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讲话（语言学大师王力经典著作，一本现代汉语入门通俗读物，让您轻松掌握汉语基本知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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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讲话（语言学大师王力经典著作，一本现代汉语入门通俗读物，让您轻松掌握汉语基本知识。）试读：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和现象都有一定的“质”。这“质”是事物和现象内部所固有的一种规定性，它是许多性质、特征、特点的有机统一体，事物和现象就靠着这种规定性来和其他事物和现象分别开来。因此，我们要研究一种事物或现象，主要是研究它的“质”，研究它内在的规定性，也就是研究它所固有的那些特性。我们研究汉语，首先要了解汉语的特性，了解它和其他语言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固然，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作为社会现象来看，语言本身也有它的特性，那是一切语言所共有的特性（对于其他社会现象来说，是特性；对于一切语言来说，是共性）。因此，汉语和其他语言也有共同之点，拿这些共同之点来比较研究也是有益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了解汉语的特性，因为唯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彻底了解汉语的内部固有的规律。

依我们看来，汉语有三个特性：第一，元音特别占优势；第二，拿声调作词汇的成分；第三，语法构造以词序、虚词等为主要手段。现在分别加以叙述。

第一，汉语里的元音是占优势的。元音是和辅音并称的；元音又称母音，辅音又称子音。在许多语言里（例如西洋语言），辅音不一定和元音紧接，一个元音的前后可以带着三个以上的辅音，例如俄语вскрытъ（“开”“发现”）里和英语 splint（“裂片”）里都有五个辅音，至于一个音节里包括三个或四个辅音的，那就更为常见了。汉语的情形大不相同。在一个音节里，至多只能有两个辅音。而且，当它包含两个辅音的时候，必须是一个在元音的前面，一个在元音的后面，例如“班”字［pan］。辅音一定要和元音紧接；不可能两个辅音同时在元音的前面（如kla），也不可能两个辅音同时在元音的后面（如art），更不可能在元音前后都有两个辅音（例如klart）。严格地说，汉语元音后面的辅音只算半个。拿“难”字［nan］为例，［a］后面的［n］只念一半（前半），它并不像［a］前面的［n］那样完整。由此看来，实际上，汉语一个音节至多只能包括一个半辅音。所以我们说，汉语里的元音是占优势的。

因为汉语里辅音必须和元音紧接，汉族人民养成了这个习惯，当他们学习外国语的时候，遇到不和元音紧接的辅音就发生困难。例如一个北京人念俄语вскрытъ往往念成“弗斯克雷奇”（［fu sɿ kə lei tɕ‘i］），把原来的一个音节念成了五个音节。再举俄语里一个比较浅的词为例，例如книгa（“书”），许多人念成“克尼戛”（［kə ni ka］），也就是把该念两个音节的词念成三个音节了。汉人学外国语不容易学得像的地方，往往也就是汉语和外国语在语言结构上有差别的地方。

第二，汉语是拿声调作为词汇成分的。一切语言都有一种自然的声调，例如表示疑问的末了就常常用一个升调，表示陈述的终结就常常用一个降调，等等。这种自然的声调不算是词汇的成分，因为它们并没有词汇的意义。汉语的声调就不同了，它们是有词汇的意义的。例如“买”和“卖”，用国际音标标下来都是［mai］，它们之间的差别只在声调上。但是，这个差别可大了，拿北京话来说，［mai］念低升调表示给钱取物，［mai］念降调表示给物取钱，恰好是相反的两件事。在汉族人民看来，音同调不同（如“买”“卖”）和调同音不同（如“卖”“送”）是同一性质的两件事；因为都能影响词义的不同。外国人学汉语，对于声调最感困难。一不留神，就会把“买马”说成“卖麻”，等等。外国人难学的地方，也就是汉语特性所在的地方。

第三，汉语的语法构造是以词序、虚词等为主要手段，而不是以形态变化为主要手段的。我们知道，世界上有些语言的语法是有很复杂的形态变化的。拿俄语来说，名词和形容词有变格，动词有变位，语尾的变化是多种多样的。汉语里并没有这些变化。在西洋，小学生在学校里要背诵名词变格表、动词变位表；中国的小学生不需要这样。

但是，我们不能从这里得到一个结论，说汉语没有语法。外国人学习汉语，常常遭遇一些困难。例如词序弄错了（不说“猫比狗小”而说“猫小比狗”等），虚词用错了（不说“他为什么不来呢”而说“他为什么不来吗”），单位名词用错了（不说“一棵树”而说“一个树”）。这就证明了汉语是有结构规律的。语言的结构规律就是语法。

我们又不能从这里得出一个结论，说不以形态变化为主要手段的语言是低级的语言。语言是工具、武器，人们利用它来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汉语语法虽然在形态变化上显得比较简单些，但是它在别的结构形式上却又比较复杂些，它并不贫乏，千万年来汉族人民利用它来互相交际，交流思想，从来没有感觉到它有什么不够用的地方；正相反，我们人人都感觉到汉语是一种丰富、严密、表现力很强的语言。

以上所说的三种特性并不能概括汉语的一切特性，我们只拣最主要的来说。在东方和汉语有亲属关系的诸语言也往往具备这三种特性（如越南语）。我们说汉语有这三种特性，意思只是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大多数语言不具有这些特性，并不是说除汉语外没有任何语言具备这三种特性。相反地，东方诸语言许多是和汉语有亲属关系的，它们如果和汉语一样地具备这些特性，那也是很自然的。

过去，西方语言学家对汉语持有另外一种看法。他们认为，汉语是单音的，孤立的，分析的。

所谓单音的，就是说汉语里每一个词都只有一个音节，例如“天”［tʻien］、“地”［ti］等。其实，汉字虽然代表单音，汉语里的词却自始就不纯然是单音的。例如，《论语》里就有“天下”“百姓”“夫子”“大夫”“夫人”“草创”“讨论”“修饰”“润色”等复音词，这些词多数由仂语转成，数千年来新复音词的构成还是离不了这一种构词法。我们承认，古代汉语里的单音词是相当多的，可以说是单音词占优势的一种语言。但是，到了唐代以后，特别是到了现代，情形可不同了，由于复音词的大量增加，复音词的数量已经大大超过了单音词的数量。这是不容怀疑的事实。

所谓孤立的，是指一个个的“词根”堆砌成句，由词的位置来决定词性。其实就上古汉语来说，这话已经不很适当。因为虚词如“于”“以”“乎”“哉”“矣”“也”之类绝不能认为“词根”。就中古汉语来说，尤其是就现代汉语来说，更不能说了，因为像带着词尾“儿”和“子”的名词（“门儿”“刀子”），带着词尾“们”和“么”的代词（“他们”“那么”），还能说它们只是“词根”吗？①

