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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刘东翟奎凤选编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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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文存试读：

梁启超文存

清华国学书系·梁启超文存总序

晚近以来，怀旧的心理在悄悄积聚，而有关民国史的各种著作，也渐次成为热门的读物。——此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是在蓦然回望时发现：那尽管是个国步艰难的年代，却由于新旧、中西的激荡，也由于爱国、救世的热望，更由于文化传承的尚未中断，所以在文化上并不是空白，其创造的成果反而相当丰富，既涌现了制订规则的大师，也为后来的发展开辟了路径。

此外还应当看到，这种油然而生的怀旧情愫，又并非只意味着“向后看”。正如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中所说：“怀旧不永远是关于过去的；怀旧可能是回顾性的，但是也可能是前瞻性的”。——由此也就启发了我们：在中华文明正走向伟大复兴、正祈望再造辉煌的当下，这种对过往史料的重新整理，和对过往历程的从头叙述，都典型地展现了坚定向前的民族意志。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院早期既昙花一现、又光华四射的历程，就越发引起了世人的瞩目。简直令人惊异的是，一个仅存在过四年的学府，竟能拥有像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宓这样的导师，拥有像梁漱溟、林志钧、马衡、钢和泰及赵万里、浦江清、蒋善国这样的教师，乃至拥有像王力、姜亮夫、陆侃如、姚名达、谢国祯、吴其昌、高亨、刘盼遂、徐中舒这样的学生……而且，无论是遭逢外乱还是内耗，这个如流星般闪过的学府，以及它的一位导师为另一位导师所写的、如今已是斑驳残损的碑文内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在激励后学们去保持操守、护持文化和求索真理，就算不必把这一切全都看成神话，但它们至少也是不可多得的佳话吧？

可惜在相形之下，虽说是久负如此盛名，但外间对本院历史的了解，总体说来还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对其各位导师、其他教师和众多弟子的总体成就，更是缺少全面深入的把握。缘此，本院自恢复的那一天起，便大规模地启动了“院史工程”，冀能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最终以每人一卷的形式，和盘托出院友们的著作精选，以作为永久性的追思缅怀，同时也对本院早期的学术成就，进行一次总体性的壮观检阅。

就此的具体设想是，这样的一项“院史工程”，将会对如下四组接续的梯队，进行总览性的整理研究：其一，本院久负盛名的导师，他们无论道德还是文章，都将长久地垂范于学界；其二，曾以各种形式协助过上述导师、后来也卓然成家的早期教师，此一群体以往较少为外间所知；其三，数量更为庞大、很多都成为学界中坚的国学院弟子，他们更属于本院的骄傲；其四，等上述工作完成以后，如果我们行有余力，还将涉及某些曾经追随在梁、王、陈周围的广义上的学生，以及后来在清华完成教育、并为国学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其他学者。

敢有丝毫的懈怠，而如今分批编出的这些“文存”，以及印在其前的各篇专门导论，也都凝聚了他们的辛劳和心血。此外，本套丛书的编辑，也得到了多方的鼎力支持；而各位院友的亲朋、故旧和弟子，也都无私地提供了珍贵的素材，这让我们长久地铭感在心。

为了最终完成这项任务，我们还在不停地努力着。因为我们深知，只有把每位院友的学术成就，全都搜集整理出来献给公众，本院的早期风貌才会更加逼真地再现，而其间的很多已被遗忘的经验，也才有可能有助于我们乃至后人，去一步一步地重塑昔日之辉煌。在这个意义上，这套书不仅会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也会是一块永久性的群英纪念碑。——形象一点地说，我们现在每完成了一本书，都是在为这块丰碑增添石材，而等全部的石块都叠立在一起，它们就会以一格格的浮雕形式，在美丽的清华园里，竖立起一堵厚重的“国学墙”，供同学们来此兴高采烈地指认：你看这是哪一位大师，那又是哪一位前贤……我们还憧憬着：待到全部文稿杀青的时候，在这堵作为学术圣地的“国学墙”之前，历史的时间就会浓缩为文化的空间，而眼下正熙熙攘攘的学人们，心灵上也就多了一个安顿休憩之处。——当然也正因为那样，如此一个令人入定与出神的所在，也就必会是恢复不久的清华国学院的重新出发之处，是我们通过紧张而激越的思考，去再造“中国文化之现代形态”的地方。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2012年3月16日凡例凡例一、本文存收录梁任公1919年至1928年10年间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著述和有代表性的讲演文稿。

二、本文存对不超过两万字的重头文章大多照收，对两万字以上的长篇大作则进行节选，并对其背景和内容简要说明，俾使读者能假此“一卷本”窥得任公后期著作全貌。

三、文存中所录著述和讲演见于《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系年参改李国俊编《梁启超著述系年》（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四、文存末所附“梁任公生平大事记”参改丁文江、赵丰田编，欧阳哲生整理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所论年龄皆为虚岁。

五、编录次序大体按写作时间先后排列。如有写作时间不明者，则以发表时间为据。

六、《饮冰室合集》原为竖排繁体，故多以“左”“右”言上下文关系，现依原书体例，仍保留之。如原文“右《湘君》”，意为上文所引《湘君》。

七、文存中拟改之字以［］表示，拟增之字以〈〉表示。又，对明显错字予以纠正。晚清民国时期的特殊用字，如现之“哪里”当时作“那里”，皆存原貌。

八、凡原文只有句读或无断句者，均代为标点；凡已用新式标点者，与现代标点符号使用规范不符且不害其义者，如“……等”，大体保留原样。

未竟的后期 ——《欧游心影录》之后的梁启超刘东

中的暗示来猜度和评判全书结局的书斋型学者，而和盘托出自己身为作家的实际体会：其实任何真正写过小说的人都知道，根本就不可能从一开头就完全封闭住自己的故事，就算曹雪芹也绝不会例外！

