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卿主编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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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者II.2试读：
序言一
这段时间，身边许多朋友都在谈论《朗读者》。他们中有些是文学界的同行，但大多数从事的工作与文学并无直接关联。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甚至罕有交集的身份，然而当谈论《朗读者》、谈论节目里那些经典篇章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里流露着相同的情感，那就是温柔与感动。我愿意相信，在这一刻，我与他们共享着同一个幸福的身份，那就是文学的阅读者、人类心灵的倾听者。
我同时注意到，由《朗读者》而起的诵读文学经典的热潮，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媒体传播和好友热议的层面，它已经渗入了广大的人群，成为生活场景：许多城市都设置了“朗读亭”，每一个经过的人都可以走入其中，朗读自己喜爱的篇章并进行录制，他们的声音和形象将有可能出现在《朗读者》节目的正片之中。许多城市的“朗读亭”外都排起了长队，听说有读者为了录制三分钟的视频，在亭外耐心等待了足足九个小时。《朗读者》已经成了一道醒目的文化风景、一种引人深思的文化现象。它向我们证明，诚挚、深沉、优美、健康的内容，在今天依然能够获得普遍的关注，好的文学永远拥有直指人心的伟大力量。常有人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匆忙浮躁的时代，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平庸而匮乏。对于这样的观点，我只能部分地认同。当下的生活固然匆忙，很多时候，我们也的确面临着浮躁的问题；但即使出于种种原因，我们同自己内心相处的时间相对有限，人们依然会本能地渴望着纯粹、辽阔、有质量的精神生活。近年来，以《朗读者》为代表的一批文学文化类节目广受欢迎，正是因为它们引导人们放慢生命节奏，倾听内心的声音，顺应和满足了人们对精神生活的渴望。《朗读者》中出现的文本，很多是经过漫长时间检验的名篇佳作；即使是出于今人之手的篇章，此前也多已在读者间广为流传。它们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当得起“经典”二字。何为经典？答案可能有很多，但我想最直接的一条，就是它们拥有温暖而强劲的力量，能够长久不衰地体贴灵魂、拨动心弦，触碰到我们情感深处最柔软最深刻的部位。这种力量，并不会因时间流逝和年代更迭而减弱。《朗读者》里的许多篇章，都是我早年间的挚爱；那些熟悉的文字，关乎爱与恨、喜与悲、生与死、豪情与希望，曾经深刻地启示了、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很多年过去了，我发现，今天的年轻读者依然会为之鼓舞、感动；其中有许多句子，我至今能够脱口背诵，它们在新一代读者心中同样激起了深沉的回响。好的文学就是这样，它能够跨越年龄和代际的鸿沟，陪伴一代又一代人成长，在情感体验和文化记忆的代代传承之中，把种种高贵和美好的品质传递给无尽的后来人。
朗读，就是朗声诵读，是倾听自己的声音，也是倾听他人的声音。通过口的诵读与耳的倾听，汉语和它内在的气质、精神，以焕然一新的方式进入了我们的心灵。古老而常新的汉语，具有抑扬顿挫的独特韵律，这韵律不仅是美的，而且包含着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我们共同的情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朗读者》使阅读成了认同的过程，一个人在朗读中寻求更为广大的联系——通过这美好的母语，我们不仅彼此看见，我们还得以彼此听见，我们得以完成彼此身份的响亮确证，由此结成血脉相连、情感相通的共同体。
现在，《朗读者》里的故事和诵读篇目已被整理成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将有更多的读者阅读和朗读这些作品，从中感受真善美的力量，感受文学的力量。同时，这一切也是对包括我在内的写作者的提醒：一个人内心的声音在广大的人群中持久回响，这是世上最美好的事，这更是一份严肃庄重的责任。我们会更深刻地记住这份提醒，认真地写下去，把心交给读者，把更多的好作品献给我们的人民。
序言二
二○一七年的时候，董卿女士邀请我参与《朗读者》节目的录制。我是一九二四年生人，年纪很大了，本来不接受媒体的采访和活动，但听到约我去吟诵，我就去了。在我的心目之中，吟诵是诗歌生命里边最重要的一部分，古人作诗大都是伴随着吟诵写出来的。我这么大年纪的人，从小都有这种吟诵的习惯。中国古典诗歌之美最需要以吟诵来传达，吟诵的时候，声调、音节的美感都会跑到你的头脑里、心灵里。吟诵久了，你不用专门学平仄、押韵，自然就学会合辙押韵了。我亲自体会到了古诗之美、吟诵之美，而现在的青年人，他们找不到一扇进去的门。我一辈子不辞劳苦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扇门打开，让大家都能走进去。
在我看来，《朗读者》也在扮演一个开门人的角色，它借由朗读的魅力来推广阅读，将最有生命力的文字普及于社会，将普通的读者都接引到最美好、动人的文学里面来。我认为这是《朗读者》最大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朗声读诵，往往是接近一篇文学作品最快、最直接、最深入的方式。
文学的力量是惊人的。《朗读者》之所以令我们感动，就是因为它将我们的人生与文学紧密牵连在了一起，它为所有世间的苦痛与无奈、热望与激情，都找到了最贴近的文字。在朗读的时候，我们的灵魂与文学家的灵魂遥相呼应，碰撞出兴发感动之力。我的一生有诸多不幸，遭遇了许多打击，文学始终是支持我走过忧患的力量，是给我带来慰藉的源泉。我有了诗词，有了文学，便有了一切。其实，对每一个有感觉、有感情的人来说，都会是如此。《朗读者》第一季图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听闻受到大量读者的喜爱，我感到很高兴。这说明现在人们还是愿意阅读，愿意与文学亲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学作品的历史颇为悠久，他们出版的图书囊括古今中外，给中国几代读者带来莫大影响。《朗读者》的出版，意味着他们又多了一种可以长久流传、影响深远的好书。今年，他们推出新一季的《朗读者》图书，我希望明年、后年，都能有新一季的图书继续出版，希望他们将推广阅读这件重要的事情长远地做下去。