所谓分析的，是指依靠介词（前置词）、代名词、助动词等来表示语法关系。分析的反面是综合。综合语只依靠词的内部变化来表示语法关系，不需要介词、代名词、助动词等。例如拉丁语 ueni 等于汉语“我已经来了”，汉语用“我”字表示第一人称单数，用“已经”表示过去，而拉丁语是把“我”和“已经”的意思在 ueni 这一个词本身的变化中表现出来。（词本身的变化叫作“屈折”，因此，综合语又称屈折语。）在汉语和拉丁语的对比中，我们显然见到汉语是分析的，拉丁语是综合的了。在这一种意义上说，西洋语言也逐渐朝着分析的方向走，特别是英语、法语等。例如拉丁语 ueni 译成英语是 I have come，译成法语是 je suis venu，还是用了代名词和助动词。在现代语言中，纯粹综合的语言是很少了，只是分析的程度不同罢了。再说，汉语也不是纯粹分析的。拿现代汉语来说，动词词尾“了”表示行为的完成，“着”表示行为的持续，也就是综合的例子。

说汉语是单音语、孤立语、分析语，其实不是三件事，而是一件事。从西洋语言的角度来看，汉语是缺乏屈折形式（即词的内部变化）的。屈折形式往往在一个词的最后一个音节发生变化，汉语的词既然被认为都是单音词，就不可能有屈折形式；既然没有屈折形式，就只剩下一个“词根”，而成为孤立语了；既然只剩一个“词根”，许多语法关系都无从表示，就非借助于代名词、介词、副词、助动词、语气词之类不可了。但是，如上文所说，事实证明了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

西方有的语言学家说单音语是低级的语言，屈折语是高级的语言。马尔的语言发展阶段论里，也把汉语归入“合成型”（等于说“孤立语”），算是现存语言中最低级的阶段。②这些是对汉民族和许多东方民族的污蔑。其实每一种语言都有它的内部发展规律；语言作为交际的工具，我们应该看它整个的社会作用，而不应该抓住语法构造的某一方面去衡量某一语言是高级或低级的语言。现代英语一天比一天单音化、孤立化、分析化了，英美某些语言学者如果再坚持单音语、孤立语或分析语就是低级语言的话，他们自己的语言也就非归入低级不可。于是西方语言学家如叶斯泊生③等人又换了一个相反的说法，他们拿英语作为衡量语言进步性的尺度，以为沿着分析方向前进的语言才是进步的语言。有人甚至利用这种虚妄的邪说来为自己的侵略政策辩护。我们对汉语的正确态度应该是：一方面坚决驳斥单音语是低级语言的荒谬理论，把爱国主义贯彻到语文教学中去；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叶斯泊生一派的错误观点，把分析语认为最进步的语言，因而贬低了综合语的地位。总之，我们要重视语言发展形式中的特性。共同的语言是民族的特征之一；汉语的特性就体现着汉族的特征。可见我们研究汉语的特性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研究工作了。第二节汉语的亲属及其方言分类

我们说甲语言和乙语言有亲属关系，意思是说它们有共同的来源。斯大林说：其实不能否认语言的亲属关系，如各种斯拉夫民族语言的亲属关系是无疑地存在的；研究这些民族语言的亲属关系，是会使语言学在研究语言发展规律方面有很大益处的。④

俄语、波兰语、捷克语、保加利亚语等，都属于斯拉夫语系，因此它们是有亲属关系的。汉语的亲属是哪一些语言呢？就中国境内来说，少数民族的语言，许多是和汉语有亲属关系的，如苗语、瑶语、僮语、黎语、傣语、藏语等。就中国境外来说，暹罗语、越南语、缅甸语等，也是和汉语有亲属关系的。这些语言所属的语言系族，西洋人把它叫作藏缅语系（以藏语、缅语为代表），或印支语系（由印度支那得名）。我们认为应该叫作“汉藏语系”，因为在这一个语系里，汉语是最主要的一种语言。

世界语言的系族略见下页的表。⑤

在这一个表中，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汉语所在的位置。“世界语言”这四个字只表示世界上有这些语言，并不是说世界上所有语言都同出一源。因此，汉语的亲属语言只限于汉藏语系之内。

侗傣语族主要分布在广西、云南、贵州、海南岛等处，包括侗语、水语、莫语、僮语、布依语、傣语、黎语等。苗瑶语族主要分布在湘西山地、广西、贵州、云南和广东西部山地，包括苗语、瑶语等。藏缅语群就中国境内来说，主要分布在西藏、四川、青海、云南、贵州等处，包括藏语、景颇语（卡亲语）、茶山语、浪速语、纳苏语、撒尼语、阿细语、拿喜语（么些语）、民家语等。这些语言都是汉语的亲属。

现在谈到汉语方言的分类。汉语方言，应该分为多少类呢？由于方言调查工作没有完成，我们还不能确定。大致说来，可分为五大系。（一）官话方言，即华北方言、下江方言、西南方言⑥

1. 冀鲁系　包括河北、山东及东北等处。

2. 晋陕系　包括山西、陕西、甘肃等处。

3. 豫鄂系　包括河南、湖北。

4. 湘赣系　包括湖南东部、江西西部。

5. 徽宁系　包括徽州、宁国等处。

6. 江淮系　包括扬州、南京、镇江、安庆、芜湖、九江等处。

7. 川滇系　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北部、湖南西部。（二）吴语⑦

1．苏沪系　包括苏州、上海、无锡、昆山、常州、湖州、嘉兴等处。

2．杭绍系　包括杭州、绍兴、余姚、宁波等处。

3．金衢系　包括金华、衢州、严州等处。

4．温台系　包括温州、台州、处州等处。（三）闽语

1．闽海系　包括福州、古田等处。

2．厦漳系　包括厦门、漳州等处。

3．潮汕系　包括潮州、汕头等处。

4．琼崖系　包括琼州、文昌等处。

5．海外系　指华侨的闽语，在新加坡、暹罗、马来半岛等处。（四）粤语

1．粤海系　包括番禺、南海、顺德、东莞、新会、中山等处。

2．台开系　包括台山、开平、恩平等处。

3．西江系　包括高要、罗定、云浮、郁南等处。

4．高雷系　包括高州、雷州等处。

5．钦廉系　包括钦州、廉州等处。

6．桂南系　包括梧州、容县、贵县、郁林、博白等处。

7．海外系　指华侨的粤语，在美洲、新加坡、越南、南洋群岛等处。（五）客家话

1. 嘉惠系　包括梅县、惠阳、大埔、兴宁、五华、蕉岭、丰顺、龙川、河源等处。

2. 粤南系　散布台山、电白、化县等处。

3. 粤北系　散布曲江、乳源、连县一带。

4. 赣南系　在江西南部。

5. 闽西系　散布福建西北一带。

6. 广西系　散布广西东部、南部各县。

7. 川湘系　散布四川、湖南等处。

8. 海外系　指华侨的客家话，大部分在南洋、印尼。

上列五大系，其畛域颇为清楚；⑧至于每系所分诸小系，则系初步调查的结果，还未能作为定论。

方言区域和政治区域不一定相当。河北、山东虽分两省，其方言可认为同属官话系；常熟与南通（城内）不但同属一省，而且仅隔一江，但其方言却分属吴语与官话两系。再说，为了迁徙的关系，两种不同的方言是可以同存在于一个小区域之内的。例如一县甚至一村之内，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言。客家话之在广西，大都散布各地，并不能独占一个区域，就是方言可以杂处的证据。

