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庭栋
出版社：四川天地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大决战：淮海战役试读：
写在前面
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至1949年1月31日结束，在我国北起松花江，南抵淮河的广阔大地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三大战役是彪炳史册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主体，三大战役是震撼世界的大决战。在这场大决战中，人民解放军共消灭了由美帝国主义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军队173个师，共154万余人，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以毁灭性打击，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稳固基础。大决战的规模之宏伟与战果之辉煌，不仅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很可能是绝后的，就是在整个世界历史上，也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可以与之相比（斯大林格勒战役历时160天，苏联红军共消灭德军150万人）。大决战的丰碑彪炳史册，永远耸立在中国人民心中。
引言
自古以来，中原大地就是中国兵家用兵的主战场，“逐鹿中原”这一成语，早已成为我国对战双方争夺重要兵机的代名词，“鹿死谁手”这一成语则成为谁能夺取最后胜利的代名词。在解放战争的大决战中，中原地区是国共双方志在必得的主战场。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打的第一仗，就是1946年6月在当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的指挥下，围攻我中原解放区李先念部。从此以后，中原大地上两军作战一直是此伏彼起，彼伏此起，战场愈来愈宽，规模愈来愈大。任何一个有点战略眼光的人都会明白，在中国，谁有中原，谁有天下；谁失中原，谁失天下。所以，在这场大决战中中原必有一场大战。这场大战不打，“中原逐鹿”就不会停止，“鹿死谁手”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中国走哪条道路就不可能确定。所以，在国共双方的统帅部里，一直都在筹划这场大战。问题只在于，这场大战在什么时候打？这场大战在什么地方打？这场大战到底如何打？
第一章 战略蓝图的绘制
一、1948年的中原形势
当解放战争发展到1948年时，中原战场上的形势发展已经对我中原解放区的军民相当有利。
这年年初，在兵力上蒋军还占有较大的优势，也还有能力进行战役的进攻。在防御体系方面，蒋介石在去年年底将中原、华北、西北战场共分为20个绥靖区，实行分区防御，绥靖区司令掌握区内的军政大权，加强所谓“轮训民众，扩大地方武装”的工作。每个绥靖区辖有几个旅的兵力，作为区内的骨干力量。这种绥靖区在中原地区共有8个，即：第四绥靖区，驻菏泽；第五绥靖区，驻信阳；第六绥靖区，驻商丘；第八绥靖区，驻合肥；第十三绥靖区，驻南阳；第十四绥靖区，驻阜阳（后移新乡）；第十五绥靖区，驻襄阳；第二十一绥靖区，驻宜昌。在用于进攻的机动兵力方面，在中原地区共部署了6个兵团：邱清泉兵团，有4个整编师；胡琏兵团，有2个整编师；孙元良兵团，有3个整编师；张轸兵团，有4个整编师；裴昌会兵团，有5个整编师；张淦兵团，有4个整编师（国民党军队的整编师，在淮海战役之前，又恢复为过去的编制，统称为军）。以上兵力，根据需要，分别属于几个指挥中心指挥，即陆军总司令兼陆军总司令部徐州指挥所主任顾祝同、国防部长兼国防部九江指挥所主任白崇禧、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武汉行辕主任程潜。总兵力共有66万人。
根据当时的战局情况，蒋介石对中原地区战略上的主要安排是：保持津浦路，以平汉路和陇海路作为分割中原战场的十字架和伺机进攻中原解放区的依托，巩固长江防线，确保国民党政权在江南老巢的安全。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这时对中原战局总的考虑，是继续用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使当时还有不少新区的中原解放区获得巩固。为此，在1948年的春天，中央军委给中原地区各部队的主要任务是：由华东野战军的一纵、四纵、六纵组成一个兵团，在进行两个月的休整之后，在粟裕的指挥下，执行一个大胆的战略行动，南渡长江，挺进到浙江、福建、江西等省，进行机动作战，使敌人后方不得安宁，见机建立新的解放区，从而把敌人在中原的机动兵力吸引20～30个旅回防江南。与此同时，已经挺进大别山区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刘邓大军，除留部分兵力在大别山区坚持斗争之外，主力进至淮河、沙河之间休整，然后由刘邓统一指挥所部主力并加上陈赓兵团和华东野战军陈士榘兵团，在淮河、汉水、陇海路和津浦路之间的广大区域内机动作战。
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我军在洛阳战役中歼敌2.5万余人，两克洛阳及附近各县，而且让洛阳一直在我军控制之中；在宛西战役中两克许昌，收复9县，歼敌2.1万余人，在宛东战役中歼敌1.2万余人，在豫东战役（又称睢杞开封战役）中歼敌9万余人，攻克开封，在襄樊战役中攻克襄阳、樊城等地，歼敌2.1万余人。从1948年2月到7月，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在中原地区共歼灭敌人的正规军17万、地方团队10万，使已经连为一片的中原解放区进一步得到了巩固。
在战争进行之中的1948年5月9日，为了加强对中原战局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加强中共中央中原局，以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分别担任第一、第二和第三书记。同时决定，将原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和陈赓、谢富治兵团合组为中原野战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陈毅任第一副司令员（原任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政委仍由陈毅兼任，华东野战军的工作由粟裕代行），李先念任第二副司令员，邓子恢、张际春任副政委。中原野战军下辖7个纵队和1个军（即第三十八军，由1945年7月起义的原国民党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和1946年5月起义的原国民党三十八军第五十五师在1946年9月合并改编而成，当时称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负责人名单如下：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第一副司令员陈毅，第二副司令员李先念，副政治委员邓子恢、张际春，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兼），参谋长李达，副参谋长曾希圣。一纵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副司令员尹先炳，参谋长潘焱，政治部主任王辉球。二纵司令员陈再道、政委王维纲，副司令员范朝利，副政委钟汉华，参谋长王蕴初，政治部主任许梦侠。三纵司令员陈锡联、政委彭涛，副司令员郑国仲、刘昌义，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阎红彦。四纵司令员陈赓、政委谢富治，参谋长王启民，政治部主任刘有光。六纵司令员王近山、政委杜义德，参谋长姚继鸣，政治部主任李震。九纵司令员秦基伟、政委黄镇，副司令员黄新友，参谋长何正文，政治部主任谷景生。十一纵司令员王秉璋、政委张霖之，参谋长刘星，政治部主任裴志耕。第三十八军军长孔从周、政委汪锋，副军长刘威诚，参谋长王汝照。
在组建中原野战军的同时，中共中央决定重建中原军区。中原军区的领导人与中原野战军相同，其下又辖7个军区。这些军区的兵力相当强，如原来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十纵和十二纵就分别编入了桐柏军区和江汉军区。这些军区的领导人是：皖西军区司令员曾绍山、政委彭涛（兼），副司令员鲍先志，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何柱成，副参谋长徐立行。豫皖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政委吴芝圃，参谋长陈明义，政治部主任王幼平。豫西军区司令员李成芳、政委张玺，副司令员文建武、孔从周（兼），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雷荣天，参谋长李懋之。陕南军区司令员刘金轩、政委汪锋（兼），副司令员陈先瑞，副政委李耀。江汉军区司令员张才千、政委刘建勋，副司令员韩东山，副政委郑绍文，参谋长辛元林，政治部主任张树才。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政委刘志坚，副司令员孔庆德，副政委赵紫阳，参谋长靖任秋，政治部主任张力之。鄂豫军区司令员王树声、政委段君毅，副司令员郭天民、昌炳桂。
在中原战场上作战的，除了中原野战军之外，还有人民解放军的另一支大军华东野战军，特别是在淮海决战中，是两支大军并肩作战。现将华东野战军的负责人介绍如下：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1948年5月以后，陈毅赴中原局工作），第一副司令员粟裕（1948年5月以后，代理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副政委谭震林，第二副政委粟裕（兼），第三副政委宋任穷，参谋长陈士榘，副参谋长张震、刘先胜、刘瑞龙，政治部主任唐亮，副主任钟期光。第一兵团（粟裕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粟裕，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叶飞，第二副政委金明，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一纵司令员兼政委叶飞（兼），副司令员何克希、张翼翔，副政委谭启龙，参谋长张翼翔（兼），政治部主任汤光辉。四纵司令员陶勇、政委王集成，参谋长梅嘉生，政治部主任刘文学。六纵司令员王必成、政委陈时夫、江渭清（后），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皮定均，政治部主任谢胜坤。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政委张藩，副政委刘述周，参谋长钟国楚。先遣纵队司令员孙仲德、政委谭启龙，副司令员饶守坤，副政委李步新，参谋长田贤成，政治部主任宋日昌。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政委雷经天（两广纵队是抗日战争中在广东、广西坚持游击战争的部队，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中央军委的安排北撤山东，故名为两广纵队）。第二兵团（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参谋长刘少卿、李迎希（后），政治部主任谢有法。七纵司令员成均、政委赵启民，副司令员林维先、詹化雨，副政委黄火星，参谋长冯文华，政治部主任张崇文。九纵司令员许世友（兼）、聂凤智（后），政委林浩、刘浩天（后），政治部主任仲曦东。十三纵司令员周志坚、政委廖海光，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陈华堂，参谋长黎有章。渤海纵队司令员袁也烈、政委周冠五，政治部主任欧阳平。第三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政治委员唐亮。三纵司令员孙继先、政委丁秋生，副司令员覃士冕，参谋长来祖光，政治部主任刘春。八纵司令员王建安、政委向明，参谋长张仁初，政治部主任李耀文。十纵司令员宋时轮、政委景晓村，副政委刘培善，参谋长赵俊，政治部主任肖望东。第四兵团（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政治委员陈丕显，副政委吉洛（即姬鹏飞），参谋长覃健，政治部主任张凯。二纵司令员滕海清、政委康志强，副司令员朱绍清、高志荣，参谋长詹化雨，政治部主任邓逸凡。十一纵司令员胡炳云、政委张藩，副司令员段竞焕，政治部主任惠浴宇。十二纵司令员陈庆先、政委曹荻秋，副司令员常玉清、覃健，副政委谢振华。
二、粟裕向毛泽东唱了一次“反调”
按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全国战局的考虑，1948年1月27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电示粟裕，为了迫使蒋介石改变战略部署，吸引敌人20～30个旅回防江南，决定由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一纵、四纵和六纵在这年的春夏渡过长江，挺进江南，插向江南腹地，把蒋介石的后方搅个人仰马翻。这一个大胆的方案，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毛泽东的考虑是：蒋介石在从豫西到东海的陇海线部署了近百万人的密集型防御态势，特别是在徐州地区就放了4个兵团，进可以进攻我山东与中原解放区，退可以守江淮、拱卫京沪。如何才能更好地打破敌人的这种密集防守？如何才能让蒋介石的防守体系变得手忙脚乱？如果我军要进攻蒋介石的老巢京沪地区，在江南如何立足？在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多方考虑之后，毛泽东认为，这几年都是蒋介石的军队到我解放区来打仗，我们也应当到蒋介石的地盘上去打一仗了。蒋介石可以来打我们的陕北根据地，我们为什么不能去打他的江南老巢？如果我们能派部队进入蒋介石目前兵力最薄弱的江南农村建立根据地，既能打乱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搅乱他的大后方，又能迫使蒋介石抽调中原的兵力回防江南，为我军在中原歼敌创造有利条件。当我军渡江南下时，还能有接应、有落脚点。这一计划的实现，将成为我军解放全中国的极为重要的一步。
对于毛泽东提出的这一大胆计划，当时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米脂杨家沟的几位成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与陈毅在一起做了研究。大家一致同意这一方案，而且决定将这一任务交由在江南有多年作战经验的粟裕组建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去完成，兵团由华东野战军主力的3个纵队组成，由粟裕任司令员兼政委。这3个纵队确定为叶飞的一纵、陶勇的四纵和王必成的六纵。
这种大胆的打法，过去毛泽东曾经用过，而且取得过很大的成功，比如1944年11月王震的南征，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将战场推向国民党统治区，打乱了敌人的全面部署。虽然部队的损失和消耗很大，丢掉了全部重武器，但也是一次很成功的插入敌后的重大军事行动。
这一次，粟裕兵团将进行又一次南征，而且规模更大。因为这一次不是几千人，而是近10万人；不是去山区牵制敌人，而要在敌人的腹心地区的几个省与敌人作战；不是去打一仗就回来，而是要建立根据地，等待下一步解放全中国的大军南下（按当时的估计，不是在一两年之内）。
可是，粟裕却并未执行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命令，他没有南下，粟裕兵团也没有去江南。这是因为，粟裕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向毛泽东提出了他的不同意见，他希望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改变南下江南的部署，并提出了自己的新设想，且得到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同意。像粟裕这样对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已经决定的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不同意见，而且最后又被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所采纳的事，在遵义会议之后还是第一次。
粟裕是我党我军最杰出的指挥员之一，毛泽东曾称他“最会打仗”，朱德曾称他为“青年战术家”，陈毅曾称他为“常胜将军”。从青年入伍一直到晚年，他把一生心血都投入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研究与实践之中，指挥了无数次成功的大战。哪怕是在“文化大革命”之中，他仍然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巡视边防，多次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未来战争问题的重要报告。1979年，他发表《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讲话，成为全党全军一致颂扬的一段佳话。