的确，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不断谋划和重新设计的过程，并且正因为如此，它才会体现为向着可能世界不断敞开的过程。——而在这种不断重赋生命以意义的开放过程中，作为历史主体的发展中的个人，又主要受到了两种因素的制约：其一是跟外来环境和社会条件的牵连与互动，由此而决定了个人生命中的偶然和经验内容；其二则是受到了先天禀赋与价值理想的驱动，由此而显示出这个小小的“块肉”对于历史决定论的抵抗，否则人生就完全是一场随波逐流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太过固执还是太过善变——比如正像我们常能从身边看到的，要么就去把某个很有时代局限的招牌式怪论，不厌其烦地重复到“公认笑柄”的地步，要么就车轮般地把十八般思想武艺全都戏耍一过，捎带着也把凡是自己持有过的立场全都戏弄一遍——当然都是不合乎中庸之道的，或者说，都是把持不住自己和缺乏人生智慧的表现。

上面的几句随手小引，听起来当然并不费解。不过如果我们再深钻进去，却能从中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它涉及在同时充满连续性和断裂性的人生旅程中，究竟如何担负起对于我们自身的责任。一方面，似乎不成问题的是，我们必须努力去保持某种内在的延续，因为正是那延续性本身，才构成了自我认同的基础，以及外部识别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看来即使对于独立的个体而言，任何新的意义创造行为，也只能基于对于过去经历的激活。可另一方面，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我们往往又必须狠下心来学会舍弃，而且如果必要的话，就需要既能舍弃已有的功业与名声，也能舍弃以往的招牌式论点，——那些东西当然代表过你的生命实现，可如今却已是你实现生命潜能的魔障，正如曼杰尔斯塔姆在诗中所吟：“已经说出的话，并非出自我的嘴/而是从土里挖出来的、如同石化的麦粒。”

而这样一来，话题就变得新颖和刺激多了！事实上，虽然人人都学会了跟着去说“生而自由”，然而恰恰在一个人呱呱坠地之时，生命对于他来说才最是必然！此时此刻，由于生命本身张力的弱小，几乎构成其主体内容的一切，都要视周遭的偶然环境而定，包括他的母语和母文化，他的开蒙老师和启蒙教本，以及他后来学着思考问题时，所首次对准的对象、采取的角度、获得的灵感和抓到的机遇。——当然，话又说回来，唯独上述的种种主体努力本身，可以意味着从必然向自由的挣扎；惜乎不无矛盾的是，此后的复杂困境偏又表现在：他居然要既背负和拖累着这些，又利用和驾驭着这些，来从某种程度上谋求解脱与拓宽。换句话说，对于在另一方面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个人而言，最为反讽和吊诡的是，在其打从落生便已开始的主体扩张中，他所感受到的“不自由”居然还要包括：往往必须做出“破茧”式的突破，或者“壮士断腕”式的割舍，来克服自家生命扩张的某些阶段性成就，哪怕它曾为自己博取过广泛的喝彩，——以免它完全异化成了佛家意义上的“业障”，阻碍自己再去攀越更高的境界。

得，这位以“变法”而名家的英雄，在其慨然从政的早岁，就已然对因时因地的观念变化，发出过这样的自觉和自许——“语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又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梁启超：《自由书·善变之豪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8页。。而到了他转而治学的后期，他又以下面那种鲜明的对比，在当年两位主要的变法人物之间，继续拉开“善变”与“不变”之间的距离或反差——“启超与康有为有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为之学，在今日可以论定。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9—90页。。由此我们也就看到了，这位历史人物确乎是终其一生，都从不惮于公开地承认：自己主要的特点恰在于“善变”。而也正因为如此，本文就可以从分析他这种“善变”入手。

一旦说到他的这种“善变”，我们又不免想起，曾经有论者屈指历数过——梁启超一生有过十次较大的转变。

当然，现在再来细读这所谓“十变”，却可以发现至少最后两次，在时间上大致是重合在一起的：第九，弃政从学。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日，梁启超曾表示今后将脱离政治，期“以言论之力，能有所贡献于万一”，但不久即投入反袁斗争。次年七月六日，梁又表示今后当“献身于教育”，以为“报国之途”，然未几即自食其言，入段祺瑞内阁任财政总长。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梁启超第三次宣称：“吾自觉欲效忠于国家社会，毋宁以全力尽瘁于著述。为能尽吾天职，故毅然中止政治生涯。”这一次，诺言兑现了。从年底赴欧游历，直至最后病逝，梁启超始终孜孜于著述和教育事业，未入政界做官。

第十，从传播西学，提倡新知，变为鼓吹“东方文明”，复归“儒家哲学”。一九二年十一月，梁启超与康有为争辩时曾说：“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然而，一九一九年在欧洲转了一圈回国之后，他便大叫“科学破产”，主张以“孔、老、墨三位大圣”和“东方文明”，去“调剂”西洋物质文明，去救几万万欧洲人的命。与此同时，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梁启超又成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论敌。李华兴：《近代中国的风云与梁启超的变幻》，《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不过，上述那种不够清晰的阶段划分，反而给了本文一点方便，使我们可以把他发生后两次变化的时间，也就是他最后所享的那近二十年，定义为梁启超生命的“后期”。——而我们在此想要着重论说的，也正是他的这个最后的岁月。

命，忽言破坏’，‘一人而持二说，首鼠两端’。章太炎指责他‘始言革命，终言立宪，浮夸转变’。《民报》载文骂他是‘蝙蝠名士’、‘反复小人’。严复批评他屡易宗旨，种祸无穷，是亡清二百六十年社稷的罪人。曾经热烈赞扬梁启超的黄遵宪，隔了两年也责怪他‘言屡易端，难于见信’。康有为则十分恼火地批评他‘流质易变’”李华兴：《从梁启超的“自我交战”到学术界的各种争论》，《中国近代思想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12页。。此外，郑振铎也在梁启超过世那年，对此做出了大同小异的、尽管是悬置了可否的描述：“任公最为人所恭维的——或者可以说，最为人所诟病的——一点是‘善变’。无论在学问上，在政治活动上，在文学的作风上都是如此。”郑振铎：《梁任公先生》，夏晓虹辑：《追忆梁启超》（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3页。

