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建英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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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金融支持效应研究试读：
前言
新型城镇化是未来我国最大的增长引擎和发展红利，我国已经进入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期，如果想避免传统城镇化所出现的各种弊端，就必须以产业为依托、以就业为保障，这也成为金融支持的落脚点。我国长期依靠政府主导、大量财政投入拉动城镇化建设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资金的需求角度看，据《中小城市绿皮书》的估算，到2020年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为30万～40万亿元；根据财政部的报告，到2020年我国公共财政投资需求在2015年的基础上将增加23.01个百分点。二是从财政资金的供给角度看，我国长期依靠“土地财政”支持城镇化建设的模式由于受到土地的严格保护而不可持续。2011年以后，我国公共财政和税收的增长率开始下降，2015年首次出现财政收入低于经济增速，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差额突破2万亿元的情况。快速增长的公共需求与政府有限的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资金短缺成为制约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因素，而巨大的资金缺口使得新型城镇化建设不得不探索新的融资模式。我国金融市场资金总量非常可观，理论上应该能够弥补政府财政资金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缺口，但在现实中，供需双方的资金在城镇化建设中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匹配。
本书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围绕两个研究目的，即探索金融对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支持效应和构建合理的金融支持体系，基于产业和就业的视角，采用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分析与综合相结合、实证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首先，梳理了新型城镇化发展中金融支持效应的理论基础，对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并从理论上论证新型城镇化发展中金融支持效应的内在机制，探索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构建研究的总体逻辑框架。其次，通过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中金融支持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目前金融支持的缺陷和不足。再次，从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三维度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金融支持的总体效应、金融对高新技术产业和创业型企业的支持效应，以及两大资金来源——财政和金融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支持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提出提升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中金融支持效应的策略。
本书的主要创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探索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金融支持机制。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发现现有文献对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金融支持体系、模式和路径进行研究的较多，很少有对支持效应进行研究的，从产业和就业视角展开全面研究的更为稀少。本书重新界定了新型城镇化和金融支持的概念，并认为新型城镇化发展要以产业为依托、以就业为保障；厘清了新型城镇化、产业和就业的关系，并从供给和需求角度构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中金融支持的传导机制。
第二，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估体系及金融支持效应评价体系。目前对城镇化的研究，大多采用单一指标，虽然很多学者从不同领域也采用了综合指标，但“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质量的高低不仅体现在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转移上，更体现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及居民生活质量的城镇化上，这些是衡量一个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标准，因此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评估应从这些领域采用综合指标。基于此，本书以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基础设施均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生活质量城镇化为标准，从这五个角度选取衡量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指标，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关键指标，对我国31个省份2000—2014年共15年的新型城镇化质量进行了估算。另外，国内外学者在选取金融支持相关指标时，大多将金融规模作为衡量金融发展的单一指标，但金融发展不仅体现在金融规模上，还体现在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等因素上，因此应采用综合指标来衡量。基于此，本书分别从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三维度构建金融支持指标体系，指标涵盖银行、股票和保险市场，并采用面板数据，对金融支持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总体效应、金融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效应、金融支持创业型企业的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并在金融支持高新技术产业效应的模型构建中，创新地将金融因素加入C-D函数，以更加直观地度量新型城镇化发展中金融支持的成效。
第三，从实证角度论证了金融改革的方向。通过实证分析，笔者发现我国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提高、高新技术产业产出效率的提升、创业型企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仍依靠金融规模的扩张，金融效率的提高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但金融结构失衡对上述因素影响并不显著，由此得出结论：对金融结构进行调整和改革是未来金融改革的重点。长期来看，金融效率的提升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影响要大于政府财政支出对它的影响，而且提高金融效率是降低政府财政支出的有效途径。基于此，本书从多元化资本市场结构、政策性金融、普惠金融三方面构建了新型城镇化金融支持体系，并提出了制度方面的创新。
本书研究还有一些不足及需要以后深入探讨的地方：一是由于数据获取比较困难，而且数据统计不全，无法用更微观的数据来分析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金融支持效应。例如，在衡量各省金融结构时，用的主要是金融机构各项存款、股票、保险市场的相关数据，没有包含债券，而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逐渐完善，债券的发行额度会越来越高，在资本市场中将占有重要地位，应将其纳入金融结构的评价指标体系中。二是本书主要关注的是城镇经济、城镇产业和就业，而对农村经济涉及很少。三是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要与城市的承载力相适应，只有这样，两者才能和谐发展并互相促进。本书重点分析了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支持效应，但缺乏城镇人口发展与城市承载力相关的研究和衡量。第1章 绪论1.1 研究背景和意义1.1.1 研究背景