从表面上看，方言的区域是很难分的。假定有某字，其读音因地而异，如下表：甲地ka乙地koga丙地go丁地

若以声母而论，我们该认甲地与乙地为同系，丙地与丁地为同系；若以韵母而论，我们又该以甲、丙两地为同系，乙、丁两地为同系。这样，就语音方面划分汉语方言的区域，好像是做不到的。至于词汇、语法两方面，也有类似的难关。

那么，我们凭什么能把方言分类呢？要分语言为某某几系，必须先替每系下一个定义。依汉语情形而论，方言的分类最好以语音为标准，因为语法的分别很微，而词汇的分别也不太大。我们如果在语音方面替某语系下一个定义，那么，凡合于这定义的就归此系，问题就解决了。例如吴语的定义该是：1．有浊音［b‘，d‘，g‘，v，z］，与古代浊音系统大致相当；2．无韵尾［-m，-p，-t，-k］；3．声调在六类以上，去声有两类。

像这样下了定义之后，当然也有少数方言是在交界线上的。例如江苏丹阳没有［b‘，d‘，g‘］，却合于吴语其余一切条件。这种方言我们只好叫它“准吴语”了。

①契科巴瓦教授在他的《语言学概论》里说“不变化的词好像词根”，并举汉语为例（183页）。我们认为这一段话是值得商榷的。参看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十一册“汉语”条，那里的说法是和契科巴瓦教授的说法有出入的。

②参看安德烈也夫的《马尔的语言学说》，徐沫译，大众书店版，第21页。又龙果夫教授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俄文本，第24页，引马尔的理论，分世界语言为三大类，低级是合成型，中级是接合型，高级是屈折型；又第22页引马尔派论汉语语汇语法的“原始性”。龙果夫教授对此加以驳斥。

③叶斯泊生是丹麦人，但他的专门研究是英语。

④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第32页。

⑤参看伊凡诺夫：《语言的谱系性分类与语言亲属的概念》，第20—53页。又罗常培：《国内少数民族的语言系属和文字情况》，见《科学通报》二卷五期，第491—492页。

⑥这几种方言从前叫作“官话”。以下的叙述，为了简便，仍沿用旧称。

⑦这里的“吴语”是采用的一般叫法，严格地说，该叫“吴方言”。

⑧但也有人以湘语独立为一系。第二章语　音第一节汉语与四呼

汉语每字只有一个音节。例如“良”字，译成拉丁字母该是 liang。

仔细观察起来，“良”字第一个音素 l 是一个辅音，也叫作声母（在中国音韵学上，我们称这一类字的第一个音素为声母）。第二个音素 i 是一个“半元音”，严格地说起来，该写作［ĭ］或［ɿ］。第三个音素 a 是“良”字的主要元音，换句话说，就是“良”字的主要骨干。第四个音素 ng（ng只算一个音素，国际音标写作［ŋ］）是一个辅音，其实只念半个。从第二至第四音素，在中国音韵学上，我们称为韵母。

又如“高”字，译成拉丁字母该是 kau。仔细观察起来，第一个音素 k 是一个辅音，是声母；第二个音素 a 是主要元音；第三个音素是一个短弱的元音，可称为次要元音。

有一点应该特别注意：在一个汉字里，如果似乎有两个以上的元音，则其中必有该认为“半元音”或“次要元音”的。次要元音与半元音都很短很弱，不能自成音节，必须附加于主要元音之前或之后才成音节。例如“表”字，译成拉丁字母该是 piau，我们必须把 i 与 u 念得很短很弱，然后“表”字只算包含一个音节，合乎一字一音的原则。如果把它们也念得像 a 音一样长和一样强，那么成为 pi-a-u，该说是一字三音，就不像汉语了。

为方便起见，我们把主要元音称为“韵腹”；韵腹前面的半元音称为“韵头”；韵腹后面的次要元音或辅音称为“韵尾”。有些字是韵头、韵腹、韵尾兼备的，例如刚才所举的“良”（liang）字，又如：“先”sian，“宣”syan，“酸”suan，“飘”p‘iau，“姜”kiang；

有些字是只有韵头、韵腹，而没有韵尾的，例如：“借”tsie，“过”kuo，“卦”kua，“话”hua；

有些字是只有韵腹、韵尾，而没有韵头的，例如：“高”kau，“东”tung，“根”ken，“来”lai；

有些字是只有韵腹而没有韵头、韵尾的，例如：“路”lu，“基”ki，“波”po，“怕”p‘a。

汉语有了这种特性，于是中国音韵学上有“四呼”的说法。让我先介绍四呼的名称与清初音韵学家潘耒所下的定义：（一）开口呼　初出于喉，平舌舒唇；（二）齐齿呼　举舌对齿，声在舌腭之间；（三）合口呼　敛唇而蓄之，声在颐辅之间；（四）撮口呼　蹙唇而成声。

这种说法似乎很神秘难懂，其实，如果我们另换一种说法，就非常容易懂了：（一）开口呼　仅有韵腹［a］，［o］，［ə］，或［a］，［o］，［ə］后面带有韵尾者；（二）齐齿呼　韵头或韵腹是［i］；（三）合口呼　韵头或韵腹是［u］；（四）撮口呼　韵头或韵腹是［y］。

四呼的学说仍有保存的价值，因为它是汉语一字一音的自然产品，拿它去说明汉语字音的演变与方音的异同，是很方便的。

就历史上看，有许多字是古属彼呼，今属此呼的，而各地方言的演化又各有不同。例如“真”“侵”两韵，在古代是属于齐齿呼的，现代只有闽语与部分客家话能完全保存齐齿呼，在官话与吴语里就有一部分变入开口呼，粤语则完全变了开口呼。今用较严格的音标（即国际音标）列表举例，表见下页。韵　部真　韵侵　韵例　字真陈身新亲针沈深心今ts‘ȡ‘iĕ̯tɕi̯əȡ‘i̯ətɕi̯ĕnɕiĕ̯nsi̯ĕnɕi̯əmsi̯əmkiə̯m中古音i̯ĕnnmm闽　语tɕ‘tɕiŋtiŋsiŋsiŋtɕiŋtiŋtɕ‘iŋsiŋkiŋiŋ（福州）客家话(惠ts‘tʃintʃ‘inʃintʃimtʃ‘imtʃ‘imsinsimkim阳）in官　话tɕ‘ʂənʂəntʂəntʂ‘əntʂəntʂ‘ənɕinɕintɕinin（北京）吴　语ts‘zənsənzənsəntsənsintsənsintɕiənin（苏州）粤　语tʃ‘tʃɐntʃ‘ɐnʃɐnʃɐntʃɐmtʃ‘ɐmʃɐmʃɐmkɐmɐn（广州）

