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料编委会 编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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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鸿踏雪泥(第五辑)试读：
内容提要本书是中国仪表和自动化产业发展60年史料的第五辑。该辑共收录文章（诗）27篇。每篇文章均配有作者照片或反映历史史实的老照片。
全书共分宗师风范、锲而不舍、大路蹄痕、如日方升、感叹岁月五个栏目，所收录的文章多是以第一人称记述的，是仪表和自动化人的亲身经历、亲手所为、亲眼所见。
期盼本书的出版能激励年轻一代的仪表和自动化工作者们在振兴中华、勇攀高峰的过程中成为参天大树，脚踏实地，展翅高飞。版权页书名：飞鸿踏雪泥. 第五辑作者：史料编委会编CIP号：第217502号ISBN：978-7-122-33076-5责任编辑：刘 哲出版发行：化学工业出版社（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13号 100011）购书咨询：010-64518888售后服务：010-64518899网址：http://www.cip.com.cn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第五辑编委会（按汉语拼音排列）
主 任 章 全
副 主 任 范忠琪
学术编委 李运光 彭 瑜 王树青 夏德海 徐义亨
文字编委 林寰寓
委 员 蔡武昌 陈逢阳 范建文 方原柏 黄衍平
金义忠 乐嘉谦 刘 琴 潘立登 石明根
王复兴 徐炳华 张光平 张 莉总序
中国的仪表、自动化发展历史久远。据《韩非子·有度》记录，远在战国时代就已有了利用自然磁铁制成的指南仪器，称为司南。据《西京杂记》记载，西汉年间就出现了利用齿轮传动系统和离合装置来指示方向的指南车。
1925年，我们的前辈在上海建立的中国科学仪器馆开创了我国近现代仪表制造业。1928年冬，国民政府工商部鉴于工业试验与研究为发展工业之必要基础，在呈请国民政府筹设工业试验所的呈文中称：“……国货之真伪，制造之优劣，既非目力所能鉴别，亦非徒手所能分析，势不能不借助于精密之仪器……”1932年，在已成立的全国最大的工业研究试验机构—中央工业试验所设立了电气工业试验室，聚集了我国最初的仪表科技人员。数年之中，依照国际通行的ASTM标准，我国研制的检测仪器、试验设备达26个种类。
在抗战最艰苦的年月，西南联大等高校开设了《应用电子学》《伺服机件》等课程，这是我国最早的仪表和自动化课程。之后，诸如钱学森、钱钟韩、王大珩、钟士模、沈尚贤、张钟俊、王良楣、杨嘉墀、李华天、郎世俊、周春晖、方崇智、疏松桂、朱良漪等有志者，他们矢志民族复兴、国家昌盛、科学文化的繁荣，凭借着信念与坚韧，奔赴海外求学、工作，而后归国从教立业，成为我国现代史上仪表和自动化领域内各领风骚的名师大家。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前30年，我国仪表和自动化行业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在艰难的环境中百折不挠地成长发展，老一辈科技工作者、企业领导和广大职工为此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为我国仪表和自动化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立下了不朽的功勋。1957年，受教育部委托，清华大学开办的生产过程自动化进修班，为我国培养出第一批从事自动化技术的高级人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成了教育、研究、设计和产业单位的领军人才与核心人物。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我国仪表和自动化技术与产业乘改革开放之东风，抓住了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机遇，发展突飞猛进，仪表和自动化领域内的诸多空白被迅速填补，我国和世界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显著缩小，成就举世瞩目。
为彰显仪表与自动化技术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弘扬老一辈仪表和自动化人的历史功绩和锲而不舍的创新创业精神，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和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于2011年10月发出了《关于征集中国仪表和自动化技术、应用和产业发展60年史料联合通知》。通过一年多来各方的共同努力，中国仪表和自动化60年发展史史料《飞鸿踏雪泥》终于出版了。《飞鸿踏雪泥》收录的文章多是以第一人称记述的，是仪表和自动化人的亲身经历、亲手所为、亲眼所见，他们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一篇篇文稿饱含深情地记载着历史，一张张凝聚并唤起记忆的老照片，将人们的思绪带回到了6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那些曾经的人和事，不仅让人们领悟了历史赋予的深意，更让人们体会到在“人”“事”之中所蕴含的规律和精神。这些文稿、这些照片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仪表和自动化事业发展历史的宝贵素材。
60年中国仪表和自动化事业的发展历史，文献素材之多浩如烟海，实物、典藏之富犹如宝库。希望能把这件有意义的工作有始有终地坚持下去，以精析历史，启迪未来，回报社会。
60年已经过去，新的时代已经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飞鸿踏雪泥》埋藏孕育着未来的种子，作为曾在这个领域工作和奋斗过的一员，我期盼《飞鸿踏雪泥》的出版能激励年轻一代的仪表和自动化工作者们在振兴中华、勇攀高峰的过程中成为参天大树，脚踏实地，展翅高飞。
是为序。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原院长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题词
马少梅，回族，1932年生于济南，1961年毕业于苏联基辅工学院，历任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重庆自动化仪表研究所所长、总工程师，机械部仪表局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常务理事、荣誉理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国家发明奖评审专家，中国自动化学会常务理事、荣誉理事，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常务理事、顾问。曾获机械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机械电子部软科学三等奖、国家计委办公厅三等奖。
