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讷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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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基事迹考(杨讷史学著作四种)试读：
前言
刘基是今人讲明初历史必讲的人物，他在明代有“开国文臣第一”的尊称，在近代有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的美誉。然而，迄至上世纪末，人们对刘基的了解大多远离真实。一篇署名黄伯生撰写的《故诚意伯刘公行状》杜撰了许多刘基故事，掩盖了刘基的一些真实事迹。六百年来，人们在总体上均视《行状》为信史，不断引用；只有个别史家识破《行状》的某些不实之词。
我对《行状》内容真实性的怀疑产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初只是在三四个问题上，后来疑点逐渐增加，终于断定《行状》不仅内容多假，其作者姓名与撰写时间也属伪托。1999年5月，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主办海峡两岸蒙元史学术讨论会，我提交会议的报告即以考证刘基事迹为题，对《行状》的不实之词多有驳诘。这篇报告经过修改，取名《刘基事迹七考——兼析〈诚意伯刘公行状〉的撰写时间与作者》，收入萧启庆教授主编的研讨会论文集《蒙元的历史和文化》，2001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那篇文章约三万五千字，别人读来可能感到累赘，在我本人则言犹未尽，因为还有不少问题没有触及。
现在呈献给读者的这本小书，是我近几年继续研究的结果，是我那篇论文的扩充。我原想越过只有专业工作者才会感兴趣的重重考据，向读者大众提供一本内容真实、直接叙事的刘基传。但动笔未久便发觉这样的想法不切实际。六百年来人们习惯于接受《行状》塑造的假刘基，刘基的真实事迹一直被遮掩在人为的云雾后面，不拨开云雾就难揭示真相，而拨开云雾的唯一手段就是科学的考证。不经考证而径直叙述，势必不能取信于读者。故而最终采取了考证与述事相辅的写法。由于考证必须征引史料原文，肯定会增加一般非历史专业读者的困难。但为了揭示刘基的真实事迹，这样的困难无法避免，我只能祈求对真实历史感兴趣的读者耐心看下去。好在本书篇幅不大，十余万字而已。当然，本书写的历史究竟是真还是不真，作者本人说的不算，最后要由读者评定。
刘基的诗文集有多种版本。过去比较流行的是隆庆年间何镗编校的《太师诚意伯刘文成公集》，因为它有《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简称《诚意伯文集》。本书主要用成化年间戴用、张僖刻的《诚意伯刘先生文集》（简称《文集》），因为它比隆庆本早出，内容又多于隆庆本；遇有特殊问题需要用别本印证时，另予说明。几年前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林家骊先生点校的《刘基集》，林先生在点校编辑上无疑是花了功夫的，但也有一个无可讳言的缺点，他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的《诚意伯文集》错当作成化本了，以致《刘基集》中出现了“尊达纳锡哩”（成化本作左答纳失理）、“布延呼图克”（成化本作孛颜忽都）这样的清代改译的人名（见《刘基集》第175、180页）。
本书附录明人、清人写的刘基传四篇，它们依次是署名黄伯生撰的《故诚意伯刘公行状》、《明太祖实录》卷九九的《刘基传》、张时彻撰写的《诚意伯刘公神道碑铭》和《明史》卷一二八的《刘基传》。四篇都是近人论述刘基时常用的基本资料，也是本书辩驳的主要对象，全文迻录，以便读者随时比对。
刘基博学多能，兼有文学家、哲学家之称。我于文学、哲学均为外行，与其献丑，不如藏拙。敬请读者原谅。杨讷2004年4月于北京一 家世、早年与中举（1335年以前）
给历史人物写传，通常要从他的家世讲起，本书也不例外。
刘基有诗文集传世，但集中一次都没有提到自己的家世。刘基长子刘琏有《自怡集》，次子刘璟有《易斋集》，他们也没有讲自己的祖辈。《易斋集》的《附录》里有洪武二十八年翰林学士刘三吾写的一篇《跋刘氏家谱》，其中说到“予观括苍青田刘氏族谱，与吾茶陵刘氏实通谱牒”，还提到其兄在元时曾与当时任儒学副提举的刘基议论过两家的谱系。刘三吾的话说明，青田刘氏在元代有自己的族谱，但这份族谱今已不存。
大约在永乐年间，刘璟之子刘貊根据旧谱重编了一部家谱，由他的堂兄刘廌（刘琏之子）写序，序文称：吾刘氏本丰沛人也。有讳光世者，仕宋，扈从高宗南渡，始
为江南人，今之所存高宗御宝手敕是也。后有乐山水之胜者，因
居括苍丽水之竹洲。廌九世祖六五府君又自竹洲徙居青田之武阳。
竹洲既有详谱而吾武阳为未备。廌少时亦尝以旧谱略加订定，犹
未如法。今堂弟貊重加考索，参用苏、范谱式，附以世系、事实、
墓铭、行状等文，莫不渊然源本而粲然昭穆也，使后世观者如指
诸掌，可谓知礼义之本者矣。书成，请廌志之，故略纪其实，尚[1]
俟暇日质之当世文衡之士，请序表之可也。刘廌的序文从刘光世（1089-1142）讲起，但家谱本文可能上溯到光世之前。隆庆元年（1567）张时彻撰写的《诚意伯刘公神道碑铭》（以下简称《神道碑》）把刘基家世追溯到刘光世之父刘延庆：文成刘公，其先丰沛人也。后徙鄜延，名延庆者，宋宣抚都
统少保。厥子光世，以平方腊功，为兵马总管。高宗南渡，部兵
以从，累官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进太师、杨国公，因家临
安。子尧仁，过丽水而乐之，遂徙其邑之竹洲。四传至集，又卜
居青田之武阳，去县治者百五十里，世所称南田福地也。……五
传而至濠，宋翰林掌书。……濠生庭槐，博洽坟籍，为太学上舍；[2]
槐生爚，通经术，元遂昌教谕：是为公祖，公父。[3]刘延庆、刘光世《宋史》均有传。《刘延庆传》称：“靖康之难，延庆分部守京城，城陷，引秦兵万人夺开元门以出，至龟儿寺，为追骑所杀。”故知刘延庆卒于靖康元年（1126）。
在追溯刘基先辈上，南京大学教授周群下了不少功夫。他根据宋人张嵲《紫微集》中的资料，进一步考知刘延庆之前的三世，最后排出下面这个世系：
