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波 江怡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第二版)(上、下卷)试读：
第二版编者序言（一）
2002—2006年，赵敦华教授和我共同主持了教育部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的复兴”（项目批准号2000ZDXM720003），结项被评为“优秀”。作为该项目的结项成果之一，我主编了大型专题文集《分析哲学— — 回顾与反省》，分上、下两编：“西方哲学家论分析哲学”“中国哲学家论分析哲学”，80万字，由四川教育出版社精装出版。出版后受到不少好评。迄今已逾17年。我觉得该书有再版价值，遂打电话征求江怡的意见，他同意我的判断。我们商议决定：由我们两人来共同主编该书第二版；在“西方哲学家论分析哲学”部分再增加4篇重要文章，并要求大部分译者重新校对先前的译稿；对“中国哲学家论分析哲学”部分做一些调整。我多次向拟议中的第二版作者发出邮件，征询合作意向，绝大多数同仁都给予了积极回应，但有几位同仁没有回应，我们视为委婉地谢绝。我们尊重各位同仁的意见。于是有了现在的《分析哲学— — 回顾与反省》第二版，第一版的上、下编变成了第二版的上、下卷：上卷“西方哲学家论分析哲学”，下卷“中国哲学家论分析哲学”，全书100多万字。《分析哲学— — 回顾与反省》（第二版）同时受到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国际分析哲学研究中心的出版资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中心杨宗元主任热情支持本书的出版，本书责任编辑张杰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编辑本书，在此一并致谢。也谢谢本书各位作者和译者的高质量工作。若本书有任何讹误和疏漏，我本人当负最大的责任。欢迎读者批评指正。陈 波2018年1月20日于京西博雅西园
第二版编者序言（二）
2017年夏，北京大学陈波教授与我商量，计划出版《分析哲学— — 回顾与反省》一书的第二版。我非常支持他的这个想法，并努力促成这个想法尽快变成现实。
的确，该书自2001年出版以来，得到国内哲学界的普遍欢迎，已经成为国内哲学教学和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近些年来，分析哲学在西方哲学界有了长足发展，尤其是分析哲学史研究已经成为分析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在北京举行的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还专门设立了“分析哲学史”分会场。国内的分析哲学研究也取得了显著成绩。从2005年起举行的全国分析哲学研讨会已经成为国内哲学界的重要学术活动之一，参加人数逐年增加，研究成果在数量和质量上也有较大提高。由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分析哲学专业委员会主编的《中国分析哲学》文集也出版了五卷，我们还组织翻译了由迈克·比尼主编的《牛津分析哲学史手册》，参与了他主编的《分析哲学史研究丛书》等。因此，我们希望能够在《分析哲学》一书中更多反映国内外分析哲学研究的这些变化。
从本书第二版的内容中可以看到，该版在西方哲学家论分析哲学部分特别增加了四篇重量级文章，它们是：蒂莫西·威廉姆森的《近40年来分析哲学的转变》、杰森·斯坦利的《20世纪的语言哲学》、迈克·比尼的《分析哲学的起源、发展和主题》和斯科特·索姆斯的《分析哲学在美国》。应当说，这些文章都是近年来西方哲学家们对分析哲学历史发展所做的最有代表性的论述，也直接反映了当代哲学家们对分析哲学性质的最新理解。在中国哲学家论分析哲学部分，第二版内容有更大篇幅的增加。这些增加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老一辈学者文章的增补，包括邱仁宗、张家龙、方万全等，另一方面则是对中青年学者文章的收入，包括港台学者郑宇健、王文方、米建国等人，以及大陆学者叶闯、叶峰、唐热风、陈亚军等。这些文章都是中国学者对分析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也都代表了国内分析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不仅是对以往国内外分析哲学研究的较为全面的回顾，而且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国内的分析哲学研究事业。
是为序。江 怡2018年1月20日于美国加州圣何塞
第一版编者说明
分析哲学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思潮或哲学运动之一。在20世纪前半期，它是由一些不太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学派所发起或推动的，有相对明确的哲学主张、纲领或立场，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在20世纪后半期，作为学派和作为运动，分析哲学开始走向衰落，但作为一种方法或研究风格却获得广泛认同。当代的许多哲学家，正是因其研究风格或研究方法的类似，而被称为“分析哲学家”。在这世纪转换之际，对分析哲学做一番回顾与反省，追溯它的发展演变轨迹，反思它兴起和衰落的历史因由，清理它所留下的思想果实，探究它的目前进展，特别是关注它在中国传播、发展和研究的状况，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策划、设计、编辑了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大书。
本书由上、下两编构成：上编是“西方哲学家论分析哲学”，我选择了14篇论述分析哲学的文章，它们大都由当今一流的西方分析哲学家所撰写，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并约请了一些国内同行将其译成中文。我尽可能认真地审看了所有译文，做了一些译名统一工作，并在有些地方根据原文做出了修改。下编是“中国哲学家论分析哲学”，收入了由中国、美国30位已故或健在的中国哲学家所撰写的分析哲学论文，这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中国分析哲学研究的一个总结或汇集。除已故哲学家的文章不做任何变动外，我对其他论文都做了或多或少的编辑加工，如全书统一使用脚注，所有外国人名第一次出现都附加原文，其译名全书大致保持同一，改正个别错讹之处，等等。
我要感谢全书所有撰稿者的热忱合作。首先感谢西方分析哲学家们同意将其大作译成中文发表，并不收取任何费用；感谢已故中国哲学家的家属同意我在本书中使用有关论文；感谢中国以及美国的同行接受我的邀请，欣然为本书撰写论文，从而使本书实际上成为中国分析哲学研究的一个总结和成果展览。当然，我还要感谢四川教育出版社慨然应允出版此部大书，并且感谢本书责任编辑何扬先生所做的高质量编辑工作，使本书能以不俗的品质问世。如果本书有任何疏漏或错误，请读者不吝赐教。
本书是由赵敦华教授和我共同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项目“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的复兴”的成果之一。陈 波2001年10月30日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撰稿者简介
