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一部改革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顾伯冲

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战国：一部改革史试读：

中国历史上曾出现大规模或较大规模的改革几十次，小规模的就不计其数了。开始于2500年前的战国变法运动，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且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改革。其间所体现的伟大、曲折、艰辛、坚忍，所揭示的特点与规律，所显示的经验与教训，现在都成为了一个个与我们渐行渐远的故事，但许多改革者的姓名、事迹、品格、声誉等都随着他们的生命，渗入中华大地，渗入文明史册。

现在如何看待和评价历史上那一场场改革运动，并不比当时的人们轻松，大到改革的掌舵者，小到被改革的草根阶层，都蕴含着他们的价值判断、他们的情感取向，而这些又是与他们的利益观和利益感紧密相连的。改革总是牵动着所有人的利益，有的发了“改革财”，有的被边缘到最底层。因此，评价史上的改革，总是在殷鉴着当下的新政，润物细无声地左右他们的话语。

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蹚在改革的洪流中看过去的改革，能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吗？也许有，那绝对是少数人。在庸常的社会里，绝大多数人都是在自己的利益观中生存的。回眸历史时，难免伴随着复杂的感情。理性的反思只有克服被当下的利益左右，才能“旁观者清”，才能比较接近历史的实际。因而，要清醒地看待史上的改革，必须睁开清纯的第三只眼。

人只长两只眼睛，不可能有第三只眼睛。如有，那就是神了。传说，马王爷有三只眼，多出的那一只眼睛长在脑袋后面；杨二郎有三只眼，是长在脑门上的，据说可以看穿孙悟空的七十二变。

第三只眼神在哪里？神在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其实，它原本与另外两只眼睛一样，都具有原始的本真，就像婴儿有天眼开着似的，比较容易看到大人两只眼里看不到的事物，只是后来世事的纷扰，那两只本来清纯的眼睛被无限红尘污染了，一只变色于名，另一只遮挡于利。

由此看来，能长有第三只眼睛，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的，实在是太可贵了。

战国变法这出好戏，以及其中的名与利、是与非、美与丑、苦与甜，还有那些时哭、时笑，时扼腕叹息、时击节称快的故事，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为后来的改革者提供了无穷的营养。与其说这是一部离乱史，不如说是中国史上第一次大改革史。因此，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只有恢复孩子般的纯真，只有像孩子一样精神明亮、目光清澈，才能从最平凡的事物中注视到神奇与美丽。背叛童年的成人算什么人呢？浑钝、失明、功利、毒靡……值得尊敬的成年人一定是那种“直至成年依然童心未泯的人”。

改革，既是一个永恒的历史主题，又是让当政者如履薄冰、生死决择的重大课题。触摸战国变法这个敏感话题，心情总是跌宕起伏，但努力让自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睁开第三只眼，冷眼看八卦。身虽不及，心向往之。

培根说“历史使人聪明”，其前提是历史必须是真实的，长期生活在历史谎言中的民众只能日益愚昧。历史幽默的黑色在于，总是不动声色地撕碎那些企图迷惑历史的大伪面具。虽然人类历史上有不少扑朔迷离的偶然现象，可这并不能掩盖住起着深层作用的必然规律。认真总结这一历史经验，对于我国当下的深化改革无疑有着重大借鉴意义。

这本拙作，并非是纯粹的历史知识普及读物，也非纯学术著作，当然离开了历史知识，离开了前人的学术成果，要想完成这个创作是永远不可能的。正是站在这两者的基础上，用最纯真的目光读着战国变法运动的来龙去脉，读着历史的沧桑变迁，读着改革家昨天的故事，读着文明也读着野蛮，读着血泪也读着欢笑，读着卑污也读着高尚。

历史虽然逝去，但并不独立于现实。它就像一个开放的容器，其容量的大小，取决于我们能够放入多少内容。作为后来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将丰富斑斓的过去放在这个容器之中，极力延展过去的边界。

改革，本是一个沉重而又敏感的话题，写作时刻提醒自己：力图轻松，但绝不是戏说；做到通俗，却蕴含着思索。

此乃序。顾伯冲2014年4月2日第一章波澜壮阔的变法大潮“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在其描述法国大革命的长篇历史小说《双城记》中是如此开篇的。诚哉斯言，好和坏，从来都是同生共存的，就像有“天使”就有“魔鬼”一样。每个时代都会表现出它的两面性，而且都很突出，这无不印证了事物辩证统一的道理。

战国，是一个令人魂牵梦绕又需要解释的时代。用查翁的这句名言示喻中国的战国时期，那是最为贴切不过的。从社会秩序而言，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之时，老百姓能活到明天也成了一个最大的奢望；从思想解放而言，战国则是最爽、最带劲之际，更是一个明媚的改革春天。战争是“催生婆”

战国变法运动的“催生婆”不是白衣天使，而是一个魔鬼，并且是人类良知共识的魔鬼——战争。

自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战国254年的历史，仿佛是绑在战车上跌跌撞撞前行的。

无论作为编年史中的时代名称，还是作为当时诸侯列国的统称，最早发明“战国”一词的司马迁老先生，真是一个聪明绝顶的文豪，只有寥寥两个字，就把那个纵横捭阖、连年征战的年代的社会形态说得那样准确、生动。“战”字后面常常跟着一个“乱”字，那个时代就是这样：邦无定交，土无定主；朝联婚姻，夕结冤家；明为盟友，暗为仇敌。真可谓战乱不休。

战国，整个中国像一锅东北乱炖一样，之前比较井然的秩序和朴实的良知，伴随着野心和杀戮、雄心与抱负，都扑腾扑腾地下锅了。

有言道：危机是改革的酵母。大概历史上许多社会大变剧的前夜，都会有刻骨铭心的阵痛。

那时，诸侯列国的头头们好像中了邪似的，相互间杀戮的规模空前激烈，仅见诸史册中的战争就有200多次。一次交战动辄就是几十万大军，相持数月甚至数年，战线绵延百里，双方伤亡人数都是成千上万，甚至几十万。尝过战国战火滋味的孟轲在《孟子·离娄上》中，对那时战争场面是这样描写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这样的规模和场面，如果让春秋时代的兵卒看着或听着，准能吓个半死。

春秋是贵族主宰的时代，前后295年间，先后发生较大规模的战争也有数百次，形成5个大国。贵族有土地、有奴隶、有地位，自己世袭下来的果实由自己来保卫，战争是由少数养尊处优的贵族亲自去打，不用那些不相干的人来帮忙。只有他们可以驾驶马拉的战车，配备青铜武器，而大多数老百姓只有在站旁边拿着木棒摇旗呐喊的份，即便你再怎么骁勇善战也没有用武之地，真是“空有一身武艺”啊！

