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平原 王德威 关爱和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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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试读：
序言
陈平原选择“开封”作为我和王德威共同主持的“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系列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第四站，在旁人看来是“水到渠成”，实际上则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说“水到渠成”，因此前我们已先后在北京（2003）、西安（2006）和香港（2010）举行过三次以“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既然已经见识过唐及唐以前的长安，元明清以降的北京，还有近现代的香港，谈论中国史，不就独缺宋代这一块了吗？考虑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选择开封这座曾经举世闻名的古都大做文章，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因为，这座城市最繁盛、最值得追忆的，无疑是其真正“号令天下”的北宋年间（960—1127）。那168年的辉煌，日后被世世代代的开封人用各种方式追怀、书写、赞叹与回味。对于研究者来说，盛世固然值得探究，衰落也自有其意义；至于为何由盛而衰，怎样贞下起元，那更是绝好的大题目了。可说实话，此乃事后诸葛亮，当初我们并没有如此“高瞻远瞩”。
好食物不一定合你的胃口，更何况还有何时上菜的问题。这些年，“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系列国际学术研讨会虽步步为营，可并非我们工作的全部——相反，并非城市史专家的我们，只是在从事文学史、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的同时，将“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如此学术姿态，缺点是不够专业，好处则是带入不同学科的视野，与诸多领域的专门家就“城市问题”展开深入对话。
与许多兵强马壮、粮草充足的研究团队不同，我们俩作为主持人，纯属业余爱好——限于个人精力、学术准备以及经费支持等，办此类跨学科的国际会议，三年一次就很不错了。因为，会前的立意与筹备，会后的修订与出版，绝非“唾手可得”。另外，因师友推荐，已有南京、天津、广州、台北等城市进入我们的视野。
之所以最后选择了“开封”，且不顾车马劳顿，隔年便提前开工，与中央党校副校长李书磊的积极推介有关。李君河南人，早年就读北京大学中文系，与我很熟悉。2010年10月的一天，我正紧锣密鼓地筹办香港会议，突然接到李君来电，说是对当初参加北京、西安两次“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研讨会印象极佳，问能不能明年秋天在开封也做一次，他可以说服河南大学及开封市政府“做东”。
谈论《东京梦华录》，辨析《清明上河图》，这当然很有趣，可如何设计话题，能否找到合适的研究者，我实在没把握。跟王德威商量，没想到他竟一口应承，称如此意蕴宏深的古城，“就算以古典文学、历史、考古为主，也不为过”；更何况还有当代文学中的“豫军”，以及河南梆子在台湾六十年的发展等，也都值得深究。于是，我俩抖擞精神，提前进入了七朝古都开封。
说起来轻松，进入实际操作，可是关山万重。时间紧迫，如何与开封市政府及河南大学展开精诚合作，怎么确定会议的宗旨、话题与组织方式，还是颇费斟酌的。
2010年10月下旬有此动议，12月与开封市副市长当面商讨，第二年2月写信给河南大学寻求合作，3月23日发出正式邀请信，筹备工作有条不紊地推进。可说实话，如此专业会议，半年时间，无论对于与会者还是主办方来说，都是过于匆促了。好在大都是老朋友，操作起来轻车熟路，且很能体谅“业余选手”办会的艰难。
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关爱和乃文学院教授、中国近代文学史专家，多年前就已认识，估计很好合作；果然，一拍即合。关兄热情且能干，可就是太忙，于是拉上了文学院长李伟昉，让他负责日常事务。与会者只知道会议开得很成功，实际上中间颇多波澜与曲折，全靠关、李二位沉着应战，才将危机一一化解。
有感于中国的学术会议倾向于“大而全”，我们反其道而行之，采取“小而精”的模式。国内外学者加起来不超出三十人，且采用邀稿的方式，与会者必须精心准备论文，积极参与讨论。为了谢绝“大牌学者”的信口开河，从一开始就说好，经费由开封市政府及河南大学出，但邀请名单双方商定。
选择了开封古城，一不小心就会开成“宋史研讨会”。若如此，则河南大学早有准备，且做得很好，不劳我们这些“三脚猫”来凑热闹。我给关爱和的信中称：“此系列研讨会的共同特点是：邀请国内外不同专业（文学、历史、教育、考古、艺术、建筑等）的学者，就某一特定城市的‘前世今生’展开深入探讨，既讲历史纵深，也有现实关怀。如此古今贯通，文史兼顾，且以‘都市生活/文化’为中心，其工作目标是：让开封不仅活在宋代，也活在当下。”此办会宗旨得到了河南大学诸位朋友的认可，因此才有了“邀请信”上建议专家们关注的如下议题：
1.古今开封的社会生活、民俗风情、建筑风格、语言变迁；
2.古今开封的文化生产，如教育、出版、文学、艺术等；
3.不同时代、不同媒介、不同文类所呈现的“开封”；
4.帝都体验与文学表现之关系；
5.作为思想主体与作为表现对象的“东京人”、“开封人”、“河南人”；
6.从知识考掘的角度反省“宋史”、“开封论述”的建构。
其实，与会专家来自不同领域，大都胸有成竹，你提你的建议，他写他的论文。我关心的是，在如此跨学科对话中，能否呈现某些大视野或大思路。从最终结果看，还算比较理想。经过一番评审与筛选，最后入集的25篇论文，共分为五辑，中间三辑讨论古代开封的年节、寺院、法律、市声、话本、诗文、雅音、戏曲等，自然是本书的主体；但第一辑之贯通古今，兼及个人感慨，第五辑之谈论现当代开封之跌宕起伏、悲欢离合，或许更能体现我们的思路——让开封走出宋代，活在当下。
这回的国际会议，大部分费用是开封市政府提供的。政府愿意支持学术，自然是大好事；可我原来有点担心，会不会变成了时下常见的“国际会议搭台，书记市长唱戏”？专家们大老远跑来了，可不是为了听“政府工作报告”的。我请李书磊转达，希望开幕式上各方致辞，合起来不超过二十分钟。之所以提如此“无礼要求”，是有感于今日中国官员越来越有文化，越来越能说话，越来越愿意在国际会议上长篇大论。本只是发牢骚，没想到开封市领导当真了，致辞非常简单，话不多，转而放映介绍开封历史及现状的纪录片，并邀请各位来宾会后参观新修复的文化街。这样“润物细无声”的宣传方式，很受与会专家的欢迎。
