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爱宋朝：重新发现造极之世(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贾冬婷,杨璐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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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爱宋朝：重新发现造极之世试读：

10年之后，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这本杂志做了一项挺有勇气的决定：用五期杂志的封面故事，做一个超大型的抗战历史报道，纪念中国人民的奋斗与胜利。

媒体对历史进行报道，并不稀奇，甚至新闻本身也经常自我标榜——“历史的草稿”。只是，当时杂志已经运行10年，各项报道手段日臻成熟，这个时候，周刊独特的新闻方法论对历史的发现与叙述是否有所贡献，以资证明自己存在之价值，才是挑战。

新闻是历史的草稿，当然不错；只是，这部草稿的构成，是无数需要重新整理的碎片（新闻）。既如此，我们的历史报道，在尘埃落定、草稿成型，历史事实被无数学者再三甄别，意义与价值日益分明，共识逐渐形成之际，可否反转回来，仍然将宏大历史“碎片化”呢？——碎片化本身，是一种传播技术与手段。用这种手段让概念的历史“新闻化”，并借此重新回到陌生的历史现场。如此，宏大的命题在事实与细节背后，也在传播的快车道上，是双赢。

主意既定，每期抗战主题封面之下，我们以一个“七天单元”承载对当期主旨之“事件报道”，其间“每天”单独成篇，每篇单独立意。有结构的七个“碎片”——历史现场的“事件新闻”，构成了战争不同时期的意义与价值，也构成了历史的连续性。

其实，如果你有意将新闻或报道当作一项技术来研究，它也是常常会让人着迷的。

2005年，对《三联生活周刊》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节点。创办10年之后，它开始腾飞。杂志的销售量，当年翻番，并由此走上长时段的增长之路。

为什么是这一年？很显然，我们被广泛关注的超大型的抗战历史报道，是重要原因。那么，支撑杂志起飞的历史报道，其成功的内在机理又是什么？我们的新闻方法论，最终自证了什么？三年后，清华大学邀请我去做演讲，分享《三联生活周刊》的新闻生产，到了这会儿，我找到了我们历史报道成功的原因。我们生产的不是新闻，而是知识。在这个急速变化的伟大时代，与时俱进的知识，是稀缺商品。

所谓知识，简单说来，无非在对抗人类遗忘的过程中，比新闻存活的时间更长而已。也许，很偶然，有些知识，还能存活得更长，成为常识。

在21年的时间里，《三联生活周刊》秉持着自己的使命：生产知识。这本杂志和它倡导生活，我们有自己的方法论。

当然，生产知识，对杂志来说，是理想与使命，它是否达成，有待更长时间与更多读者的检验。如何检验？这份杂志自身存续多长，以及它与读者、时代与国家形成什么样的互动关系，是一种检验；把杂志有价值的内容编辑成一本本书——最基本的知识的载体，则提供了另一种检验的可能。

现在，这些书，一本一本编辑出来了，它是否生产了知识，是否有可能更长久存续，且看时间的选择了。李鸿谷2016.7.31回思宋朝热我们为什么爱宋朝

你最想穿越到哪个朝代？——在这个关于理想世界的乐此不疲的追问下，出现最多的答案是宋朝。原因很简单，宋朝并重理想与现实，兼备大俗与大雅，是最适合生活的朝代。当时之盛

最直观的宋朝生活图景当然是《清明上河图》。它堪称北宋社会的“百科全图”，街道交错纵横，民居鳞次栉比，商铺百肆杂陈，商旅云集，车水马龙，徐徐展开了一幅12世纪初北宋都城汴京清明时节繁盛的市井风俗画。“庶几开卷得睹当时之盛”，正是孟元老写作可与画卷图文对照的《东京梦华录》的原因。

这幅画2016年秋天在北京故宫《石渠宝笈》特展上的展出曾引发了史无前例的观看热潮，连策展方都没想到，每天会有那么多人不惜排队6个小时，大多数人都是直奔《清明上河图》而去，今人对宋朝的好奇和追慕可见一斑。

与此相对照的一幅场景，是《西园雅集图》。如果说《清明上河图》集中反映了宋朝生活“俗”的一面，西园雅集则是“雅”的象征。在北宋被传为佳话的“西园雅集”，是当年众多文人雅士的宴游场景，包括苏轼、黄庭坚、米芾、李公麟、蔡襄、秦观等聚集在驸马都尉王诜府中，或吟诗赋词，或抚琴唱和，或打坐问禅，形成了以苏轼为中心的文人圈。

身在其中的北宋画家李公麟以写实的手法将雅集描绘下来，米芾作序，“水石潺湲，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人间清旷之乐，不过如此”。“西园雅集”是古代绘画史中的一个经典母题，后代画家多有摹本或仿作，也是宋人精神的一种延续。千里江山图（局部）近代的拂晓

谈起宋朝，人们常有一种爱恨交加的感觉。最典型的，是教科书上常说宋代是个“积贫积弱”的时期。宋史大家邓广铭先生之女邓小南评价道：“这种认识框架基本是近代以来形成的，包含着当代人的民族情感和反观历史的体悟；对‘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憧憬，往往与对汉唐盛世的怀恋联系在一起。”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一大批海外汉学家以相对超然的心态去看宋朝，甚至形成了完全两极的评价。比如，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主张，北宋与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宋代包括了许多近代城市文明的特征，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视其为“近代早期”。

汉学家们普遍认为，尽管从军事威力和势力范围来衡量，宋朝是个虚弱的朝代，但就经济和社会繁荣程度而言，宋朝确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人文精神、最有教养、最有思想的朝代之一。

有意思的是，如果把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对折一下，宋朝正好处在中间点上。很多史学家相信，在这个对折点的唐宋之交发生了一场“唐宋变革”，中国历史从“中世纪的黄昏”转入“近代的拂晓”。

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在19世纪末最早提出这一观点，“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

美国孟菲斯大学教授孙隆基进一步阐释：“在我们探讨宋朝是否是世界‘近代化’的早春时，仍得用西方‘近代化’的标准，例如，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国家的成形，以及国际化等。这一组因素，宋代的中国似乎全部齐备，并且比西方提早500年。”理想王朝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提出，“唐文化是‘古典文化的巅峰’，而宋文化则是‘近代文化的滥觞’”。这两者间的区别，用一种较为简单的方式来概括，就是从唐到宋，是“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

从唐到宋都市景观的明显变化，最鲜明地反映了这一趋势。唐代长安城坊格局井然，“坊”是居住区，四周有围墙，有两门或四门供人进出。一般人不准凿墙开设私门，也不准朝着大街开设店铺；“市”是交易区，日中击鼓二百下开市，日落前击钲三百下散市。宋代都城开封和临安则废除了坊市分割，允许面向大街开店，与民居混杂毗邻。城市居民“坊郭户”第一次被列入国家法定的户籍管理分类。965年，宋太祖把宵禁开始时间推迟到凌晨一点，之后完全取消，出现了通宵达旦的夜市。

两宋时期，文学重心逐渐下移，市民文化勃兴。文学体裁从诗文扩大到词、曲、小说，与市井有了更为密切的关系；创作主体从士族文人扩大到庶族文人，进而扩大到市井文人；文学的接受者扩大到市民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大众。

