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伟珏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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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社区研究：上海社区研究与规划试读：
序言
城市规划一直在寻找多学科的合作，社会学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的城镇化快速增长的同时，经济学始终伴随着中国的城市规划，工程技术则一直是传统城市规划的根基。今天我们已经达成一种共识：应该回归“人”这一本体。因此，城市规划将不再仅仅是工程和经济的思维，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生活品质化、多样性与创新以及吸引力和魅力，所有这些城市发展目标的实现都需要立足于“人”这个复杂、多元的群体。因此，社会融合、身份认同、公共交往、绅士化、移民、养老以及社会组织的作用等城市社会学话题在城市规划领域被越来越多地提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同济的城乡规划学科与社会学学科启动了以“城市空间”为对象的合作研究。
社区是城市社会的基本单位，也是城乡规划与城市社会学可以交叠研究的空间单位。虽然社区的空间边界并不是固定的，也常常是模糊的，但却实实在在地存在于城市空间和城市社会之中。这也是同济城乡规划与社会学的合作研究首先选择从社区起步的原因。
社区规划是当下城乡规划领域的热门话题之一。规划人考虑的社区规划往往关注于公共服务设施（包括老龄住区的老年人便利和服务设施）、混合居住、混合功能、邻里交往空间、高密度以及公众参与等方面，重点依然离不开传统的自上而下思维，希望通过研究标准、规范甚至模式来解决我们过去在规划中缺失的社会关注，从而改善社区的品质。虽然这方面的研究也不可或缺，但是如果我们缺乏社区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得出的结论可能使结果走向我们期望的另一面。
社区研究的基础是社区调研。社区调研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社区分析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想象力直接相关。城市社区的空间类型和社会结构类型都是多样且丰富的，规划人对社区社会结构多样性影响的分析可能会觉得力不从心，而社会学家则可能并不关注社区空间类型的多样性，这正是城乡规划需要与社会学合作开展社区规划研究的理由。当我们将空间与社会在社区这个对象上结合后究竟会发现什么呢？
本书是同济规划和社会学第一期合作研究的部分成果。在第一期合作中，社会学的专家们以上海中心城区的社区为对象，与规划师共同确定研究目标，共同设计研究方案，进行了为期一年半的社区研究工作。书中的研究成果基于在上海不同类型社区收集到的千余份问卷、上百次的社区居民访谈和进行的实地观察，视角各不相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海中心城区社区的状况，可以作为建构社区规划理论和开展社区规划的工作基础。
书中的研究结论尚未包含本期课题调研数据的全部，我们计划在将要开展的第二期合作研究中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解释。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同济城市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周俭2015年6月15日于同济
老年健康的社会影响因素——基于上海市社区综合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朱伟珏（同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摘要：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运用同济大学社会学系2014年实施的“上海市社区综合调研”数据，对影响上海市老年人健康状况的社会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老年人是健康相对弱势的群体，普遍存在生活自理能力下降、健康疾患增多、慢性病增多、残疾或因病致残增多的“一降三多”问题。老年健康不仅是作为个体的老人的个人问题，更是重要的社会问题，老年人的健康受到社会环境的极大影响。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揭示社会环境，尤其是社会资本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机制，并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寻求促进老年人健康状况的方案。
关键词：社会资本 主观健康感 心理健康 生理健康 老龄化一 研究背景
近年来，从社会资本角度探讨老年人健康的社会影响问题成为医学社会学和公共卫生学等健康科学领域的新趋势。长期以来，社会学研究已经发现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与健康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但直到最近，社会资本与健康的关系才得以正式确立。众多研究显示，社会资本（信任、互惠和网络）对长寿、婴儿死亡率、心血管疾病、心[1]理健康和主观健康感具有重要影响，即使控制收入变量后这种影响依然存在（王建、于倩倩，2005）。研究同时发现，丰富的社会资本对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维持其良好的健康状况具有重要作用（近藤克则，2010）。最近的一项国外研究使用元分析的实证方法，得出了社会资本与自评健康具有相关性的结论，认为丰富的社会资本使得拥有健康身体的可能性增加了27%。
当前，中国社会正快速步入老龄化，而上海已正式进入老龄社会[2]。如何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这种影响很多时候可以通过老年人在社区中拥有的社会资本反映出来——使其在自己长期居住的社区安享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在各种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因素中，健康始终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那么，何为“健康”？在传统意义上，健康主要指生理功能的健全和生理机能的正常发展，而现代意义上的“健康”概念则蕴含着更为丰富的内涵。世界卫生组织（WHO）在1946年发布的宪章中，[3]将健康定义为“一种生理、心理和社会的完全的安宁状态”；1986年，WHO又在其旨在“增进健康”（Health Promotion）的渥太华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健康是日常社会的资源，并非人生目标”的主张；[4]2005年，WHO正式将“增进健康”作为健康的决定性因素追加进《曼谷宪章》。在此，“增进健康”被定义为“使人们有能力把握或者[5]改善自身的健康以及各种决定健康因素的手段与方法”。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从生理、心理和社会多角度、综合性地探讨健康的形成机制，寻找增进或改善健康的有效途径。目前，世界卫生组织的主张已成为衡量健康状态的一般标准。
