下有一批人才。在秦王府中，文的有房玄龄、杜如晦等，号称十八学士；武的有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等著名勇将。太子李建成自己知道威信比不上李世民，心里妒忌，就和弟弟齐王李元吉联合一起排挤李世民。李世民多次立功，李建成和李元吉更加忌恨，千方百计想除掉李世民。时值突厥进犯中原，李建成向唐高祖建议，让李元吉代替李世民带兵北征。唐高祖任命李元吉做主帅后，李元吉又请求把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三员大将和秦王府的精兵都划归李元吉指挥。他们打算把这些将士调开以后，就可以放手杀害李世民。李世民进宫向唐高祖告状，诉说太子跟李元吉谋害他。唐高祖答应叫兄弟三人一起进宫，亲自查问。李世民叫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带了一支精兵，埋伏在皇宫北面的玄武门，只等李建成和李元吉进宫。李世民在长安皇宫北门玄武门杀了自己的亲大哥李建成，亲弟弟李元吉。到了这步田地，唐高祖想反对也没用了，只好听左右大臣的话，宣布李建成、李元吉罪状，命令各府将士一律归秦王指挥。过了两个月，唐高祖李渊让位给秦王，自己做了太上皇。公元626年，李世民即位，是为唐太宗，之后开创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七、张、崔复唐

公元705年，已称帝已经十四年的武则天病重。同为凤阁鸾台平章事（即宰相）的张柬之、崔玄暐趁机起事，占领玄武门，斩杀武则天宠任的麟台监张易之、春官侍郎张宗昌，并逼迫武则天退位，拥立太子李显为帝，恢复唐国号，是为唐中宗。不久传位给子李隆基，即唐玄宗，开始“开元盛世”。

八、陈桥兵变

陈桥兵变是赵匡胤发动取代后周、从新故好兄弟柴荣的遗孤手中夺得皇位，建立宋朝的兵变事件。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周世宗柴荣死，七岁恭帝即位。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与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结义兄弟掌握了军权。次年正月初，传闻契丹兵将南下攻周，宰相范质等未辨真伪，急遣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御敌。周军行至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赵匡义（赵匡胤之弟）和赵普等密谋策划，发动兵变，众将以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拥立他为皇帝。随后，赵匡胤率军回师开封，京城守将石守信、王审琦开城迎接赵匡胤入城，胁迫周恭帝禅位。赵匡胤即位后，改国号宋，仍定都开封。史称这一事件为“陈桥兵变”。

九、靖难之役

洪武31年（1398年），明太祖驾崩，皇太孙朱允炆即位，称建文帝。登上帝位之后，朱允炆采纳大臣齐泰、黄子澄削藩建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由小及大逐渐削弱诸王的权威。燕王朱棣在北方屡建战功，智勇有大略，但其拥有重兵，自然是削藩的主要对象。当建文帝削夺到燕王的兵权时，朱棣决心以武力对抗。次年七月，燕王以讨齐泰、黄子澄变更“祖训”为名，起兵反抗，号其师曰“靖难”。经过4年激烈的战争，于永乐元年（1403年），“靖难”军攻破南京，建文帝去向不明。燕王朱棣即位，是为明成祖。

十、明英宗复辟

明朝唯一的太上皇是明英宗朱祁镇。公元1449年，蒙古族瓦刺部进犯明朝北部边疆，前锋很快逼近大同。在宦官王振的鼓动下，明英宗率50万大军亲征瓦刺。明军由于指挥不灵，行动迟缓，在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东南）被瓦刺军包围，明英宗被俘。留在都城的兵部尚书于谦等拥立他弟弟朱祁钰为帝（明代宗），并尊英宗为太上皇。一年后双方议和，明英宗被送还北京。明英宗做了7年太上皇，于公元1457年在“夺门之变”中政变复辟，以“谋逆罪”将于谦杀害，重登大宝。

史上“两次继位，三让天下”的皇帝

唐睿宗李旦（公元662年-716年），是唐高宗李治的第八个儿子，即最小的一个儿子，也是武则天所生四个儿子中最年幼的一位。睿宗于龙朔二年（662年）六月一日己未出生于长安蓬莱宫含凉殿，当年十一月十八日即封殷王。后来他被封的亲王爵位还有豫王、冀王、相王等。睿宗初名旭轮，后去旭字单名轮，永隆二年（681年），又一次改封豫王时改名为旦。后来，他的名字在“轮”和“旦”之间又有几次反复。有意思的是，后来的几次改名，凡是改名为轮时，就是他背运的时候；在改名旦时，就是时来运转的时候。史书中说他“谦恭孝友，好学，工草隶，尤爱文字训诂之书”，睿宗一出生就拥有了亲王爵位，尔后又两次做皇帝，这样的经历只有他的同胞皇兄中宗皇帝可与之相比。但是，作为李唐皇室的成员，像他那样还做过皇嗣（候补性质的皇位继承人），又曾经被建议做皇太弟，而且还做过太上皇的，却没有第二位了。不仅如此，在所有的帝王当中，有做过皇帝的父亲者并不稀奇，但是同时又拥有一个也做过皇帝的母亲的就不多了。父母都做过皇帝的，历史上只有睿宗和中宗弟兄俩。睿宗更加与众不同的是，他的三个哥哥（均武则天所生）都被立过皇太子，年长的两位都没能够即位；他自己的儿子中也是长子与帝位无缘，最终是三郎继位做了皇帝，即玄宗李隆基。在那个宗室往往遭遇杀身之祸的多事之秋，睿宗每每能够自保平安并得以善终，用《旧唐书·睿宗纪》的话说：“自则天初临朝及革命之际，王室屡有变故，帝（睿宗）每恭俭退让，竟免于祸。”这说明睿宗确有过人之处。

