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二震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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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发展试读：
编者的话
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面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机遇和新矛盾新挑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鲜明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要求，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我国发展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创新，对于当前形势下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遵循。
为进一步帮助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新发展理念，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加快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的发展氛围，江苏省委宣传部组织撰写了“新发展理念研究丛书”。丛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扣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阐释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基本要求和重大举措。丛书文风清新、说理透彻，具有较强的前瞻性、创新性和可读性，是广大干部群众开展理论学习、强化理论武装的重要参考材料。2016年7月
导论：贯彻开放发展新理念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2014年12月5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开放发展，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十八届五中全会从全球视野思考中国发展问题，提出开放发展理念，既向世界表明了“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的立场，也揭示了“中国经济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内在共赢逻辑。
一、开放发展新理念提出的背景
1.中国已经全面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经过改革开放近四十年，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期开放型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据《2015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4年，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达到了1290亿美元，同比增长4%，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对外贸易，2009年首次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此后持续排名世界第一。2015年，根据世贸组织（WTO）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出口额达2.27万亿美元，仍然排名世界第一。同时，中国也是世界第二大进口国，继续保持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地位。从对外直接投资看，近些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2015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5个国家/地区的653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对外投资7350.8亿元人民币（折1180.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从相对地位上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居于世界第三位。
中国已经全面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之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全球生产网络快速发展，而东亚地区由于各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以及地理距离接近带来的运输成本优势等，成为生产网络最为发达的地区。中国由于独特的优势，成为东亚生产网络重要的“枢纽”，在其中主要扮演加工组装地的角色，充分利用以欧美为主的国际市场以充分实现我国要素红利，推动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增长。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的生产环节配置地，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节点，中国已经深入融入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并且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2.开放型经济进入新阶段
我国的对外开放进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重点是以促进外资流入和出口为主，招商引资成为全国以及各地的政策重点。该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实现中国劳动力和土地等优势要素的充分使用，通过实现要素红利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第二阶段的特征是“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实现资本双向流动的基本平衡，以较为平衡的方式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
我国的对外开放进程从内容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经济全球化中主要扮演优势要素的提供者或者说在世界经济中主要扮演要素被整合者的角色，通过融入经济全球化实现优势要素的充分使用。招商引资和促进出口的主要作用之一也就是促进要素的充分就业。目前，这一阶段的目标已经实现，但是换个角度看，中国依靠要素红利的实现推动经济增长的阶段已经基本结束。第二阶段，中国在国际化生产体系中的角色将由优势要素的被整合者转变为全球优势要素的整合者，从国际生产网络的参与者转变为“以我为主”的国际生产网络的构建者。
中国开放型发展进入新阶段是由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在要素红利逐渐消失的情况下，没有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就难以通过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变实现未来经济的持续发展；没有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也就难以实现中国国际竞争力的重塑。3.国际经济格局出现新变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首先，国际经济力量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最为重要的是以中国和印度等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经济力量格局的改变将深刻影响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经济治理环境。其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性的制度安排，比如WTO等已经出现一定的不适应性，各种区域制度安排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不断出现。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取得实质性突破，2016年2月，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12个国家在新西兰城市奥克兰正式签署了TPP协议。这12个国家加起来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达到40%，超过欧盟。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也进入快车道，美欧双方交换了免除97%的对方商品进口关税的清单。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已经正式启动，中韩、中澳自贸协定于2015年12月20日同时生效。
