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职业道路上的跋涉(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秀云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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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职业道路上的跋涉试读：

人文素养篇

新新人类：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中国当代青年一族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虽源于西方，但由于其所泛有的世界性，中国当代社会也受其浸染，当代青年文化也受其啃噬，出现了一个特殊的青年群体——新新人类。他们是当代青年特殊的一族，为当代中国构筑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一群体中的青年多是20世纪70年代后出生的，他们是当代中国的未来。对其不可不关爱，不可不研究。本文就新新人类的群体特征从整体上做一粗浅分析。一、新新人类的外在表现

新新人类的外观特征十分明显，把头发染成棕色，穿奇装异服，像冰美人一样扮酷，一张嘴就“哇噻”的一定是其中一员。从年龄上，新新人类代表网站的负责人说，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诞生的这一代人就叫新新人类，这仅仅是从年龄上对新新人类的界定，在思想文化上他们不仅有自己的思维方式、习惯语言、生活理念、行为哲学，而且也发展出自己的形象大使。新新人类的传统偶像是四大天王、张惠妹、王菲；他们的常用语言是：“我特故我在”, “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 “我存在我主张”, “我存在我行动”, “马马虎虎，快乐人生”等等。这些语言反映了新新人类的存在哲学和行动理念。新新人类的形象大使是“小燕子”。在《还珠格格》第二部中，小燕子有这样一段唱词：“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任性，她还有一些嚣张；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叛逆，她还有一些疯狂。没事儿，吵吵小架，反正醒着也是醒着；没事儿，说说小谎，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整天嘻嘻哈哈，看见风儿就起浪，也曾迷迷糊糊，大祸小祸一起闯；还曾山山水水，敢爱敢恨走四方，更曾轰轰烈烈，拼死拼活爱一场，我就是这个姑娘。”这首歌与其说是电视剧插曲，不如说是新新人类的宣言。二、新新人类的内在特征