从2000年10月开始策划，到2011年10月21日—24日举办会议，再到2012年7月编定书稿，终于赶在年底前付印了——两年多时间里，与现实的以及虚拟的“开封古城”打交道，忙得不亦乐乎。如今，事情即将了结，特向积极参会并提交论文的各位作者，以及鼎力支持此次国际会议及出版计划的开封市政府、河南大学、河南大学文学院，表示衷心的感谢。2012年12月23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总序
陈平原
美国学者Richard Lehan在其所著《文学中的城市》（The City in Literatur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中，将“文学想象”作为“城市演进”利弊得失之“编年史”来阅读；在他看来，城市建设和文学文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阅读城市也就成了另一种方式的文本阅读。这种阅读还关系到理智的以及文化的历史：它既丰富了城市本身，也丰富了城市被文学想象所描述的方式。”（第289页）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极力理解并欣然接受的“北京”、“上海”或“西安”，同样也是城市历史与文学想象的混合物。
讨论都市人口增长的曲线，或者供水及排污系统的设计，非我辈所长与所愿；我们的兴趣是，在拥挤的人群中漫步，观察这座城市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保留想象与质疑的权利。偶尔有空，则品鉴历史，收藏记忆，发掘传统，体验精神，甚至做梦、写诗。关注的不是区域文化，而是都市生活；不是纯粹的史地或经济，而是城与人的关系。虽有文明史建构或文学史叙述的野心，但更希望像波特莱尔观察巴黎、狄更斯描写伦敦那样，理解北京、上海、西安等都市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如此兼及“历史”与“文学”，当然是我辈学人的学科背景决定的。
谈论“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必须兼及建筑、历史、世相、风物、作家、作品等，在政治史、文化史与文学史的多重视野中展开论述。若汉唐长安、汉魏洛阳、六朝金陵、北宋开封、南宋临安、明清的苏州与扬州、晚清的广州与上海、近现代的天津与香港及台北，以及八百年古都北京，还有抗战中的重庆与昆明等，都值得研究者认真关注。如此“关注”，自然不会局限于传统的“风物记载”与“掌故之学”，对城市形态、历史、精神的把握，需要跨学科的视野以及坚实的学术训练；因此，希望综合学者的严谨、文人的温情以及旅行者好奇的目光，关注、体贴、描述、发掘自己感兴趣的“这一个”城市。
关于都市的论述，完全可以、而且必须有多种角度与方法。就像所有的回忆，永远是不完整的，既可能无限接近目标，也可能渐行渐远——正是在这遗忘（误解）与记忆（再创造）的巨大张力中，人类精神得以不断向前延伸。总有忘不掉的，也总有记不起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使得我们不断谈论这座城市、这段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记忆不仅仅是工具，也不仅仅是过程，它本身也可以成为舞台，甚至构成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
既然我们对于城市的“记忆”，可能凭借文字、图像、声音，乃至各种实物形态，今人之谈论“都市想象”，尽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无言的建筑、遥远的记忆、严谨的实录、夸饰的漫画、怪诞的传说、歧义的诠释……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珍惜，并努力去寻幽探微深入辨析。相对于诗人的感伤、客子的怀旧或者斗士的抗争，学院派对于曾流光溢彩的“都市生活”的描述与阐释，细针密缝，冷静而客观，或许不太热闹，也不太好看，但却是我们进入历史乃至畅想未来的重要通道，必须给予足够的理解与欣赏。
本丛书充分尊重研究者的眼光、趣味与学术个性，可以是正宗的“城市研究”，也可以是“文学中的城市”；可以兼及古今，也可以比较中外；可以专注某一城市，也可以城城联姻或城乡对峙；可以阐释建筑与景观，也可以讨论舆论环境或文学生产；可以侧重史学，也可以偏于艺术或文化。一句话，只要是对于“都市”的精彩解读，不讲家法，无论流派，我们全都“虚位以待”。2008年7月22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一
开封是七朝古都。战国时期的魏、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金曾在开封建都。在中国古都的形成过程中，自然环境是首要的因素。开封位于黄河冲积大平原的西部，是华北平原与黄淮平原的交接地带，土层深厚，水源丰富，气候温和，是农牧文明发展和先民生存繁衍的热土。公元前361年，魏惠王把国都由安邑迁到大梁，正是看中了开封生存发展的良好环境和东可窥齐、南能攻楚、西利御秦的战略地位。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久攻大梁不下，乃决水灌城，魏亡，大梁也惨遭破坏。魏都大梁，前后保持130年的繁荣。隋代大运河的开通，开封因城临汴水而成为唐王朝江南漕运与赋税的咽喉通道，舟船往来之中，日趋繁华殷盛。唐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以十万大军镇守于此，充任王室藩屏。进入五代时期后的907年，朱温建立后梁，以开封为都，改洛阳为西都，唐之都长安降为雍州。之后的后晋、后汉、后周，均以开封为都。960年，后周禁军大将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国号为宋。开封地处中原，为四战之地，“在德不在险”的定都方略的确定，使得徘徊于建都洛阳还是开封的赵匡胤最终选择定都开封。仁宗期间，范仲淹有“洛阳险固，而汴为四战之地，太平易居汴，即有事必居洛”的上书，被宰相吕夷简斥为“迂阔”之论。范仲淹等人的担心不是毫无根据的，而历史事实证明，这些担心绝非杞人忧天。
宋朝建立后，先后取后蜀、南汉、南唐、北汉等地，结束五代十国割据之局，在其建都开封的168年中，先后面临着来自辽、金的战争威胁。986年，宋太宗为收回后晋石敬瑭割让给辽的燕云十六州，派兵北伐。遭遇大败后，与辽在河南濮阳订立澶渊之盟，两国各守旧界，相安无事若干年。1115年，金在黑龙江的阿城崛起，连年对辽作战，在灭辽过程中，金太祖曾与宋朝订立“海上之盟”，约定南北出兵，夹击辽兵。1125年辽亡后，金乘胜挥师开封。宋徽宗听到金兵南下的消息后，急忙传位于太子赵桓，即钦宗，改年号为靖康。靖康元年（1126）正月、八月，金兵两次南侵。十一月，开封城破，宋钦宗求降。金兵在城中大肆抢掠。次年四月，金军俘虏徽、钦二帝北撤，囚居于黑龙江依兰。北宋从此灭亡，南宋迁都于杭州。占据中原的金朝把开封称为南京，视为中都燕京的陪都。1161年，金朝第四代皇帝完颜亮筹划进兵江南，消灭南宋，第一次迁都开封。三个月后，完颜亮遇弑，金仍都燕京。1214年，蒙古国在漠北草原崛起后，向南扩张，兵临燕京城下。金被迫再次迁都开封。此后开封作为金都城近二十年。1232年，金哀帝在与元军对垒弹尽粮绝之后出逃蔡州。元军于第二年进入开封。开封沦陷之后，险些遭受到屠城的厄运。元将速不台在将要攻破汴京时，曾派人奏报元太宗窝阔台，说“金人抗拒持久，师多死伤，城下之日，宜屠之”。窝阔台最终采纳了耶律楚材的建议，下令只向完颜氏一族问罪，方使汴京免遭屠城的厄运。金朝诸王、后妃等皇室人员被元人押往漠北的和林（今蒙古国境内），几乎将百年前赵宋皇室被金虏走北国的情景重新上演！1234年正月，蒙古军与宋军合围金哀帝于汝南城，哀宗将帝位传给东面元帅完颜承麟，自缢而死。蒙古军入城，杀金末帝完颜承麟，金亡。