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背景下的一项重大社会变革，是未来我国最大的增长引擎和发展红利。中国的城镇化起步晚，但发展快，目前已经形成了以大城市为中心、以中小城市为主体、以小城镇为基础的城镇体系。根据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关于城市化进程的“S”曲线理论，当城市化率为30%～70%时，则进入加速城市化时期，据此，我国已经进入城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2014年3月，我国颁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根据该规划，到2020年，需要城镇化的农业转移人口总量达到3亿。要解决这些转移人口的就业问题，必须以产业为依托，否则会造成传统城镇化发展中的“空城”“鬼城”“睡城”等现象。应通过产业的发展和升级来带动转移人口的就业规模并提升其就业质量，通过新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促进就业创业，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创业扶持政策”的战略。我国产业和企业在解决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就业问题方面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其中，高新技术类产业通过技术创新和应用，在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从而提升就业质量方面效果明显，其技术溢出效应在促进其他行业的就业、提升社会就业数量和质量方面效果明显；创业型企业也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新型城镇化要求按照资源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但目前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存在严重的资金错配现象，导致一些产业和企业资金严重短缺。例如，中小企业的投入—产出效率高、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大，已成为技术与机制创新的主体，在就业人数以及产值创造上已经占据了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对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无法走出融资难的困境。我国中小企业从银行获得融资很困难，这就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选择了民间借贷，但是这种不发达、不完善的民间市场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巨大风险，导致我国数量巨大的中小企业所能分享到的金融资源不超过20%，资金匮乏造成其生命周期只有3～6年。而煤化工、多晶硅、风电制造、平行玻璃、钢铁、水泥等行业由于投入过度，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使得金融资源被严重浪费。另外，我国居民储蓄率已超过50%，成为全球储蓄率最高的国家，资金的闲置意味着资金浪费，而且金融机构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机会，使得资金空转，不能很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即使部分资金投入实体经济，也大多投到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导致资金错配现象严重。目前，我国金融机构和企业资金冷热不均，一边是钱太多造成流动性泛滥，另一边是实体经济非常缺钱，尤其是中小企业。我国“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创新融资方式，并对银行机构体系进行改革，积极培育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思想，为我国金融机构及金融市场改革指明了方向。在这一背景下，探索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支持效应，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支持体系，成为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1.1.2 研究意义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着力加强对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十三五”规划提出“发挥财政资金撬动功能，创新融资方式，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投资”，由此可见，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服务，优化金融体制已成为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本书基于产业和就业视角，研究金融对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支持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1.1.2.1 理论意义（1）从产业和就业视角探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金融支持的内在机制。笔者认为，新型城镇化如果想避免传统城镇化出现的多种弊端，必须要以产业为依托，通过产业的集聚、辐射和区位效应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拉动就业，从而实现资源在不同行业的优化配置。同时，企业可通过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和聚集。人口聚集在为企业提供丰富劳动力的同时，也形成了巨大的消费市场，从而带动相关生活服务行业进一步发展，促进城市形成和发展。企业获取资金的主要渠道有三种：金融机构、资本市场和民间金融。本书通过分析这三种渠道，探索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支持机理，并通过实证检验其作用，以发现目前金融体系的不足之处，并为探索新的支持模式提供一定的参考。（2）估算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及金融支持的效应。本书结合新型城镇化的现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分省份对新型城镇化质量进行估算；同时，从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三个维度对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并据此判断新型城镇化发展中金融支持的不足之处，探索未来金融支持路径及改革措施，从而更加准确地对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金融支持力度进行相对科学的评价，并使制定的措施具有一定的针对性。（3）构建创新型的城镇化金融支持体系。通过分析我国目前城镇化投融资模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实证中所得出的结论，笔者构建了以市场为主导，以政府为引导，多层次、多元化、创新型的城镇化金融支持模式，以解决新型城镇化发展中资金需求的困境。1.1.2.2 现实意义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本书可为我国正在进行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诸多启示。（1）在产业发展方面，分析产业和行业分布特征，并利用泰尔指数对我国产业结构所处阶段进行判断，相关成果和结论可为国家发改委、省市县级发展改革管理部门提供参考。（2）在企业融资方面，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开发阶段、成长阶段和成熟阶段，从不同角度提出金融支持的途径，探索适合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模式，同时实证检验金融对高新技术产业和创业型企业的支持效应，提出解决企业融资中所存在的体制和制度障碍的相关措施。对高新技术类产业来说，创业型企业的改革与发展经验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3）在金融发展领域，从各类金融机构、资本市场和民间金融三个途径探索新型城镇化的融资模式，并从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三个维度选取相关金融指标，实证检验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支持效应，发现金融支持的不足及金融制度存在的弊端，有针对性地提出改革金融结构、提升金融效率的措施。笔者提出以政府为引导、以市场为主导的融资模式，鼓励非金融机构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并提出普惠金融提供资金和服务支持的观点，可为发展我国多元化资本市场提供参考。1.2 文献综述1.2.1 金融支持城镇化的效应1.2.1.1 金融支持城镇化的间接效应
