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友尧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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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雨中前行试读：
听一首“青春期的老歌”
这是一位40后老教授的人生回顾， 虽然文字朴素平实， 然而作者 真实感人的经历和纯朴深沉的情感却在我的心中激起共鸣。
这是一位普通知识分子数十年 在风雨中前行 的足迹和心路， 展现了他从看牛娃到大学教授坎坷而又闪光的历程。 幼时的贫寒、 求 学的艰辛、 事业的执着、 爱情的真挚， 都融汇在这本回忆录所叙述的 故事之中。
书里也写到了作者与我的个人友谊。 正是由于这种友谊， 我提前 得到了回忆录的手稿， 先睹之快。仿佛有一片温柔的夕阳，映亮了我们同行走来的小路，唤起我对往事的深沉回忆。
我与唐友尧的相识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1984年初夏，我刚刚主持武汉建材学院建工系党总支工作，友尧老师是给排水80级的班主任，于是我们第一次有了工作上的交集。这段相处由于当年11月他划归新建的武汉城建学院而结束， 前后不到半年时间。当时，正在进行80级学生的毕业分配。 那时大学生是计划分配， 国家按毕业生人数下达分配计划， 分配地点、 单位性质差别极大， 而且 一个萝卜一个 坑 ， 几乎没有回旋余地。 要在国家计划和学生个人意愿之间寻找平衡 点， 难度极大。 友尧老师以深入细致的工作圆满完成给排水80级的毕 业分配工作， 80级是唯一没有留下任何 分配后遗症 的班级。
在这段短短的共事中， 他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总是满脸笑容， 特别有亲和力； 他说话声如洪钟， 浓重的湖南乡音是他特有的标志； 他办事积极热情， 好像总有无穷的动力。 当时， 他虽然还只是一名讲 师，但在学生和同事中广受好评。
就是在那年夏天， 友尧老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他的回忆录中 对这段经历有详细的叙述。 他是武汉建材学院与武汉城建学院 分家 前给排水党支部最后发展的党员。 从那时算起， 他的党龄已经32年， 当年43岁的他现已75岁高龄。 他作为一名普通的党员教师， 数十年如 一日， 兢兢业业， 勤勤恳恳， 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教育事业， 贡献给 学生， 至今激情如初， 矢志不移， 令人感动。 很多青年朋友喜欢 不 忘初心， 方得始终 这句话， 我想， 从友尧老师32年前入党的 初 心 ， 到几十年奉献教育的 始终 ， 他向我们展示的一生不是这句话最好的印证吗？
在那之后又过了14年，我们为一个特殊的缘由再度聚首。 20世纪90年代， 我国内地一大批高校经历了一场“孔雀东南飞”的人才危机，我所在的武汉工业大学也未能幸免，特别是给排水专业， 几年之间， 中年骨干教师走了近80%， 研究生， 甚至本科生都不愿留校任教， 而老教授们又相继退休。 由于人才断档， 科研受困， 加上建设投入不足，我校市政工程硕士学位点受到了 黄牌警告 。 我作为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院长， 临危受命 ， 进行了2年艰难的 限期整改 ， 并在1999年迎来了省学位主管部门的整改评审专家组， 而唐友尧的名字正在其中， 这时他已经是领域内的知名教授， 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知道他来，我心中顿时希望倍增。
回到阔别14年的旧地， 友尧老师也感慨万千。 虽然职责在身不容 徇私， 但他的理解和真诚鼓励， 于我们已经是莫大的慰藉。 他说： 这 是我工作多年的地方， 市政学科有着坚实的基础， 只是由于分校受到 削弱， 市场经济的冲击又使其雪上加霜。 但是经过整改， 效果显著， 很有活力， 很有希望。 他仍然是满面的笑容， 响亮的话音在空气中激 荡起回音。 在评审组里， 他作为唯一的市政工程学科专家， 其影响力 不言而喻。 在进行认真检查之后， 评审组郑重地向省学位办提出了评 审意见。 不久， 我们得到通知， 整改评审通过， 为时2年的危机终于安 然度过。
在唐老师的回忆录中， 并没有提及这件事。 这或许就是他的个人 品质使然， 并不把对他人的帮助挂在嘴边。 然而， 对于经历 生死之 劫 的我校市政工程学科来说， 这却是越过低谷重新走向辉煌的关键 性转折点。 很多年后， 我在跟一些青年教师说到这段经历时， 特别希 望他们不要忘记唐老师在关键时刻的支持与帮助。
也许是命中有缘， 我和友尧老师在退休之后又有了密切共事的机 会。 2010年初春， 友尧老师突然打电话来， 要我接替他任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 （2015年更名为 武昌首义学院 ） 城市建设系主任。 原来， 他自华中科技大学退休后， 受聘于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 并一手创办和培育了城市建设系， 考虑到自己年事渐高， 特地动员我来为他接班。
