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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高济,陆峻岭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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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集试读：

前言

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元朝独具特色。除蒙族皇帝外，元朝廷内当官作宰的有各族的人，称得上是民族的大汇合。同时成吉思汗及其后人的大征伐，把蒙古人的统治扩大到欧亚的广大地区，对世界造成冲击和影响。对于这样一个激荡的年代，自然有人予以记述，加之报导，而且除我国的史料外，还有甚多其他文字的文献，特别是波斯史料，更具有史料价值。

有鉴于此，早在50年代，翁独健先生任历史研究所蒙元史组长时，制订的研究项目，由陆峻岭整理元代汉文资料，编纂元人文集编目索引，由我翻译波斯史家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计划先将全书译出，再进行注释和研究，推动对波斯史料的评介和探讨，扩大元史研究的史源。然而，当时史学界“左”的思想占了统治地位，在以论带史的口号下，学术研究成为理论斗争的工具，一部人类的历史不过是阶级斗争史而已。翁先生的计划，在这种形势下难以开展，他本人也不得不离开历史所。而我承担的工作，历经屡次政治运动，也搁了浅，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完成出版。

尽管这样，我们始终遵循翁先生的教导，重视资料，利用中外文献进行有关元史、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发表了若干篇文章，有的文章涉及前人尚未探讨过的领域。现将文章汇集，供学术界参考。何高济2005年11月4日

从窝阔台到蒙哥的蒙古宫廷斗争

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本土到蒙哥统治时期，蒙古宫廷内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这些斗争的过程如何？性质又是什么？迄今学术界尚缺乏专门的研究，即使一些重要史实，也没有考证清楚，本文准备就这方面的问题作一个初步的探讨。一 窝阔台的选立

蒙古宫廷斗争，最早可以溯源到成吉思汗对继承人的选择。

作为一代开国之君，成吉思汗在晚年已考虑到他的继承人。成吉思汗的长妻，弘吉剌氏孛儿帖，给他生了四个儿子：朮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他们随成吉思汗东征西伐，为蒙古帝国的奠基立下汗马功劳，犹如帝国的四根台柱。波斯史家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说，成吉思汗根据四个儿子的才能和特长，给他们安排不同的职掌：长子朮赤管狩猎，次子察合台掌法令，三子窝阔台主朝政，四子拖雷统军队。从这番安排看，成吉思汗有意立窝阔台为继承人。

成吉思汗亲自选择三子窝阔台，是对蒙古旧风俗的重大改革。据波斯史家拉拖特在《史集》中的记载，蒙古本土自古流行着幼子有优先继承权的习惯。一户蒙古家庭，长妻所出的幼子，蒙语叫做斡惕赤斤，义为“守炉灶之主”，是留守家业者，而他的兄长，在成年后则要到外面去另自成家。成吉思汗打破了这个传统，没有以四子拖雷为继承人，而是按窝阔台的治国才能选他为继承人。

成吉思汗兴起前，蒙古各部落互不统属，相互攻杀。他结束了这个局面，使蒙古走向封建化的道路。在文明程度较高的契丹、女真、汉族的影响下，他采取一系列封建化的措施；废除幼子继承，代之以封建帝王的亲自选定，是这些措施之一。但是，成吉思汗对此是有所考虑的，在一定程度上他还要遵守旧的风俗。拉施特生动地叙述说：当成吉思汗考查了诸子的才能，并且发现他们各自适宜的职务后，他对帝位的安排有所犹豫，时而想到窝阔台合罕，时而又想到他的幼子拖雷汗。虽然古来蒙古人的风俗和习惯是，父亲的禹儿惕，即老营和家室，由幼子掌管，他后来却说：“王位和国家的事是桩困难的事，让窝阔台去治理吧。可是，说到我的禹儿惕和家室，及我征集的军队、珍宝财物等，都交给拖雷管。”

拖雷是成吉思汗最宠爱之子，其父在征伐中必携与俱，称他为那可儿，也就是伴侣。采取上述的折衷作法，大概是成吉思汗给他的一种补偿和安慰。拖雷系因此拥有较多的军队和财富，对后来的宫廷斗争有重大影响。同时，幼子继承的风俗也幽灵尚存，一直被一些宗王和大臣作为夺取汗位的根据。迄至阿里不哥向忽必烈争夺帝位，仍以此为理由。

志费尼和拉施特说，当成吉思汗向诸子透露他的选定时，诸子都一致同意。这是不真实的。根据更可信的《元朝秘史》的记载，成吉思汗正式向诸子提出继承人的事，是在西征的前夕，而且当场就暴露出四子之间的矛盾。在继位人这个敏感的问题上，诸子间营垒分明：察合台和窝阔台是一党，朮赤和拖雷是一党。实际上，拉施特已指出，朮赤长期跟察合台、窝阔台有矛盾，常发生争吵，而朮赤和拖雷及其家庭友善，据说拖雷不嫌朮赤是篾儿乞种。不管怎样，两党的对立由此形成，构成蒙古宫廷斗争的主线。两党的成员，为夺取至高无上的帝国权力，施展阴谋诡计，相互残杀，演出一幕又一幕的宫廷政变。

朮赤和拖雷的表态，不能认为是心悦诚服，他们不敢违抗成吉思汗的命令，才不得不表示支持窝阔台。长子朮赤的对抗情绪，很快便流露出来。

当成吉思汗踏上西征之途时，他把幼子拖雷留在身边，另遣其他三子往攻花剌子模的都城兀笼格赤。三子挥师至该城前下营。据《元秘史》和拉施特《史集》的记载说，这时朮赤和察合台发生冲突，因此攻不下该城。他们遣使向成吉思汗请示：“如今俺三人内听谁调遣？”成吉思汗教听窝阔台调遣。继位人既已在西征前夕当着诸子和大臣的面确定下来，为什么还要请示以谁为首呢？这只能说明朮赤根本反对窝阔台为继承人。他跟察合台的争吵，必定是为此而引起，以致闹到彼此不服。

拉施特继续叙述说，在窝阔台的调解下，三子暂时团结起来，攻克兀笼格赤。然后，察合台和窝阔台往塔里寒与成吉思汗会合，朮赤则赴他在也儿的石河的营地。原先，成吉思汗曾命朮赤往征迤北钦察草原诸部，朮赤违命不往，却私返他的营地。成吉思汗很生气，说：“看不见他的面，我要把他宰了。”以后，朮赤又以生病为由，拒绝去见其父，仅送去些牲口，致以歉意。不久，有个忙忽惕部的人从朮赤的营地来，向成吉思汗报告说他亲眼看见朮赤在某个山头打猎。成吉思汗更加火冒三丈，认为朮赤反迹已明，说：“朮赤这样干是疯了。”他布置攻打朮赤的兵力，以察合台、窝阔台为前锋，亲自殿后，但这时传来朮赤的死讯，他才罢兵，感到后悔。朮赤反抗成吉思汗的原因是什么？拉施特没有作出说明，但是，完全可以估计得到，他是不满其父对继位人的选择。

成吉思汗死于1227年8月征唐兀期间。据志费尼说，他临死前再把诸子召集到身边，要他们团结一致，服从窝阔台的领导。他一再给诸子讲一支箭易折，许多支箭难折，以及一头蛇和多头蛇的故事。这后一故事是说一个严寒的夜晚，多头蛇想进洞御寒，但一个头要进洞，别的头就反对它，结果谁也进不去，冻死在洞外；另一条一头蛇却顺利进洞，保全了性命。大概，成吉思汗觉察到诸子间的矛盾，为帝国的前途着想，他必须把团结的事叮嘱一番。

按照封建制度，帝王崩驾后立即由他指定的继承人登基。但是，由于蒙古的库里勒台制仍起作用，窝阔台不能因其父的遗命继位，而要等到库里勒台的最后决定。王位空缺的两年内，拖雷监摄国政。

库里勒台原是各部落首领举行的一种会议，也就是部落议事会，以决定有关诸部的重大事件，如战争与和平、推选部落领袖等。例如，1201年合答斤等十一部的首领便在阿勒灰不剌阿之地聚会，共立札木合为古儿罕，准备向成吉思汗进攻。这种会议形式，在成吉思汗及其后人统治时期，演变为蒙古宗王大会，重要的臣子也可参加。它仍然具有决策的权力，蒙古宫廷斗争往往在库里勒台上反映出来。

推选窝阔台的库里勒台是怎样进行的呢？据波斯史家的说法，大会是欢乐和团结的，宗王们一致同意成吉思汗的遗命，向窝阔台劝进，窝阔台则再三谦让，然后在诸王的再三敦促下登上王位。然而，据汉文史料的记载，情况不是这样，大会远不是风平浪静的。《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是这样记载的：己丑（一二二九）秋，太宗（窝阔台）将即位，宗亲咸会，议犹未决。时睿宗（拖雷）为太宗亲弟，故楚材言于睿宗曰：“此宗社大计，宜早定。”睿宗曰：“事犹未集，别择日可乎？”楚材曰：“过是无吉日矣。”遂定策，立仪制。

这就是说，大会上有过长期争议，而作为大会主持者的拖雷，以意见不一为由，企图把原定日期更改。

又据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引李微撰的《耶律楚材墓志》，原定日期是八月二十四日，但到二十二日“尚犹豫不决”。据志费尼所说，从宗王会齐到窝阔台登基，共是四十天，头三天是用来狂欢，余下的是商量，那么，距原定日子仅两天还未决定，大会整整争议了三十五天。

显然，如果宗王一致拥立窝阔台，那就没有可争论的，窝阔台将顺利即位。既然有争议，会上必定有不同的意见。窝阔台的对手，只能是拖雷。对继位人选，宫廷内有人恪守旧传统，主张立幼子拖雷，从而否定成吉思汗的选择。志费尼引用窝阔台谦让的话，点出了问题的实质：虽则成吉思汗遗诏若此，然尚有我的兄长和叔伯，他们比我更能胜任此职，再者，遵照蒙古风俗，长室中的幼子是父亲的继承人，而兀鲁黑那颜（拖雷）是长斡耳朵的幼子，始终日夜晨昏侍候成吉思汗，耳闻目睹和熟习他的所有札撒律令。这些人既都健在，参与此会，我怎能继承汗位呢？

拖雷已经监摄国政，岂肯轻易交出权柄，但因朮赤已死，察合台是窝阔台一党，在斗争中拖雷势孤不能取胜。到最后关键时刻，拖雷只有采取暂时退让办法，转而表示支持窝阔台，避免了双方的摊牌和一场宫廷内讧。因此，库里勒台上的斗争真相被掩盖起来。拖雷此举则得到普遍的赞扬。中外史家对拖雷都留下称颂之词，志费尼说他对其兄极诚心，费尽心机把窝阔台拥上宝座，《元史》特别提到他拥立窝阔台的所谓“定册”之功，这些应该说都是不真实的颂扬之词，否则，有成吉思汗遗命，宗王又一致推选窝阔台，何需拖雷以九牛二虎之力去把窝阔台推上汗位呢？

拖雷未得推立，在朮赤和拖雷两系中产生深刻的不满情绪。拉施特记载说，当拔都推选蒙哥为汗位继承人时，他指出蒙哥“是我的好叔父拖雷汗之子，拖雷汗则是成吉思汗之幼子，主管他的大禹儿惕。众所皆知，按札撒和习惯，父亲的位子是传给他的幼子的。因此蒙哥可汗有资格继位。”两系的后人始终认为，汗位应属拖雷系。二 拖雷之死

窝阔台统治时期，蒙古宫廷斗争暂时缓和。窝阔台的潜在对手和政敌，依然是就在他身边的拖雷。

拖雷在窝阔台即位后仅活了四年。他之死是个谜。史家说法纷纭，出入很大。这是窝阔台系和拖雷系斗争中的大事，有必要剖析各家的说法，以揭开这个谜。

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把拖雷之死归之于酗酒和疾病。他叙述说，拖雷随窝阔台从征服契丹中归来，志得意满：“他变得来从早到晚贪杯好酒，于是一场疾病袭击了他，两三天他就一命呜呼。”南宋理宗时期（1225—1264）出使蒙古的彭大雅，在《黑鞑事略》一书中作出类似的报导，他说：“伪四太子驼栾（拖雷）自河南归病死。”《元朝秘史》的说法完全不同。它用一种迷信的和神秘的原因去解释拖雷之死：兔儿年（一二三一），斡歌歹皇帝征金国，命哲别为头哨，遂败金兵。过居庸关，斡歌歹驻军龙虎台，分命诸将攻取各处城池。斡歌歹忽得疾，昏愦失音。命师巫卜之，言乃金国山川之神，为军马掳掠人民，毁坏城郭，以此为祟，许以人民财宝等物禳之，卜之不从。其病愈重，惟以亲人代之则可。疾少间，忽开眼索水饮，言说：“我怎生来？”其巫说：“此是金国山川之神为祟，许以诸物禳之皆不从，只要亲人代之。”斡歌歹说：“如今我跟前有谁？”当有大王拖雷说：“洪福的父亲将咱兄弟内选著，教你做了皇帝，令我在哥哥根前行，忘了的提说，睡著时唤醒。如今若失了皇帝哥哥呵，我谁行提说著唤醒著？多达达百姓教谁管著？且快金人之意。如今我代哥哥，有的罪孽，都是我造来，我又生得好，可以事神。师巫你咒说著。”其师巫取水咒说了。拖雷饮毕，略坐间觉醉，说：“比及我醒时，将我孤儿寡妇抬举教立著，皇帝哥哥知者。”说罢出去，遂死了。其缘故是这般。

宋濂等修撰的《元史》、拉施特的《史集》，记拖雷之死因极为接近，实际保留了上述两种说法。《元史·睿宗传》载：（壬辰）五月，太宗不豫。六月，疾甚。拖雷祷于天地，请以身代之，又取巫觋祓除衅涤之水饮焉。居数日，太宗疾愈，拖雷从之北还，至阿剌合的思之地，遇疾而薨，寿四十有（阙）。《史集》的记载是：（当窝阔台从金国班师北还途中）拖雷要求先行：他途中突然死去。据说，几天前，合罕（窝阔台）害了病，奄奄一息。拖雷侍于他的枕前。珊蛮巫师按他们的习惯，念着咒文，把他的疾病涤除在一只木杯中。因为非常爱戴他的兄长，拖雷拿起那只杯子，坚决喊道：“长生天啊，你知晓和明白，倘若这是由于罪孽，那我犯的孽更大，因为在整个这些国土上，我教很多人丧失性命，奴役他们的妻子儿女，使他们悲泣。而倘若这是由于他（窝阔台）的俊美和才能，那我更俊美，更有本领。饶过他吧，召我替他去见你。”坚决说完这番话，他喝下珊蛮涤除疾病的水。窝阔台病愈，拖雷告辞启行。几天后他得病死去。这个故事是有名的。《世界征服者史》的英译者、英国学者波伊勒认为，蒙古人都是酒鬼，因此拖雷酗酒致病而死之说是可靠的。但是，《元秘史》、《史集》、《元史》，三书一致记载拖雷喝咒水替窝阔台而死，我们没有理由否定它的真实性。特别是《元秘史》，其内容大多是从宫廷中执役的人，也就是知情人那里得来，看不出撰述者为什么要编造出这样一个离奇的故事。另两部书的来源各不相同，说明这个故事流传相当广泛。13世纪的蒙古人酷信巫术，害病找珊蛮巫师治疗，蒙古诸汗也不例外。喝过巫师涤除疾病的水，就能真正替死，那纯属迷信，没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认为，拖雷所饮的咒水中必定给放进了毒药，投毒者正是他的兄长窝阔台。拖雷中毒后，可能当场就死去，也可能拖上几天才死，而且他的死被保守秘密，迄至窝阔台返回蒙古本土后才予以公布。对外公布的死因是生病，这就是志费尼和彭大雅所得知的消息，他们俩都得不到宫廷内部的情报。《元朝秘史》则如实录下他的真正死因，但不敢明确指出是窝阔台投的毒，仅从字里行间透露出窝阔台逼着拖雷饮下咒水。拖雷临死前的一番话，与其说是表达自己对兄长的爱戴，还不如说是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

窝阔台害死拖雷，是为了消除隐患。拖雷以幼子身份，已与窝阔台展开一场争夺汗位的斗争。在攻金的战役中，拖雷更表现出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他总右军从四川迂回到河南，以劣势兵力大败金兵于钧州的三峰山，使金兵的精锐丧失殆尽，战后窝阔台方从中路赶到现场。拖雷不待兄长之命擅自邀击金兵，表面上得到窝阔台的称赞：“微汝，不能致此捷也。”暗中却加深窝阔台对他的忌恨。要保障自己的统治权，尤其为把汗位保留在自己的系下，窝阔台必须把他的政敌除去。但是，采取任何公开的行动都是不可取的，都将使窝阔台遭受谴责和反对，引起宫廷内的混乱，于是他就耍弄手腕，装神弄鬼，在归途中设法把拖雷毒死。同时又借助于迷信，宣扬拖雷为兄长而献身的精神，以平息拖雷系的不满情绪。

据拉施特的记载说，在拖雷死后，拖雷的寡妻唆鲁和帖尼别吉，曾哭闹道：“我那心上人，他为谁牺牲自己？他为谁而死？”那么，她是知道拖雷的真正死因了。她可能还采取报复行动，也投毒于窝阔台。拉施特对窝阔台之死，讲了一个不见于他书的故事：

唆鲁和帖尼别吉有个姊妹，叫做亦八哈别吉，成吉思汗把她赐给了怯台那颜。亦八哈的一个儿子是宝儿赤（厨子）。遵照唆鲁和帖尼别吉的意思，这个亦八哈别吉每年要从她的禹儿惕所在的契丹，前来侍候合罕（窝阔台），安排宴席，在席上为合罕斟酒。在窝阔台即位第十三个年头，她和往常一样到来，带着她的厨司儿子，充当合罕的上酒人。夜晚，合罕因酗酒过度而死于睡梦，到凌晨，嫔妃及大臣指控亦八哈和她的儿子，说他们是上酒人，必定因此毒死了合罕。但合罕的奶兄弟按赤台那颜和一名扎剌亦儿族的大臣说：“这是些什么蠢话？亦八哈的儿子是老上酒的宝儿赤，合罕则经常酗酒。为何我们要诽谤合罕，称他死于他人之手？他的大限已到。不要再说这些话。”作为有理智的人说，他们认为他死于不断酗酒。《元史·太宗本纪》也说窝阔台是饮酒过度而死，但上酒的不是亦八哈及其子，而是回教商人奥都剌合蛮。但是，欧洲教士迦儿宾却报导了窝阔台是被他的一个婶子毒死的消息。迦儿宾曾亲赴蒙古本土参加过贵由的登基大典，他的消息必得自于当地。这至少反映出，窝阔台系和拖雷系之间斗争之激烈：窝阔台系下有人怀疑对方在对窝阔台施加了毒手。三 贵由和拔都

长辈之间的仇恨，由晚辈继承下来。窝阔台之子贵由和朮赤子拔都，长期来相互攻击，彼此防范，乃至演化到兵戎相见的程度。

早在窝阔台在世时，当诸王在钦察草原的一次班师酒宴上，贵由对拔都进行辱骂。《元朝秘史》是保留这次事件的唯一史料，它写道：巴秃（拔都）自乞卜察（钦察）差使臣奏来说：“赖长生天的气力，皇帝叔叔的福荫，将十种国土百姓，都收捕了。因大军将回，各人分离，会诸王做筵席，于内我年长些，先吃了一二盏，不里、古余克（贵由）两个恼了，不曾筵会成，上马去了。不里说：巴秃与我一般，如何先饮？他是有髯的妇人，我脚后根推倒踏他。古余克说：他是带弓箭的妇人，胸前教柴打他。额勒只吉歹子合儿合孙说：他后头接与他个木尾子，如此说了。为俺每征了这异种的百姓，恐事有合宜不合宜处。说间，被不里、古余克两个这般说着，不商量散了。皇帝叔叔知也者。”巴秃使臣既奏了，斡歌歹大怒，不教古余克拜见说：“这下等的，听说的言语，敢将哥哥毁詈，舍了你，如弃一鸟卵。如今教去边远处做探马赤，攻取坚城，受辛苦者。”又说：“合儿合孙学谁来，敢将俺亲人毁伤，罪本当杀，若杀了呵，人必说我偏心，也和古余克同去。不里是察阿歹兄的子，教巴秃对察阿歹兄处说将去。”

贵由攻击拔都，背后的靠山当然是他的父亲。合儿合孙仅为西征中一将领，因站在贵由、不里一边，才敢对拔都如此放肆。窝阔台为避免把事态扩大，责备自己的儿子，是他处事圆滑之处，实际上不会把贵由怎么样。

不里，《元朝秘史》误为察合台之子，实为察合台之孙，莫阿秃干之子。他以晚辈凌上，也仗恃着察合台尚在，并且知道察合台和朮赤的不和。欧洲教士鲁不鲁克记载了不里对拔都的辱骂，但时间要晚一些。拉施特则说，当蒙哥登基时，不里在一次酒宴上辱骂拔都，因此被交给拔都处死。总之，二人之间存在着深仇大恨。

按照蒙古风俗，窝阔台死后，诸王要举行库里勒台以推选汗位人选。拔都得知窝阔台妻脱列哥那哈敦有意立贵由为帝，就拒绝到蒙古本土赴会。拉施特是这样记载的：六三九/一二四一——一二四二年初，窝阔台合罕死时，拔都因年令已大，突然中风。而当召他去参加库里勒台，他便以此为借口，推拒不往；他是长兄，因为他的缺席，汗位近三年未定。窝阔台的长妻脱列哥那哈敦治理［朝政］，在这个时期内，帝国的中央和边境出现骚乱。合罕曾以他的孙子失烈门为嗣，但脱列哥那哈敦及一些大臣反对，要立长子贵由，于是他们再召拔都出席登基大典。尽管因积怨很深而生他们的气，并且感到担心，拔都仍然动身，缓慢行进。在他到达前，在缺少兄弟参加的情况下，他们专横地把汗位交给了贵由。

拔都拒绝赴会，在《元史》中也有类似记载，卷一二一《速不台传》：壬寅（一二四二）太宗崩。癸卯（一二四三），诸王大会，拔都欲不往，速不台曰：‘大王于族属为兄，安得不往？’甲辰（一二四四）遂会于也只里河。丙午（一二四六），定宗即位。既朝会，（速不台）还家于秃剌河上。

这个记载中，一系列史实需要得到订正。

窝阔台的死期，《元史·太宗本纪》称在辛丑（1241）冬十一月辛卯迟明，与壬寅（1242）之说不合，拉施特著录了两个日期，一是牛年，相当于回历六三八（1240—1241）年，另一即志费尼提供的日期：六三九年主马答第二月五日，即公元一二四一年十二月十一日。这后一日期实际已是壬寅年初了。看来《元史》记录的两个日期，都各有所本。

癸卯年诸王大会，是脱列哥那主持召开的一次推选汗位继承人的库里勒台。《元史·定宗本纪》载：“太宗崩，皇后（脱列哥那）临朝，会诸王百官于答兰答八思之地，遂议立帝”，当指这次大会而言。拔都得到贵由将被推立的消息，拒绝出席。当时仍在钦察草原的速不台，大概想弥合他们之间的矛盾，劝拔都前去。拔都究竟去了没有？从“甲辰，遂会于也只里河”这句话来看，好象拔都在两年后终于赴蒙古本土参加大会。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据志费尼、拉施特的记载，拔都始终没有到蒙古本土。甲辰年无诸王大会，蒙古本土也没有叫做也只里的河流。也只里河当为《元朝秘史》中阿的勒、亦的勒，《元朝名臣事略》中的也的里，蒙古人对伏尔加河的称呼，拔都的驻地。我们认为，合理的解释是，所谓甲辰年也只里河之会，可能指拔都在他的驻地的一次会议，或是与脱列哥那所遣使的会谈。《元史》的编纂者不明史地，未能解说清楚。

拔都的对抗态度，加深贵由对他的疑惧和仇恨。为防止可能的政变，在丙午年的登基大典上，当诸王向贵由例行劝进时，他提出接受的条件是：“此后汗位要保留在我的族内。”登上汗位的第二年，贵由突然“西巡”。《元史》完全没有谈到他西巡的原因，志费尼也仅说贵由为实现他出游的愿望，并且离开都城。但是拉施特却说他西行的目的是意图突袭拔都，这位史家写道：贵由汗患有慢性病，借口说他的旧营，其父赐与他者，气候宜于他的健康，就率一支大军进向叶密立——霍真地区。他接近该地时，拔都微感不安。拖雷汗的长妻唆鲁和帖尼别吉，因为自成吉思汗以来朮赤汗和拖雷汗及其家属之间已奠定了友好的基础，就通报消息说，贵由汗到那里去非无阴谋。因此，拔都更加不安，警惕地等待贵由的到来。

拉施特在另一处又说，唆鲁和帖尼别吉发现贵由怱怱西行是有阴谋的，他就秘密地差一名急使给拔都说：“当心，贵由汗率一支大军进向那个地区。”拔都很感激，同时准备与贵由打仗。贵由企图攻打拔都，在汉文史料中也有反映。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十四《拜住元帅出使事实》中称：“维昔定宗皇帝征把秃（拔都）王，有灭国真薛禅使者谏罢征。”足证定宗征拔都，确有其事，《元史》之不见记载，可能由于忌讳之故。然而，奇怪的是，贵由行至距别失八里一周路程的横相乙儿，突然死去。据欧洲教士鲁不鲁克说，贵由是被拔都遣人毒死，或者是因酒斗殴而死，但这一点得不到其他史料的证明，只好存疑。

贵由西行时，命令手下大将野里知吉带也率兵征西。到蒙哥登基，这员大将被诛杀，《元史·宪宗本纪》称：“元年辛亥（1251）冬，以宴只吉带（野里知吉带）违命，遣合丹诛之，仍藉其家。”据志费尼的更详尽记载，野里知吉带被诛杀的过程如下：这时野里知吉带在伊拉克。葛荅罕·火儿赤（即《元史》中的合丹，和亲王合丹非一人）被遣去见拔都，然后从那里率那可儿逮捕他。他们到达伊拉克，野里知吉带逃往八吉思。他在那里被使者们拘捕，然后他们把他连同他的部属一起押送给拔都。他遭到他人的同样下场。

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野里知吉带的征西，真正的目的也是为了图谋拔都，所以拔都不能饶他一死。四 脱列哥那哈敦称制

窝阔台死后，脱列哥那哈敦曾暂时监摄国政达五年之久。这个时期，蒙古宫廷动荡不定，矛盾错综复杂，窝阔台系内讧。继窝阔台之后，察合台也死了，他的宫廷内也出现动乱。两系的统治力量大大削弱。

脱列哥那哈敦，《元史·后妃传》称她是乃马真氏，即乃蛮族人。但拉施特的《史集》说她是兀洼思篾儿乞种，可能是该部之长带亦儿兀孙之妻，其夫被杀后，她被俘获，与窝阔台成婚，另一说她不是带亦儿兀孙之妻。这是个能干的，但目光短浅、心胸狭窄的女人，在她称制的五年中，蒙古帝国被拖到崩溃的边缘。拉施特评论她说：“这位妻子貌不出众，但极有权术。”“因为她不顾成吉思汗的遗诏，不听兄弟的话，她在兄弟及成吉思汗子孙中制造矛盾。”

当窝阔台在世时，脱列哥那已对朝中的几位大臣怀恨在心。结怨的原因可能是她企图干预朝政，遭到大臣的反对。志费尼透露出，驻波斯诸省长官阔儿吉思，还有牙老瓦赤，因得到丞相镇海的支持，不买脱列哥那的账。现在脱列哥那大权在握，她就准备向这些人进行报复，以消心头之恨。

因此，脱列哥那首先派使者到契丹去取大臣牙老瓦赤，同时企图谋害镇海。镇海发现她存心不善，赶快逃之夭夭，投奔她的儿子、分地在唐兀的阔端。使者到契丹后，牙老瓦赤殷勤相待，拖延了两三天，然后用酒把使者灌醉，他也逃奔阔端。脱列哥那遣使向其子索取这两人，阔端答复说：“逃鹯之雀，丛草犹能生之，这些人到我这儿来，已在我的庇护下，要他们回去是不可能；突厥人或大食人都不能作为借口，库里勒台即将召开，有罪到时再说，让他们在大会上受到应有的惩处。”脱列哥那三番五次遣人去索取，都遭到拒绝。她又生一计，企图唆使另一大臣，于阗的亦马都木勒克·穆罕默德出面揭发他们的阴私，罗织罪名，在库里勒台上定他们的罪。亦马都木勒克是个正直的人，不肯这样干，因此被脱列哥那囚于监狱，到贵由登基后才获释。牙老瓦赤的儿子麻速忽是畏吾儿等地的长官，他见事不妙，也逃往拔都的宫廷。阔儿吉思在赴哈剌和林的途中，因和察合台系的一个宗王口角，言语不逊，给逮至和林，脱列哥那借此机会把他杀死，派阿儿浑接替他的位子。

打击和残害大臣的同时，脱列哥那尽力引用她的亲信。最得到她宠信的是个名叫法蒂玛的女人。法蒂玛生于圣城麦什特，蒙古兵破波斯之徒思城时，被掠至哈剌和林。她不时到宫里走动，深得脱列哥那宠信，所言必从。一朝形势变化，镇海下台，她就在脱列哥那的纵容下参预机密，控制朝政，凌驾于大臣们之上。她重用奥都剌合蛮，派他去汉地取代牙老瓦赤。

这个奥都剌合蛮，在窝阔台统治后期和脱列哥那执政期间，是个活跃人物。他先以商人身份，由译史安天合荐引，扑买课税，充提领诸路课税所官。在脱列哥那时期，他由商而官，更是权势倾朝，《元史·耶律楚材传》记载说：“皇后乃马真氏称制，崇信奸回，庶政多紊，奥都剌合蛮以货得权柄，廷中悉畏附之。”脱列哥那甚至“以御宝空纸，付奥都剌合蛮，使自书填之”，并有旨：“凡奥都剌合蛮所建白，令史不为书者，断其手”，可见脱列哥那对他信赖到何等程度。耶律楚材反对奥都剌合蛮当权，几遭毒手，终于含恨而死。