睿宗一生两度登基即位。第一次是在嗣圣元年（684年）春二月七日，即高宗皇帝死后的第二年，他以豫王李旦的身份取代了皇兄中宗，时年22岁，与高宗登基时的年龄一模一样。不过，他第二次登基已经是景云元年（710年）六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在中宗死后的当年，这次即位是以相王的身份取代了中宗的儿子少帝，即温王李重茂。两次即位相距长达27年。在这27年中，唐王朝的中央政局波诡云谲，令后人眼接不暇。睿宗一生，称得上富有传奇色彩，这不仅是由于他的两次登基，更主要的是由于他的“三让天下”。

一让母亲——睿宗第一次即位，是武则天在洛阳宫中废中宗皇帝为庐陵王的第二天。由于这时武则天的政治经营还没有达到足以改朝换代的火候，身为她幼子的豫王李旦就被立为新君。睿宗于是就成为继中宗之后的唐朝第五任皇帝。睿宗被立以后，他不仅不能在正宫上朝听政，且只能居住在别殿，武则天则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她能够为睿宗做的，就是在二月七日立他为新君的同一天，把他的王妃刘氏立为皇后，几天以后，又把睿宗的长子永平郡王成器立为皇太子，同时改元文明，大赦天下。这些都是睿宗作为皇帝的名分应该得到的，然而此时所有国家政治事务全由武则天一人专决，睿宗实际上是个傀儡皇帝。同年，武则天又改元为女胸像俑光宅，一年用了三个年号。这似乎透露出，睿宗的母后武则天除了没有改朝换代以外，在政治上已经可以随心所欲了。在此后的一个时期，发生了徐敬业扬州兵变和宗室越王贞等人的起兵。武则天一方面大开杀戒，威服政敌；同时又假意要还政。

垂拱二年（686年）正月，她下诏复政于睿宗皇帝。睿宗深知母后不是出于本意，也就假戏真做，坚决表示不同意，武则天也就顺水推舟，依旧临朝称制，把持朝政。转过年来的春正月，武则天把睿宗的几个儿子都封为亲王：如成义为恒王，隆基为楚王，隆范为卫王，隆业为赵王，俨然把睿宗的帝王之尊抬得高高。然而事实上，在武则天一步步走上政治峰巅的过程中，睿宗这个皇帝只能是一个徒唤奈何的旁观者而已。永昌元年（689年），武则天开始使用周历。同时，改元为载初元年。这一年，武则天开始使用了自己的新名字——曌。从此，为了避讳，发布的诏书就改称“制书”。为了配合武则天的政治改作，不久有数万人上表请愿，请求武则天实施改朝换代。当时，宗室大臣和朝廷反对派纷纷遭遇杀戮和灭门之祸，武则天的政治经营已势不可挡。

处于政治波澜中心的睿宗，更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在刘祎之死后不再发言的睿宗也上表请求母后荣登大宝，并恳请赐自己姓武。睿宗此举未必是出于本意，却使武则天的改朝换代有了一个台阶，也使睿宗自己得保平安。天授元年（690年）九月，武则天表示同意儿子睿宗和群臣的请求，并于九月九日改唐建周。睿宗被降为皇嗣，赐姓武，徙居东宫，其具仪一比皇太子，但是不再给他皇太子的名分，皇嗣也就是候补性质的皇位继承人。李旦的名字也改为“轮”。皇太子也就成为皇孙，皇后刘氏也从降为妃。

睿宗第一次让天下，就这样完成了。作为皇嗣的睿宗，日子也并不平静。不知什么原因，武则天宠信的户婢韦团儿看中了这位不得志的皇嗣，曾想和他发生私情。睿宗深知自身境遇，又怎么会引火烧身，就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她。这样就得罪了团儿，她就暗中在睿宗的妃子刘氏和德妃窦氏的住所埋了一个木头人，然后告发她们行厌蛊妖法，诅咒武则天。结果，在长寿二年（693年）正月二日，刘氏、窦氏进宫朝见武则天于嘉豫殿之后就被处死，秘密地埋在宫中，无人知道她们的下落。梓宫秘密，莫知所在，睿宗再次即位以后，对二人都是招魂而葬。对于两个妃子的突然失踪，睿宗也不敢发问，在母后面前，泰然自若，好像从来没有什么事发生。即使这样，又有人告发睿宗窦德妃（玄宗的生母）的母亲庞氏有所不轨，庞氏被判处斩，差点丧命。出面替庞氏洗刷冤情的御史徐有功，被加上“阿党恶逆”的罪名判了绞刑，虽然最后没有被杀，也被革职除名。