北方官话与吴语都具备四呼。客家话没有撮口呼，故实际上只有三呼。在西南官话、粤语与闽语当中，有些方言是具备四呼的，如四川、广州、福州；另有些方言是缺少撮口呼的，例如云南、贵州的大部分、广西南部与厦门。撮口呼必须有元音的［y］（韵腹）或半元音的［y］（韵头）。这［y］乃是［i］与［u］的混合音，舌的姿势像［i］，唇的姿势像［u］，并不是十分普通的音。俄语与英语里就没有它。德语虽有元音的［y］，却也没有半元音的［y］。法语才是二者兼备的。单就有无撮口呼而论，我们可以说：北方官话、吴语、广州话、福州话类似法语；客家话、厦门话、广西南部和云南、贵州大部分的话类似俄语与英语。

在汉语里，所谓韵头的［i，u，y］，不一定是真正的［i，u，y］，有时候可以是［e，o，ø］。例如“良”字，在某一些方言里可以念成 leang，而我们仍旧觉得它是齐齿呼。为求语音系统的整齐，也不妨认它为齐齿呼。其他合口撮口，亦可由此类推。

反过来说，有些字首的半元音，虽像韵头，但其辅音性甚重，亦可认为声母，同时此字可认为属开口呼。例如广州的“任”（jɐm）字，其中的［j］可认为声母，全字可认为属开口。

韵尾的［i］或［u］也不一定是真正的［i］或［u］，有时候可以是［e］或［o］。例如北京的“来”字，唱起来往往是 lai，在日常谈话里往往是 læ；“高”字唱起来往往是 kau，在日常谈话里往往是 kao。

四呼与声母也有关系。就全国而论，撮口呼是不在破裂音［p，p‘，b，m，t，t‘，d，ŋ］之后出现的。就北京而论，［tʂ，tʂ‘，ʂ，ʐ，k，k‘，ts，ts‘］之后没有齐撮，［tɕ，tɕ‘，ɕ］之后没有开合。

四呼与韵母也有关系。有韵尾［i］或［y］的字往往没有齐撮呼，有韵尾［u］的字往往没有合口呼。潘耒一派的人以为一音必有四呼，只算是一种空谈。第二节汉语与四声“四声”就是汉语字音里的四种调子。我们试看英文 in 字，任凭你把它念成几种调子，它的意义不会变更。汉语就不同了：同是 in 音，只因念起来调子不同，就可以有“因”“寅”“引”“印”的分别。但“因”“寅”“引”“印”只是现代语的四声，不是古人所谓四声。

依古代的说法，四声各有其名称：（一）平声；（二）上声（“上”字该读如“赏”）；（三）去声；（四）入声。古代平、上、去、入的标准调子是怎样，现在很难考定。至于现代各地的方言里，四声的演变也各有不同。官话系多数没有入声（北京“利”“力”无别，“时”“实”无别），其余各系方言则平、上、去、入都有。又因古代清浊音的影响，往往使一个声调演化为两个声调。例如官话的平声演化为阴平阳平两种，故虽失掉入声，仍存四声。客家话非但平声有两种，入声也分阴阳，共成六声。闽语非但平入有两种，连去声也有两种，共成七声。吴、粤往往能有七声或八声；其有八声者，就是平、上、去、入各分阴阳。广州入声分三种，因此共有九声。广西南部入声有分为四种者（例如博白），于是共有十声。

为方便起见，我们把阴平、阴上、阴去、阴入称为阴调类；阳平、阳上、阳去、阳入称为阳调类。阴调类大致与古代清音相当，阳调类大致与古代浊音相当（p，t，k，f，s一类的音叫作清音，b，d，g，v，z，m，n，l一类的音叫作浊音）。但是，所谓相当，并不是说现代的阴阳调类的分别就是清浊音的分别。固然，就吴语而论，阴调类同时就是清音，阳调类同时就是浊音；但若就官话、粤语、客家话而论，阳调类的字多数仍是清音，这因为浊音早已消失，我们只能从阳调类窥见古代浊音的系统而已。

就物理学上说，声调只是“音高”（pitch）的升降关系。请特别注意“升降”二字。汉语每字的声调虽是音的高低（不是强弱），但并不一定像歌谱上每字只配一个音符的样子。绝对音高固然用不着，相对音高也还不一定是汉语声调的主要特征。它的主要特征乃在乎其音高的升降状态。汉语的字调，很少是自始至终只在一个音符上头的。有时候，某一种字调颇像始终只在一个音符上头，例如北京的阴平声；但大多数的字调都需要两个以上的音符去表示它。当然，如果需要两个以上的音符，则每音符可以短到像十六分音符（或更短）。例如：

北京的阴平是一个“横调”，因为它是自始至终横行，不升也不降的（大致如此）。横行是它的特征；念它配ċ（do）固然可以，念它配 b（si）也未尝不可，只要你念得不升不降，北京人听起来，就觉得是阴平声了。北京的去声是一个“降调”，因为它是从高音降至低音的。降是它的特征；从ċ（do）降至 e（mi）固然可以，从 a（la）降至 d（re）也未尝不可。降的起止点不拘，起点与止点间的距离也不拘。总之，中国各地汉语一切字调都可用“升”“横”“降”“高”“中”“低”六个字去形容它们。例如北京的阴平可称为高横调，天津的阴平可称为中横调，广州的阳平可称为低横调，北京的去声可称为高降调，苏州的阴去可称为“高降、低横又稍升”调，等等。

关于声调的升降，上面五线谱还是不切当的。它从高音至低音，或从低音至高音，并不是跳过去，只是滑过去，是所谓“滑音”。譬如拉提琴，如果想要把北京“意”字的调子拉得很像，你的左手的指头不该先按ċ位再按 e 位，却该从ċ至 e 一直滑过去，以致介乎二者之间的一切音调都被你拉了出来。

有时候，单靠音的高低，也可以为声调的特征。例如北京的阴平与“半上”（在句中，上声往往只念一半）都是横调，不过阴平是高横调，“半上”是低横调。由此看来，它们的分别仅在高低。但是，这里所谓高低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这好比唱歌或奏乐：任凭你把全部字调都换一个基调，听起来仍旧顺耳。又如女人的声音较高，男人的声音较低；女与女之间，或男与男之间，声音高低也不能一律。不要紧，你唱你的女高音，我唱我的女低音，张三唱他的男高音，李四唱他的男低音，大家都是对的。

