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晓,丁一兵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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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区域化问题研究试读：
导言
一、本书研究目的
中国作为东亚地区日益崛起的经济大国，在区域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相应地，人民币的地位和作用也将随之发生变化，逐步走向国际化。然而，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拥有巨大的规模经济优势和网络效应，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元和德国马克不同的国际化历程及其经验教训表明，在这种所谓的“美元体制”下，一国货币难以直接在全球层面上实现国际化的目标，通过区域化的途径提高本币的地位与影响，将是一个可行的货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因此，人民币应当通过区域化道路来实现自己的国际化目标。
人民币区域化的顺利推进，不仅能够给中国带来增加铸币税收入、降低交易成本与交易风险等直接收益，更重要的是，人民币的区域化与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相结合，能够有效地提高中国在区域内的经济地位与“软实力”，深化中国与东亚其他经济体的经济、金融联系，有助于东亚区域经济与金融环境的稳定，反过来终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对于人民币区域化问题进行深入、全面的研讨，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国内外学术界对人民币区域化问题的探讨，实际上始自对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研究。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特别是随着欧元区的出现和拉美地区关于“美元化”的探讨与进展，一些学者注意到人民币区域化对于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性，并对此展开了讨论。但目前人们就人民币区域化的许多相关问题的研究还存在明显分歧。首先，就人民币是否应通过区域化实现国际化，赵海宽(2003)认为应推动人民币直接成为未来的世界货币之一,潘理权(2000)、李翀(2002)等更多学者则主张把人民币区域化作为实现其国际化的必要阶段或途径，李晓等(2004)则明确提出了“人民币亚洲化”的主张，并对其必要性、可行性和策略选择进行了初步分析。其次，就人民币是否具备区域化乃至国际化的条件，一些学者强调中国在金融领域存在诸多劣势，如对资本项目的管制、金融市场的不完全和监管能力的不足，以及缺乏全球性的金融中心等等，都阻碍了人民币区域化或国际化的进程；另一些学者则强调中国在实体经济层面的优势，认为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及对外经济联系将使人民币自然走向国际化。还有学者指出，中国作为东亚地区潜在的“市场提供者”和“经济稳定器”，已经具备了实现人民币区域化的初步条件(李晓等，2004)。再次，就人民币区域化(或国际化)的路径选择问题，多数学者更加关注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流通及其自发的市场化进程(李翀，2002；“人民币国际化”课题组，2006；李婧，2004)，侧重研究通过这种自发的货币替代过程实现人民币区域化。也有学者提出，人民币目前在部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流通属于非制度化行为，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化，人民币区域化应当与有关区域合作的制度化安排如汇率安排、贸易结算安排等相结合并通过后者来实现。关于人民币制度化层面的区域化进程，姚枝仲(2004)认为，由于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之间存在不对称竞争压力，中国不必和亚洲其他国家实行以共同货币篮为基础的汇率协调机制即可获取主导货币地位。陈雨露(2003)则认为，在东亚区域内，人民币与日元存在竞争关系。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国外学者对人民币问题也表现出更多的关注。Nakagawa(2004)、Persaud和Spratt(2004)等均认为人民币具有成为国际货币的潜力；Joseph和Sch?fer(2004)认为在未来20年内，随着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地位的上升和资本项目走向可兑换，人民币将成国际货币；Yeh和Plasmans(2002)则认为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之间的货币统一是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第一步。
人民币的区域化问题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较大关注，但对于很多相关问题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具体表现在: 第一，对货币区域化本身的性质与特征没有明确的认识，对于货币国际化、货币区域化、货币可兑换等范畴的界定不甚明晰，对其相互关系还没有深入的探讨，没有就货币区域化的机理建立起严整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二，对货币区域化自身的演进路径及其与国际货币制度间相互影响的研究缺乏理论基础；第三，对不同货币国际化的路径缺乏考察和比较分析，难以揭示人民币通过区域化实现国际化的必要性；第四，迄今为止有关人民币区域化问题的研究，更多地是注重对市场力量作用下人民币区域化的自发演进路径进行分析，没有将其同国际金融格局的变化有机结合起来，置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制度框架内进行探讨，因而没有为人民币区域化寻找到必要的和可行的“区域集体行动”的逻辑与制度安排。正是由于这些不足，目前学术界和官方对人民币区域化的策略和路径安排难以提出可操作的构想。
本书的研究目的，是在诸多学者对人民币国际化、区域化相关问题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货币国际化与区域化的规律，以及人民币区域化的必要性、可行性与路径选择。
二、本书研究主要内容与结论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日渐凸显。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德国排名世界第三位。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世界经济特别是东亚地区范围内的影响力显著提高。在此过程中，作为中国的主权货币，人民币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书从对货币国际化、区域化的理论梳理和其他货币国际化、区域化的经验回顾入手，在考察当今国际货币体系条件下人民币区域化的必要性及其有利与不利条件的基础上，分析人民币区域化的具体路径安排，并考察人民币在区域化进程中与区域内另一主要货币——日元的关系。
(一)货币国际化、区域化理论及相关经验
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综合国力的增强使得中国在世界经济特别是东亚地区范围内的影响力显著提高，也使人民币的未来国际地位成为引人关注的问题。人民币积极参与国际化、区域化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将对东亚经济的繁荣和稳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经验表明，任何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经济崛起都将促使其货币走出国门，在区域乃至世界范围内发挥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而探讨货币的国际化道路需要以相关的货币理论为指导，对货币现象尤其是货币的国际化实质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我们首先借鉴和拓展了Kiyotaki和Wright (1989)提出的国际货币的搜寻理论(Search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oney)，证明在国际市场上货币的交易职能和价值储藏职能发生着分化。出于成本节约的考虑，交易手段的职能由越来越少的货币执行；出于风险分散的考虑，执行价值储藏职能的货币却越来越趋向于多样化。这实际上意味着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格局既不是某一种货币完全主导，也不会是许多种货币同时在国际交易领域中竞争，而是将由少数货币执行国际货币职能。据此，论证了人民币具有成为国际货币的理论可能性。
其次，本书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全面回顾了英镑、美元、欧元和日元的国际化道路。纵观百年国际货币的兴衰史，无论是英镑的称霸与衰落，美元的崛起，欧元的诞生，还是“日元国际化”道路的惨痛教训，都给人民币国际化、区域化历程带来了宝贵的启示。
人民币固然有自己的特质，但是一些重要因素是任何货币在国际化、区域化的过程中不可忽略的。所以，人民币应该吸取英镑、美元的成功经验，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和贸易实力；而美元的区域化、欧元的诞生则为人民币区域化提供了一条宝贵的可借鉴之路。我们从“日元国际化”的曲折过程中也可以看到，一国货币的区域化、国际化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外因”也是不能忽略的因素，因而必须首先立足于货币的区域化，然后逐步实现货币的国际化。
(二)人民币区域化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由之路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私人资本流动的规模和速度进一步加快，由此引发的货币金融危机不断地冲击着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促使许多国家和地区寻求一种新的区域经济、金融的稳定与治理模式。这一方面导致了国际金融格局的变动；另一方面也影响到当前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国际化进程。欧元的诞生和拉美有关国家“美元化”的进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东亚地区经济关系的日益紧密以及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居民逐渐认可和接受人民币作为交易货币和结算货币，大量的人民币也开始在境外流通。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引起了中国货币当局和国内外理论界的高度关注。目前，学术界在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收益和必要性等方面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而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虽然有部分学者主张通过其他途径来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但是大部分学者都倾向于先走区域化的道路，通过区域化来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
在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任何一国货币希望依靠自身的力量挑战现行货币霸权的努力都是很难成功的。欧元的诞生和“日元国际化”失败的经典案例告诉我们，货币区域化是国际化的重要步骤，一国货币要参与国际竞争, 脱离不开区域经济合作的平台和制度性区域货币合作的整体框架。我们思考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应当首先立足于中国作为亚洲地区性大国的地位。与此同时，鉴于现阶段中国的经济金融基础不具备支撑人民币直接国际化的条件，而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与东亚经济的关联度又在不断提高，且东亚地区国家间也达成了开展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东亚共识”，我们认为，人民币区域化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由之路，必须将人民币区域化问题置于东亚区域货币体系的整体构建中来思考和谋划。
对人民币区域化成本和收益的分析，进一步为中国货币战略的选择提供了理性支撑。人民币的区域化进程虽然可能会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民间经济部门带来一些不利的冲击，但是，在更大程度上将会给中国发展带来巨大的收益，包括促进中国经济金融领域的改革和发展，增加全体国民的财富，提高中国在区域内乃至全球的国际地位，等等。从根本上讲，人民币区域化应当是市场自发力量作用的结果，但是也需要中国政府的积极推进和相应的政策支持，从而为人民币区域化寻找到必要的和可行的“区域集体行动”的逻辑与制度安排。如果我们能够在人民币区域化过程中进行必要的改革和政策调整，就能够趋利避害，充分享有人民币区域化带来的收益。
(三)人民币区域化可行性分析
在现阶段，实现人民币的区域化不仅存在着一系列有利条件，也面临着一些障碍。根据货币国际化的一般理论，中国从经济规模与区域内其他经济体的经济联系和在区域内的经济地位、在区域分工中的枢纽作用以及稳定的货币政策等层面上，可以说处于比较有利的位置。但另一方面，人民币在可自由兑换、外汇市场与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制度建设、货币在区域内的被接受程度和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等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这表明人民币的区域化难以一蹴而就，必须根据实际条件循序渐进地推进。
从长期来看，中国在东亚地区具有潜在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的地位，这一地位随着中国经济稳步增长而愈发重要，这对于长时期内人民币在更多领域、更高层次上实现区域化是一个有利因素。但另一方面，中国现今在东亚地区还不具备充当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的能力，更多意义上是在区域生产网络内扮演了生产聚合地与出口平台的角色。成为区域内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对于中国来说，远非朝夕之功。因而为了增强人民币作为区域结算货币的现实需求，以更快的速度提高中国在东亚各经济体最终产品出口中所占的比重是必要的。
就通过某种形式的区域货币一体化实现人民币区域化的可能性而言，SVAR分析的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中国与区域内其他经济体经济冲击的弱相关性，尤其是实际供给冲击的弱相关性会削弱相当时期内在东亚地区建立以人民币为主导的统一货币区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当大国经济处于长期稳定状态时，它与其他经济体之间实际冲击的弱相关性，也反映出该大国可以作为区域经济的稳定器，其货币可以充当其他区域内货币汇率的稳定器。从这一点上看，人民币在某种程度上讲仍然具有成为区域内部“驻锚”的可能性。而BBQ方法和MSAR方法的实证分析结果则表明，按照传统的货币一体化理论与货币一体化模式，以欧洲式的货币一体化途径实现人民币区域化面临较大困难，但中国有条件按照不同于欧洲的模式或途径在东亚区域发挥作用，也有可能以某种类似美元的方式在东亚地区发挥自己的影响。而对OCA指数的考察一方面表明，东亚区域整体对美国趋同效果明显减弱，而同中国的趋同性则在不断加强；另一方面也显示，中日两国均不能以绝对的优势吸引各经济体加入以自身为核心的货币区。如果要推动更高层次的区域货币合作，中国和日本必须密切合作。
总地来说，尽管人民币的区域化还面临着一些障碍，但是同样存在一系列有利条件。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人民币已经具备了成为区域性关键货币的某些基本条件，因而可以开始逐步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
(四)人民币区域化的路径选择
进入21世纪，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尤其表现在跨境流通和边贸中的广泛使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从某种意义上讲也为人民币区域化提供了一个契机。在此情况下，中国连续推出了对外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发展人民币债券市场、扩大与东亚经济体货币互换安排等一系列举措，意味着人民币的区域化已经开始稳步推进。探讨如何从已有的现实基础出发，最有效地实现人民币区域化的目标，在当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认为，考虑到以往多种货币国际化的经验教训和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特征，作为发展中大国货币的人民币，需要根据本国实际发展需要和新的国际环境，寻求区域化的独特途径，而不应照搬某种货币国际化模式。
根据当前的现实条件，总地来说，人民币的区域化从地域上应当走从周边化到区域化的道路；从货币职能上应当走先交换媒介、再到记账单位与价值贮藏的道路；在政策措施上，人民币区域化应在非制度化与制度化两个层面上推进；在通过汇率合作促进人民币区域化方面，要根据中国与东亚经济体间的贸易、投资来往密切程度和汇率冲击对贸易、投资的影响程度，分步骤地从次区域层面开始推进。具体来说，人民币的区域化可以按照以下几个阶段或层面予以推进：
(1)稳步推进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流通，创造条件促进人民币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部分贸易中承担结算货币职能，提高周边国家与中国交易中人民币的市场接受度，与此同时，积极稳妥开展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和人民币国际债券市场的建设，使人民币在特定范围内承担投资货币的职能。
(2)在上述工作基础上，通过中国与周边国家乃至更多的东亚经济体签署官方结算协定，促使中国与东亚其他经济体一般贸易中普遍采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同时充分利用货币互换协定等方式，促使其他东亚经济体中央银行扩大与中国人民银行间人民币的官方交易，使人民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其他东亚经济体的官方储备货币，并逐步推动人民币在官方交易中可兑换。另一方面，逐步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放松资本账户管制，改进人民币回流机制，使人民币在更大范围内、更高层次上承担投资货币的职能。同时，应当视资本账户开放的进程与难度等情况，考虑在香港设立人民币离岸中心，充分发挥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与作用，将人民币海外流通的风险及其压力控制在一定的程度和范围之内。