二、开放发展的理论内涵和实质
1.坚持主动开放，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国开放型经济水平在规模上已经达到较高的阶段，并且产生了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压力，在这个阶段更要坚持主动开放，将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去，“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中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在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的时候，也产生了一些具有误导性的看法，比如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应该转向以内需为主的阶段。内需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一方面将外需和内需对立起来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另一方面将开放的意义局限于外需的认识是非常片面的。再比如，基于对外贸易增速下降尤其是顺差下降而认为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甚至为负的看法，也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本质是将国民收入恒等式误解为因果关系。
在经济全球化成为时代潮流的背景下，只有顺应潮流，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才能为中国经济未来的持续稳定增长寻找正确的道路，尤其在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合作生产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在这个背景下，只有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之中，才能通过全球范围合理配置生产环节，获取战略性资产，节约生产成本，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生产网络，顺利实现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2.坚持共赢开放，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
尽管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一般均表明国际分工能够使得参与国际分工的各个经济体都能从自由贸易中获益，这种利益可能来源于比较优势，也可能来源于规模经济，换句话说，自由贸易本身就应该是双赢的。但是，经济全球化的历史现实并不总是如此，不仅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早期伴随着西方列强对于落后国家的殖民掠夺，即便是在二战以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也充满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发达国家凭借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优势以及产业竞争优势，获取了国际分工的主要收益，使得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追赶效应难以体现或者难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开放发展新理念体现“共赢开放”，一方面是由中国坚持的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决定的，“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是中国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主张；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实现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的现实需求。2013年1月28日，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世界繁荣稳定是中国的机遇，中国发展也是世界的机遇。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必须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就是对“开放”的更深层次理解。我们要坚持开放的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各方。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要打开大门搞建设，促进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更加自由便捷地流动。各国要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经济，实现共商、共建、共享。3.坚持双向开放，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阶段
坚持双向开放就是要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要求，也是开放型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特征。从走出去看，在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到新阶段，走出去整合全球优势要素成为必然选择。一方面，中国企业竞争力的提升面临技术、品牌等战略性资产缺失的约束，获取此类战略性资产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相关环节配置到创新要素丰裕的地区。这里可能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必然使得本国生产下降，影响GDP增长。实际上这种战略性资产寻找型投资能够提升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扩大市场需求，反而能够促进在当地的生产。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国企业也开始将一些劳动密集型环节转移到其他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地区，以减少工资水平上升带来的成本上升的压力。
从引进来的角度看，利用外资的目的和作用也将发生变化，在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以市场换技术”被当作是利用外资的目的，但是其实际发挥的作用还主要是促进了我国优势要素的充分使用。未来引进来需要适应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着力提高引资的质量，注重吸收国际投资搭载的技术创新能力、先进管理经验以及高素质人才。4.推动全面开放，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在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从开放区域看，东部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从开放的部门看，开放的主要部门为一般制造业，服务业等部门开放度较低。中国将继续全面对外开放，推进同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推动全面开放首先是开放空间范围的扩大，“改变我国对外开放东快西慢、沿海强内陆弱的区域格局，逐步形成沿海内陆沿边分工协作、互动发展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其次是开放内容的扩大，“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第三，全面开放还需要开放平台和载体的多样化，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等。
三、开放发展新理念的时代价值和实践意义
1.引领我国对外开放领域深刻变革的科学理念新发展理念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我国发展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创新。开放发展新理念则是在新的环境下，引领我国未来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向的基本方针。
