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梅维恒主编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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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试读：
中文版序梅维恒（Victor H. Mair）
欣闻《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中文版已经译就，即将问世。在所有单卷本中国文学史中，最全面完整的当属这部作品，本书还对散文、诗歌和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发展提出了不少全新诠释。每一章的执笔者都是目前各自领域中最权威的学者，因此可以说，不管你感兴趣的是中国文学史中的古典文学，还是白话文学，或者精英文学、通俗文学或者民间文学，本书都称得上是可信赖的有用的研究工具。
衷心希望《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能在中国受欢迎，也希望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能对中国读者有所启发。中西方的研究方法要碰撞出火花，但愿本书能尽到一点绵薄之力。
将这部厚重的作品译成中文，实在不是一件易事，谢谢三位译者。也要感谢新星出版社承担了这一艰巨的任务，以及玉成此事的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中国读者若在本书中读到某些新鲜和有意思之处，那将是我能得到的最好回报。
引言
大约一百年前，世界上有史以来的首部中国文学史才姗姗面世。最早的中国文学史通常类似于文选，将中国文学经典迻译过来，而缺少解读或评论。在这些中国文学史中，也绝少见到为中国的文学类型、文体和主题建立一个诠释体系的尝试，而分析文学与社会、政治制度，甚至中国文学与其他艺术的关系者都付之阙如。半个世纪之后，为中国文学史撰写导论这项工作开始成为可能，出现了数十种以汉语、日语、英语、法语和德语写成的中国文学史导论。不过，这些中国文学史中的大部分还是基本上以翻译和节录为主，解读只占很小的位置。当然，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数十部专著以及数以百计的论文，它们围绕具体作家、作品、运动和时期进行了讨论。
然而到二十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以中国文学所有方面为主题的第二手研究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导致完全掌握参考书目都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如何跟上新研究潮水般的步伐，就成为让编写参考书目、指南和百科全书的许多专家头疼不已的问题。学术研究井喷式的进展（许多研究是非常高水准的），既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也是一种噩梦。其可喜在于，有价值的见解和材料纷纷出炉；说它是噩梦，是因为人们不可能像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学界那样，掌握本领域的所有文献。新研究成果的指数级增长，导致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最出色的学者都宣布现在已经不可能再写一部中国文学史了——即使是学界合作起来也不可能，以个人之力就更是妄谈。相关内容如大海般浩繁，不可能压缩成一卷甚至多卷。另外，随着中国文学之复杂性日益为人所了解，撰写一部言之凿凿的中国文学史也便毫无意义。
研究视野和范式的变化，也加剧了对编写综合性中国文学史的悲观情绪。曾经大家都认同，中国文学史从时间上可以根据朝代来划分，从主题上可以根据文学类型来编排，这些一度让人放心的预设现在遭受了严厉质疑。批判性分析以及怀疑的诠释学将关于中国文学的最基本预设都驳得体无完肤。于是，断代问题不再以朝代来划分。传统的分类方法也不再灵验了，以前被忽略的一些文学领域被带到了聚光灯前。
虽然在我们这个时代，编撰一部中国文学史面临着这些重重障碍，但是对这样一部大书的实际需要其实是很迫切的，所以我们还是启程了——带着对所有困难的充分自我意识。《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要做的，就是将最新的学术成果聚拢在一个框架中，其编排方式兼取年代与主题。本书中的断代方式，远不是严格按照朝代，不过也并非完全弃朝代的分期于不顾，有时候它还是管用的。至于所覆盖的主题方面，本书并不赞同中国文学可以完全与传统文类分道扬镳这样的观点。由于一些旧的文类范畴确实问题重重，所以本书在提到它们的时候并不视之为铁律。总之，我们以超越时间与文类的全新棱镜来审视中国文学史。这种解读中国文学的新方法在有几章中比较明显（如第四十三章和第四十九章），不过全书对此也都有所反映。
本书的视野是从其发轫期到当今的中国文学史全景。当然，最多的注意力留给了前现代时期，因为它本身的浩繁，也因为后帝国时代（1911年以后）的中国文学在主题和形式上都日益国际化。然而由于同一原因，本书收录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显示传统的持续性，以及传统在二十世纪的嬗变。全书的主要目的是揭示中国文学史的核心特征，这样对中国文学完全不熟悉或者仅了解中国文学的某一领域的读者能够对它有更深的理解、更全面的把握。
我们可以先列出贯穿全书的一些议题和主题。我们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广义上的）思想和宗教如何影响中国文学的发展。儒释道和民间宗教在中国文学的演变过程中都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中国各种世俗和神圣话语之间的互动与混合非常复杂，因此要对中国文学有一个精确完备的理解，对上述互动与混合的掌握又是必不可少的。本书同时也努力澄清精英与民众之关系对中国文学的重要性——这并不是一项轻省的工作。同样的，存世文献中体现出的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也是本书的考量之一。与此相关的，便是要对语言（包括文言与白话）在决定特定文本性质方面的角色作一番详尽考察。这也不可避免引向了另一个重要话题：在中国文学风景中的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全国语言与地方语言。