解放战争初期，粟裕在华东战场上屡战屡胜，特别是在苏中的七战七捷和孟良崮全歼国民党王牌军整编七十四师的战绩更使他名震全国。就在著名的七战七捷之后，中央军委接受陈毅的建议，将当时的华东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两支队伍合并为统一的华东野战军。1946年9月23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中特地指出：“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在著名的孟良崮大捷之后，新华社记者采访了陈毅司令员，陈毅说：“你们不用向我祝贺，我这个人呀，在政治工作上依靠的是谭震林同志，在军事组织指挥上依靠的是粟裕同志。”
1948年1月27日，中央军委给粟裕发来一封电报。军委的电报说，为了迫使蒋介石改变其集中兵力在江北与我周旋、固守长江的基本战略，将中原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吸引20～30个旅到江南，以便于我军在中原歼敌，军委决定由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的一纵、四纵、六纵组成外线兵团，在集中整训之后渡江南下。先在湘、赣机动作战，与敌人周旋半年至一年，然后在闽、浙、赣边区我党原来的老根据地见机建立根据地，开创南方的解放区。渡江时间可以在2月、5月或秋天。军委要求粟裕认真考虑具体的行动方案，“熟筹见复”。
粟裕得到中央军委指示后，立即结集部队，北渡黄河，将部队安排在濮阳地区进行整训，进行以水网稻田地区作战和攻坚、巷战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训练，并积极进行渡江的各种准备，包括派出小分队南下侦察。为了选择渡江地点及确定如何渡江，粟裕还特派曾希圣、孙仲德分别带领一批干部到皖江和巢湖地区工作。与此同时，根据中央的决定，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的干部配备、地方工作、物资后勤等工作也在积极进行。中央决定，由粟裕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由叶飞担任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由金明协助粟裕做地方党的工作，由骆耕漠负责南下之后的财经工作。当时，连南下之后对部队的老弱病残的安置、家属小孩的安置都已经做出了具体的计划，在新区使用的银元和由自己发行的“东南流通券”纸币都已经在印制了，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待渡江”。而用周恩来和陈毅对粟裕的评价，则叫“心细如发”。
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粟裕得到中央命令之后就开始积极准备，以待中央一声令下立即出动。可是，作为一个领兵作战20年的指挥员，特别是曾经在江南长期作战，如今又将重返江南独立作战，担负党中央赋予的重新开辟江南根据地重担的粟裕，对于中央的一个重要决策，对于即将到来的南下江南作战并开创新的解放区的重要任务，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他必须认真领会毛泽东这一决定的战略意图，分析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与分布，考虑好应付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的办法并在出发前有所准备，为大部队的南下制定出最佳的行动方案。在这些工作还未做好，心中还没有充分把握之前，他是不会轻易向中央提出自己意见的。
在反复考虑之后，粟裕认为中央军委的决定的确有大胆与出奇之处，如果他带3个主力纵队南下，打乱敌人的后方，肯定会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这既是一着妙棋，可又是一着险棋。在仔细权衡华东野战军南下与不南下、我江北主力部队分兵与不分兵的利弊之后，他认为中央军委的决策并非上策，认为不南下会取得更佳的战果。粟裕的基本考虑是：中央作出这样决定的主要目的，是要改变中原战局，在中原打歼灭战，大量地歼灭敌人。事实上，这时在中原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已逐渐成熟。一是敌人在中原的三条铁路干线和各大中城市的防守上分散了很多兵力，有利于我军在运动之中捕捉战机；二是中原地区的平坦地形虽然有利于敌人相互支援，但如果我军破路之后，敌人的重装机械化部队就无法机动，有利于发挥我军徒步行军的长处，迅速集中兵力，实现战役的速战速决；三是中原地区背靠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便于得到支援和安排伤员；四是我军挺进外线以后，已经度过了最困难时期，逐渐适应和掌握了外线作战的特点，新的解放区也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相反，如果3个纵队过江，虽然可以调动部分敌人回防江南，但是国民党军队在江北的4支主力部队，即整编第五军、第七军、整编第十一师、第四十八师要支撑国民党军队的中原防线，拱卫南京和武汉，是不可能将其调动南下的。特别是第七军和四十八师属于桂系的部队，驻在武汉的白崇禧更是不会让其脱离自己的指挥。另外，中原地区国民党所有机械化部队的主官也是不愿到江南水网地区去作战的。所以，国民党军队可能调到南方的部队不会是其主力，只能是一些二三流部队，这使中原兵力对比的改变不可能很大。在此背景下，如果我军3个主力纵队南下却削弱了我军在中原与敌人决战的能力。从以上因素考虑，部队南下的方案与中央要在中原地区打大歼灭战的初衷是矛盾的。如果再从另一方面来考虑，我军南下之后，是在新区转战，行程数省，部队的重武器必须全部放弃或丢失，这是不可避免的损失。同时，部队在转战中处处有敌人的围追堵截，伤员的救护与安置有很多困难，这就使得部队减员的数量不会少，很可能达到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3个纵队加上部分地方干部约为10万人，减员可能会达到5万人），这也是不可避免且更为严重的损失。单是这些减员的代价，在江北就可以歼灭敌人好几个师。而如果3个纵队不南下，和其他部队配合作战的话，在中原进行大的歼灭战，其效果会更好。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只有粟裕等原来新四军的领导才会有体会，就是要南下的这几个纵队原来都是新四军的部队，是从苏中苏北撤到山东的，在当时的北撤中和不久前从内线到外线的转移中，都是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才使广大官兵转过弯来，现在又要过江南下进行长期的新区转战，思想转弯又得有一个过程。
粟裕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对中央的这一决策产生了新的想法。粟裕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虽然我有以上考虑，但要不要向中央提出建议，开始我是有顾虑的。主要是担心自己看问题有局限性，对中央如此重大的战略决策提出不同看法，会不会干扰统帅部的决心。但又想，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当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从全局上考虑得失利弊，把局部和全局很好地联系起来。全局是由许多局部组成的，从局部看到的问题，也许会对中央观察全局、做出决策有参考价值。想到这些，我终于消除了顾虑，于4月18日把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报告了中央。
应当指出的是，当粟裕正在反复考虑这一问题时，陈毅从陕北回到了当时设在河南濮阳的华东野战军指挥部。粟裕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想法详细告诉了老战友和老上级陈毅。陈毅听后，对于这一改变中央决策而且将牵涉全局的意见十分重视。起初，陈毅是不同意粟裕意见的，因为他自己参与了中央这一决策的讨论与形成的全过程，他很清楚中央对这一决策的重视和慎重。而且，先遣渡江的主帅人物，也是他和毛泽东的一致意见——派粟裕。但是，在经过两人多次认真而严肃的讨论之后，作为一个方面军的统帅，陈毅以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的作战经验，深深领会了粟裕的意见，逐渐同意了粟裕的意见，最后是赞赏和支持了粟裕的意见，并鼓励粟裕大胆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想法。然后，陈毅又拉着粟裕去拜访了路经濮阳的李先念，仔细谈了粟裕的想法，征求李先念的意见。李先念在与陈毅、粟裕进行了多方的分析之后，也表示完全支持粟裕的意见。
在陈毅、李先念的支持下，4月18日，粟裕以个人署名的一封长达3000余字的报告《华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的建议》用电报发给了中央军委。
毛泽东是在前往西柏坡途中的五台山文殊院收到粟裕这封电报的。毛泽东刚一看到这封电报时，十分震惊，甚至有些生气地说：“粟裕要干什么？陈毅在哪里？发个电报，把他们都请来，让他们把不渡江的理由说清楚。”但是，毛泽东很快就冷静了下来，他和中央军委几位负责人研究之后，大家都对粟裕的报告十分重视，认为必须认真听取粟裕的意见，于是电令粟裕到中央进行当面报告，同时电令陈毅也前往中央。
4月28日，当粟裕和陈毅到达当时中央所在地河北阜平城南庄时，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毛笔，走出房门，穿过庭院，亲自迎接（这是极为罕见的举动，毛泽东自从担任党的领袖以来，他的习惯是不出门迎送战友和下级的）。毛泽东握着粟裕的手，望着这位已经不再年轻的前方大将，深情地说：“粟裕同志，你还记得吗？我们分别已经整整17年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聂荣臻、李先念、薄一波等也奉命来到了城南庄。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在城南庄召开了书记处会议，中央的“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全部出席。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一个：听取并研究粟裕提出的调整南线战略进攻部署的建议。与会者在认真听取了粟裕的报告之后，对他的建议和全国的战局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研究。与会者的讨论乃至辩论是相当充分的，毛泽东为了考查粟裕，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当然，如你感到确有困难或不愿意率一兵团南下，我们可以考虑另换统帅……”但是，会议最后是一致同意了粟裕的意见，并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宣布了如下决定：“华野一兵团在4至8个月内暂时不南下，先加入中原作战，力争实现歼灭敌人主力于长江以北的新战略（在这里，党中央还有一个重要考虑，是要尽可能减少今后解放江南时对江南主要经济区的破坏，以便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如果将来刘邓、陈粟两大野战军的确无法粉碎国民党在中原的防御体系，一兵团立即执行南下方案。”
也就在这次中央军委的会议上，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还做出了两个重要的决定：一是中原地区的决战歼敌从华东野战军发起，华野先打济南，紧接着打徐淮，在徐州淮海战场上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一场决战；二是为了中原野战军更好地配合华东野战军的作战行动，也为了加强中原野战军的工作（中野转战大别山时期消耗很大，仅剩十来万人，重武器几乎全部丢失，又要马上对付华中和徐州西部几个兵团的敌人，压力很大，中央曾在一个文件中形容说“中原局的困难是中国革命最后最大困难”），中央决定将陈毅和邓子恢从华东调到中原局工作，陈毅担任中原局第二书记，邓子恢任第三书记（第一书记是邓小平），陈毅同时任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为刘伯承，第二副司令员为李先念），邓子恢任第一副政委（第二副政委为张际春）。粟裕也参加中原局的领导工作，是中原局的12名委员之一，只是不到中原局去，工作仍然在华野。这样，华东野战军就由粟裕全权负责，中央决定由粟裕接任华东野战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对于中央这一决定，粟裕表示坚决不能接受，认为华野不能没有陈毅。这一次，毛泽东向粟裕让了步，同意华野的司令员兼政委仍然由陈毅担任，但只是名义，陈毅本人必须立即到中原局工作（陈毅和邓子恢后来带了4000多名干部赴中原局工作），粟裕则以华野的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的名义全权负责华东野战军工作。
城南庄会议的结果，实际上形成了在江北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战略决策，这也就是后来的淮海战役的最初蓝图。正是在这种战略决策之下，中原战场上才陆续出现了打开封、战睢杞、克济南，活捉区寿年、生擒王耀武等一系列胜仗，才会有由两大野战军共同进行的淮海战役。
三、蒋介石派来了“一头猪”
为什么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在中原作战如此审慎？这是从当时中原战局的具体情况所决定的。
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又是国民党政府统治的中心地区。中原若失，长江天险也就难保。长江天险若失，蒋介石也就败局已定，无可挽回。所以当时蒋介石和他的国防部长何应钦高叫的口号就是“保江必保淮”。
为了逐鹿中原这一场重头戏，蒋介石把他的机动兵团集中了6个放在这里，总数有60多万人，而且有强大的空军支持。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对国民党军队有利的条件。（一）中原战场当时的四周都是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政府已经统治多年，调动人力物力都比较方便，后勤供应不成问题。这和东北战场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二）如果中原战场打开了大仗，北边的傅作义集团和西边的胡宗南集团都可能予以援助，这就可能使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部队到达100万人以上。而如果傅作义集团南下江淮，我军要消灭傅作义集团的难度将大为增加。
蒋介石把中原战场的指挥中枢放在我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古战场徐州。
如果从较为可信的殷代历史算起，徐州（古称彭城）就是我国各方力量争夺天下的四战之地。在3200多年前，殷代著名帝王武丁伐大彭的战场就是在这里摆开。这以后，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如楚文王、徐偃王、晋悼公、越王勾践、刘邦、项羽、韩信、曹操、吕布、关羽、石勒、谢玄、宇文化及、隋炀帝、李世民、黄巢、韩世忠、张士诚、朱元璋、李自成、史可法、林凤祥、李开芳、僧格林沁、曾国藩、赖文光、李鸿章、张勋，直到蒋介石，都曾在这里打过大仗。抗日战争中，著名的台儿庄会战也发生在这里。这里在近代又成了国内交通大动脉陇海铁路和津浦铁路的交汇点，成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的北面门户。正所谓是“俯视东海，仰视关中，屏障沪宁，遥扼冀鲁，窥苏皖而撼中原”。辛亥革命元老、曾经担任过武昌革命军总司令的著名军事家黄兴曾就徐州的重要性说过这样的话：“南不得此，无以图山东；北不得此，无以窥江东，是胜负转战之地。”
在徐州这个八方瞩目的头等军事要地，派谁去做领兵统帅？这时在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帅是桂系领袖、刚从国防部长位子上下来的白崇禧，其职务是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的总司令。蒋介石这时为了拉拢并利用桂系，不能不重用白崇禧，而早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能打仗，这在国民党各派系中也是公认的。桂系另一个主要领袖、当时的国民政府副总统李宗仁的意见是由白崇禧统一指挥调动整个中原地区的全部军队。但蒋介石不放心把中原地区的130万大军都交给白崇禧，因为白崇禧有可能不听他的主张，不接受他对下级的越级指挥，所以蒋介石决定把中原的部队一分为二，即在华中“剿总”之外，单独设立徐州“剿总”，而华中“剿总”则驻武汉。这样他就得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选出一个人到徐州。蒋介石选定的徐州地区军事统帅是在国民党军队中地位颇高的“五虎上将”之一的刘峙。