总体而言，大部分的老年人处于相对弱势的健康状态。概括起来讲，老年人生理健康状况呈现出明显的“一降三多”现象，即生活自理能力下降，健康疾患增多，慢性病增多，残疾或因病致残增多。此外，老年人在生理状况发生改变的同时，心理也发生各种变化，出现认知功能障碍、失落感、孤独感、衰老感、对疾病的担忧、对死亡的恐惧、对儿女的期望、对应激事件的反应和处理改变以及主观健康状况差等现象（郝晓宁、胡鞍钢，2010）。除了以上这些生理和心理因素外，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居住环境等社会环境因素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主观健康感。因此，揭示社会环境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机制，通过改善社会环境维持和增进老年人健康水准，进而提高其生活质量，成为医学社会学的核心内容与目标。
本文将老年人的健康问题置于社会资本的视角下进行深入考察，具体计划从上海市老年人健康与社会资本的关系和社区养老服务利用率与社会资本的关系两方面展开定量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维持与增进老年健康方面富有价值并具可操作性的建议。二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1.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理论作为一项前沿学说，不仅是社会科学领域内重要的学术思潮，而且因其强有力的解释力而得到广泛运用，成为从资源角度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新视角。社会资本概念最早可以追溯至19世纪。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在1899年发表的《学校与社会》中，首次使用了社会资本一词（Dewey，1899）。此后，哈尼凡（1916）、雅各布斯（1994）和托克维尔（1969）等人先后使用了这一概念。例如，哈尼凡（1916）认为，区域社会的自治性发展必须具备善意、同伴意识和相互交流；雅各布斯（1961）从城市社会学视角，强调了现代都市邻里关系的重要性。此外，托克维尔则将19世纪公民网络所具备的强大力量及其潜在可能性归结为公民的“自发性连带”并大加称赞。总之，早期的社会资本概念将良好的邻里关系视为农村与城市共同体形成的必要条件而对此倍加关注。
20世纪后半期，“社会资本”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并逐步建立起一整套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最早系统考察社会资本概念的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资本的形式》一文中，他将个人拥有的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三大类，并提出社会资本与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有关，它从集体拥有的角度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Bourdieu，1986）的主张。詹姆斯·科尔曼则从功能主义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概念界定，将其视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科尔曼用丰富且高度抽象化的表述，阐明了这样的社会机制，即由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和有效惩罚等“社会资本”构成的“信任”与“社会网络”，对理性行动者的协调行动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一观点此后成为美国政治学家帕特南的社会资本论的理论基础。
当前被广泛应用的社会资本理论主要由帕特南所确立。20世纪末，他对意大利20个地方政府进行了长期追踪调查，并使用“公民共同体指数”对这些地区的公民共同体程度进行了测量，得出公民共同体程度的不同会对地方经济产生深远影响的研究结论。在此基础上，帕特南进一步给出了社会资本的定义：社会资本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效率（帕特南，2001）。尽管帕特南深受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影响，却与从个人层面考察社会资本的科尔曼有着很大不同，他着重强调了社会资本的制度层面，认为社会资本是集体生产的，因而应该隶属于整体，能够作为一种集体财富与资源使整体受益。
21世纪以降，社会资本理论经由旅美华人学者的推介进入中国并引起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理解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新视角。边燕杰认为资本最根本的形式有三种：物质资本（即各种物质财富）、人力资本（包括知识、技能、创意等）和社会资本。其中社会资本的本质是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网络所蕴含的、在社会行动者之间可转移的资源。任何人都不能单方面拥有这些资源，只有通过关系网络才能发展积累和运用这些资源（边燕杰，2004）。郑杭生将“社会资本”看作一个十分有价值的概念，认为它将微观意义上的个人和宏观意义上的社会连结起来，为正确处理人和社会的关系提供了途径；社会资本强调网络、规范、信任；社会资本形成的基本途径是长期的交往、沟通和参与，因而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郑杭生、奂平清，2003）。王卫东认为，根据个人与资本的不同关系，可以将资本划分为个人资本和社会资本；个人对社会资本不具有所有权，但却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加以运用，从而获取社会资本——其中一部分社会资本就来源于其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网络之中（王卫东，2006）。邹宇春则认为，社会资本不属于个体，但它必须建立在个体与他者关系网络的基础上，归属于网络架构内的其他成员。他对2009年中国大城市社会网与求职调查中的广州数据进行了量化分析，认为社会资本还会影响信任的生成（邹宇春，2012）。朱旭峰也曾提出，社会资本就是可以被使用的社会网络的结构。这些网络虽然不是社会资源本身，但人们通过对其的使用可以得到某种回报（朱旭峰，2006）。尽管各有侧重，但中国学者大致同意信任、互惠、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主要构成要素。“社会资本是指个体或团体之间的联系——即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和由此产生的信任，指个人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给他们带来的资源”（刘博，2011）。