刘怀忠（十一世祖）→刘绍能（十世祖）→刘永年（九世祖）→刘延庆（八世祖）→刘光世（七世祖）→刘尧仁（六世祖）→刘集（五世祖）→刘濠（曾祖）→刘庭槐（祖父）→刘爚（父）→刘基。[4]
将张时彻的记载与刘廌所言对照，可看出一个差别，即张时彻称“卜居青田之武阳”的是刘集，而刘廌称“徙居青田之武阳”的是自己的“九世祖六五府君”，据此则刘集就是刘廌的九世祖，刘基的七世祖。但按张时彻的排列，刘集应是刘基的五世祖，刘廌的七世祖。因此，有理由推断刘廌所书“九世祖”是“七世祖”之误写或误刻。
以上刘基列祖，以刘光世地位最显赫，但《宋史》本传对他颇有微词，本传称：光世在诸将中最先进。律身不严，驭军无法，不肯为国任事，
逋寇自资，见诋公论。……建炎初，结内侍康履以自固。又早解
兵柄，与时浮沉，不为秦桧所忌，故能窃宠荣以终其身，方之韩
〔世忠〕、岳〔飞〕远矣。这样的“公论”显然由来已久，非自《宋史》始，刘基不会不知道。像这样的祖先是不可能让后世子孙引以自豪的。但是孟子讲过：“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意思是说祖辈对后代的影响越不过五世。从刘光世到刘基已历七世，无论刘光世是君子还是小人，其泽即使没有断绝，对刘基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
张时彻写的《神道碑》对刘基的曾祖父刘濠和父亲刘爚特别称赞，他说刘濠“慈惠好施，每淫雨积雪，登高而望，里中有不举火者，即分廪赈之”，又写了刘濠、刘爚祖孙入元之初在江浙设计救了许多可能被元诛杀的人。古人相信“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说法，故而我们在古人传记中常可读到其人祖上积德的故事。依我看，这类事迹即便真有，也不能预决子孙未来。
要注意的是刘濠、刘庭槐、刘爚三人的身份。刘濠在宋任翰林掌书，刘庭槐在宋为太学上舍生，刘爚在元任儒学教谕，三世业儒，按[5]元代的户计制度入儒户。其家在青田“世为右族”。这样的家庭地位，肯定是对刘基有影响的。
刘基字伯温，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六月十五日生于江浙行省处州路青田县南田武阳村（今浙江文成县南田镇岳梅乡武阳村）。武阳村离当时青田县治约一百五十里，是偏僻的山村。由于父祖习儒，刘基从小在家里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十四岁那年被送到处州（治今浙江丽水市）路学念书。《行状》说：年十四，入郡庠，从师受《春秋》经。人未尝见其执经读诵，
而默识无遗。习举业，为文有奇气，决疑义皆出人意表。凡天文、
兵法诸书，过目洞识其要。讲理性于复初郑先生，闻濂洛心法，
即得其旨归。先生大器之，乃谓公父曰：“吾将以天道无报于善
人，此子必高公之门矣。”《行状》的话颇为夸张，但刘基天资聪颖，早慧，确是事实。“习举业”三字概括了刘基求学的目的和内容。中国历史上早已有之的科举取士制度，在元世祖、成宗、武宗三朝是完全停废的，到仁宗皇庆二年（1313）才决定次年恢复科举，这年刘基三岁。此后二十年，科举考试正常运行，为汉族儒生进入仕途博取功名开启了一扇小门。刘基生当其时，作为书香门第子弟，很自然地选择了这条道路。科举考试的科目重在对儒家经典的决疑和阐发，按当时的要求，阐发还必须以程朱理学为依据，所以刘基从师习《春秋》，又从郑复初讲性理。郑复初名原善，江西玉山人，仁宗延祐年间举进士，后任处州录事，刘基跟他学习大概就在他任职处州期间。
关于刘基读书与求学的情形，明人还有不少零星、模糊甚至荒诞的记述，这里无须介绍。总之，刘基学习认真，领悟也快，所以他不到法定年龄就考上了进士。
刘基举进士是在至顺四年（1333）九月。依照仁宗皇庆二年定下的制度，科举三年举行一次，历次会试在二月，廷试在三月。但至顺四年这次情况特殊，因为宁宗懿璘质班先一年十一月去世，皇位虚悬半载，至四年六月顺帝方即位，所以当年会试改在三月，廷试则延[6]至九月举行。十月，顺帝改至顺四年为元统元年，这年举进士的也被称为元统进士。《行状》和《神道碑》对刘基举进士语焉不详，甚至不提中举年份，但这年的进士题名录流传了下来，刘基名列进士题名录“汉人南人第三甲三十二名”一栏第二十名。题名录原文作：刘基，贯处州路青田县，儒户。——《春秋》。字伯温。行七，年廿六，六月十五日子时。曾祖濠。祖庭槐，宋太学生。父爚，儒学教谕。母〔富〕氏。
具庆下。娶富氏。乡试江浙第十四名，会试第二十六名。[7]授瑞州路高安县丞。据此可知：一，刘基于至顺三年在江浙通过乡试，名次第十四；二，刘基中举时本人已婚，父母都在世；三，刘基选的明经题为《春秋》，正是他少年时代已开始研习的。但是，刘基申报的年龄是假的，这年他二十三岁，不是二十六岁。他多报三岁，是因为元朝规定年满二十五岁的才可以参加乡试。刘基在至顺三年二十二岁参加乡试时报二十五岁，所以到会试时便成了二十六岁。制度规定：“科场每三岁一次开试，举人从本贯官司于路、府、州县学及诸色户内，推选年二十五以上、乡党称其孝悌、朋友服其信义、经明行修之士，结罪保举，以礼敦遣，贡诸路、府。其或徇私滥举，并应举而不举者，监察御史、[8]肃政廉访司体察究治。”刘基父亲刘爚是遂昌（亦属处州）儒学教谕，不难为儿子参试虚报年龄，虽属“徇私”，只要凭真才实学考上，乡里仍会传为美谈。
元代的考试，蒙古、色目人与汉人、南人有别。蒙古、色目人试题较易，中举的比率高；汉人、南人试题难，中举的比率低。汉人、南人要在古赋、诏诰、章表内选试一道，这是蒙古、色目人免试的。刘基会试选做古赋，题为《龙虎台赋》，今存于《文集》卷一四。刘基序称：“龙虎台去京师相远百里，在居庸关之南。右接太行之东，地势高平如台，背山而面水。每岁车驾行幸上都，往还驻骅之地。以其有龙盘虎踞之形，故名耳。”其赋将龙虎台的壮观及周围形势的险要大大夸张了一番，什么“白虎敦圉而踞峙，苍龙蜿蜒而屈盘。状昂首以奋角，恍飚兴而云屯”，末后颂曰：“于铄帝德，与台无穷。于隆神台，与天斯同。崇台有伟，鸾驾爰止。天子万年，以介遐祉。”但是，刘基在赋中也坦言：“慨愚生之多幸，际希世之圣明。虽未获睹斯台之壮观，敢不慕乎颂声。”原来，刘基本人并未到过龙虎台，他是凭想象和前人的描述作赋的！不过，试赋的用意是展示作赋者文采，是否写实是完全无所谓的。