严格来说，刘峙在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的所谓“五虎上将”中是最不能打仗的一个。由于他的资历老，历任重职，部下一般都称他为“福将”，是把“福将”一称作为一种讥讽，用淮海战役时期担任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中将厅长的郭汝瑰的话说，“这是国民党军队中讥讽刘昏庸糊涂的代名词”。刘峙在过去的重大战事中曾经打过好几次大败仗。抗日战争初期，当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刘峙由豫皖绥靖公署主任调任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奉命率军从开封北进，驻防保定，阻击日军沿平汉线南下。在当时全国人民抗日情绪万分高涨之时，他这个总司令竟是开仗即败，而且一败再败。他指挥部队在固安和日军打了第一仗，就丢了固安。然后，徐水、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安阳，一个一个城市相继落入敌手。战至11月5日，他只得将部队交给副总司令商震指挥，自动卸职。由于他的这次大溃退，引起全国上下的一片骂声，给了他一个“长腿将军”的称号。蒋介石无奈，只得让他回到后方，当一个重庆卫戍司令。1946年8月，蒋介石一心想打内战，刘峙坚决支持蒋介石的内战方针政策，和陈诚一起高唱“三个月消灭共军”。他当时任郑州绥靖公署主任，统一指挥河南和陕西两省的军事行动。为了扫平我冀鲁豫解放区，刘峙从华东和中原战场调集了14个整编师30多万人的兵力，发动了气势汹汹的进攻。9月1日，他指挥的整编第三师在大黄集被我华东野战军全歼，师长赵锡田被俘。而这位师长不是别人，乃是顾祝同的亲外甥。由于刘峙这一仗打得实在太臭，引得当时的参谋总长陈诚和陆军总司令顾祝同都来到商丘前线，召开会议，并当场宣布撤去刘峙和其参谋长赵子立的职务。蒋介石也骂他太不争气，只给了他一个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的闲职，让他回上海赋闲。
但是，就是这么个刘峙，竟在中原战场即将爆发大战的1948年5月被任命为国民党徐州“剿总”的总司令。为什么？这其中有以下几个原因：（一）由于国民党军队中讲资历、讲关系，派系严重，等级分明，要找一个能指挥得动几百个将军、几十万人马的人，在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中并不容易。在当时的中原战场上，蒋介石既然设了两个“剿总”，其中华中“剿总”的总司令是桂系首领白崇禧，则徐州“剿总”的总司令必须是资格老、级别高，属于蒋家直系、能与白崇禧相抗衡的人。（二）这个时期，国民党直系部队的兵团司令和军长的这一级，绝大多数都是黄埔学生，他们的长官，最好是当年黄埔的教官这一个级别的元老，方能有些威信。（三）这个人必须要对蒋介石忠心耿耿，要对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毫不怀疑，坚决支持。在当时，具备上述三个条件的人选的确不多，在号称国民党军队的“五虎上将”中，只有蒋鼎文、刘峙二人可派。蒋介石也曾经考虑过当年曾经当过孙中山副官和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队队长、抗日战争中当过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蒋鼎文。可是考虑到蒋鼎文生活糜烂，日嫖夜赌，不大理公事，当年在西安担任陕西省主席时为强行娶京剧名角粉牡丹而闹得满城风雨，在部下面前大失威信。再加之这时国民党的高层领导整个出现变动，陈诚在内战中接连失利，被迫下台，何应钦上台就任了国防部长。由于刘峙和何应钦的特殊关系，于是就选定了刘峙来担任徐州“剿总”的总司令。当刘峙的任命宣布之后，国民党军界内部议论纷纷，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看门；今派一头猪，眼看大门会守不住。”这话当然也传到了刘峙的耳朵里。在一次高级军官会议上他竟然这样说：“有人说我刘某不是虎，不是狗，而是一头猪。是的，我就算是一头猪。要知道，猪平时是不动的，可是如果有谁把猪逼急了，猪真的发起威来，猪的牙齿是会把什么都咬碎的。”
这里谈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对于刘峙这一头蠢猪式的“福将”，我华东野战军的政工干部也十分了解。为了鼓舞广大官兵进攻徐州、奋勇杀“猪”，当时在鲁东南地区曾经广为张贴的传单中，有一张是这样写的：国民党在徐州，来过三员大将。前年来的叫薛岳，打了败仗撤掉了。去年来了顾祝同，庸碌又无能，我们把他赶走了。今年来的叫刘峙，他是有名的大笨猪。我们要想生活过得好，就要勇敢上前，打开徐州去杀“猪”。
对于刘峙这样的“福将”，蒋介石和何应钦心中当然是很清楚的，让他出任徐州“剿总”的总司令，其主要目的是要刘峙利用他的资历和人缘把队伍组合起来，门面撑起来，秩序建立起来，而不可能指望刘峙能为蒋介石和何应钦打胜仗，因为刘峙上任时只是准备打仗而还没有打起来。对于刘峙自己来说，他也并非没有一点自知之明，知道在他的学生一辈的中年将领中有一些比他更能指挥作战的人，他也需要利用这样的人。所以他上任之后，就接受了由杜聿明出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任命，并让杜聿明兼任第二兵团司令，让他的这位学生来助他一臂之力。
杜聿明从东北战场上灰溜溜地下来之后，一直在上海养病，1948年7月到徐州上任，就碰上了解救济南之围的难题。济南失陷之后，他正在为如何保卫徐州而犯难时，10月15日，突然又是被蒋介石派去解救东北蒋军即将全军覆没的危机。这时，徐州局势已经相当紧张了，真正打起仗来怎么办？蒋介石和何应钦心中有数，真正打起来了，作为大局上的指挥员并不是徐州的总司令，而是南京的蒋介石自己，只需要到时候任命一位能打仗的黄埔学生来做副总司令，忠实地贯彻蒋介石的意图，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就行了。这种人事安排是蒋介石多年来的一贯做法，作战时越级指挥下级是蒋介石的一贯作风。在东北战场上，任命卫立煌做总司令其实也是如此，其主要目的是要让卫立煌以他曾经是东北主力部队几位军长过去的老上级的这一优势来服众，真正打起来之后，蒋介石一直是在越过卫立煌直接指挥。现在的中原战场上，蒋介石的打算仍然是任命一个黄埔学生来做副总司令，以便全面地贯彻和执行他这位校长（在国民党军队中，凡是出身黄埔的高级将领，当着蒋介石的面，都是称蒋介石为校长，以示自己是天子门生，真正嫡系，蒋介石也乐意这种称呼）的意图与命令。在当时的黄埔系军人中，在何应钦心中已经选定到徐州指挥作战的合适人选有两个，一个是杜聿明，另一个是宋希濂。只要中原大战打响，就把这二人之中的一个调来做刘峙的副手，担负指挥作战的实际责任。这两位中将级兵团司令是当时国民党军队中黄埔学生出身将领中的佼佼者，能打仗，其身份地位比他其他同学要高出一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两人都对陈诚十分不满，都是国民党军队中何应钦派的骨干。
蒋介石在密切注视着中原战场。杜聿明或宋希濂到徐州上任之时，也就是中原决战打响之时。
四、从“小淮海战役”到“大淮海战役”
1948年9月24日，我华东野战军攻克华东重镇济南，活捉了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山东省党政军统一指挥部主任王耀武，山东省基本上全部解放。到这时，任何人都会明白，华野兵锋所指，必然就是紧接着山东边界的徐州。但是，这时的徐州是国民党中原战场上屯兵最多的军事枢纽，不是随便就可以打的。所以，这一战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打和如何打的问题。
就在9月24日这一天的早上，当我华野已经突入济南城的东南角和西南角，向济南城中做纵深发展进行巷战的时候，华野代司令员兼政委粟裕向中央军委发出了一封电报，电报同时也报华东局和中原局，“建议立即进行淮海战役”，因为，如果“全军即进入休整，如此对部队有好处，但易失去适宜作战的秋凉气候和济南失守后加于敌人之精神压力”。为此他向中央提出了三个方案：（一）举行淮海战役，就是乘徐州南边地区的淮安、淮阴一带敌人力量空虚，由华野的苏北兵团（即第四兵团）攻占淮安、淮阴、高邮、宝应等运河沿线城市。华野其他部队此时须在宿迁一线布防，严防徐州之敌向南援助。等到运河沿线城市解放之后，再向东进攻，解放海边的海州和连云港。此战结束之后，徐州的南边和东边地区就基本上被我控制，而北边和西边早已是我军控制地区，徐州就处于我军的四面包围之中。这时我军再作休整，准备下阶段更大的战斗。（二）只打海州、连云港地区，解决徐州东面的敌人之后，部队即进行休整。这样打可以使部队较早得到休整，但对今后攻打两淮不利，因为敌人可能向两淮增兵。（三）只歼灭敌人从徐州向济南方向增援之敌，但如果敌人不来增援，就无法消灭敌人。在上述三个方案中，粟裕自己认为以第一方案为最佳。
这时，粟裕虽然只是在计划华野在济南战役之后如何打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如何对付徐州刘峙集团的问题，提出了打“淮海战役”，即如何解决淮河流域到海边这一片军事要地上的国民党军队的问题。
粟裕把他的这份电报同时也发给了中原野战军的刘伯承和陈毅。9月25日，也就是粟裕发出电报的第二天，刘伯承和陈毅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明确表示，“济南攻克后，我们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以第一方案攻两淮，并吸引打援敌为最好”，支持粟裕的第一方案。
就这样，日后名震全国的“淮海战役”这四个大字放到了毛泽东的面前。
毛泽东在西柏坡认真考虑了粟裕的方案。在毛泽东的心中，当然想到了华野拿下山东全省之后下一步如何打的问题，他当然也认为淮海战役是必然要打的，是顺理成章之事。所以，毛泽东在9月25日这天立即回电粟裕和当时的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目前不需要大休整，待淮海战役后再进行一次休整。淮海战役可于10月10日左右开始行动。你们应利用目前半月时间，使攻济部队获得短时休息，然后留一个纵队位于鲁西南，起牵制作用，吴化文亦应移至鲁西南（按：这是指在济南战役中起义的吴化文部），其余全部南下，准备进行几个作战：（一）估计不久邱清泉兵团将退回商丘、砀山地区，黄百韬兵团将回至新安镇、运河车站地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二）歼灭两淮、高宝地区之敌，为第二个作战；（三）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为第三个作战。进行这三个作战是一个大战役。打得好，你们可以歼敌十几个旅，可以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可以迫使敌人分散一部兵力去保卫长江，而利于你们下一步进行徐州、浦口线上之作战。因此，你们应在10月10日以前做好有关这一战役的充分的准备工作，要开一次像上月曲阜会议那样的干部会，统一作战意志，调整内部关系。
从上述电报可以明显地看出，对于这一仗应当怎么打，当毛泽东刚刚接到粟裕的电报时，他的决定是先打黄百韬兵团。这是因为，在徐州地区的敌军之中，3个绥靖区的部队不是机动兵团，也不是蒋军主力，可以先放在一边，以后顺便来解决。在4个机动兵团中，黄百韬兵团距徐州最远，其东边就是大海，对我军的攻击行动很有利。另外，黄百韬兵团在蒋军中不算嫡系，如果被我围攻，其他几个兵团不大可能进行拼死相救。根据这种考虑，作为一个卓越的军事家，毛泽东很快就作出了先打黄百韬的决定，所以他在上述电报中明确告诉粟裕“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
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的几个估计都完全正确，就在3天之后，黄百韬兵团的确就到了新安镇地区，邱清泉兵团也的确就到了商丘地区。这就是说，无论是粟裕，还是毛泽东，这个时期在心中所考虑的“淮海战役”，并不是后来实际进行的淮海战役，我们可以姑且称之为“小淮海战役”，其目标是夺取两淮（淮安、淮阴）和海州（这也就是当时称之为“淮海战役”的原因），占领徐州的东边和南边的部分地区，打通山东和苏北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威胁长江北岸，为下一步在徐州、浦口一线作战创造有利条件。所以，9月28日，毛泽东在给粟裕的电报中指出：黄兵团调回新安镇地区业已证实。你们淮海战役第一个作战，并且是最主要的作战，是钳制邱、李两兵团，歼灭黄兵团。新安镇地区距离徐州甚近，邱、李两兵团赴援甚快。
从这封电报中完全可以看出，这里所考虑的淮海战役，其规模是“比睢杞战役也可能要大”，“最主要的作战”只是“歼灭黄兵团”，这不是后来决战淮海的那一场淮海战役。不过，首先要消灭黄百韬兵团，这一点却一直是没有过任何变化的。
这个时候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为了准备对付我华东野战军的进攻，已经组成了一个以徐州为中心的纵深防御体系，其部队的编制与年初已经有所不同。徐州“剿总”所指挥的有4个机动兵团、3个绥靖区的部队，这些部队在1948年9月的分布是：黄百韬的第七兵团有4个军，分布在徐州以东陇海线上的新安镇地区。李弥第十三兵团有两个军，在徐州以东陇海线的曹八集地区，距徐州较第七兵团更近。邱清泉的第二兵团有三个半军（第十二军只有两个师），在徐州以西陇海线上的黄口、砀山地区。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有3个军，距徐州稍远一点，在徐州西南的蒙城地区。作为徐州“剿总”直属的还有第七十二、第一○七、第一一五3个军。李延年的第九绥靖区有第四十四军，驻在东海边上的海州。冯治安的第三绥靖区有第五十九和七十七两个军，驻在徐州东北的韩庄、台儿庄地区。刘汝明的第四绥靖区有第五十五、第六十八两个军，驻在徐州西边陇海线上的商丘地区。除了上述部队之外，原来属于武汉“剿总”的黄维第十二兵团的4个军已经向平汉线移动，用于牵制我中原野战军，支援徐州。以上共有24个军约70万人，加上部分其他军事力量，总兵力超过80万人。在济南失守之后，蒋介石知道徐州即将成为我华东野战军的主攻目标，他必须“坚固两淮、徐蚌”，遂命令刘峙将太靠北的菏泽、定陶一带的军队全部南撤，用于以徐州地区为中心的“攻势防御”。
这时，我军能用于徐州战场的部队是华野的16个纵队、中野的7个纵队，有兵力51万人。华东军区和中原军区的地方部队有21万人，共约72万人。虽然华野的兵力要少于刘峙集团，但是如果把华野和中野这两支大军联合起来使用，就将是另一个局面。正如当时担任中野参谋长的李达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从打郑州开始，淮海战役即成为华野、中野两支大军共同执行的任务了。正如邓政委引用毛泽东主席说过的一句话：两个野战军联合在一起就不是增加一倍力量，而是增加了好几倍的力量。”
毛泽东已开始制定一场空前规模的大战蓝图。这场大战，双方将投入150万以上的兵力在中原逐鹿。下面是毛泽东将“小淮海战役”逐步发展为淮海决战的“大淮海战役”的简明时间表：
10月11日，毛泽东给华东局和华野、中原局和中野的电报（也是后来收在《毛泽东选集》中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一文）中指出：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为达到这一目的，应以两个纵队担任歼灭敌一个师的办法，共以六个至七个纵队，分割歼灭敌二十五师、六十三师、六十四师。以五个至六个纵队，担任阻援和打援。……以上部署，即是说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阻击和歼敌一部。
在这里，毛泽东特别强调了把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强调要以绝对多数去有把握地将敌人各部分别予以全歼，不打破袭战，不打击溃战，更不把争城夺地放在心上。在这里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就是强调打援的重要性。除了上述指示以外，在关于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作战的指示中，也再次强调要以“主力担任打援和钳制”。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叶剑英在《伟大的战略决战》中是这样讲的：敌人重兵密集，便于机动，增援迅速。若要攻歼其任何一部，必须首先拦住敌人的援兵，才能赢得时间，保持主动。这是华东战场与其他战场截然不同的特点，也是影响战役胜败的关键。
以后战事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预料，淮海战役中的主要战斗并不是围歼，而是截击与阻援。
毛泽东还考虑到一个重要问题。在上述的电报中，他考虑到徐州以西的“孙元良三个师（按：在当时的一些电稿和包括《毛泽东选集》在内的若干文献中所提到的‘师’，是一种习惯的称谓，是指国民党军队原来在整编时把军改称为师、师改称为旅之后的‘师’，也就是一般称的整编师。其实在淮海战役开始之前，国民党军队已将整编师恢复为军的番号，称之为军，同时也把旅恢复称师。所以我们在叙述中对这时的国民党军队都称为军和师，而不称为师和旅。这一称谓的变化有必要提请读者注意，否则就会在若干地方产生误会。例如这时孙元良兵团东进的不是三个师，而是所属的全部三个军。郑州的防务交给了国民党十二绥靖区的四十军负责）现将东进”，故而命令中原野战军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即速部署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兵团”。很明显，这已把中原野战军列入了淮海战役的作战序列，是要两大野战军共同作战。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原来给粟裕布置的开打时间很清楚，是“10月10号左右开始行动”。可是，毛泽东现在不再按这个时间去要求了，他这时完全没有命令粟裕展开进攻。他的计划变了，他给前线指挥员重新安排了时间表：“你们以11、12两个月完成淮海战役，明年1月休整。”毛泽东将整个战役的开始时间向后推移了一个多月，因为他要两个野战军联合起来打更大的淮海战役。于是，在这种新的部署之下，中野分兵两部，刘伯承坐镇豫西，指挥中野二纵、六纵在江汉、桐柏地区分散歼敌，有意向敌人表明刘伯承还在豫西，将原来属于武汉“剿总”白崇禧指挥的黄维、张淦兵团尽可能吸引住，不让其将兵力东向，以减轻东线我军的压力。而陈毅和邓小平则率中野的一纵、三纵、四纵、九纵4个纵队东进郑州，在黄河北岸的华北野战军的十四纵的配合下（由于有华北野战军的配合，所以极为重要的郑州黄河大铁桥得以完整无损地保护下来），10月22日攻克了郑州。两大野战军（严格说来，还有华北野战军的部队）开始并肩作战。
