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华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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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的祠堂试读：
1.乡土的圣殿
祖先居住在人们的心灵中，而祠堂则是一个宗族心灵的外化。
我想，对于见庙就烧香、见菩萨就磕头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最可信赖、最可亲近的神明，莫过于祖先的在天之灵了。
他们赋予后人以生命和灵魂，田园和山川，基业和村庄，赋予后人以一脉相承的姓氏、相貌、体态，甚至肤色和秉性。他们的德行记载在厚厚的宗谱里，流传在深深的村巷中。他们的教诲镌刻、书写在屋舍的里里外外，或者，像风像雨像阳光，通过大门和天井流泻在每个平凡的日子里。人们呼吸到的炊烟里会有他们身体的温热的气息，聆听到的蛙声虫鸣中会有他们喋喋不休的叮咛，仰望到的一切幸福无不是他们庇佑的结果。他们是本族子嗣的前生，族人则是他们的后世。族人为他们人丁兴旺、子孙绵延的期冀而活着，为他们平步青云、光耀门第的理想而活着，活在他们制定的族规、家训里，活在他们无所不在的凝视和倾听之中。
留连在一座座古村里，通过建筑以及发生在建筑空间里的民俗活动探看那些村庄的内部，祖先崇拜的景象让我震撼不已。震撼之余，我恍然如梦。在我的梦幻中，每座村庄的先人仿佛就在族人点燃香烛、顶礼膜拜的那一瞬间灵魂附体，把他们的思想、情感都寄予后世的身体了，祖先的在天之灵是沿着缭绕的烟缕飘然而至的，降落在人们的眼睛里、心灵里；或许可以说，他们死后仿佛才真正地活着，而负载如许多精神寄托的后世，大约也要等到谢世才能像神灵那样受用着虔敬的香火，超然地活着。
祖先的在天之灵是画像，是牌位，是享堂上方那肃穆的空间，是寝堂窗扇后面那深邃的时间，也可以是与此相关、附着了人们心情的具体物品，比如，香灰和烛泪。
也许，正是因为投注了人们的主观情感吧，在修水客家人的意识里，香炉中的香灰就是祖先的化身。从前，每年过了腊月十五日，人们要择定良时吉日，把祀奉祖宗时留在香炉中的灰筛一次，去掉杂质后，再倒回钵中。他们认定，这香灰象征着先人的身体和灵魂。所以，初建香炉时，人们会在祠堂里焚香秉烛向老祖宗说明某支儿孙前来迎接某某祖宗，然后，从祠堂香炉中包起一部分香灰倒入新炉，此举被称为“接祖宗”或“分香炉”。此后，在为本宗支去世的人做醮除灵之后，要收起香灰，悬挂在祖宗牌位前，到筛香灰时，再禀告祖宗，将新的香灰投入其中，称为“合香灰”。据说，祖宗有时会“不愿意的”，那么，就要等到第二年筛香灰时再行禀告。有的人在生前不守族规，死后其香灰始终不为祖宗接纳。
我在乡间曾数次亲睹，人们将神案上累积得太厚的残烛，那些真诚的烛泪，小心翼翼地收藏在箩中。问起来，都不言语。莫非，那一团团、一块块、一滴滴的残烛，为延续堂前的烛火，要再添新的烛芯，循环往复，直至永远？
祖先崇拜是维系宗族血缘关系的需要。在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原野上，正是宗族血缘关系让人们能够紧密地持久地聚居在一起。面对生老病死，面对天灾人祸，面对各种神秘无解的自然现象和太多的人生苦难，生活起居在宗族血缘关系中，无疑是化解人们内心与生俱来的孤独感和恐惧感的最可靠的生存环境选择了。而早在史前时代就有的祖先崇拜，连同自然神崇拜，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被儒家小心地加以改造，使之得到强化，又成为以族权和神权来烘托皇权、维护封建等级制的重要精神支柱。
共同的血脉，是人们情感的源流，就像穿村而过的小溪，可以滋润干涸的心田，也可以洗濯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污渍；共同的祖先，是人们精神的旗帜，就像弥漫在村庄上空的炊烟很轻易地就能唤醒人们对家的依恋一样，他们随时随地唤醒人们的敬仰之情、感恩之情。瑞金杨氏有一副通用于祠堂的对联说得好：“敬宗祖而建祠堂恍睹音容笑貌，敦人伦以集子姓恒怀爱敬尊荣。”
