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敬鲁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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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人学思想研究（修订版）试读：
总序
时光已悄然走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哲学这门古老的思想技艺在蜿蜒曲折的历史长河中屡经淘漉，在主题、方法和形态上不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然而，在自身中对自由精神的追求，在思想中对智慧境界的探寻，在反思中对历史与现实的把握，却是她一以贯之、经久不衰的品格。正是这些品格，使每个时代杰出的哲学思想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我们正处在风云际会的全球化时代，纷繁复杂的时代变迁既为理智生活提供了足够丰富的思想材料，也向哲学提出了极其严峻的挑战：如何描述我们的生活世界？如何刻画我们实际的生存境域？如何让驰骛于外物的内心生活重新赢得自足的根基？如何穿越各种技术统治的壁垒，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我们也站在古今中西的十字路口，源流各异却又殊途同归的各种思想资源既为哲学提供了丰富的滋养，也让哲学面对数不清的艰难抉择：如果哲学真的是带着乡愁寻找家园的冲动，那么梦想中的家园是在古老的期盼中，还是在今日的创造中？既然以往的哲学已经提供了形形色色的安身立命和改造世界的指南，确立了各个层面的观念批判和社会批判的原则，当今的哲学又如何在继承、革新和创造中描画自身的范式？
这些问题，这些挑战，已然引发了多种多样的回应。这些回应方式接续着哲学长河中的伟大传统，举其卓有成效者，或以经典文本为研究对象，与哲学大师晤对，与时代问题对接；或直面哲学问题，以锐利才思洞幽烛微，以当代立场梳理剖析；或在反思中考问现实哲学问题，举凡伦理人生谜题、宗教信仰困境、科技生态难题，皆以哲思相发明，力求化危机为契机。
在回应这些挑战的学者中，既有涵泳覃思的学界耆宿，也有意气风发的中青年才俊。以新一代中青年学者之佼佼者而言，视野开阔而不故步自封，沉着稳健而能破门户之见，多能将本土资源与异域资源相贯通，将才气与襟怀相融会，管窥锥指，亦能以小见大，旧瓶装新酒，未必不能化腐朽为神奇。
为了让这些当代的回应更充分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展示当代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哲学文库编委会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合作，遴选佳作，荟萃英华，推出“哲学文库”系列研究丛书，以期回应哲学应当直面的各种挑战，应当反思的各种难题，力图敞开更广泛的理论视域，力求奠定更深厚的思想地基。假以时日，集腋成裘，汇成系列，对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当大有裨益，亦能于国际学界赢得一席之地。
是所望焉。谨序。哲学文库编委会2010年1月1日
导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德格尔在西方乃至全球思想界的影响日渐显著。不少人把他誉为20世纪最深刻、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甚至把他誉为20世纪西方哲学最伟大的两个巨人之一。不管这样的评价是否恰当，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他的理论正在对当今人类的思想和实践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之所以如此，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整个一生的思想进程聚焦了现代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抓住了现代人类历史的重大特征，形成了极其艰深而又极具现实性的人学理论。
人的问题是历史上不少哲学家所关注的重要哲学问题。海德格尔的一生之所以会走在人学之思的道路上，无疑与他自己的生命历程和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
1889年9月26日，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出生在德国巴登地区的一个叫麦斯基尔西的乡间小镇上。平民清贫的家庭，乡间纯朴安静的生活，无疑对海德格尔的童年心灵有着深刻的影响。
1903年，海德格尔以优异的学习成绩从镇上的小学毕业，在天主教会的资助下到康斯坦茨上教会寄宿学校和那里的文科中学。中学时代往往是孕育着一个人以后走上什么样人生道路的时代，这一点对海德格尔来说尤其如此。他正是在中学时代开始对哲学发生兴趣的。1907年的夏天，他在翻读弗兰茨·布伦塔诺的著作《论亚里士多德关于存在的多种意义》时，碰到了“存在问题”。这一著作成了少年海德格尔初涉哲学领域的主要帮助和引导。然而对它的阅读使他对存在问题困惑不解：如果人们在多种含义上论及存在，那么，究竟哪一种含义是根本的含义？正是对存在问题的迷惑，为海德格尔后来走上存在之思、人学之思的道路播下了不息的火种。
不过在这时，海德格尔的职业目标还是想成为一名神职人员。所以，他在1909年高中毕业后进入弗莱堡大学时，注册的是神学。在学习神学的同时，他在中学时代形成的哲学兴趣继续增长。当时的哲学必修课令他十分不满，他便开始阅读哲学家们的著作，思考了大量的哲学问题。没有料到的是，这种刻苦的学习以及过度的体育运动加重了他的心脏疾病，使得他不得不回家休养。这使他将来从事神职工作的理想成了泡影。
由于这一原因，从1911年秋，海德格尔到自然科学系注册学习。对数理化的学习不仅没有减弱他对哲学的兴趣，相反，由于不必去听哲学系的必修课，因此他有大量的时间去听其他哲学课程，特别是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的著名代表——李凯尔特的课程。在这样的学习中，他学会了如何把握哲学问题，了解了逻辑的实质，同时对亚里士多德哲学、康德哲学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他的博士论文《心理主义的判断理论》，就是以现代逻辑和亚里士多德的基本观点为指引的。
1913年7月26日，他的博士论文在施奈德和李凯尔特主持的答辩会上获得通过，他被授予博士学位。从此，他开始了一个学者的生涯。
1916年，李凯尔特去海德堡大学接替退休的文德尔班的教授职位，而胡塞尔则从哥廷根大学来到弗莱堡大学出任哲学系教授，海德格尔有机会直接受教、了解和思考胡塞尔的现象学，这一事件的发展对海德格尔前期人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1918年到1923年，作为胡塞尔的助手，海德格尔除了接受胡塞尔现象学的指导和主持研究班的讨论外，还先后讲授了现象学、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等课程。这一过程不仅使他真正了解了胡塞尔现象学的本质内容和根本缺陷，而且使他获得了未来研究存在问题的现象学方法。
对存在问题的兴趣的不断增长与现象学方法结合，促使海德格尔走上了追问存在的道路，而在此期间人类社会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个体和人类的生存提出的尖锐深刻的疑问，由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论、狄尔泰的生命哲学、克尔凯郭尔的个体存在哲学等构成的现代早期人学大潮的涌动，无形地规定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必然又是人学之思。