二让皇兄——圣历元年（698年）三月，武则天将废黜为庐陵王的中宗从房陵召回。睿宗“数称病不朝，请让位于中宗”，显然，睿宗称病只是一个借口，他是认为自己年幼，不愿意陷入和皇兄的政治较量。按照长幼的次序，兄长被迎接回到宫中，就表明母后还是有意把兄长选立为继承人的。唐睿宗的推让，不仅说明了他的明理和识趣，也使武则天可以名正言顺地重立唐中宗，同时避免了他们兄弟二人之间的不和谐。结果，睿宗这次以皇嗣身份让位皇兄为皇太子，自己再次被封为相王。神龙元年（705年）张柬之等发动政变，杀死张昌宗和张易之兄弟，逼武则天退位，拥立中宗。中宗封睿宗为安国相王，拜太尉，以宰相身份参预国政。不到一个月，睿宗就上表辞让太尉和知政事，因为他态度坚决，中宗也只好答应。不久，中宗又别出心裁地把睿宗立为皇太弟，这显然与他推让皇位继承人的举动有关。对这一称呼，又因为睿宗的坚决推辞而作罢。由于睿宗的谦让，他在中宗复辟以后的政治漩涡中，虽然屡屡遭受猜忌也能够保得平安。

三让儿子——景龙四年（710年）六月，中宗被韦皇后和女儿安乐公主毒杀。改立少帝李重茂，改元唐隆。起初，宰相十几人集体商议并由上官婉儿执笔的中宗遗诏是由韦后以皇太后临朝称制，而以时为安国相王的睿宗加太尉参谋辅政。后来，韦后的党羽认为不应该用相王辅政，实际上是韦后想仿效武则天把持朝政，把睿宗当作了一大障碍，是对曾经做过大唐皇帝和皇嗣的睿宗心怀疑忌。睿宗在先有中宗顾托遗志，而韦后自怀私心剥夺其辅政权力的时候，他也从没有正面争锋，一如既往地恭俭退让，避免遭到已经把持了朝政的韦后的陷害。这说明睿宗在躲避政治斗争漩涡的冲击时，具有寻常人不曾具备的高超本领。由于倒行逆施，韦后最终走上了末路穷途。睿宗的三子李隆基、妹妹太平公主等联络禁军将领拥兵入宫，将韦后诛杀，废黜少帝李重茂，拥立睿宗重新登基。根据史书记载，在这场宫廷政变成功后，王公百官上表，认为国家多难，应立长君，认为睿宗众望所归，推举他即位。在少帝下诏让位的时候，睿宗依旧上表推让。在众人的强烈要求下，他才勉强同意。唐隆元年（710年）六月二十四日，睿宗即位于承天门楼，大赦天下。由于少帝李重茂自六月初七即位，二十四日就逊位，前后不足一个月，加上这期间还有韦后临朝，他实际上并没有掌握权力，所以无论是唐朝历史上还是在历史年表的谱系上都没有把他当作一任皇帝。睿宗这次即位后的第二个月，就把诛韦有功的三郎李隆基立为皇太子，同时，改元景云。到延和元年（712年）八月二十五日，在位26个月的睿宗再次让位，把皇位传给了太子李隆基，自称“太上皇帝”。至此，睿宗的第三次让位也宣告完成。

综观睿宗的三让天下，他一让母亲，应系情非得已；二让皇兄，原是事出有因；三让儿子，可谓实属无奈。不过，睿宗三让天下，均保自己平安如初，有惊无险，就连司马光也评价说：“相王宽厚恭谨，安恬好让，故经武、韦之世，竟免于难。”然而，睿宗是不是真的“好让”，倒也未必。只是他这最后一让，竟让出了一个新君玄宗，唐朝在玄宗时期步入了一代太平盛世，倒也不能不说是一大成果。毕竟，开元盛世的来临，是在睿宗之后的历史延续。

揭秘历史上真实的杨六郎

提到杨六郎（杨延昭），相信凡是看过影视剧《杨家将》的人都会知道，他是一个行侠仗义、忠君爱国的英雄。但杨家将故事已流传近千年，小说、评书、戏曲精彩迭出。不过，历史上真实的杨延昭是什么样子呢？正史上只有三言两语的记载：说杨延昭为边关守将。那后来他为什么又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

杨延昭生于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年），死于北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是杨家将中唯一生卒年月都有记载的人物。杨延昭起初叫延朗，后来因避道士赵玄朗之讳而改为延昭。按理说一个道士的名字无须避讳，但这个道士非同一般，宋真宗将其尊为圣祖。

杨家将故事中，杨延昭是杨业的第六个儿子，因而又叫杨六郎，不过历史事实并非如此。《宋史》中记载杨业有七个儿子，杨延昭至少比其中的五位要大，他不是因为排行第六才叫杨六郎，而是另有原因。杨六郎是辽兵对他的称呼，宋史称辽兵对他非常惧怕，至于为什么叫他六郎、其中有些什么缘由则无可考。

传说中杨六郎还是地位显赫的郡马爷，这更是没有任何依据。从杨六郎的生活轨迹看，他长年镇守边关，在京城没有什么根基，更没在京城生活过或任过职，怎么可能成了柴家的郡马？

杨延昭少年时，性格比较内向，不爱说话，但对兵法及行军打仗之事却非常上心，显示出了过人的天赋。杨业对他很是钟爱，觉得他最像自己，经常把他带在身边，让他经受战斗锻炼。

986年，宋太宗发动第二次征辽战争，28岁的杨六郎就在阵中。攻打朔州城时，杨六郎冲锋在前，手臂被流矢射中，入肉很深，但他没有退却，忍痛鏖战，把强悍的辽兵打得一败涂地。英雄的事迹总是难以磨灭，如今雁门关四周山上，仍然留有相关的地名，这是对他的永久性纪念。

