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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28 18:2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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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莉,苏剑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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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脉经济与金融(2018)

把脉经济与金融(2018)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把脉经济与金融:2018/苏剑,任莉主编.—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8.8ISBN 978-7-5136-5138-7Ⅰ.①把… Ⅱ.①苏…②任… Ⅲ.①中国经济-宏观经济分析-文集②金融市场-中国-文集 Ⅳ.①F123.16-53②F832.5-53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57339号责任编辑 邓嫒嫒责任印制 巢新强封面设计 华子图文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印刷者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开  本 710mm×1000mm 1/16印  张 11.25字  数 170千字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定  价 49.00元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第8179号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3号 邮编中国经济出版社  100037(联系电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话:010-68330607)(举报电话:010-68355416 010-68319282)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举报电话:12390)  服务热线:010-88386794作者简介苏剑

美国布兰戴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国际经济学与金融学博士,北京市新世纪人文社科理论“百人工程”学者,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曾任方正证券首席宏观经济顾问(2014.9-2016.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坛副主席;研究/教学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和中国经济,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学和中国经济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参与或主持省部级以上课题十余项,著有专著《新供给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内外失衡下的中国宏观调控》《宏观经济学(中国版)》等;在国内外发表过数十篇学术论文和政策评论文章。任莉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任莉女士,现任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理事,上海市东方红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荣获2013年“上海市三八红旗手”,2015年“上海领军金才”。

任莉女士,北京大学法学学士、美国芝加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清华大学EMBA。在金融和实业领域拥有多年海内外工作与管理经验,多年来始终专注于团队核心竞争力的培养,积极推进产品创新和业务创新,构建起多元化、专业化的资产管理平台,为机构和个人客户提供综合投融资解决方案。东方红资产管理团队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上海市劳模集体”等荣誉,并连续多年荣获“中国最佳财富管理机构”、“最佳资产管理券商”等称号。绪言

2017年,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共同举办了四场“东方红·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沙龙”。本沙龙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加强学界和业界的交流,促进对中国经济的理解,从而为国家政策、企业经营、机构和个人投资理财等提供决策支持。本沙龙讨论的问题是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参与者都是学界、业界和各类智库的一线研究人员和从业人员。因此,每次沙龙都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把脉。本书是这四场沙龙发言稿的汇编。从中可以看出,面对当时的经济、金融形势,各方人士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据当时的信息是怎么分析的以及都持有哪些观点。

本书涉及诸多学界、业界比较关注的话题,如雄安新区、经济新周期、股市、汇市等,既有对2017年中国经济、金融市场的分析,也有对2018年宏观经济形势和资产配置的展望。本书很好地将学术和金融实务结合在了一起,本书各章节的作者既有来自学界也有来自业界的,他们从不同角度对同一问题进行分析,观点互相借鉴、互相补充,避免片面地看问题。本书可以为高校师生、科研机构研究人员、政府政策制定者、业界投资者及其他对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感兴趣的人士提供参考。

本书共七章,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千年大计。该章认为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未来三十年发展急需新的动力区域和点睛之笔,雄安新区将是我国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示范区和引领区。雄安新区在新城新区发展模式上具有标杆意义,雄安新区要体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政府也要更好地发挥作用。该章还认为雄安新区带来的公司成长非朝夕之事,是长久的发展,应该从长期投资价值的角度来看待雄安新区带来的投资机遇。

第二章,养老金融。该章指出我国2035年要进入超老龄社会,老龄化陷阱是中国经济未来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然后介绍了养老金顶层设计三支柱,认为个人是不能止损的,主动投资未必是最佳的,养老金融应开发被动产品。为了稳步推进养老金融的发展,还应加强养老金融监管,尤其是事前监管。

第三章,股市波动。该章认为中国股市的核心问题是估值整体偏高,估值重心向下调整的趋势不可逆转,只要这一调整不到位,调整就不可能结束。不过,由于未来监管可能适度放松,以及需求下降导致的流动性边际宽松,股市存在看多契机。该章还从壳价值的角度解释了蓝筹股与中小创走势分化的原因,认为IPO发行数量、节奏受到行政限制,是股票市场产生壳价值的原因,这也是部分对冲策略背后的根本原因。

第四章,新周期之辩。该章从产业结构的国内外对比、虚实对比以及虚实均衡制度和保障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经济的虚与实,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虚实转换的再平衡过程中主要是阶段性因素在起作用。该章还认为,前期经济形势好转是企业补库存的结果,并不是朱格拉周期向上启动。企业已经进入主动去库存的阶段,但是由于前期库存较低,以及随着产业集中度的提升,去库存区不会表现得特别剧烈,未来库存周期对经济的冲击也会相对缓和。

第五章,汇率。该章指出随着全球经济加快复苏,金融稳定性在波动中增强,市场情绪和跨境资本流动有所好转,短期内人民币汇率不会再出现单边的升值或贬值趋势,而是会在当前水平下双向波动。当前中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金融资产“闯关”时期,汇率闯关一波三折,人民币稳定软着陆是政策意志所在。

第六章,2018年资产配置展望。该章认为,2018年以后的新时代将有新生活、新科技、新商业、新金融、新城镇化、新全球化六大趋势与机会,这些趋势和机会都是历史阶段性的,不是周期性的机会,资产配置也需要针对阶段性的趋势、机会进行研究,而不是简单应用发达国家的周期理论。当前的中国经济对民营企业依赖程度非常高,应优先考虑购买民营企业股。在地区上,优先投资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这三个沿海地区的优秀企业。在具体行业和股票选择上,则可根据改革、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这三条主线进行投资配置。