（以姓氏拼音为序）迈克·比尼（Michael Beaney），现任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分析哲学史教授和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教授，《英国哲学史》杂志主编，曾在英国多所大学任教，并担任北京大学（2011）和北京师范大学（2013—2014）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弗雷格哲学、早期分析哲学、分析哲学史等，主要代表作有：《弗雷格》、《想象与创造》、《牛津分析哲学史手册》（主编）、《分析哲学简史》等。
陈 波，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专业领域为逻辑学和分析哲学。代表性著作有：《逻辑哲学研究》《蒯因哲学研究》《悖论研究》《逻辑学导论》《逻辑学十五讲》《逻辑学是什么》《理性的执着》《与大师一起思考》等，主编著作多种，译著多种，在国内学术期刊发表中文论文200多篇，在国际A＆HCI期刊发表英文论文近20篇。
陈嘉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特聘教授、系主任，厦门大学知识论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知识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近现代西方哲学。主要著作有：《建构与范导— — 康德哲学的方法论》《知识与确证— — 当代知识论引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现代西方哲学方法论讲演录》等。
陈嘉映，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曾到内蒙古插队八年，后在北大、美国读书，获哲学博士学位。著有《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哲学·科学·常识》《说理》《简明语言哲学》《何为良好生活》等。翻译有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奥斯汀的《感觉与可感物》、伯纳德·威廉姆斯的《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等。
陈启伟，北京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1986—1995年任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所长。著译作品有：《西方哲学研究：陈启伟三十年哲学文存》、《西方哲学论集》、《欧洲哲学史》（合著）、《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读》（主编）、罗素《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及其他》、卡尔纳普《世界的逻辑构造》、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合译）等。
陈晓平，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研究所教授。已发表学术论文240余篇，著作5部：《自然演绎逻辑导论》《归纳逻辑与归纳悖论》《面对道德冲突》《贝叶斯方法与科学合理性》《心灵、语言与实在》。
陈亚军，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长期从事西方哲学尤其是美国哲学的研究，著有《哲学的改造》《实用主义：从皮尔士到普特南》《从分析哲学走向实用主义：普特南哲学研究》《形而上学与社会希望：罗蒂哲学研究》《超越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实用主义叙事的当代转换及效应》《匹兹堡问学录：围绕〈使之清晰〉与布兰顿的对谈》《实用主义研究自选集》等。
成中英，哈佛大学哲学博士，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创办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和《中国哲学杂志》（英文）。研究领域涵盖：儒家哲学、本体诠释学、中西哲学比较、形而上学、道德哲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出版中英文学术著作30多种，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2016年“中华之光— — 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
迈克尔·达米特（Michael Dummett，1925—2011），曾任牛津大学逻辑学教授，当代语言哲学中“反实在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弗雷格：语言哲学》《直觉主义原理》《真理和其他疑难》《对弗雷格哲学的解释》《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弗雷格及其他哲学家》《分析哲学的起源》《语言之海》等。
方万全，美国加州大学尔湾校区哲学博士。退休前为“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研究员，现为东吴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欧美研究所兼任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语言哲学与心灵哲学，尤其着重于戴维森的语言哲学，以及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中的依循规则等的相关研究；近年来也从事与技能现象有关的行动哲学，以及庄子哲学等的研究。
冯友兰（1895—1990），哲学家，中国哲学史家。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先后在中州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贞元六书”（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中国哲学简史》（英文）、《中国哲学史新编》（7卷本），其著述结集为《三松堂全集》（14卷）。
冯·赖特（Georg Henrik von Wright，1916—2003），先后任英国剑桥大学、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哲学教授，芬兰科学院研究教授、院长等。获颁14个博士或名誉博士学位，是15个国家、地区或跨国科学院的院士，曾任国际哲学学院主席，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逻辑、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分会会长。研究领域包括现代逻辑、伦理学和价值、规范理论、行动理论、人文科学方法论、文化哲学、心智哲学、维特根斯坦研究等。
冯耀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现为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比较哲学及中国语言逻辑。著作有：《超越内在的迷思：从分析哲学观点看当代新儒学》、《公孙龙子》、《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四册）、《中国哲学的方法论问题》。已发表的中英文学术论文逾100篇。
P.M.S．哈克（P.M.S.Hacker），英国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研究员，维特根斯坦研究专家，主要著作有：《维特根斯坦，意义和理解》、《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的分析评论》（合著）、《维特根斯坦，规则、语法和必然性》（合著）、《洞见和幻觉：维特根斯坦哲学中的论题》（合著）、《维特根斯坦在20世纪哲学中的地位》。