可另一方面，一旦到了据说应当可以“盖棺论定”的身后，我们却又看到，偏偏是梁启超生命历程中太多的变化，尤其是那种让人目眩的转折，反而更容易让思想史家们见猎心喜，从而为之聚讼纷纭。因为，如此频繁的角色变异，和如此戏剧性的陡转，既提供了足够的起承转合，好让研究家们去沿着传主的平生，来构造自然天成的章节划分，也提供了足够的阅读悬念，好让研究家们去进行广阔的发挥，来寻绎那些惊人行为背后的深层动机。——也正因为这样，也就不难料想，几乎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围绕这位历史人物中的种种转变，准会形成林林总总的学术解释，准会兴起学术界的一大热门，甚至准会导致一种专门的学术传统。

大家都知道，在这样的解释传统中，其最富创意的始作俑者，和最炫目的灵感源头，就要数大汉学家列文森率先针对梁启超的写作活动了。参阅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刘伟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不过，沿着前文中给出的分析，却也不难想象，恐怕首先吊起列文森之写作胃口的，恰正是梁启超生平中的这种频繁变化。——否则，这位梁启超研究的西方开创者，又岂能如此方便地联想到，刚好可以把这位传主的生命周期，如此凑巧地整个套进黑格尔式的“正、反、合”的叙事模式中，从而复述出一个先从传统出走、后又碰壁还乡的老套故事？当然反过来说，这样的一种深层理解，也就注定要从写作动机方面，探掘出列文森笔下的那种“三拍子”舞步，一定会表现为“以西格中”型的，甚至一定会表现为“请君入瓮”型的。

境；而对于梁启超本人来说，尤其是到了他的那个后期，此种内热毋宁说来自两种甚至多种价值理性之间，而绝非来自“理性”与“情感”之间，——或者用马克斯·韦伯的术语来形容，那要属于更复杂难断的“诸神之争”，而绝非循着文化绝对主义的简单立场，就可以随随便便给解释开的。

此外，大家也都知道，在“中国研究”的写作进程中，张灏上述著作的主要立意，正好迎合了第三代汉学家的主旨，所以也就代表了新一代学人对于列文森范式的反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当然可以说，他的研究是大大得益于当时的治学风气。不过，话也要说回来，正如我早就指出过的那样，这种研究范式本身又是有利有弊的。笔者早在十几年前即撰文指出：“即使第三代汉学家已经希望‘在中国发现历史’，其要旨也仅限于去追问这种历史中的潜在活力究竟是否有助于打破中国传统社会的内在结构，故此他们的研究结论仍与中国的事实有相当的隔膜。这种隔膜表现在两方面：其一，若就整理未被西方文明撞碎之前的中国传统而言，由于人们只企图发现在中国文化从总体上受到‘创造性破坏’时到底还有哪些文明碎片又足以被‘创造性转化’，所以他们就无法看出在过去的文明系统中应其自身结构要求而发育出来的种种文化因子的原有功能；其二，若就认识中国历史的现代进程而言，也由于人们刻意要去反拨老一代汉学家的‘冲击—回应’模式，牵强附会地企图在中华文明内部勾勒出一种‘现代化指向’，反而矫枉过正地过低估价了最近一百多年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力度。”（刘东：《试论中国文化类型的形成》，《刘东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16—117页。）不无难堪的是，以往列文森从强调“断裂性”的范式出发时，总还能把梁启超的后期纳入自己的叙述框架；而现在由于第三代范式的自身局限，张灏从强调“连续性”的范式出发，虽然一方面成功地勾勒了在“本土传统—新民说—毛主义”之间的连续关系，另一方面却轻轻地略过了梁启超本人的后期，似乎这位活生生的人物在贡献出了著名的“新民说”之后，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可以不屑一顾和不置一词了。由此一来，宏观的历史倒是显得有点“连续”了，只可惜同样作为历史的梁启超本人的生平，却又显得相当“断裂”和零散了。

成现代化，那么，他们就足以说服哪怕是最激烈反传统的人，因为这些人本来最急于追问的就只是‘中国还能得到什么’。不过，如果‘创造性转化’是参照着‘中国—西方’的坐标系进行，问题便因涉及到价值关怀而大大复杂化了：即使采用这种范式的学者确实指明了一条通往现代化的现实进径，他们也并不足以说服坚守中国文化本位的新儒家，因为这个学派首先要求解答的是‘中国不应当失去什么’。……毕竟，那是属于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在那个层面里，传统完全有理由被价值理念化，故此决不可以被当做过完河便不妨拆掉的桥，而应被视为须臾不可稍离的安身立命之本；而且，即使有一天全部的传统都被在现实层面碾得粉碎，这种对传统的价值理想也完全可以合法地传承下去，而决不会被任何文字上的论述证伪。”刘东：《“创造性转化”的范围与限制》，《刘东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39页。沿着这种辨析也就可以看到，其实黄宗智笔下的所谓“连续性”，还只是在要求作为“异教”的文化资源，去主动改扮自己以便跟西方发生某种表面上的“连续”而已。

如果再把眼界放宽开来，还可以发现同样的理解困难，又表现在由王鲁湘所主持的电视节目——《回望梁启超》中。这套长长的电视节目共有五集，使我不得不耐着性子守到最后，才发现它在轰轰烈烈地讲完“戊戌变法”、“再造共和”、“巴黎和会”这几台大戏之后，竟只是虎头蛇尾地、马马虎虎地搪塞了几段主人公的有趣轶事，就把梁启超的后期给整个地打发了过去，——而那偏巧又正是他活跃于早期清华国学院的那段时光！

这就使我不免心生遗憾：这位老朋友怎么就没想到来我这里采访一下？不然的话，我会对着凤凰卫视的镜头，明确而笃定地对观众们讲：梁启超的后期曾经是何等辉煌，而且本来还有可能更加辉煌！

事实上，在阅读早期清华国学院的相关史料时，正是那些二手材料中围绕着晚年梁启超的种种误解，才促动我迅即列出了本文的提纲，而这刚好也是自己到清华后所构思的第一篇文章。为了去澄清已被迷雾笼罩的相关史实，也为了给正待复建的这个机构定下一个调子，我不觉把焦点对准了梁启超的后期，也逐渐把他对于《欧游心影录》的写作，看作他朝向此一时期的关键转捩点。——我们看到，正是在这本至关紧要的书中，借助于他刚刚拓展的世界性眼光，梁启超已经得以在深度的价值观念方面，明确获得了文化相对主义的转折，从而不再笼统地把西方的每一步发展，无论是否理解和能否接受，都看成无可替代的历史趋势，而是深入细部和充满分析地看到，实际上就连表现出强势的西方自身，也都是各种价值的矛盾综合体：凡一个人，若是有两种矛盾的思想在胸中交战，最是苦痛不过的事。社会思潮，何独不然？近代的欧洲，新思想和旧思想矛盾，不消说了。