在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一系列问题摆在了眼前：中国是不是要进一步深入对外开放，继续坚持走开放型经济发展道路？在开放型经济发展传统模式出现动力减弱的背景下，如何为未来开放型经济发展确定方向以重塑开放型经济竞争力？在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逐步提升的时候，如何处理与其他经济体的关系以为中国和平崛起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如何将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其他目标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实现由经济增长向经济发展的转变？开放发展的新理念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出了方向，主动开放、全面开放、共赢开放、双向开放等理念事实上就是对上述问题方向性回答。
新发展理念既是一套理论体系，又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是引领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而开放发展新理念，以解决内外联动问题为核心，对于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全方位升级，无疑具有重要时代价值和实践意义。2.推动互利共赢的国际发展合作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地区乃至全球影响力得到显著提升。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近四十年来，我国将“和平与发展”确定为时代的主题，强调“和平崛起”，消除世界对于中国逐步崛起的担忧。近些年的显著变化是：认为目前仍然处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但是逐步强调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共赢”主张。“我们要坚持开放的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各方。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要打开大门搞建设，促进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更加自由便捷地流动。各国要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经济，实现共商、共建、共享。要尊重彼此的发展选择，相互借鉴发展经验，让不同发展道路交汇在成功的彼岸，让发展成果为各国人民共享。”“共商、共建、共享”正是合作共赢的具体体现和实现路径。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具体举措之一。“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也在不同场合被习近平同志多次提出和阐述，以此引领国际新秩序的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是习近平同志于2013年4月6日至8日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发表《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主旨演讲时首次提出，“共同发展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符合各国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正确方向，坚持同舟共济，推动亚洲和世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此后，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10月出访印尼时提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2014年11月28日至29日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提出“周边命运共同体”；2015年3月28日，习近平同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在发表题为《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的主旨演讲时提出“亚洲命运共同体”；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也在纪念万隆会议召开六十周年讲话和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演讲等场合被提出。“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本质是“合作共赢”，“世界各国联系紧密、利益交融，要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要加强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推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平衡发展，夯实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基础。要积极创造更多合作机遇，提高合作水平，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多作贡献。”
可见，开放发展新理念强调的“互利共赢”理念不仅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为构建全球公正合理国际经济治理新秩序作出的贡献。3.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目前，全球经济治理已经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中国经济的崛起使得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具备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一方面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另一方面美国和西方国家也把中国的崛起看作是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挑战。开放发展新理念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确立了基本方向。首先，中国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方向不会变，这使得中国将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支持者，中国对全球经济治理的态度将是完善而非否定，因此中国将成为全球经济规则的支持者而非破坏者；其次，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以及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改变，中国对全球经济秩序存在完善的需求。这一方面是实现开放发展新理念所确立的“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合作的基本方向，不仅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而且符合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未来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第三，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是中国承担大国责任，提供国际社会所需要的公共产品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中国与世界共赢的重要方式。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指出了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的需求，也说明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目标是合作共赢。但是，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我国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的分量迅速上升，但经济大而不强问题依然突出，我国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制度性权力依然需要付出艰苦努力。”（执笔：张二震 安礼伟）第一章经济全球化发展新趋势
经济全球化是个历史悠久的现象，最早发端于15世纪末。本章对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三个阶段进行简单的介绍和分析，并对当代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基本趋势进行总结和概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仍然是时代趋势，也是谋划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时代潮流。第一节经济全球化的三个阶段一、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阶段