韩林合，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西方哲学和道家哲学等。主要著作有：《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解读》《维特根斯坦哲学之路》《石里克》《乔姆斯基》《〈逻辑哲学论〉研究》《分析的形而上学》《虚己以游世》等。
雅科·亨迪卡（Jaakko Hintikka，1929—2015），美国波士顿大学哲学教授。先后任美国符号逻辑学会副会长，美国哲学会太平洋分会会长，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逻辑、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分会会长，国际哲学学院副主席，以及世界哲学联合会副会长。研究领域涉及数理逻辑、数学基础、哲学逻辑、方法论和哲学史，非常多产。
彼得·希尔顿（Peter Hylton），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哲学系杰出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早期分析哲学、语言哲学、认识论、形而上学、逻辑学等。代表作有：《罗素、观念论与分析哲学的形成》《命题、虚构与分析》《蒯因》等。
洪汉鼎，北京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和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1991年荣获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哲学名誉博士，1995年任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客座教授。德文专著有《斯宾诺莎与德国古典哲学》《中国哲学基础》《中德文对照中国哲学辞典》三卷。中文专著有《斯宾诺莎哲学研究》《诠释学— — 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重新回到现象学的原点》《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等，出版译著多种。
洪 谦（1909—1992），维也纳学派成员，1934年获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新学院、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研究领域包括逻辑经验主义、现代西方哲学、西方哲学史。主要著作有：《维也纳学派哲学》《逻辑经验主义文集》《论逻辑经验主义》等，并有译著多种。1984年被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江天骥（1915—2006），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任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研究领域涉及逻辑学、西方逻辑史、归纳逻辑以及英美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主要著作有：《逻辑问题论丛》、《逻辑经验主义的认识论》、《逻辑问题研究》、《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西方逻辑史研究》（主编）、《归纳逻辑导论》等。
江 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博士，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研究领域为分析哲学、语言哲学、形而上学、维特根斯坦哲学等。主要著作有：《维特根斯坦：一种后哲学的文化》、《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主编）、《思想的镜像》、《现代英美分析哲学》（主编）、《分析哲学教程》、《当代西方哲学演变史》（主编）等。
金岳霖（1895—1984），哲学家，逻辑学家。1920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先后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曾任中国逻辑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逻辑》、《论道》、《知识论》、《形式逻辑》（主编）、《罗素哲学》等。
鞠实儿，现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逻辑与认知研究所所长，《逻辑学研究》杂志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非经典逻辑、逻辑哲学、论证理论。先后在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Logic，Studia Loigca，Synthese，Argu- mentation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N．雷谢尔（Nicholas Rescher），美国匹茨堡大学的哲学教授，欧洲人文和科学院院士，曾任美国匹茨堡大学科学哲学中心主任，美国哲学会会长，研究范围极为广泛，涉及哲学和逻辑的众多领域，非常多产，迄今已出版70多本书，发表200多篇论文。
林正弘，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哲学博士，台湾大学哲学系荣休教授，后任台湾东吴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任台湾“国科会”人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台湾哲学会创会会长，纪念殷海光先生学术基金会创会董事长。主要研究领域为逻辑学、知识论、科学哲学。
刘晓力，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曾任内蒙古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从事逻辑学和科学哲学的教学、研究工作，曾在《中国社会科学》和《哲学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著有《理性的生命— — 哥德尔思想研究》等。
刘靖贤，北京大学哲学博士，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逻辑学和分析哲学。
J.J．罗斯（J.J.Ross），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哲学系荣休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伦理学与政治哲学、中世纪哲学、宗教哲学、维特根斯坦与分析哲学等。主要代表作有：《对所与物的诉求：认识论研究》《家庭伦理》等。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先后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弗吉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教授，美国哲学会东部分会主席。主要著作有：《哲学和自然之镜》《实用主义的后果》《偶然性、讽刺和协同性》《客观性、相对主义和真理》《论海德格尔及其他》等。