刘基会试的经义卷也传下来了，约一千五百字，收在《文集》卷一四，题为《至顺癸酉会试春秋义》。它议论的是鲁庄公二十三年（前671）到襄公三十年（前543）楚国与鲁、齐、宋、晋等国的和、战关系。刘基强调“《春秋》谨华夷之辨”。他称楚为“中国之变于夷者”，指鲁、齐、宋、晋为“中国”（即“华”或“夏”），并为后来夷强夏弱而扼腕，说是“读经至此，太息而止”。这份《春秋义》因为标题明确，无人怀疑过它的撰写时间和主旨。但是，《文集》中另有《春秋明经》两卷，读者对其撰写时间的看法很不一致。多年前容肇祖在一篇研究刘基哲学思想的文章里说：“《春秋明经》是刘基[9]二十二岁中进士以前准备应考的著作。”几年以后，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称：“这两卷《明经》之作很可能是他（刘基）在元末辞官之后隐居浙东时著作的。”其理由有二：一是《春秋明经》“对《春秋》大事的选取和义理的论说，以及文字的凝练，表明它并非是少年习作”；二是“《春秋明经》中谈‘华夷峻防’、‘胡主中国’，其排夷、仇夷思想是公开‘形于篇什’，这在蒙古人统治下的元[10]代，刘基是不会轻于惹祸写这种有禁忌的文字的”。1995年出版的周群《刘基评传》则认为“《春秋明经》当初萌于元末习举之时，写[11]定于明初”。以上三说，我对周说最感困惑。从何得知《春秋明经》初萌于习举之时（即1332年以前）？怎么证实它定于明初（即1368年以后）？总共两万多字的《春秋明经》，何至于历时近四十年方才定稿？不作解释，这种说法很难让人接受。对于《宋明理学史》的说法，我只同意它关于《春秋明经》“并非是少年习作”的判断，因为与《至顺癸酉会试春秋义》相比，《春秋明经》的文字确实洗练多了，识见也广而且深，不是当年参加会试的水平能及。至于《宋明理学史》定《春秋明经》著于刘基元末辞官之后的理由，我认为根本不能成立；即使《春秋明经》的确写于那段时间，《宋明理学史》说的理由仍不能成立。因为《春秋明经》里根本没有“胡主中国”四个字。严格地说，《春秋明经》里也没有“华夷峻防”四字，但“华夷峻防”与“谨华夷之辨”的意思差不多，《宋明理学史》说有也无妨。“胡主中国”四个字的有无事关重大，是不能含糊过去的。既然“胡主中国”四字没有，有的只是“华夷之辨”的议论，《春秋明经》与《春秋义》就不存在重大差别，因而也不会有“轻于惹祸”的问题。看来《春秋明经》写于元末，是在刘基思想、文字成熟以后，投赴应天之前。再具体就不好说了。
坦率直言，我对《宋明理学史》出现的问题并不感到意外。这部多次获奖的一百数十万言的大书（我是就当时标准讲的，按今天标准是不算大的）出自多人之手，各章节水平参差不齐，有的章节的史实错误有甚于凭空造出“胡主中国”者。同时我还想提请读者注意，作为一种理论，“华夷之辨”在不同时代不同人手里可以作不同解释，有很强的适应性。举例而言，生活在宋、辽、金鼎峙时代的宋人胡安国（1074-1138）是公认的持“华夷之辨”理论最烈的人，但他的《春秋传》后来却被列为元代科举考试的用书。南宋人目契丹、女真、蒙古为夷，谁知附随蒙古的北方汉族儒生也可指宋为夷。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元灭南宋，元军统帅伯颜向忽必烈拜表称贺，此表的汉文本一上来就说：“国家之业大一统，海岳必明主是归；帝王之兵出万全，蛮夷敢天威之抗。”在这篇深浸儒家观念的贺表中，承接正统的是忽必烈，宋朝却成了“蛮夷”。贺表还说：“独此岛夷，弗遵声教，谓江湖可以保逆命，舟楫可以敌王师。连兵负固，逾四十年，[12]背德食言，难一二计。”这就是统一者对“蛮夷”、“岛夷”的谴责。刘基举进士，有赖他那篇讲华夷之辨的《春秋义》；写《春秋明经》，不妨碍他为元效忠；辅朱元璋，共同打着华夷之辨的旗号；末后要为自己背元的行动辩解，又搬出了华夷之辨（详见本书第九章）。以上讲的都是事实。如果有哪位青年学子结合事实，写一篇全面阐明宋、辽、金、元、明诸朝汉族士人是如何演绎和运用华夷之辨理论的文章，那将是对中国史研究的一项贡献。
刘基中举后回到家乡，经过三年守阙，赴官上任。二 沉沦下僚（1336-1352）
至正十六年（1356），刘基在《季山甫文集序》中说：“予自丙[13]子之岁宦游他方。”丙子为顺帝至元二年（1336），这年刘基正式踏上仕途，至江西瑞州路高安县任县丞。元自世祖至元二十年起，定江淮以南三万户以上的县为上县，设县丞。《元史·地理志》记高安县为上县，故知刘基任县丞时，高安当有户三万以上。县丞相当于今天的副县长。依制，名列第三甲的进士授正八品，所以刘基的仕途就从正八品开始。
元朝统治中国的时间，如果从忽必烈登汗位（1260）算起，到顺帝被赶出大都（1368），总共一百零八年。这一百零八年，大致可以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前期为忽必烈时期（1260-1294），他一人统治了三十五年。中期从忽必烈孙子成宗铁穆耳即位（1295）算起，中经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四个皇帝，到文宗去世（1332），共是六个皇帝（不算两个短命皇帝），他们合起来统治了三十八年。后期即元顺帝统治时期，从1333年到1368年，又是一人统治三十五年。我们已经讲过，刘基举进士这年正是顺帝即位之年，此后刘基在顺帝朝当了二十年小官，直到投入朱元璋领导的造反队伍。
为了节省篇幅，本书不想追溯元朝前、中期的历史和分析元代社会的各种矛盾，对那些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另找书看。这里只想提醒读者，刘基是南人，属于元代蒙古、色目、北人、南人四等人户中最低的一等；刘基家族是右族，即在地方上有钱有地位的一族；刘基家庭为儒户，即读书有文化的家庭。记住这三条，有助于理解刘基进入仕途后的基本政治立场。
当刘基进入仕途时，社会正处于怎样的状态呢？请看监察御史苏天爵在顺帝即位当年（也就是刘基举进士这年）给朝廷上的《建白时政五事》中说的话：爰自近岁以来，云南土人作乱，海南黎蛮为梗，有司视为故
常，不加安辑。迩者徭贼大肆猖獗，攻陷道州，杀虏官吏民庶。
夫道州湖南一郡也，先此广西之民已被其害，今复转入内地，此
其为患不细。方今天下虽号治平，然山东实股肱郡，去年河水为
灾，五谷不登，黎民流冗者众，朝廷间尝振给，犹未克赡。江淮
之南，民复告饥。河北诸郡，盗贼已未获者三千余起。夫民穷为
盗，盖岂得已，为民父母，顾将何如！岂可优游宴安，视若无事。
伏惟朝廷宜急讲求弭安盗贼方略，振救饥民长策，使海宇清谧，[14]
黎民富足，实为宗社之至计也。苏天爵讲了云南、海南、湖南、广西、山东、江淮、河北等地的情况，灾民、流民、饥民遍地，民穷被迫为盗。不用多讲，读者也能想到，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无非是朝廷腐败、官吏贪婪以及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存在。而刘基一上任，遇到的是同样问题。《行状》写道：〔基〕之官，以廉节著名，发奸擿伏，不避强御。为政严而