虽然“经济全球化”一词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迅速流行开来，但是经济全球化的萌芽，早在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就从欧洲开始了。1487年，迪亚斯绕过了好望角；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1498年，达·伽马绕过非洲大陆达到了印度。一段通过贸易和掠夺疯狂追求财富的历史就此开启。航海大发现可以被视为全球化进程的起点，葡萄牙继达·伽马远航之后在香料贸易中大发其财，使得其他欧洲国家也都开始狂热地探索其他通往东印度群岛的航线。
16世纪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个世纪，通过征服、掠夺甚至灭绝的方式获取贵金属充斥于16世纪的欧洲，掠夺美洲的巨大财富主要采取两种方式：掠夺发现于当地的财富以及强迫劳动力或奴隶在金银矿或者耕地上劳动所创造的财富。欧洲人在开始海外扩张时采用了一项便利的原则，即他们有权不顾有关土著民族而把异教徒的土地占为己有。另一种至少得到葡萄牙和西班牙承认的原则是，罗马教皇有权分配任何不为基督教统治者所拥有地区的管辖权。
17世纪在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前进较快的国家则是荷兰、英格兰和法国，这个过程依然伴随着对外扩张和掠夺。比如，推动荷兰的快速发展的支柱就包括（荷属）东印度公司和强大的船队，通过世界贸易，荷兰获取了丰厚的利润。
17世纪初，英国也开始了殖民扩张，1600年，（英属）东印度公司成立，此后迅速发展，15年后已经在印度、西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和日本等地建立了20多个分公司，1628年进入波斯，1668年控制了孟买。英国的对外贸易从1610年到1640年增加了10倍。
在18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中叶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商业资本国际运动在资本国际运动中占有主导地位。“在资本的本性——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资产阶级开始把触角伸向了世界各地，以寻求更多更廉价的原材料、劳动力和开拓更广阔的世界市场。于是，在资本主义瓜分世界的过程中，孤立的民族隔离生产的状态被打破，世界市场日益将各民族各地区连为一体，世界经济踏上了全球化运动的轨迹。”“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资本商品输出是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资本主义的贸易全球化，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起点。
这个阶段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是“西方国家靠巧取豪夺、强权占领、殖民扩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基本完成了对世界的瓜分，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具体看来，在这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国家居于主导地位，基本方式是通过殖民扩张的方式对落后地区进行征服和掠夺。作为其结果，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这种方式确立了在世界经济中的强势地位，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获得空前发展，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另一方面，封闭落后的国家通过西方国家的殖民掠夺也被卷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的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二、两个平行世界市场阶段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在商品输出进一步迅速增长的同时，资本输出也大大增长。在这一阶段，资本输出的主要部分是借贷资本的输出，它导致金融资本对全球的统治，并成为这一时期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内容。更多的国家卷入了帝国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统一的世界市场最终得以形成。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断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二战后伴随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纷纷独立，“世界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经济上则形成了两个平行的市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的主导下，国际经济关系进行了调整，重建了国际经济秩序，主要是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GATT，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三大国际经济组织。这些以发达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国际经济组织发挥了一定的国际经济协调作用，促进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在关贸总协定的推动下，各国纷纷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促进了贸易自由化进程。战后跨国公司的兴起，使以它为载体的产业资本国际运动得以顺利发展。资本国际运动从流通领域扩展到生产领域，形成了以产业资本国际运动为主导的资本国际化，使得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三、经济全球化阶段
二战结束初期，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占绝对主导地位。以美国为例，战后初期其工业生产能力占世界1/2，黄金储备占世界3/4.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后，发达国家出于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根据比较优势的差异，在20世纪60-70年代梯次地将劳动密集型产业、传统资本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自己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生产全球化的兴起，产品内分工不断发展深化，它们又开始把劳动密集型、传统资本密集型环节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转移，由此使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国际分工体系，获得了经济发展的机遇，使经济迅速崛起。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格局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和平和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各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首要任务，纷纷奉行对外开放政策，经济全球化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随着冷战结束，两大阵营对立局面不复存在，两个平行的市场随之不复存在，各国相互依存大幅加强，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演化。”
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形成的原因，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如果说前两次产业革命作为全球化的强大的推进力量，促成了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话，那么，以微电子和信息技术革命为特征的第三次科技及产业革命，为经济全球化发展奠定了先进的物质技术基础。互联网的发展使世界变得平坦，世界经济的空间距离迅速消失，再加上以巨型客机和巨型轮船为代表的交通运输工具的革命性变化，使得各国各地区间的相互往来比起马克思的时代更为便捷，各国各地区的生产、贸易、金融方面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密切，全球各个角落的人们都被卷到全球化的浪潮中来了。
第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因素。经济全球化必须依靠市场来实现。因此，市场经济既是民族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起点，也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可以说，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经济全球化。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实行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这样，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和方法，市场经济成了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基础。