一般来说，本书将中国文学视为与社会紧密联系的存在，因为文学从社会中得到滋养和流传。文学不是自在自为之物，而是社会政治的力量和文化事实之无尽序列的产物。每一章都尽可能多地揭示这些交织互动关系。显然我们无法尽数提到中国文学悠久历史中的每一位作者和每一部作品。本书尽量不遗漏所有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作品，不过出于某些原因，同时也会介绍一些迄今不太为人重视的作者及作品。尽管本书力求全面综合，但它也不可能巨细靡遗。作为一部力求真实的文学史，更重要的是具有启发性，而不是面面俱到。因此本书会触及这样的主题，比如散文与诗歌之间模糊的分界，小说与戏剧之间不确定的边界，以及口语和书面语之间难以言表的互动。最后，本书帮助各位撰稿作者去看到（也希望能帮助我们读者看到）中国文学的多样面相，它流变的轮廓以及万花筒般的转化，它的微妙以及持久的生命力。在读者读完这部著作之后，如果说可以对中国文学史有什么定论的话，那也许就是——中国文学的悠久、充盈与活力。希望这能够纠正认为中国文学贫瘠、奇怪、单调的习惯性偏见，因为，中国文学史和地球上的其他文学传统一样丰富多彩，活力四射。
梅维恒北京2000年5月25日序
随着美国大众对中国文化越来越熟悉，越来越多的东亚裔美国公民开始对自己原民族文化遗产感兴趣，许多人希望能够读到一部全面而且目标多元的中国文学史。最理想的状态是，这是一部当所有专家和非专家需要获得中国文学的文学类型、作品文本、人物和运动方面的背景知识时，都能够依靠的一部参考书。《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初衷就是为了满足这一需求。
本书与早先的中国文学史（这些都已经在市场上绝迹了）不同，它尽量避免对文本的大量征引。现在市面上，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文学作品都已经有大量优秀译本，精粹的选本也出了不少。对这些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找到相关作品，所以本书中没必要附上冗长的引文段落。这部中国文学史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多地提供基本信息。这样，本书能成为中国文学专业的研究者、爱好者可信赖的工具书，使他们能在历史语境中得到中国作家和作品的基本事实。
本书的语境和概念框架使其有别于各种中国文学的手册、指南、词典和百科全书（很多都各有特色，是很好的参考书）。《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组织编写旨在成为《哥伦比亚中国传统文学选》（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1994）和《哥伦比亚简明中国传统文学精选》（The Shorter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2000）的补充。它从中国文学的语言和思想基础开始，然后展开对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和文论的讨论，最后是大众文学和周边影响。书中对长久以来被轻视或者忽视、但是对深度理解中国文学十分重要的一些方面作了特别的强调。比如，我们关注了神鬼现象（见第六章和第二十九章），因为这是中国文学灵感中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同样，民间和地方的文体和文类也得到重视，因为它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动，也是中国文学发展中的强大动力（参见第五十章和第五十一章）。还有一些关键的时期和人物也得到了较多关注，比如十七世纪的王士禛，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鲁迅，还有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见第二十一至二十三、三十八、四十章），因为这些主题关涉到重大的文学变迁和转型。和《哥伦比亚中国传统文学选》一样，本书希望在一个全景式的年代框架下，进行主题式的探索。我们并不给每一章套用整体划一的公式，相反鼓励每一章的作者运用他们的材料建构出各自的样式。
在这样一部卷帙浩繁的著作中，超过四十位作者共襄其事，各任其劳，参与整部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一些观点或者诠释上的分歧也是不可避免的。比如，怎么解释十五世纪的文化荒原呢？它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偏执破坏的结果，是蒙古统治的后遗症，是内部惰性，还是所有这些因素的混合呢？或者十五世纪并不完全是文学和艺术的空白时期？不同作者从不同角度解释了十五世纪的文化样态。而事实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各个观点都揭示了这一复杂多面问题的一个或者多个层面。所以，我并不坚持观点的绝对一致性，我坚持的只是论据的严格组织。
作为主编，我详细审阅了所有的五十五章，给其中的大多数章节增加了内容，同时对一些章节进行删减。为了保持整体融贯性，我也在必要的地方进行了文体上的修改。令人欣慰的是，1996年6月这个项目开展之初，我给作者列出了比较明确的写作说明，所以绝大多数章节都不需要进行大的修改。
由于这是一部文学史，所以不可避免会包含数以百计的日期。有些情况下，事件发生的具体日期是清楚的，而有一些只有大概年份可以确定。由于中国古代采用农历（经常会出现闰月），而当今国际上通用公历，这经常使得某些事件的确切年月日（比如某位统治者的起讫时间，某位诗人的生日或去世日期，等等）成为悬案。另外，有时候对于某些历史事件的具体时间，学者的观点也莫衷一是。虽然在年代时间上有这些困难，我们还是尽可能做到前后一致并精确。
本书中的一些特殊用法处理，也需要开宗明义先解释一下。首先是中国古人有很多名字这一问题。除了极少数情况，本书通常采用名。但是，要指出的是，许多作家以其他名字闻名于世，比如室名、斋名，以及大量外号，等等。除了作家的本名之外，最常见的还有字，即男子成年之后得到的名。
出现在斜体字之前的五角星★表示，它是对古代发音的尝试重现。
在这里有两个与部分书籍相关的术语需要介绍。“卷”这个词在讨论汉字文本的时候到处出现，因为古代早期，手写文本是卷起来的，直到约十一世纪，成册的木刻图书才越来越常见。虽然后来的图书不再成“卷”，但是“卷”的用法延续了下来。“卷”这个词在英语中一般翻译成chapter、volume和fascicle。但后两个名词代表的文本一般远长于“卷”，所以读者可不要把八卷的一部作品想象成有8 volumes，或者甚至6 fascicles那么厚。fascicle（来自拉丁文，意思是一小束）这个英文字最对应的汉字应该是另一个经常会遇到的目录学术语译名，即“册”字——意指一部书订在一起的多个部分。