第七章,2018年宏观经济形势展望。该章认为,2018年中国经济新动能仍将表现强劲,但传统动能或将减弱,国内外多重压力下,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但是大国经济的韧性有利于中国经济平稳运行,2018年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砥砺前行仍是主旋律,GDP增长将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内。2018年货币信贷不松不紧,融资结构将更趋均衡,财政政策着力点或将放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上。此外,还将注意防范可能的“红犀牛”事件,包括金融去杠杆、国有企业去杠杆、调控房价、汇率政策等。千年大计第一期:(2017.4.16)2017年4月16日,“东方红·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沙龙”首次研讨会,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603室成功召开。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适逢此“千年大计”,因此,首次讨论会的会议主题为“京雄双城记:使命、举措与机遇”,围绕雄安新区的战略规划、与北京的关系、发展模式,以及其对资本市场的影响等展开了讨论。一、雄安新区——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点睛之笔张 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内容提要:4月16日在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主办的“东方红·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沙龙”首次讨论会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辉教授指出,未来三十年发展急需新的动力区域和点睛之笔,雄安新区在未来数十年必将成为能够带动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在从时代背景、空间区位、协同发展、人口变迁、交通设施一体化五个角度分析雄安新区的发展之后,张辉教授给出五点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作为开放的最前沿,已经发展为中国国民经济最具竞争力的地区。珠江三角洲的发展得益于1980年设立深圳特区,引入改革理念,通过市场化所创造的“深圳速度”;长江三角洲的发展则得益1990年开发浦东,引入开放理念,通过招商引资所带来的“浦东速度”。两个三角洲的高速发展奇迹也同时带动了整个国家经济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腾飞。

目前,我国经济整体进入新常态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2021年建党100周年,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周年,因此,未来三十年发展急需新的动力区域和点睛之笔。京津冀地区坐落于我国的华北地区,这里人口稠密,交通便利,工业基础较好,自然地理禀赋和经济禀赋均十分优越,而且拥有北京的首都优势和中国北部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天津的海上交通优势。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国家级的发展战略,在未来数十年必将成为能够带动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16个核心城市拥有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1%和约占全国6%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国15%的GDP;珠江三角洲城市群9个核心城市占全国国土面积的0.57%,拥有占全国4.7%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国12%的GDP;京津冀城市群的13个核心城市,拥有占全国总面积2.3%的土地和占全国7.23%的总人口,创造了占全国10.4%的GDP。京津冀城市群在总面积和人口数量上要远大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珠三角地区,在发展空间上所涉及的东北、西北和华北地区也远大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所在的华东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所在的华南地区,但在经济总量和发展水平上却远不及前两个地区。所以,发展问题特别是环京津的河北省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问题将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首要问题。时至今日,雄安新区横空出世,如何引燃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点睛之笔也就尘埃落定。

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待雄安新区的发展:

第一,京津冀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与深圳、浦东不可同日而语。在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和市场化程度提升到相当高度后,我国实际上已经进入需要协调国内区域之间均衡发展的阶段,而推进区域的均衡或公平发展的主要着力点则在于打破省市行政边界分割,优化资源配置,打破地区间经济发展的藩篱,通过区域一体化来激发发展的新活力。

第二,从空间区位和区域差异来看,相对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京津冀地区的一体化程度不高,区域内差异较大,各地区定位不明确,这些因素都使京津冀协同发展将是国内打破行政分割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和公平发展的国内示范区。

京津冀北部张家口和承德等市经济较其他地区自2001年之后逐渐摆脱相对落后的状态,而南部京津冀人口重心所在的保定、石家庄、衡水等周边地区则呈现经济发展相对迟缓的状态。京津冀北部发展比较好的京津唐城市群位于生态环境本就脆弱的北方地区,又存在大量重工业;与国内外其他地区相比,该地区水资源严重短缺,沙尘暴、雾霾、土地沙化等生态退化问题亟待解决。这更加剧了可持续发展与脆弱的生态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严重制约了区域发展。目前京津冀地区的经济联系总体上被北京和天津分割为北部和南部两个相对稳定的整体,且对北方的非中心城市来说,中心城市(北京和天津)对它们的极化效应要明显大于扩散效应;对南方几个城市来说,几个城市之间的相互经济联系相比与北京和天津的联系更多。

第三,从产业协同发展角度来看。自1992年以来,北京市全力发展第三产业,目前已经达到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处于第三产业全国领先和出口的地位,第三产业的专业化程度在第三产业的各个生产环节中都有体现,特别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科学研究事业等产业。同时,除了部分能源型行业外,北京市绝大多数第二产业都在往外转移,但在全国仍处于技术输出地位。当前,北京市前十位的主导产业大多是第三产业部门,包括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近年来新兴的或获得长足发展的行业也主要是以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对地方经济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呈现不断增强的趋势,而第二产业无论是轻工业还是重化工业都处于不断削弱过程中,与此对应天津市和河北省则基本呈现与其相反的产业发展趋势。

因此,未来北京、天津和河北只有走一体化发展的道路,在紧密分工的合作中加强区域整合力度,才能最终克服三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不平衡发展的窘境,在京津“双头联动发展模式”下,主要由天津完成工业化,由北京完成后工业化以及现代化阶段的主要内容,河北则要在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和创新要素集聚发展等方面有所作为。如此,以京津为核心的京津冀经济圈,将走出一条有别于长江三角洲上海单核驱动的大都市连绵区模式。

第四,从发展阶段与人口变迁来看。目前北京已进入后工业化向现代化知识密集时代迈进,第三产业的集聚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即将结束其经济资源聚集阶段,已经开始呈现向外扩散辐射发展趋势;天津还处于经济资源聚集阶段,处于工业化后期向技术密集的后工业化阶段迈进,第二产业仍占有重要地位,目前依然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河北省还处于工业化中期,主要发展的是资本密集重化产业体系。

通过对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人口变动及分布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珠三角地区人口在20世纪90年代增长速度要高于21世纪前10年的增长速度,长三角地区和京津冀地区则是21世纪前10年的增长速度要高于20世纪90年代的人口增长速度。京津冀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吸引力也在不断增强。

