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庙和皇帝的“家务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韩熙

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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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庙和皇帝的“家务事”试读：

中国古人认为，人的死亡只是生命载体在阳间的终止，灵魂到阴间继续存在。这些不死的灵魂，不仅具有了阴间的法力，而且还能回到阳间，在阳间降临福祸。因此，人们对死去的先人，除了情感上的怀念之外，还希望他们在阴间生活得美好，并能对阳间的本族本家的后人予以保佑，降临吉祥。因为这些灵魂虽依附于人的气和形，但又可以离开形体而归于天地，古人称之为“神”或“鬼”。所以，这些灵魂被寄托感情的同时，也被“功能”化了，于是，人们深信通过对死去先人的祭拜和祈祷，就可以得到神鬼的保佑和赐福。

随着灵魂不死观念的产生，逐步形成了一整套鬼神宗教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祭祖成了历朝历代的大祭。“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古代帝王把“敬天法祖”视为立国之本，公开宣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意思是说，国家最重要的大事就是祭祀和战争，并且把祭祀放在了战争前面，这表明在当时的统治者心目中，祭祀比战争还重要。这时候的祭祀不仅仅有着怀念的作用，还有着更为广泛的伦理、政治和社会功能，凝聚并维系了家族、宗族乃至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包含了民族和国家的团结、发展与兴旺。太庙就是在这种理念下产生的。

庙是供奉、祭祀祖先的场所。太庙，《礼记·明堂位》解释为：“太庙，天子明堂。”北京太庙是明清皇帝供奉祖先牌位、举行祭祖仪式的庄严场所，其实就是明清皇帝的祖宗祠堂。

太庙位于北京天安门东侧，永乐十五年（1417年）破土动工，永乐十八年（1420年）九月建成，占地面积达19.7万平方米，呈长方形，具有完整对称的中轴线，类似于紫禁城的建筑布局。与天安门西侧的社稷坛（今中山公园）形成左右对称的格局，这是因为它们的位置是根据帝王居住地——紫禁城按照“左祖右社”的规制决定的。北京太庙是明清多次修缮得以完成并保留下来的典型古代建筑，不但具有科研和艺术价值，还蕴含了丰富的古代政治、哲学、礼制和美学的基本理论观念。

本书以清廷编纂的《大清会典》、《清实录》和清宫档案为主要依据，介绍了北京太庙的渊源、规制、陈设、祭祀、配享和管理等内容，以使读者对中国的太庙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由于作者所掌握的材料不多，水平不高，书中存在的错误一定不少，恳请读者和师友指正。作者第一章　揭开太庙的神秘面纱一　天下第一庙

庙宇是我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它保存了我国各个朝代的历史文物，在国家公布的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中，庙宇及相关设施约占一半。庙宇建筑与传统宫殿建筑形式相结合，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俗特色。

广义的庙宇有多种称谓和用途。

佛教中的庙宇多称为寺，但最早“寺”并不是专用于佛教。秦代以来通常将官舍也称为寺，汉代把接待从西方来的高僧居住的地方也称为寺。从此之后，“寺”便逐渐成为中国佛教建筑的专称，如碧云寺、白马寺、大昭寺等。

在道教中，寺庙的称谓也很多。道教创立之初，其宗教组织和活动场所皆以“治”称之，又称为“庐”、“靖”、“静宝”。南北朝时，道教的活动场所称为仙馆。北周武帝时，将道教的活动场所称为“观”，取观星望气之意。到了唐朝，皇帝认老子为祖宗。既然皇帝的居所称为“宫”，所以道教建筑也称为“宫”了。其他还有叫“院”、“祠”的，如文殊院、碧霞祠等。

伊斯兰教称之为“寺”，如清真寺等。天主教称之为“教堂”。

佛教和道教女性教徒居住的地方称为“庵”。

狭义的“庙”多指奉祀祖宗、神灵或前代圣哲先贤的地方，如太庙、家庙、中岳庙、关帝庙、土地庙、虫王庙、岱庙、岳王庙等。也有将奉祀先贤的地方称为祠的，如武侯祠、文天祥祠、韩文公祠等。

我国古代寺庙数量多，种类全，分布广，规制繁多，世界罕见。若论地位最尊、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当属北京的太庙，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庙。

中国最尊贵、规模最大、地位最高的古建群是明清皇帝居住的皇宫——紫禁城。古代崇尚左方，左为尊贵之位，北京的太庙就位于紫禁城的前面左方，是遵照古代“左祖右社”的规定建在那里的，是最尊贵之位，任何一座庙都没有资格，也不敢建在这个位置。其位置之尊贵，是任何庙都不能比的。

中国的寺庙中，有的是由朝廷批准建立的庙宇。这类庙宇属于“敕建”、“诏建”，主要殿堂用黄色琉璃瓦。有的属于官建，有的属于民建，还有的是私人建造。后三种庙的殿顶只能用绿琉璃瓦或布瓦。而太庙则是由皇家直接建的，不仅与国家有关，与朝廷有关，而且是皇帝的祖庙。太庙直接属于皇家所有，隶属级别是全国最高的，祭祀者的地位也是最高的。太庙都是皇帝亲身前往祭祀，只有遇到皇帝年龄太小，尚未亲政，或皇帝在外地不能赶回京师，或因皇帝有病，才钦派王公恭代祭祀。

太庙的建筑规格在全国的所有庙中是最高的，有的地方甚至超过了皇宫紫禁城。

太庙的三大殿全部是庑殿顶。我们知道，明清皇家建筑的最高屋顶形式是重檐庑殿顶，其下依次为单檐庑殿顶、重檐歇山顶、单檐歇山顶、悬山顶、硬山顶、卷棚顶、攒尖顶、盝（lù）顶。太庙前殿面阔60.01米，较人们熟知的山东岱庙天贶殿、紫禁城太和殿、孔庙大成殿都要大，是我国现存古建筑中面阔最大的。其殿高29.04米，柱高13.32米，也是全国最高的。前殿有唯一的三层须弥座台基，安设龙凤柱头的石栏杆。

太庙前殿还是全国最大的楠木殿。迄今为止，已知整个大殿的木件都是楠木的有明十三陵的长陵祾恩殿、避暑山庄的淡泊敬诚殿、清西陵道光帝的慕陵隆恩殿，但规模最大的楠木殿却是太庙的前殿。这不仅在全国所有庙中是唯一的，就是在目前全国所有的古代建筑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北京太庙拥有以上“之最”，完全有资格荣膺“天下第一庙”的美称。二　为什么建太庙

世人对皇宫、皇陵可能了解得相对多些，对于太庙可能知之较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那个历史年代，太庙太神秘了，就连九五之尊的皇帝到那里都得矮三分，低几辈。太庙始终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人们难以看到它的真面目。