贵由虽然登位，但朝政仍出其母之手。为争权夺利，母子间开始失和。贵由要夺过权柄，先需除去法蒂玛。贵由弟阔端，原本体弱多病，当时，贵由的师傅合答，有个叫做失剌的侍从，系哈里发阿里的后人，于是就由这个失剌出来揭发法蒂玛，说她用巫术蛊害阔端，使阔端多病。阔端从宫中归去，病势越发沉重。他遣使求他的兄长替他报仇。紧接着传来阔端的死讯。在贵由支持下重新上台的镇海，向贵由提醒这件事。贵由就派人向其母索取法蒂玛，遭到拒绝，几次交涉均未获结果。最后，贵由逼着他的母亲交出法蒂玛。法蒂玛和奥都剌合蛮都被处死。据志费尼说，脱列哥那哈敦因此很快便死了，但据《元史·后妃传》，她死于至元二年（1266）。

宫中的告发事件由此层出不穷。贵由死后，叶密立的阿里·火者指控失剌犯有同样的罪行：蛊害贵由子忽察。失剌被囚禁两年后受刑而死。蒙哥登基时，阿里·火者因为是忽察的臣子，也被拘捕，又有人控告他犯有类似的罪。他给活活打死，妻儿贬为奴婢。这些事件反映出宫内形势的动荡不稳。

察合台的封地，东起畏吾儿地，西迄撒麻耳干，驻地则在伊犁河畔的阿力麻里。他是个执法极严的统治者，在世时宫室内保持平静。但是，察合台死后，他的寡妻也速伦下命把丞相胡只儿和医师麦术督丁处死，宫内开始出现矛盾。察合台和窝阔台原以察合台之孙合剌旭烈为继承人，也速伦和大臣哈巴失也赞同这个选择。可是，贵由登基后，因和察合台子也速蒙哥相好，说：“有子怎能由孙继承？”他把合剌旭烈废黜，立也速蒙哥承袭察合台的封地。这造成察合台系的分裂，宫内的臣僚也分为两派，哈巴失支持合剌旭烈，另一廷臣巴哈丁支持也速蒙哥。及至窝阔台系和拖雷系大搏杀时，察合台系内两派各自投入不同的阵营，相互残杀。

最后，在脱列哥那称制时期，还出现斡赤斤阴谋举行政变的事件。铁木哥斡赤斤，如他的名字（斡赤斤=斡惕赤斤“守炉灶的主人”）所表明，是成吉思汗的同母幼弟。成吉思汗西征时，他留守蒙古本土。他的封地在东方，称为东方大王。

志费尼最早记载了斡赤斤的称兵。他写道：大丈夫能屈能伸，斡赤斤想乘窝阔台死后的混乱时期，以兵夺取政权。他率领一支军队赴窝阔台的斡耳朵，但当他接近时，成吉思汗之孙灭里斡兀立（据《元史》、《史集》，应为窝阔台之子）以兵相迎，使他后悔失策。他以前来赴丧为由，替自己开脱。同时，有消息说贵由正从钦察草原返回他的封地叶密立，斡赤斤更是悔之莫及。拉施特补充说，斡赤斤的举兵使军队和百姓充满惊恐，脱列哥那遣使对他说：“我们是你的媳辈，仰仗于你，你率兵甲到来何为？百姓和军队都惶惶不安。”她派灭里斡兀立和斡赤斤之子斡鲁台前去相迎，挫败了斡赤斤的阴谋。《元史》没有明确载录这次未遂政变，但是《耶律楚材传》中的一段话，当指这次事变而言：癸卯（一二四三）五月，荧惑犯房。楚材奏曰：“当有惊扰，然讫无事。”居无何，朝廷用兵，事起仓卒，后（脱列哥那）遂令授甲选腹心，至欲西迁以避之。楚材曰：“朝廷天下根本，根本一摇，天下将乱，臣观天道，必无患也。”后数日乃定。

贵由即位后，斡赤斤受到审讯。志费尼和拉施特都说，这次审讯事关宗王，不能由外人进行，于是由蒙哥和朮赤长子斡鲁朵主持。在罪证确凿后，一群武将把斡赤斤处死。但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却说，斡赤斤因系宗王，得免一死，仅把他的官属处决。多桑的说法多半是对志费尼、拉施特等原始记载的误解所致。事实上，斡赤斤从此在历史上消失，可证实他确被处死。斡赤斤的孙子乃颜在忽必烈时期再次叛乱，根源当在于此。

宫廷内的骚乱，使蒙古帝国的国家机器陷于瘫痪。这个时期内，诸王各自为政，大臣各自依附于一党。志费尼把这个时期描写成“层层乌云密布”的时期：“百姓深受苦难，额勒赤（使者）象雨点一样撒向各地，税吏象脱弦之矢去征收非法赋税，老百姓被摆布得时而这样，时而那样，束手无策，因为他们既不堪忍受下去，又走投无路。”《元史·定宗本纪》评贵由死时的形势说：“是岁大旱，河水尽涸，野草自焚，牛马十死八九，人不聊生。诸王及各部又遣使于燕京迤南诸郡，征求货财、弓矢、鞍辔之物，或于西域、回鹘索取珠玑，或于海东楼取鹰鹘，驲骑络绎，昼夜不绝，民力益困。然自壬寅以来，法度不一，内外离心，而太宗之政衰矣。”五 蒙哥的登基

形势变化有利于朮赤系和拖雷系。

因贵由之死，窝阔台系失去最后一个有能力治理国家的人选，剩下的尽是孤儿寡妇。贵由妻斡兀立海迷失既无能又好巫术。她除了跟商人做点买卖外，于朝政一无所为，成天和珊蛮巫师策划于密室。她的两个儿子，忽察和脑忽，年轻任性，各自据有一宫，互不相服，一个地方竟有三个君主。他们又和曲出之子失烈门失和，只是在反对把汗位从窝阔台系转移出去这一点上，他们才结合起来。

反观朮赤系，拔都继位后，兄弟垂手听命，内部稳定。他征服南俄草原，建立钦察汗国，驻军伏尔加河畔，兵强马壮，伺机而动。拖雷系内，唆鲁和帖尼别吉苦心经营，抚育四个儿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长大成人，个个能征惯战，是汗位继承人选。拔都和唆鲁和帖尼别吉在斗争中结成同盟，里应外合，夺取政权已成定局。

蒙哥得以继承汗位，功劳要归于她的母亲。

唆鲁和帖尼别吉，怯烈氏，汪罕弟札阿绀孛之女。她颇有才智，能收揽人心。她是蒙古宫廷斗争中的胜利者。志费尼对他推崇备至，说：“在教育子女、整饬朝政、维护尊严、处理事务方面，这个别吉（后妃）明断英决，连戴头巾的男人尚且不及。”志费尼引用一首赞美她的诗：“如果女人都象她，那女人就赛过了男子汉。”拉施特把她比做诃额仑老母，但称她比诃额仑老母还要胜过一筹，因为老母在也速该死后嫁给了蒙力克，唆鲁和帖尼却未再嫁。拉施特讲了这样的故事：窝阔台为使这个女人就范，心生一计，想把她嫁给自己的长子贵由，被她婉言相拒。

与宫廷内别的后妃不同，唆鲁和帖尼别吉遵法守纪，御下有方。王位空缺期间，诸王滥发诏旨牌符，横征暴敛，她却严禁己子违反法令。当贵由即位后下诏收回诸王滥发的敕令，摆在他们面前羞辱他们时，唆鲁和帖尼及其子因无此等事，昂然无畏。她庇护手下的臣民。税吏、官员和士兵怕她的严刑，不敢苛虐百姓。志费尼说，有一次，几名地方官征收她属下的臣民，税额过大，跟她的官吏争吵，她派人把那几名地方官带去见她，查明真相后，她下令把他们处死。

她为其子谋求汗位的活动，一定开始得很早。志费尼写道，当拖雷死时，唆鲁和帖尼别吉就开始请客送礼，犒劳军士百姓，赢得各方面的爱戴，使人心归向于她，以致贵由一死，人们都拥立她的儿子蒙哥。《元史·宪宗本纪》载：在贵由死后，“朝廷久未立君，中外恟恟，咸属意于帝（蒙哥）”，也应指他母亲努力的结果。

在争取得到库里勒台的推选过程中，她更表现出她的远见卓识。据波斯史家的记载说，拔都东迎贵由至阿剌豁马黑，距海押立一周之程，得悉贵由死讯。他停驻在该地，以长兄的名义召诸王去见他。贵由诸子驻地较近，赶在诸王前去见拔都，但他们借口珊蛮说久留不利，仅呆了一两天就返回去了。失烈门拒绝应召。机智的唆鲁和帖尼别吉赶快把长子蒙哥遣往那里与拔都会面。正是这次会见，加强了朮赤系和拖雷系的团结，决定了汗位人选。拉施特说，拔都欢迎蒙哥到来，他一面念在与拖雷系的旧恩，一方面与窝阔台系诸王有隙，故此决定推选蒙哥为汗。他称赞蒙哥有才能，并且指出窝阔台系诸王违背父命不立失烈门，而立贵由。他责备他们无理处死成吉思汗最宠爱的幼女，所以，他们不得继承汗位。

推选新汗的库里勒台，《元史·宪宗本纪》记录是在贵由死后二年（1249）召开，地点在阿剌脱忽剌兀，即阿剌豁马黑的异名。与会者除朮赤、拖雷两系诸王外，窝阔台系下有合丹、察合台系有合剌旭烈参加。会上形势是一面倒，但仍有争论。继拔都推举蒙哥的发言后，斡兀立海迷失的使者八剌，当场反对说：“昔太宗命以皇孙失烈门为嗣，诸王百官皆与闻之。今失烈门故在，而议欲他属，将置之何地耶？”蒙哥的异母弟木哥反驳说：“太宗有命，谁敢违之。然前议立定宗，由皇后脱列忽乃与汝辈为之，是则违太宗之命者汝等也，今尚谁咎耶？”由此，蒙哥顺利地获得库里勒台的推选。

拔都派他的兄弟别儿哥、脱哈帖木儿，率大军护送蒙哥返回斡难怯绿连，准备来年举行正式登基大典，并等待窝阔台系下诸王忽察、脑忽、失烈门，察合台系下也速蒙哥、不里、也孙脱哈参加。双方争夺宝座的斗争激化。

窝阔台、察合台两系诸王接二连三向拔都遣使，反对大会的决定，拒绝出席来年的大典。窝阔台系诸王说：“汗位应归属我们，你怎能授与他人？”拔都答复道：“推选是兄弟的一致意见，既已确定，无从更改。蒙哥宜于治国，而且，窝阔台系诸王的利益将得到照顾，因为治理如此一个从东至西的大帝国，决非孩提之辈力所能及。”使者往返而无结果。

唆鲁和帖尼别吉这方面加紧她的活动。她继续施小恩小惠，收买人心，邀请亲友参加库里勒台。对持敌对态度的诸王，她始则施展怀柔手段，向他们派遣使者，表达她的诚意和关怀，要他们改变态度。志费尼讽剌说：“要挤驼奶，先得爱护骆驼。”这招失败后，她又软硬兼施，温言抚慰、威嚇恐吓，交替使用。

预定一年过去，双方达不成协议，登基大典被迫延期举行。最后，拥立蒙哥的诸王，在斡难怯绿连集会，派袭剌门必闍赤去见斡兀立海迷失及其子，派阿兰答儿必闍赤去见也速蒙哥，要他们马上与会。迫于大势，脑忽、忽察、也孙脱哈、失烈门等相继动身，但他们故意行动缓慢，不急于露面。预定日期已过，他们还没有到来，别儿哥遣使向拔都请示，拔都回答说：“拥蒙哥登基，胆敢违反法令者，斩。”于是，在一二五一年七月，与会诸王单方面举行库里勒台，蒙哥即位，窝阔台系的统治至此结束。

据志费尼说，窝阔台系诸王合丹、灭里，察合台系下合剌旭烈，在大典后前去祝贺，受到蒙哥的接待。合丹、灭里是窝阔台庶出之子，即使汗位留在窝阔台系内，也轮不到他们头上，因此他们不愿与蒙哥为敌。合剌旭烈为从其叔也速蒙哥手中夺回察合台封地的统治权，不得不投靠蒙哥，成为他的支持者。

据拉施特的记载，参加大典的窝阔台系诸王，还有蒙哥都。蒙哥都是贵由弟阔端之子，系正出，但是，拉施特说，唆鲁和帖尼别吉曾拉拢阔端：有一次，窝阔台把两个原属拖雷的逊都思部兵赐给阔端，拖雷系下大将对此不满，要向窝阔台抗议，但唆鲁和帖尼制止了他们，趁机向阔端表示友好，所以阔端及其家属不与唆鲁和帖尼别吉和她的儿子们为敌。

蒙哥虽已登基，窝阔台和察合台两系的势力仍然存在，威胁尚未解除。铲除异己的斗争势在必行，契机是所谓克薛杰的告变。两系诸王是否真正阴谋武装政变、克薛杰的告变是否诬告，抑或有人指使？我们不能从现有的史料得出定论。就实质说，这些也是不重要的，蒙哥这方所需要的仅仅是个清除异己的借口！《元史·宪宗本纪》对这件震撼当时的事件，记述简略，它记道：“失烈门及诸弟脑忽等心不能平，有后言。帝遣诸王旭烈与忙可撒儿帅兵觇之。诸王也速忙可、不里、火者（忽察）等后期不至，遣不怜吉率兵备之。”波斯史家志费尼曾赴蒙古本土参加蒙哥的登基大典，他的记载更详尽和准确。

这位史家叙述说，失烈门和脑忽离大会的地址最近。蒙古宫廷的一个鹰人，康里种的克薛杰，为寻找一头丢失了的母驼，闯入两王的营地，发现作朝贺用的车辆中藏有武器，打听到他们想趁朝贺之机，发动政变。他一气赶了三天三夜的路，向蒙哥告发此事。蒙哥命忙哥撒儿以兵包围两王，把他们连同部属一起拘捕。然后命尚未到来的诸王忽察及其母斡兀立海迷失、不里、也速蒙哥及其妻脱合失，自行投案，同时以不怜吉和十万人马驻守别失八里至哈剌和林一线，与驻守海押立的弘吉兰王子相呼应，主要是防备察合台系诸王。诸王被迫前去，悉被拘留。

志费尼叙述的这个过程，与《元史·宪宗本纪》所述相符合。失烈门和脑忽是作为武装叛乱者首先被捕，其余诸王则是作为同党而被一网打尽。《元史·忙哥撒儿传》的记载略有不同。同传中两次提到这次事变，在追述忙哥撒儿的功绩时，它说：“宪宗既立，察哈台之子及按赤台等谋作乱，刳车辕，藏兵其中以入，辕折兵见，克薛杰见之，上变。忙哥撒儿即发兵迎之。按赤台不虞事遽变，仓卒不能战，遂悉就擒。”察哈台之子当指也速蒙哥，他实际上并没有直接参加所谓的兵变。按赤台应为事后被诛的大臣按尺，可能就是拉施特提到的、曾陪同窝阔台观看角力赛的札剌亦儿族人按赤台。

同传中记蒙哥颁发给忙哥撒儿子的诏谕说：“察哈台阿哈（兄）之孙，太宗之裔定宗、阔出之子，及其民人，越有他志。赖天之灵，时则有克薛杰者，以告于朕。汝父肃将大旅，以遏乱略，按赤台等谋是用溃，悉就拘执。”察哈台之孙指不里、也孙脱哈，定宗子指忽察、脑忽，阔出（曲出）子即失烈门。

为什么一再提到察合台呢？原因显然在于，察合台党同窝阔台，与朮赤、拖雷成为死敌，所以，拖雷的后人当权后，有意贬抑他，有关他的记载也很少保存下来。《元史》中有朮赤传，但无察合台传，多半就是这个原因。

诸王中，除不里当场被拔都处死外，也速蒙哥之妻脱合失，由合剌旭烈下令当着其夫之面给活活踢死。合剌旭烈重获察合台封地的统治权，但他死于途中。也速蒙哥后来被合剌旭烈的寡妻斡儿吉纳奉蒙哥命杀死。其余诸王遭流放。拉施特说，失烈门后随忽必烈南征，被投于河。

斡兀立海迷失不肯归案。据拉施特说，她的回答说：“诸王曾立下文书称：王位应永留在窝阔台系内，你等不与他的后人为敌。现在你等自食其言。”蒙哥大怒，下令说：“成吉思汗之诸弟合撒儿、斡赤斤、别里古台的妻子均来朝贺，但斡兀立海迷失不至。若珊蛮、合答、镇海、八剌可立人为帝或皇后，且有人确因他们的话成为帝后，他们将看到自己的下场。”斡兀立海迷失被捕，送与唆鲁和帖尼别吉，由忙哥撒儿审讯。人们剥光了她的衣服，她说：“此身仅呈露于一皇帝前，他人焉敢得见？”按照蒙古的习惯作法，她给裹在毡子里，扔进河中。蒙哥在答复圣路易九世的信中，称她是比狗还贱的妇人。失烈门之母合答合赤也被处死。《元史·宪宗本纪》对此事仅简略记道：“定宗后及失烈门母以厌禳事觉，并赐死。”

贵由的三位大臣：师傅合答、丞相镇海、书记八剌，前二人被捕处死。合答，伯希和以为其名见于《宪宗本纪》开列的被诛的大臣名单中。但是，据志费尼和拉施特一致记载，合答因为资格老，地位高，以他的身份支持窝阔台系诸王，所以他是单独被捕杀。《宪宗本纪》开列的名单，颇与志费尼的记载相同，其中，合答曲怜实为一人，拉施特称他是失烈门的师傅，头一个被处死的。镇海，《元史》有传，称他是怯烈氏，而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及《长春真人西游记》都暗示他是畏吾人。他和另一廷臣答失蛮长期对立，被交给答失蛮处死。《元史》完全没有提到他的这个下场。

八剌，明显地就是《宪宗本纪》中提到的斡兀立海迷失的使者八剌。《忙哥撒儿传》中说他是“畏兀八剌”，即畏吾人，与志费尼的说法相同。据志费尼的记述，他为反对蒙哥登基，和畏吾亦都护共谋举事，事泄被捕，已定死罪。在押赴刑场那天，适值唆鲁和帖尼别吉生病，为替她祈福，朝廷赦免当天受刑者，八剌也就死里逃生！

窝阔台和察合台两系的臣属大批被处决。拉施特称被诛者共七十七人。两系的力量受到决定性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六 结论

蒙古宫廷内两大派系的斗争，归根到底，是为了争权夺利，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从维护蒙古帝国本身利益看，在不同阶段，斗争的性质仍有所不同。

窝阔台的选立，关系到维护旧传统或打破旧传统的一场新旧之争。窝阔台的军事才能不及拖雷，拉施特说他还有好喝酒和游乐的毛病，成吉思汗常因此训斥他。那么，成吉思汗为什么要选择他为自己的继承人呢？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在蒙古帝国粗具规模后，成吉思汗需要一位政治家，以巩固和发展他所创立的帝国，完成他的未竟之业，而不仅需要一位攻城略地的军事家。窝阔台足智多谋，武勇有能，较拖雷发展更全面。正是从自己帝国的前途出发，成吉思汗擢升窝阔台为继承人，他敢于打破蒙古的旧传统，克服对幼子的宠爱感情，量才用人，这正是他目光远大之处，《元史·太祖本纪》评论这位世界征服者说：“帝深沉有大略”，较称公允。

事实证明，成吉思汗的选择是正确的。窝阔台即位后，制定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巩固了内政。同时继续向四方遣兵，扩大了帝国的疆域。《元朝秘史》记窝阔台对自己的评论说：“自坐我父亲大位之后，添了四件勾当，一件平了金国，一件立了站赤，一件无水处教穿井，一件各城池内立探马赤镇守了。差了四件，一件既嗣大位，沈缅于酒，一件听信妇人言语，取斡赤斤叔叔百姓的女子，一件将有忠义的朵豁勒忽因私阴害了，一件将天生的野兽，恐走入兄弟之国，筑墙寨围拦住，致有怨言。”颇有反躬自省之味。《元史·太宗本纪》称，在他统治时期，“华夏富庶，羊马成群，旅不赍粮，时称治平。”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窝阔台为使汗位保留在自己系内，毒死拖雷，但他的后人却不争气。脱列哥那哈敦变乱旧章，残害诸大臣，贵由挟对拔都的私怨，擅自兴兵，斡兀立海迷失及其子的昏乱，给帝国带来了一场灾祸。汗位如继续在窝阔台系内，蒙古帝国只有遭到覆灭的命运。双方的斗争，实质上关系到帝国的生死存亡。

拔都推选蒙哥，固然有个人恩怨。但是，他以长兄身份，优势兵力，没有自取宝座，而是推举比他年轻的蒙哥，表明他仍不是一个野心家，还以帝国前途为念。在推选蒙哥的库里勒台上，他列举蒙哥宜于治国的种种优点。同时，他在回答窝阔台系诸王的复信中指出，蒙哥即位将照顾到窝阔台系的利益，因为治理如此一个从东到西的大帝国，非孩提之辈力所能及。这已超出了纯个人恩怨的范围。因此，拔都受到尊敬，他被称为赛因汗（好汗）或父王（即拥立国王的人），不是偶然的。

蒙哥为人严谨，他的登基使蒙古宫廷内的长期纷争告一段落。他整饬朝政，重委官吏，继续遣兵出征四方，不仅挽救蒙古帝国于危亡，还使之得到巩固和发展。忽必烈灭宋，旭烈兀平哈里发，都是在蒙哥统治下奠定的基础，他从窝阔台系手中夺取政权，对蒙古帝国说，具有进步的意义。（原载《元史论丛》第一辑）

元代的阿速、钦察、康里人

元朝是一个蒙古贵族建立的政权。在它的创建中，各族有一些上层人物为它效力，立下汗马功劳，蒙古贵族正是依靠他们来巩固自己的政权，对各族进行统治。元朝廷内，既有蒙古人，也有汉人、契丹人、女真人、畏吾人、唐兀人、中亚的哈剌鲁人、西亚的康里人、南俄的阿速人、钦察人，尚有阿拉伯和波斯的回教徒、欧洲的基督徒。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特殊的。

里海以北，东起咸海，西至黑海，这一大片横跨欧亚的土地上，有三支素以慓悍著称的民族：阿速、钦察和康里。蒙古人西征中，这三支民族曾进行过抵抗，但终于阻挡不住蒙古人的铁骑，先后被征服。他们当中部分人转而为征服者服役，随着来到中国，一些上层人物就在元朝当官作将，子孙显赫，对元代的政治产生一定的影响。

居住在高加索以北、顿河下游的是阿速。阿速即汉代的奄蔡。据《史记》记载，“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余万。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康居为唐代的康国，今中亚撒马尔干一带。因此，奄蔡的牧地当在撒马尔干西北，迄至里海，即所谓北海。又据《后汉书》，“奄蔡改名阿兰聊国，居地城，属康居。土气温和，多桢松、白草。”《魏书》则称：“……奄蔡国，一名阿兰。”以此，阿速人又叫阿兰聊、阿兰，《元史·西北地附》统称之为阿兰阿思。公元后，阿速开始西迁，并以阿兰之名为欧人所知。四世纪时，罗马史家契利努斯记载说，阿兰是居住在塔赖斯河（顿河）以东，伸延至亚洲的部族集合体，“分散于两大陆，所有这些我说不出各种名字的民族，虽然被他们游牧的巨大地带所分隔，随时间的消逝在阿兰的总名下被混同”。阿速人即今高加索北奥谢梯的祖先。

钦察是阿速的邻居。这支民族，和阿速一样，均属突厥系。它原来的牧地在额尔齐斯河流域，11世纪逐渐向西扩展，其势力达于南俄广大地区，以致东起额尔齐斯河，西至德涅斯特河之间的大草原都被称为钦察草原。11世纪著名学者噶什喀里在《突厥语大词典》中已著录有钦察之名，但他把钦察说成是吉篾族的一个分支。波斯史家拉施特对钦察的起源另有记载：传说中的突厥王乌古斯被亦惕巴剌黑族打败，避难于两河间的一个岛上。这时，有某阵亡战士所遗怀孕之妻，在空树中产子，为乌古斯所收养，名为钦察，来源于突厥语“空心树”，钦察人均出自此子。十三世纪时，钦察人的驻地在里海北、伏尔加及乌拉尔河流域。

钦察以东是康里。这是一支有悠久历史、见于我国历史文献记载的民族。《元史·不忽木传》和黄溍撰《敕赐康里氏先茔碑》均称康里是古代的高车国。高车一名最早见于《魏书》。《魏书·高车传》说：“其迁徙，随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产，尽与蠕蠕同。唯车轮高大，辐数至多。徙于鹿浑海西北百余里，部落彊大，常与蠕蠕为敌。”康里，按噶什喀里《突厥语大词典》的解释，词义也是“车”。拉施特在《史集》中对康里人的起源，留下了这样的故事：当乌古斯东征西伐时，与他联合的部分族人凭智慧制造了一种车子，用来装战利品，而别的人则用牲口驮虏获物，突厥语称车为“康里”，故此部分人得到康里之名。康里人的游牧地在咸海和里海之间。波斯史家志费尼说康里人的老家在咸海东北的卡拉库姆。

三支民族中，康里最早被蒙古人征服。

成吉思汗西征中，花剌子模算端摩诃末使用大量的康里军，作为抗拒蒙古军的主力，守卫城镇。在费纳客忒、布哈拉、撒马尔干、乌尔干赤，驻守的康里将士跟蒙古人进行激战，使蒙古人遭到伤亡。布哈拉陷落后，蒙古人把鞭稍高的康里男子杀戮殆尽，而把他们的妇孺子女悉数虏掠而去。撒马尔干的围城战中，除康里主将阿勒巴尔汗突围逃走外，其余的康里将领巴力失马思汗、塔海汗、撒儿昔黑汗、兀剌黑汗，以及三万康里俘虏，一夜间被蒙古人屠尽。

康里本土的残破和征服，波斯史家失载。但据《元朝秘史》，成吉思汗在兀笼格赤（乌尔干赤）被攻陷后，派“速别额台勇士征迤北康邻等十一部落，渡亦的勒、札牙黑二水，直至乞瓦绵客儿绵等城。”这里指的是速别额台，即速不台为追击算端摩诃末而进行的里海远征，领导这次远征的还有著名大将哲别。过程是这样：公元1220年，成吉思汗抵达撒马尔干，获悉算端摩诃末从忒耳迷渡河逃走，他的亲军和将领已四下分散；为了不让他获得喘息机会，彻底消灭他，成吉思汗选派哲别和速不台率三万战士跟踪追击。这两名将领经巴里黑进入伊朗，尾随算端。他们攻下伊朗的许多城镇，得知算端向里海方向逃走，便率师北上，通过打耳班，越高加索，进至钦察草原，并于1223年经入不里阿耳境，取道撒哈辛回师见成吉思汗。

速不台《元史》有传，他的生平大致为人所知，但是哲别无传，幸而他手下的一名大将曷思麦里在《元史》中有传，保留了有关他远征里海的记载，其文字如下：“帝（成吉思汗）遣使趣哲伯（哲别）疾驰以讨钦察。命曷思麦里招谕曲儿忒、失儿湾沙，悉降。至谷儿只部及阿速部，以兵拒敌，皆战败而降。又招降黑林城。进击斡罗思于铁儿山，克之，获其国主密只思腊，哲伯命曷思麦里献诸朮赤太子，诛之。寻征康里，至孛子八里城，与其主霍脱思罕战，又败其军，进至钦察亦平之。军还，哲伯卒。”据此，蒙古军在击败斡罗思之后，曾进攻康里本土，并在孛子八里城败康里国王霍脱思罕。哲别和速不台两军在这次远征中时分时合，进攻康里的军队很可能仅为哲别、曷思麦里所率领的一支。霍脱思汗下落不明，大概死于战乱，他的后人举族投降成吉思汗。

哲别、速不台在里海之役中，虽然已经和阿速、钦察等族遭遇，并且打败他们，但是，这两支民族及钦察草原的最后征服，则是窝阔台时代的事。

窝阔台征金返回蒙古本土后，在1235年召集第二次蒙古宗王大会，会上决定继续进行征服。他以宗王拔都为首，贵由、蒙哥及大将速不台为辅，出兵征服钦察草原上尚未归降的诸部族。1236年春，贵由、蒙哥、速不台从蒙古本土出发，同年秋抵不里阿耳，与原已屯驻在那里的朮赤系诸王拔都、斡鲁朵、昔班、唐古忒等会合。接着，诸王分头出师。蒙哥率领一支军队在亦的勒，即伏尔加河一带扫荡，据拉施特记载，他俘获了钦察联盟中玉里尔里克族的族长八赤蛮和阿速首领哈赤儿-兀忽剌。八赤蛮的擒获，波斯史家和《元史》均留下类似的奇异故事，《元史》把这件事列为祥瑞，史家志费尼则说，这事预兆蒙哥的登基而无庸怀疑。

1237年，诸王进兵征服斡罗思。1238年，蒙哥、合丹攻薛儿格速人，昔班、拨绰、不里、别儿哥继续荡平钦察余部。1239年，贵由、蒙哥、不里、合丹以兵攻阿速重镇蔑怯思城，据志费尼说，此城几天后就被它攻下。但据拉施特称，围城战共进行了一个月又十五天。蔑怯思之战是征服阿速人的关键战役，阿速人在这里进行顽强的抵抗，战斗很猛烈，参加此战的有唐兀人昔里钤部，《元史》记载说，“己亥（1239）冬十有一月至阿速灭怯思（蔑怯思）城，负固久不下。明年春正月，钤部率敢死士十人，蹑云梯先登，俘十一人，大呼：城破矣！众蚁附而上，遂拔之。”城破后，蒙古军屠城，夷城池为平地，仅割下死者的右耳就达二十七万只。

在征服的基础上，拔都建立了钦察汗国。二

在抵抗蒙古人的战斗中，阿速、钦察、康里人中的上层人物有不少投降者。按照蒙古人的习惯作法，投降的国主、首领，必须亲自入朝，随蒙古君王征战，他们的儿子要留在蒙古君王身边当宿卫，作为一种人质，供驱使。据《元史》中有关的传记，这三支民族的上层人物都是这样来到中国，有的还率领部属，多至千人。

阿速人，《元史》有传者计有九人，他们是：捏古剌、阿儿思兰、杭忽思、玉哇失、拔都儿、口儿吉、阿答赤、失剌拔都儿、彻里。

杭忽思是阿速国主。他的家族是元代最知名的阿速家族。《元史·杭忽思传》记他的一支说：“杭忽思，阿速氏，主阿速国。太宗兵至其境，杭忽思率众来降，赐名拔都儿，锡以金符，命领其土民。寻奉旨选阿速军千人，及其长子阿塔赤扈驾亲征。既还，阿塔赤入直宿卫。杭忽思还国，道遇敌人，战殁，敕其妻外麻思领兵守其国。外麻思躬擐甲胄，平叛乱，后以次子按法普代之。”