学者们通常认为一国城镇化发展与该国经济增长关系密切，金融通过影响经济增长进而影响城镇化的进程，因此对于城镇化发展中的金融支持效应，早期的研究多侧重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最早的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这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众多经济学家开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这两者的关系进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例如：卢卡斯（Lucas，1988）认为，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会对金融服务产生需求，进而促进金融部门发展，因而它们之间是单向的因果关系，是经济增长带动了金融发展而非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莱文和泽尔沃斯（Levine & Zervos，1998）的研究得出银行发展、股票市场的流动性与一国经济增长之间正相关性很强的结论，由此他们认为，金融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有学者认为，金融发展会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放大冲击，加剧经济的波动（Bernanke et al.，1996）。也有学者认为，金融发展会通过抑制经济波动进而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Acemoglu et al.，1997），而这种抑制效应主要是通过金融发展减少信贷市场摩擦，从而减弱“金融加速器”来实现的（Caballero et al.，2000）。还有学者认为，金融发展处于初期时，不会造成经济波动，而信贷市场的逐渐完善，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经济的波动，随着金融业的逐渐成熟，造成的波动会逐渐减弱并消失（Kunieda et al.，2011）。国内也有学者得出相似的结论。林毅夫、姜烨（2006）认为，如果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相匹配，将有利于经济增长，否则会对经济(1)增长起到阻碍作用。王莹莹（2013）却认为，金融市场化对经济波动会产生显著的非线性平抑效应，推进金融市场化会先抑制经济波(2)动，而当越过门槛值后，则会使地方经济波动加剧。陈乐一等（2016）认为，我国金融结构的变动会对经济波动产生平抑效应，且这种效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1.2.1.2 金融支持城镇化的直接效应
Andrews（1955）选取了美、英两国主要城市的相关数据，通过建立回归模型来分析经济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和投资水平）对这两个国家城市化的作用，得出“对城市化来说，资本投入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的结论。蒙荫莉（2003）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城镇化与金融发展有因果关系。贾洪文、胡殿萍（2013）对我国城镇化率以及金融机构贷款等进行了脉冲响应和格兰杰因果检验，也得出相似的结论，认为金融支持与城镇化之间存在互动机制。伍艳（2005）和郑长德（2007）认为，城镇化会对金融中介产生一定的影响，经济货币化程度是影响城镇化的重要因素，而城镇化发展水平也影响了金融中介的发展，我国金融抑制导致金融市场效率低下，从而制约了(3)城镇化的发展。黄勇、谢朝华（2008）采用VAR模型研究了我国银行贷款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发现前者对后者有重要的支持效应，但也存在金融部门对城镇化所需的资金需求兴趣在降低的事实，提出了(4)通过建立多元化投融资体制强化金融支持效应的策略。周恩静（2013）也认为，金融支持是城镇化最重要的推动力。李清政、刘绪祚（2015）通过VAR模型分析也发现两者之间存在互动关系，金融能促进城镇化的发展，但他们认为城镇化率的提高对金融的支持作用尚不明显。
由此可见，虽然学者们就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但都认为二者关系密切，而且多数观点也肯定了金融结构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在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的直接效应中，学者们都肯定了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重要支持作用。1.2.2 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具体行业的效应
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研究领域主要涉及：①城市基础设施研究。Stopher（1993）对美国城镇化进程中金融支持铁路建设进行了相关研究，认为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美国的金融体系提供了数额巨大的资金支持。Kim（1997）也认为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带动房地产投资，从而促进城镇化发展。Teranishi（1997）认为，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会存在大量的城市基础设施和住房融资行为，可通过满足这些项目的融资需求来支持城市规模的扩张。Grimsey D．、Lewis M．K．（2002）总结了许多国家的经验，认为在城市化建设中，基础设施领域可以采用政府与私营部门签订长期合同/协议的方式来融资，并对苏格兰废水处理设施的PPP模式进行了分析。张瑞怀（2012）也认为，我国城镇化建设中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开发需要大量资金，必须为其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持来保障其资金需求。②土地开发和利用的相关研究。Cho等（2003）通过对美国5个州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金融发展对城市化中土地的投资与开发有积极影响”的结论。Macomber（2013）、Kim（1997）认为，金融通过支持交通、公共服务、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可以对城市化起到促进作用。王定祥、李伶俐（2006）对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利用效率进行了研究，发现土地利用效率相对低下，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产业的支撑，因此应构建“政府+市场+民主协商”的土地征用制度，解决城镇化过程中土地利用效率偏低的状况。③公共服务领域的相关研究。Steven Poelhekke（1993）认为，在大部分国家的发展中，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就业机会的创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因此(5)金融支持也应该侧重于这两个方面。童光辉、赵海利（2014）从基本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等）均等化的视角，对财政支持公共服务的责任进行了研究，提出按照公共服务流动程度和边际成本分类的观点。