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向明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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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信仰共产主义试读：
第一章 什么是理想信念
一部人类的文明史，已经无数次地用事实证明，科学的信念和崇高的理想，永远是照耀人类历史前进的灯塔和不竭的智慧源泉。人类社会从远古走到今天，从荒蛮走向文明，经历了种种难以想象的苦难——滔天的洪水、肆虐的瘟疫、无边的饥荒、残酷的战争……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人类不屈的坚韧？是怎样的信念鼓舞着人类顽强地奋斗？英国思想家伯特兰·罗素在他的《自由之路》中一段充满激情的话语或许能够为我们找到答案：“在漫漫的黑夜中，人们渴望一座光明灯塔的指引，这就是明确的信仰、基础稳固的希望以及由此产生的能够超越一切险阻的沉稳的勇气。”一部人类的文明史，已经无数次地用事实证明，科学的信念和崇高的理想，永远是照耀人类历史前进的灯塔和不竭的智慧源泉。
一、理想与信念
1.理想与信念的含义当浓重的暮色吞噬最后一缕阳光的时候，我们知道那灿烂光焰的太阳还将升起在明天的清晨；当寒风吹落了秋日最后一片树叶的时候，我们确信来年的春天这里仍将是万紫千红、绿叶婆娑；——这，就是我们对信念的最初的理解。
当我们小心翼翼地在沙地里种下一株小树苗，每天都辛勤地给它浇水，我们盼望着它和它的伙伴们能快快长大成林，挡住那肆虐的沙尘；当风雨中我们走在崎岖山道的上学路上时，心底升起了一个誓言：一定要用科学和知识改变家乡的贫穷和落后；——这，就是我们对理想的最初的诠释。
的确，理想信念并不是一个远离我们的高深的理论概念，它就根植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实践土壤，时时萌动在我们生命激情的胸怀中。
追溯理想的由来，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不仅要努力满足眼前的物质精神需要，而且在永无止境的实践过程中，也会产生出对未来长远的生产生活目标和物质精神需要的追求和憧憬，这种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具有现实可能性的对未来社会和自身发展的向往和追求，就是理想。而人们在一定认识基础上确立的对某种理想、观念或现实存在所抱有的深刻信任感的精神状态，即对某种理想、理论或观念的真理性以及某种实践行为的正确性的内在确信，就是信念。当信念一旦成为人们带有总体性、普遍性的观念和态度时，信念就成为信仰——一种更具普遍性的最高（或极高）价值的信念。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理想信念作为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从来都是一种能动地作用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巨大力量。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固然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然而又都不是自发盲目的历史进程，而是人们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依靠一定的理想信念进行的有意识有目的的能动活动所创造的历史。
翻开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长卷，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从产生了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以来，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的信念就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心底；正是在这样的信念支撑下，人们从未停止过对平等、公正等社会理想的追求。角斗士斯巴达克斯的怒吼，震撼了古罗马帝国的宫殿；陈胜、吴广的起义，使秦始皇千秋伟业的梦想二世而亡；五百年前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掷出了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第一把愤怒的投枪；《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科学理想，开创了人类进步的新纪元……古往今来，无数的仁人志士正是以这种“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前赴后继、英勇奋斗，才使得人类社会从远古走到今天、从荒蛮走向文明。
回想十月革命胜利时，当时俄国才只有不到20万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却在列宁的领导下，成功地进行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到300万人的苏联共产党人在斯大林领导下，成功地进行了卫国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斯大林在谈到党的这种特别能战斗的属性时，曾说过一句名言，共产党人都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种“特殊材料”就是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一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这一历史时期苏联人民为社会主义理想英勇奋斗的真实写照，也是对理想信念巨大作用的生动诠释。
一部中国革命的奋斗史，也是一曲理想信念的赞歌，没有革命的理想信念，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成功。邓小平曾多次强调这一点，他指出：“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为此，邓小平把我们对青年一代的教育目标明确地规定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他多次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所以，“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
从本质上讲，理想和信念都是人类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和精神现象。理想和信念仿佛是一对难以分割的孪生子。理想是一面旗帜，引领着人们前进的方向；信念则犹如旗杆，支撑着旗帜的飘扬。信念越坚定，追求理想的动力就越强大；理想越具有现实的科学性，信念也越坚定；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依存。在许多时候，理想亦是信念，信念亦是理想。当理想作为信念时，它是指人们对目标追求的坚定不移；当信念作为理想时，它是人们深信不疑的目标追求。但相对而言，理想主要是面向未来，为人们的行动指明方向；信念则主要是面对现实，为人们的行动提供精神支持。2.理想的特征
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理想信念正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科学的信念和崇高的理想为人生的发展提供着不竭的动力，是每一个人特别是青年人成长和成材的力量之源。正确认识理想信念的基本内涵和特征，就能站在信念之巅，让理想灯塔的无尽光芒照亮人生前程。（1）理想的超前性。
人类社会总是在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中从低级到高级地向前发展；人类总是试图超越已经实现的目标。理想来源于现实，更是对已有社会形式发展前景的构想和预见，也是对人生发展的未来目标的设定。它是人们在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基础上，以期望或预想的形式反映未来，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对现实生活的超越。如果说现实是今天的土壤，理想就是将在明天从土壤中开出的花朵。理想所描绘的不是现状，而是与奋斗目标相联系的未来，它能够引导和激励人们驾驶人生之舟，在风浪搏击中为划向理想的彼岸而奋斗。（2）理想的实践性。