阿塔赤即《元史》卷一三五之阿答赤，同名异译，阿答赤父昂和思即杭忽思。阿塔赤随蒙哥征钓鱼山，后又在忽必烈手下服役，参与平阿里不哥、李坛等战役。至元十一年（1274），在平宋过程中，阿塔赤以兵戍镇巢，“民不堪命”，被宋将洪福用计乘醉杀死，同时被杀的还有另一阿速将领也烈拔都儿。忽必烈赐他家白金五百两，钞三千五百贯，并镇巢降民一千五百三十九户，并且命其子伯答儿袭千户，佩金符。伯答儿死，长子斡罗思由宿卫仕至隆镇卫都指挥使，次子福定袭职，除领阿速卫外，从枢密同签、佥枢密事、同知枢密院事，到后至元间官至知枢密院事，这在元代的武职中算是高的了。

阿速人多信仰基督教，许多阿速人名是基督教人名。后至元二年（1336），北京的阿兰人（阿速人）上书罗马教皇，请求派主教接替已故的主教约翰孟德高维奴，签名者中有基督徒名福定、香山等。但是，杭忽思的儿子阿塔赤却是个地道的蒙古人名。阿速将领捏古剌之子也叫做阿塔赤。这个“阿塔赤”，不是他们的本名，而是他们担任的职役，被用来称呼他们。《元史》记载说，阿速将领失剌拔都儿的父亲月鲁达某，“宪宗时领阿速十人入觐，充阿塔赤”。失剌拔都儿本人在“至元十一年，从丞相伯颜南征有功，仍充阿塔赤”。那么，阿塔赤的职役带有世袭的性质了。《元史》记另一个充阿塔赤的阿速人是拔都儿，他从征李坛有功，忽必烈“嘉其能，赏纳失思段九，命领阿速军一千，常居左右，寻于阿塔赤内充怯薛百户”。阿塔赤为《元秘史》中的阿黑塔臣，义为“笼马人”，也就是“鞚引”御马的官。钦察人挤得一手好黑马乳，称作哈剌赤；阿速人则善于笼马，因此常被称作阿塔赤，这都是他们在元廷中所担任的职役。

元代的阿速人都是武将，没有文臣，更没有一人进入中书省。阿速军勇悍善战，始终是元廷的一支武装力量，对巩固蒙古贵族的统治发挥了作用。到元末时，阿速军的战斗力下降，抵挡不了农民起义军。《庚申外史》中记载至正十一年（1351），枢密院同知赫厮秃赤所领阿速军六千，还没与农民起义军接战便望风溃散。《元史》卷一九四载元廷将领纳速剌丁和张士诚的高邮之战，麾下的阿速卫军见敌军势大，“皆遁走”。在元代的政治生活中，阿速人起的作用不及钦察人和康里人。

钦察人见于《元史》列传者共七人；苫彻拔都儿、土土哈、完者都、伯帖木儿、完者〔都〕拔都、昔都儿、燕铁木儿。其中，完者都和完者〔都〕拔都实为一人，属重传，实得六人。

土土哈家族是元代最有影响的钦察家族。据《元史》本传记载：“土土哈，其先本武平北折连川按答罕山部族，自曲出徙居西北玉里伯里山，因以为氏，号其国曰钦察。……世为钦察国主”。太宗时，宪宗受命西征，其父“班都察举族迎降”。“班都察卒，乃袭父职，备宿卫”。至元十五年，从皇太子北平王北征有功，尝有旨：“钦察人为民及隶诸王者，皆别籍之以隶土土哈。”并选其材勇，以备禁卫。十九年，除同知太仆院事，改卫尉院事，领群牧司。二十二年拜枢密副使，摄钦察亲军都指挥使。大德元年迁同知枢密院事，是岁卒，年六十一岁。除《元史》有传外，阎复和虞集都为之作碑传，阎复的《句容武毅郡王纪绩碑》记叙玉理伯里的方位风土较详，对我们研究钦察民族，很有参考价值。这支家族的世系是：曲年（《元史》作曲出）、唆末纳、亦讷思、忽鲁速蛮、班都察、土土哈、床兀儿、燕铁木儿、唐其势。土土哈和床兀儿一直担任武职，床兀儿晚年才加拜了个平章政事。这支家族真正显赫起来是在燕铁木儿当政之时。

武平北折连川按答罕山，屠寄考证在内蒙喀喇沁旗。《元史》称土土哈的先人，自曲出徙居西北玉里伯里山，据阎复所载山在乌拉尔河（押亦）和伏尔加河（也的里）之间，估计这支部族西迁的时间是在十二世纪初，和十一世纪从额尔齐斯河迁至钦察草原的部族，显然不是同一个族源。钦察和阿速一样，本身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而是包括若干不同族源的部族集合体，总名为钦察。

根据《元史》的记载说，元顺帝妥懽贴睦尔在至元元年（1335）三月，“立燕铁木儿女伯牙吾氏为皇后”。北方民族的风俗习惯是，女以出身之氏族为姓氏，因此，这个钦察世家应属伯牙吾族。

伯牙吾实际是一支古老的蒙古部落。成吉思汗的十二世纪祖朵奔篾儿干，在斡难河源拿一只鹿腿换来个穷小子，就叫做马阿里黑伯牙兀歹。成吉思汗和扎木合破裂后，投奔他的部族中有巴牙兀，当即伯牙吾。拉施特《史集》中说，伯牙吾有许多分支，其中最著名的是察台伯牙吾，因住在察台河而得名，以及怯黑林伯牙吾，居住在平原。他们的游牧地在色楞格河（薛灵哥河）。伯牙吾族和成吉思汗的皇室有通姻之谊。《史集》记忽必烈和铁穆耳均有伯牙吾的后妃，即《元史·后妃表》中忽必烈的伯要兀真皇后，铁穆耳的卜鲁罕皇后，伯岳吾氏。蒙哥有一妃伯牙兀真，也是出自伯牙吾族，她给蒙哥生下一子，叫昔里吉。

据此，十二世纪初西迁的，是原居住在武平北的一支伯牙吾，而不是所有的伯牙吾。这支迁到钦察草原的伯牙吾，也就自称为钦察。但是，我们不能断定，迁到钦察草原的，仅仅是这一支伯牙吾。《元史》列传中有个叫和尚的人，据称他是“玉耳别里伯牙吾台氏。祖哈剌察，率所部归太祖。父忽都思，膂力过人。”这里，和尚是以他所居之地玉耳别里（玉理伯里）及出身之氏族伯牙吾，作为他的姓氏，自然和土土哈是同族了。但他的先人是否随土土哈的先人从武平北迁徙到玉理伯里的伯牙吾，却无法证实。成吉思汗没有亲征钦察，哈剌察很可能是降于哲别、速不台的蒙古军，由此归于成吉思汗。和尚及其子千奴在元代做官，千奴尤有治迹，颇能察民疾苦，延祐五年（1318）致仕，“退居濮上，筑先圣宴居祠堂于历山之下，聚书万卷，延名师教其乡里子弟，出私田百亩以给养之。有司以闻，赐额历山书院。”《元史》有传的另一伯牙吾台氏是泰不华，“世居白野山”，亦可能指玉理伯里山。泰不华习儒学，善篆隶，元末为方国珍所杀。

元代尚有个被人误认作畏吾人的玉理伯里氏，名叫伯行。伯行子和上在大德年间任监察御史，和翰林学士袁桷有交往，因请袁桷给他的父亲写篇神道碑铭，其中云：“公系出玉吕伯里氏，讳伯行，大父阿鲁，家西北部，世安其俗，精骑射。父忽都，勇冠军伍，天兵定中原，因从征，冒阵略地，以积功领南宿州军，分镇蕲县，后家于大名路之清丰县焉。公幼岁失蕲县，母夫人徐氏，躬牧莳纫织以赡，稍长，命从学里中，张蔡公尹大名，见而奇之。后从丞相阿朮公征襄樊，南渡江。”伯行通“国语”，即蒙古语，常作为使者见忽必烈，忽必烈称他为“黑髯使臣”。他历仕忽必烈和铁穆耳两朝，死后葬在魏县。从袁桷所述的事迹看，伯行就是《元史》列传中之拜降，《元史》称他为北庭人，即畏吾人。而他实际是玉吕伯里（玉理伯里）人，也就是钦察人，可能是伯牙吾氏。

伯牙吾不仅迁徙到玉理伯里，其中一支还迁徙到康里的国土。《元史·也速儿传》记载说：“也速儿，康里人，父爱伯，伯牙兀〔氏〕，太祖时率众来归。”爱伯为《元史·艾貌传》之艾貌，两传重复。程巨夫撰《故昭勇大将军钦察亲军都指挥使伯牙乌公墓碑》，记述爱伯的事迹说：“杭里（康里），幕北旧国也，伯牙乌（伯牙吾）氏国中右族也。太祖皇帝初定四方，杭里内附，伯牙乌氏亦内徙。有爱伯者，来居济阴，重厚沈鸷，以五十户从军南征，力战死，子曰也速儿，即昭勇公也。”爱伯曾随速不台征钦察，大约也是在哲别、速不台远征里海时投降的。也速儿参加平宋、征日本、平乃颜等战役，死于大德三年（1299），葬在曹州济阴之白塔原，子孙成了曹州人。

伯牙吾、钦察、康里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史家中产生某种混乱。一个例子是花剌子模算端摩诃末的母亲秃儿罕哈敦，她出身的氏族，史家说法不一。志费尼称她是康里突厥族，朱兹扎尼说她是钦察汗之女，但是，据《扎兰丁传》的作者讷萨说，她属于伯牙吾族，也篾（早期的吉篾）的一个分支。据前引噶什喀里的《突厥语大词典》，钦察也是吉篾的一支，因此，伯牙吾的势力早在十一世纪时已达钦察草原。

除了这支玉里伯里钦察人以外，《元史》有传的苫彻拔都儿、昔都儿、完者〔都〕拔都、伯帖木儿这几个钦察人，因缺乏资料，无法说明他们的族源，很可能与来自武平北的玉里伯里这一支，不是同一部族。其中以完者〔都〕拔都最著名，官至江浙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死后封赠林国公，翰林学士程巨夫还奉诏为他写了一篇神道碑。此外，还有一个不见《元史》，名叫坤都岱的钦察人，他是库春之子，吏部侍郎桑乌逊之父，据姚燧给他写的神道碑记载：“在太宗世，钦察猶未附，定宗、宪宗时犹王也，诏与大将河南王苏布特（速不台）讨平之，其部属始至中土。上骑（即库春）则其酋，诸孙隶河南王戏下，长百夫以卒，公嗣为之。”由此可知，这个钦察家族和土土哈家族一样，同是在太宗派遣定宗、宪宗和大将速不台等人征服钦察草原时归附的。至坤都岱“始家曹之定陶”。“岁戊午，宋兵犯郛，率死士出御，斩获过当，中流矢，卒，年五十一。”子二人，长乌克岱，官至千户；次即桑乌逊。自库春至乌克岱才三世，而历事太宗、定宗、宪宗、世祖、成宗、武宗、仁宗七朝，姚燧称赞说：“虽不可方开国诸臣，亦善承其家者。”这在当时的文臣武将中，可见是少有的了。

元代有三个显贵的康里世家，出了几个政治家和文人。这三个世家是：康里王族牙牙，康里大人海蓝伯及哈失伯要世家。

根据《元史》、程巨夫的《制词》、黄溍的《勅赐康里氏先茔碑》等的记载，牙牙一支的世系是：虎秃思、怯失里，怯失里子曲律、牙牙；牙牙生六子，以阿沙不沙和脱脱（《元史》又称康里脱脱）最知名；阿沙不沙子伯嘉讷，脱脱子铁木儿塔识、达识帖睦迩。

曲律和牙牙迁居中国的过程，《元史·阿沙不花传》记述得很离奇，是不真实的。它必定是在阿沙不花和脱脱贵达后予以润色而成，以示康里王族归降成吉思汗是顺天应运。黄溍撰《先茔碑》的记载，较为可信：“康里氏三叶疏王封者六人，践相位者四人。……康里，古高车国也，我太祖皇帝亲征而略其地。其国之近属有二孤子，曰曲律，曰牙牙，其母古麻里氏贤而有识，以二子置褚中，负以橐驼而来朝，则太祖已宾天，乃以二子献于太宗曰：‘此吾国之遗胤也，不可为人所得，而辱于奴隶，敢以来归，幸他日为天子使。’”不难看出，牙牙的祖父虎秃思，不是别人，恰就是被哲别、曷思麦里军打败的康国主霍脱思罕。虎秃思及其子多半死于这次战火，国破身亡，而怯失里的寡妻古麻里氏，为保存康里王族的遗脉，不得不投降蒙古人。按照蒙古人的习惯作法，她必须亲身入朝，并把她的两个儿子送到蒙古宫廷服役，作为质子，这样，康里王族的一支就入仕元朝。

牙牙之子阿沙不花和脱脱，由武将出身，成为元代的名臣。脱脱本人已汉化，据《元史》载，“脱脱尝即宣德别墅延师以训子，乡人化之，皆向学。朝廷赐其精舍额曰景贤书院，为设学官。其没也，即其中祠焉。”他的两个儿子铁木儿塔识、达识帖睦迩，从小入学读经史，到元末均仕至中书平章，铁木儿塔识参加了辽金宋史的修撰工作。

康里大人海蓝伯的后人，是作为俘虏而为成吉思汗所收养。《元史·不忽木传》记其过程说：“祖海蓝伯，尝事克烈王可汗，王可汗灭，即弃家从数千（应为十之误，见《元史》卷一九六《拜住传》）骑望西北驰去，太祖遣使招之，答曰：‘昔与帝同事王可汗，今王可汗既亡，不忍改所事。’遂去，莫知所之。子十人，皆为太祖所虏，燕真最幼，年方六岁，太祖以赐庄圣皇后，后怜而育之，遣侍世祖于藩邸，长从征伐，有功。”收养俘获的敌营中的幼儿，在成吉思汗兴起时是常有的事。美洲的易洛魁人有把未杀死的俘虏接收为氏族成员的作法，十三世纪的蒙古人似亦有此氏族社会的遗风。

燕真早死，他的儿子不忽木幼从王恂、许衡学，通经史。至元十三年（1276），他和同舍生坚童、太答、秃鲁等上疏，请求设置学校，择蒙古子弟入学，以通习汉法。他相忽必烈、铁穆耳两朝，反对桑哥、卢世荣等用“聚敛”的手法增加国家赋入，被认为是元代的贤相，据说他死时，“都城之民为之罢市”。他还是一名词曲家，钟嗣成《录鬼簿》著录“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的人名中，有不忽木平章。他的两个儿子，回回、巙巙，也颇有父风，巙巙以书法知名，《元史》称，“巙巙善真行草书，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翅金玉。”

哈失伯要家族中，《元史》有传者为斡罗思、庆童。这支家族入元的过程不详，仅《元史》载：“斡罗思，康里氏，曾祖哈失伯要，国初款附，为庄圣太后宫牧官。”斡罗思在忽必烈时期出守云南，海山即位后始召回京师，后又迁四川行省平章政事。斡罗思的一子庆童，在至正十年（1350）迁平章，行省江浙，十八年（1358）拜江南行台御大夫。二十年（1360）庆童应召由海道回京，拜中书平章政事，二十八年（1368）顺帝妥懽帖睦尔北逃，命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庆童为中书丞相以辅之，京城为明兵所破，庆童和淮王出齐化门逃走，都被杀死。

随顺帝北逃的还有康里戏曲家金元素，明人《录鬼簿续编》称：“金元素，康里人氏，名哈剌。故元工部郎中，升参知政事，风流蕴藉，度量宽洪，笑谈吟咏，别成一家，尝有《咏雪塞鸿秋》，为世绝唱，后随元驾北去，不知所终。”

除上述三个康里世家外，《元史》为之列传的康里人尚有秃忽鲁、塔里赤、明安、哈麻。秃忽鲁与也先铁木儿、不忽木从许衡学，忽必烈呼之曰“康秀才”。在这三支民族中，仅康里人文武人材辈出。三

阿速、钦察、康里人对元廷的主要功绩是守卫北部疆域。

北边诸王之乱，以海都叛乱所持续的时间最长，对元廷的威胁也最大。忽必烈及其继承者以北方为起源之地，国家的根本，恐诸王之乱危及自身的统治，始终把北边御边作为当务之急，遣宗王坐镇北疆，辅以勋臣，甚至御驾亲征。作为统治者身边的宿卫，这三支民族中不少将领随元廷的宗王参加了北边的战斗。阿速、钦察军成了防守北疆的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他们来自北方，习惯北方的生活条件，比汉军有优越的地方。另一方面，交战双方都是蒙古宗室，以蒙古军对蒙古军，因为属同族，不容易发挥战斗力，所以阿速、钦察军比蒙古军也有优越的地方。

在北边的战斗中，阿速、钦察、康里的将领功绩彪炳。钦察将领土土哈和床兀儿父子、伯帖木儿，阿速将领玉哇失、伯答儿，康里将领明安等，长期留驻北方，作战英勇，尤为显著。至元十四年，诸王昔里吉、脱黑帖木儿以兵劫持出守阿里麻里的北平王那木罕和丞相安童，叛投海都，掠蒙古祖宗的大帐而去。土土哈率师与战，败脱黑帖木儿等，夺回大帐。忽必烈亲予劳慰，据《元史》载，除赏赐金银酒器等外，“仍赐以夺回所掠大帐，而谕之曰：‘祖宗武帐，非人臣所得御，以卿能归之，故以授卿。’”床兀儿袭父职，大德五年，他和玉哇失都参加了在扎布罕河与海都、都哇的决战。此战先在铁坚古山进行，后又战于哈剌合塔，海都、都哇受创败走，一月后海都病死。战后床兀儿入朝，铁穆耳劳慰他说：“卿镇北边，累建大功，虽以黄金周饰卿身，犹不足以尽朕意。”北边诸王叛乱之平息，与这三支民族的将士苦战分不开，元廷屡次降诏抚慰和赏赐他们。

但是，养虎遗患。元廷视这三支民族的将士为砥柱，其中一些权臣手握重兵，也藉此扩大自己的势力，逐渐从单纯的行军打仗中介入朝政，终于在元中叶后成为左右元廷的政治力量。

忽必烈和铁穆耳两朝，政治稳定，没有爆发大的宫廷斗争。忽必烈死时，在王位继承上，铁穆耳和甘麻剌之间发生争论。结果铁穆耳继位。他以甘麻剌出守哈剌和林，统领北方军马，避免了兄弟间的内哄。这个时期，这三支民族仅康里人不忽木由文职升至平章政事，别无一人进入中书。

铁穆耳死，无继承人，皇后伯岳吾氏不鲁罕，不愿铁穆耳兄答剌麻八剌之子继位，在铁穆耳病危时已把他的次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及其母答吉，遣送到怀州安置，并且阻止他的长子海山从漠北归来。在丞相阿忽台等朝臣的支持下，不鲁罕皇后谋立忙哥剌之子安西王阿难答。阿难答是忽必烈第三子忙哥剌之子，如果继位，王位将由真金系转到忙哥剌系。元廷内以丞相哈剌哈孙为首的一派，忠于真金系，主张拥立海山或爱育黎拔力八达。两派之间出现分歧，随即展开阴谋斗争。

钦察大将床兀儿、康里将领阿沙不花及其弟脱脱，是海山的支持者。床兀儿随海山出守北方，铁穆耳死讯传来，他立即向海山劝进，“请急归完大业，以副天下之望”。海山采纳他的话，即日南还。阿沙不花曾随铁穆耳北征，当海山继铁穆耳总兵漠北时，问阿花不花：“今日材可大用者为谁？”回答说：“母弟脱脱将相才也，无以易之，”脱脱就随海山北行。兄弟俩都是海山的心腹。

丞相哈剌哈孙为挫败不鲁罕皇后之谋，暗施诡计，他“悉收京城百司符印，封府库，称疾卧阙下”，不再露面。暗中却与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交通。适值海山遣脱脱至京议事，哈剌哈孙便教他通报海山速归。不鲁罕皇后有所察觉，为断海山归路，她密谕通政使只儿哈郎停止供给驿马。在京的阿沙不花见事紧急，伙同察乃伪造一份早先签署的文书，给驿马放走脱脱，骗过只儿哈郎。

爱育黎拔力八达及其母赴丧抵京，双方矛盾激化，都准备夺取政权。阿沙不花对哈剌哈孙说：“先人者胜，后人者败，后一垂帘听政，我等皆受制于人矣，不若先事而起。”哈剌哈孙遂与爱育黎拔力八达定计，诈称海山有使至，召阿难答等议事，一网打尽。接着是一场屠杀：诸王阿难答、明里铁木儿、左丞相阿忽台、平章八都马辛、前中书平章伯颜被诛，不鲁罕皇后废居东安，遇害于民舍。

政敌刚除，兄弟俩马上争夺起王位来。海山路远，正在南归途中，爱育黎拔力八达暂摄朝政。太后宏吉剌氏答吉偏爱次子，意欲让他登基。海山得知后一面派脱脱到京师探视，一面亲率大军由西道进，按灰由中道，床兀儿由东道，各以劲旅一万相从，企图用武力逼宫。宏吉剌氏母子震恐，央阿沙不花和脱脱从中斡旋，前往迎接。海山终即位于上都，立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

论功行赏，床兀儿加拜平章政事，仍兼枢密、钦察左卫、太仆。至大二年（1309）加封句容郡王。阿沙不花为中书平章政事、右丞相，封康国公。至大二年立广武康里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阿沙不花为都指挥使。以宰臣领卫军，实自床兀儿、阿沙不花始。脱脱自同知枢密院事进中书平章政事，拜御史大夫，迁江南行台御史大夫，不久召拜录军国重事、中书左丞相。这使这三族人在朝廷中的比重大大增加。

至治三年（1323），元廷内又发生英宗硕德八剌遇弑的事变。硕德八剌是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之子。他即位后，对丞相铁木迭儿专权跋扈，残杀大臣的行为很不满意，任用拜住以分铁木迭儿之权。铁木迭儿死后，硕德八剌应监察御史盖继元、宋翼之请，命拆毁所立碑，追夺官爵，籍没其家，并准备追查他的党羽。这引起他的同伙的不安，他们共议起事，并遣使勾结坐镇北方的晋王也孙铁木儿，许事成后立他为帝。硕德八剌从上都南返，行至南坡，铁木迭儿的党人铁失、赤斤铁木儿等发动政变，以铁失所领阿速卫为外应，杀硕德八剌及丞相拜住。

铁失，《元史》列入逆臣传，没有载明他出身的氏族。他在硕德八剌统治时渐见宠信，以御史大夫领左右阿速卫。按过去的传统，阿速军以本族人统率，那么铁失应为阿速人。但是，铁失最初以翰林学士承旨、宣徽院使，为太医院使，不像武职出身的阿速家世。又按《元史》的记载，至治二年（1322）二月庚子，“置左、右钦察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命拜住总之”。这个拜住，很可能就是丞相拜住，安童之孙。硕德八剌以他领钦察卫，铁失领阿速卫，目的是要把这两支军队控制在自己手中。然而硕德八剌没有察觉铁失是铁木迭儿的一党，在铁木迭儿的问题进一步揭露后，“铁失以奸党不自安，潜蓄异图”，招致南坡之变。同谋者中有左阿速卫指挥使脱帖木儿。这次事变中，阿速、钦察军已被用来进行阴谋活动，成为宫廷政变的工具。

晋王也孙铁木儿是甘麻剌的长子，他的登位，使甘麻剌系和答剌麻八剌系产生矛盾。也孙铁木儿死后，在王位继承上矛盾立即激化。床兀儿之子燕铁木儿，乘倒剌沙在上都之机，与公主察吉儿、族党阿剌帖木儿及腹心之士孛伦赤、剌剌等密谋，在致和元年（1328）八月甲午突然在大都发动军事政变。燕铁木儿曾随海山御边十余载，得到海山的爱幸，这时总环卫事，留守大都。海山长子和世总兵漠北，次子图帖睦尔在江陵，燕铁木儿意在图帖睦尔，遣明里董阿迎他至京。

倒剌沙在辽王脱脱、梁王王禅的支持下，以兵攻大都，双方展开激战。王禅军一度突破居庸关，与辽东军对大都形成包围的形势。但是，在燕铁木儿的坚守下，始终没有攻入大都。由于齐王月鲁帖木儿，以及燕铁木儿之叔、东路蒙古元帅不花帖木儿出兵围攻上都，倒剌沙兵败，肉袒奉皇帝宝出降，上都平。倒剌沙、乌伯都剌被诛，伯颜察儿、朵朵等被流放远州。

燕铁木儿政变成功，主要依靠他手中的诸卫军。政变一开始，他就调兵守御关要，徵诸卫兵屯京师。后又“征左右两阿速卫军老幼赴京师，不行者斩，籍其家”。除了用他的兄弟撒敦、儿子唐其势以兵守居庸关和古北口外，他还使用隆镇卫军驻守一些险要，如隆镇卫指挥使斡都蛮将兵屯泰和岭，也速台儿将兵守碑楼口。隆镇卫是驻守居庸关一带的卫军，最早为拖雷设立，其中有各族的军队：钦察、唐兀、贵赤、西域、左右阿速卫、哈儿鲁、蒙、汉等，皇庆元年始称为隆镇卫亲军都指挥司。阿速卫指挥使脱脱木儿率军从上都来归，燕铁木儿也命他守古北口。守卫战中，阿速将领别吉连、香山、斡罗思、失列门等都追随燕铁木儿作战有功。燕铁木儿后来以阿速军士有劳，请赐给其家钞十万锭，米十万石。

图帖睦尔，在燕铁木儿的支持下，用计谋害了兄长和世，名正言顺地登上皇帝宝座。从此，燕铁木儿控制朝政，大权独揽，钦察卫地位提高。原左右钦察卫秩正三品，因人数增加，这时析为龙翊卫。天历二年立钦察亲军都督府，秩从二品，再升为大都督府，秩正二品，管领左右钦察两卫、龙翊卫，东路蒙古军元帅府、东路蒙古军万户府、哈剌鲁万户府。燕铁木儿以省、院、台臣兼领都督府。至顺元年（1330）六月，知枢密院事阔彻伯、脱脱木儿、通政使只儿哈郎等，以及右阿速卫指挥使那海察、拜住，恶燕铁木儿权势太重，图谋害他，在阴谋被揭露后，燕铁木儿用钦察军把他们逮捕诛杀。燕铁木儿子唐其势，有个从子叫马马沙，因任钦察亲军指挥使，“恣横不法”，监察御史朵尔直班劾奏之，马马沙因集无赖子要加害他，钦察卫的骄狂可见一斑。

图帖睦尔死，遗诏让和世之子继位，皇后卜答失里因此立和世的七岁幼子懿璘质班，几个月就死了，死因不明。燕铁木儿再请立图帖睦尔的幼子燕帖古思。卜答失里大概害怕儿子遇害，以年幼为借口，请立和世长子妥懽贴睦尔，这就是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妥懽贴睦尔应召从广西入京。燕铁木儿到良乡迎接他，在马上举鞭指画，告以国家多难和奉迎之故。妥懽贴睦尔年仅十三，由于畏惧，没有回答一句话，燕铁木儿心生怀疑，到京后数月不立他为君。但是，据《元史》的记载，燕铁木儿“自秉大权以来，挟震主之威，肆意无忌。”“至是荒淫日甚，体羸溺血而薨”。妥懽帖睦尔方得登基。

妥懽帖睦尔统治初期，燕铁木儿的后人仍掌握大权，他的兄弟撒敦任左丞相，子唐其势为御史大夫。撒敦死，唐其势为左丞相，但是朝政归于蔑儿吉（蔑儿乞）氏伯颜。唐其势不满，说：“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颜何人而位居吾上！”（见《元史》本传）他和撒敦子答里，交结诸王晃火帖木儿，再阴谋发动政变。伯颜早有准备，唐其势伏兵东郊，率勇士入宫阙，被伯颜兵捕获，唐其势及其弟塔剌海被诛。答里兵败被戮，晃火帖木儿自杀。顺帝后伯牙吾氏被伯颜毒害于开平民舍。这支不可一世的钦察王族，就这样给消灭了。

宰臣领诸卫军，政军大权集中一人之身，这种作法在朝中遭到反对。《元史·顺帝本纪》记后至元元年（1395）三月，御史名臣言：“丞相已领军国重事，省、院、台官，俱不得兼领各卫。”正是针对燕铁木儿而言。然而，伯颜掌权后，仍领阿速诸卫，甚至总领蒙古、钦察、斡罗思诸卫亲军都指挥使。伯颜侄脱脱为宰臣后，仍提调阿速、钦察二卫，迄至脱脱被康里人哈麻谗害死后，这种现象才得到改变，但元朝的统治也即将结束。（原载《文史》第十六辑）

元代回教人物牙老瓦赤和赛典赤

回教自唐代传入中国，迄至元代，一直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在朝廷当官作宰的回教徒更是绝无仅有。这个时期到中国来的回教徒，多半是商人，他们居住在广州、泉州、扬州等一些通商城镇和港口，自有蕃坊，与百姓颇隔绝，象唐代大食国人李彦升那样以进士及第的，实属罕见。李彦升是阿拉伯人，当为回教徒，但他取汉姓名，无从考查他的回教原名及来处了。

蒙古人的兴起改变了这种情况。蒙古统治者对各教派采取兼收并容的办法，成吉思汗及其继承人大体上能够接纳各教的人物来为自己服役。实际上，早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本土前，已有回教商人前去投奔他，为他收容为部属。西征途中，又有更多的回教徒归附成吉思汗，他们追随新主子来到中国，不仅他们本身，乃至他们的子孙，都在蒙古宫廷中担任要职。在整个元代，任中书平章等宰辅职位的回教徒，人数已相当可观，至于在地方上任达鲁花赤等其他官职的，更不胜枚举。

然而，在元代影响最大的回教人物，当推牙老瓦赤、赛典赤、阿合马、乌伯都剌和倒剌沙等。本文将先考察这些人物的头两个及其家族的事迹，其他回教人物容日后续考。一

早期追随成吉思汗的回教人物中，牙老瓦赤也许是最知名的一个。《元史》没有为他立传，但中外文献中都不乏有关他的记载。

牙老瓦赤投奔成吉思汗的过程，《元朝秘史》续一的叙述如下：太祖再取了回回各城，命人镇守，有姓忽鲁木石，名牙剌洼赤的回回，父子二人，自兀笼格赤城来见太祖，因其能知城池的缘故，遂命其子马思忽惕与镇守官一同管不合儿等城，又命牙剌洼赤管北平。