新新人类不仅具有鲜明的外在特征，而且具有较为突出的内在特征。概括起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消解理性，跟着感觉走。新新人类的文化特征表现出一种非理性媚俗的特征。这是因为无论从国际还是从国内看，现时是一个世俗化的时代，不再是英雄时代和神圣时代。世俗文化是相对于神圣文化而言的，无论是天上的还是人间的神，它都持一种怀疑和否定的态度。王朔的小说受到欢迎，就是因为他是用玩的方式和嬉笑怒骂的方式来表现的，同时，他对我们的思想根基，知识分子的自尊心、精英立场、精英价值观是一种冲击。因此，新新文化是一种藐视权威和权力角逐、追求个性张扬或者物质利益最大化的文化。而市场经济的交易法则正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所以，媚俗正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二是特立独行，潇洒走一回。特立独行就是新新人类表现个人魅力和风采的独特行为。除了一些表示人们共同的一般特征以外，在许多方面，包括穿着打扮、行为举止，他们不愿赶时髦，随大流，反映出多样化的审美观和多元化的价值取向。特立独行是新新人类的个性表现，也反映出他们的存在哲学。英国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贝克莱说过：“我思故我在。”新新人类则反其道而行之，追求个性，按照自我的独特方式存在，提出“我特故我在”。在新新人类看来，最终决定一个人的存在价值的，不是思考和思想，而是那种独特的思考和独特的思想。这是因为人人都会思考，人人都有思想，只有思考独特，才能思想独特，只有思想独特，才能存在独特，才能不再是别人的影子和附属物。特立独行含有行动哲学的含义，“我存在我行动，我存在我主张”，把行动哲学的意义说得一清二楚。只有行动和主张才能表明人的存在，没有行动和主张，人的存在也失去了意义。三是信念缺失，一场游戏一场梦。新新人类普遍存在对理想信念的嘲讽、不屑，不愿走向成熟的幼稚化倾向。有媒体报道，个别的大学生叼奶嘴，用奶瓶，穿着打扮越来越向幼儿园看齐。它反映了新新人类不愿成长，拒绝成熟的一面。造成这种情况，有新新人类主观上的原因，也有社会和家庭的客观原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能把责任完全归咎到他们身上。从家庭环境看，这一代独生子女由于没有弟妹会产生两种效应：首先，对他们的双亲来说，他们是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有人称他们是“抱大的一代”，有“四加一”综合征；其次，对独生子女本身来说，他们的独霸地位永远不会被罢黜，只有与其竞争的另外孩子的出现才会促使他们的成熟和责任心的发展。所以在其实际担任社会分配给他们的角色之前，这种成熟和责任心一直处于若有若无的潜在状态。从社会环境来说，由于国有企业改造重组，政府机构精简整编，使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特别是应聘条件的高学历化，使许多大中专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更不要说高中毕业生了，他们基本处于社会边缘甚至边际的地位。社会把发财致富作为合法的文化目标来宣传，但是在社会结构的安排上并没有给每一个人提供发财致富的合法手段，也没有赋予他们很多应该担当的社会责任。自觉不自觉地有一些人把他们当成“垮掉的一代”，他们因而被忽略被否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宁可把自己当成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把人生看成一场游戏一场梦，这里包含着十分复杂的含义，也许为了迎合社会对他们的角色期待，也许为了逃避世俗环境，包含着几分自嘲、几分清高和几分无奈。三、后现代主义对新新人类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现代派称为“后现代派”或“后现代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矛盾重重，人们看不到光明，找不到出路，感到四周一片黑暗，前途渺茫，因而情绪低落，产生悲观绝望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应运而生。后现代主义哲学认为只有自我感觉到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它以自我为中心，把个人看得高于一切。对社会和群众，采取轻视和否定的态度，认为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人活在世上与别人不能互相了解，只能互相憎恨。人们最大的恐惧是对死亡的恐惧。人的存在就是等待死亡。对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它都提出了质疑和挑战。主要代表人物有德里达、福柯、拉康等人。新新文化是以新新人类为主体的体现个性自由和多元价值取向的亚文化形态。它是一种客观现实，不管人们承认与否，喜欢与否，它都实实在在地存在，并且上演着人生的喜怒哀乐，品尝着生活的酸甜苦辣。新新人类有不同的生活模式和价值取向，所以新新文化也有多样的形式和色彩。从本质上说，它是从现代文化向后现代文化的一种过渡形态。后现代文化是现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或一种形式，它不以反对现代文化为己任，而宁愿以能挑战它及其假设的形式来发展它，从而使它成为一个更加符合实际、更加人性化、更具有人文色彩的思维模式。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挑战来看，我们完全可以看到新新文化是后现代文化在中国的变异。新新文化和后现代文化一样，靠直觉而不是靠理性来判断事物。他们只知道他们喜欢就够了，并不追求喜欢背后的原因，他们只知道跟踪自己的心情和感觉，并不愿思考这迅速变化的世界。“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或者是他们不愿动脑思考，或者是他们见惯了理性的虚伪和虚伪的理性，挫伤了他们思考的积极性。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说过，“凡是存在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新新人类的产生和存在都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文化背景，他们既不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复制和克隆，也不是对西方垮掉的一代的简单模仿，而是中国社会转型、新旧体制激烈碰撞、中西文化激烈撞击孕育而生的一代特殊群体。后现代主义对新新人类的影响，从积极方面说，后现代文化往往是以一种冷峻清醒的态度去揭示现代社会存在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它使新新人类开阔了文化视野，进一步了解了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同时也为新新人类提供了一个观察社会现象和文化发展的独特角度。但其消极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它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作用，文化上的无政府主义、多元主义、虚无主义和怀疑精神使新新人类陷入无价值、无中心、无意义的误区，降低了对主流价值体系的信任程度和接受能力。它的虚无主义和怀疑精神还使新新人类进一步滋长了文化流浪意识，放逐精神、放逐文化，没有故乡、没有家园，消解了新新人类的文化归属感。在道德层面，它使新新人类放弃原则，无视规范，媚俗粗野，及时行乐，“过把瘾就死”，助长了道德虚无主义和反道德现象的滋生。它使新新人类在世俗化的路上越走越远。在新新人类心目中，没有英雄，没有神圣，更没有理想和信念。商品化原则、等价交换原则扩大到精神领域。在新新人类形成利己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过程中，后现代主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解析后现代主义对新新人类的影响，对正确引导新新人类一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推进大学生思想品德素质形成的几点思考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培养适应21世纪的创新人才，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目标的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决策。面对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初见端倪，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各级各类学校都把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作为今后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素质教育的灵魂，是不断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面对社会人才市场需要的变化，面对缴费上学、自主择业的改革趋势，面对大学生价值观念的重大变化，如何培养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就成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课题。要完成这一课题，就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针对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开展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一、推进素质教育，需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内容上，不仅重视意识形态教育，而且重视学生的道德规范教育，塑造学生的完美人格，提高学生心理素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必须更加重视德育工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照德育总体目标和学生成长规律，确定不同学龄阶段的内容和要求，在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和行为规范方面，要形成一定的目标递进层次”。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对高校领导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出以意识形态教育为重点的特征，这也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的重要内容。但是这种单一的教育内容忽视了思想教育的层次性和多样性，教育目标过于抽象空泛，教育效果不够明显。有的学生出现言行悖反的双重人格，说起政治大道理口若悬河，但做人的基本准则都不清楚；有的学生缺少起码的规范意识，考场舞弊、赌博酗酒、拳脚相向；有的学生心理素质脆而不坚，稍遇挫折就一蹶不振或走向极端。被媒体评价为“有智商没智慧、有前途没壮志、有文化没教育、有知识没思想、有青春没热血、有个性没品行、有理想没实践”。这些教育上的缺憾，提醒我们必须重视对学生的规范教育和学生人格与心理的培养。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大学生规范意识的建立，是将来承担社会义务和责任的先决条件。治国平天下，先从修身起。只有明确最基本的做人原则、处事准则，才能被社会所接纳，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专门人才。人格在西方语中源了拉丁文persona，有“人”、“人性”、“性格”等含义；在法律上指作为权利、义务主体的资格；在伦理学上指道德上权利和义务的主体。我们这里的人格是指通过长期稳定的心理态度和行为习惯所表现出来的人的基本道德品质。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人发展与成功的基本保证。联合国最近颁布的健康标准中，心理健康成为健康的重要标准，表现了人类对健康认识的新理念。因此，对大学生人格和心理素质的培养无疑是高等学校长期有效的教育内容。塑造理想人格，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既要按照社会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学生的头脑，培养学生爱祖国、爱人民、爱集体、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又要对学生进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培养学生诚实、守信、忠勇、礼貌等良好的文明习惯。针对一些大学生面对激烈竞争、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而产生的心理失衡现象，要有目的地进行心理调适，做好心理咨询工作，使人们消除不健康的心理倾向，保持积极进取的心理状态。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要有层次性、针对性，既要重视意识形态教育，又要重视行为规范教育、人格培养和心理调适。二、推进素质教育，在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上，不仅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而且要加大对学生的服务力度，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亲和力