杨延昭起初并没有受到宋王朝的重用。太平兴国年间，他被荫补为供奉官，这是级别比较低的军官，大约相当于现在的连级干部吧。杨业牺牲后，杨延昭由供奉官升迁为崇仪副使，勉强算是个中级军官。

公元999年阴历9月，辽国大举南犯，杨六郎率兵打了几个胜仗，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

辽兵入侵中原，给百姓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他们把当地民众抓去做苦力，甚至在攻城时逼迫他们爬城，让无辜的百姓做替死鬼。目睹此情此景，杨六郎恨不能率百万雄兵痛杀辽寇，但他人微言轻，官小兵少，不可能有更大的作为。他屡次请求高阳关都部署傅潜发兵支援，都得不到回音。当时傅潜手下有8万多兵马，但他消极畏战。杨延昭以及杨嗣、石普等将领屡次请求傅潜增派人马，主动出击，但傅潜都充耳不闻。更有甚者，他还刻意掩盖部下抗辽的功绩。贪生怕死的傅潜受到了众人的严厉谴责，当时一位叫钱若水的文官，主张杀掉傅潜，通告全军以振军威，然后挑选像杨延昭这样英勇善战的军官，委以重任，驱逐辽军。

后来宋真宗亲率大军前往大名府督阵，宋军绵延数十里，气势庞大，深入宋境的辽军担心被围，于1000年正月撤退。辽兵撤退后，宋真宗将傅潜削职流放。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杨延昭有幸得到宋真宗的召见。真宗皇帝询问他有关边防的情势，杨延昭对答如流，谈吐不凡。宋真宗非常满足，对诸位大臣说，“延昭父亲杨业是前朝名将，延昭治兵护塞有乃父之风，非常值得称赞。”这可能是杨延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皇帝。

1001年，辽军又一次南下。杨延昭在羊山下埋伏精兵，自己率领部队与辽军叫阵，将辽军引诱到伏击圈后，伏兵四出，杨延昭又率众杀回，辽军大败，其领军大将当场阵亡。此一阵大长宋军士气，杨延昭因功被加封为莫州团练使。杨延昭升了官，引起朝廷中某些人的嫉妒。宋真宗曾经和大臣们谈及此事，他说杨延昭远在边关，朝里没有什么熟人，全仗自己忠心勇敢取得些功名，对他眼红的人很多，不是朕保护他，他哪里会有今天？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杨六郎根本不可能是郡马，否则就不是朝中无人了。终其一生，杨六郎也没有什么太高的地位，和传说中的朝廷重臣相去甚远。宋史对他的记载，无论功过都非常简单。有关他的英雄事迹，野史多于正史，传说多于正传。1014年，杨六郎病死于边关，享年57岁。

诸葛亮是被权力欲望累死的

名利权的诱惑，可以使许多人变得面目全非。就算是像诸葛亮这样的智者，也未能幸免。

诸葛先生由逍遥于江湖的书生到主上言听计从的军师，再到位高权重的丞相大人，心智和做派变化太多太多。

孔明出山之前，淡泊名利，自在潇洒。虽有明主刘备一访再访，孔明均避而不见，立志要“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不求闻达”即是不求名利，万般不求人，才敢明知皇叔已来仍高卧草堂，翻身问童子曰：“有俗客来否？”咱不求你皇叔时，你是皇叔又奈我何？

此时孔明年龄不过二十多岁，心高气盛。到了刘备军中，被尊为军师。拿了人家的俸禄，又想逞强为主公火中取栗，成就霸业，于是就不潇洒了。

利，诸葛先生不贪，至死也没积下家财。但为建功，为求闻达于诸侯，诸葛先生对东吴之友有三气周瑜之计，对内有华容道施恩于关羽，伐曹魏压制魏延。赤壁大战是孙刘结盟之始，孔明明知战役总指挥介意刘备借此崛起，而非要处处逞强，以“草船借箭”、“借东风”等等夸张的做派激周瑜心生妒意，如此做事张狂，做人也不甚儒雅。

刘备白帝城托孤，原是安排孔明、李严两位顾命大臣辅佐后主刘禅。但是，孔明却借蜀道运粮之事废李严为庶人。

先帝临终遗言说不可重用马谡，孔明也不顾，偏要重用之，导致街亭之失。后主刘禅也成了被教训的学生：“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策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宫中府中，不宜偏私”。宫中之事，事无大小，都要向郭攸之、费祎、董允等咨询。

事无大小，都要皇帝向孔明信任的臣子汇报，刘禅这皇帝哪像个皇帝？

孔明这时变得婆婆妈妈的了，细细教训皇帝，又细细处理军中事务。凡二十军杖之责，也要自己过问。

孔明大权独揽，小权不放，最终累死在五丈原。不爱钱太爱权，也是人生悲剧。

屈原的学生宋玉为什么不跳江？

正当我们大陆面临公历6月8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吃粽子时刻，韩国甚至日本缅甸等等地方好象也都要沿江吃到纪念屈原粽子时刻，我的个人心里深头却苦苦想到了屈原身边的那一个真文人宋玉。以及宋玉从来关爱的秋晚？

民间有老话：“才比宋玉，貌若潘安”？关于春？不善题？说到秋，她却是一年将晚季节。晚是一日之迟暮。中国古代文人尤其真正有情怀文人，格外欣同，如此悲秋。今天的假文化人，不归宋玉此列？宋玉身心过于洁净。所以身边一直待有那个心灵美丽的婵娟？

