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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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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升级效率提升：上海经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试读：

本章是《上海市创新转型发展指标体系研究》提出的“持续效率改进推动结构变革”命题的延续，基于上海的发展阶段和新的经济理论视角，对上海当前和今后五年逐步深化的“世界城市发展和产业效率提升”给出了问题分析和趋势评估。课题组得出的基本结论

上海处于关键转型期，作为今后一二十年中国发展的新示范，要求在战略上有突破性思维和举措：（1）上海要从作为增长极发展起来的特大城市，转向参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城市；要从作为主导外围制造基地发展起来的副控中心城市，转向作为服务于全球资源再配置和高端产业链延伸的主控中心城市。（2）上海必须解决工业化时期运营系统、管理体制等的分割问题，加速产业横向融合，提高知识配置力，加快制度矩阵创新，培育城市聚集-创新潜力。（3）进行产业结构转型，提高服务业的效率和生产系统升级，通过可贸易现代服务业体系的建立，沿着效率提升技术创新系统，促进现代制造业零部件的国产化；通过加工度深化和一体化潜力的开发，使上海生产系统内生于国际分工之中。（4）借助自贸区的制度实验，突破传统体制对金融、医疗、教育、信息、法律等现代服务业的羁绊，着重探索金融和财税的体制试点改革，形成参与全球竞争的新体制。上海市面临的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2013年城市化率突破90%，进入了稳定期，投资推动乏力，消费拉动超过了投资；上海市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超过50%，工业规模化扩张动力减弱，近年来表现出持续的“结构性减速”，增长落潮过程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体制分割问题并且其对持续增长的摩擦开始加剧。

从其他国家经济追赶经验看，一旦高增长模式启动，工业化的强大推动力将发生作用，“增长极”的资源集聚能力持续累积。此时，经济的主要矛盾和问题集中于规模化扩张，同时把制度安排及过程调整置于一种被动适应的地位。而当经济减速时，规模化工业扩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便开始显现。从经验看，有两种力量制约工业化规模扩张：一是工业资源的不足；二是土地租金的上升。两个因素迫使资源环境消耗型重化工业发生转移，“增长极”消失，经济减速发生。

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低速增长，一些制度缺陷和经济矛盾便开始凸显出来。典型的是所谓的“结构双重性”问题。与历史上拉美、日本等初级重化工业化高增长结束后所面临的问题相似，上海也不得不面对诸如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效率、工资双重性差异及产业间效率工资差异等问题，这些矛盾将是生产系统梯度由初级（传统）重化工业化向深加工度化持续爬升的重要阻力。上海“结构双重性”根源于自身生产组织安排问题：不但面临工业化带来的生产运营制度的分割——每一个产业纵向分割，要素横向基本不进行交换，更严重的是传统计划体制带来的部门分割。以开发区为例，每个开发区从园区名字就能看出主管部门，开发区成了部委的自留地。课题组走访的大量企业的共同特点就是，只要能翻越制度分割的篱笆，就能获得创新的利润。不论是金融企业、技术创新企业、互联网公司、德国的职业培训机构、开发区甚至是医院，都迫切需要进行体制变革以打破分割，推动创新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在上海结构性减速日渐显著的情况下，如果分割问题解决不好，很可能从与国际结构型互补转变为“结构平行”，形成比较劣势。即当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演化出类似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或者产业服务化）时，如果依然坚持原有“干中学”技术模仿路径，那么制造业和服务业效率提高要受制于发达国家的技术扩散，而成本又大大高于后发国家，将形成国际市场竞争的“双重比较劣势”。随着上海的资源约束加剧、劳动力成本提高，如果不能及时转型，制造业比较优势不久将丧失殆尽。上海服务业本来因受管制效率就低，“双重比较劣势”已经逐步显现。这种双重比较劣势的后果，比单一工业化时期对经济的打击还要大。上海市经济转型的理念

上海是新兴经济体特大城市发展的典型样本之一，它得以成功的基点是其通过政府的特定政策集聚了大量资源，在产业上则表现为劳动分工的深化。分工创造效率是经济学诞生时就已经确定了的基本经济规律之一，该理论最成功的应用对象是工业化，特别是生产各类标准品的工业产品。但是，过细的劳动分工产生的最大问题是，企业的生产或经营体系过度标准化，资源分割，人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小。现代经济理论表明，经济中真正活跃的要素，也是可以长期促进经济增长的应该是创新和人力资本的提升，也就是人的作用应该变得越来越大。从目前的情况看，政府可以通过一定的政策集中资源，但是，如果人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小，产业和分工就会越来越细。这些资源就很难得到集聚所产生的正效应。上面的分析表明，上海目前缺的不是资源，而是这些资源在现阶段不能得到有效的组合和使用。这就要求我们重新思考，上海该如何从过去追求分工深化来创造效率，转向集聚创造效率上来。

作为中国经济的心脏，上海长期扮演着发动机的角色。它既从国外吸收技术和资源，又将这些资源和技术向国内扩散；它既从国内吸收人才和资金，又向国外出口中国制造的各种类型的产品。但是，如果从全球经济的角度看，上海本质上内生于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系统，外生于全球经济系统；它是全球经济的参与者，但不是全球经济体系的决策者，更不是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者。从本质上说，它属于全球经济的外围，而不是核心决策层。上海所追求的世界城市，其目标应该是将上海内生于全球经济体系，并成为其中的参与者和决策者。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向此目标已经迈进了一步，但路还很长。

服务业从“分工结果”到“增长条件”，最终成为“创新推进器”。从生产关联角度看，对于服务业的作用，存在两种认识：“结果说”和“条件说”。“结果说”认为服务业作为经济增长的结果而存在，或者近似表述为，服务业作为工业化过程分工的一个环节而存在。“条件说”认为服务业的重要性远超过单纯生产率的衡量范畴，在很多情况下，服务业不是增长的结果，而是增长的前提条件。目前，全球价值链（GVN）已经将产品设计、品牌分销、管理和金融服务以及产品技术定义为微笑曲线的利润两头了，而一般制造是最低端的，服务已经成为驱动经济的动力条件。1985年联合国贸易发展理事会的研究报告指出服务业是增长的条件。1990年之后服务业的研究受到欧洲各国的广泛重视，到了21世纪，互联网已经推动全球服务业展开了大范围贸易。以互联网推动的服务业可贸易带动了基于复杂产品系统的技术创新和智能制造体系的发展，已经构成了新的全球创新动力，也成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利润获取的新工具，当前的全球服务业谈判都直指这方面。我们希望上海市经济转型架构建立在创新的服务业平台上。上海市生产系统转型的方向