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要求按市场需求来合理配置资源，而人才则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重要砝码。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正日益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创新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标志着未来世界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这使得知识和人才、民族素质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成为推动或制约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谁能抓住历史机遇，加快培养创新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者，提高全体人民的素质和国家创新能力，谁就能在未来剧烈的竞争中赢得主动权，占领国际竞争的制高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证明，许多理论创新和科技发明都是多种学科和专业知识相互渗透和碰撞的结果，重视相关专业多种能力的培养是世界现代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的必然要求。因此，在人才培养模式上，由单一专业型和单纯知识型向复合专业型和能力知识型转化，也是我国高校人才培养的大趋势，人才市场的用人标准，不仅看学过什么，而且要看会干什么，不仅要看成绩如何，而且要看能力大小。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本科教育中专业过细，学生能力过低的弊端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人才市场的竞争压力和需求动向无声地引导在校生重新调整和充实自己。但是，不可否认，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也严重地制约大学生科学地选择专业。往往形成以眼前社会短缺专业为参照，形成一哄而上，短线专业热浪滚滚，长线专业门前冷落的局面。这是一种专业选择的短视，总体的共同选择，正是个体的共同选择，从而造成个体时间、精力的浪费，国家人才资源的浪费。而大学生的时间资源是一次性的，“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所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加大服务力度，引导和鼓励学生在学好专业知识的基础上，选学社会需求大、个人兴趣浓、能发挥自己特长的专业，建立复合型专业结构。在鼓励辅修第二专业的同时，组织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为学生提供锻炼的机会，提供展示能力的舞台，努力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一专多能的实践能力。要帮助学生准确预测社会人才需求结构，正确处理长线专业和短线专业的关系，有效预防大学生时间资源的浪费。同时，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改革，缴费上学使一些老少边穷地区的学生和家庭生活困难的学生求学困难。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主动为他们呼吁，通过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减免缓等方式，开设绿色通道，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服务观念的确立，是推进素质教育的需要，也是自身增加凝聚力、亲和力、感召力的需要。三、推进素质教育，需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在教育手段上不仅要继承传统，而且要提高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和提高教育信息化程度

教育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也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重要摇篮。无论是在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专业人才方面，还是在提高创新能力和提供知识、技术、创新成果方面，教育都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民族优良传统的发扬，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的形成与巩固都离不开教育工作。建党90多年来，我们党形成了一整套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这些都需要我们在新的形势下继承和发扬。但是，也必须看到，面对当前国际国内的新形势，面对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我们的教育思想、教育体制和结构、教育内容和手段，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的矛盾正在日益显露出来。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适应新形势，树立新观念，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工作方法上，要克服那种重集体、轻个体、重规模、轻效益的倾向。学生学习是独立的能动行为，毕业生是以个体的形态走向社会的。在人才市场上，择业竞争主要靠个人的素质优势。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每个人在网上生活的时间、所接受、选择的信息具有不可重复性。因此，重视差别性，尊重学生个性，重视学生个性发展是新世纪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必然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在集体活动中注重促进个体个性的充实和完善，为学生个性发展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积极奋发的成才环境；在集体活动中，维护尊重正当的个体利益。学生个性发展受到鼓励和帮助，就会调动学生参与集体活动的积极性。在工作手段上，要充分利用中国教育科研网和卫星视频为基础的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音像手段，在现代教育技术平台上，强化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建立网上团校、网上党校、“红色网址”等学生喜闻乐见的教育手段，建立网上思想教育阵地，使学生在网上冲浪中接受洗礼，陶冶情操。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一项关系全局和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党中央、国务院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和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高度，指明了21世纪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勇于探索的工作热情，自觉投身到素质教育的改革实践，为培养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而努力奋斗！

《论语》之“道”与现代素质教育

在中国传统文化圣殿中，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具有重要的奠基地位，体现其思想精髓的《论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性影响至今犹存。作为一部教育典籍，无论是其中以道德关怀为崇高追求的教育目标的确立，还是平和达观心态映照下从社会生活角度对儒家思想主张循循善诱的多维阐释，都使得《论语》对现代素质教育的启发与教益，不但是永远的，而且是无穷的。一、登高望远的道德关怀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周代制度已近“礼崩乐坏”。他强烈意识到周公所创建的“郁郁乎文哉”的礼乐制度已经变成毫无生命力的形式主义，甚至公侯伯子男之间愈演愈烈的互相攻伐，使得“礼”连形式主义都不能维持了。在那个“觚不觚”的时代，孔子一方面以一颗赤子之心慨叹“凤鸟不至，河图不出”，发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无奈誓言；另一方面，孔子以圣人般登高望远的视野意识到道德教化的重要作用，甘愿以一己之力倡导“克己复礼”，去挽救时代发展所呈现出的道德滑坡颓势，让互信互赖的道德意识取代强制性的统治模式而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础。同时，孔子以教育家所特有的人文关怀认识到人才培养对于一个民族发展的深远意义，高屋建瓴地将“民无信不立”这个观念在中华民族发展中建立与培养的重要性提升到足食足兵之上，因此，道德教化成为孔子施行儒教始终不渝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孔门言志较充分地体现了孔子的教育理想。《论语·先进》篇中，四弟子侍坐，孔子建议他们不妨畅所欲言，谈谈各有何志。子路首先“率尔而对”，自信可以三年之内使一个“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的“千乘之国”：人民勇敢无畏且知道礼义；冉有则谦虚地表示自己虽然也可以在三年之内使一个方圆六七十里小国的人民衣食富足，但“礼乐”之事则“以俟君子”；公西华表示自己“非曰能之”，但“愿为小相”:“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再问曾晳，曾晳的志向竟然是“莫春者，春服既成”，不论“冠者”还是“童子”，都能“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前三者虽然表达角度不尽相同，但主旨是一致的，即“皆欲得国而治之”，对此，孔子“不取”。孔子的理想在于建立一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遂其性”的亲情而理性的社会。因此，对三人的“实用”志向颇不以为然，而对曾晳这种“却似耍的事”喟然而叹：“吾与点也。”王阳明回答其门人陆澄的提问时说，三子是有“意必”，而曾晳却没有。至于三子“所谓汝器也”，曾晳“便有不器意”。由王阳明话意可知，“不器”是儒家道德上的一种境界，和从事某种职业根本没有直接的关系。

孔子施教的着眼点就是人的道德建设，其最高理想是做人，要使受教育者成为品德高尚的人而安身立命：君子希贤，而贤希圣。“君子”何许人？《论语·为政》云：“君子不器。”在孔子看来，“君子”服务社会的时候，不应该仅仅像个器皿一样，只有一种“器皿”装载的作用。君子或君子人格“不应当受到一定用途或一定形态来限制，这并不表示想做君子就不能做专家，前者是道德上的事情，而后者是职业上的问题，它们之间不但没有什么冲突，而且是可以相得益彰的。于是，一个研究原子能的物理学家，可以同时是儒家观念下第一流的君子人物；而一个熟诵四书五经的学究，在儒家的眼里，或许只是个腐儒，根本不配叫作‘君子’”。

