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童星、张海波 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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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灾害危机研究(第4辑)试读：
前言
在今天的全球风险社会和中国高风险社会中，风险、灾害、危机管理的重要性已无须多言。如果说风险社会意味着一个时代性的转变，那么人类如何与风险、灾害、危机共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紧迫的研究主题。
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一直致力于风险、灾害、危机的跨学科研究，至今已有十年的时间。在这十年中，中国又相继经历了南方雪灾（2008）、汶川地震（2008）、玉树地震（2010）、舟曲泥石流（2011）、温州动车事故（2011）、芦山地震（2013）、鲁甸地震（2014）等重大突发事件，在灾难中前行。在这十年中，伴随着管理实践的进步，我们的研究也在不断发展，从最初的理论引介到跨学科理论框架，再到规范的实证研究与积极的政策建言，在探索中发展。目前，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已经是江苏省和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也设有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的二级学科博士点，形成了稳定的研究队伍，承接了一批国家重大、重点研究项目，这些都为我们进一步推动风险灾害危机的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我们构建的跨学科理论框架中，风险、灾害、危机既代表了不同的学科传统、研究范式，也代表了从风险到危机转化过程中的重要节点。因此，我们将刊物取名为“风险灾害危机研究”。这既代表了我们倡导跨学科研究的学术理想，也表明了我们兼容并包、博采众长的办刊理念。因此，只要研究符合社会科学的学术规范，我们欢迎任何学科关于风险、灾害、危机的研究。
2014年，我们有幸获得了美国唐仲英基金会的慷慨资助，开始以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为基础建设多学科研究平台，出版《风险灾害危机研究》便是其中的任务之一。我们希望通过五年左右的时间，将《风险灾害危机研究》办成一份高质量的学术刊物，推动国内的风险、灾害、危机的多学科研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风险灾害危机研究》实际上并非一份新创的刊物，而是已有将近十年出版历史的刊物。2005年，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正式成立；2006年，我们便推出了《公共管理高层论坛》第1辑，迄今已经出版10辑，风险灾害危机一直是其中的主要栏目。今天，借美国唐仲英基金会资助建设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多学科研究中心的契机，我们正式将《公共管理高层论坛》更名为《风险灾害危机研究》，交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除此之外，我们基本保持了与《公共管理高层论坛》一致的风格。
我们希望这份刊物能够为国内的风险、灾害、危机研究提供一个跨学科的平台，也希望《风险灾害危机研究》能够得到国内外同行的支持与帮助。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2015年10月
专栏导语：风险灾害危机研究的概念体系
[1]张海波在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中，无论是基于归纳逻辑的质性研究，还是基于演绎逻辑的量化研究，概念（concept）都居于核心地位。
在质性研究中，研究者从现象出发，进而通过归纳和抽象来形成理论。以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为例，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都是将现象概念化，将概念条理化。在量化研究中，研究者从理论出发，应用或建构理论，进而通过现象来验证或者修正理论。在这一过程中：概念被操作化为变量，变量之间通过关系的尝试性表述形成假设，假设通过验证成为命题，一组具有结构关系的命题构成理论。因此，概念是形成理论的逻辑起点和基础单元。
社会科学现有的知识大厦主要是通过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两种方式构建的，概念在其中扮演着通约知识的关键角色，对于厘清社会科学知识大厦的内部结构和逻辑关系至关重要。可以试想，如果研究者对于各自所使用的概念缺乏认同，对于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缺乏共识，就只能“自说自话”，无法对话，学术共同体也难以形成，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只会越来越“碎片化”。风险灾害危机研究也是如此，厘清概念体系的结构对面向风险社会发展知识生产和建构知识大厦都至关重要。
从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学科方式来看，大致存在着基于单学科（specific disciplinary）的知识生产、基于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的知识生产和基于跨学科（cross-disciplinary）的知识生产。知识生产的学科方式不同，概念体系的发展方式也不相同。初步梳理，大致可以有三种。
第一，基于单学科的延伸方式。概念是对现象的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只要现象发生了变化，就会导致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之间形成张力，用概念的内涵无法涵盖概念的外延。这样，就需要重新定义概念，形成了基于纵向延伸的概念体系。[2]