有惠爱，小民自以为得慈父，而豪右数欲陷之。时上下咸知其廉
平，卒莫能害也。新昌州有人命狱，府委公复检，案核得其故杀
状。初检官得罢职罪，其家众倚蒙古根脚，欲害公以复仇。江西
行省大臣素知公，遂辟为职官掾史，以谠直闻。后与幕官议事不
合，遂投劾去。刘基这个年青小官因为严正廉洁而遭陷害，害他的既有豪右，还有[15]“倚蒙古根脚”的家庭。县丞当不下去，换个地方给较高的职官当助手，又因言语直率，与幕官不合，只好自投劾状离去。
刘基游宦江西五年，总的感受是有志难申，有才难施，满腹委屈。后来他在《送葛元哲归江西》诗中说：“我昔筮仕筠阳初，官事窘束[16]情事疏。风尘奔走仅五稔，满怀荆棘无人锄。”筠阳是高安旧名。刘基宦游途中刚踏进第一站就感到官事难办了。那时元人笔下多有写官场黑暗、吏治腐败的。刘基后来写《送月忽难明德江浙府总管谢病去官序》，也讲到高安邻县临江（今江西樟树市）吏卒的狠恶情形：余昔宦游高安。高安与临江邻，临江故多虎狼之卒，凡居城
郭者素非良家，咸执鞭以为业。根据蔓附，累数百千辈，以鹰犬
于府县。民有忤其一，必中以奇祸。官斥弗任，则群构而排去之。
狱讼兴灭，一自其喜怒。有诉于官，非其徒为之所，虽直必曲；
获其助者，反是。百姓侧足畏避，号曰“笳鼓”。人莫解其意，
或曰：“谓其部党众而心力齐也。”余每闻而切齿焉，无能如之[17]
何也。月忽难是色目人，刘基说：“会朝议以蒙古、色目氏参佐簿书曹官，于是江浙行省掾史月忽难公获选为临江路经历。”月忽难到任后对吏卒做了一番整顿，有所见效。大概因为他是色目人，“笳鼓”之徒不容易把他挤走。但是，在官吏普遍腐败的情况下，少数几个清官能有多大作为？
刘基在江西五年，从他的诗文看，官事虽然不顺，还是交了一些朋友。《行状》说，刘基任高安县丞时见到揭傒斯（字曼硕，1274-1344），“揭文安公曼硕见公，谓人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过之，将来济时器也。’”查揭傒斯从元统元年（1333）起一直在大都当官，至元元年（1335）任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四年拜集贤院直学士。至元五年，可能是因为对秦王伯颜当政不满，他托病回[18]江西丰城故里。次年伯颜被逐，揭傒斯复应召进京。从时间上看，刘基在行省掾史任上见过揭傒斯是有可能的。但说揭傒斯把刘基比作魏徵，称赞刘基为将来济时器，我总是不相信。试问一句，当时是个怎样的政治环境？在那样的政治环境里，一个正不得意（正托病回家）的南人文士（集贤院直学士为从三品）把一个更不得意的八品南人掾史许为未来的济时器、魏徵，是独具慧眼呢，还是想入非非呢？莫非揭傒斯已经觉察到未来将发生朝代鼎革了？
至元六年（1340），刘基离开江西，回到青田。其后几年刘基做了什么，我们不清楚。《行状》只说刘基“隐居力学”，但未说隐居的起迄年。至正六年（1346），刘基曾赴大都，有《丙戌岁赴京师途中送徐明德归镇江》等诗为证。此次入京，《行状》只字未提，研究者以为刘基旨在托人谋官，称为“干谒”。近阅周松芳《刘基至正六年[19]干谒事迹考论》，对刘基此次北上的往返行程、结果、心态作了细致的考辨，读后获益不少。干谒一词虽含贬意，但干谒的行为在元代儒林并非丑事，因为大家都理解觅官升官不易，尤其是江南学子。《行状》不提，很可能是因为提了有损于它有意塑造的刘基在元时的形象。《行状》刻意写基不求元亦不负元，但实际上刘基对元朝的功名是很在乎的。北上干谒收效甚微，仅得江浙儒学副提举，从七品而已，比几年前的高安县丞只高一等。而且，我们目前还弄不清儒学副提举任命于何时。周松芳的文章主张在至正六年底或七年初，虽不失为一说，但证据尚嫌不足。
至正八年（1348），刘基以儒学副提举职移居杭州。那时的政府教育部门同样是不干不净的，刘基在给一个朋友写的墓志铭中讲到这方面的情况：至正八年，予初寓临安，交友未尽识也。求士于天台陶中立，
得四明刘显仁焉，与之交，侃侃如也。时杭学教导职废，不择有
学行，辄介有权力者，或以贿营为之。既弗称，皆惶惧自退。郡
因令教官选文学之士不奔竞者，具礼往致聘，显仁与焉。显仁曰：“吾心实不乐为此。今郡守以礼招予，予当为斯文一出，然不能[20]
久也。”可见当时的教育部门也存在权钱交易，所幸还有文学之士如刘基、刘显仁这样的人。
刘基在杭州住到至正十二年（1352）春天，大约在十一年八月他因病辞去了儒学副提举职务。他对长期待在从七品职务上当然是不满意的，十一年十月他在《送钱士能至建昌知州序》中说：往时予与钱君士能同日辟掾江西行省，故其交为最厚。岁余，
士能与幕官论事不合，拂衣去。未几，余亦以朽钝辞归，不得见
者九年矣。乃今年十月，遇于杭。予以从仕郎为儒学副提举，又
以疾谢事；而士能以奉议大夫为建昌知州，方之官。大夫士之工
词章者，咸赋诗以为饯，俾予序焉。夫士能与予同以职官充簿书
役，又同以事辞，其出处甚类，而九年之间相去越五等，何县绝
耶！今既见而喜，喜而思语故旧，则凄以悲，又自庆其相逢于未
老而俱无恙也。夫物之生，患不得其所性。射干处于曾崖而藏莨
茂于陂池，不以所不愿易其所愿。今士能以长才方为世用，而余
之朽且钝愈加于昔日，天将全之，俾各获其志，则一进而一止，
岂不俱洋洋也哉？勉哉士能！知者劳之，愚者安之，予亦有赖于[21]
君矣。从仕郎是从七品，奉议大夫是正五品，所以刘基感叹他与钱士能“九年之间相去越五等”。刘基说自己“以疾谢事”，应该是真的。他在《送常山县达鲁花赤乐九成之官序》中说：“至正辛卯秋八月，予卧[22]病浙江之滨。”又在《杭州实庵和尚福严寺记》中说：“至正辛卯[23]寺成，……予时卧病江浒。”两段话都证明刘基当时的确染病在床。这次辞职的原因，《行状》说：后为江浙儒学副提举，为行省考试官。顷之，建言监察御史
失职事，为台宪所沮，遂移文决去。与刘基自言“以疾谢事”相比，《行状》所言显然失实。刘基与钱士能当初在江西“其交为最厚”，这篇送行的序文又是应大家的要求写的，他不会谎言自己辞职的原因。说谎的是《行状》，《行状》要制造刘基言事受沮的悲情。在本书下一章中，读者还可看到《行状》如何制造了刘基被“羁管”绍兴的悲情。
就在刘基卧病江浒的时候，一支反元起义队伍在今天的湖北地区兴起。十月，这支队伍在蕲水（今浠水）建国天完，其军称红巾军。至正十二年三月，天完红巾军将领项普略率众连克饶州（治今江西波阳）、信州（治今江西上饶）两路。此前刘基尚未离开杭州，后来他自己说“予时已具舟将归，……会饶、信告急声汹汹，予狼狈上道。”[24]四个月后，七月十七日，杭州也被红巾军攻占。二十六日，元军[25]复杭州，“举火焚城，残荡殆尽”。次年刘基因事返杭，目睹杭州[26]破败状，因作《悲杭城》，这里就不引了。三 招降方国珍，寓居绍兴（1353-1356）