明太祖朱元璋1368年攻入北京元大都，推翻元朝，建立明朝。洪武元年，朱元璋以开封府为北京，应天府为南京，复北宋之旧。后因感开封漕运不便，1378年取消开封北京称号，封于其第五子朱为周王，建藩开封。改都城于南京。朱元璋晚年把皇位传孙子朱允炆，引起诸子不满。朱允炆即位后，在开封的周王朱因参与谋反被发配云南，开封最高的宋代建筑繁塔也因此事被铲掉四层，所谓“铲王气”。三年后，朱元璋之子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取朱允炆而代之，复以北平为京师，并恢复朱周王爵位。
开封城在宋明之际所经历的不仅仅是兵荒马乱、去还复来的政治与战争风云，还经历了曾给开封带来灭顶之灾的水患。在北宋以前，黄河流经今濮阳一带，距开封较远，对开封城的直接威胁不大。金明昌五年（1194）黄河改道，河床逼近开封，之后频繁的水患对开封城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明代，黄河从开封之南改道开封之北，在开封境内决溢八十余次。明末，李自成军围攻开封，明军决开黄河，给开封带来城毁人亡的灾难。这次水灾，使开封成为黄沙遍地、狐兔出没的地方。清兵入关后，开封自1645年起驻守八旗官兵，并建满城。因明之旧，开封为河南省巡抚驻地。辛亥革命后，为河南省省会。1953年，因京广、陇海铁路在郑州交汇的原因，河南省会迁移郑州，开封降为地级省辖市。二
2005年，美国《纽约时报》曾发表了著名的专栏作家克里斯托夫的一篇文章：《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写道：
开封，一个坐落在泥沙淤积的黄河古道上、历史悠久的文化之古城，是公元10世纪时期的“世界之都”。
今日的开封，肮脏而又贫穷，它既不是什么省会城市，也没有小型的飞机场。这个城市败落到如此地步，只会让人们对“风水轮流转”信奉不疑。在11世纪，这个大宋王朝的都城，人口超过了100万，而与它处于同一时期的伦敦市人口只有15000人。
现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纵24.8厘米，横528.7厘米，描绘了清明时节，北宋京城汴梁以及汴河两岸的繁华景象和自然风光。小商小贩沿街叫卖，来往人群摩肩接踵；穿越古丝绸之路前来中原的西域驼队，满载货物，在市场上招揽生意；各种茶社、旅店、酒肆鳞次栉比，看得出它们的生意是何等红火。
美国记者把开封这座10世纪的世界之都的衰落作为殷鉴，告知美国人要懂得世事无常，要居安思危。美国记者以为开封由盛转衰的原因有二：一是自宋朝起，重农轻商，缺乏健全的经济政策，抑制了技术创新。二是闭关锁国，认为这个世界上，唯我独尊，不善于向其他国家学习。美国记者所持的是今天世界现代化和经济一体化之后的眼光，其对中国城市历史的阅读理解，充满着生活在发达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中人的价值判断和居高临下。但用以作为前车之鉴参照物的是七朝古都开封，对中国的读者来说，还是有巨大触动的。
作为古都，开封的衰落，有着社会政治、自然地理诸方面的原因。先说社会政治原因。自秦帝国完成一统后，为古代中国的行政区域奠定了总的格局，即长期存在一个较稳定的中原地区，以中原地区为基础，向周边地区发展，并逐渐形成了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中国古代文明最早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农业区发展起来，中原地区自然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中心地区。自汉到明清的中华民族的发展长河中，中原与边疆地区既有经济文化交流，也有政治辖治或战争。宋代之后，中原与边疆的恩怨情仇主要来自生活在北部蒙古高原的契丹、女真民族。蒙古高原的经济以游牧为主，高寒地区的生活环境，使他们具有在最艰苦条件下生存的能力，作为马背上成长的民族，其来去迅猛，骁勇善战，在冷兵器作战的时代，优势明显。有宋一代，政府虽以“富国强兵”为变法目标，但宋军以步兵、水兵擅长，兵器以刀枪弓弩为主。其长期“守内虚外”的政策，造成国家军事能力的软弱，在对辽、西夏、金、元的战争中，并无优势可言。终于被金夺去北方半壁江山，被元所灭亡。开封作为北宋、金末首都，是兵家争夺之地，饱受战争蹂躏。
在政治地位变化的同时，开封的经济地位也在发生变化。开封作为魏都时，因为鸿沟的开凿，黄淮地区的经济脉络得以连通，大梁遂成为“诸侯四通，条达辐辏”、“大贾小商”常年出入之地。作为北宋首都时，穿城而过的四条河流中，有三条直通漕运。开封因处在连通钱塘、长江、淮河、海河南北大运河的交通枢纽的位置，而成为国际大都市。元代，忽必烈重开运河，复以元大都为中心，从江南运往元大都的物质由扬州、徐州、山东而至通州，并开海运。流经开封洛阳的运河便成为一段盲肠，失去了其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据当时的估计，河漕比陆运的费用省十之三四，海运比陆运的费用省十之七八。南北运河的改向，使得朱元璋明朝初建，欲以开封为都时，已觉得漕运不便，而最终选择南京为都。研究古都历史的专家们认为：北宋时期的开封，是我国古代都城由东西向发展转为南北向发展的重要节点。北宋以前，我国历代都城的位置大致是沿着东西向分布的，比如咸阳—西安—洛阳—开封，而在北宋以后，我国都城的位置开始朝着南北向分布，比如杭州—南京—开封—北京。究其原因，一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大汉民族战争博弈、你进我退的选择；同时，农业文明中心、经济重心的南移与南北运河的改向，也是上述转移趋势形成的重要因素。
开封作为都市，其在因运河改道失去水陆交通枢纽地位的水利之后，又被去而复来的水患紧紧纠缠。黄河在金朝后期因河水改道逼近开封。有明一代，决溢近百次，淹没城区三次。如果1387、1461年的水淹尚属天灾的话，1642年明军官兵为拒李自成军，扒开黄河，以水代兵的举动，则是不折不扣的人祸。此次水淹，开封城中37万人口，只有3万人死里逃生。此次与公元前225年秦以黄河水攻魏一样，开封城再次化为废墟。清代康熙元年（1662），开封城得到修复。但黄河的惊扰危险仍时时存在。1841年，黄河水围开封城长达八个月之久。赖有军机大臣王鼎和林则徐等人的奋力抢堵，开封才避免了又一场灭顶之灾。常年的垒土筑堤，使开封段的黄河大堤高出城区十余米，成为名副其实的地上悬河。