徐盈之、赵永平（2015）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对新型城镇化、地方财政支配能力与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直接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新型城镇化显著地促进了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财政支配能力对医疗卫生和公共交通基(6)础设施供给能力的影响呈现倒“U”形。④产业方面的相关研究。熊广勤、罗方珍（2012）认为，金融支持产业的作用机制主要有资金支持机制、资源导向机制和风险控制机制。杨胜刚、刘亚雄（2016）采用面板数据，从实证角度论证了湖南省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关系，认为在长期内，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对人口城镇化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而金融发展在短期内对生态(7)城镇化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由此可见，国内外学者对城镇化发展的不同行业的金融支持进行相关研究后，都得出了金融支持对这些行业的发展有促进作用的结论。但他们研究的城镇化和城市化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城镇化，而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在发展模式和方式上有很大的不同。他们选取的衡量指标一般是单一指标，忽略了新型城镇化是涉及经济、人口、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等的多层次体系。1.2.3 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的方式
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的方式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2.3.1 财政、税收支持(8)
汪小亚（2002）认为，财政和税收会对城镇化产生直接影响。刘守英、蒋省三（2005）采用实地调查的方法研究了土地融资、财政以及金融风险，得出地方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和城市化建设资金的(9)重要来源为土地融资的结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为政府主导以及城市外延扩张；对发达地区来说，政府在财政预算内主要靠城市扩张所能够带来的产业税收效应，而预算外主要靠土地出让收入，因此这一时期成为真正的“土地财政”；政府储备土地的目的主要是追求土地收益的最大化以及土地抵押融资；带动城市进行新一轮扩张的支撑资金主要是银行资金的投放，而银行贷款的获取又是通过土地来撬动的。孙红玲（2013）、孙健夫（2013）和张景华（2013）认为，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对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应该进行通盘考虑，需要探索新型税收发展模式，该模式要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相匹配。1.2.3.2 金融支持
世界银行（1994）对城镇化融资做了专题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融资应从财政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Kim（1997）认为，金融在城镇化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创新金融产品和规制金融市场，使金融系统与城镇化发展相匹配是未来城镇化和金融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陈雨露（2013）认为，我国城镇化建设对金融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因此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竞争、开放而且有序的金融支持体系。熊湘辉、徐璋勇（2015）从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三个维度选取了七个指标，构建新型城镇化的综合体系，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结论：金融支持是影响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因素，城镇化水平整体提高的同时，区域差距也在加大。1.2.3.3 财政与金融协调支持
胡海峰、陈世金（2014）发现了我国城镇化传统投融资模式的各种瓶颈，在总结国外发达国家城市化投融资模式特点的基础上，提出我国新型城镇化融资应该坚持“以市场为主导、以政府为引导”的基本原则，从多方面、多角度创新城镇化融资方式，构建多元化的城镇化投融资体系来解决融资困境。方先明（2015）认为，中国农村半城镇化现象严重，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成本体现在公共成本、企业成本和个人成本三方面，应积极探索新的融资模式，支持农村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杨慧和倪鹏飞（2015）使用协调度模型对1994—2012年金融支持与新型城镇化两系统的协调度发展状况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金融支持存在着规模不足、结构不合理、支持效率不高等问题。此外，牛润盛（2015）通过对新型城镇化资金供需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财政、金融对城镇化建设具有持续长效的显著正向作用，而且持续期较长，但我国金融创新不够，财政、金融协调欠佳，制约了正向作用的发挥；金融对城镇化的贡献较大，应加快改革财税体制，使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得到提高，使金融资源配置更优化，同时应构建多元化的融资体系，加强政府与金融市场的协作，从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1.2.3.4 新型城镇化金融支持模式(10)
周启清（2010）发现，城镇化过程中存在金融抑制的现象。沈和（2011）通过对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五大矛盾进行分析，提出我国必须走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11)调发展、城乡互促互进的城镇化道路。金花（2011）指出，中国城镇化具有以下主要矛盾：盲目推进与科学发展的矛盾、发展需求与资源承载力的矛盾、制度保障体系与城镇化进程的矛盾和城镇化快速(12)发展与城镇化“虚高”、内质性动力不足及资金投入不足的矛盾。因此，她认为应该做好城镇化发展规划，实施产业带动策略，拓宽投融资渠道。蓝庆新和陈超凡（2013）通过建立空间滞后以及空间误差模型，对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对产业发展层次的提升非常有效，对产业结构的升级冲击效果也比较明显。倪鹏飞、董杨（2014）认为，新型城镇化的实质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并建立了以市场为主体的演进模型及循环流程。
由上述分析可知，国内外专家学者都肯定了财政金融对城镇化的支持作用以及重要性，但对财政支持的可持续性提出质疑，认为应该积极探索金融支持或者财政金融协调支持的途径。在金融支持城镇化的过程中，确实也存在很多问题，财政金融支持的协调效应不佳。因此，应加强对财政金融体系的改革。1.2.4 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评价体系1.2.4.1 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