理想是破浪的风帆，而风帆只有挂上桅杆才能鼓风远航；再美好的理想不付诸行动，就永远只能是海市蜃楼般的幻想。理想不但是对未来目标的一种期望，而且是一个包括理想的形成和确立、理想的追求和实现的完整过程。理想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推动人生实践以创造美好社会生活的巨大力量，就是由于它具有实践性，而不是纸上谈兵。理想的实践性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理想是人们从事一定的社会实践的产物；另一方面，理想必须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才能实现。实践产生理想，理想付诸实践，实践产生更高层次的理想——理想在实践中如此不断循环、不断升华，昭示着人们立足现实，着眼未来，在奋斗中追求，在追求中奋斗。（3）理想的时代性。
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人不可能是孤立于社会和历史之外的抽象的存在；社会和历史也不是与人对立的孤立的抽象物。社会是人的社会，是人的存在与活动的方式和产物；历史总是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创造的。因而，人生理想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从天而降的，归根到底是一定的时代条件下社会经济政治关系的产物，必然带着特定历史时代的烙印，在阶级社会中，还必然带着特定阶级的烙印。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实践的深度和广度不同，所处的社会经济政治关系不同，人生的理想也就不同。理想的时代性，不仅体现在它受着时代条件的制约，而且体现在它因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随着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的全面发展规律的认识的逐步深化，人们也会不断地调整、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想。（4）理想的多样性。
在丰富的社会生活中盛开的理想之花是五彩缤纷的。我们对自己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所设定的物质、文化、消费、婚姻等未来目标的追求，构成了我们的生活理想；从孩提时“我长大了要当什么”的憧憬，到学习生活中“时刻准备着”的期盼，直到成年后“我要成为什么”的努力，构成了我们的职业理想；我们推崇什么样的道德品质，我们期望在未来的社会中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道德关系，希望人们达到什么样的道德水准，构成了我们的道德理想；而从根本上说，我们所追求的未来社会的发展目标（包括社会制度和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结构的设想）和价值认同，就构成了我们的社会理想。作为社会的现实的人，社会理想制约着个人的生活理想、职业理想和道德理想。有着崇高社会理想的人，必然会选择与社会理想相适应的生活理想、职业理想和道德理想，从而使五彩的理想之花的每一片花瓣都闪烁着太阳的色彩。（5）理想的现实可能性。
理想是对未来美好的向往，但这种向往或想象是以对现实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分析研究为根据，以想象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为基础的。所以，理想是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社会发展客观运动趋向的一致性的反映，具有实现的可能性。而违背科学性的想象却只能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空想或幻想。比如，人类向往飞上蓝天，但若依据的只是孙悟空式的七十二变，那这种向往终究只是一个美丽的神话；而依据现代科学技术和科学实践，人们不仅实现了飞翔于蓝天的理想，甚至实现了飞入太空的理想。正因为理想具有这种合乎规律的科学性，是一种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追求目标，才使得人们对理想的追求有了现实的基础和奋斗的动力。3.信念的特征
信念同理想一样，也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现象，具有时代的特征和社会实践性。在一定时代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当人们确信某种思想见解或理论主张并将其付诸实践时，就表明人们形成了一定的信念。信念是对理想的支持，是人们追求理想目标的强大动力。信念一旦形成，就会使人坚贞不屈、百折不挠地追求理想目标。
第一，信念具有稳定性。信念是在人生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其中积淀了一个人多年的生活经验，包含了社会环境对他的长期影响。一定的思想观点成为一个人的信念，需要感情上的强烈支持。因此，信念具有比一般认识要高的稳定性，人们的某种信念一旦形成，就不会轻易改变。信念的稳定性也不是绝对的，科学的信念必然会随着客观实际的改变而与时俱进，不断充实、调整和完善，在现实不断变化的考验中变得更加稳定、更加坚强。脱离现实、僵化不变的信念往往是脆弱的，经不起现实变化的冲击。对已经确立的信念，人们只有经过长期的观察和反复的实践验证，确认其真正错误时才可能改变。信念的改变如同信念的确立一样，必将对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对此必须持十分严肃和慎重的态度。
第二，信念具有坚定性。坚定性不但是指信念的稳定性，更是指具有坚定信念的人的精神状态和行为状态的稳定性。不能脱离拥有信念的人来考察信念的特点。当一个人抱有坚定的信念时，他就会全身心投入到信念所要求的事业中去，精神饱满，态度坚决，行为果断。科学信念的坚定性并不意味着迷信、盲从、狂热以至失去理智，而是清醒中的守持和冷静中的执著，是对于人生大本大源、大是大非的守持和执著。当一个人守持和执著于高尚的人生信念和理想时，就会超脱物我小利，成为心胸宽阔、乐观进取、热爱生活的人。
第三，信念具有信仰性。就信念的坚定性来看，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说，信念就是信仰。科学的信仰会激励人们为真理而献身——宁死不屈；迷信的信仰，也会使人们为偶像而献身——执迷不悟。信念有不同的内涵，也有不同的层次。低层次的信念，信仰成分少，高层次的信念，信仰成分多。由于社会环境、思想观念、利益需要、人生经历和性格特征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的人会形成不同的乃至截然相反的信念。即使是同一个人，也会形成关于社会生活不同方面的许多信念，如在政治、经济、科学、道德、审美、事业、学业、生活等方面，都会形成相应的不同层次的信念。面对信念的多样性，一方面要承认这是正常现象，不宜强求一致；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在一定的社会中，人们各自的信念也有共通之处，从而形成社会的共同信念。同一个人的不同信念之间常常具有内在联系，并形成有机构成的信念体系；其中，高层次的信念决定着低层次的信念，低层次的信念服从于高层次的信念；由于最高层次的信念具有最大的统摄力，因而它代表了一个人的基本社会信仰。
二、科学的理想信念
市场经济逐渐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结构，尤其是市场交易范围的不断扩大，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着中国。跨地区的人口流动，异地工作、生活，使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随之，人们的社会生活日益多样化，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日益分化，个人自主选择的空间逐渐增大，人们的价值观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中，个人面临着价值选择的问题。而理想信念的选择是一种更为根本、更为全面系统的价值选择，它在一系列价值选择中起着根本的核心作用。
人们能够自由地选择理想信念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然而这种选择要呈现出自主性，而不能采取随意、无所谓的态度。因为不同的理想信念将会导致不同的人生，决定你选择不同的人生道路。它既可以提供人生前进的动力，也可能成为人生消极低落的催化剂；它既可以带领你走向成功的彼岸，也可能使你误入人生的迷途。
需要指出的是，不能把欲望当成理想。曾经有一位都市白领来到寺庙向僧人诉说自己生活得很压抑、不幸福。僧人问道：“你的理想是什么？”白领回答：“成为人上人。”僧人说：“这不是理想，是欲望。欲望就是你不幸福的根源。”错把欲望当理想，将理想与欲望混为一谈，无尽的欲望让生活变得黑暗。欲望是动机，理想是境界；欲望来自人性，理想源自信仰。理想和欲望只有一线之隔，却咫尺天涯。理想能使人的内心一直充实，而欲望不过是物质追求所带来的一次又一次短暂的快感。理想达成后能让内心世界富足、精神升华，欲望满足后则往往容易催生出更多的欲望，使人最后坠入无底的深渊。