面对他的盛情， 我不忍一口回绝， 只好答应考虑考虑。 不久后他又把我请到他家中， 兴致勃勃地跟我介绍各种情况： 学校在全国同类 院校排名第一、 城建系老师如何团结和谐、 董事长和校领导如何支持、 他们的春游秋游如何快乐， 等等， 特别是在讲到青年教师的成长和优 秀学生的考研就业时， 更是如数家珍， 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近一个小 时里他滔滔不绝， 让我再次领略了他的热情洋溢。 我得承认这对于我 很有 杀伤力 ， 本来我已经做好了退休前的 软着陆 ， 完全没有重新起飞 的打算了， 但为他的激情所感染， 为他的执着所“绑架 ”， 一步 一步地被他拉进了武昌分校。
后来， 我才了解到， 学校对院系领导刚刚进行了大调整， 受到续 聘的他， 是在继续任职不到一年内主动提出“交班”的， 这令我感动。 城建系是他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耗费无数心血一手建设起来的， 他 为此奉献出退休后的近10年的最宝贵时光， 他对城建系的深厚情感难 以用语言表达。 但是， 为了城建系的长远发展， 他提前让出了职位， 甘愿为后任者当好配角， 足见他的大局观念和宽阔胸怀。 金国华董事 长在跟我谈这件事时用 高风亮节 来称赞他， 并在他二次退休时授 予他城建学院 （原城建系）“荣誉院长 的称号， 他是当之无愧的。
在书的初稿中， 友尧老师在写到这段经历时曾用过“托付事业，二次退休”的标题。 这“托付”二字， 在我看来是重若千钧， 其中包 含多少情感、 多少留恋、 多少期待！ 而“退休”二字却名不副实， 他实际上是“退而不休”。 这几年， 学院的工作， 如学生考研、 科研立项、专业宣传、 校企合作、 班子建设， 等等， 凡属重要之事， 他总是主动 受关心， 凡是他能做的， 必然身体力行。 他身在家中， 心系校园； 发展大计， 夙夜牵挂； 生命不停， 余热不尽。 古诗所云“春蚕到死丝方尽”，耕耘教育的广大园丁所共有的这种情怀，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好的显现。
实话说， 回忆录中所写的事情， 有许多我之前并不知晓， 初读之 时， 仿佛有一种新奇感， 比如他苦涩的求学之路和走出山乡， 比如他 传奇式的恋爱史和对妻子的深情挚爱， 等等。 然而在读完全篇， 掩卷 深思之余， 心中留下的分明还是一种熟识感。 因为， 在长时间的相处 之中， 我对友尧老师的性格、 思想、 为人、 品行已经了然于心， 当书 中的故事与我所熟识的形象相叠印之后， 我对他的了解更加鲜明、 更 加深刻，也仿佛与他更加亲切、更加熟悉了。
友尧老师作为一名“40后”， 他经历了那一代人共同的磨难。 童年 时代忍受过生活的贫寒， 中学时期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大学学 习由于“文革”而被迫中断， 极左时期的“臭老九”的大帽蹉跎了岁 月……所有这些， 在书中都可以找到真实的描述。 然而，“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 ”， 正是这些磨难， 铸就了这一代人忠贞和坚韧的品格、 执着 和奉献的精神；“生在旧社会， 长在新中国”， 是打在他们身上不可磨灭 的时代烙印， 也赋予了他们特有的品质和思想。 在这方面， 友尧老师 就是一位代表。 当我们读完他这部回忆录， 会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他以 及他所代表的一代人。
不久前， 朋友圈里曾经流传过一首诗 《我们的七十岁》， 诗中有这 样的句子：
七十岁，阅历养育了我们的谦卑与幽默
每一颗丰沛的灵魂都值得品读
走在大街上，还要挺一挺胸脯
哼一支青春期的老歌
那是饥饿时代不向命运低头的超脱
这当然是为“40后”写的诗。 我想借用它作为这篇序言的结束， 因为我觉得， 这部回忆录让我们知道， 友尧老师作为跨入70岁年龄段 的一位代表， 却有一个 “丰沛的灵魂” 值得品读。 在这里虽然没有美 辞华章， 却可以听到一首 “40后” 老知识分子 “青春期的老歌”。2016年3月14日于武昌首义学院
信念改变人生，执着创造美好
我的四弟唐友尧一直是我们家的骄傲， 也是我们唐氏宗族的骄傲。 在中国给排水技术研究方面， 他享有盛名， 为同行专家学者所推崇； 在教育界， 执教近四十年的他， 可谓桃李满天下， 深为同事爱戴， 学 生敬重。他的事迹先后被 《中国当代发明家辞典》《中国科技名人录》《中国教育专家名典》《中国专家学者名录》《世界科技专家大典》 和《中国当代邵阳人物谱》等书收录。
四弟一生并不顺利， 经历过诸多逆境， 艰难险阻如影相随。 他如 今的成就，都是他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走出来的。
四弟小时候愣头愣脑， 并不显得特别聪明， 但他做事特别执着。他有一个要改变自己命运的信念， 因着这个信念， 几十年来， 他坚定地、毫不动摇地奋斗在前进的道路上，朝着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奋勇冲杀，即使一时被大风大浪冲走，过不了多久，他又不服输地从泥水里爬起来，继续努力拼搏。
他小学毕业那年暑假，我带他去武阳绥宁二中报名，结果他因中暑生病没能参加升学考试。 此后， 他努力复习， 看牛时， 在牛背上看 书思考问题， 田头草地都成了他的书房。 经历两次考初中， 直到第三 年才考上绥宁一中初中部。 因家乡闭塞， 不通公路， 他一个十三四岁 的孩子， 挑着三四十斤重的行李， 爬山越岭， 走了120余里， 整整走了 两天。 试想一下， 这是什么滋味？ 我经历过： 挑不动了， 想丢， 一了 百了； 走不动了， 想哭， 又怕哭出声。 读书的欲望激励着我， 即便无 奈， 也只好忍痛坚持。