等待 Wait
等待是我们和时间之间的一场博弈。我们凭借着智慧和耐力，与未来做一个交换。等待的不可知性是一份考验——一天一天、一步一步走向希望或者失望。
安娜·卡列尼娜呼喊着：“我是人，我要生活，我要爱情！”于是她在等待当中燃烧了自己。《城南旧事》中的“长亭外，古道边……问君此去几时还”，这是英子和她的同学们在伤感的歌声当中，等待成长。“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是五十岁的孟郊写下的诗句，也恰恰在那一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游子，等来了和母亲的团圆。
等待仿佛是生命当中的一个常态。我们经常会等一个电话，等一趟地铁，等着新年的愿望能够实现，等着和相爱的人久别重逢。世间很多美好的事物并非是触手可及的，经过了时间的酝酿和打磨，等待的结果才会显得更加珍贵。当然也会有一些等待是在和幻灭苦苦做着抗争，经过漫长的等待，用时间等来光明。
除非到达终点，没有人能够评价等待的价值。人生的意义在于，因为希望，所以等待；更在于，因为选择了等待，所以看到了希望。
走进朗读亭
愿他们都能有一个远大前程，都能不负此生。朗读者 吴希（中山市民）
读给所有小升初毕业班的同学们，我们都在等待长大。让我们心怀友善，坚持理想，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奋斗。朗读者 王弘年（学生）
我想把张抗抗老师的《有家真好》献给我的儿子。家，是一所房子。父母是房子的屋顶，孩子是房屋的窗户……当我熬夜复习，多晚母亲都会等我，给我做点心，也许只是一碗馄饨或者一个煮蛋等，但母亲布满血丝的双眼充满了温情。朗读者 薄秀竹（老师）
别人都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小情人，我觉得真的是这样。有一次我和蓝蓝一起在房间里看动画片，她妈妈就把我们两个人非常可爱的背影拍了下来。我觉得只是用照片的形式来记录女儿的成长过程有点太过于平常了。既然自己是画画的，那就把它画成漫画吧。漫画发到朋友圈之后，我发现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由此就开始了我的创作之路，等她们长大了，送一本漫画书给她们。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瞬间，未来都会是非常美好的回忆。儿童节快要到了，我想把杨绛先生的《我们仨》送给我的家人，希望我们可以快乐地度过每一天。
圆圆已三四岁了，总说没坐过电车，我以为她不懂事。一次我抱她上了电车，我说：“这不是电车吗？”她坐在我身上，勾着我脖子在我耳边悄悄地央求：“屁股坐。”她要自己贴身坐在车座上，那样才是坐电车。我这才明白她为什么从没坐过电车。朗读者 陈缘风（动漫形象“张小盒”主笔）
朗读者 张一山 ZHANG YI SHAN
年少成名意味着什么？可能意味着更早收获了荣誉和光环，但是也可能意味着比别人更早感受到某种桎梏。对于演员张一山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童星”二字让他如同困兽，始终挣不脱以往的标签。他的对手不是别人，而是过去的自己。“嘿，我是看你的戏长大的。”对很多“90后”来说，这句玩笑话说得一点不假。张一山2003年就出演了人生的第一部戏《小兵张嘎》，次年便得到机会参演情景喜剧《家有儿女》。这部剧家喻户晓、风靡多年，真可谓陪伴了一代人成长。他饰演的“刘星”天马行空、古灵精怪，受到观众喜爱。“刘星”这个名字跟着张一山，一跟就是十几年。
成年后的张一山面临了艰难的转型期——儿童的角色他没办法再演，成人的角色观众又不买账。在这段时间里，他以超出录取分数线七十八分的成绩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开始认真读书，磨砺演技，等待属于他的机会，等待成为一个真正的演员。
2016年，张一山等来了《余罪》。他在这部戏中散发着不按常理出牌的魅力，痞气十足的表演充满张力，有着来自底层的混世与狡黠。这部戏终于让人们重新认识了张一山。他向所有人证明，少年的梦想经得起等待，等他重返战场，依然所向披靡。
朗读者访谈（屏幕播放电视剧《家有儿女》视频片段）
董卿：《家有儿女》播得最火的时候，你都没法出门了。张一山：有点儿。你走到大街上，小孩认识你，哥哥姐姐认识你，叔叔阿姨认识你，大爷大妈也认识你。经常有大爷拄着拐棍说：“哟！刘星！”（全场笑）说实话，我挺开心的，但是每个人都有一个承受的度。
董卿：后来到了什么度你就没法承受了？
张一山：我要过儿童节，父亲带我去游乐场，正好别的学校组织小朋友春游，老师就说：“同学们，快看！那是谁？”我就知道今天算是白来了，这种失落啊。
董卿：《家有儿女》一共有多少集？
张一山：三百六十五集。（全场惊叹，鼓掌）
董卿：你真的是很早就开始进入了成人的工作世界里。你是不是会比一般的孩子更早地去体谅别人的感受？
张一山：我一直挺替别人着想的，比如我拍《小兵张嘎》的时候才十岁、十一岁，真的很苦。那个角色到了白洋淀之后正好鞋丢了，他就光着脚，跟着嘎子哥和胖墩一起跑。芦苇荡里全是立起来的小枝，我就光着脚踩，每天都是血。（屏幕播放电视剧《小兵张嘎》视频片段）
有一次我的家里人组团来看我，我又黑又瘦又小，坐在一边吃盒饭。剧组的盒饭挺简便的，每天就是一桶白水熬白菜。我爱吃辣的，就把辣椒油倒在米饭里和着吃。我家里人一看我那个样子，马上就哭了。我强忍着没哭，不希望家人看着我那么可怜，也没必要。他们待了几天后走了，我就自己哭了。正好我父亲落了一把车钥匙，回来的时候看到我在哭，他也挺难受的。
董卿：你曾经说过，如果有时光机可以回到过去，愿意再回到大学时代，再在那儿过一个完整的四年。
张一山：是这样的。我很小的时候演刘星，一段时间以后热度过去了，就没什么人觉得我还可以再演戏了，我就踏踏实实上学。我们很多同学经常会一起坐着公交车，去很远的地方吃饭，去吃一个我们谈论了一星期的餐馆。
董卿：吃饭谁买单啊？
张一山：我，基本都是我买单。他们都说，张一山特抠。我到现在都不明白，难道你们都忘了上大学的时候吃饭是谁结的钱呀？！（全场笑）这些同学没有任何一个人把你当成童星看待。
董卿：你的确是曾经缺失了很多东西，所以我想，你可能比一般的同学更珍惜那样一种相处。
张一山：对。
董卿：你的同学里有很多从一年级开始就争取拍戏的机会，但是你没有，你大学四年几乎没有进组，为什么？
张一山：我读的书太少，看过的电影太少，作为一名专业演员来讲，我的积累还远远不够，所以我希望能够再提升一些。并且那个时候拍摄的机会确实比较少。
董卿：机会少的时候你会着急吗？
张一山：有的时候看到一些文章或报道，说我以后可能拍不了戏了，或是我长残了，怎么怎么着了……我也就是看看，一笑就过去了。
董卿：这样的负面，对你来说有点早。