就儒家传统而言，“崇拜英雄的热情常被景仰圣贤人格的心理所涵盖”，以致“聪明的人处处表现自己的聪明就不算真的聪明；有锋芒的人要涵锋芒，才算真有锋芒；有学问的人要能大智若愚，人家才会佩服他真有学问。教授本来是以传授知识为义务，但却要虚怀若谷，才算有大学者的气度；军人以勇敢为天职，但必须修养性情，才不会被人讥笑为武夫；商人以赚钱为目的，但是赚了钱以后却不能沾沾自喜，否则一定受到人家的苛责”，而“这种不崇拜英雄，不特别表彰天才，不过分宣扬聪明能干的心理，正是儒家，即以道德修养为中心的文化系统所具有的特色”。

这种人类前进过程中所应共享的道德与人格理念，已经在哈佛大学企业管理系的办学过程中得到重新认识：从最初要塑造能够帮助公司赚钱、提高利润的经理人才，到后来转变为“为企业界培育一批领袖人才”，这不但是一个单纯的培养目标的改变，而是整体教育理念的重建。哈佛大学在培养这种领袖人才过程中所加进去的价值，实际上就是严肃而执着的道德感受，鲜明而丰富的文化意识。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跟儒家所塑造的那种比较有开创性、比较有涵盖性、比较能够考虑大问题而不仅仅顾及小利益的人格，即“中庸”思想所塑造的君子人格，有着很多相合之处。

在孔子的教育认知中，在儒家的理想建构中，“人不仅是因为义务或需要，而且还是因为对人的关怀，才同他人发生关系的”，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不是一个使人成为被动者的枷锁，不仅不是用来维系不合理社会的僵化的戒条，反而是一个使人在完成自己人格的过程中必须凭借的助缘”。人，作为社会性的动物，只有且必须在人际交往中才能使品性得到磨炼、人格得到提升，从而培养起“仁”者“爱人”的高尚品德。二、循循善诱的因材施教

从历史的纵深看去，孔子不愧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但在他的学生那里，孔子可能更是一位慈眉善目、宽严相济，能够因材施教的用功先生。

施教过程中，孔子非常注重通过对其众弟子日常言行的细致观察，力求全面、准确地掌握每个学生的道德文章，然后针对具体“材质”不同的性格爱好、不同的智力背景、不同的德行操守等确定不同的教育切入点，进而达到殊途同归的教育目的。

看到孔子对于子路和冉有“闻斯行诸”的相同提问所给出的截然相反的答案，我们也曾像公西华一样心存疑虑，但听到孔子“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的明确解答，又有哪一个为人师者不自愧弗如？显然，离开对学生个性心理的周到了解，这种答案是断断给不出的。事实上，孔子对学生个性品质的了解的确做到了了然于胸，如数家珍。“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谚。”“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 “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 “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正是基于学生不同知识水平、不同接受能力、不同品德才情的深刻体认，孔子才能给相同的提问看似迥然而异的回答。“仁”是孔子的思想核心，其定义似乎应该是一致的，但《论语》中“仁”前后出现了66次，却“没有两个地方的解释完全相同”。孔子的教诲总是因人而异。

颜渊是孔子最得意、最赏识的学生。颜渊死后，孔子“哭之恸”，发出“天丧予”之叹。对于颜渊“仁”者为何的提问，孔子的回答郑重、简洁、抽象而深刻：“克己复礼为仁。”颜渊“请问其目”，孔子便进一步阐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可谓微言大义，言简意赅。

仲弓是与颜渊一样在德行方面受到老师肯定的好学生，孔子对仲弓也寄予着“在邦”的厚望，因而鞭策他将来治民时一定注意掌握这样的“仁”义精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力求“邦”“家”“无怨”。

樊迟，憨厚朴实，认真求学。对其“问仁”，孔子直言不讳：“爱人。”并着眼于实践层面更具体而微：“爱人”者，即“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他耐心地告诉学生，一个人只要具有时时处处“爱人”的品德，无论身处哪里，都将是一个受人欢迎的人。

如果说颜渊是博士研究生，仲弓是硕士研究生，樊迟是本科学生，那么，司马牛显然程度要低一些，且有着“多言而躁”的明显缺点，所以，孔子对他的“问仁”，直言不讳：“仁者，其言也讱。”对于普通人来说，能够自觉改正自身缺陷，就是“仁”，你少说话就行了。司马牛果然“躁”而问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孔子耐心而坚定地说：“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君子应“敏于事而慎于言”，重在身体力行。

在孔子看来，尚“仁”、守“礼”、“中庸”，应是每个人都需培养的美德，但由于人们在社会关系中身份不同、地位不同、视角不同，对问题的理解可能不尽相同，因此，作为教育者，结合受教育者各自的生活和思想实际施教，无疑是睿智的。对于齐景公、季康子的“问政”，孔子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加强领导者政治素质的角度出发，告诫身处统治者高位的齐景公之“政在于为政以德”，建设“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符合“礼”法要求的严格的等级秩序，季康子之“政”则在自身端“正”，以身作则。而对于学生子贡，“政”乃“足食，足兵，民信之”；对于子张，“政”为“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对于乡里贤士叶公，“政”在“近者悦，远者来”。

从培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才的伟大目标出发，孔子从最细微处体察每位学生的个性，反过来，又从细微处入手，针对每一名学生的具体思想实际，从不同角度施以相同立意高远的“君子”品格教育。同时对于诸如仁、政、礼等学生经常问到的问题，孔子“在绝大多数情形下都是由社会关系出发来解答”，言近而旨远。三、宽容和谐的快乐氛围