10月22日，毛泽东见到刘伯承在豫西吸引黄维、张淦等部的目的已经达到，短期内不会对我徐州地区的战事带来麻烦，因此中野可以在攻下郑州之后继续向东线展开行动。于是，他又给中野下达了新的任务：“以主力于邱、李两兵团（按：指向东增援徐州方面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大量东援之际，举行徐蚌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埠，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津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很明显，这已经将原来的“小淮海战役”范围大大扩大，将战略目标扩大为力争包围并全歼刘峙全军，淮海决战的蓝图已经画出了大的范围。而这种打法，又出现了在辽沈决战中关门打狗的味道。10月24日，陈毅和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方案，率领中野4个纵队攻下开封后向东攻击前进，陆续进至商丘、永城、亳州、涡阳。我军对徐州刘峙集团的包围攻势已经大致形成。
10月31日，华东野战军已做好了大战的准备。粟裕心中已经完全清楚新的淮海战役的规模与目标，两大野战军联合作战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所以粟裕在这天向中央军委、华东局和中原局同时发出电报，称“此次战役规模甚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中央军委也作出决定，这次战役由陈毅和邓小平统一指挥。陈毅和邓小平在给中央军委的复电中说：“本次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惟因通信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向多直接指挥。”这样，两大野战军合作的新格局形成，这是我军敢于在总兵力小于敌方的情况下同蒋介石军队的最大战略集团进行决战的重要保证。
11月2日，东北战场上捷报传来，辽沈决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全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共两方兵力的对比发生了根本上的转化。毛泽东的信心更足了，原来计划让粟裕打了黄百韬之后去打两淮的方案被毛泽东自己所推翻。11月7日，毛泽东在给华野（同时也电告中野）领导人的电报中估计，消灭黄百韬兵团只需10天左右时间，而“如能达成此项任务，整个形势将改变，你们及陈邓即有可能向徐蚌线迫近，那时蒋介石可能将徐州及其附近兵力撤至蚌埠以南。如果敌人不撤，我们即可打第二仗，歼灭黄维、孙元良，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不过，这时毛泽东还认为蒋介石是有可能撤，也有可能不撤。如果不撤，我军就抓紧机会打第二仗，歼灭黄维和孙元良兵团。
11月8日，粟裕在已经指挥大军向黄百韬兵团展开包围，在即将渡过运河向黄百韬兵团发起总攻之时，就他对全局的考虑给毛泽东发出了一封很长的电报，他在分析了蒋介石可能采取的集中主力于江北作战与江南作战的两种可能，也就是毛泽东所考虑的可能不撤与可能撤的两种可能和两种可能的后果对我军的利与弊之后，向中央提出了他的具体建议：我们不知各老解放区对战争尚能支持到何种程度，如果尚可能作较大的支持的话，则以迫使敌人实现第一方针为更有利。如果认为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是对的，则我们在此次战役歼灭黄兵团之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原注：新海（按：新指新埔，即今连云港；海指海州）敌主力已西撤］，而以主力转向徐固线（按：指从徐州经宿县到固镇的津浦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原注：或歼孙兵团，或歼黄维兵团），同时，以主力一部进入淮南切断浦蚌铁路，挫乱敌人部署与孤立徐、蚌各点敌人。为此，在战役第一阶段之同时，应即以一部破坏徐蚌段铁路，以阻延敌人南运。
很明显，粟裕此时的考虑又进了一步，不是按蒋介石可不可能来决定我们的计划，而是从有利与不利出发，要迫使蒋介石跟着我们的安排走，就是要在江北吃掉蒋介石的80多万军队。
毛泽东此时的打算与粟裕完全一致。第二天，也就是11月9日，他在给粟裕并同时告华东局、陈毅、邓小平、中原局的电报中就明确指出：“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供给。”这样，要全歼敌人几个主力兵团的计划就已经完全形成。这时，粟裕进攻黄百韬兵团的大战已经打响。也就是说，淮海战役事实上已经打响。
也是在11月9日，我军向黄百韬兵团发起进攻之后，发现刘峙有可能往南撤退的迹象。毛泽东得到这一情报之后，他毫不犹豫地下定决心，不能放走刘峙集团，要将其就地全歼。他立即给陈毅、邓小平、粟裕等人去电：徐州敌有总退却模样，你们按照敌要总退却的估计，迅速部署切断敌退路，以利围歼是正确的。……如敌向南退却时，则集中六个纵队歼灭之。现在不是让敌人退至淮河以南或长江以南的问题，而是第一步（即现在举行之淮海战役）歼敌主力于淮河以北，第二步（即将来举行的江淮战役）歼敌余部于长江以北的问题。
就这样，在毛泽东和粟裕、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等人心中，原来的“小淮海战役”，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大淮海战役”。由原来打算的打两淮，消灭黄百韬兵团的十几个师，发展为要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滨，西至豫东，北至陇海沿线，南至淮河的大战场上消灭敌人的几个兵团，几十万人的大型歼灭战。这一个不断发展变化，不断成熟的过程，是毛泽东和前线指挥员共同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面前审时度势、深思熟虑的过程。是我按照我军一贯主张的“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的方针，及时调整部署，做出的最佳决策。正因为这种决策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所以就能在今后的具体实施中胸有成竹地从容对付各种复杂的局面，保证将原来所预定的决战方案变为胜利的现实。当时担任华野副参谋长的张震后来回忆说：毛主席高瞻远瞩，制定了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又博采众长，使这个方针得到补充和进一步完善。战役第一阶段的进攻方向选定在徐州以东，歼灭对象是黄百韬兵团。中野主力直击徐蚌线，协同华野作战。在总的战略意图下，最高统帅部和前线指挥员之间经过酝酿磋商，使战役的具体部署更加缜密。
很明显，淮海决战的蓝图描绘过程本身，就已经预示了这场波澜壮阔的大战必然胜利。
五、杜聿明重回徐州
徐州地区的大战一触即发，蒋介石并没有睡觉。
当济南战役结束之后，对于我华东野战军下一步的动向，国民党军队内部当然是极为注意的，也曾进行过认真讨论。讨论中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华东野战军会北上华北，会同我华北野战军攻打平津，解决华北的傅作义集团；一种意见认为华东野战军会南下徐州，解决徐州的刘峙集团。蒋介石这时还有点清醒，他在认真分析权衡之后，不仅同意了后一种意见，还看到了我中原野战军有挥师东向参加徐州会战的可能性。1948年9月25日，他在南京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徐州的防守方案，而且是以我两大野战军有可能在徐州地区联合作战为前提。所以，研究的结果是要尽可能地进行攻击性防御，要尽可能地防止我两大野战军会合。蒋介石决定由杜聿明在徐州方面向鲁西南和苏北进行有限制目标的攻击，确保对平汉、陇海、津浦三大铁路线的控制；由白崇禧在豫西攻击，将刘伯承牵制在豫西地区。可是，杜聿明虽然制订了进攻鲁西南的计划，却因为要去东北战场“救火”，计划遂胎死腹中。杜聿明一走，刘峙虽然急得六神无主，也不敢展开攻击行动，他对向他请示行动计划的副参谋长文强说：“光亭（按：杜聿明字光亭）走了，谁能指挥得了前线的部队。我已经让前线的部队停止待命，原计划暂缓执行。”这一时期蒋介石也把注意力放到更为危险的东北去了，无暇顾及徐州，所以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竟然有整整21天无所作为，基本上没有任何行动。一直到10月24日，蒋介石才在何应钦等人的催促下，在北平下达了要刘峙对我华东野战军“取攻势防御，逐次消耗共军并巩固徐州附近地区而确保之”命令。同时，为了应付当时的紧急局面，蒋介石还有意让白崇禧出来对整个中原战场进行统一指挥。
由于这时蒋介石的精力全被东北局势所困扰，眼见中原战场战局日益严重，郑州、开封都已丢失，所以何应钦和顾祝同于10月28和29日在南京连续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徐州问题。由于何应钦一直高唱“守江必守淮”，所以与会者就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当贯彻蒋介石的决策，坚守徐州。守徐州的方式是只以一两个军留在徐州守城，徐州之外的所有城市完全放弃，将徐州“剿总”所属的大量部队都集中在津浦路两侧做攻势防御，无论华东野战军从哪个方向南下，都寻找其主力与之决战。为了配合徐州方面的决战，华中“剿总”让黄维兵团向周家口进攻，牵制我中原野战军。另一种意见不同，认为徐州地处平原，易攻难守，当时四面八方都是共军，对外只剩下通向南京的津浦路这一条补给线，补充给养很困难（据徐州的第一补给区司令刘永昆说，城中粮食储备只够全城人吃21天），所以主张放弃徐州，退守淮河南岸，以淮河的自然屏障来与华东野战军对抗。参加会议者多数人同意前一种方案，其主要原因是考虑到退守淮河之后就不便于向平汉路和苏北方面机动。何应钦和顾祝同遂按会议上的第一种意见电告刘峙，让其坚守徐州。为了集中兵力，还说在必要时可以让已从菏泽、开封撤退到商丘的第四绥靖区的刘汝明放弃商丘。
就在南京方面好不容易统一了意见之后，国民党内部在徐州战事上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原来已经同意统一指挥中原战事的白崇禧突然变卦。
此时的蒋介石已经看到了我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有联合作战的可能，他就得准备将徐州“剿总”和华中“剿总”合并，方能统一指挥整个中原的国民党军队，对付我方的两个野战军。这样，他就只能让白崇禧来指挥。一来是因为只有白崇禧才能真正调得动桂系的军队，二来是白崇禧不久前才从国防部长的职位上下来，绝不可能屈居刘峙之下。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决定将两个“剿总”合并，取一个新名字叫国防部指挥所，既不设在徐州，也不设在武汉，而是设在蚌埠。10月27日，白崇禧表示同意，而且还在10月30日到南京出席了国防部的有关会议。在会上，他已经开始对战局进行部署，还宣布要让属于桂系的第三兵团和黄维的第十二兵团一道向东开进，牵制刘伯承。可是第二天就变了卦，坚决不肯出任国防部指挥所主任，不肯统一指挥徐州和武汉两个“剿总”的军队，第三兵团也不能出动。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陈、刘两军（按：这是指陈毅和刘伯承指挥的我华野与中野两支大军）未会合，华东由经扶（按：刘峙字经扶）对付有余，无统筹兼顾必要。届时按情况兵力调动，均以大局为主，请释念。”按一般人看来，白崇禧主动放弃对4个兵团和3个绥靖区共达六七十万人的指挥权，在国民党军队中争夺兵权习以为常的情况下是很难理解的。可事后才知道，白崇禧事先表示同意，突然又临时变卦，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与其他桂系头目研究过的，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一种更高级的表现。
桂系所以要如此动作，是因为：第一，桂系认为蒋介石如此慷慨地让白崇禧来指挥中原地区的徐州和武汉两个“剿总”属下的130万军队的决定是过去从未有过的，肯定是一个圈套。中原战役，很明显是决定国民党命运的一场决战，受到国民党中所有人的重视，如果打胜了，功劳归于总统蒋介石指挥有方，如果打败了，罪过归于总司令白崇禧指挥无方。更何况按蒋介石多年来越级指挥的老做派，白崇禧能不能指挥得动那样多的天子门生，没有把握。第二，美国政府已经有了抛弃蒋介石而转为支持桂系领袖李宗仁的打算。白崇禧这样做，就是为了要拆蒋介石的台，为进而逼蒋下台做准备。白崇禧来这一手，不仅再一次延误了国民党内部准备徐州战局的进程，也大大影响了刘峙的情绪。刘峙的徐州“剿总”虽然由于白崇禧的不到蚌埠而得以保持不变，但刘峙无论是对白崇禧还是对蒋介石的做法都大为不满，发牢骚说：“白健生是寡妇改嫁（按：白崇禧字健生，改嫁一说指白崇禧过去反蒋而后来与蒋合作并同意到蒋氏政权任职），对老头子可以抗衡论理，不听调动；我好像是童养媳长大，骨头多大，当婆婆的都摸得清，服从是无条件的。”第二，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已经察觉，蒋介石又改变了对徐州会战的主意，不再要“确保徐州”了。所以如此，一个原因是他认为南京国防部会议上主张退守淮河以南的这一派意见有道理，徐州易攻难守，怕守不住；另一个原因，是蒋介石派到徐州的战地视察官、蒋介石很信任的李以劻透露出来的，就是蒋介石内心深处的迷信观念在起作用。蒋介石认为，当年西楚霸王项羽与刘邦决战，结果兵败彭城，落花流水，得个四面楚歌、别姬自刎的下场。项羽自刎的垓下，就是在徐州附近的沱河集。徐州这个地方不是进行决战的吉利之地，他想避忌。蒋介石的这种想法未在公开场合讲过，但不时会说出一句“徐州不是决战之地”，其中的深意就是指此。
这样一来，何应钦、顾祝同等人准备的《徐州防守计划》全部泡汤，国民党军队对徐州地区的作战计划只得重来。
根据杜聿明后来的回忆，蒋介石是在东北廖耀湘兵团全军覆没之时，慌忙之间命令国防部按他的以“放弃徐州、退守淮河”为指导思想而拟定《徐蚌会战计划》的。11月3日，杜聿明还在葫芦岛负责东北的残兵败将的撤退与收容，蒋介石曾命令国防部第三厅（主管作战）副厅长许朗轩持上述计划乘专机去征求杜聿明的意见。杜聿明记得很清楚，蒋介石的主张就是“将徐州剿总所属各兵团及绥靖区各部队主力移至淮河南岸蚌埠东西地区占领阵地，以攻势防御击退对方之攻击，相机转为攻势，予以歼灭”。杜聿明当时给蒋介石回了一封信，表示同意将主力集结于蚌埠决战的计划。他提醒说：“请刘总司令指挥，迅速按计划实施，否则有被共军牵制而无法撤退的可能。”
由于蒋介石在退与不退这两种选择之中有所摇摆，严格说来是处于两难之境，蒋介石与其主要助手何应钦、顾祝同等人之间一直未能就徐州战场的作战方针取得一致意见（何应钦是主张不退坚守的，顾祝同是主张退过淮河的），所以徐州战场上国民党军队的行动一直没有一个确定的方案，是守是退，从统帅部到各级将领都众说纷纭。“福将”刘峙更是没有主见，认为两种方案都可又都不可，不敢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这种情形，在一定程度上重蹈了辽沈战场上的覆辙：在争论中浪费了十分宝贵的备战时间。
这时，对徐州战场来说，还有一个既重要又具体的大问题，就是由谁迅速来徐州帮刘峙指挥部队，由谁来当这个徐州“剿总”的副总司令。
当杜聿明在10月15日被蒋介石突然从徐州战场上抽到东北去之后，刘峙立即就向何应钦发难，要他派一个得力又合适的人选来。蒋介石和何应钦按原来的准备，于10月24日给宋希濂发出“限一小时到达”的急电，要宋赶赴徐州，担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接着刘峙也马上来电，表示欢迎。宋希濂对这一任命十分为难。刘峙下面的四个兵团司令他都非常熟悉，李弥曾是他的旧部，黄百韬性格较好，他估计还能够指挥；孙元良虚伪狡猾，邱清泉骄横跋扈，不说指挥，连共事都很难。徐州一战关系国民党政权的命运，干系太大，打败了责任太重。在反复考虑之后，他决定违命，不去徐州，于是26日以对徐州情况不明而在鄂西正在积极实现其军事部署为借口，回绝了任命。谁知第二天蒋介石又来了一封急电：“吾弟到鄂西后种种规划，颇为妥善，深洽余意。惟今后战争重点在徐蚌，徐蚌为首都门户，党国安危所系，希吾弟毅然负此艰任，迅即赴徐与刘总司令及各将领妥善部署，勿再延迟为要！”宋希濂不敢再推，只好立即交代工作，安排必须带走的各种人员和物资，在10月31日到达沙市，准备乘船东下。可是就在这天晚上，他又得到蒋介石的电报，蒋介石又变了，说是“已决定派杜聿明前往徐州方面负责，吾弟可留原职，希按原拟计划实施为盼”。这真是把宋希濂弄得哭笑不得。蒋介石这种对几十万军队的统帅任命已经到了朝令夕改的地步，表明了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的六神不定和矛盾重重，已经为即将发生的大战结局作了预示。
蒋介石为什么已经决定了任命宋希濂而突然又改为杜聿明呢？在具体的资料中未见到相关记载，但是很可能和以下两个原因有关：一是东北战场已成定局，杜聿明无力回天，在东北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了，他过去已经在徐州搞了几个月，情况熟悉，当然以回徐州指挥为好；二是蒋介石对武汉的白崇禧不放心，宋希濂作为白崇禧的副总司令，继续放在武汉“剿总”，可以起到几重作用，当然还是留在那边为好。
11月3日，蒋介石派许朗轩到葫芦岛征求杜聿明对徐州战役的意见时，就给杜聿明带了一封亲笔信去，信中说“如果吾弟同意这一方案，希即到蚌埠指挥”。杜聿明对于蒋介石的命令是无法推辞的，一则东北已经完全失败，他只能离开；二则他是突然被蒋介石从徐州拉到东北的，离开快20天了，国防部还没有宣布撤销他的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职务；三则他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学生之一，他只能服从。不过，这时的杜聿明心中也有自己的小九九，他明白这时的徐州会战准备较之葫芦岛的撤退要重要得多，但是，按蒋介石的方案执行的话，徐州的部队应当立即撤退，他如果现在立即前往徐州指挥，就只能是指挥撤退，一上任就去当撤退司令，今后很有可能代蒋介石背上“放弃徐州”的罪名，受到国民党舆论的指责。所以，他一方面表示愿意服从命令，一方面又说葫芦岛事务离不开，要待葫芦岛撤退完毕才能去徐州。实际上他是想待徐州附近的国民党军队撤退到淮河一线之后，他直接去蚌埠，在蚌埠接手指挥。这样，今后的战局无论是胜是败，他都不会负放弃徐州之责。