阿勒特·迈塔（Anat Matar），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哲学系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语言哲学、政治哲学、19世纪哲学、现代与后现代、维特根斯坦、德里达、利奥塔等。代表作有：《从达米特的哲学观点看》《现代主义与哲学语言》等。
米建国，美国爱荷华大学哲学博士，现为台湾东吴大学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台湾哲学会会长（2014—2016）。主攻知识论、语言哲学和逻辑哲学，在国内外著名刊物、会议上发表论文80余篇，著有《意义、真理与信念：语言哲学论文集》，主编《自然化的认识论与科学哲学》《中西哲学中的道德德性与理智德性：一种德性转向》。
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1926—2016），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哲学教授，美国科学院和英国科学院院士，研究领域包括逻辑、数学、心智哲学、语言哲学、科学哲学和实用主义等。主要著作有：《数学、物质和方法》《心灵、语言和实在》《意义和道德科学》《理性、真理和历史》《实在论和理性》《戴着人类面孔的实在论》《重建哲学》《词与生活》《实用主义》等。
邱仁宗，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应用伦理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现任华中科技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主任兼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及道德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兼生命伦理学研究所所长，2001年当选为国际哲学院院士，2002年世界技术协会伦理学奖、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阿维森纳科学伦理学奖、2012年美国Henry Beecher生命伦理学奖获奖人。主要研究方向：生命伦理学。
约翰·塞尔（John Searle），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教授，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日常语言哲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后期主要研究心智哲学。主要著作有：《言语行为》《表达式和意义》《意向性》《以言行事逻辑基础》《心、脑与科学》《心、脑和行为》等。
杰森·斯坦利（Jason Stanley），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哲学博士，美国耶鲁大学哲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语言哲学和认识论。主要代表作有：《知识与实践兴趣》（获美国哲学协会著作奖）、《语境中的语言：文选》、《知道如何》、《宣传如何工作》。
彼得·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1919—2006），牛津大学哲学教授，英国科学院和美国科学院院士，日常语言哲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逻辑理论导引》《个体：论描述的形而上学》《意义的限度》《逻辑和语法中的主词和谓词》《怀疑论和自然主义》《分析和形而上学》，编有文集多种。
斯科特·索姆斯（Scott Soames），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哲学博士，美国南加州大学哲学教授，曾任教于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主要研究领域是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史。主要代表作有：《理解真理》《超越严格性》《20世纪哲学分析》《指称与描述》《语言哲学》《重思语言、心灵与意义》。
沈有鼎（1908—1989），逻辑学家，哲学家，先后任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数理逻辑、中国逻辑史以及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著有《墨经的逻辑学》，其论文结集为《沈有鼎文集》。
苏珊·哈克（Susan Haack），剑桥大学哲学博士，现为美国迈阿密大学人文学杰出教授，该校文理学院库珀高级学者、哲学教授、法学教授。研究领域横跨逻辑哲学、知识论、实用主义、科学哲学、法哲学等众多领域，其代表性著作有：《变异逻辑》《逻辑哲学》《证据与探究— — 走向认识论的重构》《捍卫科学— — 在理性的范围内》《证据至关重要》等。
泰勒·伯吉（Tyler Burge），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现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哲学系教授。曾任美国哲学学会太平洋分会主席。研究领域包括语言与逻辑哲学、心理哲学和心灵哲学、认识论、哲学史。主要著作有：《真理、思想与理性》《心灵的基础》《客观性的起源》《通过理解的认知》。
唐热风，伦敦大学学院哲学博士，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院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心智哲学（包括知觉哲学和行动哲学）、知识论和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主要代表作包括《心、身、世界》和“Conceptualism and The New Myth of the Given”（Synthese 2010，175：101-122）。
涂纪亮（1926—2012），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名誉理事长等。主要研究当代英美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语言哲学，著有《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美国哲学史》等，主持翻译《维特根斯坦全集》。
王 浩（1921—1998），美籍华裔逻辑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哲学家。先后任教于美国哈佛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美国洛克菲勒大学，为美国科学院和不列颠科学院院士。主要著作有：《数理逻辑概论》《从数学到哲学》《数理逻辑通俗讲话》《超越分析哲学》《反思哥德尔》《逻辑之旅：从哥德尔到哲学》。
王 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分析哲学、语言哲学、逻辑学等，主要著作有：《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弗雷格思想研究》《走进分析哲学》《逻辑的观念》《“是”与“真”— — 形而上学的基石》等。主要译著有《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算术基础》《真之追求》《理性与智慧》等。