现代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宽松和谐的教育氛围有助于学生健康身心、健全人格的成长与培养。这一点孔子早就以其先哲般的成功教育实践给我们留下了可以借鉴的典范。

品读《论语》师生间厚重而浅近的言短语长，有如知心师友围炉夜话；置身孔门庄严而祥和的人生讲堂，更是如沐春风。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对此深有同感：“《论语》中所叙述的孔子，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这种快乐的教育氛围正是现代素质教育所一再提倡却一直少有的。

道德教化的宗旨是神圣的，但孔子并不摆出一副道德家的严肃面孔一味地说教，相反，孔子师生之间的教育氛围是轻松的、悠闲的、快乐的。听老师讲课应该是一件令人十分向往的赏心乐事。“坦荡荡”的“君子”之风，使得孔子避免了“常戚戚”、“小人”之态的侵扰，从而去保持高屋建瓴般智者与哲人的悠闲。不疾不徐，不怒不躁。即使是在陈蔡绝粮的危难时刻，面对子路放肆的调侃与质难，孔子一如既往地谆谆教诲，平心静气娓娓道来，仿佛陈蔡不过是孔子潜心设置的又一课堂。陈蔡绝粮之际，“从者病，莫能兴”之时，子路满脸不高兴地来见孔子：“君子亦有穷乎？”——像您这样品德高尚的君子也会有穷途末路的时候吗？孔子听了，没有指责，没有恼怒，甚至没有怨恨，仍然语重心长地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当然也会有穷途末路的时候，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有过穷途末路，而在于谁能经得起穷途末路的考验。君子不会企盼“穷”困潦倒，但君子也决不惧怕“穷”困潦倒，并且在不遇的时候能够安于贫困而不怨天尤人，面对相同情况下小人的怨声载道甚至胡作非为。

培养“济众”人才的伟大目标，对学生发自内心的无私、宽容的爱，使得孔子耐心十足，“诲人不倦”。他不喜欢子路不合“中庸”的热情和直率，更讨厌子路违反“中庸”的鲁莽和急躁，但师生相处时个人感情却融洽无间，或许也正是对孔子宽容与包含的长者之风的了解与敬仰，才使得骄傲的子路乐于在老师孔子面前直言不讳，坦陈心扉，不管不顾。

而孔子对子路的教诲是基于对学生潜质的深刻了解：“由，知德者鲜矣。”德乃儒教之本，子路对此却知之甚少。孔子深以为忧，故而才有面对“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的情景，对子路的未来不免忧心忡忡，却也“乐呵呵”地指出：“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像厉言警戒，像温言劝慰，像戏言调侃；像长辈发出的爱意笑骂，像朋友情深的善意诅咒；旁敲侧击，点到为止。“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是孔子施教境界的最好概括。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其意与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殊无二致，却没有孟子的疾言厉色。孔门言志时学生围坐老师左右，师生共话理想、事业和人生，那是一幅怎样感人至深的情景！可贵的是，这样的场面出现在《论语》的每一页，出现在孔子执教的每一天，甚至每时每刻。

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范畴中儒家道德教育的目标树立、因材施教的方法施行、快乐教育的氛围营造之“道”，现代素质教育应以之为借鉴。

论全球化背景下大学语文课的人文教育价值

伴随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文化全球化的态势已日益明朗，不同国家或不同族群之间文化的碰撞与冲突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并将继续发生。成功解决这一世界性课题的根本办法和最后路径，应是在求同存异前提下，通过理念清晰、落实有力的高水平教育，培养“得道”、“有道”与“达道”的高素质人才；通过各层面、全方位的文化交流，实现对各自思维方式、思想方法与行为准则的共同体认与融通整合。为此，大学语文应肩负起高等教育中人文素质教育的历史义务与时代责任，吸纳传统文化精髓，在汉语工具性与文学审美性基础上着力彰显其人文价值。一、厚德载物、和谐万邦的道德关怀

改革开放十年之际，邓小平曾坦承“这十年最大的失误在教育”。现在又两个十年已经过去，弥漫于社会各界甚至包括教育界自身的广泛质疑、严厉指责与尖锐批评再次表明，最大的失误仍是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最后输出阶段，我国高等教育一方面因承受着基础教育失败的严重后果，另一方面因自身过于关注科学教育忽视人文教育等，一直备受非议；但平心而论，也的确难辞其咎。

对此，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杨叔子先生将目前高等教育的弊端概括为“五重五轻”，即“重理工，轻人文；重专业，轻基础；重书本，轻实践；重共性，轻个性；重功利，轻素质”。其直接表现就是我们培养的人才ABC很好，XYZ很好，精通美元、英镑，但就是“不太了解长城、黄河，不太了解文天祥、史可法，一点也不知道《史记》 《四书》 《资治通鉴》”；像这种对祖国地理知之甚少、对民族历史知之甚少、对民族悠久文化传统几乎一无所知的高层次人才，如何会对自己的民族保有深情厚谊？如何会为这个国家很好地服务？因此，我们必须正视人文素质教育缺失的严重后果，适时调整高等教育的培养取向，使之拥有厚德载物与和谐万邦的道德关怀，不仅具有器性之才用，更具有人性之道德光华。

修身以立德是儒家施教的制高点，其最高理想就是使受教育者在学做人过程中成为品格超拔的君子。何谓君子？《论语·为政》记载了孔子的真知灼见：“君子不器。”与俗见“不成器”的愤恨相比，孔子的人才培养目标绝非仅仅“成器”，只有一种“器皿”装载的作用，而应成为君子，具备君子人格。孔子认为，君子或君子人格“不应当受到一定用途或一定形态的限制，这并不表示想做君子就不能做专家，前者是道德上的事情，而后者是职业上的问题，它们之间不但没有什么冲突，而且是可以相得益彰的。于是，一个研究原子能的物理学家，可以同时是儒家观念下第一流的君子人物；而一个熟诵四书五经的学究，在儒家的眼里，或许只是个腐儒，根本不配叫做‘君子’”。哈佛大学企业管理系汲取了儒家这种教育理念，重建其教育理想，从最初获取物质财富的经理人才塑造转变为“为企业界培育一批领袖人才”。实际上，哈佛大学后加进去的价值，就是儒家厚德载物的品格与和谐万邦的胸怀。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道德源泉，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尤其需要有“孔孟儒家那样强烈而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去扛起时代的重任，消除民族的和人类的危机，由忧患而最终超越忧患，实现人类的崇高理想”。二、安身立命、立己达人的精神追求

