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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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社会学评论(第6辑)：社会转型与新生代农民试读：
调查报告
“短工化”：农民工就业趋势研究
[1]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
摘要：通过对2043名农民工的电话访问，课题组发现，世界工厂的用工越来越呈现“短工化”趋势。工人的流动性随着入职年份和出生年份的后推显著增强。女工的工作相对男性更不稳定。与工人先赋性条件（出生年份、性别）的约束性影响相反，工人后天在教育、职业技术训练等方面的努力未能走出“短工化”的困境。工作的“高流动”伴随着发展前景的“水平化”，无论是在单个特定企业的就业，还是职业的转换与流动，农民工在薪酬待遇、管理层级、技术等级等方面的提升均较为有限。“短工化”不利于保障农民工就业权利和个人发展，也不利于促进企业生产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要解决“短工化”问题，必须对现有的农民工生产体制进行根本调整。
关键词：农民工 短工化 农民工生产体制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一支主力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1年5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已经达到2.4亿，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为了研究农民工的就业特点，2011年10～12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农民工就业趋势研究”课题组与工众网合作开展了农民工外出务工经历的相关调查。以此次调查所得数据信息为基础，课题组对当前农民工的工作持续时间、待业时间、在用工单位中的发展状况以及职业转换过程中的地位流动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在此次调查中，课题组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0》[2]公布的官方数据，计算出农民工在各省份的分布比例以及各省农民工的性别比例，并以此作为分层依据从工众网农民工数据库（截至调查时共有注册用户3589971人）中随机抽取样本，由工众网电话访问中心采取电话调查方式进行访问，共完成有效问卷2043份，样本在省份和性别间的分布比例基本符合抽样方案。
基于本次调查数据的分析，我们得出以下判断：①当前我国农民工就业普遍出现“短工化”的趋势，即工作持续时间短、工作变换频繁，这又具体体现为“高流动”和“水平化”两个方面。高流动体现为农民工换工频率高，每份工作的持续时间短，前后两份工作之间的待业时间也较长。水平化则体现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无论是在用工单位的内部，还是通过变更工作从而实现用工单位之间的转换，其职业地位都难以有实质性的提高。②农民工就业的“短工化”在近年来呈现不断增强的趋势。一般来说，农民工从业开始的年份越晚，这份工作持续时间也就越短。③在当前农民工群体中，年龄越小，其“短工化”趋势也就越明显。相对而言，农民工越是年轻，换工频率越高，从事一份工作的持续时间也越短。④由于先赋性差异，女性农民工的“短工化”趋势更明显。先赋性的性别角色进一步深化了底层农民工的不平等，将女性推向更为弱势的地位。相对男性而言，她们有着更为明显的“短工化”趋势。⑤自致努力未能缓解“短工化”困境。与之相反，具有较高学历的农民工，其“短工化”趋势更加明显。农民工自身后天的努力对于提升发展前景的作用非常有限，反倒是，高教育程度带来的对职业地位和相应收入的高期望，往往与劳动力市场中有限的流动机会发生矛盾，使得高学历农民工体现出更为明显的“短工化”趋势。
本报告从四个方面展示本次调查的具体发现。首先，通过农民工工作持续时长与换工频次分析当前我国“农民工”高流动的特征；其次，通过对待业时间的分析，从另一个角度展示“高流动”的含义；再次，分析农民工在用工单位内部的发展状况，描述农民工难以在用工单位内部获得提升的状况；最后，通过考察农民工的职业转换，揭示农民工变换工作只是一种水平流动，并不能实现职业提升。这四个部分的分析，从研究农民工自身若干基本特征（如代际因素、性别、受教育程度、技术能力等维度）入手，探讨了农民工就业状况的特点、差异、变化趋势和共同面临的困境，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一 农民工就业的高流动性：工作持续时间短与换工频率高
本研究的重点之一在于考察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特别是工作的持续时间。结果表明，农民工频繁变换工作的情况十分普遍，即呈现“短工化”特征，并在近年来有增强趋势。当然，在农民工群体内部，因年龄、性别、学历、技能等自身特征不同，“短工化”趋势也存在一定差异。一般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性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年龄越小，“短工化”趋势也就越明显。同时，“短工化”趋势还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农民工的流动性更高。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并未缓解“短工化”趋势。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的表现形式在不同行业和用工单位中略有差异。在有一定技术含量的行业和工种中，农民工的流动率略低。就用工单位所有制而言，非国有企业流动率较高。（一）农民工就业呈现“短工化”，高流动趋势近年来日渐增强