中国各地声调的系统相差不算很远，因为都是从古代四声演化而来的。例如“天”字，全国都把它念入阴平。但是，阴平只是声调的一个名称，等于代数的 x；至于各地的阴平是怎样一个调子，却等于实际的数目。各地的阴平，念起来各不相同，好比你的 x=3，我的 x=4，他的 x=5。不要紧，大家都不错。例如北京的“天”字念成高横调，桂林的“天”字念成中横调，梅县的“天”字念成中升调，都不算错；因为北京把一切的阴平字都念成高横调，桂林把一切的阴平字都念成中横调，梅县把一切的阴平字都念成中升调，各有各的系统。

由此看来，我们不该说某地的人把某字误读某声（例如北京人说梅县人的“天”字误读阳平，或说重庆人的“寅”字误读上声）。我从前曾举过一个很浅的譬喻：譬如甲校一年级的级旗是黄的，二年级是红的，三年级是蓝的，四年级是绿的；乙校一年级的级旗是红的，二年级是黄的，三年级是白的，四年级是蓝的。乙校的学生看见甲校一年级的学生拿着黄旗，就说：“甲校奇怪极了，他们一年级的学生都用二年级的旗子！”这岂非类推的谬误？

各地的声调虽不能一律，但是，就普通说，阴调类往往较高，阳调类往往较低；吴语里这种情形更为明显。不过也不能一概而论。例如天津的阴平比阳平低，客家话的阴入比阳入低，都是与普通情形相反的。

四声当中，入声自成一类。平、上、去声都可以念得很长，只有入声是一种促音（湘语入声不促是例外）。吴语的入声是在元音之后来一个“喉闭塞音”（苏北官话之有入声者，亦同此类）；粤语与客家话的入声是在元音之后来一个［-p］、［-t］或［-k］；闽语（闽南话）兼吴、粤之长，入声共有四种收尾。依传统的说法，每音必有四声，例如“乾、赶、幹、葛”就是平、上、去、入相配的四个字。关于这点，平、上、去都没有问题，至于入声就不大妥当了。试以上海音而论，“乾、赶、幹”是［kø］，“葛”是［kəʔ］，并不相配。又试以广州音而论，“乾、赶、幹”是［kon］，“葛”是［kot］，也并不十分相配。可见入声是自成一个系统的，拿它来配其余三声，未免有几分勉强；不过，传统的说法如此，我们也不必翻案了。

声调有字调与语调之分：一个字单念时是这个调子，与别的字连念起来，可以变成另一个调子。单念是所谓字调，连念是所谓语调。例如在北京话里，“北”字单念是上声，“河北”的“北”字也念上声，这是语调与字调相符的；但“北京”的“北”字念半上（上声的一半），“北海”的“北”字却变了阳平。又如在苏州话里，“套”字单念是去声，“圈套”的“套”也念去声，但“套鞋”的“套”却变了阴平。凡语调与字调不符的，叫作变调。

在汉语里，声调比其他语音成分更为复杂。例如北京、天津的声母韵母大致相像，而声调则不大相同。这大约因为声调仅是声音高低升降的关系，比声母韵母更容易发生变化的缘故。第三节各地语音的异同

譬如你是一个北京人，念英文的 bin（箱）字，像北京话的“宾”，一个上海人听见了，就说你不对，并且说应该念像上海话的“贫”。其实大家都不对；因为大家都只念对了一半。单就声调而论，是北京人念对了，上海人念得太低。单就清浊音而论，是上海人念对了；bin 里的［b］本是浊音，北京人念了清音。单就吐气不吐气而论，却又是北京人念对了，bin 里的［b］本是不吐气的，上海人念了吐气音。

从这个例子看来，可见各地语音的歧异有时候是一般人所不能了解的。每一个人，当他学习别处的语音的时候，往往是不知不觉地拿他自己认为相同而其实不相同的语音，去冒充别人的语音。但是，当你自己认为已经念对了的时候，别人偏能辨别你是冒充；所以外国人用拉丁字母翻译北京“宾”字的音不是 bin 而是 pin，翻译上海“贫”字的音也不是 bin 而是 b‘in。

这是中国人学外国语的例子。此外我还可以举出许多中国甲地的人学乙地的话的例子。广州人以为广州的“同”字等于上海的“同”字，其实有清浊音的分别。苏州人以为苏州的“梅”字等于北京的“梅”字，其实除了声调不同之外，音素也不全同：苏州的“梅”是［mε］，北京的“梅”是［mei］。北京人以为北京的“死”字等于上海的“事”字，其实有清浊音的分别。广州人以为广州的“试”字等于北京的“事”字，其实广州的“试”字不卷舌，北京的“事”字卷舌。这种情形，也是骗不过本地人，甚至骗不过本地的小孩子。一个北京人到上海，把上海的“事”念像北京的“死”，上海的小孩听了也会摇头。

中国方言的复杂，大家都晓得；但如果你肯仔细研究，就会觉得简单些。首先我们该注意：话学不好，有时因为词汇不对，有时因为声调不对，有时因为音素不对。譬如上海人初到北京，把“脸”叫作“面孔”，纵使声音念得非常正确，仍不算是北京话。但这是词汇的不对，与语音毫无关系，我们在本节里，应该撇开不谈。至于成都的“慢”字，念起来不像北京的“慢”，这是声调的不同；苏州的“先”（sie）字不像北京的“先”（ɕien），这是音素不同；梅县的“良”（liong）字不像北京的“良”（liang），这是声调音素都不相同。声调或音素的异同，才是本节讨论的对象。

就最大的轮廓而论，各地的方音有下列几个异点。（一）清浊音或阴阳调类的分别霸罢　拜败　贝倍　报暴　半伴　变辩　布步　贩饭　粪愤　讽凤　富父　戴代　到道　斗豆　旦蛋　当荡　凳邓　帝弟　钓调　订定　妒度　对队　断段　顿钝　冻洞　贵跪　耗号　汉汗　化话　记忌　救舅　建件　箭贱　进尽

官话（大多数）：完全不能分别。

吴语：清浊音及阴阳调类都能分别。

闽语：有些能分，有些不能分。

粤语：阴阳调类能分别，但一律念成清音，无浊音。

客家话：清浊音及阴阳调类都不能分别；但其声母为［p-，t-，k-］者，则以吐气不吐气为分别（前字不吐气，后字吐气）。（二）“知”类字与“资”类字的分别知资　中宗　试四　迟词　初粗　衫三　痴雌　诗思　施斯

官话（一部分，例如北京）：完全能分别。

吴语：不能分别。

闽语：往往不能分别。

粤语（除广州一带）：大致能分别。

客家话：有些地方，除“初粗”①一组外，都能分别；另一些地方，则完全不能分别。（三）“京”类字与“精”类字的分别②京精　姜将　腔枪　香箱　继济　旧就　见箭　期齐　希西　献线　坚煎　件贱