1922年，由于胡塞尔的再次大力推荐支持，海德格尔再次申请马堡大学的副教授职位，马堡大学的那托普和哈特曼认为他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讲稿写得有创造性，故也极力推荐他为第一候选人。1923年6月，他当上了马堡大学的副教授。
在马堡大学的五年即1923年至1928年，海德格尔的收获同样十分巨大。马堡大学是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所在地，海德格尔与那托普、哈特曼等一流哲学家经常进行哲学讨论，大大扩展了他的哲学视野，同时，由于讲授和研究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以及时间观念的历史，使他对存在与时间的思考逐渐形成了体系。因此，1927年2月，他的《存在与时间》的第一部，作为胡塞尔主编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的特刊公开问世。这使海德格尔名声大振，很快他被认为是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
1928年至1946年，是海德格尔的思想与生活中一段非同寻常的时期。
1928年，在胡塞尔的推荐下，海德格尔接替年届退休的胡塞尔的教授职位，重返弗莱堡大学。然而也只是在这之后，胡塞尔才认真研读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真正明白了他与海德格尔分歧的根本性。1931年，胡塞尔公开表示与海德格尔决裂。
1933年，希特勒纳粹上台执政，弗莱堡校长被迫辞职，作为哲学家的海德格尔似乎第一次交上了“官运”。原校长劝说海德格尔出来竞选校长，结果海德格尔被选上。按理说，哲学家是有着深刻智慧的人，对现实政治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但此时的海德格尔似乎并不清醒。他在以《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为标题的校长就职演说以及其他讲话中，把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看做是一场彻底的革命，认为它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希望，说希特勒是德国现在和将来的现实，并且自己也加入了纳粹党。虽然他可能的确没有按照纳粹的要求去迫害犹太人和烧毁犹太人写的著作，虽然他因教育主张与纳粹的教育纲领不同而在1934年2月辞去大学校长的职务，但这段昙花一现的“辉煌”，总是不断招来后人对他的贬低和非难。
可想而知，海德格尔这时的心情是如何复杂，如何不平静。他的思想的动荡和转变也正是在此之后(1935年)开始的。尖锐动荡的社会现实，无法预料的个人前途，使海德格尔的脑海无法不去思考现代人类生存的必然性问题。从形而上学的追根到艺术作品的探源，从对哲学的探索(1936—1938年)到对人本主义的解剖，从对谢林的人类自由理论的分析到对尼采的权力意志理论的研究，从对荷尔德林的诗篇的挖掘到对赫拉克利特逻各斯学说的探讨，从对抽象的哲学理论的反思到对现代人类历史的追问，无一不浸透着他对人类前途的关怀。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心灵激烈震荡了十年之久。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海德格尔因被认为有“纳粹之嫌”而被法军禁止上课，直到1951年禁令撤销。
自此以后，海德格尔大多的时间是在他于马堡时期建造于托瑙堡山上的一幢小木屋中度过的。在黑森林中，在山顶上，在那宁静的小木屋中，思想家的心灵却并不平静。现代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后果，人类的思想和语言从远古到当下的奔涌，现代人类的现实命运，都不断在思想家的心灵中翻腾。木屋虽小却装着整个世界。
1976年5月26日，海德格尔在其生命岁月的第87个年头与世长辞。然而，他所留下的人学思想遗产，却决不会因此而烟消云散。
海德格尔并没有声称自己的思想是人学思想。整个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哲学到后现代主义哲学，似乎也只有人类学、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人性等概念，并没有人学这一概念。本书所用的这一概念，是从国内20世纪80年代以来哲学讨论的一大热点问题——“人学”问题借用而来，用以指称对人的哲学思考。
从哲学史的发展来看，在海德格尔之前，无论是西方哲学史还是中国哲学史，尽管也许没有一位哲学家使用过人学这一概念，但作为对人的哲学思考意义上的人学，都早已开始，并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丰富的过程。西方的普罗泰哥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叔本华、尼采，都在自己的时代对人的存在进行了思考，形成了西方人学的特殊的探索历史。中国的老子、孔子、孟子、庄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王夫之、孙中山等，对人的问题也都有各自不同的探讨，发展出一条中国的人学思考之路。中西哲学史上的每一位人学思想家的人学思想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在哲学史和人学史上都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位置。
哲学史和人学史是一条无尽的长河，总是后浪推前浪。海德格尔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位思想巨人，在近现代西方人学思潮的转换和涌动中同样作出了自己对人的独特思考。从人学或人学史的角度看，他提出的人学思想也是非常不同于前人的，他所提出的问题和解答也构成了西方人学史无尽长河中巨大耀眼的一道浪峰。
本书试图从发展和整体的角度研究海德格尔的整个人学思想——他前期和后期对人的思考，认为贯穿海德格尔人学思想的一条主要和本质的线索是他对人(类)存在发展的选择性与被制约性的思考。这一思考开始于他在《存在与时间》中对此在和存在的关系的初步考察，结束于他整个后期对人与大化(Ereignis)关系的全部探索。抓住了这一线索，就能够从宏观上把握海德格尔思想发展的全部动态过程，能够清楚地找到海德格尔前后期思想转变的内在逻辑，能够充分地发掘海德格尔思想的时代根源，能够客观地确定海德格尔人学思想在西方人学史上的历史地位。
本书的基本思路是：从对海德格尔所处的特殊时代状况和他对以往人学思想的批判的分析入手，提出海德格尔所思考的主导人学问题及其实质精神是对人的存在发展的选择性与被制约性的思考，认为对个体生存的选择与被制约的思考，特别是对个体生存的本真选择意义的强调，构成了海德格尔前期思想特别是《存在与时间》这一著作的人学思想的主题，对于作为一个族类的人类生存的选择性与被制约性的思考，构成了从前期思想向后期思想过渡转变时期的主要内容，对于人类生存的被制约性的强调，构成了海德格尔后期人学思想的主基调，认为其前期思想和后期思想之间的转变在人学意义上是从个体人学向人类人学的转变；以这一思路为引导，同时结合海德格尔哲学发展的时间进程和内容逻辑的统一，先后探讨了海德格尔哲学的主要概念、此在的生存特征与在世、此在生存的时间性、人类生存的真与非真、人类的存在与整体存在者的存在、前后期思想的转变、人与存在的共属、人类历史、人与天地神、人的语言、人的思想，以及海德格尔人学思想的历史地位等主要问题，最后指出了海德格尔人学思想对于我们探讨当今个体存在、民族存在和人类存在的重要意义。
全书共十三章。各章内容如下：