农民工工作持续时间短。由于农民工变换工作频繁，且受电话调查方式限制，本次调查主要收集了受访农民工的第一份工作、接受访问时的上份工作和当前工作的信息（只有一份或两份工作的被访者只填写当前或当前与上份工作的情况）。根据这些信息，可以计算出第[3]一份工作、上份工作和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这些数据可以直观地反映出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图1呈现了受访农民工上述三种工作的持续时间。图1 农民工的工作持续时间
农民工就业呈现“短工化”的趋势，表现出较高的流动性，农民工就业市场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从调查结果来看，当前，农民工第一份工作持续时间、上份工作持续时间以及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工作时[4]间都不长，大约2年（图1）。另外，对原始调查数据的分析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这一点，即农民工总体换工频率高，65.9%有过换工经历，平均换工次数（包含没有换工经历者）为1.63次。
具体来看，近年来，“短工化”趋势日益明显。按工作开始年份进行分析，2000～2011年受访农民工的第一份工作持续时间、上份[5]工作持续时间、平均每份工作持续时间的具体情况见图2。三项指标都显示出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即工作开始年份愈靠后，农民工就业“短工化”趋势愈发明显。图2 工作开始年份与其持续时间
首先，初次就业时间越靠后，第一份工作的持续时间就越短。2000年初次就业的农民工第一份工作平均持续时间为4.06年，而2008年年初次就业的农民工第一份工作平均持续时间则下降到1.47
[6]年。虽然在某些年份第一份工作的平均时间略有起伏，但总体而言下降趋势仍比较明显。
其次，农民工初次就业时间越靠后，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就越是显示出相对稳定的下降趋势。2000年起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持续3.80年，而2008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只持续了1.40年。
最后，随着上份工作开始年份后推，上份工作的持续时间呈现急剧的下降趋势。2004年开始上份工作的农民工，工作平均持续时间大约为4.30年。而2008年开始上份工作的农民工，该工作只持续了2.23年。也就是说，后者与前者相比，该工作的持续时间缩减了将近一半。
事件史分析（Event History Analysis）的一个优势在于可以处理“删失”（right-censored）的问题。使用Kaplan-Meier非参数方法对“上份工作”及“当前工作”（右删失）持续进行分析（图3），结果也表明，随着时间的增加，农民工工作持续的生存概率（survival probability）迅速下降。从结果来看，农民工工作持续时间平均为4.97年（由于分布呈严重的右偏，平均值受右侧极端值影响较大）。从实际分布来看，25%的人在0.67年内发生了流动，50%的人在1.75年内发生了流动（中位值）。图3 工作持续的K-M估计（二）农民工自身年龄、性别、学历、技能等特征对“短工化”就业趋势有影响1.年轻农民工“短工化”特点突出，高流动性存在代际差异
农民工年龄越小，“短工化”就业趋势就越是明显。一般而言，初次就业时间靠后，意味着年龄小。为控制年龄的影响，本研究将被访者按照出生年份分为“1987年之后出生”和“1987年及之前出
[7]生”两组，分别考察其上份工作开始时间与该工作持续时间的关系（图4）。结果表明，两组样本的趋势与总体趋势一致，即上份工作开始年份越靠后，该工作的持续时间越短。然而，与同时开始上份工作的“1987年及之前出生”的农民工相比，“1987年后出生”的农民工该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更短。这一结果体现出“短工化”趋势在不同年龄群体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低年龄组农民工群体“短工化”趋势更为明显。图4 分年龄组比较上份工作开始年份与该工作持续时间
在对出生年份和工作持续时间的详细考察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年轻农民工“短工化”趋势强的特点。从第一份工作持续时间、上份工作持续时间、每份工作平均持续时间三个指标来看，出生年份越靠[8]后，农民工就业的“短工化”趋势越强。尽管这些指标在某些年份出现了一些波动，但总体上三个指标都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图5）。具体来看，与1981年出生的农民工相比，1991年出生的农民工第一份、上一份和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分别由3.19年减少至0.98年、2.47年减少至0.99年、2.68年减少至0.93年，换言之，1991年出生的农民工，这三份工作的持续时间都不足1年。由此可知，“短工化”趋势随着年龄减小而增强。图5 出生年份与工作持续时间