(3)通过国内经济的改革、调整、发展和对外贸易模式的逐步转变，促使其他东亚经济体自发地将人民币作为汇率安排上的某种“锚”货币，进而成为其他东亚经济体外汇市场的干预货币。
(4)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和推动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一方面,利用区域融资安排提高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和干预货币的吸引力；另一方面，通过逐步推进次区域范围的汇率合作安排，在制度化的层面上实现人民币的“锚”货币地位，最终使人民币成为区域内关键货币。
人民币区域化的进程，除了要在非制度化与制度化两个层面上共同推进，还要避免单边主义的思路，强调区域合作与协调，尤其是妥善处理好与区域内另一主要货币——日元的关系。
货币的区域化不能只依靠市场自发力量，更要借助于区域货币合作的发展，正如Eichengreen(1989)所指出的，一国即使拥有经济上的主导地位，也不足以使本国货币自然地成为国际货币或区域主导货币，还需要其他国家不同程度的合作，这种合作既包括促进市场交流的安排，也包括制度化的安排。
通过区域合作推进货币区域化，必然要求人民币与日元进行有效的协调。因为二者均难以单独在区域内与美元竞争甚至替代美元，且两者间若竞争将导致得益有限，代价却比较大。尽管姚枝仲(2004)认为，由于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之间存在不对称竞争压力，中国不必和亚洲其他国家实行以共同货币篮为基础的汇率协调机制即可获取主导货币地位，但是，一方面，“日元国际化”的经历表明这种不对称压力不足以使人民币成为区域内主导货币，反而有可能重蹈“日元国际化”的覆辙；另一方面，考虑到日本的情况，人民币和日元之间若无协调，两者之间的竞争将会给各方带来损失。因此，人民币的区域化必须走与日元协调、合作的道路。
为了实现人民币区域化的目标，中国还必须在以下方面进行深刻的调整与改革：
首先，要在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前提下调整贸易结构，转变低端价值链和加工贸易的生产方式，逐步转向出口中间产品和进口最终产品的贸易模式。
其次，要在提高国民收入的同时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国民收入水平差距，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扩大内需。
最后，要在合理降低中国的外贸依存度的同时，提高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逐步由贸易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内需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进一步推进国内金融体制改革，并逐步放松对资本账户的管制。
综上所述，本书的基本结论是: 人民币国际化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与国际经济地位提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人民币区域化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由之路。尽管人民币区域化还面临着一系列障碍，但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人民币已经具备了成为区域关键货币的基本条件。目前，应当从非制度化和制度化两方面同时着手，推动人民币区域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协调人民币与日元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章 货币国际化、区域化理论及相关经验
进入21世纪，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日渐凸显。中国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达3350353亿人民币，同比增长8.7%，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排名世界第三位。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世界经济特别是东亚地区范围内的影响力显著提高。在此过程中，作为中国的主权货币，人民币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人民币积极参与国际化、区域化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将对东亚经济的繁荣和稳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经验表明，任何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经济崛起都将促使其货币走出国门，在区域乃至世界范围内发挥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另一方面，这种作用或影响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制约，并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探索人民币的国际化道路需要以相关的货币理论为指导，对货币现象尤其是货币的国际化实质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在总结世界货币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以及各种国际货币的经验的基础上，勾画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本章通过对货币国际化、区域化理论进行梳理，总结英镑、美元、日元等国际货币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经验，提出必要的理论根据，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区域化提供可以参考和借鉴的思路。
一、货币国际化理论回顾
(一)货币国际化的内涵
1. 货币国际化定义
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货币国际化的定义有所不同。
有学者从广义、狭义角度对货币国际化进行区分: 当一国的个人和组织接受或者使用另一个国家的货币作为交换媒介、记账单位和价值储备，一国货币在本国之外发挥这三种职能的情形，就是广义的货币国际化；狭义的货币国际化则只限于
对第三国货币的使用(周林，温小郑，2001)。有些学者从国际化的形态阶段进行划分，将货币的国际化分为三个阶段和层次。具体地说: 一国货币与他国货币的汇价关系为初级形态；中间形态的货币国际化是指经常项目或者资本项目以适当的方式开放；而高级形态的货[1]币国际化是成为世界其他国家储备资产的主要形态。还有学者对货币替代(外国货币在国内交易中的用途)和货币国际化进行了区分，认为货币国际化可以再进一步划分为包括发行国在内的货币国际用途和仅仅包括第三国的交易(Cohen,1998)。也可以从动态、静态的角度去理解货币国际化: 从静态角度来看，是指一国货币作为完全的、充分的和高度自由兑换的货币被各国政府用作国际储备货币，被世界各国居民持有，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媒介作用；从动态角度看，是指在货币发行国的允许和政策目标引导下，一国货币越出国界，在世界范围流通、交易和兑换，在贸易结算、国际借贷和国际储备方面成为国际记账单位，并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主观和客观经济过程。
可以说，货币国际化是国别货币越出国界，在世界范围内发挥媒介作用、支付工具和国际储备工具的一个动态过程和由此过程所形成[2]的一个相对稳定状态。
蒙代尔(2003)认为: 当货币流通范围超出法定的流通区域，或该货币的分数或倍数被其他地区模仿时，该货币就实现国际化了。有些学者给出了最直接和最一般的定义: 货币国际化是指一种货币突破国别限制，在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中行使交易媒介、价值尺度、贮藏手段等职能(Hartmann,1998；陈雨露,2005等)。可以看出，货币国际化的实质就是货币职能的国际化。
2. 货币职能国际化
一国货币的国际职能是其国内职能的对外延伸。一国货币的对外职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作为工具货币、作为储备货币和作为干预货币(Trejos和Wright,1996)。所谓工具货币，就是指用作银行间货币交易的交换媒介；储备货币指外国中央银行和私人用作价值储备；干预货币是指外国货币当局通过对其的交易来影响价格和汇率。这三方面职能又可以分为私人部门和官方部门两种情形(见表1-1)。表1-1 国际货币的私人和公共职能:资料来源: Hartmann(1998)根据Cohen(1971)整理而成。
有学者对上述关系进行了进一步分析，主要集中在三种功能相互关系的讨论上。Bourguinat(1985)认为: 作为国际贸易工具货币的职能优先于其作为价值贮藏的职能，后者又优先于其作为记账单位的职能，即三者存在先后关系。Pollard(2001)则认为，三种功能的作用是相互促进的，一种货币用于贸易和金融资产的计价会增进其作为工具货币的可能性；在官方部门，如果一国将其货币钉住另一国货币，则该国更可能持有其钉住的货币作为外汇储备并使用其进行外汇市场干预。
可以看出，国际货币的三种职能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相互增强机制。三个方面的某一方面发挥得好，有助于其他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并降低发挥作用的成本。反之，若一方面或者几方面发挥得不好，一定会影响其国际化的进程，德国马克和日元就是典型的例子。由于德[3]国马克作为工具货币功能方面的弱势，国际化进程发展缓慢，而日元的国际化更是由于日元作为贸易计价功能的弱势而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对此，下文将进行详细分析。
3. 货币国际化的量化
有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制定了有关一国货币国际化的指标或标准，主要有以下两种。
(1)货币国际度指数
李瑶(2003)认为，一国货币的国际化程度可以用“货币国际度指数I”来具体衡量。具体如下: I=λI+λI+λI(1-1)式中： λ、λ、λ分112233123别为各指数的权重。
其中，I为本币境外流通范围指数I=∑A/Ai=1，2，…，n式中: I11i01表示本币境外流通范围指数。
A表示流通或持有本币的第i个国家。i
A表示与该本币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数。0
I为本币境外流量指数I=∑Z/Mi=1，2，…，n式中: I表示本币境22i02外流量指数。
Z表示本币境外第i国的流通(或持有)量。i
M表示本币货币发行量。0
I为本币储备占比指数I=∑R/Ri=1，2，…，n式中: I表示本币储33i03备占比指数。
R表示第i国以发行国本币作为官方外汇储备的数量。i
R表示本币国的外汇储备数量。0
I、I、I的权重会有所不同，但是尚难判断三者的具体数值。在123将λ、λ、λ均取1的前提下，作者根据2000年的数据计算几种货币123的国际度指数，其中美元的国际度为10.25，欧洲为2.27，日元为1.17，人民币国际度指数则为0.19。
(2)贸易中的货币国际化比率
衡量货币国际化程度的另一个指标是贸易中的货币国际化比率。所谓贸易中的货币国际化比率，指一国货币在世界出口中充当计价货币的份额与该国对外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之比。若大于1，则表明其货币的使用份额大于其贸易在世界中所占份额，货币的国际化水平高。反之亦然。从该角度来看，只有美元和马克是最显著的国际货[4]币，其比率远远高于他国，英镑和法郎次之，日元则相对落后。
ECU Institute(1995):International Currency Competition and the Future Role of the Single European Currency,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二)货币国际化的条件
一国货币能否成为国际货币的关键条件，历来是货币国际化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在国内外的理论研究中，主要是采取“现象的事实[5]分析”(factual approaches to the phenomenon)，即透过国际货币的历史现象来进行归纳和总结，通过分析国际货币的使用情况和国际货币格局的变化，来研究国际货币及其发行国所具有的特性。多年的研究结果所达成的共识是，一国货币逐渐演变为国际货币需要如下几个重要条件: 货币发行国的经济规模；货币发行国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国内金融市场的规模、深度、流动性和开放性；货币的可兑换性；国际货币使用的历史惯性(Black，1990; Bergsten，1996，1997; Mundell，1998; Pollard，2001; Hartmann and Issing，2002; 何帆，2004)。
1. 国家的经济规模
计量经济学通过对货币发行国经济规模和该国货币在国际市场上潜在使用情况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对于该国货币国际化之所以重要，在于国家经济规模与该国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及其金融市场的规模直接相关，进而决定了该国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潜在使用情况。Eichengreen和Frankel 1996年的研究表明，主要货币发行国在世界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上升1%(通过购买力指数换算)，会相应地造成该种货币在各国中央银行的货币储备中上升1.33%(C.弗雷德·伯格斯坦，2002)。Eichengreen(1998)根据1971—1995年的数据对美元、日元和英镑等货币在外汇储备中的份额与这些国家GDP在全球GDP中的份额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一国在全球GDP中的份额每增加1%，则该国货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将增加5%。在增加了滞后变量(lagged dependent variable)和出口份额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得出的结论是: 在加入滞后因变量情况下，国家经济规模的影响显著下降；在添加了出口份额的变量后，得到更一般的模型。结论表明: 一国GDP在全球份额中的比重增长1%,该国货币在各国外汇储备中增加[6]0.8%。
但是，日本的经验却表明经济规模并非是引发货币国际化的充分条件。从国家经济规模看，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是日元的国际地位却与之不符，这就是所谓的“日元悖论”。另一个表现就是，日本的出口以日元计价的比例很低，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的相应水平。这一点很值得深思。
2. 国际贸易地位
国际贸易规模对一国货币的国际化有重要影响，因为一国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就是本国货币对外供应的过程，这一过程与对外贸易密不可分。一般来说，国际贸易规模与货币国际化程度正相关。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考察，中世纪早期和后期的货币发展表明，国际货币的一个[7]重要特征就是由从事活跃国际贸易的经济强国所发行。Gerald P.Dwyer Jr.和James R.Lothian(2003)对中世纪之前及13世纪的国际货币史进行了历史回顾，并对17世纪之后的国际货币、共同货币及货币联盟进行了分析，结论表明，一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对其货币成为国[8]际货币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国的国际贸易地位显然对货币国际化具有重要影响。Gerald Selgin(2000)认为，国内货币所涵盖的区域越广，这种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就越有前景。Rasul Shams(2002)的“世界货币理论”从贸易数量角度出发，认为在世界贸易额中占有最大份额的国家的货币有更好的机会承担国际货币的职能。另外，一国货币的国际化过程必然伴随着货币的流出，从这个角度来说贸易逆差更有助于一国货币的国际化。
3. 金融市场成熟程度
与上述分析角度不同，近年来有学者认为一国的金融市场是否成熟、是否有效率对一国货币的国际化有重要影响。Philipp Hartmann和otmar Issing(2002)认为，以往在探讨货币国际化的问题上，往往强调产品贸易和实体经济的重要性，近来更多研究则集中关注金融市场、国际证券投资和国际融资的作用。一国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体现在金融市场的规模、流动性和发展程度等方面。成熟的金融市场是一种货币发挥功能的潜力保障和制度支撑。一般来说，金融市场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能减少市场摩擦，降低货币等金融资产的交易成本，增进货币的流动性并刺激货币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使用。而且，发达的金融市场可以为中央银行及各国投资者提供成本低、安全性高、流动性强的金融工具，有助于进出口商对国际贸易活动中的外汇风险进行管理(黄梅波，2001)。
可以说，一国的金融市场规模越大、流动性越强、发展程度越高，则该国货币会越多地在国际金融交易中使用。从经验来看，世界上先后最主要的三种国际货币——荷兰盾、英镑、美元都产生于拥有成熟的金融市场的国家(Cohen 1971,1998)。针对这一特征，Cohen从“交换便利”(exchange convenience)和“资本确定”(capital certainty)两个视角进行了讨论。Gore S.Tavlas(1998)提出了相似的观点，指出国际货币“发行国应拥有稳定的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场，并且金融市场要具有广度(拥有广泛的大量的金融工具)和深度(拥有发达的二级市[9]场)”。Abdourahmane Sarr和Tonny Lybek(2002)将成熟的金融市场的特征归纳为五点: 牢固性(tightness)；即时性(immediacy)；深度(depth)；广度(breadth)；弹性(resiliency)。
Gerald P. Dwyer Jr. and James R. Lothian (2003):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Monie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Atlanta Working Paper 2003-37, December 2003.