张一山：是的，但是人好在有自知之明，因为我确实长得不好看，确实长得挺残的。（全场笑）所以我觉得每个人之所以能看开或看明白一些事，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心里想要什么，他知道自己是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董卿：那个时候你在等待什么吗？
张一山：还是在等待好的工作机会。老师会很现实地跟我们说，毕业了可能就等于失业了。演员的尴尬在于，想做演员的人太多了，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以后是否还能再像以前一样，那时候还是有得失心的。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学也毕业了，四年又过来了，我现在又拍了很多戏，到最后发现，热爱可以战胜一切。我觉得我热爱这份事业，所以就能够坚持下来。（屏幕播放张一山出演的话剧《天山雪》和电视剧《柒个我》《春风十里，不如你》等视频片段）
我非常珍惜我的机会，因为我有过没有戏拍或者戏播出后大家没什么好反响的时候，所以现在有很多好的角色我特别想演，同时我觉得要对自己负责任，也对观众负责任，这两个责任一个在左边的肩膀，一个在右边的肩膀。这样就够了。（掌声）
董卿：你今天想为大家读些什么呢？
张一山：读《追风筝的人》，把它献给在千千万万遍等待中默默爆发的人们。
读本 追风筝的人（节选）
［美］卡勒德·胡赛尼街头巷尾满是凯旋的追风筝者，他们高举追到的战利品，拿着它们在亲朋好友面前炫耀。但他们统统知道最好的还没出现，最大的奖项还在飞翔。我割断了一只带有白色尾巴的黄风筝，代价是食指又多了一道伤口，血液汩汩流入我的掌心。我让哈桑拿着线，把血吸干，在牛仔裤上擦擦手指。
又过了一个钟头，天空中幸存的风筝，已经从约莫五十只剧减到十来只。我的是其中之一，我杀入前十二名。我知道巡回赛到了这个阶段，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那些家伙既然能活下来，技术实在非同小可——他们可不会掉进简单的陷阱里面，比如哈桑最喜欢用的那招，古老的猛升急降。
到下午三点，阴云密布，太阳躲在它们后面，影子开始拉长，屋顶那些看客戴上围巾，穿上厚厚的外套。只剩下六只风筝了，我仍是其中之一。我双腿发痛，脖子僵硬。但看到风筝一只只掉落，心里的希望一点点增大，就像堆在墙上的雪花那样，一次一片地累积。
我的眼光转向一只蓝风筝，在过去那个钟头里面，它大开杀戒。“它干掉几只？”我问。“我数过了，十一只。”哈桑说。“你知道放风筝的人是谁吗？”
哈桑吧嗒一下舌头，仰起下巴。那是哈桑的招牌动作，表示他不知道。蓝风筝割断一只紫色的大家伙，转了两个大圈。隔了十分钟，它又干掉两只，追风筝的人蜂拥而上，追逐它们去了。
又过了半个小时，只剩下四只风筝了。我的风筝仍在飞翔，我的动作无懈可击，仿佛阵阵寒风都照我的意思吹来。我从来没有这般胜券在握，这么幸运，太让人兴奋了！我不敢抬眼望向那屋顶，眼光不敢从天空移开，我得聚精会神，聪明地操控风筝。又过了十五分钟，早上那个看起来十分好笑的梦突然之间触手可及：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个家伙了，那只蓝风筝。
局势紧张得如同我流血的手拉着的那条玻璃线。人们纷纷顿足、拍掌、尖叫、欢呼。“干掉它！干掉它！”我在想，爸爸会不会也在欢呼呢？音乐震耳欲聋，蒸馒头和油炸菜饼的香味从屋顶和敞开的门户飘出来。
但我所能听到的——我迫使自己听到的——是脑袋里血液奔流的声音。我所看到的，只是那只蓝风筝。我所闻到的，只是胜利的味道。获救。赎罪。如果爸爸是错的，如果真像他们在学校说的，有那么一位真主，那么他会让我赢得胜利。我不知道其他家伙斗风筝为了什么，也许是为了在人前吹嘘吧。但于我而言，这是唯一的机会，让我可以成为一个被注目而非仅仅被看到，被聆听而非仅仅被听到的人。倘若真主存在，他会引导风向，让它助我成功，我一拉线，就能割断我的痛苦，割断我的渴求，我业已忍耐得太久，业已走得太远。刹那之间，就这样，我信心十足。我会赢。只是迟早的问题。
结果比我预想的要快。一阵风拉升了我的风筝，我占据了有利的位置。我卷开线，让它飞高。我的风筝转了一个圈，飞到那只蓝色家伙的上面，我稳住位置。蓝风筝知道自己麻烦来了，它绝望地使出各种花招，试图摆脱险境，但我不会放过它，我稳住位置。人群知道胜负即将揭晓。“干掉它！干掉它！”的齐声欢呼越来越响，仿佛罗马人对着斗士高喊：“杀啊！杀啊！”“你快赢了，阿米尔少爷，快赢了！”哈桑兴奋得直喘气。
那一刻来临了。我合上双眼，松开拉着线的手。寒风将风筝拉高，线又在我手指割开一个创口。接着……不用听人群欢呼我也知道，我也不用看。哈桑抱着我的脖子，不断尖叫。“太棒了！太棒了！阿米尔少爷！”
我睁开眼睛，望见蓝风筝猛然扎下，好像轮胎从高速行驶的轿车脱落。我眨眨眼，疲累不堪，想说些什么，却没有说出来。突然间我腾空而起，从空中望着自己。黑色的皮衣，红色的围巾，褪色的牛仔裤。一个瘦弱的男孩，肤色微黄，身材对于十二岁的孩子来说显得有些矮小。他肩膀窄小，黑色的眼圈围着淡褐色的眼珠，微风吹起他淡棕色的头发。他抬头望着我，我们相视微笑。
然后我高声尖叫，一切都是那么色彩斑斓，那么悦耳动听，一切都是那么鲜活，那么美好。我伸出空手抱着哈桑，我们跳上跳下，我们两个都笑着、哭着。“你赢了，阿米尔少爷！你赢了！”“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我只说出这句话。这是真的吗？在过去的日子里，我眨眨眼，从美梦中醒来，起床，下楼到厨房去吃早餐，除了哈桑没人跟我说话。穿好衣服。等爸爸。放弃。回到我原来的生活。然后我看到爸爸在我们的屋顶上，他站在屋顶边缘，双拳挥舞，高声欢呼，拍掌称快。就在那儿，我体验到有生以来最棒的一刻，看见爸爸站在屋顶上，终于以我为荣。
但他似乎在做别的事情，双手焦急地摇动。于是我明白了：“哈桑，我们……”“我知道，”他从我们的拥抱中挣脱，“安拉保佑，我们等会儿再庆祝吧。现在，我要去帮你追那只蓝风筝。”他放下卷轴，撒腿就跑，他穿的那件绿色长袍的后褶边拖在雪地上。“哈桑！”我大喊，“把它带回来！”
他的橡胶靴子踢起阵阵雪花，已经飞奔到街道的拐角处。他停下来，转身，双手放在嘴边，说：“为你，千千万万遍！”然后露出一脸哈桑式的微笑，消失在街角之后。再一次看到他笑得如此灿烂，已是二十六年之后，在一张褪色的宝丽莱照片上。（李继宏 译）选自上海人民出版社《追风筝的人》《追风筝的人》出版于2003年，一下子就风靡全球。小说的一个出发点是告诉我们人性非常脆弱。很多情况下，需要我们拿出特有的勇气来面对危险的场景。“风筝”就是这个意象，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不断去追寻，去发现，才能看清自己。它并不是简单的一个悲剧，而是给人生带来一种温暖的力量，这种温暖的力量最终还是使我们相信人性，相信人有改进自己的余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 陆建德
朗读者 刘仁俊 LIU REN JUN