例如，在社会学关于灾害的研究中，在“灾害”（disaster）概念基础上纵向延伸的概念至少包括：人造灾难（man-made disaster）、人为灾害（disaster by design）、巨灾（catastrophe），等等。其中，“人造灾难”是英国社会学家特纳（Barry Turner）提出的概念。1978年，特纳在其名著《人造的灾难》（Man-Made Disasters）的标题中使用了这一概念，强调任何事故灾难都是人类长期疏忽的结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灾害孵化理论（Disaster [3]Incubation Theory）。“人为灾害”的概念则来自梅勒蒂（DennisMileti），他主要强调了人类行为和生态变化对灾害的影响。“巨灾”的概念来自克兰特利（Enrico Quarantelli），用来区别于社区尺度的灾害（community disaster）和日常紧急事件（everyday emergency）。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之后，克兰特利专门撰文对“巨灾”（catastrophe）进行界定，主要强调了[4]六方面的特征：①大部分或全部的社区结构也受损严重。这就意味着受灾民众无法就近避灾或投亲靠友。与此同时，应急管理的组织和设施也损毁严重。②地方官员无力像往常那样承担工作，这种情况通常持续到恢复时期。这就意味着一些领导者的角色必须由社区之外的人来担任。③临近的社区也可能受到影响从而无法提供帮助。这就意味着这些临近的社区不但无法提供帮助，甚至会与受灾社区产生救灾资源上的竞争。④大部分或全部的社区日常功能突然同时中断。这就意味着工作、休闲场所和学校等设施也无法使用。⑤引发大众媒体的广泛关注，且大众媒体关注的时间更长，尤其是全国性媒体。相比之下，除了纽约和华盛顿，有关“9·11”恐怖袭击的报道的热度也就维持了几个星期。⑥上述五方面共同作用，凸显政治舞台（political arena）的重要性。联邦政府和高层官员必须直接参与，仅仅只是象征性参与远远不够。相比之下，即便是美国宣布“重大灾害”，联邦政府的参与也通常是象征性的。
与此类似，社会学关于风险（risk）的研究在“风险”概念的基础上又延伸出吉登斯的“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和“人造风险”（manufactured risk）。在心理学关于风险的研究中延伸出感知的风险（perceived risk）和实际的风险（actual risk）等概念。在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关于风险的研究中延伸出康佛（Louise Comfort）的“共担风险”（shared risk）、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系统风险”（systemic risk）、国际风险治理委员会（International Risk Governance Council，IRGC）的“新兴风险”（emerging risk）等概念；在“灾害”概念的基础上延伸出“重大灾难”（major disaster）的概念。行政学关于危机（crisis）的研究在“危机”概念的基础上又有罗森塔尔（Uriel Rosenthal）的“特大危机”（mega-crisis）、伯恩（Arjen Boin）等的“跨界危机”（transboundary crisis）、豪威特（Arn Howitt）等的“新颖危机”（novel crisis）等概念；在“灾害”概念的基础上延伸出“特大灾害”（mega-disaster）的概念。国际关系关于安全（security）的研究在“安全”概念的基础上延伸出“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非军事安全”（non-military security）、“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全球安全”（global security）、“综合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国土安全”（homeland security）等概念。
这里所说的“延伸”是指随着时间推移的纵向发展，往往既与现象世界的逐步演进有关，也与研究者对现象的认识不断深入有关。概念的延伸大致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使用新的概念，如克兰特利的“巨灾”概念，是对原有概念的外向延伸；二是在原有的概念前附加定语，如伯恩的“跨界危机”，是对原有概念的内向延伸，这种情况占据多数。
第二，基于多学科的扩展方式。顾名思义，多学科研究通过多个学科的视角或方法来研究同一对象或内容。学科形成是社会分工在知识生产中的体现。因此，单学科对概念的使用往往只是强调了现象的某一方面，容易导致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偏差。多学科研究则在这方面有所补足，有利于人们看到社会现象的多个面向。因此，多学科研究对概念的发展往往是横向的扩展。
例如，社会学关于灾害的定义主要是结构功能定义。福里兹（Charles Fritz）认为：“灾难是一个具有‘时间-空间’特征的事件，造成社会系统或分支的功能中断，使得社会失序或社会成员的生存支［1］持系统中断。”但地理学对灾害的定义增加了新的维度。蒂默尔曼（Paul Timmerman）于1981年在地理学领域首先提出了“脆弱性”（vulnerability）概念，并将其与“恢复性”（resilience）作为一［2］对概念来进行探讨。几乎与此同时，休伊特（Kenneth Hewitt）［3］等也指出：“灾害是社会脆弱性的实现。”布莱凯（Piers Blaikie）等在《风险》（At Risk）中将灾害定义为，“灾害（disaster）=致灾因子（Hazards）+脆弱性（vulnerability）”，指出脆弱性是灾害形成的根源，致灾因子是灾害形成的必要条件，在同等致［4］灾强度下，灾情随脆弱性的增强而扩大。随后，经过卡特（Susan Cutter）和康佛（Louise Comfort）等学者的发展，脆弱性和恢复力都已经成为灾害研究的重要概念，在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中也得到了大量的应用。尤其是“恢复力”的概念，现在也常被翻译为“抗逆力”“韧性”，不仅成为最具学术张力的概念之一，也在政策实践中得到了重视。
另一个例子来源于危机。在政治学领域，赫尔曼（Charles Hermann）于1969年将“危机”作为学术概念引入，认为危机是一种情境：①威胁到决策主体（decision-making unit）的最高目标；②在情境得以改观之前限制了可得的反应时间；③其发生出乎决策主体的［5］意料。在行政学领域，罗森塔尔更加关注危机的过程，对危机的理解也更为全面，在此基础上扩展出“急性危机”（instant crisis）和“慢性危机”（creeping crisis）的概念。