牙剌洼赤即牙老瓦赤的异译，突厥语的意思是“使者”。忽鲁木石指花剌子模人。回教无姓氏，常以所出生之地为姓氏，因此《秘史》称牙老瓦赤“姓忽鲁木石”，就是说，他出生于花剌子模。兀笼格赤是花剌子模的首府，《元史》译作玉笼杰赤。不合儿，《元史》译作不花剌，即中亚名城布哈拉。据《秘史》原蒙文所记，马思忽惕管辖的地方尚有薛米思坚即撒麻耳干、兀笼格赤、兀丹即和田、乞思合儿即喀什噶尔，等等。段译“北平”是明代的译法，原作中都，旁译作大都，即北京。

根据这个记载，牙老瓦赤及其子马思忽惕本为花剌子模人，他们是在成吉思汗征服了花剌子模国土，大约在1221—1222年，从兀笼格赤投奔成吉思汗，并且进献管治城市的策略，受到成吉思汗的器重和录用。但是，《秘史》记马思忽惕管治不合儿等城及牙老瓦赤治理北京的时间，却是不准确的。这里有一系列史实需要订正。

波斯史家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中，有一章（第十五章）是简述河中地区的征服。河中指乌浒水和锡尔河两河之间的地区，其核心是不花剌和撒麻耳干。志费尼写道：“按照众愿，那些地区的管治权被交给了大丞相牙老瓦赤及其忠顺儿子异密马思忽惕·伯有能力的手中。”这里，志费尼没有指明牙老瓦赤及其子受命管治河中的时间，但估计是在成吉思汗时代或者在其继承人窝阔台统治初期，即是说，牙老瓦赤最初是和他的儿子一起留在河中，非如《秘史》所说成吉思汗已命他治理北京。

志费尼、拉施特，还有《元史》都可以提供这方面的史实。

首先，《元史·太宗本纪》有如下的重要记载：（元年——己丑——一二二九）命河北汉民以户计，出赋调，耶律楚材主之；西域人以丁计，出赋调，麻合没的滑剌西迷主之。

麻合没的滑剌西迷是谁呢？《圣武亲征录》相应的一段是：“河北先附汉民赋调，命兀都撒罕主之，西域赋调命牙鲁瓦赤主之。”兀都撒罕，即《元史·耶律楚材传》中的吾图撒合里，“盖国语（蒙语）长髯人也”，是成吉思汗对耶律楚材的称呼，演变成耶律楚材的绰号。牙鲁瓦赤当即《元史》的麻合没的滑剌西迷。《世界征服者史》中著录了两个牙老瓦赤，一个是我们讨论的花剌子模人牙老瓦赤，他的全名是阿吉思·马合木·牙老瓦赤，另一个是祃祃·牙老瓦赤，成吉思汗曾任他为哥疾宁的长官。“麻合没的·滑剌西迷”义为“花剌子模人马合木”。《札阑丁传》的传记作者纳萨维，曾提到成吉思汗遣往花剌子模算端摩诃末的使者领袖之一是“花剌子模人马合木”，俄国学者巴尔托德据此把他考证为牙老瓦赤。但《秘史》明确称牙老瓦赤及其子是在花剌子模被征服后才去见成吉思汗的，不得先已充成吉思汗的使者。马合木是常见的回教人名，纳萨维的花剌子模人马合木应为同名的另一人。

牙老瓦赤在河中确实推行过一种类似人头税的赋税制度。志费尼记述说，蒙哥登基后召集波斯诸省长官阿儿浑等讨论当地赋税的改革问题，阿儿浑等人提出，“征收百姓的各种苛捐杂税，为数太多，百姓因此流散，所以赋税应按丞相牙老瓦赤在河中实行的所谓忽卜绰儿税来征发，据此，每人每年的赋税按他的财富和支付能力来规定，在他交纳完规定的税额外，不得再向他征收或另行摊派。”蒙哥采纳这个办法，下诏在波斯等地实行，每个富人征收十第纳尔，降至一个穷人征一个第纳尔，用以支付军旅、驿站及使臣的开销。

志费尼又叙述说，回历六三六年（公元1238—1239年），不花剌附近的塔剌卜村曾爆发制筛匠马合木的起义，当时不花剌的蒙古将官一方面聚集军旅进行镇压，同时派人把情况向正在忽毡的丞相牙老瓦赤报告。忽毡位于费尔干纳盆地，在锡尔河畔。起义被镇压下去后，牙老瓦赤及其子马思忽惕负责处理善后事宜，牙老瓦赤遣使向窝阔台请求赦免不花剌的百姓，得到窝阔台的同意。1238—1239年距窝阔台登基的己丑（1229），已有十年左右，可以断定牙老瓦赤长期以来一直是河中地区的最高负责人。

河中是察合台的分地，但是，作为大汗，窝阔台仍对这个地区拥有统治权，为此，察合台和窝阔台之间还发生过纠纷。拉施特是唯一记录了这次事件的史家，他写道：据说，在窝阔台合罕统治时，察合台颁写一道札儿里黑（圣旨），把河中（按合罕之命，它是由牙老瓦赤管辖）的一个省赐给另外的人。牙老瓦赤将此事向合罕报告，合罕颁发一道札儿里黑给察合台，谴责他，命他作出书面回答。察合台在复函中写道：“我因无知，目无法纪才这样做。我无辞作答，但因合罕命我复信，我斗胆写下这番话。”合罕感到满意，接受他的解释；于是他把该省给察合台作引者（领地）。后来牙老瓦赤去见察合台，后者责怪他。牙老瓦赤对瓦吉尔（察合台的大臣）说：“我要私下跟你谈句话。”当他们一起密谈时，他对瓦吉尔说：“我是合罕的丞相，不跟他商量，察合台不敢把我处死。如果我向合罕告发你，他将把你处死。若你为我使事情得到弥补，那敢情好；要么我要向合罕告你的状。又如你向察合台报告这些话，那不管我受到什么审问，我都拒不认账，你也拿不出证据。”因此瓦吉尔不得不使事情得到挽救。

这个史实进一步说明，牙老瓦赤是奉窝阔台之命镇守河中的。同时，它也表明，蒙古汗廷当时对藩属汗国的控制是紧密的，这种控制逐渐松弛，到忽必烈时，各汗国对中央汗廷的臣属关系仅仅是名义和形式上的了。

牙老瓦赤何时来到北京，管辖契丹，即中国北部地区呢？志费尼仅简略谈到窝阔台从征服契丹中归来后，把阿吉思·牙老瓦赤留在契丹。据《元史·太宗本纪》，窝阔台之返回蒙古是在四年壬辰（1232），这时牙老瓦赤仍在河中。波斯史家在记中国方面的事件时，往往含糊不清，年代更是错乱。实际上，《本纪》记的时间应为十三年辛丑（1241）冬十月：“命牙老瓦赤主管汉民公事。”这个时间，《刘敏传》的记载可作为佐证：“辛丑（1241）春，授〔敏〕行尚书省，诏曰：‘卿之所行，有司不得与闻。’俄而牙鲁瓦赤自西域回，奏与敏同治汉民，帝允其请。牙鲁瓦赤素刚尚气，耻不得自专，遂俾其属忙哥儿诬敏以流言，敏出手诏示之，乃已。帝闻之，命汉察火儿赤、中书左丞粘合重山、奉御李简诘问得实，罢牙鲁瓦赤，仍令敏独任。”牙老瓦赤在辛丑十月任职，窝阔台死于同年十一月，短短一月内甫任即罢，亦属疑问。论地位，刘敏不及牙老瓦赤，此传可能有抬高刘敏之嫌。

拉施特的《史集》记述了窝阔台对牙老瓦赤及其子马思忽惕的任命，尽管未记下任命的时间。就史实本身说，拉施特和《秘史》的记载很接近，他说：合罕把整个契丹诸地交给马合木·牙老瓦赤管辖；把别失八里和哈剌火州，即畏吾儿斯坦的土地、于阗、喀什噶尔、阿力麻里、海押立、撒麻耳干及不花剌，直到乌浒河岸，交给牙老瓦赤之子马思忽惕伯。

窝阔台死后，皇后脱列哥那摄政。她和牙老瓦赤有宿怨，派人到契丹去逮捕他。牙老瓦赤用计把使者灌醉，赶忙逃奔窝阔台子阔端。马思忽惕也逃往拔都宫廷。贵由即位后恢复他们的职位。在窝阔台系诸王和拖雷系争夺汗位的过程中，他们俩都牵连不深，而且很快表示效忠于蒙哥，因此官留原职。志费尼描写道：从乌浒河畔的第五大州起，直到第一大州的契丹边境，蒙哥如前一样交给大丞相马合木·牙老瓦赤及其贤子马思忽惕伯管辖；契丹地区交给马合木·牙老瓦赤，他的旧劳已获得酬奖，并且他是在蒙哥吉祥登基前到来；同时整个河中、突厥斯坦、讹答剌、畏吾儿地、于阗、喀什噶尔、毡的、花剌子模、费尔干纳交给了马思忽惕伯，他战栗而来，由于他忠于皇上，经历了惊恐和危难，到头来，逃过险关，他变得极有权势，享有很高的威望。《元史·宪宗本纪》所记相同。蒙哥夺取汗位后，于元年辛亥（1251）更改庶政，任命大臣，其中“以牙剌瓦赤、不只儿、斡鲁不、睹答儿等充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赛典赤、匿昝马丁佐之；以讷怀、塔剌海、麻速忽等充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暗都剌兀尊、阿合马、也的沙佐之。”《刘敏传》载“辛亥夏六月，宪宗即位，召赴行在所，仍命与牙鲁瓦赤同政”，但《本纪》中无刘敏之名，看来他只能是低一层的官吏。麻速忽当即马思忽惕的异译，名义上他是蒙古人讷怀的副手。除牙老瓦赤和马思忽惕父子外，赛典赤、匿昝马丁、暗都剌兀尊、阿合马、也的沙，均应为回教徒。《本纪》中又记：“以阿儿浑充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事，法合鲁丁、匿只马丁佐之”，阿母河行尚书省当指阿母河（乌浒水）以西波斯诸地。除阿儿浑为斡亦剌族外，法合鲁丁、匿只马丁均为回教徒。法合鲁丁即《世界征服者史》所记的法合鲁丁·比希昔惕，他是阿儿浑的主要助手，随阿儿浑入朝蒙哥，但他死于斡耳朵。匿只马丁是波斯诸省的“兀鲁黑必阇赤”，也就是大书记。他是作为拔都宫廷的代表参加这项工作的。

牙老瓦赤死于何时呢？拉施特提供了一点线索，他说，“〔赛典赤〕在牙老瓦赤死后任忽必烈可汗宫廷的丞相。”忽必烈统治时，赛典赤赡思丁先任燕京宣抚使，中统二年（1261），即忽必烈即位的第二年，他升任中书平章政事。由此推断，牙老瓦赤当死于这个时间，即1260到1261年。

他的儿子马思忽惕伯一直留在河中。当阿里不哥在昔木土败于忽必烈军后，察合台后王阿鲁忽起兵反他。为平息阿鲁忽之怒，阿里不哥把合剌旭烈的寡妻斡儿吉纳送给他，并送去马思忽惕伯。阿鲁忽跟斡儿吉纳成婚，任马思忽惕伯为相，仍派他管治撒麻耳干和不花剌。

河中地处中西交往要道，为蒙古诸王争夺之地。1269年窝阔台系海都、察合台系八剌、术赤系忙哥帖木儿在交战后会于答剌速等地，共议息兵，派马思忽惕伯巡视河中，安辑百姓，但八剌为进攻波斯，仍掠夺百姓。马思忽惕伯劝他停止这样做，八剌怒，笞马思忽惕伯七下，后怒息，依从他的劝谏。1268年终时，八剌和海都为探波斯蒙古汗阿八哈的虚实，还曾派遣马思忽惕伯以审查阿八哈管内此二王应得课税为名，出使波斯。1272年，阿八哈遣将涅古伯八哈都儿等率军攻不花剌，马思忽惕伯闻信逃走，不花剌和撒马耳干的居民也多迁徙。1273年1月29日，涅古伯率万人入不花剌城，焚杀抄掠七天，马思忽惕伯兴建的有学生千人的学校也遭到焚毁。三年后，阿鲁忽的两子再自残不花剌城，该城荒废七年。后马思忽惕伯又召集流亡，河中一地遂又恢复。

从这些情况看，马思忽惕伯在河中颇有治迹，而且始终忠实地为蒙古统治者服役，充当他们之间的缓冲人。

牙老瓦赤还有另一个叫做阿里别的儿子，这是马祖常撰《故贞节赠容国夫人萨法礼氏碑铭》中透露的。碑铭写道：夫人萨法礼，故大断事官雅老瓦实之女孙，故江淮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阿里别之女。

又说：谨按夫人于阗人，祖雅老瓦实，充大断事官者。国初官制未遑立，凡军国机务，悉决于断事官，行治在燕，鸾舆尚驻和宁，中原数十百州之命脉系焉，非今日隶于省院者也。父阿里别，以不附权臣而坐法，故书夫人之行而并著其祖考之实。

雅老瓦实当即牙老瓦赤，他充任大断事官，亦见于其他文献记载。《元史·世祖本纪》讲了这样一件事：“岁壬子（1252）帝（忽必烈）驻桓、抚间，宪宗令断事官牙鲁瓦赤与不只儿等总天下财赋于燕，视事一日，杀二十八人。”不只儿即布智儿，《元史》有传，称他是蒙古脱脱里台氏，被蒙哥任命为“大都行天下诸路也可札鲁忽赤”。又据程钜夫撰《魏国先世述》：“定宗即位，又命公（昔李钤部）与合荅为也可扎鲁火赤，丁未年（一二四七）又命与牙老瓦赤为也可扎鲁火赤，治事于燕”，可知牙老瓦赤在贵由统治时已有也可札鲁忽赤之职。也可札鲁忽赤（yeke yarghuchi）义为“大法官”，“大断事官”是当时的译义。

夫人萨法礼氏是于阗人，意思是说她出生于阗。牙老瓦赤及其子马思忽惕管辖的地方有于阗，他们当在那里安家，夫人即诞生于此，不能按汉族习惯推论牙老瓦赤也是于阗人。萨法礼氏才真正表示她的族源。萨法礼指波斯的萨法尔朝，创始人为萨法尔（867—878在位），这个王朝统治波斯四十一年（867—908），疆域及于印度边境。《秘史》称牙老瓦赤懂得管治城池，拉施特说他向蒙哥讲亚历山大和亚里士多德的故事，志费尼则记他向窝阔台讲所罗门、蚂蚁和蚱蜢腿的寓言，都充分证明，他不同于一般的回教商人。他必定出身于王族世家。如果牙老瓦赤属于萨法尔朝遗留下来的后人，那是不足为奇的。

夫人的父亲阿里别，应当随其父牙老瓦赤来到中土。瓦萨夫史书记道：“六七一年（1273），忽必烈欲完成中国之侵略，遣军十五万南伐。时阿朮、别吉勒迷失、晓古台那颜子伯颜、牙剌洼赤子阿里伯，并在军中。”按《元史》的记载，随阿朮、别吉勒迷失（别吉里迷失）和伯颜南征的将领中，确有阿里伯其人，可断定他是牙老瓦赤之子。现将有关他的史实辑录出来。《世祖本纪》：“〔至元十二年——一二七五——二月甲辰〕以中书右丞博鲁欢为淮东都元帅，中书右丞阿里左副都元帅。”《伯颜传》：“〔十二年八月〕调淮东都元帅孛鲁欢、副都元帅阿里伯，以所部兵泝淮而进。九月戊寅，会师淮安城下……。庚辰，招讨别吉里迷失拒北城西门，伯颜与孛鲁欢、阿里伯亲临南城堡，挥诸将长驱而登，拔之……。丙戌，次宝应军。戊子，次高邮。十月庚戌，围扬州。召诸将指授方略，留孛鲁欢、阿里伯守湾头新堡，众军南行。”《世祖本纪》：“〔十三年——一二七六——五月丁未〕宋扬州都统姜才攻湾头堡，阿里别击走之，杀其步骑四百人。”“〔六月〕宋扬州姜才夜率步骑数千趋丁村堡，守将史弼、苫彻出战……。诘旦，阿里、都督陈岩以湾头堡兵邀其后……。”“〔六月壬辰〕李庭芝留朱焕守扬州，与姜才率步骑五千东走，阿朮亲率百余骑驰去，督右丞阿里、万户刘国杰分道追及泰州西，杀步卒千人……。”“〔十月戊子〕以淮东左副都元帅阿里为平章政事。”《元史》译名混乱，省字掉字亦属常见，但这里的阿里、阿里别、阿里伯必为一人无疑。他以中书右丞出任淮东副都元帅，那么，他必定就是《宰相年表》中从至元元年（1264）到三年（1266）的右丞阿里别，也必定是四年（1267）任参知政事的阿里别。因为，按《世祖本纪》，四年六月乙丑，“阿里、张文谦并降参知政事”。同一《本纪》又载：“〔五年——一二六八——十月己卯〕立河南等路行中书省，以参知政事阿里行中书省事。庚辰，以御史中丞阿里为参知政事”，前一阿里当为我们讨论的阿里别，后一阿里为同名的另一人，据此，《年表》中至元五年后的参知政事阿里别和至元四年前的阿里别，竟不是一人！阿里是穆罕默德之婿和第四任哈里发，教徒取此名的尤其多，别（伯）实为一种尊称。继阿里别为参知政事的御史中丞阿里，不知原名仅为‘Ali，或为‘Ali Beg之省，但《元史·宰相年表》一概都写作“阿里别”了。

碑记中说阿里别以不附权臣而坐法，那他是被处死的了。这件事《元史》中有记载。《世祖本纪》记：“〔至元十七年——一二八〇——十二月庚午〕以江淮行省平章政事阿里伯、左丞燕铁木儿擅易命官八百员，自分左右官，铸银铜印，复违命不散防守军，敕诛之。”《阿合马传》中记此事更详细：阿合马欲理算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儿立行省以来一切钱谷，奏遣不鲁合答儿、刘思愈等往检核之，得其擅易命官八百员，自分左右司官，及铸造铜印等事以闻。世祖曰：“阿里伯等何以为辞？”阿合马曰：“彼谓行省昔尝铸印矣。臣谓昔以江南未定，故便宜行之，今与昔时异。又擅支粮四十七万石，奏罢宣课提举司及中书遣官理算，征钞万二千锭有奇。”二人竟以是就戮。

在元廷中，确有一些回教人物或集团掌握了政权，打击、排斥其他人。但这不能简单地以种族，信仰来划分。阿合马和阿里别都是来自所谓西域的回教徒，而阿里别却不附阿合马，终遭同教人阿合马的阴谋杀害。

阿里别尚有一子。拉施特记中国的第十省说：“哈剌章省，它是一个单独的省。有一座叫押赤的大城，省治就在那里，居民是穆斯林，长官是牙罕的斤和亚古别，阿里别之子，出自牙老瓦赤一族。”哈剌章省指云南省，押赤为云南府，或即昆明城。看来，牙老瓦赤的一支后人到了云南。

综合前述，牙老瓦赤及其家族的情况可概述如下。牙老瓦赤可能是萨法尔王朝的后裔，因生于花剌子模，称为花剌子模人。成吉思汗征服花剌子模时，牙老瓦赤及其子马思忽惕从兀笼格赤去投奔他，先管辖河中地区。窝阔台征服金朝后，牙老瓦赤奉命守北京，管治中国北部，马思忽惕则继续留在河中。牙老瓦赤死于忽必烈即位初期，他的另一子阿里别曾任中书右丞、参知政事，随伯颜南伐，留在江淮，任江淮行省平章，因不附阿合马，为忽必烈所杀。子亚古别出任云南府长官。二

赛典赤家族是元代最显赫的回教家族。赛典赤本人，他的儿子纳速剌丁、忽辛，先后出守云南，对云南的开发作出过积极贡献，在我国历史上留下痕迹，是值得纪念的历史人物。《元史·赛典赤传》记他的出身说：赛典赤赡思丁，一名乌马儿，回回人，别庵伯尔之裔。其国言赛典赤，犹华言贵族也。太祖西征，赡思丁率千骑以文豹白鹘迎降，命入宿卫，从征伐，以赛典赤呼之而不名。

别庵伯尔是波斯语payam-bar的译音，payam义为“使信”，bar“赍送者”，意思是“使信的赍送者”，即“使徒”、“使者”，这是回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许多称号之一。回教除本名外，常有一个别名，也就是拉合卜。赡思丁是他的本名，乌马儿是他的别名。赛典赤义为“大首领”。穆罕默德无子，仅一女法蒂玛嫁与阿里，从他们之子忽辛传下来的后人，被尊为赛夷，即“首领”。因此，赡思丁出身于回教的圣裔。

拉施特的《史集》是这样记赛典赤的：赛典赤·不花里之孙，在牙老瓦赤死后，任忽必烈可汗宫廷的丞相，可汗把哈剌章省交他管辖。当忽必烈奉蒙哥可汗之命进入该邦，他的军队饥寒的时候，赛典赤·不花里之孙前去，及时履行服役之仪。忽必烈同意让他在蒙哥可汗手下受锻炼，他这样做了。蒙哥可汗仁慈待他，示以恩渥，当轮到忽必烈可汗统治时，他也对他恩宠备至，委他为相，派他的儿子纳速剌丁接替他为哈剌章长官。他当了二十五年宰相，没有人告他的密，他也没有遭遇不幸。他得到善终；而这是个大奇迹。纳速剌丁仍为哈剌章长官，并入朝可汗。他在最后五年中去世，葬于汗八里自己的花园中。在先，纳速剌丁之子，叫做阿不别克儿的，现称作伯颜平章，是剌桐的长官。

拉施特没有直接提到赡思丁·乌马儿的名字，仅称他是赛典赤·不花里之孙，表明他的祖父是不花剌的赛典赤。这样描述，可能因为赡思丁的先辈已从阿拉伯本土迁居中亚的不花剌，他的祖父以不花剌的赛典赤而知名。《元史》记赛典赤以千骑迎降，他本人也当为不花剌的上层人物。成吉思汗及其子拖雷亲临不花剌，此城很快就开门投降，志费尼说“伊祃木（教长）和名人作为使者去迎成吉思汗”，他完全没有提赛典赤之名，但他应在迎降的名人之中。

赡思丁的父亲，《济渎重建灵异碑记》中有载。据钱大昕的跋文说，此碑是孟州达鲁花赤也列失追述其叔祖忽辛祀济渎灵异事，其世系云：始祖赛天知苦马鲁丁，追封世王。子一人，赛天知赡思丁，云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追封咸阳王，谥忠惠。子三人，长赛天知纳速儿丁，云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追封延安王，谥宣靖；次忽辛，江西等处行中书平章政事；犹子赛天知乌马儿，江浙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也列失则乌马儿之子。

据此，赡思丁之父为苦马鲁丁。江浙行省平章乌马儿实为纳速剌丁之子，所以也列失称忽辛为叔祖。此外，任士林撰《平章政事赛典赤荣禄公世美之碑》追述赛典赤荣禄公（乌马儿）的先世称：成宗皇帝诏用恤典，以昭前人，先贞简公以平章政事薨，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左丞相岐国公，谥贞简，是为考，妣岐国夫人。忠懿公以平章政事薨，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太尉，封雍国公，谥忠懿，是为祖考，妣雍国夫人。孝敏公追赠崇进，封云中郡公，谥孝敏，是为曾祖考，妣云中郡夫人。

任士林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可能因为他根本不知道那些回教原名。但他叙述了贞简公在云南的治迹，可断定贞简公即纳速剌丁，忠懿公即赡思丁，孝敏公当然就是苦马鲁丁了。因赛典赤一家显贵，祖先也得到封赠。据本传所载，赡思丁在太宗朝任丰、净、云内三州都达鲁花赤，所以他的父亲苦马鲁丁追赠云中郡公。

拉施特说忽必烈进攻哈剌章时以赛典赤去追随蒙哥，此事不见于《元史》，但蒙哥伐蜀，“赛典赤主馈饷，供亿未尝阙之”，可说明他一直跟在蒙哥身边。赛典赤在中统二年拜中书平章，至元元年任陕西五路、两蜀、四川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十一年到云南，到十六年（1279）死于云南，实际在忽必烈朝中只做了十九年的官。拉施特说他当了二十五年宰相，多半把他在蒙哥朝当官的时间都算上。《元史》称赛典赤为人宽仁，能容人，死后“百姓巷哭”，“交趾王遣使者十二人，齐绖为文致祭，其辞有‘生我育我，慈父慈母’之语，使者号泣震野。”这是拉施特说他得到善终，没有人告他密的原因。但《元史》记他在云南，“有土吏数辈，怨赛典赤不己用，至京师诬其专僭数事”，那也有人到朝廷告发他，拉施特所说有夸大之处。忽必烈命把这几个人械送给他处治，既至，他开释了这几个人。

纳速剌丁随其父到云南，父死后才接任云南官职。至元二十八年（1291）进拜陕西行省平章政事，二十九年病死。《元史》明确记赛典赤死于云南，“葬鄯善北门”，而没有提纳速剌丁死于何地，葬在哪里。拉施特说他葬在汗八里，也就是北京，提供了这方面的线索。赛典赤早已在燕（北京）为官，他在京当有家园，纳速剌丁可能病死在北京的家里，葬在自己的花园内，将来如发掘出纳速剌丁在京的墓葬，可证明拉施特所说属实。

赛典赤的另一子忽辛，《元史》有传。他于至元十四年（1277）授兵部郎中，明年出为河南等路宣慰司同知。大德元年（1297）后承继父兄出守云南，至大元年（1308）任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明年以母老谢职归养，次年去世。按明万历癸未（1583）刘序撰《西安新兴坊清净寺碑》称，该清净寺为大德丁酉（1297）陕西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赛典赤乌麻儿“增广饰治”。赛典赤及纳速剌丁都曾出任过陕西行省平章政事，但他们没有活到大德初。据《忽辛传》，“大德九年（应为元年之误），进江东道宣慰使，改陕西行台御史中丞，再改云南行省右丞”，大德元年唯一可能到陕西的赛典赤后人，只有这个忽辛了。但碑记和本传所记的官职不同。碑记恐有讹误。《济渎重建灵异碑记》说赡思丁有三子，《元史》说有五子，除纳速剌丁和忽辛外，尚有哈散，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苫速丁兀默里，建昌路总管；马速忽，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平章政事。

赛典赤诸子中，以纳速剌丁一支最显，后人分布很广。《元史》说他有子十二人，得名的有伯颜，中书平章政事；乌马儿，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札法儿，荆湖宣慰使；忽先，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沙的，云南行省左丞；阿容，太常礼仪院使；伯颜察儿，中书平章政事，佩金虎符，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中书左丞相，奉元王，谥忠宪。此外，拉施特记中国第八省隆兴府的长官是伯颜平章的兄弟哈散。此人不见《元史》著录。

拉施特《史集》中记伯颜平章的事迹不少。前面已引用拉施特的话说伯颜平章曾任剌桐长官，这事尚无其他文献证实。拉施特又专记伯颜平章说：已故赛典赤有一孙，名叫阿不别克儿，可汗（忽必烈）赐他伯颜平章之号，命他当完泽的那可儿，把平章即内阁首脑的职位交给他。他在可汗统治时当了两年的宰相，同时候可汗朝中有人出来告发他，说他耗费了六百土绵（万）的巴里失。可汗叫他作出解释，他答道：“我把这笔钱留给百姓，因为三年干旱，五谷不登，百姓饥寒。现在，若可汗有诏，我将变卖他们的妻儿，把钱交给库藏，但国家要给毁掉。”可汗嘉赏他对百姓的怜悯，说：“满朝文武大臣只顾自己，伯颜平章却忧国忧民。”他对伯颜恩渥备至，赐他身披饰珠的袍服，命他总摄朝政。就在当天，铁穆耳可汗之母阔阔真把他找来，说：“既然你已得到若此恩宠，可汗让你柄持朝政，那去提这个问题：自从中止真金的皇储以来，过了九个年头，皇上对此有何吩咐？”（这时候，铁穆耳可汗前往防御海都和都哇。）伯颜平章把这番话上奏，可汗大喜，从病榻跃起，召来大臣们，说：“你等称这个撒儿塔兀勒（回回）是坏人，但恰好他因怜悯为民说话，提到皇储和继位的事，而且他自己关心我的子孙，免得在我死后他们发生倾轧和内讧。”他再恩赐伯颜平章，用他祖父的大名赛典赤称呼他。他把荣袍、札儿里黑、牌子赏给伯颜及他的七个在场的兄弟，而且说：“眼下就去见我孙铁穆耳，他此刻正率师抗海都。把他带回来，拥他登上其父之位，继承可汗之尊，宴乐三天，办妥立他继位之事，好在三天后让他重返军旅。”遵照可汗的诏旨，赛典赤动身去把铁穆耳带回，在开平府城拥他继承真金的王储。三天后他出发去统领军队，赛典赤则返回去见可汗。

赛典赤·赡思丁的子孙大多是取回教名字，唯纳速剌丁的长子叫伯颜，这是蒙语的“富”。蒙古统治者对手下一些非出身于蒙古部落的亲信宠臣，常赐以蒙古名字以示宠遇，拉施特的记述说明“伯颜”一名的来源，以及他的本名叫做阿不别克儿。他的兄弟名叫“伯颜察儿”，义为“小伯颜”，“察儿”为蒙语指小形式。“伯颜”是蒙古常见的人名，《元史》中同名的人极多，同时候叫这个名字的有著名的蒙古平宋大将、八邻部的伯颜，容易和纳速剌丁之子伯颜相混。根据拉施特提供的情况及《元史》有关记载，我们先将这位伯颜考证出来。

首先，《元史·宰相年表》中，至元三十年（1293）和三十一年的“平章政事”栏内，排在首位的是赛典赤，他就是这个伯颜，老赛典赤之孙，纳速剌丁之子。完泽，《元史》有传，土别燕氏，这时任右丞相，所以拉施特说忽必烈命伯颜为完泽的那可儿，意即理政的同僚。三十、三十一年是忽必烈统治的最后两年，和拉施特称伯颜在忽必烈朝当两年宰相之说是符合的。《世祖本纪》中还有两处也是记他的事：（至元三十年正月甲戌）河南江北行省平章伯颜言：“扬州忙兀台所立屯田，为田四万余顷，官种外，宜听民耕垦。扬州盐转运一司设三重官府，宜削去盐司，止留管勾。襄阳旧食京兆盐，以水陆难易计之，莫若改食扬州盐。蔡州去汴梁地远，宜升散府，以颍、息、信阳、光州隶之。”诏皆从其议。〔三十年十一月己卯〕河南江北行省平章伯颜入为中书省平章政事，位帖哥、剌真、不忽木上。