第一章考察海德格尔对时代状况的审视和对以往人学思想的思考。首先提出海德格尔思考了以下重大人学问题：个体此在的存在特别是非理性维度的存在问题，人类的历史生存状态及其必然性问题，人类存在与整体存在者的存在的关系问题，人类的语言、思想、艺术等生存方式问题，认为这些思考的实质，是对人的存在发展的选择性与被制约性的思考。然后分析他对以往人学思想的整理方式：对传统人学是批判，对现代早期人学是扬弃，对早期希腊人学是发扬。
第二章对海德格格尔哲学的主要概念进行分析界定，明确了以下三组共十二个概念的内涵所指：存在、存在的真、存在的命运；存在者、整体存在者、同一事情；遮蔽、去蔽、遮蔽状态、去蔽状态、遮蔽者、去蔽者。同时，对整体存在与个别存在、整体存在者与个别存在者、遮蔽与去蔽等成对概念之间的关系作了具体阐发。
第三章讨论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的生存特征与在世的基本机制的思想。他关于此在的三层优先地位和生存“本质”理论，所表明的是此在能够具有的选择能动性，而他关于此在的基本机制即在世的理论，所表明的主要是个体此在生存的共时性社会制约。
第四章分析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的历时性生存的思想。由此得出的几个结论是：此在的本真整体能在，所凸现的是此在的选择能动性对历时性社会制约的超越；而此在的非本真日常能在，所表明的则是历时性社会制约压倒了此在的选择；海德格尔所强调的是此在的选择能动性对此在走向自由生存方式的重大意义，他对此在的命运与天命的独特分析，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五章探讨海德格尔关于人类生存的真与非真的思想。论证海德格尔本体论真理观的思路是从人与外部世界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来说明问题，其提出本体论真理观的目的是希望人类使自己的生存合乎整个宇宙的规律性存在，他对世界与大地的冲突的说明，虽然所直接表明的是人类与自然的超越与反超越的动态关系，但归根到底在于说明，人类生存的真与非真在根本上是本体论的。
第六章对海德格尔关于人类的存在与整体存在者的存在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阐明。认为虽然海德格尔强调要就存在本身而追问存在本身、追问存在的真里，但它不可能完全脱离开对存在者的追问，因此，他在追问存在本身的过程中，从存在规定着存在者这一总体观点出发，对人类的存在与整体存在者的存在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有深度的探讨。同时也指出，他的试图脱离存在者而探讨存在本身，是存在片面性的。实际上，从存在探讨存在者和从存在者探讨存在，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过程。
第七章分析海德格尔前期和后期之间的思想转变问题。提出前期特别是《存在与时间》中未解决的理论问题以及所包含的实质性不足与时代变化之间的尖锐矛盾，是海德格尔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的根本原因，然而，前后期之间又存在着一体性的连续关系，后期思想是对前期思想所提出的根本问题进行更深入思考的结果，前期思想所提出的根本问题也只是在后期思想中才得到了真正的完成。
第八章探讨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四个普遍性要素，即人、存在、时间、大化之间的关系。 认为他所提出的时间与存在不可分离的思想，是对他前期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的进一步发展，他所提出的人与存在互相属于是由大化所支配的观点，是他后期思想实质的明确表达。他的大化之思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他试图超越传统形而上学而又陷入一种新的形而上学。
第九章对海德格尔的历史之思进行了解析。探究了他所说的现代人类处于无家可归状态的实质内涵及其具体表现，分析了他所说的科学技术的本质在于框架的深层含义，指出他关于现代人类的无家可归与技术的疯狂是大化的命运的观点，旨在证明人类历史的必然制约性即被支配性。他的历史之思触及了现代人类生存的本质内容，既有时代本身的合理性，又有时代本身的局限性。
第十章阐发海德格尔关于人在整个世界中的地位的诗意之思。提出他从对当代人类对物的无度的消灭距离的征服状况的分析进到对天地人神四一体的诗意解说，试图表明人类在整个世界中的地位，力图使人类改变自己与物的危险关系状况，因而他的思想对当代人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关于诗人能够为人类的生存提供居的尺度的观点，与柏拉图的只有哲学家才能做国王的观念，在实质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十一章对海德格尔的语言思想进行了讨论。指出海德格尔以对亚里士多德和洪堡所代表的传统语言观的批判为对照，从根本上不是把语言看做人所拥有的能力，而是看做大化之说的展示方式，由此表明语言的被决定性。这一探索看到了语言与天言、与其他万物在展示根源上的共同性、统一性，是对西方语言观发展史的一种别具一格的推进，其历史意义在于它对传统语言观的批判性反向，在现代西方语言观中代表着一种独特的语言方向，为后现代主义德里达等人对以往语言观的解构开辟了道路。
第十二章论述海德格尔关于思想的思想。提出他对哲学终结的思考也总是力求深入到现代人类的生存状况之中，包含了对技术统治的深刻批判，但他更强调的却是这一状况发生的必然性。分析他关于正在召唤思的事情是大化的思想，论证他所未明言的思的任务正是思考大化，他关于思想的思考的实质是试图确定人类的思想在大化中的被支配地位。他对现代人类思想状况的解剖，发前人所未发，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十三章是以比较的方式力图为海德格尔人学思想进行初步历史定位。先后比较了他的情绪生存论人学与西方自古代到近代主要代表人物的理性主义人学，他的大化目的论与黑格尔的“绝对”目的论，他的历史观与马克思的历史观，他的情绪生存论人学与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论人学。在对比过程中，分别指出了他的这些方面的人学思想所具有的特点、优势、问题，它们与其他人学思想之间的差别和一致、在学理上的关联等，初步评价了他的人学思想在西方人学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第一章时代状况和思想来源
真正的哲学不是时代的简单传声筒。但归根到底，哲学是时代的产物。海德格尔人学思想的一个特殊性在于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具体来说，海德格尔的人学思想是海德格尔对他那个时代所凸现的人类生存问题，特别是西方社会人们的生存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结果，是近现代西方人学思潮历史转换的结果，是他对以往人学思想进行深入批判的结果。第一节海德格尔与时代
海德格尔所处的时代——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70年代，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极其不同寻常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人类遇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尖锐深刻的生存问题。一、一个大动荡大发展的时代