太庙是指专门供奉皇帝列祖列宗的庙。为什么称“太庙”？“太”在字典里有四个讲法：一是高、大；二是极、最；三是程度过分；四是表示身份最高或辈分更高的。皇帝的地位在全国最高，权力最大，庙内供的是皇帝的列祖列宗，辈最大，全国又独一家，所以皇帝的家庙冠以“太”字，称“太庙”。历代都有太庙，也极受重视。太庙不仅是皇帝的“家庙”，同时也具有国家性质，在一定意义上是国家的代表和象征。古代战胜国往往把所占领国的太庙毁掉，以此昭示该国的灭亡。明清时期的太庙与我国早期的太庙相比，虽然地位已明显下降，但在一定意义上仍是国家的代表和象征。

为什么要建太庙？也就是说建太庙有什么用？简单地说，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信仰决定的，是出于维护民族的团结、国家的统一、政权的稳定才建的。

为了讲清这个问题，有必要溯本追源地讲一讲祭祖文化。

崇拜祖先是宗庙制度产生的思想基础，而宗庙、礼乐、汉字是中华文明的三大特征，是中国特有的文化。这三大特征都是祖先崇拜的物化形式，又是诸多文化的渊源。

如果认真梳理一下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拂去历史的尘埃，你就会惊奇地发现，政治、宗教、哲学、军事、教育、建筑、音乐、舞蹈、戏剧、服饰、文学、天文、地理、医学等诸多文化，都源于远古的祖先崇拜。即使是今天，我们的行为仍与祖先崇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中国，特别是在民间，祖先比上天更为重要。不敬天者不乏其人，历代有之，骂天、怨天可以为社会所容忍，但不敬祖宗者，世所罕见，且为人所耻笑。老天保佑，显得遥远空灵；祖先保佑，显得亲切实惠。因此隆重的祭天活动在朝廷皇室，而祭祖则遍及社会各阶层。国有太庙，族有宗祠，家有祖龛，祭祀祖先的场所到处可见；信史、家谱、家传，则记录了“国”和“家”的先民们的传承与业绩。崇拜祖先，孝敬父母，光宗耀祖，世人景仰，邻里称赞；数典忘祖，败坏家风，辱及祖先，会让社会不齿。祭祖活动是中国人世代相传的一种生活方式，因而祖先崇拜一直是中国人的主流意识及基本信仰，并成为中国社会重要的精神支柱。

因此在中国，祖先受辱，祖坟被掘最不堪忍受。1928年，当末代皇帝溥仪听到孙殿英将清东陵的祖陵盗了之后，痛心疾首，号啕大哭。而南京政府不仅不积极查办此案，就连几句安慰的话都没有，令他极其悲愤。在溥仪看来，民国政府对他侮辱、嘲弄、以死威胁、没收财产、撕毁协议、驱出皇宫，他都能容忍，唯独盗掘他的祖陵、毁棺扬尸、辱及祖先，实在是忍无可忍。所以有一种说法，溥仪投靠日本与此事不无关系。直到今天，许多中国人交友、择偶以及评论一个人的人品，还都保留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就是看他（或她）是否孝敬父母。

这一切说明，祖先崇拜作为中国早期文明的特征及中华民族初期的民族精神、主要信仰，已经转化为文化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积淀在中华民族的灵魂深处。它不仅对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起源、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早已成为中国人世代相传的一种生活方式，并影响着数千年来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及各种活动，是许多中国文化现象的源头，其内容涉及今天的政治、经济、宗教、哲学、教育、建筑、艺术等各个领域。因此，祭祖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维系社会秩序和家庭体系的精神力量，是慰藉中国人心灵的精神源泉。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在历史上，祭祖文化虽然对维护国家的稳定有一定的作用，但也曾经被一些人利用，宣扬背离人性的愚忠愚孝，用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在老百姓当中也存在着烧香磕头妄求利益的误区，因而在客观上形成了不努力进取、麻痹心灵的“封建迷信”活动。近百年来，人们一提起祖先崇拜就认为是历史糟粕，认为是迷信活动，未免过于片面。中华祭祖之风的来源是伦理道德，内涵极深。

祭祀祖先，这本来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事，可是在“十年浩劫”期间，竟被视为“四旧”、牛鬼蛇神，一律禁止。“浩劫”结束以后，人们才逐渐敢到祖坟祭奠先人了。近年来，为了保持并弘扬中华民族敬祖祭祖的优良传统，国家特规定清明节是法定假，为了让外地的亲人有时间回到故里祭祖，特放假3天。这些都是很受人民欢迎的。

祭祖文化毕竟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客观存在的。劳动人民创造了历史，也创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精神文化。宗教是文化，祭祖也是一种文化。凡是存在的，就有其一定的合理性。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今天科学的发展而简单地斥责和非难祭祖文化。

祭祀在五礼中属吉礼。唐宋以后，礼制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作用逐渐仪式化，但祭祀之礼，却由于其独特的象征意义，能够赋予君主统治以合法性，从而使朝代的延续具有看似合理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因为尊祖敬宗观念的持续作用，家族的形成和团结也依赖于各式各样的祭祀活动，所以祭祀之礼能够传承千年而不衰。

祭祖的文化内涵，有的到现在都是合理的，太庙正是这方面的物质体现者。《论语》记载“子入太庙，每事问”讲的就是孔子到鲁国太庙参加国君祭祖的典礼，他一进太庙，就问这问那，几乎每一件事都问到了。典章制度，是当时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维护宗法与等级制度的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的礼节仪式。孔子如此注重礼，把礼视为维护等级制度的重要手段，认为它是区别华、夷的标志。将礼从政治制度变为道德标准，正是孔子的发明，即礼教的产生。孔子以“仁”妥善处理各类人际关系，其道德与社会理想的归宿，仍在于“仁”。

孔子认为，祭祖的目的并非一定要达于神明，更重要的是要唤起致祭者内心虔敬的情感，激发致祭者为忠臣、为孝子的良知。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论语·学而》）就是说重视对祖先的追思，民众的品德才能淳厚。“祭”是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隆重仪式，它的精神震撼力与心理渗透力之深远作用早已被人们忽视了。忽视的后果是：人们心态中应有的庄敬恭肃成分日减，浮泛轻率的成分日增。而祖先崇拜的作用正是对世人进行有益的传统教育和道德规范教育的手段，具备抑恶扬善、维持社会道德规范和秩序的职能，从而使中国成为“礼仪之邦”。因此，中国祭祖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对于当今社会道德风尚的改良具有推动作用，应当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

总之，民族就是血缘加文化，远祖崇拜——维系整个民族，近祖崇拜——加强家庭伦理。因此，祭祖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它不仅保护了帝制社会，在历史上也维系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团结稳定，增强了内部的凝聚力，使得中国人有一种归向之心，有一种强烈的家国责任感。俗话说“血浓于水”，共同的祖先，对维护由众多民族融汇起来的中华民族的团结，是任何政治、经济、军事的手段所无法替代的。香港和澳门为什么能回归祖国？2005年台湾的连战和宋楚瑜为什么先后来大陆寻根祭祖？这是台湾人民回归祖国的精神基础。我们为什么坚决反对“台独”？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收复台湾？因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华夏儿女。我们有共同的祖先，我们是一家子。因此，今天我们应当强化民族意识，淡化阶级意识，将半个多世纪来，已少人涉足、铺满历史尘埃、雾重霜浓的祭祖文化的荒僻小路，加以清除扩展，成为一条闪烁着光明的大路，这对重建中国人的道德信仰，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建立融洽的人际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将发挥积极的作用；对增强海内外华人的凝聚力及促进海峡两岸的统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房屋的出现是宗庙制度产生的物质基础。