发展成功的经济体，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其生产系统以制造业转型为核心进行梯度升级的两条并行路径是：产业的加工度深化和制度矩阵更新。这也是上海生产系统转型的方向和趋势。

从工业化国家成败的经验教训看，生产系统转型成功与否，关键就是看能不能迈过制造业深加工度化这道门槛。深加工度化的魅力和挑战，就在于该阶段有一个不同于初级（或传统）重化工业化阶段的鲜明的特征，即生产的网络化和默认知识。此时，保持稳定（均衡）增长的制度安排必须重新构建，不能依靠本土资源的增长极进行扩张，而要积极参与到国际要素流的主动配置过程中，从制造中心向服务中心转变，主动调整制度安排是这一阶段所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深加工度化阶段，无论是汽车、飞机还是现代电子产品，其生产的支撑单元是高附加值零部件，其组织形式是围绕装配线生产的一系列网络化零部件供应商，纵向和横向联合组成了一个生产综合体（或企业集团）。一旦这样的企业集群形成，便具有了生产环节上的垄断优势。典型的例子是，发达国家的汽车生产商向国外转移，常常连同其主要零配件供应商也一起转移（或者零部件从母国进口），因为FDI接受国在短期内不可能建立起本地高质量的服务商。更重要的是，深加工度化阶段的企业集团不仅是一个技术概念，它更多的是生产组织管理观念，大量技术知识、管理知识都以默认知识（师傅带徒弟，口传身教）的形式存在，这需要通过大量的培训、试错才能获得。

制度矩阵更新的目标是促使生产系统梯度爬升，我们提出两阶段的创新路径：第一阶段为分割打破，即通过制度整合和激励规则消除分割，这是城市经济的核心层面，我们把这样的创新叫作“初级创新”。协调管理的初级创新，本质上是生产组织和制度的整合，由初级重工业化向深加工度化和纵向一体化演进的十字路口是至关重要的。从生产系统结构梯度看第二阶段创新，“次级创新”发生在生产集成化时期，与深加工度化的纵向一体化相比，这个时期工业部门内部、工业与服务业之间，城市生产与生活消费之间，已经形成致密的纵横网格。因此，由“初级创新”向“次级创新”的演化，是自主创新普及的时期，不可能通过蛙跳实现。

面对初级重化工业化后增长减速，我们认为，上海现阶段首要的任务是治理分割问题，即要想实现生产系统的深加工度化，制度矩阵需要更新，目的是增强上海新增长阶段的制度适应性效率。只有横向的制度支撑建立起来，上海才有可能走向有效率的稳定路径，进而爬升到次级创新的梯度。上海市作为世界城市的核心命题

全球经济发展经验表明，从工业化阶段向城市化阶段演进过程中，服务业发展导致的结构性减速是存在的。但是发达国家保持竞争优势的核心仍是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效率改进，尽管各国策略不同。

初级重化工业化阶段，服务业作为“分工的结果”而存在。由于选择性融资主要投向工业，尤其大型重化工业，服务业仅仅作为大型重化工业的附属而存在，服务业生产率相对大型重化工业较低。之后待生产系统完成向深加工度化的转型，升级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可贸易性，才合乎经济逻辑，进入深加工阶段后，服务业是作为制造业“互补性条件”存在的，这是高级阶段的“生产条件说”。因此，我们给出的经验准则是：在生产系统梯度进入深加工阶段之后，高效的服务业效率才能创造更高的制造业效率。

世界城市就是服务于全球资源再配置和创新，它起到了全球网络控制中心节点的作用，即作为创新“缩放器”和“学中学”的知识配置力而存在，不断升级生产系统，利用制度体系服务于全球产业的要素流的配置。工业化的规模化扩张时期，初级重化工业化的技术来源是“干中学和投中学”，生产系统的知识配置能力弱，甚至对创新具有抑制作用。深加工阶段以后，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经济网络化程度更高，如果这个梯度得以顺利推进，那么网络的知识配置力会越来越强大。换言之，各种“节点”通过知识网络的相互作用，会放大知识配置能力。即通过“学中学（Learning by Learning）”不断增加网络的“知识转移能力”和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两种能力累积扩张，最终推动经济效率路径的形成。

从世界城市比较看，2010年英国发表的《全球城市竞争力基准》报告认为，上海市的物质方面指标居于全球第一方阵，如：经济活力（Economic Strength）列全球120个城市的第5位；物资资本（Physical Capital）和金融成熟（Financial Maturity）均保持着较高的水平，略低于前6位城市，稳居大陆的首位。

但上海软实力就相对比较弱了，特别是：（1）制度效率（Institutional Effectiveness）低。制度效率的细类指标中包括财政自主权（Fiscal Autonomy，权重占28.6%）、政府效率（占28.6%）和税（包括了增值税税率和税制，权重占14.3%）、法律执行和民主，这说明城市的成熟需要更多的财政自治，城市才能有自我发展和完善的能力。（2）社会文化和人力资本层次较低。主要差距来自文化开放、多元和活力，而人力资本中缺乏企业家精神并且存在教育质量等问题。但总体上看上海人力资本在大陆排在第一位，在全球处于中上水平。（3）全球吸引力方面：世界500强进驻、国际航班次数、全球领先的大学、有影响的国际会议和著名智库注册数量，在这方面上海还有很多可进取和改进的地方。

世界城市升级根本上要靠软实力，即制度、人才、企业家精神、全球资源聚集吸引力。上海已经是全球制造业“副控制中心”，即处于链接全球和区域配置的核心地位，现在要进一步突破原有增长极的制度桎梏，重塑上海的世界资源配置的服务能力，推进制度变革是关键。几点建议1.打破选择性融资支持体制，还大企业和小企业公平的投融资环境

主要是打破大企业的自然、行政垄断，给予小企业在市场、融资上的便利，提升城市就业能力，增加企业创新活力。2.以自贸区进行全新的制度实验

第一，确立境内关外的自贸区架构，设立自贸区管委会制度，并依据自身需求设立组织机构，割断原有纵向体制对自贸区的延伸，否则打破纵向切割就成了空谈；第二，探索区域拥有适度立法权，建立财政和税收的相对独立体制，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法规体系，适应国际资源配置需要；第三，探索建立高效的监管模式。3.自贸区的建立着重探索世界城市的财税和金融的改革，为中国未来发展找出新的路径

