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业革命：理论逻辑与战略视野(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黄群慧贺俊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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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业革命：理论逻辑与战略视野试读：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出版说明

建院以来，我院广大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智力支持和各学科基础建设方面，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每年完成的专著类成果就有三四百种之多。从现在起，我们经过一定的鉴定、结项、评审程序，逐年从中选出一批通过各类别课题研究工作而完成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一定代表性的著作，编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集中出版。我们希望这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我院整体科研状况和学术成就，同时为优秀学术成果的面世创造更好的条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分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语言研究、历史考古研究、哲学宗教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社会学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七个系列，选收范围包括专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古籍整理、译著、工具书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2006年11月  导论新工业革命与制造强国战略

当今世界正在步入新一轮科技革命拓展期，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产业化进程加速推进，新的产业组织形态和商业模式层出不穷。伴随着新工业革命不断深化，发达国家逐步强化“再工业化”战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也快速地进入工业化后期，经济增长新旧动能正在转换，经济正走向增长中高速、结构中高端的新常态。无论从世界工业化进程看，还是从中国的经济发展看，科学认识新工业革命的特征和影响，分析新工业革命的理论逻辑、应对战略和相关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一 问题的提出：新工业革命

从历史上看，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是“革命”。基于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2003）观点，科学革命是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有结构的过程，其主要的实质在于用新范式取替旧范式，而范式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包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所接受的科学概念、规律、理论及工具等等。虽然严格地说，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不同，科学革命为技术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技术革命为科学革命创造了技术条件，但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边界日益模糊，一般用科技革命表示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统称，也可以将库恩的观点引申，科技革命是科学范式和技术范式转换的统称。而且，更进一步，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相互作用和影响日趋加强，虽然在语义上二者还各有所侧重，但在现实使用中一般并不将二者进行严格区分，或者并列使用。

从生产力发展看，生产力的巨大变化更直接来自产业革命或者说[1]工业革命，产业革命是指由技术革命引起的新经济模式取代旧经济模式的活动和过程，内容涉及人类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的巨大变迁，其本质可以认为是技术——经济范式的转变，也就是技术经济系统原有基本运行方式的根本变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工业革命所具有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进行了论述：“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厂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工业革命不是产生于劳动资料中的蒸汽机，而是产生于蒸汽机驱动的工具机：“机器的这一部分——工具机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在今天，每当手工业或者工厂手工业生产过渡到机器生产时，工具机也还是起点。17世纪末手工业时期发明的、一直存在到18世纪80年代初的那种蒸汽机，并没有引起工业革命。相反的，[2]正是由于创造了工具机，才使蒸汽机的革命成为必要。”

关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少次科技和产业革命，迄今为止学术界并未达成共识，大体上有2～3次科学革命、3～6次技术和产业革命等不同分类。例如，美国经济学家佩蕾丝按照技术经济范式转[3]变，认为自1771年第一次技术革命以来，人类大体经历了早期机械时代、蒸汽机与铁路时代、钢铁和电力时代、石油和汽车时代、信息与通信时代五次产业革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英美一些学者发表了一批文献，研究总结世界技术变革趋势、制造业发展和国家竞争力等问题，有关三次工业革命观点广为传播。其中，有三篇文献在我国影响巨大，使得“第三次工业革命”在我国成为一个流行词。一是2012年1月11日《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为什么中国开始担心自己的制造业了》；二是2012年4月21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专题论述了全球范围内正在经历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三是里夫金2011年出版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在我国的翻译出版发行。虽然对于第三次革命的内涵的理解有所不同，但学者和社会都基本认为世界在经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蒸汽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电力时代后，已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信息时代。而德国人则从工业化阶段入手将信息时代细分为基于信息技术的自动化阶段和基于物理信息系统（CPS）的智能化阶段，于是有所谓的从工业1.0到工业4.0的四次工业革命的分类。依靠世界经济论坛这个平台，施瓦[4]布提出蒸汽机的发明驱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流水线作业和电力的使用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半导体、计算机、互联网的发明和应用催生了第三次工业革命，而在社会和技术指数级进步的推动下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其核心是形成由智能化与信息化驱动的高度灵活、人性化、数字化的产品生产与服务模式。无论如何划分，一般认可的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一直孕育和发展着以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为基本特征的新一轮的科技和产业革命。抛开为了传播需要的各种概念“炒作”，从工业化理论角度出发，针对新一轮的科技和产业革命，这里我们只用“新工业革命”来描述。

新工业革命还处于不断演进中，要准确把握和全面分析新工业革命的特征并不容易。从技术—经济范式角度分析，新工业革命至少呈现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新工业革命正在以信息技术突破应用为主导形成物理技术、数字技术、生物技术相互渗透的新一代高新技术簇。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计算机芯片处理技术、数据存储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和分析计算技术获得巨大突破，以计算机、互联网、移动通信和大数据为主要标志的信息技术、信息产品和信息获取处理方法得到指数级增长，并在社会经济中广泛运用和与实体世界深度融合，由此带来电子商务、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生产生活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与此同时，能源技术、材料技术和生物技术等的创新也取得了程度不同的突破性进展，以信息技术为核心共同构成了新一代高新技术簇，为社会生产力革命性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