这个时代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它既空前尖锐地突出了个体生存的意义、价值、情绪、体验等问题，也空前深刻地突出了人类历史的必然性和方向性问题。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人类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正处于各种矛盾极其尖锐而不断爆发剧烈危机的历史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发生了多次巨大的经济危机，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动荡，而且爆发了两次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其残酷的世界大战，无情地毁灭了亿万个体的生命，给人们的精神和正常的生活秩序造成了巨大的创伤。这种动荡、矛盾、残酷的时代内容，带来了个体存在的严峻性：一方面，个体生存的命运、价值、意义变成了无足轻重的东西，成了个体必须面对、必须思考的问题；另一方面，个体生存的具体的生命内容极其尖锐地凸现出来，操心、忧虑、恐惧、死亡成了个体生存的经常发生的情绪体验。与此同时，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不可抗拒性、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矛盾这些重大的新的历史情况，深刻地凸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凸现了人类历史究竟向何处去的严峻现实性。人类能否支配自己的历史，人类历史的方向究竟由什么规定，成了迫切要求回答的问题。同时，战争的残酷，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也给西方社会人们的基督教信仰与价值观带来了剧烈的冲击，使他们对自己的精神家园产生了疑问。
这个时代又是一个大发展的时代，这种发展产生了一系列新的人类生存问题。世界大战和不断爆发的经济危机只能延缓而不可能停止社会历史的进程，相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在对这些矛盾危机的不断克服中前进的。同时，东方社会主义这一新型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开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的领域。因此，从20世纪开始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主要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是物质生产和科学技术发生了巨大的飞跃。从机械化生产到自动化生产，从电力革命到计算机革命，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突飞猛进。二是人类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教育范围的不断扩大，教育手段和水平的显著提高，各种信息传媒手段的现代化，使人类的思想观念不断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禁锢走向自由。如果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各民族的精神面貌还带有相当的狭隘性和封闭性的话，那么，在20世纪40年代中叶以后到70年代，人类各民族的精神面貌则已极具世界性和开放性。三是社会制度的调整与变革。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自从诞生之日起，就处于不断探索和改善自身的过程中。两次世界大战和经常发生的经济危机，促使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对自身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不断进行调整，甚至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革。东方的一些国家虽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陆续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但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新生事物，没有先例可循，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也一直在摸索自己的道路，并在一定时期对某些体制进行了调整和改革。这些都标志着人类生存的社会形式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步。
然而，人类的这些发展还远未达到足以解决人类生存的一切根本问题的程度，这种发展本身也带来了新的重大生存问题。首先，人类在取得物质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的同时，忽视了自然界本身的存在，或者只是注意到了局部自然事物的规律而忽视了整体自然界的规律，因而造成了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匮乏等严重后果。因此，物质生产、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和严重的负面效应给人类提出了这样的尖锐问题：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究竟如何？人类究竟应该怎样处理自己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其次，在这一时期人类的精神面貌特别是社会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社会生存方面也出现了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方面，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仅经常发生极端个体主义现象，而且也仍然存在着控制、侵犯个体的权利与自由等严重问题；另一方面，以社会为本位的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并没有充分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所应有的优越性，这就不仅没有很好地实现社会整体的发展，而且也没有很好地实现个体的发展。因此在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同的条件下都突出了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最后，人类自从诞生以来就有的自然性(感性)存在与社会性(理性)存在的矛盾不仅仍然没有得到缓和，而且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以新的形式表现得更加尖锐。一方面，西方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无比巨大，但它实际上不仅没有改变近代以来人已经成为物质生产机器过程中的部件或螺丝的片面性现状，而且使社会官僚机器的力量日益强大，统治管理日益成为严密的技术操纵，使人们的感性生存空间日益狭小和受到限制；另一方面，经济的巨大发展、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又强有力地促使人们去追求自身生命的惬意舒适、天性的自由奔放、感性生活的丰富多彩。因此，社会性存在的限制和个体自然性存在对这种限制的反抗就不可避免。60年代西方社会发生的学生自由运动、个性解放运动是这一矛盾的极端表现。