集中在：（1）探索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地方税制体系，如向居民开征零售税（VAT）、由居民消费时缴纳的价外增值税，进而探索不动产税等，形成地方体制；（2）探索资本项下自由兑换，为探索多层次全球金融服务体系开路。4.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人力资本提升

第一，有效落实公共资助研究知识产权保护。第二，尝试适度吸收德国知识产权管理的发明人原则，充分保障研究人员参与技术创新的权利。具体地讲，就是将公共资助研究成果首先归属于研究人员，只有通过特定的行为程序才能转化为公共研究组织的财产。第三，要求公共研究组织成立专业化技术转让部门，实施排他性专利许可，并激励其建立高科技衍生企业或初创企业，以增强公共研究组织，特别是研究人员参与创新合作的谈判能力，从而发挥基础研究在突破性创新中不可替代的作用。第四，借鉴英国模式，由政府资助机构在体制、融资和技能上对公共研究组织成果商业化活动提供一次性的全方位扶持。第五，重塑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尽快建立知识产权法庭，确保创新外溢效应发挥。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提升人力资源的培训系统，增加人力的聚集，保证服务业的提升和生产系统升级。第一节导言

本次研究是《上海市创新转型发展指标体系研究》提出的“持续效率改进推动结构变革”命题的延续，主要基于上海的发展阶段和新的经济理论观点对上海当前和今后五年逐步深化的“世界城市发展和产业效率提升”进行关键要素调研和测量。我们对金融机构、科技创新企业、开发区、医院、互联网培训组织、德国商会等十家机构展开调查，并对劳动力市场、产业、制度分割和服务业的外部效应做了测量，给出了上海发展趋势的政策性评估。

课题组得出的结论如下：上海正处在一个巨大的转型过程中，作为今后一二十年中国发展的新示范，要求在战略上有突破性思维和举措。我们认为：（1）上海要从作为增长极发展起来的特大城市，转向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城市；（2）上海必须打破工业化时期运营系统、管理体制等的分割现状，加速横向融合，形成现代聚集-创新的城市和创新的制度矩阵；（3）坚决进行产业结构转型，提高服务业的效率和生产系统升级，通过现代服务业可贸易体系的建立，提升产品复杂系统技术创新，沿着效率提升阶梯一步一步向前；（4）加大对现有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特别是借助自贸区的制度实验，摆脱诸多传统体制的羁绊，形成一个可参与全球竞争的新体制。

作为具有深厚工业化底蕴的大城市，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上海一直处在城市化、经济服务化发展的快车道上，大致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以工业化为推动力的规模化扩张时期，超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持续到2007年，即我们前期《上海报告》所谓的“结构性加速”时期；第二个时期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上海市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超过50%，规模化经济扩张动力减弱，近年来表现出持续的“结构性减速”。随着工业化规模扩张向城市化成熟时期均衡增长的演化，经济矛盾也将表现出本质上的不同。从世界其他国家经验看，一旦高增长模式启动，工业化的强大推动力将发生作用，“增长极”的资源集聚能力将持续累积。此时，经济的主要矛盾和问题集中于规模化扩张之上，同时把制度安排及过程调整置于一种被动适应的地位。而当经济减速发生时，规模化工业扩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才会被明显觉察，有两种力量制约工业化规模扩张，一是工业资源不足，二是土地租金的上升（理论中为“竞租，Bid Rent”）。两个因素迫使资源环境消耗性重化工业发生转移，“增长极”消失，经济减速发生。此时，保持稳定（均衡）增长的制度安排必须被重新审视，不能依靠本土资源的增长极进行扩张，而要积极参与到国际要素流的主动配置过程中，从制造中心向服务中心转变，积极参与到国际竞争中获取国际城市发展，主动调整制度安排是这一阶段所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全球经济发展经验表明，从工业化阶段向城市化阶段演进过程中，服务业发展导致的结构性减速是存在的。尽管各国策略不同但是发达国家保持竞争优势的核心仍是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效率改进。效率改进的背后是市场激励、人力资本、企业竞争力提升，以及政府和社会协调效率改善。

我们需要改变发展主义理念，迈向依托市场激励，以效率持续改进推动转型与增长的成熟经济体。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报告在如何提高效率和推动经济转型方面给出了进一步分析。具体体现在这三个问题上：第一，经济结构性减速之后将要面对的核心问题是什么？第二，初级（或传统）重化工业的规模化扩张结束后，为什么只有极少数国家完成了转型，大多数国家却没能爬到更高的增长阶段，中途就倒下了？第三，为什么要发展服务业？

首先看第一个问题，经济由高速向低速增长的演替，由于潮落，一些制度缺陷和经济矛盾凸显，典型的是所谓“结构双重性”问题。与历史上拉美、日本等初级重化工业化高增长结束后所面临的问题相似，上海也不得不面对诸如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效率、工资双重性差异、产业间效率工资差异等问题，这些矛盾将是生产系统梯度由初级重化工业化向深加工度化持续爬升的主要阻力。现在看来，能够迈过这个门槛，而不至于掉进增长陷阱中的国家，实属幸运。更为重要的是，当上海产业结构服务业趋势日渐显著，即出现我们所谓的“结构平行问题”时（见下文表述，就是说上海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趋同，但是产业效率低下，以至于出现双重比较劣势），在面临成本上升压力和资源刚性压力下制造业比较优势将逐渐失去，在发达国家高端服务业控制下上海服务业提升难度增大，处理不好的话很可能出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双重比较劣势，这种问题将加剧减速和分割。

第二个问题的核心是，生产系统梯度完成向深加工度化的转型，是之后通往均衡增长的关键一环。这道关过不了，就无法期望“高工资+高增长”生产系统梯度持续爬升的良性螺旋模式。因此，面对初级重化工业化后增长减速，首要的任务是治理分割问题，即要想实现生产系统的深加工度化，制度矩阵需要更新。为此，我们提出“初级创新”和“次级创新”的创新梯度概念及治理顺序。创新上没有蛙跳，只有循序渐进。“初级创新”主要针对上海目前广泛存在的纵向分割治理而言，也是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双重比较劣势，其根本目的就是提高上海新增长阶段的制度适应性效率。只有横向的制度支撑（包括一体化的正式规则，更强调企业间合作的非正式规则）建立起来，上海才有可能走向有效率的稳定路径，进而爬升到次级创新的梯度。