和是调和不来。种种怀疑，种种失望，都是为此。他们有句话叫做“世纪末”。这句话的意味，从狭义的解释，就像一年将近除夕，大小帐［账］务逼着要清算，却是头绪纷繁，不知从何算起。从广义解释，就是世界末日，文明灭绝的时候快到了。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4—15页。看来，以梁启超这种经常发生“自我交战”的性格，去体会如此多元杂糅的、非本质主义的、充满内在冲突的西方世界，那是再合适不过了。而又正是借助于这种体会，他才更自觉地进入了其生命的后期。——发人深省的是，借助于长年办报所获得的西学通识，和亲身游历而打下的第一手经验，恐怕再没有别的什么地方，能像当时充满寒冷与饥饿的巴黎，更适于他的这种思考，令他恰可从此处蓦然回望，而对于自幼谙熟的本土价值体系，有了充满惊喜的重新省悟。进一步说，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大家读到后边自会发现，他还并未停留在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上，——也就是说，他不光是摆脱了半殖民地国家人民最容易产生的文化自卑，以及由此导致的“全盘西化”的目标，还同时突破了后发现代化社会最容易陷入的、仅仅为一个民族国家去“寻富求强”的情结，而升入了面向整个世界的、承担着人类共同未来的交互文化使命。

行文至此，再来回顾梁启超的“善变”性格，就不难向他投以同情的理解了。站在这种高度上，人们不仅有可能去同情他的这种“善变”，甚至有可能去羡慕他的这种“能悔”。——这哪里像以往人们指责他的那样，是什么“反复无常”和“食言而肥”？这根本就是自然而良性地在跟环境互动，根本就属于“虚怀若谷”和“从善如流”！说到这里，又使我们油然记起他的另一篇名文来了：“悔改之与自信，反对之两极端也。……凡人之行事，善不善，合于公理不合于公理，彼各人之良心，常自告语之，非可以假借者也。是故昔不知其为善而弃之，昔不知其为恶而蹈之，或虽知之而偶不及检，遂从而弃之蹈之，及其既悟也，既悔也，则幡然自新焉，是之谓君子之悔。若乃前既已明知之矣，躬行之矣，而牵于薄俗，怵于利害，溺于私欲，忽然弃去，艾己尤人，是之谓小人之悔。君子之悔，其既悔既改也，常泰然若释重负，神明安恬；小人之悔，其既悔既改也，常腼然若背有芒，夜夜忐忑。君子之悔，一悔而不复再悔；小人之悔，且又将有大悔之在其后也。然则真能悔者，必真能不退转者也。何也？悔也者，进步之谓也，非退步之谓也。”梁启超：《自由书·说悔》，《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6—77页。至少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善变”和“能悔”的品格，也就没有了梁启超这位独特的历史人物，而由此他那段历史也就会失色不少。

前面已经说过，梁启超之“善变”和“能悔”的一生，使得他的生平似乎天然就“适于”被当做某种学术性的题目，——不是被截取了这段去套进这样的叙事结构，就是被截取了那段去套进那样的叙事结构，而关键只看要服务于什么样的既定目的。

影录》来做的文章，被发表到了《光明日报》的版面上，而两者在时间上仅仅相差一天。——只不过，这篇文字的主要用心，却是要拿梁启超的这篇西方游记，来对照他此前所写的另一篇西方游记，即写于1904年的《新大陆游记》，以重新得出以往那种基于误解的批评：梁氏在短短十余年间发表两种极端之论，给人以荒诞印象，是因为他在尚未厘清前一论题时，便匆忙转向后一论题，更没有来得及对二者加以必要的整合。这当然是梁氏个人学术性格所致，但也是20世纪的中国及东亚社会面临文化转型的多重性所致——作为“后发展”的中国，以经济层面的工业化和政治层面的民主化为基本内容的现代化尚任重道远之际，早已完成现代化任务的西方世界面临的“后现代”问题，通过种种渠道朝着中国纷至沓来。这样，中国人（特别是知识精英）一方面要扬弃东亚固有的“前现代性”，以谋求文化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又要克服主要由西方智慧导致的现代文明病，此刻，以原始综合为特征的东亚智慧又显现出其“后现代功能”。冯天瑜：《剪不断，理还乱：从梁启超对中国文化两极评断说开去》，《光明日报》2010年8月24日。幸亏我们预先在前文中，对于梁启超的这种突出性格，已经提前给出了较为精细的分析与评估！不然若光看上面的引文，还真不知他当年有多么爱走极端！

而说到这里，也就有必要再提示一下，其实在整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梁启超都还另有一种突出的风貌，那就是特别强调调适与调和——“世界上万事之现象，不外两大主义：一曰保守，二曰进取。人之运用此两主义者，或偏取甲，或偏取乙，或两者并起而相冲突，或两者并存而相调和。偏取其一，未有能立者也。有冲突则必有调和。冲突者，调和之先驱也。善调和者，斯为伟大国民，盎格鲁撒逊人种是也……故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页。。此外，也正因为他的这种特点，才正如笔者刚刚又从另一个角度去追述的——“海外的后列文森时代的梁启超研究，从张灏到黄宗智再到黄克武，都正是抓住了梁启超在思想上寻求平衡的特点，来凸显和张扬他力图在传统与现代、保守与革新、启蒙与转化、儒家与自由、中学与西学、甚至中学与东学之间所实现的种种调和”刘东：《国学：六种视角与六重定义》，《审问与明辨：清末民国的“国学”话语》，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