第三，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量。跨国公司开展的全球性经营活动，是经济全球化的标志性特征。跨国公司按照其自身的发展战略和经营策略，在全球范围内融资，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和销售，促进了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方式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流动，使得许多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都成为全球性的了。跨国公司及其遍及全球的分支机构，以及为其服务的分包商和供应商，共同构成了世界性的生产体系。
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经济组织的成立，促进了贸易便利化和投资便利化，规范了国际市场竞争规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总的来说，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经济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基础，跨国公司开展的全球性经营活动，是经济全球化的标志性特征。WTO等国际组织对全球贸易和投资进行管理和协调，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当然，经济全球化并不否定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在开放条件下，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要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才能得到更好的实现。第二节当代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特点一、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入发展
大致来说，当代国际分工主要有三种基本形式：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和价值链分工。所谓产业间分工，是指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生产的国际专业化，促使不同要素密集型的产业在不同区域集聚，国际分工的基础是国家间要素禀赋的差异，通过国际分工实现全球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国际分工的基本形态和主导形式，突出表现在亚、非、拉国家专门生产农业原料、矿物原料及某些食品，而欧美等国家则专门生产工业制成品。
所谓产业内分工，是指相同生产部门内部各分部门之间生产的国际专业化，主要是指同类产品的差异化分工。这类国际分工的基础是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通过产业内分工能够实现诸如规模经济的收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产业内国际分工的快速发展，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至20世纪70年代间国际分工的主导形式。这突出表现为发展水平、要素禀赋结构以及消费结构等相似的工业国之间所进行的差异化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在全球贸易量中所具有的压倒性优势，并且其贸易品主要以制造业行业内的制成品为主。无论是传统的产业间分工还是产业内分工，都是以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
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范围内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和贸易投资壁垒的逐渐降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突出表现为产品的价值链被分解了，从而导致国与国之间出现按同一产业或产品的生产环节或工序进行分工的现象，学术界把这种新的国际分工称之为价值链分工，也有学者将之称为产品内分工、地点分散化、价值链切片、中间品贸易、垂直专业化以及片段化生产等。由于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下，最终产品的生产往往不再由任何一个国家独立进行，而是多国要素共同参与，换言之，各国是以各自的优势要素，分别参与产品价值链条上具有不同要素密集度特征诸如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的环节和阶段，因此，产品内分工的实质是各国以优势要素参与国际分工。产业链分工或价值链的分解，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贸易和投资活动的结果，其实质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的资源整合。
由于国际分工的新变化，国际产业转移也出现了新特点。国际产业转移已经演进为产业链条、产品工序的分解和全球化配置，国际产业转移也由产业结构的梯度转移逐步演变为增值环节的梯度转移。是跨国公司而不是国家，成为新一轮产业转移和重组的主体，外包成为跨国公司进行国际化生产经营活动的主要方式。跨国公司适应产品内分工、价值链分解的要求，将一些生产制造和经营环节转移到具有低成本制造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自己则专注于价值增值环节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核心业务，使位于不同国家的企业形成一个国际分工协作网络，每一个生产环节都成为全球生产体系的一部分。跨国公司首先转移的，当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加工环节、工序或零部件，但随着东道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会逐渐向高端加工延伸。“保留擅长的，外包其余的”，成了跨国公司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一些跨国公司甚至把通常所理解的所谓关键环节或流程如研发、技术和营销都外包了，自己则成了国际生产网络的掌控者和经营者，成为名副其实的“虚拟公司”。
制造业由于易于标准化、技术扩散能力强等特点，一直是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内容。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信息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新兴市场国家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以及全球服务贸易规则的实行，服务业只能局限于一国国内的格局被打破，旨在降低制造业交易成本的生产性服务业开始向外转移，服务业加快了全球调整和转移的步伐，出现了服务业结构调整及其转移的新趋势，这就是国际产业转移从制造业向现代服务业的延伸。服务外包成为成长最快的服务业跨国转移，大大推动了服务业进入国际分工体系。所谓服务外包，是指生产经营业的业主将服务流程以商业形式发包给境外服务提供者的经济活动。其中发展最为普遍的有商务服务、计算机及相关服务、影视和文化服务、互联网相关服务、各类专业服务等，涵盖设计软件、电信、金融服务、管理咨询、芯片、生物信息等多个行业，包括产品设计、财务分析、交易处理、呼叫中心、IT技术保障、办公后台支持和网页维护等多种服务类型。服务外包的迅速发展，使服务业这个传统上“不可贸易行业”的性质发生变化，成为服务业全球分工体系形成的重要载体。