第三，基于跨学科的整合方式。跨学科有时也被理解为交叉学科（inter-disciplinary），二者的意思大致相同，但也各有侧重。其中，交叉学科主要强调学科之间的交互，并不特别强调整体的概念；而跨学科则强调对所有相关学科的整合，更加强调整体的概念。
风险灾害危机研究的跨学科整合有多种路径。这里仅以笔者进行的三次尝试进行说明。第一次尝试是2006年，笔者发表在《江海学刊》的研究成果《风险社会与公共危机》，也是笔者步入学术研究的初步尝试，初步整合了风险概念和危机概念。大致的观点是：风险是因，危机是果，风险和危机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从风险到社会风险［6］是从一般到特殊，从危机到公共危机也是从一般到特殊。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时的考虑还非常粗疏、不成熟，如图1所示。图1 “风险”与“危机”概念的初步整合
第二次尝试是2008年，笔者在导师童星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对风险、灾害、危机三个概念进行整合，提出了“风险-灾害-危机”连续统。这篇论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思考较第一次尝试要成熟得多。与2006年的思考相比，这篇论文对风险、灾害、危机概念的跨学科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考证，在继续强调风险与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同时，将灾害也嵌入其中，认为灾害将风险和危机［7］之间潜在的因果关系显性化，并由此建构了8个理论命题，如图2所示。图2 “风险-灾害-危机”连续统
第三次尝试是在2014年，笔者赴美国访学两年，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访学的那一年，恰逢“马航370事件”发生，当时大量的讨论都认为这是恐怖袭击，再加上2013年的“波士顿马拉松爆炸事件”，笔者开始有计划地阅读关于恐怖主义研究的文献。哈佛大学贝尔佛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The Belfer Center）正好是安全研究的重镇，因此笔者有机会在肯尼迪学院的图书馆阅读了一些关于安全研究的文献。这一次尝试将安全研究也纳入进来，并结合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思考了风险、灾害、危机、安全四个概念之间的逻辑［8］关系。
笔者同时也意识到，中文的“安全”概念既包括英文的“security”概念，也包括英文的“safety”概念，后者主要使用于安全科学与安全工程学科。为此，笔者特别邀请北京市科学院的朱伟博士对“safety”意义上的安全概念进行梳理，也因此有了专栏中的第一篇论文。
此前，笔者曾在自己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公共安全整合管理研究”（课题号：07CZZ017）的结项报告中对此进行了梳理，［9］提出了两个公式。但当时的理解仅限于公共安全，且没有区分“security”意义上的安全和“safety”意义上的安全。公共安全=免于风险、灾害（突发事件）、危机公共安全管理=风险管理+灾害（突发事件）管理+危机管理
在此基础上，笔者初步将风险、灾害、危机、安全四个概念作为风险灾害危机研究的“元概念”，并且将它们之间重新进行了梳理。［10］主要观点认为：安全就是免于风险、灾害与危机，如图3所示。图3 风险灾害危机研究的“元概念”
如果说多学科研究强调研究的多面向，尝试实现知识生产的“1+1=2”；跨学科研究则强调研究的整体性，努力实现知识生产的“1+1＞2”。毕竟笔者从事风险灾害危机研究的时间并不算长，从2006年《江海学刊》的论文算起，迄今正好十年。未来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沉淀，争取厘清风险灾害危机研究的概念体系。
正如瑞泽尔（George Rizer）所言，社会科学是多范式科学（multiple paradigm science），我们对社会科学的观察和认知永远只可能是社会现象的某些面向，而不可能是全部。所有的社会科学知识可能正确，但又都必定不完全正确。因此，关于风险灾害危机概念体系的梳理必定有多种路径，笔者所做的工作只是其中的一种，且不成熟。
在美国唐仲英基金会的资助下，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每年主办“风险灾害危机多学科研究论坛”，今年已经是第二届。在第一届论坛，笔者组织了风险灾害危机多学科研究学术共同体建设的讨论，并形成了4篇论文且在第一辑出版，笔者也为此写了专栏导语以作记录和引介。在2016年的论坛上，笔者组织了风险灾害危机多学科研究概念体系的讨论，因此有了本专栏的3篇文章。
第一篇文章的作者是朱伟博士和刘梦婷，朱伟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具有安全科学与安全工程的专业知识背景。其报告非常精彩，思路清晰，全面且深入地分析了“safety”意义上的安全的概念的内涵及其发展脉络，令笔者及所有的参会者印象深刻，受益匪浅。朱伟博士对推动风险灾害危机的多学科研究也非常积极，不遗余力，这篇论文便是证明。
第二篇文章的作者是刘一弘博士，他毕业于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师从危机研究的重要学者伯恩（Arjen Boin）教授，对公共行政学领域的危机概念非常熟悉。他的报告信息量大，深入细致，令笔者及所有参会者获取很多新的知识。
第三篇论文的作者是笔者的硕士生王艳。这篇论文要稚嫩很多，只能算是一篇习作，将这篇论文收入本辑主要是对她的激励。这篇论文源起于笔者与研究生的读书会。美国访学回国之后，笔者深感我国目前的培养理论基础薄弱，便尝试通过读书会的形式鼓励学生读英文论文，从一些基本概念开始，包括“突生”（emergence）、“脆弱性”（vulnerability）、“恢复力”（resilience），等等。这篇就是对“resilience”概念进行梳理的结果。作为导师，笔者有时不能合理安排时间，虽然全力投入研究，但总觉精力不够用，因此在这篇论文的指导上也投入不够，颇感愧疚。
感谢几位作者的支持和奉献。希望这个专栏对于推动风险灾害危机研究基础概念的梳理有所帮助。当然，仅仅有这篇笔者的粗浅思考和这三篇论文的努力还是远远不够的，风险灾害危机研究需要更多的研究者加入，笔者对此充满期待。
参考文献
［1］C.E.Fritz. Disasters［A］. In R.K.Merton & R.A.Nisbet （Eds.），Contemporary social problems ［C］. New York：Harcourt，1961：651-694.