不管怎么样，淮海决战中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实际统帅杜聿明还是决定要上场了。不过，他是一个迟到的统帅，他本来应当在这一幕有声有色的大戏开幕以前就走上舞台，扮演他应当扮演的角色，可是他有意迟到。11月8日，杜聿明将葫芦岛的国民党东北战场的残兵败将撤退完毕，回到北平。9日中午，傅作义请他吃饭，杜聿明才在席间搞清楚徐州方面的具体情况：徐州的军队并未撤向蚌埠，大战已经在3天前打响，黄百韬兵团已经被围，何基沣、张克侠已经“叛变”。这就是说，蒋介石的《徐蚌会战计划》根本就未执行，如此重大的决策竟成儿戏，徐州战场已经成了没有布局安排的一盘乱棋。杜聿明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时我的恐惧心理一直上涌，觉得徐州战场好像是一个“刑场”，我一到徐州，不是被打死，即是被俘，思想上萦绕着去不去徐州的问题：去，因大势已去，处处被动挨打，毫无办法；想称病到医院治病，既怕对蒋介石失信（11月3日复信蒋介石，同意到蚌埠去指挥），又怕已准备好即将起飞，忽然不去，别人也会笑我胆怯避战。同时又料定：东北解放军马上入关，共产党将在一年内统一中国，我的事业生命也将随着蒋介石的完蛋而完蛋。于是决心还是“从一而终”，愿意牺牲自己为蒋介石“效忠到底”，先到南京再说。
当杜聿明到了南京时，看到和听到的都是不祥之兆：看到的是大街小巷处处在抢米抢面，从顾祝同口中和从刘峙的电话中听到的是徐州竟无任何全面的军事部署，“未战而先溃乱丧师”。于是在十分矛盾中采取了一个只有他自己明白的措施，他向何应钦要一辆最好的新吉普车。何应钦怕他不上前线，立即应允，把自己的包车给了他。杜聿明表面上是说为了方便在战场上指挥，其实他的打算是“想在逃跑时用，免得抛锚被俘”。
1948年11月11日凌晨，杜聿明乘飞机到了徐州。用他自己的原话，是“以赴刑场之心上战场”。
第二章 碾庄
一、顾祝同的军事会议开得太迟了
在毛泽东最初设想的“小淮海战役”蓝图中，我华野向徐州刘峙集团打出的第一拳，就是直指敌军的第七兵团，即黄百韬兵团。当我军将淮海战役打响之后，也的确是先打黄百韬，在徐州的左右两翼中先斩其一翼。
为什么要先斩黄百韬这一翼？这是因为：第一，在当时的徐州战场上，敌人的数量和装备较之我军仍然占着优势（敌人战前为70万人，战中增至80万人；我军的华野投入36万人，加上后来参战的中野15万人及地方武装，共约60万人），如果先能斩其一翼，我军即能转为优势。第二，黄百韬兵团驻地距徐州较远，东边又是大海，没有强敌掩护，在徐州地区的几个兵团中，相对来说比较孤立薄弱，对我军消灭其有生力量十分有利。第三，从战略全局上来看，我军只要包围了黄百韬兵团，就可以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徐州东部，我中野东进的部队就可以乘势进逼津浦线，如果吃掉黄百韬兵团，就可以进一步从东西两方切断徐州和蚌埠的联系，将徐州的几十万敌人与南京大本营分割开来，使徐州之敌成为瓮中之鳖。特别是在我军打响之前，国民党的统帅部对于徐州之战是坚守还是后撤这一重大决策还在争论不断、举棋不定之时，集中力量进行分割是最有利的。如果敌人真的向南撤退到淮河以南，与南京方面的汤恩伯集团合在一起，就大大不利于我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第四，我军在陇海路以东地区展开作战，可以直接得到我鲁南和苏北老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
毛泽东的有关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是10月11日制定的。对于这一方针，我军的两大野战军一直在认真贯彻实施，同时，在统帅部和前线指挥员之间一直在实践中对这一方针进行补充和修订。而国民党方面，唯一拿出来的，即蒋介石授意制订并批准的《徐蚌会战计划》却成为一纸空文。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统帅部内部的各种分歧无法统一，也由于蒋介石本人优柔寡断，不断改变主意。
蒋介石的《徐蚌会战计划》是10月30日完成的，如果从军事指挥的角度看，还是可以算得上一个在当时较为可行的计划，可是他并未下命令执行。当他决定让杜聿明来贯彻他的计划时，却又拖延了3天才在11月3日将计划交给杜聿明征求意见。当杜聿明表示赞同之后，他又没让杜聿明立即到徐州执行，而杜聿明一直拖到11月11日，即大战已经开打之后5天才到达徐州的指挥部。更重要的是，当他向杜聿明征求了意见，并在他们二人之间有了一致意见之时，他本人却又改变了主意。他当时有一种不便对部下明言的心态，就是怕从徐州后撤会影响国民党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威信，会引起全国国民党军政人员的人心动摇。所以当他看到我华东野战军并未急速南下，看到我中原野战军并未急速东进时，侥幸心理又出来了。之后，蒋介石突然又改变计划，决定要坚守徐州，并决定在11月4日亲自到徐州去做具体布置。这一决定已经通知了徐州，刘峙已经准备好了阅兵式。可是在临行前，蒋介石又不去了。原因是他为了解决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经济崩溃和金融危机而在8月19日开始实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在全国发行金圆券，收兑所有的黄金白银和外币，命令蒋经国到上海督阵。蒋介石不仅搞得天怒人怨，而且和自己的连襟孔祥熙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孔祥熙之子宣称要公布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在美国的财产数字。11月2日，上海全市出现抢购风潮。同一天，行政院长翁文灏公开承认政府的所有经济政策全部失败，翁文灏和财政部长王云五都打算辞职。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实在无法抽身，只得让参谋总长顾祝同和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代表他到徐州传达他的最新命令，要刘峙坚守徐州。
据蒋介石派到徐州的战地视察官李以劻说，蒋介石之所以改变计划，延误战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认为解放军的两大野战军还未能迅速展开行动。事后才得知，这个判断是完全与真实情况不符的。出现这种误判的原因是国民党方面的情报失灵。当时主管军事情报的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侯腾说过，为了搞到当时解放区内的部队调动情况，国民党方面预备了104部电台，派特务打进解放区。可是由于解放区内部组织严密，群众的警惕性很高，到处都有民兵和地方武装，所以这些电台到了解放区边缘却进不去，后来统计只有4部电台在教会的掩护下进了山东解放区，还是从北边进去的。这样，国民党统帅部所依据的情报只能靠国民党前线军队向上的报告，而这些报告的准确性不高。按国民党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刘斐在国防部军官训练团作报告时的原话，是“我们前线指挥官虚报敌情，谎报战果，对敌人行动毫无预见，造成上级综合分析与判断的困难，每每策定一个计划，随之落空。我方的调动比敌人迟两天甚至一周，始终跟着敌人走”。刘斐这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对于蒋介石这种临战的处置方式，杜聿明是这样评价的：这说明蒋介石集团对于徐蚌会战（按：国民党方面一直将淮海战役称为徐蚌会战）计划，并未作全盘考虑，对于军之“生死之道、存亡之地”（古兵法语）亦未加慎重考虑，而只有在人事上疑神疑鬼，钩心斗角，怕刘汝明、冯治安等将领有异心、不稳妥，急电召刘、冯二人到南京加以笼络，指使其发表反共拥蒋的通电。
11月5日上午，顾祝同代表蒋介石在徐州召开了一次高级军事会议，对于这一大战到底如何打，进行了具体部署。
在顾祝同召开的军事会议上，4个兵团司令邱清泉、李弥、黄百韬、孙元良和可以离开部队的军长全部到会。到会者一致认为，共军即将发动大规模进攻，但不知共军的主力和主攻方向何在。会议根据蒋介石关于坚守徐州地区的指示，认为目前几个兵团在陇海线上一字排开的布局要应付共军的进攻十分不利，决定放弃次要城市，集中兵力于徐州与蚌埠之间的津浦路两侧地区，做攻势防御，必要时，“剿总”可以移至蚌埠，但徐州仍应有一两个军进行坚守。这种部署实际上完全回到了10月29日南京国防部会议上的老方案。根据这一方案，顾祝同作出了正式决定：徐州的守备应切实加强，认真固守；黄百韬兵团向西移动，向徐州靠近，与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和第一绥靖区周岩部密切联系，确保运河两岸；邱清泉兵团集结于永城、砀山地区机动，确保徐州西部；李弥兵团集结于灵璧、泗县地区机动，确保运河与津浦线沿线地区以及与蚌埠的联系；孙元良兵团集结于蒙城地区，确保徐州西南、津浦路以西地区。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移驻临淮关，保卫蚌埠并保证徐州与蚌埠之间的联系；驻海州的第九绥靖区李延年部因距徐州较远，极容易被消灭，原打算从海上撤走，但因无船，于是决定干脆向徐州方向开进，其所属第四十四军交给黄百韬指挥。原来属于黄百韬兵团的第一○○军本来是向东去加强海州方面的防务，现在也回归原兵团建制，一道向西撤。
这样的一个部署，很明显是一个以徐州为中心的集团防御方案。顾祝同的打算是将几个兵团都放在徐州和蚌埠之间，可以利用津浦和陇海两条铁路快速地调动部队，相互支援，便于寻找机会集中兵力与我决战，避免分散被歼的下场。对于这次在顾祝同主持下做出的重要部署，却被杜聿明评为一钱不值。杜聿明认为：自徐州到蚌埠间二百多公里的铁路两侧，摆了数十万大军，既弃置徐州既设永久工事于不守（徐州那样庞大纵深的据点工事，只留一两个军，几乎等于不守），又将各兵团摆于铁路两侧毫无既设阵地的一条长形地带，形成鼠头蛇尾、到处挨打的态势。据我了解，古今中外的战史上还找不到这样一个集中会战的战略先例。
但是，就是这个被杜聿明所否定的还算是有了一定计划的部署也并未完成，就被我军的进攻所打乱。这是因为，这一次真正具有实质性的军事会议是11月5日才召开的，顾祝同当晚回到南京，在向蒋介石报告之后，11月6日才发出正式命令。这已经太晚了，因为我华野对黄百韬兵团的进攻正是在11月6日开始的。
二、华野打出了第一拳
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华野在粟裕和谭震林的领导下，于10月4日开始，在曲阜的孔林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对不久即将开打的大仗进行了充分讨论、做了准备。11月初，我军的侦察人员发现驻连云港地区的敌第九绥靖区的部队有从海上撤退的迹象，粟裕立即命令部队准备发起攻击，并于11月6日向中央作了报告。华野的司令部也来到了距黄百韬兵团不远的郯城西北的马头镇。为了大部队行动的保密，粟裕命令各部，“为免过早暴露，各纵行动中，尽量利用长途电话线接线联络、汽车传骑联络，到集结地点后再行恢复电台联络”。所以，部队展开行动以后的3天之内，华野总部与各纵队之间的电波基本消失，让国民党军队一直未能搞清楚我军各部队的具体行动方向。
11月6日，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张震、唐亮等华野总部领导在马头镇召开了有各纵队首长参加的军事会议。在会上，粟裕告诉各纵队领导，我军南下的动作敌人已经知道了，敌人必然会收缩兵力于徐州附近，这对我军展开作战十分不利。所以我军必须快速南下，拖住、切断并包围黄百韬兵团。张震副参谋长又对各纵队的具体进军方向与任务作了进一步的布置。会后，在西起单县、东到赣榆的350来公里的推进面上，分兵四路，浩浩荡荡，向徐州地区的蒋军杀去。酝酿已久的淮海大战正式打响。
第一路的左翼纵队是华野苏北兵团的3个纵队，即二纵、十二纵、十一纵（中野的十一纵，这时随华野行动），由韦国清司令员率领，由赣榆地区出发，目标是连云港、海州与新安镇之间的阿湖镇，其任务是切断黄百韬兵团向东边撤退后从海上逃走的退路。同时占领连云港和海州。
第二路的中路大军是由粟裕亲自率领的华野总部和7个纵队的强大兵力，即一纵、六纵、九纵、鲁中南纵、四纵、八纵、十三纵，由临沂地区出发，直指黄百韬兵团总部驻地新安镇，将对黄百韬兵团进行包围，并切断其与李弥兵团之间的联系。
第三路的右翼纵队是山东兵团的3个纵队，即七纵、十纵、十一纵，由政委谭震林和副司令员王建安率领，由滕县地区出发，目标是位于徐州以东、新安集以西陇海线上的曹八集和大许家车站，任务是切断黄百韬兵团向西边逃入徐州的去路，并阻击从徐州向东援助黄百韬的敌军。
第四路的侧翼纵队是由华野三纵、两广纵队和冀鲁豫兵团的独立旅组成的，目标是徐州西北部地区，任务是配合中野在徐州西部的行动，阻止驻在商丘地区的邱清泉兵团向东援救黄百韬兵团，保证我军对黄百韬兵团实现全歼。
毛泽东在战役打响之后十分兴奋，第二天他在给华东野战军粟裕等人的电报中表示，完全同意他们的攻击部署，并说：完全同意鱼戍（按：这里的“鱼戍”是当时中文电码中使用的“韵目代日”的表示方式，以地支代表月份，以韵目代表日期，“鱼戍”就是代表11月6日）电所述攻击计划，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殊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两日或每三日报告一次。
淮海战役开始之前，黄百韬的七兵团驻扎于徐州以东的新安镇和阿湖镇一带的陇海路沿线。根据11月5日徐州军事会议的决定，在他东边大海边上的第九绥靖区李延年部要全部向西撤，原来属于第九绥靖区的四十四军还要交由黄百韬指挥。按照军事会议的决定和顾祝同的命令，虽然黄百韬的七兵团也要向西撤，要渡过运河向徐州靠近，由于李延年部还在他的东边，暴露在华东野战军的打击之下，所以，按照顾祝同的命令，黄百韬必须得让李延年部先动，必须要掩护李延年，要待李延年部西撤完毕之后，七兵团的大部队才能行动。由于四十四军已归于黄百韬指挥，又由于原来开往海州的一○○军归还七兵团建制，黄百韬兵团一下子就成了5个军，要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迅速转移这些部队就相当困难。而这时黄百韬已经察觉到北边的我华东野战军正在向南边压过来，他必须按徐州军事会议的部署尽快向西移动，渡过运河。所以这时黄百韬对顾祝同的部署极为不满，大发牢骚，并对李延年说：“国防部作战计划一再变更，处处被动，正是将帅无才，累死三军。”
黄百韬所以有如此牢骚不足为怪，因为突然要让5个军迅速转移的确困难。还有一点是，黄百韬早就看到了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几十万人在陇海线上一字排开的不妥，他曾向刘峙提过两条建议：（一）陈毅部主力将会和苏北的3个纵队夹击职部（按：“职部”是旧时的谦称，就是我部）。而刘伯承则从西南方向牵制钧部（按：“钧部”是旧时的尊称，就是你部、贵部）主力各兵团，使不能应援职部。如此击破职部后，再循序各个击破各兵团之企图，已甚明显。（二）我军分布于陇海沿线，战线辽阔，且四面八方均有敌情，备左则右寡，备前则后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唯有效拿破仑的团式集中法，结合各兵团于徐州四周，然后掌握战机，趁陈、刘大军尚未会师之前而各个击破之。
应当说，黄百韬的上述分析还是很不错的。可是，他的意见犹如石沉大海，刘峙没有任何回音，更不说有任何行动。直到现在才叫转移集中，已经为时太晚了。
按照黄百韬原来的命令，七兵团应当在11月6日出动。由于要等李延年，又只好向后推迟一天，在7日出动。6日晚上，黄百韬在新安镇的兵团司令部中对他在陆军大学的同班同学李以劻说了不少心里话。由于我华野派出的四个化装进入新安镇的侦察员被敌人发现，所以黄百韬已经知道华野30万大军南下的消息，他的七兵团是首当其冲，而此时顾祝同和刘峙给他的命令却是向西移动，因此，“西撤途中，侧面受敌，随时应战，立足未定，各个击破，最堪忧虑”。他要李以劻第二天一早尽快离开新安镇，去向刘峙说明情况，“如我被围，希望别的兵团来救”。他还要李以劻向蒋介石转告：“我黄某受总统知遇之隆，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绝不辜负总统期望。我临难是不苟免的，请记下来，一定要转到呀！”他最后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国民党是斗不过共产党的，人家对上级指示奉行彻底，我们则阳奉阴违。”
应当说，黄百韬这时还是相当清醒的，他已经明白自己的下场是什么。而且，我们也得承认，黄百韬的牢骚满腹和忧心如焚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这里可以说一件看来不大，但对于黄百韬不久的全军覆没却有着不小关系的事：按照顾祝同在徐州主持的军事会议决定，第九绥靖区立即撤销，所属的四十四军西撤，交给黄百韬指挥。这本来是重要的军事机密，可是，由于刘峙的贪得无厌，在这最紧张的时刻，竟然首先想到的是他在海州开设的几家盐店。他怕这几家盐店撤晚了要受损失，就让司令部的机要科长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一消息通知了在海州为他管理盐店的经纪人唐某。唐某一方面收拾东西准备逃跑，一方面又告诉了他商场中的朋友。朋友再传朋友，熟人再传熟人，于是海州和连云港立即大乱，纷纷出逃。而这时，身为第九绥靖区司令长官的李延年还未看到命令他撤退的电报。当第九绥靖区和第四十四军开始撤退时，无数的商人、财主、公务人员、乡绅等拖家带口的队伍乘着牛车马车，带着箱包担笼，早已挤满道路，大大延缓了四十四军西撤的速度，特别是在过桥时，更加拥挤不堪。这一情况，不仅使黄百韬为了等待第九绥靖区人员和四十四军而推迟了西撤的出发时间，更影响了整个黄百韬兵团西撤的速度。而这时，时间对黄百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黄百韬所以会被我军迅速包围以至全歼，他西撤过晚过缓，应当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而他所以会如此缓慢，就是由于刘峙这个总司令为了几家盐店的利益竟然有意泄露军事机密所造成的。