忽必烈死于三十一年春，因此伯颜在忽必烈朝中正式任中书平章的时间极短，但可能他在三十年正月上奏扬州屯田事宜，得到嘉纳，实际已调来中书。至于拉施特说朝中有人出来揭发他耗费税款，《元史》无载。

忽必烈之皇子真金早死，长期来未立继承人，直到他晚年才立皇孙铁穆耳（成宗）为嗣。《世祖本纪》载：“〔三十年六月乙巳〕以皇太子宝授皇孙铁穆耳，总兵北边”，当即拉施特所说忽必烈命伯颜至开平府立铁穆耳为皇储一事。但是，据《元史·阿鲁浑萨理传》，办这件事的人不是伯颜，却是阿鲁浑萨理：初，裕宗即世，世祖欲定皇太子，未知所立，以问阿鲁浑萨理，即以成宗为对，且言成宗仁孝恭俭宜立，于是大计乃决。成宗及裕宗皇后（阔阔真）皆莫之知也。数召阿鲁浑萨理不往，成宗抚军北边，帝遣阿鲁浑萨理奉皇太子宝于成宗，乃一至其邸。

拉施特和《元史》的史源明显地各不相同，难以断定哪一个说法更接近真实情况。合理的解释也许应当是，忽必烈早已和阿鲁浑萨理商定立铁穆耳为嗣，阔阔真及铁穆耳皆不知其议。忽必烈晚年病重，阔阔真通过伯颜因探询此事，忽必烈决定正式立嗣。伯颜以大臣身分，阿鲁浑萨理以原曾侍奉真金，可能都前往北边，授皇太子宝于铁穆耳。

拉施特又叙述说：“（铁穆耳即位后）他保留了伯颜平章的内阁职位，因为赛典赤的称号被大食人看得很高贵，又因蒙古人也注意到，该称号系用来称呼大丞相，因之他们眼里也把它当作最高贵的名字和称号，以此为提高他的身份和权威，可汗称他为赛典赤，今天他是极有权势的宰相。”在记忽必烈的大臣时，拉施特再补充说：“眼下，在铁穆耳可汗统治时，所有平章的首脑是伯颜平章，他是赛夷纳速剌丁之子，赛典赤之孙，他现在也叫做赛典赤。”由此，《宰相年表》中从元贞元年（1295）到大德十年（1306）的中书平章赛典赤、伯颜，都是同一人。《成宗本纪》几次记载了有关他的事迹：〔至元三十一年十一月丁巳〕（铁穆耳已即位）以伯颜察而参议中书省事，其兄伯颜言曰：“臣叨平章政事，兄弟宜相嫌避。”帝曰：“卿勿复言，兄平章于上，弟参议于下，何所嫌也。”〔大德元年九月丁卯〕命平章伯颜专领给赐孤老衣粮。〔大德七年三月乙未〕中书平章伯颜……等，受朱清、张瑄贿赂，治罪有差，诏皆罢之。〔大德八年九月庚申〕伯颜、梁德珪并复为中书平章政事。

经七年的罢免，伯颜的权势似已大减，八年复职后再无有关他的消息，十年就下了台。他的结局同样是不幸的。铁穆耳死后，无嗣，为继位事宫廷内展开一场斗争。伯颜以前平章身份与左丞相阿忽台等谋推卜鲁罕皇后称制，立安西王阿难答。右丞相哈剌哈孙等则谋立答儿麻八剌（真金子）子海山。哈剌哈孙称病不出，设谋把阿忽台等捕杀，伯颜也被处死。因此《元史》没有他的传，他也未得到封赠。

伯颜的兄弟、江浙行省平章乌马儿，拉施特《史集》中仅留下一些关于他的模糊记载，加上《元史》中叫乌马儿的人相当多，考证起来极为困难。拉施特在记忽必烈朝的大事时写道：可汗统治末期，蛮子襄阳府省下面，滨海的叫做隆兴的省份，爆发了叛乱。他派出蒙古异密亦黑迷失和答剌罕，契丹异密速臣Suching，大食异密古剌木参政和乌马儿右丞，赛典赤的兄弟，率军去平叛。他们击败叛军，劫掠他们的土地。

隆兴即江西，说它在襄阳之下，还说得过去，但并不滨海。然而，忽必烈平宋后，为讨伐方便，曾将福建和江西并为一省。《地理志》记龙兴路说：“十七年，并入福建行省。”《世祖本纪》载：“〔至元十七年四月〕以隆兴、泉州、福建置三省不便，命廷臣集议以闻”，“〔五月〕福建行省移泉州”，“〔七月〕徒泉州行省于隆兴”，十九年五月戊辰又有“并江西、福建行省”之命。这虽是临时性措施，就当时情况说，称隆兴濒海亦无不可。拉施特所了解中国的情况，多得自传闻，辗转相传，不能要求他的报道十分确实。

至元间，东南地区如福建、广东、江西的抗元斗争时起时伏，一直没有完全中止。至元中以后江西爆发的钟明亮起义，是抗元斗争中声势较大的一次。此外，元廷还曾用兵交趾、占城等。拉施特说的隆兴府的叛乱，隐约地指钟明亮乃至整个东南濒海地区的抗元斗争。但讨平钟明亮的元将是月的迷失，不是亦黑迷失。亦黑迷失是率师攻爪哇的将领，《元史》有传。拉施特的记载，可能笼统说的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反叛及元廷对安南、占城和爪哇的用兵，不必把它考证为某一次军事行动。答剌罕是蒙古的尊贵称号，当时有哈剌哈孙承袭先人启昔礼的答剌罕，《元史·哈剌哈孙传》说，“三十年，平章刘国杰将兵征交趾，哈剌哈孙戒将吏无扰民”，但他没有真正率兵出征，因忽必烈之死，刘国杰的这次征伐也未实现。Suching疑为“左丞”（Zo-Ching）的讹误，当时受命为左丞的人不少，如女真人刘国杰曾任湖广行省左丞，他在至元后期屡次提军平息江西等地的叛乱。大食将领古剌木参政亦无从考证，元廷授与行省参政的人也很多。至于异密乌马儿右丞，他既是赛典赤之弟，那很可能为伯颜平章的兄弟，后来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的乌马儿。赛典赤不得为老赛典赤赡思丁的名字，因为赡思丁没有兄弟来到中国。

至元二十三年（1286）镇南王脱欢征伐交趾的将领中，确有一个叫做乌马儿的。《世祖本纪》载，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元廷为准备伐交趾，“以阿里海牙仍安南行中书省左丞相，奥鲁赤平章政事，都元帅乌马儿，亦里（黑）迷失、阿里、昝顺、樊楫并参知政事。”亦黑迷失没有参加伐交趾之役，而乌马儿和樊楫等则追随镇南王出征。真正出师的时间是在二十四年春，《本纪》的记载是：“诏发江淮、江西、湖广三省蒙古、汉券军，及云南兵，及海外四州黎兵，命海道运粮万户张文虎等运粮十七万石，分道以讨交趾。置征交趾行尚书省，奥鲁赤平章政事，乌马儿、樊楫参知政事总之，并受镇南王节制。”这次战役持续到二十五年春，乌马儿等因未接到张文虎粮船，奉镇南王命将水兵先还。这个乌马儿有可能是拉施特提到的赛典赤的兄弟乌马儿右丞，但不能认为是定论。

拉施特在记福州省时又说，“该城的长官曾是异密答失蛮的兄弟，现在则是伯颜平章的兄弟异密乌马儿”。任士林撰《平章政事赛典赤荣禄公世美之碑》称乌马儿先任福建守令，至大初（1308）才调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若征交趾的乌马儿确为纳速剌丁之子乌马儿，那么他因战功和熟悉海道，可能就留在福建当官了。任士林《世美之碑》记他在福建和江浙的治迹说：及尝闻公行事，其在福建行省也，重建泉州、兴化两郡庙学，王宫斋庐，栋宇一新，且各置田一千亩以充赡之，而士有教养焉；建泉州等路桥梁凡六所，曰金鸡，曰南召，曰相额，曰营头，曰下辇，曰金溪，石梁板屋，连驾海涛，飞甍杰栋，平跨虹霓，而人无病涉焉；筑兴化、莆田、国清海塘为田，以给民之无产者一千家种之，筑屋三十间以授贫民之无归者居之。

老赛典赤以回教身份，在云南创建孔子庙，授学田，兴儒学，一时传为佳话。乌马儿修泉州、兴化庙学，置学田，亦大有乃祖风度。《世美之碑》又记他在江浙的仁政说：“其在江浙行省也，适岁大饥，沿门疫且死，乃置药材，命医工家至户视，以济疾病，全活者多。”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春运海粮。从江浙海运粮食到大都，一般都在风汛期的夏季，春运虽有先例，危险却较大，乌马儿奉诏在十一月组织了一次春运，粮食于次年四月抵京，在当时条件下是不容易的。任士林因此应邀撰写了《江浙行省春运海粮记》一文，对他加以赞扬。

和伯颜平章的结局相似，乌马儿的下场也是不幸的。《元史》中保留了两条有关的记载：〔至大三年——一三一〇——十月〕御史台臣言：“江浙省平章乌马儿遣人从使臣昵匝马丁枉道驰驿，取赃吏绍兴狱中释之。”敕台臣遣官往鞫，毋徇私情。〔至大四年二月丙寅〕监察御史言：“比者尚书省臣蠹国乱政，已正典刑，其余党附之徒布在百司，亦须次第沙汰。今中书奏用孛罗铁木儿为陕西平章、乌马儿为江浙平章……各人前任，皆受重赃，或挟势害民，咸乞罢黜。”制曰“可”。

至大四年二月，海山（武宗）已死，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仁宗）即位。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爱育黎拔力八达先至京与哈剌哈孙共定计诛杀阿忽台等，但他让位于兄长、当时总兵于北边的海山。海山登基后立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表面上兄弟俩一团和气，实际上却不是这样。仁宗即位后，第一件事就是罢海山立的尚书省，以“变乱旧章，流毒百姓”为由，把海山提拔和信任的省臣脱虎脱、三宝奴、平章乐实等，一古脑儿诛杀，代以自己的亲信。从前引有关乌马儿的记载看，至大三年乌马儿虽曾受到御史台的参劾，在脱虎脱等的包容下，他没有丢官。而在至大四年，作为脱虎脱等的余党，他才被罢黜，从此未能再起用。

伯颜平章的幼弟伯颜察儿，拉施特提到他的名字。铁穆耳统治时，因涉及到一桩贪污案，朝中许多官员被捕，铁穆耳打算处死他们。官员中有“伯颜平章的兄弟伯颜察儿”。有趣的是，经国师胆巴的求情，铁穆耳才赦免了这些官员。

伯颜察儿虽早已入朝作官，并没有什么事迹可述。《成宗本纪》载：“〔九年——一三〇五——十一月〕复立云南屯田，命伯颜察而董其事”，当指他而言。又据《宰相年表》，迟至泰定三年（1326）伯颜察儿才任中书平章政事，仅任期两年，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去世。也孙铁木儿以晋王身份，趁御史大夫铁失谋弑英宗硕德八剌之机，自立为皇帝，手下大臣如倒剌沙、乌伯都剌等均为回教徒。他死于上都，倒剌沙立他的幼子为帝。但驻守大都的钦察将领燕铁木儿因曾扈从武宗海山镇守北边，企图立海山的两子。他突然发动武装政变，以兵劫持平章乌伯都剌和伯颜察儿。乌伯都剌被诛杀，伯颜察儿被流放远州，家资被籍没。但是，看来他和倒剌沙和乌伯都剌不是真正的一伙，不到一年，家资就发还给他。从此后他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后至元四年（1338），朝廷“赠伯颜察儿守诚佐治安惠世美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奉元王，谥忠宣”，说明他在这之前已死了。他受到封赠，显然不是因为他象父祖一样有功于朝，而是为保留老赛典赤家的颜面。其实，他的结局不比他的两个兄长强多少。

随着伯颜察儿之死，显赫的赛典赤家族败落了。在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妥欢贴睦尔统治时期，这个家族再没有一人活跃在政治舞台上。

纳速剌丁的诸子中，乌马儿的几个儿子尚值得一提。除前面《济渎重建灵异碑记》著录的孟州达鲁花赤也列失外，泉州出土的《杜安沙碑》记乌马儿的一子为杜安沙（脱罕沙）。他是乌马儿在福建当官时死在泉州，并葬在那里的。据吴文良在《泉州宗教石刻》的序言中说，泉州南门外的陈埭乡，居民三千多户，纯是丁姓，族谱所载他们是元代赛典赤赡思丁的后裔。就现在已知的文献记载，赡思丁的后人中只有乌马儿到过福建，但他后来离开那里，调往江浙任平章政事。如果不能证实他确有一支后人留在泉州，那就不能肯定陈埭乡的丁姓居民为赡思丁的后裔。“丁”是从回教名字演变而来的汉姓。它是阿拉伯语Din的译音，原意为“宗教”、“信仰”，构成回教人名的结尾，加上所属格ad（al），赋予整个名字以某种涵义。如赡思丁（Shams-ad-Din）意思是“宗教之光”，纳速剌丁是“宗教的卫士”等等，大多表示对回教信仰的虔诚。中世纪时以“丁”结尾的回教人名特别多。一般说，到中国的回教徒，第一二三代还是采用回教名字，到第三代后就采取汉姓。既然回教多名“丁”，采用“丁”为姓的也相当普遍，如诗人丁鹤年，父职马禄丁，祖苫思丁，曾祖阿老丁，因此取了丁姓。泉州陈埭乡的丁姓可能来自另一回教徒，因慕赛典赤赡思丁之名，把世系追溯到他那里，亦未可知。

乌马儿还有一个儿子，他就是元末词人赛景初。明初无名氏编写的《录鬼簿续编》记：赛景初，西域人，大父故元中书左丞，考浙省平章政事。公天性聪明，姿状丰伟，幼从巎文忠公学书法，极为工妙，文忠源（“深”字之误）嘉之，后授常熟判官，遭世多故，老于钱塘西湖之宾（滨）。

故元中书左丞即纳速剌丁，那是他的封赠。浙省平章政事即乌马儿。丁鹤年有赠表兄赛景初诗，注曰：“景初，咸阳王赛典赤之孙也。”论辈份，鹤年诗注恐有误。赛景初若为老赛典赤之孙，那就和乌马儿平辈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前面已提到，赛典赤的孙子辈仍采用回教名字，尚未用汉姓，不得以赛为姓氏。赛典赤的后人中也仅有孙子乌马儿出任过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他的子辈尚无任此官职的。巎文忠公即康里人巎巎，不忽木子，他活动的时间已在顺帝统治时，比乌马儿要晚，赛景初幼从他学书法，更足以说明赛景初是晚一辈的人。赛典赤的后人在汉化过程中虽然有不同的汉姓，仍当以赛姓为多，如在云南。巎巎晚年也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赛景初因随其父在江浙，有此方便，所以从巎巎学书法，元亡后归隐于两湖。

现据钱大昕的《元史氏族志》，结合上面的讨论，将赛典赤家族列表如下：

赛典赤·不花里——苦马鲁丁——赡思丁·乌马儿：（原载《元史论丛》第二辑）

元代伊斯兰教人物——哈只哈心

成吉思汗西征，曾招降了中亚和波斯的一些伊斯兰教徒上层人物，他们有的随蒙古统治者来到中国，子孙后代在中国定居，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仅《元史》中就著录了几个这样的穆斯林上层人物，如赛典赤·赡思丁，他是在成吉思汗西征中“率千骑以文豹白鹘迎降，”并且在元代成为名相；又如阿剌瓦而思，回鹘八瓦耳氏，原为八瓦耳（Bavard）守令，归降成吉思汗后屡立战功，没于军，儿子都在元代做官；又如察罕，原西域板勒纥（Balkh）城人，其父伯德那在庚辰（1220）岁蒙古兵西征时“举族来归”。伯德那为Abdullah的译音，应为伊斯兰教徒，后“事亲王旭烈，授河东民赋副总管，因居河中猗氏县，后徙解州”，他的儿子察罕为元代名臣，子孙多取蒙古名了。《元史》之外，其他元代文献中还记载了若干这类伊斯兰教上层人物，柯劭忞的《新元史》中进一步收录了他们的传略。最富于传奇性的莫过于哈只哈心了，《新元史》为他立了传，但是，有关他的原始记述则见于许有壬所撰写的《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这篇碑传记述了哈只哈心来中国及其一支后人在中国定居的过程，是研究元代中国和波斯交往的重要文献。许有壬谈他撰写《哈只哈心碑》的起因说：至大己酉（1309），始建中都，设留司，苟公暗都剌为都事，有壬为教官。乙卯（1315）计偕又与其弟凯霖同旅次京师。后屡合辄道旧欢甚。凯霖以交其兄弟之久，知其践履之悉也，走状京师，请铭其祖考西使公碑。夫闻善而与之，君子之心也，况交其子孙而碑其父祖乎。

据此，可以知道许有壬和哈只哈心的两个孙子荀暗都剌和荀凯霖有长期交往，并且是应凯霖之请而作《哈只哈心碑》的，那么，有关哈只哈心本人的事迹，他是直接得自这个家族的成员，言必有所据，应当是比较可信的。

哈只哈心的族源及其归降成吉思汗的过程，许有壬是这样记载的：公讳哈只哈心，阿鲁浑氏，世西域人，国去天朝远而险，非诚慤不可至。公凡两至，人与其勇。镇阿水里渡，太祖皇帝兵压境，公断渡修垒，坚守持久。众怨公不降，惧破则残尔。公叹曰：“废兴有天，我非不知，但臣子分当尔。”众益洞，将内变，遂降。上按剑问抗师状，先断其发，将诛之。正色对曰：“臣各为其主，非罪也，死不过汙一席地，何恨？但恐无名尔。”上壮而释之。公仰瞻天表，知可乘时树立，因进曰：“阿特伯失剌子国坚盛，非他国比，攻之必难拔，其主与臣善，请往招之。”制可。按兵马鲁察城。公单骑趋其国，谕以祸福，遂举国内附。录功擢领怯怜口。既班师，隶王旭列邸，从战必捷，屡入奏称旨。岁丁已割彰德路为分地，江南平，益以宝庆路。”

哈只哈心是Hajji Qasim的音译，常见的伊斯兰教人名。阿鲁浑显然是Arghun的音译，伯希和认为有一支叫Arghun的部族，“噶什喀里把Arghu之名用来指塔拉斯（Talas）和八剌沙袞（BaIasaghun）之间的地方，并且提到它二十多次；在土鲁番文献中也出现过这个名字；察合台语中有叫做Arghun的部族，而Arghin（=Arghun）则是吉尔吉斯中部游牧部落的成员之一。”在元代，这支部族又有阿鲁温、阿剌温、阿儿浑等译名。元廷还有所谓的阿儿浑军，即由其族人组成的军队。《元史·哈散纳传》记载说，“哈散纳，怯烈亦氏，太祖时，从征王罕有功……后管领阿儿浑军……至太宗时，仍命领阿儿浑军，并回回人匠三千户驻于荨麻林，”这里把阿儿浑军和回回人匠并列，都交哈散纳管领，因此阿儿浑也可能是一支信仰伊斯兰教的部族。

柯劭忞的《哈只哈心传》，称哈只哈心镇守阿姆河，那是把阿水考订为阿姆河了。这个考订是有道理的。阿姆即乌浒水，希腊人称之为Oxus，乌浒是Oxus的译音，译名出现在唐代，但是，元代已不用乌浒之名，而译作阿母、阿梅、暗木等，也就是Amu的音译。阿水当为阿姆的省译。那么，阿水里渡又指什么地方呢？

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国，在抵达讹答剌（Otrar）时对整个战役已作出全面安排。他派长子术赤沿锡尔河北上攻毡的和巴耳赤邗，直捣花剌子模的都城玉龙杰赤，另一支军队南下攻忽毡和费纳客忒。他亲自率师从中路攻中亚重镇布哈拉和撒马尔干。在攻占这两座城镇后，他的下一个目标是西面的呼罗珊，追击花剌子模沙摩诃末。往呼罗珊必须经过乌浒河岸的重要渡口城镇忒耳迷（Tirmiz），据波斯史家志费尼的叙述说，成吉思汗在这里遇到激烈的抵抗：抵忒耳迷后，他遣使召谕居民投降，要他们拆毁城池、壁垒。但是，居民为坚固的城池所激励，其墙垣有一半耸立在乌浒河中，而且因拥有军队、武器和装备，变得狂傲，不肯投降，反出城交锋。双方均竖起射石机，不分昼夜酣战苦斗，到第十一天，蒙古人才袭取该城。男女居民都被赶到城外，按照惯例，有比例地分给军士，然后，他们悉数被杀，无一获免。

蒙古军西进中在渡口城镇进行激战的，一共是两次，一次在锡尔河岸忽毡城的战斗，这次成吉思汗并没有亲自参加，而是派阿剌黑那颜等人指挥。另一次就是忒耳迷之战了，因此，可以断定阿水里渡为忒耳迷。忒耳迷的墙垣有一半耸立在乌浒河中，似乎是它的一个特征。中世纪波斯一个匿名者撰写的《世界疆域志》记道：“忒耳迷（Tirmidh）位于只浑（Jaihun—阿姆河）河畔，它的壁垒在河岸边。”哈只哈心为抗拒成吉思汗而“断渡修垒”，恰好证明这一点，可以进一步确证阿水里渡为忒耳迷。这次战役，《元史·郭宝玉传》还有如下的记述：次忽章河，西人列两阵迎拒，战大酣，宝玉望其众，疾呼曰：“西阵走矣！”其兵果走，追杀儿尽。进兵下撏思干城。次暗木河，敌筑十余垒，陈船河中，俄风涛暴起，宝玉令发火箭射其船，一时延烧，乘胜直前，破护岸兵五万，斩大将佐里，遂屠诸垒。收马里四城。

忽章河应指锡尔河，忽章即忽毡（Khojend），以地名为河名。撏思干即撒马尔干。郭宝玉先参加阿剌黑那顔指挥的忽毡之战，然后率兵与成吉思汗的主力军会合，攻下撒马尔干，进抵暗木河（阿姆河），“敌筑十余垒，”指的是哈只哈心等守将修筑的壁垒了。马里或即马鲁（Merv），“马里四城”应指呼罗珊的四城：巴里黑、马鲁、也里和你沙不儿。蒙古军从忒耳迷渡河后先后攻了这四座著名的城池。

然而，许有壬记的阿水里渡之战，和志费尼的忒耳迷之战，结果是不相同的。前者以守将哈只哈心之降而结束，后者以全城被屠而告终。这个矛盾可解释如下。志费尼的父祖在塞勒术克朝和花剌子模朝中都担任要职，他本人又是一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因此他对于伊斯兰教上层人物之降有一种避讳的心情，尽量不去收集和描绘这方面的传说，相反，他对蒙古军的杀戮又过多地予以渲染和夸张。另一方面，作为哈只哈心的后人说，向许有壬提供材料的荀暗都剌和凯霖本身就是哈只哈心归降的明证。可以肯定许有壬的记载比志费尼的更为可信。事实上，如果把志费尼所描述蒙古人西征的过程，和《元史》等汉文史料作一番比较，不难发现这种分歧是比较普遍的。但是，那些到中国来的中亚和波斯的伊斯兰教上层人物，足以说明志费尼记录具有片面性。

成吉思汗攻占撒马尔干是在1220年春夏之际，他在那黑沙不草原度夏，再进攻忒耳迷。拿下忒耳迷后，成吉思汗没有立即渡河，而是在康格儿忒和薛蛮地区过冬，直到冬季过去才进兵巴里黑，因此，哈只哈心之降是在1220年秋冬之际。

哈只哈心降后受到录用，这是符合蒙古人的一贯作法的。蒙古统治者对那些卖主投诚的人，不但不给予酬奖，反倒一律处决，因为这类人在蒙古统治者看来不堪信任。至于那些忠于自己的主子，最后被迫投降，甚至被俘的，有的倒有获得释放，受到信用的可能。例如那位参加阔亦田之战，射伤成吉思汗白口黄马的哲别，后来不得不投降，终于得到成吉思汗的宽恕，成为一员名将。

哈只哈心为表示向成吉思汗效忠，称他和阿特伯失剌子国主相熟悉，并且招降了失剌子国，这里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史实。

阿特伯失剌子为Ata-beg Shiraz的译音，前一名词Ata-bag，阿特伯，在《元史·郭侃传》中作阿塔毕，原为突厥语，是塞勒术克朝王子监护人的称号，以后波斯法儿思（Fars）和阿塞拜疆的侯王也采用这个名称。Shiraz即失剌子，在刘郁《西使记》里作失罗子，《郭侃传》作石罗子，《元史·西北地附录》作泄剌失，实际是法儿思地方的首镇。所以，阿特伯失剌子指的是法儿思失剌子的阿特伯（诸侯）的国土。

哈只哈心的招降失剌子国，波斯史家没有记载，但招降的时间大致可以推断出来。

在记窝阔台的一章里，多桑写道：法儿思一地首先归命蒙古者也，1231年阿塔毕撒的死，子阿布别克儿继立，曾遣其弟帖痕登（Tehemten）奉厚币入朝窝阔台帝，帝册封阿布别克儿为骨咄禄汗。因此地降附在先，故未受蒙古侵略之害。

阿塔毕撒的是法儿思撒勤格儿朝（Salgharid）的君王，据拉施特说，他的全名是阿塔毕木楔非儿丁·撒的·伊本·章吉（a-tabeg Muzaffaral-Din Said ibn Zangi）。他实际死于回历623年，即1226年，多桑记他的死期有误。他的儿子即阿布别克儿（Abu-Bakr，1226—1260）。哈只哈心向成吉思汗献计召降阿特伯失剌子国主，随即赴马鲁察，也就是位于木尔加布河上的Ma-ruchaq城，义为“小马鲁”，再单骑往召失剌子国主，因此，这些事件应当发生在成吉思汗生时，所谓这位国主只能是阿塔毕撒的本人，归降的时间也只能在1226年前。

但是，志费尼关于失剌子的归顺是这样记载的：当窝阔台统治时，泄剌失（失剌子）尚未归顺，有个人从该地前来要求赏赐；同时，泄剌失的阿塔毕派他的兄弟塔哈木坦（即帖痕登）入朝合罕，进献厚礼。据此，好象失剌子的归顺已是在撒的之子阿布别克儿时期。这个史实上的矛盾可作如下解释。

撒的和花剌子模沙摩诃末有矛盾。曾经打过仗，但前者被后者打败而且被俘，缔和后获释。摩诃末之子札阑丁为蒙古兵追击，企图避难于法儿思，遭到撒的拒绝。摩诃末的另一子该牙思丁及其将八剌黑甚至攻击法儿思地区。因此哈只哈心容易劝降撒的。但因当时波斯一带战火未息，路途遥远，撒的没有能够马上派遣使者或者亲自入朝蒙古宫廷，而按蒙古人的要求，投降的地方侯王都必须这样做。他去世后，由他的儿子阿布别克儿派遣塔哈木坦入朝窝阔台汗，以表示归顺。后来，忽必烈统治时期，阿布别克儿的儿子撒的二世又亲自入朝，归途中得知其父的死讯。阿布别克儿死于1260年，是年为元朝的中统六年，忽必烈即位于上都，那么撒的二世可能是赴上都庆贺忽必烈登基的。

因为说降阿特伯失剌子国主及其他功劳，哈只哈心得到蒙古统治者的信任，并且在中国受赏封地。但是，他后来长期追随蒙哥汗之弟旭烈兀，一直在波斯，所以他的事迹也就不为中国所知了。尽管这样，他仍两次长途跋涉来中国，表现出他对中国的深厚感情。关于头一次入朝蒙古宫廷的情况，许有壬的碑传写道：初公至和林，元帅荀公奇之，妻以女，生二子，长阿合马，早卒，次阿散，一女适马合谋，荀氏继没，皆藁殡都城西。

第二次，也就是他最后一次从波斯到中国，碑传是这样记载的：王（旭烈兀）邸在极西绝域，遣使必慎其人，以公（哈只哈心）偕鲁思檐木子古里沙的入觐计事。公夙慕中士，因挈家行，目疾留豐洲，至燕病卒，时至元五年（1268）八月廿三日也。享年一百一十七岁。

头次到和林，时间必定在哈剌和林作为蒙古都城期间。最可能是在窝阔台统治时。哈只哈心是伊斯兰教徒，按照伊斯兰教实行的一夫多妻制，他在和林再娶妻并不违反教规，但是，他的丈人荀公元帅，从姓氏判断是汉族，未必是伊斯兰教徒，所以以女妻哈只哈心，那是不顾信仰和族属的差异。这椿婚姻确实是汉族和少数民族通婚的一段异闻。他们的子女，阿合马、阿散，都取的是地道的伊斯兰教名字。一女适马合谋，也嫁的是伊斯兰教徒。

按许有壬碑文所记，哈只哈心的次子阿散死于至元十四年（1277）十二月，年四十有四岁，而哈只哈心本人死于至元五年（1268），那么，他是在七十三岁上下生的阿散，大概是1233年，窝阔台统治的第四年。他和荀氏成婚大约也是七十岁上的人了。这样的年龄再娶妻生子，确实是罕见的，难怪许有壬对他加以赞扬说：尝闻西域人多寿考，公度越上寿至燕，年已若是，其驰驱几万里矣，让其宣力，自壮至卒不衰也。吁，其亦异人也哉！

哈只哈心头次在哈剌和林居留的时间必定相当长，后来他隶属旭烈兀麾下，很可能是随旭烈兀重返波斯。旭烈兀是波斯伊儿汗朝的创建者，于蒙哥汗登位后的第二年（1252）从哈剌和林西征，因此，哈只哈心可能就在这同一年离开哈剌和林。荀氏生的子女看来根本没有随他返回波斯，而是一直留在中国。迄至至元五年，哈只哈心才再度奉旭烈兀之命，和鲁思檐木之子古里沙的出使元廷。这次哈只哈心是准备到中国定居，把他在波斯的家小都携来，而且目的地已不是和林，而是忽必烈的都城燕京（北京），但不幸到北京后就病死了。鲁思檐木为Rustam、古里·沙的为Guri Shadi的译音，都是波斯人名。Rustam是古代波斯著名英雄的名字。

哈只哈心的次子阿散赘于西域名族麦砧哈檐家，生暗都剌和凯霖，仍与伊斯兰教徒通婚。妻死后义娶张氏，则是和汉族通婚了。暗都剌即Abdullah，凯霖即Karim的译音。暗都剌妻阿速剌氏，凯霖妻古华氏，前者应为西域的氏族，可能是阿速（Asu）族，后者可能是汉族。