官话（大多数）：完全不能分别。

吴语、闽语、粤语、客家话：完全能分别。（四）韵尾［-n，-ŋ］的分别宾兵　贫平　民名　银迎　痕恒　邻陵　新星

官话（一部分，例如北京）：完全能分别。

吴语：完全不能分别。

闽语：福州话不能分别，厦门话能分别。

粤语：完全能分别。

客家话：一部分在韵腹上能分别（“民名”“银迎”）。（五）韵尾［-m，-n］的分别甘干　谦牵　担单　添天　庵安

官话、吴语：完全不能分别。

闽语（闽南话）、粤语、客家话：完全能分别。（六）入声韵与非入声韵的分别毕闭　不布　迫破　僻譬　仆蒲　木暮　腹富　惕涕　突屠　托拖　拓唾　匿腻　诺懦　立吏　鹿路　律虑　割歌　各个　刮瓜　郭锅　渴可　哭枯　合何　划话　或祸　激基　稷际　接嗟　戚妻　乞起　泣气　缉砌　屈区　吸希　悉西　舄细　协鞋　泄泻　只支　陟至　嘱主　祝注　尺耻　斥翅　插叉　出初　触处　失师　拾时　式世　涉射　蜀暑　述树　作做　凿座　促醋　撮挫　撒洒　肃素　索锁　揖衣　乙椅　益意　翼异　鸭鸦　叶夜　屋乌　物务　挖蛙　握卧　玉御　域喻

官话：或完全无分别（如北京），或多数字仅在声调上有分别（如川滇系官话，入声往往混入阳平），或完全能分别（如江淮系官话）。

吴语、闽语、粤语、客家话：完全能分别。（七）入声韵尾［-p，-t，-k］的分别［-p，-t］ 执质　蝶迭　帖铁　纳捺　蜡辣　笠栗　湿失［-p，-k］ 立力　及极　劫结　习席　歙隙　汁织　十食［-t，-k］毕壁　末莫　密觅　七戚　实蚀　室释　瑟塞

官话、吴语（大多数）：完全不能分别。

闽语、粤语、客家话（大多数）：完全能分别。

以上所述，对于各地语音的异同，可算是挂一漏万。但为篇幅所限，不能多加述说了。

由这些例子看来，可见我们学习某一地的方音是不容易的。固然，学习方音有一条捷径，就是类推法：假设我们的声母［ts-］等于他们的声母［tʂ-］，或我们的韵母［-in］等于他们的韵母［-ian］等等，一推就知，这似乎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事情绝不会像这样简单的。实际上，往往有下列的两种复杂情形：

1．我们的［-in］与［-im］都等于他们的［-ian］；

2．我们的［ts-］有些等于他们的［tʂ-］，另有些仍等于他们的［ts-］。

如果我们遇着前一种情形（像广州人学北京的“言”“严”二字），仍旧有办法：只把一切我们读［-in］或［-im］的字都改读为［-ian］就完了。但若我们遇着后一种情形（像上海人学北京的“知”“资”二字），就麻烦了：到底哪一些字该念此音，又哪一些字该念彼音呢？关于这个，唯一办法就是先求知道古音系统。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办到的，所以只好靠硬记之一法了。第四节古今语音的演变

汉语的方音虽然复杂，但若从古音系统追究下来，就觉得简单了许多。研究语音史之所以极有兴趣，正因为它是有系统的演变：某字既变为某音，则凡与此字同系的字都变为类似的音。我们既知道了某字在某时代、某地域读某音，就可以推知与此字同系的许多字，在同时代、同地域也都读同样的声母或韵母，恰像我们知道了某人姓李，同时就可以推知他的兄弟姊妹都姓李。字音的演变，又可以搬家为例：除非不搬，搬起来就全家搬到同一的地点。偶然剩下一二个人不搬，或搬到另一地点，那么，他们一定有特别的理由。在语音史里，这种特别理由是音韵学者所能说明的；如果有些地方不能说明，只能怪音韵学者研究得不够精深。

在本节里，我们只能举一个例子，来表示语音演变之一斑。例如古代的声母［k-］（注音符号ㄎ），在现代北京、上海、福州、广州、梅县五处的方言里，有下页表列的演变情形。

由下页的表看来，各地语音的演变都是很有条理的。福州与梅县完全保存着古代的［k‘］；北京、上海开合字念［k‘］，齐撮字变为［tɕ‘］（注音符号ㄑ）。广州开、齐、撮字以念［h］为原则，合口字以念［f］为原则；“楷、亏、坤、旷、启、衾、窍、却、驱、缺”等少数字念［k‘］，是例外。但这些例外字在广州都可算是文言里的字，也许广州在文言里能多保存些古音，与吴语的情形相反。

古代念［k‘］的齐撮字，为什么在北京上海变了［tɕ‘］呢？［k‘］是舌根与软腭接触的音，而所谓齐撮字都是韵头为［i］或［y］的，它们都是舌的前部翘向硬腭的音。我们可以想象，假定你念一个［k‘i］，舌根翘起之后，马上得放下，让舌的前部再翘起，实在忙得很！于是声母［k‘］渐渐倾向于变为与［i］或［y］部位相近的辅音，而适合于这条件的就是［tɕ‘］，因为［tɕ‘］也是舌的前部翘向硬腭，不过比［i］或［y］的部位高些罢了。然而这只是一种可能的倾向，并不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所以福州与梅县都没有走到这条路上，广州又另找一条路走。古代四合撮　开　口齐　齿呼　口口例字可开看肯客苦阔欠轻劝去中古语k‘uâk‘ji̯ k‘jiwk‘əŋkji̯ ɐmk‘ji̯ äŋk‘âk‘aîk‘ânk‘ɐkk‘uo音twɐno北tɕ‘iŋtɕ‘yantɕ‘yk‘ək‘aik‘ankənk‘ək‘uk‘uotɕ‘ian京现代语上k‘əŋtɕ‘iŋtɕ‘yk‘uk‘êk‘øk‘ak‘uk‘uətɕ‘itɕ‘ø音海k‘ee福k‘eek‘uak‘aŋk‘ieŋk‘iŋk‘uoŋk‘yk‘ɔk‘aik‘uŋkk州广hɐŋhiŋhynhøyhohoihonhakfufuthim州梅k‘uak‘ok‘oik‘onk‘ɛnk‘ɛkk‘uk‘iamk‘ink‘iank‘i县t

古代念［k‘］的开齐撮字，为什么在广州大多数变为［h］呢？我们知道，［k‘］是一种吐气的辅音；如果气吐得厉害些，就等于［kh］。因此，我们想象广州的［k‘］变［h］，大约是经过下列的许多阶段：k‘＞kh＞kh＞h。