比较喜欢宋玉说的话：“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登徒子则不然……”

其实，要说起来，爱国家爱民族的火热身体里面，作为无限穷苦知识文人分子的宋玉，最应该归步老师屈原后尘了。跳了一汪大江，合金一般死在悲秋活人国度深处。可是必然，宋玉明白，人微言轻。人轻身哀。跳了也白跳。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宋玉的墓莹总有三处，分别是在湖南省临澧县，湖北省宜城，河南省唐河县。我自己来到的是湖南省临澧县和湖北省宜城。这样看法，是由于宋玉老师的流放路线。屈原24年左右去职，步新蔡，走江夏，渡汉水，下洞庭，涉沅澧，至辰溆，往返求索，无所定居，终于沉江汩罗。而宋玉归步屈原后尘，以他性格眷念故土行观世势，出淮阳，踏上蔡，入唐河，进宜城……

公元1884年（清咸丰四年），安福候选道蒋明武（临澧大财主蒋光业之侄）得到知县薛湘的大力支持，遂捐出巨资重修宋玉墓。历史记得，宋玉者又名子渊湖北宜城人。世间也有称宋玉归州人氏。修复以后的宋玉墓冢高8米，长50米、宽40米。从此便有“朱光腾地底，丰碑矗墓门”的两句贺词流传至今。

公元前223年，楚国为秦所灭，宋玉也于这一年死去。为时为刻，对于宋玉这么一个亡国逐臣和落魄文人的死亡与安葬，秦大王朝的胜利者们几乎是根本无屑暇顾和打听过问的。但是一直一直，民间平头老百姓们却在一直偷偷的，关怀和应照着宋玉的生生死死？眼前这一个人间四月天发凉时份，我自己也想特别特别的看一看宋玉的古身玉体？还有宋玉那一些过往的玉思才灵？汉代初年本境有识之士为宋玉立下一块石碑，题为“楚大夫宋玉之墓”，到六朝时字讹碑残，人们误称“宋王之墓”。

宋玉曾经在他的老家湖南安福境内澧水流域或者道水河畔，差不多度过了个人的大半生？宋玉为人尚好，他与当地民风百姓不断建立出来深厚感情。我前来宋玉墓莹探望时刻，能够看到宋莹周也花山麓的百姓友人们正在为他献花贡品。从丧事可以看出当事者为人。据民间说宋玉出殡当时，宋玉棺木来到了湖南安福境内浴溪河南岸山上准备掩埋一时，风云骤变，大雨倾盆。待到大雨已去天晴时刻，人们发现放置宋玉棺木地方已经座落起一个坟堆。人们以为纯为天意？后来后人为怀念他，不断立碑筑城，更新修庙祭祖。

宋玉曾经住过的地方名宋玉城，今天还历史，又名为楚城。宋玉曾经常常观花作赋的山改为看花山。宋玉曾经放舟吟诗的湖称为放舟湖。曾经一代词苑金牌精英宋玉，默默无闻长眠于临澧浴溪河畔。时间在飞鱼一般约两千多余年过去了。岁月风霜无情地剥蚀他的残碑断碣。久而久之，连宋玉的那一个“玉”字也模糊难辨了，以致使当时便有人把宋玉墓误认为宋王墓。六朝时期无名氏一首《黄花鱼儿歌》民歌却道出了真情：“年年四月菜花黄，黄花鱼儿朝宋王。花开鱼儿来，花谢鱼儿去。只道朝宋王……”《黄花鱼儿歌》绝对又是一出秋颂唱悲的典范？这当是中国文学史上自古就有深夜怀思和秋季书怀的传统。中华此唱民间传统肇始于以《诗经》。比如《诗经陈风东门之杨》有“昏以为期，明星煌煌”；《诗经邶风终风》有“寤言不寐，愿言则怀”等等。她是朴实的国风开创了这样的传统，一直影响到后来的文人传统。她是真文人传统。此唱悲秋，一如西乐《茶花女》高角触光？滔滔晚送，一宿茶花。

依据大历史上的《汉书》（卷三十艺文志诗赋略）所存载录，作为文人宋玉，留传于世的文赋大章现存仅有14篇。它们只能可可怜怜的是：《九辩》、《招魂》（见王逸《楚辞章句》）、《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见肖统《昭明文选》）、《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见无名氏《古文苑》、《高唐对》（参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等等。

这里需要重复的是：今天的假文化人不归宋玉此列？也许罢？几乎世上识字的人尽知的一首李白的《静夜思》之夜情？这是一个多为人所关注，所吐露真情和苦闷的时间范畴。正因为夜情的隐秘性和私慈性，所以她成为了人们内心深处畅说于外的自觉选择。悲秋传统则是从宋玉《九辩》首章之开端“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这两句始确立的。从此被后世文人延续下去，成为一种重要的抒情感发母题。比如在杜甫的诗歌《秋兴》（八首）当中就得到具体而完整地体现。

宋玉的许多词中往往愿意出现秋晚的摇曳景色。这秋与这晚的这种季节与时令的有限度结合，本身格外增了阐发情感和寄托志意的空间和内质。在宋玉和后来生发的悲情词中，我们不难发现，宋玉个人将世态悲秋与人情夜思融合一起，峙器词境更加开阔深远。其词情而弥加真淳迂回，富有了极其深厚的感染力。宋玉式的悲凉之秋不是太冷？她是一种关乎内心热的鸣响？虽然外表只传世14文。但是她却是自《诗经》以后，中国宋玉诗歌独盛于楚。