李海青，女，1934年生，山东莘县人。1956年毕业于大连工学院化工机械专业，同年至浙江大学化工系任教。1957～1958年在清华大学自动化班进修，后一直从事化工自动化、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1983年、1988年先后晋升为副教授、教授，1993年担任博士生导师。1992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先后任浙江大学化工系化工仪表教研室主任、研究生院工学学科督导组组长。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多相流测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节能技术委员会理事，中国化工计量管理协会技术委员会名誉主任，浙江省仪器仪表学会副理事长，《炼油化工自动化》《化工自动化及仪表》《电子测量与仪器学报》编委。
徐建平，1962年7月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84年毕业于江苏工学院（现江苏大学）工业电气自动化专业。现任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院院长，长期从事自动化仪表系统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及行业标准化工作。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国际电工委员会防爆认证体系技术委员会主席，IECEx国际同行评审主任评审员，国际自动化学会（ISA）资深会员，英国皇家特许工程师（CEng），上海市国际标准化专家，上海市安全生产核心专家，华东理工大学兼职教授，全国工业过程测量控制和自动化技术标准化委员会（SAC/TC124）副主任委员，防爆电气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9）副主任委员，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理事。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IEC1906奖、徐光启科技奖章。第五辑序
自《飞鸿踏雪泥》（第一辑）于2013年出版，倏忽之间，五年过去了。五年间，我们出版了《飞鸿踏雪泥》的前四辑，在我国仪表和自动化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少仪表和自动化界的老前辈、老专家通过电话、书函、邮件、微信表示祝贺和支持，希望我们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让这些珍贵的历史事迹和感人的故事浮出水面，进入仪表和自动化人以及行业外读者的视野。
同时，老前辈们继续伏案，回忆当年的情景和难忘的往事；一些中年和青年作者也加入这一行列，采访前辈故事。我们不断收到新的来稿。来稿中有斐然之文，有朴实之言；有综合讲述，有一事成篇；或图表细述，或图文并茂。这些文章，饱含着作者们对岁月的深深眷恋，饱含着仪表自动化人知识报国、科技强国的梦想和情怀。
现今，根据已征集到的来稿，我们编辑出版中国仪表和自动化事业发展60年史料《飞鸿踏雪泥》（第五辑）。该辑共收录文章（诗）27篇，文中还配有作者及反映历史史实的老照片。全书共分宗师风范、锲而不舍、大路蹄痕、如日方升、感叹岁月五个栏目。
在“宗师风范（先行篇）”里，首先洪志光在文中记录了王大珩院士关心仪表企业的片断。接着徐炳华从刘豹先生写给他的两封信说起，介绍了刘豹先生报效祖国、矢志不渝的高尚人格。
在“锲而不舍（研究篇）”栏目里，介绍了我国60多年来仪表自动化的研发和生产经历，有裘履正的仪表可靠性工作，徐义亨讲述撰写《控制工程中的电磁兼容》一书时的感悟，还有国产离子色谱仪的故事，中国原子吸收的“前世今生”，索秀慧回忆五十年代的自动化仪表，以及防爆仪器仪表试验室的建立。
在“大路蹄痕（工程篇）”栏目里，记叙的是我国自动化工程的设计建设、大型装置的自动化应用的发展情况，以及自动化专业的教学科研情况，有816地下核工程成群流量仪表研制的回顾，有浙江大学、天津大学自动化专业的发展历程，有化工企业的介绍，有仪表引进项目的情况，还有仪表企业西迁的故事，以及一次仪表配件失常的抢修战。
在“如日方升（企业篇）”栏目里，顾巨川、范建文介绍了上海市仪器仪表工业企业发展的总体情况，刘慰严介绍了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所的成长历程，还有上海自动化仪表六厂、吴忠仪表公司的发展状况。
在“感叹岁月（其他）”栏目里，有谷子的上海仪表史话（下），有李运光难以忘怀的长廊和那本书，黄衍平、陈婉秋则回忆了在甘肃的风雨五十载。
当年开创仪表和自动化事业的前辈们大都年事已高。在《飞鸿踏雪泥》（第五辑）的作者里，王同辰、顾巨川、蔡武昌已驾鹤西游，未能亲眼看到这本书的出版发行。时不我待，为此，我们克服人力、经费等种种困难，使得《飞鸿踏雪泥》（第五辑）能尽早与读者见面。
由于我们知识所局，人力所限，《飞鸿踏雪泥》（第五辑）的疏漏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飞鸿踏雪泥》第五辑编辑委员会2018年8月宗师风范（先行篇）王大珩院士自仪公司考察记 洪志光洪志光
2001年，我时任上海自动化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自仪股份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那年的10月24日，接到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副秘书长肖中汉从北京打来的电话，称：“10月26日总会会长陆廷杰和我二人陪同我国重量级科学泰斗王大珩到自仪股份公司看一看，王老十分关心自仪公司发展，这是王老亲自点名要看的单位。”接此电话，我马上向公司总经理范幼林、党委书记郑祖明作了汇报，然后商议接待王老参观的有关事项。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是自仪股份公司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最盛期，先后从美国、日本、意大利、德国等工业发达国家引进24项产品技术，使主要产品在品种、质量和技术档次上实现了升级换代，进一步提高、保持技术优势，并带动国内自动化产业的发展。在这样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机，科学泰斗王老的到来，对自仪股份公司的进一步发展，无疑是雪中送炭，莫大的鞭策。
2001年10月26日上午10时左右，王老在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会长陆廷杰、副秘书长肖中汉的陪同下，来到位于上海市延安西路1599号的自仪股份公司总部，公司党委书记郑祖明、总经理范幼林与王大珩院士紧紧握手，欢迎王老在百忙之中亲临上海指导公司工作。
在公司七楼会议室，王老等嘉宾先看了公司自改制股份公司后录制的一部电视片。在该部电视片中，较详细地记录了公司1994年在新加坡成功上市后，利用募集的资金与国外的先进技术，陆续建立了二十多家合资企业，其中三分之一的合作伙伴为国际一流企业，如德国西门子、美国西屋公司、日本横河公司、意大利康茂胜公司等。产品门类也从检测仪表扩展到过程自动化、工程自动化、计算机等领域。1997年6月，公司成立了技术中心，1998年1月被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四部委确认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看完公司录像，公司领导陪同王老到达位于8楼的技术中心，从头至尾，王老看得仔细，问得专业。当看到技术中心聚集了一大批年轻技术骨干在实验室工作时，他停上脚步兴奋地说：年轻有为，后生可畏，公司的未来在他们身上。正中坐者为王大珩院士