为什么呢？战争是件光荣的事情，也是很体面的事，因而流血而不嗜血，有血性而无血腥，为的是不断争夺霸主地位，以对方服软、屈服为目的。服输之后，签订条约或协议，双方就相互遵守。因此，在这种战争中，双方在战场上也遵守着贵族的原则，打的是有限战争。说白了，那时候的战争主要目的在于争个头衔，要个名义，颇有几分西方的骑士风度，彼此间很讲究规矩。

比如，在一次小规模的战争中，一位将领在拼杀中看到了对方的君王，便下令暂停拼杀，先向敌方的君王行礼致敬，当这套礼仪事毕后才再开始厮杀。宋襄公因恪守贵族战争的公平原则，在自己的部队已经严阵以待的情况下，非要等到对方军队完成渡河、排兵布阵以后才开打，结果高雅而机械地遵守战争礼仪规则的宋襄公被打得满地找牙，让后来战国时期的人们嘲笑了好一阵子。

嘲笑宋襄公失败的怪声，似乎向人们发出了这样一个声音：“兵者，诡道也。”这个声音告示，从战国时期开始的战争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作战理念，突出了谋略在制胜中的作用，突破了“仁义决战”的思想，可谓用尽一切办法，不择手段地对敌人进行打击。后来，所谓的“兵不厌诈”、“兵以诈立”等，无不强调“兵行诡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似乎更加符合战争原本的特征。

战国时期的战争目的在于兼并，不仅要兼并对方的土地、城邑，而且要整个吞并对方，完全以消灭交战国的有生力量，在军事上和心理上彻底击溃对方为主，并且将“兵以诈立”的思想用到了极限。

公元前341年，也就是马陵之战后的20年，秦国与魏国交战。魏国的总指挥是公子卬，秦国的统帅是商鞅。以前商鞅在魏国当差时，他哥俩共过事，彼此间有点交情。于是，商鞅在指挥所里写信给公子卬说，我们原来都是好朋友，现在各事其主，使我们成为了敌人，这不是我俩的错，而是时代造就的。念着过去的旧情，我实在对你下不了狠手，不妨我们喝顿小酒私下议和，而后各自领兵回去交差算了。那个“一根筋”且天真得有点可爱的公子卬信以为真，当即眼眶里红了一下，似有薄薄的一层水光吸附在眼睛的表面，便毫无防备地带着几个助手来到商鞅指定的营地赴宴来了。他哪里知道，等他前脚刚刚跨入门槛，随着商鞅一声令下，几十个彪形大汉蜂拥而至将他拿下。随后，秦军对已经群龙无首的魏军猛烈攻击，旗开得胜，旋即将公子卬作为战俘押回国内向秦王献礼去了。

商鞅居然把个人的交情当作了武器，并且发挥了巨大的杀伤力。战国人打仗，只要条件允许，很多将领都是这个德性。

这是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战争是这个时代最突出的主题。各国军队之多，战争规模之大，战争的残酷惨烈都是惊人的。客观上，到了战国之后，铁制武器和工具逐渐普及了，普通人的战争潜力可以迅速转化为战争实力，战场的规模能不大吗？《淮南子》云：

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

这意思是说，古时候征讨别的国家，不杀小孩、不捉老人，这被认为是那时候的人道主义，而现在这样做就会被人嘲笑。古时候认为是一件光荣的事，在今天有可能被认为是一件耻辱的事；古时候用来治理天下的方法，今天用来治理天下就会乱套。

屈原也在《九歌·国殇》里也写道：

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

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将这首诗翻译成白话文，意思是：手拿吴戈啊身穿犀皮甲，战车交错啊刀剑相砍杀。旗帜蔽日啊敌人如乌云，飞箭交坠啊士卒勇争先。犯我阵地啊践踏我队伍，左骖死去啊右骖被刀伤。埋住两轮啊绊住四匹马，手拿玉槌啊敲响战鼓。天昏地暗啊威严神灵怒，残酷杀尽啊尸首弃原野。出征不回啊往前不复返，平原迷漫啊路途很遥远。佩带长剑啊挟着强弓，身首分离啊壮心不改变。实在勇敢啊富有战斗力，始终刚强啊没人能侵犯。身已死亡啊精神永不死，您的魂魄啊为鬼中英雄！

这段文字十分生动，虽是国家为阵亡将士招魂的祭祀文，但足见战争的残酷。中国古代汉语中诸如“山崩地裂”、“地动山摇”、“天塌地陷”等那些成语，突然变成了那时浸泡在泪水中的恐怖现实。“樯橹灰飞烟灭”，对于战将来说仿佛信手拈来的功业，而对百姓与士兵，则是无以复加的灾难。《史记》作为我们国人的早期家谱，里面就有这样的清晰记载，一些大的战役，得胜一方往往杀死对方上万，甚至数十万士兵和平民。如，秦昭王时期，仅秦国将领白起指挥的四大战役，杀死三晋和楚国的士兵就有100万以上。整个战国时期，大概有260万人死于战火，其中约170多万死于秦军之手。

秦国人似乎特别嗜好战争，他们左手提着人头，右胳膊下夹着俘虏，追杀自己的对手。司马迁记载：秦国攻打魏国时杀了8万人，迎战五国联军杀了82000人，打韩国时杀1万人，攻击楚国时杀8万人……当时，全中国人口总数不过2000万左右。

战争，是死神的盛宴。飘溅的血液，嘶哑的呼喊，钢铁与肉体的碰撞，生命与死神的舞蹈，丝毫没有犹豫，丝毫没有退让，每个瞬间都有生命在消逝。就这样，诸侯们灭了一国又一国，传了一代又一代，历史的车轮沾着泥浆与血浆，陷入了战国这片混乱的沼泽。

虽然，关于整个战国时期战争死亡人数的说法有很多的版本，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人口的自然减少和战乱是直接有关的。从古今中外的战争史看，只要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大规模战乱超过10年以上，人口减少超过20%以上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随之人口的出生率受到极大的影响，正常人的寿命自然也会大大缩短。这里的估计是考证了大量古籍史书和客观推测的结果，不包含任何的感情色彩。

这些枯燥的数字用在统计战果时，意味着旗开得胜，可飘扬的旗帜下面是累累白骨，生灵涂炭。很多年后，那一场场战斗仍然缭绕在这些城池上，变成了世代相传的故事，进入了后来军事家的记忆和血液。