古代开封运河水上交通的优势失去后，在近代工业化过程中，开封又逐渐失去陆上交通的优势。1896年，清政府决定修京汉铁路，1900年选址修黄河大桥，如果选择直线的话，铁路桥应在开封境内。但开封黄河跨度大，漫滩长。因为技术与资金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座黄河铁路桥选择了郑州北30公里黄河最窄处的邙山。1905年黄河大桥竣工后，清政府按照京汉支线的标准，修汴洛铁路线。汴洛线向东西方向不断延伸就成了以后的陇海线。1953年，从连云港到兰州的陇海线修成，郑州成为京广、陇海交汇点上的城市，而河南省在京广、陇海即将交汇之前，就未雨绸缪地考虑省会由开封搬迁到郑州的问题。1952年8月5日，河南省人民政府提请中南军政委，正式将省会迁址事宜提交决策层。
从省政府报请搬迁省会，到中央核准，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显现出半军事化管理时期办事的效率和速度。后因为“三反运动”的开展，搬迁延迟到1954年开始进行。开封至此失去作为河南省会的位置。省会搬迁的最充足理由仍是考虑政治与经济因素。
2005年美国专栏作家克里斯托弗的《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往烟云》发表以后，在国内引发了巨大的反响。河南省委从执政能力的高度，提出郑汴一体化的构想，以郑汴合城、打造河南经济核心增长极为目标，促进古都开封的振兴。郑汴一体化对开封来说，是省会搬迁后五十年中最为利好的消息。三
开封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城市，经历了两千余年的风风雨雨。从春秋时期郑庄公所筑的启封城、战国时期的大梁城、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金末的都城、河南省会、河南省辖市，几度沉浮，几度盛衰。既有过“夷门自古帝王州”的意气风发，又历尽“东京梦华销尽、徒叹城郭犹是”的美人迟暮。一座在农业文明最早发祥地兴起而又几乎被工业化现代化遗忘的城市，一个享受黄河恩惠而又不断被伤害的城市，给我们显现出怎样的城市性格和文化记忆？
开封是一个坚韧不拔、豪放宽容的城市。开封是北方水城，具有北方城市粗犷豪放、坚韧不拔的性格特征。作为城市，其在历次战争与水患有关的灾害中，建后毁灭，毁后重建，屡灭屡生，生生不息。与西安、洛阳、北京等古都多有迁移的情况不同，开封城虽历经沧桑巨变，但其城市格局，却很少变化，出现城摞城、门摞门，甚至路摞路的情况。开封城市的沿御街而形成的中轴线，在唐、宋以来的千余年中，没有任何改变。开封城的历代建设者，如此恪守旧规，实属罕见。在建后遭毁、毁后再建的反复中，体现出开封城市性格中的坚毅与执著。
开封是北方汉子的城市。自五代之后，内忧外患、兵马相争一直紧紧缠绕着这座城市。这块土地上生长出执法严峻、刚直不阿的包拯，血战辽兵、被俘绝食而死的杨业，以及以收复中原为职志，与金兵大战朱仙镇的岳家军。《水浒传》、《三侠五义》行侠仗义、解难济困的故事，常以开封为背景，而把风花雪月、缠绵悱恻的故事留给了杭州。开封是个多宗教多民族的城市，宋代时的东京，寺院、道观林立，名僧名道云集京师。现在开封的地上遗存中，相国寺、延庆观还述说着往日佛、道教的繁华，开封的顺河区为回族自治区，东大寺是著名的清真寺。犹太人在开封的同化与融合，也证实了这个城市的厚道与宽容。
开封是个充满世俗生活气息而又注重精神享受的城市。我国古代城市，坊市分离。坊是居住区，市是交易区，坊市之间，有坊墙相隔。每晚固定时间后，坊门关闭，禁止人们出入。从唐末到宋初，坊与市的壁垒逐渐被打破。到北宋中期的开封，坊与市纵横交错、融为一体。大街小巷、桥头路口，都成为商品买卖的地方。城和市的融合，给开封带来了兴旺繁华的景象，也使这一城市充满着更多的市井生活气息。于是便有了《清明上河图》中酒肆店铺的琳琅满目，人来车往的光怪陆离。城和市的融合，也给交通带来拥堵。《宋会要辑稿》中就有“河桥上多是开铺贩鬻，妨碍会及人马车乘往来”的记载，这种情况延续至今。朋友戏言：在开封，凡三尺平坦处，就有摊贩；有摊贩处，就有买卖。买卖交往的低成本与便利性，使开封百姓的生活惬意而杂乱。
宋开国后，实行右文政策。宋代所产生的士大夫文化，注重道德气节，以先忧后乐相砥砺。士林注重精神文化享受，以诗词歌赋、绘画书法为雅事。宋代诗词文学的繁荣自不待言，宋代书法绘画，也成就斐然。太宗以后诸帝，大都爱好书画，尤其徽宗，嗜画如命。他派亲信宦官童贯，不断到各地访求书画，所得不少。其通过各种途径，使内府所藏书画达到空前水平。当时仅画一项，已收藏三国至宋初的名作1500件，辑成了《宣和睿览集》。同时又对宋初以来的名画及历代珍藏品进一步鉴定，并对名画家作了评传，写成《宣和画谱》20卷，收录画家231人的作品。书法方面则有宣和年间编的《宣和书谱》，载明宋廷收藏的书法珍品的情况。太宗元年，正式设立翰林图画院，网罗绘画人才。而《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曾入翰林画院，但其事迹不为画史所记载。宋朝重视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享受，这种流风余韵，流传至今。开封是中国书法名城。字和画是上至官员商人，下至贩夫走卒都喜闻乐见的艺术品，书画收藏比生意经营更容易成为大家茶余饭后共同的谈资。开封街头匾额招牌题字，多出于名家之手。一个民间艺术家自筹资金办起的以书法碑刻为主题的翰苑碑林，也做得风生水起。
开封是一个消费重于生产的城市。宋朝是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封建帝国。其经济文化多方面的成就，不仅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而且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农具的改进、农作物品种的改良、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使宋代农业发展水平远远超过汉唐。长江下游与太湖流域逐渐成为新兴的经济中心。举世闻名的中国四大发明中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三项，开发应用的主要阶段都在宋代。布衣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比欧洲早四百年，从宋代起，火药和火器被广泛用于军事。指南针被用于航河航海和战争。宋代的造船、矿冶、纺织、染色、造纸、制瓷等部门，在原料采集、生产过程和产品种类、数量方面，都有显著的进展。各业作坊规模之大，超越了前代。独立手工业者的数量也较前代增多。宋朝在世界上最早发行纸币，又是海上贸易大国之一，输入品大多是原料，而输出品大多是手工业制成品，这也反映了宋朝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宋朝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其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生产力所决定的。但遗憾的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三大划时代的发明，以及宋代孕育的商业革命并没有对以后的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这种领先的优势在漫长的朝代更替、历史发展进程中消磨殆尽。17世纪西方工业革命后，处在清王朝统治时期的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虽仍占世界的四分之一，但其结构与质量已是大大下降。