最早对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进行研究的是福建省城调队课题组(13)。他们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用来评价城镇化质量的评价体系，包含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社会发展质量指数、基础设施质量指数、生活质量指数、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城乡统筹质量指数，并赋予其不同的权重，分别为0.24、0.15、0.16、0.17、0.16、0.12。按此权重，他们认为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是用来衡量城镇化最重要的指标。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众多学者开始将生态文明和资源保护以及城乡统筹加入城镇化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陈明星等（2009）分别从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社会城市化四个领域选取了16个指标，参照福建省城调队课题组的做法，基于熵值法，分别对各指标赋(14)予权重。在所有指标权重中，他认为人均工业总产值和人均GDP是最重要的两个指标。方创琳等（2011）从经济城市化、社会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三个领域选取12项具体指标对城市化发展质量进行了(15)综合测评，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城市化是最重要的。2012年以后，对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的指标体系开始趋于完善。曾志伟等（2012）所构建的指标体系，首次将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放在首位，优先于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之后，学者们从不同领域构建了衡量新型城镇化的相关指标。戚晓旭、叶萌、杨琼（2014）基于可持续发展，将空气质量、污水排放、大气污染等引入新型城镇化的指标衡量体系，同时将教育、文化、医疗等引入评价体系，用来测量社会进步指数。戚晓旭（2014）除参考上述指标外，还将制度建设引入评价体系，从行政效率和管理指数方面选取了四个指标来衡量制度建设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支持程度。吕丹等（2014）将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入评价体系，弥补了上述评价体系的缺陷。至此，我国新型城镇化的质量评价体系才算完整。1.2.4.2 金融支持评价体系
对金融支持指标的度量，最常用的指标是Goldsmith（1969）所创建的金融相关比率（FIR）。金融相关比率是指在某一时点上一国的金融工具市场总值与该国国民财富市场价值的比值，用于衡量一个国家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由于统计数据的问题，多数学者用替代指标来衡量金融相关比率，用得较多的是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或贷款总额与GDP的比值（郭金龙等，2003；韩大海等，2007），但这类指标反映金融发展水平的能力较差，更多的代表了金融的交易功能。也有学者以人均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田霖，2006）。1973年，Mckinnon提出了用M/GDP作为衡量一国金融深化2程度的指标，用来反映一国金融体系支付中介和储蓄动员的能力。张军（2005）认为，全部信贷中的相当一部分被政府干预贷给了那些效率不高的国有企业，因此全部信贷并不能反映金融发展的程度，他(16)用非国有部门贷款与GDP的比值来测度一国金融中介的深度。随着金融发展理论的逐渐成熟，到20世纪90年代，单纯采用单一指标已经不能反映金融体系的发展程度，世界银行提出了一系列金融发展的指标，并将用来反映金融中介和市场规模、活跃程度以及效率的指标纳入评价体系。该体系包括金融规模、金融效率的部分内容。之后，不同学者开始将不同领域的指标（如银行、股票、债券等领域）引入金融评价体系，并采用不同的方法，用综合指标代替单一指标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1.2.5 对现有研究的简要述评
总体来看，国内外学者对新型城镇化和金融的关系都进行了相关研究，多数得出的结论是需要创新型的城镇化金融支持体系，研究者或者从财政税收、土地制度、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金融创新的角度，或者基于资金来源与流向视角，或者从银行、保险等领域，多层面、多角度地对城镇化的融资体系进行了描述，对金融支持城镇化的重要性进行了充分肯定，但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一些缺憾：①鲜少从产业和就业方面展开全面研究。新型城镇化要想解决传统城镇化所出现的弊端，必须以产业为依托，否则就会出现传统城镇化发展中的“空城”“睡城”“鬼城”等问题。新型城镇化还必须以就业为保障，就业是转移人口能够在城镇定居并形成消费的前提和基础。这两者是金融支持的主要着力点。②现有文献大多是对城镇化的研究，而且多数采用了单一指标，对新型城镇化进行研究的很多学者虽然也采用了综合指标，但笔者认为新型城镇化质量不仅体现在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转移上，还体现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及居民生活质量的城镇化上，这些是衡量一个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标准，因此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评估应从这些领域采用综合指标。③现有文献很少对新型城镇化金融支持效应通过定量进行科学评判。近年来，对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金融支持体系构建、支持模式和路径研究的较多，但对金融支持效应进行研究的较少。在选取金融支持相关指标时，大多将金融规模作为衡量金融发展的单一指标，而金融发展不仅体现在金融规模的扩张上，还包含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应采用综合指标来衡量。本书以产业和就业为落脚点对问题进行探讨，对上述缺憾进行了弥补，通过定量分析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支持效应，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的最优策略，以期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建议。1.3 基本思路与研究内容1.3.1 基本思路
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本书首先梳理了新型城镇化发展中金融支持效应所涉及的相关理论和文献，并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厘清了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与产业和就业的关系，并构建了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的传导机制，为后面章节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通过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中金融支持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目前金融支持的缺陷和不足。再次，从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三个维度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中金融支持的总体效应、拉动就业明显的产业和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创业型企业）的支持效应，以及财政和金融两大资金来源对新型城镇化的支持效应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提升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中金融支持效应的策略。1.3.2 研究的主要内容
我国新型城镇化已经进入发展的关键期，但资金短缺成为制约其发展的关键因素。本书从产业和就业的角度探讨金融对城镇化的支持效应，研究目的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明确金融对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支持效应；二是通过构建合理的金融支持体系，解决传统融资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促进我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全书共分为九章：
第1章主要介绍本书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思路与内容、研究方法、创新以及不足之处，同时对新型城镇化发展中金融支持效应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