暗都剌和凯霖虽然是伊斯兰教世家，但他们在中国土生土长，受到汉族文明的熏陶，已经习惯于汉族的风俗礼仪。许有壬称他们“鞠于外家，攻儒书，既长则习礼训。”首先他们采用汉姓，取了外公的荀姓，本名为荀暗都剌和荀凯霖，他们解释说：“我兄弟读书学礼无名字，其可名则不敢忘吾先，而字则从华可也，”因此各自又取一个汉族的字，前者叫平叔，后者叫和叔。许有壬对他们既不忘本，又尊从汉俗的作法表示赞许，他评论道：我元始征西北诸国，而西域最先内附，故其国人柄用尤多，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名域区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然而求其善变者则无几也。居中土也服食中土也，而惟其国俗是泥也。和叔则曰：“予非敢变予俗而取摈于同类也，其戾于予道者变焉；居是土也服食是土也，是土之人与居也；予非乐于异吾俗而求合于是也，居是而有见也，亦惟择其是者而从焉。自吾祖为使而入中国，委骨于是，若诗书礼乐吾其可不从乎，俗之不同理之顿异，吾其可从乎。

作为当时人说，许有壬的评论是有一定根据的。很多来自中亚和波斯等地的伊斯兰教徒，长期保留了他们原来的伊斯兰教姓名，元代的文献中，阿合马、马合木、乌马儿、阿里、奥都剌，以及以丁（Din）为结尾的伊斯兰教人名，比比皆是。从元廷一直到州县，都有不少伊斯兰教人物担任官职。到他们的第二代和三代，才开始改变伊斯兰教无姓氏的习惯，采用汉族的做法，取了姓氏。一般说，他们的姓来自原来伊斯兰教名字的某一读音，如丁、沙、苫，等等。凯霖兄弟取外公的荀姓，是比较别致的。

实际上，凯霖受到汉族风俗的影响，是很深刻的。许有壬撰写的《五龙庙碑》提到彰德府路安阳县西北五里洹水之阳有五龙庙，达鲁花赤荀公凯霖、同知阿蓝、判官毛剌真尝修其废筑台，并且向五龙庙祈雨，说明他也相信汉族的所谓龙神，显然和伊斯兰教相信唯一真主不相符合。在埋葬先人时他同样采取了汉族的作法，在安阳择地合葬，而且染上了汉族卜地的迷信，在寻找墓地时，“司空村有飘风旋尘为涡，导马首者七，众皆见之”，于是凯霖“下马默祷：若吾祖考宜此地，当止，风即泯，买而为兆域。”

暗都剌在北京作官，死于皇庆壬子（1312）十一月。凯霖先任林州达鲁花赤，后升任彰德路总管府达鲁花赤。他和许有壬交游甚密，许有壬有一篇《记游》就是记他们共游林虑山的事。在《至正集》中共收有两篇许有壬赠他的诗，一首题为《同怯林（凯霖）和叔游西山途中口号二首》，另一首是《题和叔扇头，时坐登瀛楼，天宁方丈题和叔扇头》。在前一首中，有“人人载酒具盘飨，尽说监州昔有恩（和叔尝监林州）”之句，表明他可能给百姓做过一些事。在《哈只哈心碑》中许有壬也说凯霖在任上“作洹水石桥，修公廨传舍，百废俱兴。”哈只哈心的后人看来最后是在安阳定居了。

许有壬还有一篇《齩思永字说》，其中写道：“西域生齩，大父尝持宪……予与其外舅和叔监郡游，时从过予，俾赋诗……既称和叔（凯霖）为齩之外舅，那么齩必定也出自哈只哈心的后代，是个伊斯兰教徒。齩可能是shams的译音，这个伊斯兰教徒模仿其舅的作法，也去求许有壬给他取个“思永”的汉字了。

泉州杜安沙碑

下方古伊斯兰教墓碑，是1952年在泉州城基内掘出的，碑高83、阔44.5厘米，两面有阴刻的阿拉伯文字。正面是为死者的祈祷文，中文译义为：先知（愿主赐他安福！）说客死异乡者犹如殉教者。主之使者（愿主赐他安福！）的话真确不谬。主啊，宽恕怜爱这葬身异乡的墓中人吧！

背面是说明死者的名字，世系和卒年月日，中文译义为：死者殉教者埃米尔赛典赤杜安沙系赛典赤乌马儿之子，乌马儿系赛典赤阿米朗之子，阿米朗系埃米尔昔格山之子，昔格山系布哈拉人阿不别克儿之子。愿主照亮他们的墓穴，使他们得居天堂。死者卒于七〇二年二月九日。

此碑已由吴文良先生收录在《泉州宗教石刻》一书中，并有马坚先生的不完整译文和解说。马坚先生指出死者杜安沙系出身于元代赫赫有名的赛典赤家族，这就以实物证实了赛典赤家族中确有一支到达泉州。但是，原碑文涉及到的问题相当多，其中有些问题一时尚不能定论，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现在，仅就以下的几个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

一、据原碑文，死者的全称是Emir Sayyid-ajall Toghan-shah。Emir，阿拉伯语义为首领、总督或贵族，早见于《册府元龟》，译作异密。现译作埃米尔。在这里，Emir，仅仅是对死者的尊称，似无首领、总督或贵族等表示职位或出身之义。估计死者本人死于幼冲，无事迹可述，所以找不到有关的文献记载。

汉译作“赛典赤”的Sayyid-ajall，是老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儿及其后人专有的称号。在阿拉伯——波斯语中，Sayyid有首领、诸侯之义，实际指伊斯兰教教主穆罕默德经其女法蒂玛及其婿阿里所传下来的后人，也就是伊斯兰教的圣裔。除赛典赤赡思丁外，元代另一著名的伊斯兰教圣裔是扎八儿火者（Ja'far Khoja），《元史》称他是“赛夷人”，并解释说：“赛夷，西域部之族长也，因以为氏。”赛夷即Sayyid的音译。ajall是阿拉伯语形容词“伟大”、“崇高”的比较级。拉施特《史集》中记载赛典赤赡思丁在死后才被称为ajall，即整个赛典赤（义为“伟大的首领”）的称号是他死后授与他的。此说恐不太确实。元代的王恽和赛典赤赡思丁曾同时在中书省做过官，他写的《中堂事记》中就载有燕京路宣抚赛典只儿（即赛典赤）授吏户礼三部尚书及赛典赤授中书省平章政事的事，并说赛典只儿是“回纥之有德者，自云世家同中国孔子宗系。”《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亦记载：“（成吉思汗）以赛典赤呼之而不名”。据此，好像他生时就已有此称号了。

死者的名字Toghan-shah，明显地不是阿拉伯语，在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中亦有类似的名字，他提到你沙不儿的一个地方侯王名叫做Toghan-shah。这个名字的第一部分toghan，突厥语训为“鹰”《元史》中的脱欢、脱罕为其对音；第二部分shah，是波斯语的“王”，整个名字的意思是“鹰王”。赛典赤赡思丁虽是伊斯兰教的圣裔，但拉施特说他是布哈拉人，因此他的子孙有可能取突厥名。

二、碑中死者的父亲赛典赤乌马儿（Omar）究竟是谁？

马坚先生据拉施特《史集》中的一条记载说：“赛典赤赡思丁的儿子纳速刺丁，他有一个儿子名叫艾卜伯克，称号伯颜平章。当拉施特著史书时，曾充任中国刺桐港（泉州）市舶司的重要官职。这一位艾卜伯克很可能就是杜安沙的父亲乌马儿。因为乌马儿是名，而艾卜伯克是号。”

伯颜平章当即《元史·纳速刺丁传》中的纳速刺丁的长子伯颜，他曾任中书平章。拉施特简述纳速刺丁的生平后，确实曾有这样的一句话：“纳速刺丁（Nasir-ad-din）之子，名叫阿不别克儿（Abu Bakr），现称作伯颜平章（Bayan Finjan），曾被遣往刺桐城（泉州）任长官（Hakim）。”我们认为，这个记载的真实性及其所指的确切时间，是使人怀疑的。

拉施特不止一次谈到这个伯颜平章，为了把他的事迹考查清楚，现将《史集》中有关的记载摘译出来。

在记忽必烈的大臣时，拉施特说：眼下，在铁穆耳（1295—1307）可汗统治时，所有平章的首脑是伯颜平章，他是赛夷纳速刺丁之子，赛典赤之孙，他现在也叫做赛典赤。《史集》中有一节记伯颜平章，小标题是：“可汗的丞相赛典赤，他也获得伯颜平章的称号。”内容如下：已故赛典赤的孙子中有一个叫做阿不别克儿。可汗（忽必烈）赐给他伯颜平章之号，让他当完泽（Öljei）的那可儿（nöker），并把平章，即内阁首脑（sahib-divan）的职位授与他。他在可汗统治时期当了两年宰相……

最后，在记铁穆耳统治时期的史实时，拉施特又说：他保留了伯颜平章在内阁的职位，因为赛典赤的称号被大食人（Tajiks）看得很高贵，又因蒙古人也注意到，该称号系用来称呼大丞相，因之他们眼里也把它当作最高贵的名字和称号，故此为提高他的身份和权威，可汗（铁穆耳）称他为赛典赤。今天他是极有权势的丞相，和完泽、答刺罕（Tarkhan）、帖可平章（Teke Finjan）、托亦纳（Toina）、阿不都刺平章（Abdallah）、异密火者参政（Emir Khoja Samjing）、忽都不丁参政（Qutb al-Din Samjing）、和麻速忽郎中（Mas'ud Lanjun）共同处理大内阁的事务，整治朝政。

使人感到有兴趣的是，《史集》这些记载，有《元史》作为佐证。《宰相年表》至元三十年（1293）和三十一年（1294）平章政事栏内的名单中有赛典赤，同时，《世祖本纪》至元三十年十一月己卯条下有这样的记载：“河南江北行省平章伯颜入为中书省平章政事，位帖哥、刺真、不忽木上”；这个赛典赤和伯颜当为一人，即纳速刺丁之子阿不别克儿。

同一《宰相年表》中，从元贞元年（1295）到大德七年（1303），除元贞二年外，都有赛典赤，元贞二年作伯颜，也是同一人而异名。大德七年赛典赤的名字后附有小注“正月至二月”，意思是说，他从正月仕至二月后离任。据《成宗本纪》，因为朱清、张瑄行赂案，大德七年三月被罢免的有中书平章伯颜。同时被罢免的官员还有梁德珪、段真（贞）、阿里浑撒里、右丞八都马辛、左丞月古不花、参政迷而火者、张斯立等。这些人名都见于同年的《宰相年表》，梁德珪即梁暗都刺，段真即段那海。大德八年（1304）九月庚申，铁穆耳下诏恢复伯颜、梁德珪的中书平章政事职位，因此在同年《宰相年表》中又有伯颜，但无梁德珪，后者这时已病危并死于同一月，当然不能复任。伯颜则仕至大德十年，后来因和阿忽台等谋立安西王阿难答，被武宗海山处死。

这个伯颜平章的事迹，大概如此。《史集》和《元史》都明确告诉我们：这个伯颜在忽必烈时期已开始担任中书平章，铁穆耳继位后他仍保留这个职位；也就是从至元三十年（1293）到大德十年（1306）这个伯颜一直在大都任中书平章，在杜安沙死去的回历702年（公元1302年），他不可能在泉州担任长官。拉施特在记忽必烈统治下中国的十二省时，又有这样的一段话：福州（Fu-Ju）［城］省，［它是一座］蛮子城市。从前省治在那里，［后来它给］迁往刺桐（泉州），但现在它［又迁回］。该城的守令曾是异密答失蛮（Emir Danishman）的兄弟——现在则是伯颜平章的兄弟异密乌马儿（Emir Omar）。港口是刺桐，其长官是宝合丁·弘都吉（Baha-ad-Din Ku-nduz）。

根据这条记载，拉施特在记述伯颜平章时，说他曾任泉州长官，多半是把兄弟俩的事弄错了，因此出现自相矛盾。另一个可能性是伯颜过去曾出守过泉州，后来离开了那里，但这点找不到其他史料的证明。总之，碑中的乌马儿不是这个伯颜平章，——同阿不别克儿决不是一个人。

三、我们认为，碑中死者之父赛典赤乌马儿，必为《元史》中著录的纳速刺丁的次子、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乌马儿，也必为《史集》中所载的伯颜平章的兄弟、福建守令异密乌马儿。关于乌马儿的事迹，《元史》和《史集》记载得很少，在元代文献中，任士林《松乡先生文集》记述不少与他有关的珍贵资料。

任士林号松乡，生于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卒于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未仕元，有文集十卷，以碑记为多，写作的时间大致是在至元和大德间，少数文章写于至大初。碑记的内容主要是谈江浙所发生的事。

他的文集中保存了两篇与我们讨论有关的碑记，一篇题为《江浙行省春运海粮记》，另一篇题为《平章政事赛典赤荣禄公世美之碑》，其中都记述了赛典赤荣禄公春运海粮的事迹。据记载说，从江浙海运粮食到大都（北京），一般都在风讯期的夏季，过去虽有春运的先例，但危险较大，赛典赤荣禄公在他赴任江浙行省的同一年冬十一月，奉朝廷的诏旨组织了一次春运。次年四月粮食平安抵京。之后，任士林应邀撰写了这两篇碑记。

在《世美之碑》中，任士林追述赛典赤荣禄公出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之前在福建行省的德政，他说：及尝闻公行事，其在福建行省也，重建泉州、兴化两郡庙学，王宫斋庐，栋宇一新，且各置田一千亩以充赡之，而士有教养焉；建泉州等路桥梁凡六所，曰金鸡，曰南召，曰相额，曰营头，曰下辇，曰金溪，石梁板屋，连驾海涛，飞甍杰栋，平跨虹霓，而人无病涉焉；筑兴化、莆田、国清海塘为田，以给民之无产者一千家种之，筑屋三十间以授贫民之无归者居之。

任士林没有告诉我们这位赛典赤是谁，和他在福建任职及调赴江浙的时间，但是，根据有关的史料，我们能够大概推断出来。

元廷于至元中平宋后，仍濒濒用兵东南，因此视征伐所需随时设置福建行中书省，其省治在福州和泉州之间迁徙不定。据《元史》世祖和成宗本纪的记载，至元二十九年（1292）元廷应高兴等的请求重置福建行省，大德元年（1297）改福建省为福建平海等处行中书省，徙治泉州。大德二年，元廷复立至元十四年（1277）曾于泉州设置的宣慰司都元帅府，同年改泉州为泉宁府，三年罢福建等处行中书省，置福建宣慰司都元帅府。在任士林对这位赛典赤的颂扬中，有“公在福建则举钞三百定给宣慰司”之语，可以断定他正赶上大德二年到三年福建宣慰司都元帅府的重置，即是说，大德初他已在福建。《泉州府志》记录元代福建平海行中书省官员名单中有左丞乌马儿（大德初任）之名，很可能就是拉施特的福建守令异密乌马儿，也就是任士林的这位赛典赤荣禄公。乌马儿是他的名字，荣禄公为尊称，元代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是从一品，官阶为荣禄大夫，所以任士林称他为荣禄公。由于大德年间福建平海行中书省和宣慰司都元帅府的所在地都在泉州，那么，这时他应在泉州定居。

赛典赤乌马儿从福建赴江浙的时间，我们推断当在至大元年（1308）前后，理由如下：《世美之碑》叙述说，赛典赤荣禄公得到朝廷的运粮诏令是他到江浙“既蒞政之岁冬十有一月”，而任士林撰写这两篇碑记则在次年四月二十一日得知海粮运抵大都的消息之后，这就是说，二者仅相差一年。从《世美之碑》中有“成宗皇帝（铁穆耳）诏用恤典”之类话看，撰碑的时间必在大德十一年（1307）铁穆耳去世之后。任士林死于至大二年（1309）七月，撰碑时间必定在1309年七月之前。又据《世美之碑》记赛典赤荣禄公在江浙的仁政说：“其在江浙行省也，适岁大饥，沿门疫且死，乃置药材，命医工家至户视，以济疾病，全活者多。”这次江浙大饥荒，任士林在另一篇题为《诸暨州寿圣院观音殿记》的文章中记载了它发生的时间：“大德十有一年冬，过延庆丈室，明年是为至大元年，两年之间，浙以东以旱特闻，而越为甚，民无食流且死者以万计。”以此推断，赛典赤荣禄公之赴任和饥荒是在同一年，即1308年，任士林撰写两碑则在1309年，两篇碑记大概是他的最后作品。

综合前述，赛典赤乌马儿大概在大德初或至元末就在福建行省，并且因行省迁往泉州而在那里定居。他的儿子杜安沙死于他任职期间，葬在泉州。武宗至大元年他被调往江浙，任江浙行省平章。可能因为他的兄长伯颜平章被处死而受到影响，乌马儿在宦途中很不得志，至大三年他受到御史台臣的弹劾：“江浙省平章乌马儿遣人从使臣眤匝马丁（Nizam-ad-Din）枉道驰驿，取赃吏绍兴狱中释之”；并受到鞫问，翌年就罢了官，从此他就在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了。

应该提出：《新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的附传中，比《元史》多了《乌马儿传》。这个《乌马儿传》就是根据《松乡先生文集》中的碑记增补的，可见新元史的编著者已在先发现并使用了这些资料，不过，他考订乌马儿在“至治元年改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任士林死于至大二年，不可能写出至治二年的事。

四、碑中死者的系谱，述及五世，即：杜安沙，杜安沙之父赛典赤乌马儿，乌马儿之父赛典赤阿米朗（Amiran），阿米朗之父埃米尔昔格山（Seghishan），昔格山之父阿不别克儿（Abu Bakr）。

上面考证杜安沙之父赛典赤乌马儿，必为《元史》中的纳速刺丁次子、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乌马儿。如果这一推断不误，那么，乌马儿之父赛典赤阿米朗应即纳速纳丁，阿米朗之父埃米尔昔格山也就是赛典赤赡思丁。但是，《元史》和《史集》都没有记载纳速刺丁和赛典赤赡思丁还有类似阿米朗和昔格山这样的别名或称号。任士林在《世美之碑》中也记载了乌马儿的系谱，他说：成宗皇帝诏用恤典，以昭前人，先贞简公以平章政事薨，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左丞相岐国公，谥贞简，是为考，妣岐国夫人。忠懿公以平章政事薨，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太尉，封雍国公，谥忠懿，是为祖考，妣雍国夫人。孝敏公追赠崇进，封云中郡公，谥孝敏，是为曾祖考，妣云中郡夫人。

任士林记述的这些乌马儿先人的事迹，为《元史》所失载。很显然，贞简公就是纳速刺丁，忠懿公就是赛典赤赡思丁，孝敏公就是赛典赤赡思丁之父，但不是名字，是尊称。不过，从贞简、忠懿和孝敏这些谥号，我们看不出它同阿米朗和昔格山有什么关系。

另外记载赛典赤家族事迹的还有后至元五年撰刻的《济渎重建灵异碑记》，此碑记见于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及阮元《中州金石记》，但都仅录碑记名，未录碑文。据钱大昕跋文云：（此碑记）为孟州达鲁花赤也列失追述其叔祖忽辛祀济渎灵异事。所载世系云：始祖赛天知苦马鲁丁，追封世王。子一人，赛天知赡思丁，云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追封咸阳王，谥忠惠。子三人：长赛天知纳速儿丁，云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追封延安王，谥宣靖；次忽辛，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犹子赛天知乌马儿，江浙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也列失则乌马儿之子。

赛天知是Sayyid ajall音译，即赛典赤之同名异译，纳速儿丁就是纳速刺丁（Nasir-ad-din），“儿”、“刺”均为r的译音。赡思丁父曰苦马鲁丁（Kamal-ad-Din）、纳速儿丁谥宣靖及乌马儿之子也列失，皆为《元史》所失载。这段跋文，也找不到与阿米朗和昔格山有什么关系。

Amiran和Seghishan这两个字，因原文辨认不清，写法还没有把握。在阿拉伯语中，类似Amiran这个词的是Emir（Amir）的复数，可是从碑文里解释不了它有这个意义。马坚先生的译文大概把Seghishan当成了“咸阳”的对音，似不可信。马坚先生可能是依据《元史》赛典赤本传中“大德元年赠守仁佐运安远济美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咸阳王，谥忠惠”这一条记载译出的，但《元史》这一条记载，并不确切。事实上，赛典赤死后，元廷授与他的封赠不止一次。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翰林遗藁》里就有《追谥赛平章制》和《赛平章国夫人诰》两篇文章，这是他在成宗元贞元年至大德八年之间，任翰林学士时写的制诰稿。里面虽然只说“赠某官某谥”和“封某国太夫人谥某号”，没有写明具体的官名和谥号，但是，从中很容易看出，赠与的应该是什么国公的勋号，而不是“咸阳王”。至大二年任士林《世美之碑》：“成宗皇帝诏用恤典……忠懿公（即赛典赤）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太尉、封雍国公，谥忠懿。妣雍国夫人。”同王恽的制诰，很可能是一回事，因为在成宗即位数年中，元廷不可能授与赛典赤二次封赠。根据王恽和任士林的记载，成宗时（可能就在大德元年）赠予赛典赤的是雍国公和忠懿谥号，授与咸阳王和忠惠谥号则当为至大二年以后另一次的事，否则任士林在写这篇歌颂赛典赤家世的文章里，对这一次显贵的封赠，是不会不记述的。《元史》把授与赛典赤“咸阳王”的事说成大德元年，不是有遗误，就是把时间搞错了。赛典赤受到“咸阳王”的封号，既在至大二年以后，那么，大德六年刻的杜安沙碑里，自然不会有“咸阳王”这样的名字，昔格山也不可能是“咸阳”的对音。关于Amiran和Seghishan这两个名字，我们还不能做出圆满的解释，只好存疑。

碑中说昔格山之父也就是说赛典赤之父是阿不别克儿，因为《元史》和《史集》都没有提到赛典赤的父亲是谁，无法勘对。《世美之碑》里称乌马儿之曾祖（即赛典赤之父）为孝敏公，那也不是人名，是谥号。不过，我们从《史集》中还可得到一点线索。《史集》说赛典赤是布哈拉人，这恰与碑中所载阿不别克儿是布哈拉人相符；另外《史集》提到了伯颜平章的名字，也叫阿不别克儿，从阿拉伯人命名习惯用其家族中先人的名字来看，很有可能赛典赤的父亲就叫阿不别克儿。但是，另一个问题就是据钱大昕的跋文，在《济渎重建灵异碑记》里又说赛典赤的父亲是苦马鲁丁。《济渎重建灵异碑记》的这一记载，已为《新元史》所采用，应当说也是比较可靠的。这两个不同的名字，可能一处说的是赛典赤父亲的名，另一处说的是赛典赤父亲的别名或绰号。这也仅是臆测，还须待新的史料发现来证明。《杜安沙碑》不仅是一件珍贵的文物，也是研究元史和中外交通史的重要史料，对它进行深入地研究和探讨是很必要的。由于我们的学识有限，文中不免有错误之处，希读者指正。附记：在译读阿拉伯碑文中，我们曾就教于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华维卿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杨浩成同志和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郅溥浩同志，在此谨表谢意。（原载《考古》1980年第5期）

哈剌和林考

哈刺和林是蒙古人在漠北草原上兴建的第一座城市、早期的都城和政治经济中心。忽必烈迁都大都（北京），和林开始失去它的重要性，但是元朝仍在这里设岭北行中书省，控制漠北，转输粮草，不失为北方重镇。元亡后，和林遭到兵劫，终至荒废湮没，荡然无存。其遗址即后来的额尔德尼召。

和林定都的时间，《元史》记在成吉思汗时期。《元史·百官志》说：国初，太祖定都于哈剌和林之西，因名其城曰和林，立元昌路。《元史·地理志》的记载是：和宁路，上。始名和林，以西有哈剌和林河，因以名城。太祖十五年（1220年）定河北诸郡，建都于此。初立元昌路，后改转运和林使司，前后五朝都焉。

然而，如我国学者张穆等所指出，太祖十五年成吉思汗正进兵中亚，哪有馀暇顾及定都建城之事。《元史》的这两条记载确实令人生疑。另一方面，关于和林城的位置，两说也是矛盾的。《百官志》称和林在所谓哈剌和林河之西，但《地理志》则说和林西有哈剌和林河，则城在河的东岸了。究竟城在河东，还是在河西？这个矛盾更增加人们对《元史》记载真实性的怀疑。

外国学者伯希和（P．Pelliot）、柯立福（F．W．Cleaves）等却相信成吉思汗定都和林之说。柯立福在《1346年汉蒙文碑》（《哈佛亚洲学报》1952年）中，除转录伯希和的意见外，还把《元史·地理志》有关的文字译为英文，并加以详注。吉谢列夫在考查了和林的遗址后，发现和林宫殿区的建筑废料下，“最主要的是在中央平台的堆积下，发掘出包含着极为美丽的具有佛教内容的壁画残跡的地层，它们同新疆9—12世纪的古跡极为近似。”这就是说，在建筑宫殿前，那里已有某种宗教建筑物。据此，吉谢列夫支持和林城建立于1220年成吉思汗时期的说法。

尽管这样，吉谢列夫的论断仍然缺乏说服力。首先，佛教壁画残跡的准确时间并没有得到断定，不能认为它必为成吉思汗时期的作品。其次，成吉思汗本人不信奉哪一种宗教，对佛教更无偏爱，没有理由认为成吉思汗在兴建和林宫阙前先在这里盖上佛寺。和林遗址所在的额尔德尼召，地处鄂尔浑河和土拉河两河流域，是一片开阔的草原，早在蒙古人兴起前已是北方少数民族游牧的地方，而且他们已在这里建筑过城市。回鹘人和契丹（辽）人都曾留下了他们的踪跡。耶律铸《取和林诗》（《双溪醉隐集》卷二）注释说：“和林城，苾伽可汗之故地也……城西北七十里有苾伽可汗宫城遗址。”这就是著名的位于额尔德尼召西北，鄂尔浑河左岸的黑城子。在《宽甸有感》（《双溪醉隐集》卷四）一诗的序中，耶律铸又说：“和林城有辽碑。”证明这里也是契丹人活动的场所。张德辉《边堠纪行》中提到的和林以西的契丹小故城，应为辽代的遗址，和苾伽可汗宫城不能混为一谈。据此，我们认为，和林宫殿下面的佛教建筑，可能是这两支信仰佛教的民族的遗址。

13世纪时，欧洲教士鲁布鲁克（Rubruk）亲赴蒙古谒见蒙哥可汗。他在旅途中听说克烈人有个叫作哈剌和林的小城。他的记载是：这个约翰（John）有个兄弟，也是个强大的牧主，名叫汪罕（Unc）；他住在哈剌契丹（Caracatayans）的山岭那边，离他的兄长有三周的旅程，他是一个叫作哈剌和林（Caracarum）的小城的主人。他统治下的民族叫作克烈（Crit）和篾儿乞（Merkit），他们都是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

这个记载中包含着一些有疑问和失实之处。约翰即长老约翰（Prester John），是流传中的东方信仰基督教的君主。马可波罗（Marco Polo）说他就是汪罕，和鲁布鲁克所说不同。汪罕是克烈部的部长，但不是篾儿乞部的部长，这两支部族经常处在敌对的状态中。鲁布鲁克把篾儿乞也说成是归汪罕统辖，显然是失之误传。虽然如此，鲁布鲁克却明确提到汪罕和克烈人有一座叫哈剌和林的小城。成吉思汗定都和林，是否指的是这个小城呢？鲁布鲁克叙述了成吉思汗打败汪罕之后，又有如下的记载：他们（蒙古人）的发源地，成吉思汗的斡耳朵现在仍在那个地方，叫做斡难怯绿连（Onankerule，鄂嫩—克鲁伦河）。但因哈剌和林是他们势力最初扩展的地方，他们便把它立为他们的皇城，在那附近选举他们的汗。

这里措辞含糊，没有肯定成吉思汗本人选择哈剌和林作都城。从整个叙述看，又好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汪罕和克烈部人是一支强大的、文明程度较高的游牧部落。但是除鲁布鲁克的记载外，还缺乏其他史实来证明他们确实建筑过城市。也许应当把鲁布鲁克说的小城理解为一个游牧民族的聚居点，类似村镇，而不是真正有城池、墙垣的城市，它很有可能就在古畏吾儿旧都的废墟，后来蒙古人兴建哈剌和林城的地方。

成吉思汗征服克烈部后，紧接着就西进打败乃蛮人，追击篾儿乞馀部，终于和强大的花剌子模沙摩诃末遭遇。为西征扩大疆域，成吉思汗开始把鄂尔浑和土拉两河流域作为他的驻地。这个地区除因本身的条件，早已是一些部族的游牧点外，地理位置在鄂嫩河和克鲁伦河之西，便于成吉思汗西进和控制新征服的西部广大疆土。《元史·太祖本纪》记载说：“三年戊辰（1208年）夏，避暑龙庭。”耶律铸《下龙庭》诗（《双溪醉隐集》卷二）注释称：“龙庭，和林西北地也。”邱处机赴中亚见成吉思汗过陆局（克鲁伦）河一直西行，中途曾泊于窝里朵之东，其水东北流，这里是成吉思汗的一位皇后的驻地。并说：“窝里朵，汉言行宫也，其车舆亭帐，望之俨然，古之大单于未有是之盛也。”有的学者认为，此窝里朵即和林。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在色楞格河上游支流鄂尔浑河上。其具体地点都未能确定。总之，从此记的行程看，当在鄂尔浑河上游之西地方，与后来的哈剌和林城并非同地。又据《元朝秘史》续集卷一，成吉思汗从远征花剌子模归来，于“第七年鸡儿年（1225年）秋，回到秃剌（土拉）河黑林的旧营内”。“旧营”，原文为“斡儿朵思”，也就是行宫之义。

上引史实似足以说明成吉思汗在和林地区有一处驻地。但是，这些记载都不能确证他已选择了和林作为他的都城。事实上，成吉思汗的大本营和政治中心始终在鄂嫩和克鲁伦河。他死后，推选窝阔台为汗的诸王大会仍是在怯绿连（克鲁伦河）的曲雕阿兰举行的，也可说明这一点。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如下结论：成吉思汗定都和林出自一种误传，而不是实有其事。作为一代开国之君，成吉思汗可能已经认识到和林地区的重要性，甚至有意把和林选作他未来的国都。在这里设置一个后妃的斡耳朵，目的即在于此。但是，连年的征战使成吉思汗生前没有能够采取任何措施去定都建城。由于后人的附会、引伸，遂出现了成吉思汗定都和林之说。许有壬撰《敕赐兴元阁碑》（《至正集》卷四十五）称：“太祖圣武皇帝之十五年，岁在庚辰，定都和林。太宗皇帝培植煦育，民物康阜，始建宫阙。”把定都和建城作为两件事区分开来。耶律铸《取和林》诗注释说：“和林城，苾伽可汗之故地也。岁乙未，圣朝太宗皇帝城此，起万安宫。”《元史·太宗本纪》也说窝阔台在七年乙未（1235年）春“城和林，起万安宫”，完全不提这里原来已有城池宫阙。看来，许有壬把成吉思汗定都和林仅仅说成是一个没有具体行动的传说。