新生代农民工“短工化”趋势强。本研究还分组比较了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与1980年前出生的老一代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图6）。通过比较两代农民工的第一份工作的持续时间、上一份工作的持续时间和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可以发现，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一份工作上的持续时间已大为缩短。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的“短工化”趋势更为明显。从三个指标中的任何一个来看，老一代农民工的工作持续时间都是新生代农民工的2倍以上。图6 代际与工作持续时间2.“短工化”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农民工流动率更高
本次调查还发现，农民工就业的“短工化”趋势在男女之间存在差异（图7）。女性农民工第一份、上份和平均每份工作的持续时间都比男性要短（至少要短0.74年，约9个月）。由此可以判断，与男性相比，女性农民工更多地从事临时性的、不稳定的工作。图7 性别与工作持续时间
相应地，女性农民工的换工频率也比男性高（表1）。女性平均每年从事1.63份工作，而男性每年从事1.07份工作。但女性农民工中有换工经历的比例和平均换工次数要少于男性。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发现，这主要是由目前尚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农民工外出务工时间比男性平均短2.4年、年龄也小3岁左右所致。女性农民工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因家庭等原因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这表明女性农民工只有在年龄不大、未婚未育时才能在劳动力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其实也是一种形式的“短工”。表1 性别与换工频率3.劳动力素质提高不能带来稳定就业，难以缓解“短工化”趋势
受过大专教育的农民工流动性更强。人们一般把教育程度当作评价劳动力素质的维度之一。那么教育程度的提高是否有助农民工的稳定就业，改善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不稳定的就业状况？调查数据显示，目前状况不容乐观。从第一份工作持续时间、上一份工作持续时间和平均每份工作持续时间三个指标来看，受过中等教育与只受过义务教育（甚至没有完成义务教育）的农民工的工作持续时间并没有显著差异。而接受过大专教育的农民工，与比他们受教育程度低的两组农民工相比，表现出更明显的“短工化”趋势（图8）。图8 受教育程度与工作持续时间
对不同学历农民工的换工频率进行进一步分析（表2）发现：尽管看起来，学历越高，有换工经历者所占比重越低，换工次数也越少，但这是由学历越高的农民工外出务工时间越短所致。表2 受教育程度与换工频率
虽然在相对较短的务工年限里，学历较高的农民工总换工次数不多，但是他们的年工作份数要高于低学历者。也就是说，高学历的农民工在一年内的换工频率要高于低学历的农民工。此外，数据分析还显示，目前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农民工，平均年龄越低，学历越高。这表明近年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农民工中，高学历人群的比例有所提高。随着高学历农民工占总体比例的逐渐提高，这一部分人的不稳定就业，对农民工总体就业状况的影响也将增大。
职业技能提高不能缓解“短工化”趋势。除了受教育程度以外，职业技能水平也是评价劳动力素质的重要指标。本次调查通过询问农民工“有没有获得过国家承认的职业资格证书/技术等级证书”来衡量其职业技能。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图9），拥有职业资格证书的农民工的工作持续时间只是略高于没有职业资格证书的农民工，并且这种差异表现得也不显著（在第一份、上份和平均每份工作的差异比较中，P值分别为0.192、0.070、0.437）。相应地，从换工频率来看，拥有职业技能证书的农民工的换工频率也只是略低于无职业技能证书者。拥有职业资格/技术等级证书的农民工年平均工作份数为1.22份，比无证书者约低0.15份。但这种差别在数据分析中也不是特别显著（P=0.249）。根据这些指标不难看出，农民工技能的提高并不能有效地缓解其就业“短工化”的趋势。图9 职业技能与工作持续时间
根据Kaplan-Meier非参数方法输出结果（图10），除了文化程度，不同性别、以出生年份1987年区分的不同群组之间，（上一份工作及当前工作）开始年份以2008年为界，工作持续的生存函数（survival function）都存在差异。根据log-rank检验结果，这些方面的差异均显著（P值均小于0.0001）。这表明，与对照组相比，女性、新生代、上一份工作在2008年后开始的农民工等群组的“短工化”趋势更明