看作对于潜在正面传统价值的激活一样，虽说梁启超也是从一开始就大声疾呼自由，然而即使只是由于康有为的浓重影响，他也须臾不可能忘怀来自本土的对于“天下大同”的更高吁求。——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会看到，即使是在他那篇被说成是“洋溢着对中国固有传统的批判精神”冯天瑜：《剪不断，理还乱：从梁启超对中国文化两极评断说开去》，《光明日报》2010年8月24日。的《新大陆游记》中，梁启超也照样对自由竞争的消极社会后果，感到了触目惊心和匪夷所思：天下最繁盛者宜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殆亦莫如纽约。……杜诗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吾于纽约亲见之矣。据社会主义家所统计，美国全国之总财产，其十分之七，属于彼二十万之富人所有；其十分之三，属于此七千九百八十万之贫民所有。故美国之富人则诚富矣，而所谓富族阶级，不过居总人口四百分之一。……岂不异哉，岂不异哉！梁启超：《新大陆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8—39页。这哪里是简单化和戏剧化的“一边倒”呢？——事实上，正如早有论者指出过的，梁启超在他的《新大陆游记》中，不仅指出了一个“黑暗的纽约”，还具体描绘了其三大黑暗之处：“黑暗情形之一是贫民窟的非人生活。贫民居住的地方，交通、住房、生活和卫生条件都极差。由此导致的严重后果是贫民区人口死亡率很高……黑暗情形之二是与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现象相伴而生的所谓‘智者愈智，愚者愈愚’的现象……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资本家阶级与体力劳动者的严重对立，工人在资本家的支配下，被完全束缚于机器，智力的发展受到极大的妨碍……黑暗情形之三是妇女中的贵贱之别及妇女地位的普遍低下……美国号称最尊女权，然亦表面上一佳话耳。实则纽约之妇女，其尊严娇贵者固十之一，其穷苦下贱者乃十之九。……卖淫业者之数殆逾三万，其号称良家而有桑濮之行者且遍地皆是也，此亦纽约黑暗之一大端也。”宋德华：《〈新大陆游记〉与梁启超的美国观》，《暨南学报》1995年第3期。

由此，也就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出，对于西方文化的这种将信将疑，在梁启超那里绝不是“一日之寒”。而凡此种种的困扰，也正乃他走向第二部游记的心理基础。虽则说，此后国内复杂语境的某个突出侧面，也许会使他暂时无暇发展内心的某些保留和迟疑，但在那段历史中也同样看不到任何理由，还能把他那种复杂缠绕的问题意识给消解掉。——直到有一天，他终于又能哪怕暂时脱离开国内的纷乱，而得以在一个较为单纯的环境中，去重新摊开和清理久藏于心中的那团乱麻。基于这样的同情式理解，我们便不难想象，《欧游心影录》简直要呼之欲出了！不过，还是让我们接着再寻思一下，看看到底能找到多少种原因，来解释他在第二部游记中所显示的所谓“陡转”。

阳有时从层云叠雾中瑟瑟缩缩闪出些光线来，像要告诉世人，说他还在那里。但我们正想要去亲炙他一番，他却已躲得无踪无影了。……欧战以来，此地黑煤的稀罕，就像黄金一样，便有钱也买不着。我们靠着取暖的两种宝贝，就是那半干不湿的木柴，和那煤气厂里蒸取过煤气的煤渣。那湿柴煨也再煨不燃，吱吱的响，像背地埋怨，说道你要我中用，还该先下一番工夫，这样生吞活剥起来，可是不行的。那煤渣在那里无精打彩［采］的干炙，却一阵一阵的爆出碎屑来，像是恶很很的说道，我的精髓早已榨干了，你还要相煎太急吗？……我们同住的三五个人，就把白鲁威当做一个深山道院，巴黎是绝迹不去的，客人是一个不见的，镇日坐在一间开方丈把的屋子里头，傍着一个不生不灭的火炉，围着一张亦圆亦方的棹子，各人埋头埋脑做各自的功课。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2页。不待言，外在的气候与物质条件，还要跟社会的与心理的条件，相得益彰地结合起来，才能达成最充分的效果。不过在这方面，或许根本不必多提佐证，而只需稍微再联想一下，发现梁启超写作《欧游心影录》的年代，也正是卡夫卡刚刚开始发表小说的时候，而且这两者又都发生在一次大战后的欧洲，那么，大家就不致对他笔下的惨淡异国风情，抱持任何没来由的怀疑态度了。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尽管梁启超是生性敏感的，但由于文化和语言的隔阂，他在那时仍然无法逆料到，从当时起直到现在，西方社会的主流或严肃艺术，都会不可逆转地罩在卡夫卡的阴影之下：“正如安东尼·但吉斯所说的，卡夫卡的表象世界，‘尽管风格体裁通常是平谈的，累赘的，但气氛总是像梦魇似的，主题总是那么无法解除的苦痛’。是的，这就是著名的‘卡夫卡风格’，它再贴切不过地表现出了在现代西方人茫然失措的心境中被投入进来的整个冷漠、阴沉、荒诞的世界印象。卡夫卡的梦，是一种白日梦，一种‘异化’世界中被‘异化’的梦，一场令人苦不自胜又无力挣脱的噩梦！”刘东：《西方的丑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1页。——只可惜尽管如此，硬币的另一面却又是，梁启超想向国人如实传达的文化信息，在他那个时代仍嫌太过超前了，以致反而听起来像是一派“天方夜谭”；正因为这样，这种“超前”就尤其对那些正要把“理想中的西方”当做模板——尽管也只能是各不相同和互不相让的模板——来改造自己国家的“先进的”中国人来说，反而显得相当之“落后”和“落伍”。