不过，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个人或团体可以通过建立相互信任与联系获得社会资本，但在如何测量社会资本问题上，至今仍未找到一致的解决方案。从国内外学者对于社会资本的已有研究可以看出，社会资本的测量层次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体层次的变量，应该从微观角度加以考察；另一类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所处的集体所产生的，应该从宏观角度研究这一群体层次的变量（刘金菊、孙建敏，2011）。从微观的角度来理解社会资本，强调社会资本是处于其中的成员当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利用的资源。虽然成员身处社会资本中，但是这种资本的存在是以个人的行动以及需求为实现条件的；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被视为个人的资源与财富。林南是从微观层次考察社会资本的代表之一。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为个体提供了可以接近并且使用的嵌入资源的必需条件（Abdelnasser M.Abdelaal，2012）。从宏观层面测量社会资本，则以强调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集体财富与资源的帕特南社会资本理论为代表。帕特南从政治参与、社会参与以及宗教参与等宏观角度分析了美国社会资本在20世纪后30年的变化趋势（帕特南，2011），并且将“信任、互惠性与社会网络”作为测量社会资本的指标。
近年来，国内学者在社会资本的测量方面做了许多有益探索。较具代表性的有方亚琴与夏建中（2014）的《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和桂勇、黄荣贵（2008）的《社区社会资本测量：一项基于经验数据的研究》。方亚琴与夏建中在社区社会资本测量量表中将社会互动、信任、志愿主义以及社会支持等8个资本形式作为衡量社会资本的维度和指标。而桂勇、黄荣贵于2006年至2007年通过对上海市50个社区的社会资本数据的收集，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选取信任、志愿组织、社会支持、互惠以及非正式的社会互动等7个测量指标开展社会资本的研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社会资本大都是根据特定数据使用一组简单指标——通常为信任、互惠和网络三大指标——测量出来的，但由于社会资本是一个极为丰富且复杂的概念，很难用简单变量准确把握。即使部分学者运用变量组合进行社会资本的测量，也大多由于数据本身的限制，并非基于充分的理论依据。即便有学者为了摆脱数据的制约而采用多种数据来源，也往往由于各数据所选样本的不同，无[6]法对调查结果进行统一分析。尽管存在以上种种问题，但从国内外的研究结果看，已有的测量指标和方法还是较为准确地反映了社会资本的总体特征及变化趋势，即绝大多数的经验研究共同验证了以下事实：21世纪初，随着个体化和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以及由此引发的社区共同体的衰落，社会资本正处于持续减少的过程中（帕特南，2011）。2.社会资本与健康
目前，社会资本理论不仅被广泛运用于社区共同体、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教育、犯罪、政治统治形态与效果等问题的研究，而且也成[7]为医学社会学和公共卫生学研究健康的社会影响的新视角。长期以来，社会学研究已经意识到社会网络、社会支持和健康之间的关系。但社会资本和健康之间的关系研究直到21世纪以降才正式展开。相关研究表明，社会资本（信任、互惠和网络）对心脑血管疾病、心理健康、儿童虐待风险以及主观健康有着重要影响，即使控制收入变量后这种影响依然存在。Nieminen等（2010）发现，信任与互惠性规范、积极的社会参与对心理健康和主观健康感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Phongsavan等（2006）的研究报告显示，相互信赖、区域安全、高度的社会互惠性可以降低抑郁症的发病率；其他研究也都证明了社会资本与主观健康感及心理健康之间显著的关联性（Rose R，2000；Berry HL & Welsh JA，2010；Pollack CE & Von Demknesebeck，2004；Forsman AK，Nyqvist F & Wahlbeck K，2011；長谷亮佑，2012；日比野由利、高木二郎、神林康弘，2011）。但也有研究显示，信任及互惠性与身心健康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Ziersch AM，Baum FE & Macdougall，2005），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参加与否对主观健康及抑郁症未产生任何影响（Veenstra G，Luginash I & Wakefield S，2005）。此外，社会资本与健康的关联度也会受国家（Pollack CE，Von Demknesebeck，2004）、年龄（Veenstra G，2000）、性别（Hyyppä MT，Mäki J & Impivaara O，2007；Skrabski A，Kopp M，& Kawachi I，2003）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因此有必要进行更多的实证研究来证明社会资本与健康的关系。
社会资本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问题也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日本的研究成果（市田行信、吉川郷主、松田亮三，2005；太田ひろみ，2014；渡邉直樹、安部幸志、竹田茂生，2012；桝田聖子、津村智恵子、金谷志子，2010）。日本学者近藤克则曾撰文介绍了社会资本与日本老年人健康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个防止老年人功能退化的方案且加以实施。作者选取知多半岛15225名65岁及以上老年人作为样本，通过定量研究得出结论：丰富的社会资本与良好的健康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更加平等的社会环境更有利于社会资本和个人健康水平的提高。此外，近藤认为，就干预方式而言，“生物—心理—社会”模式要比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更适用于老龄化的健康方案（近藤克则，2010）。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重视社会资本与健康的关系并展开了一系列实证研究。例如，吴丽等2009年曾以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失地农民为研究对象，对健康及幸福感与社会资本的关系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的健康水平和幸福感起着正向的促进作用。个体之间的信任感水平越高，互惠互利、社会参与等相关内容增多，个体自评的健康水平越高。此外，自愿性的社会关系，如民间组织、工会组织对个体的自评健康水平（主观健康感）也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吴丽等，2009）。笔者据此给出必须在社区重建过程中重视社区社会资本的提高、关注村民会员关系建设等政策建议。胡荣等着重考察了农民工精神健康的社会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与受教育程度等一样，社会资本也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产生较大影响。具体而言，信任对精神健康具有积极影响，而社会网络对健康的影响则较为复杂，虽然社会网络密度对农民工的精神健康具有积极影响，但这种影响仅仅局限于农民工之间的交往。调查显示，农民工与当地居民（厦门居民）的频繁交往，反而对其精神健康不利。作者主要从参照体的选择角度对此进行了说明（胡荣、陈诗斯，2012），他们认为人们的心理满足感和健康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选择的参照群体。通常情况下，人们倾向于选择与自己交往频繁的社会网络成员作为参照群体。如果农民工和厦门居民过从甚密，那么他们自然会更多地以厦门居民作为参照群体，更容易感受其经济地位与当地人的差距，这种感受对他们的精神健康会产生不利影响。