本书还使用了已经在中国研究专家中通用的两个名词：“里”（Tricent，大约等于三分之一英里），以及“方言”（topolect）。“方言”很多时候被误译为dialect，这导致了对汉语的大量误解和困惑（见第一章以及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4th ed., p.1822a）。
接下来是汉语的罗马拼音化问题。本书中的罗马拼音方法是对韦氏拼音的略微修改（比如，i在严格的韦氏拼音中应该拼为yi）。对韦氏拼音作调整的原因有很多。首先（除了韦氏拼音比现在使用的其他拼音都更加接近国际音标IPA之外），韦氏拼音成为汉语英译的标准系统，已经超过一百年了，大量翻译和学术成果都使用它。第二，绝大多数的图书馆直到最近才停止使用韦氏拼音，所以韦氏拼音积累了数以百万计的图书馆目录。第三，有关汉语、文学和历史研究的许多最有用的工具书（如利氏学社的几部词典，如倪豪士[William H. Neinhauser, Jr.]编写的《印第安纳传统中国文学指南》，以及贺凯的《中国古代官名辞典》）都使用韦氏拼音。第四，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几乎所有关于传统中国的出版物也都是用韦氏拼音（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是美国境内中国研究著作出版方面的翘楚）。与此同时，由于汉语拼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拼音，作为基本教学工具近年来呈席卷之势，所以在本书末尾（第1155—1160页）附上韦氏拼音与①汉语拼音的转换表。
有些中国大陆作家，他们的名字以汉语拼音而为人熟知，在这种情况下，汉语拼音与韦氏拼音同置。
最后，读者如果想要了解中国历史方面最出色的学术著作和最重要的资料，我们推荐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的《中国历史手册》（Cambri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0），以及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华蔼仁（Irene Bloom）和陆冬远（Richard Lufrano）所编写的《中国传统研究资料集》（第二版，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2000）。
注释
①简体中文版未收录此表。——编者注
梅维恒Swarthmore Pennsylvania2000年1月15日
致谢
编者向如下个人和单位谨表谢忱：各章的作者，没有他们的工作就不可能有这部作品。对他们的学术工作，以及这么多年来对这部作品的支持，编者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人文部的编辑 Jennifer Crewe，是她建议编者启动撰写中国文学史这一项目，在这部书付梓前的每一步她都给予编者拨云见日般的指导。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辑助理Ron Harris，他及时地回复编者的各种技术问题，在出版过程中事无巨细，亲力亲为。Debra E. Soled，她细心校读了杂乱的书稿。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两位匿名审稿人。他们为书稿质量的改善提出了大量极具启发性的建议。本人唯一的遗憾是，没能够将这些建议完全体现在书稿修改中。当这部书稿仍然比较凌乱的时候，他们对本书的不吝赞扬，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使我们继续完成似乎一眼望不到边的后续编辑工作。Patricia Ebrey, Ronald Egan, Patrick Hanan, Stephen Owen, Evelyn Rawski, Haun Saussy和John E.Wills, Jr.，他们阅读了导论，并作出了评论。W.South Coblin, S.Robert Ramsey, Charles N.Li,John DeFrancis,David Prager Branner, William C.Hannas, Axel Schuessler, Benjamin Ao, Wolfgang Behr, Peter Daniels, James A. Matisoff, Denis C.Mair,以及Michael Carr, 阅读并评论了第一章；Daniel Boucher, Stephen F.Teiser, Chun-fang Yu，阅读并评论了第九章；Li-ching Chang, 提供了鲁迅生平和作品的详细资料；Sara Davis，阅读并评论了第五十一章；Keith Taylor, G.Cameron Hurst Ⅲ，William C.Hannas和Linda Chance，阅读并评论了最后三章；而遗留下来的错讹之处和他们并无关系。Perry Link, Jeffrey Kinkley, Jidong Yang, Philip F.C.Williams, David Derwei Wang, Julia F.Andrews,Bert Scruggs和Patricia Schiaffini,帮助查找了第四十章中日期和汉字的遗漏（Helmut Martin去世而中途留下了这些半完成状态的工作）。感谢Rick Fields, Brian Catillo和Mayuma Oda在The Turquoise Bee: Love Songs of the Sixth Dalai Lama （San Francisco: Harper, 1998; 1993; 节选可在www.tricycle.com阅读）中的四行诗句。感谢Kayhan Kalhor关于伊朗乐器的有趣讨论。感谢Bert Scruggs创建和维护了参考书目网站，以及Vasu Renganathan, Mark Wilhelm, Jay Treat, Phil Miraglia, Laura Geller, EliAlberts和所有参与网站建设、丰富和精炼工作的朋友。感谢 Jidong Yang在汉字词汇表的编制中的助手工作。感谢Anne Holmes和Rob Rudnick帮助编写了索引。感谢Timothy Connor, Helen Greenberg, Denis Mair, and Paula Roberts通读了清样。感谢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等研究院（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提供极佳的思想氛围和自然环境，使手稿的最后润色得以完成。感谢编者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同事和图书馆员二十年来对他的激励和支持，最后使这部作品孕育而生。