尽管，在楚族强盛楚辞兴起的氛围当中，民间大诗人屈原应运而生，他写下了光芒四射的《离骚》、《天问》、《九章》等等巨章并且影响历朝。屈原后来抱憾跳水投江，仍然有民自愿为他洒下粮米。可是可惜，公元前223年宋玉在个人67岁时候秦兵攻破楚都，身为弱势文人的宋玉不济古稀之命，哭着在楚国灭亡的兵荒马乱中无声无息死去。死在了悲秋的活人国度。

死在秋创？名垂千古？宋玉在他的《九辩》当中有所谓：“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那是做为极品文人的这一种感伤情绪，进一步泻入到了诗歌圣神出口。带上了文人特有的忧患和失落。而且单在艺术上面也呈现出惊人的奇幻早熟。可比较奇怪的是，宋玉的这一种艺术上的成功熟透，似乎并没有对于我们后世文人心型造成艺术创作上的浅显提携？他们只是不厌其烦地心追手摹，他们只是冒着蹈袭的刻画险境，一遍又一遍抒写宋玉式的秋之悲凉。

宋玉曾经，只是个楚国归州乡下的一介贫士，儒雅风流，长于词赋，远走京邑。宋玉当时在友人推荐下，好不容易才谋得一个小小的文学侍从位置，以图抒展自己的抱负，想不到遭人嫉妒，不久只好失职，并被放逐到他家乡的赐地云梦之田。从此宋玉，落魄终生。几番设想着：宋玉当时被贬到云梦之田今天临澧一带时刻，他才只有30岁左右啊。飘泊异乡，生活艰辛。但是觉得宋玉意志尤为坚定，性洁志廉，写诗述怀。按照生活困苦程度，宋玉最该投河了，但他不要自死。

宋玉的心活着。不污活在晚秋。他在家乡的看花山上，写下了属于我们大民族的长篇抒情诗《九辩》用心抒发自己“失职而志不平”和“无衣裘以御冬兮”的报国志向和文心身世。

后来，湖南安福境内乡绅由蒋明试等人领头捐资，为宋玉墓培坟竖碑，修建了宋玉庙宇，并且还于庙侧建立“九辩书院”，以为激励文化后学，贡生辛登岸写有《九辩书院记》以记其事。一时，澧州一带不少官吏、文人学土写诗抒怀，后来。这些诗文大都收入《安福县志艺文》当中，宋玉在生穷困潦倒，死后也是冷落萧条。但他却给中国文坛留下了精典之作，其功劳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不可磨灭的。

关于《招魂》这篇响名大歌，晚后司马迁大公非要说她是屈原的作品。但是，东汉时代的文人王逸却在考证《楚辞章句》当中哀恳说道：“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哀怜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刺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司马迁未说屈原招谁的魂，而王逸却明确地指出是宋玉招屈原的魂，并不厌其烦地说明宋玉写《招魂》时的心态和目的。

宋玉不同老师屈原那么动不动就以跳江赴死。宋玉垂留名史的大名篇《登徒子好色赋》也写书的是一态烈性谏文。体达了宋玉在楚王面前不亢不卑，不死而立，就登徒子攻击他的所谓好色，而极力为自己清白辩护。《登徒子好色赋》全文用了犀利之笔，对于那些吃饱无事善于攻击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抓住对方空洞之点，夸大文势，不及其余。其文严密逻辑中不乏浪漫主义色彩。赋中对于美女生动细致的描写尤为出色，成为文华的一代绝唱。

宋玉阳春白雪般的诚心文品，往往只在较高的层次上流传。比如从宋玉的大笔名文《对楚王问》当中，至今仍然还可以看出，宋玉在失职前已为世俗所不容。文章先写楚王对他的责问，接着写宋玉为自己辩诬。他把自己比为最美妙的歌曲和鸟中之凤，鱼中之鲲，而把那些诽谤者比为不懂曲调的听众和“藩篱之鹤”，“尺泽之鲵”，以此说明君子和小人之间存在着志趣和行为上的根本差别，因而那一些专堆攻击宋玉的所谓“社会舆论”和“生活作风”实在是莫须有的无稽之谈。文坛上那些无能文人比较有趣，从“生活作风”整人，成为一招见灵的杀手锏？

宋玉的才情确实足可叫人整的？比如，他书写和留世的《大言赋》《小言赋》记载了宋玉、唐勒、景差和襄王之间的游历活动。宋玉以其聪慧智识才压唐勒景差：他所言之大，夸张得无边无际，无法言状。他所言之小，想象到无条无影，无可捉摸。宋玉才情，当时尤其深得襄王大加赏识，因此宋玉还获得了楚襄王赏赐的云梦之田。宋玉其他大作文笔犹如《笛赋》《讽赋》《钓赋》《舞赋》以及《高唐对》等等篇章，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巨作艺能特点。只是后世不善提及，而只有议诸篇有名而已。

宋玉专才，隽才善文，不可一世。他的文字作品在中国大文学史上一直占有着崇高无比地位。就连对宋玉一屑的汉代司马迁只好也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当中说古：“屈原既死之后，独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今天回首，我们从宋玉留存的文学作品看来，似乎从未有过薄德求荣之感。两千多年以来除了被王权删挥男身的司马迁，历朝历代文苑大师还好象从来没有过对宋玉方面有过不利微词。不明白司马史太公是怎么想的？