当今我们正处于新技术不断突破的时代，尤其是一系列颠覆不断产生。所谓颠覆性技术，按照2016年5月19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的表述，是指引起现有投资、人才、技术、产业、规则“归零”的技术。纲要提出，要高度关注可能的颠覆性技术，前瞻布局新兴产业前沿技术研发，开发移动互联技术、量子信息技术、空天技术，推动增材制造装备、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等，重视基因组、干细胞、合成生物、再生医学等技术对生命科学、生物育种、工业生物领域的深刻影响，开发氢能、燃料电池等新一代能源技术，发挥纳米、石墨烯等技术对新材料产业发展的引领作用。如表0-1所示，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机构的预估，移动互联网、知识型工作自动化、物联网、云计算技术、先进机器人、自动或半自动交通工具、新一代基因组技术、能量储存、3D打印、先进材料、先进油气田勘探开采技术、可再生能源等12项颠覆性技术到2025年对经济的潜在影响将达到16.7万亿～40.4万亿美元。表0-1 12项改变未来的颠覆性技术

在上述高新技术驱动下，整个工业系统将逐步发生内涵丰富、多层次的巨大变革。现在看来，这种变革表现为四个层面：一是以高效能运算、超级宽带、激光粘结、新材料等为代表的通用技术层面，二是在通用技术基础上的以人工智能、数字制造、机器人、3D打印等为代表的制造技术层面，三是以柔性制造系统和可重构的生产系统为代表的各种集成技术系统层面，四是信息物理融合系统层面，而信息物理融合系统正是德国工业4.0的目标和要求。与德国工业4.0相对应，美国提出的工业互联网，就是把互联网和制造业深度融合，形成一个以智能制造为核心，能够实现个性化定制、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服务化转型的工业生产体系。

第二，信息（数据）作为独立的供给要素可获得性和流动性日益增强，成为新工业革命的核心投入要素。

人类的社会活动与信息（数据）的产生、采集、传输、分析和利用直接相关，信息或数据是客观存在的，但以前这些信息或数据独立性和流动性弱。随着信息技术的突破发展，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个人电脑、移动终端、可穿戴设备、传感器及各种形式软件等“云网端”信息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备，相对于以前信息（数据）与其他要素紧密结合，现在信息（数据）的可获得性和独立流动性日益增强，以前经济供给要素主要是资本、劳动力、土地、创新等，现在信息可以独立出来作为新供给要素。信息（数据）不仅逐步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独立投入产出要素，而且可以借助信息物理系统（CPS）等大幅度提升边际效率贡献，成为社会经济运行效率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的决定因素，信息（数据）被认为将会成为决定未来现代化水平的最稀缺的要素，而“云网端”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价值也将更为凸显。

实际上，如果基于日本经济学家藤本隆宏（Fujimoto Takahiro）[5]提出的“产品=信息+载体（介质）”的界定，可以更清楚地说明信息的独立性。藤本隆宏认为，提供给消费者的任何产品或者服务，都可以理解为一个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功能“信息”，但这个信息需要通过一定的“载体”或者“介质”来传递给消费者，也就是说所有的产品或者服务都是“信息+载体（介质）”。由于“载体（介质）”类型多样，如食品、钢材、汽车、大脑、纸张、胶片等，形成了不同的产业，有了一次、二次和三次产业的划分，但无论是什么样的产业，本质上都是为了提供满足消费需求功能的“信息”。从这个角度理解，所有产业本质上都是广义的信息产业。研发设计环节可以理解为信息创造过程，生产制造环节可以理解为信息记录到载体（介质）的传递转换过程，销售环节则是向消费者推销信息的过程。在传统工业化时代，人们更多的是强调承载功能信息的有形的载体（介质），如制造业提供的制成品、流水线生产方式中的工件等，而信息是隐含在有形的产品中的。现在则可以通过传感器、互联网、软件、仿真、数据分析等各种信息设施和信息技术对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全流程的实时感知，把信息（数据）显性化，形成独立的信息数据流，通过将信息（数据）独立出来处理进而提供投入产出效果。例如，通过工业数据分析，可以在生产流程设计、生产流程优化、排产计划、客户关系管理等方面获得更高效率。实际上，信息（数据）作为独立供给要素驱动的经济变革刚刚开始，未来应用的场景会越来越多，作用也会越来越大。也正是信息（数据）作为新供给要素，拉动了信息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发展，包括大数据、云技术、互联网、物联网、智能终端、APP等在内的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发展，必然带来大量的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信息（数据）作为一种供给要素，其流动性和可获得性大幅提高，进一步引发大规模社会分工协作方式变化，协作的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协作方式变了，于是出现了共享经济、网络协同和众包合作等，产生了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第三，不断创新的社会分工形态和商业模式更适应了消费者个性化需求，进一步拓展了范围经济的优势，进而成为新工业革命的效率源泉。

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传统分工强调的是规模经济，亚当·斯密很好地解释了分工是如何带来规模经济的。大规模流水生产将基于分工的规模经济推到了极致。但是，强调规模经济往往是符合以生产者为中心的理念的，虽然满足了消费者低价购买产品的一般性的从无到有的需求，但无法适应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以数据为核心要素、“以云网”为基础设施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促进生产组织和社会分工方式更倾向于社会化、网络化、平台化、扁平化、小微化，大规模定制生产和个性化定制生产日益成为主流制造范式，这不仅适应消费者个性化需求，而且企业组织边界日益模糊，基于平台的共享经济和个体创新创业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