感谢编者的研究助手Conán Carey以火眼金睛核对全文，并重新输入了全部章节。
感谢编者的好友 Justine Snow, Carol Conti-Entin和Xu Wenkan的真诚欣赏和不息耐心。
感谢 Julie Lee Wei提出了许多很好的问题以及许多敏锐的看法。
感谢编者的兄弟姐妹（Joe, Dave, Sue, Tom, Denis, and Heidi）给他的无限的大爱和灵感。
感谢编者的妻子张立青和儿子梅东篱（Thomas Krishna Mair）所给予的充分理解和鼓励。
导论：文人文化的起源和影响
从隋朝（581—618）起，中国有文化的年轻人主要志向就是考取进士。拥有进士头衔，权力、地位和特权都会随之而来。进士头衔授予在京师会试中的及第者，表示他们在官僚体系中有资格获得一官半职。有时候，某位历史人物唯一可考的生平日期，就是他通过进士考试的年份。
为什么这一特定头衔在中国得到如此追捧？最简明扼要的回答就是，它表明了进士头衔拥有者具有读写文言文的最高级技能。这并不是对某人政治能力或者实践技能的考试，而是考察考生在文学写作（文章）方面的才能，所以实际上是一种文学博士。连等级稍逊的秀才头衔（参加省一级的会试的必要条件）都被疯狂追捧，发须斑白的老人终其一生一次又一次参加，屡败屡战，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
另外一种非常流行、竞争激烈的考试是“明经”。地方官府会提名明经候选人进入每年的官职录用中。不过，进士考试强调的是文学写作，而明经则要求对经书的全面掌握。
通过这些考试，等于向所有人宣布头衔的拥有者是书面汉语的精通者。这不啻为一项丰功伟绩，因为书面汉语非常难，必须要记诵大量文本。对科举考试的备考是一场旷日持久又艰巨的战役。因而，考生需要大量经济投入，通常只有来自富贵之家的子弟才能负担得起。
甚至在科举制度之前的西汉或者更早，拥有卓越文章技能的官员（比如“博士”）会得到高规格的尊敬。于是在古代中国，出色的文学能力会得到大量实惠，但是只有极少数人（约总人口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能够拥有这一能力。士大夫人数的稀缺反过来又增添了他们头顶上的光环。逐渐地，一种以文章能力为中心的文人文化便发展起来了，我们可以将它称为“文”的气质。
于是，要理解过去两千多年的中国思想生活，就必须把握“文”的意义和重要性。现代词典也许会对“文”这一词条给出如下定义：书写；文学写作；文章；文学；文化；文雅的；文化的；教育；文官（与武对应）。所有这些派生意义的根义是“（美化的）模式”，“文”便是所有审美上美化之物的总和，不过总体来说是和文学相关的。它构成了如下词汇：文化、文明、文艺、文学和文字等等。“文”尤其用来指称书写，特别是美文书写，在某种程度上（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它几乎等同于文学。不过追寻“文”的深层起源，以期完全理解这一核心术语，还是很有必要的。
如今的古文字学家在公认的最早的古汉字（约前1200年）中发现，“文”字像一个胸口有文身的人。这便使人有些不解，因为在后来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文身一般是与野蛮人和囚犯联系在一起的。不过这不值得大惊小怪，在青铜器时代的中国，文身是美好的象征。在许多人类早期文化中，文身都带有强烈的正面含义。比如在色雷斯人、塞西亚人和其他中亚民族，以及毛利人中间，文身是头领还有其他领导人的专属。实际上，“文”的基本意思在一个现在仍在使用的古老表达（即“文身”）中很好地保留了下来。
从文身到（美化的）模式，再到文字、文章和文化，是一部漫长的发展史，而且从文身到文学、文化的演化太过彻底，所以根据“文”的起源几乎无法推演出其结果。不过，有意思的是，在塔里木盆地发现的一些青铜器时代木乃伊身上，发现了像文字一样的E和S形状的文身。
不管青铜器时代的文身最终被证明是一种个人装饰还是一种公共书写，在中国历史中“文”变成了精英文化的核心特征。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心里清楚“文”的中心地位，习惯性地将它称为“斯文”（“我们的”这个文化），这句话出自公元前五世纪早期的《论语·子罕》“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文王之后，这是孔子夫子自道）不得与于斯文也”。“斯文”被视为孔子及其先人——周王朝（约前1027—前246）的开国君主——还有在这之前传说中的圣人流传下来的宝贵政治文化遗产。
中国文人文化中的“文”这一核心观念在西方文学理论家和美学家手里焕发了新的生命。最著名的是欧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 卒于1908年）就这一主题写了一部短小精悍却极具影响力的《汉字作为诗媒》（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在其过世后的1919年首度出版）。庞德（Ezra Pound）和多位意象派诗人的创作受到这部作品的巨大启发。而该书的影响究竟是有害的（因为它对汉字的介绍是扭曲的）还是有益的（因为它将中国诗歌的基本概念介绍给西方诗人），评论家现在对此仍然聚讼不已。
书写对儒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儒家最典型的特征。儒家指的是拥护孔子之道的一派学者，最初活跃于战国时代（前481/403—前221）。“儒”一词有儒雅、文弱以及温顺之意，实际上是这些词的同源词，也与有“乳儿”之意的字同源。儒产生于士阶层，实际上“儒士”这一全称表明了他们是特殊类型的士。士又是哪些人呢？在西周王朝（约前1045—前771）初，士是像后世日本武士那样的武士，是早期封建社会中最低级的贵族阶层。在接下来的春秋（前722—前481/463）和战国时期，士渐渐演变为后期封建社会中的学者阶层。成为士阶层主导的儒士，以其儒雅、文弱和温顺而著称，这既是一种讽刺，也颇具历史的吊诡。而孔子自己，是由武士一变而为文人的最佳例证。
作为武士的后裔，孔子肩负效力于军事的职责。实际上，他曾担任鲁昭公（在位时期：前541—前510）卫队的成员，但他的心思既不在御，也不在射（《论语·子罕》）。相反，他走向了一条政治游说的仕途。在鲁昭公针对实掌鲁国大权的公族季氏的秘密兵变失败之后，孔子益加坚定地选择了“师”这一角色，吸引了大批忠诚的门徒。他将自己所理解的先圣之道传授下去，整理编订包含先圣教导的古代典籍（包括《诗》和《易》），并致力于说服当政者采纳符合这些教导的政策。这确立了后世儒家对道德的重视，对经典的虔诚，以及对社会政治的入世态度。