方国珍（1319-1374）是台州黄岩（今属浙江）人。世代以贩盐浮海为业。至正八年（1348），因受官府迫害，方国珍与其兄国璋、弟国瑛、国珉及邻里逃亡海上，聚得数千人，劫夺漕运粮，执元海道千户。元廷剿捕失败，改用招抚，授方氏兄弟官职。至正十一年，方氏兄弟复反。次年三月，杀元台州路达鲁花赤泰不花，攻温、台、庆元（治今浙江宁波）三路。十一月，元命江浙行省左丞帖里帖木耳总兵讨方国珍。方国珍闻讯请降。十三年三月，元改命帖里帖木耳与江[27]南行台侍御史左答纳失里招谕方国珍。刘基先以浙东元帅府都事身份参与庆元的设防，继而调任江浙行省都事，助帖里帖木耳招安方国珍。招安事毕，刘基携家移居绍兴，在那里住到至正十六年二月。今人论述刘基这段经历，都讲他反对招安方国珍，因而被元廷执政者“羁管”于绍兴。此说有《明史·刘基传》为据，其源则出于《行状》。《行状》原文如下：方国珍反海上，省宪复举公为浙东元帅府都事。公即与元帅
纳邻哈剌谋筑庆元等城，贼不敢犯。及帖里帖木耳左丞招谕方寇，
复辟公为行省都事，议收复。公建议招捕，以为方氏首乱，掠平
民，杀官吏，是兄弟宜捕而斩之，余党胁从诖误，宜从招安议。
方氏兄弟闻之惧，请重赂公，公悉却不受，执前议益坚。帖里帖
木耳左丞使其兄子省都镇抚以公所议请于朝，方氏乃悉其贿使人
浮海至燕京。省、院、台俱纳之，准招安，授国珍以官。乃驳公
所议，以为伤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罢帖里帖木耳辈，羁
管公于绍兴。公发愤恸哭，呕血数升，欲自杀，家人叶性等力沮
之。门人密理沙曰：“今是非混淆，岂公自经于沟渎之时耶！且
太夫人在堂，将何依乎？”遂抱持，公得不死，因有痰气疾。是
后方氏遂横莫能制，山越皆从乱如归。《行状》这段叙事，看起来言之凿凿，但经不起与其他记载核对。
首先，关于帖里帖木耳任事与罢官的经过，《元史·顺帝纪》有以下几条记载：（至正十二年十一月）癸未，命江浙行省左丞帖里帖木儿总
兵讨方国珍。（至正十三年正月）丙子，方国珍复降。（至正十三年三月）命江浙行省左丞帖里帖木儿、江南行台
侍御史左答纳失里招谕方国珍。（至正十三年十月）庚戌，从帖里帖木儿、左答纳失里之请，
授方国珍徽州路治中，国璋广德路治中，国瑛信州路治中，督遣
之任。国珍疑惧，不受命。（至正十四年）四月，……御史台臣纠言江浙行省左丞帖里
帖木儿等罪。先是帖里帖木儿与江南行台侍御史左答纳失里奉旨
招谕方国珍，报国珍已降，乞立巡防千户所，朝廷授以五品流官，
令纳其船，散遣徒众，国珍不从，拥船一千三百余艘，仍据海道，
阻绝粮运，以故归罪二人。以江浙行省参知政事阿儿温沙升本省
右丞，浙东宣慰使恩宁普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皆总兵讨方国珍。《元史》这几条记载与《行状》所述迥然不同。第一，按照《行状》，刘基反对招安方氏，得到帖里帖木耳支持，以刘基所议请于朝；根据《元史》，元朝授方氏官职，乃是从帖里帖木耳等所请，帖里帖木耳等是主张招安方氏的。第二，按照《行状》，帖里帖木耳等被罢官是因为他们反对招安方氏；根据《元史》，他们被纠劾则是因为他们先报方国珍已降，其后方国珍却“仍据海道，阻绝粮运”，帖里帖木耳等有上报不实之罪。第三，按照《行状》，方国珍因有朝廷大臣庇护，在帖里帖木耳等罢官之后“遂横莫能制”；根据《元史》，方国珍复反是在帖里帖木耳等罢官之前，是元廷采取的瓦解他们的措施激起的。第四，按照《行状》，是元廷当政者包庇了方国珍；根据《元史》，元廷当政者对方国珍并不姑息，一见招安瓦解不成，立即另行派兵讨伐。《元史》与《行状》，谁的记述可信？我看是《元史》。这不仅因为《元史》的记载取自官方文档，首尾一贯，有月日可稽，还因为它得到当事人刘基的印证。
至正十三年秋冬间，刘基写有两篇文章，讲到招安方氏兄弟的经过。第一篇是《台州路新修城濠碑》，其文先述至正十二年前行政院判孛颜忽都以廉能被选用为台州路达鲁花赤，接着说：明年，中书参知政事资善公（帖里帖木耳）受命为江浙行省
左丞，领海右征讨事。寇闻兵旦至，即纳款行省乞降，公遂改受
命，与江南行台侍御史资善公（左答纳失里）同察便宜招谕。二
公既至，寇乃卒降，上于朝，未报。其年夏六月大雨水溢，城堕
且半，众议谓筑城以防寇，今寇既涤为民，城当且勿修。君（孛
颜忽都）乃跻其老于庭，谓之曰：“……汝其鉴于饶、徽、杭、[28]
常，无偷小康，以大乃劳……”众悟，咸应曰：“诺。”……秋[29]
八月，城成。第二篇是《台州路重建天妃庙碑》，其文云：至正十有一年，方国珍复乱海上。……又明年，中书参知政
事帖理帖穆尔出为江浙行省左丞，领征讨事。贼闻之，因温州守
帅吴世显纳款请降。奏上，有诏命左丞公与南台侍御史左答纳失
理同往，察便宜以行招讨。二公既受命，至台州，遣使宣谕。方
氏兄弟大感悟，悔罪，悉归所俘民，愿岁帅其徒防漕粮至直沽以
自效。于是海上既宁，惟天妃之神无所于栖，……乃即故祠之墟
买民地以广之，命达鲁花赤孛颜忽都治其役。乃十月己酉，庙城。
……于是括苍刘基既叙其事，复作迎享送神之章，俾歌以祀神。
[30]刘基这两篇碑文所述，与前引《元史·顺帝纪》的记载是吻合的。事情很清楚，元廷在至正十二年十一月派帖里帖木耳率兵征讨方国珍，方氏兄弟闻讯主动请降，帖里帖木耳的任务遂由征讨改为招谕。其后帖里帖木耳以招谕结果上报朝廷，请授方氏兄弟官职。十月庚戌（十六日），元廷从帖里帖木耳等所请，决定分授方氏兄弟为徽州、广德、信州三路治中，这一天恰好是台州天妃庙建成（己酉，十五日）次日，所以我们知道，帖里帖木耳早在元廷做出决定之前就已接受了方氏兄弟的归降，他根本不可能反对招安方氏。至于刘基对招安方氏的态度，在两篇碑文中也表露得很明白，无论他此前或以后会有什么异议，在写两篇碑文时至少是乐观其成的，否则就不会说“方氏兄弟大感悟”这类话了。由此可见，不存在帖里帖木耳、刘基等反对招安方氏的事情，《行状》关于帖里帖木耳、刘基因反对招安方氏而得罪的说法，完全出于臆造。
在招安方氏结束以后，刘基的确携家到了绍兴。他自己说：[31]甲午之岁，余挈家来绍兴。至正十四年春二月，予以事至萧山，过故人包遇善，留舍于[32]
其棣萼之轩。明日，予还居越。既然说是“还居越”，他移居绍兴应当是在去萧山之前，时间不会晚于二月，比帖里帖木耳被纠劾早两个月。这表明，刘基携家居越同帖里帖木耳罢官无关，不是什么“羁管”。他本来是“奉省檄佐戎浙东”[33]的，及至“方氏纳款请降，凡以兵事进者措勿用”，便离开了台州。他不回青田而由台州直接赴越的原因，在他的文章中也有说明：[34]至正甲午，盗起瓯括间，予辟地之会稽。他在这年九月写的一篇文章说得更明白：至正十四年，予自台之越，居城之南陬。……予以今年春始