对区域内部的各城市人口吸引力状况,北京、天津作为京津冀的两个中心城市,对周围区县人口变动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在吸引大量劳动力的同时,也改变了京津冀各城市的人口结构。河北省的各城市人口大量涌入北京、天津。一方面推动了这两个核心城市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提升了河北省城市人口抚养比,对这些城市的发展以及社会的承载能力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与此相对应,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各市的人口吸引力则相对均衡。

第五,从交通设施一体化进程来看。从环渤海经济区北京、天津、辽宁、河北和山东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产出系数来看,天津和河北在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产出系数较大,达0.4以上。与北京、辽宁和山东相比较后可见,天津市和河北省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系数高于其他投资系数,说明相对其他方面投资,津冀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更能拉动经济增长。

京津冀地区北京市作为首都和全国交通枢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起步很早,公路、铁路交通十分发达,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对天津市和河北省,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则有待提高,进行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会对经济增长有明显拉动作用。考虑京津冀内部交通设施发展水平的差异性,那么在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的过程中应当更加重视区域间的交通基础设施不平衡问题,以降低整个区域内的要素流通成本为目标,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真正做到统筹全局。

无论从创新转型、生态保护,还是均衡发展、经济发展阶段等方面来看,京津冀打破各地的行政区划障碍,推进一体化发展进程也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不过,在不存在知识溢出效应的条件下,随着资源区域配置自由度的增大,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各个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将会逐渐拉开,极化现象将会加剧。然而,如果合理地提高区域间资源配置自由度的同时加强区域间知识、技术的传播就可以在促进区域经济共同增长的同时避免突出的极化问题。

综上所述,雄安新区的设立应该是依托华北地区最大的湿地白洋淀这一优质生态资源,吸引京津冀以致全球创新要素资源的集聚区,借力首都功能疏解,通过引智和引资双轮驱动成为京津冀地区的重要高新科技产业中心,全国借势跨越式发展的典范。从长远来看,雄安新区必将是我国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示范区和引领区。

雄安新区建设的政策建议:

第一,通过引入优秀高校、研究机构资源,推进区域由农业城向高科技产业应用城的直接转变,建设和不断完善优化生活配套设施和吸引相对应的高素质人群。

第二,以优秀大学、科研机构资源为依托,通过相关政策与措施导向,发展以总部经济为特色、高科技为核心竞争力的高附加值、低环境影响的研究与发展等产业。

第三,根据自然资源不同属性与主要公共设置布局位置,规划不同开发强度与物业类型。

第四,通过生态治理和保护,发挥白洋淀宜人的环境和气候优势将是雄安新区吸引高端创新要素集聚的关键所在。

第五,住房以公租房为主,只租不售,建立群落式居住与办公功能一体化的生态社区。(资料来源:本文是作者在4月16日“东方红·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沙龙”发言的整理稿,已经作者审定)二、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北京的“变与不变”牛 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4月16日在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主办的“东方红·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沙龙”首次讨论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牛雄从“变与不变”的思辨中解读雄安新区的设立。并指出,雄安新区肯定要体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是政府也要更好地发挥作用,这跟改革的要求也是不谋而合的。

题目叫“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北京的变与不变”,这是前十几天,中国经济时报约我写的一篇稿子,我就跟大家交流一下,也谈谈对雄安新区的一些看法,兼论“城市中心漂移论与雄安新区”。

时间背景是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年来,协同步伐不断地加快,前一阵就在北京的总体规划草案刚出来时,雄安新区就设立了,这是千年大计。在城市发展中有了一些新的理念、新的要求,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展望未来,我们还需要一点哲学的思考。

变和不变,京津冀协同中,哪些变了,哪些不变。(一)不变

一是山川地理形势,京津冀的山川地理格局自古未变。引用《朱子语录》里,南宋朱熹所云:“冀都是正天地中间,山脉从云中发来,前则黄河环绕,泰山耸左为龙,华山耸右为虎,嵩山为前案,淮南诸山为第二案,江南五岭为第三案,古今建都之地莫过于冀,以今考之,是邦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形胜甲于天下”。当时朱熹还在南方,这一块儿当时不是南宋的国土,但他看出这块地方确实是建都的好地方。明末地理学家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里面写到,“据上游之势而临御天下者,其非今日之直隶乎”。1978年我在河北挂职的时候,看这本书印象比较深,可以看出京津冀这一块儿,古今山川地理的重要性没变。

二是政治功能没变。大山、大水是建都的必要条件,从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到明清北京,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除民国的几十年外,北京一直承担中国北方乃至全国政治中心的功能,有860年建都史,是世界著名的古都,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物质和精神遗产。

三是人文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讲了,“北京历史文化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回顾城市发展的历史,文化始终是城市最主要的功能之一,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京津冀地区发生了许多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涌现了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是中国历史上农耕、游牧两大文明碰撞交融最长、强度最大的区域。

城市是文明的载体,我是搞规划的,早年还学过建筑,北京旧城、西郊的三山五园、近郊的明皇陵,河北的避暑山庄包括清东西陵等等历史遗迹都是中国传统城市营造晚期的巅峰之作。我说这个晚期,是因为唐朝有一些作品比这个还好,后来见不着了。尤其是明清北京城,被梁思成先生赞为“世界都城建设史上的孤本,无与伦比的杰作”,无不印证着京津冀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保存最丰富,价值最高的区域之一。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朝更高的世界城市群的方向发展,这个进程中一个不变的因素就是文化因素的延续性和贯穿性。(二)变

一是时代背景。当今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和全球经济的关联度越来越密切,城市理论里面有一个叫全球城市理论,全球城市网络中,北京的地位不断上升,从国家战略要求来看,北京的责任是带领京津冀地区抢占全球城市体系的顶端,因为现在顶端是纽约、伦敦、东京这些城市,控制全球资本的流动,所以北京要形成对全球资源的支配力和控制能力,建设世界城市,提升北京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话语权,从发展战略导向看,应该从经济影响力向综合影响力拓展,更加注重提升文化影响力、科技影响力、政策影响力,这和北京新的四个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的定位是一致的。