儒家的经典文本并不是来自神启，所以并不能被视为宗教经文。对儒者而言，这些由孔子和其门徒所编纂的儒家经典所起的作用和宗教中的经文并无二致。正如经文在犹太教、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中是权威的源泉，儒教经典也是儒家权威的源泉。在早期中国，书面文本受到极度敬畏，甚至书写本身也披上了权威的大氅。帝国政府的根基同书写技艺紧密交缠在一起。政府给士人文化以主导地位，这在具体的政府机构中可以窥得端倪。公元前二世纪，就已经有实际上作为国家学术机构的太学或者国子监。在这些学校，经过精挑细选得以入学的学生在各专某些经书的博士指导下就学。毕业后，年轻的学者们通常进入官员队伍，得到选派。从唐代（618—907）开始，一直到清朝（1644—1911）末年，最具声望的学者通常被安置在翰林院中，“翰林”二字明显指涉了他们精湛的写作技能。翰林学士担负着为皇帝起草诏制的任务，他们经常——有的在翰林院任命的同时，有的在此之后——在帝国政府中身居要津，位极人臣。翰林院代表了仕途成功的顶峰，其唯一标志正是笔墨文章。
·多样化的文类
传统中国文学可以分为许多不同类别。南朝梁（502—557）昭明太子萧统《文选》的《序》中，有以下分类：箴、戒、论、铭、诔、赞、诏、诰、教、令、表、奏、笺、记、书、誓、符、檄、吊、祭、悲、哀、答客、指事、三言、八字、篇、辞、引、序、碑、碣、志以及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所有这些文学类型中，与官员的生活和活动有着直接或者间接关系的竟如此之多。政府官员生涯中使用的文类，还有一些未被萧统提到。在中国文学史上，文章与官仕之间的紧密关系贯穿始终。因此，作家总是处于其作品要直接或间接地服从国家的道德和政治需要的重重压力之下。“纯文学”或者“为文学而文学”的观念在中国出现得相当缓慢。直到佛教美学来临之后，文学的非实用主义方面才开始得到系统的欣赏、审视以及提倡。甚至到二十世纪中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文以载道的旧传统又在中国文学中再度抬头。论述文学在社会中担任的意识形态宣传角色，最著名的便是人尽皆知的毛泽东（1893—1976）《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文学的公共的实用主义使命和追求创造性表达的个人愿望之间达成的微妙平衡，可以在赋的演变中得到展现。在文学语境中，“赋”最早是指《诗经》中的六种表达方式（赋、比、兴、风、雅、颂）之一。作为一种特定文学形式的赋形成于西汉晚期（公元前一世纪下半叶），但是在几个世纪之前的历史长河中能找到它的根柢，在西汉之后的数个世纪中，赋继续保持繁盛之势。
关于大夫（对高官的敬称）或者说君子，一句经常提到的话便是“登高必赋”。换句话说，当大夫或君子登上山之巅峰时，他必然情不自禁以一种美文的方式表达自己。“登高必赋”告诉我们，贤士不仅具有作赋的才华来表达自己崇高感受的能力，而且这么做也是环境使然。对于一位有修为的君子来说，从高处描述自己的所见近乎是一种责任。
然而在汉代，一些作家倾心于自身的描写才华，开始创作辞藻华丽的赋。（在沉郁冷静的人来看）他们的赋作辞藻铺陈，情感过度，手法夸饰，其因缺乏节制招致了不少批评。虽然这种新文学形式具有纯然之美感，但当时最知名的赋作家中至少有一位曾对自己的赋公开表示过羞愧。还有一些作者甚至在他们最出色作品的末尾加上否定自身的结语。但是，赋还是继续得到繁荣和发展，在六朝（220—589）重新勃兴，被运用到各种主题上（长啸、感怀、鹦鹉和雪等等）。到唐代，赋可以分为追溯到晋朝（265—420）的俗赋，以及音韵谐和、对偶工整的律赋。虽然旧的汉赋及其变体在唐代仍然间或有创作，但是总体而言赋已经衰落，在宋代（960—1279）的文赋之后，赋作为一种文学表达方式已经极少被采用。
简而言之，这就是赋这一文体在一千多年中从发轫到式微的波谲云诡的变化。要完全领略中国文学，需要全面把握从最讲究节律到最汪洋恣肆的各种文体。考察纷繁复杂的中国文学类型，面对的是除了专家之外少有人知的一整个巨大文学宝藏，其富饶程度至今难以估量。比如，在明代（1368—1644）晚期和清代早期（即约16—17世纪），有一种叫做小品文的文体曾盛极一时。小品文是中国文学数百种文体中的一种，对其一瞥，可以透过多种多样文体的棱镜管窥中国文学的不竭宝藏。“小品”一词最早来自《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它是全译本二十四卷《大品般若波罗蜜经》的七卷本简译本。很明显，“品”是标准的佛教词汇，指的是“章”。刘义庆（403—444）在《世说新语》的“文学”（文与学）章三十四、四十三和四十五节中曾以“小品”来指称《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值得注意的是，《世说新语·文学》中所记轶事大多与佛教有关，而我们在前文提到现代汉语中的“文学”是十九世纪经由日本对《世说新语》中“文学”（其根源来自《论语》中“文学：子游、子夏”）的借译。因此，不仅“小品”具有很深的佛教背景，甚至五世纪浓郁的佛教氛围还催生了新的文学概念。不过，对晚明的小品当然不能仅仅通过早期佛教用法来理解。
小品难以用正式术语来描述其特征。小品若翻译成英文，在长度上从寥寥数句到三页或者多页不等。它们通常是非虚构的，不过有些作品却具有高度想象力。小品通常从头到尾都是散文，但掺杂韵文的情况也不少见。所有小品的共同之处在于形式的非正式性。阅读小品，往往同阅读日本法师吉田兼好（约1283—约1350/1352）的《徒然草》（约1330）一般，虽然并不皆如后者那样麻痹自我。
最知名的小品作家有归有光（1506—1571）、陆树声（1509—1605）、徐渭（1521—1593）、李贽（1527—1602）、屠隆（1542—1605）、陈继儒（1558—1639）、袁宗道（1569—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4）、钟惺（1574—1624）、李留芳（1575—1629）、王思任（1575—1646）、谭元春（1585—1637）以及张岱（1597—约1684），其中尤以张岱最为突出。小品作家涉及的主题有战争、寺庙、观景楼、凉亭、草棚、学者、侍女、歌伎、演员、说书人、口技表演者、狗、书法、文房四宝、竹子、藤、乡村之旅、侍者、愚人、绘画、肖像、诗歌、退休、年老、死亡、梦境、童心、桃花、远足、溪水、湖泊、池塘、群山、饮酒，等等。阅读小品文集是赏心悦目的，它不仅使读者进入晚明的历史世界，更进入整个中国文学的恢弘景观中。