[9]显。图10 工作持续的K-M估计（性别、年龄、学历、工作开始时间）（三）农民工所从事工作的工种、行业、所有制性质对“短工化”趋势有所影响1.工种和行业“短工化”趋势的差异受技能影响，也受到性别角色形塑
低技术工种的“短工化”趋势强。本次调查将农民工的工种按行业、技术性和管理层级三个维度分为14个大类。从调查结果来看（图11），低技术含量工种的“短工化”趋势强于技术性较强的工种。中低层管理人员、司机、技工这几个技术性较强或需要较多经验[10]的工种的工作持续时间长于2年。流水线生产工、销售业务员、其他生产工、服务员等低技术含量的工种则明显表现出“短工化”的趋[11]势，工作持续时间少于2年。不过文员是个例外，其技术水平并不低，工作持续时间却非常短，平均不到一年半。因此如果考虑各工种的性别因素，可以发现在司机、技工这些技术工种中，男性占绝对主导地位（比例均超过80%，中低层管理人员的男女比例相当）。而在持续时间短的工种中，除了“其他生产工”，另外4个工种的主要从业人员都是女性（流水线生产工的女性所占比例为57%，其余三个工种女性都占70%以上）。由此可见，农民工掌握某些技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供工作的稳定性，但技能带来的可能优势在相当程度上被先赋的性别角色所抵消，这有两层含义：一是男性相对于女性更多地被社会期望扮演有挑战性的角色，他们较多地进入到有些技术含量的岗位中；二是即使同样拥有技能，女性的工作也不如男性那样稳定。图11 工种与工作持续时间“短工化”趋势存在行业差异。本次调查重点考察了农民工从业比较集中的一些行业，并对一些性质相近的行业进行合并。数据分析表明（图12），农民工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纺织皮革品制造业、其他制造业等几类行业中的工作持续时间超过了2年。与农民工持续工作时间低于2年的电子电器制造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其他社会服务业等行业相比，持续工作时间长的行业有一定的技能要求。此外，对行业和性别进行交叉分析，可以发现工作持续时间较长行业的从业人员大多主要为男性（除纺织皮革品制造行业外，其他三个行业男性都占了2/3以上），而女性分布比较多的行业恰是工作持续时间较短的行业（批发零售、其他社会服务业中女性所占比例超过3/4）。因此，不同行业“短工化”趋势的差异进一步体现了女性农民工高流动率的就业特点。图12 行业与工作持续时间2.国有用工单位就业相对稳定，非国有用工单位流动率高
本研究还考察了用工单位性质对农民工工作稳定性的影响（图13）。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工在党政事业单位及国有、集体企业工作相对稳定，工作持续时间最长，为2.491年。而在非国有企业中，农民工工作持续时间按长短排列为港台、外资、私营企业。此外，上份工作为“个体户/自雇者”的持续时间最短。图13 上份工作企业性质与工作持续时间（四）小结
当前我国农民工就业呈现“短工化”趋势，表现为工作持续时间短、工作流动性高。这一趋势表现在近年来农民工的工作持续时间总体缩短。就该群体内部而言，年龄较小的农民工、女性农民工变换工作的频率较高。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并不能缓解“短工化”的趋势，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工的流动性反而更强。
就工作性质而言，表面上看，在技术含量较低的行业和工种中，农民工的流动率较高，但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只有某些特定技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民工工作的稳定性，而且，技能带来的帮助相当程度上被先赋的性别角色形塑。在非国有用工单位就业的农民工“短工化”的趋势强于非国有用工单位。这种就业“短工化”不仅在工作持续时间和换工频率上有所表现，而且对农民工的待业行为也有一定的影响。二 高流动的另一面：待业率高、待业时间长
当前农民工就业的高流动还表现为待业率高、待业时间长，这些都是农民工就业“短工化”趋势的具体表现。（一）农民工待业率高，大专学历者待业率最高
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仍在就业市场的农民工，即处于就业状态或处于待业状况但有求职意愿的农民工，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无工作状[12]况。受访农民工有37.9%处于“无工作”状态（图14）。图14 农民工的工作状况
对目前工作状态与受教育程度进行分析（表3），可以发现，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农民工的工作状况呈现“中间高、两头低”的特征。具体地说，中等学历的农民工就业相对稳定，有正式工作的比例最高（达53.36%），没有工作的比例最低（为36.88%）；而初等学历和大专学历的农民工有正式工作的比例都低于中等学历农民工，没有工作的比例则高，其中具有大专学历“无工作”的比例最高，达41.29%。表3 受教育程度与工作状态（二）农民工待业时间普遍较长，受代际、性别、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影响