报告对第三个问题产生的有意义的探讨是提出了“服务业发展阶段性假说”和“服务业发展的经验准则”。初级重化工业化阶段，服务业作为“分工的结果”而存在，由于这个阶段选择性融资向工业，尤其大型重化工业提供支持，服务业比较效率低下有其内在经济逻辑。如果不改变这种发展模式，提出升级服务业质量没有现实依据，就是想发展高端服务业也搞不起来。之后待生产系统完成向深加工度化的转型，升级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可贸易性，才合乎经济逻辑，进入深加工阶段后，服务业是作为制造业“互补性条件”存在的，这是高级阶段的“生产条件说”。因此，我们给出的经验准则是：“在生产系统梯度进入深加工阶段之后，高效的服务业效率才能导致更高的制造业效率”。

上海一直在积极地转型，从2012年试点“营改增”，提升服务业在上海的聚集，2013年又被国家批准成立上海自贸区，其通过转型参与到国际城市竞争的战略非常清晰。但转型确实是困难的，中国不但有工业化带来的生产运营制度的分割——每一个产业纵向分割，要素横向基本不进行交换。更严重的是传统计划体制带来的部门分割更为严重，以开发区为例，每个开发区从园区名字就能看出主管部门，开发区成为部委的自留地，上海自贸区只有打破部委分割才能在制度上前进。而工业化体系带来的纵向分割需要加大服务业发展才能冲破部门的羁绊，走访的大量公司共同的特点是，只要能翻越制度分割篱笆，就能获得创新的利润，不论是金融企业、技术创新企业、互联网公司、德国的职业培训机构、开发区甚至是医院，都迫切地需要体制变革打破分割，推动创新发展。虽然发展的道路曲折，但方向明确，而且微观的创新已经给了我们一系列创新需要具备的制度矩阵要素，政府必须积极推动转型，才能完成上海从“增长极”的国内领先发展城市转变为参与国际竞争的“世界城市”。并通过国际要素流动中的创新使用和再优化配置，服务于中国和世界，获得全球要素网络中的核心节点的位置，成为世界城市。第二节“增长极”的大城市与“分割”特征

后发经济体工业化过程，基本上是经济变量在地理空间聚集、形成增长极的过程，以此推动产业复合体在城镇中出现。增长极是指在城市配置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通过其推进工业化的一种机制。增长极首先体现为国家战略层面的先导产业增长，而后是产业综合体发展。在此理论框架下，经济增长被认为是一个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依次递进、有机联系的系统。其物质载体表现形式或包括各类别城镇、产业、部门、新工业园区、经济协作区等，通过产业纵向分工和“扩散-回流”机制进行区域的组织和推进。

作为中国工业化发展时期的大城市，上海市是中国发展的“增长极”，是中国所有先导产业培植的中心，成为中国工业化发展最快的典范。2007年工业化带来的高增长阶段逐步回落后，工业化带来的产业纵向一体化分割和制度分割显露出来，追赶所导致的经济异质性加剧，构成由高速增长向均衡增长的主要障碍。分割产生的内在原因是，政府主导经济增长模式下“增长极”对资源的过度集聚和依赖、先导产业的国家战略支持和“选择性融资支持（Selective Financing）”。这三条在新的发展阶段遇到了问题，上海在工业化中的高产业关联性主导产业从高度聚集过渡到处迁阶段，如钢铁和重化工、造船和汽车制造等高关联产业因环保、土地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等多因素要转移，选择性融资支持也失去对象，工业化中的资源集中变得没有方向了。城市中企业空间聚集和创新活动赖以发展的“横向联系聚集-创新模式”——即所谓的“面对面交流”、“劳动力流动”、“企业家创业聚集”和“大学知识外溢”等的创新机制，与原有的工业化推动的“纵向一体化”聚集有着巨大的差异。工业化推动的纵向分割主要表现是各种各样的结构双重性（Dual Structure）；大企业与小企业生产率的差异；产业间生产率的差异；区域间生产率的差异；（在中国）所有制企业生产率的差异以及相应工资差异等。

以上海为例做简单的测量，得出上海经济分割现象见下述四张表格表1-1、表1-2、表1-3和表1-4，分别从企业规模、企业所属关系（央地企业）和企业所有制关系三个层面，给出上海效率和工资分割状况的简单说明。前期《上海报告》中，我们已经就二、三产业效率差异问题，给出过比较详细的说明，因此，这里就细分行业和工业企业的问题进行分析。1.大中小型工业企业效率分割显著

表1-1、表1-2是按照工业企业规模对效率分割给出的比较。截止到2011年，经过30年的规模化扩张，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资本装备差异比较明显。表1-1 上海按规模分的工业企业效率双重性：2011年表1-2 上海按规模分的工业企业效率双重性：2002年和2007年

从2011年与之前年份的总产值劳动生产率对比来看，尽管中小型工业企业与大型工业企业表现出逐渐缩小的态势，但是两者差距依然较大，除去1万人以上的大型企业，3000人以上的大型企业劳动生产率约为小型企业的2～3倍。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效率差异，主要来源于人均资本装备水平的差距。从数据可以看出，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人均总资产的差异，也通常在2～3倍。

一般认为，由于资本存量较低，中小型企业往往比大型企业具有较高的资本利润率，因为只有这样，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才能实现自由竞争的利润均等化和中小企业对大企业的追赶。但是，上海的工业企业的资本利润率，在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差距缩小的趋势不显著，这是规模化经济增长中的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2.中央和地方工业企业分割显著

表1-3中中央和地方工业企业的分割，主要表现在劳动生产率和资本装备的差异上。从2002年以来的情况看，上海市地方工业的劳动生产率与人均资本装备，与中央企业的差距愈来愈大。地方工业企业的资产增值能力（资产利税率），在2007年以前与央企有较大差距，但近年来差距逐步缩小，2011年基本与央企资产利税率持平。表1-3 上海中央、地方工业大中型工业企业双重性3.不同所有制行业分割显著

表1-4提供了上海不同所有制行业的工资比较，包括国有单位、集体单位、外资单位以及其他单位。总体印象是，汇聚了中国个体私营小企业的“其他单位”与国有、集体、外资单位的工资差距，在各个行业均比较明显（除去个别行业，如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上海国有单位工资与外资单位比较起来，只要是行政垄断程度低的行业——特别是服务业中一些垄断程度较低的行业，外资单位工资都比国有单位高。