中国人对白豚的喜爱由来已久。早在两千多年前，白豚就被载入《尔雅》这一古代词典中。人们称它们为“长江女神”，喜爱它们性情温顺，注重情义。在白豚最繁盛的时期，长江中可以看到数千头白豚在游弋。后来，由于人类对长江的过度开发和污染，白豚的数量急剧减少，人们再难觅得它们的身影。
刘仁俊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专家。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起，他和他的同事就开始对生活在长江中的鲸类动物进行追踪研究。1980年，他们终于在湖南城陵矶捕获了一条白豚。这条白豚被带离了长江，来到了人类的世界。它在一个两百平方米的水池里和人类共同生活了二十二年，被起名叫“淇淇”，是世界上唯一一头人工饲养的白豚。在刘仁俊和同事的努力下，他们还建立起了长江天鹅洲白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白豚和江豚的保护带来了希望。
2002年，淇淇孤独地、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与淇淇相伴了二十多年的刘仁俊心里很不是滋味。从那一年到今天，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再也没有在长江流域看到白豚的身影。我们在等待，等待它出水一跃，等待惊鸿一瞥，但是这等待仿佛越来越渺茫。如今已退休的刘仁俊在武汉海洋世界当馆长，继续在海洋领域发挥余热。他心里还存着一线希望，期盼着有一天，白豚那美丽的身影再次出现。
朗读者访谈
董卿：能跟我们大家说说1980年您第一次见到淇淇是什么样的情景吗？
刘仁俊：元月11日晚上八点，我收到湖南城陵矶水产收购站的一个电话，他们说那儿有一头活的白豚。我说，我马上去运。我租了一辆破烂的吉普车，那天正好又是风，又是雨，又是雪。我晚上九点出发，直到第二天早晨五点才赶到城陵矶。白豚有尾鳍，而它的尾柄很窄，渔船就用麻绳捆着尾柄，把它的头系在船上，养在水里，拖着过来了。我们不管寒冷，跳到江里去，用担架拖住白豚淇淇，把它拖上来。它有一百三十七斤，之前渔船用铁钩“啪”一击，抓住它的颈背部，对穿出两个洞……
董卿：它的身体看上去像烂了一样。
刘仁俊：受伤了，有一个大洞，一挤都是脓，不得了。我刚开始养白豚，没有经验，没有办法，就请北京动物园帮忙。他们派了两个兽医，搞了半年一直治不好，皮肤臭得不得了，我想能不能给它做个背心，把它盖起来。我把生肌散和云南白药撒好，再用四层消毒纱布做了一件背心给淇淇。五天之后，奇迹出现了。皮肤烂掉的伤全部好了！你说，多好啊！（掌声）
董卿：白豚作为一种鲸类动物，与金丝猴和熊猫一样都是中国的国宝，而且它有很多很美的名字，比如“长江女神”……它为什么会这么珍贵？
刘仁俊：全世界的淡水河豚一共有四种，白豚只有我们的长江有，而且已经生存了几千万年，就像活化石一样。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专家要来专门研究白豚。
董卿：我们都知道鲸类动物其实非常聪明，它们的智商往往可以达到小孩子的水准，它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情绪表达。
刘仁俊：是的。它发脾气的时候会用尾巴打水，把你身上都打湿了。它有时候会朝你喷水，不高兴的时候会捉弄你。开始的时候喂它吃东西，它不敢吃，从远的地方慢慢游，游得靠近你，最后靠到你身边来，从你身边拿鱼吃。有一次，它把我的手指咬进去了。淇淇的牙齿很尖的，不过它还不错，它认得我，一看到我就赶快把嘴张开了，所以我感觉淇淇很通人性哪，我非常感谢它。晓得吧，有感情啊。（笑）
董卿：白豚一般到几岁开始进入成熟期了？
刘仁俊：三四岁以后它就接近成熟了。
董卿：它就有求偶的需要了吗？
刘仁俊：当然了，我们天天找啊。1986年我们捕到过两头白豚，一头是连连，一头是珍珍。连连是父亲，珍珍是女儿。
董卿：当时是希望珍珍能够和淇淇配对的？
刘仁俊：是。一开始它们两个都不敢靠近彼此，后来慢慢地熟悉起来了。淇淇从来不欺负珍珍。
董卿：本来就不应该欺负珍珍，男的怎么能欺负女的呢？
刘仁俊：怕老婆。（全场笑）
董卿：那个时候还不是老婆呢！后来配对成功了吗？
刘仁俊：没有。后来珍珍因为间质性肺炎去世了。
董卿：淇淇会觉得很难过吗？
刘仁俊：当然。一天到晚就“叽叽叽叽”叫，到处找珍珍，很可怜的。起码要过个年把（一年左右）才能慢慢平静下来。
董卿：珍珍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给淇淇找到过其他的同伴了吗？
刘仁俊：捕不到白豚了。我们带了六十几个渔民，带了好多船到长江里跑，找不到啊。后来白豚没有了。
董卿：从什么时候开始就看不到白豚了？
刘仁俊：应该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白豚在长江里是没有敌人的，它的敌人是什么？是人。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我们长江流域有一千一百多个湖泊，由于农田灌溉的需要在那儿建坝建闸，完全把生态系统破坏了。二是长江的渔民要生活，开着电捕鱼船沿长江走，把大大小小的鱼都杀死了。第三个理由就是船体本身，螺旋桨会直接把白豚的头脑打得稀巴烂。（看屏幕）这个是一斩两段。
董卿：所以后期就没有办法再把淇淇放回长江里了。它在这二十多年里给我们水生所提供了多少科学价值呢？
刘仁俊：淇淇造就了一代科学家。要是没有白豚研究，就不能有长江江豚保护的成功。淇淇在世界上是有名的，人家一说到淇淇，都竖大拇指。
董卿：被人们称为“白豚妈妈”的陈佩薰教授也说过，淇淇是很伟大的，它给我们提供了一把了解这个物种的钥匙。
刘仁俊：2002年7月14日，余秉芳给我打电话说：“刘老师，淇淇走了，你赶快去吧。”我当时不想去。他们要我去，无非是要我动刀子。你说，我养了它二十几年，我舍得去动刀子吗？为了做好标本，要把皮和脂肪割开，把内脏分出来，我不忍心哪。你说，我动手把白豚“千刀万剐”，我心里舒服吗？
董卿：1980年1月11日到2002年7月14日，这是您跟淇淇的二十二年缘分。最后当您看到它静静地躺在那里的时候，您很难过吗？
刘仁俊：它孤独了一辈子，这一点我对不起它，没给它找个伴。
董卿：其实一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在寻找白豚，您觉得这种等待是无望的吗？
刘仁俊：白豚是功能性灭绝，因此还不能说它完全灭亡了。我们希望有朝一日，再在长江的某个地方钻出一头白豚。我们的保护区建成了，在还有可能的时候，我们大家行动起来，这就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功劳。（掌声）