具体而言，如图0-1所示，信息技术这种新的数据投入、新的云网端技术，使数据可获得性和流动性提高，数据要素丰富且能够被处理，大大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信息不对称程度的降低解决了以下两个问题。一个是企业内部范围经济问题，过去企业内部规模经济的实现是因为分工分得越细，设备越专用，效率就会越高。但是，由于设备越专用，资产的通用性就越低，没有通用性，产品的品种就不够丰富，虽然质量提高了，数量增加了，成本降低了，效率也提升了，但是唯独解决不了品种的多样性问题。现在由于对数据信息的处理能力提高了，缓解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大量的数据软件提高了资产通用性，通过柔性生产可以增加产品种类，于是企业内部获得了范围经济。另一个是企业外部范围经济问题，由于社会各个交易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大幅降低，进而降低了组织与组织之间、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于是可以基于信息技术发展出平台、众包、共享等各种新的经济合作形式和商业模式，提高了企业组织之间、消费者和企业之间、消费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协作水平，极大地拓展了外部经济的范围经济。因此，可以基于范围经济理解新工业革命的效率源泉，而以前传统经济学主要基于规模经济来解释效率源泉。图0-1 范围经济作为新工业革命的效率源泉的基本逻辑

资料来源：笔者自撰。

第四，在新工业革命驱动下将形成以智能制造为先导、一二三产业逐步融合的新的现代产业体系。

传统发展经济学认为，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存在一个产业体系中三次产业依次主导的高级化过程，现代产业结构往往表现为由现代服务业主导、占比可以达到70%的产业结构。但是，在新工业革命背景下，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三次产业边界日趋模糊，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现代产业体系的内涵正在发生变化，统计意义上的三次产业结构数量比例关系越来越难以度量产业体系的现代化程度。随着信息技术的突破发展，信息（数据）成为产业体系的核心现代要素，产业体系的现代化程度主要表现为信息（数据）作为核心投入对各传统产业的改造程度以及新兴产业的发展程度，从度量的经济指标看，则主要表现为由信息（数据）要素投入而引起的产业边际效率改善和劳动生产率提升程度。随着信息（数据）作为核心要素的不断投入，在计算机、互联网和物联网（或者说是物理信息系统）技术的支持下，现代产业体系正沿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主线不断演进，现代产业体系的最终方向是智能化，并进一步也支持了整个社会向智能化方向转型。

虽然我国得益于规模超大、需求多样的国内市场，近年来电子商务率先取得跨越式发展，但是现代产业体系的先导产业不是电子商务，而是智能制造。智能制造可以理解为依靠数据和软件等核心要素投入，以物联网为支撑，实现从设计制造、使用维修到回收利用全生命周期过程的高效化、绿色化、社会化、个性化的制造过程，可以包括智能产品、智能生产、智能服务和智能回收等内容。智能制造之所以成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先导产业，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伴随着芯片技术的突破发展、互联网设施的发展完善、传感器价廉量大的供给、先进制造技术的不断创新，智能制造产业作为新工业革命的先导正在迅速发展，成为现代产业体系中发展潜力巨大的行业；另一方面，制造业可以为其他产业提供通用技术手段，制造业不仅是技术创新的需求方，也是技术创新的供给方，现代产业体系的创新发展主要驱动力来自制造业发展。智能制造的发展可以进一步支持和带动智慧农业、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能电网、智能物流和智能家居等领域的智能化发展，满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智能化、个性化需求。而且，没有智能制造的发展支撑，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也将成为空中楼阁。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德国工业4.0，还是美国提出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都是把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对于我国而言，智能制造也是《中国制造2025》的核心、中国制造强国建设的关键。未来的制造强国一定是一个智能制造强国。二 工业革命、工业化与工业现代化

工业革命、工业化与工业现代化是三个经常使用、紧密关联而又不同的概念，这里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一）工业革命与工业化

人类历史的工业化进程，始于瓦特发明蒸汽机后的工业革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经典的工业化理论中，工业革命或者称产业革命最初更多的是专指英国经济史上的某一段时期，大约是1760～1820年的大发展阶段。提出这个概念的初衷在于试图将工业革命的重要性与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但随着德国1870年开始的工业革命，美国1880年以来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已经不是专指英国的工业革命

[6]了。但经典工业化理论只是将工业革命作为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最初始的阶段，更关注的是工业化进程中人均收入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演进。

工业化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核心主题，在经济学中有关工业化的界定有多种。但一般意义上的工业化是指一国或地区的经济结构由农业占统治地位向工业占统治地位转变的经济发展过程。《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这样描述：“工业化是一种过程。下面是一种明确的工业化过程的一些基本特征。首先，一般来说，国民收入（或地区收入）中制造业活动和第二产业所占比例提高了，或许因经济周期造成的中断除外。其次，在制造业和第二产业就业的劳动人口的比例一般也有增加的趋势。在这两种比率增加[7]的同时，除了暂时的中断之外，整个人口的人均收入也增加了”。工业化理论认为，由于以下几方面原因，上述工业化进程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一是从需求角度看，如恩格尔消费规律表明，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提高，人们用于食物的支出将逐渐减少，而用于购买工业品和服务的支出将逐渐增多，对工业的巨大需求将促进工业的迅速发展；二是从生产率角度看，随着工业部门的发展，工业部门为农业部门提供了很多现代投入品，提高了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而随着经济发展和农业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部门将变得相对越来越小，工业和服务部门将日益增大；三是从专业化分工角度看，分工和专业化不仅大大地促进新的工业行业的产生和现代化大工业的发展，而且将很多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职能和活动都渐渐地从农业部门中分离出来，从而使得非农部门变得越来越多，农业部门变得相对越来越小；四是从开放经济角度看，由于农业依靠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是受土地资源约束的，那些依靠自然资源优越而出口农产品等初级品来促进经济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这些[8]国家要成为发达国家也要通过工业化道路。库兹涅茨的经验研究（包括截面分析和历史分析）也表明，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与其工业化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工业化国家都经历了经济结构从农业为主向工业为主的转变。