战国以“战”字当头，以能参加战争为荣耀，极大地促进了战争艺术的发展。

最为显著的特征是，交战双方从单纯拼实力发展为谋略制胜。随着战争规模不断扩大，一场战争要在同地区连续进行若干次战斗才能决定胜负，时间一长，人们便开始琢磨和归纳战争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同时也体会到谋略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强调以智为先，谋定而动，将战争的智商充分发挥起来。著名的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田单反燕的即墨之战和秦国进攻赵国的邯郸之战等，还有许多大规模的城防战，都可以说明战国时期的作战谋略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战国时最大的歼灭战——长平之战，不仅创下了中国冷兵器时代歼敌数量的记录，而且也成为了灵活运用战略战术的典型战例。

公元前260年，秦、赵两国交兵于上党，秦国使了离间计，促成赵王临阵换将，用赵括换回廉颇。同时，秘密起用白起为将对赵国作战。白起针对赵括轻敌鲁莽的弱点，采用佯败诱敌的策略，引诱赵军脱离阵地，然后分别包围，逐个歼灭，并用侧翼包抄的战术切断赵军的归路，割断其与留守部队及驻于国都指挥机构的联系，迫使其断粮自乱，随之一举歼灭。紧接着，又乘胜追击，歼灭赵军共计45万，创造了先秦战史上最大的歼灭战之战例。

在很短的时间里，杀了这么多鲜活的生命，让人在生死之间的界限如此易于跨越过去，又如此难于跨越回来。虽然里面有许多精彩故事，但对于这样的杀人细节，我们根本无法仔细探讨。这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尽管发生在两千多年前，那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优待战俘的国际公约，不过我们对白起等战将屠杀已经放下武器的战俘的暴行还是无法原谅的。

那时，军兵种联合作战的战术发挥了威力，从单一车战发展为步、车、骑、水诸兵种协同作战，迂回、包围、追击、奇袭、伏击、江河战斗及使用预备队扩张战果等，均已成为常用战法。如，使用机弩射击的战士集合在一起组成弩兵，这是战国时期发展的新兵种，在当时可是威力无穷。孙膑在布置马陵之战的阵势时是这样安排：“长兵次之……短兵次之……弩兵次之”；“以弩次蒺藜”；“垒上弩、戟分”。另外，城池攻守作战的战术、技术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墨子》中“备城门”等十一篇所记载的城市防御体系和城池修筑体系，比如，工事设施、障碍配系、守城战具、兵力部署和针对攻城提出的守城战法等。可以说，在整个中国冷兵器时代，没有超出战国时期的范围。最为突出的是，各国争相将众多的骑兵投入战场。齐桓公称霸的时候凭借的也只是500辆战车和配属的力量，而到了战国末期，一次大战就要动员和布阵几万辆战车。

随着战争成为那时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常态，人们对战争规律性的认识上升到新的高度，问世了一批对后世影响巨大的经典著作。继《孙子兵法》之后，《吴子》、《孙膑兵法》、《尉缭子》和《六韬》等问世。这些兵书在哲学层面上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大多是建立在“民本”主义基础之上；在战争观、军事战略、作战指导、军队建设等方面都有极为精辟的、至今仍有生命力的论述。这一系列的作战思想与理念，不仅在当时的战争实践中得到了检验，而且一些基本结论在此后的2000多年里成为了战争的“圣经”。

现在回眸远眺，战国真像一幅“烽火图”。

那时名义上还是周天子是家长，但是已经时过境迁了，周王朝不再是文武、周公的时代，也没有二郎神、哪吒等神仙帮忙，周兵无力对抗任何“妖魔”。这个家长实在当得很窝囊，衰落得像庙里的泥菩萨一样，形同虚设，诸侯之间争权夺利，你死我活，烽火连天，谁也没有把他当回事。不仅秦、楚、齐、燕、赵、魏、韩这七个身强力壮的儿子不听使唤，就连中山、宋、卫、邹、鲁等20多个小儿子也各行其是。这不是周天子这个家长无能，而是生不逢时，自己已经“泥菩萨过河”，沦为小国，不但不能号令天下，反而要依附强国以求生存。

此外，在中原地区的外围还活跃着一批游牧民族，秦国的西北方向分布着大荔、义渠等，燕国、赵国的北部分布着肃慎、东胡、匈奴、林胡、楼烦等，楚国以南分布着瓯越、闽越等，西南方向还有巴国、蜀国。

别小看了这些小国和少数民族政权，他们已形成了国家的雏形，具备了现代国家行为体的一些基本特征。经过多年的经营和打磨，都拥有了王朝主权、领土、军队，并且有一定数量的人口，拥有部分对内与对外独立的行为权力。这些大大小小的国家及少数部族，统统成为了战国这个历史舞台上能量不同的角色，都在虎视眈眈，随时都在想吃掉别人或警惕被别人吃掉。

没有什么比战争更能振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异常残酷的战争，春秋初期数以百计的国家到后期仅剩下大小20余个的事实，对列国的君王们而言犹如一场场恶梦，经常闪现于他们的脑幕里，驱动着他们不断进行探索和思考。

他们十分明白，打仗不是闹着玩的事情，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改造或调整治国理政的政策，实现富国强兵。基于战争催生的变法动力，“以变求存”成为时代需求，要求大刀阔斧地进行变法。变法则强，不变法则弱，形成了一个空前的对“变法必要性”的认识。这种中国式的变法基因对后世影响极大，就连今天我们所呼唤的“亮剑”精神，在一定意义上何尝不是在呼唤战国时期的“尚武”精神和国家意志。

特别是经过春秋争霸和战国初期频繁的兼并战争，诸侯所剩无几，最后的结果是胜出者疆域变大了，人口变多了，财富也集中了。原本分散在各家诸侯手中的土地、人口、财富，现在都集中在了少数几个诸侯手里；原本的战略缓冲空间不复存在，各个大国不得不面对残酷竞争的格局。资源的集中使得各个大国的家底厚实了，手里有了打仗的资本，随即相互间的战争规模、战争烈度也急剧上升。在彼此间不断的激烈攻伐中，如何谋求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实现富国强兵，成为了各国君王和大臣们顶层设计中的首要考量目标。

原始逻辑和历史经验一直在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暴力最强说了算，这是决定各种规则的元规则。乱世的规律就是力大为王，道理是次要的，次要的道理也要由痞气来支撑着。战争给老百姓带来苦难，战争又通过对富国强兵的诉求，促进了各国纷纷进行自上而下的变法。何况，生存的艰难赋予了生命最原始、最根本的东西——改变。正是战争这个“催生婆”，让一个崭新的大一统时代，夹杂在刀光剑影和浓重的血腥中向封闭的中国步步逼近。