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是不同的，资本、技术跨国界流动的障碍较小，而一些要素则不能流动或流动性较弱，比如土地、产业配套能力、政策环境等。因此，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本质上是可流动的要素追逐不能流动的要素进行的全球生产重组的过程。很明显，这种产业重组不仅有利于跨国公司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而且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发展的机会。像中国这样的政治稳定、基本经济制度合理、基础设施完备、人力资源充沛且市场容量大的发展中国家，是跨国公司产业转移的首选地。通过吸引外资，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FDI），中国聚集了大量的优质国际生产要素，特别是中国稀缺的先进要素，如技术、标准、品牌、国际营销网络、市场竞争制度、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等，与中国大量闲置的丰裕的生产要素如低价优质劳动力相结合，大大激发了潜在的生产能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先进制造业的生产基地，并跻身于贸易大国的行列。产业转移的过程还正向越南等国家继续延伸。而印度则利用自身的优势，成为迄今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尤其是承接软件外包最成功的国家。二、区域经济一体化方兴未艾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两个显著的趋势，这两个趋势既有区别而又存在联系，从最直接的方面看，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实现路径和表现形式。20世纪30-40年代，经济大萧条导致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而贸易保护主义也被认为是经济大萧条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次大战结束后，解决复杂的国际经济问题，特别是制定国际贸易规则促进自由贸易，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重要任务。在这种背景下，关贸总协定（GATT）于1947年10月30日在日内瓦签订，并于1948年1月1日开始临时适用。在关贸总协定实施以后，即开始进行全球多边贸易谈判，经过多次关税减让谈判，缔约国关税已有大幅度的削减，促进了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发展。1994年4月15日，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市举行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部长会议决定成立更具全球性的世界贸易组织，以取代成立于1947年的关贸总协定，1995年1月1日正式开始运作，该组织负责管理世界经济和贸易秩序。毫无疑问，GATT和WTO在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目前WTO仍然在贸易自由化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日益得以显现，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大量涌现。根据WTO的统计，1948年至1994年向关贸总协定（GATT）通报的区域性贸易协定（RTA）只有123个，而截至2013年1月10日，WTO共有成员国155个，除了西非的毛里塔尼亚、东非的索马里和蒙古国之外，绝大部分的国家都签署了1个以上的区域贸易协定，向GATT/WTO通报的区域贸易协定的数量多达546个，正在有效运行的RTA仍有354个。按照WTO的统计，区域性贸易协定（RTA）的实施数量，最开始的时候发展很缓慢，但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以平均每年10个以上的速度增加。具体来讲，1950-1959年为3个，1960-1969年为19个，1970-1979年为39个，1980-1989年为14个，而1990-1998年就有82个，从1992年以后平均每年向WTO通报的RTA都在10个以上。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活跃与世界经济发展特征以及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密切相关。
首先，国际分工模式的转变，价值链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在价值链分工的情况下，国际分工主要体现为最终产品的国际合作生产，这使得相邻区域的国家有动力形成更为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以促进相关国家区域生产网络的构建，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提升本地区企业的竞争力。
其次，经济全球化的领域不断深入，超越了WTO所覆盖的范围。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所涉及的领域已经越来越多地超出了GATT/WTO所覆盖的范围，其关注的领域不仅仅是传统的贸易自由化以及关税减让和非关税壁垒的消除，投资自由化、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和劳工等都成为重要的关注点。换句话说，经济全球化关注的从“贸易”转向了“贸易相关事项”。显然，在很多“贸易相关事项”上，不同的国家集团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这种共同的利益诉求可以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
第三，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制定权的竞争。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格局的转变，世界贸易组织越来越不适应全球治理的新需求，其贸易标准和组织方式已经需要更新。在这个过程中，新的贸易投资规则制定的主导权成为获取未来竞争优势的关键。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升博弈力量是争夺规则制定主导权的途径之一，尤其是对大的经济体更是如此。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也应积极推动或者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面对新形势，我们应该深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打造有利于长远发展的开放格局。”三、新生产方式不断出现
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先后发生了18世纪60年代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以电力和自动化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20世纪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及21世纪初酝酿的以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即所谓“工业4.0版”。
互联网革命和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一样，推动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同时应该看到，互联网革命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节约生产成本，更重要的方面是其节约了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下降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扩大了市场规模，促进了网络电商包括跨境电商的大发展，也使得生产领域的分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改变了企业的边界。交易成本的下降使得企业可以通过企业间更加细化的分工合作实现最终产品的生产，而这种分工合作也可能是跨越国境的国际合作。“互联网+”也从消费领域逐渐转向生产领域。
现代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机器人、电子技术及人工智能所实现的跨越式进步，使得工业生产进入自动化与物联网及服务网络结合的时代，生产过程中的一切环节都可以实现变换，工厂完全变为信息物理融合系统（CPS）中的“智能空间”，是集成生产、仓储、营销、分销及服务于一体的数字信息链。第三节经济全球化仍然是谋划发展面临的时代潮流一、全球生产合作成为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分工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价值链分工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国际分工模式，而国际生产网络则是这种分工模式的重要载体。在这种分工模式下，不同国家专业化生产最终产品特定环节，并通过国际分工合作完成最终产品的生产。
国际价值链分工不仅仅是国际分工模式的简单转变，更是国际分工边界的拓展，必然使得国际分工的作用形式发生改变。
首先，价值链分工使得国际分工对优化全球范围资源配置的作用进一步提升。价值链分工使国际分工从不同要素之间的分工细化到不同类型劳动之间的分工，国际分工收益进一步提升。在以最终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阶段，基于要素禀赋差异的国际分工是诸如劳动和资本等不同要素之间的分工，分工收益来源于各国不同要素的优化配置。但是在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伴随着分工边界的拓展，国际分工已经细化到劳动要素内部，即不同类型劳动之间的分工，这进一步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必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的动力。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长期普遍高速增长与此高度相关。