［2］P.Timmerman. Vulnerability Resilience and the Collapse of Society［M］. Toronto：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1981.
［3］K.Hewitt. Regions of Risk［M］. Longman Singapore Publisher Ltd.，1997.
［4］P.Blaikie. At Risk：Natural Hazards，People’s Vulnerability，and Disasters［M］. London：Routledge，1994：141-156.
［5］C.Hermann. Crises in Foreign Policy：A Simulation Analysis［M］. Indianapolis：Bobbs Merrill，1969：14.
［6］张海波.风险社会与公共危机［J］.江海学刊，2006（2）：112～117.
［7］童星，张海波.基于中国问题的灾害管理分析框架［J］.中国社会科学，2010（1）：132～146.
［8］张海波.中国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安全治理与应急管理［J］.中国行政管理，2016（4）：126～132.
［9］张海波.公共安全管理：整合与重构［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10］张海波.面向风险社会的应急管理学［A］.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1-27，第896期.[1] 张海波，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2] 出于研究传统和使用习惯，“disaster”既可以翻译成“灾害”，也翻译成“灾难”。通常，在表述“灾害社会学”“灾害研究”“自然灾害”时翻译成“灾害”，在表述“事故灾难”时翻译成“灾难”。[3] 详细论述参见吕孝礼、徐浩《欧洲危机研究学术共同体建设情况及危机研究进展》，载童星、张海波主编《风险灾害危机研究》（第二辑），2016，第45页。[4] E.L. Quarantelli，Catastrophes are Different from Disasters：Some Implications for Crisis Planning Drawn from Katrina，Understanding Katrina：Perspective form the Social Science，2006.http：//understandingkatrina.ssrc.org/Quarantelli/.[1]安全概念再认识：从间接到直接[2]朱伟 刘梦婷
摘要：生产能力和生活方式的发展变化促使公众对安全的认识在不断提升和全面化。我们有必要对安全概念进行再认识，使其与社会发展协调同步。通过梳理不同生产力发展阶段安全研究的需求，本文提出了安全概念的“三阶段论”：“否定之否定”的间接定义、基于风险的中间定义、面向韧性建设的直接定义，体现了安全研究随着需求的发展而经历的“事故预防-风险控制-韧性建设”发展过程。通过概念演进的分析，读者能够深入理解安全科学研究的系统建构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安全 概念 风险 韧性 事故预防
安全伴随着人类活动而产生，是来自人体内部生理与心理的基本需求，实现安全是人类的本能。安全一直是人们追求的目标，自古人们就知道“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道理，例如《左传》有言“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生产力以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并具有全球化的后果。“财富-分配”社会的问题和冲突开始和“风险-分配”社会的相应因素结合起来，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中［1］脱颖而出，形成崭新的形式——“风险社会”。安全需求也由个体的需求进而成为全社会乃至全人类的共同需求。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安全研究是分散在各个领域中的。发达国家从进入工业化起，就重视安全技术的研究，但对安全的本质长期未能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获得统一的认识，因此仅成为基础学科层次，例如美国CIP（Classification of Instructional Programs，2010）的学科分类中安全专业主要在“质量控制和安全技术”下，属于工程技术及相关领域大类。在我国，安全科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科学门类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研究者研究其学科本身的内在联系以及与其他科学［2］的联系，研究这一科学技术的体系结构和活动规律等。GB/T 13745-2009《学科分类与代码》设立“安全科学技术”一级学科，其下设置安全科学技术基础、安全学、安全工程、职业卫生工程和安全管理工程5个二级学科，打破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界限，知识体［3］［4］系属于多学科交叉，其学科体系还在逐步建立和完善。
科学理论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概念。概念是科学认识的主要成果和形式，是人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转折和中介，在整个科学理论系统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哲学家康德认为：“因为我们的理智的特性在于论证，即通过概念，也就是单纯通过属性，来思考一切；而这［5］些属性必然永远缺少绝对的主体。”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认识的进步，概念也在不断更新和深化。工业革命之后规模化生产兴起，对安全的研究日益发展，不同时代对安全的认识不同，“安全”的概念也逐渐从形成到完整。从工业化发展到后工业化、风险社会，安全的研究对象从已有事件，到可能发生的事件，再到可能受事件影响的目标，其科学性和实践性意义在不断深入，安全概念也必须与社会发展协调同步。本文对“安全”的概念演化进行梳理和探讨，建构了“间接-中间-直接”的概念三阶论，分析不同阶段概念形成所处的背景和研究重点，反映出安全科学的发展历程。一 安全概念的第一阶段：“否定之否定”的间接定义