不过，战争这个变法的“催生婆”还有一群好帮手，那就是一大帮文人们。

战国是个乱世，各国都忙乎着战争这件“兵者，国之大事”，因为这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那时，大人物们没有多少精力来盯着这帮文人们，这也就为他们精神的无限自由和思想的百花争放提供了空间。客观上，战争是最需要知识的一个领域，谋略、技能、才学在战时最容易得到特别重视，因而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空前提高，社会上出现了儒、墨、法、道、兵、名、阴阳、农、杂、纵横家等学派，形成“百家争鸣”的新气象。这些诞生于中华本土具有原创性的文化思潮，就如一朵朵争奇斗妍的鲜花，百花盛开似云霞翻卷、蔚为壮观。

在权力荷尔蒙的刺激下，使“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信条成为中国文人的成才动力和追求的最高境界。

那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时代，也是一个才情恣意张扬的时代，诸子百家、纵横驰骋、林野风流，时时处处张显着血气、豪情和浪漫。那是一个中华民族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现代汉语中很多成语典故都出自那个时代，如“狐假虎威”、“画蛇添足”、“狡兔三窟”等等，就出自那个时代的《战国策》一书中。不要问它从哪里来，源头在何处，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命往往体现在经典之中。

活跃的思想为当时如火如荼变法运动提供了锐利的理论武器。思想家们在为未来国家设计政治体系，为未来社会设计伦理体系。他们对变法的呐喊，让人感觉到了很强的荡气回肠的震撼力。

文化，往往在乱世年代会产生一种特殊的魅力。

出现这样的场面，与那时盛行的养士之风有关。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旦树人，他们就会掌起一片片蓝天。这里，让我们重温一下西汉的贾谊一段话：

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衡，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这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在这个时候，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魏国有信陵君。这四位封君，都见事明，有智谋，心地诚而讲信义，待人很宽厚，对贤能之士很敬重，（他们）以合纵之约击破秦的连横之策，将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的部队结成联军。在这时，六国士人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等人为他们出谋划策，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等人（为各国）沟通意见，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等人统率他们的军队。他们曾经以十倍于秦的土地，上百万的军队，开往函谷关去攻打秦国。秦人大开关门引敌深入，九国的军队（却）迟疑起来，不敢入关。秦人没有丢失一支箭那样的消耗，天下的诸侯（却）已陷入狼狈不堪的境地了。这样一来，纵约解散了，各诸侯国争着割地来贿赂秦国。秦有富余的力量利用对方弱点来制服他们，追赶（九国的）败兵，百万败兵横尸道路，血流（成河），大盾牌也漂浮得起。（秦人）凭借这有利的形势，割取天下的土地，（重新）划分山河的区域。强国主动表示屈服，弱国（按时）入秦朝拜……

到始皇的时候，他大大地发展了前六代君主的功业，挥舞着长鞭来驾驭全中国，将东周、西周和各诸侯国统统消灭，登上最尊贵的宝座来统治天下，用种种刑具来迫害全国人民，威风震慑四海。向南攻取百越的土地，把它划为桂林郡和象郡，百越的君主低着头，颈上捆着绳子，性命听凭秦的下级官吏处理。于是（又）派蒙恬到北方去修筑长城，守卫边境，击退匈奴七百多里；胡人（再）不敢到南边来放牧，勇士不敢拉弓射箭来报仇。接着就废除古代帝王的治世之道，焚烧诸子百家的著作，为的是使百姓变得愚蠢；毁坏著名的城邑，杀掉英雄豪杰；收缴天下的兵器，集中在咸阳，去掉刀刃和箭头，用来铸成十二个金人，以便削弱百姓（的反抗力量）。然后踏上华山修城墙，借用黄河做护城河，上有亿丈高的城墙，下临不可测量的深渊，作为坚固（的防御工事）。好的将领手执强弩守卫着要害的地方，可靠的官员、精锐的士卒拿着锋利的兵器，盘问过往行人。天下已经安定，秦始皇心里自以为关中的险固地势，方圆千里的铜墙铁壁，正是子孙万代的帝王基业。

春秋之前，上学是件很奢侈的事，平民百姓连做梦也不敢想这件事，根本不知道学堂的门朝哪边开。课桌，是贵族子弟的专利。但是从西周末年开始，随着奴隶制社会的逐步解体，奴隶主贵族的官学已经形同虚设，昔日庄严神圣的官学出现了学生无心读书，整天游荡嬉戏的局面。官学逐渐衰废，私学随之兴起，文化开始下移。齐国在威王、宣王时期，在临淄的稷门（西门）外设立“稷下学宫”，是那时的最高学府，集中各国的文人学士，专门讲学著书。其中，田骈、慎到、环渊、邹衍、淳于髡等七十六人还被封为上大夫，待遇很高，住在高门大屋，出入有车马侍从。学宫学生多达数百人，有时达到了上千人。战国的“百家争鸣”让稷下学宫热闹非凡，士人如织，火花频发，而此时西方的另一个文明故地，也出现了一个精神文化的建筑群，史称“雅典学派”或“雅典学园”。“雅典学园”和“稷下学宫”，在当时是否遥相呼应，有否学术交流，现在不得而知，但从名称上看，似乎彼此相应。粗略推算，客观上柏拉图创建雅典学园的时间，比稷下学宫的建立大概早了20年，总体上属于同一个时代。这是否就是巧合呢？

天意从来高难问！

孔子可能只比释迦牟尼小十几岁，他去世后10年左右，苏格拉底出生；墨子比苏格拉底小1岁，比德谟克利特大8岁；孟子比亚里士多德小12岁，庄子比亚里士多德小15岁；阿基米德比韩非子大7岁。

人类的历史那么长，代代有才人，怎么会让这么多开山立派的精神巨人，这么多思想与学术上无法超越的经典高峰涌现于一时？为什么后来几千年的文化创造，绝大多数的只是步了那些年月的后尘呢？

诸子百家几乎把任何一个想得到的精神空间都严严实实地填满了，而且填得那么精致而堂皇。之后2000多年的封建时代，除了印度佛教的闯入，为中国人的大脑贡献了一些营养外，其他各朝各代所谓的思想创造，从根本上来说，都没有跳出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巨人们画的圈。

这真是有点不可思议啊！

有人给中国古代各个朝代进行了排行，结果是：汉代是一个最为勇猛和壮烈的时代，晋代是最为狂放的时代，唐代是最为诗意的时代，宋代是最具画面感的时代，而之前的周代特别是春秋战国的东周是最富思想的时代。

天下大乱，偏偏在这个时候，中国这片土地上一下子冒出了这么多聪明而又睿智的人。现在看来，战国就像一个怪胎儿：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士人受到了极大的优待；社会急剧动荡不安，学术得到了空前繁荣；道德大面积地滑坡，思想得到了充分的自由。中国历史上最为动乱和黑暗的年代，又是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