董卿：谢谢刘老师，谢谢大家！我想让大家听一段声音。（现场播放声音）这是一种鸟叫声，它叫欧鸥鸟，非常可爱，生活在夏威夷的考艾岛。这种鸟一辈子只有一个伴侣，一般雄鸟在鸣叫的时候雌鸟会应和。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一只雄鸟求偶的声音，但因为它是这个世界上这种物种的最后一只雄鸟，所以它永远也不可能等来那只雌鸟对它的应和。（屏幕播放下列已经灭绝的动物：旅鸽，由于人类过度捕杀，于1914年灭绝；袋狼，由于人类大量捕杀，于1936年灭绝；爪哇虎，由于人类疯狂捕杀，于1983年灭绝；金蟾蜍，由于全球变暖和环境污染，于2006年灭绝；台湾云豹，由于人类过度捕杀和栖息地被破坏，于2013年灭绝……）
每个物种的灭绝也是生物进化论的一个自然规律，但它原本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缓慢的过程。只是今天，物种灭绝的速度是以前的一千倍，南极狼、爪哇虎、旅鸽……都没有了。所以，下一个会是谁？就看我们怎么去做了。
刘仁俊：对啊。今天我要朗读林语堂的《大自然的享受》片段，谨以此篇献给我永远的朋友——淇淇。
读本 大自然的享受（节选）存目
林语堂因版权原因，未收录原文
一个真正的人，必须立足于人世，享受人间的生活。林语堂觉得人生就像一首诗，有自己的韵律和节拍。人如果活到七十岁，那能够享受的生活，能够获得的智慧，是十分丰富的。所以，林语堂提倡一种“生活的艺术”，亦即享受一种“闲适”的生活，生活的范围广阔无垠，既有自身，也有家庭，还有大自然。——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 陈漱渝
朗读者 阿来 A LAI
他是茅盾文学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他从茶马古道上一个偏僻、贫困、闭塞的小村庄走向了顶级的文学殿堂。他的文学之旅充满了等待，等待知识改变命运，等待文字改变世界。他就是作家阿来。
阿来生于四川西北部的藏区，从小生活的山寨只有二十多户人家。他当过拖拉机手，也当过小学、中学教师，师范中专是他迄今为止的最高学历。他在1994年写完《尘埃落定》，那时他三十五岁。这本书历经波折，直到1998年才得以出版，却在两年后就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奖时，他还是《科幻世界》杂志主编。值得一提的是，《科幻世界》在他手中成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科幻类杂志。
阿来是用汉语书写藏区的最广为人知的作家，他的《格萨尔王》《瞻对》都在传达他对川属藏族文化的现代反思。然而，他不喜欢别人称他为“藏族作家”，在他看来，文学的好坏与民族无关。尽管民族性是他的小说最显著的特色，但他一再强调，他不是为了所谓“少数民族风情”而写作。他笔下的村庄，不仅仅是藏族村庄，更是人类的村庄；他写出的寓言，是关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寓言。
朗读者访谈
董卿：《尘埃落定》里有一个二少爷，他是个傻子，是个被嘲弄，被边缘化，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孩子。这个角色里会有一些您童年的影子吗？
阿来：我童年时代的东西的确在二少爷傻子身上多一点。一般来讲，苦出身的孩子不应该敏感，但是我恰恰不知道为什么就会那么敏感。我们家出身不是很好，人民公社时期嘛，慢慢就比较边缘了。一个五岁多、不到八岁的小孩已经被告知，这个世界上的好事情跟你没有关系，用今天我们的话讲就是，你不想成为一个旁观者，但其实你已经成了一个旁观者。
董卿：但是您从小读书成绩特别好，对吗？
阿来：对，我一看到文字就充满兴趣。刚开学一周时间，我就把语文课本看完了。那个时候我们乡村又没什么书，外界就有一条公路通过，有时候从汽车上掉下来一张破报纸，我都会把它捡起来，从头看到尾。
董卿：1977年恢复高考真的给您带来了一次机会。
阿来：对。记得考试前一天，我晚上十二点下班。回到工地的工棚里吃了点东西，借一辆自行车，打着手电，骑二十来公里，两个多小时。土路、山路，上坡、下坡，骑到县城，还没天亮。冬天很冷啊，我没有睡觉，等到天亮，考试，考完就回去了。然后就天天等。那时候我们工地附近几公里有个小邮局，要走一个多小时，我差不多每天去一趟。问到一个多星期以后人家都知道我了，很远地看见我就跟我摇手说：“你回去吧，没有。”等到我都几乎不再等的时候，有一天我从邮局经过，突然有人说：“有你的信了！”我一打开，是我们当地的一所师范学校发来的录取通知书。那是我真正读书的开始。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图书馆，虽然学校的图书馆规模不大，也就只有几千册书吧，可当时我哪儿见过这么多书啊！我就泡在图书馆里，后来慢慢地跟图书馆的老师认识了，平时下班就故意让他们把我关在里头，我在里头读通宵。（掌声）
董卿：您是从1994年开始写《尘埃落定》的吗？
阿来：对。1989年我同时出了两本书，那时候被旁边人叫诗人、作家。这两个词，不管今天贬值了多少，我内心至今都觉得是非常神圣的。我觉得我当不起。从1989年底开始一直到1994年，我一个字都没写过。那时候我们正在省里开一个青年作家创作会，开完会下山，大家都上了中巴车了，我却背个双肩包下来了。没有任何预估，我顺着大渡河河边往上游走，我的家乡也在上游。结果这一走，我差不多走到了源头。
董卿：走了多少公里？
阿来：七八百公里吧。这一次走下来，我觉得我好像领悟到了一点儿什么，我开始严肃地对待文学这件事。有时我一天就走二三十公里，在清晨、黄昏、暴风雨之前、暴风雨之后。那种美给你的震撼慢慢会内化到你自己的情感和精神里去。重新书写的时候，你发现你的语言好像都受了那些影响。
董卿：就像后来您写《尘埃落定》，第一行字就是“那是个下雪的早晨”。
阿来：其实那时候是夏天，我家窗户外有一面山坡，白桦树很清新，刚刚发芽。突然一下，我好像想写东西，故事就这样开始了。写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我儿子七八岁了，他坐在那儿，我对他说：“你爸是天才！”（全场笑）
写到秋天，那些人开始一个一个走向他们的结局。白桦树也开始落叶，开始凋零了。我写完小说的那一天，我一看树林，树叶早掉光了。
董卿：但当时您肯定没有想到，这样一部充满激情写的、认为天才般的作品，它的出版让您等了那么长时间。
阿来：对呀，我想过几天就是风行天下，洛阳纸贵了。结果，去一家说不行，去两家，不行……一直去了十几家。
董卿：为什么说不行？
阿来：很多人说，这个小说写得还可以吧，但是太高雅了。今天市场化，读者不喜欢这样的东西，读者喜欢更通俗的东西，比如琼瑶的。我说，我不会写那种东西，就会写我的。我还说，没人出就算了，现在不出，总有一天会出。这本书只有一种情况可以改，你们发现错别字，就请改一下；如果没有就算了。
董卿：是不是您在写作过程中，感觉自己和“作家”这两个字匹配了？
阿来：对啊。后来有朋友问我这一年干什么了，我说，我干了一件对得起我自己的事情。我知道我这辈子是可以干这件事情的。
董卿：当您可能等得又一次失去了信心的时候，机会又来了。