人们在选择理想信念时，可以选择科学的理想信念，也可能误入错误的理想信念体系中，比如邪教和迷信团体等。在众多的信念体系中，并不是每一个信念体系都是好的。一些邪教和迷信团体，不仅对人生无益，而且往往对社会有害。它们也打着信仰的旗号，但它们就像沼泽地，人们一脚踩下去，就很难再拔出来。许多人就因为一时不慎误入邪教，进而断送了自己一生的幸福。
理想信念的确立，在于对人类自身的本质力量和生存发展方向的把握。人们的理想信念是什么，归根到底反映了人对这些事物把握的程度。恩格斯说：“即使是最荒谬的迷信，其根基也是反映了人类本质的永恒本性，尽管反映得很不完备，有些歪曲”。例如在欧洲中世纪，强烈的宗教信仰曾笼罩了一切，“但是人还是不了解，他在崇拜自己的本质，把自己的本质神化，变成一种别的本质”，因此当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新时代到来时，由于原有的“信仰逐渐削弱了，宗教随着文化的日益发展而破产了……人处于这种不自觉而又没有信仰的状态，精神上会感到空虚，他对真理、理性和大自然必然感到失望”。显然，信仰也有自觉与不自觉、科学与不科学、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只有建立在科学精神基础上的信仰，才是先进的、可靠的。但信仰不像个别信念那样可以通过个别方面的实践形成和改变，它是由人们的全部社会条件、经历、知识以及能力所决定的。信仰主要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受社会文明的发展和传播的影响。
在理想信念的选择方面，我们应坚持以下标准：第一，要看这种信仰怎样对待理性和科学。科学的理想信念要把自己的立足点建立在理性和科学的正面价值基础上，而不是以理性和科学的局限性为出发点，去反对科学和理性。第二，要看这种信仰怎样对待现实的生活。科学的理想信念要肯定现实生活，勇于面对生活并改变生活，在现世中追求人生幸福。反之，如果一种理想信念厌弃现实生活，希望在来世追求幸福，漠视生命，那么我们就要警惕。第三，要看这种信仰怎样对待道德和精神追求。科学的理想信念要有独特的文化价值，能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并致力于对真理和价值的不懈追求。
三、灯塔与启明星
理想信念问题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既有群体性，又有个体性。就普遍性而言，一方面，理想信念是个人道德自律及社会、民族凝聚力的内核；另一方面，信仰危机、理想失落又是困惑当代人类的世界性难题之一，如何获得强有力的信仰力支撑，是各国共同致力加以解决的大课题。就特殊性而言，我国信仰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不仅在于它已成为我国目前许多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也不仅在于解决信仰问题似乎还缺乏有效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它始终与我们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休戚相关。就群体性而言，信仰表现为集体的共同需要，即作为团结奋斗精神源泉的共同理想；就个体性而言，信仰则表现为个人的生命需要，即超越个体生命有限性的不朽追求。但是，从总体上说，我们今天讲中国的理想信念问题，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不能离开当代意识形态冲突的大格局，不能将其归结为纯粹的个人事情。它对于我们国家繁荣富强和个人的健康成长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理想信念是照耀人类前进的灯塔
2007年9月4日，温家宝总理在《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仰望星空》一诗，诗中表达了对探求真理、正义和自由的思考，对国家民族和人类未来命运的关怀：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那无穷的真理，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那凛然的正义，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那博大的胸怀，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那永恒的炽热，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
温总理还特别引用了他在同济大学的演讲来介绍这首诗的内涵：“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这里当然不是倡导人们关注虚无缥缈的事情，也不是倡导坐而论道的空谈清谈，而是提倡能够从整个国家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长远利益出发，进行深刻的理论思考。
其实，“仰望星空”乃是一个典故，典出于古希腊。在古希腊时代，曾出现了一大批伟大的思想家，如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等等，他们以自己高远而深邃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人文的、哲学的理论论述。由于那时人类还处在一个生产力水平总体低下的时代，一般的人们对这些思想家们还不是十分理解，认为他们的所思所想过于缥缈，称他们为“仰望星空的人”，其本意是对理想信念的思考和追求，对理论的研究与创新。而这在当时其实是一个带有嘲讽意味的称谓。无独有偶，与古希腊时代大致同时，在古老的东方中国，也同样出现了一大批伟大的思想家，如老子、孔子、庄子、荀子、孟子，等等。这些伟大的思想家，同样以他们“仰望星空”的远见与卓识，为悠久的中华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当我们站在新的历史地平线上回望历史的苍穹，一个毋庸置疑的历史结论摆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正是这些伟大思想家们的创造，极大地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并且时至今日依然是人类不可或缺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所以，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才会意味深长地说：“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这句话充分表达了对“仰望星空”的敬意。另一位伟大的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也由衷赞叹，如果没有这些仰望星空的思想家们以他们高远的思想光芒照亮人类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能还在黑暗中徘徊。20世纪著名的历史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则把公元前800年到公元200年这一千年的历史发展，称为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期”。这些评价，都表明了深刻的理论思考、理想信念的坚守对于推动人类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引导着人类从黑暗走向光明、从野蛮走向文明。
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对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和前途命运，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和作用。理想是人们为自己确立的奋斗目标和方向。信念是人们对自己所追求的理想目标表现出来的孜孜以求、不懈奋斗的意志力。在现实生活和社会关系日趋多样化的形势下，全国各族人民要有共同的社会理想和目标，有一致的思想导向和凝聚的核心，才能团结起来，为着自己的明天去奋斗，以赢得祖国的振兴和人民的幸福。在当代中国，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就是这样的思想基础和观念核心。
理想信念具有价值导向功能。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人与社会确证价值的信念，是在对自我需要与社会需要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理性认知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持久的、稳定的价值认同，是意义和价值得以确证的前提，渗透着人的理智和情感的长期积淀，是一种持久的、稳定的精神支撑，是信念价值所产生的重要导向。理想信念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中发挥着方向引导的重要作用，是促进革命、建设、改革成功的重要思想保证。毛泽东早年就曾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独秀也曾经说过，主义制度好比行船的方向，行船不定方向，将要走到何处去？正确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引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旗帜，并以此动员和激励人民群众与党同心同德、英勇斗争、艰苦创业，把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正如邓小平所说：“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