目前高等教育一直备受各方责难的科学主义与工具理性教育取向，注重的是培养受教育者“对科学知识和技术万能的一种信念”，属于“术”的范畴；人文教育则旨归于“道”，目的在于完善心性，即通过对人类优秀人文成果的传授与修习，使其中蕴涵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修养、意志品质和精神风貌等普世价值，内化为受教育者精神世界的丰美收藏，并由此促成个体与群体生命品质的共同提升。

自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与主干，在中华民族的日常生活、社会生活以及精神生活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不可低估的作用。孔子强调君子应具有“不忧不惧”的精神风貌，应具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精神境界，强调追求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的满足。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对此，儒学可以“提供积极而丰富的思想资源”，其安身立命、立己达人的“内圣”追求，所要解决的就是精神生活、精神境界、精神寄托、精神安顿问题，就是我们当下所谓的精神家园问题。

高等教育的使命和高等学校的功能要求大学语文等人文类课程必须尽最大可能承担人文精神化育之责，培养学生具有安身立命、立己达人的精神追求。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指出，高等学校的教育目的就在于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自我学习的主动性、归纳力、理解力，以便他们在无法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而这正是高等学校“唯一的生存理由，即在不受功利或‘结果’的压力牵制，为追求真理提供一个天堂”。

近年中国高校发生的多起恶性事件无不与人文教育缺失有着密切联系。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因对具体国情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兴国政策未能给予正确的解读，以致让“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的观念顽固主宰了基础教育，让工具理性严重挤占了高等教育阶段不可缺少的人文诗性。而成功的大学教育一定要通过“科学和人文的文化交融”，解放人的个性，培养其独立精神，并同时增强其集体主义精神。有了这种精神，生命主体将无论处境之“穷”“达”，都能凭靠“忠恕”与“中庸”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完善或“独善其身”或“兼济天下”的生命历程，并使其焕发出明亮、充盈的精神风采和充实、饱满的生命光华。三、经世致用、任重道远的实践自觉

儒学“作为一种经世致用之学，所突出的是儒学的‘外王’层面，所要解决的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问题，是人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问题”。这充分揭示了儒家与儒学从现实出发，敢于直面惨淡今生、勇于解决现实与现世问题的英雄气与平常心。实际上，孔子“力行近乎仁”也不仅强调了“仁”的理想境界，更突出了“力行”的实践价值，所以孔子所关注的不仅是个人道德修为的提升，也包括个人社会政治实践能力的养成。

中共十六大报告早就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可见孔子儒家思想在民族精神培育中的重要作用。孔庆东先生认为“儒家思想是语文教学的根本思想”，大学语文教学应该“到儒家教育思想里去继承和创新”。为此，我们应引领学生潜心体悟“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的安详与快乐、“不忧不惧”的淡定与从容、“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冷静与坚定，涵养“自强不息”的顽强品格与“任重道远”的坚定信念，树立“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和谐社会理想。《三国》必读，《孙子》要看，但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文化的现代发展一定离不开雄阔、恢宏、磊落、精微的民族素质培养，一定要超越传统文化对人文性权谋智略的热衷与崇拜而走向简约与单纯的科学性实力对决。而这需要我们继续发扬中华民族教育立国与教育创世的优良传统，指导学生在道德取向与法律规约基础上建立起明确的价值判断、人格底线和实践体系，真正有所作为。

近来引起媒体普遍关注的“公民雷闯”，凭借“一个人的力量”，展现出现代中国社会紧缺的公民精神的价值力量。雷闯以其朴实的执着与忠实的坚韧，“不断催发这种公共精神从沉寂走向苏醒与蓬勃”并将引领更多的雷闯去挑战不公平的制度、不合理的潜规则，唤起那些被驯服的麻木心灵首先走向实践自觉，然后推动思想自觉与文化自觉。蔡定剑教授评价雷闯的意义在于其勇敢地“在教育领域面对现有歧视现象撕开了一个口子”；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也发出深情唱叹：“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体实在渺小，但于推动社会进步，个人的力量并不弱小。为自己而斗争，就是为他人而斗争。为自由而斗争，就是为权利而斗争。现代民主社会不可能自动形成，公民精神更不会自动生发。面对世间不公，我们不仅要学会说不，更要敢于说不。中国不缺听话的人。社会进步、制度变革，需要千千万万个雷闯式‘不听话’的公民的不断奋争，尽管险阻重重、困难万千。”

孔子作为“中国文化代表性符号”，千百年来一直得到中华后代的普遍尊重与虔诚礼敬，在全球化背景下，大学语文理应高扬人文素质教育大鼎，秉承文化传统创新与传统文化传承的教学理念，“凸显人文关怀，塑造健全人格，并从此出发培养大学生具有人类前进过程中所应共享的道德与人格理念”，即厚德载物、和谐万邦的道德关怀，立己达人、特立独行的理想追求，任重道远、经世致用的文化自觉。唯有如此，大学语文的生命之树才会常青。