无疑，一个大动荡大发展的时代所提出的人类生存问题决不只是这些，并且，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主题未必一定来自时代所提出的人类“生存”问题。但就海德格尔来说，却主要是时代所提出的人类的生存问题促使了他人学思想的产生。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二、海德格尔所思考的问题
对这一大动荡大发展的时代所提出的人类生存的全部重大而尖锐的问题进行思考，并不是海德格尔所能完成的任务，海德格尔自己也未见得能够对时代所提出的人类生存的所有重大问题都有自觉的意识。而且，海德格尔自己的实践和理论生活道路也决定了他只能对几个重大人学问题进行思考。
首先，他思考了个体此在的生存问题。海德格尔在中学时代看到了布伦塔诺1862年写的《论亚里士多德关于存在的多种意义》而开始了对存在问题的迷惑，这是他走向存在问题的始点。他于1915年写的讲坛资格论文——《邓·司各脱的范畴与意义学说》——便对邓·司各脱关于存在者的存在以及存在与语言概念的关系的学说进行了讨论。纵观海德格尔后来的思想发展脉络可以看出，布伦塔诺对亚里士多德存在学说的解释，对于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是奠基性的、源头激发式的。正如国外学者所指出的，布伦塔诺对存在的多种含义的解释，促使海德格尔去深入思考，在存在的多种含义中是否有一种本原的意义、一种统一性的东西，以便作为存在的多种含义的基础，这一思考过程，使他于20年代中期最终走向了对存在本身、存在的意义问题的探讨。由于他当时认识到存在问题与此在的生存有一种内在关联，因此他的未完成的《存在与时间》所分析的主要是此在的生存、此在的“在”(ist)，而他所分析的此在生存的具体内容正是那个时代特别是西方社会所尖锐凸现出来的个体生存的非理性方面：个体的操心、忧虑、恐惧、死亡等情绪体验之在。海德格尔是从存在的意义问题而分析个体此在的生存的，但他对时代所提出的个体生存这一人学问题的思考却是自觉的，这从他对传统人学思想的批判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详见本章第二节)。
其次，他思考了人类历史性生存特别是现代人类的现实性生存活动。人类的历史性生存包括处理社会关系的制度安排实践和改变、转化自然事物的生产实践。如上所说，世界大战、经济危机、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及其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对立，已经提出了人类社会斗争实践的必然性与规律性问题、人类社会历史究竟走向何方的根本方向性问题。同时，现代西方人的存在也出现了找不到自己的家园的严重的失落状况，即海德格尔所说的无家可归状况。海德格尔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己的思考，提出，在人类历史中，存在着一种根本性、支配性的事情，它决定着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他最后把它命名为“大化”(Ereignis)。与此同时，海德格尔也对人类历史性生存的另一个方面即科学技术、物质生产实践特别是它们所突出出来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在宇宙发展中的地位进行了深入思考。20世纪40年代末，西方科学界、理论界就“人与宇宙”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海德格尔也自觉地投入到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之中。但他不是就科学技术论科学技术、就生产活动论生产活动，也主要不是去寻找科学技术和生产活动对自然造成破坏的具体原因(如违反自然的规律、主体性的无度等)，而是去寻找使这种状况得以发生的根本源头。他对人类历史的这种思考，无疑是时代状况、他自己特殊的学术道路以及当时西方文化背景的产物。
再次，他思考了人的生存与一般存在之间的关系、人类的存在与整体存在者的整体存在之间的关系问题。当然，他认为，他是从存在之为存在、从存在本身来思考上述关系的，不是像形而上学那样执著于存在者是什么而探讨存在者。无论如何，在他看来，人类对宇宙的技术关系、生产实践关系，只是人的生存与存在之间的关系、人类的存在与整体存在者的整体存在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方面，即直接的现实方面。因为，人的生存与一般存在之间、人类的存在与整体存在者的整体存在之间，有着深层的内在关联，这就是一般存在规定着人的生存、整体存在规定着人类的存在，而在这种关系中，有着一个更加根本的、支配着一般存在或整体存在的无形的力量——Ereignis——在起作用。
最后，他思考了人类的艺术、语言、思想等生存方式。应该说，海德格尔对艺术、语言、思想的思考并不直接来源于时代所提出的人类生存问题，而是来源于这些领域本身的历史发展。艺术、语言、思想是西方哲学从古希腊以来一直在探索的内容，这种探索的主导线索是把人作为理性动物来思考，把艺术、语言、思想等看做是人这一理性动物所独具的能力、表现或活动。这种探索到近代达到了它的巅峰。如，把语言看做是人的精神或理性的表现这一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开始提出的语言观在近代威廉·洪堡的语言观中达到了巅峰，把思想看做是人的本质所在的观点在德国的康德和黑格尔那里达到了巅峰，把艺术的本质看做是理性的观点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它的巅峰。把人作为理性动物来探索的西方理性主义，从现代一开始就被对意志、生命、艺术的非理性主义的探索所代替，随后，把语言与思想看做是人的理性本质的观点又被对语言和思想进行逻辑分析的语言分析哲学和逻辑实证主义所冲垮。然而，语言和思想毕竟是人的生存活动的重要方面，它们总是人的生存方式，它们的本质是什么，它们在人的生存中究竟具有什么作用，它们与人类的生存乃至整个宇宙的存在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都是必须加以解决的重大哲学问题。如果说，从古代到近代的理性主义哲学的确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些问题的话，那么，现代西方语言分析哲学和逻辑实证主义也还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在语言方面，现代西方语言分析哲学和逻辑实证主义在分析语言和命题的意义、澄清语言使用的错误和强调语言的正确使用等方面的确做出了贡献，但无论是理想主义语言学派认为理想的逻辑语言能够与世界同构，还是日常生活语言学派认为语言的意义存在于语言的日常使用之中，显然都还没有揭示出语言的本质何在、来源何在。在思想方面，逻辑实证主义试图寻找以往形而上学问题产生的原因，但它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拒斥态度使它不可能真正找到形而上学问题产生的原因，不可能真正找到形而上学的本质所在。逻辑实证主义提出，以往哲学的形而上学问题，如物质与精神谁是本原的问题、实体问题，都是经验无法证实的问题，因而是无意义的问题，必须对这些问题加以拒斥(即“拒斥形而上学”)。显然，这样的拒斥是难以站得住脚的。一则这些问题并不是在经验中无法证实的问题，二则无法被经验证实的问题不一定就是无意义的问题。由此看来，在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历史性转换与现代哲学的发展的进程中，语言和思想的本质问题再次成为迫切需要说明的问题。