王文方，美国艾奥瓦大学哲学博士，台湾阳明大学心智哲学研究所教授兼所长，国际LORI常务理事。专长逻辑哲学、形而上学、语言哲学、形式化知识论、分析的亚洲哲学。主要代表作有：《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形而上学》《语言哲学》等。
蒂莫西·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英国牛津大学哲学博士，现任牛津大学威克汉姆逻辑学教授，多个国家科学院和国际科学院院士。其研究领域为哲学逻辑、认识论、形而上学和语言哲学。其专著有《同一和分辨》、《模糊性》、《知识及其限度》、《哲学的哲学》、《模态逻辑作为形而上学》和《四人对话录》，发表论文近200篇。
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先后为分析哲学、“文革”研究、自由主义等，著有《罗素》、《“哥白尼式”的革命》、《语言和哲学》（合著）、《精神生成语言》（文集）、《告别20世纪》（文集）、《自由的言说》等。
叶 闯，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基本研究领域为分析哲学，特别集中于语言哲学及其相关的形而上学问题，也关注当代认识论。主要著作有：《理解的条件— — 戴维森的解释理论》《语言·意义·指称— — 自主的意义与实在》。
叶 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现任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教授，此前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数学哲学、现代逻辑学和分析哲学的教学和研究。主要著作有：Strict Finitism and the Logic of Mathematical Appli- cations（Springer），《二十世纪数学哲学》，并有多篇论文发表于国内外学术期刊。
殷海光（1919—1969），逻辑学家，哲学家。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领域涉及哲学、逻辑学、语义学、方法论、中国哲学等。主要著作有：《逻辑新引》《逻辑究竟是什么？》《思想与方法》等，并有译著多种，后人编有《殷海光文集》（15卷）。
张家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退休研究员，曾任中国逻辑学会会长，现任中国逻辑学会名誉会长和监事长。主要研究领域是数理逻辑史和逻辑哲学，主要著作有：《数理逻辑发展史— — 从莱布尼茨到哥德尔》《从现代逻辑观点看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理论》《逻辑史论》《艾耶尔》《模态逻辑与哲学》等。
张庆熊，瑞士弗莱堡大学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现象学、分析哲学、基督教哲学。主要著作有：Xiong Shilis Neue Nur-Bewuβtseins-Theorie：Vom Yogacara-Buddhismus zum neuen Konfuzian- ismus（Bern：Peter Lang，1993，德文），《自我、主体际性与文化交流》《基督教神学范畴— — 历史的和文化比较的考察》《道、生命与责任》《社会科学的哲学》《现象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研究中的良知与认知》《现代西方哲学》等。
张志林，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科学哲学与逻辑学系主任。研究领域：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科学哲学、形而上学。已出版学术专著《因果观念与休谟问题》、《科学合理性》、《反本质主义与知识问题— — 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扩展研究》和《技术解释研究》，主编丛书／文集多种。
郑宇健，美国俄亥俄博林格林州立大学哲学博士，香港岭南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研究工作和成果涉及形而上学、知识论、行动和心灵哲学之交叉领域，主要围绕人类理性或规范性的自然主义起源问题。
周柏乔，曾任教于吉林大学、香港新亚研究所、澳门大学与香港公开大学。现为港专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并于2016年担任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合作教授，以研究分析哲学为主。
朱志方，武汉大学哲学博士，现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有科学哲学、语言哲学、实用主义哲学、归纳逻辑与博弈论等。主张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在决策论上强调策略发现。主要著作有：《机遇与冒险的逻辑— — 归纳逻辑与科学决策》（合著）、《科学革命与人类知识》、《社会决策论》、《逻辑、历史与社会》，并有译著多种。
庄文瑞，台湾大学哲学博士。曾任东吴大学哲学系主任（2004—2006），台湾哲学学会创始会员兼理事，现为东吴大学哲学系专任副教授。教学和研究领域为逻辑学、知识论和科学哲学，发表论文多篇。上卷西方哲学家论分析哲学分析哲学：一个批判的历史概念冯·赖特1
我们这个世纪的哲学主流之一，被称为“分析的”，*是这个时代最典型的精神风潮。它也是已经最广泛地席卷了整个地球的潮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与给当代文明打上最深烙印的两大势力即科学和技术结盟。
我意识到我的评价中的主观性因素。毫无疑问，它受到我的经历和个人口味的双重影响。在下面的文字中，我将试图给它以理性的辨明。我将凭借考察这一运动的历史起源以及一开始就隐含在它本身之中的某些相互冲突的倾向的发展来做到这一点。
从较广的视野去看，分析哲学继承了欧洲的启蒙传统。把也许是它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比作伏尔泰（Francois－Marie de Voltaire），并不是毫无道理的。不过，当分析哲学最早出现在哲学舞台上时，它是与也根植于启蒙传统的另一思想潮流相对抗的，后者就是哲学中的唯心主义传统。与过去决裂的里程碑是摩尔（G.E.Moore）的《拒斥唯心主义》，它出现于1903年。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数十年间，当这一新哲学在广阔的战线上取得突破时，它自称是思想领域的一次大变动，一次深刻的革命。这段时间距现在已经很久远了。在20世纪后半期，分析哲学已经获得了作为一个确立或公认的思想传统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它特有的外观已经消退，它日渐增多地成为折中的，它的身份似乎已受到误入歧途的威胁。
与此同时，这一思潮已经发生变化。由科学和技术所代表的理性形式，由于它对社会和人的生存条件的反作用，已经变得成问题了。分析哲学，本身是能够通过科学取得进步这一信念的产物，似乎内在地不可能对付这些问题。这任务不得不留待其他类型的哲学去完成，后者不同于分析潮流，且常常对它持批评态度。2
在它的身份认同危机的混乱情景下，把分析哲学置于历史的批判的审视之下是适宜的。还未曾有人完整地撰写这一运动的历史。由于它日渐增多地分叉或分枝，识别出它的最本质特征并把这些特征与后来疏远其起源的添加部分区别开来，试图这样做是切中要害的。
在逻辑实证主义战前的喉舌即期刊《认识》中，有两篇论文对于我们目前所从事的事情来说是重要的。一篇是由魏斯曼（C.F.Waisman）写的，题目是《什么是逻辑分析？》，作者写道：