为讨论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本研究在考察“工作持续时间”的同时，也考察了农民工的“待业时长”。在问卷调查中，“待业时长”以农民工结束上份工作到开始目前工作之间的时间跨度来量度。这一数据可以反映出农民工在两份工作之间的等待时间。调查数据显示，当前农民工待业时长平均为0.51年，即农民工在离职后到找到下一份工作，要经历大约6个月的无业状态。
从事件史的角度来考虑，待业时间包括上一份工作结束到当前工作开始之间的时间，也包括上一份工作结束至今未能就业的情况（右删节）。对待业时长的Kaplan-Meier估计显示（图15），农民工待业时间呈现极化现象，部分群体频繁变换工作，待业时间较短，但也有一些人待业时间较长，平均待业时间为0.67年（由于分布呈现严重的右偏，均值受极端值影响过大）。从具体分布来看，25%分位值为0.08年，中位值为0.25年，75%分位值为0.67年。图15 失业持续生存函数的K-M估计
对农民工待业时间的详细分析（表4）可以发现，农民工待业时长受到代际、性别、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等因素的影响，但在代际方面的差异最大。表4 农民工的待业时长
在代际方面，1980年之前出生的老一代农民工的待业时长为0.786年，比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待业时间（不到半年）要长得多。这可能是老一代农民工与农村联系紧密的一个表现。也就是说，老一代农民工在离职后，可能返乡从事农业生产。就性别而言，男性和女性在待业时长方面的差异不显著。但女性的待业时长（0.493年）比男性（0.532年）略短。就劳动力素质而言，劳动力素质较高的农民工，如受过较好教育或拥有相关技能证书者，待业时间相对较短，但这种差异并不显著。
K-M估计及log-rank检验结果表明，待业持续生存函数在性别、教育等方面差异均不显著（图16），但在代际、上一份工作开始时间方面有显著差异。新生代农民工失业持续时间显著短于老一代农民工；以2008年为界，之后开始上一份工作的，失业后持续时间短于在此之前的。结合工作持续的特点，这些结果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更高的[13]流动性。图16 失业持续的K-M估计（性别、年龄、学历、工作开始时间）（三）小结
本次调查发现，当前农民工总体的待业率较高，接近40%。与此同时，农民工的待业时间也较长，平均达8个月。此外，农民工的待业时长在代际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老一代农民工的待业时间更长。三 职业发展的“水平化”：在用工单位提升有限，因不满而离职比例高
在对农民工“短工化”趋势之高流动方面的考察中，本调查强调当前农民工工作持续时间短、变换工作的频率相当高。同时，许多农民工离职后，下一份工作并没有着落，甚至可能要经历较长时间的无业状态。为什么这些农民工宁愿失业也要离职？要理解农民工的高流动，就需要对农民工在一份工作中的提升空间进行讨论。
本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农民工在用工单位中获得提升的空间相当有限。职业发展的“水平化”是当前我国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的诱因之一。具体而言，“水平化”就是指农民工在从事某份工作的过程中，其职业地位提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基本上只是在同一个水平面上流动。当然，这种“水平化”在代际、性别、职业技能等方面可能存在差异。农民工的这种“水平化”职业状况是理解农民工离职行为的一个入手点，对用工单位的不满往往由此而来，成为农民工离职的主要原因。农民工自身特征，如代际、性别等对离职原因有一定影响。因对用工单位不满而离职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高于老一代农民工。有相当比例的女性农民工是为了家庭需要而离职的。相比之下，受教育程度与职业技能对农民工离职原因的影响不大。
我国当前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中的“水平化”表明，农民工在同一份工作、同一个用工单位中很难获得提升的空间，有相当比例农民工因对用工单位不满而离职。（一）在一份工作中获得的职业提升有限，用工单位内部发展空间小
本次调查采取直接询问的方式考察了农民工在上一份工作期间在哪些方面获得了提升（图17）。其中超过1/3的农民工表示自己在上一份工作期间，在薪酬待遇、技术等级、管理层级方面均未获提升，也就是说，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在上一份工作期间没有获得任何提升，收入没有增加，没有获得新的技能，职业声望也没有提高。图17 上一份工作期间的境遇改善
而在上一份工作中有所收获的农民工中，薪酬待遇得到提高的农民工最多，为48.0%；其次是有31.8%的农民工提升了技术等级；有1成左右（10.8%）的农民工在管理层级方面有所提升。只有极少数的农民工在用工单位内部提高了自己的职业地位，多数农民工在一个用工单位中一直从事同一份工作，或者即便换过工作岗位，也只是同一层级的工作转换，不涉及职业地位的变化。这就是说，农民工在一个用工单位的工作历程中，呈现“水平化”的特点。（二）农民工自身的代际、性别、技能等特质影响了在一份工作中的提升1.新生代农民工在用工单位内部的“水平化”程度略高于老一代农民工“水平化”表明农民工在一份工作中能获得的发展空间有限。那么，农民工自身的特征，如年龄、性别等，对这种“水平化”是否有影响？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在企业内部都面临着“水平化”困境。有相当比例的人认为自己没有获得任何提升；认为自己获得了一定提升的农民工也主要是薪酬待遇和技术等级得到提高，管理层级得到提高的较少。其次，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上一份工作中有所发展的更少（图18）。认为自己没有获得任何提升的新生代农民工为34.4%，高出老一代农民工（29.9%）4.5个百分点。图18 代际与工作境遇的改善