自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培根在《新工具》中高度评价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三大发明对世界的贡献之后，马克思也沿用培根的说法，以为火药把骑士的城堡炸得粉碎，指南针造成地理大发现，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成为改变世界的杠杆。李约瑟长期从事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他将对世界进步给予巨大贡献的三大发明归功于中国的宋代，并提出著名的“李约瑟之问”。李约瑟之问的核心是：产生于中国的三大发明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引发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却发生在几个世纪后的欧洲？西方的历史学家对这一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美国加州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全球通史》中指出：
同其在西方的爆炸性影响比较起来，这三大发明对中国却没有什么影响。中国的文明根深蒂固，中国的帝国组织渗透甚广，决不允许这些发明破坏传统的制度与习俗。于是，印刷术用于传播古老的观念，而不是新思想；火药加固了皇帝的统治，而不是正在出现的诸民族君主的地位；指南针除郑和用于著名的远航外，并不像西方人那样用于世界范围的探险、贸易和帝国的建立。《全球通史》在描述公元500年到1500年间欧亚大陆中国与西欧国家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时指出：
在欧亚大陆长达千年的中世纪历史上，最惊人、最重要的发展是西欧从贫穷的、默默无闻的状态中崛起。在从约500年至1500年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中，西方是欧亚大陆的不发达地区。我们已看到，这种不发达与中国的发达比较起来，证明是一种优势，因为中国的发达起了使其自身的发展速度放慢的作用。中国人享有高度发展的文化、先进的工艺、大规模的商业、以功绩为基础的有效的官僚机构以及提供社会凝聚力和思想理论基础的儒教信仰。中国人很自然地认为他们的文明优于其他任何文明，并认为外国人是“野蛮人”。当第一批西方人出现在中国沿海地区时，中国人认为，从这些奇怪的“长鼻子野蛮人”身上，不可能学到什么重要的东西。
这种态度虽然是可理解的，但却使中国人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没有发生变化。相形之下，西欧人正因为自身比较落后，所以乐于并急于学习和适应外界。他们拿来中国的一些发明，充分发挥这些发明的潜能，并将它们用于海外扩张。这种扩张反来又引发更多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化。最终结果是中世纪文明转变为现代文明，而欧洲人则成为先驱者和受惠者。（注：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9—247页。）
一个落后的边缘地区在从一个历史时期到另一历史时期的转变中居领先地位，被西方学者称为历史发展中“受到阻滞的领先法则”。该法则认为，最具适应性、最成功的社会要在转变时期改变和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是极为困难的。相反，不太成功的落后社会有可能适应变化，突飞猛进。在欧洲从贫穷、默默无闻的状态中崛起时，中国在宋代之后的发展，则走出了一条“领先而转至落后”的轨迹。开封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典型和缩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家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并把新兴重工业基地选择在京广线以西地区。处在京广线以东“沿海”地区的开封只留下发展轻工与化工产业的份儿。1980年代，开封的啤酒、肥皂、洗衣粉、制药、毛纺、自行车、电冰箱、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生产仍在同行业中具有优势。但这些优势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很快土崩瓦解。到1990年代，开封只剩下旅游了。这种局面在2005年郑汴一体化战略实施后，才有了若干转机。没有工业化的骨架，开封就挺不起重振威风的脊梁。开封人不善经营之道，也很少出现富有眼光、气势宏大的商人与企业家。社会的精力智慧无法集中在工业化、城镇化的主业上来，集体无意识的舍本而逐末，使得开封的现代化过程，就像豫菜的发祥地开封的饮食一样，当家的是风味小吃，豫菜中的大菜千呼万唤而姗姗来迟。四
开封城东北方向有夷门，是战国时期魏公子信陵君“窃符救赵”故事的发生地。汉代，司马迁曾专程访求夷门旧址，并在《史记》中淋漓尽致地渲染这一故事。后世文人对夷门多有吟咏，如金代李汾就有：“夷门自古帝王州”之句，夷门甚至成为开封的别称。宋代的著名文化遗存铁塔即建在夷门附近的夷山之上。清雍正年间，原处于龙亭附近的河南贡院因经常遭遇水涝而迁至铁塔南麓。1901年，庚子事变后慈禧光绪西狩回銮，路经开封，看到河南贡院上万间考棚完好，当即决定将1903年的全国会试放在河南贡院进行。1904年又有恩科的举行，1905年废除科举，河南贡院也成为中国上千年科举考试的终结地。1912年，在辛亥革命的推动下，河南有识之士在河南贡院的旧址上，建立了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这就是河南大学的前身。
从1912年创办到现在，河南大学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一百年的历史，只有开封城年龄的二十几分之一。但近百年的中国，沧海桑田；近百年的开封，白云苍狗；近百年的学校，风雨兼程。河南大学是河南高等教育的母体，从这里折枝成林生成若干所大学；河南大学是河南的新思想策源地，“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等河南策应的学生进步活动，总是以河南大学为主体；河南大学是河南新文明的脊梁，八年抗战中辗转豫西山区办学，歌不辍，成为华中地区最好的国立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分分合合的反复中，处变不惊，以勤补拙，坚守自己的办学信念，脚踏实地打造中原地区人才培养的高地。