我国祭祖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远古时代，本来没有建筑，人们住在洞穴里或树巢上。那时的祭祀没有固定的场所，随时随地均可祭献。随着祭祀的不断规范化，逐步出现了固定的场所。最初的祭祀场所也是比较简单的。如祭天，或在高山上，或在大树下，或在水边，或在杆下。这些祭祀都是露天的，而且种类繁多，称郊祀。早期的宗庙，应该是房屋建筑出现后的产物。至今我们中国人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每年春节的除夕都要祭祀祖先，烧香放炮。尽管在中国的大城市，为了避免火灾，减轻环境污染，避免人身伤亡事故，许多地方政府三令五申禁止燃放鞭炮，但仍杜绝不了这一流传了几千年的强烈习俗。那飞向天际，震动旷野、夜空的鞭炮，似乎不仅能代表人们与祖先的在天之灵近距离的接触，表达对祖先的尊崇，而且还能给人们带来祖先的祝福。这可能是远古露天祭祀的一种遗俗吧。只是随着房子的出现，才逐渐有了宗庙祭祀。所以说，房屋是宗庙制度产生的物质基础。

人们最早对祖先的真正认识，是把自身的由来从血缘上与直系的母系祖先联系在一起。对于母系祖先的崇拜，与妇女生殖能力相联系，因此带有祭天性质的生殖崇拜，就开始向女祖先转化。而这时，正是渔猎时代结束，开始进入农耕的时期，人的生活逐渐定居下来，出现了房子。由于礼仪性祭祀活动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十分重要，为了表示对祖先神灵的尊崇和虔诚，依据“礼”的要求，便为祖先的灵魂修建了供奉和祭祀的房子。这就是我国开始进入宗庙祭祀制度的前奏。所以，作为具有中国独特性质的宗庙祭祀制度，也就从这里开始。正因为出现了房子，才有了礼制性建筑；有了礼制性建筑，才有了宗庙和宗庙制度。“祖”字由“示”与“且”组成的。“祖”字在甲骨文中的写法为“且”，这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形字，为男根的象征，在中国古代，进入文明时期崇拜祖先的活动中，祭拜的对象没有祖先的偶像，只有祖先的神主——牌位，而神牌的形状恰恰也是“且”的形状。

祖先崇拜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是宗庙。“宗”字，《说文》的解释是：“尊祖庙也”，“宀”是屋宇的象征，“示”则为神主的象征，宗庙就是供奉祖先神主的地方。

距今大约8000余年到4000年，在黄河流域有许多穴居或半穴居小屋，围成圆形的系列建筑，形成原始村落。圆形的中央可能是广场，也可能是一座被考古学家称为“大房子”的较大些的房屋，是部落的公共活动场所，主要用于集会、祭祀和首领居住。

如甘肃秦安大地湾和陕西的半坡、姜寨、泉护村遗址都有这种大房子出现，当时在这里祭祀的是本氏族的始祖或对本氏族建有功勋的人，远古的人们认为，这些祖先的魂灵具有降福和庇佑子孙的神秘力量。这是后世帝王宗庙、先贤祠堂祭祀的源头。

从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模型中可以看出它的规模比居住的小屋大很多。“大房子”庄重、宏大、肃穆，是礼制建筑的先声，太庙的雏形。

中国礼制建筑是根据“礼”的要求而产生的一系列的建筑，主要是宫殿、居室、坛庙和陵墓等。坛庙，是礼制建筑的重要代表，这类建筑既不同于宗教寺庙，也不同于人们生活的宫殿、住宅，是中国独有的建筑类型。与世界其他建筑体系明显不同的是，中国传统观念对宗庙的祭祀比神庙更加重视，而西方则只神庙特别发达。

坛庙，从名称上看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露天的“坛”，一般是在露天高台上，如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社稷坛等。另一类是带有屋顶的“庙”，主要是祭祀祖先、先师的地方。庙又分三种：宗庙、祠庙、神庙。

宗庙，是历代帝王、诸侯、望族用来祭祀自己祖先的地方。

祠庙，是祭祀先贤圣哲、鬼神及祖宗的祠堂，其中的圣贤先师祠是列入朝廷礼制的祭祀庙宇，目的是祭祀朝廷表彰的历史人物，如孔庙、历代帝王庙、武侯祠、司马迁祠、包公祠、晋祠等。还有一些行业祖师庙，如鲁班庙等。家庭祠堂是指家族姓氏祠堂。

毗邻清东陵的马兰峪，有姓任的一家，祖上曾是清东陵的园头，管着几个县的土地，权力很大，是当地的豪门大户，他家曾建有专门供奉祖宗牌位的祠堂。清朝灭亡后，他的家庭逐渐败落，日益贫困，许多家产都折卖了。有的房子因无钱维修，坍塌了不少。四五亩地的大院子，最后只剩下了三间瓦房，院子连大门都没有，只有一个用几根木棍钉的一扇栅栏门。他家的祠堂没了，就把祖宗的牌位移到了三间房子的中间。我年幼时，经常到他家去玩，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他家正房靠北墙的长条案上整齐地摆放着十几个神牌匣子，就像小佛龛一样。这些匣子的前面没门，敞着，从外面就能看到匣子里的神牌。我每次到他家去，都要看一看这些神牌匣子。尽管在建国初期，他家生活已十分艰难，但逢年过节，他家的主人都要摆上许多供品，毕恭毕敬地朝这些祖宗牌位行礼膜拜。为了维生，主人把家产都折卖了，但这些祖宗牌位，供放牌位的红木大条案却总舍不得卖。到20世纪60年代，他家的老人都作古了，只剩下两个儿子，六十多岁也娶不上媳妇，穷困潦倒，最后也死了。一家子就绝了。他家那些长期受到祭拜的列祖列宗的牌位及长条供案也不知到哪里去了。

神庙：一些自然神被拟人化，在室内祭祀，因此也被称为庙。一类是祭祀著名的山川，如泰山岱庙、嵩山中岳庙等。还有一些与人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神灵的小神庙，一部分列入朝廷小祀等级，大部分只是民间祭祀，如城隍、土地、火神、马王、龙王、妈祖、后土、天妃、高禖等。这类祠庙的形式比较自由，有些是在官场、风景名胜所在，有些是在街道、村庄、集市场所。

这些坛庙，除去帝王敕建或官府修造的以外，有相当多的建筑是民众或私家所建，所以既有类似宫殿的，也有类似园林、民居的，是古代官府祭祀和民间祭祀的基本演仪所。

关于坛庙建筑的特点，王世仁先生（原北京市文物局古建所所长，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在《中国礼制坛庙》一文中概括得最为准确：