二是城镇化的指导思想。《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要把握城市发展规律,推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有效地化解各种城市病,努力把城市建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家园等,这是时代背景。

三是城市的功能与空间结构。有一句话,城市的功能缔造了城市的结构,而城市的结构较城市的功能更为久远。北京城的空间结构,我们现在讲单中心、同心圆的结构是历史形成的,最早明清的时候,是政治文化中心造成的结构,几百年下来,新中国成立以后延续,拆了城墙建二环,后来又是三环、四环、五环,后来产生的很多城市病,跟这个结构有关系,但是这个结构一旦形成,有一个历史的惯性,虽然现在的功能跟过去的功能有不同的地方,但城市的结构较城市的功能更为久远,要调这个空间结构,要下很大决心的。新的历史时期,北京的政治文化中心功能未变,但是增加了科技创新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的定位,城市空间结构要随之调整,当然随着历史的演进它也会演进,雄安新区是一个大的步伐。还有高度城市化带来的交通拥堵、空气污染、房价高涨等大城市病,首先是人口的快速增长带来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环境资源以及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矛盾。其次,是城市功能过度集中在中心城区的产物。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北京这种单中心、同心圆式向外扩展的城市空间布局越来越难以适应城市发展的要求。城市中心区功能过度集中,交通、环境和各项城市设施承载压力自然加大,中心城区的承载能力趋于饱和。最后,中心城区之外与中心城区整体发展水平差距的加大,过去讲北京100公里以外就是农村了,反过来又增加了中心城区的负担。我们觉得,规划学界研究这么多年了包括清华的吴良镛院士,他们研究二十多年了,形成共识,要解决问题,重点应放在城市空间总体结构的调整上,疏解城市中心区过度集中的功能。以京津冀区域协同的大视角来考量,多中心、网络化发展有助于治理大城市病包括雄安新区,北京副中心的建设,就是要把北京的单中心结构调为多中心的结构,和河北和天津形成互动。区域空间结构的调整应该配合人口、产业用地、交通、文化、生态、科技等的协同,带动整体的协同和升级,从单中心向多极网络结构转变,雄安新区、副中心这些都是重大举措,就是调结构,经济学讲调结构,我们城市和区域也讲调空间结构。

同时还要关注相关领域的宏观政策调整,因为城市空间调整背后的作用力是产业政策、人口政策、环境政策等包括交通规划和土地利用,跨部门的协作和共进等,表面上是呈现这个空间结构,但是背后的作用力是产业、人口、经济等在后面起作用。

四是城市中心漂移。前几年出版了一本专著《城市中心漂移论》,提出城市中心漂移的理论假说。核心理念是指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特大城市各种功能集聚在一个中心,像一个地理板块一样,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人口大量集中,产生各种城市问题,政府将行政中心迁移,有些功能逐渐分解、分离出去,漂移至一定距离后固定下来,形成一个新的城区。这是2004—2006年时,在对中国多个省会城市行政中心迁移的案例进行考查的基础上,运用一手的调查资料和第四次、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重点针对南宁城市空间结构演变进行实证研究时得出的结论,同时推演出近20年南宁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模型。现在看来,该理论假说在雄安新区、通州副中心建设得到了较大程度的验证,对雄安新区人口流向、空间布局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快速城市化的一个客观表征就是外部人口持续流入城市,与城市内部人口流动相结合,引起人口分布在城市空间上的重组,与土地开发和产业布局变动等多种因素合成,带动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

研究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人口流动、政府政策、土地开发、产业布局等多种因素的合成作用下,中国多个城市中心存在漂移的过程,其中宏观政策和政府的意图起了主导作用。现在经济学讲市场起决定作用,国家的文件也讲,我们讲城市的空间结构调整,首先是政府动态,宏观政策包括地方政府的意图是主要作用,后来的市场跟进之后,城市的空间结构,可以由单中心的圈层结构演变为两心、多核心的结构,中间是交通轴带相连。

根据这些假说,城市中心的分化需要时机、条件和动因。比如说政策环境发生变化,地方政府着力实施,这个政策有强和弱,有些地区,如果政策力比较强,动作就比较快,而且能建成,五年以后成规模,十年以后成样子。有些地方政策力不强,加之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市场力量也跟不上,会出现鬼城,就放在那儿了。很多省会的新区都建成了,就是刚开始政府的力量比较大,市场的力量也跟得上,这对雄安新区是一个启发,一定要政府的力量跟上,历届领导的政策要有连续性,连续推进五年到十年,就会有效果。

当然还有一个条件,相关区域要有一定的基础条件,包括交通的条件和人口流动特征。比如说现在的新区里面,相对人口比较少,没有大量的人口集聚在那个地方,是一片空地,这是一个特征,还有就是交通条件,跟老城区的交通联系比较好,还有新区没有旧工业区的阻隔,还有地理生态条件良好,水资源、土地承载能力等,我们一般做总规的时候,要做资源环境影响力评价,联系各个学科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搞地理的,搞生态的,要分析完了以后,看能不能承载这么多人口。

还有就是旧城拥挤,空间不足,城市向外拓展,城市开发方向的重点转移,这三者同时具备的条件下,地方政府还得因势而利导之,才能带动空间结构的优化,包括雄安新区,副中心,政府要在具备一定的条件下因势利导。