上述发展经济学对工业化的研究，虽然接受了工业革命作为驱动工业化进程的动力因素，但从工业化界定和经典工业化理论来看，无法直接反映出工业革命的内容。因为上述工业化理论忽视了另一个重要视角，那就是从技术创新角度来阐释工业化。这项开拓性的工作是由张培刚教授来完成的。张培刚教授基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进一步认为：“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9]基于这样的定义，工业化是由工业革命而引起的生产要素组合从低级向高级的突破性变化的过程，这就自洽地将工业革命嵌入到整个工业化过程中。从历史上看，无论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机械化时代，还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电气化时代，都是突破性地推进了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或者说生产要素组合从低级向高级的变化，从而把人类带进了伟大的工业化时代，并不断深入推进工业化。基于张培刚教授对工业化的界定，新一轮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信息化时代，是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科技革命带来的基要生产函数的一次次突破性的由低级向高级的变化过程，因此也是工业化的深化过程。因此，无论是把新一轮工业革命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还是第四次工业革命，都只是工业化深化到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新时代，但并不能说明超越了工业化时代，当今世界仍处于工业化时代。发达国家近年来推进的“再工业化”战略，与其说是在“去工业化”后的“再工业化”，不如说是在开启工业化进程的一个新时代，一个信息技术主导驱动、智能制造为先导产业的工业化新时代。（二）工业化与工业现代化

从经济学角度看，工业现代化虽然不是一个严格的经济学概念，但在我国被作为“四个现代化”之一被广泛地使用。我们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界定工业现代化的概念：从现代化理论角度看，工业现代化可以描述为工业的现代性不断增强和工业的传统性不断降低的过程；从工业发展角度看，工业现代化则可以界定为在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下新兴工业部门不断产生和增长、原有工业部门持续变革和发展，并由此而导致工业结构变化和整体工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最终达到当今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

一个国家工业现代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但又不等同于工业化。从结构变化看，由于消费者需求模式、规模经济和生产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工业化过程既是一个国家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也是工业部门内部结构的变化过程，霍夫曼定律和钱纳里的截面研究都揭示了工业部门发展从初级消费品工业到资本品工业的时序性规律。而工业现代化只是指工业部门内部现代工业部门不断发展、传统工业部门逐步减少或者变革的部门结构现代化过程；从内容范围上看，工业化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的转变，还强调随着经济结构从农业为主向工业为主的转变而引起的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因而工业化被认为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整体战略选择；而工业发展或者现代化则相对狭义，主要分析工业本身的发展和现代化问题，探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是否和如何建立在当代最新的科学技术基础之上，工业的各项技术经济指标是否和如何达到当代世界先进水平。从判断标准上看，工业化侧重于描述一个国家或地区因工业发展而带动的整体经济增长，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随着工业在国民收入和劳动人口中份额连续上升而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因而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水平主要通过人均国民收入、第一和第二产业的产值和劳动人口在全国总量中所占比重的变化等总体经济发展指标来分析。而工业发展水平或者工业现代化水平则主要说明工业本身发展的程度，既包括工业数量问题，也包括工业素质变化，其衡量指标包括工业劳动生产率、工业技术装备水平、高技术工业产值占整个工业产值比重等一系列反映工业素质高低和工业[10]发展程度的指标。（三）工业革命与工业现代化

工业现代化是一个历史性的、动态的概念，虽然工业现代化过程具有时代特征和阶段性，在不同的阶段，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具体标志、工业现代化的具体内涵、工业现代化水平的评价标准是不同的，但是在历史上工业现代化整体是一个连续性的、没有止境的过程。而工业革命则是一次次的，具有“突变”的特征，每次革命类似一个“浪潮”，存在酝酿、突破、拓展、成熟等阶段。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工业现代化进程的推动，源自一次次工业革命“浪潮”的推动。每次“工业革命”都会推动一批新的工业部门的产生和发展，这些新的工业部门可以被认为是那个时代的“现代工业部门”，与之相对应，原有的工业部门可以被认为是“传统工业部门”。每次“工业革命”在促进现代工业部门产生和发展的同时，由于现代技术在传统工业中的应用和渗透，也会在不同程度上改进、完善和“扬弃”传统工业部门。这种工业革命推进了新工业部门产生和传统工业部门改造的变化过程，进而整体促进工业生产力的提升，最终体现为工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从16世纪手工工场兴起，特别是18世纪以炼铁技术和纺织机器的发明为基础的“工业革命”开始以来，世界工业发展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也就是工业现代化的三个阶段。第一次是以水力和蒸汽动力机器生产为特征的机械化“工业革命”，在这个时期，纺织、冶金、煤炭、早期的机械制造等工业部门相继产生和发展，进而开启了工业现代化进程第一个阶段——机械化阶段；第二次以电动力机器或电气化大生产为特征的电气化“工业革命”，在这个阶段得到大发展的工业部门包括电力、石油、化学、建筑、汽车制造、飞机制造等等，从而促进工业现代化步入了第二个阶段——电气化阶段；现在正在经历第三次以信息（数据）控制机器生产为特征的自动化、智能化“工业革命”，现代信息技术、材料技术、生物技术及综合集成技术不仅促进了电子元器件及配件、计算机及办公设备、通信设备、光机电一体化设备、机器人、新材料、航空航天器、生物制药等新的工业部门的产生和发展，而且成为传统工业现代化改造的技术基础，这些技术在机械、纺织、冶金、化工、轻工、食品等所谓的传统工业部门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与渗透，这把工业现代化带进了第三个阶段——信息化阶段。对于工业现代化进程而言，从工业生产工具角度看，机械化阶段的工业现代性的基本内涵在于用大机器工业生产取代手工业生产，电气化阶段的工业现代性体现为用电力动力机器取代蒸汽动力机器，而信息化阶段的工业现代性则表现为自动化、智能化设备对一般工业机械的替代。如果考虑到德国工业4.0的分类，实际上，德国工业1.0、2.0、3.0和4.0对应的是工业现代化的机械化阶段、电气化阶段、自动化阶段和智能化阶段。德国工业4.0更直接的是对工业的分类，因此，其更直接对应工业现代化的进程，而非工业化的进程。