这里需要重复认真说的是：除了被王权删挥男身的司马迁，历朝历代文苑大师还好象从来没有过对宋玉方面有过不利微词。正如《襄阳耆旧记》（卷一）记载：“玉识音而善文，襄王好乐爱赋，既美其才而憎之似屈原也。”司马相如在书写《子虚》《上林》等等赋文时刻，也尚需摹仿宋玉《高唐赋》华彩。为此刘绍说道：“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李白也夸奖说益：“屈宋长逝，无堪与言。”杜甫更有诗赞曰：“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窍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晚唐的李群玉更是自称：“宗师屈宋”。

对于宋玉的文才情气，宋代的欧阳修大笔一挥甚至循护说道：“宋玉比屈原有出兰之色。”明代陈第也在《屈原古音义》当中写道：“宋玉之作，纤丽而新，悲痛而婉，体制颇沿于其师，讽刺有补于其国，亦屈原之亚流也”。大文人王夫之评价宋玉直言说：“故嗣三闾之音者，唯玉一人而已”等等。中国文坛上历来以屈宋并称，历代文苑泰斗无不被宋玉的人品才干折服，而且尽把他尊为师表乃至引为楷模。如此奉唯不会投江自溢的宋玉，或者也许是一种文人幻梦幻真的曲高和寡吧？

刘勰在《文心雕龙》当中也对宋玉评价极高：“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自对问以后，东方塑效而广之，名为《客难》。托古慰老，疏而有辩。”（《杂文篇》）“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才篇》），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更称宋玉为“风流儒雅亦吾师”。今天，所谓文人秋晚也属宋玉一脉。而且今天宋玉的今天形象已经成为一种书生节气专属意向。我有一点点想着？日后如果再吃投端五粽子那一刻，也为了贫白和有骨的宋玉献上几粒糯米？拍浪江上，端五一刻，宋玉安息。

宋玉的心活着。不污活在晚秋。他在家乡的看花山上，写下了属于我们大民族的长篇抒情诗《九辩》等等理想大篇。宋玉用心抒发自己“失职而志不平”和“无衣裘以御冬兮”的报国志向和文心身世。宋玉不跳大江，不随春水漂去。

佩服宋玉心理的大大明白，人微言轻。人轻身哀。跳了江，也白跳。

第五章　人物传奇

李世民究竟用什么办法杜绝了贪污犯

读唐史的时候，曾经想象这样一个场面：

高考前夕，一文科班历史老师给学生大串讲，其间搞了个课堂提问。老师给出一段历史事实，让同学们说出发生在什么社会制度下的什么朝代。其中老师给出了这么一段资料：

那时候，政通人和，民风淳朴。官员清正廉洁，杜绝了腐败现象，全国没有一个贪污犯。百姓安居乐业，粮食丰沛，堆积如山。社会安定，没有小偷小摸，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个别人犯了死罪，临刑前放回家处理后事，处理完后主动回来接受处罚。外出旅游，不用带钱，也不用带饭，公园全部免费，走到哪里都有人接待管饭。

老师给出事实后，让一同学站起来回答。该同学回答说：共产主义？老师听了，笑着说：再想想。同学沉吟再三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60-63年？搞得同学哄堂大笑。老师也笑了：坐下吧，以后不带这么讽刺人的！60年代初明明是三年自然灾害嘛。

当然，这一问题的准确答案是唐代的贞观之治。但是，与这个正确的答案相比，我更喜欢那位同学的回答。因为，我感到贞观之治所描写的情况并不一定是真实的。然而，翻阅《新唐书》和《旧唐书》，你又不能不相信它的真实性。无论如何，贞观之治都是一个奇迹。人们有理由向往那个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贞观时代，就是中国古代的共产主义。它创造的历史，史无前例，无与伦比，值得玩味。

譬如，那个时代，全国基本上杜绝了贪污犯；而现在，提起反腐倡廉，似乎查处的干部数量越多、级别越高，成绩越大，效果越好。

譬如，那个时代，全国一年，被判死刑的人，只有29个人；而现在，这个数字，不是全国，而是一个省。

譬如，那个时代，有个叫魏征的干部，1个人便提“不同意见”200多条，10000多字，仅朝廷就设专门提反对意见的专职干部达30多个；而后来，后来的情况不提也罢。

譬如，那个时代，仅唐太宗就5次下达诏书，在全国范围内科考和选拔有才能的干部，而现在，多少莘莘学子就业都找不到门路。

总之，贞观时代是一个令人向往，又难以企及的时代。说它令人向往，是因为它的历史真实，近似于共产主义的美好愿景；说它难以企及，是因为直到现在，也没有人真正达到它所达到的境界。

这一切，实现起来看似比登天还难，其实，又是非常之简单。一切都因为，那个时代，有一个叫李世民的人；一切都源于，李世民这个人深谙某些看似普通实则并不普通的基本道理。

那时候，大唐帝国的最高处，闪耀的不是李世民的画像，矗立李世民心海的是三面高悬的明镜——

铜镜——用来正衣冠！

古镜——用来知兴替！

人镜——用来知得失！

那时候，李世民知晓这样一个基本关系：人民是水，人君是舟。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也就是说，老百姓高兴了，可以载着你在水里玩；如果把他们惹急了，他们便掀起大浪把你打翻到水里。因此，他小心翼翼地伺候那些拉纤的人。