来越，是时浙东六郡皆警于盗，惟越为无事，故士大夫之避地者
多在越。或有谓予曰：“越之从政者鄙，又左右皆凶人，恐不能
和其民。万一变生肘腋，子将安之？”予方谋适他所，忽有言者
曰：“子阳公且来归。”公往在婺，有惠爱孚于民，予尝闻之，
则大喜，默为越人庆，而又自庆其得贤地主以为依而安处也。
[35]
上两篇文章都讲了，他携家至越为的是避“盗”。从至正十三年[36]起，浙东地区民变蜂起，“时处之属县皆有贼”，刘基家乡青田吴德祥一支尤其著名。宋濂说：“青田吴德祥啸众倡乱，焚掠府库，室[37]人女妇，日杀伤无算。处、温、婺及建宁均被其毒。”苏伯衡也说：[38]“至正甲午，松阳、青田、缙云盗附和起，四出剽掠。”被刘基、宋濂、苏伯衡称为“盗贼”的武装队伍多是当地农民组成的，他们的造反行为延续数年，迫使富家豪族外逃避难。刘基携家去越，完全是他本人的选择。他讲了，如果不是子阳随即来绍兴任路达鲁花赤，他要另择别处。子阳即宁夏人迈里古思，《元史》卷一八八有传。
刘基在绍兴住了整两年（他有时候说三年，是就所跨年度而言的），从他这两年写下的诗文看，过得相当闲适。他到绍兴不久，便投入寓官、士人的交游中。他说：甲午之春，予避地会稽，始识祝茂卿于吴君以时之所。三月[39]
既暮，茂卿之牡丹大开，因得与寓官郡士往观焉。至正甲午，予来会稽，因得与群士大夫为宝林之游，而赋诗[40]
倡和无虚日焉。“宝林”是佛寺名。刘基在与绍兴士人的交往中还结识了一些僧人和道士。
刘基非常欣赏绍兴山水之美，他说：语东南山水之美者，莫不曰会稽。岂其他无山水哉？多于山
则深沉杳绝，使人憯凄而寂寥；多于水则旷漾浩汗，使人望洋而
靡漫。独会稽为得其中，虽有曾峦复冈，而无梯磴攀陟之劳；大
湖长溪，而无激冲漂覆之虞。于是适意游赏者，莫不乐往而忘疲[41]
焉。徜徉于山水之间，是刘基在绍兴的一大乐趣，留下多篇游记。
刘基在绍兴写有《遣兴》六首，很能反映他当时的闲适心情，下面引的是前三首：避地适他乡，息肩谢羁束。生事未有涯，暂止聊自足。南园
[42]实清旷，可以永幽独。层楼面群山，俯见湖水绿。杂英被郊
甸，鱼鸟得栖宿。登临且慰意，未暇计远躅。圣贤有遗训，知命
夫何卜。积雨兼数旬，天气凉有余。青苔交户庭，始觉人迹疏。地主
多闲园，可以种我蔬。儿童四五人，蔓草相与锄。既倦则归休，
卧阅床上书。无事且为乐，何者为名誉。夏日苦太长，夜景良可爱。华月吐曾岑，遥天碧如黛。披衣
更登楼，稽山正相对。澄湖晶空明，浮云去无碍。遗荣世何人，[43][44]
贺老今不在。凉风吹毛发，坐久增感慨。
但是，闲适只是当时刘基心境的一个方面，从本性上讲，刘基是功名场中人，他是不会忘记朝廷和国家大事的。在移居绍兴第一年的四月十七日，刘基写了一首五言诗，很值得我们一读：宿雨霁初节，群山绿如洗。流霞绚琳宇，旭日射丹棨。鸣钟
趋梵宫，焚香望天陛。遥遥蜂蚁忱，惓惓葵藿礼。万年主寿长，
百拜臣首稽。竣事陟华轩，敦请属芳醴。太师祇园英，聪明实神
启。诸公俱俊髦，文藻压班祢。肃雍周簠簋，古怪夏追蠡。《鹿
鸣》歌苹蒿，《鱼丽》咏鲂鳢。剑气星有辉，珠光海无底。嘉会
非寻常，令德更岂弟。澄心映空旷，涤虑俯清泚。看竹风泠泠，
折花露泥泥。纡徐睇溟瀛，缅邈想淮济。巍巍世皇业，乔岳深根
柢。螳螂亢齐斧，碎首堪立徯。农郊卜甘岁，已嘉先抽荠。层楼
盼北极，祥光应周髀。中山致曲蘖，东吴来秫米。宴酺定有期，
玉缸浮盎醍。这首诗题为《天寿节，同诸寓臣拜于宝林教寺。礼毕，登槃翠轩，分[45]韵得稽字》。元制，在位皇帝生日这天为天寿节，臣下须行庆贺礼，“内之大臣宰执百司行于朝，外而省台郡县行于治所，其寓公、出使[46]官及居家需次大夫士则于近地寺观行之”。宝林寺在绍兴城南龟山，离刘基住地南园很近。刘基在《送道士张玄中归桐柏观诗序》中说：“别峰上人既住宝林十有七年，道高德隆，百废咸理。乃重建槃翠之轩，以游息四方之文学士。于是丛林之望益重，而龟山之胜为于越[47]冠。”故而寓居绍兴的官员们选在宝林寺行庆贺礼。顺帝妥欢贴睦尔生于延祐七年（1320）四月丙寅（十七日），刘基的诗没有提到写作年份，但根据诗中对“太师”脱脱的赞颂，可以断定诗写于至正十四年，因为脱脱在同年底便被罢黜，刘基的诗不可能写于十五年四月。
天寿节臣下行庆贺礼是例行公事，但刘基的贺诗并非纯是应景之作，它倾注了刘基对元廷的全副感情，也表达了刘基的时局观。至正十四年是红巾起义的第四年，元军在十三年战胜天完红巾军，恢复对长江中下游的控制，但全国的局势仍不稳定，各地人民的反元起义此伏彼起。一个突出的事例是张士诚取得高邮，于至正十四年建国大周。处在这种形势下，连家乡都难回的刘基却对元朝的统治充满信心。他坚信由忽必烈开创的元室皇业根深柢固、不可动摇，而各地的反元队伍则如斧钺下的螳螂，转眼便会被粉碎。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这首诗里，刘基不仅以蜂蚁之忱、葵藿之心遥拜顺帝寿长万年，还特别称颂太师脱脱如佛国祇园中聪明神启的精英。在一首为皇帝祝寿的诗里本来没有必要兼颂太师，如果刘基不是由衷地钦佩脱脱，他不会这样写。那么，刘基究竟钦佩脱脱什么呢？可以说，不了解这点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刘基那时的政治立场。为此，我们必须看看脱脱其人。
脱脱是蒙古人，篾儿乞氏。他的祖先是窝阔台宿卫。曾祖称海，随蒙哥侵宋，战死。祖父谨只儿，总领世祖南必皇后宫中宿卫。伯父伯颜，随武宗海山北征海都，屡立战功，后来又以扶立文宗图帖睦尔有功封王，任中书左丞相，拜太傅，权位仅次于太师、中书右丞相燕铁木儿。至顺四年（1333，即元统元年）春燕铁木儿死。六月，顺帝即位，授伯颜太师、中书右丞相、上柱国、监修国史，兼奎章阁大学士。十一月，伯颜晋封秦王。伯颜权倾朝野，带动了脱脱地位迅速上升。后来脱脱任相，也同伯颜直接相关，但并非仰仗伯颜荫庇，而是靠“大义灭亲”，帮助顺帝驱除伯颜立功。
从元统元年算起，伯颜掌大权七年，其人其事有许多可说的，但我们只想简单交代两点。第一，其人专横跋扈，藐视顺帝，擅贬宗王。第二，其人轻视汉人与汉文化，使皇庆二年开始运作的科举制中断了七年。由于专横跋扈，他最终落得“变乱祖宗成宪”的严重罪名。[48]由于停罢科举，他在汉族儒士中留下了永难磨灭的骂名。