在古都开封办学，河南大学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传承了开封的城市性格。河南大学是有理想抱负的大学，其以“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作为校训，是希望学生、教师和学校切实担负起社会的责任，使自己日新，使国民日新，使社会日新。河南大学是脚踏实地的大学，其以“团结、勤奋、严谨、朴实”来概括自己的校风，办学过程中方向明确，心态成熟，有着“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不凡气度，崇尚内敛沉稳，不事张扬的风格，坚定地走自己的路。河南大学有着坚强的生命意志，百折不挠，宠辱不惊。在风风雨雨中造就旷达乐观的性格，不管有多少昏暗阴霾，坚信明天的太阳总会升起。河南大学有着自己的办学传统和价值观，她尊重科学民主，提倡学术自由，拒绝平庸媚俗，追求卓越奉献，因而生生不息、常办常新。河南大学因在铁塔脚下，其毕业生被称作铁塔牌。铁塔牌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属慢热型，其初稍有木讷拘谨，而长处在经久耐用，优势在路遥知马力。五
还有一件发生在开封的故事：南唐后主李煜，在位15年，降宋后封违命侯。归宋后的第三年，作《虞美人》，流露出了丝毫不加掩饰的故国之思，表达了李煜对故国的无比深切的怀念之情。相传七夕之夜中他命歌伎唱《虞美人》，宋太宗知道这件事后，大怒，赐李煜毒酒一杯，《虞美人》就是他的绝笔词。其词曰：“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一百六十年后，徽、钦二帝被掳至黑龙江的阿城，关押在依兰坐井观天处时，不知有无李煜“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感慨。江山易代，岁月如梭。笔者今年暑期访问黑龙江阿城金上都遗址、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闪电河畔的元上都遗址，这两个对宋代政权构成最大威胁的游牧王朝的发祥地，早就只有青草黄塚，供人凭吊了。我的家乡汝南，那里的汝河南岸只留下一个叫后龙庭的地方，是金王朝的灭亡之地。我22岁从家乡走出，生活在七朝古都开封三十余年，历史与现实的对比，抚今而追昔的联想，时时萦绕于心。有学者讲，开封从公元前225年的大梁城变成了一片废墟，到公元610年大运河开通，走向复兴之路，其间共经过了八百余年的历史；而自北宋末年、公元1127年的靖康之难直到今天，历史又走过了八百多年的风雨沧桑。八百年一个的轮回，对一个城市来说，完全可以期待；而对于我们今天阅读城市的人来说，只能是在愿望和期待中，留下我们这一代人的祝福了。西方学者“受到阻滞的领先法则”，也许同样适应描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民族的复兴在即，开封的复兴也指日可待！
揭秘开封城下城——古代开封城的历史演变与考古研究
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刘春迎
2011年10月22日至23日，第四届“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古城开封举行，来自国内外的四十多位学者聚首开封，从民俗、历史、考古及文学等多个角度探讨了古都开封的“前世今生”。本人作为学者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言。有一个道理我非常明白，本人之所以有幸受邀参加本次会议，并非是自己的学术平高，而是因为本人长期所从事的开封考古工作与这次会议的主题关系密切：其一，关于开封的文化记忆问题，近年来开封的城市考古所出土的每一件文物、今天在我们开封人脚下依然埋藏着的座座城池，就是开封都市文化记忆的最直接、最客观的、最有价值的物质载体；其二，关于开封的都市想象问题，近年来，通过开封考古工作的开展，虽然已经初步揭开了开封城下城的神秘面纱，但是，截至目前，相对于国内其他著名的古都而言，开封的考古工作起步较晚、开展的工作较少、留下的空白点相对较多等，也恰恰给世人有关开封的都市想象问题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还是莅会表示祝贺的开封市委书记祁金立高屋建瓴，正如他在大会贺词中所概括的那样，开封历史文物遗存众多，埋在地下的都是“想象”，都是“记忆”，可谓一语中的。
开封是我国历史上一座著名的古都。战国时期的魏（前361—前225），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907—960），北宋（960—1127）和金代后期（1214—1233）都曾在这里建都，素有“七朝古都”之称。特别是北宋时期，经过长期的营建，使这座名震四方的一代京师成为“人口上百万，富丽甲天下”的国际大都会，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然而，在经历了两个多世纪如诗如梦的繁华岁月之后，古都开封一步步走完了其城市发展史中一段段令人神往的路程。由于时代的变迁、王朝的更替、战争的破坏、水患的吞噬等，特别是金元之后滔滔的黄河水一次又一次地将古代的开封城连同其昔日的铅华淤没殆尽，深深地掩埋在了地下数米乃至数十米之深。同时也由于这些古城址地下埋藏深、历代的城址互相叠压且堆积杂乱、今开封城地面以下淤沙层堆积厚、地下水位高等原因，给文物考古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此，长期以来，开封被史学界公认为“有古难觅”之地，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里也确未开展过任何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开封的城市考古始终是一个空白点，人们只能通过文献来追忆开封昔日的繁华，对古代开封城市发展历史的研究也只能停留在史籍上，而古人对开封历史支离破碎甚至是千差万别的描述，又造成了史学界对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的诸多争议，从而也影响了一系列重大学术课题的深入研讨。
1981年春，开封市园林部门在旧城区东北隅的龙亭东湖（潘湖）湖底清理淤泥的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明周王府和北宋皇宫遗址的部分遗迹，从而揭开了开封城市考古的帷幕。之后古城开封的考古工作者经过了30年的艰辛努力，已相继调查、勘探和发掘了清代的开封城遗址；明代开封周王府的萧墙和紫禁城遗址；金代开封的部分皇宫遗址；北宋时期东京城的外城、内城和皇城遗址；唐代的汴州城遗址等多处重大的古代文化遗址，同时还利用航空遥感、计算机等现代技术对战国时期的大梁城遗址进行了考古试验研究，已基本搞清了不同时期开封古城址的所在位置、分布范围、城的基本结构和城内的基本布局等，正在逐步揭开开封城下城的神秘面纱，为研究古代开封城的起源、发展、鼎盛、衰落的历史提供极其珍贵的考古资料。特别是对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的北宋东京城的考古，更是收获颇丰，不仅已搞清了其三重城垣的位置，还探明和发掘了东京城的朱雀门、南薰门、新郑门等多处重要的城门以及城外金明池和城内州桥、汴河、蔡河、御街等一大批重要的遗址，填补了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一段空缺，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一 开封城下城的基本概况