阿来：对。我写完这本书都已经四年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个编辑跟我说，我们听说你有部小说，给我们看看吧。过了一个多月他们说，把合同签了吧。当时签的合同，我记得是印两万册。后来我回成都不久又接个电话，说他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我说，什么事？是不是又反悔了？（全场笑）他说，不是，我个人太喜欢这本书了。白天看了不算，晚上回去看，看了个通宵就看完了，自己很激动。早上敲社长的门说，这本书印两万册太少了，我们得印个十万八万的。（全场惊叹）
董卿：1998年到现在整整二十年，这本书一再再版，到目前为止销售已经超过了两百万册吧？
阿来：两百多万。我们肯定都等待过什么，对我自己来讲，比如等一本词典、一个通知书。如果我们一辈子都把每个等待的具体目标固化在物质层面上，听起来也无可厚非，但有点悲哀。在成年以后，我觉得更多的建设应该放在我们自己的心灵和情感上。
董卿：我非常赞成，其实所谓等待，就是在寻找一种使命。您今天要为大家朗读什么呢？
阿来：还是朗读《尘埃落定》。
董卿：“尘埃落定”四个字本身就有等待的含义。
阿来：我把这段朗读献给滋养了这本书的民族和土地，当然这片土地也滋养了我。
读本 尘埃落定（节选）
阿来我想，麦其家的傻瓜儿子已经升天了，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明亮的星星挂在眼前。是沉重的身躯叫我知道自己还活着。我从碎石堆里站起来，扬起的尘土把自己给呛住了。
我在废墟上弯着腰，大声咳嗽。
咳嗽声传开去，消失在野地里了。过去，在这里，不管你发出什么声音，都要被官寨高大的墙壁挡住，发出回声。但这回，声音一出口，便消失了。我侧耳倾听，没有一点声音，开炮的人看来都开走了。麦其一家，还有那些不肯投降的人都给埋在废墟里了。他们都睡在炮火造成的坟墓里，无声无息。
我在星光下开始行走，向着西边我来的方向，走出去没有多久，我被什么东西绊倒了。起身时，一支冷冰冰的枪筒顶在了脑门上。我听见自己喊了一声：“砰！”我喊出了一声枪响，便眼前一黑，又一次死去了。
天亮时，我醒了过来。麦其土司的三太太央宗正守在我身边哭泣，她见我睁开眼睛，便哭着说：“土司和太太都死了。”这时，新一天的太阳正红彤彤地从东方升起来。
她也和我一样，从碎石堆里爬出来，却摸到解放军的宿营地里了。
红色汉人得到两个麦其土司家的人，十分开心。他们给我们打针吃药，叫他们里边的红色藏人跟我们谈话。他们对着麦其官寨狠狠开炮，却又殷勤地对待我们。红色藏人对我们说啊说啊，但我什么都不想说。想不到这个红色藏人最后说，按照政策，只要我依靠人民政府，还可以继承麦其土司位子。
说到这里，我突然开口了。我说：“你们红色汉人不是要消灭土司吗？”
他笑了，说：“在没有消灭以前，你可以继续当嘛。”这个红色藏人说了好多话，其中有我懂得的，也有不懂得的。其实，所有这些话归结起来就是一句：在将来，哪怕只当过一天土司，跟没有当过土司的人也是不一样的。我问他是不是这个意思。
他咧嘴一笑，说：“你总算明白了。”
队伍又要出发了。
解放军把炮从马背上取下来，叫士兵扛着，把我和央宗扶到了马背上。队伍向着西面逶迤而去。翻过山口时，我回头看了看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看了看麦其土司的官寨，那里，除了高大的官寨已经消失外，并看不出多少战斗的痕迹。春天正在染绿果园和大片的麦田，在那些绿色中间，土司官寨变成了一大堆石头，低处是自身投下的阴影，高处，则辉映着阳光，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望着眼前的景象，我的眼里涌出了泪水。一小股旋风从石堆里拔身而起，带起了许多的尘埃，在废墟上旋转。在土司们统治的河谷，在天气晴朗，阳光强烈的正午，处处都可以遇到这种陡然而起的小小旋风，裹挟着尘埃和枯枝败叶在晴空下舞蹈。
今天，我认为，那是麦其土司和太太的灵魂要上天去了。
旋风越旋越高，最后，在很高的地方炸开了。里面，看不见的东西上到了天界，看得见的是尘埃，又从半空里跌落下来，罩住了那些累累的乱石。但尘埃毕竟是尘埃，最后还是重新落进了石头缝里，只剩寂静的阳光在废墟上闪烁了。我眼中的泪水加强了闪烁的效果。这时候，我在心里叫我的亲人，我叫道：“阿爸啊！阿妈啊！”
我还叫了一声：“尔依啊！”
我的心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痛楚。
队伍拥着我翻过山梁，便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留在山谷里的人还等在那里，给了我痛苦的心一些安慰。远远地，我就看见了搭在山谷里的白色帐篷。他们也发现了解放军的队伍。不知是谁向着山坡上的队伍放了几枪。我面前的两个红色士兵哼了一声，脸冲下倒在地上了，血慢慢从他们背上渗出来。好在只有一个人放枪。枪声十分孤独地在幽深的山谷里回荡。我的人就呆呆地站在那里，直到队伍冲到了跟前。枪是管家放的。他提着枪站在一大段倒下的树木上，身姿像一个英雄，脸上的神情却十分茫然。不等我走近，他就被人一枪托打倒，结结实实地捆上了。我骑在马上，穿过帐篷，一张张脸从我马头前滑到后面去了。每个人都呆呆地看着我，等我走过，身后便响起了一片哭声。不一会儿，整个山谷里，都是悲伤的哭声了。
解放军听了很不好受。每到一个地方，都有许许多多人大声欢呼。他们是穷人的队伍，天下占大多数的都是穷人，是穷人都要为天下终于有了一支自己的队伍大声欢呼。而这里，这些奴隶，却大张着愚不可及的嘴哭起他们的主子来了。
我们继续往边界上进发了。
两天后，镇子又出现在我们眼前，那条狭长的街道，平时总是尘土飞扬，这时也像镇子旁边那条小河一样，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息。队伍穿过街道。那些上着的门板的铺子里面，都有眼睛在张望，就是散布梅毒的妓院也前所未有的安静，对着街道的一面，放下了粉红色窗帘。
解放军的几个大官住在了我的大房子里。他们从楼上望得见镇子的全部景象。他们都说，我是一个有新脑子的人，这样的人跟得上时代。
我对他们说我要死了。
他们说，不，你这样的人跟得上时代。
而我觉得死和跟不跟得上时代是两码事情。
他们说，你会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好朋友。你在这里从事建设，我们来到这里，就是要在每一个地方都建起这样漂亮的镇子。最大的军官还拍拍我的肩膀，说：“当然，没有鸦片和妓院了，你的镇子也有要改造的地方，你这个人也有需要改造的地方。”
我笑了。
军官抓起我的手，使劲摇晃，说：“你会当上麦其土司，将来，革命形势发展了，没有土司了，也会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但我已经活不到那个时候了。我看见麦其土司的精灵已经变成一股旋风飞到天上，剩下的尘埃落下来，融入大地。我的时候就要到了。我当了一辈子傻子，现在，我知道自己不是傻子，也不是聪明人，不过是在土司制度将要完结的时候到这片奇异的土地上来走了一遭。