随着都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兴起，世俗文化大放异彩，在道路通衢、瓦子勾栏，有说书的、杂耍的、讲史的，也有街头的饮茶活动。英国历史学家伊懋可甚至评价：“这个时候的中国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社会。”“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趋势更深刻的背景，是一个新的阶层——士大夫阶层的出现。两宋时期，偃武修文，于是，一个更加庞大的文官体系出现了。通过科举制度，一大批出身更多元化的士大夫阶层，逐步占据了贵族留下来的真空。两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使得“寒俊”崛起。

范仲淹，年轻的时候在山寺里面读书，带去的米不够煮饭，只能熬粥，这个粥凝结以后要切成几块，分几顿来吃。欧阳修，家里没钱买纸笔，他母亲教他写字，是拿着芦苇秆在沙地上画的。然而，这些人后来不仅是一流的学者，也是出色的政治家。据统计，北宋时，科举出身的官员占了官员总数的40%，而在唐代这一比例只有15%。处在国家和民众之间的士人阶层，也是文明扩张中的重要一环。

在朝为官的人毕竟是少数，更多受儒家学说熏陶的士人渗透到民间，通过家规、家礼、族规、乡约之类的规定，通过祭祀仪式中的说唱，甚至是曲子唱词，将知识、思想与信仰迅速传播，从上层到下层，从中心到边缘。这些在乡不仕的士人也是文化的旗手，其“游于艺”的修养和美学趣味，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整体的精神追求中得到提升，风雅遂成宋代的一时之风。

可以说，相较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朝代，宋朝是最接近儒家治世理想的王朝。在佛教和道教的冲击下，宋代的儒学思想家们开始重新认识和理解古典思想，挖掘出了儒家思想中蕴含的人文主义和理性精神，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融入了佛教和道教的教义，使儒学理论更加平易近人，也因此真正深入到日常事务和私人生活。到了13世纪，儒学不仅是有教养的上层阶级的行为准则，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家正统的意识形态，进而重塑了整个社会，形成“传统中国”的典范。

诚然，在元朝统一了中国以后，宋所代表的“近代化早春”就中断了，历史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回潮。不过，从近代“人心”“政俗”来看，无论是政治理念、思想文化方面的创新还是因循，宋代带来的影响都深深地渗透在中国社会的肌体之中。

特别是儒家的复兴，德国宋史史学家迪特·库恩指出，许多脱胎于宋代儒家思想的社会准则和价值观念，在之后的漫长岁月中，加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变革。而其中不少具有民族典型性的文化特征，时至今日，依然熠熠生辉。极简美学

今天的人们为什么爱宋朝？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穿越到宋朝”的路径，或者说，今天与宋朝的连接点，是一种“生活美学”。

一方面，是当今的生活和艺术正发生“审美的泛化”“生活艺术化”，与此同时，“艺术生活化”，艺术与生活界限日渐模糊。追本溯源，中国本土的思想传统里面，艺术与生活、创造与欣赏从来都是内在融通的，一定意义上，中国古典美学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

另一方面，则是“审美的升级”，部分由日本美学传递而来的大朴若拙的“侘寂之美”“匠人精神”，都能在宋代器物中找到源头，而宋的极简风格，又能和当代艺术精神相契合。

所以，当我们向自身文化寻找，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的高峰，还是艺术与生活通融的生活美学源头，都当推宋朝。特别是宋代士人的修养和美学趣味，通过儒家思想的一脉相承，一直为后世所追慕。如扬之水所说：

两宋是培养“士”气的时代，此前形象与概念尚有些模糊的“文人”“士大夫”，由此开始变得清晰起来。政治生活之外，属于士人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也因此愈益丰富和具体。抚琴、调香、赏花、观画、弈棋、烹茶、听风、饮酒、观瀑、采菊、诗歌和绘画，携手传播着宋人躬身实践和付诸想象的种种生活情趣。追寻宋朝：士与器的黄金时代

今天，人们对宋朝器物的追慕，固然有物以稀为贵的心态，更多的却是对那个士的黄金时代所呈现的精神世界的向往。

如扬之水所说，花、香、画、茶、瓷器，虽然都不是宋人的创造，却是由宋人赋予了雅的品质。换句话说，是宋人从这些本来属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提炼出高雅的情趣，并且因此为后世奠定了风雅的基调。四般闲事：香、茶、画、花

2016年初，一场名为“闲适与雅器”的展览在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举办，展品来自香港“泰华古轩”主人麦浦泰收藏的280件器物，上起唐代，下迄明代，尤以宋代为大宗，品类以瓷器为主，包括茶器、酒器、花器、香器、文具。持续的观展热情让策展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也始料未及，今天的人们对宋朝器物与生活的向往可见一斑。

麦浦泰收藏宋代瓷器，是从喝茶开始的。因为喜欢喝茶，他将收藏的目标锁定在茶器，集中于宋代也自然而然。“宋代瓷器的造型简洁、流畅，没什么装饰，也不强调色彩，一般都是单色釉，沉静、简淡。在我看来，正象征了传统士大夫的精神操守，跟当代艺术所强调的简约也不谋而合。”（《文会图》）

从茶器而深入，他发现宋人的生活态度也特别迷人，虽然生活时有动荡，但他们的内心始终有所追求，注重个人的生活品质和修养，体现在瓷器上也就生发出许多的趣味和灵气。比如一件河南当阳峪绞胎八方菱口钵，钵的口沿并不是严整的圆形，而是微微有些变形，品相似乎不够完美，但从中可以看到随意和自由，这才是那个时代闲适精神的真实体现。

关于宋代瓷器的时代精神，英国艺术史家迈克尔·苏利文曾论述：“我们今天推崇备至的宋代艺术是由社会和知识精英阶层生产和制造，也是为他们服务的。这些知识精英可能比中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更有修养，为他们所制造的陶瓷也反映了他们的品位。……六朝时期曾经出现的感性和想象的空间在唐代乐观主义的主导情绪下曾经一度丧失，到宋代重新得到发现。”

最能代表宋人文化趣味的，莫过于“四般闲事”。耐得翁曾在《都城纪胜》里记录：“凡四司六局人只应惯熟，便省宾主一半力，故常谚曰：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许戾家。”秦大树侃侃而谈：闲，似是谈论时间的宽裕，实则强调心境的优裕。品茶烧香，均早已有之，但宋人所做的四般闲事，强调的是细细地做来，富有仪式性，从原料备制的过程到呈供时刻的仪节，从器具到场合，细枝末节，无不讲究。“四般雅好，既各有讲究与仪规，又紧密相连，祭祀有茶酒并进的仪式，生活中的品茗则无香不幽，无花不雅。素手焚香，青烟袅袅缭绕之际，细品香茗，而观古今妙手之丹青，四季更迭之花卉，自有一番清雅之气。宋时诗文之中多香、茶、花、画之记，宋代文人画中也常见诸般闲事的影子。苏轼云：‘焚香引幽步，酌茗开静筵。’借香、茶而寻得‘禅意’。而品茗、焚香之事又与时人的琴棋书画等活动相通，与笔墨纸砚等文具相配。正如北宋韩驹《六月二十一日子文待制见访热甚追记馆中纳凉故事漫成一首》一诗所云：‘阴阴桧色连宫草，寂寂棋声度苑墙。细乳分茶纹簟冷，明珠擘芡小荷香。’陆游《入梅》诗则记：‘墨试小螺看斗砚，茶分细乳玩毫杯。’诗画之中的诸般闲事，托情寄意，更见性灵气度。”