大量的考古勘探发掘表明，开封城下共埋有六座城池：战国时期魏国的大梁城、唐代的汴州城、五代及北宋时期的东京城、金代汴京城、明代开封城和清代开封城。这六座城池按照时代由早到晚，地层自下而上地叠压在了一起。经考古实测，大梁城约距今地表12—14米深；汴州城约距地表10—12米深；东京城约距地表8—10米深；金汴京城约距地表6米深；明开封城约距地表5—6米深；清开封城约距地表3米深。
叠压在今开封城之下最深处、也是时代最早的城池，是战国时期的魏都大梁城。
魏大梁城不仅是开封城市史上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城市，而且也是开封城市史上第一个有史可考的国都。据《竹书记年》等史书记载，战国时期，雄心勃勃的魏惠王为了西避强秦侵扰，同时向中原地区发展霸业，于魏惠王六年（前364），将国都由安邑（今山西夏县）迁至开封，在此兴筑了大梁城。后经过魏惠王、魏襄王等六君140年的苦心经营，大梁遂发展成为“人民车马往来，日夜不休”的名都大邑。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秦派大将王贲进攻魏国，由于大梁城池坚固，久攻不下，王贲就引鸿沟水灌大梁，大水围城三个月，最终城破魏亡。大梁城遂在滔滔黄水中化为废墟一片，开封也自此走完了其城市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光辉历程。大梁城遗址虽然至今尚未探明，但我们可根据有关史籍的记载对其位置作粗线条的勾勒。近年来，我们还尝试利用航空遥感等新技术在今开封市的西北郊地区进行了一些考古测试，为今后寻找大梁城遗址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另外，结合我们在河南大学新校区和河南省黄河水利技术学院新校区的考古勘探材料推测，大梁城遗址约深埋于今开封城下12—14米处。
今开封城下自下而上摞着的第二座城池是唐代的汴州城。唐代，是开封城市史上又一个大发展时期。开封自秦汉以来，经过数百年的衰落期，到了这时，渐渐开始复苏起来，北周时将开封改称汴州。特别是隋统一后，政治安定，经济迅猛发展。而位于京杭大运河汴河段要冲处的汴州，更是得此良机，很快发展为日益繁华的“水陆大都会”，成为中原地区的一大军事重镇。盛唐时期，大诗人李白、杜甫、高适曾结伴畅游汴城，怀古赋诗，留下了一段文坛佳话。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军事上的需求，使南北朝时遗留下来的狭小的汴州城已远远不能满足其需要。唐建中二年（781），驻守在此地的永平军节度使李勉对汴州城进行了“重筑”。
根据《北道刊误志》等文献记载，李勉重筑的汴州城周长为20里155步，面积较现存的开封城略小。近年来，在现存的开封明清城墙东西墙缺口处的勘探和对北宋东京内城北墙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在宋内城城墙遗址下发现了唐汴州城遗址。残墙残距地表深10—12米，残宽10米左右，系夯土版筑而成。残墙基厚约30厘米，墙基下是一层厚约10厘米的碎砖瓦层，作为城墙的基础。
今开封城下自下而上摞着的第三座城池，就是规模最大、蜚声中外、气势磅礴的北宋东京城。北宋东京城是在后周时期东京城的基础上修筑而成。后周时期，随着社会秩序的逐步稳定和经济的日渐复苏，原来的汴州城已显得制度狭隘，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于是到了周世宗柴荣执政时期，遂对东京城进行了扩建。世宗扩建之东京城，周回40里233步，为了与唐汴州城相区别，号曰外城，也称新城，原唐汴州城遂被称作内城、旧城。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检点赵匡胤在开封城北发动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北宋王朝并仍然定都开封。由于当时开封地处中原，地势坦荡，无山峦天险可守，是古代建都的大忌，因此北宋王朝除派40万重兵常驻开封外，还对北宋东京城进行多次大规模的增筑和修葺。
大量的考古勘探发掘表明，北宋东京城共分外城、内城、皇城三道城墙，形成了层层套叠、壁垒森严的国际大都会的宏大气势。外城，是东京城军事防御的第一道屏障，由于历代的兵灾水患，昔日巍峨壮观的外城已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并全部淤埋于地下约2—8米深。经过多年的考古勘探发掘，外城的形制、轮廓、范围及主要城门的位置已基本清楚。经实测，整个外城呈一南北稍长、东西略短的长方形，四墙全长29120米，合今29公里左右。北宋时期，外城共有城门14座、水门7座，目前已探出10余座，多为直门两重或屈曲开门的瓮城门。尤其是西墙上的正门新郑门遗址，面积近2万平方米，其规模之大，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内城，是在唐汴州城的基础上修建而来的。内城的位置、形制和部分门址也已基本探明。整个内城略呈正方形，其南墙位于今开封城南墙北约300米一线，北墙位于龙亭大殿北约500米的东西一线，东西墙叠压在今开封城东西墙的下面，四墙总长约11550米，其面积较现存的开封明清城墙略小。皇城，又称宫城或大内，位于今开封龙亭大殿前的潘、杨湖一带。经过考古勘探发掘，现已摸清了宋皇城的大致范围和形制。经实测，皇城呈东西略短、南北稍长的长方形，四墙总长2500米左右。皇城共辟有六门，其中宣德门是皇宫正门，威严壮丽，因是高大门楼，故亦称宣德楼。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队在今开封新街口附近，探出了一处早期门址，后经90年代勘探验证，该门址就是宣德门遗址。在大量的考古勘探工作的基础上，我们还选择重点区域对皇城遗址进行了解剖试掘，从试掘的情况来看，北宋皇城遗址则又分别与金皇城、明周王府紫禁城遗址相叠压，这也是开封城下“城摞城”的又一典型例证。
北宋时期的东京城，不仅有三重城垣三层围护，更有四条河流横贯其中，其中最著名的当数汴河和蔡河。汴河，是流经东京城的第一大河流。迄今为止，已探明了外城汴河西水门至古州桥之间约4000米的地段，河底深约12—14米，河床宽约20余米。同时，还初步探明了汴河上的东水门、西水门、汴河西角子门和古州桥等重要遗址。蔡河，又称惠民河、闵河，是东京城内的第二大河流，北宋时期，横贯京城南部。近年来，我队在旧城区南部的中山路至迎宾路之间的东西一线探明了其一段遗迹，河底距地表深约11.5米，河床宽近20米，探明长度约800米，同时还基本上界定了其上著名桥梁龙津桥的位置。