走出技术中心，我们考虑到王老八十多岁，便问王老是否需要休息一下，王老说：“你们还有什么可以让我看看的？”当听说我们在底楼还有一个公司展示大厅时，王院士连忙说：“我要去看看，可以了解得多一些。”我们随即到了产品展示大厅。展厅里，记录着公司自1925年留美归国工程师丁佐成先生在上海成立中华科学仪器馆，1927年，改组为大华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第一家仪器仪表工厂。大华制作的中国第一只2″ M型直流电表，为国产电表之鼻祖，自此，中国的仪表工业从这里起步。王老认真观看，并对陪同的自仪股份公司领导提出建议。王老说：你们与国外先进的自动化企业搞合作，这条路子要走好，关键是把人家好的技术学到手，变成自己的财富，才能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自动化水平。
在展示大厅出口处，我请王老在留言簿上为我公司题词，王老稍加思索后，在留言簿上欣然题词：“发展系统集成技术，促进我国工业自动化控制技术不断前进。——王大珩”。
王老是我国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国家863计划缔造组织领导者之一。王老生前十分关心中国仪器仪表工业的发展。1997年10月，王老多次联络杨嘉墀等11位院士，向国务院提出重视我国仪器仪表工业的发展建议。2000年10月，王老等20名院士再次联名向国务院提出振兴仪器仪表工业的建议，得到了时任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并提出了“关于振兴中国仪器仪表工业的六点意见”的批示。王老为我国仪器仪表工业的振兴发展殚精竭虑，功不可没。
2011年7月24日，我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得知：王大珩院士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我的心一下揪了起来，王老的音容笑貌浮现在我眼前，我翻出了与王老的合影，眼前逐渐模糊起来……
王老，我们永远怀念您！作者简介
洪志光，1949年12月生，上海市人，高级经济师。1975年4月部队复员，先后任上海自动化仪表六厂工会宣传干事、宣传科长、厂办主任；1988年8月在上海仪器仪表行业协会工作，任办公室主任；1991年1月入上海自动化仪表公司，任办公室秘书、副主任；1994年4月任办公室主任，兼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管理科学分会第五届、第六届理事、副秘书长。2009年12月退休。现任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管理科学分会常务理事、秘书长，《管理探索》杂志总编。报效祖国 矢志不渝 徐炳华——再读刘豹先生的两封信徐炳华
刘豹教授是我国自动控制和系统工程著名专家，也是该领域内教育的开拓奠基者之一。早年从事自动化控制的教学和科研，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化工仪表与自动化专业。1954年出版了国内第一部自动控制方面的专著（那时钱学森先生尚未回国，他的《工程控制论》在20世纪60年代由宋健翻译后出版）。刘豹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领导开展气动自动学及其技术研究，为我国气动仪表研制提供了技术理论。60年代初高教部责成由他牵头在天津组织国内的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华东化工学院等10所相关高校编写国内第一部统编专业教材《热工测量仪表》。1978年后，他的研究领域扩展到系统工程，是我国系统工程学科的开创者之一。在能源系统工程、社会经济系统建模理论等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为这两个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刘豹先生1923年6月12日生于上海。父亲刘海粟是中国著名的艺术教育家、书画艺术大师。刘豹幼年正值其父创业初期，其父常与蔡元培、徐志摩、傅雷等教育、文化界人士来往，深受他们为教育、艺术献身精神的影响，加之目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刘海粟先生曾去南洋义卖，捐资抗日救国运动。耳濡目染的刘豹从小就立志要为中国振兴而奋斗。他1936年进入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学习。1941年冬，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侵入了当时上海租界地构成的孤岛，中学毕业的他目睹山河破碎、人民遭难，绝不甘做亡国奴，便与同学奔赴内地，到了抗日时期的陪都重庆，放弃了继承父亲书画艺术的有利条件和环境，考入重庆大学机械工程系，那时他认为机械制造是振兴国家的工业。为国家学习、报效祖国的理念成为青年刘豹终身的行动准则。他还认为强健体魄是报效国家的基本条件，努力锻炼身体，在大学期间是学校的足球队员。
1945年抗战胜利，他在1946年大学毕业后转入在清光绪年间完全按照西方学制首次在天津创建的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机械工程系任助教。后又于1948年春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Boulder）研究生院，就读机械力学系，1949年春获硕士学位（MS）。同年受聘于美国费城Baldwin Co．任工程师。正当他准备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他毅然放弃在美国优越的条件和难得的机遇，于1950年2月怀着满腔激情，踏上了新中国的土地。经教育部介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大连海军学校任教，并担任船舶辅助机械教研室主任。1954年又转到天津大学任教，历任化工仪表及自动化教研室主任、热工仪表教研室主任、电力及自动化工程系主任、系统工程研究所所长、天津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等职。
我于1956～1961年在天津大学精密仪器工程系的化工仪表及自动化专业学习，是刘豹先生首届招收的学生。我毕业后多次回校看望老师们并聆听他的教导，前后多次与他有书信来往。2011年5月，我们班级18位同学在毕业50周年返校时最后一次见到刘豹老师，那时他已近90高龄，听力不行了，想不到两年后于2013年7月31日在天津大学逝世，终年91岁。
我在这里列出的是刘豹老师在1974年9月15日写给我的信（附信一），这时学校已经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入学，老师们逐步恢复工作。他在信中说：“我们都应当在党的路线指导下，有所进步、有所作为、有所贡献。我现在正在做那台射流计算机，在‘十一’前已把外装打扮好，上周油漆，今周装，以后就调（试）。（和）当年你们在时搞第一台的情况是不大一样了，（现在）工作人很少，进度没有那样紧，目的也不同了，那时是为展出，这次是送工厂（使用）。”（1959年我们班在刘豹老师指导下研制气动模拟计算机，并去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全国高等教育学校成果展览会）