中国文学中的一些丰碑性作品，很难被严格归为定义清晰的特定文学类型，然而却因其具纪念意义的特质得到广泛认可。比如，许多传世书信，最初的读者只有收信人一位，但现在作为书信体文学而拥有无数读者。书信来自许多不同时代、地点和人物：司马迁（约前145—约前85）的《报任安书》，解释了自己为何宁愿接受宫刑，而不选择自尽或者死刑，这样他便能接续父亲未尽的工作，完成中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放浪形骸的嵇康（223—262）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告诉山涛为何自己决定与之决裂。诗人白居易（772—846）贬官南下，在江州给他三年未见的挚友元稹寄去《与元微之书》，凄凉深挚。中国人对字字珠玑、饱含感情的书信的这种偏爱，一直持续到当代中国。像鲁迅（周树人，1881—1936）、陈寅恪（1890—1969）和胡适（1891—1962）这些文学界人士私人书信的公之于众所起到的作用，有的是激起学术争议，有的是解决学术争议。例如在苏轼（苏东坡，1037—1101）和袁枚（1716—1797）这样的名士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自传、时事的评论、私事的吐露以及对各种主题（日常生活、亲族关系、道德或者政治倾向）的持续讨论。简而言之，中国作家在私人信件中袒露自己最私密的想法和感受。因此，许多书信之所以具有纪念意义，不仅仅因为它们文字上的优美，更因为其中情感的完全敞露。书信在中国文学文化中占据崇高的地位，存世书信被编订成大量书信集，以供学生背诵和模仿。汉字里，信的提法有多种——书、笺、札、牍、尺牍、尺函、信，这不仅说明了书信的流行，而且说明了文学权威专家是如何严肃对待它的。
中国文学特别是小说和戏剧的另一个醒目特征在于，同一材料在许多不同文类中会以文学语言或者白话语言的方式被再创作。清官包公破案便是其中用之不竭的一个主题。传奇性人物包公以历史上宋代官员包拯为原型，在各种故事和戏剧中成为正义的化身。
最后，中国文学的变化多端从其修辞性上可见一斑。虽然文人写作的曲笔表达是一种正常的修辞必要（见第四十三章），但是这一倾向在具体情境要求下往往会被秉笔直书所中和。大量与宫廷活动相关的文献（刘勰［约465—520］《文心雕龙》中有大量分类，如箴、诔和书——比如王安石［1021—1086］著名的“万言书”，康有为[1858—1927]向清光绪帝力论变法而一石激起千层浪的上书），都是在不懈努力以求获得最大社会政治效应的环境中创作出来的。在这些情况下，作者基本上不可能过于迂回曲折。并且，这一环境为政府监督的科举考试体系所不断强化，因为科举考试要求对具体主题进行程式化的遣词造句和文章结构。
汉代建立起来的经典注疏传统（见第四十四章）也加强了文官语境中对于清晰解释的追求。这里衍生了大量文类：注、疏、批、评、判、校、勘、解、释义、析等。中国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往往使注疏和评论（见第四十五、四十六章）泛滥，由此可见注疏冲动之广之深。无论从文类，还是从应用在各种文体上的注疏策略来看，中国文学都不是单声部的，相反，它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多声部。
·多样化的意识形态与人民
如果说中国有难以计数的文学类型、文体和修辞，那么它同样拥有丰富多彩的学说、民族和民间故事。有一种老生常谈，说中国是一个“整齐划一的帝国”：数以亿计的人民属于同一民族，有着同一种语言、文字、饮食、服饰和习俗，等等，此种说法纯属谬误。中国的人口、社会和文化，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存在着多样性。即便是中国的精英社会和文化，也显示出高度的多样性。比如以思想体系为例，佛教和道教有着儒家难以望其项背的浩繁经文。
还有，“儒家”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早在汉代以前（即公元前206年以前），对于如何解读孔子思想，荀子（约前300—约前219）和孟子（前372—前289）之间就歧见迭出。而近两千年之后的新儒家中，朱熹（1130—1200）和王阳明（王守仁，1472—1529）的追随者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激烈冲突，几乎很难让人相信他们属于同一思想学派。（我们不否认某些人会提倡学说的一致性理想。虽然这些努力从未成功过，但它确实会对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命运产生影响，使他们根据后来的思想，时代错置地解读前人思想，甚至添加附会。）另外，中国的思想光谱也绝不仅仅局限在佛教、道教和儒教，包括萨满教、法家、墨家、杨朱学说、阴阳家、名家、农家、纵横家、景教、摩尼教、祆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天主教、新教等在内的多种学说和实践，都曾在中国历史中或长或短地存在过。虽然这些思想派别并非都有宗师的世系更替以及权威的经典文本，却都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影响。传统中国文化和当代中国文化一样，实际上由无限多的支脉和纤维构成，因此社会的整体纹理无论在结构还是在性质上，都是极其复杂的。
这些学说立场以各种方式或深或浅地影响了文学。浸润了某一意识形态的碑文、诗歌、散文、故事、小说和戏剧，是很容易辨识出来的。“佛教”和“道教”是中国文学两种最丰沃的养分。仅仅说“佛教”和“道教”，就好像它们是泾渭分明的单一体，这种提法当然是过于简单化的，因为佛教和道教各自有多种派别，更不用说大量的佛道合流了。有些宗派，如禅宗和净土宗是文学家和批评家特别丰富的文化资源。而道家思想天才庄子（前355—前275）对文学的影响则不可估量。仅试举一例，贾谊（前200—前168）的《鸟赋》是作者和创作日期都可以确定的最早一首赋。在这首作品全部四十四行中的九行（占六分之一）直接引用自庄子，而两行可以说来自《道德经》，另有一行同时出现在《淮南子》（公元前二世纪一部内容杂糅的道家著作）和《吕氏春秋》（公元前二世纪的一部法家汇编）中。庄子在后代作品中的回响不胜枚举。可以说，如果没有庄子，很难想象中国文学将会是怎样一副面貌。
虽然本书单辟两章（第九、十章）专论佛教和道教，但必须指出的是，将佛教和道教从过去两千年来中国文学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单独提取出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是错误的。因此，在本书各章中，都能找到佛教和道教的身影。专论佛道的两章主要处理宗教团体自身创作或翻译的经书。虽然这些作品卷帙浩繁，除了经文自身之外，还涵盖各种文本类型（传记、叙事和历史，等等），但也不可能穷尽佛教和道教的作用，以及它们对措词、意象、符号、结构、寓意方法、韵律特征还有一些全新文类和文体方面的文学发展中所起的不可磨灭的作用。