11月6日夜，我华东野战军的先头部队已经与黄百韬兵团的部队接火。7日晚，直插曹八集地区的山东兵团首先插入到徐州东北的运河一线。九纵首歼韩庄的守敌，七纵攻占了由韩庄到台儿庄之间运河上唯一的一座桥梁万年闸。大部队遂通过万年闸向南猛扑过去。与此同时，苏北兵团从黄百韬兵团以东迂回向南，到了徐州东南。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在徐州以北贾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第三绥靖区的一个军部、三个半师举行起义，向我军敞开了南下的大门，让我东野大军得以更加顺利地向南开进。
最早攻入黄百韬兵团在新安镇司令部的，是九纵副参谋长叶超率领的侦察营。当他们在11月8日进入新安镇之后，才知道黄百韬兵团已经完全西撤，而且并未走远。镇中的老百姓说：“老广（黄百韬兵团殿后的部队六十三军是广东部队，大多是广东人）走了不到两个小时。”九纵司令员聂凤智得知这一消息，立即报告给粟裕设在马头镇的临时司令部。粟裕毫不犹豫地立即向各纵队下达命令：追！用最快速度追！各路大军的战马和汽车首先启动，迅速向敌人追去。
根据这一突然发生的变化，粟裕一边上报中央和中野总部，一边向各部队下达了新的作战命令：王建安指挥的山东兵团的任务不变，但必须排除一切困难，用最快速度插入徐州以东的曹八集、大许家地区，抢在敌人的前面，切断敌人向西逃走的去路；已经位于陇海路以南的皂河地区的苏北兵团十一纵和江淮军区的两个旅立即由南向北，经土山镇以最快速度向大许家车站前进，与山东兵团会合，切断敌人的西逃之路；一纵、六纵和九纵在粟裕亲自指挥下沿陇海路的南面迅速向西追击；四纵和八纵则沿陇海路的北面迅速向西追击。苏北兵团的其余部队则从宿迁经双沟向徐州东南前进，威胁徐州，并从敌之西南方阻击敌人。
11月9日华野总部向全部队发出了《全歼黄百韬兵团的政治动员令》，号召全军“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饥饿，不怕伤亡，不怕打乱建制，不为河流所阻，敌人跑到哪里，坚决追到哪里，全歼黄兵团！活捉黄百韬！”
黄百韬兵团是在11月7日清晨从新安镇向西撤退的，我华野大军是在第二天上午向敌人发起追击的。为了追回这一天多时间，我各路追击大军以能够达到的最快速度急行军，一天行军60公里到70公里。不仅部队在追，紧随其后的大量支前民工也推着小车、抬着担架，一刻不停地跟着追。
从新安镇地区向西行进，最大的麻烦是过运河。黄百韬预先考虑到了这一点，事先就与徐州“剿总”联系，要求派工兵在运河上架设浮桥。“剿总”答复说将派出一个工兵团，结果是一个工兵的影子也没见到。原先预料中的浮桥没有了，除六十三军之外的四个军全部都只能从唯一的一座铁路桥上通过。加之四十四军从海州方向西撤时，夹带了大量的跟随西撤的家属、商人、职员、乡绅、学生等，总数竟有10万人之多，又是轿子，又是车子，大大影响了过桥速度。11月8日从早晨到中午，黄百韬的六十四军、兵团直属部队与兵团总部、四十四军陆续通过铁桥。下午两点，我华野的先头部队在九纵司令员聂凤智的率领下就已经追到运河边，各种火力一齐向桥面打去。敌第二十五军和一○○军一边抵抗，一边过桥，虽然在黄昏时分都过了桥，但是二十五军被我歼灭了一个团，一○○军四十四师也被我歼灭一部。8日下午，当黄百韬的大部队渡过运河之后，为了摆脱我军的追击，在敌二十五军一○八师还未过铁桥时，黄百韬就悍然下令炸毁了铁桥。当天晚上，黄百韬兵团到达了距徐州只有75公里的碾庄。由于这两天已经跑得相当疲惫，部队又相当混乱，黄百韬下令在11月8日晚上部队休整，整理队伍。之所以敢于停下来休整，是因为黄百韬认为华野还不能追上他的部队，认为他的部队已经接近徐州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黄百韬认为工兵已将运河铁桥炸毁了，河东的解放军主力过不来了；他还认为，河西是没有解放军主力的，有的只是一些地方部队。
可以肯定，黄百韬在估计我军的行军速度上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他没想到我军能以超乎寻常的速度追了上来，没想到我军能以他想不到的方式渡过运河，更没能想到我军会突然插在他的前面。我军为了追赶敌人，有桥过桥、有船乘船，没桥没船就涉水而过。九纵的“潍县团”官兵在渡河时竟站在水中，用自己的身体扛着攻城用的木梯搭成便桥让战友们跑了过去。这样，就在黄百韬在碾庄休整的这天，我山东兵团利用第三绥靖区贾汪起义所造成的有利条件，以超常的速度南下，在11月9日插到了碾庄与徐州之间，七纵到了大许家和黄集，十纵到了东贺村，十三纵到了曹八集。这样，黄百韬兵团退回徐州的路就被切断。到了11月10日，我华东野战军就展开了对黄百韬兵团的包围，到11日就从四面完成了对黄百韬兵团的包围。黄百韬兵团4个军大约12万人就被我军包围在以碾庄为中心的大约18平方公里范围之内。时间在这个关键时刻真是显得太重要了。战后，粟裕这样说：“只要我们在贾汪多待4小时，我们的机会就丢失了。”
被我军包围在碾庄的敌军是4个军，即二十五军、六十四军、四十四军和一○○军，不过只有六十四军和四十四军还是完整的。被包围的范围是东西6公里，南北3公里，中心是碾庄。本来还有一个六十三军，这个军是在完成了掩护全兵团撤退的任务之后才出动的，由于沿陇海一线人马太多，所以没有沿着陇海路西撤，是从南边向西撤退的。11月7日上午11点出发，刚走了20公里就被我苏北兵团的先头部队追上。六十三军边打边撤，11月8日黄昏到达运河边上的窑湾镇时即被我军包围。窑湾没船没桥，由于六十三军是粤系余汉谋的旧部，本是广东部队，官兵中不少人都会游泳，于是，会游泳的就强行游泳渡河，其余就在窑湾镇拼死抵抗。我军的十一纵最先赶到窑湾，就在敌人渡河时加以痛击。很快我一纵也飞兵赶到，遂对敌人进行强攻。战斗到11日下午，无论是已渡河的还未渡河的，除了军参谋长宋健人、一八六师师长张泽深等极少数人化装逃跑之外，全军被我歼灭。军长陈章抱着一块木板泅水渡河，刚一上岸就被我军的密集扫射所击毙（粤系军阀余汉谋为了给自己的部下贴金，在对外宣传时说陈章是自杀“成仁”，在南京和广州开了追悼会，当时连六十三军的几名高级将领都称之为“最为可笑”）。这个军就成为我军在整个淮海战役中最早消灭的一个军。
三、碾庄围歼战
碾庄，当地人叫做碾庄圩，位于运河以西、陇海路以北，过去是一个没有一点知名度的村庄，现在却成了八方关注的焦点，而且在中国现代史上永远留下了它的名字。
碾庄一带是黄河和淮河多年来的泛洪区，为了防止水潦之害，村民的房屋都是建在高出地面两三米的台地上，台地之间就是洼地或水塘。每个台地上修建的房屋多少不一，多则几十家，少则十几家，比较分散。这一带碾庄最大，有两百多户人家。以碾庄为中心，若干个小村子组成了一个村落群。这些小村子有的有名，如碾庄东边的大院上、小院上、三里庄、旺庄、杜庄、李庄、吴庄、大兴庄，南边的曹庄、新庄、后板桥、前板桥，西边的贺台子、彭庄、前黄滩、后黄滩、小曹庄，北边的太平庄、秦家楼、大芽庄、小芽庄、尤家湖等，有的还没有名字。为了防匪防盗，较大一点的村子外面都有圩墙，有利用低地建成的环形水濠，有如其他城市的城壕一般。在整个村落之外，则是平坦的田野。这种地形，在有经验的军人眼中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在作战时是有利于防守的。
碾庄原来是李弥兵团的驻地，李弥的十三兵团司令部驻在曹八集，第九军军部就设在碾庄。李弥认为这里打起仗来的时候是一个很可利用的地方，就利用原来的有利地形修筑了不少工事。这些工事根据地形和村落构成主阵地和卫星阵地，密布明碉暗堡，在各阵地之间都有交通壕和盖沟连接，在各个村庄内外又有由几道交叉火网组成的自成体系的工事。李弥兵团奉命向徐州靠近，两天前刚走，大部队走后，留守部队一直等到黄百韬兵团到来后才完全撤走。李弥兵团所修筑的工事都被完整无缺地留了下来，在碾庄的工事为黄百韬兵团所利用，而在曹八集和大许家的工事则被我华野所利用。李弥兵团同时为淮海决战的国共双方准备好了水平相当不错的工事，而且马上就投入使用，这在淮海战场上也不能不说是一桩趣事。
黄百韬到碾庄时，还不知道他已经被四面包围。11月9日上午，他还在指挥大部队从碾庄西撤，忽然听到距碾庄很近的曹八集枪声大作，派人前去查询，才知道曹八集已经被解放军占领，自作主张想跑得快一点的四十四师提前出发先到了曹八集，已被全歼。不久黄百韬又得到空军的情况通报：“共军有三万余人正从宿羊山（在碾庄西北10公里）跑步南下；另有万余人正从铁路由南向西疾进。”这时他才知大事不好，但已无法确定下一步该怎么办。11时许，他终于接到了刘峙转来的蒋介石的命令：着该兵团在碾庄圩地区准备决战。已命黄维兵团经宿县、宿迁渡过运河，挺进运河东岸进行外线反包围；又已令杜副总司令率邱、李两兵团东援。
这个命令，是蒋介石这时对徐州战场所下的一道最重要的命令。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在这以后也在按这道命令去做，但想做并不等于就能做到。黄维的确接到了上述命令，可是他率领的十二兵团从蒙城出发后就受到我中原野战军的阻击，到了双堆集即被包围。至于杜副总司令，即杜聿明，是在黄百韬接到这份电令之后两天，亦即11月11日，才到徐州上任。而在这一天，黄百韬兵团已经被华东野战军完全包围。
黄百韬这时才完全明白他的处境，只好在碾庄召集各军的军长会议，布置各军立即在各村庄原有工事的基础上继续构筑工事，架设电线，准备作战。他的部署是：兵团司令部设于碾庄不动；二十五军在北边的秦家楼、太平庄、尤家湖一线布防，向北防御；六十四军在东边的鲁家楼、前阎桥、火烧房子一线布防，向东防御；四十四军在陇海线上布防，向南防御；一○○军在西边的贺台子、彭庄一线布防，向西防御。黄百韬这时最害怕的是北边“跑步南下”的大量华东野战军，所以急切地要求徐州派空军轰炸运河上由华野架设的便桥（在碾庄北面的运河段大致呈东西流向，与陇海路平行），因为他从空军的通报中得知：“已架设十几座便桥”。徐州的确派出飞机多次轰炸，可是我华野部队在当地老乡的支援下随炸随修，在整个战役中运河上的交通始终畅通无阻。黄百韬又要求空军轰炸东边运河上的铁桥，空军也去炸过，扔下了不少炸弹，但一颗都没有命中。
碾庄以西是曹八集，曹八集以西是大许家，大许家距碾庄只有15公里左右。陇海路在大许家有一个车站，就在大许家稍北有一座小土山，相传是当年关羽投降曹操之处。山上有一个火神庙，华东野战军的临时指挥部就设在这个小庙里。将指挥部设在前沿，耳中要听到枪声，这是粟裕指挥作战的作风。作为统兵数十万的一方统帅，甚至曾经把自己的指挥部设在敌人的机枪射程之内，以至毛泽东不得不在数千里之外给他发出电令：“华野指挥位置太靠前，应立即后撤！”
从11月11日开始，华野的四纵、六纵、八纵、九纵、十三纵这5个纵队在特种兵纵队的配合下，向碾庄地区的黄百韬兵团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八纵在东边，九纵在南边，六纵在西南边，十三纵在西边，四纵在北边。开始进攻时，进攻的重点放在敌军中战斗力较弱的南边的四十四军和西边的一○○军。13日，陇海线上的四十四军全军溃败，铁路以南的村庄和铁路线上的碾庄车站均被我军占领，四十四军退至铁路以北，以后再退至大芽庄。18日晚，四十四军的一五○师师长赵壁光率残部2000多人向我军投降。17日，防守碾庄西北方向的第一○○军被我击溃，由原来据守的彭庄、贺台子一线退至大芽庄，军长周志道负伤。
我军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把敌人的防线愈压愈小，可是在这不大的区域内所消灭的敌人并不多。在这种情况下，身陷重围的敌人困兽犹斗，抵抗极为顽强。黄百韬兵团的约10万大军被围困在一块不大的战场上，所以火力相当集中，100米左右的阵地就有20多挺机枪；由于敌人基本上都有可以利用的工事，防守起来比较方便，而我军的进攻地带基本上都是平旷的开阔地，在进攻时十分吃亏。八纵在东边向六十四军展开进攻时，用了六十五团和六十六团两个团攻打一个不大的村庄鲁家楼，而敌人只有一个四七五团，激战一昼夜，竟然只攻占了半个村庄。到第三天鲁家楼才被全部拿下，但六十六团政委李树桐却牺牲在第一线，有的连队打得只剩下两个人。所以，我军的进攻进展很慢，弹药消耗很大，兵员伤亡很大。我军对敌人的进攻打得相当坚决，相当勇猛，在发起进攻3天之后，单是陶勇率领的四纵，就已经伤亡了4200多人。当粟裕向陶勇了解伤亡情况时，陶勇开始还不愿说实话。可是陶勇不知道，粟裕不仅到了四纵的阵地，也去了九纵的阵地，不仅认真研究了我方的进攻，还几次在第一线研究了敌人的防守工事和防御打法。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到战地医院去掌握了我军伤亡情况的第一手材料。粟裕已经在考虑新的战术方案了。
当陶勇向粟裕如实报告了战场上的具体情况之后，粟裕根据他这3天之中的仔细思考，在11月14日召开了围攻黄百韬兵团各个纵队负责人会议，决定改变打法。这是因为，在部队出发前，强调的是一个快字，要求各纵队要尽可能快地抓住敌人，要求部队抓住敌人之后就坚决进攻，以免把敌人放走。当时要求过大家在抓住敌人之后要大胆穿插，分割包围，可是由于在猛追敌人过程中，不少部队都打乱了建制，过了运河之后还未能来得及调整就进入了战斗，各级指挥员还在按原来的“大胆穿插，分割包围”的要求在打。其实，目前所遇到的情况与出发前预想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现在敌人是紧缩于一团，利用李弥兵团留下的工事在层层设防，拼死固守。我军如果再用猛打猛冲的办法，只能带来更多的牺牲。多年来打惯了运动战，而现在却是打典型的阵地战，部分指战员还不能根据情况的变化尽快改变自己的战术。所以，粟裕要求各纵队立即改变打法，不能打得太猛，不能要求速决，眼下摆的是硬骨头，要磨出尖牙利齿，一口一口地啃。同时，对包围圈中的敌人也不能四面八方都打，粟裕的策略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
粟裕在会上一点拨，各纵队负责人回去再一传达，广大指战员全都开了窍。第二天，即11月15日，战场上进攻的枪炮声突然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挖掘坑道的声音，运送木料的声音，打桩垒土的声音。粟裕要指挥他的大军打一场阵地战，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一口一口地将黄百韬兵团吃掉。
粟裕在14日的会议上还作了一个决定，围攻黄百韬兵团的指挥任务交给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和副司令员王建安具体负责。这是因为，在这时的徐州战场上，更为重要的任务已经不是围攻黄百韬，黄百韬已经被团团包围，只要没有强大的援军，黄百韬是死定了。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阻击和消灭杜聿明对黄百韬兵团的援军。
黄百韬的司令部设在碾庄一家烤酒的糟房里。他虽然对自己部队的拼死抵抗感到满意，但是，看着这狭小的包围圈中日益增多的伤兵和死尸、日益减少的粮食和弹药，嗅着处处可闻的血腥味，听着部下不断报告的共军阵地上正在夜以继日地挖掘纵深坑道和各种工事的消息，他一点也不乐观。虽然在每天空投下来的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和国民党军队系统的喉舌《扫荡报》上印着他的半身像，印着蒋介石给他的嘉奖令，但是他对此毫无兴趣，因为这些安慰对于他的性命攸关的现实没有任何帮助。在黄百韬的心中现在有两把刀在不断地刺着、绞着：第一是北边在最关键的时刻和最关键的地方出现的贾汪起义，华东野战军南下的大门被一下子敞开了，使得粟裕的几十万大军毫无阻碍地成几路纵队向他压了过来，他周围的包围圈愈来愈紧、愈来愈厚，让他失去了突围求生的任何可能；第二是蒋介石所计划的、由新上任的杜聿明所指挥的援救大军能否将他救出去。他已是身经百战的人了，震惊全国的孟良崮战役给他的印象太深了，国民党军队的王牌军整编七十四师被全歼时，他正是战区指挥官，骄横一世的张灵甫可以说就是在他的眼皮底下困在华东野战军的包围圈中而被击毙的。黄百韬知道自己是冲不出去的，很可能就会在今天的包围圈中步张灵甫的后尘。现在，他只能盼望强大的援救兵团，而这些援救兵团会不会出兵不出力，来一个见死不救呢？
第三章 传奇般的何、张起义
一、毛泽东说这是第一个大胜利
1948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电报中，谈到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进程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北线何、张起义是第一个大胜利。”
毛泽东给予了这样高度评价的起义不仅在淮海决战中是一次十分重要的起义，就是在整个中国革命斗争史上，也是一次极富传奇色彩的重要起义。这次起义与解放战争中其他几次大型起义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这不是国民党军队中的某几名将军在一定的道义之心的支配下、在我党派人进行艰苦工作的争取下、在大军压境的客观环境下举行的。而是由我党经过长期的、周密的准备之后，由我党党员亲自领导的、在最关键的时期和地点举行的重要起义。
震惊中外的淮海决战是在1948年11月6日开始的，从这天开始，我华野大军从山东南下。11月8日，贾汪起义成功，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三个半师2.3万余人掉转了枪口，不仅使国民党军队的徐州防御体系被撕开了一个大裂口，而且对国民党军政各界的心理给予了巨大的打击。起义军队所在的地区在徐州北部，这里正好是与我山东解放区交界之处，正好是我华野大军要南下的必经之处。贾汪起义把东起台儿庄、西到临城的敌百里防区这个必经通道大敞开，我军就可以源源不断无阻挡地通过徐州的北大门大举南下。这为我华野山东兵团在时间万分紧迫的情况下得以顺利进行中间突破，占有阵地，向东阻击黄百韬兵团西逃之路，向西阻击徐州方面向东援救的敌人，实现毛泽东的作战意图，赢得了极为宝贵的时间，起到了极为有利的作用。正是因这种关键的时刻、关键的地点举行了成功的起义这一重要性，所以毛泽东会说这是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第一个大胜利”。