王江蓉和张拓红利用北京大学2010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对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健康的相关性进行了定量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城市居民的健康自评具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说，就是社会资本因素中的组织参与、人际交往和社会公平认同均对健康自评具有积极作用。“参与社会组织、人际交往越频繁，公平认同越高者，自评健康状况越好”（王江蓉、张拓红，2012）。从社会资本角度关注城市老年人健康的研究近几年来在公共卫生学领域取得了一定进展，许多学者从社会支持、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的角度对老年人健康问题进行了研究（王辉等，2013）。不过，将老年人健康的社会影响直接置于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社会学研究成果比较少，较具代表性的有薛新东等的《社会资本决定健康状况吗？——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数据》（薛新东、刘国恩，2012）和裴晓梅等利用2010年CGSS数据所做的《社会资本与晚年健康》定量研究报告。在后一份报告中，作者分别从个人层面社会资本及结构层面社会资本两个方面与老年人健康的关系进行了逻辑回归分析，得出亲戚数量和单位转换频度等个人层面社会资本要素对老年人健康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的研究结论（裴晓梅等，2014）。总体而言，目前国内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社会影响因素进行深入且富有价值的研究仍不多见，而从社会资本角度针对上海市老年人健康问题的实证研究则更为鲜见。在此意义上，本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较高的学术价值。3.研究假设
本研究的基本问题是：社会资本与老年人健康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联系？如果存在联系的话，那么是其中哪些因素在起作用？这些因素又对健康产生何种影响？Folland和Kawachi曾分别从个人和社区层面探讨了社会资本对健康的影响机制。Folland指出，在个人层面，社会资本主要通过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传播有益的健康信息以及培养社会责任感这三种途径对健康产生影响。首先，社会资本有利于增进社会交往并创造相互信任的社会环境，这些因素能有效降低个人面临的压力；其次，社会资本有助于个人获取更多有关健康的知识和信息，从而提高个人健康生产的效率；再次，社会参与和社会交往有助于社会责任感的培养，而社会责任感可以明显降低危险行为的发生（Folland，2008）。Kawachi等（1999）则从集体层面（他使用社区社会资本以区别于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考察了社会资本对个人心理健康的影响途径：1）社区社会资本可以通过促进心理健康信息的传播、培养遵从健康的心理行为规则以及对偏离心理健康的行为加以有效控制等方式，促进邻里间的心理健康行为；2）社区社会资本可以通过提高居民社会团体的参与热情，有效提高其接触愉快事件的机会；3）社区社会资本可以通过提供情感支持、提高自尊和鼓励互助等方式对个人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Kawachi I，BP Kennedy & R.Glass，1999）。总之，社会资本通过提供社会支持、增强互信与互惠等方式，来促进健康行为、创造良好的健康环境并有效缓解心理与社会压力（Berkman，LisaF & Syme，S.Leonard，2001；Harpam，T.，Grant，E. & Thomas，E.，2002；Henderson，S & Whiteford，H，2003；太田ひろみ，2014；Kawachi，I. & Barkman，L.F.，2001；I，Barkman L.F.，2000）。
社会资本对健康的影响机制研究同样可以用来理解老年人健康的社会因素。国内外已有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社会参与、信任和互惠等社会资本要素可以增进邻里间的互助精神、拓宽获取健康知识和信息渠道、增加由人际交往带来的愉悦感等方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和主观健康感（健康自评）产生重大影响。
不过，国内现存关于社会资本与老年健康相关性的研究，一方面数量较少，另一方面分析的观点比较单一，只是验证出“具有相关性”这一结论，而具体社会资本对于老年健康的作用机制并没有得到细致的论述；同时，虽然已有研究在分析中采用的控制变量都有性别、年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等基本的社会人口学信息，但是却很少涉及老年人的居住环境——而笔者认为，居住环境对老年人社会资本的拥有量可能有显著影响，进而影响到老年人健康状况。据此，为了再次验证已有结论的准确性，并进而发现社会资本与老年人健康状况之间更深层次的相关关系，本文提出以下四点研究假设。
第一，老年人的社会资本拥有量与其健康状况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第二，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与年龄呈负相关。
第三，老年人的收入与其健康状况呈正相关。
第四，老年人健康状况与居住环境及居住年份具有显著相关性。二 数据与研究变量1.数据概述
2014年6月，同济大学社会学系组织了一场针对上海居民的大型社区综合调研，内容涉及居住、社区商业、社区公共生活、邻里交往、社区安全、社区认同、社区参与、社区文化活动、老年健康和社区养老等几大方面。此次调研以上海市十三个不同层次、特点的居民区为样本选取的基础，在调查过程中控制样本的性别、年龄比例，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展开调研。经过两周的调研，共获得有效样本1040个，其中60岁以上样本411个，此即我们分析的依据。