作为“四般闲事”载体的一件件器具玩物，自然也得幽意风韵，成为宋人“闲事”意境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茶酒花香之器在宋代各有专用，出现了许多特定的器形，各种雅事所用器具随时间的推移，茶酒饮用方式的变化，造型、纹饰和器物组合上都有变化。北宋 耀州窑青釉人物诵经形茶壶 泰华古轩藏五代—北宋 耀州窑青瓷刻花牡丹纹执壶 泰华古轩藏北宋 定窑白釉带碗执壶一套和刻花台盏一对

煎茶与点茶，是两宋时期的饮茶方式。煎茶是将细研作末的茶投入滚水中煎煮，为陆羽在《茶经》中所倡。对宋人来说，煎茶是古风。有诗云：“岩边启茶钥，溪畔涤茶器。小灶松火燃，深铛雪花沸。瓯中尽余绿，物外有深意。”煎茶的标志性用具是风炉、铫子。晚唐五代时期，多有成组的煎茶具出土，与《茶经》所记大体相合，宋代时就少见了，但在承袭唐制较多的辽代墓葬壁画中，煎茶场景还时有发现；定窑、耀州窑北宋时期的作品还有一些铫子、茶铛、茶碾的实例，南宋时期在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闽南地区亦有相关器物出土，但只是区域性的饮茶方法了。

点茶法兴起于晚唐，是两宋时代最为流行的饮茶方式。做法是先取茶末在茶盏中调膏，然后用滚水冲点。与煎茶多用于二三知己的小聚与清谈不同，点茶多用于宴会，包括家宴，也包括多人的雅集。由点茶而引发的斗茶，是两宋茶事中的盛事，而斗茶所斗者，正是点茶注汤击拂时在盏面产生的白沫，赋予美称“乳花”或“浮乳”。

扬之水认为，作为时尚的点茶，高潮在于“点”，当然要诸美并具——茶品、水品、茶器、技巧，点的“结果”才可以有风气所推重的精好，而目光所聚，是点的一刻。据记载，宋徽宗赐茶，曾亲自注汤击拂，使“浮花盈面”，足见这位艺术家皇帝对点茶法的爱好和提倡。

因此，点茶之具与煎茶具的不同，一方面表现在煮水之具的不同，点茶用汤瓶，而不用铫子；汤瓶煎水，一般也不取风炉，而多用燎炉；再有就是“击拂”所用的茶筅或茶匙，是煎茶所没有的器具。另一方面，由点茶而生的茶器还有利于“注汤”的长流瓷注壶，宋徽宗《大观茶论》对注壶有特别的记载：“注汤害利，独瓶之口嘴而已。嘴之口欲大而宛直，则注汤力紧而不散；嘴之末欲圆小而峻削，则用汤有节而不滴沥。盖汤力紧则发速有节，不滴沥，则茶面不破。”这种身形修长的注壶与托盏，成为宋代最具代表性的茶具。值得一提的是，点茶当中还特别注意饮茶用碗盏的品质，黑釉盏有利于“浮乳”的保持和留痕，白釉和青白釉的盏则利于观察茶色。

茶具之外，就是酒具。宋元酒具既见证了可为市井酒肆清沽酣饮的恣意闲情，也成就了文人士林对月和风的书斋雅趣。按日用小百科《碎金》一书所记，其时酒具品目繁多，计有樽、榼、劝盏、劝盘、台盏、散盏、注子、偏提、盂、杓、酒经、酒罂、马盂、屈卮之属，其中尤以梅瓶、玉壶春瓶、注子、各类盘盏、马盂最为典型，其代表的成套瓶盏的精巧酒具组合，正与《草木子》所记筵席排桌之规一致，所谓“置壶瓶、台盏、马盂于别桌，于两楹之间”。

这些酒具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储酒具，包括各类大罐、经瓶、梅瓶等；分酒器，包括两小类，樽与勺，以及注壶或玉壶春瓶；饮酒器，包括《碎金》所说的劝盏、劝盘、台盏、散盏，以及马盂、屈卮之属。瓶壶盘盏既是清沽小酌的日用品，也在礼制仪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侍分持玉壶春瓶与劝盏并盘，倾酒满盏，跪而献进，是《事林广记》中元代“把官员盏”条所记常行之礼；而酒具与茶具的组合，则是宋元祭祀场合奉茶进酒仪制的缩影，代表了宋元时期墓葬装饰或随葬品十分流行的一种搭配模式——茶酒之祭。

接下来就是花具，瓶花之制的生发，可上溯至魏晋时期的佛事供奉。至宋代，无论是花瓶样态的丰富，使用人群的广泛，还是社会功能的多样，都前所未有。秦大树说，瓷瓶多由晋唐宗教、日用壶罂袭用而来，有高矮两式梅瓶、胆瓶与长颈花瓶样式，代表了当时怡心适用、品味日常的精致生活中的美学，是北宋时期花瓶的主要瓶式。而铜瓶与瓷器中仿古代铜、玉器具式样的瓶，以及部分其他材质的花瓶，多追仿三代、秦汉尊彝古器，可视为宋以来礼制循古与文化复兴的另一支流，在南宋时期盛行。

使用的通常情况是，花香之事并提、瓶炉之具共存，并沿着上述两条文化轨迹并行发展，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组合形态：花瓶成对，是为神祇、祖先尊像前的香供祭奉，一炉二瓶的“三供”即属此类，明代以后又发展成“五供”；花瓶独陈，多跻身文人书斋蹴香插花的清玩雅趣，既与香炉、香盒、匙瓶构成“炉瓶三事”的陈设组合，更与砚滴、笔山、画轴等文玩用品伴出，共同营造出充满了文士之风的装饰空间。

最后是香文化，始于春秋战国的贵族熏香，汉魏隋唐发展为焚香，到了宋代，则为品香。品香是文人和士绅们清雅闲适生活的重要环节，与品茶、插花相映成趣，香炉的式样也更加丰富，数量众多，几乎所有的窑场都有生产，且都是各窑精致的产品，足见北宋时期香事之盛。北宋—金 磁州窑白釉剔花缠枝牡丹纹长颈瓶 泰华古轩藏

秦大树指出，大型香炉在北宋以前多为金属器，小香炉与书室布置相关，一炉沉香成为书桌上必备之具。这类小香炉造型丰富，北宋时流行高足杯式的炉形与筒形炉，金代、南宋时大量出现三足鼎、鬲式炉。这种用于品鉴沉香的小炉在精研制作香材之外，派生出成套的香具，包括香炉、带有香箸和香铲的箸瓶及数量不等的香盒，构成了品香必备的所谓“炉瓶三事”，还有隔香用的银叶或云母片。正如杨万里在《烧香七言》中所描述的极具技巧的品香场景：琢瓷作鼎碧于水，削银为叶轻如纸。不文不武火力匀，闭合下帘风不起。诗人自炷古龙涎，但令有香不见烟。