从“安全”这个词里的两个汉字来理解最初的设定。这两个汉字分别表示不同的意思，“无危则安，无损则全”。具体来说，“安”字是母系社会传下来的，“女”在“宀”下，即家里有女人则安定、安全、安稳，《易·系辞下》有言“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全”字篆文从入从王（玉），意为交纳的玉完整无缺，没有损坏，《说文》有言“全，完也”。《现代汉语词典》对安全的解释是：没有危险，不受威[3]胁，不出事故。这些表述里的“安全”不是一个实物，也不是一个标准，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表达，危险、威胁和事故是和它相反的状态。
实际上，工业发达国家开始对“安全”进行研究，与中国古人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了机器取代手工劳动的转化，以蒸汽机作为动力机被广泛使用为标志，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工业生产效率极大提高，但同时机械化规模化大生产的速度和能量的提高，各种有毒性、辐射物质的大量使用，使作业工人面临巨大危险，技术事故频发，影响社会稳定。19世纪初，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相继颁布了安全法令，由于事故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以及在事故诉讼中所支付的巨额费用，资本家出于自身利益，被迫考虑和关注安全问题，研究防止事故和职业危害的方法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安全技术和安全管理的发展。这一阶段，人们对安全的认识主要是对可能造成伤害的事故的认识，并形成了一系列事故致因理论，主要有事故频发倾向论、事故因果连锁论、能量意外释放论、两［6］类危险源理论、事故致因的突变模型等。最有代表性的事故因果模型有1931年美国的海因里希（Herbert W.Heinrich）提出的多米诺骨牌模型和1990年英国的Jim Reason提出的瑞士奶酪模型（Swiss cheese model）。对这些理论进行总结发现，导致事故发生的因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人的不安全行为/失误、物的不安全状态/故障、环境因素；二是能量的意外释放超过了人体的承受能力和物的抵抗能力；三是组织管理的错误或失效。安全概念来自对“不安全”的致因和避免的认识。
因此，许多学者对“安全”的定义来自否定之否定。例如，［7］Leveson认为安全是不存在事故；而事故是造成了意外的、不期［8］望的损失的事件。Hollnagel也提到安全是不存在不期望的事件，例如事故。这些定义选取的否定词通常会根据关注的对象或阶段有所不同，常见的如表1所示。干扰、危机、风险和危险都是系统的不确定性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事故有可能发生也有可能不发生；在一定的条件下内外部条件导致不同类型事故的触发，可以有不同的词汇表达，例如机械故障、自然灾害、交通事故、群体性事件等；触发之后有可能造成各种不利后果，后果的严重程度也可能不同，也常用不同的词来表述后果。系统的不确定性、触发及后果都是不安全的，因此，涵盖各阶段，“安全”可以概括为没有危险，不触发事故，避免后果。表1 安全的否定词
安全的间接定义在工业化发展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展现了良好的效果。从事故角度出发，形成了预防不期望的事件和保护以避免有害的结果两种安全手段，即通过减小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来预防不期望的事件发生，而当不期望事件发生后，可以通过保护来避免有害的［8］结果或减轻后果的严重程度，如图1所示。例如在化工生产中，使用危害性较低的物质、改进化学工艺、在机器上安装防护装置等能够降低事故的发生和危害。图1 “安全”间接定义的目标
然而值得思考的是，是否不发生事故和不造成损失就是安全？安全的间接定义以因果关系信条（causality credo）为基础，认为不良结果的产生是因为存在问题和错误，因此不良结果的原因可以被找到和处理。这需要有两方面的前提：一是系统可以被拆分，或逐级细分；［9］二是系统及其组件只具有两种模式——正确运行和错误运行。但是，随着几次科技革命的发生，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系统与生产系统相互融合，“安全”问题所面对的系统日益具备高度的复杂性。这意味着我们只了解一部分系统运行的原则，难以描述所有的细节；在人们尚未完成系统描述时，系统很有可能会再次发生变化，这表示系统描述永远无法做到全面完整。只有“正确”和“错误”两种模式的二元运行模式也不适用于日益复杂的系统，尤其是人员和组织类组件。因此，仅仅应用安全的间接定义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表现越多，越不安全，越不安全，越多表现，聚焦于“不安全”的否定情况，难以甚至无法证明什么是“安全”。同时，对于“表现过”或“可想象”的安全的否定情况的预防和保护，具有良好的指导价值和实践意义，但局限性在于把视野集中于以技术作为安全问题的解决手段上。二 安全概念的第二阶段：基于风险的中间定义
20世纪后期，世界经历了第四次和第五次科技革命，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信息技术等迅速发展，虽然因循常规的安全技术和管理在力度方面不断加强，但事故仍然不能避免，更不幸的是，事故一旦发生往往是灾难性的。1986年1月28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后解体爆炸，机上7名宇航员全部罹难。直接原因是固体火箭助推器密封环在低温下损坏，从表面看连接设计本身就有错误，但深究背后的原因则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组织与决策过程中的缺陷与错误，例如忽视工程师对低温天气发射的警告，不承认连接设计错误、不重［10］视安全和可靠性评估等。1986年4月26日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反应堆爆炸事故，原因更加复杂，包括反应堆设计缺陷、操作违［11］反规程、安全保护设备缺乏等，由于事故调查的难度，现在还没有形成定论，而其风险和危害还在延续，包括导致人们对核安全甚至化工安全的邻避恐惧（Not In My Back Yard，NIMBY）。航天器、核电站这类系统涉及设备、环境、管理、行为、文化等众多因素，难以进行完全的细节拆分，其运行模式也不是正确和错误两种状态，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人类社会不仅存在技术系统，还存在生态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政治系统，系统之间关联性也越来越强，越来越脆弱。