开封城下“城摞城”的第四座城池为金代的汴京城。靖康元年（1126）的宋金战争之后，北宋王朝轰然崩溃，统治大宋赵氏政权的南宋王朝，只好退守一隅，定都临安（今杭州），偏安江南，江淮以北的中原诸地从此更鼎易主，落入金人统治。金人立国期间，都城曾几易其地，分别定都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县）、燕京（今北京），其中金废帝（完颜亮，后称海陵王）和金宣宗（完颜珣）二帝还曾短时期定都汴京（今河南开封）。金废帝曾在汴京大肆营建宫室，史称金故宫或汴故宫；金宣宗时期曾在汴京“再筑子城”。金汴京皇宫是在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皇宫的旧基之上加以改造、扩建而来的，范围已扩至“九里三十步”；金宣宗时期的“再筑子城”实际上就是对原北宋东京内城进行展筑。通过金人对汴京城的营建，使金代的汴京城较北宋时期的东京城而言，其结构布局发生了一些变化：内城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皇城与宫城正式分离，宫室制度更趋完善。为探明宋金城墙的结构和叠压关系，我们曾在宋内城北墙西段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情况表明，金皇宫北墙叠压在明周王府萧墙遗址之下，其下又叠压着宋内城北墙遗址。金皇宫北墙距地表深4.15—4.45米，残存厚仅有0.3米。夯土呈灰褐色，土质较上层的明代城墙松软，很难看出明显的夯筑痕迹。夯层夯窝亦不明显。城墙底部铺垫有一层厚约5厘米的砖层，均为残青砖。墙体内出土的主要包含物有：宋白釉瓷片、临汝窑瓷片、绿釉及黑釉瓷片、唐民窑白釉瓷片、粗布纹瓦片和灰色带花陶片等。
开封城下“城摞城”的第五座城池是明代的开封城。明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遣大将徐达攻下开封，改汴梁路为开封府，号为北京，开封前后又做了十年的陪都。由于明初朱元璋曾意欲迁都开封，因而曾在北宋东京内城和金汴京城的基础上对开封城墙进行加高增筑。除墙体仍为夯土外，城墙外表全部用砖垒砌，使之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砖城。明洪武十一年（1378），朱元璋封第五子朱为周王，领地开封。翌年，在宋金故宫基础上营建了规模宏大的周王府。周王府设萧墙和紫禁城两重城墙，萧墙为其外围城墙，系在金汴京皇宫皇城的基础上加高建造而成，周回九里十三步。紫禁城则是在宋故宫基址上建造而成，周回五里，是周王的活动中心所在。考古勘测表明，明代文化层距现地表下约5米深。明开封城墙叠压在宋内城和金汴京城之上、清开封城之下。明周王府萧墙遗址平面基本呈南北稍长、东西略短的长方形，南墙约位于今开封东西大街一线，东墙约位于南京巷、开封二十八中学南北一线，西墙约位于大兴街向北至开封渔场一线，北墙约位于开封市体育场东西一线，周长约5310米。明周王府萧墙至今保存大部分完好，淤埋于地面下3—5米深。明周王府紫禁城遗址与宋东京皇城的位置与范围完全一致，据探测，今午朝门以北龙亭大殿以南，包括潘杨两湖的区域便是紫禁城遗址所在地。皇城为一东西较短、南北略长的长方形，周长约2520米。从周王府紫禁城北墙的城墙解剖情况看，发现城墙分为两部分，上层为明周王府紫禁城北墙，下层为宋皇城北墙，两墙相互叠压在一起，证实了明周王府确系利用宋皇宫旧基建造而成。
开封城下“城摞城”的最上面一座城池，即第六座城池为清代开封城，平均距地表深3米左右。清代开封仍为河南省的省会，是全省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由于明末那场特大黄河水患，高大的开封城墙几近淤平，只露出城垛和女儿墙，至康熙元年（1662），清政府对开封城进行了复建。这次复建，主要是在明代城墙基础上进行加高重筑，城市格局尚无大的变化。道光二十一年（1841），开封又一次遭受了黄河特大水患，大水围困开封城八个月之久，开封城墙因遭洪水冲刷而再次破烂不堪，并淤埋了3—4米高的城墙。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政府再一次对开封城墙进行加高修葺，本次修葺之后，就是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开封城墙。另外，清代开封城的格局还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在开封城内龙亭以北，出现了一座满城。2000年5月，我们还在开封城墙西门北侧古马道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发现有地层上下叠压，时代早晚不同，修筑方法和形制也各不相同的三层马道遗址，这三层古马道上下层层相叠，宛如“叠罗汉”，以立体的形式真切地展示了开封城下“城摞城”的奇特景观，也再次为“城摞城”现象的研究增添了更为确凿的实证。二 开封城下城的特点
通过对开封地下历代的古城址进行历史学和考古学的考察不难发现，若和我国其他的古都或古城相比，今日开封城下埋藏着的古代开封城址明显地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城摞城：纵观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在华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大部分都城由于兵火战乱城毁国亡等原因，都是抛开了旧都城，另选新址营建新都城，如秦都咸阳城，汉、唐长安城，汉魏洛阳城，明清北京城等，这些历史上著名的都城遗址与今日的西安、洛阳、北京等城址均不是在一处完全相同的位置上，而是要么局部相重叠、要么相毗邻、要么相距数公里乃至于数十公里。而古都开封，虽历经兵燹水患，但基本上都是在旧城址上屡淹（毁）屡建，由此形成了奇特的“城摞城”现象。
二是城套城：已经调查、勘探和发掘的战国时期魏大梁城、唐汴州城、北宋时期的外城、内城、皇城、金代的汴京城、明代的汴梁城、明周王府的萧墙和紫禁城、清代开封城等城址，除了战国时期的魏大梁城位于今日开封的略偏西北一带、局部与今开封城相重叠以外，其他各时期的古代城址要么和今日开封城墙完全相重叠，要么其城垣的四壁互相平行，从而形成了层层套叠的态势。
三是门摞门：今日开封城墙的东门和西门仍分别叫作宋门、曹门和大梁门，其名称就是源自唐代的汴州城。另经考古调查和历史考证，虽然已经历了一千余年的历史沧桑，其门址的位置较唐代也基本未变。另在今开封西大街与中山路相交汇的新街口处的文物勘探中，也发现明代的午门遗址与金代的五门（承天门）遗址、北宋时期的宣德门遗址在同一位置上下叠压。不仅如此，2000年5月，我们还在今开封城墙西门的北侧发掘出了时代由晚到早的三层古马道遗址自上而下互相叠压，更为古代开封城“门摞门”现象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四是路摞路：北宋时期，由皇城的正南门——宣德门向南经内城的正南门——朱雀门通往外城的正南门——南薰门的大道，是东京城南北中轴线上的一条通街大道，亦称御街。经考证，这条开封城古代历史上的传统布局的中轴线早在唐代汴州城时就已基本形成，其后经五代时期后周的发展至北宋时期渐趋完善，以后再历经金、元直至明清，其位置始终没有移动。已经发现的宣德门、朱雀门、南薰门遗址均位于今日开封城纵贯南北的中轴线中山路路面以下，这表明自北宋以来的千余年中，开封虽饱受兵灾水患，不仅城市的格局基本未变，甚至连城市的中轴线也一直未有大的变化，这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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