4. 货币的可兑换性及公信力
货币的可兑换性是指取消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外汇管制，实现货币在经常项目、资本项目上的自由兑换。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同其可兑换程度密切相关，但是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关于两者的关系，周林、温小郑(2001)认为货币的自由兑换是货币国际化的一个阶段。可见一国的货币走向国际化，必须应该是可以自由兑换的，但是在某个特定的阶段并不必完全实行可自由兑换。
货币的公信力来自货币价值的稳定和预期未来稳定的信心。货币价值不稳定容易造成人们对货币信心的紊乱，不利于一国货币的国际化进程。所以价格稳定是一国货币发展和维持国际地位的重要先决条件(Frankel and Goldstein,1999;Maehara,1993;Tavlas,1990)。黄梅波(2001)认为，币值稳定的货币，人们对其价值往往有一个基本稳定的认识，而且对其也会有足够的信心。在国际交易中使用这种货币，可以减少人们获取和传递信息的时间和费用。一种货币要在国际货币职能的各领域发挥作用，占据有利地位，都要求该货币币值稳定。另外，一种货币持续升值的预期，会带来对该货币未来的信心，有助于促进和保持该货币的国际地位。
发行国政策的稳定性及其连续性支撑着货币的公信力。其中，霸权和政府声誉发挥着重要作用。霸权能够增进复杂的货币体系中国家间政策的连续性，霸权的领导作用能够增进国家间合作的便利，还有[10]利于加强宏观经济协调。Barro(1986)认为，政府声誉是解决政策时间不一致性问题的可行办法。当政府因严格遵守承诺而建立良好声誉，继续保持良好的声誉的延续是防止政府欺骗公众的重要动机，这种动机会使政策达到最优效果。
5. 历史惯性
一国货币的兴衰还有“惯性”原因。惯性在货币国际化过程特别是在货币国际地位的维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Eiji ogawa和Yuri Nagataki Sasaki(1998)对美元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即使美元中等水平的贬值，美元的国际地位也不会降低——这就是惯性的原
[11]因。又如20世纪初美国就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二战”中其地位进一步巩固，但是美元取代英镑则晚了50年，这就是惯性的一个典型例子。
交易成本、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这三种因素解释了惯性产生的原因，而这三种因素又是彼此关联和相互融合的。在Swoboda(1968)进行的早期研究中强调了交易成本在不同货币交换中的作用，指出用于交易媒介的货币应该是那些与低交易成本相关的货币。Cohen(1998)认为，货币国际化产生于规模经济或减少的交易成本。这和物物交换类似，当各国货币不同一的时候，会有较高的搜寻成本，效率低下，而当国家间使用一种或者少数几种货币的时候，交易成本也就随之降低。通过单一货币进行的交易量越大，收集的信息和将一种货币兑换成另一种货币的成本就越小。也有学者认为，货币国际化是一个合作的过程，这一过程促进了交易成本的节省(Gerald P.Dwyer Jr.和James R.Lothian，2003)。该理论研究还表明，货币国际化会受到跨境交易活动形成的广泛交易网络——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y)[12]的影响。任何一个人对某种货币的持有依赖于其他人愿意接受这种货币进行支付。一种货币被接受的范围越广，使用和持有该货币的价值就越高。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货币创造了一种正的网络外部性。[13]
(三)货币区域化
一国货币国际化的条件的研究，对一国货币的区域化有一定程度的借鉴意义。
货币区域化的定义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指一国货币在一定区域内充分发挥国际货币的职能，这种情况被称为“区域范围内的货币国际化”；二是指区域货币一体化，即那些经济关联度较高的一定地区范围内的有关国家和地区在货币金融领域实行协调与合作，形成一个统一体，最终实现一个统一的货币体系(虞群娥，2002)。有关第一层次的货币区域化(国际化)，已经在前文进行过分析，下面对第二层次的货币区域化进行必要的理论梳理。
1. 最优货币区理论
最优货币区(optimum Currency Areas，OCA)理论主要研究的是最优货币区的形成条件及判断标准。《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将最优货币区定义为: 最优货币区是指一种“最优”的地理区域，在这个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是一种单一共同货币，或者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的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性交换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盯住，保持不变；区域内的国家和区域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1961年，蒙代尔最先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理论。随后麦金农(Mckinnon,1963)、英格拉姆(Ingram,1969)、凯南(Kenen,1969)、弗莱明(Flemming,1971)、戈登(Corden,1972)等经济学家分别从经济开放度、产品多样化、金融一体化角度阐明了组成最优货币区应该具备的[14]条件。归纳来看，可以将形成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归纳如下。
Mckinnon Ronald (1963): optimum Currency Area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3.
Kenen Peter (1969): The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 An Eclectic View,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lemming,J,M (1971):, “on exchange rate unification”,Economic Joural,Vol.81.
Corden (1972).Monetary integration,Eassys in Intenational Financ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生产要素流动性标准
该条件主要由蒙代尔提出，可以阐释为: 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力)若能自由流动，当出现国际收支不平衡时，资本和劳动力可以实现从盈余国向赤字国的转移，促使区域内各地区经济结构及时调整，经济周期趋于同步，这样可以促进区域内经济协调发展，进而消除不平衡，而不必借助于汇率浮动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达到这一标准的地区就成为最优货币区。
(2)经济开放度标准
该标准主要由麦金农(1963)提出。经济开放度是指一国生产消费中贸易商品对非贸易商品的比率。在外部世界价格同样稳定的前提下，那些贸易关系密切的经济开放区应组成一个共同的货币区，在区内实行固定汇率，以达到价格稳定；在区外实行浮动汇率，以期得到可贸易商品相对价格和实际工资的变化。
(3)产品多样化标准
凯南(1969)认为，当外国对进口品需求发生变化时，产品多样化程度高的国家，将比产品多样化程度低的国家更能承受外部冲击对国际收支和就业的影响。因此，在产品多样化程度高的国家之间实行固定汇率制有助于稳定国内投资和对外部冲击的调整。
(4)金融一体化标准
英格拉姆(1969)认为，蒙代尔、麦金农和凯南的研究都只考虑了经常项目的国际收支问题，忽略了货币的作用，而与长期资本自由流动相联系的金融一体化才应该是衡量货币区是否最优的标准。在金融高度一体化的条件下，利率的任何微小波动都可导致充分的资本跨国流动，从而可避免汇率的波动。
(5)通胀相似性标准
弗莱明(1971)认为，物价稳定是最优货币区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相似的通货膨胀率是实行共同货币政策的前提条件。他将研究的视角从微观转向了宏观，认为如果货币区内各成员国通货膨胀率高低有别，则利益不一，高通胀国家要求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低通胀国家则可能希望维持不变，而出现通货紧缩的国家会强烈要求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众口难调”会使超国家的中央银行无所作为。因此，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是构建最优通货区的一个重要前提。
(6)政策一体化标准
Haberler(1970)等人先后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的政策一体化标准。为使货币区能够正常运行，各成员国必须对其货币、财政以及其他经济乃至社会政策进行协调，寻求一致。为此，各成员国必须对其主权实行部分让渡，核心是货币政策的协调和让渡。同时他们还提出了一些其他标准，诸如经济结构的相似性，财政一体化以及政治因素等。
Tavlas(1998)把影响货币国际运用的要素与最优货币区标准联系起来，认为最优货币区标准能够被用来解释为什么国际交易者和投资者在跨国交易中选择一个特定的国际货币。最优货币区标准中的通货膨胀、贸易一体化和金融市场发达程度标准能帮助解释一种货币为什么被用作国际记账单位、交换媒介和价值贮藏手段。其他标准也帮助解释了国际货币运用，因为它们能表明一些国家易于受到来源于外部冲击引起的真实汇率波动影响的程度。那些不易受到外部冲击影响的国家的货币比那些易于受到外部冲击的国家的货币会经历较小的真实[15]汇率变化。
2. 爱默生和格罗斯的“一个市场、一种货币”思想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区域货币一体化理论也有了新的进展。此时的研究方向从以前的“确立一个给定货币的最优地理流通空间”转为“为一个几乎给定的地理区域设计一个最优的货币”。由此以爱默生和格罗斯(M.Emerson and D.Gros,1992)的《一个市场、一种货币》为代表产生了“欧盟经济学”。爱默生和格罗斯认为，货币选择根本上应由市场状况、尤其是市场需求来决定，具体的货币空间由实际的货币交易网络来划分，每个货币的空间就是其功能性权威的影响范围，即完整市场在货币层面的响应——“货币圈”。显然，这里强调的是空间的功能性意义而不是空间的物理意义。此时，货币作为一种交换工具和价值工具，开始真正服务于市场，无论这个市场有多大，涉及多少个国家，只要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那么单一货币就是最优选择。爱默生和格罗斯的贡献在于为国家间的货币融合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以往，货币总是被贴上国家主权的标签，货币统一成为国家统一的关键性标志，从而主权国家都不愿意放弃对本国货币的控制权。在爱默生等人“一个市场、一种货币”思想号召下，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货币从根本上是服务于市场的，国际经济交往的深化需要某种形式的货币融合。当一个国家无法更好地发挥货币职能与作用的时候，如果货币权的让渡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福利的提高，那么就应该将货币权上交给更高层次[16]的超国家机构。
3. “GG-LL”模型“GG-LL”模型由克鲁格曼提出。随着欧元的诞生和美洲美元化进程的加快，一个关于区域内各经济体是否选择货币合作的理论应运而生，其中克鲁格曼的“GG-LL”模型就是其中之一。该模型进一步说明了最优货币区理论，指出最优货币区就是通过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以及要素的流动，促使多国经济紧密相联的地区。如果各国之间的贸易和要素流动性较大，那么组建货币区对各成员国均有益处，反之则不适宜。另一方面，“GG-LL”模型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出发阐释了加入最优货币区国家的成本收益问题。该分析方法从单个国家是否加入货币区为切入点，分析加入货币区的利弊得失，从而确定一个国家是否合适加入最优货币区。但是，该模型的缺点就是过于简单和抽象，现实中我们很难描述成本收益曲线的位置，因此也就难以确定是否参加货币区的临界点。[17]“网络外部性和转换成本”理论也提出了对区域货币一体化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一种视角。该理论指出，货币为其使用者提供了一个“网络外型”，一种具体货币的价值取决于“网络”内用户的多少。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使用该种货币的人均收益就随之上升。但由于受到历史环境及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向新货币过渡过程中存在的较为高昂的“转换成本”以及一些不确定性，人们在国家货币的使用上存在着一种“惰性”。因此，由自主发行货币到加入货币联盟是一次货币制度的重大变迁，而变迁的动力则来自成本与收益的对
[18]比。
上述几方面的分析都是从宏观角度进行的相关探讨，均以国家为单位进行考察。货币国际化理论的另一方面是以厂商为单位进行分析，探讨货币国际化中的微观运行机制问题。
(四)一种新的货币经济学方法论: 搜寻理论
早期的搜寻模型(search model)用于讨论失业和最低价格的搜寻。货币搜寻理论分析方法的核心思想是，因为交易时间和交易地点的不同，买者和卖者的相遇不是即时的。个人必须花费时间和资源寻找其想消费的商品的卖者，并且卖者也愿意用自己的商品同买者的商品进行交易。在这种情况下，货币的诞生就使得交易变得容易。
1. 货币搜寻模型
货币搜寻模型是由Kiyotaki和Wright提出，用于解释货币如何出[19]现，如何有价值等问题。由于存在差异化的产品，易货贸易十分困难，于是法币的出现解决了这一难题。其建立的模型分析了某些商品如何依靠其内在特点和外部的信念，内生地成为交易媒介或商品货
[20]币。这里的货币模型尚没有涉及对国际货币问题的阐述。
2. 货币搜寻模型在国际货币研究中的应用
Matsuyama，Kiyotaki和Matsui(1993)迈出了运用搜寻理论模型对[21]国际货币进行研究的第一步。Matsuyama等构建了一个世界经济的“两国两货币”模型，研究了与国际货币相关的一些问题。模型可以表述为: 存在各自发行本国货币的两个国家；两国的人口是增长的，政府通过从个人手里购买商品而发行货币，即货币创造产生铸币税收入；存在一种相遇或匹配技术来描述一个给定的人与其他人(国内或者国外的)相互作用的频率(假定个人与本国人的相互作用比与外国人的相互作用更频繁)，即人们出于贸易的目的随机匹配，同一国家的人相遇比不同国家间的人相遇更频繁；当两个人相遇，一个人拥有货币，另一个人拥有要出售的实际产品，他们决定是否进行一对一的货币与产品交易。相关的参数值(parameter values)如对其他人行为的预期共同决定交易是否进行及每种货币的流通领域。
该模型得出三个结论： 第一，根据博弈论分析，两国之间存在三种均衡: 本国货币在各自境内流通；只有一种货币在国际间流通；各国货币都可以在别国流通。第二，一国货币能否成为国际货币取决于其经济规模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第三，一国货币的国际化不一定总能给一国带来好处: 如果本币在国内流通受控制，那么其境外流通可以增进发行国的福利；如果总货币供给量既定，则其境外流通会[22]导致本国货币短缺，从而降低福利。
Matsuyama等的货币搜寻模型框架为建立国际货币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提供了重要前提，回答了一些早期模型背景下根本无法提出的许多问题，如一个国家的哪些特征使其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在普遍接受的国际货币存在的情况下什么时候本国货币仍得以存在？国际货币是伴随经济一体化自然出现的吗？一国货币作为国际交易媒介的成本和收益是什么？当然，作者也提出了模型分析方法中存在的两个“问题”: 第一，同早期以搜寻为基础的货币模型一样，每一次交换多被假定为是一对一的贸易，“这使讨论价格和汇率的决定成为不可能”；第二，不同的国家政府及货币当局之间是不合作的，“这使对政策问题的讨论成为不可能”。
上述模型中的两个“问题”，在Trejos和Wright(1996)的研究中得到解决。首先，考虑到名义价格和汇率的内生性，Trejos和Wright采用了Shi(1995),Trejos和Wright(1995)引入到货币搜寻模型中的讨价还[23]价分析方法(bargaining approach)。其次，将政府引入到模型中来，假定政府面对众多的政策选择和获取铸币税的机会，同时政府的行动也受到其他国家行动的影响。这种扩展的模型探讨了一系列新的问题，特别是与不同的购买力有关的问题。
Trejos, Alberto and Randall Wright (1995): Search, Bargaining, Money and Pric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3, pp.118-141.