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都认为薪酬待遇获得提高的比例最高，但新生代（47.0%）也比老一代（52.3%）要低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在技术等级提高和管理层级提升方面也比老一代农民工略差一些，只是差距都不到1个百分点。不过以上四个指标的代际差异都不太显著（P值均大于0.1）。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较高，但两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差异并不显著（表5）。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力素质相对较高，职业期望也会更高一些，但他们在用工单位的内部提升上没有优势。这是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更高、变换工作更频繁的一个可能的原因。表5 代际与劳动力素质
总的来说，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薪酬待遇、技术等级、管理层级等方面获得提升的可能性更小，但这种差异并不太显著。然而，这种代际间均质化的低度发展前景，却可能会与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产生更深的矛盾。2.男性在用工单位中总体上能获得更好的提升
本研究还分析了农民工的“水平化”发展在性别间的差异（图19）。总体而言，男性在用工单位的提升中优势地位明显。图19 性别与工作境遇的改善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在企业内部获得的提升空间都相对有限。有相当比例的男性和女性认为自己没有获得任何提升。而在获得提升的男性和女性中，按比例多少对提升领域进行排列的结果也是一致的。对男性和女性而言，获得提升比例最高的都是薪酬待遇，技术等级次之，管理层级最低。
然而，更多的女性农民工（40.2%）认为自己在上份工作中没有任何提高，这一比例比男性高出约13个百分点（P＜0.001）。而男性农民工薪酬待遇获得提升的比例则比女性高出近13个百分点（P＜0.001），技术等级获得提高的男性农民工也比女性高出6个百分点（P＜0.1）。男性农民工在这两项上的优势都很显著。女性农民工只是在管理层级的提升比重上稍占优势，比男性高约3个百分点，但这种优势（在α取0.05水平）不够显著（P=0.062）。总体上不难看出，男性在用工单位中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女性在用工单位内暗淡的发展前景，是女性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更为明显的一个可能解释。
进一步对性别与劳动力素质做交叉分析可发现（表6），女性农民工在受教育程度上高于男性，拥有职业技能证书的比例却比男性低。在农民工所处的劳动力市场中，与先赋性的性别差异相比，自致性的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在用工单位内部提升的意义有限，但自致性的技能提高可能稍有助益。后文将特别关注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对农民工在用工单位内部提升的影响。表6 性别与劳动力素质3.高学历对农民工在用工单位内发展前景的改善意义不大
研究发现，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农民工在企业内的发展都同样面临“水平化”的困境。一方面，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三个群体中都有相当比例的农民工没有获得任何提升。另一方面，从获得提升领域的比例来看，三个群体的表现也基本一致。薪酬待遇获得提升的比例最高，技术等级次之，管理层级比例最低。
进一步数据分析显示（图20），随着学历的升高，农民工认为自己在上一份工作中没有任何提升的比例会降低，但这种差异不太显著（P=0.332）。同时，学历的提高并没有带来用工单位内薪酬待遇和技术等级的较大程度的提升。薪酬待遇提高上各组的差异在3个百分点左右，而各组在职业技能改善上的波动也只在2个百分点上下。在薪酬待遇和职业技能的改善上也表现出了“中间效应”。也就是说，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农民工的状况更接近，而中等教育农民工与其他两组差异较大。但这种“中间效应”的具体表现也较复杂。就薪酬待遇而言，中等教育农民工获得提升的比例最高（49.8%），高等教育农民工次之，初等教育农民工最低。就职业技能而言，中等教育农民工获得提升的比例却是最低（31.0%），高等教育农民工居中，初等教育农民工最高。总体而言，不同教育程度的农民工在薪酬待遇和技能提高上的差异都不显著（P值分别为0.392和0.844）。图20 学历与工作境遇的改善