这仅仅是企业、产业、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一些特性测量，而更深刻地体现在传统体制的分割上，如开发区听其名就知道隶属哪个部委——带有科技的开发区隶属科技部，带有商务开发区的隶属商务部；保税区与海关相关，金融示范与一行三会相关，而部委资源都倾向于自己的孩子，因此开发区也变成了纵向分割的产物。而部委类的监管体制直接妨碍了企业的横向跨界创新，我们调研的大量企业和机构多遇到主管部门监管分割，他们认为当前打破“分割的栅栏，就获得超额的利益”。城市创新的核心是聚集导致的知识外溢，没有横向交流，知识外溢便无法实现。如我们调研的上海三鑫公司通过自己努力打破产学研中的各类瓶颈，创新能力得到提升。表1-4 上海行业工资的制度双重性：工资指数的比较

若把工业化历程回溯至改革开放之初，即使像上海这样有着深厚工业底蕴的大城市，其增长轨迹也呈现出鲜明的“资源禀赋产业（纺织服装）→规模化重化工业（钢铁石化）→差异化专业分工（机械设备制造）”雁阵追赶模式。上海以其区位优势取胜，其成功之处在于，只是用了30年的时间实现了迅速的规模扩张。但是，由于创新型追赶能力的缺乏，上海只能算是一个国内工业化的成功领跑者，而非国际市场竞争的合格参与者。换言之，就生产组织而言，上海工业化是在国际产业链条的低效率环节上运作，工业规模扩张走的是一条“原材料进口支撑制成品出口”的初级重工业化道路，而非“机械进口支撑机械出口”的高级工业化路径。这种状况下，服务业只是作为工业规模扩张的分工形式存在，高增长的“回波效应”导致优质资源过度向工业集中，工业与服务业分割和效率差异由此产生。高速增长时期，这种差异常常被规模化扩张的追赶动机掩盖，一旦出现减速和规模化扩张约束，由分割、服务业弱质性所导致的结构升级瓶颈将会凸显，可持续的一体化均衡增长诉求将无法达成。

重化工业化时期高增长所造成的经济集中现象，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结构双重性，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先导性特征”，将大行业（重化工行业）和小行业（如当时的服务业）、大企业与小企业生产率和工资率的差异拉开。动态机制是在选择性融资支持下，资本资源向大行业、企业集中，推动大企业资本深化加速，导致大企业与小企业生产率差异和工资差异。

选择性融资支持是政府主导赶超经济模式下常用的方法，亚洲、拉丁美洲甚至工业化早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使用过。在中国工业化规模扩张中，选择性融资支持一方面表现在区域增长极的发展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对央企、地方大型企业的重点支持上，对于遍历工业化各个追赶阶段的上海，这方面的体会尤为深刻。选择性融资支持不仅抑制了中小型工业企业的资本深化，而且以小企业为主体的服务业更是备受冲击。产业发展极化的回波效应，以及工业部门分割对服务业部门的涓滴效应让人印象深刻。

重化工业时期广泛存在劳动市场分割现象。道格拉斯-有泽广已法则认为：城市家庭财务状况是决定劳动供给的主要因素，户主为了养护家庭而工作，如果户主收入降低，家庭其他成员不得不为了获得收入出去就业（因此，户主收入越低，家庭就业率越高。对于农户而言，当农业收入较低，家庭成员为了提高收入，不得不外出寻找副业就业机会，以贴补家用）。以获得基本生活收入为动机、而非以获得竞争性工资为目的就业方式，成为低效率中小企业增长的土壤。由于经济追赶的投资需求成为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消费拉动能力的低下只是次要问题。但是，一旦经济高增长结束，由分割导致的收入增长差异过大和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将会逐渐变成经济稳定增长的障碍。

工业化赶超过程的纵向分割和相配套的管理体制分割在上海市调研和各类指标测量中随处可见，并把城市的“聚集-创新”功能碎片化。当规模化扩张结束，经济减速发生时，分割问题就开始凸显出来，规模化扩张的内在机制是“干中学”和模仿，即使没有技术进步发生，技术的可获得性加上廉价的资源使用，仍然可以大幅度提高生产率，但当规模化追赶结束，经济向可持续均衡路径转型时，技术创新的网络化效应将成为必需。上海市必须摆脱增长极堆积起来的城市模式，加快打破“分割”步伐，重塑城市“聚集-创新”功能，才能参与国际竞争，推动中国经济整体的转型升级。第三节分割治理、结构调整与复合目标

本部分结合日本的经验，针对经济减速时期的分割治理进行分析。为清晰起见，提供两个并行的逻辑线路：生产系统梯度升级与制度矩阵功能嬗变。1.生产系统梯度升级与生产组织方式（1）生产系统梯度升级的线性与非线性趋势图1-1 经济追赶阶段及生产组织

资料来源：Terutomo Ozawa（2005），《上海统计年鉴》。

上文所述工业化过程的增长加速与减速，与生产系统梯度升级的特定阶段有关，相应地，分割治理与生产组织方式和制度框架的功能演进密切相关。借用小泽辉智（Terutomo Ozawa）的雁阵追赶分析框架，图1-1给出了生产系统结构升级梯度的一个直观表述，这个图示是线性升级路径——即升级环节具有清晰的阶梯爬升特征。基于现有工业化经验，产业结构次序爬升的路径如下：①要素禀赋使用阶段（即资本、劳动驱动阶段，典型如纺织业）→②非差异化分工阶段（即规模驱动阶段，此时重化工过程发生，企业产品相似，后果是重复建设。典型如钢铁、石化产业）→③差异化分工阶段（即装配线生产阶段，典型如汽车、电子元件产业）→④熊彼特创新阶段（即知识驱动阶段）→⑤信息经济阶段（即IT驱动阶段或新经济阶段）。就线性趋势而言，小泽辉智的理论认识到，就环太平洋区域而言，在“美国-日本-东盟-中国”的雁阵模式下，处于领头地位的美国已经把传统国际分工链条改变，美国不再单是在制造业链条上发挥比较优势，更贴切地说是把制造业链条甩给梯度较低的其他国家，美国自己则稳固转移到了高级服务业的分工端。正如我们在可贸易服务业分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初见端倪的今天，产业组织正经历过去大企业和供应链为主体的纵向链条结构向网状的立体平台的结构转变。制造业的“软化”和服务化，将使得企业之间的关系超越传统的“需求-供应”关系，不同产业链相互交织，形成开放的、多维的复杂网络结构。