哲学和科学是人的心智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 — 科学的心智寻求知识，即真的、与实在一致的命题。在较高的层次上，它上升到理论形式。— — 通过哲学人们能获得日渐增多的内在清晰性。哲学推理的结果不是命题，而是对命题的阐明。
在这些话语后面有一种观点，即在一方面是哲学、另一方面是科学之间存在截然分明的界限。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在《逻辑哲学论》中所表达的正是这种观点，并且他始终坚持这一观点，尽管他的哲学后来经历了许多变化。这种看法从一开始就在我思考哲学的方式上打下了烙印。不过，对于所有那些自称为分析哲学家的人— —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 情形并非都是如此。在具有这一称谓的哲学家中间，如魏斯曼所区分的，代表着两种理智态度— — 它们有时公开对抗，有时结成非反思的联盟。因此，几乎从一开始，分析哲学就潜藏着矛盾，最终这些矛盾变得公开化，由此破坏了该运动的统一。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这件事情是怎样发生的。
在《认识》杂志战前最后一卷两篇论文中的第二篇，其题目是《逻辑实证主义和剑桥分析学派之间的关系》，作者为麦克思·布莱克（Max Black）。值得称赞的是，它第一次试图使人们注意到新哲学的双重根源— — 一个根源在维也纳，另一个根源在剑桥— — 以及它们的独有特征。该作者还意识到在分析哲学家中间很流行的对哲学本质的两种态度之间的对立。3
思想史上的重要潮流经常几乎同时发源于知识界的几个不同角落。我们已经指出，这种说法对分析哲学运动完全成立。不过，为刻画其特征起见，这样做是有益的，即把该运动的实际诞生定位于某个确定的时间和地点：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剑桥，并把两个杰出人物即伯特兰·罗素和乔治·爱德华·摩尔视为它的创立者，这两位哲学家是相互影响和相互激励的。正是年轻一岁的摩尔，促使罗素背叛了康德（I.Kant）和黑格尔（G.Hegel）的唯心主义，并开辟了通向新的哲学台阶的道路。与此同时，这两个人又是很不相同的。这一运动中的许多内在冲突都可以追溯到这两个人之间的分歧— — 包括由魏斯曼所区分的那两种理智态度之间的冲突。
人们可以说，罗素在哲学中所追求的是不可动摇的真理性知识。这一说法对于他早期所从事的逻辑和数学以及后期处理休谟（D.Hume）关于归纳的怀疑论的努力来说都是成立的。在这方面可以恰当地把他与笛卡儿（Rene Descartes）相比较，像那位法国哲学家一样，罗素先是在数学中看到了无可置疑的知识的典范。但是数学中的证明开始于公理，而它们是可以受到怀疑的。这一洞见把罗素引向了逻辑。如他在几部自传之一中所证实的，他于1900年参加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哲学代表大会，这件事对他后来的发展至关重要。在那里他见到了皮亚诺（G.Peano），并结识了从事数学基础研究的意大利学派。这次会见的长期成果是他对于逻辑的下述贡献— — 先是在《数学原则》中，然后是在与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合著的《数学原理》中，它们是这门学科的历史上位居前列的贡献。
做下述反思也许是无用的，但与此同时又是诱人的：假如不是由于罗素对逻辑所做的贡献以及他把逻辑看作哲学的本质，逻辑是否还会具有它在20世纪毫无疑问所具有的那种中心位置？首先，新逻辑会一直为数学家而不是为职业哲学家所关注。例如，有谁会认识到19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是耶拿的一位数学教授？罗素慷慨地说，弗雷格（G.Frege）是第一个用逻辑分析方法去处理哲学问题的人。根据仅在20世纪后半期所实际发生的那些进展，把弗雷格看作分析哲学的“发现之父”— — 但把罗素看作弗雷格的追随者，而不是把弗雷格看作罗素的先驱，这将是不适当的。而且，假如没有罗素，人们是否会被诱使赋予弗雷格这种地位，这是很难说的一件事。
罗素对确实性知识的追求把他带到了逻辑。在为数学提供基础方面，逻辑是最不易受到攻击的科学。并且由于构成哲学的核心，它允诺归根结底要赋予哲学以科学的确实性和精确性。在他的《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 — 作为哲学中科学方法的一个领域》一书（这本书比其他任何书都更好地反映了上述态度）中，罗素写道：“自古以来，哲学就比其他任何学问分支做出了更大胆的断言，但获得了较少的成果。我相信，结束这种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的时机现在已经到了。”在一篇写于20世纪20年代的论文中，他说哲学“本质上是一门科学，它区别于特殊科学之处仅在于它所研究的问题的普遍性”。从魏斯曼所做出的区分的角度看，罗素代表着心智的科学态度而不是哲学态度。对于大多数仍然自称“分析的”哲学家来说，这同样的说法也是真的，至少我相信是如此。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希望把魏斯曼的区分视为不适当的简化，或者甚至看作是完全的误解。4
罗素一直追寻确实性，摩尔则认为他已经占有了它。在他的著名论文《捍卫常识》中，摩尔列出了他认为他确实知道的大量东西。例如，他是一个人，他有身体，他从来不曾到过月球，世界在他出生之前已存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如此等等。
关于这些真理的知识，既不是哲学反思也不是科学探究的结果。所谈论的这些真理是“常识”，但它们隐含着重要的哲学结论。摩尔有身体这件事蕴涵着存在物质的东西。摩尔由此认为，他能够证明外部世界独立于他的意识而存在。在他的另一篇著名论文即他于1939年在不列颠科学院所做的讲演中，他以手势的形式给出了证明，他举起他的两只手，以使他的听众确信它们代表着外部世界的两个事物。正如维特根斯坦曾注意到的，唯有具备摩尔的严格和理智水准的哲学家才能向一个学术团体提出这样的“证明”，而不使自己显得荒谬可笑。
摩尔的“证明”当然不是证明。但人们可以说，它表达了对于哲学问题的某种态度，对这种态度我本人表示同情，并且从维特根斯坦的思维方式中也可以知道这种态度，尽管具有不同的伪装。人们可以试着把这种态度描述如下：
必须把下述哲学观作为荒谬或无意义的加以拒斥，它们否定我们以及哲学家们在不做哲学思维时也会认为理所当然地存在着的事物。这种观点的例子有：不存在一个独立于我们的心灵的外部世界；或者，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物质的；或严格说来，人们不能确实地知道任何东西；或者，没有人能够以与他实际的行动方式不同的方式行动。这些是由哲学上的唯心主义者、唯物主义者、怀疑论者和决定论者所主张的论题。既然它们与我们在日常生活和日常话语中所确切知道的东西相冲突，它们就是反常和乖戾的。照其原样，即使不经论证，它们也必定被拒斥。存在物质的对象，但也存在不同于物质对象的东西，我们“确实知道”相当多的真理，或者我们即使不是总是、也是经常地能够以不同的方式行动— — 所有这些，以及某些哲学家所质疑的许多其他东西，都必须作为事实加以接受。
不过，关于此类问题的哲学化并不因此走向终结。摩尔对此是完全清楚的。不过，问题不是与常识意见和陈述的真有关，而是与它们的意义有关。他是否意味着存在一个独立于我的意识的外部世界，或者意味着我有自由意志？回答这些问题就是分析的任务。
这里模仿摩尔的一个例子是诱人的。摩尔说他知道母鸡下蛋。他一点儿也不怀疑情况不是如此，但他不能构想出母鸡下蛋意味着什么。摩尔在哲学方面的相当大部分的分析工作在于，努力阐明物质（物理）世界中的事物和事件，如母鸡下蛋，是如何与我们关于它们的知觉（感觉材料）相关联的。不过，他思维的这些方面眼下并不与我们相关。
真理问题和意义问题之间的区分，对于理解不仅为摩尔哲学而且为整个分析哲学所特有的东西是至关重要的。分析在哲学中所设定的任务就是阐明语句（陈述）的意义。不过，即使被分析的陈述的真或假并不是不确定的，人们仍然有权去问他对它们的分析是否正确。是什么东西决定这一点？分析的本性和分析结果的正确性就是一个哲学问题。我并不知道它的解决方案，在本文中我本人也不打算去探究这个问题。5