在这411人中，男性174人，占42.34%，女性237人，占57.66%。按年龄层次区分的话，60～65岁占47.93%，66～74岁占33.82%，75～80岁占11.44%，80岁以上的占6.81%。从教育程度来看，初中以下的占49.88%，高中/中专/高职的占26.52%，大专及以上的占23.60%。就收入而言，19.46%的老年人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68.86%的老人月收入在2000元至4000元之间，8.76%的在4000元至8000元之间，有2.92%的老年人月收入在8000元以上。
在411位老年人中，8.03%为独居老人，28.95%为双老（空巢）家庭，63.02%的老人还与除配偶之外的其他人一起居住。在我们调查到的老人中，27.25%的老人在所在小区居住1～5年，16.55%的老人在现在的小区居住了6～10年，27.01%的老人在所在小区居住了11～20年，7.79%的老人在所在小区居住了21～30年，另外还有21.41%的老人在所在小区居住了30年以上。从他们的居住面积来看，7.30%的老人目前居住面积在20平方米以下，23.60%的老人目前居住面积为21～50平方米，45.99%的老人目前居住面积为51～100平[8]方米，23.11%的老人目前居住面积大于100平方米。他们的居住房屋类型也比较多样化：11.68%的老人住在公房当中，10.71%的老人住在新式里弄中，14.36%的老人住的是老式里弄，35.77%的老人住的是新建商品房，14.11%的老人住的是动迁安置房，13.63%的老人住在经济适用房中（见表1）。表1 样本基本统计情况续表2.变量设置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笔者想要探究的是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因素，尤其是社会资本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所以将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作为因变量，而将社会资本及社会资本以外的其他变量作为自变量（见表2）。表2 变量设置续表1）因变量
如前所述，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健康定义为“一种生理、心理和社会的完全安宁状态”，而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生理功能和身体机能的健全。据此，我们从主观健康感、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三个方面探讨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主观健康感是一个综合健康指标，不仅反映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而且涵盖精神层面的健康状况、收入和居住环境等多重心理和社会因素（杉澤秀博、杉澤あつ子，1995；星旦二，1988）。本研究通过直接提问的方式测量老年人的主观健康感：“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是？”答案选项有：①很健康；②基本健康；③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④生活不能自理；⑤其他。
心理健康是情感、行为以及社会性等方面的一种正常与良好的状态（播摩優子、佐々木久長，2013），心理健康状况的判断介于主观与客观之间。本研究参考CGSS2010的调查问卷以及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成人调查表，将心理健康操作化为对抑郁度与孤独感的测量：①是否感到抑郁和沮丧；②是否感到孤独。“一直抑郁和沮丧”和“经常抑郁和沮丧”赋值1分，“偶尔抑郁和沮丧”赋值2分，“从未抑郁和沮丧”和“其他”赋值3分（缺失值和“其他”赋众值）；“总是感到孤独”和“经常感到孤独”赋值1分，“偶尔感到孤独”赋值2分，“从未感到孤独”和“其他”赋值3分（缺失值和“其他”赋众值）。“心理健康”分值由两项分值加总获得，总分2～6分，2～3分算低，4～5分算中，6分算高。
生理健康指人体生理上的健康状态，其判断最具有客观性，可以通过量表进行测量。本研究的生理健康量表参考了美国SF-36生活质量调查表，总共设计了11道问题。生理健康分值由11项分值加总获得，最低分11分，表示最健康，最高分44分，表示最不健康，分数由低到高表示生理健康水平下降。由于大多数人（241人）的健康水平都在最健康的水平，在生理健康状况差的一级人数很少，为了能够有所区分，将21～44分定义为最不健康，划分6个层次：1（最不健康）＝21～44分，2＝17～20分，3＝15～16分，4＝13～14分，5＝12分，6（最健康）＝11分。2）自变量
关于社会资本的测量，前文已做了充分的讨论。总体而言，信任、互惠性与社会网络可以作为社会资本测量的基本指标。由于本项研究主要针对老年群体的社会资本与健康的相关性，因此在参考了已有研究（播摩優子、佐々木久長，2013）的基础上，笔者将社会资本操作化为信任、互惠性、社会支持三个方面。信任一般分为强信任与弱信任两类。强信任指频繁且高强度的，嵌入广泛的网络中的个人关系的信任；弱信任（社会信任）指对一般他者的信任（罗伯特·帕特南，2011）。本研究的“信任”主要指弱信任，即对邻里以及所在社区的信任。“信任”的测量通过三个题目来完成：①小区居民关系和睦与否；②是否会让小孩一个人玩耍；③是否敢晚上一个人行走。通过赋值（1～3分），并计算得分，每一题的缺失值按该题的众值补全，分值统一从低到高排列，分值越低表示信任程度低，反之则信任程度高。“社会资本—信任”分值由三项分值加总获得，分值3～4分算低，5～6分算中，7分算高。
互惠性是指出于如果自己需要帮助的话他人也会乐意帮助自己的愿望，而打算帮助他人的意愿。互惠性体现了一种双向性（I.カワチ·S.V.スブラマニアン·他，2008）。本研究侧重社区内邻里间的互惠性，因此互惠性的测量操作化为医疗设施便利程度、互助与信任、社会责任感、与他人联系、社区认同这5项指标（见表3）。表3 对老年人社会资本测量的操作化续表“社区医疗设施便利程度”数据通过给13个居委会负责人分发的问卷获取，回收有效问卷11份。测量题目是社区医疗设施便利程度一览表中的“社区离三甲医院的距离”栏目，可选项有：①1公里以内（步行15分钟以内）；②2公里以内（步行30分钟以内）；③3公里（步行45分钟以内）。三个选项分别构成“社区医疗设施”的三个分类。“互助与信任”通过两道题目来测量：①是否能借到扳手、螺丝刀之类的工具；②小区里大部分人都愿意相互帮助。同样通过赋值计算得分，缺失值按该题的众值补全，分值统一从低到高排列，“互助与信任”分值由两项分值加总获得，总分2～6分，2～3分算低，4～5分算中，6分算高。“社会责任感”的测量包括5项：①自觉遵守小区的各项规章制度；②破坏小区公共秩序的行为应该受到制止和批评；③当遇到坏人时，周边的邻居能够挺身而出；④当小区的集体利益受到损害，我会参加小区居民为此发起的一些联合行动；⑤如果你居住的社区有玩耍的孩子在破坏花木或公共物品，你是否会阻止他们。计算方法与前两个类似，“社会责任感”分值由5项分值加总获得，总分5～15分（实际最低分为6分，没有出现5分情况），6～8分算低，9～12分算中，13～15分算高。“与他人联系”由四项组成：①您在小区中有没有相对固定的交往圈子；②小区里和您见面会彼此打招呼的居民数量；③关系好到可以登门拜访的小区居民数量；④户外活动的时候你与其他人交流吗。第一题赋值1～2份，缺失值分小区按众数补齐；第二题0～3个人算1分、4～19个算2分、20个以上算3分，该题缺失值分小区按均值补齐；第三题0人算1分，1～3人算2分、4个人以上算3分，该题缺失值分小区按均值补齐；第四题“不太交流”和“不交流”算1分，“偶尔交流”算2分，“几乎每次都交流”和“经常交流”算3分，该题缺失值按众数补齐；分值统一从低到高排列，“与他人联系”分值由4项分值加总获得，共4～11分，4～6分算低，7～9分算中，10～11分算高。“社区认同”测量的时候结合三个问题：①喜欢我的小区；②告诉别人我所住的小区，感觉很自豪；③如果不得不搬走会很遗憾。每一题赋值1～3分，缺失值按该题的众值补全，分值统一从低到高排列。“社区认同”分值由3项分值加总获得，总分3～9分，3～4分算低，5～7分算中，8～9分算高。