是的，上天叫我看见，叫我听见，叫我置身其中，又叫我超然物外。上天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让我看起来像个傻子的。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尘埃落定》《尘埃落定》这部小说视角独特，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轻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充满灵动的诗意，显示了作者出色的艺术才华。——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
朗读者 杨惠姗 张毅 YANG HUI SHAN ZHANG YI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等待在最初的时候并不被理解，有些等待背负着难以想象的代价。三十年前，杨惠姗是台湾影坛炙手可热的电影明星，曾主演一百二十多部电影，凭《小逃犯》和《我这样过了一生》成为台湾金马奖历史上第一个两年连庄最佳女主角。她的丈夫张毅则是台湾新浪潮电影最具代表性的导演，曾凭借《我这样过了一生》获台湾金马奖最佳导演奖。谁也没有想到，1987年，就在两个人事业处于巅峰的时候，他们毅然转身，退出了影坛。
他们一切归零，从头开始，把全部身心、全部家当都投入了陌生的琉璃艺术。中国的琉璃艺术历史悠久，最早在商、周就有记载，到了汉代，琉璃制作工艺已十分成熟。然而现在，这项工艺竟面临着失传的危险。杨惠姗、张毅夫妇决定找回中国的琉璃艺术，同时在这过程中寻找到内心的平和。
他们在台湾创立了第一个琉璃工作室——琉璃工房。从艺人到匠人，他们相互扶持，用了三十年时间潜心钻研，终于恢复了失传两千多年的琉璃脱蜡铸造法。从北京故宫博物院到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杨惠姗和张毅的艺术作品创下了二十多家世界级重要博物馆的收藏纪录。琉璃工房成为当今华人世界最具规模的琉璃艺术和文化品牌之一，他们夫妇二人也成为中国现代琉璃艺术的主要推动者。
他们用时间熬成了最美的艺术，也用时间成就了最美的爱情。
朗读者访谈
董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你们二位在台湾影坛炙手可热，获奖无数。那也是一段很辉煌的岁月。
张毅：现在看当然感触很大。
杨惠姗：好像在看别人一样，都觉得好像是另一个人，另一个世界。
董卿：为什么突然就从电影人变成了手艺人？
张毅：在拍电影《我的爱》的时候，我们就接触到所谓的水晶玻璃，很有意思。我觉得它像生命一样，看起来非常华丽、庄严，但是一不小心掉到地上就破了。
董卿：白居易说：“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杨惠姗：我当它是一个缘分，像生命中注定的。你看，莫名其妙拍了一百多部电影，现在回头想起来，其实好像是在为琉璃创作做生命的学习。
董卿：可是就琉璃来讲，二位毕竟是门外汉，你们怎么开始的？
杨惠姗：从零，甚至可以说从负数开始。
张毅：有一种工艺叫水晶玻璃的脱蜡铸造法，当时只有法国人会做，那是他们的祖传秘方，他们是不可能卖给你的。我们觉得那没什么了不起，就从买蜡烛、煮蜡烛开始，研究这种工艺。
董卿：拿铁锅煮蜡烛？（笑）
张毅：是的，我成了她一辈子的笑话。十五万的投资，大概半年就没了。惠姗几乎所有的积蓄都被悉数烧光了，哥哥、姐姐、爸爸的房子同时抵押，都烧完了以后，还有大量的负债，我记得有七千五六百万新台币吧。那时候惠姗负责研究、开发，我负责借钱。
董卿：（笑）去哪里借钱？
张毅：朋友一听张毅的电话都不接了，就知道我要干吗。银行第一次贷完了，还是不够，又去。有时候他们调侃我说：“张毅又来银行了，怎么老看到你啊，杨惠姗呢？”我就叫惠珊过去，我们两个站那儿，后来才发现他们就是看看我们而已。有时候我们站着，他们就解散，去吃午饭了。
杨惠姗：我知道张毅会很难过，我觉得还好，我的个性一向很阳光，所以我觉得碰到事情就是碰到了嘛，反正两个人一起嘛。
董卿：您在创作中一定遇到过很多很多次失败，是吗？
杨惠姗：我们的制作工艺分为十二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会经历上千万次失败，因为每一道工序都有很专业的技术，我们是一窍不通，每天都跟在猜谜一样：是不是水多了？是不是水少了？
张毅：就会发生我们最有名的惨剧。
杨惠姗：那个炉子烧了。
张毅：已经山穷水尽了，一个炉子又是八十万到一百万新台币，而且烧了炉子还不知道为什么。
董卿：听说淡水琉璃工房有一个琉璃冢，所有失败的作品都在里面堆成山。
张毅：以前烧出了一匹马，一看，腿没有了。可你真的下不了手砸它，于是就找了一个五六米大的坑，把它搁进去。后来我们就说，那是一个琉璃冢。
董卿： 里面有多少件作品？
张毅：难以想象，堆积如山。
杨惠姗：几百上千的。（掌声）
董卿：你们没有觉得走不下去了吗？
张毅：我们会跟自己说，虽然是失败了，但这是中国琉璃工艺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造型。
董卿：为了让我们民族失传了两千多年的一种工艺能重见天日。
杨惠姗：是的。
张毅：我们在国外展览，无意间有别的国家的学者告诉我们，你们为什么不去看一下河北满城的中山靖王墓？金缕玉衣边上有两个耳杯，那就是中国最早出土的、用铸造法做的琉璃文物。我们两个人都非常难过，为无知惭愧啊。从此我们反而有了一个很大的冲劲，就是要告诉全世界，中国人早就有了脱蜡铸造。（掌声）
董卿：当年第一件成功的作品是什么？
杨惠姗：《第二大愿》。琉璃是佛家七宝之一，《药师经》的“第二大愿”说的是：“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明彻，净无瑕秽……”
张毅：我觉得它是一种状态，就是你真正有智慧的时候，你应该自己变成透明的，没有任何杂质。
董卿：第一件成功的作品是在你们创立琉璃工房多长时间之后出现的？
杨惠姗 张毅：（一起）四五年以后。
董卿：我听说张老师经常叫惠姗姐“愣子”。她干起活来的时候是不是特别愣？
张毅：我没什么耐性，我做一点事超过四十五分钟就想去看看别的；她一坐下是不动的，她可以三天三夜、一个礼拜都不动。有时，半夜一点我醒过来，身边没人；三点醒来，还是没人；七点醒来，还是没有人。一天这样，两天这样。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假设有一天早上伙伴告诉我说杨小姐走了，我是不是立刻决定不要再做了，我们放弃。后来我想，对于她这样的人来说，做下去比任何事情都重要。有时候他们说她一站四十几个小时，腿都水肿了，她自己都不知道。
杨惠姗：（点头）
董卿：在最难的时候有没有相互埋怨？