除了民间杂祀以外，坛庙建筑的艺术形式都是以满足精神功能为主，要求充分体现出祭祀对象的崇高伟大，祭祀礼仪的严肃神圣。主要特征是:（1）加深环境层次。坛庙占地很大，但建筑相对较少。主体建筑布置在中心部分，外面有多层围墙，并满植松柏树。人们在到达主体以前，必须通过若干门、墙、甬道，周围又是茂密的树木，这就加深了环境的层次，加强了严肃神圣的气氛。（2）组织空间序列。建筑依纵轴线布置，在轴线上安排若干空间，主体建筑前面至少有两三个空间作前导，到主体时空间突然放大，最后又以小空间结束，使得多层次的环境更富有序列性、节奏感。（3）突出主体形象。主体如是殿宇，它的体量、形式、色彩等级别很高，明显地与众不同；如是祭坛，则重点处理周围环境的陪衬，使它的形象引人注目。（4）显示等级规格，坛庙是体现王朝礼制典章的重要场所，不但每一类每一等坛庙要按照制度建造，而且一组之内每个建筑的体量、形式、装饰、色彩、用料也必须符合等级规矩。（5）运用象征手法。为了增加祭祀对象的神圣性，坛庙建筑中常用形和数来象征某种政治的和伦理的涵义。天坛以圆形、蓝色象征天，社稷坛以五色土象征天下一统。天为阳，天坛建筑中都含有阳（奇）数；地为阴，地坛建筑中都含有阴（偶）数。某些建筑的梁柱、间架、基座等构件的数目、尺寸，也常和天文地理、伦理道德取得对应。

中国古代祭祀大致有三类建筑形式：空地中心、台坛中心、大室中心。在竞争中，大室中心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说明中国文化的实用性。汉字“宇”“宙”两字都有宝盖，表明让宇宙观念落实到日常的居室之中。中国人关于神的独特理解，就是神与祖先的关系。人死为鬼，而作为王的人，在仪式中是神，死后仍有神性，因此在远古的观念中“神鬼一体”。祖先具有了神的性质，因此对神的崇敬最直接的转化为对祖先的崇敬。

古籍记载，以祖先崇拜为中心主题的庙曾经占据过宫殿的中心，《吕氏春秋》：“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就是一个以庙为中心的庙、宫、国的三层套结构。以庙为中心，突出的是祖先神的至高地位。由此可以推想，明显的象天法地的上圆下方的明堂到具有后来宫殿形式庙堂的演进，是天神为主的政治到以祖宗神为主的政治的渐变，是远古有关神的观念的又一次演化。从天神到祖鬼，人的因素得到了进一步的突出，但神性还是占着主导地位。到后来，则越来越注重人的重要性，而不是神。因此，以后是宫殿而不是祖宗成了京城的中心。

总之，祭祀自然神在室外，祭祀祖先在屋里，合起来就是“坛庙”，由于祭祀对象不同，其布局、规制以及祭祀的日期都不同。这些建筑及其与之相关的活动因有利于国家秩序的稳定，所以为历代帝王所重视。先秦、两汉的坛庙建筑对后世的礼制建筑形制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影响。围绕宗庙的演变发展有许多历史故事。

太庙是国家的代表和象征。宗庙是比较广义的，它既包括皇家的太庙，还包括部族的祠庙，也包括一家一户的家庙即祠堂。总之都是供奉祖先牌位、祭祀祖先的场所。

古代君主们把宗庙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把祭祀祖先当成了头等大事；把宗庙制度视为国家制度的核心，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因此，他们把宗庙视为国家、民族存亡的象征。

早期的太庙与殿堂的功能是一体的，在某些方面太庙的地位比君主的殿堂还要高。君主要在太庙行冠礼。新的君主即位典礼要到太庙里举行。君主死后，其灵柩要停放在太庙。君主出访前和归国后要到太庙行告祭礼。派将出征作战要受命于太庙，战后归来还要到太庙告祭报捷。使臣、贵族出访到其他国家后，要先朝庙。君主每月初一都要到太庙告朔。贵族加封晋爵举行册命仪式要在太庙举行。在清朝，册封后妃都要到太庙、奉先殿行告祭礼。中国古训中有“出必告，返必面”的教导。太庙里的祖先就像依然活着一样，出门时要告诉一下，回来也要告诉一下，国家有什么大事都要向祖先汇报一下。这充分表明太庙的崇高地位。

西汉著名政论家、文学家贾谊的《过秦论》中有一句名言“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意思是：一个普通百姓发难而天子的七庙被毁坏。“七庙”在这里代表“国家”，用宗庙的毁灭来表示秦王朝的覆亡，在这里宗庙是国家的代名词。《封神演义》中有一个“太庙灾异，成汤必不久矣”的故事，暗寓太庙的政治意义：纣王以“骋自己之妖术，谤主君以不堪”的罪名要杀姬昌，比干劝阻纣王说：“今陛下斩姬昌事小，社稷安危事大。姬昌为诸侯瞻仰，军民钦服，如果圣上不信，可命姬昌测吉凶。如准，可赦其生，如不准，再以捏造妖言之罪杀之。”纣王见大臣力谏，只得准奏。姬昌取金钱一晃，大惊曰：“陛下明日午时太庙火灾，速将宗社神主请开，恐毁社稷根本。”果然第二天太庙火起。比干叹道：“太庙灾异，成汤必不久矣。”

故事虽然近于神话，但却明确地表达了太庙与国家的紧密关系。《三国志》中记载：蜀后主刘禅之子北地王刘谌听说父亲已决定投降魏将后，杀了自己的三个儿子，割下撞死在自己面前的妻子的头颅，提着四颗人头来到了祖父刘备的庙中，伏地大哭说：“后代见祖先基业弃于他人，故先杀妻子，以绝挂念，然后将一命报祖！祖如有灵，知孙之心！”大哭一场，眼中流血，自刎而死。

刘谌死在祖父的庙里，一是表明了自己与国同休的壮烈决心，二来也等于通知祖父：国家行将灭亡，宗庙也将不存在了。三　历代太庙制度纵览

由于宗庙是古代宗法血缘政治的标志，是王权统治的精神支柱，是国家的象征，所以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都对宗庙十分重视。中国的太庙制度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多有变化，每朝各有特点，从明朝后期才基本定型。清朝入关后基本没有重大变化。

总的发展脉络是这样的：古代宗庙，每座庙里只供奉一位祖先的神牌——夏朝建五庙，商、周建七庙，汉代则不仅京城立庙，各郡国同时立庙。魏晋期间，由每庙一主变为一庙多室，每室一主。魏有四室，晋为七室，东晋增至十室至十四室。唐朝为一庙九室，明清亦沿袭一庙九室，另立祧庙之制。祭宗庙以功臣配享的制度，汉代已有；明清太庙东西配殿是配享太庙的功臣神主所在。（一）夏商时期的殿堂