第2章梳理了新型城镇化发展中金融支持的理论基础，并对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金融支持与金融支持效应等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
第3章对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的机制进行了分析。笔者认为，新型城镇化的“新型”强调的是多要素的优化配置问题，金融支持的主要着力点应该是金融资源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以及适宜的金融制度的设计方面。基于此，笔者对金融资源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配置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并提出金融制度方面的改革措施。新型城镇化必须以产业为依托、以就业为保障，才能更好地解决转移人口的就业问题，这突出体现在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可以带动就业规模的扩张，产业升级可以带动就业质量的提升，新产业的发展可以提供更多的创业机会。从微观视角看，高新技术产业通过技术创新和应用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带动就业质量提升，其技术溢出效应可以促进相关产业的聚集，实现规模效应，从而增加对劳动力的吸纳；创业型企业在增加创业机会、促进新产业发展方面效果明显。因此，新型城镇化发展中金融支持的落脚点应该在产业和就业上，落实到实体经济上应该是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就业明显的企业的支持上。基于此，本章分析了基于产业和就业视角的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的传导机制，并在后面的章节中以高新技术产业和创业型企业为对象进行了相关分析。
第4章对新型城镇化发展中金融支持的现状及困境进行了分析。在融资对象上：通过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融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这两者的资金缺口都很大，而且快速增长的公共需求与政府有限的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突出。在融资方式上：通过从税收、地方融资平台和土地融资三个角度对财政融资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2011年以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增速不断下降，地方融资平台和土地财政在一定时期内支持了城镇化的建设，但也使地方政府负债加重，银行风险增加，而且这两种模式也面临政策的风险，因此我国地方政府用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资金匮乏；通过对市场融资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我国企业直接融资比例过低，而且我国金融市场资金总量很大，理论上完全可以弥补财政资金的缺口，但在目前的投融资体制下，资金供需双方并没有得到有效匹配；通过对民间金融市场进行分析，发现民间金融市场规模很大，但金融供给缓慢。在融资的落脚点上：笔者认为金融支持的落脚点在产业和就业上，最终落脚点应该在就业上，通过对产业和就业现状进行分析，发现虽然目前我国产业结构正在趋于合理化，但与就业结构严重失衡，产业结构的调整仍然不到位，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有待进一步提高。
第5章对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的总体效应进行分析。首先，对我国城镇化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城镇化已经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城镇化率已略超世界平均水平，但也存在城镇化区域发展不均衡，滞后于我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且人口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其次，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从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基础设施均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生活质量城镇化五个角度构建指标体系，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31个省份2000—2014年新型城镇化质量进行了估算，判断其发展状况以及各省的优劣势。同时，采用面板数据，从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三个角度选取金融支持指标，对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效应进行实证分析，找出金融支持的不足之处以及原因。
第6章以我国重点支持的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为例，分析其与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机理。笔者认为，高新技术产业可以带动技术进步，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就业质量提高，其技术溢出效应和辐射效应可以促进其他产业聚集，实现规模经济，从而带动城镇就业数量的提升，其技术创新和应用可以提高城镇整体创新能力，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本章分阶段对金融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途径和模式进行了分析，并选取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五大行业相关数据，在C-D函数中加入金融因素，以高新技术产业产出为被解释变量，以金融发展、资本及劳动力投入、技术创新为解释变量，对金融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评判金融支持的效果。
第7章从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创业型企业的角度分析金融支持效应。在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换挡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经成为引领中国经济的“新引擎”，且被写入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本章对新型城镇化与创业型企业的创业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我国创业型企业对劳动力吸纳的效应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其弹性系数达到了8.24，而我国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对创业型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影响也非常显著，弹性系数达到了0.08。由此可知，通过提高创业企业对社会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是非常有效的途径，这也为我国提出的“大众创业”政策提供了实证方面的支撑。本章从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三个角度选取指标，分全国以及不同地区实证检验了金融对创业型企业创业效应的支持力度，从而发现金融支持的优点及不足之处，提出对目前融资体系进行改革的新要求。
第8章从新型城镇化的资金来源——财政与金融的角度实证检验其支持效应。本章以政府财政支出、金融效率为解释变量，选取1978—2015年的数据，采用VAR模型，实证检验其对城镇化的支持效应，发现城镇化率相对于政府财政支出强度的长期弹性为0.061，相对于金融效率的长期弹性为0.457。由此得出结论，提升金融效率是促进城镇化发展的最优途径。本章进一步对新型城镇化的融资主体——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定位进行了分析，指出政府主导我国城镇化融资模式的弊端，并借鉴国外政府与市场责任分担的模式，对我国政府与市场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责任分担问题提出了建议。