波斯史家志费尼的记载完全排除了成吉思汗定都和林的可能性。这位史家曾三次从波斯赴蒙古。除第一次半途折回外，第二次抵叶密立，第三次到了和林。第三次和林之行是庆贺蒙哥登基，志费尼在那里居留了近一年的时间，他对和林的记述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他说：当代的哈惕木和世界的君主（窝阔台）在登上帝位，不再为征伐契丹而操心，凯旋返回他父亲的大斡耳朵之后，他把他自己在叶密立地区的驻地，赐给他的儿子贵由，为他的（新）居和国都选中斡儿寒（鄂尔浑）河和哈剌和林诸山间的一个地方。该地除一堵叫作斡耳朵八里的颓垣外，从前没有城镇或村落。当他登基时，在城堡的废墟外，发现一方石头，上面的铭文说该地的创建者是不可汗（这件事在畏吾儿的一章中已详细叙述）。蒙古人把它叫做卯危八里（Máu-Baligh），合罕（窝阔台）叫在它上面修筑一城，他们称之为斡耳朵八里。尽管它更以哈剌和林而知名。从契丹送来各类工匠，从伊斯兰诸地也送来匠人，于是他们开始整治土地。又因合罕的慷慨仁厚，人们从四面八方转向那里，在一个短时间内它成为一座城市。

窝阔台定都、修筑和林，是否秉承成吉思汗的遗命呢？这点还不能肯定。根据《元史·太宗本纪》的记载，窝阔台在伐金返回后，于四年壬辰（1232年）九月“还龙庭”，十二月，“如太祖行宫”。这里指的应当是鄂尔浑和土拉之地，也就是在和林附近，而不是指蒙古人的老家鄂嫩和克鲁伦河。实际上，窝阔台在建都哈剌和林以前于鄂尔浑河一带的活动早已明显增加，如《太宗本纪》载：二年（1230年）……是春，帝与拖雷猎于斡儿寒河，遂遣兵围京兆。……夏，避暑于塔密儿河（在和林西，今塔米儿河）。四年冬十一月，猎于纳兰赤剌温之野（即日月山，在和林北）。五年二月幸铁列都之地（在土拉河西）。……秋八月，猎于兀必思地（当距和林不远）……是冬，帝至阿鲁兀忽可吾行宫（在鄂尔浑河上游）。六年是春，会诸王，宴射于斡儿寒河。夏五月，帝在达兰达葩之地，大会诸王百僚。

窝阔台在达兰达葩召开的诸王百僚大会，是蒙古史上极重要的一次大忽里台，制定了一系列军政制度，也是为和林的最后建成作了准备。达兰达葩，《太宗本纪》中又作八里里答兰答八思，《察罕传》作清水答兰答八，Dalan-Daba，突厥语义为“七十山隘”，其确切地点还不能决定，王国维疑即《双溪醉隐集》卷五耶律铸所说的在和林北百馀里的达兰河。八里里之义不明，“清水”或因达兰河之水清澈有关。原来是克烈部汪罕的夏营地，也是窝阔台定都和林前在哈剌和林地区活动最早建立的行宫。窝阔台死后，其寡后脱列哥那曾在这里召开诸王百官大会，推选贵由为汗。

这些线索表明，窝阔台建都和林，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单纯出自个人的爱好或意见。而是考虑到成吉思汗对这个地区的重视。可以这样说：窝阔台的建都是成吉思汗在和林地区活动的必然结果。

现在再说哈剌和林因何得名的问题。《元史·百官志》和《地理志》都说和林城因哈剌和林河得名。事实上，哈剌和林之名在窝阔台建都以前早已有之。克烈人、蒙古人都是沿用了这个旧称，但不是河名，而是山名。关于哈剌和林山，中外史籍多有记载。志费尼所载最为清楚，他说：“畏吾儿人认为他们世代繁衍，始于斡儿寒河，该河发源于他们称为哈剌和林的山中，合罕（窝阔台）近日所建之城池，即因此山得名。”又说：“有三十条河发源于哈剌和林……当时，哈剌和林有两条河，一名秃忽剌，一名薛灵哥，汇源于合木兰朮（Qamlanchu）之地。”拉施特《史集》亦多处记载和林山，并说窝阔台所建的城，即用此山的名字来称呼。《元史·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传》谓：“先世居畏吾儿之地，有和林山。”虞集撰《高昌王世勋碑》也说：“畏吾而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秃忽剌，曰薛灵哥。”和波斯史家志费尼的记载一致，都没有说有和林河。耶律楚材是在哈剌和林居住过的，他所著《湛然文集》中也常提到和林山，如卷十四《喜和林新居落成》诗：“登车凭轼我怡颜，饱看和林一带山。”又《景贤作诗颇有思归意和原韵以勉之》诗：“王吉（河名）中栽菊，和林也有山。”卷十三《和林城建行宫上梁文》中有“拋梁南，一带南山挹翠岚，创筑和林建宫室，酂侯功业冠曹参”之句。所谓哈剌和林山，当指和林南面这些山峦而言，与志费尼所指方位亦合。据伯希和说：哈剌和林一名来源于突厥语Qara哈剌，义为“黑”，Qaram和林义为“岩石”，并考证哈剌和林系以山得名，他认为《元史》称哈剌和林为河名，系由于混淆之误，其实应为山名，此一考证，应当说还是可取的。

按志费尼所说，和林城是由各族工匠共同建成的。契丹指中国北方，从契丹来的工匠是以汉族为主的北方人。伊斯兰诸地包括中亚、波斯、阿拉伯等信仰回教的国家，大批的匠人早在成吉思汗时期已从那些国家被送到蒙古本土。主持建城工程的是宣德人刘敏，元好问撰《大丞相刘氏先茔神道碑》（《遗山先生文集》卷二十八）载：“是后立行宫，改新帐殿，城和林，起万安之阁，宫闱司局，皆公（刘敏）发之。”又据《元史·刘敏传》说：“既成，宴赐甚渥。”窝阔台伐金后返回蒙古，是在壬辰（1232年）冬，和林的建成在乙未（1235年）春。建城的时间在这两年内，确实是在一个短时期内完成的。

和林虽然称为都城，其实规模不大。马可波罗说它四围是三哩。鲁布鲁克对它的报道是最详细的，他说：关于哈剌和林，你须知道的是，且不说汗的宫室，它并不比圣丹尼斯（Saint Denis）村大，而圣丹尼斯的修道院都比那座宫殿要大十倍。它有两个城区：一个是撒剌逊人居住区，市场就在这个区里。许多商人聚集在这里，因为那里有一直在它附近的宫廷，也因为那里有许多使臣。另一个是契丹人的城区，他们全是工匠。这两个区外，还有供宫廷书记使用的大宫室，有十二座各族的异教徒的寺庙，两座清真寺，念伊斯兰教的经卷。城的尽头有一座基督徒的教堂。城四周是泥土墙，有四道门。东门卖粟及其他种类的谷物，不过，这些很难得运来；西门卖绵羊和山羊；南门卖牛和车；北门卖马。

城开四门，每门各设一特殊市场，这是汉族筑城的一般格局。据实地考查，城略呈长方形，南北向。用泥土筑城，主要是因为草原上缺少石头。后来元代大都的城墙也是土城，好像是沿袭了蒙古原来的筑墙法。

实地考查发现宫殿在城的西南角，靠近墙垣，和鲁布鲁克的记述相符合。这部分是宫廷所在。撒剌逊人居住的市场区也必定在它的附近。撒剌逊人即回教徒，他们大多是商人，从成吉思汗时期起就开始到蒙古本土作买卖。据志费尼说，有的回教商人甚至充当斡脱，从国库领取黄金去营商。从伊斯兰诸地运往和林的商品有：呼罗珊和两伊剌克的各种珍宝，如珍珠、红玉、绿玉，还有织金料子、衣物、阿拉伯马、布哈剌和大不里士的武器。但这些大多是蒙古统治者专用的奢侈品，民用的东西仍然主要是中国的产品，在哈剌和林发现的美丽中国镜子、银器皿、陶器、丝织品等等可以证实这一点。

除东南西北分设米市、牛市、羊市和马市外，城内的店铺必定也不少。仅志费尼提到的，就有卖肉的、卖水果杂货的、卖珠宝的，还有存放银钱的银号。城内不仅只有契丹匠人，窝阔台有次把一条松了的皮带扣钉交给一个叫做拉施特·苏答迦尔（Rashid Sudagar）的金匠修理。从名字看这是个回教国家的匠人。蒙哥统治时期还有个著名的巴黎金匠威廉·布昔尔（William Buchel）。他为蒙哥的宫廷制造了一株巨大的银树，在它的根部是四只银狮，每只狮子嘴里各通有一根管子，喷出白色马奶。树内有四根管子，通到它的顶端，向下弯曲。每根上有一条金蛇，尾巴盘绕在树干上，一根管子流出葡萄酒；另一根管子流出哈剌忽思迷，即澄清的马奶；另一根管子流出布勒（boal），一种用蜜作成的饮料；还有一根流出叫做特拉辛纳（terracina）的米酒。树的根部各有一特制的银盆，接受每根管子流出的饮料。树顶上端在四根管子中间，还制作了一个手拿喇叭的天使，大概是把欧洲艺术和中国艺术相结合的一种尝试。城内居住着各国各族人，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都市。由于蒙古统治者对宗教采取兼收并容的政策，和林城中佛教徒、回教徒、基督教徒共处，各有寺院教堂。忽必烈统治的大都城也同样容纳各教的存在。

城市的兴起带动农业的发展。志费尼说，窝阔台是这个地区农业的倡始者和奖掖者，他说：“哈剌和林境内，因为严寒，原来没有农业，但在他（窝阔台）统治时期，人们开始耕垦土地。”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年，一场大冰雹把正在生长的庄稼砸毀。因这场天灾，和林粮食奇缺，但窝阔台下诏称，种庄稼的人无需担心，因为他的庄稼没有受灾，如果再浇灌和整治土地，仍无收成，可从他的仓库领取足足相当的一份。碰巧那年收成很好。这表明窝阔台时期已有较大规模的农耕，既有皇室种的土地，也有百姓的。元代在和林的屯田，其基础当在这个时期奠定，但不应夸大和林农耕的水平，它的粮食仍然大部分由南方运来。在窝阔台的奖励下，和林出现了过去从未见过的农作物，如萝卜、西瓜、石榴，种植者都受到重赏。在哈剌和林东面的一个山麓，有人种了几株杏树和柳树，长得郁郁葱葱，过去该地没有这样的绿色植物，植树人也因此受赏。考古发现的农民的生铁犁和铁锄也能说明和林有过较发达的农业。

可以断定，发掘出的位于和林西南角的宫殿，正是《元史》的万安宫，志费尼提到的契丹工匠修筑的宫殿，也是鲁布鲁克朝见蒙哥的地方。志费尼和拉施特都把它叫做哈儿石（Qarshi），突厥语义为“宫”。志费尼对它的描写如下：市镇中替合罕建造了一座有四扇门的花园，一门专为统治世界的皇帝开设，一门为他的诸子和族人开设，再一门为后妃公主开设，第四门作为黎庶进出之用。那座花园的中央，契丹匠人筑有一座城堡，有像花园一样的门；并在它的里面筑有一座分三层的御殿，一层单供合罕用，一层供他的后妃用，第三层供侍臣和奴仆用，左右还筑有为他的兄弟、诸子和秃儿合黑（宿卫）准备的房屋，〔这些房屋的墙上〕绘有图画。……所有的器皿都用金和银制成，并镶有珠宝。合罕要一年两次临幸这个安乐乡。

耶律铸有《侍宴万安阁》诗（《双溪醉隐集》卷四），注释说：“和林城万安宫阁名也。”又说：“太宗皇帝尝号万安宫为莲宫。”

鲁布鲁克的记述，和志费尼有相同之处，但也有一些分歧。出现这种分歧，一方面可能两人在记述中有错误或者不准确。另一方面两个人记的时间不同。志费尼谈的是窝阔台时期的情况，鲁布鲁克谈的是蒙哥时期的情况。鲁布鲁克的记载是：蒙哥在哈剌和林有一座大宫殿，座落在城墙左边，四面高墙环绕，犹如我们家乡修道院四周有高墙一样。……那里有很多建筑物和仓库，其中贮存有他的粮食和财宝。……宫殿像一座教堂，有中心部分，两侧是两排柱子，南面是三座门，那株银树（即金匠威廉制造的银树）立在中门内。大汗坐在北面的高处，让大家都能看到。有两条阶梯通向他，送酒人从一条阶梯走上去，从另一条阶梯走下来。中间的地方，在树和这些送酒的阶梯之间，是空着的，因为这里是他的侍仆，也是献礼的使臣站立之处。他本人则像神明一样高坐在那里。在（他的）右侧，即西边，是男人们，左侧，即东边，是妇女们。宫殿是坐北朝南。在南面，右侧的柱子旁，有一排像看台的座位，他的儿子和兄弟们在那里就坐。左侧的情况相同，那里坐着他的妻妾和女儿们，只有一个妃子坐在他身旁，尽管坐得没有他那样高。

下面结合考古发掘来予以讨论。

吉谢列夫对和林西南部分的宫殿叙述如下：哈剌和林的这一部分有特别坚固的墙垣围绕着，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四角形。有一个主阜和四个辅阜分布在墙垣环绕的这片空地之内。通过对于主阜的发掘，已经探明这个岗阜是高有二公尺的平台，由粘土和砂砾构成。在它的上面，布列着六十四块巨大板石，它们是巨大殿堂的六十四根支柱的基石。这是一所宽广的建筑物，由巨大的木柱支撑着，在南面有用精工制作的花岗石板装饰起来的阶梯。

墙垣内的范围即万安阁、万安宫的范围。主阜的平台当即正殿的殿基。按志费尼的说法它应分为三层，最低一层供侍仆使用，大约相当于鲁布鲁克说的在银树和阶梯之间的地方，那里是侍仆站立和使臣进贡之处。第二层供后妃使用，必定指的是分列大汗左右的一排排座位。但鲁布鲁克说右侧坐的是男的，左侧是女的，志费尼只提到后妃，没有提到诸王，恐怕是一个疏漏。在记窝阔台登基时，志费尼仅说公主、后妃坐在左边，没有明确说王公们坐在右边，而在记贵由和蒙哥登基时，他说王公坐在右边，公主坐在左边，和鲁布鲁克的记述完全一致，最高一层才是大汗的宝座。

四个辅阜自然是王公和宿卫、侍仆的房屋，甚至是仓库。志费尼说，在侍臣的住处中，有重得不能移动的酒桶以及其它大小类似的器皿，尚有相应数量的大象、骆驼、马匹和它们的看管人，以此在举行公众节筵时，搬运各种饮料。所有的器皿，都用金银制成，并镶有珠宝。

宫殿的门，志费尼说是四座，鲁布鲁克说是三座，考查发现，宫殿前面南方确实布列着许多座美丽的门，但吉谢列夫没有说究竟有几座门。不能最后断定哪一个说得对。不过汉族修的宫门一般是三座。也许志费尼说的供黎庶进出的门平时不开放，并不和另三座门在一处。

从考古的发掘，和一些中外史籍的记载来看，整个万安宫建筑的格式和形式还是仿照中原的宫阙制度而修建的。

和林的另一座宫殿——窝阔台的春季驻地，是穆斯林匠人为蔑视契丹人而修建的一座乐园。志费尼叫做哈儿石·扫邻（Qarshi Suri）。他描写说：它是一座非常雄伟的城堡，其中尽是各种五颜六色的镶宝刺绣和地毯。入口处设置有完全配得过该地的御座，宴乐殿内是碧玉瓶、镶珠子的水罐，以及其它与它们协调的器皿。在这里窝阔台要宴乐四十天。该堡的前面有水池（他们叫做库耳〈köl〉），其中常聚有许多水禽。窝阔台要观看猎取这些水禽，然后纵情于饮酒之乐。

这个哈儿石扫邻，明显就是《元史·太宗本纪》九年（1237年）夏四月所载“筑扫邻城，作迦坚茶寒殿”的扫邻城。“扫邻”，蒙古语Sáurin，意为居住。元陶宗仪《辍耕录》（卷一《内八府宰相》条）称“扫邻”为“宫门外院官会集处”。但“扫邻”不必定为突厥语或蒙古语，疑有“扫平邻邦”，宣耀蒙古统治者的武功之意。

志费尼书没有提到“迦坚茶寒”这个名字，迦坚茶寒殿得名于它所在的同名沼泽地区。《元史·太宗本纪》四次提到窝阔台猎于“揭揭察哈之泽”，一次在九年丁酉（1237年）春，一次在十年戊戌（1238年）夏，一次在十一年己亥春，最后一次在十三年辛丑（1241年）春二月。这是他春、夏的游猎地。揭揭察哈为迦坚茶寒的异译。这和《宪宗本纪》所记蒙哥在三年癸丑（1253年）春和四年甲寅（1254年）春狩猎的怯蹇叉罕当是同一地方。又《明宗本纪》，和世自北边南返，于天历二年（1329年）正月丙戌即位于和宁（林）之北，三月戊午朔，次“洁坚察罕”也是一地异名。

拉施特没有载录扫邻城，但他说，窝阔台命穆斯林匠人在离和林一日行程处，古代阿甫剌昔牙卜（Afrasiyäl）的鹰夫所在地修筑了一座宫殿，名为Gegen Chaghan（迦坚茶寒）。维尔荷夫斯基（Verkhovsky）俄译本《史集》（Sbornik letopisei）把这个宫殿名字写作Kar-Chagan，它的第二部分Chagan，相当于Chaghan，即茶寒、察哈、叉罕、察罕的对音，蒙古语的“白”。第一部分Kar，维尔荷夫斯基依据的是伯劳舍（Blochet）编《史集》波斯文，而他自己据以翻译的本子却作KHZ，诚如英国学者波伊勒（J．A．Boyle）所指出，可以被看成是KKH，即Keken，Gegen的讹误，即迦坚、揭揭、怯蹇、洁坚的对音，蒙古语的“亮”。英宗硕德八剌的国语庙号叫格寒，即keken、gegen，这里用来译汉语“英”。由此，迦坚茶寒、揭揭察哈等等，意思是“明亮和白色”，表示一片开阔明亮的地带。《元史·地理志》说迦坚茶寒在和林北七十馀里。耶律铸《取和林》（《双溪醉隐集》卷二）注释中说和林城“西北七十里有苾伽可汗宫城遗址”。此迦坚茶寒无疑即苾伽可汗宫城遗址。波伊勒说它是哈剌和林以北二十五公里处之群湖的名称，可能在鄂尔浑河上近古畏吾儿都城Qara Balghasun的附近，大致不误。

值得注意的是，耶律铸《宽甸有感》诗的序言说：“和林城有辽碑，号和林北河外一舍地是为宽甸，广轮可数十百里。列圣春夏游幸所也。”所谓“和林北河”当指斡儿寒河（今鄂尔浑河），“河外一舍地”当指斡儿寒河左岸三十里左右地方。从地理位置看，宽甸必为揭揭察哈泽，蒙古汗的春夏游乐地。这块辽碑的铭文应当用的是汉语，而在蒙古人之前契丹已用“宽甸”来称呼这片沼泽了。确切说，“宽甸”是蒙语“揭揭察哈”的译义。耶律铸的诗中写道：“黯光宽甸旧烟光，锋镝纵横扰帝乡。昔是翠华临幸地，今为白革战争场。”这指的是忽必烈的军队和阿里不哥的军队为争夺汗位而在和林进行的一场战争。扫邻城和迦坚茶寒殿可能毀于战火。

和林城附近还有一座小宫殿，窝阔台每年从各营地回和林，都在此留驻。志费尼把它叫做图苏湖八里（Tuzghu Baligh）。他说：离哈剌和林以东两帕列散（parasan约七哩）之远，在山腰的一角建筑了一座宫殿，他（窝阔台）在往返于他的冬营时经常路过，以此可以从城镇把膳食供应（他们称之为tuzghu）运送给他。因这个缘故他们把该地叫做图苏湖八里。

在另一处，志费尼又说，当春天过去，窝阔台要返回他的夏季驻地。在城中的宫廷略住几天后，“他离开那里，他要到一座他修筑在离城三哩远一个山头上的小宫殿，从他的冬季驻地返回时他也要经过该处。在两种情况下，他都要在这个地方娱乐四五个礼拜，膳食则从城镇运送给他”。这就是《圣武亲征录》的秃思儿忽城，《元史·太宗本纪》十年（1238年）春修作的图苏湖城和迎驾殿。Tuzghu，突厥语义为“供给过路旅客的食物”，图苏湖、秃思儿忽均为其音义，迎驾殿也可能是它的意译。拉施特说它距离哈剌和林城两程处，是座高大的宫殿。《元史·地理志》则谓去和林城三十馀里。又《耶律希亮传》：“生希亮于和林南之凉楼，曰秃忽思，六皇后遂以其地名之。”“秃忽思”为“秃思忽”之倒误，可知Tuzghu汉语即称为凉楼，其方位也当在和林城之南。志费尼说它在哈剌和林以东，恐不大正确。

在夏天，蒙古统治者离开哈剌和林，常要进入山中游猎娱乐，志费尼说：“在山中为他（窝阔台）修造了一座契丹帐殿，墙是用格子木制成，顶篷用的是织金布料，整个覆以白毡，这个地方叫做昔剌斡耳朵（Shira-Ordu）。在这些地方有冷泉和丰盛的野草。他在这里要住到太阳进入处女宫和落雪的时候。”昔剌斡耳朵，蒙古语义为“黄帐”，也译作失剌斡耳朵。《太宗本纪》没有提到这个地名，但它必是《宪宗本纪》所载蒙哥在六年丙辰（1256年）五月临幸的昔剌兀鲁朵。

欧洲教士迦儿宾在和林附近亲自参加了贵由的登基大典，他说贵由的帐殿叫Sira-Orda（即Shira-Ordu）。他的同伴、波兰教士班涅狄克脫（Benedict）把它叫做Syra-Orda，并且作了详细的叙述：他们（教士们）被准许进入昔剌斡耳朵，这是皇帝的住宿之处，他们看见他（贵由）头戴皇冠，穿着闪闪发光的华丽长袍，坐在帐幕中央的一座高台上，高台以金银装饰，甚为华丽，在高台上面有一个华盖。有四道阶梯，以供上下高台之用。其中三道阶梯是在高台前面，当中的阶梯，只有皇帝才能上下行走，两边的两道阶梯，则供贵族们和地位较低的人行走，第四道阶梯，在高台后面，是供皇帝的母亲、妻子和亲属登临。有三个像门一样的入口，当中的一个入口，比两边的入口大得多，经常开着，无人守卫，因为只有皇帝能从这个进口出入。如果任何别人从这个入口走进去，他就要被杀死。不加宽恕。两边的入口则用栅门关闭着，有最严厉的卫兵手执武器严加看守，人们带着敬畏的表情从这两个入口走进去，因为他们害怕会受到规定的惩罚。

迦儿宾所说的Sira Orda虽不如他的同伴叙述得详细，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了三座不同的帐殿。一为Sira-Orda，是一座用白天鹅绒制成的大帐，足可容纳两千多人，四周树立了一道木栅，木栅上画有各种各样的图案。迦儿宾有这样的印象：“贵由的选举是在那里进行，尽管没有宣布。”一为金斡耳朵或“金帐”（Golden Orda），这座幕帐的支柱裹以金箔，然后用金钉将帐柱与其它木梁钉在一起，幕帐内的天幕和四壁覆以织锦，而外面则是用其它材料装饰的。原来定于圣母升天节（8月15日）在这里为贵由举行登基典礼，因当天下了一场大冰雹，使典礼延期，一直推迟到圣巴尔泰勒密节（Saint Barthelemy，8月24日）这天举行。新皇帝也就是在这里接见了教皇使者。还有一座幕帐，全部用红色天鹅绒制成，这是契丹人送的。皇帝和首领们常在此集会，每天都有一群贵妇来到这里。迦儿宾还说；他谈到的三个幕帐，都是特别大的，皇帝的嫔妃们都有用白色毛毡制成的其它幕帐，这些幕帐都相当大，并很华丽。

这样，很显然昔剌斡耳朵是帐殿的名字，不是地名，志费尼和迦儿宾都未提到它的所在，但拉施特提到了它所在的地方：夏天，他（窝阔台）在月儿灭怯土（Örmegetu）地方。那里搭起了一座大帐，其中可容千人，这座大帐从来也不拆卸收起，其外饰以金钉，内覆以纳失失。其名为失剌斡耳朵（Sira-Orda）。

拉施特把包括Shira-Orda在内的地方叫做月儿灭怯土，这点是重要的。这个“月儿灭怯土”就是《金册》（Altan Tobchi）中所记载的斡儿木格秃（Ormegetu），贵由即位的地方。这也说明了迦儿宾的叙述和《金册》完全一致。但《元史》称贵由是在一个叫做汪吉宿灭秃里（Ong-ge-su-me-tu-li）的地方即位，这个奇怪的地名确实不见于其他史料。基于以上资料，我们认为《元史》的汪吉宿灭秃里极有可能是拉施特的月儿灭怯土（Örmegetu）的讹误。《元史·宪宗本纪》记载月儿灭怯土是蒙哥夏季驻驿地之一，这是承袭窝阔台以来的作法。此外，六年丙辰（1256年）蒙哥大会诸王百官之地欲儿陌哥都，也是Örmegetu的另一译法。波伊勒以为Örmegetu系哈剌和林东南鄂尔浑河与霍格申河（Khögshin Gol）之间的山地。

关于贵由即位的事，涉及到一系列史事问题，有必要予以订正。

据《元史》，贵由即位共经过两次大会。一次是推选的大会：“太宗崩，皇后临朝，会诸王百官于答兰答八思之地，遂议立帝。”窝阔台死后，其寡妻六皇后乃马真氏，即脱列哥那皇后，曾摄政达五年之久，这次大会当在此时期内召开，唯《元史》未明言具体年代。《速不台传》有一段记载，似乎暗示这次会议：“太宗崩，癸卯（1243年），诸王大会，拔都欲不往。速不台曰：‘大王于族属为兄，安得不往？’甲辰（1244年），遂会于也只里河。丙午（1246年），定宗即位。”洪钧和Bretschneider都注意到这条史料，但没有得出完满的解答。据拉施特《史集》，窝阔台死后，脱列哥那邀拔都赴会，拔都因与贵由有隙，托辞伤足，始终未至蒙古本土。迦儿宾参加贵由登基典礼之前，曾在伏尔加河先晋见拔都，随即匆匆赴蒙古，似可证明拔都留在他的伏尔加河驻地。因此，上引《速不台传》中之“甲辰，遂会于也只里河”，变得不可理解，而且“也只里河”这一地名不仅与《本纪》中之答兰答八思不合，也未见于其他史料。

不过，这个问题尚可有另一种解释。也只里河极可能为Etil，即伏尔加河之对音。在《元朝秘史》中Etil作亦的勒，阿的勒、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土土哈传》中作也的里。今蒙语仍称伏尔加河为ijtl。若窝阔台死后，蒙古诸王确于1243年召开过大会，拔都未曾与会，那么很可能脱列哥那等人在第二年即1244年遣使至伏尔加河拔都驻地告之他大会的结果，并争取他亲自出席贵由的登基典礼。这样，所谓也只里河之会就不是指拔都赴蒙古本土了。此说好像有些勉强，但考虑到《元史》的编写者不谙语言和地理，出现这类混乱是不足为奇的。

总之，在贵由即位前的头三年已举行过一次推选的会议，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这件事还可从迦儿宾的记叙中得到证明。在穿越蒙古人地区，到达贵由的驻地时，迦儿宾有这样一段记载：这一段路程，我们以极快的速度骑马前进，因为护送我们的鞑靼人奉命要领着我们迅速赶路，以便我们能及时赶到，参加庄严的推选皇帝的大会，这个会几年以前就已经召集了。

我们认为这里所说的几年前召集的会，就是1243年脱列哥那召开的那次会。至于答兰答八思虽不定为双溪之达兰河，其地亦当在和林附近。有人以为脱列哥那召开的那次会就是1246年选立贵由的大忽里台，并考定答兰答八思与月儿灭怯土是在同一地方，这种说法，似难成立，这是将两次时间地点都不同的大会混淆在一起了。《元史·定宗本纪》记载贵由即位的时间是丙午年七月（1246年8月），即位的地点在汪吉宿灭秃里，从时间上说与迦儿宾的记载吻合，此次登基盛会当即迦儿宾亲身经历者。多桑采取了这一日期。

然而，波斯史家拉施特所记贵由即位的日期是1245年8月至9月，推选和登基都在这一时间内进行，与《元史》不合。至于即位的地点，拉施特说在阔阔纳兀儿（Köke-Na'ur）。蒙语之Köke-Na'ur，即汉语之青海。在我国西北有不少湖泊叫作这个名字，例如著名的青海湖就叫作Köke Na'ur（库库诺尔）。拉施特书一开始述蒙古地区的湖泊和河流时已提到这个地名，它必为《元朝秘史》中之阔阔海子，在桑沽儿河（Sangur）的源头，其地是成吉思汗最初兴起的地区。它也是《元史·宪宗本纪》记叙的蒙哥在甲寅年（1254年）召开大会之颗颗脑儿。在这里，拉施特的记载是有错误的，不能作为依据。

至于昔剌斡耳朵、“黄帐”，《元史》还有两处记载。《顺帝本纪》（卷三十九）：“至元三年（1335年）七月丙午，车驾幸失剌斡耳朵。”《崔敬传》（卷一八四）记崔敬上疏谏天子（顺帝妥欢帖睦尔）巡幸上都说：“……今失剌斡耳朵思，乃先皇所以备宴游，非常时临御之所。”这个失剌斡耳朵，当然不在和林附近，而应在上都附近。由此可见，失剌斡耳朵是蒙古君主举行重大节宴的大帐，不止在一处设置。