从海德格尔前后期整个人学思想来看，海德格尔所思考的主要是上述几个方面的人学问题。其他的人学问题，他或者没有思考，或者没有去深入思考。事实上，其他的人学问题是现代西方人学的其他思想家提出并予以思考的。如生命哲学对人的生命本质、本能及其实现问题作了探讨，如弗洛伊德主义对人的自然性以及人的自然性与人的社会性的关系作了探讨，如法兰克福学派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特别是对西方社会所存在的压抑人的状况进行了尖锐批判。的确，海德格尔对美国和苏联这两种社会制度进行过某种思考，但他把这两种社会制度的本质都归结为技术统治和民众政治的疯狂：“形而上学地看来，俄国和美国是一回事：同样都是无度的技术和少有的民众组织这两个方面的疯狂。”海德格尔的这一评论虽然抓住了技术这一社会生活过程的根本方面，但却忽视了社会性质的不同，因而有很大的片面性。后面我们将会看到，海德格尔把现代人类历史性生存的进程归结为大化所支配的一种过程，也没有去分析现代人类不同国家的不同社会制度性质及其社会矛盾运动。这正是海德格尔人学思想的一个特点和局限性所在。
总之，从时代的角度看，海德格尔的人学思想所思考的问题都是当时人类特别是西方社会时代状况所突出出来的，而不是海德格尔凭空想象的产物。这表明了海德格尔作为一个思想家所具有的现实敏感性。当然，这决不意味着海德格尔的人学思考都是合理的。第二节海德格尔与人学史
纵观海德格尔的整个人学思想，无论是他前期人学思想的创立，还是后期人学思想的发展，都与以往人学有着极其丰富的关系。从他前后期思想的整体来看，这种关系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对传统人学(包括传统形而上学人学和神学人学)的批判；对现代早期人学思想的扬弃；对早期希腊人学的发扬；归根到底，他的人学是人学史发展的产物。一、形而上学传统批判
海德格尔认为，传统人学有两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是把人规定为理性动物：animal rationale。
海德格尔指出，这一规定是从古希腊关于人的定义而来的。近代从笛卡尔以来的人学进一步发展了古希腊(主要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人是理性动物的思想。笛卡尔把理性理解为“我思”、“自我意识”，并由“我思”来确认“我在”。康德进一步把理性本质看做是人的先验的本质。黑格尔把理性“普遍化”、“客观化”为包括人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本质。在海德格尔看来，从古希腊关于人的定义这一源头而来的这一传统人学，把理性看做是人的本质或人的高级禀赋虽然并不是完全错了，但并没有去深入揭示理性的存在方式，更没有去深入揭示人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方式，人的存在方式是在现成存在(Vorhandensein)和摆在那里(Vorkommen)的意义上来理解的。如，笛卡尔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探索了我的思或我的认识，但却没有探索我的“在”、我的存在方式。“人们把对cogito sum(我思故我在)这一近代哲学发问的出发基点的揭示归功于笛卡尔，而笛卡尔仅是在某种限度内探索了ego(我)的cogitare(思想)。尽管sum(存在)被设定为是同cogito(思想)一样原始的，笛卡尔却一任sum完全不经讨论。”又如，康德探索了人的认识从感性到知性到理性的运动过程，认为从感性到知性是通过时间图式作为桥梁来实现的，提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先验性。海德格尔认为，康德的这些探讨虽然对主体之为主体的情况作了某些揭示，但康德并没有对人的存在进行专题分析。“尽管康德在某些本质方面作出了推进，但他却并不曾进行过上面说的那种存在论(以此在为专题的存在论)分析，反而教条式地继承了笛卡尔的立场。”
传统人学的第二个要点是：人是一种能超出自身而到达神的存在者。
这一人学的规定是从基督教神学对人的规定演变、发展而来的。基督教神学认为，人是上帝所创造的有限存在物，人的本质就在这被创造性之中，人在忏悔赎罪中能够得救而走向上帝。海德格尔认为，近代以来，基督教关于人的规定逐渐被非神学化，人们提出了“人是某种能超出他自身而到达神的存在者”这一关于人的规定，但是，这一“超越”观念却仍然在古代基督教神学中有其根源。因为，古代基督教神学虽然把人规定为被创造的、有限的、天生就有罪的存在者，但也指示了人能够“通过自己”对上帝的信仰而得救。古代基督教神学这一关于人超越自己的观念在近代神学中不仅没有中断，而且有了各种不同的形式演变和发展。如近代的卡尔文提出：“人的优越禀赋令其境遇出类拔萃：依靠理性、理智、远虑、决断，人不仅足以驾驭尘世生活，甚至可以超越升腾，直达乎神与永恒福祉。”如茨魏格尼(Zwingli)提出：“因为人能够仰视而望及神及其圣诲，所以他就清楚地展示出：他依其天性生来即近乎神，紧步神的足迹，具有达乎神的通路。这些都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人是被按照神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在海德格尔看来，古代基督教神学把人看成是被创造的有限的有罪的存在者，就等于是把人的本质看成是先天的、现成的，而近代神学把超越看做是人的本质虽然有其合理之处，但仍然没有去深入全面说明人的各种存在，而人的“本质”正是在人的存在中生成的。
总起来说，海德格尔认为，关于人的本质的希腊定义和神学规定这两个源头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传统人学的问题就在于：“在谈到‘人’这种存在者的本质规定的时候，始终遗忘了这种存在者的存在问题；人们毋宁是把这种存在理解为不言自明的，其意义等于其他受造物的现成存在。”
从海德格尔前后期人学思想的整体来看，海德格尔对传统人学的批判主要是对传统形而上学人学的批判，他所批判的传统形而上学人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尼采。
海德格尔认为，柏拉图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创始者。柏拉图把早期希腊人所理解的存在解释为理念，把理念看做是本质本身，这种解释成了后来对存在的唯一的决定性的解释，支配了到近代以来的整个西方哲学史：“在整个哲学的历史中，柏拉图的思想以各种不同的变化形态一直起着支配性的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柏拉图的这种把存在解释为理念并由此把世界划分为理念世界与可感世界的理论看上去与人学无关，其实不然。柏拉图正是由此出发来规定人的本质的，他对人的灵魂的分析便充分表明了这一点：灵魂是由理性、激情、欲望三个部分组成的，一个真正的人必须以理性支配激情和欲望。柏拉图这里所指的理性，实际上也即是理念本质在人身上的体现。柏拉图对于一个真正的人的规定，为亚里士多德和近代关于人的本质在于理性的人学理论开辟了道路。
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对人的多方面的分析表明了他关于人的本质在于理性的观点。首先，从他对灵魂的说明来看，他认为，在最首要的意义上，灵魂乃是我们赖以生活、赖以感觉和思维的东西，灵魂是形式而非质料或载体，因而灵魂是躯体的现实，高于躯体；而人的灵魂则具有推理和思维这种最高的能力，“极少的生物具有推理和思维能力。在那些有生灭的东西中，有一些有推理能力，同时也具有其他全部能力(营养、欲望、感觉、位移)，而还有一些虽然具备各种其他能力，但并不都具有推理能力”。因此，从灵魂的角度说，理性、思维是人的最高本质。其次，从他对伦理的说明来看，他认为，伦理学的目的在于使人善良或使人有德性，而善良或有德性就在于发现和选择“中道”，这又是由理性所规定的。所以，最好的最幸福的生活是遵循理性的生活。“既然理智比一切东西更是人，这样的生活就是最大的幸福。”最后，从亚里士多德对政治的说明来看，他认为人天生是政治动物，一切共同体都是为了达到某种善而组合起来的，因而，“德性中道”也是一切共同体的准则。因此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天生是政治动物即是人的理性本质在人的政治生活中的表现。所以，海德格尔提出的古希腊把人规定为理性动物的观点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比较全面、比较明确地提出来了。海德格尔对传统形而上学人是理性动物这一人学观点的批判，无疑包含了对亚里士多德人学观点的批判。