理想信念具有价值凝聚功能。理想信念是凝聚人与社会共同体的精神枢纽，是社会共同文化价值观念的重要体现，引导着社会公众进行科学合理的价值判断。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事业是具有无限光明前途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既是亿万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又是团结和凝聚亿万人民的思想基础。有了理想信念，才能使人们认清方向、高瞻远瞩；才能使人们胸怀宽广，自觉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把包含核心价值的意识形态称为“社会水泥”，他认为在保持整个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的统一中，意识形态起到了团结统一的水泥作用。这个比喻深刻地揭示了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凝聚功能。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全体社会成员所共有的，它集中反映了全体成员的意志和愿望。所以，它有助于人们彼此之间达成认识上的一致和行动上的统一，维护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团结和稳定。
理想信念具有价值激励功能。理想信念为人与社会提供了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激励着人们对未来价值的预期和追求，是社会绝大多数人不断奋斗的精神动力。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夺取革命胜利的力量源泉。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万水千山只等闲”；八路军、新四军炸炮楼、反扫荡，“独有英雄驱虎豹”；人民解放军南征北战、以弱胜强，“横扫千军如卷席”，凭的就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坚定崇高的理想信念，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不断获得锐意进取的精神动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理想信念具有价值选择功能。理想信念为社会在多元文化发展方向中提供了选择的价值指针，从而成为民族与国家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会丧失民魂国魂，就会失去生命力，失去生存发展的根基和源泉。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个主题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形成中华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理想信念，这是战士的灵魂。对于一个共产党人来说，如果丧失了共产主义的信念，那他就等于丧失了灵魂而只剩下了躯壳。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政治优势的精神力量源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艰难奋战而不溃散”的强大精神支柱。邓小平精辟地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无论斗争的环境多么残酷而艰苦，斗争的道路多么漫长而曲折，暂时的挫折以至失败多么严重，始终怀着远大的理想信念的民族，都能坚定不移地向着既定目标而奋发向前。2.理想信念是照亮人生前程的启明星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有一部分人出现了“信仰危机”的倾向。“文革”中极左路线在人们心中留下的阴影，理想和现实之间出现的强烈反差，使人们对共产主义能否到来产生了怀疑。1980年，《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化名“潘晓”的一位青年的来信——“人生的道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而潘晓信中弥漫的对理想缺失的悲观以及所谓“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人生信念，对当时的青年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反应。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以及90年代初的苏东风云变幻，使“信仰危机”日益凸显。
进入21世纪，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社会矛盾逐渐增多。部分人民群众患上了“政治冷漠症”，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政治冷漠不仅会带来政治道德滑坡，还暗示着人们一种潜在的离心倾向、不信任感的加剧。针对目前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如果缺乏全社会的参与，“沉默的大多数”太庞大，丧失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与建议，也就丧失了极其宝贵的勇气、智慧与机遇，有些重大社会问题几乎永无解决的希望。马丁·路德·金有一句话，“无知和漠视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东西”。当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无视理想、不关心政治的时候，那将是危险的。
对于社会主导信仰被普遍怀疑给社会带来的冲击和危害，甚至在西方国家也是同样被深刻认识和加以重视的。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在回顾1968年以学生为主体的法国“五月风暴”给当时法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造成的巨大冲击时，不无余悸地写道：“当怀疑的年代、信仰被侵蚀的年代到来的时候，受到损害的将是一种理解世界的原则和一种身份。换句话说，当信仰摇摆不定时，整个世界观和社会性结构都将崩溃。”理想信念对国家、对个人的作用被严重低估了。
如果说社会是大海，人生是小舟，那么理想就是引航的灯塔，信念就是推进的风帆。如果把生命的历程比作从此岸划向彼岸的一次航程，那么理想和信念就是导航的罗盘和不落的风帆。没有理想信念的人生，就像失去了方向和动力的小船，在生活的波浪中随处漂泊，甚至会沉没于急流险滩。
作为生物体的个人来说，每一个生命的开始和生命的最终结局都是一样的；但作为一个现实的社会的人，各人又会有着差别巨大的人生轨迹。决定人从生到死的生命历程是否生有意义死而无憾，关键就是看一个人有没有理想和信念，有什么样的理想和信念。每一个人在其生命的历程中，都有自己的奋斗目标，都对自己和社会的未来充满着憧憬、向往和追求。信仰作为一种理性化的形式，是人生的“主心骨”，是人的社会存在和价值实践的思想反映，反过来驱动和引导着人的价值实践，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人只有在某种信念指导下确立起人生的理想，有了明确追求的人生目标，人生的过程才会变得积极而有意义。反之，人生在世，如果没有理想和信念，失去了奋斗和追求的目标，人也就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和生活的意义。
在当前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更加需要科学的理想信念作为克服各种困难和应对各种挑战的精神动力。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人，认识深刻而牢固，情感炽烈而积极，意志坚定而持久，行动自觉而有力。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第二章 什么是共产主义