他读高中时正赶上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又逢学校搬迁， 生活 差、 吃不饱； 劳动多、 上课少。 在农忙时， 他饿着肚子在柴屋点灯夜 读。 因为他有一个读书梦， 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 挤时间、 苦坚持， 最后还是考上了湖南大学。 读大学时， 因营养不良， 患上了肺结核。 苦熬到毕业， 又正值 文化大革命 ， 本应是五年毕业的本科， 结果读 了六年多才分配。 毕业那年， 又逢国家提出 四个面向 ， 他到武汉去 报到， 结果被分配到湖北襄樊刚成立的棉纺织厂。 出生农村， 又逢国 家多灾多难， 个人在与命运抗争的过程中， 厄运总是一个一个接踵而 来。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厄运、 困境， 对怀有梦想的天之骄子来说不算什么！
记得妈妈跟我讲过四弟在草屋楼复习功课时错把墨水瓶当红薯吃 的故事。 我总是想， 如果没有当年的刻苦努力， 四弟他能走出我们唐家坊的大山吗？能从一个看牛娃变成一个名教授吗？ 如果没有在襄樊 后棉纺织厂那几年和工人泥里爬水里滚的磨砺，四弟他能从一名技术员 受调入大学，成为华中科技大学的教授吗？ 他能在大学讲台上被同事们 工叫好， 被学生们敬佩吗？ 四弟的学生、 曾任武汉理工大学土木建筑学 回院副院长姜应和教授这样评价四弟：唐老师讲课有这么两个特点：一是声音洪亮、 中气足， 二是理论联系实际， 我们喜欢听。 为什么声音 洪亮、 中气足？ 因为他肚子里有东西， 倒也倒不完。 在襄樊棉纺织厂 工作的十来年， 四弟不怕苦， 不怕脏， 拉得下大学生的架子， 和工人 们一起下臭水沟， 挖沟埋管， 工人们称他为 唐师傅 ， 他听了很高兴， 觉得自己真正融入他们之中。 我想， 这也恐怕就是他的同事和学生对 他上课的评价 声音洪亮、 中气足； 理论联系实际， 我们喜欢听 的 缘由吧！ 这时， 他还没有当教授的打算。 但是他相信科学， 梦想未来， 实现抱负的信念已经坚定了。
我四弟这人， 只要目标一定、 信念一定， 对事业的那个执着“劲”就来了。 所以我喜欢叫他“书呆子” 。
在襄樊棉纺织厂， 他一心扑在基建上， 领导要他当工人他就和工 人一起下臭水沟， 领导要他搞技术， 他就带着图纸到处找同行请教， 不管做什么， 他都不留一丝余力， 挖空心思， 死钻硬钻， 不成功绝不 罢休。 最后， 是他专业内的， 领导要他做， 不是他专业内的， 领导也 委任他去做。 而只要是有利于工作， 有利于工厂发展， 他从不计较个 人得失。
在工作上“呆”也就算了， 四弟这人做什么都不会分心， 读书时 就这样， 有女生示好， 他懵头懵脑， 好多年后， 才恍然好像有那么回事。 工作后， 一心扑在事业上， 对弟媳、 儿子都照管不到， 对兄弟姐 已 妹就更是少有顾及了， 为此， 兄弟姐妹都对他有些意见。 其实， 四弟 变 对父母、兄弟姐妹们是相当有感情的，只是藏而不露。 只要有人提示，他便会立即行动急忙补救。 母亲去世时， 他连夜赶回家， 哭得昏死过去。 父亲80多岁时， 还去过武汉多次， 只是住不惯， 去了又回来， 回来了又想去。 兄弟姐妹生日、 家里有什么喜事， 或遇到什么困难， 只要有人告诉他， 他便会行动起来。 小妹家的住房两次被烧， 四弟得到 消息后， 立马动员儿子一起寄钱解困。 1990年5月， 他听说大姐和小 妹想到武汉玩， 马上给我电话， 说全家人到武汉来聚一聚也好， 不管 来多少人， 想来的都来。 那次加上侄女和嫂子， 我们一共去了六个， 四弟请了一个星期的假， 天天带着我们坐公交车， 将森林公园、 东湖、 磨山、 植物园、 中山公园、 黄鹤楼、 长江大桥、 归园寺、 汉正街等地 玩了一个遍。 大姐去世后， 小妹和二哥、 二嫂相继又去过两次。 只是 见他对工作那么执着、 那么忙， 不想打扰他罢了。
现在四弟已彻底退休了， 一家人和和美美， 夫妻恩爱， 儿子、 儿 媳也十分孝敬。 这种天伦之乐， 我想应该是四弟奋斗了一辈子的必然 结果吧！
信念， 使四弟从一个看牛娃变成一名华中科技大学名教授； 执着， 给四弟的事业、 家庭带来如此的美满； 而“呆”， 使得四弟任何时候都 不忘初心，因此方得始终。这种因果关系叫做：“苦心人天不负”。写于2016年立春第一章 难忘的童年光阴第一节 家世
1941年6月7日（农历五月十三日），我出生在湖南省绥宁县唐家坊乡杨家坪村。我出生时，上面已有一个姐姐唐从花，两个哥哥，分别是二哥唐友阶（二哥前面还有个哥哥夭折，故称二哥）、三哥唐友杰，后来家里又添了小妹唐细花。我的父母生了十个子女，但因为家庭条件差，医疗水平有限，只养活了我们兄弟姐妹五人，但这在当时，已十分不易。
在唐家坊乡，唐姓是大姓。我的曾祖父唐仁伟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积攒了一笔不小的财富，成为当地有名的富户。我的祖父唐文良是独生子，身材高大魁梧，背有点儿驼。祖父不太会持家，又好赌，败了不少家产，及至我的父亲成人，家中已不复当年的富裕。杨家坪村大门楼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唐英贵是长子，个子不高，瘦瘦的，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一个十分忠厚、勤劳、爱动脑筋的人，木工、瓦工、皮匠活、篾匠活等都懂一点儿，这在闭塞的山区，是十分了不起的，八十岁的时候，他还发明了“干电池灌煤油”，经试验确实有效。闲暇时，父亲喜欢抽点烟、喝点酒，但都很有节制。母亲欧阳正秀是大家闺秀，由于旧社会重男轻女，没读什么书，但母亲一生勤劳、朴实、乐善好施，经常帮助别人，而且很会操持家务，不仅辅助父亲开伙铺（小旅馆），照顾我们兄妹五人，还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家里家外都是一把好手。我最遗憾的是母亲去世得太早，没有享一天清福，每思及此，心中愧疚不已。