第9章在前述几章分析的基础上，对重要结论进行了总结，并通过对传统的融资体系进行部分创新，构建新型城镇化的金融支持体系。具体来说，在市场性金融支持方面，提出用多元化资本市场结构来支持新型城镇化融资的具体策略，并重点对直接融资工具——市政债券、资产证券化和信托融资租赁进行了分析；在政策性金融支持方面，提出应扩大政策性金融供给并深化改革的思路；在普惠金融支持方面，围绕弱势经济体，提出通过构建普惠金融体系实现资金供需的有效对接；最后，提出通过对政府职能、财税体制和中小微企业征信系统进行改革，为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金融支持提供制度保障的措施。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1.4.1 研究方法1.4.1.1 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
通过对国外新型城镇化发展中金融支持的现状和途径进行分析，探索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中金融支持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方式。通过对新型城镇化发展中金融支持效应理论的归纳和分析，得出基于产业和就业视角的金融支持的内在机制。在城镇化建设的企业融资方式上，首先归纳了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城镇化融资的典型经验及规律，然后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得出适合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融资方式和体系。1.4.1.2 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
新型城镇化金融支持体系涉及的内容、领域很多，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本书首先采用综合分析的方法，从总体上对新型城镇化质量及金融支持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其次，基于产业和就业视角，对高新技术产业和创业型企业的融资需求进行分析，并对金融支持效应进行了单独的实证分析和检验。最后，从资金来源的角度，对上述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分析新型城镇化发展中财政和金融在融资体系中的作用，并从不同融资方式和领域综合性地构建了适合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1.4.1.3 实证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本书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中金融支持效应的理论进行了规范分析，得出金融支持的侧重点主要是金融资源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基于此，本书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分别从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三个维度选取金融相关指标，采用面板数据以及不同的模型，对不同领域金融支持的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并根据检验结果，找出金融支持的不足之处，进而构建适合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金融支持模式。1.4.2 技术路线
本书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分别从理论分析、实证检验和对策建议三个层面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金融支持效应进行深入分析与探讨，所采用的技术路线如图1-1所示。图1-1 本书所采用的技术路线1.5 研究的创新之处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1.5.1 研究的创新之处
研究可能的创新点有：
第一，探索新型城镇化发展中金融支持效应的机制。本书重新界定了新型城镇化、金融支持和金融支持效应的概念；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发现现有文献对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金融支持体系、支持模式和路径研究的较多，很少有对支持效应进行研究的，而且鲜有从产业和就业视角展开全面研究的。笔者认为，新型城镇化要想解决传统城镇化发展中出现的弊端，必须以产业为依托、以就业为保障，这两者也是金融支持的主要着力点。基于此，本书厘清了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与产业和就业之间的关系，并构建了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的传导机制。
第二，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估体系及金融支持效应评价体系。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笔者发现，对城镇化的研究大多采用单一指标，很多学者虽然也采用了综合指标，但“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质量不仅体现在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转移上，更应该体现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及居民生活质量的城镇化上，这些是衡量一个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标准，因此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评估应从这些领域选取综合指标。本书以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基础设施均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生活质量城镇化为标准，从这五个角度选取衡量新型城镇化质量的21个指标，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关键指标，对我国31个省份2000—2014年的新型城镇化质量进行了估算。另外，国内外学者在选取金融支持相关指标时，大多将金融规模作为衡量金融发展的单一指标，而金融发展不仅体现在金融规模的扩张上，还应考虑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因素，因此应采用综合指标来衡量。本书首先从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三维度构建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的指标体系，指标涵盖了银行、股票和保险市场三大领域。其次，根据所构建的指标体系，采用面板数据，对金融支持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总体效应、金融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效应、金融支持创业型企业的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另外，在金融支持高新技术产业效应的模型构建中，本书创新性地将金融因素加入C-D函数。通过实证分析，能够更加直观地度量当前城镇化发展中金融支持的成效。