千百年来，无数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都千方百计地试图说明社会进化的规律。这一千古之谜，直到19世纪中叶，才由马克思恩格斯以他们天才的发现彻底揭穿了。《共产党宣言》的发表，犹如一道耀眼的闪电，刺破了资本主义暗夜的天穹。一、共产主义：在争议声中茁壮成长
翻开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长卷，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从社会产生了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以来，人们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平等、公正等社会理想的追求。古往今来，为了寻找指引人类社会消除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航行灯塔，无数的仁人志士孜孜以求，锲而不舍。从朴素意义上讲，共产主义正是体现了人类对公正、平等的追求。所以，马克思的忠实学生、法国工人党领袖保尔·拉法格早就从人类追求正义的历史足迹中清晰地发现：“共产主义也像世界一样，早已有之……当然，共产主义在各个时代都有它的代表者，就连资产者也把这些代表者列入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之林（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圣拉伯雷，等等）；当然，在一切革命时期——德国的宗教改革时期，英国的17世纪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法国的18世纪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劳苦大众都是置身于事件的前列，并作出英勇的努力，以求实现人类始终憧憬的共产主义理想。”拉法格的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在“共产主义”这个理论概念产生之前，人类思想的价值追求中已经蕴含了共产主义的基本理念。只是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无论是起义农民理想中的“均贫富”，还是莫尔实验中的“乌托邦”，他们的社会理想蓝图只能是一种美好的空想。
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科学价值之一就在于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作出了科学的论述。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精辟地表述了新世界观的一个根本原则：“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就言简意赅地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以往哲学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的重点和方向所强调的是“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生于资本主义，却是以资本主义的批判者的形态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的非常革命的作用，肯定了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生产与生活的奇迹，但他们并没有像庸俗经济学家那样甘心充当资本主义的辩护士，而是通过“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揭示了资本运动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演变趋势，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如何改变世界”作出了明确的回应，提出了建立更具有经济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设想，这一设想也是几千年来人类理想的科学结晶。
说其科学，首先在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绝不仅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千百年来，无数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都千方百计地试图说明社会进化的规律。但无论是宗教神学的“神创说”，还是唯心主义者的唯意志论，抑或是机械唯物主义者的环境决定论，等等，尽管都从不同角度试图说明社会运动变化的规律，也都在不同程度上为人类历史留下了文明进步的足迹，但却终归由于社会历史的局限和思维方法的褊狭，始终没有能够彻底拨开历史的雾霭。这一千古之谜，直到19世纪中叶，才由马克思恩格斯以他们天才的发现彻底揭穿了。
1848年，正当欧洲的资产阶级还在为他们建立的所谓“永恒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举杯相庆的时候，尚不足而立之年的马克思恩格斯却毅然决然地向全世界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共产党宣言》的发表，犹如一道耀眼的闪电，刺破了资本主义暗夜的天穹。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即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而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最终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被打破，而代之以能够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之上，才能彻底打破千百年来人剥削人的社会秩序，才能真正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公正。同时，他们还指出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终极目标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科学、最合理的理想境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想的指引下，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从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随着“阿尔芙乐”号巡洋舰的隆隆炮声，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而中国革命的成功，更是深刻地改变了20世纪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格局。
马克思主义科学理想的这种强大力量，甚至连一些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也无法否认。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一方面污蔑社会主义是“极权主义”，另一方面却不得不悻悻地承认：“极权共产主义在本世纪初还只是一个策划于密室之中的阴谋，而现在已经统治世界人口的35％。”“20世纪最重大的事态发展不是殖民主义宣告结束和民主大踏步前进，而是极权共产主义的崛起。”即使在苏东剧变后，对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的观点，尼克松也不以为然，认为这显然是“浅薄”和“无知”的。
不错，在20世纪末，社会主义的确遭到了重大的挫折，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确实遇到了困难，但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永远都不会泯灭的。从现实讲，时至今日，人类追求正义、公正、平等的任务远远没有终结。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确实给人们展现了一个繁荣的世界，但另一方面也把人对人的压迫与剥削推到了极致，并且随着所谓的经济全球化，随着美国等少数西方发达国家霸权主义的日益膨胀，使得经济、政治、文化的不平等也日益全球化。全球化并没有走向世界大同，并没有使“四海之内皆兄弟”，相反，它加重了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不平等。全球化造成了“赢者通吃的社会”，它使“全世界大多数人被边缘化，包括许多生活在中心社会的人”。全球化产生了新的利益格局与分配规则，扩大了利益与财富的不平等。即使是一直为资本主义大唱赞歌的布热津斯基也认为，西方纸迷金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与世界多数地区的贫困形成巨大反差，不仅阻碍了达成全球共识，而且加剧了全球分裂，潜藏着政治上的危险。全球不平等现象势必成为21世纪政治中的重大问题。即使是被认为极大促进了人类进步的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贪婪的生产关系中，也在被日益扭曲和异化，西方不是有一些“科学家”们不顾舆论和社会道德的谴责，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一定要进行“克隆人”的实验吗？这就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样：“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面对人类面临的种种危机，讲求人类平等、公正，以追求大多数人利益和解放全人类为目标的共产主义理想怎么可能从人们的心底泯灭呢？