刘先生写这封信时是51岁，应该是他人生的黄金年代，但那时国外技术资料和技术信息很难收集到，他在信中说“你去年来过，这里的情况你也了解，和外面的联系不太多，但也不能算是完全孤立，因为出门办学需要，一定要到外面去的。究竟向哪儿去，怎么去抓，抓什么，那就大有讲究了。”这些表明了他那时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担忧和焦虑。如他在1988年1月26日信中（信二）说：“不然我们炎黄子孙将永无翻身之日”。那时他的精神及身体受到相当损害，他在信中（信一）说“我自己身体也差，在体力好些情况下下班回来翻翻资料，目的在于对付我闲了喜欢看书的习惯，倒不是为了别的。而我涉猎的面还是相当广的——气动、射流、调节方法、理论、自动化、有关数学——此外也喜欢来点科普参考材料，读点史，来点文艺和外文小说……也是够我消受了。” 1974年6月，他被允许回上海探望父母，这一阶段他是多么期望国家能振兴，知识分子能发挥自己的才智，报效祖国啊！
刘豹老师给我的另一封信（信二）是在1988年2月6日写的。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从1978年开始已经转向系统工程，也访问了美国、德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高等学校和研究所，并且已经招收系统工程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并于1984年经过教育部批准成立了系统工程研究所。1988年他已经65岁，到了“耳顺之年”，如他在信中（信二）说：“我是愈老愈忙，一直到今天，才算有时间可以还信债。”其实我的信件是1月26日发出的，去掉邮路时间（那时还没快递）到他手里也就不到一周，他身负教学、科研、社会活动等许多重担，如IFAC（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系统工程委员会）副主席等，收到信几天没有回，就像是欠了债。他很高兴得知他教导出来的学生们能在各自工作领域做出成绩，如他在信二中说：“你班同学有不少做出了相当成绩”，作为老师他很欣慰！他提到的系统工程博士生名单中，纪、何、赵等学生后来成为中、美、法等高校的教授了。1995年庆祝天津大学（原北洋大学）建校100周年时合影，中立者刘豹先生，他右边向外依次是徐炳华、韩文秀、黄杨文、陈祈、耿亚文、钟霖田、汪德馨，左边向外依次是赵祺民、潘立登、李建安、王正欧、刘宝坤
刘豹先生几十年来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育与科研相结合。他治学严谨，思维活跃，善于敏锐洞察学科发展的新动向，紧跟国际学术前沿。20世纪50年代他前瞻到自动控制原理的发展前途，提出建立化工仪表及自动化专业；70年代后期，他从单个自动控制系统看到了社会和国家的能源控制系统、社会经济系统等大系统控制及管理问题，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经教育部批准，他创建了天津大学系统工程研究所，这是全国首批从事系统工程研究的专业机构之一；1980年他与全国21位科技界同仁共同发起，创立了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并创办中国《系统工程学报》；他与相关项目合作者在能源系统工程方面的研究成果，为制定国家能源系统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为该系统的管理提供了先进的分析方法，多次获得国家、部委和省市级科技进步奖。刘豹先生还多次撰文对中国系统工程的研究内容和发展方向提出新的见解。他的这些工作在中国系统工程学科的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他一直在为中国自动控制和系统工程学科的发展而勤奋工作，为之做出了开拓性贡献。由于学术成就，他于1984年被录入《中国科学家辞典》；1990年被录入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出版的《澳洲及远东名人录》。1992年刘豹七十大寿中立者刘豹先生，左边向外陈国栋、徐炳华、汪德馨，右边黄杨文
正如刘豹先生在给我的信二中表述的：“知识分子是事业人，而在生活上则求温饱而已，我们不会去做暴发户，对那些空虚的物质生活从来就不习惯，知识分子大多数不愿意去‘吃喝嫖赌’，而只在自己的事业和理想上，这是人生观决定的，所以，国富民强，要振奋中华，就必须教育，提高文化与科学水平，提高人的质素，人学到一定水平就自然地不会产生或自然排除那些低级趣味，而有了真正的人生价值观。”他的信像是老朋友或兄弟之间的谈话，平直叙事，好像我不是他的学生，而是老朋友。我毕业几十年后，他还惦记关注着他的学生们，希望他们“有所进步、有所作为、有所贡献”。嘱咐他们路过天津时到他家玩，并告知他的具体地址（我们在校时也经常去他家玩，有时还玩麻将），这就是他的师生之道——要求他的学生们做个“有事业心”的人。
他的人生价值观就是：报效祖国，矢志不渝。这是刘豹先生一生的写照，谨以本文纪念他！附：刘豹先生给徐炳华的信信一
炳华同志，承蒙你赐信及讲义，以及提供的一些情况和希望，都非常谢谢。我们都应当在党的路线指导下，有所进步、有所作为、有所贡献。我自己应当深深向国内有志之士以及向你们这些正当盛年的同志们学习的。你去年来过（注：我因为去北京参加从法国引进的30万吨大化肥项目谈判返回途中，路过天津时去了学校看望老师和同学），这里的情况你也了解，和外面联系不太多，但也不能算是完全孤立，因为出门办学需要，一定要到外面去的。究竟向那（哪）儿去，怎么去法，抓什么那就大有讲究了。我深信校党委和教研室支部是能够按毛主席的指示去执行的。
我现在正在做那台射流计算机，在“十一”前已把外装打扮好，上周油漆，今周装，以后就调（试）。（和）当年你们在时搞第一台的情况是不太一样了，（现在）工作人很少，进度没有那样紧，目的也不同了，那时是为展出，这次是送工厂——至于能否用上，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射流组人越来越少了，陈国栋（注：是我们班级留校同学，后因照顾夫妻关系调动去浙江老家工作）即将南调去老家，目前调令已来，看样子几个小问题一定他就要走。龚炳铮、王绍纯、吴满华（注：龚炳铮是留学苏联的副博士，1960年归国到天津大学任教，因照顾夫妻关系调动去北京六机部研究院，王绍纯、吴满华也是因为照顾夫妻关系调动去了北京）都是批准要走的人。在这一组剩下的只有韩文秀、王正欧（注：韩、王两位是1961届留校毕业生）、李光泉（注：1958年天津大学化工机械专业毕业留校任教，1995年任天津大学校长）、贺国光（注：1964年毕业留校任教）和我了，另外还有几个人搞元件及流体力学。自动化的问题只是教学组有人为教学在搞一些，韩建勋①和汪德馨（注：汪是我们班留校毕业生），汪德馨刚参加了一路全国化肥自动化调研组，出差几个月才回来，目前的使用水平及情况做了总结。我自己身体也差，在体力好些情况下，下班回来翻翻资料，目的是在于对付我闲了喜欢看书的习惯，到（倒）不是为了别的。而我涉猎的面还是相当广的——气动、射流、调节方法、理论、自动化、有关数学——此外我也喜欢来点科普参考材料，读点史，来点文艺和外文小说……也是够我消受了。要是我退休后，我单看书的话时间还是不够用的。何况按大夫们的嘱咐，还应当多遛早多运动。
今夏我去了上海一次，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外出，正好南方霉（梅）雨，气闷胸痛，去了三周，躺了快一周，结果好多该去的地方也没有去成。