麦浦泰许多年前入手了第一只建盏，他常会拿出来喝茶。他欣赏这些器物的美，更对这些器物在日常生活中的呈现感兴趣，也据此构建了自己的收藏体系。这些器物与生活的关系，如扬之水对茶事的形容：“陆羽曾经努力使茶事成为一种艺术，一种境界，两宋士人则把悬浮着的艺术和境界化为日常，而依然可以用‘物’来承载属于自己的‘文’。”收藏宋朝

宋朝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反映在收藏和拍卖市场上最为直接，尤其是宋代艺术公认的两大高峰——宋瓷与宋画。在中国嘉德拍卖公司陶瓷部前总经理刘越的印象中，宋瓷热的导火索是2013年9月的一次传奇拍卖。“当时纽约苏富比拍卖了一件定窑的刻花小碗，委托人是个美国人，据说这个碗是他在家附近的跳蚤市场花了3美元买来的。结果，这个区区3美元的小碗竟然拍到200多万美元，相当于1000多万元人民币，收藏圈一时哗然。一是它成本太低了，相当于捡了个大漏，发了一笔横财；二是大多数业内人士对它的估价并不高，还不及拍卖价的一半，之前类似的东西顶多几百万元人民币就能买到了。”中国嘉德拍卖公司陶瓷部前总经理刘越

在此之前，每隔两三年也会有一件宋代瓷器出现在拍卖市场上，并以一个很高的价钱卖出，但业内公认为是“孤立事件”。比如在2008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了一件有“玉津园”款识的宋代官窑纸槌瓶，卖了6752.75万港元，当时可是一笔巨资。另一个例子是2008年由刘越本人经手，中国嘉德拍卖了一件南宋官窑的琮式瓶，被龙美术馆的刘益谦以2016万元竞得，刷新了当时国内拍卖宋代文物的最高价。再如2012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了一件汝窑洗，创出2.3亿港元高价，也令人惊愕。但因为宋瓷存世量稀少，加上资本炒作及古陶瓷交易监管等原因，真正能够在拍卖市场上交易的更是凤毛麟角，个别“天价”宋瓷是游离于市场环境之外的。

以2013年那件传奇的定窑刻花小碗为导火索，定窑热被点燃。刘越在2014年的春拍现场见证了另一件“天价”定窑宋瓷的出现，当时苏富比上拍了一件由日本收藏家坂本五郎所藏的克拉克旧藏北宋定窑大碗，最终以1.468亿元成交，创造了宋代瓷器拍卖的历史第二高价。以前定窑连上2000万元的都没有，没想到这只碗一下子就卖到了一亿多元。他认为定窑热不是偶然。在宋代所谓“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之中，定窑数量最多，最容易见到完整器，这也是市场升温的一个条件。以定窑为引线，宋瓷热向各个品种蔓延。

最近几年，有两件事在拍卖市场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了以宋瓷为主的宋代文物收藏热。一次是由香港邦瀚斯2014年推出“奉文堂”瓷器专场。器物的主人是香港非常著名的收藏家陈淑贞女士，她一生以经营古代文物为主，但在拍卖前不幸染病亡故，这场就成为她的遗藏瓷器拍卖。因为来自一位老藏家几十年的收藏，来源可靠，估价也合理，当时就拍得非常好。这种好，不是说有什么上亿的名品，而恰恰是里面卖的大都是中档藏品，大家都能摸得着、够得着。而且陈淑贞女士收藏的瓷器类型广泛，覆盖了各个窑口、各个品类，国内各个层次的收藏家都参与其中，亲身感受到了购买宋代文物的热情，由此催生了市场的一次热潮。

另一次是2015年的佳士得秋拍，推出了日本收藏家临宇山人的宋瓷专场，这次拍卖的品质和高度都比奉文堂高，反响也很好。恰逢其时，嘉德、保利等内地公司都在香港开设了分公司。毕竟香港的法律规范和内地不一样，文物交易的自由度相对更高，市场也就更热。

如果再向前追溯，对宋代器物的收藏，是从明代开始流行的。晚明时期，很多文人的“清玩”类著作，如《遵生八笺》《骨董十三说》，都会写到瓷器，追求的都是宋瓷。明宣德、成化年间瓷器也珍贵，但最好的还是宋瓷。现在的“五大名窑”概念，曹昭《格古要论》里所说的“五色花者，且俗甚矣”收藏观念，也是在明代后期才形成的。

清代也是一个收藏宋代文物的高峰，尤其是盛世的康雍乾时期。乾隆皇帝本人就留下很多宋代文物收藏，他可以说是古往今来第一大收藏家，尤其青睐宋代文物。最有趣的例子，就是我们今天能在不少宋画上看到乾隆皇帝的涂鸦，清代内府所藏的一些宋代的汝窑和官窑上面，也都刻有乾隆皇帝的诗句。

晚清民国时期，宋瓷仍然是收藏热点，有句话叫“家有良田万顷，不及宋瓷一片”，可见其受追捧的程度。民国战乱不已，收藏式微，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恢复。9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的收藏圈渐成气候，形成一股宫廷文化热。

刘越说，因为清代在时间上离我们最近，而且清代有很多御用文物流传下来，大家都知道它很名贵，一般没有太多信息障碍。宋代的文物，其实社会上也有很多，一般称“老窑”，但是中国文物政策对“老窑”收藏是有很多限定的。法律规定宋代和宋代以前的文物，如果不能说清楚合法来源，没法证明它是1949年以前出土的，或者曾流失海外，就不能进行合法公开的拍卖交易。

中国收藏低谷的这几十年里，宋瓷收藏在海外一直延续。瓷器最初在西方人眼中没有文物的概念，是高级的贸易品和奢侈品，欧洲的贵族流行用中国的青花瓷来喝肉汤、喝咖啡，所以今天所见的欧洲早期收藏都是外销瓷。

海外开始收藏宋瓷这类高古文物，是在清政府灭亡之后，各国列强在中国各地修铁路的过程中发现了大量的古代墓葬，很多出土瓷器就流失出去了。当时有个很重要的推手，英国收藏家尤莫弗普洛斯，以收藏中国文物闻名。1921年英国最有实力的12名收藏家和学者组成了东方陶瓷协会，他被推选为首任会长。最早就是在他的影响和倡导下，西方开始收藏中国有历史年代的重要文物，包括出土的宋瓷。他在1939年去世，将自己生前收藏的3000件中国珍贵古画、金银器、瓷器等都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

在尤莫弗普洛斯最有影响力的年代，恰好也是一位日后更有影响力的收藏家大威德爵士成长的时期，他是中国瓷器收藏绕不开的人物。1924年，大威德来到中国，出资帮助刚成立的故宫博物院办展览，他也在这个历史关口真正体会了皇家的宋元明清瓷器收藏的品位和格调。几年后，天津盐业银行准备出售溥仪1924年出宫时抵押的清室珍宝，他立即决定购买，这批器物里面包括刻有御题诗的宋代汝窑、官窑、定窑等瓷器。这就奠定了他宋代文物收藏的基石，比如传世不足百件的汝窑瓷器，大威德就有7件精品，是除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外的世界第三大藏家。