论母语危机背景下大学语文及其所肩负的文化期待

最近几年，在大学里一直不被人重视、一直不被人看好的“大学语文”课忽然成为人们的关注对象，议论多多，大家甚至认为目前“大学语文”面临的“紧急状态”已经到了不能不解决的程度。细细想来，大家就此所发的议论无非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褒扬，二是贬抑。具体而言就是：一方面是肯定其不可替代的重要的语文教育地位和人文教育价值；另一方面则质疑其日渐削弱的教学地位、日渐减少的教学时间及并不显著的教学效果和从未稳定的师资队伍，等等。简言之，就是教育界和学术界对于目前“大学语文”尴尬的存在状态有话想说，尤其是在目前母语危机背景下，人们开始认真思考高等教育领域以“大学语文”为依托的传统文化教育所面临的困窘处境。我们认为，有必要重新评估“大学语文”的历史价值与现实地位，清醒认识目前母语危机背景下“大学语文”所承担的时代压力，并通过积极作为实现其在高层次人才培养过程中社会所赋予它的文化期待。一、“大学语文”的发生及其不断削弱的发展趋势

追根溯源，我们可以发现“大学语文”是由民国时期的“大一国文”演变而来的，它曾经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当时，“大学语文”设置的初衷是缓冲由新文化运动带来的白话文流行对古汉语教学形成的冲击，旨在通过“大一国文”使学生的文化与文学造诣一方面根植于文言文的深厚渊源，另一方面则把握白话文的崭新规范，重点尤其侧重前者。可见，“大学语文”课程设置的立足点在于“语文”。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和教学改革，“大学语文”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无论从内涵还是外延都有了很大的改变，逐渐由单纯的语文教学进一步发展为包括文学、语言文字和文化三方面内容，逐渐由教师的单纯教授演化为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广泛参与。时至今日，“大学语文”教材中的文学比重越来越大，文化氛围越来越浓，教学手段越来越新，社会承载也越来越多。

但是，由于教学定位的模糊不清、教学时间的不断压缩、课程性质的不断弱化等诸多因素，尤其是师资队伍的极度不稳定，有的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是中文系教师的“流水式作业”，大学语文课成为所有中文系教师的“共同课”，授课教师专业研究方向的不同带给“大学语文”教学的是不同的教学重点，带给学生的则可能是不同的接受盲点；职称评定时学科定位上的归属尴尬使得专门设置的“大学语文教研室”缺乏专任的“大学语文”教师等等，更使得“大学语文”作为一门课程的存在缺乏必要的发展潜力。

上海学界刘擎曾经用“惊讶到焦虑直至麻木”来表现自己对“现在的大学生不会写文章”的切身感受。我们觉得，以此来概括大学语文教师多年来对大学语文课的走向和认知，竟也非常贴切。虽然局外人“旁观者清”的热情呼吁和局内人甘苦自知的无奈叹息似显人微言轻，但“打破铁屋子”的共同决心应该带给“大学语文”一份鲜活的发展动力。可是，问题会是那么简单吗？二、“大学语文”作为高教领域人文教育的唯一正规承载而面临的时代压力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中一门历史较为久远、辐射较为广泛的共同基础性课程，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在人文主义遭遇科学主义、时代性人文素养普遍下滑的20世纪后期，人们更加认为“大学语文”没有承担起人才培养过程中语文知识教育、文学素养教育甚至民族文化传承的功能。而事实上，如浩瀚汪洋中一条颠簸的小船，“大学语文”在如下情形中到底能承载什么、实现什么呢？（一）青少年汉字应用能力不断下降

据报载，目前在大、中、小学生中，汉语的规范使用不同程度被忽视：汉语中夹杂大量网络语言和英文现象，以及错别字现象非常严重；一些学生对语言文字的美和丑、规范与否也分辨不清。据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对新生进行语言文字规范应用水平测试的情况来看，许多学生对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驾驭能力远远没有达到他们应该掌握的程度。语言学家认为，汉语要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取得应有地位，取决于汉语自身的发展和竞争力。现在的青少年承担着汉语传承和发展的重任，因而提高他们的汉语和文字运用能力，加强语言文字规范，至关重要。（二）“写字滑坡”已成为全国学生面临的普遍问题

据分析，造成学生写字能力下滑的主要因素是电脑越来越普及，学生过于依赖电脑打字。一项调查显示，在不想改善字迹的学生中，70%的学生认为可以用电脑打字代替手写。23.3%的学生甚至认为，电脑越来越普及，手写很麻烦，易出错，写字根本没必要练。为此，2002年6月，教育部已经下发文件，要求全国中小学生把写字纳入课程表，教师应明确对学生写字的要求，要特别重视学生写字，各科作业都应要求书写规范、认真、端正，做到“提笔就是练字时”。在此基础上，大学生写字令人“目不忍睹”的不过关问题又当如何解决、由谁解决呢？（三）外语教育风头强劲远胜母语已是不争的事实“您能不能用汉语简单地讲一下演讲的内容？”在数学家曹怀东结束有关庞加莱猜想的英语演讲后，台下有听众提出了这个问题，竟惹来一阵笑声和掌声。英文正在以特殊的方式挤占汉语的地位，这并非危言耸听。据报道，2004年全球华人物理学家大会在上海召开，而大会从论文汇编到会议网建设，从台上演讲到台下提问，乃至会场门口指南全是英文……其实，对汉语的歧视并不仅仅发生在少数学术研讨会上。如今，从幼儿园开始，“双语教学”就已经成为招生广告上的醒目招牌，而所谓双语，其实只是“外语”；一旦达到硕士、博士阶段，只要不是汉语言专业，汉语就基本上退出学术领域。此外，在大学阶段，英语是占学分最多的必修课，而“大学语文”只是一门可有可无的选修课。（四）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传统文化教育名实难副

从2004年中国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首都开办以来，迄今已有36个国家和地区办起了80所孔子学院和小规模的孔子课堂……孔子学院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批量出口，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新现象。它标志着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世界各国通过学习汉语来了解中国的文化需求急剧增长。但是，当某高校一位外教在黑板上写出孔子的话，问这是谁说的，全班没人能作出正确的回答。