像Matsuyama等的研究一样，Trejos和Wright列出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制度(不同类型的均衡)，包括两种货币各自在本国流通、一种货币在国际流通和两种货币在国际流通三种情况。有时多重均衡同时存在。对于最一般的模型，作者列出了各种均衡的可能性，接着提出了一套简单的假定，借此推导出更具有策略性的特殊例子，得出关于什么时候不同均衡存在及其定性特征的分析结果。
一些结果是: 除了两国货币只在各自国家内流通的情况，一国的价格随着本国和外国的货币扩张而提高。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情况下，当外国货币在本国流通，则本国价格上涨，本国货币在国外流通，则本国价格下降。就一国而言，当该国货币在国际上流通，而他国货币仅在母国内部流通，则前一种货币具有更强的购买力。国际货币的母国会从国际货币的使用中获益，因为这便利了贸易。但同时也因为国际货币的使用使得以当地货币表示的价格上涨，从而带来损失。但一国货币在国外使用，该国铸币税会增加，当外国货币在东道国使用，则东道国铸币税收入会下降。
Trejos和Wright通过假定政府关注国民福利最大化或者追求铸币税最大化将政府政策内生地引入到模型中。如果政府独立地选择政策，结果不具有效率。例如，如果至少一种货币在国际流通，并且政府追求铸币税最大化，两国政府合作会为各自带来更多的岁入。Trejos和Wright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只有一种货币在国际上流通，则该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居民较之外国国民而言，福利水平明显会更高。模型还显示出其他特征: 尽管两国货币都在国际上流通的制度，会潜在地获得最高的福利水平，但这种制度也会对两国政府产生非合作行动的最大激励。这表明来自统一货币的收益也需要统一的中央银行。
在模型中，显示了多重均衡存在的可能性及给定货币制度影响的可能性，认为国际货币应该更倾向于让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来发行。尽管在模型中没有讨论通货膨胀问题，但是模型显示货币的高税率会减少其在外国流通的可能性，进而会使得外币在本国的流通量增加。这与许多关于通货膨胀及货币替代的讨论是一致的。
Trejos和Wright的货币搜寻模型的分析方法与早期的文献相比有着明显不同。像Matsuyama等研究的一样，模型的分析目标是研究交易媒介的内生及其流通领域，这是该分析框架与从前货币替代研究的不同。
上述模型基本上是研究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功能。与货币经济学相关的研究搜寻理论的方法还有很多。如Noritaka Kudoh(2003)发展[24]了货币作为价值贮藏的搜寻模型。再如将分工、生产结构、信用等作为内生变量引入模型之中对货币搜寻理论进行拓展研究，以及将私有信息、政府政策、金融中介等纳入货币搜寻理论研究之中等。Peter Rupert，Martin Schindler，Andrei Shevchenko和Randall Wright(2000)开列了大量的相关文献，对有关上述研究进行了综合整
[25]理。
3. 对货币搜寻理论的简要评述
货币搜寻模型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方法论意义上，同时其技术性要强于思想性。
货币搜寻理论完全从经济主体为什么需要货币的角度出发，研究货币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货币搜寻理论研究遵循一条主线——货币的起源，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范畴，货币搜寻理论的研究对象恢复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但研究方法却是现代的博弈论、一般均衡理论以及福利经济学。在研究框架上，则坚持以微观行为推断总[26]体状况的基本方法。
在国际货币研究方面，搜寻理论模型非常适合研究国际货币经济[27]学中的货币内生性问题。搜寻理论放宽了传统理论模型中过多的假定前提，内生地研究了国际货币的产生及其均衡。在回答“哪种货币在哪国流通”的问题时，传统理论事先就选择了将哪种货币放在哪个交易付现模型和哪个效用方程中，从而在模型建立之初就决定了哪种货币在哪儿流通。而搜寻理论模型是内生地决定哪种货币在哪儿流通。
货币搜寻理论中有关国际货币的研究思路，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和区域化提出了崭新的研究视角。首先，也许我们应该考虑多重均衡的可能性，既不一定是东亚统一货币，也不一定是某种货币为主导，也许是多种货币在多国的地区流通。其次，如果将来果真出现区域性的单一货币，人民币在地区中的作用也会日益强大(陆磊，2003)。
(五)一个基于贸易发展的分析: 计价货币选择理论
之所以要对国际贸易中的计价货币(invoice currency)的选择进行研究，是因为计价货币与货币国际化的关系非常密切。在国际贸易中[28]充当主要计价货币是该货币拥有强大经济地位的重要特征。对计价货币选择的研究，是从国际货币的记账单位功能角度进行的研究。一种货币如果在国际贸易中计价货币的功能和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在国际贸易计价中占有重要地位，对该货币更好地行使其他国际货币职能具有促进作用，有利于其实现全面的国际化。计价货币的形式通常有以下几种: 本国货币计价(PCP)，目标国货币计价(LCP)，第三国货币计价(VCP)，以及前述三种情况的综合使用。关于上述四种情况下国际贸易的计价货币选择，理论界有许多规律性的结论。
1. 格拉斯曼法则
格拉斯曼法则是国际贸易计价货币选择问题的早期成果。Sven Grassman(1973)在研究瑞典和丹麦贸易中计价货币的使用时发现，两国都倾向于使用生产者的货币作为贸易计价货币。在工业品方面，[29]工业国都倾向于使用本国货币作为计价货币。例如Grassman利用1968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瑞典66%的出口是使用瑞典克朗计价，而进口中仅有26%是以本币计价的，出口以美元计价的比例为12%。[30]到1995年，瑞典以克朗计价的出口比例降低到43.8%，而以美元计[31]价的出口增长到18.4%。该研究表明，工业国之间的工业品贸易大多以出口国货币计算，剩余部分合约以进口国货币计价，以第三国计价的情况很少。按照麦金农的说法，本土货币是“偏好的货币栖息[32]地”。这就是所谓的对称性理论、格拉斯曼法则。
2. 局部均衡分析和一般均衡分析
Bacchetta和Wincoop(2002)运用垄断模型和寡头模型对厂商贸易计价货币的选择问题进行了局部均衡分析。通过比较不同计价货币情况下厂商预期利润的大小，得出厂商对贸易计价货币的理性选择。在一般均衡分析时，Bacchetta和Wincoop假定本国和外国货币供给的变化作为不确定因素，进而将其局部均衡模型拓展为一个两国的一般均衡模型。进而分析了刚性名义工资、刚性实际工资、随机实际工资和完全资产市场四种情况下的厂商计价货币选择问题，并由此得出了选择计价货币的条件: ①如果存在第三国货币作为计价货币，LCP不会被使用。在本国与第三国货币的选择上，哪种货币与目标国货币的汇率变动更小，则该货币被当做计价货币; ②产品差异程度越高，厂商越可能选择PCP; ③出口国的贸易伙伴市场占有率越高，出口国越可能选择PCP; ④出口国的经济规模越大，越可能选择PCP； ⑤当出口国的货币供给的变动较之外国更大(小)，出口国的厂商选择PCP(LCP)。表1-2 选择出口计价货币的条件注: 条件(1)是在当有第三国货币可供选择且LCP不被选择的情况下，即使利润方程是汇率的凹函数，LCP也不被选择。
Devereux和Engel(2001)建立了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涵盖了本国和外国货币供给之间不同的不确定性，用以分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厂商计价行为。在该分析中并没有直接比较PCP和LCP下的预期利润。他们首先集中分析一个厂商做出与其竞争厂商相同选择的条件，其他所有厂商都进行相同的选择，或者是PCP,或者是LCP。进而分析了所有厂商选择同一种计价货币的均衡情况下的计价货币选择的条件。通过研究发现，无论是本国还是外国厂商，都会选择货币供给量变化小的国家的货币作为计价货币。换言之，如果本国货币供给量变化小，厂商就会选择PCP，外国厂商就会选择LCP；反之当本国的货币供给量变化较大的时候，本国厂商就会选择LCP,外[33]国厂商就会选择PCP。这个结论的政策意义在于: 有高度可信的货币政策的国家的货币将会被外国出口企业选为计价货币，而汇率对该国进口的传导较低，本国的价格更为稳定。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货币政策可信度较低的国家，外国的出口企业将会选择PCP，此时汇率对[34]本国进口的传导更大，因而威胁本国的价格稳定。
Fukuda和ono(2004)使用开放经济条件下垄断竞争模型，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计价货币选择问题。该模型对Bacchetta和Wincoop(2002)的局部均衡模型进行了发展，发展后的模型具有两个明显特征: 一是允许出口厂商选择第三国货币作为计价货币。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产品差异度低，出口厂商之间存在竞争，进而当竞争者以第三国货币作为计价货币时，出口厂商很自然地也会选择第三国货币作为计价货币。二是该模型显示，合作失败会导致第三国货币成为[35]均衡计价货币。
3. 产业特征和产品结构
McKinnon(1979)提出产业特征在计价货币选择中的重要性，认为生产同质或者在特殊市场上交易的产品的产业，倾向于使用单一的低交易成本的货币进行计价。
贸易的产品结构对选择哪种货币作为计价货币具有重要影响。初级产品的贸易显示了强烈的单一国家货币模式，即使用单一国家货币作为主要计价货币。当前像原油、小麦和铜等同质初级产品的出口都倾向于使用美元来计价。在农产品贸易方面，Mukund Raj(2003)认为，农业部门的贸易在中期和长期里将成为货币统治地位的一个主要的指示器。因为一国生产的农产品的总值会影响其汇率,货币的汇率代表着其国际地位，这个逻辑表明一国的农业部门也会对其货币的“力[36]量”具有促进作用。初级产品和金融产品的共同特征是产品差异化程度低，特别是它们通常在竞争性非常强的市场上进行交易。“在这种市场上，使用大家都熟悉的货币会降低信息和计算成本。在同质产品的交易中使用同一种工具货币，能够使竞争的价格更高效地联系起来，进而这种货币会受到进口商和出口商的共同青睐。相似的，产品的差异化程度越高，市场的竞争程度越低，价格的信息质量也越低[37](Tavals,1990)。”
Mukund Raj(2003): Currency Competition-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http: //econwpa. wustl. edu: 8089/eps/mac/papers/0309/0309010. pdf.