我还是这个观点,城市中心漂移主要是基于政府政策的作用力,市场力和社会力会跟着政府的力量跟进,这恰恰符合中央在雄安新区的决策部署。雄安新区肯定要体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是政府也要更好地发挥作用,这跟改革的要求也是不谋而合的。我后来在石家庄市城乡规划局挂职副局长时,在河北搞新区规划编制的时候深刻认识到了,政府到底在里面怎么起作用。(三)变与不变的思辨“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中国易经的哲学讲求“变”,按一定的法则求变。中国古人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传统,在人类繁衍和建设人居环境的过程中一直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把握新时代城市与区域发展的规律,万变不离其宗。山河湖海的自然生态格局无法改变;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建设美好人居的理想未变;政治中心、东方文明中心的功能定位不变;从空间布局的角度来看,北京城市空间的内核和中轴一直未变。包括这一次做雄安新区的规划,做详规的时候,怎么完成这个千年大计,一定要参考老城这套东西,它的思想是怎么来的,除了外在的空间特征之外,背后的建城思想是什么。雄安新区的规划设计,将来要做传世之作,一流作品,挑战性还是比较大的。还有一点,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它的一体性是行政区划不能分割的。“城市的主要功能在于化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物为活灵灵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繁衍为社会创新”(刘易斯·芒福德)

首都地区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粹,不仅有展示、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精神的职责,也具有开放、包容与建设首善之区的示范作用。在世界多元文化共存与竞争的今天,一个强大国家的主流文化应该在世界文化大融合中赢得话语权。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目前有2170万人口,是国际国内交通枢纽、信息网络枢纽,跨国公司总部、金融中心、文化组织等各类机构林立,汇聚了全国一流的大专院校和各类人才,也有诸多亚洲一流的科研机构和来自全球的人才,传承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如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化众人之力为磅礴能量,化众人之智为社会创新,带领京津冀区域整体创新发展,展现文化自信和大国形象,示范全国,进而为人类进步做出新的贡献,或许是“变与不变”的真谛。(四)结语“城市的最终使命是带领人类自觉地参与宇宙和历史的进程。”(刘易斯·芒福德)

从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到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到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有一条脉络贯穿的。京津冀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让这片区域上的人民生活得更好,用海德格尔的话说,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在城市工作领域中细化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什么叫千年大计,可能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建城思想,才能持续一千年。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城市规划建设做得好不好,最终要用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来衡量”。北京作为中国首都,要为全国人民做出示范样板,带领京津冀地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创建美好人居环境,顺应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时代潮流,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确实有这个责任,古代是孤本、杰作,雄安新区要展现东方古国在世界的崭新气象,为国家、为民族复兴做出新的贡献。

谢谢!(资料来源:本文是作者在4月16日“东方红·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沙龙”发言的整理稿,已经作者审定。)三、雄安新区与中国新城新区发展模式转型冯 奎(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

内容提要:4月16日在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主办的“东方红·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沙龙”首次讨论会上,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研究员冯奎从新城新区的普遍性到雄安新区个性特征角度,谈了雄安新区在中国城市发展模式转型中的定位、意义。

雄安新区是今天的一个主题词,我和大家交流的题目“雄安新区与中国新城新区发展模式模转型”。

在雄安新区的定位上有两句话。第一句,“在河北合适的地方寻找一个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所以,雄安新区的作用一定和首都的发展紧密相连。正是因为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承载地,才会使我们首都的四个核心功能发挥得更好,使首都在我们这个大国的崛起中发挥越来越重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来讲,雄安新区的设立是一个全国意义的、一个有历史影响的大计。第二句话的意义,现在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到,但是实际上非常重大,“用新的发展理念打造的一个新城区”。这句话包含制度的自信、道路的自信,一种在掌握了城市发展规律之后,用新的发展规划的理念来引导我们城市从传统模式走向新模式这样一种探索。从国内方面来讲,我们的城镇化率是57%,中国已经进入了城市型的社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一种新的城市发展模式对中国的意义毫无疑问是非常巨大的;从国际方面来讲,通过雄安新区的设立,可以有效地治理大城市病,在国际社会面前也展现治国理政的理念,这个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

今天主要讲三个观点:第一,关于中国新城新区的作用;第二,新城新区所面临的一些问题;第三,雄安新区在中国新城新区发展模式转型当中向什么地方去,它展现了什么样的一种模式。理解这些,有助于更全面的地认清雄安新区的意义,有助了解它在推动中国整个新城新区发展转型中的作用。(一)中国新城新区的作用

从世界范围来看,新城新区这个概念比较悠久。19世纪末就有了田园城市的说法,后来从英国、欧洲、日本、韩国、美国,很多国家都有讲过新城新区。而新城新区只有在中国才是发展得最深入、最广泛、最持久,它已切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去了。

中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新城新区体系,这个体系包括哪些东西呢?包括龙头新区,就是我们讲的国家级新区,加上雄安新区现在一共19个,国家级别的经济开发区219个,高新区145个,经济特区7个,自贸区11个,还包括数以万计的省级层别各类开发园区。此外,近些年来新城新区还有一些转化的形式,如我们常说的低碳新城、高铁新城、智慧新城、行政新城、科教新城等,我们都把它们均叫做新城新区。新城新区的争论很多,有截然不同的一些看法,雄安新区的设立,给这样一个争论又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但我们从一个历史的阶段来看,新城新区在中国的作用不可低估,可以说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新城新区是经济的增长极、发动机。我们可以看到新城新区,特别是东部的国家级新区,一般生产总值占到了所在城市总量的30%左右。将高新区和经济开发区加在一起,会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4,仅一个中关村就有3万亿元。因此,我们说它是经济增长极。

第二,新城新区是城镇化的载体。城镇化的载体,最核心的是讲它承载了诸多的转移人口。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城镇化率为18%,现在是57%,转移到城镇约7亿多人,特别是近些年来很多的人口实际上是转移到了新城新区,如上海浦东新区、北京的很多新城新区就吸纳了很多的转移人口,北京的新城新区吸纳了500多万的人口。所以它的第二个方面作用就是城镇化的载体。

第三,新城新区是方案提供者。我们城市的很多问题,往往要通过新城新区来解决,比方说大城市病、工业发展空间受限的问题、旧城区的改造的问题,这些都需要通过设立一个新城,或者是一个新区的方式来解决。

第四,新城新区是新的功能平台。它不一定是解决你遇到的问题,而是要拓展我们的空间平台,我们近些年来观察到像高铁新城、科教新城、行政新城往往都是这样。为什么要建高铁新城呢?建高铁新城是为了满足高铁枢纽发展的需要。为什么要建临港新城?是要满足在有港口的地方,要有城市的功能,这才能够满足港口发展建设的需要。所以,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功能平台。