有机会经过天津来玩，我的地址是六村20楼303号，你单写六村，还好邮递员知道，没有试投，一下就送到。要么干脆不写六村就来个天大，那就由学校直接送发，也能收到。纸已三张，以后再谈。小宝宝（注：我女儿3岁时跟随我去过母校，拜见过刘先生）好吗？问你全家好！刘豹1974.9.15.① 韩建勋那时是讲师，后担任天津大学博士生导师，于2016年去世。他与我都是国内第一套26册《化工自动化丛书》编委会委员，浙江大学周春辉教授任丛书主编——他是很爽快的人，在丛书编写的10多年中，每年的编审会议都能相聚。编委会委员还有化工部自动控制中心站的老同志及浙江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南开大学、沈阳化工大学、兰州化工厂、上海炼油厂等许多同志。信二
炳华：谢谢你88.1.26信，我是愈老愈忙，一直到今天，才算有时间可以还信债。你班同学有不少做出了相当的成绩。在今天开始重视人才的时间，我对你们的“有事业心”的话才有意义。不管过去这“浩劫”，但今后，应该逐步好转，不然，我们炎黄子孙将永无翻身之日。你们班留在我身边，也就是留在系统工程研究所的只有汪德馨和王正欧两人，王正欧正在Pus du（美国普度大学）进修还好。汪德馨则要求1988年底派他出去（赴国外进修），我这里是论贡献派人（自己的外汇），学校派的人较少，我们这里李光泉（校教务长，很可能出任副校长）、贺国光（1984届）、韩文秀。外面调入的：顾、江长青、郑沛郢、纪远东、何景生（1971届）、赵景云（1971届）都在硕士研究生留下的。都已出去过或正在国外，我们是论功行赏，只剩下汪和高紫光（1962年毕业，他已到系统工程教研室当主任了），他们将以安慰性质1988年底出去一次。你的实际工作单位情况不一样，主要是随工作性质不同而有的，不同的出国出差机会（注：我在信中提及1985年因为设计项目赴欧出国事情）。我们搞合作科研项目组的人出国出差的也有，还有博士出差的，机会在我们所，不是在全校，是比较多的。
知识分子是事业人，而生活上则求温饱而已，我们不会去做暴发户，对那些空虚的物质生活从来就不习惯，知识分子大多数不愿意去“吃喝嫖赌”，而只在自己的事业和理想上，这是人生观决定的。所以，国富民强，要振奋中华，就必需（须）教育，提高文化与科学水平，提高人的素质。人学到一定水平则就能自然地不会产生或自然排除那些低级趣味，而有了善良的人生价值观。最早听到你孩子的不幸事故，我也为你难过（那是地震时吧，我在上海时钟霖田告诉我的），我上海老家和钟及李志伟家近——听说李志伟已搬家（注：刘豹先生上海老家即其父著名书画大师刘海粟先生纪念馆，在复兴中路）。你班我在1980年后碰到有钟，还有四川纳溪的许金贤，别人有事找我来过信，吴星今年来了一张贺年片，你们也都年迈近50，人生岁月过得很快的，但不必为这过分感伤，这是自然规律，而且50后还是照样可以抓些事的。现在孩子出国，特别是自费出国条件比以前紧多，去美国的名额限得更紧，因为美国的无论自费还是公派回来的只有10%。我很抱歉，去美国没有经济担保人，我大哥（注：是联合国官员）已退休，他已担保了我大女儿。其它人的关系远非达到能担保人的地步，担保人问题，你再设法在别的渠道走走。去美学习不得了，即使能进去，学费也非是半工半读能解决，除非入校就有支（资）助，一般从国内去的，能得到机会少，也许等你孩子毕业，情况好转，因为目前中国人（包括台湾、香港）在美国几乎所有大大小小学校都占满了。
祝你顺利，谢谢来信。刘豹88.2.6作者简介
徐炳华，江苏常州人，1937年生。天津大学1961年工业控制仪表专业毕业，曾留校工作。1964年调到化学工业部第三设计院，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院主管技术工作副总工程师。参与淮南、江西新余、铜陵等化工工程建设，曾担任法国引进安庆合成氨/尿素大型工程，扬子乙烯/齐鲁乙烯特大型工程谈判、出国联合设计、施工管理、试车、开车等工作。获国家和部级优秀设计奖及科技进步奖多项。曾任化工部自控中心站技术委员；《石油化工自动化》《自动化仪表》期刊特约通讯员；发表工程技术论文20多篇；担任《化工自动化》丛书（26册）编委会委员；著有《流体输送设备的自动调节》一书；中国《化工百科全书》撰稿人。锲而不舍（研究篇）我经历的仪表可靠性工作（下） 裘履正裘履正（接第四辑）七、发布《第四号通告》，用行政手段推进行业可靠性工作
从1980年到1985年的6年间，仪器仪表行业的可靠性推广工作虽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普及了可靠性知识，培训了人员，对国产仪表，特别是国产自动化仪表的可靠性水平情况做了摸底，并开始实施可靠性改进，产品质量有所提高，但仍不能满足用户要求，与进口产品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为此，机械工业部考虑通过发布通告（《第四号通告》）的行政手段，首先通过对工业自动化仪表进行可靠性考核来促进产品质量的提高，同时，起到推进整个机械行业可靠性工作的效果［在随后的1986年11月，机械工业部发布了（86）机技函字1701号文《关于加强机电产品可靠性工作的通知》］。
1986年4月7～11日，在苏州召开《对部分自动化仪表产品可靠性指标限期考核座谈会》，60个单位97名代表出席，苏州机械局领导和仪表局汪国华副总到会并讲话，会议讨论了“第四号通告”及其附件草案，提出了修改意见（主要是指标），为考核做了准备。
1986年6月11日，机械工业部发布［86］机仪函字977号《关于对部分自动化仪表限期考核可靠性指标的通告（第四号）》（7月10日《中国机械报》见报）。通告指出，几年来，自动化仪表行业开展了一些可靠性工作，产品可靠性有所提高，但仍不能满足使用要求。为了进一步提高产品可靠性，决定分期分批对自动化仪表产品实行可靠性指标考核。要求考核工作分两个阶段进行，由仪表局统一组织，我所和重庆所负责具体工作，采用试验室试验和现场数据统计两种考核方式，并于1988年底前完成。
为了贯彻机械工业部《第四号通告》，于1986年7月10～23日，在天津举办了仪表系统《仪器仪表可靠性技术讲习研讨会》，由机械工业部仪表局刘西凌主持，仪表局汪国华副总、科技司潘兆庆副处长、质量司闫育镇等到会并讲话，全国6个仪表公司、34个被考核企业、5个研究所共59个单位、146人出席听课。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所（下简称“上仪所”）可靠性专业组人马几乎全体出动，负责这次宣讲活动。
为检查贯彻执行机械工业部《第四号通告》情况，仪表局于1987年11月21～24日在苏州召开了《仪器仪表可靠性考核工作经验交流会》，乔世昆副局长到会并讲话，汪国华副总工程师主持会议并做总结报告。参加会议的有4个省、市主管单位、72个被考核企业和12个仪器仪表行业研究所及大专院校等99个单位144名代表。这是仪器仪表行业规模最大的一次可靠性工作会议。会议充分肯定贯彻《第四号通告》带动了仪器仪表可靠性工作，促进了产品改进设计、改进工艺，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
自1986年发布《第四号通告》，第一批20种自动化仪表进行可靠性考核后，带动了整个机电行业的可靠性工作。到1991年2月，机电科（1991）191号文发布第六批考核产品清单，共有900种产品列入考核计划，到1990年底已经316种产品考核达到可靠性指标。八、培养仪表行业可靠性技术和管理人才
1.编写教材，组织讲座和学习班
1981年6月底，在上海召开了国家仪器仪表总局第一次可靠性工作小组（属临时性工作组）会议，朱良漪、缪鸿祥、刘西凌与上仪所刘建侯、黎惠霖和我一起讨论了行业里开展可靠性工作的具体事宜，会上责成上仪所于11月中旬在上海举办一期“可靠性试验学习班”。
为此，我们组织全室力量抓紧编写了60余万字的《仪表可靠性设计、试验与评定》教材，由吴钦炜所长撰写绪论，许陇云、刘建侯、黎惠霖、我和郑家模、程国钧、吴洁敏参加编写。1981年11月20日～12月19日，在上海开办了国家仪器仪表工业总局可靠性试验学习讨论会，参加学习讨论会的50多位学员，后来成为仪器仪表行业可靠性工作的种子和骨干，仪器仪表行业的可靠性工作从此铺了开来。