公元前2070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建立，都城在今天的河南偃师二里头。商原是夏朝统治下的一个诸侯国，后来取代夏朝而成为“天下共主”。夏商时，营建宫室首先要营建宗庙。《礼记·曲礼下》说：“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那时，宗庙的地位要高于宫室。

商朝之时，“邑”是不同血缘氏族部落成员杂居的古代都市。诸侯的首邑称“都会”、“都”，是天子或诸侯所居而设有“宗庙”以供祭祀的地方，因此有宗庙的地方才可以称“都”，所以京城又称“京都”。

夏商周时，宗庙位于都城的中心，是当时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建筑。

河南偃师二里头夏朝的宫殿遗址，原是在庭院内建造一座长方形殿堂，规模已经比“大房子”大多了。殿的前部称“堂”，面积最大，是处理部落事务、接见众酋长和祭祀的场所；殿的后部和左右隔为许多小房间，称“室”，是居住的地方。

由此可以看出，萌芽阶段的宫殿和宗庙的功能是一体的，夏、商时的殿堂是由“大房子”演变而来的，祭祀、册令典礼，每月的告朔、听政、出师授兵、献捷、献俘、盟会等活动都在殿堂举行。它既是政治上举行典礼、宣布政令的地方，也是祭祀祖先的场所。祭祀活动与处理政务在同一座殿堂内。

到了夏朝的后期，将殿堂的政务与祭祀功能分开，于是便出现了专门的宗庙建筑。殷商晚期，宗庙制度已初具轮廓，宗庙建筑的规模也相当可观，而宫殿则发展为只用于朝会和君王、后妃居住的独立建筑。后来朝会和居住功能又进一步分化，发展为“前朝后寝”或称“外朝内廷”的格局。再往后，又在宫内朝、寝之后，布置了御花园。所以，虽然宫殿建筑与祭祀建筑已经分离，但直到清代，二者仍有着密切的联系。（二）周代的宗庙

公元前11世纪，周族在西北的渭水流域兴起。周的首领武王联合了西南的许多部族，打败了商纣王，创建了周朝，建都于镐（hào）京（今陕西西安市的西北）。西周王朝建立了一系列的政治制度，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古代中国，规划都城基本格局的原则源自西周时的“井田制”思想，由此衍生出的设计理念集中体现在《考工记》中。《考工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手工业技术汇集，成书于春秋晚期的齐国。《考工记》对都城的形制，城门的数量，道路的设计，宫殿、宗庙的布局等，都做了明确的规定：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这种模式，将都城规划成了一个方形的格局，每面9里，每面开3座城门。城内有9条横街、9条纵街，每街的宽度都可容9辆车子并行；城的中央是宫殿，宫殿前面的左边是太庙，右边是社稷坛。社是土地神，稷是五谷神，社稷坛是帝王们祭祀土地和五谷之神的地方。面朝后市，就是说，宫殿前部是朝廷，是帝王上朝理政之处；宫殿的后面是都城的商业交易市场。整个都城是一座中轴对称的城市。这是中国最早、最具影响力的城市规划设计方案，充分体现了中国的传统设计理念，成为后世历朝营建都城的典范。如果有些差异，也只是这种模式的延续或变异，一直到明清时期的北京城，一脉相承。

周代极为重视宗庙。洛邑的宫殿已与祭祀建筑分开，充分体现了尊祖敬宗的观念，把宗庙置于宫城之外，是表示后辈不敢亵渎祖先。

古人云：“左，阳也，人道所尚，君子于其亲，事死如事生，故左宗庙。”按照中国传统观念，左首为尊，因此，国家营建都城，就要将供奉祖宗牌位的太庙建在皇宫前面的东侧，也就是左面，而将社稷坛建在西侧即右面。这样，太庙既在南又在东，也在左，都是最尊贵的地方。

其实社稷坛也很重要。古时的君主为了祈求国泰民安，农业五谷丰登，每年都要到社稷坛行礼。因此后来社稷也就成了国家的象征，后来人们就用“社稷”来代表国家。比如“社稷之忧”、“社稷之患”、“社稷之危”、“江山社稷”。社稷坛尽管重要，却将它建在了皇宫的右边，其地位稍逊于太庙。可见在帝王们的心目中，祖宗的地位比社稷还重。

据历史记载，从周朝开始就崇尚左方，因此，太庙就以独立的建筑群体位于宫门前的左（东）侧。西周以后，随着宗法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宗庙不仅是祭祖和宗族行礼之所，更是政治上举行重要典礼和宣布重大决策的地方。宗庙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与朝廷并重，而且在礼制上的地位更在朝廷之上，成为国家和政权的最高象征，而所谓“绝祀”、“夷宗庙”，便也成了国家灭亡的代名词。

周代太庙，模仿先王生前“前朝后寝”的宫殿格局，前为堂，后为寝。堂中安放祖先的神主，寝为藏祖先衣冠和生活用具的后殿。唐代著名的经学家孔颖达这样解释：“庙是接神之处，其处尊，故在前。寝，衣冠所藏之处，对庙为卑，故在后。”古人事死如生，随时供奉新鲜食品，定期祭祀，如同活着的时候一样侍奉。这就演变成了后来的“荐新”。《礼记》中还规定：“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无庙祭于寝。”即皇帝的宗庙称太庙，王公贵族官吏都有各自的祖庙，庶人只能在家中设祭。周代宗庙制度成为后世封建社会宗庙制度的典范，以后各代皆在其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宗庙制度。

除了宗庙制度之外，周代还制定了昭穆制度、礼乐制度、祭器制度、祭品制度等。建筑、器皿的数量与体量的大小，都视享用者的地位不同而等差有序。周代形成的这一整套宗庙祭祀制度，成为以后长达几千年的宫殿坛庙历史及祭祀制度的模式。

1.周代的昭穆制度和祧庙制度

昭穆指古代宗庙内神牌的位次及坟墓的排列位次。据《礼记·王制》说：“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诸庙皆南向，始祖居中，昭庙在左，穆庙在右，依世排列。自太祖以下，第一、三、五世等奇数之祖为昭，第二、四、六世等偶数之祖为穆。随着时间的推移，老皇帝不断死去，新皇帝不断继位，太庙里的位置总有超员的时候。新死去的皇帝怎么办？总不能不让进入太庙，不受子孙祭祀吧？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于是就有了“亲尽祧迁”的方法，也叫毁庙。这里所说的“毁庙”，是将神牌移入夹室，即藏在太祖庙内专设的房间，祫祭时才取出供奉祭拜。假设王为第八世，当他死后，便将昭位第一位的神牌迁入夹室，原穆位第一位的神牌升入昭位第一位，原昭位第二位的神牌升入穆位第一位，原穆位第二位的神牌升入昭位第二位……以此类推。总之，每次都是将昭位的第一位的神牌迁到夹室，新去世的王的神牌升到穆位第三室。

始祖庙也就是正中间的神牌永远不迁，称为百世不祧之祖。随着世代的递增，父死子继，昭庙、穆庙中的神主要依次上迁，但仍然要保持左昭右穆的序列，将新去世的神主祔于宗庙。也就是说，每一代神主都要经过穆—昭—穆—昭—祧的程序。每去世一位君主，就要迁走一位，递补一位，循环往复，总是这个规律。