讲新城新区的历史作用,有助我们认识雄安新区。雄安新区从一般属性来说,它是一个新城新区。所不同的地方在于,和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相比,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是有标杆意义的新城新区,是有里程碑意义的,是有全国意义的。我们讲深圳经济特区的成就有三个:一是经济上,深圳这个城市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二是带动了城市群的发展;三是开放的意义。浦东新区也一样,存在三个方面的成就:一是它的经济意义;二是它推动了长三角城市群成为世界上的重要城市群之一;三是它所创造的制度改革的意义。雄安新区也有类似,虽然现在的定位里面没有将经济中心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但请大家不要忘了,雄安新区的四个定位集中讲的就是发展,这个发展不是一般的小发展而是一个跨越式发展。否则,雄安新区怎样比肩深圳、上海?因此,我们说雄安新区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新区,它包含了经济增长的意义。另外,雄安新区对制度改革、开放也具有深远的意义。这样,当我们去理解雄安新区的时候,第一个层面就从一般新城新区的意义上考虑,再叠加它的特殊身份才可以推出它的特殊意义。(二)新城新区所面临的问题

新城新区目前还面临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比较普遍,有些问题甚至比较严重。雄安新区在设立之后,大家自然也会关心会不会出现雄安问题与问题雄安。也就是说,它会不会重蹈以往新城新区的老路,成为人们诟病的对象,这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反过来也要说明,国家要设立雄安新区,究竟是想引领新城新区向新的方向走,还是任由它变成一个普通的新城新区?

当讲到新城新区面临的问题时,我们大致有以下一些观察:

第一,现在规划的一般的、普通的、质量低的新城新区数量还是很多。经济进入了新常态,经济质量要上去,速度要下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大规模、粗放式开发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新城新区规划建设的惯性因素仍在。

第二,存在土地等资源被浪费的现象。回顾一下数据发现,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很多新城新区的密度,人口密度都是下降的,很多的新城新区也存在圈了用地之后产出并没有如期地提高的现象。

第三,新城新区千城一面的现象也非常严重,对历史、文化、自然生态资源的保护不够充分。

第四,很多地方的新城新区存在低水平的产城结合,或是有产无城,或是有城无产,或是产城低水平结合,高水平产城融合的新城新区还比较少,未来在这方面需要进行突破。

第五,新城新区投融资发展的模式也需要得到改善,很多的新城新区是依靠土地出让换得建设的资金,由于建设资金大面积铺摊子,结果又导致需要更多的土地出让来支撑未来的发展,没有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但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新城新区的发展取得了重要的成绩,但是发展模式需要创新”。从城市发展的意义上来说,雄安新区要成为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的新城市,那么它一定要在解决以上问题方面有所创新,要树立城市的标杆、要成为引领者、要成为中国城市未来的风向标。(三)雄安新区的发展模式探索

目前,从我们观察到的规划建设方面的信息来看,雄安新区未来有可能朝什么方向做?是不是能成为鲜明的雄安模式?

第一,从规划角度来讲,雄安新区并不是一个任由其野蛮生长,然后不断修正它的发展模式的做法。与之相反,它是在一个规划引领之下,也就是要按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来规划、建设与发展。一些研究经济学的人认为,新城新区比较好的模式是任由其自然生长,认为这样反映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所以现在大家一谈起雄安这样的新城新区,先是规划了一个定位,他们就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看法,因为他们认为野蛮生长比较好。但我想指出的是,规律一旦被掌握之后,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科学认识的力量,变成一种我们改造这个城市,推动城市发展的力量。

第二,从新城新区发展的目标上来说。这个新城新区讲的是什么呢?它讲的是城市高水平的以城带产、多种功能融合发展。我们以往的很多发展,只是某一个方面单一的产业的发展,或者是单一功能的发展,但是在雄安新区的发展,强调的是绿色、智慧城市,强调的是生态宜居城市,强调的是交通便捷的城市,强调的是开放共享的城市。从城市的功能上切入,对城市的理解比以往的时期要更深刻。反思我们以往的新城新区建设,为什么会出现很多的低水平的集聚区建设,低水平的城市人口集聚区、产业集聚区的建设,往往是由于对城市功能的理解不够。

第三,从区域关系上来讲,雄安新区建立之后,它在京津冀地区,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北京“两翼”当中的“一翼”,北京主城区的一个翅膀是北京的城市副中心——通州,另一个翅膀就是雄安新区,形成了主城区加两个翅膀的格局。这样一个翅膀和北京城市副中心有什么不同呢?在于它跳出了北京,去规划建设这样一个新城。从区域关系上来说,这是一种在区域的大格局下去研究城市问题的思路。虽然这种思想并不超前,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城市都是在行政区划范围之内,都和行政区密切结合起来的大背景之下,它的意义非常突出了。这样一种跳出了北京去解决城市问题的思路,一方面它对北京的城市功能疏解有意义;另一方面它对雄安新区的发展也有意义。所以雄安新区的未来不是孤立的,一定是和北京的主城区以及副中心,同时也还一定和周边的这些大城市紧密结合的。因此,这是一个在大格局下面去推动新城新区发展的思路,这在是以往少有的。

第四,从城镇体系的内部构造来讲,以往我们讲一个新城新区时,往往讲的是一个单点的结构,就是单核,一个核心的结构。而现在讲的雄安新区又怎样呢?它包括雄县、容城、安新,起步区、预留下来的和保定之间未来的发展区,很显然构造的是一种组团式的格局,而不是单一中心的格局,这种组团内部是要通过网络进行连接的。因此,它体现了一种多中心、组团式、低冲击的探索。所以,我们可以比较好地预见,它走的不是一种摊大饼的道路,这是城市空间布局方面新模式的特征。