宋瓷在海外另一个流向是日本。受唐宋文化影响深远的日本对宋瓷推崇备至，在日本列为国宝的陶瓷有14件，其中8件都是中国陶瓷，包括4件宋建盏，3件宋元时期龙泉瓷，1件南宋吉州窑瓷。大约从13世纪后半叶，开始出现一些高档器物，当时把从中国进口的商品称为“唐物”，日本曾在一高阶武士墓中出土大量高档青瓷。20世纪70年代，在朝鲜半岛西南部新安海域发现了一艘中国元代沉船，一共打捞出水2万多件文物，其中有近千件是宋瓷。学界普遍认为这艘船是从宁波出发前往日本的。

清代以后，收藏界一直存在“明清”和“宋元”两大历史高峰的更替现象。固然有人喜欢绚丽大气的皇家风范，专门收藏明清宫廷文物，自然也有人喜欢宋瓷，迷恋那种天然恬淡的艺术感染力。80年代末期以来，明清文物收藏虽占据了绝对主导，而今兴发的“宋瓷热”，也可以说是一种自然回归。

如今宋瓷热的一个助推器，是茶文化。刘越说，大家对喝茶越来越讲究，为一饼普洱茶不惜花费，更别说一个更有格调的茶杯。另一方面，国人在茶道和花道等生活美学上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日本茶道继承自唐宋，抹茶法其实就像宋代饮茶方法，所以现在用建盏来喝茶，茶席上用青瓷来插花，就变成很时髦的事。2016年9月，一个建窑油滴天目盏拍了近8000万元人民币，以前也是不可想象的。

刘越拿出他自己收藏的一个吉州窑黑盏，看上去并不名贵，不属于难得一见的曜变、鹧鸪斑或者兔毫盏，还有点修补的痕迹，但在刘越眼里是非常特别的。他指给我们看，上面有一道道印痕，是用茶筅反复摩擦留下来的，完整地保留了宋代茶道的痕迹。他觉得这个茶盏一定是当时用来做茶道展示的，才会留下如此清晰的击茶痕迹。这样的痕迹，将人带入到“斗茶”的场景想象中——茶筅搅拌下，茶汤汹涌旋转，待水平稳后，茶汤表面和杯壁之间会形成白色水痕，在黑色茶碗衬托下格外分明。

日本美学讲究侘寂之美，这也是禅宗的理念。刘越说，在宋代，乌金釉的茶盏是最名贵的，宋徽宗在《大观茶论》里也提到，“盏色贵青黑”，这种黑釉瓷本身就是侘寂的体现，我们今天通过日本的茶道重新发现了宋代的美学精神。

刘越认为，宋瓷让人着迷的另一个原因，或者说它的另一种精神，是它对上古精神的追慕。上古精神指青铜文化和古玉文化，宋代的很多瓷器造型上都模仿了古代青铜器或玉器，比如贯耳瓶、琮式瓶这类，釉色也要追求玉器的清白质感。

上古精神的典型代表，也是位居宋瓷“五大名窑”之首的汝窑。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副主任吕成龙认为，汝窑瓷器胎体薄，淡天青色釉，大多数器物都是裹足支烧，就是底部满釉，芝麻挣钉，还有冰裂纹片。关于汝窑的兴起，在南宋人叶真所著的《坦斋笔衡》中有一段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这段文字说明北宋时几个窑口都烧造青瓷，汝瓷的釉色被认为最理想。但吕成龙并不认同其中所说“弃定用汝”的原因，“‘有芒’就是瓷器口边没有釉，但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帝，完全可以下令烧造口边没有‘芒’的瓷器”。

在曾作为太子居所的故宫南三所小院里，吕成龙已经待了33年。作为故宫瓷器专家，各个时期的瓷器都在他的研究范围内，没有偏倚，但从个人角度，他最喜欢的还是汝窑。天青釉汝窑主要烧造于宋徽宗时期，与宋徽宗的审美趣味有关。宋徽宗是位道君，他对道教的崇拜达到了痴迷的程度。道家以朴素为美，讲究返璞归真，天然去雕饰，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五音令人耳聋。”汝窑轻薄如岚的釉色正应和了道家的审美。北京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副主任吕成龙

汝窑的这种天青色与其他青瓷又不同，比如耀州窑是一种橄榄绿，越窑是一种青绿，龙泉窑是一种透明度特别高的梅子青，宋徽宗都不喜欢。这种介于绿与蓝之间的天青色不易烧造，是一种半生烧，温度一高，就变成透明的青绿色；温度稍低，过于生烧，就会发白，质感出不来。而且胎体又比较薄，废品率很高，有“十窑九不成”之说。北宋灭亡之后，因宋徽宗而登峰造极的汝窑就再也没有烧制过，史学家认为汝窑不过兴盛了20年。也因此，汝窑传世不足百件，北京故宫博物院拥有其中的20件。“如果要指出一件最理想的汝窑器物，那一定是北京故宫的汝窑三足樽。它是清宫旧藏，无论颜色、开片，都达到了最理想的状态。”宋汝窑三足樽

刘越感叹说，他看过那么多宋代瓷器，从没见过一件完美无缺的，多多少少都有些小毛病，但这不是关键，关键是宋瓷整体上呈现的一种美学精神，有独到的感染力。正如迈克尔·苏利文所说：“某些唐代陶瓷可能更强壮，清代陶瓷可能更精良，但宋代陶瓷则具有形式上的古典纯洁感，釉色上展示了早期陶瓷的活力和晚期陶瓷的精良之间的完美平衡。”

用今天的眼光看，宋瓷的美学取向——质朴、简约、抽象，正与当代艺术精神相契合。刘越说，宋瓷器形朴素，都是单色：一是青瓷，汝、官、哥、钧都属于青瓷；二是白瓷，定窑就是白瓷类，包括山西、河北等一些窑口；三是黑瓷，分布在河南、山西、山东广大北方地区，还有南方地区的吉州窑、建窑等。如今的年轻藏家见多识广，审美能力提升了，自然开始从元明清的繁复美学，转向宋代的简约美学。一页宋纸一两金

纵观艺术史，宋代艺术的另一座高峰，是书画。与宋瓷相比，宋画传世更少，所谓“一页宋纸一两金”。受“纸寿千年”所限，唐及以前画作流传至今不足百件，宋画是存世相对成规模的最早古画。但历经千年变迁，宋画所余者也十不存一，近20年现身国内拍卖市场的只有十几件，每一件都是天价。

一生致力于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美国耶鲁大学艺术史系荣休教授班宗华指出，1890年到1920年大约30年时间，是西方收藏中国艺术的黄金期。其中，被认为是代表东方黄金时代——唐宋时期——的理想化艺术作品最受欢迎，宋代山水画更是重中之重，日本、欧洲和美国的公共博物馆及一些私人藏家展开了激烈争夺。正如当时美国大收藏家查尔斯·朗·弗利尔给一位中国代理人的信中所说：“我只购买宋朝及更早时期的绘画。”