海德格尔对笛卡尔人学思想的批判与人们通常对笛卡尔的评价几乎完全相反。众所周知，笛卡尔发现了“我思故我在”(Cogito sum)，把它作为哲学的可靠的基石，并由“我思故我在”得出了物质实体、精神实体、上帝实体的存在。人们(包括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一般对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评价极高，认为它突出了“我”的主体性地位，标志着近代哲学的真正开端。海德格尔则尖锐地提出，笛卡尔作为哲学基石的不证自明的命题“我思故我在”，恰恰在根本上是不清楚的：它没有去思考“我”这个能思之物的存在方式或“我在”的存在的意义，它没有深入去思考人的“思”是怎样思的，没有深入去思考人的“在”是怎样在的，因此，他在近代就决定性地耽搁了此在的存在论。“笛卡尔发现了‘Cogito sum’(我思故我在)，就认为已为哲学找到了一个新的可靠的基地。但是他在这个‘激进’的开端处没有规定清楚的就是这个能思之物的存在方式，说得更确切些，就是‘我在’的存在的意义。”显然，海德格尔对笛卡尔人学思想的批判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都主要是否定性的，但是历史地、客观地来说，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为主线的人学思想，也毕竟为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的生存论存在论人学思想提供了一种肯定性的前提：笛卡尔毕竟尖锐鲜明地凸现出了“我在思”、“我在在”，只有首先历史地突出了“我在思”、“我在在”，才有进一步深入探索“我如何思”和“我如何在”的历史性人学课题。
如果说，海德格尔对笛卡尔哲学人学的批判还是零散的、缺少专题的话，那么，海德格尔对康德哲学人学的批判则是专题性的，既有著作(如《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又有论文(如《康德关于存在的命题》)。如果说，海德格尔对笛卡尔的哲学人学的批判主要是否定性的，那么，海德格尔对康德的哲学人学的批判则有很大的不同：他既否定了康德哲学人学的形而上学传统，又肯定了康德在主体之为主体的情况方面所作的推进。从肯定方面来看，海德格尔认为，康德虽然从主体的性质、能力来探讨主体，但他毕竟说明了主体“如何在”特别是“如何思”的某些重要方面：感性能力的纯直观形式(空间与时间)对感觉表象进行整理，知性通过时间图式这一联系自身与感性直观的中介，以先天范畴对感性直观所提供的材料进行思维，综合统一，形成知识。海德格尔认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中强调了想象力的先验的综合，但在此书第二版时已从这一观点后退，而更加强调统觉的综合统一性了。海德格尔认为，想象力的纯粹的(产生性的)综合是人之思的最高活动，正是由于这种活动才敞开了对象被给予人的境域，即才形成纯粹图式领域，这是知性与感性相结合而形成知识的根本条件。在海德格尔看来，康德虽然没有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产生性的想象力在思中的最高地位，但他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探索了主体的“如何思”，对主体之为主体的情况在某些本质方面作出了推进，并已经把时间现象划归到主体方面。
海德格尔还指出，康德继承了笛卡尔的“我思”，把“我思”、理性看做是人的本质，而康德的“我思”，即是“我维系”，一切维系都是“我维系”；康德的这种分析也有其积极性的东西：一方面他看到从存在者状态上把“我”引回到一种实体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他在我之思中探索了我之在，把我之思作为我之在的基本现象内容。
但是，尽管海德格尔对康德的哲学人学作了这样的肯定性的分析，他在根本上还是把康德作为传统形而上学理性人学的代表人物来看待的，也是从这一根本性的维度来分析康德人学的缺陷的。首先，海德格尔指出，康德始终没有窥见到时间问题的奥秘，因为，一则康德并没有对存在问题进行一般性的分析，反而“教条式”地继承了笛卡尔的立场，二则他对时间的分析仍然以流传下来的对时间的通常领会为标准，因而，时间与“我思”之间的决定性联系就仍然还隐藏在一团晦暗之中，对他来说，这种联系根本就没有成为问题。其次，康德将“我”把握为主体，这在存在论上又滑回到了主体(或实体)存在论中去，“因为主体这一存在论概念所描述的不是‘我’之为自身的自身性，而是一种总已现成的事物的自一性与持存性。从存在论上把‘我’规定为主体，这等于说：把我设为总已现成的事物”。
总之，海德格尔认为，由于康德仍然处在传统形而上学的氛围中，他就耽搁了一件本质性的大事：耽搁了此在的存在论。毫无疑问，康德的哲学人学思想对海德格尔的人学思想，特别是对他前期的此在生存论存在论阐释产生了重要的“激发”性影响，即康德的想象时间论激发了海德格尔“把时间阐释为使对‘存在’的任何一种一般性领悟得以可能的境域”。但是也应该指出，这种影响仍然是海德格尔对康德的形而上学人学进行批判这一前提下的影响，这从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看尤其如此。从肯定性的程度上来说，并且从海德格尔人学思想的整体来看，康德哲学人学对海德格尔人学的影响远不如早期希腊的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的思想人学对海德格尔的影响更大、更根本。
黑格尔是海德格尔所经常评判的近代形而上学的又一代表人物。海德格尔在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对黑格尔哲学的看法与我们今天对黑格尔哲学的看法在实质上可以说是相同的：黑格尔哲学是传统形而上学所达到的极端形态。海德格尔指出，分析思想与存在(现实)之间的关系是近代哲学的主要目的之一。近代哲学的实际进程就是把思想理解为主体性的根本方面，把存在者理解为思想的客体对象。这就是说，近代哲学从思想方面(以至从实践方面)突出了人的理性主体性。而黑格尔则把近代哲学这种本质性内容发展到极端。在黑格尔那里，哲学的事情本身就是思想，就是近代以来所历史地规定的主体性。当黑格尔说“‘不仅应当把(哲学的)真实的东西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时，那么这意思是说：只有当存在者的存在，在场东西的在场在绝对理念中自身成为当下自为的时，它才是公开的因而是完全的在场”。换句话说，存在或现实的一切都是那个神圣的绝对的思——绝对理念的产物，这个放大了的思(理性)是决定整个世界运动的根本性的主体。“对黑格尔来说，存在是自身产生着的思的肯定。存在是思、观念的产物……通过思，存在被作为表象的肯定性和规定性而置入‘思想’的王国。同样对于黑格尔来说，存在和思是一样的东西，只是以一种无可比拟地周密思考并且是由康德所促成的方式。存在是和思一样的东西，即，是思所表述和所肯定的东西。”因此，在海德格尔看来，由于在黑格尔那里存在从属于思想，客体从属于主体，近代哲学所探索的存在与思想、客体与主体由于绝对的思——绝对理念而被合而为一了，所以，近代形而上学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极端，“形而上学在体系中第一次通过黑格尔才把它的绝对地被思过的本质形诸语言”。