因为维系宗族血缘关系的需要，人们确信亡故的先人是有灵魂的，他们的在天之灵就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明，这样的神明真正属于一方水土、一族子嗣，他们能够以超自然的力量护佑着族人。
所以，在乡村，家家户户的厅堂之上都供奉着祖先的牌位，所有的民居几乎都成了香烟缭绕的庙堂；
所以，许多地方依然延续在“祠堂”的名称出现之前、古人把先人别墅改为家庙的称呼，把宗族祠堂叫做“家庙”。
家庙，一个多么温馨的名词。仿佛，被无常的天灾人祸所困扰的人，得到了一种永远的荫护；仿佛，为驳杂的民俗信仰所蛊惑的心，得到了一个坚实的维系。因为它温暖，所以它可靠。它的砖木和人们的身心血脉相连，它的温度正是人们的体温。
宁都灵村的邱氏家庙有联云：“云谷奠宗祊萃祖考英灵一堂如见，琼山垂道统阐圣贤学术千古不磨。”在这里，“一堂如见”的比喻再真切不过了。祖先的在场，反映在修水的习俗里，变得很确定了。在修水，祖先的牌位需请外姓人书写，因为书写者如来拜谒，祖宗必须起立行礼，若书写者为族人，当然免不了频繁祭拜祖先，那样的话，祖灵也就不得安宁了。看来，冥冥之中，作为自家的神明，祖灵始终在注视和倾听着自己的后世，而族人哪怕内心敬奉着各路菩萨，也总是更愿意把自己的祈愿和感恩，率先告知自己的前生。
时间是众多灵魂聚会的广场。宗祠便是聚合族人和祖先的场所，香火就是沟通人世和天堂的语言。香烟袅袅飘升，许多的心事都变得那么具体可感，有形体有色彩有气味，丝丝缕缕的，淡淡的蓝色的，幽幽的清香的；烛火轻轻摇荡，许多的庇佑都变得那么心照不宣，无需占卜无需神示无需禳解，自家的神灵在上，就是宗族兴旺的前景在上，它的法力阔大无边，大至保佑本族瓜瓞绵绵、子孙满堂，小至管束族人谨言慎行、勤俭持家。
因为有那些不死的灵魂同在，当人们齐聚于宗祠，进行祭祖、修谱等宗族活动以及婚嫁、添丁等庆典时，这些宗族活动总是充满了告知的意味，或者是倾诉和祈求，或者是通报和告慰，即便借助祖先的威严在这里惩戒族人，何尝不是告知先人的一种形式呢？
所以，我把宗族活动的这一场所，看做是灵魂聚会的圣殿，阴阳对话的厅堂。一位在农村长大的年轻人这样为祠堂定义：“那就是祖宗居住的地方嘛！”这个未经思索脱口而出的定义，反映了乡村对祠堂的基本认识。对了，人们之所以倾尽合族之力，在乡土上营构这种富丽堂皇的圣殿，正因为这里将安歇先人的在天之灵。确切地说，祖先是居住在人们的心灵中，而祠堂则是一个宗族心灵的外化。
因为祠堂的意义，它的建筑空间很自然地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力量。即便民居也是如此，正厅上方是一个家族的神圣所在，因而整个厅堂首先是作为精神性空间而突出于建筑之中。尽管，神龛和祖先牌位的雕饰与古色古香的长条形香案上描金的浮雕、带扶手的坐椅靠背的镂雕，可能比建筑装饰更为精致，但走进厅堂，首先让我肃然的不是这些家具、器物本身，而是它们在空间中各自占据的位置，以及各个位置之间所形成的层次分明的关系。推开虚掩的大门，哪怕屋里空无一人，仅由依次摆放在堂前的八仙桌、坐椅、香案，和设置在堂上的祖龛、牌位，我们也能感受到统摄一个家族的威严，想必它们能够轻易地唤醒人的敬畏之情。香案上的红烛和香炉以摇动的烛影和缭绕的青烟，召唤着祖先的神灵庇佑子孙。
祠堂作为宗族、房支祭祀祖先等宗族活动的场所，它通过砖石木营构的空间气氛更是强烈。其建筑一般由庄严的门楼、宽敞的正厅、肃穆的享堂和寝堂三进三部分组成，享堂用于祭祖和宗族议事，寝堂用于安放祖先神主牌位。每座祠堂都有祠名，一般以宗族姓氏或房派之祖的名号命名，祠中的享堂也都有堂名，“祠堂”就是整体建筑的“祠”和主体建筑的“堂”的合称。我常常深入到寝堂，一个家族的所有先人都集结在这里，密布的牌位令人震撼。
有时候，人们删繁就简，以“左昭右穆”来笼而统之代替那些难以穷尽的名字，所谓“春祀秋尝遵万古圣贤礼乐，左昭右穆序一家世代源流”是也。神龛中央列始祖牌位，二四六世居左，称“昭”，三五七世居右，称“穆”。瑞金杨氏宗谱对牌位有明确的规定，神龛中央列“弘农郡杨氏历代显祖考妣一脉宗亲之神位”，“左”、“右”二字平“历”字，“昭”、“穆”二字平“考妣”二字，分列两边。