社会支持通常指社会联系以及互助活动（畑栄一、土井由里子，2009）。但笔者认为，老年人的社会支持主要指来自家庭成员特别是邻里的支援与帮助。据此，在本研究中“社会支持”由“家庭支持”和“社区支持”两部分组成，共6道题（两个量表）：①当您有需要的时候，您的家人和亲属是否倾听个人问题或者个人关心的事情；②当您有需要的时候，您的家人和亲属是否提供经济上的支持；③当您有需要的时候，您的家人和亲属是否做一些家庭杂事；④当您有需要的时候，您的邻居是否倾听个人问题或者个人关心的事情；⑤当您有需要的时候，您的邻居是否提供经济上的支持；⑥当您有需要的时候，您的邻居是否做一些家庭杂事。每一题的缺失值按该题的众值补全，分值统一从低到高排列，统一成1～2分，（选项4～7算1分，选项1～3算2分）；“社会支持”分值由“家庭支持”和“社区支持”分值加总获得，由于社会资本更为看重邻里间的互助，即社区支持，因此社区支持分值加权乘以2，计入总分。最终总分为9～18分，9～11分算低，12～15分算中，16～18分算高。3）控制变量
为进一步明确社会资本对老年人健康的实际效应，本研究在参考前文所述的关于社会资本与健康以及老年人健康关系的实证研究的同时，根据此次研究重点纳入其他可能影响老年人健康的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收入、家庭形态、居住年份、居住面积等。三 研究结果分析1.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
在数据处理的基础上，笔者分析得出，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如下。
从健康状况来看：主观认为不健康的占21.17%，主观认为健康的占78.83%；心理健康程度低的占3.41%，心理健康程度中的占42.09%，心理健康程度高的占54.50%；生理健康情况中，最不健康的占3.16%，最健康的占59.12%，其余的都介于二者之间（见表4）。可以看出，被访者健康状况总体来讲较好。表4 健康状况续表
从社会资本拥有状况来看，信任程度低的占10.46%，信任程度中的占74.94%，信任程度高的占14.6%；互助与信任程度低的占7.79%，程度中的占55.96%，程度高的占36.25%；社会责任感程度低的占7.3%，程度中的占13.63%，程度高的占79.08%；与他人联系程度低的占11.92%，程度中的占47.93%，程度高的占40.15%；社区认同程度低的占9.49%，程度中的占30.17%，程度高的占60.34%；社会支持程度低的占44.77%，程度中的占42.58%，程度高的占12.65%（见表5）。这些数据表明，受访的老年人社会资本拥有量总体而言比较可观，但在社会支持一项中表现稍不明显。表5 社会资本概况续表2.社会资本与健康的关系
上一部分的数据已经大致反映出受访老年人普遍比较健康，同时，他们也大都拥有较好的社会资本。但这并不能直接反映社会资本与老年人健康之间的相关性。为了进一步测量二者的相关性，笔者将社会人口变量、住房及社区条件这两类变量作为社会资本的控制变量，与社会资本的几个指标分别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生理健康、主观健康感进行模型分析。从模型分析结果（表6）可见，社会资本与老年人的健康存在显著相关。（1）社区医疗设施便利程度，即社区离医疗设施（三甲医院）的距离与老年人心理健康呈显著正向相关性。在模型1.1中，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1公里内有三甲医院的社区相比，3公里内有三甲医院的社区居民心理健康度较高的可能性降低69%，在模型1.2中这种相关关系依然存在，为64%。可见，便利的医疗设施能够促进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在此次调研中，笔者曾经走访了部分老人，他们普遍表示居住在医院附近比较放心。有位84岁的张姓阿婆在十几年前特意把家搬到了某三甲医院旁边。我问她当时是否得了什么慢性病？她说自己至今还算健康，搬家是因为住在好医院附近会比较安心。这说明便利的医疗设施不仅能为老人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还可以促进老年人心理健康。（2）“社会支持”与老年人心理健康呈显著的正相关性。模型1.1和模型1.2都显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社会支持程度低的居民相比，社会支持程度中的居民心理健康较高的可能性提升1.8倍左右（模型1.1和1.2数值近似）。说明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具有促进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是来自亲朋好友及邻里的援助可以帮助老人稳定情绪和改善精神状态（青木邦男，2014）。不过，社会支持对老年群体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是复杂的。研究显示，社会支持的心理健康促进作用只发生在“社会支持程度中”的老年居民中，社会支持“程度低”和“程度高”均不能促进心理健康。说明社会支持只有高到一定程度时才能促进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过高和过低都起不了作用。这可能是社会支持程度高的老人普遍较有依托造成的。这些老人大多家庭和睦、子女孝顺。家庭本身就提供了丰富的情感支撑。对于他们而言，心理健康与否更多取决于自身身体健康状况等因素，社会支持的作用反而下降了。国内相关研究也显示了社会支持与老年心理健康之间的复杂关系。有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与老年人自身的压力水平有关，并且存在性别差异（陈立新、姚远，2000）。说明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同时深受其他各种因素的制约。（3）“与他人联系”与老年居民的主观健康感呈显著负相关性。从模型3.1和3.2可见，“与他人联系”程度提高时，老年人的主观健康感反而降低。和“与他人联系”程度低的老人相比，“与他人联系”程度高的老人选择主观健康感较高的可能性显著降低69%（模型3.1和3.2数值相当）。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与他人频繁的接触不利于老年人的主观健康感。国内外部分研究也得出了相近的结论。2014年英国斯特灵大学行为科学中心研究员迈克尔·戴利等人对低收入人群健康状况不佳的原因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低收入人群健康状况差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缺少金钱，而是与邻里等的攀比所产生的心理压力导致的（环球网，2014）。胡荣（胡荣、陈诗斯，2012：152-153）等在对厦门市农民工社会交往与精神健康关系的实证调查中也发现，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的促进作用仅限于农民工之间，他们与厦门市民的密切交往，反而不利于精神健康。就此推断，农民工与厦门居民的频繁接触会由于比较而产生心理压力，进而不利于精神健康。这些研究均显示，过多的社会交往会增加由于攀比导致的心理失衡，进而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4）“社会支持”与老年人的主观健康感呈显著的正向相关性。模型3.1和模型3.2都表明，社会支持与老年人的主观健康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模型3.1中，与社会支持程度低的居民相比，社会支持程度中等的居民主观健康感较高的可能性显著提升3.5倍，社会支持程度高的居民主观健康感较高的可能性显著提升6.6倍。模型3.2在增加住房及社区条件以后，社会支持程度中和高的居民，主观健康感较高的可能性分别显著提升3.8倍和6.3倍。这意味着社会支持程度越高，老年人的主观健康感也越强。国外早在20世纪中后期就开始关注社会支持与主观健康感的关系，发现社会支持对健康自评（主观健康感）具有直接的正向作用（Cott CA，Gignac MA，Badley EM，1999：731-736），此次调研得到了一致的结论。