先是气吐得很厉害（k＞kh），后来［h］占优势，［k］变了附属品（kh＞kh）。最后，就索性摆脱了［k］，变为简单的［h］了。

古代念［k‘］的合口字，为什么在广州大多数变为［f］呢？我们应该假定：［k‘］在未变［f］以前，先经过变［h］的许多阶段。等到变了［h］之后，才渐渐地受合口呼的影响而变为［f］音。合口呼的字，其韵头或韵腹是［u］，这［u］是所谓“圆唇的元音”，发音时，嘴唇发生作用。［f］是所谓“唇音”，也是靠嘴唇作用的；［h］为圆唇元音所同化，就变为唇音［f］了。“空”“恐”（hung）“哭”“曲”（huk）等字也属合口呼，却又为什么不变为 fung、fuk 呢？这因为它们的［u］念得不够圆唇的缘故。撮口字（例如“劝”）的韵头［y］也是所谓圆唇元音，为什么它们的声母［h］不变为［f］呢？这也因为它们的［y］念得不够圆唇。

广州有些字更有趣：它们本属合口呼，声母由［h］变了［f］，后来它们再变为开口呼，却仍旧保存着那个［f］。例如“科”“课”“快”三个字，我们可以推测它们的演变程序如下：科课　k‘uâ＞k‘uo＞khuo＞khuo＞huo＞fuo＞fo。快　　k‘uai＞khuai＞khuai＞huai＞fuai＞fai。

一切语音演变的现象，大致都可用这种方式去解释。在语音学上，有所谓“语音的定律”，在许多语音规律当中，又有最重要的两种方式：（一）同化作用，（二）异化作用。同化作用如上面所述，［h］受［u］的同化而变为［f］。异化作用如广州的“凡”“法”二字，其演变情形略如下表：凡　pji̯wɐm＞fji̯wɐm＞fɐm＞fam＞fan。法　pji̯wɐp＞fjiw̯ɐp＞fɐp＞fap＞fat。

依广州音的通例，“凡”字本该念［fam］，“法”字本该念［fap］（因为它们在古代是以［-m］或［-p］为韵尾的，这种韵尾都被广州保存着，只有“凡”“法”一类字是例外），为什么变了 fan 与 fat 呢？因为它们的声母［f-］是唇音，韵尾［-m］或［-p］也是唇音，念起来不十分顺口，所以把韵尾的唇音变为齿音［-n］或［-t］，就顺口多了。但也只是可能的，不是必然的，在客家话里，“凡”字仍旧念 fam，“法”字仍旧念 fap，并不曾发生异化作用。

此外，有两种情形是不能拿语音规律来解释的。第一，是别处方音的影响。例如依北京的通例，“贞”该念［tʂəŋ］（音同“征”），不该念［tʂən］（音同“珍”），因为它在古代是以［-ŋ］为韵尾的，这种韵尾直到现代还由北京保存着。它之所以由［-ŋ］变［-n］，大约是受了南方官话的影响。又如依客家话的通例，“开”字的声母该是［k‘］，因为如上所述，古代的［k‘］都由客家话保存着；但现在广西南部客家话的“开”字念［hoi］，这显然是受了粤语的影响。尤其是官话，它在数百年来，凭借着政治的力量，扩张它的势力；大家以此为“正音”，不知不觉地受其影响。首先受影响者当然是知识分子，故吴语、闽语里一字往往有两种音：一种是知识分子口里的“读书音”（或称“文言音”），也就是受官话影响以后的音；另一种是一般人口里的白话音，也就是未受官话影响的音。例如吴语“问”字的白话音是［mən］，读书音是［vən］。

第二，是借用外语的词汇，这与上面第一种情形不同：第一种情形是甲地方言中本有此字，不过字音受乙地方言所影响罢了；第二种情形是甲地方言本无此字，有时用得着乙地的字，就索性连带着用乙地的音。例如“他”字在吴语里念 t‘a，不念 t‘o，因为吴语白话里用不着“他”字，偶然在书报上看见，就索性用官话念它。又如“咖啡”的“咖”字，依北京语的原则，该念 tɕia，不该念 ka，然而因为它们是英语 coffee 或法语 café的译音，所以北京人渐倾向于把“咖”字念成 ka。

从汉语史上看来，各地汉语方音同出一源，似乎无所谓正音，更无所谓进步的方言和落后的方言。但是，斯大林指出：当然，除了语言之外还有方言、土语，但是部落或部族统一的和共同的语言是占着统治地位，并使这些方言、土语服从自己。③

又说：某些地方方言在民族形成过程中可以成为民族语言底基础并发展为独立的民族语言。”④

斯大林并且引马克思的话来说明：方言集中为统一的民族语言是由经济和政治的集中来决定的。⑤

由此看来，各地方言的地位是不同的。北京长期成为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北京方言已成为民族语言的基础。为了进一步增强民族语言的统一性，就有促进语言规范化的必要。规范化的工作，主要是标准音的工作。汉语规范化运动正在展开，这一工作如果做得好，各地方音的距离将会愈来愈小的。

①“初租”一类的字，客家话不能分别，自有其语音史上的理由。因为语涉专门，此处只好不谈。

②旧剧界的人把“京”类字叫作团字，“精”类字叫作尖字。有些人把“知”类与“资”类也叫作尖团。

③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10页。

④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43—44页。

⑤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12页。第三章语　法第一节词在句中的位置

依18世纪法国语言学家波塞（Beauzée）的说法，词在句中是应该有合理的位置的。例如我们只应该说 Alexander vicit Darium（“亚历山大战胜大流士”——拉丁文），主格在前，宾格在后，动词表示主宾的关系，所以它的位置必须在主格和宾格的中间。如果你说 Darium vicit Alexander，就是违反自然，等于画家把树根画在上头，枝叶画在下面。如果你说 Darium Alexander vicit，更为不妥，因为主格和宾格之间失了联系了。①

这显然是一种主观的谬论。语言是思想的反映，词的次序该是和概念的次序相当的，拉丁语既然有 Darium vicit Alexander 和 Darium Alexander vicit 的说法，就可以证明这种次序并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拉丁语有名词词尾变化，固然可以有此次序（主宾格词尾有定，位置就可以随便了），即以没有名词词尾变化的语言而论，也未尝不可以有此次序。彝语是和汉语一样地被称为“孤立语”的，但是，在彝语里，名词宾格却正是放在动词的前面的。例如撒尼语（彝语的一支）把“他拿小鱼喂猫”说成［k‘i ŋa za vi mæ næ la tʂa］，直译应该是“他鱼小拿猫喂”（mæ næ是猫，tʂa是喂，la是助词）。②我们没有什么理由说撒尼语这种次序不合理。我们不能武断某一种次序为唯一合理的语言形式。