第五,从城镇体系构架外部特征方来看,以往京津冀这个地方,发展主轴是北京和天津,架构在这两个特大城市之上的发展主轴,是两个特大城市之间的连接,以此来带动区域发展,因此它是典型的特大城市的偏向。雄安新区座落在河北,它的发展对河北中部、南部的发展具有非常好的意义,对河北全省也有辐射带动作用。从更深远的城市发展来看,它改变了河北大中城市缺少的问题。由于雄安新区的设立,京津冀这个地方的“心脏”由线段变成了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就是北京、天津、雄安新区。这是一种通过新旧城市组合来推动城市群发展的,推动城镇体系结构优化的重要方式。

第六,投资融资模式方面也有创新。在国内宏观经济下行,国际经济不同于以往高速增长这样一种时期中,大家都在想雄安新区未来的发展靠什么去推动,特别是在投资这个方面。在过去的37年中,深圳大量地依靠民营资本,上海大量地依靠外资得到了发展,现在雄安新区依靠什么呢?实际上很好的模式已经在规划里面体现出来了,这就是社会资本参与多元、可持续的投融资模式。其实在雄安新区设立之前,我们就在探索社会资本投融资模式方面的种种创新,未来在这方面也有很多很重大的创新。这方面创新的内容也很多,还包括我们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对外开放方面。雄安新区是一个内陆的城市,但它要做一个开放的平台,这种开放的平台怎么做,如何通过交通、产业空间的布局来使它打造成为这样的平台等这些方面,都是以往我们很多新城新区发展模式当中所未曾有的。这样一种模式的集成创新,我想这是雄安新区发展一个重要的意义。

还有其他许多方面的创新,都在展开之中,限于时间,不再多说。这些创新的内容,对一个城市来说,并不是简单地说,把很多的规划图叠加在一起就可以做到。在实际的过程中,仍然需要结合各种情况,寻找出一条雄安的模式,讲好这个中国故事。这个过程不是简单地把将好的优点叠加在雄安身上就可以实现的新型城市目标,所以未来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假以时日,我们希望看到的是,雄安新区在新城新区发展模式,在城市发展模式上,能够打造成一个标杆意义的东西,它对引领中国进入城市型社会之后,推动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推动新城新区的进一步发展,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国际上,它也可能真正做到是一种有信心的展示,能够推动中国如此众多的城市进入未来世界经济的竞争场上去。(资料来源:本文是作者在4月16日“东方红·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沙龙”发言的整理稿,已经作者审定。)四、雄安、京津冀:空间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金海年(诺亚控股有限公司)

内容提要:4月16日在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主办的“东方红·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沙龙”首次讨论会上,诺亚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官、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金海年从空间经济学的角度谈了雄安新区的“千年大计”。金海年在旁征博引国内外城镇化的历程以及克鲁格曼的空间经济学在主要国家存在不同的适用后,对雄安新区的创建给了四点评价。

金海年:非常感谢苏剑所长的邀请!本次演讲的理论研究基础是我和前央行研究所所长姚余栋博士合作的结论,我们在2014年做过关于空间经济学的研究,讨论中国的多中心城市和京津冀一体化问题。

首先,对“城市”一词做个分析。“城”,是人类文明开始的标志之一,是在一个有限的区域建设围墙,起防卫的作用,人们定居下来,不再是原始的游牧状态;“市”是集市,是进行交易的场所。因此城市有面积的概念和商业的含义,现在大城市的承载能力,和城市带的交易功能,核心就是这两方面的内容。人口为什么会流向城市?根本原因就是工作机会,谋生的手段。例如,我们在座的,估计超过一半老家都不是北京,但是为什么会到北京来呢?主要都是因为到北京工作,谋生的手段会促使人们流动到城市里面来。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加速经历了很多其他的发达国家更长时间走过的路,尤其是城镇化的进程。国际历史经验表明,城镇化率从30%~70%是高速发展的历程,美国的城镇化率从30%~56%,用了70年的时间,我们用了35年,正好是一半。美国城镇化的后半程,从56%~70%,又花了30年的时间。如果我们还是用一半的时间,那么大约到2030年,我们的城镇化率大约也会达70%。

城镇化的发展既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发展的原因之一,也是最近几年经济增速放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做过定量分析,发现全世界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德国、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包括亚洲四小龙等,在城镇化率达70%以上时经济结构也发生类似的变化,第三产业都会超过60%,当他们的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超过60%的时候,GDP增速无一例外都跌落到6%以下。进一步分析,主要是因为原来的增长是双引擎,即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同时在快速增长,相当于工业化和服务业现代化的进程同时在进行,两个引擎动力共同推动经济达8%甚至10%以上的增速。中国这几年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实际上意味着我们的第二产业已经进入饱和的阶段,第二产业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高速地增长了,第二产业除了产能过剩以外,还带来了大家更关心的雾霾问题,污染的问题。原来的两个引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同时高速发展,现在变成了第二产业没有原来那么高速了,只有第三产业还能保持高速的增长,整个数字会降下来。不过我们也会发现,增速降下来以后,实际上我们经济增长的质量并不一定会降下来:一方面,第二产业的增速降下来以后,能源的消耗、污染的排放等问题都会得到改善;另一方面,第三产业无论是从就业率,还是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还有每万元GDP产生的能耗等,结构性都比第二产业好得多。因此以后的增长数字没有那么大,但是增长的质量包括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改善的情况,一点都不会比以前差。

其次,中国特别大,区域发展不平衡,在北上广深等沿海发达地区第二产业已经接近饱和,但是中西部等地区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过程,比如说重庆还能保持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有部分双引擎的潜力。