此外，分析结果表明社会资本与老年人的生理健康不存在相关性，这与已有的研究相一致。3.其他变量与老年人健康的关系
除了我们已经分析过的社会资本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存在显著相关性之外，数据分析还显示了其他的结果。（见表6）（1）性别与老年人心理健康存在显著相关性。数据显示，相对于女性，男性的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程度普遍较优。在模型1.1和模型1.2中，与女性居民相比，男性心理健康程度更高的可能性分别显著提升1.7倍和1.9倍；在模型2.1和2.2中，男性生理健康程度更高的可能性均显著提升1.7倍。迄今为止，各国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普遍高于男性，但同时，女性的健康状况却不如男性。已有的研究表明“女性的疾病发病率也高于男性，特别是在生命的后期。女性更可能去寻求医疗服务，自报患病的比率也高于男性”，本文的研究结果与此一致。吉登斯曾经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导致男女健康差距的原因。他指出，收入不平等和繁重的社会角色是造成女性健康状况差的主要社会因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女性收入低于男性，这使得她们无法获得可以提高其独立性的资源。不仅如此，女性还要扮演多重角色，既要从事家务劳动、照顾老人孩子，还要承担专业职责。这些都会增加她们的身心压力并最终影响健康（安东尼·吉登斯，2003）。（2）年龄层与老年人生理健康有显著的相关性，年纪越大的老年人，生理健康程度越低。模型2.1和模型2.2表明，与60～65岁居民相比，66～74岁居民生理健康更好的可能性显著降低60%多，75～80岁显著降低80%左右，80岁以上显著降低90%左右，这与人们的日常经验相符。（3）居住时长与老年人心理健康和主观健康感均呈显著的正向相关性。模型1.2和模型3.2还测出，在同一社区内居住时间长短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和主观健康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这种相关性只出现在那些在同一社区居住了30年以上的老年人身上。从表6可见，与居住5年以下的居民相比，居住30年以上的居民心理健康度更高的可能性显著提升3.2倍，而主观健康感更高的可能性显著提升4.3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资本经过长期的积累，从而会影响到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表6 老年人健康水平影响因素的逻辑斯蒂（次序、二元）回归系数（N＝411）续表续表4.社区养老服务利用率与社会资本
社区中与老年人健康密切相关的一个因素是养老服务——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使用频率，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的健康状况。此次调研涉及上海市13个社区，提供的养老服务具有相似性，在调研中询问了老年人对老年日托中心、老年活动室、老年助餐服务、免费体检、老年服务志愿者等社区养老服务的使用频率（各题描述性统计分析参见表7）。调研数据显示，养老服务的利用率，也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相关性。在分析养老服务使用频率一项时，笔者将缺失值去掉，分析了剩余的307个样本。进行赋值加分之后，使用频率加总分值为5～25分，将其区分为三个层次：1～10分为低，11～15分为中，16～25分为高。据此得出的结果是：使用频率低的占38.76%，使用频率居中的占39.74%，使用频率高的占21.50%（见表8）。建立[9]两个模型对养老服务使用频率进行回归分析之后发现如表9所示结果。（1）模型一显示，信任程度高与养老服务使用频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信任程度高能够提高养老服务的使用频率。但是这种相关性在添加了住房及社区条件之后就消失了。因此，信任和养老服务使用率的相关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2）两个模型都验证了社会支持程度高与养老服务使用频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社会支持程度高能够提高养老服务的使用频率。（3）模型二还显示，与公房相比，新式里弄更加不利于提高养老服务使用频率——数据显示出，新式里弄与养老服务使用频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7 养老服务使用频率各题描述性统计结果（N＝307）续表表8 养老服务使用频率表9 社会资本与养老服务使用频率的相关性续表续表四 总结与讨论
本文的主要目是揭示社会环境，尤其是社会资本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机制，并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寻求促进老年人健康状况的方案。前面已经指出，笔者最主要的研究假设是：老年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与其健康状况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同时，笔者还意识到，社会资本不可能独立地影响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它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交互影响。因此提出了其他的辅助性假设：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还与其年龄、收入、居住环境与居住年份等具有相关性。1.四个假设及其验证情况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从社会资本角度揭示社会因素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机制。前面已经指出，笔者主要的研究假设，为了验证上述假设，笔者采用“上海社区综合调研”数据呈现上海市13个社区老年居民的健康状况，从社会资本角度分析了老年居民健康状况的社会影响因素，并探讨了其作用机制。