生产力集中变化，一方面也因为生计上自由主义，成了金科玉律。自由竞争的结果，这种恶现象自然会演变出来呀，这还罢了。到十九世纪中叶，更发生两种极有力的学说来推波助澜，一个就是生物进化论，一个就是自己本位的个人主义。自达尔文发明生物学大原则，著了一部名山不朽的《种源论》，博洽精辟，前无古人。万语千言，就归结到‘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八个大字。这个原则，和穆勒的功利主义、边沁的幸福主义相结合，成了当时英国学派的中坚。同时士梯尼（Max Stirner，施蒂纳——引者注）卞戛加（SorenKiergegand，基尔凯郭尔——引者注）盛倡自己本位说，其敝极于德之尼采，谓爱他主义为奴隶的道德，谓剿绝弱者为强者之天职，且为世运进化所必要。这种怪论，就是借达尔文的生物学做个基础，恰好投合当代人的心理。所以就私人方面论，崇拜势力，崇拜黄金，成了天经地义。就国家方面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变了最时髦的政治方针。这回全世界国际大战争，其起原实由于此。将来各国内阶级大战争，其起原也实由于此。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页。由此就不免联想到，如果从学科史的角度来验收，梁启超当然并不是以研究西学而名家的，不过若就他丰富的阅历、强烈的求知欲和广泛的了解而言，那却并不妨碍我们同时做出判定：至少在他脚下的这块土地上，他却要比大多数同时代的皓首以穷一经的西学专门家——更不要说那些着意推行一偏的新派活动家——具有更多的对于外部世界的博雅学识或曰通识。再推而广之，这种在西学方面的有关“通才”与“专家”的精致区分，即使到了我们这个年代，也仍然是至关重要，却又未能被人充分意识到的。

第二，又应当看到，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的巨大转变，还要归因于他对巴黎和会的亲身又痛切的参与。

大家都知道，甚至就连国内后来发生的五四风潮本身，也都可以溯源于他从巴黎寄回的一通惊呼，那么，这位历史当事人自己的内心中装有怎样的五味瓶，就更是不在话下了。正如他此后在游记中和盘托出的，他当时是再失落不过地看到了西方世界在“摆上桌面”和“藏在台下”、理论言说与现实考量之间的巨大差距——“总之这回平和喜剧，什有八九唱的是后台戏，许多变迁曲折情形，局外人至今还不得明白。这是我们看戏人最失望之处，只得就表面上看得见的，随时批评便了”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0页。，而由此一来，梁启超也就不能不对原本总还寄以希望的西方文明，产生出世态炎凉、不得不防的间距感——“环顾宇内，就剩中国一块大肥肉，自然远客近邻，都在打我们的主意，若是自己站不起来，单想靠国际联盟当保镖，可是做梦哩”同上书，第20页。。

样，梁启超反而豪迈地展望和自励道：……我们因此反省自己从前的缺点，振奋自己往后的精神，循着这条大路，把国家挽救建设起来，决非难事。我们的责任，这样就算尽了吗？我以为还不止此。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向人类全体有所贡献。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全体才是“自我”的极量。我要发展“自我”，就须向这条路努力前进。为什么要有国家？因为有个国家，才容易把这国家以内一群人的文化力聚拢起来，继续起来，增长起来，好加入人类全体中助他发展。所以，建设国家是人类全体进化的一种手段，就像市府乡村的自治结合，是国家成立的一种手段。就此说来，一个人不是把自己的国家弄到富强便了，却是要叫自己国家有功于人类全体。不然，那国家便算白设了。明白这道理，自然知道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5页。如果再进一步挖掘，我们还不难发现，跟前边谈到自由主义思潮与社会主义思潮时的情况相类似，梁启超在这里表现出的世界主义关切，尽管同样受到了当代困局和外来思潮的影响，却也同样不能仅仅被归结于这种影响，而更要追溯到潜藏于其内心中的传统思想资源。对于这一点，只要再读读他后来为康有为所写的祭文，就可以相当清楚地洞悉——“虽游心于无垠，终明志于不忍。思托古以改制，作新民而迈进。爰有奇书，书曰《大同》。察世患之所自始，哀民艰之不可终穷。谓一切恶业皆起于自私其我，救之之道在廓天下而为公。货恶弃地而不必藏诸己，力恶不出而耻以自泽其躬。家之名不立，则谁独亲其亲而子其子；国之界不存，则安有沟池城郭以争长雄。师以谓是孔子所有志未逮，后之善治者舍此其莫从”梁启超：《公祭康南海先生文》，《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9—30页。。在我看来，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师以谓是孔子所有志未逮，后之善治者舍此其莫从”两句，它们非常明确地传达出了这样的信息：儒家传统中所谓“修齐治平”的同心圆，是被何其灵动地带到了当今世界，既被激活成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对于现实“九界”的渐次破除，也被激活成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对于民族—国家的明确超越——“我们是要在这现状之下，建设一种‘世界主义的国家’。怎样叫做‘世界主义的国家’？国是要爱的，不能拿顽固褊狭的旧思想当是爱国，因为今世国家，不是这样能够发达起来的。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我们是要托庇在国家底下，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将来各国的趋势，都是如此”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当然，即便如此也并不妨碍我们去承认，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仍有其不到之处，等待着我们去损益、去补足、去加强；不过，同样很显然的却在于，那些只知指斥传统狭隘的浅薄的现代人，肯定要比传统本身还狭隘上百倍！

急火燎地看成是书生的迂阔。参对一下前些年有关“启蒙与救亡”的热门论说，参见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刘京建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我们至少可以从中断定：当时的中国竟偏巧正要跟梁启超的宽广企盼背道而驰，而朝着民族主义的狭隘方向去急行军，——直到这个社会的紧箍咒已经越念越紧，勒得几乎全社会的成员都再也忍受不住，大家才有可能去转而思考：为什么梁启超这位民族—国家的率先倡导者，当年又会率先看到它的与生俱来的局限性，而想到要去激活更为广大平和的儒家传统？参阅刘东：《公理与强权：写在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前夕》，《道术与天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第三，还应当看到，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的巨大转变，又要归因于当时环绕在他身边的世界都市氛围。

事实上，任何人只要是来到了纽约或巴黎，更不要说还像梁启超呆得那么久，都会从那里体验到多元混杂的氛围，乃至逐渐习惯、欣赏和护卫这种氛围，从而也自然会想到要基于这样的氛围，来反观和重估自己国家的固有文化，乃至于去以同样的宽容态度，去看待本来跟自己无干的外在文化。——也就是说，在那种为世界都市所特有的宽容氛围中，就算你完全不了解某种远在天边的异国文化，比如远在美洲的印第安文化或者在非洲的刚果文化，不晓得在那些神奇面具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信仰世界、生活符号和历史传承，你也会开宗明义地明确主张，必须首先保障它们的生存权，以确保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人类选择的多样性，因为你至少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了：如果去反其道而行之，把这个世界弄得日渐单调和贫乏，那肯定是最不合情理和最不能接受的。