4. 一些相关研究
Baron(1976)和Giovannini(1988)也曾经对国际贸易中计价货币选择理论进行研究。Baron(1976)研究了在不同定价情况下价格和贸易数量的决定，他以垄断型出口商面对线性需求方程为例进行了研究，垄断厂商在一个国家生产，向另一个国家出售产品，Baron假定价格在确定汇率之前制定，垄断厂商制定价格时可以在使用本币或进口国货币上做出选择。Baron的研究结果显示，预期价格、利润和贸易数量依赖于计价货币的选择，对于需求曲线是价格的线性方程，而且边际成本不变，那么以进口商的货币计价会获得最高的预期利润。[38]Giovannini(1988)通过增加了母国市场和考虑了一般需求和成本方程，拓展了Baron(1976)的分析。Giovannini从厂商预期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对汇率变动不确定情况下垄断型厂商出口时的货币选择问题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认为，计价货币的选择依赖于利润方程的形式。[39]
Bilson(1983)发展了一种出口商和进口商在价格和计价货币选择方面的双边讨价还价模型，集中关注了出口商和进口商寻找和接受以出口方货币计价的激励和动力。如果进口方与汇率相关的国内市场价格风险比出口方的成本风险更高，那么进口方在接受以出口国货币计[40]价时将自然会进行风险对冲。
根据Hartmann(1996)的研究，两个因素决定了贸易中计价货币的选择——交易成本和可接受性。在外汇市场上买卖某种货币的成本越低，该种货币越可能作为贸易中的计价货币。另外，一种货币被其他交易所接受的程度越高，越可能作为贸易计价货币。低交易成本和高可接受性是相互支撑的，一种货币的可接受性越高，交易成本越低；[41]交易成本越低，可接受性越高。
Saeed Samiee和Patrik Anckar (1998)采用出口交易的货币选择理论和谈判理论，从厂商和市场两个层面出发，建立了一个出口交易中货币选择的分析框架，从三个层面得出计价货币选择的一些结论。从厂商层面分析得出的结论包括: ①消费者导向的出口商更愿意选择LCP； ②具有更强讨价还价能力的出口商更愿意选择PCP； ③出口产品差异化程度高，出口商更愿意选择PCP； ④价格制定者比价格接受者更愿意选择PCP； ⑤当进口商对出口商总的出口量影响相对较小时，出口商更愿意选择PCP； ⑥长期贸易关系中更愿意选择LCP； ⑦出口选择LCP与厂商的规模、出口销售额和交易价值正相关。从市场层面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①出口市场竞争程度低，出口商更愿意选择PCP； ②当出口的产品对于买家很重要，出口商更愿意选择PCP； ③相比制成品出口商而言，日用品出口商更愿意选择日用品市场上已经确定下来的交易货币。从出口绩效来看: ①消费者导向的出口商出口绩效要好于其他出口商； ②接受消费者计价货币要求的[42]出口商的出口绩效要好于其他出口商。
(六)货币国际化的影响: 拥有国际货币的收益与成本
之所以人们关注货币国际化问题，就是因为拥有国际货币的国家能够从中获得他国所没有的收益，当然也要付出相应的成本，但是权衡二者，往往收益大于成本。
1. 拥有国际货币的优势
一国的货币向世界输出，使得各国均使用该国货币，该国会因为货币国际化受益匪浅。主要有如下几种优势：
(1)为本国居民提供便利
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后，本国的出口商、进口商、借款者和贷款者使用本国货币比使用外国的货币更为便利，因为使用本币交易，汇率变动的风险将会减少，交易成本也会降低。
(2)为本国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创造更多的业务
Bergsten(1996)、Tavalas(1998)认为，随着一种货币国际运用的扩张，使得贷款、投资和商品、服务的购买都将通过该货币发行国的[43]金融机构进行，这样金融部门的收益就会增加。银行业务使用哪种货币与银行的国籍没有联系，储蓄者与借款者的国籍与中介银行的国籍也没有固定联系。但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美国银行在处理美元业务的时候具有优势，英国银行在处理英镑业务时具有比较优势等。这也给相关银行带来佣金收入。
(3)铸币税
一般而言，这是一国货币国际化的最主要的收益。铸币税(Seigniorage)的原意是指中世纪西欧各国统治者对送交铸币厂用以制造金、银铸币的贵金属所征的税。现代意义的铸币税有两种衡量口径: 狭义的铸币税被定义为“货币发行者凭借其发行特权所获得的货币面值与纸币发行成本之间的差额”；广义的铸币税被定义为“因本币国际化而获得的本币及其表征的金融资产的净输出”。铸币税收入在国内是通过立法强制执行的，利润归国家所有，是央行发行货币的利益；在国际上，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发行国际货币同样享有此种特权，从无成本地发行国际货币中获利，其获得的利润是他国的商品和劳务及直接投资的收益。
在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中，一国能否获得国际铸币税取决于该国货币是否享有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因此国际铸币税可以被理解为储备货币的发行利润。为了获得他国货币，一个国家必须付出实际产品、服务和实际资本存量的所有权。这种收益也可以称为“收入优势”，即拥有国际货币的国家可以用本币购买更多的外国商品、服务[44]和投资，并向国外提供更多的对外援助。狭义的国际铸币税收入并不很大，只是外国央行以某种货币保有外汇储备相当于对该货币发行国的低利率贷款。广义上的国际铸币税收入则是一种“过度的特权”，运用这种特权能够以本国货币在国外大量地进行借款，特别是当能够获得更高的FDI及其他国外投资收益的时候。事实上，美国海外投资所获得的收益率要高于其借入债务所支付的利息，这种差额大约是每[45]年1.2%。
Cohen(1971)认为，发行国际货币的国家所获得的国际铸币税的规模根本上依赖于该货币的国际垄断地位，如果该国处于完全垄断地位，净铸币税收益肯定相当大。但如果它面临其他国际可接受的货币工具的竞争，其净收益会相应减少，因为它需要被迫为其债务支付利息以诱使外国人继续持有该货币。而且，来自于其他货币的竞争越激烈，给外国人支付的利息会越高。结果在完全竞争且资本能够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可能很难获得净铸币税收益。Cohen(1971)对1965—1969年间英镑的净铸币税收益进行了经验测[46]试，发现英国从英镑的国际使用中获得的净铸币税收益为零。据统计，美元的国际化每年给美国带来的铸币税收入为其年GDP的2%。[47]
(4)灵活性优势
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之后，如果外国官方机构愿意购买以该国货币定价的资产，将有助于该货币的拥有国为贸易赤字融资，减少了由于支付的约束给国内经济目标和外部经济目标带来的冲突。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之后，国家可以利用其货币的国际优势干预本国经济和影响他国经济，这样便可以通过改变本国货币的供给，产生本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
(5)减少国际储备
货币发行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特殊的货币地位，使其在面临国际收支缺口时，既可以通过增发本国货币进行清偿，也容易筹集到其他国际货币，因而一般不需要过多的国际储备。国际储备的节约，既可以使国际货币发行国将尽可能多的资金投入生产经营，扩大生产规模，减少储备货币的低收益损失，还能减少储备货币价值变化可能带来的损失。
(6)促进货币发行国对外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发展
无汇率风险和稳定的收益预期，会促进国际货币发行国企业增强对外贸易、投资的积极性；其他国家对国际货币的需要，会使这些国家向国际货币发行国开放市场，这些都会促进国际货币发行国扩大对外贸易和投资，从而拉动国内生产的发展，为国际货币发行国带来巨大的收益。
2. 拥有国际货币的不利影响
拥有国际货币除了能够带来收益之外，还有带来损失的可能。Chinn和Frankel(2005)认为，拥有国际货币的不利影响主要包括: 首先，货币需求的更大波动。当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之后，其需求量就会增加，使该货币的需求产生较大波动。这种波动还会随着资本流动而加强。中央银行有时会担心货币国际化使得控制货币量变得困难。当然，这一问题取决于央行是否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其次，货币平均需求的增加。这是铸币税的另一个侧面，如果外国居民可以持有本国资产，那么资本的流入将造成本币的升值而降低出口的国际市场竞争力。第三，责任负担。当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之后，拥有国际货币的国家就不得不考虑其行动对世界的影响，从而不能单纯从本国角[48]度实行货币政策。
Tavalas(1998)还认为，货币国际化的成本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钉住汇率制度下，外国人偏好的转移可能会导致大量的资本流动，破坏货币当局控制基础货币的能力并影响国内经济活动；二是浮动汇率制度下，这种转移导致汇率的大幅度变动，可能也会限制货币当局的[49]国内政策能力。
除此之外，国内经济的独立性也会受到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各国的经济独立性都会面临一定程度的冲击，但是由于各国的开放程度不一样，货币国际化的国家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有高度开放的金融体系和较高的经济开放度，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很大，因而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往往受到国际生产要素流动和其他国家经济政策的冲击，使其政策执行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失败，这都会给国内经济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通过对货币国际化理论的总结，可以得到以下一些结论。
第一，货币国际化就是国际货币产生和发挥作用的过程，货币国际化主要是货币职能的国际化。
第二，一国的经济规模、国际贸易地位、国内金融市场发展情况、货币的公信力构成该国货币实现国际化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国际货币的历史惯性特征对货币国际化具有重要影响。
第三，货币国际化理论与货币区域化理论存在逻辑上的一致性，货币区域化理论是货币国际化理论的一个来自区域范畴的分析层面。
第四，货币国际化具有内生性特征，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选择的结果，国际货币由于降低了搜寻成本、克服了国际交易中的“需求双重一致性缺失”问题而内生地产生出来。
第五，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计价货币是货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条件，使用何种货币作为贸易计价货币是厂商出于利润最大化目的进行的选择，这就进一步证明了货币国际化的内生性和市场选择特征。
第六，货币国际化的福利效应具有双重性，一国货币国际化既会给该国带来收益，也会带来成本。
二、国际货币经验回顾
基于上述归纳和分析，这里我们结合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演化尤其是英镑、美元、德国马克和日元的国际化过程，对它们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进行必要的反思，试图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区域化提供一定程度的借鉴。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及其特征
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货币制度)，是调节各国货币关系的一整套国际性规则、安排、惯例和机构，体现了国与国之间货币兑换、资金流动及债权债务关系清算所涉及的规则和秩序。通常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内容包括: 国际本位货币的确定和国际储备货币的形成机制；汇率制度的确定；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机制。
从时间的先后顺序看，国际货币体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国际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及现行的牙买加体系。
1. 金本位制
所谓金本位制，是以一定重量和成色的黄金为本位货币，并建立起流通中各种货币与黄金间固定兑换关系的货币制度。金本位制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金本位制是以一定重量和成色的黄金来表示一国本位货币的货币制度，包括金币本位制、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狭义的金本位制仅指金币本位制。国际金本位制就是以各国普遍采用金本位制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它是贵金属本位制的最后也是最高形式。
国际金本位体制的产生与当时的世界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18世纪最后几十年开始的工业革命，不仅使一些发达国家的生产力空前提升，也使各国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尤其是对外贸易在各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大幅度提高，包括贸易、投资、借贷等在内的国际经济往来规模越来越大，客观上要求有稳定统一的本位货币机制为其服务。当时，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到19世纪下半叶，英国依靠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确立了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中的霸权地位，并率先从金银复本位制向金本位制过渡。随后，一些国家纷纷效仿。19世纪末期，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普遍实行了金本位制度(见表1-3)。在国际金本位制下黄金充分发挥国际货币职能，实行黄金(金币)自由流通的国际货币机制。该制度实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规范的规则与法律，参与国际金本位制的国家都是自发地遵循国际金本位运行的一些基本规则。表1-3 各国采用金本位制的时间资料来源: 钱凤元、张翠微、邹剑伦主编《大流转国际货币风云录》，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8月版。
国际金本位制产生后，给各个国家的货币规定了统一的价值标准，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提供了稳定的价格环境，减少了外汇价格波动，刺激了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但由于世界黄金产量增长有限，难以满足国际商品生产和销售迅速增长对货币供应的需要，客观上限制了黄金发挥其国际货币职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许多国家为了筹集庞大的军费，纷纷发行不兑换纸币，禁止黄金自由输出，国际金(币)本位制随之告终。1922年在意大利召开的世界货币会议决定采用“节约黄金”的原则，除美国实行金本位制外，英、法实行金块本位制，其他国家都实行金汇兑本位制。而金块和金汇兑本位制由于不具备金币本位制的一系列特点，被称为不完全的金本位制。在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这两种制度也逐渐被各国所放弃。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实际上是一种金汇兑本位制，已经不再是典型意义上的金本位制。
2. 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
金本位制崩溃后，国际货币制度极其混乱和动荡不安，严重扰乱了国际间正常的贸易和货币金融关系，人们迫切希望重建统一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实现有效的国际经济合作及改善国际货币关系。1944年7月，联合国44个成员国召开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签订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由此成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黄金仍是货币的基础，美元被确定为国际上的主要储备货币，并形成了“双挂钩”原则，即所谓的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下同)成员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原则。该种“双挂钩”制度使美元取得了等同于黄金的地位，美元一跃成为了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货币和主要的国际储备资产。
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汇率机制的建立和运转，对战后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确立了美元与黄金、各国货币与美元的双挂钩原则，结束了战前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动荡无序状态；第二，在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汇率保持相对稳定，有利于国际贸易的扩大以及国际投资和信贷的发展；第三，美元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弥补了国际清偿能力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由于黄金供应不足所带来的国际储备短缺问题；第四，使成员国国际收支困难得到暂时性缓解，IMF通过向成员国提供各种中、短期贷款，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成员国的国际收支困难；第五，促进了国际贸易合作和多边货币合作，在该体系条件下，要求各成员国取消外汇管制，客观上推动了战后国际贸易合作、国际货币合作的建立和发展。
但是，作为建立在黄金—美元本位基础上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美元既是一国货币，又是世界货币。作为一国货币，它的发行必须受制于美国的货币政策和黄金储备；作为世界货币，美元的供给又必须适应于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需要。由于黄金产量和美国黄金储备量增长跟不上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双挂钩”原则下，美元便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 为满足世界经济增长对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的需要，美元的供应应当不断地增长，而美元供给的不断增长，又会导致美元同黄金的兑换性日益难以维持。美元的这种两难，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于20世纪50年代率先提出的，故又被称之为“特里芬两难”(Triffin Dilemma)。“特里芬两难”指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及危机发生的必然性，该货币体系的根本缺陷在于美元的双重身份和“双挂钩”原则，由此导致的体系危机是美元的可兑换危机，或人们对美元可兑换的信心危机。
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黄金的产量和美国的黄金储备增长跟不上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美元作为唯一的国际货币，只能是随着国际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增加其发行量，“美元匮乏”逐渐被“美元过剩”所取代。同时，美国的贸易余额急剧减少，国际收支开始出现逆差，短期对外债务不断增加，从而使美元的信用受到怀疑，渐渐失去了作为国际货币的吸引力。另一种主要国际货币——英镑，亦因英国国力衰落而摇摇欲坠。这些酝酿已久的内在不稳定性，终于引发了1962年的英镑危机和1968年的黄金危机。期间IMF成员国中央银行纷纷以美元头寸向美国兑换黄金，使美国穷于应付。事实上，随着美元在世界范围内流通规模日益增大，欧洲国家官方持有美元的规模已经大大超过美国的黄金储备总值，美元的统治地位因而受到威胁。1971年和1973年美元先后两次实行贬值，当时的欧共体、日本、加拿大等国纷纷宣布本区或本国货币对美元实行浮动，布雷顿森林体系终于解体。