综上有关工业革命、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关系的论述，因科技革命而产生的工业革命是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的动力源泉，迄今为止可以认为发生了机械化、电气化和信息化三次工业革命，进而由三次工业革命开启并推动了工业化的机械化时代、电气化时代和信息化时代和工业现代化的机械化阶段、电气化阶段和信息化阶段。虽然从工业化的时代和工业现代化的阶段划分看，二者是一致的，但工业化是指由工业革命引起的整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而工业现代化则是由工业革命引起的工业行业发展。三 新工业革命背景下中国制造强国战略

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新工业革命意味着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而对发达国家则是“再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新工业革命对于我国工业化进程而言，是一次重大历史性机遇。我国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而新工业革命催发了大量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为我国产业从低端走向中高端奠定了技术经济基础和指明了发展方向，为我国科学制定产业发展战略、加快转型升级、增强发展主动权提供了重要机遇。与以前积贫积弱的国情不同，我国综合国力已居世界前列，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庞大的制造基础，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具有了抓住这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历史性机遇的产业基础条件。同时，我国具有规模超大、需求多样的国内市场，也为新工业革命提供了广阔的需求空间。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增速远远超过其他发达国家，正得益于这样的市场优势。因此，面对新工业革命，我国可以乘势而上，抢抓机遇，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实现跨越式发展。

但是，新工业革命对我国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因为我国虽然是工业大国，但不是一个工业强国，工业现代化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其他工业强国，表现为：我国的工业结构亟待转型升级，工业主要还处于国际产业分工链条的低端，我国能够在规模和技术水平方面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还较少，我国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研究开发能力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工业劳动生产率较低，在出口产品构成中附加值高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低，我国工业产品质量亟待提高等。尤其是，我国创新能力与发达工业国的差距巨大，主要表现在：传统产业中的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基础软件严重依赖于进口和外资企业；新兴技术和产业领域对全球竞争的制高点掌控不够，支撑产业升级的技术储备明显不足；创新资源协同运作不畅，技术创新链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断裂脱节问题；企业创新动力不足，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有待提高；等等。这一切意味着我国现在[11]的基本经济国情仍是工业大国，还不是工业强国。从国际看，新工业革命正在重塑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和竞争格局，发达工业国积极推进“再工业化”战略，利用其在新工业革命中的先发优势，不断强化其在全球的竞争优势和在价值链上的高端位置，逐步形成对我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替代和产业转型升级高端下压态势，不利于我国经济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

因此，在新工业革命的背景下，我国需要在分析新工业革命给我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的前提下，制定出自己的工业强国战略，这既是应对新工业革命的需要，也是我国自身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促进中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型的需要。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2015年5月国务院颁发了《中国制造2025》。该战略是着眼于国内国际经济社会发展、产业变革的大趋势制定的一个长期的战略性规划和高端产业、技术进步的路线图。该战略以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重点，以促进制造业创新发展为主题，以提质增效为中心，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为主线，以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对重大技术装备需求为目标，通过实施国家制造业创新建设、智能制造、工业强基、绿色发展、高端装备五大工程，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我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中国制造2025》具体规划了未来发展的十大重点领域，具体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天航空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农业机械装备等。这实质上给未来中国工业发展，尤其是高端产业指明了具体的创新和成长的方向。同时，《中国制造2025》规划分三步走建设制造强国：第一阶段，到2025年，基本实现工业化，中国制造业迈入制造强国行列，进入世界制造业强国第二方阵；第二阶段，到2035年，综合指数达到世界制造业强国第二方阵前列国家的水平，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强国；第三阶段，到2045年，乃至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进入世界制造业强国第一方阵，成为具有全球引领影响力的制造强国。