毫无疑问，批判并不就是否定。海德格尔并不是否定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而是分析它的历史地位；也不是抵制或取消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而是认为只有加以接受，看它如何属于存在本身。不仅如此，海德格尔还指出了黑格尔的思想贡献。他认为，黑格尔以这种极端的形而上学形态所做出的人学贡献在于，他以理性主体性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劳动的近代形而上学本质。“劳动的新时代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已预先被思为无条件的制造之自己安排自己的过程，这个本质就是通过作为主体性来经验的人把现实的东西对象化。”也就是说，他思考了主体的人把现实的东西作为对象来征服的过程，揭示出劳动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必然性，因而为进一步思考人类的未来之在开辟了道路。
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人学思想是在颠倒了形而上学而同时又仍然处于形而上学之中的意义上来看待的。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历史观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马克思从唯物主义的角度认识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性内容，揭示了生产劳动、技术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以生产劳动、技术的发展预见历史的未来；另一方面，马克思在深刻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基础上，又突出了无产阶级及广大群众在当时和以后的社会革命中所可能有的主体性，认为无产阶级及广大群众具有无可比拟的革命性力量，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以后的社会将是无产阶级及广大群众获得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海德格尔认为，马克思的这种历史观是一种深刻的历史观。“人们可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对共产主义学说及其论据持有看法，但从存在的历史的角度看确定无疑的是，在共产主义学说中，一种对那个有世界历史性的东西的基本经验表达出来了。谁如果把‘共产主义’只是作为‘党’或作为‘世界观’来看待，那么，他就是像那些认为在‘美国制度’(Amerikanismus)这个名称下所指的只是一种并且是被蔑视的一种生活方式的人一样，思考得太短浅了。”海德格尔认为，事实上，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维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他的历史观点优越。由于胡塞尔没有，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一维度，只有在这一维度中才可能有资格与马克思主义对话。
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海德格尔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对形而上学或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的颠倒。既然马克思一方面把近代哲学所突出来的“思”、“自我意识”的主体性还原到生产劳动、技术的必然进程中去，另一方面又强调了无产阶级及广大群众的现实主体性，那么，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就既带有根本性(从理性我思到物质生产)，又仍然属于形而上学(仍然强调主体性)。所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对形而上学的颠倒既是一种完成性的颠倒又是一种形而上学性的颠倒。从海德格尔对马克思历史人学的这种批判和海德格尔人学思想的整体来看，马克思的历史人学对海德格尔人学思想可能产生了一种启示性的影响：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是生产劳动、技术所决定的必然的运动过程，强调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决定性，这可能从一个角度启发了海德格尔更进一步去寻找支配生产劳动、技术发展因而支配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更加根本的东西，并提出这一更为根本的东西就是存在本身或“大化”(Ereignis，Ereignen)，而把马克思以及黑格尔所揭示的异化都归结为存在本身的命运或大化的运行，而把他自己提出的现代技术的框架本质和对自然的无度的掠夺破坏也同样归结为存在或大化运行的特定阶段。
海德格尔对尼采人学的批判是他对传统形而上学人学所作的最主要的批判之一。他认为，尼采的哲学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一种完成性的颠倒，在尼采(和马克思)那里，哲学进入了它的终结。尼采的“上帝死了”的话语不是一个口号，而是对西方历史进程的形而上学解释，即把西方历史解释为“虚无主义”(Nihilismus)的产生和发展。虚无主义不是指一种观点，而是一种历史运动。它首先是指“最高的价值正在失去价值”，即原来的那些超感觉的东西，如理念、上帝、理性、道德法则等，正在失去其指导性力量而变得微不足道了。其次，它还包含着肯定性意义：“全部以往价值的重估”。对以往价值进行重估的标准即是生命的不断生成、不断增强自身因而也不断确立价值这样一种本质性存在：“强力意志”。它是价值确立和评价的根据与尺度。
海德格尔认为，在尼采那里，强力意志所意志的并不是它所没有的东西，而是它已有的东西：意志本身。“这个意志意志它自身。它超越(übersteigt)它自身。”也就是说，这个意志本身就意味着要更强大，意味着不断增强自身的力量。
海德格尔认为，尼采把生命和事物的本质看做强力意志，以强力意志代替了近代哲学的理性、我思，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倒，但在实质上仍然是在寻找事物的“是什么”或确定性，而且是以新的形式的主体性代替近代的理性主体性，因而尼采的这种颠倒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他的“超人”学说就是很好的证明。实际上，超人即是主体性达到极端的人，超人即是疯狂的主体，而地球则变成了被超人所支配的客体。所以超人的本质就是新时代的形而上学本质的极端形式。
显而易见，海德格尔对尼采哲学人学的态度是一种批判性考察的态度，其结论是尼采的哲学人学仍然属于传统形而上学。无疑，海德格尔前期特别是在《存在与时间》中关于此在的“本质”在于生存的根本思想与尼采的“强力意志”、“超人”学说具有某种一致性，或者说，尼采的“强力意志”、“超人”的思想与现代早期的生命哲学、现象学等一起构成了海德格尔前期人学思想形成的背景，从强调人的生命的能动性方面影响了海德格尔此在的“本质”在于生存的思想的产生，但是像伽达默尔那样说尼采是对海德格尔影响最大的哲学家或真正的先驱，就显然是值得讨论的了。二、胡塞尔和狄尔泰的驱动
对现代早期人学思潮的思考，是海德格尔对以往历史上的人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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