3.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前后，国际金融形势动荡不安，国际间为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了长期的探讨及协商。在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建立新体系的过程中，充满了各种矛盾和斗争，最终各方相互妥协就一些基本问题达成共识，于1976年1月在牙买加首都金斯顿签署了一个协议，称为《牙买加协议》。同年4月，IMF理事会通过了IMF协议的第二次修订案，从此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牙买加体系。
在《牙买加协议》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并非是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全盘否定。一方面，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IMF组织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美元地位虽大大下降，联邦德国马克、日元等货币以及特别提款权(SDR)的国际地位明显加强，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从1980年到1993年，在各国官方外汇储备中，美元所占比重由68.8%下降到61%，而联邦德国马克(两德统一后统称为德国马克)由14.9%上升到16%，日元由4.3%上升[50]到9%，但美元依然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作为一种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牙买加体系也有着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全然不同的特点。牙买加体系是一种相对较为灵活的制度安排，这使得它的适用性较强，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世界经济动荡、多边和发展不平衡的特点。首先，在牙买加体系下，国际间的经济交往继续得到迅速发展。其次，在牙买加体系下，各国的政策自主性得到加强，各国开放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得到了进一步保障。第三，牙买加体系经受了种种因素带来的多次冲击，始终显示了比较强的适应能力。
但是，牙买加体系本身也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导致它在运行中出现了很多问题。首先，最关键的一点是，牙买加体系并没有改变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与作用，因此潜在的“特里芬困境”依然存在，而且，在牙买加体系中，美元虽仍承担国际货币职能，却不再需要承担维持美元汇率稳定的责任，这使得各主要货币间汇率波动更加剧烈，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汇率变动被限制在相对狭小的范围相比，牙买加体系下的汇率调整有时波动过度，在很多情况下甚至会造成一些国家的货币危机。其次，牙买加体系下各国国际收支状况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调节，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国际债务危机就说明了这一点。第三，牙买加体系下内外均衡的冲突依然存在，并且由于大规模国际资金流动的存在而表现得日益复杂，政府对开放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困难加大。此外，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和新型金融工具的不断涌现，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受到一些新的挑战。这些挑战来自汇率制度、国际储备、国际收支调节和新的国际货币如欧元的崛起等诸多方面，并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地来看，现阶段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特征包括:
(1)“美元体制”的复归
所谓“美元体制”，是指由不能与黄金相兑换的美元发挥关键货币功能的国际货币体制以及在此基础上由以美元为核心的短期及中、长期国际信用周转体系所形成的国际金融体系(奥田宏司，2002)。虽然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美元不再具有法定意义上的国际本位货币地位，而且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欧洲和日本经济的发展以及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使得美元的吸引力有所下降。但到90年代初，“美元体制”呈现出明显的复归态势。目前，美元的霸权地位仍然难以撼动。
20世纪90年代“美元体制”复归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作为霸权国家的美国优先享受到“冷战”结束的和平红利。“冷战”的结束使美国政府的美元政策发生了转变，即美国试图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通过恢复美元的强大基准货币的地位，通过其流量巨大的发达的金融市场，有效地实现国际资金的还流。第二，1987年美国股灾之后，投资机构化现象日益趋强。这些机构投资者具有很高的专业知识水平，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敏捷地捕捉投资机会，利用由[51]“华盛顿共识”和国际组织的压力所造成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开放金融市场的机会，将资金大举投向各新兴市场国家，形成了全球范围内以美元为核心的信用周转体系或循环机制。第三，在欧洲货币体系成立之后，新兴市场经济体特别是东亚各国、各地区成为美元信用周转体系进而成为“美元体制”复苏的最重要的支持者。它们通过对美出口顺差获得的美元资金，一部分用于进口资本品；另一部分则投资于美国政府的国债和其他金融产品，作为外汇储备存放在美国。在这一意义上说，全球化和作为中心国家的美国的市场开放对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信用周转体系的形成和维系格外重要。
(2)金融全球化与新兴市场国家“融入”国际金融市场
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电子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不仅极大地降低了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而且还推动了金融创新和金融交易的自由化，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纷纷放松或者是消除了金融管制，结果促进了更进一步的金融创新和资本市场的一体化，使资本流动达到了自金本位制全盛期以来前所未有的规模，金融市场已经基本全球化。在这一进程中，美元交易的便利性或者拥有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成为美元依然作为世界货币的重要基础。
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融入到金融市场一体化或全球化进程中来。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包括中国在内，与[52]国际金融市场的“融入”程度“高”的12个国家大体上吸收了流入发展中国家资金的80%左右，它们基本上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主，其中东亚地区就有中国、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五个国家。因此，新兴市场国家成为“融入”国际金融市场的主导力量。新兴市场国家“融入”到国际金融市场中，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获取资金流入的收益，但同时也意味着金融风险的增大。一旦出现资本的大规模抽逃，货币金融危机难以避免。
(3)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发展与全球金融安全网络的欠缺
首先，20世纪90年代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加快并于1999年实现了欧洲货币联盟，欧元得以启动。与欧洲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迅速，区域内国际分工及其资金、贸易往来的比重有了极大提高，但该地区制度性的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却一直没有得到相应的进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尤其自进入2000年以后，这种[53]状况才开始改变。
其次，在金融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欠缺防范“美元体制”风险的全球性金融安全网。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两次重要的金融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有一个共同的教训: 在金融市场日益一体化的条件下，没有相应地建立起适应于大规模的市场化资金迅速流动的全球性金融安全网是非常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全球金融安全网络的欠缺，防范来自外部的金融风险就成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许多后发展国家的可行选择。
需要指出的是，自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进一步暴露和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有观点认为以“美元体制”为主要特征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已难以持续，但事实上，在以下因素的作用下，现行的“美元体制”仍可能在相当长时间内存续下去。
第一，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金融霸权”的可持续性提高。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流动自由化特别是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国际经济交往的手段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现今的“美元体制”下，各国间竞争的结果往往是“正和”的，彼此的成本与收益高度关联。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要共同承担危机的成本与损失。这表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霸权更替的环境与条件均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对美国世界霸权尤其是“金融霸权”[54]的持续在相当长时期内可能更加有利。
第二，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的历次全球性金融危机表明，危机期间以及危机后的一段时期内，美元依然是强势货币，反映出市场对美元作为全球关键货币的信心仍然存在。
自20世纪60年代起，每当危机爆发后，不论危机的原因如何，亦不论危机爆发于何处，美元依旧是各国政府或投资者确保资产安全与风险规避的“救命稻草”。美元的地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
[55]升。这种状况即便在欧元诞生后仍没有发生改变。事实上，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欧元区经济所遭受的重创甚至超过美国本身，美元在危机期间的急剧升值说明现阶段的国际货币体系依旧是以美元为主导，欧元尚不具备替代美元成为国际主导货币的能力。
第三，考虑到现阶段美国所具备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实力，虽然出现了所谓“一超多强”的国际关系格局，但多强中的任何一强在短期内尚不具备取代美国成为霸权国家的可能性。
事实上，在当今世界上，美国是个典型的掌控着金融霸权的“金融国家”，相对而言，包括日本、中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属于“贸易国家”(李晓、丁一兵，2006)。美国不是依靠发动战争，建立和控制、掠夺殖民地而成为世界大国的，它依靠的是一个资源配置效率极高的自由市场体系，以调动或配置世界上的资源，并使其他国家对其产生严重的经济、金融依赖。今天，美国凭借发达、开放并具有广度和深度的金融市场，不仅可以放纵地使货币政策集中于国内经济目标，不必担心其国际收支状况和汇率水平，让“贸易国家”来承担着主要的调整压力，而且还可以滥用美元作为国际交易中主要交换媒介的垄断地位，以通货膨胀或美元贬值的方式谋取更多的铸币税收入。同时，正是由于美国通过向世界提供市场来来维系美元资金的还流，既增加了世界各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增强了其在国际贸易中的谈判地位，也有利于美国通过维持一种不均衡的经济体系来占有世界的资源、商品和财富，使其他国家自发地维持美元不断地作为一种有竞争力的货币而存在(华民，2006)。
第四，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东亚各经济体仍难以摆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美国作为东亚地区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的地位短期内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东亚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十分迅速，但其贸易产品大多是伴随着区域内生产过程分散化而产生的中间产品、零部件和资本货物，其最终产品市场依旧是依赖美国等外部国家和地区。美国在东亚经济体最终产品出口中所占的比重总体上虽有下降趋势，但依旧是该地区最大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鉴于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性与艰巨性，短期内东亚区域内难以出现能够替代美国的最终产品市场的提供者。日本和中国都难以发挥类似的功能或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东亚各经济体通过维持出口顺差格局带动经济增长的愿望与动力比危机前更为强烈。经验证明，出口增长一直是东亚经济体恢复或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优路径，不论危机中或危机后美国国内储蓄率和消费方式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美国市场依旧是它们最重要的出口目标市场。
综上所述，此次危机过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信用周转体系的运转能力依然会很强，东亚各经济体短期内难以摆脱对美国最终产品市场的依赖，故将继续对该体系保持支撑，“美元体制”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是现阶段思考货币国际化问题的最重要的现实背景。
(二)货币国际化的经验模式
从国际货币的发展历程来看，国家货币成长成为国际货币的路径主要有两种: 一是依靠货币发行国自身的综合优势，凭借强大的国家实力作为后盾，以“单兵作战”形式，实现本币的国际化，这往往是伴随着霸权更替而实现的；二是货币发行国在一定程度上放弃货币主权，积极参与区域货币合作，依靠“集体行动”的力量，通过区域货币一体化实现货币国际化。可以说，上述两种发展路径也形成了货币国际化的两种典型的发展模式。
1. 早期的国际货币
由单独的国家货币发展成为国际货币，进而实现本币国际化的成功典范莫过于英镑和美元了。在分析英镑和美元国际化时，我们有必要将目光投向更早的时期。从早期的国际货币发展历程中，我们会发现某种国家货币发展成为国际货币的货币国际化发展模式有着悠久的传统。在国际货币发展进程的大多数时期里，是某一种货币主导着国际货币局面，少数其他货币也发挥着重要的国际作用，余下的大部分货币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Philipp Hartmann and otmar Issing，[56]2002)。
英镑之前的主要国际货币都是金属铸币。由于各国货币基本上采用贵金属形式，只要国家放开管制，各国货币完全可自由兑换。但不同国家的货币由于仰仗的经济、政治背景不同，其国际地位(货币国际化程度高低)也不同。爱德华时代的英国货币及其仿制品作为良币被广泛地用于英国统治之外的地区。威尼斯的金杜卡托和银格罗索币、金弗罗林、玛利亚·特丽莎元及金沙弗林，都曾在各自的时代被当做足额的、备受重视的及被优先采用的硬币而用于国际交易，得到了广[57]泛的流通。另外，铸币时期的货币国际化往往是帝国征战与扩张的结果。从加洛林王朝体系到英格兰铸币体系，国际货币贵金属的实质内容没有改变，但作为货币体系的标准在变化，查理大帝就是用征服[58]的手段将加洛林王朝体系下的银铸币推广到西欧的大部分地区。
铸币时期的货币国际化有一种便利，即外国可以模仿其认为先进的良币。这种货币国际化，应该称作不同国家之间的货币统一，与今天的美元化相似，但关键的区别是，铸币年代的货币发行主体是不同的国家，由于铸币背后的贵金属属性，使得某种强势的良币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所模仿，产生了强币在形式上的国际化。严格来讲，这能否称作货币国际化，也还存有疑义。
随着银行的发展及票据的发行，纸币发行制度产生，各国纷纷成立中央银行，发行各自的纸币。最初纸币仍以金银贵金属作为准备，在贸易及信用的推动下，纸币发行渐渐突破了贵金属的束缚，出现了以外国货币做准备的货币发行。进入纸币时期后，货币概念中的国家因素得到提升，货币与主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纸币地域范畴的特征，仿佛是分散的但又彼此往来的岛屿，“货币诸岛”既有界限又相互贯通。在信用纸币时期，国际货币完全成为隶属于主权国家的国际化符号，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国际化得以产生。
2. 金本位下的英镑国际化
英镑在整个19世纪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地位，在20世纪开始由盛转衰，是研究金本位制下货币国际化极好的范本。英镑国际化是在全球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情况下实现的，是以英国的经济霸权为后盾发展起来的，特别是与英国的世界贸易霸主和世界工厂地位休戚相关，可以说是英国经济、贸易和金融霸权的最高体现形式。其具体实现路径可以分为3个阶段，各阶段之间相互交融，体现出货币国际化的动态发展特征: 一是建立币值稳定的英镑体制并维持英镑的自由兑换；二是打造与欧洲国家间的自由贸易网络；三是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后，建立英帝国范围内的单边关税特惠区。每一个阶段相应措施的目的都在于充分利用英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优势地位，推动英镑在国际贸易与投资中的运用，使其充分发挥国际货币的作用。