如Rolf Stein, Edward Schafer, Kristofer Schipper, Nathan Sivin, Anna Seidel, Michel Strickmann, Michael Saso, Isabelle Robinet, John Lagerwey, Paul Kroll, Livia Kohn, Stephen Bokenkamp, Kenneth Dean, Terry Kleeman和Lowell Skar等先驱学者已经给我们展示了道教这一变化万千的思维和信仰如何建构起了中国想象性作品的巨大框架。Schafer和Kroll的研究揭橥了大量中国诗歌中的道家维度。道教概念如仪式、炼金、养生和房中术对于中国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深刻影响。近来学术界特别关注的是全真教和正一教对各种明代小说（包括当时的几部重要色情作品）的影响（见第三十五至三十七章）。
至于佛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对中国音韵学、韵律学、逻辑论证体系和分类法（以《文心雕龙》这样的文学批评著作为代表）的语言学影响，以及它对世俗领域内全国性半方言写作风格的通行，佛经中“佛教汉语”（文白汉语、梵文以及各种中亚语的独特混合）的形成和标准化的影响等。一些佛教徒，如慧远（334—416）和玄奘（约600—664）在各种传奇和传说中有着惊人的地位，前者以其对时政的批评，后者以其远赴天竺艰苦卓绝的朝圣、对经文的高超翻译技能和对艰深学问的讲授而流芳百世。
到唐代为止——如果不是之前，佛教就已经全面渗透进中国社会，不受佛教影响是根本不可能的。甚至曾经写过言辞犀利的毁佛文章的大儒韩愈（768—824），也与佛教僧侣有着密切联系，并且有可能无意识地在自己的散文或者诗歌中不时流露对佛教的情感。唐代是一个皇室公开以道教为宗的朝代，而佛教在唐代社会无处不在，在《全唐诗》约四万八千首诗中，将近十分之一在标题中明白无误地提到佛教。而在诗的内容中公开提到佛教的则无疑更多，至于在诗的意象、隐喻、措词和价值观中隐含的佛教指涉，则数不尽数。如白居易、王维（701—761）、寒山和王梵志等唐代大诗人的诗，如果没有基本佛教概念和术语知识，是难以理解的。佛教在唐诗中的无处不在，极好地说明了为什么难以将佛教和世俗文化一刀划开。
二十世纪最丰硕的中国文学研究成果之一，是郑振铎（1898—1958）和普实克（Jaroslav Prek，1906—1980）等学者对所谓讲唱文学的研究。这项研究的开展最初是受到敦煌出土文献（见第四十八章）的推动，因为在敦煌文物中发现了这类文本的最早样本。但是，研究不久就拓展为对两千多年来中国民间文学中讲唱文学的系统考察。在讲唱文学的兴起中，佛教居功至伟，在许多印度宗教和世俗文学类型中十分典型的讲唱经由佛教文献被引入中国。佛教也导致了中国文学理论中一些基本概念的产生，比如宋代学者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的颇具禅意而作为诗歌灵感的“妙悟”概念，以及博学多识的现代学者王国维（1877—1927）提出的诗歌领域的“境界”概念。佛教对中国文学发展的这些以及其他贡献，是由以下优秀的二十世纪学者发掘出来的：季羡林、饶宗颐、霍世休、吴晓铃、周绍良、项楚、孙昌武、藤枝晃、入矢义高、川口久雄、牧田谛亮、金冈照光和福井文雅。
虽然佛教和道教对中国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不过有时很难将佛教与道教的影响清楚地分开。比如有些宋词词牌起源于道教，而同时又有一些词牌与佛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具体联系。佛教与道教传统协力促成了晚唐的“宝卷”转变为宋词。两部最著名的中国小说《西游记》和《红楼梦》中，充满了佛教和道教的观念和意象，如果对这两门宗教一无所知，那么这些观念和意象会让人一头雾水。这一现象凸显了佛教和道教之间的紧密关系，这一紧密关系从佛教传道者踏上东土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开始了。
如果说很难从中国社会和文化这幅织锦中将佛教、道教和其他之前所提到的思想体系独立出来，那么将所谓非汉人从中国人中单独划分出来就更加困难。少数族裔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不止是异域丝绸。一语概之，如果没有“夷狄”，也就没有中华。
中华文明公认的“核心区域”为黄河和陕西省的渭河交汇地区（或者后来山东省的泰山周边），被非汉族四面包围（在其统治体制和国民之外）。统治集团不断从所谓核心区域迁徙到北方和西北方——在青铜器时代，与现在的中国文化并存的异族文化在这些土地上曾经辉煌过，与此同时，非汉族进入中国内部（包括黄河流域）繁衍生息。
从古到今的中国人，习惯说中外之分（中和外除了指空间上的，也指文化上的），就好像在中国，世界是严格二分的。然而中与外之间的分界是非常模糊不清的，想要将其判然分清的尝试注定失败。纵观中国历史，太多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艺术家、建筑师、作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甚至皇室成员都来自中国社会的外族，所以持有这样一种二元世界观毫无意义。“汉化”这一过时概念同样也不能充分解释中国文化领域里中与外关系的复杂动力模式。根据一度流行的这种概念，外部的非汉族元素（外族和他们的文化）通过转化过程而内化为汉元素。这种研究进路的错谬可以通过列举出种种中国文明中未转化或者部分转化的成分而揭示出来。我们只需要提一下“外在于”中国原生文化领域的马与战车即可，这两种元素后来成为帝国仪式和军事力量的核心符号。实际上，如果骑马的游牧民族穿的不是裤子，就不会有赵武灵王在前307年提倡胡服骑射。像胡服骑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不禁让人开始严肃考虑，是否把“汉化”改为“胡化”（拓跋化、蒙古化和满化，等等）更为贴切。最好的方法，应是避免化约性的二元解释，而是认识到中华文明起源和性质的错综复杂性。毕竟，世界其他文明都是如此，没有理由期待中华文明是其中的例外，特别是考虑到它有着辽阔国土和悠久历史，中国人与边邻的互动便是自然的事了。
·中国文学的研究进路
考虑到中国人口和文化上的复杂性，中国文学何以不能仅仅以精英的儒家作品来涵盖，便不值得大惊小怪了。本导论的开始，讨论了中国文人创作的起源与重要性。但是，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儒家文本和作家可以说是胸怀匡济天下大志的官员的最动人样板，却绝不能囊括中国人的全部文学表达，它们自身也最终不可避免受到非儒家、甚至反儒家的情感和文体的沾染。