推进制造强国战略，实施《中国制造2025》，应该着重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是完善技术创新生态，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制造强国战略的核心是提高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①修补制造业创新链，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一直是我国创新能力不高的突出表现，一般工业发达国家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可达30%～40%，而我国仅达10%左右。这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是我国创新链在基础研究和产业化之间存在断裂或者破损。美国构造国家制造创新网络（NNMI）时，将制造技术基础研究到商业化生产的过程划分为制造基础研究、概念验证研究、实验室试制、原型制造、生产条件能力培育、生产效率提升六个环节，提出NNMI旨在填补实验室试制、原型制造这两个环节的能力缺失。对于我国而言，由于受到科研事业单位体制机制的约束，科研项目往往是以课题结项而非转为现实生产力为目标，这个问题更为突出。因此，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破科研事业单位体制机制约束，围绕行业需求整合现有创新载体和资源，构建新型制造业创新平台，开展行业前沿和竞争性共性关键技术、先进制造基础工艺等方面的研发和产业化推进工作，弥补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之间的创新链缺失，这对于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强化制造业技术创新基础能力至关重要。②构建制造业创新网络，提高创新生态系统开放协同性。协同开放是有效创新生态系统的基本要求，但受体制机制约束，我国各类创新组织之间，包括政府、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中介机构和社区组织，在创新信息分享、科技人才使用以及创新资本流动等方面开放协同性都远远不够。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要深化行政、事业和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改革，按照市场化原则，强化政府、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各方面创新主体的充分互动，促进信息、人才和资金在各类组织之间有效流动，形成开放合作的创新网络和形式多样的创新共同体，从而有效利用全球各种组织的创新资源，完善创新条件，提升我国制造业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③改善中小企业创新的“生态位”，提高中小企业制造创新能力。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中小企业在制造创新生态系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不仅是科研成果转化的主力，而且大多数颠覆性技术创新都是由中小企业实现的。在制造业信息化成为制造业技术创新的主导趋势下，中小企业创新作用更为突出。但是，我国中小企业创新“生态位”的位势比较低，无论是创新资金获取，还是科技成果来源及政府的产业政策倾斜，相较于大型企业都处于劣势地位，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要深化行政体制和科研体制改革，进一步优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环境，从而为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创造更好的条件。④加强各层次工程技术人员培养，提高技术工人的创新能力。在制造业创新生态系统中，各层次工程技术人员的素质和能力是制造业基础工艺创新的决定性要素。世界工业创新强国都十分重视从领军人才到一线技术工人各个层次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对于我国而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要重点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改变“工科院校理科化”和单纯重视精英型的培育引进的教育模式，转向同时关注工程师、高技能工人和一般产业工人通用技能提升的政策导向，重点是构建由企业、大学、技工学校和改革服务机构共同组成的终身学习体系，从而动态地保持创新生态系统的基[12]础创新能力。

二是构建科学的政策机制，落实“中国制造2025”战略。落实《中国制造2025》，一定要坚持功能性产业政策主导。《中国制造2025》针对我国产业共性关键技术和前沿技术缺乏、技术转移扩散和商业化应用不够提出“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程”，针对我国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共性基础技术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提出了“工业强基工程”，针对适应绿色制造、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的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了“绿色制造工程”、“智能制造工程”和“高端制造工程”，并明确了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十大重点领域，这些工程项目的本质是为了解决表现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高端产业发展不足的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而制造业大而不强问题的根源在于创新能力不强，因此落实《中国制造2025》的关键在于培育和提升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实现从“跟随创新”向“领先创新”的转变。也就是说，制造强国建设核心是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相较于具体产业，创新能力是动态的、可持续的和根本的。相较于选择性产业政策更注重有针对性地补贴具体产业而言，功能性产业政策更强调建设产业发展的广义基础设施（包括物质性基础设施、社会性基础设施和制度性基础设施），推动和促进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维护公平竞争，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从而完善技术创新生态系统，提升整个产业和国家的创新能力。因此，功能性产业政策更符合《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功能性产业政策要求政府在推动制造强国建设过程中，避免急功近利地将工作重心放在大力扶持发展某些具体产业上，而是应该有长期战略视野，把工作重点放在完善制造业创新生态系统和基础性创新环境上。具体而言，推进制造强国建设的功能性产业政策重点如下：一是促进人力资源培育、发展多种形式的应用型职业教育；二是实行普惠政策，广泛减轻企业负担，特别注重改善小微企业经营环境；三是激励创新行为，促进产学研结合，加强对企业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四是针对切实的前沿技术、新兴技术和中小企业的创新领域，而非市场本身能够较好解决的成熟技术或者具体产业，可以采用补贴、税收优惠、贴息等形式的扶持性政策。其扶持政策目标并不人为主观地区分为研发和产业化两个环节，而应该统筹解决新兴技术和前沿技术的研发、工程化和商业化问题，以促进研发、技术标准和市场培育的协同推进。政府部门要对被补贴方进行严格的资金使用和项目过程评估，从而确保资金的使用效率和透明度。政府扶持资金规模不应过大，主要发挥对企业或[13]社会资金投入的“带动”作用。

三是加强制度创新和人力资本培育，加大“云网端”基础设施投资力度。面对新工业革命日新月异的发展，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人才结构，无论是管理制度还是基础设施，我国都存在全面不适应的问题。一方面，要深化教育、科技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围绕产业工人的技能提升培训、钻研精神奖励、创新导向激励、职业社会保障等方面建立完善相应的激励制度体系，逐步引导培育产业工人精益求精的行为习惯，最后形成超越制度的体现为“工匠精神”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

[14]念，完善人才激励制度，优化人才结构，大力实施知识产权和标准战略，强化无形资产保护，提升我国顺应新一轮科技和工业革命、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软实力”；另一方面，加快推进大数据、云技术、超级宽带、能源互联网、智能电网、工业互联网等各种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弥补我国智能基础设施发展的“短板”，提升我国顺应新一轮科技和工业革命、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硬实力”。