可惜的是，中国“百家争鸣”的结果是强化了古来已有的“天人合一”观念，从而使中国人失去了一次从自然中解放出来的良机，依然相信“天命”，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过着“靠天吃饭”的日子；而希腊“思想启蒙运动”的结果则是唤醒了希腊人的“自我意识”和“理性精神”，从对自然的崇拜中解放了出来。由此，中西文化走上了不同的发展方向。

当然，人类创造了文化，创造了文明，可文化成果、文明成果如果不是为文明服务，而是用于干野蛮的勾当，那就成了文明和文化的异化。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诸子们的出现宛如群星闪烁，辉煌灿烂，照亮了历史的思想天空，更照明了当时变法的道路。

不管怎样，在这个既虚幻又现实的宇宙中，最重要的物质应该是思想，唯有思想能使地球沉重起来，也为战国变法运动的蓬勃发展注入了许多精神内涵。就这样席卷而来

回望我们的老祖宗一路走过来的长长的改革足迹，有深有浅、有密有稀、有直有弯，很不规则，但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史实：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在规模、气势、深度、时间和影响等方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改革。连同春秋时期一起，在这个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历史交汇口，中国出现了长达5个世纪之久的连绵不断的封建化改革的滔天巨浪。

它是中国变法、新政、革新的“母本”，也是后来的政治家和改革家的“蓝本”。

总体上，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可分为这样几种类型：一是奴隶社会内部富国强兵的改革，二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化政治改革，三是少数民族为汉化而进行的改革，四是封建统治者为挽救统治危机而调整统治政策的改革，五是开国之初相对贤明的君主对统治政策的调整和改革。就战国七雄变法的性质而言，有的涉及其中的一两种类型，有的兼而有之，更为突出和明显地体现于前三种类型上。

公允地说，战国的变法主持者无一例外地都是当时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变法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其更有效地统治，但只要他们的举措代表了社会进步的要求，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就可以认为他们的思想与实践有利国家与百姓。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告诉我们吗，任何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会消除或改变过去的历史，并力图把自己的统治说成是“普遍利益的体现”。这两位导师还在该书中以加括号的形式特别指出：“普遍的东西本来就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言下之意，世上没有普遍的利益，只有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利益实质上是代表那个阶级的少数人的利益。

变法的成败，往往直接关系到所在诸侯国的兴盛与败落，而不同时代的不同阶段，不同的社会背景、地理环境、民族关系、政治状况、经济条件、文化特征，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甚至决定着变法的内容与取向。

翻开战国变法的历史画卷，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各国变法的版本与特色。

魏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变法中很多顶层设计影响了整个战国时期的变革运动，甚至此后许多世纪的人们依然生活在它创造的某些制度中。可惜的是，它最后在“老人干政”中熄火了，结局“很中国”。

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在魏国开始执政。到了公元前406年，他任用李悝为相，在魏国实行变法，揭开了战国变法运动的序幕，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和司法制度。魏文侯和李悝以及后来的吴起把变法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使得魏国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强盛了起来，俨然成为战国初年的“小霸主”，称霸中原达百年之久。历史地看，这是一个开天辟地的伟业。

在经济制度上，坚持“尽地力之教”和“平籴法”两手抓，最大限度地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尽地力”要求农民“因任地力”、“治田勤谨”，以达到发展生产，增加国家收入的目的。现在来看，这条措施不单纯指发展农业生产，而且还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次革命。针对残存的井田制，提出了“废沟洫”主张，铲除了井田的疆界有利于农田水利建设之发展。“平籴法”的核心内容就是政府在丰年时以平价收购农民余粮，防止商人压价伤农；在灾年之际则平价出售储备粮，防止商人抬价伤民，避免出现“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的现象。它和“尽地力”互为补充，稳定了小农经济，萌生了魏国的封建经济基础，是战国初期魏国强大的直接原因。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政府平准基金”的最早雏形。

在政治制度上，主要是削弱世卿世禄制度，从根基上动摇奴隶主贵族的“好日子”。变法主持人李悝尖锐地揭露奴隶主贵族们依仗世袭爵禄、不劳而获的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出则乘车马衣美袭”，“入则修竽琴钟石之声”是社会上的“淫民”，主张“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按照“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把禄位授予有功于国家的人。这种“按功分配”的核心政治制度改革，直指奴隶主贵族的政治要害，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登上政治舞台创造了条件。

在军事制度上，最大的亮点就是组建“特种兵”和调动平民参军打仗的积极性。吴起从优化兵源抓起，严格挑造、训练和考核武卒。选拔考核的方法比较简单，要求参考人员身穿三层甲，即上身甲、股甲、胫甲，头戴铁盔、腰佩利剑，负12石大弓，带箭50枝，肩杠长矛一杆，再背3天干粮，半天要行100里，约等于现在的40多公里。这种训练之道，把人体中藏得最深也最强大的力量激发出来了。凡考核及格者，免去一家徭役，并奖给土地和房屋。吴起还根据士兵的不同特点，采用新的编制，充分发挥士兵的优长，按功论赏，多杀多得。这一系列精选士卒和奖励军功的制度，瞬间让魏国军队的战斗力强大了起来，致使“秦兵不敢东向，韩赵宾从”。

在司法制度上，李悝重在建章立制。他“集诸国刑典”著《法经》六篇，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封建法典，初步确立了封建法律的体例和基本原则，标志着中国古代的立法技术已开始走向成熟，成为后世立法的滥觞。《法经》原文已失传，只留下六个篇目，分别为：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它的出台有利于司法的统一，便于法官准确适用法律和定罪量刑，也有利于立法的系统化，使立法活动在兼顾历史沿革和横向联系的科学环境中进行，避免重复和抵牾。

行笔至此，顺便多说几句。在这个世界上，人性是复杂的，既有善，也有恶；环境是复杂的，既有清明，也有污浊；诉求是复杂的，既有贪婪，也有淡泊。复杂的人在复杂的环境之中，为了满足复杂的诉求，在一起做游戏。要想公平，只有通过制定游戏规则，那就是法。李悝对这一切中的奥妙，看得非常清楚，真是洞若观火。

魏国变法的这“四招”，可谓是招招过硬、招招穿心，一时间把魏国上下搅得生机勃勃。可是，老世族阶层害怕了。他们面对暴风骤雨式的变法浪潮，不愿与时俱进，而是通过各种手段打击排挤吴起等布衣出身的改革派，最终将他们气跑了。