词在唐代的兴起，以及在宋代的大放异彩，反映了中国文学史中微妙的社会文化差异（见第十五章）。词产生的背景是进取开放而国际化的唐代。它们起源于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所谓丝路文化。在丝路的客栈、旅店和中转站，在城市的娱乐场所，这些地方表演着最早的词。所以从广义来看，词的最初创作在文化上是异族的，而在社会学意义上是下层的。然而，这并未阻挡文人被词吸引，开始尝试自己创作新词。于是，词的韵律模式被固定下来，措词也更精致。不过，这一文类的民间形式还是保留着，在元朝以元曲（见第十七章）的形式盛极一时。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文人不断采纳借鉴民间材料、主题和模式。二十世纪著名学者胡适在他的《白话文学史》中首次清晰描述了这一范式。
与此同时，中古时代以来，不谙熟文言文的作者开始用白话写故事、诗和戏剧。这一史无前例的书面汉语文体为文学表达开启了一扇通往广阔天地的窗户。早期阶段的白话作品保留在敦煌出土文献中。虽然我们专辟一章给敦煌文献，不过它实在太重要，所以在其他章节中也会时常提到。尽管它们属于“民间”，但除了纯粹地理学上的意义，绝不是“边缘性的”。
中国文学研究中另一个令人激动的事件是对女性文学及其地位的再诠释（见第十一章）。孙康宜、苏源熙（Haun Saussy）与数十位合作者发掘、翻译和注释了数百首长久以来被忽略的女性诗歌。完全或部分致力于中国性别研究的学术期刊纷纷创刊，以性别与社会为主题的研讨会也多次召开。这些学术活动有助于对中国文学和社会中的妇女更精微的理解。仅试举一例，白居易家喻户晓的《长恨歌》从通常的儒家解读来看，讲的是一位被打上邪恶符号的后妃。而用感受力细细辨读该诗，会发现白居易与历史分道而行，他其实是在尝试讲述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相爱故事。《长恨歌》的最后部分不惜笔墨地描写了杨贵妃对唐明皇的真挚挂念，她甚至起于地下，“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提醒唐明皇“词中有誓两心知”。这样一种立意，虽然迂回，却似乎挑战了悠久神圣的儒家和父权的“美人祸水”或“女祸”固见。如果说在女性主义者看来，白居易有何错谬之处的话，他错在将唐明皇与杨贵妃塑造得过于多愁善感，过于理想化，但这幅图景的确是白居易满心默默赞许的。
正是因为这些动态过程（白话和文言、汉胡之间的互动，各种宗教的相互交流，男性与女性声音之间的张力），中国文学直到今天依然活力充沛。考虑到内外各种力量的场面壮观的相互角力，不可能准确预测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将孕育何种图景。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这一古老而其命维新的文学传统，将继续呈现令人兴奋的新面貌，包括也许会出现地域性的白话文学。这种进展将具有深远意蕴，但也并非完全出人意料，因为过去的三千二百年间中国文学史就曾目睹从甲骨文到金文，从古文到声律铿锵、辞藻华丽的骈文，到从文言的志怪到半白话叙事，从韵律上和措词上革新的乐府与讲唱到元杂剧，从讲唱故事和口头表演艺术（曲艺）到成熟的白话小说和戏曲，从白话短故事到话剧，从苏维埃风格的报告文学到伤痕文学、暴露文学、朦胧诗、先锋小说、荒诞剧、后现代批评、新文化运动的无政府主义幻灭（见第二十四、三十二、三十九、四十和四十二章）的演化过程。中国文学的下一幕静待开场，大家拭目以待！梅维恒1999年3月25日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第一编基 础第一章语言和文字
没有语言，便没有文学。因此我们的中国文学史，从对汉语及其书写形式汉字的介绍开始。很不走运，关于汉字和汉语有太多的民间神话和错误观念。因此，这一章会放慢脚步，专心细致地介绍汉语书写系统的基本元素和特征，对汉字和汉语根本性质的牢固把握是准确理解和真正欣赏中国文学的一道坚实基础。
首先要强调的最重要一点是，现在并不存在，也未曾有过（除了在四千年前汉语发轫时期）一种单一的汉语。像所有人类历史上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一样，汉语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关于中国有一个流布甚广的错误观念，即认为所有中国人（除了所谓少数民族）都说着同一种语言，仅有“口音”或者“方言”上的细小差别。关于中国语言的第二个重大误解，是认为汉语和汉字是同一的：汉字就是汉语。这一观念明显错误，但是在公众想象中却几近普遍。同样，像世界上所有其他语言一样，汉语比汉字更为根本，且先于汉字。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衍生工具。在口语和书面语中总是有沟壑相隔。汉语和汉字尤为如此，在至少过去的两千年中二者之间横亘着一道明显的鸿沟。
在现代社会发明出或多或少可以忠实记录话语的各种机械电子录音设备之前，我们对语言的知识都依赖于书面记录。由于古代汉语口语经过数千个字符所构成的汉字的过滤，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被扭曲。
要估量汉字/汉语二元性对中国文学发展带来的影响，事先必须在脑海里牢记文言和白话两种文体的分道而行。用我们熟悉一些的术语来说，文言和白话之间的区别，就好比古典希腊语和民间希腊语，古典拉丁语和现代意大利语，梵文和印地语之间的差别。这两种文体之间的分野并不绝对，但是在对于语法、句法、词法和音韵学的细微差别非常敏感的语言学家看来，其界限通常相当明显。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的差别甚大，甚至可以说是各自构成了两种不同的语言学体系。文言文基本上是一种书面语言，而书面的白话文则是一种与以阿提喀方言为主的希腊共通语言类似的民间通用语，与中国地方（特别是北方）的各种口语有模糊的纽带。一般而言，通用语无论何时都与首都方言有着最密切的联系。问题在于，中国的白话文和文言文之间的分野从来就不清晰，因为二者频繁互相借鉴。于是在唐代（618—907）大诗人如杜甫（712—770）的诗中，会有一些白话表达，而不羁的寒山和尚（约九世纪）的白话诗基本上在古典框架中写就。
中国文学史中非常引人注意的一点是，和欧洲、印度以及其他地方不同，许多汉方言从来没有发展起自己的白话文学。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只有两种书面汉语，即文言文和通用白话文。而且通用白话文或多或少浸润了很多文言元素，与任何地方的实际口语都没有太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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