2.亡国之社——亳（bó）社

周代的宗庙还有一个附属建筑，称为“亡国之社”。周灭商以后，认为殷纣王无道，自取灭亡，是罪有应得，然而商人的祖先无罪，于是便在周人宗庙的南墙外建一座“亳社”（商人建都于亳，故称殷社为“亳社”），并将商朝宗庙中的神主移置“亳社”中。“亳社”虽一仍其旧称，但实际上却是一座极其简陋的亭台建筑。《公羊传》说：“亡国之社盖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所谓“掩其上”，就是在四根亭柱上加一个屋顶；所谓“柴其下”，就是在下边围一圈栅栏；而且就其所处的位置看，也仅是宗庙外的一个屏蔽建筑。战胜国的统治者这样做，其用意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告诫国人要居安思危，引以为鉴，以免重蹈其国亡庙毁的覆辙。“亳社”作为反面教材，意在告诫国人：国君无道，丧失政权，连祖宗的神主也受到冷落、羞辱。此外，“亳社”还具有笼络殷商遗民的意图。同时，也反映了周朝统治者人性化的一面。在一般情况下，前朝被灭掉后，其宗庙自然也就不存在了。能够给商人的祖先建一座宗庙，尽管形制很简陋，已经很不错了。有几个新政权为前敌朝建宗庙的？

周代的宗庙祭祀制度对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宫殿坛庙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北魏洛阳、隋唐长安、宋汴梁、金中都、元大都、明南京以至明清北京太庙，虽然规模形态各异，时间跨越十五个世纪，但都对“左祖右社”有所体现。由此可见，祖先崇拜是古代社会中的一种主要原始宗教崇拜，是确定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理顺种种政治关系、实行统治的重要理论依据和手段，并在历代现实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春秋战国时的宗庙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两个诸侯国联合犬戎所杀，继立的周平王在中原晋、郑等诸侯国的支持下，迁都到洛邑（即洛阳），历史上称为东周时代。从此统一的周朝瓦解，周王徒有“天子”的虚名，周天子的政治、经济地位沦丧，仅成为形式上的天下“共主”。诸侯国不再听命于天子，相互兼并，战争不息，出现了大国争霸的局面。历史上将这一时期称为春秋时代。后来常说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最早就是指的这一时代。之后，又进入齐、楚、燕、韩、赵、魏、秦等七大强国相互兼并的战国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变革期和转型期。西周末期，随着小农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殷周以来确立的宗法等级政治制度体制及周礼规定的上下尊卑贵贱等级制度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破坏，而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的社会制度尚未建立起来。

这一时期，祖先崇拜作为一种国家宗教信仰和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内发挥主导作用的一种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有了很大的变化，其地位明显下降。

战国中期以后，随着君主专制意识的加强，城市以宗庙为中心变为以国君议事的朝堂为中心，以皇帝为中心的仪式代替了以祖先神为中心的仪式。君王的朝廷完全取代了宗庙的核心地位，宗庙只作为祭祀祖先和王族内部举行传统礼仪的处所，在政治上的地位明显下降。尽管如此，宗庙在礼制中的地位，仍不失其原有的神圣与崇高。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中国王朝社会的结束。随着历史的发展，观念的变化，神权政治向世俗皇权政治的转化是一个必然过程。（四）秦代宗庙

公元前221年，秦朝结束了西周以来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

秦帝国虽是原来秦诸侯国家的延续，但与原来的国家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因而，作为国家象征的祖庙自然也就应该有所不同，不应该继续沿用过去的祖庙，应该把秦始皇庙作为秦帝国的始祖庙——“极庙”，由帝国疆域内的全体臣民“皆献职贡”，由此而体现皇权一统天下的意义。皇家祖庙作为国庙，应该由“天子”亲自祭祀；而“先王之庙”依照所谓“古礼”仅保留七庙，由礼官负责祠祀。这就是说秦帝国有两种宗庙制度同时存在。（五）两汉太庙

汉代宗庙制度从初创到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高祖刘邦到宣帝刘询，这是一个因循立庙过程；第二阶段是元帝至西汉末，这是改制调整期；第三阶段是东汉，是巩固稳定期。

西汉（前206年—8年），是继秦朝而出现的强大的统一王朝。公元前206年，刘邦称帝，国号汉，初建都洛阳，不久迁到长安（今陕西西安），史称前汉或西汉。西汉王朝的建立，使秦朝开始的统一国家得以巩固。

秦汉初期，古礼废弛，宗庙制度十分混乱。西汉初期的宗庙有五个与众不同之处：一是皇帝生前为自己立庙。二是不建在皇宫之左。三是各庙皆别居一处，互不连属。四是令各诸侯国在本国都给皇帝建庙。五是在各帝陵旁建本陵主的庙。

汉元帝时，只在京师立庙，建立了汉家七庙制。各诸侯国所建的庙全部罢除。不久元帝又下诏毁亲尽之祖庙。自此，西汉第一次实施了七庙制度和毁庙制度。毁庙是亲尽之庙主迁于太祖庙，原庙不再修缮。改制一年多，元帝久病不愈。有一次他梦见先祖谴责他将各郡国的宗庙都撤了。他的皇弟楚孝王也做了同样的梦。从此以后，元帝连病数年不愈。因此，他认为这是祖先对他的惩罚，惶恐之下又恢复了旧制。第一次庙制改革仅实行数年便夭折了。成帝即位后，又重新恢复七庙制度。然而，成帝尽管后妃众多，却没儿没女，他认为这也是祖先对他的惩罚，不得不再次恢复旧制。哀帝即位后，自然又碰到如何立宗庙的难题，群儒相互展开了一场大论战，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哀帝非常为难，难下决断。总之，自元帝以后一直到西汉末年，围绕庙制改革一波三折，总没有形成定制。

到了建武元年（25年），光武帝刘秀最初在洛阳建立一庙，祭祀西汉高、文、武三帝，次年在该庙中合祭西汉高帝以下诸帝。建武十九年（43年）经过大臣和群儒们对宗庙制度进行一场议论后，又在太庙（“高庙”）中合祭高、文、武、宣、元五个皇帝，成为定制，不再改变。宗庙的“同堂异室”之制的雏形首次出现。光武帝刘秀死后，因为有中兴汉室的功德，明帝为他特立了一庙，称为“世祖庙”。这样，洛阳就有了两处皇室宗庙，一是祭祀西汉五帝的“高庙”，一是祭祀光武帝的“世祖庙”。永平十八年（75年），明帝死，他在遗诏中嘱咐：不要为他再单独建庙，将他的神牌供奉在世祖庙的更衣别室就行了，并且规定：如果有人胆敢提出为他单独建庙的，就以擅议宗庙法严肃处理。章帝完全按明帝的遗嘱做了。章帝去世前，也下令死后将他的神牌供奉在世祖庙内。从此以后，东汉历朝皇帝都沿袭这种做法。至此，皇帝宗庙的“同堂异室”之制形成。“同堂异室”实际就是一庙多室、同殿异室，这种制度可以节省大量的财力、人力，应该说是宗庙制度的一大进步。因此这一制度为后世历代王朝所沿用。（六）魏晋南北朝太庙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西晋曾经在全国实现短期的统一外，其余则都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但是这一时期实现了各民族的大融合，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接受了祖国内地的传统文化，为重新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魏晋时期的真正受命之君未必是始祖，故多采用虚太祖位的方法，新进一位神牌，则从上边去一位远祖神牌。