因此，德国社会学家Ulrich Beck提出在后工业化时代，人类正步［1］入“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理论中，他赋予“风险”的含义为：风险是预测和控制人类活动的未来结果，即激进现代化的各种各样、不可预料的后果的现代手段，是一种拓展未来（制度化）的企图，一种认识的图谱。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有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9］
因此，Hollnagel，Wears & Braithwaite认为安全管理不是在事件发生后进行调查或致力于减轻不良程度，并提出安全的关注点应放在日常活动和结果的风险与机遇上（见图2）。图2 事件的概率及安全的关注点
风险表示的是一种不确定性，是系统从安全隐患到触发事故到造成后果各个阶段的中间状态。基于风险的科学思维对于安全管理水平的提升有着重要作用。绝对的安全是社会和人们追求的目标，但是在实践中由于科学认知和经济投入有限而很难达到。安全不仅仅是对“发生过”或“可想象”不利情况的否定表征，更是反映一种状态，是一种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状态。而且保障条件和可接受水平的不同使得某一事物在特定条件下是安全的，但在其他条件下就不一定会是安全的，甚至可能是很危险的，即安全具有相对性或主观性。例如，流感发生在古代和现代医疗条件下的风险等级不一样，40摄氏度高温天气对北京和中东地区的居民风险等级和可接受水平也是不一样的。在“因果关系信条”越来越受到冲击的背景下，引入“风险”的概念来定义安全，成为越来越被普遍接受的观点。
利用风险的不确定性特征定义安全，避免了不切实际地追求绝对安全，也避免了“不发生事故就是安全”的片面理解，能够通过风险控制实现系统的协调运行。例如，国际民航组织对安全的定义是“通过连续性的危害识别和风险管理，将人员和财产损失尽可能地降低，［12］保持或者低于一个可以接受限度的状态”。GB/T28001-201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规范》定义安全为“免除了不可接受的损害风险的状态”。《牛津词典》（网络版）对安全（safety）的解释也是同样的表述方式：为保护以免受或不可能造成危险、风险或伤害的状态（the condition of being protected from or [4]unlikely to cause danger，risk，or injury）。
从这些定义中可以看出，风险具有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双重特征，即在可以接受的风险限度内是安全的。中间定义的基础是ALARP（As Low As Reasonably Practicable，最低合理可行）原则，即任何系统都是存在风险的，考虑资源的利用和成本，不可能彻底消除风险；而且系统的风险水平越低，要进一步降低就越困难，其成本往往呈指数曲线上升。如果对飓风预测技术的投入和可能获得的收益不成比例（如大于防护设施或灾后重建的费用）或解决方案的实施不切实际，则认为飓风的风险水平是可以忍受的，尤其是加大技术投入可降低风险的水平可能是微乎其微。
中间定义使得“安全”研究范围得到了拓展——由于存在无法预知的相互作用，很难甚至不可能检测到这些作用，应将事故预防和保护的重心转移，事故分析的“重心应该放在系统自身的属性上，而不是关注所有者、设计者或者操作者运行系统时犯下的错误”［13］。在实践中，风险控制的理念得到普及，“风险+屏障”成为安［8］全的直观印象，尤其对于可以预见的有序状态下的风险。［14］
然而，社会系统愈加复杂，“黑天鹅事件”时有发生，新兴风险也日益受到关注，风险科学愈加朝向“后常规科学”（post-normal science）发展，ALARP原则中的“可以接受”也越来越模［15］糊。在社会和政治方面风险更强调表述、感知和解释，但是认知主体的属性和职业不同、所处时代不同，对风险的感知以及接受程度并不一致。在当今社会，交通方式的革新使世界成为“地球村”；社会接触网络使得流行性传染病的传播速度和范围急剧提升与扩大；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交流量和传递效率猛增，真实与谎言并存，公众心理和情绪与社会秩序的稳定之间从未像今天这样联系得如此紧［16］密。考虑到公众智慧和专家误差，应对不确定性必须允许公众参与，形成一个扩大的同行共同体，风险的无序性显著增强。例如，［17］Aven将风险度量扩展为风险描述（Risk description），考虑到了一系列指标，得到的风险值不仅仅是一个具体值，而是具有置信区间或其他不确定性的测量表达。三 安全概念的第三阶段：面向韧性建设的直接定义
安全的存在不能独立于人的思想和文化，而应是一种构建的概念。Beck的风险理论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利用了我们时代出现的认知社会学。安全不仅仅是风险控制，更是一种正面的社会构建（social ［18］construct）。早期系统管理者和设计者关注错误避免和风险控制，以及寻找客观实证的性能指标，安全从而被边缘化为系统的残余属性。这样不但忽视了表达和感知安全作为安全操作的构建属性的重要性，也可能会妨碍创造和维持安全的手段和过程。因此，安全不仅仅是统计属性、报错系统、事故避免方式，还是组织和社会结构的交互和信仰的一种特征。在事故不存在的时候，完全有可能对日常的社会活动进行学习；安全的关注点应该从努力确保不出现事故转变为努［8］力确保事情进展顺利。