我们兄弟姐妹五人，一生都十分坎坷。尤其是我的三哥唐友杰，在十分艰难的境况下，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读到中专毕业，一生却也并不顺畅，但他完全遗传了父母的优点，对我影响至深。1966年，我与三哥（右）在武汉合影
三哥的家族观念十分强，谁家有困难，他都挺身相助，我们兄妹五人都受他惠及。我读大学的时候，他刚参加工作，那时候工资很低，三哥不仅支持我读书，还在经济上接济我，一直帮助我读到大学毕业，可以说，在我的一生中，三哥亦父亦兄，没有他，我的读书路会更加艰辛曲折，甚至完全有可能读不下去。对其他兄弟姐妹，他也倾尽兄弟之责。1974年，妹妹唐细花家发生火灾，房子、家产都付之一炬。这时，三哥刚从新疆调回来，经济上也不宽裕，但他依然伸出援手，帮助妹妹修缮房子，在生活上，事无巨细，竭尽全力给予帮助。2012年9月，妹妹家又发生大火，家产被烧得精光。三哥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安慰伤心的妹妹一家，还当场拿出两千元钱，帮妹妹解决燃眉之急。在他的带动下，我和儿子赠送了六千元钱，其他亲友也纷纷解囊相助。即便到了现在，三哥依然时不时送些生活用品到妹妹家。大姐一家也一直受到三哥的关照，大姐去世后，三哥还经常补贴经济困难的大外甥一家，每年都送些农药、化肥等农用物资，减轻他们家的负担。但凡家中有人生病，三哥都会忙前忙后，出钱出力。这几十年来，在他的影响下，我们兄弟姐妹相互扶持，一同走过这漫长的风风雨雨人生路。承天之，至今无论富贵，各自安好。
三哥常说“我们五个兄弟姐妹，要个个都好，就好｜”我们兄弟姐妹，都视他为长兄，父母去世后，亦视他为父兄。除此之外，在唐家叔伯兄弟子侄一百多人中，他的威信也最高。在他的维持下，我们这个大家庭团结和睦，谁有困难都愿意向他倾诉，有欢乐也愿意与他分享。2007年，在他和我的积极倡导下，我们家成立了“唐志畅后代清明基金会”，用于每年清明扫墓的支出，不仅为经济困难的亲友减轻了回乡扫墓的经济负担，还巩固了家族团结互助的优良传统，加强了亲友间的深厚感情，成为当地的美谈。第二节 快乐的童每生活
唐家坊乡周围群山环绕，林木茂密，常年郁郁葱葱，气候十分宜人，尤其是夏天，不热不燥，晚上睡觉还要盖床薄棉被。村边一条小河蜿蜒绵长，河水清澈见底。夏夜，清凌凌的河水印着月光，几条鱼儿悠闲地摇着尾巴游来游去，怡然自得。站在河边，一眼望去，连绵不断的青山，望不到尽头。群山阻隔了战火硝烟，也阻挡了文明的侵入，但这里民风淳朴，人们的生活宁静而祥和。在这里，我度过了一个短暂却快乐的童年。
我名字是父亲取的，按唐氏族谱，我排“友”字辈，取名“尧”。中国上古时期有个部落联盟首领叫“尧”，他传位于“舜”，开创了尧舜禹时代。后人赞其圣贤，尊其为帝，这就是尧帝。父亲为我取名“尧”，我想更多的是源于他朴实的愿望，希望我日后能成为一个德才兼备、造福一方的人。
小时候的我，个子比同龄人高，人也憨头憨脑的，心眼儿实在，十分讨人喜欢，大家都喜欢跟我逗趣。有一年，我和三哥去武阳大姐家走亲。走亲是我们那儿的习俗，全国很多地方都有，来源于尧舜时代的传说，演化成历史悠久的“接姑姑迎娘娘”的民间习俗。但现在不太实行了，只有偏远地区保留了下来，就是每年农历三月三日，接出嫁的女儿回娘家省亲，同时会举办很多欢庆活动。很多文学作品都写到了这个民俗，萧红在《呼兰河传》中重笔着墨描写了这个民俗。到了武阳，那儿的人逗我说：“你认得我们武阳的字吗”我很认真地回答道：“不认得，我还是只认得我们唐家坊的字。”众人一片哄笑。
山里的孩子早当家。从我开始记事起，我的身边就有一头小牛陪伴着我。小牛是我家水牛下的崽，长得很快，两岁时，就和它的妈妈差不多高了，皮毛油亮发光，十分可爱。那时候，我的“主业”就是放牛。每天清晨，我就牵着它到青草茂盛的地方，小牛很听话，我将缰绳随地一扔，它就自己去寻草肥水美的地方，默默的啃食青草。那个年代，家里养牛的人家不少，去得晚了，好地方都被别的人占了，所以天蒙蒙亮的时候，我就早早地起床去放牛。等小牛吃饱了，我再牵着它回家吃早饭。下午，天气热的时候，我就牵着它去小河里泡澡，将小牛洗刷得干干净净。慢慢地，我和小牛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牛是很通人性的动物。每次，我拍拍牛头，小牛就会领悟地低下头来，让我踩着它的角爬到它背上，等到了目的地，我再拍拍他的头，他又很顺从地低下头，方便我爬下来。小牛慢慢地长大了，长到三岁的时候，就能到地里干活，在它四岁的时候，上盐井的表哥将小牛借去犁地，我伤心极了，一度很不适应没有小牛的日子。不到一年，我的家乡解放了，表哥家是地主成分，按规定，牛是要被没收的，因此，父亲要把小牛接回来。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跟着爷爷翻山越岭，到上盐井表哥家将小牛接回来。看到小牛，我兴奋极了，迫不及待地冲上去，摸摸牛角，拍拍牛背，欢喜得不得了，回去的路上，只觉得脚下生风，平日里又远又难走的山路，在我眼里，走起来都轻快了许多。
放牛之余，我最常做的是和小伙伴们上山砍柴，下河摸鱼。那时候，砍柴也是我们这些山里孩子的副业之一。大人整日忙于农活，家里烧饭做菜的柴火都指望着我们这些吃闲饭的小不点儿。放完牛回家，我们时常一群小伙伴，拿着称手的砍刀就上了山，那一片望不到尽头的青山就成了我们的天下，我们在山里摘野果、掏鸟窝、追野兔、玩游戏，砍柴的事儿早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了，直到太阳下了山，这才匆匆忙忙砍些木柴，捆成两捆，用尖担（一种挑柴的工具）插进捆好的柴火，麻溜地挑起来，与伙伴们一起，沿着山路有说有笑地回到村里。