罗素和摩尔都强调他们哲学的“分析”性质。罗素似乎是第一个把逻辑分析说成一种“方法”的人。在他后期的一本自传中，他写道：“自从我抛弃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以来，我一直寻求通过分析去解决哲学问题；并且我仍然相信，唯有凭借分析才能取得进步。”他说，由此达到的进步“与伽利略（Galileo Galilei）在物理学中所引发的进步属于同一类型”。
不过，罗素并没有过多地论及新方法的本性和特点。他对这方面的问题并没有什么贡献。摩尔更多地意识到这里的问题所在。但是他关于它们所必须说出的话语并不是非常透彻的。他的著名例子“兄弟是男性同胞”很好地说明了分析，即把一个概念剖析为它的各个构成要素，但这完全缺乏哲学意味。
在已提到的魏斯曼所写的那篇论文中，我们读到：“分析意味着分解和拆卸。‘逻辑分析’由此看来意味着：把一个思想拆分成它的终极逻辑构成要素。并且这里我们全都太容易想到来自其他领域的类比：正像物理学家透过光栅分解白光、化学家分析一种材料一样，人们大致也可以这样去设想哲学家的事情，他的任务就是揭示思想的结构，显示它的逻辑构造”。罗素著名的限定摹状词理论经常被引证为哲学上有分析意义的范例。让我们在这里打量一下这一理论。
众所周知，根据罗素的理论，语句“司各特是《威弗利》的作者”的意思与“存在一个x使得x是《威弗利》的作者，并且对所有的y而言，如果y是《威弗利》的作者，则y等于司各特。”
从这里我们能够学到一些什么呢？首先，一个具有简单的主谓语法形式的语句能够具有复杂得多的逻辑形式，一个语句的语法构造并不必然反映它的逻辑结构。其次，逻辑上重要的概念可能暗含在一个语句中，而不作为该语句的词语出现。于是在语句“司各特是《威弗利》的作者”中隐藏着存在（“有”）、全称（“所有”）、条件性（“如果—则”）以及同一等概念。分析使这些隐含的构成要素显现出来。
我们这里对罗素的理论打算去解决的那些哲学问题不感兴趣，也对他所建议的分析是否正确这个问题不感兴趣。关于这同一论题存在着相互竞争的理论。我们这里对罗素的分析感兴趣，仅因为它是一个给人留下极深印象的例子，它说明了什么是一给定语言表达式的逻辑语法。作为这样一个范例，它还极深地影响了那位哲学家，在使罗素和摩尔所代表的新的哲学方式成为一场世界范围的运动方面，他比其他任何人都做出了更多的贡献。6
没有人能够否认，维特根斯坦同时作为《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的作者，对于分析哲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至于是否能把维特根斯坦本人正确地称为分析哲学家，这几乎是另一个问题。人们可以这样谈到《哲学研究》：对于典型的“分析”探究来说，它的精神是陌生的甚至是带有敌意的。相反，《逻辑哲学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分析哲学思潮的极品，特别是按这一思潮在罗素那里获得的、后来由维也纳学派成员进一步发展了的形式。后期维特根斯坦表现出与摩尔的某些相似点。
我以为，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的基本问题是这样的：语言记号如何能与世界处于意义关系之中？或更简短地说，语言是如何可能的？答案是维特根斯坦把语言看作实在的图像的观点。维特根斯坦所谓的基本语句由名称组成，名称代表着世界中的事物，语句中名称的相互关系描画着那些事物在一可能事态中的相互关系或排列组合。基本语句之外的所有有意义语句都是基本语句的所谓真值函项。
事物是这个世界的实体。事物在事态中的可能关系和名称在有意义语句中的可能关系构成世界的逻辑形式，即本质。于是语言的本质和世界的本质是同样的。
维特根斯坦的观点预设了对于一语言的语句的双重分析。首先，人们必须能够把基本语句分析、分解为名称，名称在语句中的连接对应于事物在世界中的排列。其次，人们必须能够用基本语句的真值函项的形式展示所有其他的有意义语句。
在《逻辑哲学论》发表前后，罗素在著述中对语言以及世界的逻辑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还为自己的观点铸造了一个生动的名称：逻辑原子主义。逻辑原子主义的看法是许多冠以分析哲学之名的学说所特有的。人们甚至可以把它看作是本质性地属于这种思维类型的。这并不衍推接受语言的图像理论，后者对后来的发展发生了相对小的影响。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的特点在于，人们不能给出基本语句和名称的例证，因此也不能给出世界中事物的例证。这一特征是与这部深刻的“形而上学”著作的其他特征相关联的。不仅逻辑形式经常为语言表面的语法形式所掩盖，如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所表明的。在原则上还不可能在语言本身内描述这种形式。维特根斯坦的理想语言因此被恰当地叫作“绝不—绝不—语言”（never－never language）。语言逻辑的“晶体结构”在有意义言语中显示自身，但不能说它具有这种火那的形式。维特根斯坦在他的书的前言中说，哲学问题源自“误解我们的语言的逻辑”。当人们清楚地把握了这种逻辑，如同它在语言的有意义使用中显示自身，哲学问题就会消失，哲学问题于是都是伪问题。它们不能被解决— — 只能被消解。在哲学中，人们不能提出他们可以用论证来支持或反对的论题，例如，存在一个外部世界，严格说来就不是一种人们能试图用唯物主义论证来捍卫或者用唯心主义论证来反对的立场。7《逻辑哲学论》的作者认为，他已经一劳永逸地处置了哲学问题。在完成他的书之后，他抽身隐退于理智的孤独。从哲学角度说，剑桥是该书藏身的地方。要不是该书落入莫里兹·石里克（Moritz Schlick）和他在维也纳的某些同事之手，这种情形也许会持续更长得多的时间。
1922年，石里克应邀从基尔（Kiel）来担任一度为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所占据的维也纳大学哲学教授席位。在石里克周围很快聚集了一批人。到20世纪20年代末，他们发表了名为《科学的世界观— — 维也纳学派》的宣言，从而成为一个为更大范围的公众所知道的学派。该学派的成员并不是“纯粹”哲学家，而是全都一直在某一个特殊的学科领域内工作。他们在哲学中共同持有一种基于科学的反形而上学态度。在这方面他们在欧洲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布拉格、莱姆堡（Lemberg）、华沙以及中欧的其他大学城镇，包括柏林，也存在着具有类似的科学—哲学倾向的学派，并且在学派之间还有活跃的相互接触。
在他们反对唯心主义的战斗中，剑桥分析家们把他们自身看作是世纪之交哲学中其他新实在论思潮的同盟军。另外，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则把自身看作是19世纪实证主义（特别是它在马赫那里获得的，因而是其感染上观念论而不是实在论的形式）的追随者和继承人，特别是在其初创时期，该学派的哲学立场可以被刻画为实证主义加上由新逻辑创造的工具。这两者的结合也反映在“逻辑实证主义”这一名称中，它成为这一运动的标签，特别是在英语世界中。这一名称并不是该学派本身的发明。它似乎起源于在斯堪的那维亚出版的两本书：埃诺·凯拉（Eino Kaila）的《逻辑新实证主义》（1930）和佩策尔（Ake Petzall）的《逻辑实证主义》（1931）。
分析哲学的剑桥变种有双重的根源，一是源于摩尔，二是源于罗素。人们能够从起源于维也纳的那个运动中识别出类似的二元论，该运动有两个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 石里克和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后者在许多方面都是罗素工作的追随者和继任人，他本人必定已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石里克则更近似于摩尔，但他首先是受到了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他称维特根斯坦是“逻辑领域内所有时代最伟大的天才”。他这样谈到《逻辑哲学论》：他坚定地确信，它是迄今为止我们时代在哲学方面最重要的著作。他补充说，“我坚定地确信，这本书是我们时代最有意义的哲学著作— — 就真实性而言，难以估量这些观念的范围：任何经理解之后真正采纳这些观念的人，从哲学角度说，必定因此是一个变化了的人。这些新的洞见对于哲学的命运绝对是关键性的”。