毛泽东电报中所称的“何”指何基沣，是在1939年任国民党军队的师长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特别党员，时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长官；“张”指张克侠，他是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一直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高级军职，起义时是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长官。作为在国民党军队中长期担任高级军职的秘密党员，他们的真实身份很久均不为人所知，他们二人在长时期的地下工作中相互也从未发生横的联系，并不知道对方的党员身份。特别是何基沣，他的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身份，一直到他去世之后的八十年代才向社会公布。在中国共产党整个斗争史上，如何基沣、张克侠这样的党员、这样的业绩、这样的起义，没有第二个。
二、这是冯玉祥的队伍
凡是稍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中国人，都知道中国现代史上有一位赫赫有名的冯玉祥。他是以北洋军阀的将领身份，拥护孙中山，参加国民革命的我国现代史上著名的西北军创始人和最高领导者；他当过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曾经是国民党中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人物；他又曾经和蒋介石打过仗，而晚年又坚决反蒋；他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在淮海战场上举行贾汪起义的第三绥靖区的部队就是冯玉祥的西北军旧部，何基沣和张克侠都是当年西北军的将领。
蒋介石为了与冯玉祥搞好关系，曾经与冯在1928年2月18日换帖结拜，成为把兄弟。为兄的冯玉祥给蒋介石的谱书上写的是“结盟真意，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为弟的蒋介石给冯玉祥写的谱书是“安危共仗，甘苦共尝，海枯石烂，死生不渝。”可是两年之后，蒋介石就和冯玉祥在中原展开大战。冯玉祥调出其嫡系部队26万人，战役初期冯玉祥曾经处于优势。可是由于蒋介石采取了种种分化拉拢的手段，冯的盟友阎锡山背叛，部下几员大将转投蒋介石，东北的张学良宣布拥蒋，最后冯玉祥战败，西北集团军瓦解，冯玉祥下野。蒋介石和当时主持华北政局的张学良将西北军残部化整为零，编入蒋介石的中央军。
在改编中，几十万西北军仅仅保留了一支全部由原来西北军官兵组成的部队，这就是当时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为宋哲元，其下三个师长是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二十九军被派到河北通县、蓟县一带布防。1933年3月，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用大刀与日本侵略军进行血战，一举歼灭日寇1300多人，受到全国人民的高度赞扬。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奋起抗击日寇、打响抗日战争第一枪的，仍然是二十九军。这以后，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宋哲元任总司令，其下辖3个军，即七十七军、五十九军、六十八军，军长仍然分别是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这3个军的番号都是有寓意的，都是为了纪念“七七”卢沟桥事变。七十七军是“明七七”，五十九军是5＋9＝14，六十八军是6＋8＝14，都是两个七，所以五十九军和六十八军是“暗七七”。抗日战争中，这三支均含有“七七”的军队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多次浴血奋战，包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在内的一万多名将士在战场上马革裹尸、为国捐躯。
这样一支可以称之为英雄之师的部队，就因为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而是西北军的旧部，在国民党军队中处处受排挤、受歧视。抗日战争结束后，他们被调到徐州地区，改为第三绥靖区和第四绥靖区，放在内战的最前线，让他们去和华东野战军作战，给蒋介石当炮灰，让他们和共产党的军队相互削弱，让蒋介石坐收渔利。这时的第三绥靖区总司令是冯治安，下辖五十九和七十七两个军，都是原来西北军的老部队。第四绥靖区的总司令是刘汝明，下辖第六十八和五十五两个军，其中的六十八军是西北军的老部队。
现在他们都成了淮海大战的参加者，蒋介石要他们在紧邻山东解放区的地带布防，用民间的俗话说，就是让他们在华东野战军发动进攻时去“挨头刀”。可是蒋介石在内心深处并不信任他们。杜聿明在他的回忆录中就说过，蒋介石对重要的作战方针并不多用心思，而在人事上却成天打主意。在淮海战役打响之前，蒋介石因为对冯治安和刘汝明这两个绥靖区司令不放心，特地把他二人叫到南京去，让他们公开发表反共拥蒋的通电，以防他们“通共”。蒋介石所以要搞这些花样，就因为他们是出身于西北军的将领。
蒋介石的担心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由于第三绥靖区所辖部队的特殊历史背景，他们和中国共产党的确一直有着某些联系。早在冯玉祥重编国民军时，中国共产党就派了刘伯坚、邓小平、李林等大批共产党员到部队中去开展工作，他们所办的中山政治军事学校中有党的基层组织和大量的革命青年，当时有“第二黄埔”之称。在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我党都派有部分党员在其中工作，还曾经组织其中的少数骨干到延安学习。所以，在这支军队中，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一直存在。而在这支军队中的中共秘密党员就有身居第三绥靖区副司令的何基沣和张克侠。
三、佩剑将军何基沣
在中国现代史上，有过这么一件令今人很难理解的怪事：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可是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的主事者却订立了一个《优待清室条例》，仍然让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及其皇室成员、太监宫女、侍从卫队等继续住在紫禁城中，继续享受末代皇帝的待遇，只是不再叫皇帝，而叫“逊帝”。1917年7月，北洋军阀中的复辟派代表人物张勋在北京发动复辟政变，又把溥仪拥立上了皇帝的宝座。虽然只有半个来月，复辟失败，可是“逊帝”仍然身着龙袍，住在紫禁城中，一切如故。这种奇形怪状般的现实，是辛亥革命不彻底的一个典型事例，也是当时一些希望彻底废除帝制，把国民共和事业向前推进一步的有识之士所力图改变的大事。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在北京发动政变，迫使直系军阀的总统曹锟下台，建立国民军，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5日，冯玉祥派他的“五虎上将”之首，时任北京警备司令的鹿钟麟率领卫队团的一个营进入紫禁城，向“内务府大臣”绍英、溥仪生父载沣宣布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令》，命令溥仪及其宫中全体清室人员在下午三时一律出宫。这一天，解决清室的护军和驱逐清室出宫的具体事宜就是由这一个营的国民军负责的。这位国民军的营长，就是何基沣。也就在这次驱逐溥仪出宫的著名事件后，何基沣的名字为国人所知。
何基沣（1898—1980年），河北藁城人，16岁入伍，24岁投身冯玉祥门下。1933年，日寇在侵占我东三省之后，继续向华北侵犯。这年的1月3日，侵占山海关；2月25日，进驻热河；3月4日，占领承德。古老的长城，在这时又成了防御侵略者的屏障。这时候，由当年的西北军组成的二十九军奉张学良的急令，从山西飞驰北平以北的长城沿线抗击日军。二十九军3月4日到达长城脚下，在冷口与敌人初次交手。3月10日，在喜峰口开始与敌人血战。11日凌晨4时，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在雪夜中摸进敌营，有如砍瓜切菜一般，有一个战士一口气砍下了13个日本兵的脑袋。这一仗，共杀死日寇1300余人，吓得敌人立即后退15公里。日本陆军省在一份报告中说：“真日（按：这是前面介绍过的中文电码的‘韵目代日’，即11日）华军的奇袭，减少了日军进攻关内的可能性。”从此，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名扬全国。音乐家麦新来到喜峰口了解大刀队的英雄事迹后，以沸腾的热血在长城上创作了响遍全国河山的《大刀进行曲》，这首直到今天还在传唱的名曲前两句原来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二十九军的弟兄们！”二十九军第一支300人的大刀队就是由当时任二十九军副旅长的何基沣组建和训练出来的，然后又将这300人分散到各师各旅充当教练，才使得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威震敌胆，名满天下。3月25日，当时的中央政府特派员邵元冲代表蒋介石携5万大洋到喜峰口慰劳二十九军时，站在长城垛口上向民众代表与新闻记者介绍大刀队情况的，正是何基沣。何基沣又一次名扬全国。
1937年7月7日，令中国人永远不能忘记的“卢沟桥事变”发生了，当时中国军队驻防卢沟桥桥头的正是二十九军一一○旅二一九团三营，旅长正是何基沣。当日本侵略者在卢沟桥和宛平城打响全面侵略中国的第一枪，悍然向我军发起进攻时，在宛平城中指挥中国军队坚决抵抗日寇进攻，又用大刀让敌人吃“片汤”的前线最高指挥官，还是旅长何基沣。何基沣再一次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
1937年11月，由于宋哲元判断有误，冒险率第一集团军（在原二十九军基础上扩编）多数部队从河北大名出发北上进攻邢台，将集团军总部机关留在大名，并留下何基沣率一七九师留守大名。一七九师不是何基沣的老部队，大多是刚从过去的冀北保安旅改编过来的。宋哲元率10万大军北上之后，驻在大名附近邯郸的日军集中全力前来进攻第一集团军的后方基地大名。从11月6日开始，日军在飞机、坦克的配合下，对大名进行了夜以继日的猛烈进攻。集团军总参议张维藩立即带领总部机关人员和卫队从城墙上缒城而出。何基沣下了“死守大名，不许撤退，违令者斩”的死命令，与敌人血战了6天。这时，由原来保安部队改编过来的两个旅顶不住了，竟杀掉了何基沣派去监督执行死守命令的执法队长，乘黑夜逃跑了，日军也就乘机攻入了大名城。何基沣率少数部队打到最后，无法继续坚持抵抗，何基沣决心自尽也不出城，但是在他的副师长和贴身卫士的拼死保护下，他未能自尽，而是被卫士簇拥着退出了大名。可是，事先逃出大名的两个胆小鬼旅长竟将河上的木桥拆掉了。当他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座小庙休息时，早就开了小差的张维藩却传来一道命令：“大名失守，招致进攻邢台计划失败，后果严重，极须严究。兹令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停职查办，所遗师长职务由二十八旅旅长柴建瑞代理。”柴建瑞，正是那个临阵脱逃的胆小鬼旅长之一。眼见这种是非颠倒的情形，引起了何基沣对世事黑暗、社会险恶、军队腐败、人事倾轧的极大愤慨，这个在敌人的炮击枪扫面前眼睛也不会眨一眨的钢铁硬汉，这时却因满腔的愤怒与痛苦而无法自持，他不愿意被张维藩、柴建瑞之类的小人所欺侮，一时气愤难平，乃举起手中的“小八音”手枪对着自己火热的胸膛扣动了扳机。
幸亏子弹偏了一点，医生终于将何基沣的生命挽救了回来，他坚决拒绝治疗，决心一死。这时，小人柴建瑞又派了两个杀手来刺杀何基沣。卑劣的刺杀手段从反面教育了何基沣，“他要我死，我偏不死”。伤还未好，何基沣在原一七九师副师长、好友章召富的大力帮助下，躺在担架上逃出了被柴建瑞控制的地区，由冯玉祥的长子冯洪国掩护到达开封。养伤期间，何基沣从报纸上看到了一些有关八路军抗日的简单消息。根据过去对共产党的一些了解，他决心去了解一下共产党和八路军到底是在如何抗战，决心去找他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的老同学周恩来。
何基沣化装成商贩来到武汉，通过当年冯玉祥的秘书赖亚力先后见到了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的代表董必武和周恩来。在分别23年之后，何基沣和周恩来两位老同学做了推心置腹的长谈，周恩来认为何基沣是一个忠勇刚烈、以国家民族为己任的男子汉大丈夫，决心引导他走上真正的救国救民之路。所以，当何基沣说出“我从军20年，仗越打越糊涂，路越走越窄。今天，总算看到了一条新路，向你讨个路条，我要上延安走一遭”时，周恩来立即表示欢迎，并为之作了精心的安排。
在周恩来的巧妙安排下，何基沣以公开身份到桂林养伤休息，他的家眷也陆续到了桂林，住进叠彩山上一座古庙，庙门高挂“谢客牌”。当大报小报都在猜测卢沟桥抗日名将将在这山清水秀之地隐居时，何基沣却已扮作商人在好友李荫南和桑积门的陪同下到了西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协助下，他们顺利地在1938年初到了延安。到达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就主动拜访了何基沣。“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竟夕之谈，使何基沣的心扉被打开，心田一点一点被浇灌。
在延安一个多月的参观、访问、座谈、听课，使何基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认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救国的党、能够救国救民的党。他的结论是：“没有共产党，中国前途无望。”他要求留在延安，参加抗日工作。为此刘少奇和他进行了认真的谈话，认为他回到国民党部队中去继续带兵，会比在延安起的作用更大。他同意了这种意见，离开了延安，又秘密回到了桂林。
这时，蒋介石决定撤销第一集团军的建制，将七十七军和六十八军合编为第十九军团，让冯治安代理军团长兼七十七军军长，冯治安一心要何基沣重新出山，任七十七军的副军长。何基沣到了洛阳，接受了七十七军副军长的职务，并如实向冯治安谈了自己的延安之行，目的是为了让冯治安也能受点影响，为今后改造部队做准备。冯治安率军上前线作战时，特地把何基沣留下来负责军训团1000多青年军官的培训，中共中央从延安派来的十几名干部也都被何基沣安排到军训团中工作。为了培养出一批有用的人才，何基沣不再担任副军长，而以全力负责军训团的培训。他把军训团带进了桐柏山，一边训练，一边与新四军共同开展游击战争的准备。训练结束之后，他选拔了最优秀的70人组成“七七工作团”，配备最好的武器，由共产党员朱大鹏率领，进入深山，接受新四军的领导，不久编入新四军信阳纵队。
1939年1月，经我豫鄂边区特委负责人李先念决定，吸收这时担任国民党一七九师师长的何基沣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在朱大鹏的主持下举行了宣誓仪式。所谓特别党员，就是当年在地下工作的特殊环境之下，不编入基层支部、不过组织生活，和党组织进行单线联系的党员。从此，何基沣秘密地为党做了大量工作，还多次为新四军提供枪支弹药和军费。用他的夫人宋晓菡的话说，是“白天当国民党，晚上做共产党”。
1940年，由于何基沣派去给新四军送款的人被国民党部队所在地的最高军事长官、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的宪兵抓了，李宗仁要来查实情况。由于冯治安给何基沣提前透了信，他立即将部队中可能暴露的共产党员全部转移到新四军中。不久，何基沣接到五战区长官部要他去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的命令。他只身闯虎穴，离开了他已训练培养了几年的一七九师，到了重庆。明为受训，实为受审。
这时，蒋介石已把审查何基沣一案交给当时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的陈诚处理。陈诚当年在保定军校读书时和何基沣是同学，一次陈诚因有一门课不及格而无法毕业又找不到任何人愿意帮忙时，是何基沣帮他复习，帮他押考试题，帮他补考过关，在陈诚最困难时拉了他一把，才得以毕业。可是这时的陈诚只知完成蒋介石交给的审出几个通共分子的任务，对何基沣进行了好几次变相的审讯，纠集了最能干的反共专家如张厉生、贺衷寒、段锡朋等与何基沣“讨论国共关系”，想从他的口中套出可以定罪的问题来。可是，经过整整半年的反复审查，除了何基沣承认借给相邻驻地的新四军一笔钱的问题之外，找不到其他任何可以给何基沣定罪的罪名。加之冯玉祥、于右任等知名人士对于蒋介石如此对待一个闻名全国的抗日名将的做法深为不满，蒋介石只好把何基沣无罪释放。为了收买人心，临行前蒋介石还亲自为何基沣饯行，要他今后与自己的侍从室保持直接联系。此外，还特地赠送给他一柄中正剑。
所谓“中正剑”，是蒋介石为了笼络高级将领和特别重要人士而专门制作的一种佩剑，长一尺三寸，重一斤六两，柄镀金，鞘镀银，剑身正中刻有“中正”二字。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一种身份与地位的标志。当何基沣佩上这柄中正剑之后，就成了“佩剑将军”，国民党军政人员见了一般都要畏惧三分。
1940年9月，何基沣佩着中正剑，回到了三十三集团军，仍然担任第一七九师师长。一方面暗中支持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五师，一方面伺机与日寇作战。1941年2月，他率领一七九师在当阳庙击毙了当年进攻南瓜店致使张自忠将军不幸殉国的日军横山少将，为西北军报了一个深仇。由于冯治安后来担任了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何基沣遂升任著名的七十七军军长。
抗日战争结束后，三十三集团军到徐州地区受降。何基沣和军中从未有过联系、互相不知道身份的另一位中共秘密党员张克侠在对当时形势进行了分析之后，决定联合徐州地区的原西北军部队（包括西北军的老部队和一些原西北军将领统率的新编部队，总数近40万人），组成西北军大同盟，保存实力，相互支援，暗中与蒋介石抗衡。只是由于冯治安不敢出面当这个龙头，这个计划才未能实现。而蒋介石则对这一计划有所察觉，遂把徐州地区的原西北军部队加以分散和调动，又将冯治安的三十三集团军改编为第三绥靖区，调出徐州市，让第三绥靖区的部队摆在内战的最前线，司令部设在贾汪煤矿。