在暂时的困难面前，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被吓倒，他们依然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勇敢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声音。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教授M.马拉希尔在《改造美国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说：“我们必须敢于具有历史的想象力，敢于做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我们能够这样，1989—1990年的所谓社会主义的死亡，总有一天会像凤凰那样将其自身转化为新生。”
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下，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种种弊端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被消灭的。自由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母胎，它不可能孕育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形态，但它确实孕育了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指出：“实际的社会主义是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个方面的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尽管发生了许多新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特点，但最基本的一条没有变，那就是资本主义依然是资本主义。它的最基本的社会矛盾、基本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基本的阶级关系一条都没有改变。难怪，就连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在1992年12月14日刊登了一篇由托马斯·马格斯塔特撰写的《与马克思主义旷日持久的战争还未结束》的文章，文中写道：“苏联式共产党政权在欧洲垮台宣告了冷战的结束，但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挑战也随之结束”；“马克思可能会卷土重来，而且再度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和体制构成的挑战，会比苏联共产党政权构成的挑战更加令人生畏”。
历史的发展有它自己的逻辑。在诡秘多变的世界政治风云中，邓小平以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非凡眼光与气魄，掷地有声地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如果把十月革命的成功和苏东剧变看作20世纪两次巨大的历史性变革，那么，在苏东剧变后的20多年中，一个拥有13多亿人口的东方大国——中国则发生了第三次历史性的巨变。但是这次巨变并未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建立了一个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更加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它所遵循的最根本的价值原则依然是社会主义的。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那个在20世纪80年代就迫不及待宣布社会主义已经遭到“大失败”的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对社会主义的判断是错误的，他在其《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一书中，一方面惊呼西方世界的失控和混乱，另一方面则对中国的改革给予了高度评价，“从总体来看，必须说中国取得的成绩是极为令人钦佩的”，“假如社会基础结构和个人收入与经济增长速度同步改善，中国很可能会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特别是前苏联各共和国的人民，看成是一个越来越有吸引力的替代选择模式……”。特别是2008年以来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其实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在当代的必然结果。金融危机以后，全球再次掀起了一股“马克思热”，很多人试图从马克思的学说中寻找解困的答案。
历史终将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想是不可战胜的！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中，我们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作为一个基本的重要内容首先讲清楚，是一个可以发挥很大效用的突破口。
二、理想、制度和运动：共产主义的三维解读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它的初级阶段）本身至少具有三个层面的含义：
第一，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共产主义首先是一种理想，并且是一种远大的理想，带有“终极关怀”的意蕴，是一种要不断地、长期地在现实中实现的远大的带有终极美好性的社会理想。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想，并不是马克思的首创，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的16世纪，就形成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理论，后经18世纪的梅叶、摩莱里等人的发展，到19世纪的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那里，共产主义已是一种影响巨大并成为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之一的社会思潮。
从发生学上讲，这种共产主义思潮，是在对现实的种种不满的思想基础上产生的。这种理想虽然是在对现实的种种不满的思想基础上产生，但它本身的形成却并没有以相应的现实为母体，而是纯粹地从主观愿望出发。不从现实出发而从主观设想出发的理想，就是一种空想。空想的理想一般有两个极端性的特征：一是至善至美、完满无缺；一是具体周密、详尽无遗。完全没有或完全脱离现实基础的至善至美、完满无缺的理想，是一种永远无法实现的理想。马克思当年称这种共产主义为“粗陋的共产主义”。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自己的共产主义学说时，虽然以这种共产主义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资源，但却坚决地批判了这种共产主义的空想性质。他们所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的最鲜明的主题是反对空想，主张和强调共产主义理想应当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应当是与现实相适应的并对现实具有有效的批判功能的，而不应是颠倒过来的、主观设想的“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就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但是，马克思扬弃的是那种共产主义学说的“空想”性质，而不是扬弃了它的“理想”性质。