脱脱字大用，是伯颜之弟马札儿台的儿子，生于仁宗延祐元年（1314），比刘基小三岁。他幼年养于伯颜家，从浦江（今属浙江）名儒吴直方学汉文化。十五岁时为泰定帝皇太子怯怜口怯薛官，二十五岁已进为御史大夫。虽然他升迁迅速多赖伯颜掌权，他却对伯颜的专横跋扈不以为然，担心伯颜一旦倒台会连累全族。他同马札儿台、吴直方商议，决定“大义灭亲”，主动通过顺帝近侍向顺帝“自陈忘家徇国之义”。经顺帝同意，脱脱在至元六年（1340）二月十五日趁伯颜去柳林（今北京通县南）狩猎，紧闭大都各门，拒绝让伯颜返回，宣读顺帝诏书，驱逐伯颜。事变当天顺帝就授马札儿台太师、中书右丞相，脱脱知枢密院事。三月十八日，顺帝下诏徙伯颜于南恩州阳春县（今属广东）安置。伯颜病死途中。
至元七年正月，顺帝下诏改元至正，同时任脱脱为中书右丞相。从此时起，到至正四年（1344）五月因病去职，脱脱主持朝政三年半，是他第一次任相。其后五年，三个平庸人物相继任右丞相，都无作为。五年中自然灾害频仍，官府腐败益厉，阶级矛盾加剧，饥民、流民群起暴动。顺帝对国家状况并非完全无知，至正七年七月十七日他在谕中书省以下内外诸衙门官吏的圣旨中称：惟我世祖皇帝，继天立极，迈德庇人，致俗化于和平，拯生
灵于涂炭，立中书省总理庶务，建御史台纠按百司，犹股肱耳目
之相资，规距准绳之相正，列圣世守垂九十年，功存于人，泽流
于后。肆予小子，获缵鸿基，念祖宗创业之艰难，思古今守成之
不易，惧德弗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
弗精委任，遽堕纪纲。系狱之囚，冤抑莫释；在位之士，奸恶犹
存。耕桑废于田庐，风俗趋于浇薄。重以和平未洽，灾沴荐臻，
水旱连年，盗贼时起，富民被掠，农人阻饥。得非股肱失于维持，[49]
无乃风纪怠于纠察，缅求其故，咎实在予。话说得比较诚恳，接着也开出一些治理条例，想搞点廉政建设，缓和一下社会矛盾。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时的元朝政府已病入膏肓，难有救药了。焦虑之中，顺帝于至正九年闰七月再次请脱脱出任中书右丞相。脱脱此次任相为时约五年半，至十四年十一月被逐。
脱脱前后任相九年。在他第一次任相期间，由于更改他的前任伯颜的某些施政，就已获得“贤相”的美名。《元史·脱脱传》称，脱脱当政“乃悉更伯颜旧政，复科举取士法，复行太庙四时祭，雪郯王彻彻秃之冤，召还宣让、威顺二王，使居旧藩，以阿鲁图正亲王之位，开马禁，减盐额，蠲负逋，又开经筵，遴选儒臣以劝讲，而脱脱实领经筵事。中外翕然称为贤相。”另一件受汉族儒士重视的事，便是主持修辽、宋、金三史。当时有人称脱脱的施政为“更化”，意即更改伯颜旧政；今天的元史学者也沿用这个说法并给以相当高的评价。但是，认真推敲，对所谓的“更化”是不宜评价过高的。这首先是因为《元史·脱脱传》记载不实，它在“悉改伯颜旧政”的名义下列举的那些事项，有一些本是伯颜时期就有的，例如“减盐额，蠲负逋”，伯颜当政时并未少做；那时经筵也未废止。归纳起来，脱脱“更化”的作用主要是调整了统治阶级内部关系，这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他恪守臣节，不像在他之前的两个右丞相燕铁木儿和伯颜那样跋扈擅权，摆正了宰相同皇帝的关系，故而《元史》说他“事君之际，始终不失臣节”；第二，他为曾受伯颜惩治的郯王彻彻秃、宣让王帖木儿不花、威顺王宽彻普化三个宗王平反，维护了黄金家族不可侵犯的地位，缓解了宗王们同朝廷的紧张关系；第三，恢复了伯颜当政期间被废止的科举取士制度，又吸引儒士参加编修辽、宋、金三史，笼络了汉族士人阶层。这就是脱脱被称为“贤相”的原因。“更化”没有给下层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什么好处；存在于元统、至元年间的社会动荡，在“更化”期间和“更化”之后情况依旧。翻开《元史》，你会读到大量的有关各地民变蜂起的记载。
至正九年七月脱脱复任右丞相以后，五年间又抓了变更钞法、治理黄河和镇压人民反抗这三件大事。变更钞法的实质是搜括百姓财富，当时民间讥为“钞买钞”（今日可称之为炒钱），故而新钞发行后引起通货急剧膨胀，为百姓所痛恨。治理黄河从历史的角度看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在贪官污吏横行的当时必然加重人民负担。三件大事中最引当时人注目的是脱脱对农民起义的镇压。
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初，在治河工程上马仅十天之后，在工地以南数百里的颍上（今属安徽）爆发了反元起义。起义的组织者是白莲教徒韩山童、杜遵道、刘福通等。起义刚开始就遭官府镇压，韩山童被杀，其子韩林儿随母杨氏逃往武安（今江苏徐州）。刘福通率众攻占颍州（今安徽阜阳），接着又攻克亳州（今安徽亳县）、项城（今河南沈丘）、朱皋（今河南固始西北）、罗山、真阳（今河南正阳）、确山、汝宁（今河南汝南）、息州（今河南息县）、光州（今河南潢川）等地。消息传开，各地群众纷纷响应。《庚申外史》说：“荆、汉、许、汝、山东、丰、沛以及两淮红军皆起应之。颍上者推杜遵道为首，陷成皋，据仓粟，从者数十万，陷汝宁、光、息、信阳。蕲、黄者宗彭莹玉和尚，又推徐真逸为首，陷德安、沔阳、安陆、江陵、江西诸郡。起湘、汉者推布王三、孟海马为首。布王三号北琐红军，奄有唐、邓、南阳、嵩、汝、河南府；孟海马号南琐红军，奄有均、房、襄阳、归、峡。起丰、沛者，推芝麻李为首……奄有徐州近县及宿州、五河、虹县、丰、沛、灵璧，西并安丰、濠、泗。”应该指出，《庚申外史》作者权衡所记，大多得自传闻，在人物、时间、地点上有不少疏误，他只是模糊地描述了当时形势的大概。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从至正十一年起，元朝已陷入天下大乱的境地。
是什么原因导致天下大乱呢？有一个人在元亡之前说得很深刻，这个人就是危素。
危素是江西金溪人，曾参加修撰《宋史》，大约在至正十七年（1357）他任礼部尚书时，写了一篇《书张承基传后》，文中说：今承平七十年矣，会天灾流行，盗起东海，曾不满三百人，
横行山东、河北，若蹈无人之境，此有识者固为国家深长忧矣。
虽鼠窃狗偷，曾何足为虑，然处之必有其道，制之必有其方，乌
得坐视其俘虏杀戮，使骨肉离散，田莱荒芜，而邈乎不加之意也。
此其所有来非一日矣。初，国朝既定中原，制赋役之法，不取诸
土田而取诸户口，故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贫者鬻妻子以供上，
不幸而有水旱之灾，则弱者死沟壑，强者为盗贼，于是素怀奸宄[50]
者因之以为乱。危素这段话触及了事情的本质，元末天下大乱的确是由“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引起的，广大贫苦农民的起义终于导致元朝灭亡。