班宗华说，他20多岁在旧金山的展览上第一次看到北宋画家范宽的《溪山行旅图》，这改变了他的人生，他从此开始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绘画。美国艺术史学家高居翰也认为，宋代艺术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山水画。另一大突破是北宋中后期兴起的文人画，以苏轼、文同、黄庭坚、李公麟、米芾为先驱，他们即兴创作，追求得意忘形的境界，从他们开始，“替绘画开启了一种类似寄情寓兴的功能”。

中央美院美术史系副教授黄小峰说，西方对中国绘画有一个固定的看法，认为其活力与创造力在宋代达到了顶点，之后便开始衰落。

高居翰甚至提出，宋代之后是“中国绘画史的终结”。高居翰将2000余年的中国绘画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秦汉一直到南宋末，是中国绘画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绘画的风格处于不断进步之中，直到南宋末，描绘自然世界的风格与技术达到高度成熟的阶段。第二个阶段从元代开始，有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因为近乎无法超越前代，画家们转而追寻前代大师的足迹，这个阶段从14世纪一直持续到18世纪，高居翰称为“后历史时期”。第三个阶段，从18世纪一直到20世纪，中国绘画继续回到前代绘画风格，但是不再如元、明绘画那样充满意义，他称为“后后历史时期”。

虽然高居翰所谓“中国绘画史的终结”存在争议，但黄小峰认为，宋画就像“原点”一样，很多时候必须回到那个典范时代。他个人的经历也是如此，研究顺序由明清到元，再到宋。他认为，今天的人们对宋画的认识还是朦朦胧胧的，大多数画画于何时，是谁画的，都不清楚；为什么画，更不清楚。

比如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幅传为五代宋初画家董源所作的《溪岸图》，引发的真伪之辩已经持续了十多年之久，至今仍无定论。高居翰和日本专家古原宏认为这是张大千的伪作；而班宗华、方闻一派，则坚持认为是董源真迹。“从五代宋初到民国，一下子差了将近1000年。”

那么今天的人怎么观赏宋画？黄小峰认为，因为有信息盲点，从风格入手会存在很大主观性，可以尝试与宋人的生活方式结合。比如巨幅山水画，很多史料表明，当时是作为室内装饰使用的。一个典型场景是，北宋宫廷之中翰林学士聚会之地玉堂的三面墙上装饰了董源绘制的山水、云雾等巨幅图像，背面墙上的中间位置是巨然的山水画，在皇帝座位的后面是郭熙绘制的屏风。然而遗憾的是，现今保存下来的北宋山水仅仅是从屏风截取的几幅图画，并装裱成为立轴形式。

黄小峰说，宋代社会风气自由，可与今天相对照，比如旅行，可以透过集壮丽与静寂于一体的行旅主题山水画来解读。如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所说：“看此画令人生此意，如真在此山中，此画之景外意也。见青烟白道而思行，见平川落照而思望，见幽人山而思居，见岩扃泉石而思游。”他认为，宋画最大的特征是现实主义，不是说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都“写实”，而是在格物精神影响下对现实的认知能力，这种能力只有通过对自然进行彻底的研究才能获得。呈现在画面上，就是一个蕴含丰富细节的世界，甚至可以进入博物学范畴，使观者达到人在画中、物我两忘的境地。

最近，微博上几幅“穿越画”火了，画面是哆啦A梦和大雄通过时光机和任意门穿越到中国古代山水画中。趣致的卡通形象，古意森然的背景，两者的反差和融合让人会心一笑。更有意思的是作者王赫的身份，他是故宫博物院古书画复制师。

王赫是80后，因为工作的关系，总是可以和古代大师的作品打交道，乐在其中，但是一跟同龄人聊起这个，大家就觉得云里雾里的。带人看画也是，如果在展厅看到一幅宋画，大家就会觉得很有距离感，会猜想这画很贵吧，却往往忽略了画面本身所传递的内容，而且毕竟是1000年前的东西，也存在文化的鸿沟。

他就想建一个桥梁，让80后甚至更年轻的一代进入宋画，就尝试把现代叙事加入宋画中，搭让大家慢慢看进去。最初王赫是把“蓝胖子”——哆啦A梦放入一张宋画，因为80后一代受日本漫画和动画的影响是最根深蒂固的，容易引起共鸣。而且，借用网友的话说，“哆啦A梦最美好、最正面，能传递正能量”。王赫 《星座系列——仙女座》 创作源自宋佚名《赤壁图》

一个典型场景是，古代山水背景成为哆啦A梦主角们的乐园，大雄们在这里打棒球。王赫告诉我们，这其实也是80后这一代人心里的乐园。慢慢画下去，他也不再过多强调卡通形象，而希望这只是一个媒介，让今天的年轻人觉得似曾相识，关注自己之前没有兴趣关注的东西。

他最常选用的背景是宋代山水，因为中国山水画公认的高峰就在宋代，宋代也是一个让人心驰神往的时代。王赫认为，相较于其他朝代，宋代是最世俗化的，看《清明上河图》也会发现，有热闹繁华的夜市，有买卖商人，都令人感到熟悉，很多情感是和今天相通的。另外，宋代的文人氛围也有强烈的吸引力。宋代山水相对于人物来讲比较壮阔，王赫就把卡通人物塑造得比较小，以此来合乎宋代的山水范式。

古画再创作是王赫的业余兴趣，他的日常工作是复制古书画，这也是一种保护手段。他告诉我们，因为承载古书画的宣纸和丝绢都属于有机质，时间长了会老化甚至碳化，以后就很难保存了，只能通过复制，让它们久远地流传下去。天天从古代大师作品中汲取养分，王赫在业余创作中也坚持传统的绘画技法，不愿意用快餐式的电脑绘画。他说，这就像特别严肃地在讲一个笑话。“虽然只是个笑话，但它有严肃的价值。”

比如宋徽宗有一张名画——《祥龙石》，似乎从传说中这位君王营建的园林艮岳空降而来。王赫把这块石头放到一幅清代风格的山水画中，叙事就有了几重时空的穿越，让人联想到宋徽宗当年滥征花石纲，导致国家动荡，自己也为金人所虏。画面看上去很轻松，其实蕴含着很大的信息量，就看观画者能挖掘到多少了。

至少，一个现代符号可以让今天的年轻人开始去了解这块石头，进而进入到宋代的历史场景中去。《东京梦华录》：宋代生活的时空门

现在也不清楚《东京梦华录》作者的真实身份，只知道孟元老在北宋最后的20多年间住在汴梁，阅尽风华。北宋灭亡后，孟元老南渡，写下这部笔记，既是寄托自己对故土风物的思念，也是为了让后生们铭记曾经的辉煌。

时光荏苒，朝代更迭到如今，这部作品成了研究宋代日常生活的重要文献。翻开它，犹如打开时空门，那一边就是相隔千年的繁花似锦、活色生香。即便用现在宜居城市的眼光去衡量，它的各项指标也是具备的：商铺酒店一家挨着一家，以李成的山水画为装饰，餐具都是银质的，品尝应季果蔬、南北美食更是不在话下。夜生活丰富，“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文化消费有勾栏瓦肆的去处，上演说话、小唱、傀儡、杂技等，市民们看得兴高采烈，“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