其实，在创立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之前，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也具有空想社会主义的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年写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虽然有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但是大多是借用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说法。如“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可以看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这些观点带有明显的空想主义色彩，还没有深入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中。
马克思通过创作《资本论》，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揭示了剩余价值规律。基于此，马克思才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作出更为现实的规定，即从“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角度来论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马克思认为，自由支配的时间就是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人要获得自由支配的时间，就要消灭分工和私有制，从而摆脱自然必然性的支配，进入“真正的自由王国”。这表明，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全面发展不能在物质生产领域实现，而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即把人类能力的发展当作目的本身的“真正的自由王国”。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学说的转变，并没有否定它的共产主义的理想性，因为，与现实相对应的只能是理想，“消灭现存状况”的内在根据也正是一种“理想”，只不过，这种理想并不是仅仅停留在理想状态本身的空想的理想，而是不断地转化成一种“现实的运动”的理想。
第二，共产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它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发展的最高阶段，是人们依据共产主义的价值体系构建的更具经济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社会制度。毛泽东说过：“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它意味着一种完善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自然历史过程中的高级阶段。
马克思曾多次从实现的标准和条件等可操作的原则入手，描述过共产主义制度的现实远景和具体蓝图。《德意志意识形态》认为，共产主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将消灭分工，“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最终实现“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纲领，《共产党宣言》概括了共产主义的使命和特征，指出共产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是消灭私有制和“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资本论》敲响了资本主义灭亡的丧钟，提出必须“剥夺剥夺者”和重建共产主义“个人所有制”。《哥达纲领批判》第一次从党的实践纲领视角阐发了共产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还曾在《反杜林论》等著作中，多次论述到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产品极大丰富、阶级消灭、国家消亡等共产主义必备的标准和条件。
对于未来共产主义的大致轮廓，马克思是这样描述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那将是一个社会完全平等，每一个人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人的个性得到真正解放的美好社会。这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又是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才能从社会的压迫和自然的压迫中摆脱出来，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获得真正的解放和自由。
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可以发现，上述这些标准和条件在现实生活中还不完全具备，因而带有一种理想性和前瞻性。但是这些标准和条件又没有脱离现实生活，而是对资本主义现实批判的一种折射。一般来说，这些标准和条件都是作为资本主义的直接对立物而出现的。无论是消灭分工、重建个人所有制，还是生产力高度发展、按需分配、国家消亡，等等，都对被资本主义扭曲了的现实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从中设想出这些标准和条件。这样一个社会，显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建成的，它只有在具备了充分条件的基础之上才可能建成。
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对未来的共产主义制度做具体细节性描述。因为“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恩格斯也明确表示对未来共产主义描述的越细致、越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我不认为自己有向他们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和劝导的使命。那些人无论如何也会和我们一样聪明。”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深知，未来理想的社会制度带有许多变数，不是靠逻辑和推理所能确定的，只有亲历者的实践才有最终的发言权。
第三，共产主义是一种现实的运动。这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共产主义是一种为实现其价值目标和社会理想而不断实践的现实运动。共产主义学说是一种理想，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制度，还是一种改造现存社会使人获得解放的“过渡环节”或“现实运动”。共产主义理想虽然具有“终极理想性”，但是这种“终极”并不是一种静态的时空“终点”，而应把“终极”理解成一种根植于现实有限的“无限的过程”。根据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些相关论述：“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说马克思在许多地方所描绘的“自由王国（共产主义）”具有“终极理想”的信仰性质便不难以理解了。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向世人宣布：“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的社会，是对人性的彻底的自觉的复归；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定、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
基于此，凡是围绕人的发展而开展的运动，就是共产主义运动；凡是以人的发展为指向的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将人的发展而不是某种终极状态的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的最高诉求，这正是马克思的本意。马克思之所以总是强调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要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就是因为他认为正是这种所有制造成了人的本质的异化或劳动异化，造成了人们分为对立的阶级，造成了人不能成为社会的主人而社会也不能将人作为目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在《资本论》中又进一步明确告诉我们：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当然，恩格斯也说过类似的话，他在1847年回答“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什么”这一问题时说：“把社会组织成这样：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