吃过晚饭，天色将黑未黑之时，我们都会溜出来，在屋前屋后的空地上玩游戏。那时候，有个外村来的女孩叫刘宝玉，年龄和我差不多，不过比我矮一点，瓜子脸，白皮肤，说话细声细气的，很温和，但人很机灵，每次玩“老鹰抓小鸡”时，我这个“老鹰”想抓住她这只“小鸡”都很不容易，一抓到她，她就笑眯眯地把双手举得高高的，以示“投降”。她是她妈妈改嫁到我们村带过来的“小拖油瓶”，开始和我们不熟，还有些拘谨，后来，和我成了关系很要好的伙伴。
夏天农忙的时候，我们还会下田捉泥鳅。泥鳅滑的很，直往稀泥里钻，等你扑过去，堪堪捉住，它头一摇尾巴一摆，又灵活地从你手中滑脱了。刚开始的时候，我怎么也捉不住，看着小伙伴们收获颇丰，我只能对着田里若隐若现的泥鳅干瞪眼。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小伙伴三岳老庚教我捉泥鳅的方法。站在稀泥里，两脚并拢，成八字形，弯下腰，手在脚前，从前往后慢慢移动，碰到泥鳅，屏住呼吸，轻轻抓住它的胸鳍，在它还没反应过来之前迅速地提上来放到篓子里。我练了几次，就掌握了其中的技巧，第一次捉到泥鳅的时候，我心里高兴极了，就像取得了巨大“成就”一样。
如今，当年的小伙伴们都已至古稀之年，有些已经不在人世，这一幕幕快乐的童年生活场景，在我后来的生活中，不复再现。但我仍能清楚地记得儿时和他们一起玩闹的场景，记得“老庚”唐三岳、“朋友”袁再尧、“弟兄”唐友智。那是我一生最宝贵的记忆。第三节 在家停学的日子
1947年，我六岁，父亲把我送到邻村麻塘湾上私塾。我的启蒙先生叫唐英业，是一位旧式的孔夫子。他每日穿着灰色的长衫，头戴一顶有红顶子的八卦帽，鼻梁上还架着一副黑色的老花镜。私塾里的孩子年纪小，平日里都是在山里野惯了的，家中大人将我们送到私塾，更多的是让我们收收心，定定性。但唐先生教学十分认真，对学生要求也很严格，从上课的坐姿到握笔规范，都是一丝不苟。每次谁在下面有什么小动作，唐先生目光沉沉地走过来，不需要言语，我们便吓得不敢再造次了。在私塾里，我跟着唐老师念了《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等，他在上面念，我在下面跟着读。课前，照例是要背书的，我因背不出书还挨过他不少竹板子。
课下，唐先生也是一位极其严肃的人，他学识渊博，懂的东西很多，附近的人操办红白喜事都找他判吉凶、定日子，连建房子都找他看风水，人称“小诸葛”。唐先生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每逢过年，家家都提着红纸笔墨，上门求唐先生写对联。一年后，我转到别处上小学，便很少遇到唐先生了，但唐先生教授我的古文知识，我记忆极深，如今虽已年过古稀，依然能背上几句。
七岁时，我转到南音庙上小学。此时，我对读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虽然每日放牛、砍柴导致我时常缺课，但我依然挤出时间看书习字，放牛的时候，我时常躺在河边的草地上看书。在书本中，我对这个世界有了懵懂的认知，那是一片完全不同于我现在的生活的世界，于我而言，既新奇又憧憬。我渴望走出大山，走出唐家坊乡，上初中，读高中，上大学，到外面去走一走，看一看。然而遗憾的是，我心中刚刚勾勒出的还很模糊的理想还没有起航，就遭遇了突如其来的大风暴。而我的读书路更是差一点完全断送。小学毕业证书
1953年，我小学毕业，面临升学考试，我准备得很充分，也很有信心自己能顺利通过升学考试，不想，却在临门一脚受挫。考试那几天，我生了重病，最终没能参加升学考试。早晨，看着同村的同学忐忑不安地去考试，傍晚，看着他们愁眉苦脸地归来，我只能站在门口眼巴巴地看着，羡慕着，既伤心又难过。
当时，二哥和三哥都在外上中学，家中经济十分困难。父母对我读书一事并不看重，我没能参加升学考试，他们也不甚在意，只是说了句，不上学，就在家里干活吧。就这样，病好后，我只能收拾好课本，跟随父母下地干活。
1953年，国家开始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央先后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广大农村开始了如火如荼的互助合作运动。我们村也成立了互助组，约十几户人家加入，组长是我们族里的叔叔，叫唐三东。他当时四十来岁，高大结实，初小毕业，是个朴实的农村庄稼汉。我在互助组里文化程度算是高的，年龄又小，他常打趣我，叫我”小秀才”。
互助组实行工分制，工分就是生产队会计记录社员每天上工应得报酬分数的简称。年底，生产队会计根据社员工分数总和计算出全年分红。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村人民公社中普遍采用。当时，工分几乎就是我们家唯一的经济来源。
当年下半年，地里的活都差不多做完了，稻子也收完了，犁过田后，再将水引到田里，泡田沤肥，就没多少事情了。第二年，惊蛰几声雷后，万物复苏，农村就开始忙了。俗话说”春耕不肯忙，秋后脸饿黄。”二月天气仍比较冷，天还未亮，我已经扛着锄头跟随大人上工了，有的人驾着牛耕地，我人小，就跟着其他大人修田埂，要把老土挖去，将新鲜土补上，过段时间种上黄豆。经过一个冬天的冰雪覆盖，开春后，泥土比较湿润，一锄头下去，锄头就被粘住了，拉不出来。一圈下来，人像是从水里出来的，全身都是汗，背上黏糊糊的，寒风一吹，又冻得打哆嗦。对农人来说，季节不等人，一刻值千金。到了惊蛰，犁耙、锄头不停歇。翻地后，还要除杂草、打土疙瘩、施肥、整田。腰还来不及直起来，芒种到了，热火朝天的农忙才拉开序幕。