如果向往雅生活，倒是不妨仔细读下这本书，时下最流行的按照节气过日子，吃什么果子、摆什么花、用什么香，那在宋代就是寻常啊。书影《东京梦华录》宋时口味

因为靖康之难、宗室南渡的缘故，宋代人的情感里总有种故国不堪回首的惆怅。游牧民族侵扰带来的屈辱感是如影随形的，比如，南宋皇宫里每天只限量供应一只羊，还不一定能保持稳定供给。

可能是杭州人更爱吃水产，根据河南大学惠冬老师的考据，仁宗朝每日宰羊280余只，神宗朝每年消耗羊肉43万多斤，羊肉是宋代宫廷的主要肉食。可问题是，宋代羊来自陕西，它被金国给占了，羊肉于是涨到每斤900钱，成了奢侈品。宋代皇室丢掉的不仅是北方的江山，还有口福。陕西是抢不回来了，作为替代，海鲜才因地制宜普及起来。《东京梦华录》幽咽回忆的一个主题就是汴梁的美食。不能用今天对河南菜的认识去想汴梁，有人统计，书里一共涉及美食300多个品种。当时流行的下酒菜有百味羹、头羹、新法鹌子羹、二色腰子、虾蕈、鸡蕈、浑炮等羹，旋索粉、玉棋子、假河鲀、货鳜鱼、假元鱼、沙鱼两熟、紫苏鱼、假蛤蜊、白肉、夹面子茸割肉、胡饼、汤骨头、乳炊羊、闹厅羊、角炙腰子、鹅鸭排蒸、荔枝腰子、烧臆子、入炉细项、莲花鸭签、酒炙肚胘、虚汁垂丝羊头、入炉羊、羊头签、鹅鸭签、鸡签、盘兔、炒兔、葱泼兔、炒蛤蜊、炒蟹、炸蟹等。

从食材上看，肉、蛋、禽、豆、内脏、野味、河鲜、海鲜都已经开发出来入菜，那些以“假”字开头的菜，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仿荤，当时的厨师已经能用素食或者常见的食材做出跟荤菜河鲜口感相似的菜来。

让中国屹立于世界餐饮界的高超厨艺，溜、炒、鲊、烧、蒸、煮、卤、炖、腊、煎、糟、腌等已经臻于化境。特别是炒，宋代人喜欢爽脆嫩滑的口感，必须得高温爆炒才能实现。这种现在最常见的烹饪方法，在当时十分先进，除了厨师在技术上的革新，首先得有一口铁锅。

日本饮食受中国影响很深，但日料始终以水做基础，天妇罗这种炸物是16世纪之后受到欧洲影响才出现的。宫崎正胜在《餐桌上的日本史》里考据，这是因为日本从前没有耐高温的铁锅，而且食用油价格昂贵的缘故。

北宋开封人自然是吃羊肉的行家。惠冬在文章里考据，有宗室姻亲，留意御厨的羊肉做法，总结出羊肉讲究“烂、热、少”三个字。烂是为了容易咀嚼，热是不失香味，少是为了不饕。后来李渔写《闲情偶寄》，其中关于羊肉美味的标准与此相差不大。

北宋人对羊肉的改进还有料酒的运用，宋之前去膻味用的是胡椒，而料酒不但去膻，还让菜肴芳香四溢。甚至还有一种“羊羔酒”，是用糯米、肥羊肉、酒曲、杏仁一起同汤煮烂，去苦水，留净汁，与糯米饭浸拌，再加一两木香，存十天后食用，其味爽滑。

贩售精美料理的酒楼也是豪华的，最具传奇性的地标建筑是白矾楼，也是后来的丰乐楼。《东京梦华录》里描述，宣和年间增修成三层楼，这个建筑群一共有五座楼高耸相对，各楼之间有飞桥与栏槛，或明或暗互相通连，珍珠门帘、锦绣门楣，在灯烛下闪耀晃动。每到正月十五，白矾楼在每一条瓦垄上放一盏莲花灯，流光溢彩，美不胜收。

白矾楼的西楼不许宾客登高，因为那里可以俯瞰皇宫。宋代的高官名流，甚至是宋徽宗本人都到白矾楼来饮酒作乐，《新刊大宋宣和遗事》描述：“樊楼上有御座，徽宗时与李师师宴饮与此。”甚至南渡之后，白矾楼也经常出现在文人的作品里，成为北宋盛事繁华的象征。

像白矾楼这样的酒楼一共有72家，它们的门口都有彩帛装饰的楼门，进店后是一条百余步的主廊，南、北天井两边的走廊旁边都是小包间，包间装有吊窗，摆放花竹盆景，门口挂着垂帘绣幕，方便客人召妓陪酒调笑。每到晚上，灯笼蜡烛上下映照。

除了酒楼，还有让人眼花缭乱的饭馆，大的叫“分茶”，还有川菜馆、南方菜的饭馆和瓠羹店。每个饭馆都有厅院和东西走廊，客人落座后，就像今天一样，服务员会拿着筷子和菜单，挨个问客人点菜。

除了美味佳肴和酒楼饭馆的装潢，吃饭还很讲究仪式感和餐具摆放。在酒楼里，如果是两个人对坐饮酒，会搭配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子各五个，水菜碗三五个，这些配菜的花费就将近100两，所有的碗碟酒具都是银制的，水果、蔬菜也是新鲜精品。

下饭馆虽然吃得简单，可并不马虎，餐具是上等的琉璃浅棱碗碟，菜蔬很精细，上菜的小二也有范儿，左手拿三碗，右臂从手到肩膀叠坨20碗。

酒楼的营业时间很长，不论风雨寒暑都会开业，到了晚上灯火通明、通宵达旦。那时候已经很有服务意识，吃饭过程中有中年妇女为客人斟茶换汤，还有专门的行当在酒店里随时给客人跑腿，比如给他们买东西、召妓、送取钱物。

在最高级的酒楼，浓妆艳抹的妓女久站在走廊的廊檐下面，等待着酒客的呼唤。还有更下等的妓女，不经过召唤就会主动到酒桌前唱歌，客人可以随意给她们一些零钱后让她们离去。

南宋定都临安时，它还是帝国的一处边远之地，首都逃难来的人们“效学汴京气象”，根据惠冬老师的考据，饮食品件、样式甚至走街贩卒的叫卖都是旧京风味。万姓交易

满街飘香的开封，因为靖康之难的攻城、黄河泛滥和时代更迭，已经深埋地下。宋代传世的遗物并不多，我们只能从《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这样的图像或者文字资料来复原这座曾经光彩夺目的城市。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孟元老的字里行间为我们呈现的是一座购物之都、享乐之都。商业和夜生活的繁荣程度，也是今天我们评价一座城市是否具有活力的标准。

北宋没有选择具有传统权威性的洛阳定都，而是选择开封。根据日本学者久保田和男的研究，宋初的中央集权首先要考虑军粮的供应，开封有流经富庶山东的五丈河经过，便于汇集粮食。对应在《东京梦华录》里，频频提及的马行街，正是开封东北部连接五丈河的街道。它还与东西走向的曹门大街形成十字街，那里一直向南延伸到汴河，所以，后来虽然五丈河的漕运衰落，确立了汴河体系，马行街在商业布局上依旧有优势。