四是以智能制造为先导积极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①构建顺应智能化趋势的产业融合发展新体系。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背景下，智能制造的发展能加快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进一步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三次产业在融合发展中逐步实现转型升级，促进具有更高生产率的现代产业体系的形成。为此，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调整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由强调增长导向的规模比例关系向强调效率导向的产业融合和产业质量能力提升转变。要打破政府主管部门界限，突破只站在本部门角度思考产业发展的思维定式，鼓励生产要素和资源跨部门流动，以智能制造发展和打造智能制造体系为先导，促进农业向智慧农业转型和向服务业延伸，以服务智慧城市建设和智能制造发展为目标推动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大发展，培育城乡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新业态。②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智能制造发展新战略。我国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与以前积贫积弱的国情不同，我国综合国力已居世界前列，形成了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庞大的制造基础，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但是，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相对于世界主要工业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制造业智能化水平还相对落后。总体上我国制造业处于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和信息化并存的阶段，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企业的智能化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我国智能制造发展还面临许多突出问题，如感知、控制、决策和执行等核心环节的关键技术设备还受制于人，智能制造的标准、软件、网络和信息安全的基础还十分薄弱，各类智能制造管理模式还亟待培育推广，智能化集成应用领域非常有限，等等。因此，我国需要探索自己的智能制造发展战略，这个战略既要符合自己的制造业国情又要充分考虑到国际竞争环境和智能制造发展趋势。③借鉴“母工厂”做法，培育智能制造新组织。“母工厂”是日本制造企业集团在日本本土设置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最高的工厂，这些工厂不是仅仅从事生产的普通工厂，而是承担着开发试制、技术支援、先进制造技术应用和满足高端市场需求功能的战略单元，是国外子公司依托的国内技术创新种子基地。智能制造具有技术集成和工程密集特性，需要一批能够明确提出先进制造系统技术条件和工艺需求、具备与先进制造技术相适应的现代生产管理方法和技能的“现代核心工厂”，这个“现代核心工厂”就是智能制造技术在企业组织层面进行应用、互动和持续改善的平台。而这恰恰就是日本“母工厂”的定位功能。因此，我国需要借鉴日本“母工厂”做法，培育智能制造的“现代核心工厂”，奠定智能制造体[15]系建设的高效工厂组织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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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田芳萌、胡叶青、刘然、王黎民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4］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中信出版集团，2016。

［5］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信出版集团，2015。

［6］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

［7］高佩义：《产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区别和联系》，《郑州航空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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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郭熙保：《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1］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理论》（第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

［12］陈佳贵、黄群慧等：《中国工业现代化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3］黄群慧：《中国的工业大国国情与工业强国战略》，《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3期。

［14］黄群慧：《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制造业创新生态》，《光明日报》2016年4月27日。

［15］黄群慧：《制造强国建设要避免落入强选择性产业政策窠臼》，《光明日报》2016年5月11日。

［16］黄群慧：《以智能制造为先导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光明日报》2016年6月11日。

［17］黄群慧：《工匠精神的失落与重塑》，《光明日报》2016年6月29日。

[1] 虽然“产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在中文语义中有严格区分，是有区别的，因为产业一般划分为农业、工业和服务业这三次产业，显然“产业革命”要比“工业革命”内涵的外延大（参见高佩义《产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区别和联系》，《郑州航空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但是，在英语中产业和工业都是同一词，而且由科技创新引起的“产业革命”主要是指“工业革命”，狭义的“产业革命”就是“工业革命”，而广义的“工业革命”就是“产业革命”。因此“产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区分意义并不是很大。

[2] 马克思：《资本论》（节选本），人民出版社，1998，第155页。

[3] 佩蕾丝：《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田芳萌、胡叶青、刘然、王黎民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4] 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中信出版集团，2016。

[5] Fujimoto T.，“Architecture-Based Comparative Advantage：a Design Information View of Manufacturing”，Evolutionary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Review，2007，4（1）.

[6] 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

[7] 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第861页。

[8] 郭熙保：《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98～100页。

[9]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理论》（第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第191页。

[10] 陈佳贵、黄群慧等：《中国工业现代化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4～10页。

[11] 黄群慧：《中国的工业大国国情与工业强国战略》，《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3期。

[12] 黄群慧：《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制造业创新生态》，《光明日报》2016年4月27日。

[13] 黄群慧：《制造强国建设要避免落入强选择性产业政策窠臼》，《光明日报》2016年5月11日。

[14] 黄群慧：《以智能制造为先导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光明日报》2016年6月11日。

[15] 黄群慧：《工匠精神的失落与重塑》，《光明日报》2016年6月29日。  第一章新工业革命、制造的重新定义与中国制造业发展一 引言

由于不同的学者对经济技术发展过程的关注点不同，其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界定也会存在差异。以英国皇家工程院生物医学与生物工程学部主席Kitney院士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以系统生物学与合成生物学耦合为核心的生物技术突破正在酝酿人类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而以Rifkin为代表的未来学家认为，正在发展中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是基于互联网的通信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系统融合发展的结果。本文接受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观点，从工业生产所依赖的主导性制造系统的技术经济特征的角度来界定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是18世纪中后期以后因蒸汽机的改良和大规模应用而形成的机械化生产方式；第二次工业革命是20世纪早期出现的以“福特制”为代表的流水线生产方式；而当前方兴未艾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由于人工智能、数字制造和工业机器人等基础技术的成熟和成本下降，出现的以数字制造和智能制造为代表的现代制造技术对既有制造范式的改造，以及基于现代制造技术的新型制造范式，其核心特征是制造的数字化、智能化和个性化。