吴起离开之刻，正是魏国变法的梦断时分。

韩国的变法不按规则出牌，而是以“术治权谋”来治国。结果，变法变出了独裁，而独裁者不仅害死了人，而且祸害了整个国家。他们的这一场变法闹剧，倒真有点“很江湖”。

公元前375年，韩国灭了郑国后迁都新郑。韩昭侯时，他看到各国大多已通过变法强大了起来，心里才开始着急，便于公元前354年用申不害为相，开始“内修政教，外应诸侯”。申不害术治理论的逻辑关系是：国家安危重在权力稳定—权力稳定在于察奸除害—察奸除害需有知下之明—知下之明有一套系统的方法，用术驾驭群臣，赏善察奸，令官吏不敢作奸犯科。这就是术治。

这个聪明的申不害是位法家学派的大家，但他的变法没有体现法家的精髓，而是偏执于其中的一点。他这么弄不明白，法是法治，术是一种用以贯彻执行“法”的手段方法，根本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游戏啊！

申不害术治的内容具体来说，主要有两点：一是主张君主治国理政必须明法察令，“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正轻重，所以一群臣也”；主张国家要有法可依，依法办事，凭的是主观心智和个人的善恶去随意决定政策措施、赏罚制度。二是主张国君集权一身，用来“独断”，把官吏的设置、任免、核考、赏罚、生杀之权都掌握在手中。还假惺惺地主张“无为而治”，其实是表面无为，而实大有为，要使臣子们猜不透国君的心思，这样臣子们就会揣摸国君的心理而投其所好，弄虚作假。他的主张正如《史记索引》的作者司马贞所言：“尊君卑臣，崇上抑下。”

申不害的术治式变法起了一定的作用，韩国最辉煌的战绩是灭掉了郑国。这对韩国发展影响极为深远。一方面，韩国获得了一些郑国的人才；另一方面，崇尚智术的郑文化也给韩文化打上了极深的烙印。韩国灭郑之后，疆域扩张不少。但是，申不害最大的希望是通过术治牢牢控制住群臣，以避免国家出现“上逼主，而下虐民”的蠹虫奸佞。由于过分强调术，忽略了最基本也最关键的法律制度，使官员无所适从，致使其变法无法彻底，韩国也难以强大起来。

申不害主持变法近20年，术治大大膨胀。依靠种种秘密手段察核官吏的权术，迅速扩张为弥漫朝野的恶风。术治理论的先天缺陷，令申不害以术督察群臣“依法治国”的意图完全落空，反而沦为君臣钩心斗角的思维工具。

这种雕虫小技式的变法，本身就是对“变法”两字的一个极大讽刺。

齐国的变法好像一个人久病之后突然爬起来练气功以求强身健体似的，由于先天不足，只是“蜻蜓点水”，难以昂首阔步，但它的内容“很政治”。

公元前314年，齐宣王趁燕国内乱之际，出兵攻占了蓟城，但在燕国民众强烈抵抗下，不得不又退兵回国。这下，燕昭王却不干了，没过多久，为报一箭之仇，任乐毅为大将，联合三晋、秦、楚等国大举伐齐。凶狠的联军只用半年时间攻占了齐国除莒和即墨两城外的大部分国土，让齐国险些亡国。此后，齐国大将田单以此两城为基础，众志成城，以少胜多，大败燕军于城下，才使齐国免遭灭顶之灾。但在这5年的战争中，齐国损失惨重，国力基本耗尽，强国地位一直未得到恢复。

公元前356年，齐威王即位初年，不理朝政，周边各国常来进攻，出现“诸侯并伐，国人不治”的局面。后来，听从了大臣淳于髡的劝谏，才振作精神立志改革。对他触动最大的是邹忌弹琴进谏，以琴理劝威王要善于治国，使得政令的掌握和四时的处理调匀。此时，齐威王才完全清醒了过来，任其为相进行政治改革。

从整体上看，战国变法主要内容是确立私田制经济，废除世卿世禄及封地制，设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革新官制，军队国家化等，而齐国的变法只注重于政治方面。

为了说清楚齐国变法问题，这里有必要交待一下齐国政权嬗变的过程。

齐国是周朝的诸侯国之一，先为姜姓，后为妫姓，首封之君是在民间有很大名气的姜太公，真名叫吕尚。齐国出现于西周初年，当时周武王为酬谢周朝的功臣而分封姜太公于齐地，位于今天的湖南省。到了齐桓公时期，齐国是春秋五霸之一。后来由于三监之乱的发生，周公被逼东征，最后将齐国迁到现今山东半岛一带。由于国君姜姓吕氏，故称吕氏齐国，史称吕齐。公元前391年，妫姓的田成子四世孙田和迁逐齐康公，并于前386年放逐齐康公于海上，自立为国君，同年被周安王册命为齐侯。田氏仍以“齐”作为国号，故又称田氏齐国，史称田齐。

想当年，田齐统治者在夺姜齐社稷时，锐意进取、大胆创新，可篡权成功后，却变得十分保守。为了防备他人重演“田氏代齐”一幕，齐国千方百计维持田齐王族独大的局面，使外姓世族无法坐大。齐国的君王虽然与王族大臣矛盾重重，但无论哪一方都不愿废除王族特权。就这样，齐国不但没有废除封地制，还不断分封田齐王族，强化统治族群的实力。这对于当时的齐国王族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维持统治秩序稳定的最佳方式。

既然废除封地制不可能，那么齐国变法就只剩下整肃吏治这个活可干了。这是一篇政治文章，当时的主要举措有两条：

一是发扬民主，欢迎进谏。邹忌以自己的妻妾一味地恭维他的事例，劝说威王不能偏听偏信，必须广开言路，才能少犯错误。于是，齐威王下令凡能当面提出自己过错的，得以“上等赏”；以书面形式提出过错的，受以“中等赏”；在大庭广众之下议论过错的，得以“下等赏”。这道命令下达后真管用，一时间门庭若市，齐威王知错即改，几个月后只有少数人来上访批评时政了，一年之后达到了虽欲进谏但已无过错可谏的程度了。从此，齐国政治清明、国力大增，燕、赵、韩、魏等国都来朝贡。

二是赏优罚庸、大胆用才。对能执行“法治”使“田野辟，民人给”的即墨大夫，以万户租税作为俸禄，对“田野不闻，民贫苦……以弊厚吾左右以求誉”的阿，即现在的山东阳谷东北之地的大夫及其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火烹了。这样一来，政风瞬间为之转变，“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诸侯闻之，莫敢致兵于齐二十余年”。

威王还十分信任和重用军事家孙膑，让其主持国防大业，加强武备。那时所铸的“陈侯因咨敦”上有79个字，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朝问诸侯。”意思是他要继承和发扬他的父亲——田桓公午的业绩，远的则要学习远祖、黄帝，近则要继承齐桓晋文的霸业，号令诸侯。