其次，国际贸易不仅是各国实现要素分工的途径，也是价值链国际分工得以实现的途径。价值链分工使得各国产品分工演变为要素分工，也就是一国优势要素成为各国厂商可以利用的资源，各国直接以优势生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这种要素分工是通过各国价值链分工得以实现的，而贸易更多地表现为生产的过程，是价值链分工得以实现的前提。从世界范围看，没有各国通过自由贸易参与世界经济就没有价值链分工；从一个国家范围看，不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就无法融入世界生产体系之中并从中获益。
第三，国际贸易使得发展中国家能够共享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收益。在以最终产品为界限的分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主要是通过出口劳动或资源密集型产品，换取发达国家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但是，全球价值链分工使得发展中国家得以进入传统分工模式下难以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因为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进入高新技术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环节。这在两个方面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能够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充分就业，获取“人口红利”。发展中国家一般来说都是劳动力丰裕的国家，二元经济结构明显，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在传统分工模式下劳动力需求只限于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但是在价值链分工情况下，发展中国家能够进入高新技术产业劳动密集型环节，加之高新技术产业收入需求弹性较大，使得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需求快速增加，剩余劳动力转化为人口红利，推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使得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实现高度化，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尽管发展中国家在高新技术产业价值链分工下仍然处于低端环节，但是应该认识到，高新技术产业的存在是实现价值链攀升的基础，直接进入高端环节，一方面没有要素禀赋的支撑，另一方面没有产业基础，因而并非现实的路径。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砖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融入价值链分工，人口红利充分实现和产业结构提升密切相关。随着发展中国家人口红利的实现，要素禀赋结构也会随之改变：资本积累增加，技术水平提升而随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结束劳动力的稀缺性得以体现，要素禀赋的改变将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层次和价值链层次。产业结构和价值链层次的提升是要素禀赋结构转变的结果，而融入国际价值链分工必然会加速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结构转变的进程。
第四，价值链分工强化了规模经济收益。价值链分工的主要基础是各国不同的要素禀赋优势，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带来不同类型劳动工资水平的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价值链分工与规模经济无关，一方面规模经济也是价值链分工条件下特定环节在特定地区集聚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价值链分工使得一家企业能够为全球范围的多家企业提供同一中间品从而在中间品生产上实现规模经济，进一步提升分工收益。
从一国角度看，价值链分工下对外贸易的作用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价值链分工不仅仅是一国充分利用本国优势要素的途径，而且也成为利用他国优势要素的途径。国际分工有利于丰裕要素的充分有效利用，是国际分工理论的基本认识；国际价值链分工使得分工促进要素优化利用的作用得到强化，价值链分工能够使得本国专业化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环节能融入全球生产体系之中以使得本国优势要素得以充分利用。更为重要的是，一国企业能够通过参与和构建全球生产网络整合全球不同区位的优势要素。一方面，可以通过中间品进口获取外部高级要素密集型环节间接获取外部优势要素，提升本国供给能力和产业结构，这是利用他国优势要素的初级形式；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等形式将价值链环节配置到特定区位以节约成本或者获取战略性资产，比如将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环节配到创新要素丰裕的地区，这是利用外国优势要素的高级形式。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发展中国家利用他国优势要素的形式将会出现由初级形式向高级形式的演变，换句话说不能因为目前处于初级形式就对其可能存在的问题加以批评甚至否定。一国离开了对世界生产体系的参与，其产品就不可能具有国际竞争力，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离开了对全球生产体系的参与，发达国家的企业就难以获取低成本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则不可能提升产业层次和产品技术水平。其二，价值链分工不仅是发挥本国产业优势的途径也是提升本国产业结构的渠道。在传统以最终产品为界限的分工模式下，国际贸易使得一国要素流向比较优势产业，使得本国产业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比较优势产业，这也是很多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原因。但是在价值链分工模式下，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将是发展中国家进入高新技术产业的有效途径，价值链分工使得发展中国家可以在未掌握核心环节的情况下成为高新技术产品的生产者。因此，参与价值链国际分工是发展中国家提升产业结构的有效途径。发达国家也是价值链分工的受益者，将高新技术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环节配置到发展中国家，不仅能够利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或资源优势降低生产成本，而且能够将资源集中于高附加值的核心环节的生产，提升国际分工的收益。
概括起来看，随着国际分工模式的转变，国际分工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国际贸易的作用得到进一步提升。在传统最终产品国际分工模式下，贸易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纽带，是生产专业化市场一体化的结果。在国际价值链分工模式下，中间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国际贸易的约1/3为中间品贸易，因此国际贸易不仅仅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纽带，国际贸易本身就可能是国际生产的过程和外在表现，国际贸易也成为连接价值链不同环节的纽带，是生产一体化与市场一体化的结果。价值链分工不仅仅是是分工形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它使得不同国家不仅在消费上相互依赖，而且在生产上也相互依赖，互利共赢。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生产合作，使得发展中国家得以进入高新技术产业，获取人口红利以及产业结构提升的收益，而发达国家则能够通过价值链分工降低成本，并将资源集中于高附加值环节。建立在价值链分工基础上的国际分工为消费者提供了高质量和低价格的产品，有利于促进消费和投资的发展并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价值链分工使得发展中国家能够共享发达国家产业创新的成果，因此科技革命能够带来全球范围的经济同步增长。价值链分工为发展中国家获取发达国家战略性资产提升供给水平提供了途径，使其能够进入高新技术产业。上述分工收益得以实现的前提是一国积极对外开放，全面融入国际生产体系。离开了各国全面参与自由贸易，世界生产体系就无法构建，价值链分工也就无法实现，因此自由贸易不仅仅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也是一国经济获取全球化利益的必然选择。二、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是我国开放型经济转型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通过越来越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充分实现了要素红利，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升级，目前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处于转型期，未来中国经济竞争力的重塑也需要适应经济全球化这一时代潮流。1.全面融入全球生产体系，实现价值链攀升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而国际价值链分工则是当今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价值链分工使得各国在生产领域形成合作关系，很多产品都变成了“世界制造”。在这种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下，一国只有全面融入全球生产体系才能获取经济全球化的收益，否则只能被世界生产体系边缘化。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要素禀赋状况决定发展制造业将长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而在制造业“世界制造”的时代，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途径只能是融入世界生产体系。