对我而言，插秧算是最苦最累的活了。劳动强度大不说，还要赶季节。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这是陆游的诗时雨中关于插秧的场景。宋人范成大在诗芒种后积雨骤冷中也写到良苦吴农田下湿，年年披絮播秧寒。芒种插秧时节，是农村最忙的日子。早晨，公鸡打鸣就起床，日上正午才下工，吃完午饭，还来不及喝口水歇歇脚，就马不停蹄地下地了。赤脚踩在稀泥中，弯着腰，一手拿秧苗，一手熟练地往地里插，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不能栽得太密，也不能太稀，要与其他的人保持直线。插完一撮秧苗，往旁移，脚陷在稀泥里，像被裹住似的拿不起来。一把秧苗插完，腰酸痛得直不起来，即便太阳还不是很烈，但一分地下来，裸露的皮肤都晒得灼热发疼。整个人都像是机器一样，腿不是自己的，手不是自己的，腰也不是自己的，只凭着本能，凭着那份毅力在做。这时候，水中的蚂蟥最幸福，叮的人满腿都是，人也察觉不了，等离了水，坐到田垄上休息时，才觉得刺痛。使劲拉，蚂蟥叮得牢固，怎么也不松口，这时候就要用力拍打，打得人腿都麻了，蚂蟥才被拍下来，血流满了腿，甚是吓人。一天下来，比走了六十里路还要累，晚上回到家，倒床就睡。第二天起床，又开始新的一天重复劳作。
放眼望去，无数盛满水的梯田层层叠叠，在烈日下，像一面面镜子，晃人的眼。不分昼夜地赶工，身后插满绿禾的农田被甩得远远的，前面却还有大片大片的地要栽。十三岁的我，和组里的壮年劳动力一样的劳动强度和劳动任务，但记工分的时候，大人计十分，我却只有五分。我心里很不平衡，想找队长评理，但当时这种不公平的计分方式大家都认可，我也只得作罢。
最难熬的，还是对读书的渴望。早晨我扛着锄头在地里干活，一抬头就看到村头小路上三三两两结伴上学的同龄人；傍晚，我赤脚踩在泥里，还没收工，他们已经踏着嫣红的晚霞结伴而回。那时候，三哥考上重点中学绥宁一中，寒暑假回家，我羡慕得不得了。后来实在忍不住，白天上工时，就忙里偷闲，瞅着空看看书，以慰不能读书之苦。有一次，我将牛赶到水草繁茂的地方，就找了个清静的地方看书，看得入了迷，牛跑到别人田里吃禾苗去了都不知道。一同放牛的刘宝玉及时发现了，把牛牵到我面前，我还茫然不知发生了什么。直到她笑道“你的牛都跑到别人家吃禾苗去啦。”我才恍然，幸好刘宝玉机警，不然牛吃了别人地里的禾苗，可是要赔钱的。第四节 草屋楼读书
做了两年农活后，我经过反复的挣扎思考，终于向父母开口，表示我希望继续读书。当时，家中两个哥哥读书，大姐已经出嫁，只有父母两个劳动力，经济上相当困难。但我不愿意自己一生都埋在田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相同的劳作。我渴望坐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渴望坐在座椅上执笔攻克难题，我感觉自己像一块干枯的海绵，亟须在书海中汲取知识的养分。
虽然父母私心希望我在家劳作，挣工分，减轻家庭负担，但是幸运的是，我的父母也并未阻止我。他们说，只要我能通过升学考试，他们依然支持我继续读下去，当然若是考不上，那就继续在家干农活。
写到这里，我依然感谢我的父母。他们都是朴实的农民，生活在闭塞的山区，在他们有限的见识里，在家中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他们没有阻止我去追求梦想，并最终任由我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值得我一生铭记感恩。
得到了父母的允许，我激动得不得了，一刻都不能等待。第二天我就“罢工”了，把自己关在“草屋楼”，整日整日不出来，学习吃住都在里面。母亲见我一天到晚不下楼，还笑称我是“做闺女”。过去女孩没出嫁前，都很少出门，整日待在闺阁中学习刺绣等女红技艺，称之为“做闺女”。
草屋楼，是用木头搭建的，屋顶铺上青瓦，因为屋子是用来堆放草料的，故称之为“草屋楼”。草屋楼是我家的“大功臣”，在这里，我二哥考上洞口廖民中学，毕业后分到银行工作，在这里，我三哥考上绥宁一中，后来又考上新疆纺织工业学校，于我而言，在这里，我考上了重点中学，还收获了一段非常珍贵的情谊。
离开课堂两年，小学的语文、数学知识，我都生疏了。好在上学时，我还算是比较认真，底子还在，虽然刚开始面对一堆课本有点茫然，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但将课本都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之后，我就划出了重点，总结了一套自己的学习办法。
其实从现在来看，草屋楼的环境是很差的，木隔墙斑驳破旧，不时有风从墙缝里灌进来。而且底层是猪圈牛栏，故蚊子较多。晚上看书的时候，蚊子在耳边嗡嗡作响。山村里的人睡得早，我桌前的煤油灯吸引了一大群飞蛾和蚊子。山里的蚊子又毒又大，一个晚上下来，我的胳膊、腿脚被蚊子叮得全是红包，又疼又痒。白天就没有休息的时候，天边泛起鱼肚白，我就起床，简单的梳洗过后，我就按照自己的学习计划，抽出相应的书本和练习题，一遍一遍地看书，划重点，背诵，做练习题。每天，我都要完成自己制定的学习任务，有时候看得起劲，比较顺利，一天能完成两天的学习内容，有时候，内容比较复杂，看到晚上还没看完，我心里憋着一股劲，一点睡意都没有，非要攻克难关不可，彻夜不眠也要把问题解决掉。周而复始、不厌其烦。困了，我就伏在桌上打个盹累了，就合衣在床上躺一躺。那个时候，除了遇到解不开的难题时，会有短暂的烦躁和苦闷，我完全感觉不到学习的辛苦。在草屋楼的日子里，大多数时候，我的内心是很平静的，整个人完全沉浸在书堆里，总觉得时间不够，日子过得太快，前一刻才看到太阳升起来，再抬头，窗外太阳都要落山了，天色已经黑了。经常看着看着，就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吃饭，连母亲在楼下喊我吃饭我也听不到，母亲没办法，只好将一日三餐送上楼。