英国贸易的大发展其实从17世纪就已经开始。工业革命促进了英国贸易的突然加速发展。除了棉纺织品和铁之外，英国的出口量在1779—1783年和1789—1793年分别增长了50%，在1799—1803年增[59]长了1/3。进入19世纪，英国的贸易继续深入发展(见表1-4)。19世纪中叶的贸易领域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走向自由贸易。在自由贸易的浪潮中，英国的对外贸易经历了飞快的发展，出口值在19世纪40年代增长了40%，50年代增长了90%，60年代增长了47%，70年[60]代增长了12%。在19世纪60年代前后，英国在现代工业中具有了无可匹敌的领先地位，英国生产了当时全世界一半左右的铁、煤，消费[61]了全世界接近一半的原棉产量。这充分反映了英国当时对国际贸易的统治地位，1860—1870年，英国的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量的1/4，是当时第二大贸易国法国所占份额的2倍。随着工业革命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扩散，英国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逐渐下降到1900—1913年的16%，但是这个比重仍然超过了德国、法国和美
[62]国。贸易对于英国的影响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即使当今的美国，其进出口占本国GDP的份额仅相当于30年前英国水平的一半。现在乃至今后的美国经济可能永远不会出现英国维多利亚时期那种对出口[63]贸易的依赖程度。与此同时，英国的国际投资领导者地位也是英镑国际化的重要促进因素。在整个19世纪，英国是对外投资最活跃的国家，对外投资总量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在1825年英国对外投资规模就达到5亿美元，到1870年投资规模达到49亿美元，增长了10倍，而此时其他国家中仅有法国具有一定规模的对外投资，其对外投资总量仅相当于英国的一半。1870—1913年英国对外投资继续保持较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7%，1913年对外投资额达到195亿美元，大于主要竞争对手法国、德国和美国三国对外投资的总和(见表1-5)。表1-4 英国海外贸易的年均增长率(%)％资料来源: Werner Schlote (1952): British overseas Trade, oxford.表1-5 主要国家对外投资: 1825—1913年百万美注: —=无估计数字，N=可忽略不计。资料来源: 金德尔伯格: 《西欧金融史》，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p.308。
英国的贸易、对外投资与工业发展，为英镑国际化奠定了牢固基础。整个世界都选择英镑作为国际支付中介有多种原因，这部分地是由于英国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世界贸易中的主要运输者和外国资本的唯一最大来源，部分地也是由于英镑价值在1821—1914年间因坚持金本位而保持稳定。但同样重要的是，英国承兑行和保险机构具有高度信用，经过它们背书的任何票据在伦敦贴现市场上都可以按世界最优惠贴现率贴现。所有这些因素促使伦敦变为世界金融中心，英镑[64]实际上成为被普遍接受的货币。
英镑国际化在国际金本位背景下达到了其发展的顶峰。18世纪末期，在白银长期从英国国内流通中消失以后，英国已经走向事实上的金本位制。到1821年，英国在法律上实现了完全的金本位制。金本位制保证了英镑的价值稳定性，增进了英镑的国际公信力。外国金融机构和商人相信英国维持英镑自由兑换为黄金的能力。英镑稳定性是无与伦比的，其贬值的可能性甚至不为人所虑及。英镑等同黄金，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比黄金更好，因为它更方便，因此，主宰着世界贸易的英国进出口商宁愿使用英镑进行收付。到19世纪末叶，世界各国向金本位制的转变逐渐完成。虽然金本位制作为一种国际货币制度的持续时间相对较短，只在1897年(有些人认为是1880年)到1914年间这一段还不到20年(或不多于40年)的时期里居于完全的统治地位，[65]但是，国际金本位制确实对英镑国际地位的提升创造了重要条件。1870年之后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支配了世界金融体系，使这一体系为主要用英镑支付的贸易提供资金。英国在引领世界贸易朝着[66]更加自由的方向发展。在英镑为国际经济所普遍认可的情况下，黄金在结算国际债务中只扮演次要角色。绝大多数支付或者通过转移应付英镑的票据来进行，或者通过买卖应付外汇的票据来进行，或者只是通过银行账户上的信贷转移来进行，尽管后两种形式的业务量在1914年以前并不很大。因此，英镑汇票不仅被用来为英国进出口融[67]资，而且用于为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进出口融资。因而，“一战”前的国际金本位制实际上是一个以英镑为中心的体系，英镑与黄金是合二为一的，考虑到英镑的这种特殊作用，这一时期的国际货币体系可以称之为“英镑本位”。
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与英镑国际化相互作用，彼此促进。由于英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在伦敦为多种商品设立了有组织的市场，这在初期是由于英国再出口贸易持续增长而得到巨大发展，后来则由于自由贸易的推动使这种发展得以继续。这些市场又刺激了英国航运业的发展，并使对包括运输险在内的保险业务的需求不断增长。结果，伦敦作为国际商业和金融中心的重要性迅速增长，诸如后来为迅速扩张的国际经济提供了重要服务的贴现行、商人银行和保险公司等各种机构及其他专业金融机构的数目开始增加。因此，从19世纪初开始，伦敦作为欧洲以及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超过了阿姆[68]斯特丹、汉堡和巴黎。1870—1913年间，伦敦是世界主要的黄金、货币和金融市场，外国人在这里存放着大量的流动资产(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这里向世界输出着长期资本。这一时期，英镑票据和[69]短期信用融资大约占世界贸易的60%。
由于英国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支付中的枢纽地位，伦敦也成为国际清算中心。英国与欧洲和北美的贸易赤字以及与自治领和殖民地的贸易盈余，支撑着以英镑结算的兴起，这一格局通过伦敦的银行体系得以有效实施。伦敦成为世界主要的保险、运输和商品市场，也部分地缘于其在英帝国国际贸易中的中心地位，这带来了不断增加的无形收[70]益，同时提升了英镑作为重要的计价货币和工具货币的地位。同时，英国还发行了以本币计价的外国债券。债券在伦敦按英镑发售，并且由于伦敦的银行在法国的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充当中介赚取佣金，债券大部分被法国投资者购买。对于法国人来说，这是一次学习的经历，此后投资者和铁路借款者就相互直接用法郎进行交易(普拉特，1984)。
Triffin Robert (1968): ou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New York: Random House.
de Cecco, Marcello (1974): Money and Empire: The 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 1890-1914, oxford: Blackwell.
纵观19世纪英镑国际化的历程，可以得到以下两点认识：
第一，建立币值稳定的货币制度和发达的金融市场，是英镑国际化的制度基础。英国最早建立了币值稳定的金本位制度，并且凭借英格兰银行的优越地位，运用再贴现率政策调节短期资金流动，影响国际收支，实现英镑的持续可兑换性。同时，充分利用金融创新，扩展国内金融市场的容量和活力，使得伦敦成为19世纪最发达的国际金融中心。稳定的货币制度和发达的金融市场使得英镑相对于其他货币更加善于应对金融冲击，极大地增强了其他贸易国长期持有英镑的信心，为以英镑为核心的国际金本位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制度保障。
第二，英国的工业、贸易优势和以英国为核心的自由贸易网络，是英镑国际化的实力保障和最重要的推动因素。英镑国际霸权的实现主要依赖于以英国为核心的国际生产体系的建立，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以英国为核心的自由贸易网络。通过出现在钢铁、纺织等行业中的一系列重大技术突破，英国逐渐取得了全球工业生产领导者的地位，并借此建立了以英国为核心的国际生产体系，该体系在英镑国际化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一方面，英国通过技术领先控制了欧洲的工业品市场，并在欧洲各国实现工业化以后，迫使它们加入了以英、法为核心的自由贸易网络，最终促使英国在1870年进入全盛时期；另一方面，英国通过其庞大的殖民体系，控制了以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为代表的多个殖民地国家，借机将英镑推向更为广阔的区域。同时，巩固的殖民体系在英国经济出现下滑的时候，还使各殖民地国家纷纷主动向英国靠拢，进而形成自治领单边关税特惠区，为英镑国际地位的持续稳定提供了保障。因而，以英国为核心的自由贸易网络的形成对英镑国际化至关重要。可以说，英镑国际化的实现实际上就是英国贸易霸权在金融领域的体现。
显然，英镑模式是通过贸易霸权实现货币国际化的极好范例。但是，现代的国际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国单纯依靠贸易优势已很难使本币成为国际主导货币。在这一问题上，日本就是失败的范例。
3. 逐渐脱离贵金属的美元国际化
对于由国家货币独自发展成为国际货币的货币国际化发展模式而言，美元较英镑更为典型，更具代表性。直到今天，美元仍然是世界第一大货币，在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活动中被普遍使用，是国际上使用最广泛的货币。美元的国际化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前的准备阶段；其次，布雷顿森林体系期间的美元国际化阶段；再次，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美元国际化阶段。
(1)前布雷顿森林体系阶段
18世纪前美国曾是英国的殖民地，独立战争后美国成立了联邦共和国，南北战争后资本主义工业在美国本土得到了全面发展。19世纪下半期的迅速工业化，使美国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化国家、世界头号工业强国。在主要工业指标和对国民经济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发展方面，美国都远远领先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迅速提高。据德国经济史学家库钦斯基估算，1860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仅为17%，而到1913年时却高达36%，同期英国的比重从36%下降到14%。飞速发展的现代工业为美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从1860年到1910年，美国出口商品价值从330357.6万美元增加到1740498.4万美元，增长了5倍多。同期，美国的进口商品价值从360216.6万美元增加到1550694.7万美元，增加了4倍多。与此同时，美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明显提高，1870年，美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比重只有8%，到1913年则增加到11%，成为仅次于英国和德国的世界贸易第三大国。在这种背景下，美国于1899年改事实上的金本位制为正式的金本位制，取消了白银的本位货币地位，从而使美国加入到了当时以金本位制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当中，美元开始作为一种国际货币崭露[71]头角。
虽然在1860—1913年间，从最基本的经济实力方面美国已经演变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但在发展这种实力并发挥其影响方面，美国还落后于英、法、德等国。美国从世界头号工业强国向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转变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完成的。在这一时期，美国不仅进一步加强了它在工业生产领域的领先地位，而且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领域赶上或超过了英、德等国，美元成为国际经济往来中最受欢迎的货币。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经济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一战”极大地刺激了国内外市场对美国产品的需求，美国的工农业生产能力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1912年美国总统塔夫脱(William H. Taft)在国庆咨文中正式提出“美元外交政策”，即以美元代替枪弹的政策。以美元代替枪弹是扩展美国商务最直率的愿望，美国政府竭尽全力支持国外美侨的一切合法与有效率的企业。美国的“金元外交”实质上是美国政府以美元铺路，为美国的垄断组织进军拉丁美洲，控制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坚强的后盾，为美国依靠整个美洲的资源和实力来争夺经济、金融霸主地位奠定基础，从而为挑战英镑的国际货币地位做好充足的准备。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暴露出欧洲政局的不稳定，大量的闲置资金持有者对本国经济缺乏信心，将目光转向美国，而不是将资金注入到急需重建的本国经济上，从而使美国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急需资金和技术，美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从1914—1918年，美国的经济实力急剧膨胀。按当年价格计算，美国的GNP从1914年的386亿美元增加到1918年的840亿美元，翻了一番还多。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经济的另外一个影响是，它极大地削弱了美国的潜在竞争对手。德国战败，奥匈帝国瓦解，英国经济实力遭到严重削弱，世界经济力量发生了重大转变。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迅速崛起为国际贸易大国。1913年美国进出口总值为42.79亿美元，到1920年猛增到135.06亿美元。此后，由于1921年经济危机和1929—1933年的大萧条，美国对外贸易额不断下降，1929年美国进出口总值降到96.40亿美元，1939年降至54.59亿美元。尽管对外贸易量出现了起伏，但美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还是有所提高。根据罗斯托的估算，1913年，美国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为12%，而英国为16%，德国为12%，到1929年，美国上升到14%，英国则下降到14%，德国下降到9%。美国已经取代英国成为真正的国际贸易大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和亚洲许多国家惨遭浩劫，国力衰弱。从战争的硝烟中走来的唯一胜利者是美国，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一步增强了实力，增加了财富，取得了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中的主导权，逐步确立起世界霸主地位。1947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已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的42%，拥有世界钢和基础金属产量的55%，石油产量的70%，拥有世界黄金储备的70%。在世界出口额中的比重由战前1937年的14.2%激增至32.5%。在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宝座已[72]非美国莫属。两次世界大战成就了美国的经济霸权，也奠定了美元国际化的雄厚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远离欧洲战场的美国不仅经济上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相反却通过《租供法案》向英、法等同盟国提供价值470多亿美元的军火大发战争横财，也乘机占领了西欧各国及其附属国的广大市场。半个世纪的时间，美国在经济上将欧洲各国远远地甩在背后，同时在政治、军事上也建立起自己的霸主地位。这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创造了特殊的历史背景。
(2)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美元的国际化
通过总结20世纪30年代经济混乱的经验和教训，美国认识到要建立一个能由其控制的国际金融、贸易和投资的新体制，必须首先要确立美元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主导地位，并建立一个以美元为支柱的国际货币体系。这必然要冲击到英镑的既有利益，在美元和英镑的利益之争中，美国占据了上风，布雷顿森林体系应运而生。1943年7月，美国提出“怀特计划”，该计划立足于取消外汇管制和各国对国际资金转移限制，以设立国际金融机构、稳定汇率、扩大国际贸易、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为目的，通过基金货币单位“尤尼它”初步提出美元与黄金挂钩(10美元=1“尤尼它”=137格令黄金)。1944年7月1日，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有44国代表参加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简称布雷顿森林会议)。如上所述，会议签订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总称布雷顿森林协定，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
1947—1953年间，美国GN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 94％，其中1950—1951年达8.4％；工业生产的年增长率为6.5％，其中1950—1951年达12.51％。 这一时期，欧洲各国为了重建家园、恢复经济，需要从美国进口大量的资本品及原材料，广大发展中国家刚刚摆脱殖民主义的统治，发展民族经济也急需进口资本品，世界各国因进口旺盛，对美元的需求有增无减，出现了遍及全球的“美元荒”。但是，随着各国经济恢复之后的快速增长，对美国出口日益增多，致使美国国际收支经常发生赤字，各国持有的美元余额大量增加，战后初期普遍存在的“美元荒”转变成“美元灾”。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在20世纪60年代，官方美元储备的增长快于世界货币储备总额的增长，也大大超过了实际贸易额的增长，因而各国官方持有的美元过多。1949—1971年间世界各国储备中美元储备增长了16倍，而黄金储备只少量增长(见表1-6)。表1-6 世界货币储备的构成10亿美元资料来源: IMF: 《国际金融统计》(1950—1972)
在某种意义上，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恢复了以黄金为基础的古典金本位制，美元取代了英镑的位置，而且是以正式的制度框架形式将英镑排挤出国际货币体系，这是美元国际化与英镑国际化的一个显著变化。但是，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致命弱点——特里芬难题——无法得到克服，在20世纪60年代美元危机的频频打击下，1971年，美国停止了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此后，西方国家货币与美元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土崩瓦解。
(3)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
美元国际化与英镑国际货币的另一个重要差别，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真正的美元本位的出现。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货币体系无论在汇率制度上还是在本位币上均处在混乱之中，之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确立了牙买加体系。在这一体系下，浮动汇率制合法化，允许汇率制度的多样化，美元对世界主要国家货币汇率波动呈现出不同的趋势(见表1-7)。表1-7 美元对各国货币汇率(年末数)资料来源: 周林、温小郑: 《货币国际化》，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64页。表1-8 2001年年底国际货币格局中三种主要货币美元、欧元、日元的地位比较资料来源: IMF Annual Report 2002: BIS Quarterly Review，March 2003.