产业转型升级常被狭义地理解为放弃现有产业而进入所谓附加值高的产业，在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产业升级的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产业升级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价值链的层次上。具体看来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将现有的环节生产得更好是升级的重要方向。常见的误区是将特定环节标签化为低附加值或高附加值环节，因此升级的路径常被狭义地理解为放弃现有环节。很多情况下，同一环节也有技术含量高低之分，附加值也有高低之分，从我国目前制造水平看，提升现有环节的技术水平和附加值无疑应是升级的重要方向。其次，进入更高附加值环节当然是重要的升级方向，这也是关于升级最常见的认识。第三，国际生产网络中角色转变也是重要的升级方向。在国际生产网络中，我国企业主要是中间品的供给者或者最终产品的组装者，升级的方向之一就是由生产网络的生产者升级为生产网络的组织者，通过国际生产网络获取其他厂商的核心能力，提升自身产品的竞争力。2.坚持互利共赢，实现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融合
频繁遭遇贸易摩擦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而且贸易摩擦体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比如涉案产品中附加值和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逐渐增多，来源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也不断增加。这与中国出口结构的特征相关，目前中国出口结构的“两端重叠”是重要原因之一。最近十多年，以信息通讯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品在中国出口产品中的比重不断提高，这导致产业上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出现“高端重合”，竞争在短时间加剧，贸易摩擦成为必然。同时，中国在传统产业上仍然保持较强的竞争力，制造能力和成本优势依然明显，这与贸易伙伴国产业可能形成“低端重合”，这种“低端重合”可能影响贸易伙伴的就业（比如发达国家）和产业成长（比如发展中国家），因此贸易摩擦也呈现出“市场多元化”的特征。尽管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能够实现“双赢”，但是应该认识到进口国产业调整不是一蹴而就的，调整期往往伴随特定产业和特定群体受损，这往往就是贸易摩擦的起因。
实现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融合既是应对贸易摩擦的需要也是促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优化的需要。首先，贸易摩擦往往来源于短期内出口量的快速增加，因此，在宏观产业发展规划上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避免一个容易导致贸易摩擦的产业在短期内出现产能和出口持续快速增长的情形。要充分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巨型经济体的外溢效应，努力提高中国经济发展对其他经济体发展的包容性。因此，产业和贸易发展在服务于自身发展利益需求的同时，也要关注他国的利益，为他国的产业发展和就业等留出空间，形成一种“互利共赢”的竞合关系。其次，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融合是当代贸易本质转变的必然要求。当代国际分工模式使得贸易本身就是生产的过程，即为生产而贸易，因此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与国内产业发展密切相关，一方面国内生产往往需要进口中间品，尤其是高科技产业更加依赖中间品进口；另一方面，作为制造大国，在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产出要依靠国际市场。在这种背景下，产业政策离不开贸易政策的支撑，同样贸易特征也取决于产业结构，因此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融合是必然的要求。3.加强对外直接投资，整合全球优势要素
发展中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是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尤其是中国近些年来趋势尤其明显。加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既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要求，也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要求。一国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其资本流动方向也会出现有规律的变化，在经济水平较低的时候，主要是直接投资的流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外直接投资会不断增加，进而可能成为直接投资净流出国。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沿着这样的轨迹发展，已经进入快速增长的阶段。
在当代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情形下，即便是单纯的国内企业也无法规避来源于全球企业的竞争，一国市场和要素已非本国企业独享，因此发展中国家企业相较于发达国家在较早阶段就展开对外直接投资。在价值链分工情况下，一国企业竞争力不仅取决于本国资源禀赋和本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取决于本国企业利用他国优势要素以及其他企业特殊能力的能力。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对外直接投资是整合全球优势要素的主要途径，而且对外直接投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其必要性也在不断增加。中国企业今后的发展对外部要素的依赖会不断增加，这些要素包括劳动、自然资源和市场，更包括战略性资产，如技术、品牌和管理。首先，随着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结束，工资水平逐步提高，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逐步产生了效率寻找型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以节约生产成本。其次，资源寻找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为中国产业发展提供稳定的资源供给非常必要。第三，对外直接投资是促进出口的重要手段，这存在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就是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所揭示的当地生产当地销售以替代出口，第二种情形是在东道国设立贸易促进型企业，促进我国出口。第四，我国非常重要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就是战略资产寻找型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接近研发、新技术、品牌以及管理等要素，提升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这类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主要是在创新要素上具有禀赋优势的发达国家。
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除了为企业提供相应的配套政策和政府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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