为了在原来编写的《仪表可靠性设计、试验与评定》教材基础上，写一本比较正规的可靠性书籍，适合做教材，也适合自学，仪表局质量处安排上仪所编写了《可靠性基础及其应用》一书，1985年3月由机械工业部仪器仪表工业局出版。1981年参加首届可靠性学习班的师生合影
由于“七五”攻关课题把可靠性指标列为鉴定指标，上海机械学院和哈尔滨科学技术大学受机械电子工业部委托，在“七五”期间承担了可靠性人才快速培训任务。两所院校与研究所、企业合作，5年里举办了各种学习班近40期，培训“七五”攻关科技人员450名，其他技术人员1100多名。
2.培养研究生和指导毕业论文
1981年，上仪所接受了天津大学硕士学位研究生王化祥毕业论文的试验研究工作，一道开展了波纹管弹性元件的可靠性寿命试验。现在，王化祥已是天津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1982年开始，上仪所着手培养行业里的可靠性高级研究人才。1982年，上仪所吴钦炜所长招收的首位仪表专业可靠性研究生陆友文来报到，他不仅是国内第一位专修仪表可靠性的研究生，也是上仪所招收的第一位研究生。他在上海机械学院学习理论课程，再到上仪所做毕业论文，论文题目为《计算机过程控制系统FMECA和FTA》，选择了上海益民食品四厂的带微型计算机的实时多任务生产过程控制系统，采用失效模式、效应和后果分析（FMECA）和失效树分析（FTA）的方法，进行系统可靠性研究，论文获得了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等专家好评。
1983年又招收了研究生朱宗林，导师由吴钦炜、秦永烈担任，我和许陇云参加指导，毕业论文为《决策表直接法系统分析与化工精馏系统可靠性评定》，1985年12月毕业。1985年招收研究生郑士隽，导师吴钦炜，黎惠霖参加指导，毕业论文为《Monte Carlo法及其在漂移设计中的应用研究》，1988年2月毕业。1986年招收研究生陈健，导师吴钦炜，刘建侯参加指导，毕业论文为《可靠性增长模型的研究及其应用》，1989年1月毕业（同时参加论文答辩并毕业的还有仪表局的王嵋）。他们都是先在上海机械学院进行两年的理论学习后，再到上仪所来做论文。1988年，以我为指导教师招收了浙江大学应届毕业生谢亚莲，由我和上海机械学院秦永烈教授共同指导，硕士毕业论文的题目是《仪表性能漂移的可靠性分析与评估》，于1991年2月毕业。
受机械电子工业部仪器仪表司委托，1986～1992年间，在上海机械学院工业自动化仪表教研室秦永烈教授组织下，举办过两期“仪器仪表可靠性工程硕士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员都来自仪表行业，入学时大部分已是可靠性工作的业务骨干。一期23人，二期13人，其中不少学员按照国家关于取得硕士研究生学位的程序，通过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和论文答辩，取得了硕士学位，上仪所范兴平（导师为秦永烈和我，毕业论文为《软件-硬件联合系统的可靠性研究》，1991年毕业）就是其中一位。九、出国考察质量保证和可靠性技术
1.赴罗马尼亚考察
1986年9月4～21日，在国家科委和中国驻罗马尼亚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的积极安排下，由我为组长，天津大学林青教授和机械工业部仪表局质量处刘西凌工程师为组员，一行3人的“机械工业部仪表可靠性考察组”访问了罗马尼亚，受到以布加勒斯特国家计量院可靠性与计算机应用处主任维纳（Dr. U. Wiener）博士为首的同行们热情接待。在两周的访问期间，与计量院的技术人员座谈交流了计量仪表可靠性理论研究、试验设施和方法、产品质量评价和指导工厂实施可靠性计划等情况，访问了布加勒斯特精密机械厂、电工研究所（ICPE）及在蒂米士阿拉市的电工测量仪表厂（AEM，TIMISOARA），会见了罗马尼亚教育部高教司司长Vasile Catuneanu博士和布加勒斯特工学院电子系Florin Popentiu博士。
1987年11月5日，维纳（Dr. U. Wiener）博士来华回访，11月6～12日在上仪所、上海机械学院和大华仪表厂参观讲课，16日在北京介绍罗马尼亚、东欧、苏联有关可靠性管理工作，并讨论下一步合作。
2.赴美国考察
1990年7月13日～8月6日，以机械电子工业部副总工程师郭志坚为团长，科技司处长潘兆庆为副团长，朱良漪为高级顾问，仪表司蒋宝华、机床工具工业司薛恒明和我为团员，一行6人组成 “机械电子工业部产品可靠性与质量保证考察团”赴美国考察，走访了美国14家公司（包括Rosemount，MTS System，Westinghouse，Perkin-Elmer，Foxboro，Modicon，Keystone，Leeds & Northrup，Varian，Hewlett-Packard，Finnigan等）及美国国家标准与工艺研究院（NIST）和UL试验室（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了解了美国企业开展质量保证和应用可靠性技术的情况及发展动向。1990年赴美考察团成员
美国工业企业普遍感受到来自日本、欧共体在产品质量竞争方面的压力，贯彻质量保证体系已经从企业自发阶段进入到政府推动与企业主动相结合的新阶段，都在争取通过ISO 9000（这在当时美国很时髦）；在产品功能设计的同时，进行可靠性和维修性设计；严格检验控制配套件质量；强调与协作企业的Teamwork（团队精神）。考察中，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视质量为企业生命，以贯彻ISO 9000标准为抓企业质量保证的主线，可靠性技术渗透到质量工作的各个方面。我们回国后，在北京写考察总结，并分别向机械电子工业部陆燕逊副部长、仪表司陈杏蒲副司长、马少梅总工程师汇报了考察情况。在向机械电子工业部领导汇报时，提出了我部应尽快启动ISO 9000认证工作，以实现国际接轨的建议。
3.赴日本考察
1991年6月11～24日，由孙惠琴（机械工业部可靠性中心主任）为团长，有仪表行业张兴仁（重庆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所）、王天荣（哈尔滨工业大学）、姚树琪（杭州照相机械研究所）和上仪所刘建侯参加的“机电部产品可靠性、维修性赴日考察团”，出席了日本科技联盟（JUSE）第21届可靠性、维修性学术讨论会，并参观了横河电机株式会社、日立公司、日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奥林帕斯公司照相机厂等7个单位，还与科技联盟的可靠性专家举行了3次座谈。十、可靠性和环境适应性技术学术与行业活动
1.参与国家标准委员会活动
为了更好地了解国际、国内在可靠性和环境技术标准化方面的信息，并在本技术领域的标准化方面能有我们仪表行业的话语权，我们积极参与了国家标准委员会的工作和活动。国家标准总局于1980年5月在北京成立全国电工电子环境条件和环境试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时，我作为仪表行业的代表出席了成立会议，并成为第一届委员。该委员会由一机部、三机部、四机部、六机部、邮电、交通、铁道、电力、化工和国家仪器仪表工业总局等部局派出代表共32名委员组成。我担任了该标委会两届委员，从第三届起，由我室程国钧出任委员。1983年成立全国电工电子产品可靠性与维修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时，我又以仪表行业代表的身份成为该委员会委员，并从第一届连任至第四届。全国防爆电气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由我室胡富民代表仪表行业出任委员。