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被以浮动汇率为特征的牙买加体系所取代，但由于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惯性效应 ，从而保证了其国际货币地位的无可动摇。美元仍然是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的主要计价货币和交易媒介，也仍然是重要的价值贮藏手段(见表1-8)，美元仍然维持着国际化的强势地位。如上所述，无论是欧洲的一体化进程还是日本作为主要的经济和金融力量地位的确立，都没有导致美元国际货币主导地位的结束，美元占主导的国际本位货币格局——美元本位——一直得以延续。直到21世纪初的今天，美元仍然是各国中央银行和政府选择的占主导地位的储备货币，美元的官方国际储备份额是上升了而并非下降。美国的国债市场仍然是世界唯一的最具流动性的金融市场，这使得以美元形式持有外汇储备对各国央行更有吸引力。美元仍然是国际贸易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计价和工具货币。石油和其他[73]商品仍然以美元计价。
同时，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后，美国经济表现极为抢眼，实现了低通胀、高增长、高就业，劳动生产率稳步上升，同时财政收支也大幅度改善，这使各国对美元的信赖度迅速回升。1996年至1998年3年间，美国经济连续保持超常增长状态: 实际GDP增长率超过2.4%的趋势水平，失业率处在5.5%公认自然失业率水平之下，通[74]货膨胀率有所降低。
总之，在这一时期，美元与其他国际货币实质上并无差别，但是依靠着强大的国际货币历史惯性，以及依然强大的经济实力，摆脱了贵金属束缚的美元仍然保持着相当高的国际化水平。由此，美元国际化模式的特点可以概括为: 强大的经济霸权奠定了美元国际化的坚实基础，国际货币体系为美元国际化提供了稳固的制度支撑，国际货币历史惯性使美元国际化得以高水平地长期维持。
总地来说，美元国际化是在英镑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高级形式，也是在国际经济、金融环境进一步变化之后货币国际化的一种新模式。通过对美元国际化路径和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对重大历史机遇的把握，是美元国际化成功的关键。两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削弱了英帝国和欧洲集团，使得美国一跃成为最强大的工业化国家。长时间的战争使得英镑体系维持稳定的贸易和金融基础受到巨大冲击，为美元的崛起创造了条件。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对英镑体系的完全颠覆。从当时的世界经济状况来看，美国并没有能力维持布雷顿体系的长期稳定，因此可以认为布雷顿体系的推出是为了打破英镑垄断地位，建立美元新时代的必要准备。到了20世纪70年代主要竞争对手苏联集团逐渐瓦解，为美国打破“冷战”局面，建立全面的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了机遇，巩固了美元作为国际交易货币、计价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地位。可以说，对数次机遇的有效把握，是替代英镑体系最终确立以美元为核心的全新世界货币体系的关键因素。
第二，通过市场开放，巩固以美国为核心的自由贸易网络，是美元国际化的重要保障。借助技术优势和战争对需求的刺激，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一跃成为最强大的工业生产国。为了提升自身的核心地位，巩固美元霸权地位的需求基础，美国积极推动战后全面自由贸易体系的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美国大力推动美中经贸合作，扩大了美国在亚洲区域的影响力，增强了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作用。战后以美国为核心的自由贸易网络的建设，巩固了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地位，成为美元国际化的重要保障。
第三，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发达的国际金融市场，实现美国的金融霸权，是美元国际化的显著特点。美元国际化形式同英镑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美国建立了以其自身为核心的发达的国际金融市场。在贸易霸权的基础上，美国通过一系列金融创新和完善的基础设施，逐步建立了世界上最为开放和宽广的金融市场。借助发达的金融市场及对外金融和控股投资，美国逐渐掌握了国际金融和资本市场运行规则的制定权，建立了以美国为核心的发达的国际金融市场，最终实现了美元由贸易霸权向金融霸权的升级。
从美元模式和英镑模式的重大差别中能够看到，在金融部门在经济中地位大幅提高的当前阶段，掌握国际资本市场和各种金融产品市场的主导权，与维持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贸易体系一样，都成为维系美元霸主地位的最重要因素。这不仅意味着其他货币短期内要在全球层面上同美元争夺霸主地位并非易事，也意味着在现阶段一定程度的金融发展是货币国际化的重要前提。这对于人民币的国际化而言，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
4. “日元国际化”的进程
迄今为止，日本提出“日元国际化”已有近30年的时间，但总体而言，其结果是悲剧性的，日元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国际性货币，依旧是作为美元的“附庸”而存在。导致“日元国际化”进程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在当今“美元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下，日本忽视了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地域经济基础，试图走一条独自推动本国货币直接成为国际货币的道路。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正在积极反思原有的“日元国际化”战略，提出了新的“日元亚洲化”战略，这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特别是货币合作的开展无疑是一个积极因素。作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大国，日本的“日元亚洲化”战略的实施将对未来东亚货币体系的构建和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总体上看，“日元国际化”是一个“被动的”的过程。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相当长的时间内，日本政府和企业对“日元国际化”基本上持消极的态度，每一步的“日元国际化”措施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被迫的”。按照日本政府或民间对“日元国际化”的态度的变化，我们可以将“日元国际化”进程划分为前后连续的三个阶段，即消极阶段、中立阶段和积极阶段。
(1)“日元国际化”的消极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末“日元国际化”虽然是在1984年正式提上议事日程的，但自日本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开始，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后，日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市场需求与日俱增，这在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瓦解的过程中以及在石油危机爆发后(石油美元形成并促进欧洲资本市场扩张后)表现得格外明显，使得日本(包括德国)作为后起的发达国家以出色的经济表现确立了在世界经济中的牢固地位，日元也取得了国际硬通货的地位。这使得日本不得不开始关注日元的国际地位问题。
早在1960年7月，日本就创设了非居民日元存款自由结算制度，导入了所谓的日元外汇制度。这主要是受到1958年12月西欧各国恢复货币的可兑换性的影响，使得非居民持有的日元同居民持有的日元实现了可兑换性。据日本学者考证，日本最早对“日元国际化”问题进行提案的文献，是1967年作为日本财界调查机构的日本经济调查协议会提出的“关于日元国际地位委员会”的报告书。该报告书指出: “日元要做到像美元、英镑那样作为各国储备货币使用并非现实，但在贸易、资本交易方面作为结算货币被广泛使用的前景十分广阔，为此有必要进行环境整备。”(石见彻、河合正弘，1990)受到“尼克松冲击”和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的影响，日本难以继续维持1美元兑360日元的固定汇率制度，面临着一波又一波抛售美元购买日元的市场狂潮，日本于1973年2月14日转向实行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度。在此过程中，日本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措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70年11月，日本允许发行以日元计值的外债，1972年9月非居民在日本国内发行以外币计值的债券也得到许可。前者主要是“日元国际化”的一种对策，而后者主要是为了促进东京市场上以美元为中心的外币交易的活跃。同年4月，东京美元短期借贷市场设立，美元短期市场开始运行。1973年7月，日本经济调查协议会在题为《国际货币新秩序与日元》的报告中建议，应当促进东京市场的国际化以及海外对日元使用的扩大。但总体上看，到20世纪70年代末为止，在日本银行和大藏省中，持“日元的国际化将搅乱国内金融政策”的论点占据主流，因而对“日元国际化”持明显的消极态度。1978年版的《大藏省国际金融局年报》指出: “在欧洲日元债券发行过多的情况下，将会对外汇市场产生恶劣影响，进而将对日本经济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
另一方面，虽然日本在石油危机之后实行的各种金融规制缓和措施，有利于非居民对日元的使用或利用，但在当时美元强势的情况下真正的外汇管理的缓和并没有实现。为了促进业已开展的贸易自由化和资本自由化的更快发展，金融交易的自由化必不可少，为此需要对《外汇法》进行改正。1979年12月，日本改革了《外汇法》，翌年12月开始正式实施。新《外汇法》的基本原则是“原则自由，有事规制”[75]，但实际上，在个别运用方面行政指导色彩浓厚的金融行政依然发挥着有力的规制作用。这一时期“日元国际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日元作为结算货币的机能与作为储备货币的机能被严格区别开来。作为结算货币的日元的国际化开始被研讨或提倡，但对作为储备货币的日元的国际化则被忌讳或回避。这不仅与当时日本经济地位不稳定有关，而且也反映出日本政策当局非常重视本币国际化对国内金融政策和外汇市场稳定的负面影响。此外，当时日本国内谈论“日元国际化”还有一个目的，这就是同日本的国威高扬直接联系在一起(益田，1998)。
(2)“日元国际化”的中立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
1980年改正后的《外汇法》开始实施，使金融机构外汇交易原则上实现了自由化，进而增大了对外交易中使用日元的机会和可能性，由此导致日本进出口贸易中日元计价比例的大幅度上升(菊地，2000)。1981年2月，日本经济调查协议会发表了题为《20世纪80年代日元的国际地位》的报告书，针对“日元国际化”提出了政策建议。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储备货币各国的总需求政策、干预政策的国际协调；第二，为了提高特别提款权(SDR)的作用进行制度改善和调整，以SDR计值的资产多样化；第三，发育政府短期证券市场，创设以日元计价的银行票据(BA)市场等国内金融、资本市场的完善。这意味着，当时已经认识到以日元计价的BA市场等日元短期市场的不发达是“日元国际化”的主要障碍。但是，虽然在一些制度层面为“日元国际化”创造了条件，但在日本国内“日元国际化”并没有得到实际性的进展。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美贸易摩擦日益激化，美国政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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