然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农民工在管理层级方面的提升有一定帮助。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获得提升的比例也增加了。具有大专学历的农民工中有17.5%在管理层级上得到了提升，中等教育的农民工居中（12.5%），初等教育的农民工比例最低（仅为5.5%）。也就是说，受过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农民工在管理层级上有提升的比例分别是初等教育农民工的2倍和3倍以上（P=0.000）。总体而言，在同一工作中，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农民工发展前景的改善作用相对有限。4.职业技能对用工单位内部提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相比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言，拥有国家认可的职业技能资格证书，对农民工在用工单位中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图21）。需要强调的是，职业技能并不一定能帮助农民工走出“水平化”的发展困境。即使拥有国家认可的职业技能证书，也有相当比例（34.7%）的农民工认为自己在用工单位没有获得任何提升。另外，无论是否获得技能认证，在获得提升的领域中，都是薪酬待遇最高、职业技能居中、管理层级最低。图21 职业技能与工作境遇的改善
拥有国家认可的职业技能证书对农民工在用工单位中的提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表现在：第一，拥有职业技能/技术等级证书的农民工中认为自己在用工单位内没有获得任何提升的比例要比那些没有证书的农民工低近5个百分点（P=0.094）。第二，拥有职业技能证书的农民工更有可能在用工单位内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技能，比没有证书的农民工高约10个百分点（P=0.0005）。在薪酬待遇和管理层级的提升方面，有技能认证的农民工与没有技能认证的农民工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太大且不显著（P分别为0.714和0.454）。由此可见，拥有国家认可的职业技能证书对农民工在用工单位的提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主要体现在提升技术等级方面。在管理层级的提升和薪酬待遇的改善方面，拥有相关技能证书所起到的作用并不明显。（三）农民工离职是由于对用工单位不满，自身特质对离职原因有一定影响1.农民工离职的主要原因是对用工单位不满
本研究发现，农民工在一份工作、一个用工单位内部的提升空间相当有限。这种局限对农民工的就业行为有什么影响呢？在问卷调查中，本研究询问了调查对象从上一份工作离职的原因。数据分析发现（图22），农民工离职的主要原因是对用工单位不满。超过60%的农民工是因为对用工单位条件不满意而主动辞职。这与本研究对农民工在一份工作过程中（即一个用工单位内）的“水平化”即提升空间有限的讨论是一致的。农民工离职的第二大原因（15.8%）是“家庭需要”，而其他诸如因合同到期或被公司辞退而离职的比例都不高于5%。值得注意的是，仅有5.52%的农民工是因为“找到更好的工作，主动辞职”。也就是说，仅有小部分农民工在离职前找好了工作。这也从侧面验证了本研究对“高流动”带来的高待业率的判断。图22 离开上一份工作的最主要原因2.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对用工单位不满而离职的比例更高
通过对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离职原因进行考察（图23），本研究发现，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因为不满用工单位条件而主动离职的比例更高（62.13%），大约高出老一代农民工6.44个百分点。图23 代际与离开上一份工作的最主要原因
通过比较两代农民工的离职原因，本研究还发现老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原因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除了两代农民工的主要离职原因都是对用工单位不满意外，两代农民工的共同之处还体现在因“家庭需要”离职，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都有超过15%的人是因“家庭需要”而离职的，两代人之间的差异较小。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较显著的不一致体现在因“工程项目完成”而离职的比例。有7.05%的老一代农民工因“工程项目完成”而离职，比新生代农民工因此原因离职的比例高近5个百分点。这种不同很有可能是由于两代农民工中从事建筑业等工程项目的比例有较大差异。两代农民工的另一个不同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6.09%是因为“找到更好的工作”而离职，而老一代农民工中这一比例只为3.73%。相较而言，新生代农民工找到更好工作的比例似乎要高于老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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