第三，从实证角度论证了金融改革的方向，明确提出金融改革措施。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提高、高新技术产业产出效率的提升，以及创业型企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仍依靠金融规模的扩张，金融效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其发展，但金融结构失衡对上述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由此可见，对金融结构进行调整和改革是未来金融改革的重点。笔者通过实证也发现：长期来看，金融效率的提升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影响要大于政府财政支出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影响，而且提高金融运行效率是降低政府财政支出的有效途径，由此可见，提高金融运行效率是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降低政府财政压力的重要措施。基于此，本书从多元化资本市场结构、政策性金融、普惠金融三方面构建了金融支持体系，并提出了制度方面的创新建议。1.5.2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新型城镇化本身涉及面广，所需的金融支持是多角度、多领域的。本书仅从金融支持效应进行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由于研究经验和数据有限，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1）由于数据获取比较困难，而且数据统计不全，无法用更微观的数据来分析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金融支持效应。在衡量各省份金融结构时，用的主要是金融机构各项存款、股票、保险市场的相关数据，没有包含债券的相关数据，而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逐渐完善，债券的发行额度会越来越高，在资本市场中也将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应将其纳入金融结构的指标体系中。（2）城乡一体化也是新型城镇化的内容之一，但本书主要关注的是城镇经济和城镇产业与就业，对农村经济的相关研究涉及很少。（3）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要与城市的承载力相适应，才能促进城镇经济和谐发展。本书重点分析了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支持效应，但缺乏城镇人口发展与城市承载力方面的研究和衡量。(1) 林毅夫，姜烨．经济结构、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发展——基于分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6（1）：7-22．(2) 邵传林，王莹莹．金融市场化对地区经济波动的非线性平抑效应研究——来自省级层面的经验证据［J］．经济科学，2013（5）：32-46．(3) 伍艳．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抑制问题研究［J］．理论与改革，2005（2）：100-103．(4) 黄勇，谢朝华．城镇化建设中的金融支持效应分析［J］．理论探索，2008（3）：91-93．(5) Stopher，Peter R．Financing Urban Rail Projects：The Case of Los Angeles［J］．Transportation，1993（3）：229-250．(6) 徐盈之，赵永平．新型城镇化、地方财政能力与公共服务供给［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9）：24-35．(7) 杨胜刚，刘亚雄．湖南省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J］．湖湘论坛，2016（1）：53-59．(8) 汪小亚．中国城镇城市化与金融支持［J］．财贸经济，2002（8）：31-34．(9) 刘守英，蒋省三．土地融资与财政和金融风险［J］．中国土地科学，2005（5）：3-9．(10) 周启清．农村土地流转中金融支持问题的个案研究［J］．经济纵横，2010（2）：55-57．(11) 沈和．当前我国城镇化的主要问题与破解之策［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1（3）：162-172．(12) 金花．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主要矛盾［J］．经济纵横，2011（11）：16-19．(13) 福建省城调队课题组．建立中国城市化质量评价体系及应用研究［J］．统计研究，2005（7）：15-19．(14) 陈明星，陆大道，张华．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度及其动力因子分析［J］．地理学报，2009（4）：387-398．(15) 方创琳，王德利．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的综合测度与提升路径［J］．地理研究，2011（11）：274-290．(16) 张军，金煜．中国的金融深化和生产率关系的再检测：1987—2001［J］．经济研究，2005（11）：32-45．第2章 新型城镇化发展中金融支持效应的理论基础2.1 相关概念界定及诠释2.1.1 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2.1.1.1 城市化、城镇化与半城镇化
城镇化是在城市化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城市化的概念最早出现在马克思于185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认为(1)“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城市化英文为Urbanization，是从《人口学词典》里翻译过来的，指的是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比例的增长。
城镇化，英文Urbanization，来源于城市化，最早出现在1867年(2)西班牙人A．Serda编写的《城镇化基本理论》一书中，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中国出现，之后频繁出现在党中央的相关文件、领导讲话和学者的著作和论文中。对于城镇化的内涵，地理学家、人口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分别从各自的侧重点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地理学家强调的是城乡经济和人文关系，认为城镇化是人口、产业等由农村地域向城市地域转化和集中的过程。人口学家更关注人口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表现为居住在城市的人口比重上升的现象。社会学家更关注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类文化教育、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城市性生活方式发展和扩散的过程。而经济学家更关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认为城镇化发展的诱因是社会生产力的变革，而变革使得人类从事生产的方式、日常生活方式以及居住方式均发生了改变，这一过程称为城镇化发展的过程，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生产活动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换，以及各种非农产业经济要素向城市集聚、流动，农村自然经济向城市社会化大生产转化的过程；二是城市经济的聚集，即溢出效应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和效益提高的过程。比较典型的城镇化的定义有两个：在《大英百科全书》中，城镇化的过程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通常表现为城镇数目增多和各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这两种形式；《苏联百科全书》中的定义更强调城市的功能，认为城镇化是指城市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大的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会影响人口生产力的分配、就业结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及居住模式。
在我国，“十五”规划中首次提出了城镇化的概念。2000年10月11日，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城镇化”由此作为官方用语被正式提出。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城镇是城市的初级形态，经典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表明，城镇是区域经济发展赖以实现的空间载体，城镇化和工业化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强大驱动力。西方在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中形成了三种代表性理论：强调产业专业化与劳动分工的分工演进理论、强调规模经济的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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