只有在这样的氛围中，也就是说，只有从他当时特定的写作语境出发，才能如实、公允和平衡地读懂，当时正把现实的破败归罪于历史与传统的国人，为什么会匪夷所思地从梁启超那里，听到了西方人对于东方文化的普遍好感——“我们自到欧洲以来，这种悲观的论调，着实听得洋洋盈耳。记得一位美国有名的新闻记者赛蒙氏和我闲谈（他做的战史公认是第一部好的），他问我：‘你回到中国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我说，‘这个自然。’他叹一口气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问他，‘你回到美国却干什么？’他说，‘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我初听见这种话，还当他是有心奚落我。后来到处听惯了，才知道他们许多先觉之士，着实怀抱无限忧危，总觉得他们那些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这就是欧洲多数人心理的一斑了”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5页。。

也就比和他同时期的任何封建复古主义者都要大。他后期不仅反苏、反共、反马克思主义、反革命、反人民，而且自认最反对资本主义。因此，他和新文化运动处于根本敌对的地位，没有可能作为资产阶级右翼，而在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之内了。梁启超在后来的‘玄学与科学’论战时，也是以东方文化派、封建复古主义者去反对西方文化派、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的。当然，在反苏、反共、反马克思主义、反革命、反人民这个问题上，双方都是一致的”蔡尚思：《梁启超后期的思想体系问题》，《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58—333页。。

大家也都知道，对于这种简单粗暴的理解，学术界早从拨乱反正的时代，就已开始着手进行澄清了。比如，耿云志就曾撰文指出过，其实“欧游之后的梁任公，对西方文化决无排斥的心理”。为了证实这种判断，作者还具体提出了三方面的证据：其一，“任公认为，欧洲文明经历一个个性解放的历程，使人类文明脱去了贵族文明的特点，带有普遍的‘平民性’、‘大众性’。从表面看来，从贵族文明的立场上看来，文明似乎下降了。

而从社会大多数的立场上看，文明是普遍的上进了，人类文明的基础更深固了。所以欧洲文明尽管遭遇一次大战的浩劫，它仍会重新振作，继续发展。”其二，“任公认为，‘欧洲百年来物质上精神上的变化，都是由个性发展而来。’因此，‘国民树立的根本义在发展个性’，而‘要个性发展，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要思想解放，必须提倡‘自由批评’。这些都突出地表现了他对传统的批判精神。”其三，“任公明确地提出，要发扬中国的文化，‘非借他们（指西方——引者注）的文化做途径不可，因为他们研究的方法实在精密’”。耿云志：《梁启超先生学术思想述评》，北京图书馆馆刊，1992年第2期。

这些说法应是大致不错的。不过，如果就我目前的判断标准而言，却也不必转过来进行过于细碎的枚举，并且借此又把梁启超反而维护成是左袒西方和批判传统的。说到底，就算他当年确曾在很多方面批评过西方，那又能算什么大不了的事？——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对于那位刚刚来自世界都市氛围的梁启超来说，正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能免于批评，才不会让任何一种文化被草率地放弃，才不会让任何一种文化去垄断或代言真理，才有可能让所有这些文化都交织在一起，构成多元混杂的宽容氛围。——我们如果从这样的视角来听其言、观其行，看他后来如何热心于共学社和讲学社，从而促成了上世纪层次最高、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几次西哲讲学，那自然就会心领神会：其实梁启超从来都没有拒斥过西学。——我们如果以这样的同情心来知人论世，看他何以要在后期去同时兼容儒学、西学和佛学，乃至于到1918年先从林宰平修习净土，到1922年又从欧阳竟无学习唯识，并且到1923年又在一篇告白中，既写下了“启超确信我国儒家之人生哲学，为陶养人格至善之鹄，全世界无论何国，无论何派之学说，未见其比，在今日有发挥光大之必要”，又写下了“启超确信佛教为最崇贵最圆满之宗教，其大乘教理，尤为人类最高文化之产物，而现代阐明传播之责任，全在我中国人”，梁启超：《为创立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26页。

发，把整个地球上的人类文化，视作了一种类似讲学社那样的，既可以恭敬如之地请进来、又可以七嘴八舌与之切磋的研讨班。

第四，也应当看到，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的巨大转变，还要归因于他对于“科学”问题的重新尝试定位。而且，沿着刚才的叙述还不难联想到，他对于科学知识之有限性的确认，跟他对于人类其他精神领域的尊重，又完全是一体两面的事情——“科学昌明以后，第一个致命伤的就是宗教。人类本从下等动物蜕变而来，那里有什么上帝创造？还配说人为万物之灵吗？宇宙间一切现象，不过物质和他的运动，那里有什么灵魂？更那里有什么天国？讲到哲学，从前康德和黑格尔时代，在思想界俨然有一种权威像是统一天下，自科学渐昌，这派唯心论的哲学便四分五裂，后来冈狄（孔德——引者注）的实证哲学和达尔文的种源论同年出版，旧哲学更是根本动摇。老实说一句，哲学家简直是投降到科学家的旗下了”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0—11页。。

正因为这样，其实梁启超内心中的企求，也无非就是让各个精神领域都能各安其位，而不要任由江湖郎中们来自吹“包治百病”，哪怕其中有一位先生姓着神圣的“赛”字！由此再平心而论，他也并不是在抽象地宣扬“科学破产”，而只是具体指出了“科学主义”的破产，甚至就连这一点，他也只是谨慎地去动用间接引语，说是“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而且紧接着还加上一个“自注”——“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可即使如此，他在《欧游心影录》中的相关说法，还是在当时的中文语境中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使我们到事后来品味，也会感受到他之所以要专门写出那个“自注”，是因为已然预料到了那会是个“马蜂窝”！