南北朝时期，受佛学的影响，宗庙祭祀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在这里举一个例子。

宗庙祭祀一向有宰杀活的牲畜，制作太牢祭祀祖先的传统。梁武帝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受佛教普度众生、慈悲为怀观念的影响，他认为杀牲祭祖并不表明自己对祖宗的诚敬之心，而且有损阴德，所以他建议用大脯代替杀牲。左丞相司马筠认为这样还不彻底，建议用大饼代大脯。梁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这一做法一直坚持到梁国灭亡，可以说是佛教对传统宗庙制度一次最为严重的冲击。（七）隋朝太庙

隋朝（581年—618年）存在的时间很短，只有38年，但隋朝的重要性却不容低估。它结束了长达400年（中间有西晋短期统一）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全国的统一，意义十分重大。隋朝在秦汉以来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上，通过改革，建立和完善了各种制度。这些不仅为唐朝所沿用，而且影响了宋元明清各朝。隋朝同秦朝一样，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其相似的地位。

隋朝的宗庙制度，远祖不在祭祀之列。隋文帝杨坚立太祖之庙和四亲之庙，同殿异室。隋文帝在兴建都城时，在皇宫之外又营建了皇城。在皇城之内，没有市场，没有作坊，也没有居民，却将太庙建在了皇城之内，并遵循“左祖右社”的规制，将太庙建在了宫城的左前方，将社稷坛建在了右前方，太庙与国家政治中心联系更为紧密。隋朝的这种做法对后代的影响很大，明清时期的皇城格局与隋时基本一样。（八）唐朝太庙

到了唐朝，又恢复了各帝单独建庙，一帝一庙的制度。宗庙以七庙为多。唐武德元年（618年），唐高祖李渊立了四庙，曰：宣庙、懿庙、景庙、元庙。李渊死后，唐太宗李世民恢复一庙七室之制，七室中虚太祖之室以待。武则天称帝后，于东都改制太庙为七庙室，奉武氏七代神主，祔于太庙，改西京太庙为享德庙，分别供奉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的神位。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又在西京建立太庙，为七室之制。开元之后，增为九室。中唐以后，常为九代十一室。（九）宋朝太庙

宋朝建太庙是从宋太祖开始的。建隆元年（960年），太祖赵匡胤为他的高祖僖祖、曾祖顺祖、祖父翼祖、父宣祖建“四亲庙”，为一庙四室。以后逐渐增加，到光宗祔庙时已增至九世十二室，此时才将太祖供于始祖的位置上。庆元年间，别建僖祖庙，供奉僖、顺、翼、宣四祖。太庙祭祀，每年于四孟月（每季的第一个月）致祭四次，三年一次祫（xiá）祭，五年一禘（dì）祭。

南宋自渡江后，皇帝的住所没有固定的地方，祖宗的神牌安放在其他地方，祭祖时只能分别派官前往。绍兴五年（1135年），才在温州为列祖列后的神主建太庙，最初只是小屋5间，后增至7间，皆有殿而无室，只是将存放神牌的柜子供奉在桌案上，用幔帐围起来。每遇祭享，就将桌案上的柜子打开，将祭品摆放在柜子的前面进行祭祀，仪式很简单。到绍兴十二年（1142年）和议成，皇帝驻跸临安，太庙制度才逐渐完备。据文献记载，南宋的太庙最初为一庙十三室，正殿面阔7间，以后又增加6间，为面阔13间，东西二间为夹室。

南宋太庙遗址位在杭州，始建于南宋绍兴四年（1134年），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好的皇室太庙遗址。（十）元朝太庙

中统四年（1263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在燕京建太庙，第二年建成，初定为七室之制。到了至元十四年（1267年）八月，又在元大都齐化门（今朝阳门）外建太庙，十七年（1280年）建成。新建成的太庙，为前殿后寝格局。前殿面阔7间，进深5间，内分7室；寝殿面阔5间，进深3间。新太庙南、东、西三面各设宫门3座，每座宫门各有5门，皆称神门。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扩大太庙规制，在原太庙前建大殿15间，以原太庙大殿为寝殿。前殿的中间3间相通，为一室，其余10间各为一室。以东西两稍间为夹室，每间宽2丈，进深6间。元大都的建筑格局准确地体现了传统的“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原则。

另外，元朝在太庙之外的一些佛寺里又设神御殿，也叫影堂。将帝后的像用锦织成，悬挂在神御殿内。殿内还藏有帝后的册宝，将祭祖活动与佛事活动结合在一起，足见元朝统治者对佛教的重视。

元朝以前，神牌都用栗木制作，元朝则改为黄金。表面上看，好像是对祖先的尊重，可事实上却造成了神牌的多次被盗，反倒是对祖先的亵渎。（十一）明朝的太庙

1.南京太庙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很有政治头脑，深知礼制的重要性。他认为：“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他总结元朝天下大乱和元末群雄败亡的原因，就在于纲纪不立。因此他对礼制的建设非常重视。据《明史》记载：朱元璋初定天下，首先开设礼、乐二局，广征德高望重的儒者对礼制建设进行研究讨论。洪武元年（1368年），命定拟祀典，提供郊社宗庙礼仪，历叙沿革之由。礼官及诸儒臣又编辑郊庙山川等礼仪及古代帝王祭祀感想格言，名曰《存心录》，以便皇帝借鉴。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又命儒臣编纂礼书，赐书名为《大明集礼》。其书确定五礼，其中冠服、车辂、仪仗、卤簿、字学、音乐等仪节记载得非常细致全面。

朱元璋出身低微，没有始祖可考，洪武元年（1368年）便追封了四代先祖夫妇为皇帝、皇后进行奉祀。这四代祖先夫妇就是：父亲朱世珍（原名朱五四）、母亲陈氏；祖父朱初一、祖母王氏；曾祖父朱四九、曾祖母侯氏；高祖父朱百六，高祖母胡氏，将他们分别追封为仁祖淳皇帝、淳皇后，熙祖恒皇帝、恒皇后，懿祖裕皇帝、裕皇后，德祖玄皇帝、玄皇后，皆一祖一庙，坐北朝南。高祖德祖庙居中，曾祖懿祖庙居左（东面）第一位，祖父熙祖庙居右（西面）第一位，父亲仁祖庙居左（东面）第二位。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亲自将四祖的神牌送到太庙内供奉，并将他们的追尊册、宝也分别藏在各自的庙内。这一年，朱元璋还制定了太庙的祭祀制度。规定每月的朔（初一）、望（十五）荐新，四孟（每季的第一个月）时享和岁暮为五次大祭。第二年又将四孟改为清明、端午、中秋、冬至。