那时候，李世民深深地懂得，民是国之本，民以食为天。说一千道一万，不如让老百姓吃上饭。因此，他“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使人民衣食有余，提前进入了“大米+牛肉”的“共产主义”好时候。

那时候，李世民还知道，人才是富民强国的关键。于是，他不拘一格选拔人才。魏征——原来是死敌的手下，他不计前嫌，重用；尉迟恭——曾经是一介俘虏，他不分来路，重用；长孙无忌——曾在玄武门之变中立下大功，本该重用，但因为是自己的大舅子，不能重用！

上述措施，毫无疑问都非常重要，但是，达到天下大治的理想目标，最关键的还在李世民坚持了八个大字：

修明法律，以法治国。

李世民以法治国，主要依靠三大理念：1、法律是国家的，国法大于王权。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庶民同罪。3、人死不能复生，刑罚慎用重典。

封建社会，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所谓朕即国家，王权大于国法，一切都由皇帝说了算，皇帝想干啥就干啥，想杀谁就杀谁。然而，在李世民执政的时代，至少不全部是这样。他十分重视法制建设，认为国法应该大于王权。

贞观十一年，在李世民的亲自领导下，在隋朝《开皇律》的基础上，修订完成新的法律——《唐律》。新法颁布后，李世民说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不论什么人，都要守法，没有任何例外。”

这段话，非常明确地阐述了法律与王权的关系，把国家法律摆在首要位置。这在“家天下”的封建社会，实在是难能可贵。

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虽然身为皇帝，处于万人之上，理论上拥有生杀大权，但李世民非常慎重地对待手中的权力，自觉做到“不杀人，不偷盗，不强奸妇女”，成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好皇帝。当然，战争年代和玄武门之变，他杀过人，而且杀了不少人，那是例外，也是夺取政权的需要。

遇到司法问题，李世民绝不一个人说了算，更不搞打招呼，写条子，影响有关部门办案。

有一次，因为在一批案件审理的理念问题上，李世民和大理寺官员发生分歧，产生激烈冲突，最后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想法，重新回到法律轨道上来。

贞观之初，李世民为了网络天下优秀人才，下诏让文武大臣和地方官员向朝廷推荐优秀年轻干部。结果，在举荐的人中，存在一些弄虚作假现象，有的更改年龄，有的伪造“学历”，还有的编造经历。李世民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震怒。他下令，凡是弄虚作假的，务必抓紧自首，超过规定时间不自首的，一律砍头。

命令下达后，有的害怕了，赶紧去自首。有的承认自己并不是毕业于国家承认的高等学府，而是毕业于野鸡大学；也有的承认自己修改了年龄，主要是因为无法测量骨龄等等。但是，也有一些胆子比较大的，并没有主动自首，而是试图侥幸过关。李世民责成大理寺严查严办，结果还真查出一批不听招呼的。

案犯查出来了。怎么办？

李世民说，我不是早说了吗，砍头！

大理寺官员戴胄说，你那是气头上说的，不能算数。

李世民问，我说了不算数，谁说了算数？

戴胄说，法律。

李世民说，我已经说出去了，必须维护我的尊严。

戴胄说，我要维护法律的尊严。

李世民说，那你落了个依法办事的好名声，我却落个说话不算数的坏名声。不行，我说砍头就砍头。

戴胄说，如果按你的说法砍头，那么，你以前说过的“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不论什么人，都要守法，没有任何例外。”还算数不？

戴胄这一招果然厉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将了李世民一军，顿时让他无言以对。

李世民沉思片刻，转怒为喜：你做得对，I服了YOU！

李世民不仅自己遵纪守法，严格执法，而且要求周围其他人如此为之。也就是说，他不仅管好自己，而且管好老婆孩子亲戚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这些人如果违反了法律，与民同罪，绝不徇私情。

新法颁布后，正赶上李世民的一个老部下触犯了法律。这对新法是个考验，对李世民也是一个考验。

这个老部下名叫高甑生，原来是秦王府里的人，属于李世民的“嫡系部队”。

李世民派李靖率大军讨伐吐谷浑，而高甑生便在李靖的手下。高甑生这个人，自以为是李世民的旧部，有过功劳，因此没拿李靖当个干部，也没拿李靖的命令当回事儿，结果贻误了军期，李靖准备按照军法治罪。但高甑生根本不认罪。

高甑生不仅不认罪，反而心生邪念，向李世民状告李靖，说李靖谋反。

李世民派人追查，发现所谓李靖谋反，纯粹是高甑生诬告，根本没有这件事儿，当即下令，要治高甑生的罪，“贻误军期+诬告他人”，这罪名可不轻快。

高甑生见真要办他，赶紧托人向李世民求情，希望能法外施恩。求情者的用词格外动情，一般人估计会被打动。他们说，高甑生是秦王府的人，以前立过大功，即便真的犯了法，也应该宽大为怀。

这些人会用词，没想到李世民更会用，他只用两句话，便把事情说得明明白白。

李世民说：你以前有功，我记着呢，但功是功，过是过。

你以前是秦王府里的人，这没错，但你犯了大唐帝国的法律，我现在是按大唐律法治你的罪！

看看，条理多么清晰！

就这样，高甑生被依法办了。

连李世民的老部下，老亲信都给办了，以后谁还敢轻易违法乱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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