杨惠姗：不可以。我觉得能够在一起做就很开心了，那个才是最重要的。1998年他心肌梗死，当时我的眼泪真的就是直接掉下来，不知道怎么办。我们工作在一起，当然生活在一起，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地方几乎都是两个人一起，这个人怎么可以不在了？所以他在病房的时间，我就带着我的工具和图在病房里做。其实心是慌的，我就是要抓回我们一起工作的感觉。
董卿：为什么当时做出来的是这样一件作品？
杨惠姗：我也不知道。我就是在病房里一面看着他，一面做这件作品。后来，他给取名叫《倾听》，很能说明当时的感觉，就是倾听生命，倾听无常。
董卿：余光中先生特地为你们俩创作了一首诗《琉璃观音》，他是这样写的：“这琉璃的清凉世界/原来在酷焰中炼就/看我，已百害不侵”。
杨惠姗：我们一直认为做琉璃的过程中挫折很多，很辛苦，某种程度上我们越来越觉得做琉璃是一种修行。
董卿：今天你们要为我们朗读什么呢？
张毅：我想透过丰子恺先生的作品，用“渐”字提醒人们，这个世界存在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谨以此篇献给普天之下虽然挫折不断却仍然乐观奋斗的所有朋友。
读本 渐
丰子恺使人生圆滑进行的微妙的要素，莫如“渐”；造物主骗人的手段，也莫如“渐”。在不知不觉之中，天真烂漫的孩子“渐渐”变成野心勃勃的青年；慷慨豪侠的青年“渐渐”变成冷酷的成人；血气旺盛的成人“渐渐”变成顽固的老头子。因为其变更是渐进的，一年一年地、一月一月地、一日一日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渐进，犹如从斜度极缓的长远的山坡上走下来，使人不察其递降的痕迹，不见其各阶段的境界，而似乎觉得常在同样的地位，恒久不变，又无时不有生的意趣与价值，于是人生就被确实肯定，而圆滑进行了。假使人生的进行不像山坡而像风琴的键板，由do忽然移到re，即如昨夜的孩子今朝忽然变成青年；或者像旋律的“接离进行”地由do忽然跳到mi，即如朝为青年而夕暮忽成老人，人一定要惊讶、感慨、悲伤，或痛感人生的无常，而不乐为人了。故可知人生是由“渐”维持的。这在女人恐怕尤为必要：歌剧中，舞台上的如花的少女，就是将来火炉旁边的老婆子，这句话，骤听使人不能相信，少女也不肯承认，实则现在的老婆子都是由如花的少女“渐渐”变成的。
人之能堪受境遇的变衰，也全靠这“渐”的助力。巨富的纨绔子弟因屡次破产而“渐渐”荡尽其家产，变为贫者；贫者只得做佣工，佣工往往变为奴隶，奴隶容易变为无赖，无赖与乞丐相去甚近，乞丐不妨做偷儿……这样的例，在小说中，在实际上，均多得很。因为其变衰是延长为十年二十年而一步一步地“渐渐”地达到的，在本人不感到什么强烈的刺激。故虽到了饥寒病苦刑笞交迫的地步，仍是熙熙然贪恋着目前的生的欢喜。假如一位千金之子忽然变了乞丐或偷儿，这人一定愤不欲生了。
这真是大自然的神秘的原则，造物主的微妙的功夫！阴阳潜移，春秋代序，以及物类的衰荣生杀，无不暗合于这法则。由萌芽的春“渐渐”变成绿荫的夏；由凋零的秋“渐渐”变成枯寂的冬。我们虽已经历数十寒暑，但在围炉拥衾的冬夜仍是难于想象饮冰挥扇的夏日的心情；反之亦然。然而由冬一天一天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移向夏，由夏一天一天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移向冬，其间实在没有显著的痕迹可寻。昼夜也是如此：傍晚坐在窗下看书，书页上“渐渐”地黑起来，倘不断地看下去（目力能因了光的渐弱而渐渐加强），几乎永远可以认识书页上的字迹，即不觉昼之已变为夜。黎明凭窗，不瞬目地注视东天，也不辨自夜向昼的推移的痕迹。儿女渐渐长大起来，在朝夕相见的父母全不觉得，难得见面的远亲就相见不相识了。往年除夕，我们曾在红蜡烛底下守候水仙花的开放，真是痴态！倘水仙花果真当面开放给我们看，便是大自然的原则的破坏，宇宙的根本的摇动，世界人类的末日临到了！“渐”的作用，就是用每步相差极微极缓的方法来隐蔽时间的过去与事物的变迁的痕迹，使人误认其为恒久不变。这真是造物主骗人的一大诡计！这有一件比喻的故事：某农夫每天朝晨抱了犊而跳过一沟，到田里去工作，夕暮又抱了它跳过沟回家。每日如此，未尝间断。过了一年，犊已渐大，渐重，差不多变成大牛，但农夫全不觉得，仍是抱了它跳沟。有一天他因事停止工作，次日再就不能抱了这牛而跳沟了。造物的骗人，使人留连于其每日每时的生的欢喜而不觉其变迁与辛苦，就是用这个方法的。人们每日在抱了日重一日的牛而跳沟，不准停止。自己误以为是不变的，其实每日在增加其苦劳！
我觉得时辰钟是人生的最好的象征了。时辰钟的针，平常一看总觉得是“不动”的；其实人造物中最常动的无过于时辰钟的针了。日常生活中的人生也如此，刻刻觉得我是我，似乎这“我”永远不变，实则与时辰钟的针一样地无常！一息尚存，总觉得我仍是我，我没有变，还是留连着我的生，可怜受尽“渐”的欺骗！“渐”的本质是“时间”。时间我觉得比空间更为不可思议，犹之时间艺术的音乐比空间艺术的绘画更为神秘。因为空间姑且不追究它如何广大或无限，我们总可以把握其一端，认定其一点。时间则全然无从把握，不可挽留，只有过去与未来在渺茫之中不绝地相追逐而已。性质上既已渺茫不可思议，分量上在人生也似乎太多。因为一般人对于时间的悟性，似乎只够支配搭船乘车的短时间；对于百年的长期间的寿命，他们不能胜任，往往迷于局部而不能顾及全体。试看乘火车的旅客中，常有明达的人，有的宁牺牲暂时的安乐而让其座位于老弱者，以求心的太平（或博暂时的美誉）；有的见众人争先下车，而退在后面，或高呼“勿要轧，总有得下去的！”“大家都要下去的！”然而在乘“社会”或“世界”的大火车的“人生”的长期的旅客中，就少有这样的明达之人。所以我觉得百年的寿命，定得太长。像现在的世界上的人，倘定他们搭船乘车的期间的寿命，也许在人类社会上可减少许多凶险残惨的争斗，而与火车中一样地谦让，和平，也未可知。
然人类中也有几个能胜任百年的或千古的寿命的人。那是“大人格”“大人生”。他们能不为“渐”所迷，不为造物所欺，而收缩无限的时间并空间于方寸的心中。故佛家能纳须弥于芥子。中国古诗人（白居易）说：“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英国诗人（Blake）也说：“一粒沙里见世界，一朵花里见天国；手掌里盛住无限，一刹那便是永劫。”一九二八年芒种
当时的朋友中浙江人居多，那一批浙江朋友们都有一股清气，即日常生活也别有一般趣味，却不像普通文人风雅相高。子恺于“清”字之外又加上一个“和”字。他的儿女环坐一室，时有憨态，他见着居然微笑；他自己画成一幅画，刻成一块木刻，拿着看着，欣然微笑；在人生世相中他偶然遇见一件有趣的事，他也还是欣然微笑。他老是那样浑然本色，无忧无嗔，无世故气，亦无矜持气。黄山谷尝称周茂叔“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我的朋友中只有子恺庶几有这种气象。——美学家、文艺理论家 朱光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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