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美国新经济知识扩散的影响下，其他国家的升级梯度受到扰动，不再是非常清晰的线性爬升阶梯，而是一方面接受制造业的国际产业链分工，另一方面接受诸如信息产业的国际知识扩散和转移。国家间产业传递的雁阵模式因此具有非线性特征。对于中国整体而言，由于工业比重仍然较大，线性升级梯度仍为主线，但是对于上海这样经济结构已经呈现显著服务化的大城市来说，来自制造业、服务业双重升级的国际压力就比较大。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文将提出“结构平行问题”，以显示分割治理的必要性。（2）生产组织方式

上述五个生产阶段对应着五种生产组织管理方式：①准市场或政府主导的生产组织→②水平分工的企业集群I→③纵向一体化的企业集群II→④向内的系统集成模式I（即企业、金融等的国内一体化）→⑤开放的系统集成模式II（典型如美国、欧盟企业全球资源配置）。粗略划分，我们把上述5个生产系统升级梯度归纳为三类：①到②为初级重化工业化阶段，这个阶段的增长由劳动、资本要素驱动，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产业链末端，原材料进口支撑制成品出口和规模化是其典型特征。政府主导的水平分工是主要生产组织形式，生产管理粗放、重复建设、资源消耗大、附加值低、生产链条短、以低要素价格获得国际竞争力是主要问题。③为深加工度阶段，这个阶段的重要特征是生产一体化，生产上移到国际产业链的中间环节。“以机械设备进口支撑机械制造出口”和注重效率是其典型特征，由于一体化的需要，协调管理作为一种创新形式逐渐变得重要。④和⑤为精细化阶段，网络化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创新形式开始出现。（3）分割的产生

高速增长之后的“落潮效应”，发生在初级重化工业化向深加工度阶段的转型过程中。其间，原材料资源消耗型增长动力消失，高增长时期生产管理粗放、重复建设等造成的分割问题浮现，高增长时期留下来的管制问题成为经济中的重要摩擦点。

日本生产系统结构演进在20世纪60年代完成了第一个梯度爬升，即：从依赖资源禀赋的阶段①向初级重化工业阶段②的爬升。以“已经不是战后”的1956年为转折，日本从比较优势战略跃升到竞争优势战略，持续的超高速增长发生在这个时期。由于劳动力短缺，1970年以后经济减速，“落潮效应”的分割（主要集中于大中小型企业效率、工资差异）显现。实际上，截止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已经意识到初级重化工业化带来的环境、资源、结构不平衡的压力，很多大城市开始拒绝一度红火的招商引资，把注意力转向分割治理。其效果就是20世纪70年代完成了深加工度化的第二个梯度爬升。其间，规模化增长模式，被更为注重效率、工资、环境改善的管理型增长模式替代，日本突破模仿奔向自主创新的重要转折即发生在这个时期，我们称其为“协调管理的创新形式”。这为20世纪80年代后技术立国策略的实施，以及20世纪90年代熊彼特创新提供了基础，也是以后生产系统梯度持续爬升的良好开端。（4）“结构平行问题”、双重比较劣势与分割的加剧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日本突破模仿建立自主创新，得益于其国内“市场民主”和对“大众消费时代”的认可，并认为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与经济步入成熟阶段的发展要求不相容。按照我们的理解，当经济由工业化时期步入城市化时期——进而步入技术成熟时期，以前以动员全社会资本进行生产追赶的模式，在减速时期受制于分割的影响，已经不可能为持续增长提供动力。而且，对于处于追赶前沿的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而言，若坚持原有增长路径，将会碰到“结构平行问题”。

我们对“结构平行问题”的解释是：当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演化出来类似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或者成为产业服务化）时，如果依然坚持原有“干中学”模仿路径，那么不仅制造业要受制于发达国家，而且服务业也将受制于发达国家。即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将面临国际市场竞争的“双重比较劣势”，这种“双重比较劣势”的后果，比单一工业化时期对经济的打击还要大。因为若保持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至少还有进行国际分工的本钱。但是随着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资源约束加剧及重化工业部门的迁出，如果不能及时转型，制造业比较优势不久将丧失殆尽，加之服务业本来就弱，“双重比较劣势”发生的可能性很大。

如果这个推理成立的话，可以说，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比中国其他地区将面临更大的减速风险。总之，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都处于国际分工低端的情况下，“结构平行问题”可以解释结构性减速发生的原因。拉美国家大城市的发展状况，可以为这种推理提供一些有说服力的佐证。2.分割治理与制度矩阵功能演替

对于追赶型经济而言，应对“落潮效应”引发的经济问题，是减速时期最棘手的事情。诺斯的“制度矩阵”或“制度框架”理论认为，特定时期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具有相互联系和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特征。一旦经济事件性质发生变化，这种路径依赖性会成为转型的阻碍，因此制度矩阵功能需要做出相应调整，甚至归零后重新再来。特定时期制度矩阵（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作用，是形成社会的激励结构。如中国工业化高增长时期政府主导增长的制度安排，此时，正式制度是主要的。

但是当经济进入城市化阶段，创新激励需要交给市场完成的时候，不仅正式制度（如融资制度、公平制度）需要改变，非正式制度（主要是企业间的合作方式）可能更为重要，并成为连接交易网络和畅通交易行为的重要环节。诺斯指出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欧盟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标志，就是它们都有着较强的制度矩阵“适应效率”，即制度结构应对各种冲击的弹性较强。当然，经济网络中非正式制度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现有正式制度进行改良，增强制度对新阶段的适应效率和弹性，是治理分割的首要环节（如上海的营改增、自贸区建设）。（1）制度矩阵嬗变的目标是生产系统梯度爬升

回溯经济思想历史及发达国家经验，可以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矩阵功能有三个交替变化阶段：即生产型资本主义——如马克思理论视野中生产扩张的盲目性及有效生产组织的缺乏；管理型资本主义——这个理论的贡献者是钱德勒，基于重化工业时期经济问题的审视；网络化资本主义，20世纪90年代之后针对知识经济兴起的系统性思考。政府主导的工业化高增长时期，制度矩阵的国内成分包括：财政金融的选择性产业支持、税收优惠、要素价格的统筹、区域增长极政策等。经济减速时期的分割治理，首要的是放弃选择性融资支持，把制度、资金和税收优惠向小企业的资本深化和技术改进方面倾斜。分割打破——即以制度分割打破促进产业分割、企业分割、市场分割打破，是管理型资本主义的核心层面，协调管理作为一种创新形式出现在后续增长中，我们把这样的创新叫作“初级创新”。（2）管理型资本主义的核心是“初级创新”潜力塑造