第一，研究证明了老年人社会资本拥有量与其健康状况的显著相关性。笔者得出了：1）医疗设施（三甲医院）可达性与老年人心理健康呈显著的正相关；2）“社会支持程度中”可能促进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程度；3）“与他人联系程度高”与老年人的主观健康感成负相关；4）“社会支持”程度越高，老年人的主观健康感越强。这些结论都与已有研究存在一致性，说明在上海的社区中，社会资本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同样具有显著相关性。
分析结果同时显示，并非社会资本的所有方面都会对老年人的健康产生积极影响，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的只有“社会支持”和“社区附近的医疗设施”两项，其他因素均无明显影响。有些因素如“与他人的联系”还会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此外，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以复杂的方式呈现，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只发生在社会支持程度中的老年居民中。这些发现对解决如何提升社会资本以增进老年健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为从增加社会资本的角度促进社区养老提供了正当性。
第二，分析表明，居住时间（30年以上）与老人健康状况（心理健康和主观健康感）呈正相关。笔者在其他的研究中发现，保证住地的稳定性能有效提升社会资本（朱伟珏、范文，2015）。这一结论或许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长期居住在同一社区的老人心理和主观健康感更强。我们已经发现，社会资本对健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社会资本的获得需要长时间积累，缺少时间的累积，再多互动也无法提升社区凝聚力。现代大都市最大的特征就是熟人互动减少，陌生人之间的短暂接触占据社会交往的绝大部分。霍利将持续性和稳定性作为社区存在的基础（Hawley Amos，1950），没有稳定的居住环境将不能称其为社区，只能称为居住地而已。频繁的搬迁也许改善了物质生活条件，却失去了看不见的社会支持网络，这会直接影响居住者的健康。
但是在此次研究中，老年人的收入与其健康状况呈正相关并没有得到验证，这与其他的很多研究结论是不一致的。李实、杨穂的研究认为，养老金收入水平影响老年人的自评健康状况，而且收入不平等也会影响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李实、杨穂，2011）；胡洪曙、鲁元平通过对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2005年的数据的分析，认为收入不平等恶化了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增加了其不健康的概率，从而影响了他们的幸福感（胡洪曙、鲁元平，2012）；张希等对河北唐山市不同经济收入社区老年人健康状况差异性的研究也说明，固定收入（以养老金为主）影响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张希、陈长香、辜滟翔等，2014）。国外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格尔达·菲林本（Gerda G.Fillenbaum）等对巴西南部的研究表明，收入与健康自评存在相关性（Gerda G.Fillenbaum，Sergio L.Blay，et al，2013）。或许我们可以从调研对象本身来考虑这个问题，可能存在两个原因：第一种可能性是，我们的调研对象基本上都是有退休工资的上海老人，他们在上海有房，不需要为房租发愁，在不发生重大变故的情况下，退休工资已基本能够满足个人生活所需，因而收入不至于成为影响其健康状况的主要因素。还有第二种可能性，或许是调研所获得的收入数据不准确而造成分析结果的不准确。2.社会资本与养老服务使用频率的相关性
由于老年人是否使用社区提供的养老服务对其健康也可能产生影响，所以笔者进一步分析了社会资本与社区养老服务使用频率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说明，社会资本中的信任、社会支持两个要素与养老服务使用频率之间有显著的相关性，而且均为正相关。但是二者的正相关性都是在“程度高”的情况下才具有显著性，说明一般的信任与社会支持程度也很难明显提高养老服务的使用频率。3.从社会资本视角给出的老年健康促进初步建议
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笔者想就得出的结论提出几个从社会资本视角促进老年健康的建议。
第一，在针对老年人的社区规划中，要把医疗设施作为重要的考虑因素，对于老年人来说要具有便利的可达性。这不仅是方便老年人就医，还能够有利于促进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程度。
第二，社会支持不仅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主观健康感，还会影响老年服务的使用频率，所以应在社区邻里之间提倡一种互帮互助、尊老爱老的氛围，提升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程度。
第三，由于社会资本是一个需要长期积累的过程，所以应在社区规划时考虑社区的可持续性，尽量减少中老年人搬家的次数，使他们能够按自己的意愿在熟悉的社区中安度晚年。
第四，信任对于老年人的影响是非常综合且复杂的——虽然这里只测出它对养老服务使用频率的影响，但是推动社区文化建设，提供安全保障，提高社区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也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五 研究展望
研究至此，只是一个开始而远非结束。已有的这点研究只是初步验证了社会资本、年龄、居住年份等因素与老年人健康状况存在相关性，而并未提供更为细致的作用机制的分析，有待进一步深入地探索；收入与老年人健康状况的相关性，需要再次验证。另一方面，笔者在调研过程中还发现了居住环境可能对老年人健康状况有所影响，有必要进行深入的分析。因此，今后还将继续开展更加严谨和细致的研究，进一步探索社会资本与老年人健康状况之关系，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和优化。同时，老年人居住环境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也将成为笔者下一步研究的重点之一。鉴于养老问题的现实性和严峻性，在进行完这些验证性的研究之后，还要探索增进社区社会资本的可行办法，制定更加细致且具有可操作性的老年人健康促进方案，切实推动养老问题的解决。
参考文献
安东尼·吉登斯，2003，《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41-142页。
边燕杰，2004，《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中国社会学》第3期。
方亚琴、夏建中，2014，《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城市问题》第4期。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