在这个过程中,原来的引擎少了一个,所以现在还在寻找新的动力引擎,像科技创新、“互联网+”等,但是现在的规模还不够,虽然速度很快,但还不足以填补原来整个第二产业这么大规模的增速放缓形成的空缺,所以这些还是长远的新的引擎。而城镇化和全球化的后半程是能够成为这个阶段性新的引擎,能够填补传统第二产业包含造成的高速增长动力空白。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几个比较成熟的城市带已经慢慢形成,最成熟的是长三角,即江浙沪泛长三角城市带,不仅有上海这样的中心城市,也包括像杭州等这些相对发展比较有特点、高速的城市,其发展水平已经跟发达国家的差异不是很明显了。珠三角现在正在进行融合转型,其特殊之处是离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很近,货币的多样性和制度边界的交流也将产生新型城市带模式。相对比较落后的就是京津冀、环渤海都市圈的发展,相比长三角和珠三角来讲比较落后,这也是我们国家一直比较重视京津冀发展很重要的原因。

克鲁格曼对D—X模型(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模型)做了拓展研究,得出了城市带一定会形成核心城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济现象产生,主要是考虑了农业和制造业的运输成本还有工资以及市场规模效应对生产者的影响,这是从供给侧的角度;对消费者这样的需求侧,会考虑居住成本等方面的因素,从而推导出发达国家工业化会形成以制造业为中心,农业为外围的城市集中化均衡理论。但是他认为,多个城市中心是不稳定的平衡,如北京、天津、唐山等离得比较近的几个地方,很难形成多中心的城市带,这是不稳定的平衡,因为最终资本、人才和企业等资源,都会逐渐集中到一个优势中心城市,这是我们看到,为什么挨着北京,天津永远是天津卫,河北的城市也很难发展的原因。

如果我们不从晦涩的经济学理论上来解释,从老百姓自身的解释也是一样的,大家为什么喜欢来北京,因为这边的工作机会更多,小孩上学有好学校,城市有更好的公共服务资源,这就是为什么会吸引这些人力资源能够进入到中心城市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克鲁格曼的结论可以证明,一个小的经济体,地理区域不是很大的情况下,确实不能够存在多中心,它最后会稳定到一个单中心的均衡。但是他的理论也有不足,即没有发现在一个大的经济体,如中国或者美国,事实存在多中心的均衡。

因此,克鲁格曼虽然因空间经济学得了诺贝尔奖,我们仍然可以进一步扩展研究,发现同类企业聚集会形成商圈,不同行业聚集会形成城市,产业链的聚集会形成城市带,产业对资本、人力、自然资源、科技等四大主要供给要素具有聚集效应,形成区域分工,边界的大小就是由空间转移与交流的成本来决定的,对生产来讲是运输成本,对人来讲就是交通成本,这个成本是综合的,不仅包括花钱多少,还包括花时间多少。基本上说得通俗一点,步行半小时的距离决定了商圈的半径;上班一小时的交通距离决定了城市的半径;原材料运输当日的距离决定了城市带的半径。所以我们看到,城市的扩大,往往会伴随着交通技术的改善,如果交通科技发展了,一个小时可以走更长的路,城市也可以扩展得更大。城市带,如果用克鲁格曼空间经济学为基础来看,所有的制造的产业链的分工,与原材料包括中间产品的运输时间成本是密切相关的,基本上需要当天或者八个小时之内能够运输达到的范围之内,往往容易形成一个聚集区。比如说像手机的生产,我们知道在天津泰达开发区有所有手机配件的生产工厂包括液晶屏、电路板、电池等,整体上会形成产业链的布局。当然我们可以再扩展到经济以外,国家是有它的统治半径,是由统治信息和反馈的半径来决定的,元朝时疆域最大,政策的上传下达超出了它的交通能够允许的时间成本,最后整个帝国就会分解掉,没办法进行长期稳定的统治。

现在一些著名的城市带发展,如美国的东海岸、西海岸、东京的城市带等,都与这些因素相关。例如,东京城市带的形成,跟新干线的建设是密切相关的,科技手段缩短了交通的时间,扩展了城市带的地理半径。每个城市带都有一个中心城市,凝聚、吸引企业和人力资源,即智力的资源和资本的资源,这些经济资源会形成中心到外围的城市群。

中心城市的类型,也经过了三个方面的演变。早期以农业为中心,跟土地、水源密切相关,如果一个地方不适合种植,就很难形成一个城市。但是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农业已经不是考虑的第一因素了,就形成了以工业为核心的中心城市。现在新的经济的发展,出现了第三类中心城市,即新经济中心的多样化,如新加坡和我国香港等国际贸易服务中心,伦敦等金融中心,硅谷科技创新中心,还有旅游、文化、政治等,都可能形成中心城市。

因此,中国必然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包括多个、多种城市带的形成,更多样化的中心城市,以分工辐射二、三线城市周边的中小城镇,每个城市带或城市群可以容纳千万甚至亿计的人口,大约十个这样的数量级,才是中国城镇化率达70%这样的成熟程度的发展目标,这个过程核心区域企业、行业与产业的发展,当然跟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也密切相关。

因此我们看到城市的形成、城市带的形成,跟人口流动是密切相关的,而人口流动又决定企业的流动和发展,企业的发展又决定产业的分工与分布、制度政策决定的交易成本和发展空间。比较成功的新区、新城,一定是有足够多的人口聚集,以人为本实际上就是以就业为本,如果他的生计不能解决,都是不行的。当然跟他的生活成本也是密切相关的,就业是由企业的流动决定的,为什么一个企业会到另一个地方去,发生迁移,由经营环境决定,既包括经济因素,因为这个地方的上下游产业,是否更容易赚钱等,还包括制度因素,交易成本尤其是税收、竞争等。

以美国为例,有多个大的中心城市带,还有新型的中心城市,像硅谷、旧金山,就不是以工业为中心的,有风险资本、有智力资源包括斯坦福大学等创新的文化,最后诞生许多伟大的公司。俄罗斯人太少,地理面积虽然很大,但跟中国可比性不够。欧洲国家分散,也有区别。超大规模经济体,意味着人口多、面积大,因而产业结构必须完整,农业要有一定的自给率,才能够容纳多个中心、多个城市带和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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