人的发展不是抽象的空洞口号，它必须落到实处；人的发展也不是自然而然的演化，而是有实际内容和可衡量的进步。衡量的标准我们可以界定为：富裕、和谐与民主。人的发展，在现实社会的进程中集中表现为人的需求被满足程度的不断提高。人的需求多种多样，其外在价值目标最终指向富裕、和谐、自由。富裕作为社会终极价值目标，是生产力发展、经济增长、财富增加、物品丰富。这将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以满足人的吃、穿、住、行等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求。和谐作为社会终极价值目标，是公平、正义、尊严等价值目标的体现。和谐意味着能给人提供各种越来越融洽、协调的人际关系和天人关系，以满足人的情感需求和交往需求。自由作为社会终极价值目标，是自主、自治，具体而言是经济自由、政治民主、文化多元等价值目标。它意味着能给人提供越来越多的发展可能性及生活样式，以满足人充分发挥自身潜能天赋、形成独特个性的自我实现需求。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预设的三个严格条件——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的极大提高、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本质上说并不只是一种理想，也是人类几千年文明发展中一直在追求、在实践的一个过程。所以恩格斯曾特别说明，共产主义不只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
正因为人类社会对富裕、和谐、自由这三大社会终极价值目标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人的全面发展也是永无止境的。毫无疑问，一个社会对富裕、和谐、自由的追求，就是对人的需求的全方位满足，就是对“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切实推进。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们都需要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都需要面对和解决影响和谐的矛盾，都需要为人的自由开拓更多的空间和时间，因而一个以人的发展为目的的共产主义社会，同样也是永无止境的。以人的发展为目的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成为与每个人的实际利益、幸福都密切相关的最实际的社会。当前，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无不是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的具体措施。
这样一来，共产主义就近在眼前了——只要我们当下所开展的运动确实是为了人的发展，我们就是在共产主义运动之中；只要我们当下所身处的社会确实是以人的发展为目的的社会，我们就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之中。反之，如果不是以人的发展为真正的目的，不论当下的运动和当下的社会是否叫作共产主义，我们都不在共产主义之中。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想到现实
一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就是一部不断从理想性走向现实性的历史。社会主义运动能否健康发展，关键是能否解决好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与现实运动的关系。从共产主义理论学说产生以来，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致力于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变为现实的美好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共产主义学说并致力于将其现实化。但是社会主义并没有像创始人想象的那样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西方发达国家取得胜利，而是在东方落后国家率先成功的。这些国家生产力不够发达，大多处于农业经济社会，市场化程度较低，无产阶级人数不占优势。马克思主义政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是：一方面，它既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理解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条件；另一方面，它又不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而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种困境难免带来两个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方面，以理想为尺度去规范现实，在经济上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的“穷过渡”，欲“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又会极大地忽视这种社会的正常存在和发展所应具有的稳定性，以一种过渡时期的不稳定的眼光去看待社会生活，在政治上则将阶级斗争形势估计严重化，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
这一令人尴尬的困局的解开，既有赖于现实生活的变化，也有赖于理论上的创新。前者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探索，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后者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概念的提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成功化解了共产主义理想性和现实性的困难。邓小平曾说，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这一初级阶段又有其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链接奠定了基础。很长时间以来，人们都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批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把经济搞得太死，使经济缺乏应有的活力。在南方谈话中他进一步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根本问题便是如何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要求完全的公有制，而只是要求以公有制为主体；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是能够容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因为只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就能够从总体上保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和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将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一人类最为崇高的理想信念与现实的经济生活方式——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使理想进一步现实化。
党的十七大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成果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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