经济学的浪漫主义喜欢用“蛙跳”“跳跃式”发展这样的术语憧憬未来。如果说用于要素驱动的规模扩张阶段尚且可行的话，那么，对于加工度深化以后增长阶段的适用性，就很值得探讨。当你面对生产系统的种种分割和经济失衡时，思维逻辑上的第一件事情应是如何通过协调和管理形成纵向一体化。此时，尽管“R&D”很重要，但是往往缺乏开展“R&D”的环境，典型例子是初级重工业化“原材料支撑制成品生产出口”的技术外部依赖性，不会让你马上“蛙跳”到广泛的自主创新上去。协调管理的初级创新，本质上是生产组织和制度的整合，既具有前瞻性，又具有基础性。这种“初级创新”，在由初级重工业化向深加工度化和纵向一体化演进的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步迈不出去，经济将陷入“拉美模式”，后文将重提这个问题。（3）网络化资本主义的核心是“次级创新”潜力的开发

在管理的“初级创新”上尽管有相似之处，但是，与管理型资本主义相比，网络化资本主义的“次级创新”应该包含更多的内容。这个时期，熊彼特意义的创新特征突出。国内制度环境的协调，使得资本家逐利能动性得以发挥，资本家对技术知识的需求推动了“R&D”潜力的持续发挥。从生产系统结构梯度看，“次级创新”发生在生产集成化时期。与深加工度化的纵向一体化相比，这个时期工业部门内部、工业与服务业之间，城市生产与生活消费之间，已经形成致密的纵横网格。这是稳定增长路径形成的时期，均衡性是其典型特征。因此，由“初级创新”向“次级创新”的演替，是自主创新普遍的时期，不可能“蛙跳”实现。（4）悲催的拉美与爬坡的日本

如果拿两个区域的工业化思想进行对比，我们会看到，拉美经济理论常常被一种理想主义和抱怨的色彩笼罩，日本的工业化思想更具有现实色彩和深刻洞察力，尽管两个区域的经济理论均受到西方思想的强烈影响。这种思维方式在实践中的反映是，在经历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的失败尝试后，拉美国家生产系统似乎被捆缚在分割的大坑中，产业结构爬升到初级重化工业化的门槛下就止步了，没能达到深加工度化及其后阶段。拉美国家二三产业的效率双重性、劳动市场的分割、经济一体化机制的缺乏以及协调管理“初级创新”受阻，迫使高增长后期的拉美陷于困境，经济增长在不确定性阶段徘徊，无法演化到较高级的“管理型资本主义”阶段。

面对20世纪70年代初期浮现的减速及“落潮效应”，日本理论界当时已经意识到分割和“结构双重性”问题的严重性。当时，初级重化工业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大型企业与小型企业间的效率差异和工资差异；工资差异导致的消费需求拉动力不足和投资需求过度；20世纪60年代的高增长推动了城乡一元化进程，但是城市部门中服务业替代农业成为劳动力储水池，导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低于工业劳动生产率。同时，劳动力拐点的出现以及环境刚性约束的出现，加剧了以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进口为支撑的初级重工业化持续的艰难性。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一些有见识的经济学者，开始意识到“二次加工”，即后来的深加工化对于增长转型的重要性。如，筱原三代平就明确指出，日本成功之处，在于“二次加工”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抵消了工资上涨的成本效应，从而使日本国际贸易条件持续改善。初级重化工业时期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让位于生产率竞争优势。这样的见地和实践，在拉美是看不到的。

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日本实际上已经清晰认识到“高劳动生产率、高工资收入”增长路径的正确性。但是，只有在迈过深加工度化这个门槛之后，经济才算走向稳定均衡的路径。1970年开始，国家有意识地在环境标准方面向企业施压，1980年更是采取了极其严厉的生产标准，同时，工会在工资提升方面也不断施压，最终倒逼日本“管理型资本主义”的定型。

日本采取主要措施是：以往选择性融资支持逐渐淡化，以金融支持和加速折旧的措施帮助中小型企业深化资本、更新设备、提高技术水平。可以认为，日本这一时期最值得惊叹的成就，就是完成了分割的整合。20世纪70年代，大小企业之间效率开始出现均一化，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超过工业。同时，工资差距缩小，消费需求逐步取代投资需求，开启了日本城市化成熟期的均衡增长大门。3.复合目标：兼论上海的生产系统与制度要求

上文分析隐含的一个基本命题是：经济追赶时期的初级重化工业阶段，制度矩阵的设计，是瞄准规模化扩张的单一目标，这是“生产型资本主义”的存在基础。深加工度化之后，生产的一体化不仅要求制度变革，而且要求增长目标改变，这个要求很关键，因为更高级的生产系统，需要更多因素的相互联系和作用。由此，增长“复合目标”的提出，是高增长之后的事情，这不仅植根于一体化协调、网络化的生产系统，而且关注重点也开始向生产与消费的联动方面递进，此时，真正的城市化过程才能启动。“复合目标”对增长的要求，开始由高速度、规模化，演替为稳定均衡和效率提升。

作为上述理论分析的延伸，我们来看一下上海。回顾图1-1，上海生产系统梯度爬升的顺序是：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①要素禀赋使用阶段，以廉价劳动力使用的轻工纺织是产业支柱；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②非差异化分工阶段，投资驱动的重化工业化推动了规模扩张；20世纪90年代至今正经历——③差异化分工阶段，即初级重化工业化向深加工度化的转型。

与生产系统结构演替的次序相对应，上海市正在发生由规模驱动的高速增长、向效率驱动的低速增长的过渡。近几年渐现的“落潮效应”，是增长规律作用的结果，分割问题和矛盾的出现，在可以测度范围之内。具体地，正如上文上海分割的统计数据所呈现的那样，制度分割（央企、地方企业）、效率差异（大中型企业之间、工业和服务业之间）、工资差异非常显著，环境代价与增长成果也都很大。