在《庚申外史》列举的许多起义队伍中，最具农民起义特色的是徐寿辉、邹普胜领导的天完红巾军。他们在至正十一年十月建都于蕲水（今湖北浠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蔓延大半个江南。明末的史[51]学家谈迁说，天完军“遣将所摧陷，几海内之半”。他们提出了响亮的战斗口号：“摧富益贫”。他们在至正十二年七月攻占过元江浙[52]行省省治杭州，也进入过刘基的家乡处州。
面对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由脱脱总持庶政的元朝廷首先采取的办法就是武力镇压。《元史·顺帝纪》至正十二年的纪事充满了元廷调兵遣将的记录。同时，元廷又采取了一些防范汉人的措施，如“拘刷河南、陕西、辽阳三省及上都、大都、腹里（元代中书省直辖区的别称，意为腹心之地，包括今河北、山东、山西及内蒙古部分地区）等处人马”。但是，元廷也明白，起来造反的只是贫苦人民，汉族地主阶级是站在自己一边的。为了拉拢南方的地主阶级，顺帝在至正十二年三月下诏：“南人有才学者，依世祖旧制，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皆[53]用之。”这一招相当有效，当时居于太平（今安徽当涂）的儒生陶安立刻就有反应。陶安在《送许经历序》一文中先对元廷原来歧视南方士人的做法表示不满，说：“数十年来，南人不得仕省、台、院、部，仅补远道宪史。……向使累朝股肱耳目之臣祗率世祖旧章，南北人才视之无间，俾其君子汇进，小人爱戴，而致治之美垂衍无疆。夫何妄生区别于一统之朝，日益猜忌。怀愤诸人亦以摈弃不录，构衅引类，发于长淮数千里间，蔓延江左，干戈烂熳，亦有以致之也。”接着，陶安对元廷新的规定寄予希望：“比者悔过，复国初之制，产自吴、楚者得与中原人等，则许君秩满，铨司考绩，非复向时之待南人[54]者比。予因其行，以卜世道云尔。”可以说，陶安的话反映了绝大多数江南士人的心态，其中自然包括刘基。
那时的脱脱不仅主持庶政，而且还带兵出征。至正十一年八月，邳州（今江苏邳县南）人芝麻李领导的红巾军轻而易举地攻取了徐州。鉴于徐州地理位置重要，脱脱在至正十二年七月请亲自出师征讨，顺帝立即应允。九月二十一日，脱脱攻破徐州，竟搬出百年前蒙古军[55]攻城略地时的老办法，“屠其城”。明代正统（1436-1449）年间修的《彭城志》（彭城即徐州）记载：“元末，丞相脱脱既平芝麻李之[56]乱，而阖城人民无遗者。至国初，犹白骨蔽地，草莽弥望。”农民起义在至正十三年相对沉寂，与脱脱实行的坚决镇压的政策有关。至正十四年正月，张士诚占据高邮（今属江苏），建国大周。九月，顺帝命脱脱总制诸王诸省军讨伐高邮，兵众号称百万。十一月，元兵抵高邮，连战皆捷。眼看高邮将下，顺帝忌脱脱权力过重，突然下诏责脱脱“老师费财”，削脱脱官爵，夺其兵权。百万元军一时四散，高邮转危为安。脱脱次年被流放云南大理，中毒死。
刘基的《天寿节》诗写于至正十四年四月，正值脱脱在元廷威望最高的时候。在我们介绍了脱脱其人之后，读者可能已经看出刘基何以那么钦佩脱脱了。刘基钦佩脱脱的主要原因不外三点：第一是脱脱恪守臣节，不像燕铁木儿和伯颜那样擅权跋扈；第二是脱脱恢复科举，允许南人士子进入省、台、院；第三是脱脱坚决镇压红巾起义。刘基未必赞同脱脱执政期间的所有措施，但有这三点已足够了，因为忠君符合刘基的观念，笼络南人士子符合刘基愿望，坚决镇压红巾有利于刘基所属右族的利益。由于钦佩脱脱，信任脱脱，此时的刘基深信各地的反元起义不久便会被镇压下去。刘基此时的思想也是江南许多出身右族的儒士的思想，本书下章还要讲到这个问题。这里我要提请读者注意，包括刘基在内的汉族儒士在称赞脱脱时大多无视他屠杀徐州人民的行为，这些儒士看重的是自己和本阶级本阶层的利益，故而在他们的心目中徐州人民的生命远不如三年一开的科场取士重要，这就叫做阶级局限。现今赞扬刘基具有“民本”思想的文章不少；我以为，在赞扬刘基的“民本”思想时至少要把他对农民起义的态度考虑进去。
客居绍兴毕竟是不得已的，所以刘基有时也会为自己的身世处境发出感叹。也是在至正十四年，他写了一篇《寄陶中立郭秉心叙旧言怀》：为别未五载，恍如生死隔。有时长想愁欲狂，中夜感叹无羽
翼。忆昔相逢俱壮年，钱唐柳绿花含烟。粉墙缭绕子云宅，华灯
照幕自草玄。……论文握手到尔汝，知有胶漆无参商。君行却向
江东去，我亦栖迟广文署。震泽风惊白雁秋，玉山露落青枫暮。
井邑萧条劫火余，行人何处问缄书。传闻那得辨真假，引领遥望
空嗟吁。今年飘泊越城里，重见手书悲且喜。旧游虽在旧人非，
独立看云泪如水。羡君绛帐开海滨，彩衣堂上生阳春。艰危大幸
适乐土，况有主翁贤且仁。嗟余数与时不偶，画虎不成只类狗。
家乡荡析身转蓬，弃置田园事奔走。豺狼在郊蛇在薮，府县官曹
但糊口。藩垣久厌边鄙报，旄丘载驰徒疾首。……殷勤寄情素，[57]
会面未有期。愿言努力各自慰，莫遣青鬓先成丝。这首诗是寄给友人陶中立、郭秉心的。中立名凯，台州临海人，刘基[58]集中有一篇《孝友堂记》就是为他写的。至正八年刘基寓杭时，陶凯也在杭，并为刘基介绍了刘显仁。郭秉心其人不详。诗云“为别未五载”，估计陶、郭两人至正九年或十年尚在杭州。广文署指儒学提举司，乐土即越城。主翁，指绍兴路达鲁花赤迈里古思。诗中讲了自身的艰危，也讲了官府的困境，但全诗透出的情绪并不悲观。“愿言努力各自慰，莫遣青鬓先成丝。”他对未来还怀有期待，正如他的《天寿节》诗表露的那样。
脱脱之死，在刘基的诗文中未见有什么直接的反应。刘基在至正十五年游兴不减，留下游记多篇。至正十六年春，江浙行省檄他与石抹宜孙同守处州，他立即勉力从命。启程赴任时，写下一首五言诗《丙申二月别绍兴诸公》：劳生属时艰，将老萃忧戚。风尘隘九野，何土为乐国。兹邦
控吴越，名胜闻自昔。湖山竞奇丽，物产亦充斥。交游尚质俭，
而不事华饰。况有良友朋，时来尉岑寂。全家免寒饿，几欲忘旅
客。胡为复舍此，黾勉就行役。轩车远追送，酒至泪辄滴。还乡[59]
人所乐，我独愁苦剧。……就这样，刘基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他客居两年的绍兴城。
以上就是至正十四年至十六年刘基移家绍兴的始末。据此不难判断，所谓“羁管”绍兴，所谓“呕血数升，欲自杀”，全是《行状》作者有意编造的不实之词。六百年来，这些不实之词矇骗了许多人，[60][61]未见有人对其产生过怀疑。高明如钱谦益、钱穆，虽然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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