据一些史料记载，朱元璋在南京最初建的太庙并没有按“左祖右社”的格局建，而是将太庙建在了皇城的东北。到了洪武八年（1375年），他才觉察出太庙所在地“地势少偏”，并自责“愚昧无知”，于是在洪武九年（1376年）将太庙改建到皇宫的前方左侧。改建后的太庙为同殿异室制，其规制为前殿后寝格局，均设有东西配殿。其寝殿面阔9间，每一间为一室。德祖夫妇的神牌供奉在中室，其他三祖的供奉位置同四庙时的位置。朱元璋死后，其神牌供奉在西二室。殿内的神牌均面向南方。

南京的明朝太庙有功王、功臣配享。

关于南京的太庙，《典故纪闻》卷五中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四月，朱元璋在太庙祭祀完毕，走出庙门，徘徊片刻，望着太庙感慨地对太常寺礼臣说：“当年太庙刚建成，当请神主入庙的仪式完成后，朕回殿休息，梦见了朕的父亲喊到‘西南方有敌情’，朕立即临朝，果然得到边关的通报。祖先的神灵无时不在，你等掌管祭祀，务必斋戒洁净，以安神灵。”这很可能是朱元璋为了神化和夸大太庙的作用而故意所为，但这足以表明太庙在朱元璋心目中的神圣地位。

嘉靖十四年（1535年），南京的太庙被焚毁，后又重建。

2.北京太庙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初十，明太祖朱元璋寿终正寝，皇太孙朱允炆（wén）做了皇帝，年号“建文”。朱元璋的许多皇子早已被封为藩王，分到各地，坐镇一方，拥有兵权，势力很大。朱允炆感到藩王势力严重地威胁着皇帝的权力，便开始削藩。于是燕王朱棣（dì）以“清君侧”为借口，“靖难”起兵，与朱允炆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战争，最后攻克了南京，朱允炆不知去向。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朱棣在南京即位，改元“永乐”。

朱棣曾镇守北平多年，深知南京位置偏在南方，在军事上对北方边疆的控制不利，并吸取金、元的教训，决定迁都北平。明朝的北京宫殿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进行改建和扩建的，其规制“悉如南京之制，而高敞壮丽过之”。

北京太庙和宫殿同时于永乐四年（1406年）开始筹建，永乐十五年（1417年）破土动工，又同时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九月建成。其建筑格局按照中国传统的“前朝后寝”、“左祖右社”、子午中轴、左右对称的格局而建。无论左侧的太庙，还是右边的社稷坛，都建在了皇城之内，与皇宫紫禁城紧密相连，这就更加凸显了太庙和社稷坛的重要性。

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正式将都城由南京迁到北京，以南京为留都。

初建的北京太庙仿照南京的太庙而建，只有前殿和寝殿，为一庙九室制。

明孝宗朱祐樘即位时，从太祖朱元璋算起，建文帝和景泰帝不计，已历六帝，如果加上朱元璋追封的四祖，已超过九室，因此礼部尚书周洪谟建议孝宗在寝殿的后面为朱元璋的祖父熙祖建祧庙。吏部侍郎杨守陈认为建祧庙是对的，但不能只供奉熙祖，而应该供奉德、懿、熙、仁四祖。杨守陈的意见本来是正确的，可是未被孝宗采纳。弘治四年（1491年）二月，孝宗朱佑樘派保国公朱永、工部尚书贾君为承修大臣，在太庙寝殿的后面增建了祧庙，供奉熙祖。

嘉靖十四年（1535年）至嘉靖十五年（1536年），明廷重建北京的太庙，太祖朱元璋、太宗（后来改称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镇、宪宗朱见深、孝宗朱祐樘、献皇帝朱祐杬（嘉靖帝的父亲，后改称睿宗）、武宗朱厚照各建一庙，共为九庙。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和追封的三祖为一庙，居于正中，南向，而其余八位皇帝的神主分别被安放在中央太祖庙前面东西两侧相向而建的较小庙里，为四昭、四穆。改建后的各庙均有殿有寝，前殿5间，后寝3间，太祖庙寝后有祧庙，供奉熙祖。

然而大自然是无情的。嘉靖二十年（1541年）四月初五傍晚，狂风雷雨冰雹大作，入夜，大火从仁宗庙起，继而延烧到成祖庙及其他庙。一时火光冲天，九庙中竟有八庙被雷火烧毁，奇怪的是只有嘉靖帝的父亲献皇帝朱祐杬的庙安然无恙。嘉靖帝哀痛不已，他认为这是祖先们不愿意分别建庙祭祀，故意用雷火示警。所以两年后重建太庙时，不再分建为九庙，而是恢复了“同堂异室”的一庙九室之制，这样嘉靖帝的父亲朱祐杬的神牌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大明皇帝的太庙。

新太庙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六月竣工，位置仍在皇宫紫禁城的左前方。前殿9间，单檐庑殿顶。建有东西配殿，其南为戟门。戟门东为神库，南为神厨，再南则为庙门。庙门外东南为宰牲亭，正南为神宫监，其西为庙街门，通承天门（清改称天安门）内。前殿的后面是中殿，奉安诸先帝神主，再后为后殿即祧庙，面阔5间，供奉追尊的皇帝神牌。这时的太庙已为后来的太庙及清代的太庙奠定了基本格局。

崇祯十六年（1643年）明朝的太庙再遭劫难。这年五月的一天，天降大雨，震耳的雷声一夜不停，雨水的颜色就像血水一样。第二天，只见太庙里的神牌横七竖八地全倒了，传说铜祭器被雷击熔化。似乎上天示警，预示着明亡在即，果然第二年大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明王朝灭亡。

时至明崇祯年间，太庙中殿内供奉的各帝后位次是这样的：中室供太祖朱元璋及孝慈高皇后，东侧昭位第一室供成祖朱棣及仁孝文皇后，东二室供武宗朱厚照及孝靖毅皇后，东三室供穆宗朱载垕及孝懿庄皇后，东四室供光宗朱常洛及孝元贞皇后；西侧穆位第一室供睿宗朱祐杬及慈孝献皇后，西二室供世宗朱厚熜及孝洁肃皇后，西三室供神宗朱翊钧及孝端显皇后，西四室供熹宗朱由校，（当时张皇后尚在世）。明制，只有嫡皇后才能系皇帝的庙谥，升祔太庙，所以太庙里均为一帝一后。这也是明朝太庙制度与清朝太庙制度的一个重要区别之一。

在祧庙里供奉的有朱元璋追封的四位祖先即德祖帝后、懿祖帝后、熙祖帝后、仁祖帝后。还有因亲尽从寝殿里迁出的仁宗朱高炽帝后、宣宗朱瞻基帝后、英宗朱祁镇帝后、宪宗朱见深帝后、孝宗朱祐樘帝后。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百世不祧，就是说这两个皇帝的神牌永远不迁到祧庙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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