安全既是“实在的”，又是由社会感知和构建起来的，从而使有关安全的认知与其历史传统以及社会结构等紧密相连。近年来随着极端气候灾害不断发生和重特大事故时有发生，社会系统屡屡遭到重创，为了使稳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可以世世代代延续，学界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论。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的概念往往被解读为具有持久性、稳定性和安全防御性（fail-safe），但从非平衡理论来看，可［19］持续性和稳定性是存在矛盾的。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同时也带了未知的风险，城市化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发展的不均衡和贫富差距也影响社会的安定。不管是来自社会系统内部的扰动还是外部突发灾害事件，其发生概率和破坏性往往很难通过历史事件统计来预测，在这一前提下，静态的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显然很难保持可持续的发展。自然和文化系统本质上是变化的、不确定的，其变化往往令人意想不到。在不可预测的扰动和变化的背景下如何保持系统的可持续性？韧性理论（resilience theory）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理论体系来解决可持续发展的这一矛盾。
韧性理论起源于材料科学、心理学和生态学，逐渐延伸到工程韧性、社会韧性、社会生态韧性。关于韧性（resilience），Walker & ［20］Salt定义为系统在保持基本状态不变的前提下应对变化或干扰［21］时的能力；Nemeth et al.定义为系统在自身变化或外部扰动之前、之中或之后能够调整运行方式，保持在预期或非预期条件下继续［22］运行的能力；Murray & Zautra定义为一种通过恢复、维持和发展的过程应对危机的适应性能力，即使系统性能保持预期或按预期变［23］化。Wang et al.定义韧性系统为一个能够预测和评估可能发生事故危害，通过对所处不断变化的环境的强烈意识和过去的经验知识来增强韧性，并应用相应的韧性策略来防御事故，从而即使在突发事件下也能够存活和维持运行的系统。总结来说，韧性具有三种能力：降低风险和损失的能力，吸收冲击和干扰的能力，以及受到干扰后能通过学习和再组织以恢复原来状态或达到新状态的能力。
随着对安全的认识深入，从早期被动地考虑“什么是安全的”到从本原出发思考“安全是什么”，安全不仅仅是指静态的“安全的”状态，更是一种应对和适应变化的能力，促使探寻进展顺利的事情，关注经常发生的事情，保持对失效可能性的灵敏度，既高效又全面，树立安全是投资而非成本的思想。
对于技术系统，应该关注可观察的安全操作，而不是还没有发生［9］的事件（non-events）。安全操作包含：通过调整行为来适应不同状况，学习辨别和克服设计的缺陷和功能性的故障，学习识别真实的需求并相应地调整性能，解释并应用规范程序来适应不同状况。强调了“学习”、“调整”和“适应”的重要性，这也是韧性的主要特征。
而对于社会系统，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必然趋势，在推动人类文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城市病”，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在自然灾害和恐怖主义面前极度脆弱。基于社会脆弱性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学者转向韧性研究，主要关注物理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对干扰的影响，继而发展到经济、社会、组织韧性的研究，以建设一个适应灾害、与灾害共存的韧性城市。因此，从韧性的角度提出安全的概念——在预期或者非预期的条件下（或不断变化的条件下），确保所期望的［9］［12］可接受的结果最大化（或尽可能地高）的一种能力。四 讨论
16世纪以来，世界科技发生了五次革命，包括近代科学诞生、蒸汽机和机械革命、电力和运输革命、相对论和量子论革命、电子和信息革命。科技革命带动了工业革命，继而带动了社会变迁。人类经历了五次科技革命和三次工业革命，在分别以机械制造设备、电气化生产方式、IT技术和信息化为代表的三次工业革命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新的风险随之产生，并表现出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同时随着社会对安全的重视提高以及安全科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安全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入。
科学概念反映了科学认识，是科学理论的最基本的知识单元。认识的深入促使我们对安全概念进行更新，使其与社会发展、科技变革协调同步。这种概念演变总是基于越来越全面的认识角度，纳入研究对象的新发现和新理论成果，是一个不断丰富而非替代的过程。安全概念同样也反映了人们对“安全”的认识，概念的变迁体现了人们对“安全”认识的不断提升和完整，并不是新的概念取代过去的概念，更不是基于过去概念的认识所做的工作可以停止，而是更加完善地去做好各种准备。［24］
Hopkins总结安全科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常态事故论（Normal accident theory）、高可靠性组织论（High reliability organizations theory）和韧性工程（Resilience engineering）。“常态事故论”指出在一个复杂的、紧密耦合的系统内，事故是不可避免的，防范措施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风险。“高可靠性组织论”认为通过组织的某些特质或响应系统，可以实现安全操作。高可靠性组织HRO的五大特征是：应对失败的预案，拒绝简化操作解释，对操作［25］的灵敏性，对韧性的承诺，对专家意见的尊重。但这个理论是不可测试的。“韧性工程”理论，更准确地说是一种观念，在近几年发展和流行起来，包括四个基本特征。一是通过响应和调整应对常规和非常规的破坏和干扰；二是监控威胁或短期内可能面临的威胁；三是预见未来的发展、威胁和机遇；四是从经验中学习。王俊伟等［26］总结安全科学研究的演变过程，如表2所示。表2 安全科学研究的演变过程