殊不知，对于那个“马蜂窝”的造就，梁启超本人当年也是有过一份“功劳”的。——因为，如果让时光再倒退十几年，我们原很容易从他笔下，找到诸如此类的文字：“倍氏（培根——引者注）笛氏（笛卡尔——引者注）之学派虽殊，至其所以有大功于世界者，则惟一而已，曰破学界之奴性是也。学者之大患，莫甚于不自有其耳目，而以古人之耳目为耳目，不自有其心思，而以古人之心思为心思。审如是也，则吾之在世界，不成赘疣乎？审如是也，则天但生古人可矣，而复生此百千万亿无耳目无心思之人以蠕缘蠹蚀此世界，将安取之？故倍氏之意，以为无论大圣鸿哲谁某之所说，苟非验诸实物而有征者，吾弗屑从也。笛氏之意，以为无论大圣鸿哲谁某之所说，苟非反诸本心而悉安者，吾不敢信也。其气魄之沈雄也如彼，其主义之切实也如此。此所以能摧陷千古之迷梦，卓然为一世宗也，虽谓近世文明为二贤之精神所贯注所创造，非过言也。”梁启超：《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页。

则，其实可以叫做一种变相的运命前定说。不过旧派的前定说，说运命是由八字里带来或是由上帝注定。这新派的前定说，说运命是由科学的法则完全支配。所凭藉的论据虽然不同，结论却是一样。……意志既不能自由，还有什么善恶的责任？我为善不过那‘必然法则’的轮子推着我动，我为恶也不过那‘必然法则’的轮子推着我动，和我什么相干？如此说来，这不是道德标准应如何变迁的问题，真是道德这件东西能否存在的问题了。现今思想界最大的危机，就在这一点。……所以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既然如此，所以那些什么乐利主义强权主义越发得势。死后既没有天堂，只好尽这几十年尽地快活。善恶既没有责任，何妨尽我的手段来充满我个人欲望。然而享用的物质增加速率，总不能和欲望的腾升同一比例，而且没有法子令他均衡。怎么好呢？只有凭自己的力量自由竞争起来，质而言之，就是弱肉强食”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页。。既是这样，他的上述言论也就首先意味着，他是想要修理过去的自己。

大家都知道，梁启超的上述说法，后来也就演成了所谓“科玄大论战”的先声。——至于那场群情激愤的论战本身，则与其说是给了中国的科学主义者一次学术的机会，让他们更从心灵的深处去接近真理，或者更从论述的水平去摆明真理，倒不如说是给了他们一次自我检阅的机会，去察看一下科学主义话语在中国的实力，以及它此后被用来改造中国的能力。然而，或者正因为当时科学主义者的势力，实在是过于强大了，竟使得人们甚至都未能转念设想：如果梁启超对于科学万能论的这点儿保留，不是发表在朝向科学主义一边倒的中国，而是发表在据说“更先进的”康德的或者柏格森的国度，那么它顶多也不过是复述了普遍的忧虑而已，又岂会引起如此大惊小怪的异议？

管尚无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梁启超确曾跟布特鲁（EmileBoutroux，1845—1921年）当面谈到了科学问题，不过，到后边我们却可以证明，他当年确曾亲口跟这位法国哲学家交换过意见。而正因为这样，我们如果用布特鲁的上述见解，来对照一下梁启超回国后发表的见解，那么就至少可以明确地看到，他们两人在这方面是存有很大共识的——“人类从心界物界两方面调和结合而成的生活，叫做‘人生’。我们悬一种理想来完成这种生活，叫做‘人生观’（物界包含自己的肉体及己身以外的人类乃至己身所属之社会等等。）……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却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42—843页。。

由此也就可以理解，正是基于这种“各安其位”的划分，梁启超才并不是笼统地去宣扬“科学破产”，而只是想在它与其他精神领域之间，去维持一种既小心翼翼、又左右为难的平衡：“吾侪确信‘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其有精神生活，但吾侪又确信人类精神生活不能离却物质生活而独自存在。吾侪又确信人类之物质生活，应以不妨害精神生活之发展为限度……道家之主张‘无欲’，墨家之主张‘自苦’，吾侪固认为不可行，但如道家中杨朱一派及法家中之大多数所主张，一若人生除物质问题外无余事，则吾侪决不能赞同。……现代人类受物质上之压迫，其势力之暴，迥非前代比。科学之发明进步，为吾侪所不能拒且不应拒，而科学勃兴之结果，能使物质益为畸形的发展，而其权威亦益猖獗。吾侪若置现代物质情状于不顾，而高谈古代之精神，则所谓精神者，终久必被物质压迫，全丧失其效力，否亦流为形式以奖虚伪已耳。然则宗唯物派之说，遂足以解决物质问题乎，吾侪又断言其不可能。”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论·结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82—183页。——老实说，直到现在我们也只能去重找这种平衡，而且还会发现，天下最难的就是去保住这种平衡！

第五，又应当看到，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的巨大转变，也要归因于他循着上述思路而发现的、基于某种“交互文化哲学”的信念。本文进行这样的归纳，或许会让读者感到惊奇，怀疑这种结论过于“现代化”了，所以，这里还是要先来引证梁启超本人的说法——“我在巴黎曾会着大哲学家蒲陀罗Boutreu（柏格森之师），他告诉我说：‘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挥光大，好像子孙袭了祖父遗产，就要保住他，而且叫他发生功用。就算很浅薄的文明，发挥出来都是好的，因为他总有他的特质。把他的特质和别人的特质化合，自然会产出第三种更好的特质来。你们中国，着实可爱可敬！我们祖宗裹块鹿皮拿把石刀在野林里打猎的时候，你们不知已出了几多哲人了。我近来读些译本的中国哲学书，总觉得他精深博大。可惜老了，不能学中国文！我望中国人总不要失掉这分家当才好。’我听着他这番话，觉得登时有几百斤重的担子加在我肩上”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5—36页。。

出来，而且其译法还传达了错误的读音，因为他附注上去的那个法文名字，原本就存在着拼写上的错误。由此进一步判定：两种错误既能凑到了一起，当然就说明这并非手民的简单误置；不过，它当初到底是怎样产生的，我们却已是不得而知了。——而更有意思的是，在此后的整整一个世纪中，居然都并没有人想要去深究：梁启超曾亲眼见过的这位“蒲陀罗”，到底是当时法国的哪位大哲学家，且不说据称此人还是大名鼎鼎的、后来对中国影响很大的柏格森的导师？而由此我们就看到，那些梁启超的研究者们——也包括他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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