有一次，母亲见我复习功课太认真，怕我肚子饿，但又不想打扰我，就把几个红薯放在我右边的一瓶墨水旁。我看着看着书，觉得肚子饿，视线又舍不得离开书本，就凭意识伸手去拿红薯，拿了也没看一眼，直接往嘴巴里塞，张口一咬，硬硬的，咬不动，差点把牙齿磕掉了，还一股的墨水味儿。我抬眼一看，才知道自己弄错了，误把墨水瓶当成红薯送嘴巴里了。
傍晚，母亲上楼来看我，发现我嘴巴上黑黑的，大惊失色，问我：“你的嘴巴是怎么回事？”
我摸了摸嘴，不好意思地说：“肚子饿了，误将墨水瓶当成了红薯。”
母亲既心疼又无奈，半埋怨半劝我说“你也太专心了，这样会把身体搞坏的。”
我忙宽慰她说“我以后会注意的。”
母亲没有再说什么，陪了我一会儿，就悄悄地下楼了。
在草屋楼埋头苦读的日子里，平日里和我一起放牛、砍柴、做农活的刘宝玉经常来看我鼓励我。她上学比我晚两年，我小学毕生的时候，她还在上小学。我在家做了两年农活，她没有考上初中，就一直待在家里。
刘宝玉极其支持我考初中。当时家家都不富裕，但刘宝玉每次来都从家里带些时令果蔬给我，什么桃子、玉米、梨子、黄瓜之类的。担心影响我学习，她只是坐一会就走。时间一长，我们之间有了一种微妙的默契。
后来我考上初中，每次寒暑假放学回家，她都会来看我，听我讲学校的趣事，也跟我聊聊她的事儿。每次我讲话时，她都很专注地看着我，清澈的大眼睛里充满了钦佩和羡慕。有一个暑假的下午，我们在草屋楼聊天，她突然看着我，问道“你学习好，初中毕业后，会上高中，上大学，你会把我忘了吗？”“怎么会呢？肯定不会的。”我立刻否认道。在我心里，刘宝玉是一个非常善良聪慧的女孩子，是我很好的朋友。
她没有再说话，略略低下头，垂着眼睛，似乎在思索什么。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眼中有些凄惶之色，幽幽地说道“你听说过陈世美吗？他中了壮元以后就娶了皇帝的女儿，把以前的老婆甩了。你会做陈世美吗？”
陈世美，那不是抛弃糟糠之妻的坏蛋吗？
我皱眉，摇了摇头，说道“我还在读初中，不知以后能不能上大学？就是上了大学，我也不会做陈世美的。”
刘宝玉闻言，眼睛一亮，笑起来，说“那就好，我相信你不是那种人。”
说完，她又恢复了平常的神色，听我讲学校里的事情。那一次，我们聊到很晚，直到我妈妈喊我吃饭，她才离开。
堂哥唐友贡看到我和刘宝玉常在一起，有一次笑着打趣我“你和刘宝玉是不是在谈恋爱啊？”
我脸一红，使劲摇头否认说“怎么会呢？我们是好朋友，只是一起玩啦。”
女孩子比男孩子早熟，再加上我当时一心扑在学业上，比一般男孩子还要晚熟一些。虽然意识到了一些朦胧的感情，但是因为能读初中很不容易，所以心里觉得还是以学业为重。
待我上高中时，刘宝王和张家湾一位名叫袁仕海的退伍军人结了婚。据说两人订的是娃娃亲，男的比宝玉大两岁，在部队当了两年义务兵，复员回来后就和宝玉结婚了。从此以后，我就和刘宝玉失去了联系。时至今日，也不知她是否安好，虽然这段情谊无疾而终，但我依然十分珍惜我和宝玉之间珍贵而纯洁的感情。如能有机会，还是希望能再见一面。第五节 苦筹学费
经过近三个月的刻苦努力，我终于迎来了升学考试。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一次，我十分顺利地考上了绥宁一中。
在等待初中录取通知书的日子里，我既兴奋又期待，心里像藏了一只小鸟，随时都要飞出去一般雀跃。但随着录取通知书的到来，问题也来了，看着通知书上二十五元的学费标准，我有些傻眼了。我是知道的，家中当时一点积蓄也没有。
那时父亲不在家，到小冲帮别人做篾活去了。我与母亲在煤油灯下愁眉苦脸了一晚上，想破脑袋，也没想出什么对策。第二天一早，母亲只好厚着脸皮去二妈家借钱，二妈一脸的不高兴，嘲讽道“你儿子就不能种田吗？没有钱还读什么书。’母亲被她说得哑口无言，满脸通红地走了。当时亲戚们都不富裕，母亲跑断了腿，也没有借到钱。我怀着一丝希望，亲自跑到小冲，希望父亲能提前结算一些工钱，但因篾活未做完，父亲与主人家说得口干舌燥，主人家就是不同意提前付钱，我只好失望地空手而归。天色已晚，天边一抹残霞似血，走在寂渺而空旷的乡间小路上，我心里堵得慌，有种走投无路的伤感与绝望。回家后，我茶饭不思，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看着我梦寐以求的录取通知书，我不甘心啊，好不容易考上了，现在就要因学费问题读不成了，以前做的努力不是白费了吗？更重要的是，我这一辈子难道就要窝在这小山村了吗？我看着空荡荡的家，想着家里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突然，我脑中灵光一闪，草屋楼底下的猪栏里，不是还有一头小猪吗？小猪没养多长时间，约十几斤，把它卖了，说不定学费够了。想到这里，我立刻跳下床，跟母亲商量，母亲想了想，虽然舍不得，到底还是同意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爬起来了，洗了脸吃了饭，就迫不及待地跑到猪栏里。猪栏的地上垫了稻草，上面又是屎又是尿，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臭味，我也顾不得这些了，打开栅栏就去捉小猪。可能是我太着急，小猪又机灵得很，怎么也捉不住，后来还是母亲赶来帮忙，我们二人合力，费了好大的工夫，才把它抓住，放到猪架上。我一刻也不敢耽误，扛着猪架就往集市上走，听着猪架上的小猪哼哼唧唧的声音，我还是有些难过的，对父母也有些愧疚。这头小猪对当时的我家而言，也是一笔潜在的巨大财富，可是，怎么办呢？在过年吃肉和读书之间，我肯定是毫不犹豫地要选择读书的。只能等以后读好了书，再报答我的父母了。我一边走一边想着心事，慢慢地想通了，心中就开阔舒畅起来，最后还唱起了歌，走了大约半个小时，便到了集市上。那天正碰上赶集，街道上人很多，我找到卖猪的指定地方，放下猪架，大着胆子吆喝起来。但那天卖猪的人较多，买猪的人却比较少，我不断地叫卖，嗓子都冒烟了，也无人问津，炎炎烈日下，我急得嘴边都冒泡了。