志费尼没有提到窝阔台秋季驻地的所在，但据拉施特《史集》记载，其地在距和林四天行程的古薛纳兀儿Kusah Nūwūr（波伊勒英译本作阔阔纳兀儿Kūka Nāwūr），又说是在距和林一天行程的兀孙豁勒（Usun Qol）附近的古薛纳兀儿（波伊勒英译本作阔阔纳兀儿）。

波伊勒所作《窝阔台的四季驻地》一文，根据志费尼和拉施特，参照《元史》和几部行纪认真地考证了窝阔台巡游中的地名，对于《元史》的研究有一定的帮助。但是，限于波伊勒所掌握的汉文材料，这篇文章有不少地方需要补充，有的地方甚至是错误的。

波伊勒以为拉施特所说窝阔台秋季驻地Kūsah Nāwūr，或即Kūshah Nāwūr（多桑之Keusche湖），和诸王选举贵由的地方Kūka Nāwūr一样，必定是拉施特在别处拼作Kūsku Nāwūr、Kūsāwūr Nāwūr的讹误，这就是《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中的Guse'ur Nā'ur（《秘史》作古泄兀儿，《亲征录》作曲薛兀儿），汪罕流浪归来到达的湖或泽。我们认为，拉施特书中贵由即位之地Kūkā Nāwūr和窝阔台的秋季驻地Kūsāh Nāwūr是两个不同的地名，后者只能在和林一带。这个Kūsah Nāwūr很可能是《元史·世祖本纪》所载忽必烈于壬子（1252年）夏六月入见蒙哥的地方曲先恼儿。从《世祖本纪》本身，我们判断不出曲先恼儿的位置，而且很容易把它和《元史》中的另一曲先（今库车）弄混。但是，《宪宗本纪》明确记载蒙哥在壬子年夏正驻和林，在此处理一系列政事。两个《本纪》一致称同年秋七月命忽必烈出征云南（大理）。蒙哥的四季驻地基本上和窝阔台的相同，参照两个本纪时间同一史实的记载，可以得出结论说，壬子年夏秋蒙哥驻于和林附近的曲先恼儿，其地即窝阔台的夏秋驻地Kasah Nāwūr。《宪宗本纪》仅仅记载了大地名和林，并不是两个《本纪》有出入。波伊勒以Kāsāh Nāwūr当《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之Gūse'ur Na'ur，并考证阔阔纳兀儿在月儿灭怯之地最南面，恐不大正确。

蒙古统治者的大猎期在冬季。志费尼说：窝阔台在契丹地和他的冬季驻地之间，用木头和泥土筑一堵墙，墙上开有门，这样，大批的野兽可以从远方进入墙内，他们则按顺序（汗、诸王、那颜、将官和士兵）进入猎取。窝阔台的冬季驻地，拉施特说在Ongqin，即和林南的翁金河。它也是《元史·宪宗本纪》所记，蒙哥于癸丑（1253年）冬十二月驾临的汪吉，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三中的旺结河。耶律铸的《三月到旺结河有感》诗写道：“杨柳盈堤冻未苏，年年旺结旧程途。”可见这里是往来南北的通道。

翁金河的猎场，拉施特叫做Jihik。Jihik的语源不明。但耶律铸的《大猎诗三首》（《双溪醉隐集》卷六）注释说：“禁地围场，自和林南越沙地皆浚以堑，上罗以绳，名曰扎什实，古之虎落也。”《金史·地理志》中亦有“扎实”之名。扎什实、扎实均为拉施特的Jihik的对音，冯承钧据多桑的拼写法Tchehik译作撒喜克。这个词有可能是个女真词汇，但不能最后断定。附记：本文写作中多承何高济先生协助，特致谢意。（原载《燕京学报》新四期）

《元史》同名异译考辨

元朝是一个以蒙古族贵族为首，兼有其他各族上层人物共同统治的王朝。因此，《元史》中记录了各族人物的事迹，除汉族人名外，尚有许多用汉文译写的各族人名，如突厥、蒙古、契丹、女真、西夏、西藏等等名字，以及中亚、波斯、阿拉伯的回教名字，乃至斡罗斯和欧洲的基督教名。《元史》的编纂者不谙各族的语言文字，对各种原始材料缺乏认真的整理和研究，所以除成吉思汗等少数人名外，绝大多数的汉译名都没有统一，同一人名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异译，在《元史》中是屡见不鲜的。这给阅读《元史》带来极大的困难，考订亦非易事，尤以前四汗的史实为甚。

同一个人物，《元史》中往往出现重传，从这些重传来考查同名异译，是比较容易的。例如，蒙古初期著名大将速不台，《元史》有两个传，即《速不台传》（卷一二一）和《雪不台传》（卷一二二），两传大同小异，名字的译音也近似，二者均为Sübetei的对音。拖雷有一子，《宗室世系表》（卷一〇七）写作雪别台，也是Sübetei的译音，波斯史家志费尼和拉施特实作此形。《元朝秘史》中把他的名字拼作速别额台（Sube'etei）。《艾貌传》（卷一二三）称，艾貌“初从雪不台那演征钦察”，这个雪不台那演自然是大将速不台，那演（Noyan）是尊称。《昔里钤部传》（卷一二二）之速卜带，《李邦瑞传》（卷一五三）之速不，均可断定为同一人。又《按札儿传》（卷一二二）所记围攻金汴京即南京的都元帅唆伯台，也应是速不台的异名。

完者都和完者都拔都在《元史》卷一三一和卷一三三中也是一人两传。两传俱说他在平宋时因战功受忽必烈赐号拔都儿，拔都即拔都儿（勇士）的省译，非他的本名。完者都为Oljetü的译音。《元史》中还有一个《也速儿传》（卷一三三），称也速儿为康里人，父爱伯，伯牙兀氏。他曾随伯颜经略襄樊，平宋后“领江淮战舰数百艘东征日本”，死于大德三年。他的事迹和《艾貌传》所载艾貌之子也速台儿的事迹颇有相似之处。特别是征日本和镇守泰州，完全相同。可以确定是一人两传。但是，如果说也速儿和也速台儿明显为同名异译，那么他的父名艾貌和爱伯又怎样解释呢？

假定他的名字为突厥名Ai-Beg，那和爱伯的对音是吻合的。Ai和艾貌的“艾”也相合。至于“貌”（mao），其拼写法是以m为起首，而在用汉语译写突厥或蒙古名时，m和b常混淆。我们推测，mao实为me在读音方面的错讹，实际是用来译写be，即beg。因此，“爱伯”和“艾貌”，同样是同名异译。

根据《元史》一些人物传记所述的史实及译名，也能夠考察出散见于其他地方的同名异译。忙哥撒儿，《元史》（卷一二四）有传，称他拥立蒙哥有功，任大断事官之职。在《宪宗本纪》（卷三）中，他的名字也写作忙哥撒儿，但三年秋“以忙可撒儿为万户”，看来是同一人。《也先不花传》（卷一三四）写作“蒙哥撒儿”。还有个脱脱里台氏布智儿，《元史》（卷一二三）本传说他在蒙哥朝任大都行天下诸路也可札鲁忽赤，印造宝钞。那么，《宪宗本纪》和《世祖本纪》、《孟速思传》（卷一二四）的不只儿，《昔里钤部传》、《布鲁海牙传》（卷一二五）及《月合乃传》（卷一三四）的卜只儿，均为其异译。同样，《元史·吾也而传》（卷一二〇）载，吾也而随木华黎征金，取北京，被授予北京总管都元帅。因此，《史天倪传》（卷一四七）中的“北京路都元帅乌野儿”是其同名异译。而在《史天祥传》（卷一四七）中，既有乌野儿，又有吾也而，实为一人。《移剌捏儿传》（卷一四九）作乌也儿，《石抹孛迭儿传》（卷一五一）又作吾也儿。

然而，元代不少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人物或者将官，《元史》并没有为之立传，他们在《元史》中的不同译名则要根据各方面的史料记载来加以判断了。

有的人物，生平事迹大致为人所知，汉译名出入不大，仅在个别字音上有差异。拉施特记载成吉思汗曾派遣散朮台氏的三摸合（Samuqa）去攻打金的中都，此人的名字，在同一《太祖本纪》（卷一）中又作“撒里知兀三摸合拔都鲁”，解释起来便是撒里知兀（散朮台）氏三摸合勇士，《石抹明安传》（卷一五〇）和《王檝传》（卷一五三）称他为三合拔都。我们可以把三合看成是三摸合的省译或漏译。《元朝秘史》（续一）记的西域人牙剌洼赤，在窝阔台朝受命管治契丹，《太宗本纪》（卷二）和《赵璧传》（卷一五九）把他的名字写作牙老瓦赤，《宪宗本纪》（卷三）作牙剌瓦赤，《世祖本纪》（卷四）及《刘敏传》（卷一五三）、《姚枢传》（卷一五八）又作牙鲁瓦赤，其中仅微有不同。不难考查出是同一人。

和速不台齐名的蒙古初期大将者别，他的事迹在《元朝秘史》、《史集》和《世界征服者史》中都有所记载。《元朝秘史》（卷四）说他本名只儿豁阿歹，因他射死成吉思汗所骑战马，赐名者别（Jebe），为一种箭名。他奉成吉思汗之命伐金，后又追击乃蛮的屈出律，再和速不台一起率师追索花剌子模沙，橫扫呼罗珊，完成越过高加索，环绕里海的大远征。回师后不久就死了。这大概是《元史》没有他的传的原因。根据这些记载，《太祖本纪》中的哲别、遮别，当然为一人。《吾也而传》写作折不那演。《曷思麦里传》（卷一二〇）作哲伯，此传保留了他的部分活动史实，是研究哲伯事迹的重要资料。《速不台传》作只别，《木华黎传》（卷一一九）和《耶律阿海传》（卷一五〇）作闍别，《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传》（卷一二二）作者必那演，《郭宝玉传》（卷一四九）作柘柏，《也罕的斤传》（卷一三三）又作折别儿。《布智儿传》（卷一二三）载有太祖前驱骑士别那颜，屠寄《蒙兀儿史记》谓别上误脱者字，即者别那颜。这些不同异名都是原名Jebe的译音，看来他的异名在《元史》中是最多的了。

上面的例子，总的说算是已经解决，但是，《元史》还有些同名异译，解释要费一番周折，某些方面的问题甚至一时难下结论。下面我们将举出一些例子，以供进一步探讨。

蒙古前四汗中，成吉思汗、窝阔台和蒙哥的名字，在《元史》中有一个固定译法，但贵由的名字好像不是这样。《世界征服者史》把他的名字写作Küyük，迦儿宾作Cuyuk，鲁布鲁克作keu。这些拼写，和汉语的贵由颇相符合。可是，《元朝秘史》（续二）把他的名字写作古余克，即Güyük。据此可以初步断定，《太宗本纪》（卷二）所记八年丙申秋七月以中原诸州民户分赐诸王的名单内，受赐大名府的古与，应为Güyük的译音，也就是贵由。古余克、古与都可代表蒙古本土的读法Güyük。《元史》对贵由的事迹记述简略，本纪中记他早期的活动，仅说“太宗尝命诸王按只带伐金，帝以皇子从，虏其亲王而归”。这指的是《太宗本纪》记载的五年癸巳（1233）“诏诸王议伐万奴，遂命皇子贵由及诸王按赤带将左翼军讨之”一事。万奴即金宣抚蒲鲜万奴，他据有辽东，僭称天王，国号大真，改元天泰。但是贵由是否曾经参加二年庚寅（1230）七月窝阔台亲自南伐金之役，《元史》却没有明确记载。唯一提到贵由随窝阔台伐金的，是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这部史书说，窝阔台伐金，攻下河中府之后，继命拖雷和贵由率一万人马先行，拖雷一支实际是从西路出师宝鸡，以期和窝阔台自将的中军，形成对金的包围。

拖雷军中，确实有一员大将，名字和贵由的读音有近似的地方。《睿宗传》（卷一一五）记拖雷渡过汉水后，“遣夔曲涅率千骑驰白太宗”。这个夔曲涅，必为《郭德海传》（卷一四九）中的大将魁欲那拔都。王国维指出，他就是《圣武亲征录》的贵由乃。这个人名，前一部分的读音很可能是Küyük，但结尾为na（ne）和K不同。同时，据《元朝秘史》续集的记载，奉成吉思汗之命，随者别作头哨攻金的，还有一个叫作“古亦古捏克”（Güyigünek）的人，他的名字，读起来和上面讨论的人名也有相似之处，王国维以为“贵由乃、魁欲那、夔曲涅皆其略也，《金史·白撒传》有大元将回古乃亦即此人”。也有人以为《元史·月鲁帖木儿传》太祖时为管领怯怜口怯薛官的月鲁帖木儿之曾祖贵裕，也是古亦古捏克的异译。这样，和宗王贵由是显然不同的两个人了。但这里有一系列的问题：是否“古亦古涅克”在拼写上有衍字和错讹，而它实际应读如古亦克，即Güyük？作为大将的魁欲那（夔曲涅、贵由乃），实际也是Güyük的讹误，《元史》的编修者把他说成和宗王贵由不同的另一人？也可能他和宗王贵由根本不是一人，而志费尼却把他误为贵由？再有古亦古涅克、魁欲那、贵由，原来可能就是三个不同的人，《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元史》、《世界征服者史》各据不同来源分别予以载录，而作为巧合说，他们的名字又有相似之处，我们不能作出定论。《太宗本纪》所载和贵由共同讨伐蒲鲜万奴的宗王按赤带，《定宗、宪宗、世祖本纪》均作按只带，是成吉思汗弟哈赤温之子，窝阔台的堂弟，曾随窝阔台于庚寅即太宗二年伐金，参加了著名的三峰山战役。蒙哥继承汗位，他参与了即位大会。《塔思传》（卷一一九）、《按竺迩传》（卷一二一）和《移剌涅儿传》（卷一四九）把他的名字写作按赤台，《张荣传》（卷一五一）又作按赤台那衍，那衍即Noyan，是尊称。《孛秃传》（卷一一八）作安赤台，《别里古台传》（卷一一七）《铁朮哥传》（卷一三五）、《王珣传》（卷一六四）和《孟德传》《卷一六六》又均作按只台，《元朝秘史》作阿勒赤歹，这些同名异译都是Alcidai（Aljidai）或Alcitei（Aljitei）译音，志费尼的拼写是Elchitei，在《元史·宗室世系表》和《按札儿传》中，他的名字又写作按只吉歹，即Aljigidai，和Alcitai（Elchitei）可能是混用，也可能通用，不一定是错误。据伯希和说Aljigidai系弘吉剌之一支按赤斤部之人名，Alcidai则系由塔塔儿按赤部（Tatar Alci）名转而为其部之人名，然因种种原因，一部落名常用作其他部落之人名，以此未能由其名追溯其族源。

叫作Elchitei的，《元史》中尚有人在。《忙哥撒儿传》记参与窝阔台系和察合台系反对蒙哥登基的人物中，有个按赤台，和哈赤温之子宗王按赤台（按赤带）是同名。他的名字，《宪宗本纪》写作按只，列入被蒙哥诛杀的大臣名单内。《元朝秘史》也载有此人，说他是亦鲁格亲人，叫作阿勒赤歹，与同书中的哈赤温之子宗王阿勒赤歹（按赤带）完全同名。在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时为宿卫，并逐渐成为重要的异密。志费尼确实把他的名字写作Elchitei，也列入被蒙哥诛杀的人名中。而且是第一个被斩首的。但是，拉施特的《史集》曾多次出现叫作Elchitei的人名，引起一些混乱。

在谈札剌亦儿部落时，拉施特已提到此族有个叫作Elchitei的人，他是成吉思汗的侍从合丹之子亦鲁格那颜的兄弟，亦鲁格将他送给了窝阔台。这个Elchitei和窝阔台的关系很亲密。拉施特说，当窝阔台派人向绰儿马罕索取角力士时，在场的就有这个札剌亦儿族的异密Elchidei（Elchitei）。他劝说为此而浪费驿骑及其他所需殊为可惜，所以窝阔台叫他用自己的角力士去与之进行较量。窝阔台死后，有人称他是被毒死的。又是这个“札剌亦儿族的大异密，合罕的乳兄弟Elchitei那颜”出来辟谣。作为窝阔台系的支持者，在反对拖雷系蒙哥的斗争中，他参与了失烈门、脑忽等的密谋，是当然的事。因此，他必为志费尼提到的被诛杀的Elchitei，《元史·忙哥撒儿传》中的按赤台，《宪宗本纪》的按只，拉施特的首逆大那颜Elchitei，《元朝秘史》的亦鲁格那颜的兄弟阿勒赤歹。

如果是这样，那么，他在蒙哥朝就死了。但是，拉施特还提到另一个叫这个名字的人。在记蒙哥伐宋所遣各路将官即异密的名单内，有“Elchitei那颜之子Chaqula”。拉施特这部分的英译者波伊勒把这个Elchitei那颜和蒙哥处死的Elchitei混为一人。按《元史·宗室世系表》所载，哈赤温位下，济南王按只吉歹（按赤带及其异译名）的诸子中，有叫作“察忽剌大王”的。可以看出，“察忽剌”就是Chaqula的译音。那么，这里的Elchitei竟是宗王“按赤带及其异译名”的原名了。拉施特把Chaqula说成是异密，不是诸王，称他的父亲Elchitei为那颜，一开始就错了。另外，拉施特记忽必烈和阿里不哥战后，阿里不哥的支持者多被诛杀，其中又有个Elchitei，拉施特说他罪行极大，但《元史》完全没有提到他。他不能是已死的札剌亦儿的按赤台，也不像是宗王按只带，很可能是另一个同名的人。宗王按只带在参加了蒙哥的登基大典后，不知道是否已死？但《世祖本纪》提到中统元年（1260）赐银的诸王中，有按只带及其子孙忽剌忽儿、合丹、忽剌出、胜纳合儿之名。据此也可说明，纵使他还在世，也绝非阿里不哥的支持者。《元史》中有几处记录了叫作Eljigitei的人，除了已经肯定宗王按只吉歹是它的译名外，同名异译还有如下几例。《睿宗传》记拖雷渡过汉水，和金人战于禹山后，攻邓州，“三日不下，遂将而北，以三千骑命札剌等率之为殿。明旦，大雾迷道，为金人所袭，杀伤相当。拖雷以札剌失律，罢之，即以野里知给歹代焉”。《塔思传》载窝阔台伐金之役：“庚寅（1230）冬十月，帝亲征，遣万户因只吉台与塔思复取潞州。”《定宗本纪》：“二年丁未（1247）八月，命野里知吉带率搠思蛮部兵征西。”《宪宗本纪》：“元年辛亥（1251）冬，以宴只吉带违命，遣合丹诛之，仍借其家。”

野里知给歹和因只吉台应是一个人，因为因只吉台和塔思奉命先行，与拖雷的军合，塔思参加了三峰山战役，因只吉台可能因此受拖雷统辖，取代札剌。

贵由遣野里知吉带率师西征，这个史实亦见于《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蒙哥即位后，野里知吉带在伊拉克，逃往八吉思。据志费尼说，蒙哥派一个叫Ghadaqan Qorchi的人去逮捕他，把他送交拔都处死。拉施特说，被蒙哥杀的人当中，有野里知吉带的两子，他们被石头堵塞嘴而死，他们的父亲在八吉思被捕，送给拔都处决。因此，《宪宗本纪》的“宴只吉带”是“野里知吉带”的异译，可肯定无疑。尽管这样，我们仍然不能断定，万户因只吉台和取代札剌的野里知给歹就是后来被贵由派遣西征并被拔都处死的野里知吉带和宴只吉带。虽然他们是同一人的可能性很大。

据《世界征服者史》的记载，被蒙哥处死的异密中，还有一个Eljigitei之子Arghasun。Arghasun即《元朝秘史》（续二）中的哈儿合孙，他伙同贵由、不里，在钦察草原咒骂拔都，因此难逃一死，他父亲的名字，《元朝秘史》写作额勒只吉歹，和志费尼的拼写符合。这个额勒只吉歹在太宗时为怯薛长，很得窝阔台信任，尝降旨说：“众官由额勒只吉歹长之。”窝阔台死后，贵由对他重用，把他和一支大军派往西方，特把鲁木、谷儿只、阿勒坡、毛夕里等地政事交给他，是很有可能的。因此，额勒只吉歹和随窝阔台伐金的野里知给歹以及西征的野里知吉带可能是同一人。拉施特记载他两个儿子被蒙哥处死，但未书其名。志费尼说被杀的异密中有他的一个儿子叫哈儿合孙。两人所说虽不同，志费尼所载还是与《元朝秘史》相符的。

上面的例子说明，同名异译有种种情况。原名相同，译名各异，但可能是同一人，也可能不是同一人。另外，原名同，译名同，但仍有可能不是同一人。后两种情况在回教人名的译写上更是明显，因为回教大多取相同的名字。例如：Omar、Husan、Ahmad、Mahmud等名在《元史》中译法五花八门，有时汉译相同，却决不是同一人。

下面再看蒙哥弟旭烈兀的名字。这位伊儿汗朝的创建者，他的名字在《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中均写作Hülegü，《元史·宗室世系表》和《宪宗本纪》等中，他的名字都是旭烈兀，似为定译。然而，《察罕传》（卷一三七）的亲王旭烈，《郝经传》（卷一五七）所录《东师议》中的旭烈，则是此名的省译或漏译，指同一人而言。这类省译或漏译，特别是尾音，在《元史》中是寻常的。和他同名的，有察合台之孙Qara-Hülegü，《宗室世系表》译作合剌旭烈，误把他当作察合台之子。“旭烈”一名在《宪宗本纪》中屡次出现，个别地方考订仍有困难。《宪宗本纪》记二年壬子（1252）秋七月命“旭烈征西域素丹诸国”，这个旭烈，当然是蒙哥弟旭烈兀。但在同一年又有“诸王旭烈薨”，这个旭烈却是合剌旭烈。同年十二月记“诸王合剌薨”，系把同一个名字割裂开来，误为两人。据同时代人志费尼的记述，合剌旭烈支持蒙哥登基，夺回被其叔也速蒙哥霸占的察合台汗国的土地，并在蒙哥即位后返回去，死于途中。志费尼有时简称他为合剌，所以《元史》的编纂者干脆把他的名字当作“合剌”和“旭烈”两个名字，大概当时已有这种简称了。

然而，《宪宗本纪》又记蒙哥即位于斡难河后，“失烈门及诸弟脑忽等心不能平，有后言。帝遣诸王旭烈与忙哥撒儿帅兵觇之”。这位诸王旭烈是谁呢？志费尼曾亲赴哈剌和林庆贺蒙哥即位，他对这段史实的记述是较详尽的。按他的说法，当鹰人克薛傑发现失烈门等军中藏有武器，向蒙哥告变，诸王都想率军前去收捕失烈门等，但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派元老忙哥撒儿去，免除诸王涉足之劳，于是忙哥撒儿单独率几百骑去把叛王捕获。志费尼完全没有提到还有一位叫旭烈的宗王陪同忙哥撒儿。拉施特的记载略有不同。在重复志费尼所说忙哥撒儿率两三千骑出发后，拉施特继续说：“在先，失烈门把他的军队和辎重留在麦思吉（Maski），他现在率五百骑前进。在撒里克渴儿（Sari-Keher），上述异密忙哥撒儿，带兵的宗王穆哥（Möge）及克烈种的沼黑八儿·古烈坚（Choqbal Küregen），用他们的军队包围了失烈门、脑忽、脱脱，还有跟他们一起的诸王。”宗王穆哥是蒙哥庶出之弟。在述及这同一事件时，《世界征服者史》、《史集》和《元史》的史源不同。我们不知道《史集》和《元史》的根据是什么。可能二者记的穆哥、旭烈，有一个是记错了。如果《元史》的记载正确，我们也不敢断定这个旭烈就是蒙哥亲弟旭烈兀。因合剌旭烈也可能提兵前去，而他的名字的后一部分，在《元史》总是写作旭烈，不作旭烈兀。此外，据拉施特，拔都的兄长斡鲁朵（Orda）有个庶出的儿子，也叫作Hülegü，斡鲁朵参加了蒙哥的登基典，而且奉拔都之命以兵护卫蒙哥，但不能说明他的儿子Hülegü（旭烈兀、旭烈）曾随他到蒙古本土。

还有一个似乎是解决了的问题，即《速不台传》中有一个叫吁里兀的诸王到底是何人？洪钧早已注意到此人，但他只是说：音似旭烈兀，然旧传外，中西书无它佐证，疑是察合台之孙不里。屠寄则以为吁里兀和旭烈兀同是一人，他在《蒙兀儿史记》卷二十九《速别额台传》中就把《元史》所载的吁里兀改为旭烈兀了，并注释说：“蒙兀人道长军中，男子年十二三即从军远征。是年拖雷子旭烈兀年已二十四，不得以中西书无旁证，遂断旧传中吁里兀必非托雷子旭烈兀也。”后来有人也从其说。旭烈兀《元史》无传，所载亦多为宪宗二年奉命率大军西征之事，这样，他的事迹就可记述到太宗的年代了。

合丹的名字是另一典型例子，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中著录窝阔台的一子名Qadaghan（Qadaqan），拉施特《史集》写作Qadan，有时称他Yeke-Qadan，即大Qadan。但在有一处，谈蒙哥分赐诸王时，拉施特把他的名字写作Qadaghan，和志费尼同。Qadaghan是Qadan表示“小”的形式，即小Qadan。而在当时，这种指小形式的称谓好像不止一例。如昔班，志费尼即作Siban，又作Sibaqan；斡儿长，志费尼拼作Orchan，拉施特作Orchaqan。窝阔台派往征西的大将绰儿马罕，亚美尼亚史家格列哥儿即写作Ch'awrman，又写作Ch'awrmaghan。《元朝秘史》的绰儿马罕（Chormaqan）可代表此名的指小形式。如果《元史·定宗本纪》的搠思蛮，“思”为“里”之误，其拼写法为Chorman，确为同一将官，那“搠里蛮”当为他的原名了。《宪宗本纪》中，二年壬子（1252）分迁诸王于各所，“合丹于别石八里地”。这个合丹正是窝阔台子Qadan。但是，诛宴只吉带的合丹则是另一人。从事实看，他必定为志费尼所说的Ghadaqan Qorchi。波斯史家在转写突厥或蒙古名时gh和q常通用。所以Ghadaqan的Gh是用来表示Q，这个人名可拼作Qadaqan，它是Qadan的指小形式，和《元史》的译名合丹相合。那么，他和宗王Qadaghan（Qadan）同名了，《元史》则采用了他的本名的译音。至于Qorchi，那是职称，《元史》译作火儿赤，等等。

窝阔台之子合丹在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时支持忽必烈。拉施特记载说，也可合丹等宗王、大将，奉忽必烈之命，率大军进入唐兀，与阿蓝答儿和浑都海之军交战，阿蓝答儿在阵中被杀，馀军溃逃。这指的是《世祖本纪》所记中统元年（1260）合丹、合必赤与总帅汪良臣斩杀阿蓝答儿及浑都海于姑藏的著名战役。此战中合丹为主将，《元史》中颇有记载。拉施特和《元史》又一致说合丹参加了决定性的昔木土脑儿之战。《世祖本纪》载：“（中统二年十一月壬戌）大军与阿里不哥遇于昔木土脑儿之地，诸王合丹等斩其将合丹·火儿赤及其兵三千，塔察儿与合必赤等复分兵奋击，大破之，追北五十馀里。”后一个合丹·火儿赤，可以断定为志费尼提到的Ghadaqan Qorchi。如前所述，Ghadaqan实为Ghadan（Qadan）的指小形式，《元史》注明他的职位为火儿赤，正是将他和同名的宗王区别开来。

元代叫作Qadan的，大有人在。拉施特著录的叫这个名字的人，至少有六个。在《元史》中，Qadan又译写作“哈丹”，哈、合在《元史》中并不严格区别。《宪宗本纪》载：“三年癸丑（1253）秋，以“哈丹为札鲁花赤”，这个哈丹当即奉命诛杀宴只吉带的合丹，他因功受封。《宗室世系表》录有哈赤温之孙，按只吉歹之子“哈丹大王”。在忽必烈统治时期，追随乃颜造反的还有一个哈丹，《土土哈传》（卷一二八）、《伯帖木儿传》（卷一三七）等都称他为叛王哈丹。《忽怜传》（卷一一八）写作哈答罕，《失剌拔都儿传》（卷一三五）写作哈答安。可以确定，“哈答罕”、“哈答安”都是Qadanqan的译音，即哈丹（Qadan）的指小形式，可见这两种写法在《元史》中仍有表示。

上面的许多例子同时说明，考查《元史》的同名异译，和对本人事迹和史实的探讨是密切不可分的。例如，前面提到的蒙哥庶出之弟Moge，《元史·宗室世系表》作末哥。按志费尼等的记载，他参加了推立蒙哥的诸王大会。《宪宗本纪》中写作木哥。拉施特说他随蒙哥南伐。因此，他也就是《世祖本纪》中所记在蒙哥死于合州后向忽必烈遣送凶讯的亲王穆哥，《郝经传》中的摩哥。又例如，封地在东方的成吉思汗之弟搠只哈撒儿，有两个儿子，一个叫Yeku，一个叫Yesünge，都是比较活跃的人物。志费尼和拉施特记的蒙哥宗王大会，均有他们参加。《宗室世系表》中，Yeku写作也苦，Yesünge作移相哥。《太宗本纪》所记受封益都、济南二府户的野苦，自然是也苦的异写。而《宪宗本纪》中他们的名字又作也古和亦孙哥。据拉施特说，Yesünge在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斗争中支持忽必烈，那么，他又是《世祖本纪》中的也先哥、也相哥，等等。下面再举一个更为复杂的例子。

蒙哥登基时，作为文武大臣首领的，一个是忙哥撒儿，《元史》有传；另一个，志费尼叫作Bulghai Aqa，拉施特作Bulgha Aqa，卢不鲁克的Bulgai，“宫廷大书记”。志费尼记他说：因卓有旧劳而拥有权势的Bulghai Aqa，被任命为书记们的首长和领袖，当他们的宰丞，像一个总管，他要通报每个请愿者的诉状并要处理它，宣写诏旨和敕令的也正是他。至于底万（内阁）的事务，诸如赋税的征收，官职的授与，这些是异密Bulghai及其他一两个人份内的事。

洪钧根据多桑《蒙古史》的转述，已经考定这个Bulghai是《宪宗本纪》中的孛鲁合。《本纪》有关他的两条记载是：元年辛亥（1251）夏六月……以忙哥撒儿为断事官，以孛鲁合掌宣号令、朝觐贡献及内外闻奏诸事。（同年）十二月……以……孛鲁合掌必闍赤写发宣诏及诸色目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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