分割消除的过程，也是增长目标重塑和制度矩阵的重构过程。把高速增长阶段的单一规模化目标诉求，用更有利于持续增长的复合目标替代——即注重稳速增长的同时，更加关注效率、福利、环境的改善。根据发达国家——无论是历史上老牌工业化国家还是战后富国俱乐部先进的经验，政府主导的生产型工业化规模扩张，有可能带来特定时期的增长高速度，但是不可能将经济推入稳定持续增长轨道。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支撑是大众消费时代的来临以及制度因素的调整，需要扭转单一型增长目标。第四节服务业推进创新升级生产系统

21世纪以来，服务业成为创新推进器，它有助于生产系统升级和结构梯度上升，同时，与服务业匹配的制度矩阵功能演替，突破了传统城市化发展模式，使城市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成为全球资源配置的重要节点。1.服务业发展的阶段性假说：关联机制

前文对生产系统梯度升级路径及增长阶段转型过程中的分割机制进行了分析。从长期增长角度看，有必要对工业化向城市化阶段过渡时产生的一些问题进行专门分析，问题焦点集中在服务业的发展上。（1）服务业从“分工结果”到“增长条件”，最终成为“创新推进器”

从生产关联角度看，对于服务业的作用，存在两种基本认识：“结果说”和“条件说”。第一，服务业作为经济增长的结果而存在，或者近似表述为，服务业作为工业化过程分工的一个环节而存在。这种观点比较传统，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得到过系统阐述。第二，服务业的重要性远超过单纯生产率的衡量范畴，在很多情况下，服务业不是增长的结果，而是增长的前提条件。实际上这时以外包为基准的国际分工体系形成，全球价值链（GVN）已经将产品设计、品牌分销、管理和金融服务以及产品技术定义为微笑曲线的利润两头了，而一般制造是最低端的，服务已经成为驱动经济的动力条件。1985年联合国贸易发展理事会（United Nation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的研究报告指出服务业是增长的条件。1990年之后服务业的研究受到欧洲经济学家的广泛重视，研究重心逐渐向更具体的服务网络化领域挺近。1985年联合国关于服务业的新认识，实际上是植根于发达国家经济新阶段的一个精辟见解。到了21世纪，互联网已经推动全球服务业展开了大范围贸易。以互联网推动的服务业可贸易带动了基于复杂产品系统（Complex Product System，CoPS）的技术创新和智能制造体系的发展，已经构成了新的全球创新动力，也成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利润获取的新工具，当前的全球服务业谈判都直指这方面。我们将制造、创新和服务业进行梳理，并赋予它对经济问题的理论解释力。表1-5 服务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2）服务业发展的阶段性假说

让我们联系生产系统升级梯度和制度矩阵功能演替，对服务业发展的阶段性假说给出说明：即规模化扩张的工业化阶段，服务业作为分工的结果而存在；稳定增长的城市化阶段，服务业作为生产条件而存在。全球信息化条件下，服务业的可贸易水平提升，成为经济创新的推进器。

我们进一步的认识逻辑是：对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过渡的国家或区域来说，有两个引人注目的变化需要引起关注：第一个是劳动力贮水池的演替；第二个是劳动力供需动态的变化。①第一个变化出现于规模化扩张的工业化阶段，过剩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现代部门。当高速增长繁荣发生时，越来越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被吸收进工业部门，当高增长暂时性收缩时，过剩劳动力躲进就业弹性较高的服务业。通常情况是高增长持续一段时期后，服务业替代农业作为劳动力贮水池，以适应经济周期性的繁荣和衰退。这个阶段，我们认为，服务业作为分工结果存在是合理的。②当劳动力拐点发生，劳动力市场由过剩的非均衡转向均衡，服务业与工业两部门的劳动力资源争夺加剧，为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上升提供了契机。此时，城市化面临着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消极的，即如果生产结构梯度不再爬升，向深加工度化的演化动力消失，这种情况下提服务业结构升级没有任何理论和现实基础，想上也上不去；第二个选择是积极的，为了促进深加工度化的推进，生产一体化、集成化、网络化使特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成为必需，服务业业态多样化出现，服务价格（部分是因为服务业部门劳动力短缺）上升，服务业效率提高，工业与服务业分割消失。

现有历史统计和各国增长经验可以为服务业的“结果说”和“条件说”提供有说服力的支持。①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服务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与拉美、东南亚国家的对比。我们的前期《上海报告》，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服务业相对劳动生产率进行了对比，这里提供的进一步认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已经步入城市化成熟期，生产系统梯度爬升到加工度深化之后，创新机制已经深深植根于均衡增长路径上，这些国家普遍表现出了服务业的高效率或与工业的趋同性。近几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出现下降的国家，制造业的表现也普遍不好。此为发达国家深加工度化之后，服务业为增长“条件说”的证据。同时期的拉美、东南亚国家，生产系统均未演进到深加工度化阶段，服务业相对效率很低，只是作为城市化谋生的一个手段而存在，此为后发国家初级重化工业化阶段，服务业为增长“结果说”的证据。②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日本服务业的效率逆转。另外一个有趣的统计证据，是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日本服务业效率的逆转，这个逆转发生在日本生产系统梯度向深加工度化的爬升时期，而且逆转的成功对其后经济网络化的确立和创新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根据B.R.Mitchell的数据库，20世纪60年代日本服务业相对劳动生产率一度较大幅度地低于1，这个时期是日本初级重化工业化的超高速度推进时期，服务业发展以经济周期劳动力贮水池的作用而存在。1970年后，日本劳动力拐点出现，劳动力市场供求态势发生变化，服务业劳动力短缺状况发生，效率提高直至与工业效率趋同。

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商品贸易下降，服务贸易上升，全球发达国家主导了全球的服务贸易谈判，服务业成为新的各国技术创新的推进器和通过服务业进行全球“抽税”的新工具，任何参与国际竞争的主体必须通过服务体系才能升级其生产系统，取得国际要素流进行创新和再配置的功能。（3）制度矩阵嬗变与服务业阶段性

一些抑制服务业发展的制度障碍，在生产系统梯度升级后也发生了变化。在日本的主要表现是选择性融资方式的退出，以及中小企业融资支持组织的建立。目前，理论研究者争论的一个领域是，为什么日本在创新和企业组织上，落后于其一度追赶成功的美国经济。典型的认识是，日本现阶段已经进入自主创新阶段，但是在网络化资本主义技术进步的追赶中却落后了。主要原因在于，现有金融制度与企业网络化组织已经不能适应梯度升级的要求，制度矩阵需要向更加开放、横向、分散性创新的模式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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