不但名词、动词的次序没有一定，形容词、副词的次序也是没有一定的。形容词固然可以放在它所形容的名词前面，例如英语 a white horse（“一匹白马”），但也可以放在它所形容的名词后面，如法语 un cheval blanc（“一匹白马”，直译则是“一匹马白”），又如上文所举撒尼语（“小鱼”说成“鱼小”）。副词固然可以放在它所修饰的动词前面，如汉语“慢慢地走”，但也可以放在它所修饰的动词后面，如英语 to go slowly。

但是，语言的词序虽无所谓合理不合理，至于具体语言本身的词序，在某些情况下，却是需要固定的。大凡缺乏某一类的词尾变化或附加成分，就需要词序的固定作为抵偿。例如英语缺乏名词的词尾变化，就只能说 Alexander vanquished Darius，不能再说 Darius vanquished Alexander，否则意义恰恰弄成相反了。

大家知道，汉语没有西洋语言表示名词变格、动词变位的那一类语尾变化，所以词在句中的位置，自然该比屈折语更为固定。大致说来，句子的构成，可以有下列的十条规律。（一）主语放在动词的前面，宾语放在动词的后面。——如“他来了”不能说成“来他了”，“他吃饭”不能说成“饭吃他”。我们知道，俄语因有名词变位，主语和宾语的次序可以不固定。平常虽然是主动宾的次序，例如Доктор Ван лечит его（“王医生医治他”），但为了特殊的需要（譬如答复“谁医治他”这个问题），也可以变为宾动主的次序，例如 Ero лечит доктор Baн（逐字翻译变成了“他医治王医生”）。汉语不可能这样做。有些语言虽有固定的词序，但是次序和汉语恰恰相反。例如“反对战争”，在日本语和彝语里都应该是“战争反对”（动词在宾语的后面）。在这里我们应该知道，词的次序并没有什么一定不易之理，而是按照具体语言的内部规律来决定的。

在特殊的情况下，主语也可以放在动词的后面。如：“多漂亮啊，这个小孩儿！”“这个小孩儿”应该认为倒装的主语。

不过应该注意“倒装”的看法。凡在同一时代的同一语言里，和经常的词序相反的造句法，叫作倒装。对于不同的语言，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我们对于日本语把“反对战争”说成“战争反对”，不该认为倒装，反该认为顺装。同理，对于不同的时代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例如上古汉语里否定句，代词宾语放在动词的前面（“不我欺”“不己知”等），那是上古经常的词序，就不该认为倒装，否则是缺乏历史观念了。（二）领位放在其所限制的名词的前面。——如“中国的人民”和“人民的中国”意义的不同，完全是由词序来决定的。在“中国的人民”里，“中国”处于领位，表示“人民”是属于中国的，不是属于别国的；在“人民的中国”里，“人民”处于领位，表示中国是属于人民的，不是属于反动分子的。（三）形容词放在其所修饰的名词的前面。——例如“大国”“好天气”“英勇的解放军”。试比较“国大”“天气好”“解放军英勇”，就可以看出，形容词用作修饰语只能在前，在后就变了谓语了。词序的作用在汉语里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一点上，汉语和其他汉藏语系的语言是不同的。就中国境内来说，藏语、彝语、苗语、僮语等，一般说都把形容词放在名词的后面（领位也往往放在其所限制的名词的后面，但不那么普遍）；就中国境外来说，越南语、暹罗语等也是这样的。（四）副词、用作状语③的形容词或仂语，放在其所修饰的动词、形容词或另一副词的前面。

1．被修饰的是动词。如“快走”“静坐”“充分利用”“全面发展”“明确规定”“好好地学习”等。

2．被修饰的是形容词。如“不小”“很好”“大红”“浅蓝”“非常美丽”等。

3．被修饰的是另一副词。如“不很大”“绝不悲观”等。

某些副词可以放在其所修饰的形容词的后面，例如“大极了”“好极了”；甚至有些副词只能放在其所修饰的形容词的后面，例如“大些”“好些”。但这一类的副词是很有限的。

用作状语的形容词或仂语，如果变更了位置，不是放在其所修饰的动词之前，而是放在那动词之后，那么它就不再起修饰语的作用，而是起一种更重要的作用——谓语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之下，必须加上一个“得”字，如“走得快”“利用得充分”“规定得明确”等。汉语在这些地方更显示出词序的重要性，因为当我们把用作状语的形容词或仂语移到突出的地位去了之后，它们在句中的职能也就发生变化了，它们不再用作状语了，而是起着比状语更大的作用了。

另有一种结构和上述的结构相近似，就是极度的描写语，如“跑得他喘不过气来”“打得美国侵略军只恨爹娘少生两条腿”等。上述结构和这种结构不同之点是：上述结构“得”字后面不能有主语，而这种结构“得”字后面能有主语。从意义上说，前者表示一种状况，后者表示一种后果。（五）处所状语，一般放在其所修饰的动词的前面。——例如“苏联在古比雪夫建造水电站”“美国在亚洲和欧洲许多国家境内建立军事基地”“他在家吃饭”“我在图书馆看书”。

但是，如果要表示动作的方向，处所状语就放在动词的后面。如果这动作是由上向下的，处所状语通常放在动词后面，例如“扔在地上”“掉在水里”。如果这动作是由甲方到乙方的，一般也可以把处所状语放在动词后面，如“走向光明”，但是放在前面也是可以的，如“向光明的大道前进”。

有时候，是残留的古代语法和现代一般口语发生差别。例如“来自广州”是古代语法的残留，处所状语放在动词后面；但是现代一般口语只说“从广州来”，处所状语是在前面的。（六）方式状语，一般也是放在其所修饰的动词前面。——例如“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头脑”“拿共产主义道德来教育青年”。

有时候，也是残留的古代语法和现代一般口语发生差别。例如“责以大义”，方式状语在动词后面，这是古代语法的残留。（七）时间状语，一般也是放在其所修饰的动词前面。——如“他今天到城里去”，甚至放在句子的开头，如“今天他到城里去”。但是，如果是指某段时间，而动词后面又没有宾语，就往往放在动词后面，例如“他病了三天”。如果动词后面有宾语，就有两个办法：（甲）把动词重复一次，例如“他念书念了三年”；④（乙）把动词修饰语（状语）改为名词修饰语（定语），例如“他念了三年的书”或“他念了三年书”。（八）在处置式里，宾语被提到动词的前面。——在现代汉语里，用“把”字或“将”字把宾语提到动词的前面，叫作处置式，因为这种形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表示对于某人或某物加以处理。例如“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九）在被动式里，承受行为的人或物处于主语的地位，它的词序是“被动者—‘被’—主动者—行为”。——例如“美国侵略部队被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打败了”。（十）在复合句中，从属句放在主要句的前面。——例如“帝国主义虽凶，它只是一只纸老虎”“如果敌人敢来侵略，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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