综上可见，从语言文字的规范应用到汉字的规范书写，从汉语的规范表达到对汉民族文化的掌握与体悟，我们的高等教育正承担着基础教育基础不牢，形成的全方位压力。而这些问题一旦在高等教育阶段仍然得不到解决，其后果就是高等教育被直接认定为整体教育质量的下降与某些课程教育的失职。而在突出专业教育的高等教育阶段，作为共同基础课的“大学语文”便首当其冲成为众矢之的，并被要求承担如此“重任”。三、正确评价“大学语文”的作用和功能，使之肩负起时代赋予的文化期待（一）合理的功能建构：明确“大学语文”到底应该完成什么，并且能够完成什么

北京大学孔庆东教授讲到，前苏联学生在初中阶段就“把语文解决了”，到了高中阶段已经开始学文学史了，而我们的学生到了大学还是一没有文学鉴赏能力，二没有思考能力，三没有表达能力。由此，孔庆东教授说，“学大学语文是非常有用的”，并且认为学大学语文最后至少要达到“两个自豪”的教学目的：一个是对中国文化的自豪，一个是对自己能力的自豪。

孔老师的愿望无疑是善良的，但有限的课时是承载不了太多教学与教育负荷的。凭借目前全国各高校大学语文课较为普遍的30课时的有限时间，去完成文学欣赏、语言文字规范和文化教育三项教学任务，似乎勉为其难。因此，我们认为孔老师所期待的这两个“教学效果”都不好达到，尤其是后一个“效果”甚至不能达到。因为这不是大学教育阶段一门普通的共同课能够承担的教育任务。于是，剩下的就是第一个效果，这个“效果”我们应该努力达到，否则“大学语文”真要因“无所作为”而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了。

大学阶段也需要素质教育，尤其是人文素质教育。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已经宣传、讨论甚至有不乏成功的人文教育经验了，但就其实行的深度、广度和成效而言，大学阶段的人文教育，具体说来就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仍亟待加强。为了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豪”这个教育效果，我们认为“大学语文”的教学定位应该在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典籍的解读与文化融合教育，使受教育者获得安身立命的基础，找到自己灵魂安放的处所。这种理念已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得到具体体现。（二）规范的文本建构：准确定位，统编教材，为“大学语文”教学确定一个较高的文本起点

名副其实的教材是实施“大学语文”教学改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依托。近年来，许多高校及出版社在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与出版方面都十分活跃。从教材名称上来讲，有《大学语文》、《大学国文》、《高等语文》、《大学文学》，等等。如果抛开选文质量上的差别，单单从体例上来看，目前的大学语文教材总的看来，大多仍停留在“语文”的层面。故而在建构权威的传承传统文化、融合中西文化意义的大学语文教材方面，业内人士仍需努力。应该注意的是，我们既不能为传承民族文化而“对创新与变迁怀有戒心”，也不能因“五四”以来反对所谓封建传统产生的“普遍的抵触情绪”而对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视而不见。（三）科学的教学与考核机制：从母语教育的高度去认识和关注“大学语文”教学，实现“大学语文”考核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教材编写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面，真正落实还需要教育主管部门从制度上加以保障和规范其教学与考核机制，否则再好的教材也会成为镜花水月。对于“大学语文”如何走出低谷，有人建议像大学英语四、六级那样，对大学生的母语水平也进行考级。母语水平实在太差的，是不是也能建立相应的考评措施。北京大学教授温儒敏认为，这种设想对改变大学生语文水平下降的趋势可能起到作用。他还主张在学校和社会上试行汉语能力等级考试，以加强母语学习的强制性。（四）学科定位与课程性质确定：影响“大学语文”发展的因素也许很多，但因学科定位不明确而无法凝聚专业人才且课程性质缺乏权威性体认实为根本

与其他公共基础课相比，大学语文虽开设人数众多，教师队伍庞大，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学科支撑（连二级、三级学科也不是），没有相应的硕士点、博士点，学科归属上的茫然无着与无所适从，使得大学语文的教师队伍难以稳定；课程性质上难以获得权威性体认与坚决支持，凭借目前高教领域内一门选修课想达到“学语文”的教学目的，想法固然美好，但稍显单纯。教育部应该从民族文化传承的高度将大学语文设置为公共必修课，并且由高校中文学科指导委员会专门针对大学语文课程制定统一的教学规范、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的考试要求、统一的学分规定、统一的评估要求，从而改变目前大学语文“校自为政”的局面。

也许有人认为，为了“大学语文”这样一门公共课如此耗神不值得，但是，面对目前“音响发烧电脑热，正是文章火化时”危机的母语存在状态，我们“不能不以平心静气的态度来分析这些问题，也不能不以任重道远的气魄来承担这些问题”。从此出发，相信“大学语文”的教育使命及其所肩负的文化期待将会得到切实的落实。

加大高校考试制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力度

与高考改革广受社会关注不同，高校内部的考试考核制度改革往往被忽视。这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如何按照更新教育观念，深化教学内容方式、考试招生制度、质量评价制度等改革的要求加大高校考试制度改革的力度，在传统考试的基础上构建一个科学的教育考试与评价体系，实现从单一考试到多元考试评价的跃升，这既是高校考试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教学改革的重要环节。

众所周知，考试是教育教学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考试的命题原则、试题的类型和质量、考试的形式和方法等评价体系都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制约着学生对学习方向的把握、学习方法的选择和思维及实际运用能力的发展。地方院校肩负着培养实用型人才的重要任务，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其考试制度的制定，不仅在于评定学生的学业成绩，更重要的作用在于诊断学生是否有错误概念和有何学习困难，鉴别教学上可能存在的缺陷以及为改进教学设计提供依据。然而，冷静审视我国地方院校目前的考试现状，依然存在诸多弊端，主要表现在：

1．考试目的功利化。考试的真正目的应是通过对考试（考核）结果提供的材料、数据进行全面的定性、定量分析，实现以考促教、以考促学、以考促管理的反馈调控功能。但是现在的考试目的变成单纯的学业成绩评定，简单化为一门课业的终结，成了评优、推荐、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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