2.组织和参加学术、学会活动
1980年7月11～17日，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与杭州市仪器仪表学会联合在杭州举办了第一届仪表可靠性学术交流讨论会，国家仪表总局缪鸿祥、杭州电子仪表局吴天益、浙江大学谭祖根、天津大学林青、上海机械学院秦永烈、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石尚平、四机部五所裘新，以及上仪所徐纯九、陆嘉等出席，宣读和交流了22篇论文和综合性技术报告，与会代表来自64个单位91人。
1983年11月6～10日，在常州组织召开了第二届仪表可靠性学术交流讨论会，航天部周源泉、天津大学林青等行业外可靠性专家出席，宣读和交流了54篇论文，与会代表跟第一届相比增至103个单位133人。
1989年12月3～5日，在桂林召开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可靠性工程学会（后改称分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可靠性专业学会仪器仪表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可靠性学术年会，会议产生由27人组成的理事会，陈杏蒲为理事长，马林、林辉渝为副理事长，我任秘书长，并聘请郭志坚和吴钦炜为学会顾问，理事有于恩涛、马文富、王嵋、王天荣、王文忠、朱宗林、刘西凌、刘泽华、刘建侯、周永基、周源泉、孙惠琴、汪国华、林青、张兴仁、孟鸿勋、陈宗锡、赵成喜、徐德平、栾秉海、秦永烈、盛传录、蒋宝华，秘书：冯瑶、范兴平，理事会挂靠上仪所。上仪所范建文所长到会讲话，并宣布设立SIPAI可靠性奖。至1991年底，有团体会员41个单位。
1998年11月12日，在杭州召开’98工业仪表与自动化学术会议期间，组建了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可靠性分会第二届理事会，我任理事长，朱明凯为名誉理事长，朱宗林为常务副理事长，方伟忠、居滋培为副理事长，秘书长为郑国娟，共有理事23人，秘书：冯瑶、李佳嘉。
3.参与主办和承办国际年会
随着国内可靠性工程技术和理论发展，可靠性工作者们越来越感到在国内需要有一个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为此，1991年，由中国航空学会牵头，中国航空学会、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中国宇航学会、中国电子学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等6个学会协商，联合发起举办可靠性国际年会。1992年10月12～14日，由上述6个学会主办，中国航空学会承办，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可靠性、维修性、安全性会议（ICRMS'92）。从第二届年会起，主办单位增加了中国兵工学会。1994年6月7～10日，由7个学会主办，在北京由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承办了第二届会议（ICRMS’94）；1996年11月10～16日，在广州由中国电子学会承办了第三届会议（ICRMS’96）；1999年5月26～30日，在上海由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承办了第四届会议（ICRMS’99）。
第四届会议结束后，轮到中国仪器仪表学会承办。上仪所作为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可靠性分会的挂靠和秘书单位，成立了第五届会议秘书处，启动了筹备工作，筹委会由主任吴幼华、我（副主任）、秘书长郑国娟、副秘书长徐运忠、秘书李佳嘉、刘建侯、倪正人、谢亚莲组成。2000年4月7日，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可靠性工程分会理事长工作会议在上仪所举行，专题讨论ICRMS’2001会议有关事项，决定会议在大连召开。2000年6月9日，在北京召开由七大学会参加的第一次筹备会议，会议决定增加中国通信学会为发起单位。2001年8月26～31日，由8个学会主办，仪表学会承办，上仪所和大连仪表集团协办的第五届国际可靠性、维修性、安全性会议（ICRMS’2001）在大连成功举办，大会主题为“可信性——信息时代的支撑”，大会名誉主席王大珩，大会主席金国藩，陆廷杰和张继培为主席团成员，程序委员会主任屠庆慈，我是副主任；组织委员会主任吴幼华，副主任额田启三（日本）、王金（英国）；徐建平为秘书长。收到包括中国在内的30个国家和地区共253篇论文，录用并编入会议论文集169篇，这是历届会议以来收到论文数最多、参与的国家和地区最广的一届，出席会议的论文作者和代表有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的220多人。
4.邀请专家讲座和报告
1982年11月29日～12月1日，由上仪所组织，邀请日本山武-霍尼韦尔公司质量保证部部长堤泰彦一行来沪举办了可靠性讲座。
1991年10月15～19日，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可靠性工程分会受机械电子工业部委托，在上海举办了日本可靠性与安全性技术讲座，邀请日本可靠性专家额田启三和小野寺胜重主讲。他们随后还到无锡讲课、参观。
5.出版刊物与组织撰稿
为了加强仪器仪表行业的可靠性信息交流，报道可靠性工作和活动情况，由机械电子工业部仪器仪表可靠性技术中心和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可靠性工程分会共同创办刊物《仪器仪表可靠性信息》（见图），从1991年至1997年出版了7期。作者简介
裘履正，1941年2月出生，1966年2月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金属物理专业，在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所长期从事仪器仪表可靠性工程、环境技术和质量管理等研究工作，历任可靠性与环境试验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和上仪所副所长等职，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获中国机械工业科技专家称号。尘封往事：中国军工助力国产离子色谱仪起航 王 明——访三位中国离子色谱老专家王 明
导读 1983年，我国第一台国产离子色谱仪诞生，从此打破了国外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完全垄断。在那个国家外汇稀缺、酸雨严重、粮食歉收的艰苦岁月里，由三位工程师及其团队排除万难研发出来的离子色谱仪，在水质检测等众多民用和军工领域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他们都已经年过古稀，带着一份感恩和崇敬，仪器信息网采访了三位离子色谱老专家，为大家打开那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苏程远（左）、刘开禄（中）、赵云麒（右）