石里克从维特根斯坦那里接受的，首先是把哲学看作活动的观点，活动的目的在于使句子的意义清晰。在《认识》创刊号上他的开篇论文《哲学的转折点》中，石里克写道：“哲学阐释命题，科学证实它们。在科学中我们关注命题的真，在哲学中我们关注它们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把真理问题与意义问题区分开来，这一区分也标志着科学和哲学之间的区分，这与魏斯曼所做的区分是同样的。后者在他发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论文中表达了这一区分，当时维也纳学派已不再存在，其成员也随风四散了。这些区分直接起源于维特根斯坦，但人们也可以在其中识别出摩尔声音的遥远回响。
当哲学使问题消失不见时，哲学活动就达到了它的终点。与各门科学不同，既然哲学没有它自己独有的题材，它的问题的消失就意味着它本身的消失。于是，由石里克在他的论文中所宣布的哲学的转折就是哲学的终结。石里克本人用许多话语说出了这一点。他的论文中经常被引用的结论性句子是这样的：“到那时，将不再需要谈论‘哲学问题’，既然所有的问题都将被哲学地处理，即是说，用一种清晰而有意义的方式来处理。”卡尔纳普也一度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正在走向终结，它的位置将由“科学的逻辑”来取代，他指出，后者与“科学语言的逻辑句法”是一回事。但与石里克和维特根斯坦更为一致的是，他还曾指出，哲学不是一个体系或理论，而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就是逻辑分析。它给我们产生一些句子，后者谈论那些作为分析对象的句子。前者属于元语言，后者属于对象语言。元语言规定对象语言的句子要有意义的话就不得不遵守的规则。卡尔纳普因此与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的下述立场拉开了距离：人们不能有意义地谈论语言。他接受了罗素在给维特根斯坦的书所写的序言中尝试性赞成的一种观点，即存在语言的逻辑分层。这一见解也与希尔伯特（David Hibert）所做的数学和元数学的区分相关。语言一元语言的区分在分析运动中可以成为逻辑构造主义的一支那里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支区别于另一支，更适合后者的是“逻辑分析的”这个词。逻辑构造主义（在逻辑本身之外）的萌芽可以在罗素的几本著作中找到，其中有《心的分析》和《物的分析》。在前一本书中，他偶尔非常接近于马赫和逻辑实证主义的立场。构造主义早期的高峰是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它出版于1928年。使我感到奇怪的是，这部十分优秀的著作对哲学后来的发展并没有产生太多的影响。
借用卡尔纳普的说法，分析方法的“否定的使用”是用来摧毁形而上学并把它从哲学中驱逐出去。这种十字军东征式的讨伐行动是该运动的逻辑实证主义阶段最典型的特色，并且按它的代表人物的意见，在当时哲学的一般情形之下，这种行动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热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冷却下来。仍可称为分析哲学支脉的某些后来的发展，甚至已进展到支持极其思辨，因而在这种意义上具有“形而上学”特征的见解。我将在后面回到这个话题。
随着纳粹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维也纳学派以及中欧的具有逻辑一分析趋向的相关学派迅速而残忍地走向终结。由于宣扬“进步的现代”精神，这种哲学被选作迫害的靶子。幸运的是，它在奥地利、德国、波兰的相当大一批信奉者在盎格鲁-撒克逊地区找到了避难所。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在其主人国家的哲学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发现，分析哲学在战后回到欧洲大陆的进展是惊人的迟缓。在德国，一个奥地利人沃尔夫冈·施太格缪勒（Wolfgang Stegmuller）为之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在他的祖国，维也纳学派的遗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似乎绝灭了。
在它被驱逐和返回的那段时间内，分析运动本身已经经历了很大的改变。8
在维也纳学派发表它的宣言的同一年，维特根斯坦回到了剑桥。在20世纪30年代，他在这里发展了一种“新哲学”，我不打算描述它。我们感兴趣的是它对分析运动的影响。
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维方式与罗素的有根本性区别。这两个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也冷淡下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段时期内，罗素把维特根斯坦的发展看作一种堕落，把他的影响视为哲学方面的危险。
维也纳学派的《科学的世界观》总是不合口味且令维特根斯坦讨厌。但他也通过他的《逻辑哲学论》极大地强化了这同一种精神。在他开始作为哲学家的新生涯之际，他的思考就其主题而言，是与在维也纳正在进行的工作密切相关的。详细阐明这些细节，对于哲学思想史家来说是一个诱人的任务。维特根斯坦在其所谓的“中期”的大部分著述仍有待发表。
维也纳学派和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维特根斯坦尽管在精神上不一致，但在气质上两者仍有值得注意的类似。根据摩尔的一个说明（当时他出席了维特根斯坦的许多讲演），维特根斯坦急于强调他的方法的创新所在。他说，它将在哲学中引起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可以与伽利略在物理学中引起的革命或由于抛弃前科学的炼金术在化学中所引起的革命相比拟。已经达到思想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的类似感觉，也是由维特根斯坦引起的第二次剧变的特色。它以“日常语言哲学”而著称，由这场新运动的倡导者们所撰写的一本小册子题为《哲学中的革命》，在某些方面它确实可以与约25年前维也纳学派的宣言相比拟。
虽然这第二次革命是由来自剑桥的火花点燃的，但它在牛津才成为一场大火。我本人可以清晰地回忆起这一点。战前我曾短暂地访问过牛津，当时唯心主义传统在那里仍很强大。我第一次见到了阿尔弗里德·艾耶尔（Alfred Ayer），他在那里看起来像一只不为人熟悉的当地鸟。维特根斯坦近似于神秘人物。罗素和摩尔在牛津只有很小的影响。当我8年后回到这个地方时，我所面对的是一种完全变化了的情形。维特根斯坦的名字挂在每一个人的嘴上。不过，不是作为《逻辑哲学论》的作者，而是作为《蓝皮书和棕皮书》的作者，并且作为一个有影响的教师。一些有特殊地位的人出席他在剑桥的讲演。
对于这种氛围的变化，比任何其他人都做出更多贡献的牛津哲学家毫无疑问是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艾耶尔的《语言、真理和逻辑》一书，也许是曾经写过的对于哲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和经验论运动的最好的半通俗阐述，它在战前已出版一些年，但据我判断，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