这两招虽然很有效，但这场变法的内容十分有限，主要是加强吏治和君权，没有经济、思想等方面的内容。在那个完全靠土地吃饭的年代，哪个国家如果不在土地上做文章，要想使变法变得很彻底，变得很成功，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事实上，齐国变法始终停留在整肃吏治层次，与五都制政体特点是相符的。诸侯国变法走的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模式，而齐国政体建立在分权基础上，两者运行原理差别较大。因而，齐国不肯花大力气去触动这个基本制度，只是把精力投入到整饬吏治这个皮毛上。由于缺乏制度保障，齐国后期整肃吏治乏力，广开言路的善政也形同虚设，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不懂得“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真是害死人啊！

赵国的变法寓军事改革于移风易俗之中，尽管始终没有进行过像样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变法，但“胡服骑射”倒是“很爷们”。

战国初年，赵烈侯在位时用公仲连为相，进行了一系列的变法，致使国富兵强，南攻魏，西败秦，东破齐，直至公元前359年魏国围攻邯郸之前，赵国在对外兼并战争中一直占着上风。但是，真正使赵国强大到令列国刮目相看的地步，乃是在赵武灵王实施“胡服骑射”的军事制度改革之后。

赵武灵王为说服上上下下的反对者，多方采取措施，才使此项变法得以顺利实行。他与反对者反复辩论时，始终坚持“制国有常，而利民厚国为本”的原则，贯穿着一种不泥古、不盲目自大，衣服器械、法度制令永远应根据需要而“各顺其宜”、“各便其用”的与时俱进精神，最终赢得了官心、军心、民心。“胡服骑射，以教百姓”，通过着胡服这一装束来转变赵国民众以中原文明自居、蔑视异邦先进文化的闭锁心理，进而通过“招骑射”、“建骑邑”、“致胡兵”、“用胡马”等多种手段，在赵国组建起了强大的骑兵军团。

世界上有很多文化板块，里面内容丰富，各有所长。赵武灵王能够放下身架主动接纳异邦文化，实为难能可贵，也给自己的国家打上了一支“强心剂”。虽然凭此实力攻克秦国的战略因后来的政治变故未得如愿，但“略胡地”、“灭中山”的目的很快就实现了。而且，正是凭借“胡服骑射”后军事上的强大，才使得战国中后期赵国成了秦国在东方六国中最为强硬的对手，一块最难啃的“硬骨头”。

现在胡服虽然远离了汉人们的视野，但赵武灵王企盼民族大融合的美好意愿，却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廊中镌刻出不可磨灭的丰碑，昭示出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能有这样的勇气，真是有点“纯爷们”的气魄，要说赵国变法的最大历史贡献，莫过于此了。然而，单纯的军事变革是难于长久下去的，没有经济发展作基础无异于空中楼阁。长平之战的惨败，就是最好的证明。即使没有发生这场战争，赵国最终也会被秦国吃掉的。

这个赵武灵王生前始终没有给自己封什么王，“武灵王”是后人给他封的。这些后人也真是的，封什么“王”都行，却偏偏封个“武”字。的确，这个赵武灵王真是偏执于“武”，最终“武”不下去了。

楚国的变法在战国七雄中属于时间最短、力度最小、深度最浅的一次改革，虽然曾一时取得过一定的成效，但从头到尾都没有形成真正的变法运动，并且这个“半截子工程”的句号画得“很血腥”。

楚国的王族芈熊氏是中原人，受封赏跑到湖北那里统治教化当地的土著蛮民。也就是说，当时楚国王族在黄河边上受了封，尔后跑到南方去支边的。

公元前390年，吴起在魏国受到大臣王错排挤，被迫投奔楚国。由于吴起在魏国已经政绩卓著，军功赫赫，名声在外，所以一到楚国，就受到楚悼王的重用。先任地方官，当了宛（位于现在的河南南阳市）守，主要任务是防御韩、魏两国的骚扰。一年以后，晋升为令尹，主持变法大业。

吴起到楚国后为了好好表现自己，工作作风很务实，十分注意调查研究，对楚国的国情作了深入了解，因而采取的变法措施切中时弊，并且干净利落。

一是集权于中央。针对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贵族旧势力强大的现象，主张“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具体办法是实行“贵民任期制”，凡是贵族已经传了三代的，都得取消爵禄，子孙不再继承；王室贵族传了五辈的，一律取消特权和俸禄，然后把他们迁到边远的地方去“往实广虚之地”，从事生产，自食其力，原有土地收归国家，用以抚养奖励军功者。

二是精简机构，裁减无能无用的官吏。那时，楚国宫廷和地方上的官僚系统里人浮于事，光吃饷、不干活的人很多。对此，吴起采取拆庙裁员的办法，着力扭转这一局面。《史记》里说是“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战国策》里说是“罢无能，废无用，捐不急之官。”

三是极力铲除“山头”。对于互相勾结，形成小集团，危害国家的行为，坚决予以打击。这样，有效地防止旧贵族对国家的干预，确保集权顺利进行。这样做的结果，很快“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敢荀合，行义不顾毁誉。”

四是加高城墙，增强抵御能力。由过去的两板加高到四板，大概是约合现在的二丈二尺。提出“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纵横者”、“破横散纵，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通过这些措施，实现军事上“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的战略意图。

吴起变法雷厉风行，说干就干，把旧贵族打击得遍体鳞伤，加强了王权，也加速了封建化进程，在一个时期内收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楚国政局大为改观。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在公元前381年的救赵攻魏中“军舍林中，马饮于大河”，以致“诸侯患楚之疆”。

吴起虽是权兼将相的令尹，但除了最高领袖楚悼王之外，缺乏其他支持新法的政治盟友。楚悼王坐镇郢都，世族不敢公然反对变法。公元前381年，楚悼王不幸病逝。这位曾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成功的君主，战胜了许多对手，却没有能够战胜自己的寿数和天命，在取得完全成功的“最后一公里”的地方终于离开了人世间。

吴起从前线赶回国都，准备参加楚悼王的丧礼。此时，早就对吴起变法怀有刻骨仇恨的旧贵族势力乘机作乱，在楚悼王的葬礼上围攻吴起。吴起一看不妙，立即机智地伏在楚悼王尸体上，旧贵族即用乱箭射杀吴起，同时也射中了楚悼王的遗体。有的古文献上还说吴起被射杀后，旧贵族又对他的遗体进行了“肢解”或“车裂”。总之，他这次真的给自己的“老东家”当了垫背了。