另一条水路从江淮沿汴河到开封，船舶从东南部进城。日本僧人成寻在熙宁五年（1072）曾经到访开封，他流传下来的观察是：“汴河左右前著船不可讲计。一万斛、七八千斛，多多庄严，大船不知其数，两日见过三四重着船千万也。”

所以，《东京梦华录》里，城市东南部跟南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相国寺北面的小甜水巷里，有专门卖南方菜的店铺，生意很兴隆。汴河沿岸，也开了很多北上的南方官员、商人暂住的旅馆。

跟前朝的“劝农轻商”相比，宋代从立国开始，就从税收、社会地位等方面给商人宽松的政策。商人可以跟贡士、青吏、庶人穿同样的衣服，使用同样的器具，具有同等地位。他们当中卓然不群的人还有从政的机会，商人子弟也可以入学、参加科举。

国家的政策增加了城市的活力，从事商业的人数大大增加，不但有大规模的市场和买卖，甚至有分工详细的服务业，比如出租婚庆仪仗的生意、为富贵人家筹办酒席的生意等。

连应该是清净之地的佛门，也成了人声鼎沸的市场。《东京梦华录》里专门回忆了相国寺里的万姓交易。相国寺在城市东南部，本就是商人云集、南来货物集散之处，每月开放五次给百姓在里面交易。

寺院的大门前卖的是珍禽奇兽，第二、三道门买卖的都是日常使用的物品，就像现在的露天跳蚤市场，空地上架着彩色的帐幕，出售洗漱用具、弓箭、时果、腊脯等。靠近佛殿的地方，孟家道冠、王道人的蜜煎等还有固定摊位。两边的走廊是各寺院的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等的铺位。佛殿后面的姿圣门前，是买卖书籍、古玩、字画一集，是各地卸任官员贩卖土特产和香料药材的地方。后廊是占卜算卦所用的货术、传神的铺位。

词人李清照也是相国寺的常客，她在文章里回忆：“予以建中辛巳归赵氏，时丞相作吏部侍郎，家素贫俭，德甫在太学，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后二年，从宦，便有穷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传写未见书，买名人书画，古奇器。”

东北部的繁华之地马行街，是传统的商业中心，《东京梦华录》里记述布满了小医铺、药店、香料店和官员府邸。这里不但白天喧嚣，夜市也十分出名，宋人的另一本笔记《铁围山丛谈》里写道：“天下苦蚊蚋，都城独马行街无蚊蚋。马行街者，都城之夜市酒楼极繁盛处也。蚊蚋恶油，而马行街人物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更罢，用永绝蚊蚋。”

夜生活是宋代的日常生活的一大突破。从北魏到唐，实行的都是坊制，唐代长安的气派街景，正来自坊墙的井井有条。夜间坊门关闭，禁止在街道上通行，人们则住在四周有坊墙的坊内。久保田和男考据，宋代也有宵禁，从三更开始，直到五更天。但是，坊制与宵禁具体执行起来都不严格，商铺侵街的现象很频繁，开封成了中国古代第一个敞开型的城市，热闹的夜市能达到四更天或者通宵。

除了马行街，开封出名的还有州桥夜市。《东京梦华录》里写，从州桥往南，有当街卖水饭、熬肉、干脯等吃食的。王楼前有卖野味和禽类，梅家、鹿家卖鹅鸭鸡兔、肚肺鳝鱼等，到朱雀门，卖炸冻鱼头、批切羊头、辣萝卜灯。夏天有降暑小吃，比如说甘草冰雪凉水等，冬天卖热熟食，有野味，有北方小吃也有南方小吃，一直走到龙津桥才到了尽头。

夜市让人们的生活非常方便，上早班和下夜班的人还能买到茶水、洗脸水、点心，代煎的中药，甚至仕女也会出来娱乐。《东京梦华录》里写到的北山子茶坊，里面有仙洞、仙桥，仕女们夜间就去那里喝茶、游玩。开封的夜生活，从春夏经营到秋冬，即便“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瓦舍勾栏

有人统计过开封市民的组成，他们是贵族、官吏、商人、手工业者、人数庞大的禁军和家属。这个新兴的市民阶层不但消费着开封城里林立的酒楼、市场和夜市，还有文化和娱乐的需求。从前这些文化娱乐活动存在于上流社会，后来形形色色的艺人走上街头，娱乐大众。针对新的受众群体，艺人们不但对节目进行改造和创新，还逐渐形成了专门的演出空间——瓦舍。宋代泥陶 河南博物馆藏

瓦舍也叫瓦子、瓦肆，除了里面有歌舞表演、弹唱、说话，还有商业市集。《东京梦华录》里专门解释，瓦子里有卖药、卖卦、卖旧衣服、卖吃食、剪纸画的，用现在的话来讲，这里就是城市里提供公共娱乐休闲的大型综合体。

勾栏的原意是栏栅，汉代用栏杆把表演的露台隔离开，不许人随便进入。演变到宋代，表演的露台变成勾栏，成了瓦舍里不同的表演场地。《东京梦华录》里多处提到瓦舍“其御街东朱雀门外，西通新门瓦子以南杀猪巷”，“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又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街西保康门瓦子，东去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员商贾兵级，皆于此安泊”等。有人统计，开封一共有10座瓦子，它们分布在人声鼎沸的御街、马行街、潘楼街、右掖门外街巷、大内前州桥东街巷等。

瓦子是开封的娱乐圈。《东京梦华录》里一共提到了70多位当时的著名艺人。以小唱出名的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药发傀儡、水傀儡都演得出色的李外宁，每天五更开始表演小杂剧稍微去晚了就看不上的任小三，讲历史类评书的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讲小说类评书的王颜喜、盖中宝，舞旋表演最好的杨望京等。

李师师是开封名妓，除了《东京梦华录》的记载，她也经常存在于其他宋人的笔记和诗词中。“政和间，汴都平康之盛，而李师师、崔念月二妓，名著一时。晁冲之叔用每会饮，多召侑席。其后十许年，再来京师，二人尚在，而声名溢于中国。”她唱歌大概确实出色，年轻时同晏几道、秦观、周邦彦都有交往，徽宗也听，即便靖康之后，流落南方，依旧有士大夫邀请她演出。

瓦舍里都是终身以演出谋生的职业艺人。这同前朝不同，唐朝有教坊部主管艺人可以组办大型歌舞活动，宋代的文艺部门职能很弱，遇到大型演出就花钱从民间的瓦舍里雇人来表演。所以，宋代的艺人们完全是投身在演出市场里，依靠观众们的欣赏来打磨自己的技艺。

出名的瓦舍艺人极受欢迎，除了像李师师这样被达官文人念念不忘的，《东京梦华录》里还描述了女子舞队从宫里演出归来的盛况：京城的纨绔子弟争相将心爱的宝物送给她们，还准备了食品、饮料、美酒、水果等来迎接。女孩子们各自骑着马回归住处，有的戴着花冠，有的扮作男装，从御街奔驰而过，竞相展示她们的华丽，街边观看的人像堵墙一般。省试发榜后皇上赐宴也是同样的热闹和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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