本文将安全概念的演化分为三个阶段，间接定义、中间定义和直接定义。工业化初期机械设备的应用造成了大量事故，在安全观念和防护设施没有跟上的时期，对安全研究的关注点首先是事故，目的是发现事故隐患、减少事故发生和减轻事故后果等，从而从事故预防和保护的角度间接定义安全。随着科技的发展，系统越来越复杂，不具有可拆分性，系统之间相互耦合，一旦发生事故也不能简单地通过因果关系来描述。大部分情况下，系统往往处于非安全非事故的中间状态，因此安全研究的关注点转为风险。在后工业时代，安全问题、安全科技、安全评估的不确定性，以及人的接受水平都会影响对安全的认识，因此风险社会理论提出风险是一种认识图谱，使得事情可以预见和可以控制，可见中间概念是从风险控制的角度定义安全。发展是永恒的，随着科技进步、城市化、社会关系网络化发展，人们也认识到风险可接受的边界愈发模糊，灾害事故无法避免甚至无法预知，更重要的是提高社会应对灾害并快速恢复的能力，这种恢复不一定是回到原样而是允许系统达到另一种平衡，因此在直接定义中，安全表示为预期结果最大化的系统韧性。安全概念的“三阶段论”符合安全领域中从事故预防到风险控制到韧性建设的发展过程，反映了认识的不断完整，但不是前面的概念无效了或过时了，更不是替代，安全概念的“三阶段论”能够帮助人们更加准确和科学地认识安全，推动安全科学研究的系统建构和更好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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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life style promoted the continuous upgrading and comprehensive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safety. It is necessary to recognize the concept of safety，so that it is synchronized with the social development. By combing the needs of safety research in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different productivity，the three-stage theory of safety concept was put forward in this paper，that was indirect concept of the negation of negation，intermediate one based on risk and direct one available to resilience constructi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accident prevention，risk control and resilience construction”，which was experien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emand of safety research，had been embodi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the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safety science research could be deeply understood.
Keywords：Safety；Concept；Risk；Resilience；Accident Prevention[1] 本文为基金项目“北京市青年拔尖人才项目”（项目编号：No.2014000021223ZK47）；北京市财政专项“城市综合风险评估实验室能力提升——典型灾害风险识别与情景仿真”。[2] 朱伟，北京城市系统工程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梦婷，北京城市系统工程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4] 在线牛津词典，http：//www.oxford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english/safety。公共行政学视野下的危机定义研究回顾[1]刘一弘
摘要：危机管理研究具有跨学科交叉的特点，对于危机的学术理解和研究视角也不尽相同。公共行政学作为危机管理研究核心学科之一，对危机管理研究有着学科自身的理论逻辑和历史沿革。本文在梳理西方公共行政领域内关于危机管理研究历史的基础上，总结了目前学术界对于危机定义的理解。整体上，笔者将其研究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而将危机定义划分为个体事件和动态过程，客观标准与主观认知两个维度。
关键词：公共行政 危机定义 历史发展 定义维度
2001年美国“9·11”事件和2003年“非典”事件以降，我国理论和实务界对于危机管理和应急管理的关注急剧增长。很明显，危机管理的研究围绕着一定的社会问题或现象展开，这一特点为传统学科的进入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平台，因此危机管理研究具有多学科、跨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多学科特点在带入不同学术视野或灵感的同时，对基本概念的定义和理解也很难达成一致。特别是当这个新兴学术共同体内的研究不断深入和发展的时候，关于基本概念学术分歧变得更为明显，对于基本概念的理解也会更加模糊。即使在西方危机管理学术界，关于危机的定义和理解也不尽相同。
整体来讲，在日常的表述中，学界通常将危机、应急、灾害、事故等词同义理解。例如，国内学界一直感到很困扰的危机与应急的区别，通常最简单直接的区分就是学术研究中偏重使用危机管理一词，而应急管理主要用于实践表述。从地域特点来看，应急管理（Emergency Management）是一个具有美国风格的词汇，而在欧洲大陆对于应急管理的传统理解多使用民事防御（Civil Defense）一词来表述。从学科分布来讲，危机早期多用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以及后来的商业领域，而应急则是公共行政和公共安全领域的附属。
即便我们很难对危机做出精确定义或者判断出一定状态下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危机才被认定，但仍然能对以往的研究梳理出一个基本主线，帮助我们理解危机所具有的学术内涵。基于相互交叉和历史演进的特点，笔者将对公共行政学领域的危机管理的研究以危机定义为核心展开做一个基本总结和分析。虽然我国对于灾害管理的研究由来已久且成果丰富，但是以危机管理和应急管理为起点的系统理论研究在2003年之前处于空白状态。因此，整个梳理的过程仍以西方的学术历史发展为主线。同时，笔者以先前的危机定义研究为主要梳理对象，从不同角度开展，因此每一个部分之间难免有交叉重叠。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