全球金融危机以后，除西方发达国家推动的新的全球投资贸易秩序形成、中国国内新一轮的市场化和收入分配改革等经济和社会性因素以外，“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制造技术的突破与发展，很可能是影响未来中国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和全球产业竞争力的最重要的技术性因素。“第三次工业革命”以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为基础，以现代基础制造技术对大规模流水线和柔性制造系统的改造为主体，以基于可重构生产系统的个性化制造和快速市场反应为特点，是一场嵌入在技术、管理和制度系统中的技术经济范式的深刻变革。“第三次工业革命”肇始于制造技术的突破和发展，但将先进制造技术转化为一国现实的产业竞争力和经济利益，是生产设备与现场操作者的能力结构、微观企业的管理系统和宏观的制度政策框架相互适应、协同演进的复杂过程。这场变革不仅会改变制造业的要素投入结构和制造业企业竞争的关键资源基础，还将改变制造业的产业组织形态和国家间产业竞争的范式，改变国家的比较优势条件，从而重塑全球经济地理和产业分工格局，并最终影响中国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赶超路径。

国内外工业发展的历史表明，某个国家（企业）所掌握的制造技术的先进性并不能完全决定该国（企业）的制造和制造业竞争力。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内涵及其经济社会影响的分析，必须适当突破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学科的理论范畴，通过与经济学和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跨学科对话与交流，构建更具包容性和自洽性的语言体系和研究框架。二 对制造和制造业经济功能的重新认识

按照传统的产业结构理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后期，都将伴随着制造和制造业经济地位的相对弱化。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从经济规模（而不是产业性质）的角度理解经济发展过程和产业结构变迁的理论，对于制造和制造业所承担的经济功能的理解是偏向悲观的。

按照经典的产业结构理论，由于工业化中后期工业的边际生产率不断下降，并最终低于服务业的边际生产率，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出现下降，而服务业的比重则逐步提升；从产业内部价值链的角度看，制造业不仅是价值链上价值创造能力最低的环节，而且常常是导致资源破坏、环境污染、血汗工厂等经济社会问题的根源。

与这些基本判断相对应的主流产业经济学和国际投资理论认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产业升级的过程就是不断把制造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转移，从而引导国内的经济资源向品牌经营和技术研发环节集中的过程；相应地，发展中国家产业赶超的过程就是不断由处于“微笑曲线”低端的制造环节向附加值更高的营销和研发环节跃迁的过程。

可以看出，主流产业经济学主张的通过“去制造”或“去制造业”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命题，严重依赖于三个相互关联的基本假设：①产业的规模（而不是产业的经济属性）对于经济发展是重要的；②制造和制造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必然低于其他的价值链环节和其他产业；③制造与营销、研发等价值链环节是相互独立的，各价值链环节在空间上的集聚和在企业内部的一体化都不会影响其他价值链环节的创值能力。

然而，随着技术进步和学术界对制造和制造业认识的深化，传统理论赖以成立的三个基本假设都受到了越来越严峻的理论和现实挑战。首先，制造业对于国民经济的贡献主要不是体现为制造业直接创造的价值或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而是体现为制造业所蕴含的生产性知识的复杂性。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机构的一份合作研究显示，在过去60多年间，由生产性部门的产品复杂性所反映的一国生产性能力，是所有预测性经济指标中能够最好地解释国家长期增长前景的指标，国家间的生产性能力差异能够解释国家间收入差异的至少70%，而专用设备、仪器仪表、医疗器械、化学工业和数控[1]机床等制造业是生产性部门中产品复杂度最高的行业。这种从能力视角重新阐释制造业经济功能的要点是，虽然制造业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但制造业本身所蕴含的生产能力和知识积累是关系一国经济长期发展绩效的关键。因此，制造业对于国民经济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该部门直接创造了多少经济价值，更体现在其对于国民经济长期增长的驱动作用。其次，工业的生产效率仍然存在大幅提升的空间。虽然现在制造业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足20%，但美国超过2/3的研发投资是在制造业部门实现的。也就是说，即便在以服务经济为主的美国，制造业仍然是国民经济中最具有创新活力和动态效率的部门。统计显示，1987～2010年，美国的制造业产出增长了46%，同期劳动生产率却上升了122%。这表明，制造业仍然能够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工作机会。最后，现代制造技术的发展使得制造已经不仅仅是“实现”创新的一个环节，而是直接成为创新体系的一部分，成为创新能力转化为产业竞争力的关键资源。在传统的创新模型中，产品生产的一般模式是“产品设计—产品开发—产品制造”。所谓的创新主要指的是实验室的产品设计和开发，制造的作用就是把创新转化为产品。而随着虚拟制造技术的发展，“设计、开发和制造”的一体化产品发展使传统的“线性”创新过程变为一体化的“并行”创新过程，制造现场像实验室一样成为创新的场所，制造资源成为企业创新系统的一部分。制造能力不仅决定了制造环节本身的竞争力，而且影响到了产品创新和设计环节的价值创造能力。例如，平板显示、数控机床、新能源电池等高技术产品的技术发源地都是美国，但日本、韩国和德国等国家在产品技术学习的基础上，通过制造技术的创新和改善，最终在产业竞争中赶超了美国，是制造能力的弱化最终侵蚀了美国在这些领域的技术[2]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讲的制造和制造业地位的提升，并不是传统制造和基于传统制造的传统制造业的地位提升。在产业结构和产业价值链上发挥核心作用的，是体现了“复杂生产性知识”的制造和制造业；具有更高生产效率和能够影响整个创新系统创新效率的制造，是应用了现代先进制造技术的先进制造和先进制造业。也正因为如此，金融危机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工业国家提出的复兴制造业的战略并不是恢复传统制造业的生产能力，而是加强其基于先进制造技术的先进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从复兴制造业的政策思路和手段看，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制定的“制造业复兴计划”、“美国制造业行动计划”和欧洲推出的“未来工厂计划”等一系列产业政策安排，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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