临近中午，我心急如焚。这时，一位中年男子走过来停在我的摊位面前，仔细打量了一下我的小猪，漫不经心地问道：“多少钱一斤？”
我连忙堆起笑，说道：“一块五。”
结果，他一听，二话不说就走了。我在原地急得跺脚，恨不得开口将他喊回来。
又过了半个小时，终于，有一位中年妇女过来问价。
我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不敢说太贵，可是太低了，我又亏了。想了想，就说道：“一块三一斤。”
她一听，皱了皱眉，嫌弃地说：“太贵了，七角钱一斤，行不行？”
我一听，又急又气。我卖之前，是和母亲询问过小猪的市价的，而且，小猪被喂养得很好，又结实又健康。她一口气就砍了一半，太过分了，这卖猪的钱可是我的学费啊，关系到我能不能继续读书的大问题。但是我又不敢直接拒绝她，天色不早了，街上的人渐渐少了。我怕错过了这个买家，就很可能没有下家了，那我的学费也就没有着落了。
想到这里，我只好压下心中的焦虑，深吸了一口气，尽量放缓语调和她商量：“我要上初中，急着需要钱缴学费才卖这猪的，你看这猪长得这么好，能不能加一点？”
她一听，打量了我几眼，估计是看我急得都要哭的模样有些心软，又同情我是个学生伢，这才点点头说：“好吧，学生伢不容易，给你加一点吧，八角行不行，不行我可就走了。”
想着学费还一分钱都没有筹到，我只好咬咬牙，答应八角钱成交。我把小猪放在秤上一过秤，十三斤，共十元四角钱。
原想卖个好价钱，没想到只卖了十元多一点，还差十五元钱，看着中年妇女提着我家的小猪离开，我的心都在滴血。回来的路上，我一筹莫展，马上要开学了，如果不按时去报到，就会被除名。眼看读不成书了，我越想越心急，到了村口，眼前再没了路，心中那份绝望和委屈实在憋不住了，干脆蹲在落子口路边的土墙边抹眼泪。
恰好这时，我本家的三伯叔正好路过，唐三伯当时四十来岁，个子不高，但很结实，皮肤黝黑，近几年，他做木排生意，赚了点钱。他远远地看到我在墙脚下哭，赶紧走上前，弯下腰，关切地询问道：“家里发生什么事了？怎么哭得这么伤心。”
我看了眼唐三伯，边掉眼泪边抽噎着回答他说“我好不容易考上了初中，可是家中没钱，就要读不成了。”
唐三伯一听，眉头皱得紧紧的，安慰我说“考上初中是好事，别哭了，还差多少钱啊？”“还差十五元。”
是啊，考上初中是好事啊，可是现在好事就要变坏事啦。一想到此，我的眼泪掉得更凶了。
唐三伯拍了拍我的肩膀，把我往上扯了扯，大声说道“别哭啦，起来，到我家去拿。”
我一听有些愣，不敢相信地看着唐三伯。待回过神，忙站起来，蹲得有点久，腿都有些麻了，但想着说不定这次有救了，读书又有了希望，心中的阴霾一扫而空，禁不住长舒了一口气，也不掉泪了，加快脚步，紧紧跟在三伯叔后面，往他家的方向走。
走了大约五分钟，就到了他家。唐三伯径直走进房里拿了十五元钱出来递给了我，厚实的大手又拍了拍我的肩膀，鼓励我说“读书不容易，要珍惜难得的机会，好好学习。”
紧紧捏着十五元钱，我激动得热泪盈眶，这一段时间的担惊受怕、惶恐不安都得到了极大的纾解。这就是亲人啊，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无私地帮助我。
我感激地看着唐三伯，坚定地说道“叔，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您的恩情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心中一直积压的石头落了地，我的心情瞬间轻松了下来。兴奋地跑回家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
往事已矣，斯人也已逝去。但我现在一回想起这件事，依然历历在目，我这一辈子都非常感激三伯叔的解囊相助。如果当时没有三伯叔的帮助，我很可能就上不了初中，更别提后来上高中、读大学，我的命运甚至由此都会发生改变。几十年来，每次回家，我都要挤出时间去看望三伯叔他老人家。有一年，三伯叔的房子被烧了，我听闻此事，立即通过侄女华兰和二哥给他送了一千元钱救急。2013年，勤劳一生的三伯叔去世了，我悲痛万分，三伯叔对我的恩情，此生难忘，唯有祝愿他老人家地下安息！第二章苦申作乐的申学时光第一节 挑着行李上学
1955年8月28日早晨，天蒙蒙亮我就起了床。事实上，前一天夜里，我就兴奋得没怎么睡着觉，在床上翻来覆去“烙煎饼”，直到后半夜才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简单地吃过早饭后，我就兴冲冲地挑起行李，打算赴绥宁一中报到。
去上学的行李，前几天就开始准备了。一个约五十八公分（1公分=1厘米）长、三十五公分宽、二十公分高的老式木箱，表面覆了一层皮，呈深褐色，里面装着衣服、录取通知书及报名费，这个跟随我多年的木箱子现在依然躺在我家的地下室中，保存完好。两床被褥牢实地捆在一起，还有一些不重要的杂物装在一个布袋里。前一天夜里，我仔仔细细检查了好几遍才上床睡觉。中学用过的箱子
绥宁一中距离唐家坊杨家坪村一百二十余里。当时我县刚解放不久，再加上我家这边是山区，偏远又落后，还没有通长途客车，因此，我只能挑着行李去学校。
穿着母亲亲手给我缝制、浆洗得干干净净的黑布学生装，我的心中升起了一种莫名的自豪感，感觉浑身都充满了力量，轻而易举地就挑起了沉重的木箱、被褥及装杂物的布袋，回过头对忙了一个早晨的母亲说道“妈，我上学去了，不用你送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