蒋介石发动内战之后，第三绥靖区的部队成了进攻我山东解放区的先锋。何基沣不得不有意打败仗。对于这一点，冯治安当然看得明白，但又查无实据，只得将何基沣明升暗降，让他交出了军长职权，而当一个有名无权的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遂离开部队养病，并于1946年夏天到北平为老父办理丧事时见到了当时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的叶剑英和北平中共地下党市委书记徐冰。叶剑英向他传达了中央决定，要他仍然回到第三绥靖区去掌握部队，他的组织关系由原来的中原局转到华东局。同时商定，由任过他副官的李连城（这时在新四军五师任警卫营长）担任联络员。叶剑英告诉何基沣：“你回去之后，不要暴露。但到关键时刻，要毅然决然地领导起义。到时，陈毅同志会派人和你联系。关于组织起义的事，你可以和张克侠商量，他是非常可靠的。”何基沣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回到部队后，就对已经被我山东解放军打怕了的冯治安做工作，要冯尽可能以保存实力为主，不要与解放军硬拼。他自己则通过李连城与党保持着联系，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当淮海战役即将打响之时，根据我华东野战军党委的决定，由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舒同具体负责，要策动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部队在战役打响之时起义，以便我军迅速地渡过黄河，切断徐州与黄百韬兵团的联系，进而围歼黄百韬兵团。为此，舒同先后派出我华东局社会部交通巡视员朱林和华野十三纵政治部联络部长杨斯德为陈毅司令员的代表，前往贾汪，组织第三绥靖区部队起义。
这时，第三绥靖区起义的主要领导者是副司令长官何基沣。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也是身居副司令长官要职，他就是另一位传奇式将军、中共党员张克侠。
四、西北军智囊张克侠
张克侠（1900—1984年），原名张树棠，河北省献县人。16岁时就投笔从戎，考入北京清河陆军军官预备学校。1923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之后，与何基沣、董振堂等一批热血青年加入了以纪律严明、训练有素而闻名的冯玉祥部队。作为冯玉祥的连襟（他的夫人李德璞是冯玉祥夫人李德全的妹妹）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优秀学生，他完全可以在冯部得到重用，可是为了追求革命真理，第二年他南下广州，到孙中山先生部下工作，担任陆军讲武学校（为孙中山所办的先于黄埔军校的军官学校）的教育副官和队长。为了不暴露自己在北方军队中的身份，他遂改名为张克侠。他和也在学校学习的左权（黄埔军校成立之后，陆军讲武学校的学员并入黄埔军校，就是第一期学生的第六队。左权以后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高级将领，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光荣牺牲在太行山上，是我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最高职务的指挥员）成了好朋友。在广州期间，他和我党负责人周恩来、恽代英、林伯渠、叶剑英等都有交往。1925年以后，张克侠先后参加了东征和北伐。1927年，他到苏联进入中山大学学习。在中山大学时，张克侠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由于当时冯玉祥在郑州参加了蒋介石的“分共”行动，而他是冯的连襟，因而被我党组织所拒。第二年，张克侠回到国内，尽心做冯玉祥的工作。1929年，在国内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时候，张克侠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未经中央批准不得暴露其党员身份的特别党员（直到全国解放之时，这种身份连他的妻子都不知道），不和任何地方党组织发生联系，而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之下工作。张克侠曾经要求到苏区去，但最后还是根据党的决定，重返西北军，担任了西北军主力张自忠的师参谋长，开始了作为一名特别党员在西北军中长期的地下工作。在当时的西北军中，他被称为“秀才”和“智囊”。
1932—1935年，张克侠在设于北平的陆军大学学习。这期间，蒋介石曾于1933年暑期将陆军大学全体学生集中到庐山参加“剿匪军官训练团”，可是张克侠却借故而拒绝参加，并利用这段时间去了张家口的抗日同盟军，还担任了抗日同盟军的高级参谋和干部学校校长。从陆军大学毕业之后，他回西北军任第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兼三十八师参谋长，积极进行与日寇作战的各种准备。
1937年夏天，经中国共产党北方局研究决定，为了对抗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的撤退方针，由张克侠出面，提出了对付日军必须“以攻为守”的全面备战方案。这个方案不仅得到了抗日军民的支持，也得到了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同意。这一方案，在某些方面已经开始实施，如在南苑举办军事教导团，在西苑举办青年军事集训（这两处都吸收了不少共产党员参加），成立对付日军的情报处（处长靖任秋也是中共党员）等。只是由于“七七”事变很快爆发，这一方案才未能得到进一步实施。就在“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张克侠及时通知了一大批我党同志和抗日志士，使其离开北平，保护了刘清扬、杨秀峰、张友渔等一百多名抗日骨干免遭日寇的毒手。
在著名的卢沟桥事变战斗中，张克侠作为军长宋哲元的副参谋长，为打响全民抗战的第一枪做出了重要贡献。不久，冯玉祥将军再次出山，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率军在津浦线上黄河以北地区与日军作战，张克侠又出任第六战区高参和副参谋长。第六战区撤销后，他随冯玉祥来到武汉，由于冯有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身份，所以张克侠在这段时期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我党领导人多有来往，党中央决定以后由叶剑英直接领导他的工作。根据党的指示，张克侠在1938年离开武汉，奔赴前线，再次与张自忠合作，出任五十九军参谋长。在临沂一战，歼灭日寇王牌军板垣师团所部7000余人，成为著名的台儿庄大捷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人称之为“台儿庄大捷”的“序战”，名震中外。大捷之后，又以不足5000人的疲惫之师担负了掩护数十万大军撤退的重任。1938年10月，张自忠升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克侠升任三十三集团军中将参谋长，参加指挥了豫鄂会战和武汉保卫战。张自忠于1940年5月16日在湖北宜城南瓜店作战中英勇牺牲之后，冯治安接任总司令，张克侠则升任副总司令。对于张克侠这样一位国民党军队中的高级将领，当时曾在部队中访问过他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是这样描绘的：“外表清秀、高雅，才华横溢，判断准确。他给人的感觉是聪敏过人，没有幻想，以坚毅的目光注视着未来。”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驻在湖北的三十三集团军战事较少，张克侠就在军队驻地开办干部训练班，建立自忠中学，聘请曹荻秋等共产党员前来任教（曹荻秋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曾任上海市长，当时是我党豫鄂边省委宣传部长，自忠中学先后聘用的教师中，共产党员占四分之一），为革命培养人才，被誉为“我党在友军中办的抗日军政大学”。
抗日战争结束后，三十三集团军被改编为第三绥靖区，也曾获赠“中正剑”的张克侠仍然担任副司令长官。蒋介石命令第三绥靖区驻徐州地区，用来作为进攻山东解放区的第一线部队。1946年夏，冯玉祥决心不与蒋介石合作，蒋介石也就决定送冯玉祥“出国考察”。张克侠到南京为冯送别时，经过曾经担任冯玉祥秘书的王冶秋与周恩来联系，秘密与周恩来见面。按照事先的约定，张在一个冷僻的公园外面上了周恩来的汽车，然后汽车继续在南京的大街上开行。就在这辆汽车上，张克侠向周恩来汇报了徐州地区的情况，并希望得到下一步工作的指示。周恩来要他回到徐州，掌握好部队，争取在适当时机策动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和大部队起义。
张克侠接受了周恩来交代的任务之后，就在徐州积极做第三绥靖区高级将领的工作。1947年，蒋介石决定成立徐州“剿总”时，经“剿总”参谋长、张克侠在陆军大学时的同学郭汝瑰的推荐，张克侠出任了徐州守备指挥官，负责管理徐州警备司令部和修筑徐州城防的半永久性工事。张克侠利用这一职务，将徐州的军事情况及工事分布图完整送给了我华东野战军，为解放徐州做出了重要贡献。当陈毅司令员拿到那本地图册时，高兴地说“徐州的钥匙握在我们手里了”，给予了“胜有十万兵”的评价。如果不是因为蒋介石对张克侠担任这一重要职务不放心，以后重新任命李弥担任此职，张克侠在这一岗位上肯定还会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震惊全国的贾汪起义，就是在我党的长期策划之下，在我华东局和华野总部的组织之下，由何基沣和张克侠两位传奇式的中共党员具体完成的。
五、安排得最合适的起义
1948年11月8日的贾汪起义，可以说在时间上和地点上的选择都是最合适的起义，因为这是经过了长期而精心策划的起义。
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计划，第一阶段的任务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而能否顺利歼灭黄百韬兵团，关键又在于切断黄百韬兵团向西的退路，切断徐州方向对黄百韬兵团的援救。为此，必须让我华东野战军在大战打响之后以最快速度从山东插入徐州与黄百韬兵团之间地带。而当时，挡在这条路上的，正好就是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部队。所以，让第三绥靖区国民党部队在最合适的时刻举行起义，打开华东野战军进军的道路，就显得特别重要。时机必须要最佳，因为早了会惊动敌人，迟了又会影响我军的进展。为此，在大战之前，周恩来电告华东局，要华东局派人与我党的两位特别党员张克侠和何基沣取得联系，组织第三绥靖区部队起义。
代表华东局进入第三绥靖区的，原先是华东局社会部的交通巡视员朱林。朱林进入徐州之后，以华东局代表的身份先与张克侠取得了联系，然后与张克侠、何基沣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就是到了这时，张克侠和何基沣这两位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才明确了互相的身份，才知道都是革命同志。在这时，张克侠和何基沣还打算争取第三绥靖区总司令冯治安一道起义，以减少起义的阻力。为了考察冯治安的态度，由何基沣出面，安排了一次宴会，冯治安与许多高级将领都到了会。朱林就在宴会厅的隔壁，将到会者关于战局与前途的所有谈话听得一清二楚。
朱林回到淮海前线指挥部曲阜，向华野领导做了汇报。华野第一副政委谭震林亲自与朱林交谈了几个晚上。由于朱林将去上海、南京执行别的任务，华野领导决定改派华野十三纵政治部联络部长杨斯德以陈毅司令员的代表身份前往第三绥靖区。临行前，华野政治部主任舒同给杨斯德的任务是“力求动员冯治安能和部队一起起义，以便扩大政治影响”。在华野的前线指挥部，华野参谋长陈士榘又向杨斯德详细交代了前线的敌我情况、我军的作战意图、我军与第三绥靖区起义部队如何配合等具体问题。10月22日，杨斯德在专门负责我方与张克侠、何基沣进行联络的敌工科副科长孙秉超的陪同下，经过第三绥靖区七十七军三十七师一一一团防地进入贾汪。
杨斯德见到张克侠和何基沣后，传达了华东局的有关决定，对在淮海战役开始之际举行起义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为了保证任务的顺利完成，由当时驻扎在贾汪的何基沣进行安排，杨斯德化名为陈惠国，身份是南京派来的高参，可以在何基沣的前线指挥所自由出入。然后，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成员包括从华野派来的杨斯德、孙秉超，何基沣的前副官、联络员李连城，三十七师一一一团三营营长王世江，二营机枪连连长冯志中。在党支部的统一领导下，起义的准备工作紧张而秘密地展开。
当对情况有了详细的了解之后，杨斯德和孙秉超在10月底返回曲阜汇报工作。华野代司令员粟裕和参谋长陈士榘在听取汇报之后，对起义工作做出了十分明确的指示：11月8日，我华野七纵、十纵、十三纵将从第三绥靖区防区大举南下，切断黄百韬兵团和徐州之间的联系。何基沣和张克侠必须在那天按计划发动起义，指挥部队让开运河防线，控制所有桥梁，确保我军顺利过运河，向前开进。起义时部队的联络暗号为“杨斯德部队”，夜间翻穿棉衣，手电光明灭三次。届时杨斯德必须在起义指挥部协助指挥，孙秉超下到由我方控制的一三二师（师长过家芳是中共地下党员），李连城下到由我方控制的三十七师一一一团，便于与华野部队配合行动。接受了华野首长的具体指示之后，杨斯德和孙秉超于11月1日再度进入贾汪，领导解决准备起义的各种难题。
第三绥靖区虽然有张克侠和何基沣两位副司令，有一批地下党员，有一大批可以合作的朋友，可是作为总司令的冯治安，既恨蒋介石，又对美国和蒋介石存有一定的幻想。在经过多方努力之后，已经可以断定冯治安不可能参加起义，而会反对起义。参谋长陈继淹是蒋介石派来的特务，一直在暗中监视张克侠、何基沣等蒋介石认为不可靠的高级军官。第三绥靖区的两个军长，即五十九军军长刘振三和七十七军军长王长海都是跟着冯治安走的，属于起义的反对派。
张克侠和何基沣虽然是副司令，可是由于他俩的态度一贯倾向进步，也就一贯受到怀疑。当全面内战开始之后，何基沣被免去了七十七军军长的职务，张克侠被免去了参谋长的职务，都是在削弱实权的前提下明升暗降，当着副司令。特别是原来属于西北军系统的吴化文在济南战役中起义之后，蒋介石集团中不少人更是对他们不放心。1948年10月，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就曾出现过这样的文字：“冯治安的部队防守徐州，谁能保证不出现里应外合、内外夹攻的形势，步吴化文之后尘？当局应深审之。”所以，蒋介石采取了更进一步的措施，如免去了张克侠的徐州守备指挥官的职务，让张住在徐州城内而不准其上前线；将原来负责徐州城内警卫的第三绥靖区的一三二师调出徐州城，而将城防任务改派给李弥的第八军；命令第三绥靖区的军官眷属全部迁往江南，扣作人质（为了对付蒋介石这一招，何基沣把30多家眷属送到了浙江句容县，因为句容县长陈天秩是原来的七十七军政治部主任，比较放心）。当时，蒋介石和冯治安对张克侠的疑心最重，只是由于没有抓住他和共产党联系的真凭实据，又碍于他是冯玉祥的姻兄弟，再加之张从来不与任何人争权，所以才未对他下手。对于何基沣，冯治安虽有些疑心，但是因为当年在南京曾对何做过十分严格的审查，并未审查出什么大的问题来，而遇到打硬仗时，冯治安还是离不开何基沣，所以也未对何基沣下手，而且在必要时还要加以利用。例如这时第三绥靖区在安排防务时，由于刘峙对第三绥靖区不放心，坚持要冯治安把司令部迁入徐州城，就是为了便于控制。可是前线指挥部又必须有一位能打仗、不怕死的人。何基沣为了能让自己在前线掌握部队，就主动提出愿意担任前线指挥，冯治安也就同意了，让何基沣留在贾汪的指挥所。可是，老奸巨猾的冯治安在回徐州时，却又有意地安排他的亲信刘自珍负责贾汪指挥所的警卫和通信，实际上就是用来监视何基沣，给何基沣的行动加上了一道紧箍咒。
面对重重困难，起义的准备工作仍然在一步一步推向前进。五十九军军长刘振三眼看大战将临，在冯治安的同意下溜到上海养病，而副军长孟绍濂倾向进步，对我们的起义很有利。何基沣又以各种理由调动可能调动的、可以相信的部队到关键位置，用以解决起义时和华东野战军的联系，对付可能坚决抗拒起义的顽固派。何基沣放在最前沿的部队位于运河北岸，是完全由我方控制的七十七军三十七师一一一团。
11月5日深夜，杨斯德向何基沣传达了华野首长关于必须在11月8日发动起义的命令。为此，何基沣在贾汪对起义工作做了最后的具体部署，他越过七十七军军长王长海和师长李宝善，命令由章召富任团长的一一一团立即从临城秘密后撤，代替一○九团守住最重要的韩庄铁桥，而把由党支部成员王世江任营长的三营留在运河北岸，以便和华野的先头部队建立联系。同时，他要过家芳任师长的一三二师的三个团分别部署在三个重要位置，用以监视可能对抗起义的几支最顽固的部队。
就在一一一团三营后撤至韩庄运河北岸的当晚，即11月6日晚，发生了一个意外情况：一辆华东野战军的吉普车向前开进得太快，竟然直接开到了三营所布防的阵地上。王世江见到吉普车，估计是华东野战军的领导干部，便亲自前去处理，并向吉普车旁的华野领导干部公开了自己的地下党员身份和何基沣将军命令自己负责在此等待联络的任务。他万万没有想到，车上的干部不是别人，竟是华野十纵的司令员宋时轮。
和宋时轮一道的还有华野十纵的刘培善政委。刘培善问王世江：“何将军交代你们怎么办？”王世江说：“引导解放军过河，听从解放军首长命令。”宋时轮说：“那好，我命令你率全营官兵就地起义。”就这样，一一一团三营成了整个贾汪起义中最早起义的部队。宋时轮在很多年以后谈到这次奇遇时，相当感激地说：“要不是何基沣及时调整运河北岸的部队，我们就都成了国民党的俘虏了。”
五十九军的军长溜了，副军长孟绍濂已经决定参加起义，原以为参谋长刘景岳和两个师长崔振伦、杨干三完全可以被说服一道行动。谁知到了11月6日这紧急关头，当孟绍濂给他们做工作时，三人竟然考虑到家属还在浙江，怕被蒋军杀害，故而坚决不干。孟绍濂问何基沣和杨斯德能否把起义时间向后推迟一两天，让他再慢慢做工作。杨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