苏程远，曾用名苏文远，1937年10月出生，吉林九台人。1958年毕业于北京铁道学院（现北京交通大学）自动控制远程控制及通信专业。曾就职于呼和浩特铁路局科学技术研究所、青岛崂山电子仪器实验所、青岛科学仪器厂、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两次，青岛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一次，参与起草离子色谱仪国家计量鉴定规程，1997年退休。
刘开禄，曾用名刘开录，1938年10月出生，重庆人。1959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化学系。就职于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获国家级科技进步奖一次，国防科工委、核工业成果奖七次，获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津贴，1998年退休。
赵云麒，1942年12月出生，天津人。1964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化学系。曾任职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仪器设备研究室、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次，部级科技进步奖两次，青岛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一次，1998年退休。一、国产离子色谱分离技术源自原子弹的铀工业
1951年6月15日，杨承宗通过了约里奥·居里夫人主持的博士论文《离子交换分离放射性元素的研究》答辩，一周之后，杨承宗收到钱三强从北京发来的电报，希望他早日回国工作。同年秋天，他回到祖国，钱三强所长请他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中科院原子能所）第二研究大组的主任。刘开禄1959年从四川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分配到中科院原子能所五室，在杨先生的领导下开展铀化学的研究。
1960年，苏联毁约停援，撤走全部专家。刘开禄随杨先生调到二机部五所从事铀化学研究的工作。满足原子弹爆炸的当量核原料需要从含铀万分之几的铀矿石中提取高纯铀，高纯铀中杂质的含量要求[注]在0.1ppm以下，用于核裂变的铀235仅占天然铀的0.7%，其余99.3%为铀238。一条生产可裂变元素的途径是：在生产反应堆中，由天然铀的铀235裂变产生中子，被铀238吸收，经过一个β衰变变成钚239，再用化学方法分离，就可以比较容易地从照射后的铀棒中提取纯的钚239。钚239是可裂变物质，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用钚239作燃料。
杨先生让刘开禄所在课题组研究铀、钚分离新技术，因为反应堆中的铀放射性非常强，当时的防辐射条件要求非常高，刘开禄查阅了很多文献，设计出一种特殊的分离铀、钚和裂变产物的方法。与传统的方法相比，该方法可以使实验人员远离放射源，被称之为“无机反相层析法”。杨先生赞许了刘开禄的新思路，同时指出铀、钚分离在工业上最好的实施方法为萃取、还原。无机反相层析法很有前景，可先在分析化学上应用，再推广到小型制备分离，然后再考虑工业化大生产。他还向刘开禄介绍了他的博士论文中的主要工作之一，即用离子交换色谱分离锕系元素，叮嘱刘开禄要关注离子交换色谱。由杨先生推荐，1962年，刘开禄的论文《无机反相色谱层析法》在《化学通报》发表，后陆续被民主德国化学会翻译成德文发表，英国一家杂志社翻译成英文发表。
这种方法也在分析裂变级高浓缩铀235中的硼、铬、稀土元素等杂质中得到应用，节约了众星捧月般的核爆燃料高浓缩铀235。这些成功无疑给刘开禄带来极大的鼓舞，第一次有了将无机色谱仪器化的想法。
1978年，二机部五所采购了一台高效液相色谱仪。刘开禄查阅了很多相关资料，无意中找到H.Small等在1975年Anal. Chem发表的《应用电导检测器的离子交换色谱法》的论文，他如获至宝，没想到色谱分析无机离子竟然如此简单地被解决了。随后，刘开禄利用合成苯乙烯-二乙烯基苯型色谱填料的功底和经验，研发了首根阴离子分离柱，他的夫人袁斯鸣也进行了阴离子交换树脂及阳离子交换树脂色谱填料的合成工作，后来它们被用在国防科工委某基地的核爆裂变产物的富集和分析上。在此基础上，刘开禄经过上百次实验，研制成了YSA-2型高效薄层阴离子交换树脂，并填装高效阴离子分离柱，再利用袁斯鸣提供的YS-2型阳离子交换树脂，制成抑制柱，利用原有的高效液相色谱仪的泵和进样阀，又采购了一台上海第二分析仪器厂的DDS-11A型电导仪，自制了简易电导检测器（包含零位调节器和毛细管电导池），组装成了离子交换色谱装置。
当时铀矿厂在进行季铵萃取新工艺的过程中，发现了萃取剂“中毒”的现象，分析室认为浸出液中含有硝酸根使其“中毒”。刘开禄用这台离子交换色谱装置定量分析出浸出液主要含有氯离子和硫酸根离子，无硝酸根离子，解决了这一争论。工业室重新制定了再生方法，使季铵萃取工艺顺利投产。二、应对环境污染首台国产离子色谱仪在嘲讽中诞生
1981年秋天，刘开禄在天津举办的多国仪器展览会中第一次见到了戴安公司的Dionex14型离子色谱仪，该仪器可以很好地解决当时我国急需的微量多组分阴离子分析问题，引起了众多参观者的极大兴趣。但是，该公司一位美籍华人经理傲慢的一句话刺痛了他的心，“这是陶氏化学公司科学家的最新成就，你们几十年内不会搞出来的。”当时刘开禄的离子交换色谱装置可以测两个峰，而Dionex14离子色谱仪可以测七个峰。他那时候才知道H.Small的发明已经仪器化，并命名为离子色谱仪。他埋头图书馆查了一周文献，慢慢地，将实验室装置全面商品化成离子色谱仪的方案在脑中形成，后来他把想法汇报给了他的老师杨承宗，杨先生非常高兴，并让他为全面商品化准备各种零件和器材。
那个时候，我们国家酸雨污染非常严重，因为家家户户取暖做饭都烧蜂窝煤，几个产粮大省连续几年都歉收，最后都上报到了国务院。北京环境保护检测中心主任吴鹏鸣上交了一份报告，要求买100台戴安的色谱仪来测定酸雨成分。当时一台戴安离子色谱仪售价为4万美元，而我国的外汇很紧张，乒乓球运动员出国只能带20美元。最终国务院只批准购买了四台，其中国家环境科学院一台，上海两台。在一次无锡的环保会议上，吴鹏鸣邀请刘开禄做了国产离子色谱仪的报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北京矿产地质研究院分析测试研究室的高级工程师蒋仁依当天就跑到刘开禄的房间里告诉他，“只要你做出来，我给你推广。”在吴鹏鸣的大力推荐下，核工业北京第五研究所总工程师董灵英为刘开禄在所里争取经费，一共申请到了2万元，开始研制离子色谱仪。“刚开始平流泵花了4000多元，阀门又是1000多元，资金还是非常紧缺。”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刘开禄不断改进填料，使装有YSA-2型高效薄层阴离子交换树脂填料的分离柱能分离分析七个阴离子，使其分析指标达到Dionex14的分析水平。研制国产离子色谱仪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刘开禄邀请赵云麒参加研制工作。赵云麒设计了可产品化的电导池，并且在两人通力合作下，制成了完全国产化的ZIC-1型离子色谱仪离子色谱仪样机，共三台。1983年6月30日，经过鉴定会专家组的评审，一致认为该仪器为国内首次研制成功，它所配备的YSP-2型阴离子色谱柱的柱效率、灵敏度、使用寿命等主要技术指标均达到国外同类产品的水平，同意小批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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