吴起的死，不是他个人肉体意义的小死，而是关乎变法过程中进步力量的大死，是改革家的“萎乎”！

楚悼王的葬礼刚刚办完，即位伊始的楚肃王立刻以“对先王尸身不敬”的传统刑律为由，诛杀了参与射杀吴起的七十余家世族贵戚。这下子，这些指望射死吴起后能轻松翻身的人，没想到大伙集体为吴起陪了葬。遗憾的是，楚肃王并没能趁胜追击追剿旧贵，也没像秦惠文王那样坚持新法，而是选择了与他们凑合共存。

最为要命的是，楚肃王还干脆废除了吴起的新政策，以争取世族大臣的支持来维持统治，而被削弱的世族也向王权作出了更多妥协。就这样，吴起主持的不到十年的变法运动便人亡政息了。此后，楚国失去了制造新鲜血液的功能，改良版的世族分治政体的地位无可撼动。

一个人的好恶决定了历史的偶然性，国家的前途在历史偶然性的迷雾中变得暗昧不明，充满着诡谲的变化和凶险的暗礁。历史上，常常是国家最高领导人撒手人寰之时，也是国家最危险的时刻，阴谋在酝酿，火并随时都会发生。

楚国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燕国的变法除了乐毅在时显赫了一把之外，的确没有任何出彩之处，但之前玩的一件令天下瞠目结舌的大事——仿效圣王古制，禅让国君之位，倒是“很搞笑”。

燕国原是北方的一个小国，因其远离中原，使它并无太多战事，得以相对安宁。它在战国前期一直默默无闻，到中期燕王哙时，才在相国子之的主持下进行了一些变革。

燕王后来任用苏秦首倡合纵之后，地位一度得到较大提高。可是，正在这个时候，燕国发生了一次令人不可思议的政治事件，从而导致了一次最严重的政治危机。这个事件，便是燕王哙的禅让事件。燕国易王之后，继位者是燕王哙。姬哙之所以在历史上有名，就是因为在位期间干了荒唐的“禅让”之闹剧。

在治国理念与种种政治理论都已经达到辉煌高峰的战国之世，一个大国竟然出现了如此荒诞的复古禅让事件，其“理论”竟然是如此的迂腐浅薄，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这一幕颇具黑色幽默的“禅让”闹剧，之所以发生在燕国，而没有发生在别的任何国家，其重要的根源，便是燕国的王道传统之下形成的迂政之风。燕国君臣从上到下，做事不切实际，对国际上扎扎实实的实力较量感到恐惧，总是幻想以某种貌似庄严肃穆的圣王德行来平息严酷的利益冲突，而对真正的变法却退避三舍敬而远之。这种虚幻混乱的迂政环境，必然是野心家与政治骗子大行其道的最佳国度。

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316年，紧接下来造成的严重内乱持续了5年之久。燕王哙想效法尧舜禅让贤臣，博得一个“圣王”美名。结果，被野心家子之篡权，引发燕国内乱，招致齐国入侵，使得燕国陷入了亡国的边缘。

正是这桩国耻，激起了燕昭王图强复仇之心，开始进行真正的变法。

当时，聚集于燕都辅助昭王振兴燕国的众多士人之中，最杰出的人物要数乐毅。乐毅是名将乐羊之后，才学出众，深通兵法，曾被荐为赵国官吏，为了躲避赵国内乱，便不远千里来到了魏国。后来，他听说燕昭王礼贤下士，一直有跳槽之心。正巧一次乐毅为魏王出使燕国，昭王十分恭敬地客礼相待，深沉地打动了乐毅，于是不嫌“叛逃出国”的罪名，决意留在燕国，昭王随即任其为亚卿，委以国政和兵权，支持他实施变法。

一是针对燕国法度弛坏、官吏营私的严重局面，乐毅帮昭王制定法律，加强对官吏的审查和考核。二是确定“察能而授官”的用人原则，摈弃“亲亲”、“贵贵”的择人传统，清除子由当权时拉帮结党、滥用亲信的劣迹，使燕国的吏治日趋清明。三是对那些遵守国家法度的守纪百姓，包括身份低下的贫民和一部分奴隶，都以一定制度予以奖励，以安定社会秩序。此外，在军事上，乐毅着重加强战法训练和严格作风纪律，很快提高燕军的战斗力。

昭王在乐毅等人的辅助下，兢兢业业地奋斗了28载，不仅国家日渐殷富，积累了相当实力，而且培养了奋发图强的民风，最大成果的伐齐连下70城，让齐国从东帝沦为二流强国。

公元前278年，燕昭王死，太子燕惠王即位。燕惠王为太子时，就与乐毅不合。齐国即墨守将田单知道燕国君臣相疑，利用这点施反间计，燕惠王中计以骑劫代替乐毅，乐毅担心被杀，便逃亡赵国。如此一来，燕国只能是回归迂政老路，等待灭顶之灾的到来。

本来，燕国地处偏僻，加之又处于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会点上，无论从天时、地利，还是从人和几个方面来看，都可以好好修炼内功，重振旗鼓，将变法大业进行到底。如果是这样，燕国傲立于北方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太子丹遣刺客荆轲刺杀秦王，结果引火烧身，昭王和乐毅打下的基础功亏一篑。

燕国，这个喜欢玩低级游戏的诸侯国，就这样把自己玩完了。

秦国变法在战国时期不是最早，也不是最晚，但最彻底、最坚决、最全面、全持续，对当时秦国的武力崛起，乃至嬴政一统天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商鞅生前死后，对秦国始终都“很给力”。

秦国僻处西陲，政治、经济上都比东方六国落后，土地虽大，但人丁不多，约有五分之三的土地尚待开发，而且旧势力十分强大。当时，代表各种思想和学派的各国诸子著书立说，形成一个文化高潮，然而诸子中却没有一个秦国人，可见其文化落后的程度。秦国被其他国家的人看作夷狄之邦，各国间的盟会也不邀请它参加。不仅如此，秦国还经常遭到魏国的进攻，很长一段时间，其河西地区被别国占领。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下令求贤，正在魏国当差的商鞅应募入秦。商鞅是奔着干事业而来的，经过与孝公深入探讨和一番舆论准备，便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变法，自此秦国各项事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

变法之初，商鞅以大无畏的勇气大声疾呼：“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这一呐喊，喊出了战国改革时代的最强音。短短的10年时间里，商鞅进行了两次变法，使秦国很快实现了国富兵强，成为战国之时的超级大国。

公元359年，商鞅开始第一次变法，其内容有：一是废除世卿世禄制。规定“宗室非有军动者，不得为属籍”，立军功者，“各以差次名田宅”。重新规定秦爵为二十级，各级规定有相应的政治经济特权，凡战争中斩敌首一个，可以赏爵一级，要做官的给五十石俸禄的官，使升官和军功结合起来。

二是编定户籍，实行连坐法。凡境内居民无论男女老少都登记在户籍上，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互相监督，“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