瑞金九堡镇上有两座钟氏祠堂，它们不似别的祠堂有享堂、寝堂之别，而是把享堂、寝堂合二为一，充分利用享堂上方的空间，做成了梯级的神案，排列整齐的灵牌分成好几路纵队，高低错落地遮住了上方的整面墙，每块灵牌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这样，一跨进祠堂大门，首先看见的就是森严壁垒的灵牌；最甚者，当为广丰管村一带的宗祠了，我到过的龙溪祝氏宗祠、管村管氏宗祠等处，都专辟寝堂，有的宗祠是先有寝堂，而后续建享堂、戏台等建筑，寝堂里三面墙都是灵牌密布，所有亡故的族人都记载在灵牌上了。
显然，这样的灵牌其意义并不在于记录。既然那些名字永远受用着族人的香火，它们就是众多先人的魂灵。那么多的名字令人震惊地陈列在祠堂里，营构出来的是一种肃穆、威严的气氛，置身其中，我甚至觉得，写满文字的灵牌本身就具有符咒的辟邪功能，何况，那些文字还是能够护佑族人的在天之灵。
如果说祠堂是祖先灵魂的居所，那么，灵牌就是他们的眠床或坐椅了。我更愿意把他们想象为永远灵醒着的、警觉着的，因此，他们是端坐着的。也许他们会端着旱烟筒打盹，但人们无时无刻未曾感受到他们威严的注视。人们需要这种注视，须臾不可离开，即便在逃避战乱、背井离乡的苦难旅途上。宁都有民谚曰：“草鞋脚上，灵牌背上。”说的就是，在遥远的过去，因战乱告别中原的客家人，脚穿草鞋、背负祖先的灵牌艰难迁徙的情状。
试想，于跋山涉水、辗转千里的迁徙途中，始终背负着祖先的姓名，始终怀揣着宗族的根脉，随时可以长跪在马蹄溅起的滚滚烟尘之中，为先人叩拜，与灵魂对话，那该是多么动人的虔敬！这句民谚既是客家人饱经风霜、颠沛流离的生活写照，也反映了他们敬祖祀宗、慎终追远的内心情感。“在路上”尚且如此，当人们聚族而居时，自然要郑重考虑安置护佑族人、福荫子孙的家神了。所以，在江西乡村，凡建房必有厅，而且，常常要先建厅安放祖先神位，依礼追祭，而后再建住室。甚至，在许多地方，人们在择址开基时，首先建造的是祠堂；或者，宁肯自己栖身茅寮，也要让祖先的魂灵拥有庄严的殿堂、体面的庭院。
生命最终会仅存一个个名字，一个个符号。然而，生命的符号因为有了属于它们的宗祠建筑，顿时获得神祗的威严。那些符号复活在灵位上，像一双双深沉的眼睛；复活在牌匾和楹联中，像一声声语重心长的劝勉；复活在土木砖石里，像一阵阵灼热的呼吸，弥散着灵魂特有的令人诚惶诚恐的气息。
既然，宗祠建筑承载着一个宗族全部的历史情感、生活理想，以及维系情感、支撑理想的宗法关系，那么，宗祠建筑本身也就被赋予了极其重要的文化意义。
我由它厚实的砖墙、粗大的梁柱，体味它象征人们生生不息、繁衍发展的人类价值；由它显赫的门面、宽阔的空间，追索它激励后人勤劳上进、光大门第的精神价值；由它考究的建筑、精致的装潢，品评它极尽炫耀的外表之下，确实蕴涵着的艺术价值。
我已经顾不得继续在这里罗列宗祠建筑的价值所在。我得赶快走向散落在广阔乡间的那些古老的祠堂。
它们的处境岌岌可危。威胁着它们的，并非仅仅是时间。尽管我们已知时间正在变本加厉地风蚀着一切民间古建筑。
宗祠是家族祭祖联宗、议决宗族事务、办理红白喜事、上灯修谱、表彰功德、惩戒罪恶等精神生活的重要活动场所，它集祭祖和管理、崇拜和行使族权于一身，神圣而庄严，集中体现着人的精神要求。因此，作为家族的门面和标志，它往往是村落或集镇中最宏大、最庄严的建筑。
如今，以宗族观念为基石的祠堂，恰恰因为宗族意识的普遍淡化而落寞地老去。婺源县是朱熹故里，自古以来，人们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彝伦攸叙的宗族观念深入人心。明清时期，婺源每个村落都建有祠堂，少者七八座，多者二三十座，游山村董氏宗族就建有二十三座祠堂。据文献记载，全县祠堂最多时达到二千余座，是全国立祠最多的地区。而到如今，这些祠堂完好或部分保存下来的仅六十八座，其中明代建筑六座，清代建筑六十二座。我以为，祠堂数目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观念的变化。
尽管如此，在江西大地上，依然留存着蔚为大观的古祠堂。遍访那些古祠堂，我感觉，它们颇像农村的孤寡老人，独守着一个个凄清的日子，门前石阶上的青苔一直爬进了目光里，最不幸的，连节日的香火也享受不到了。
至于乡村的宗族意识究竟是淡化了还是“愈演愈烈”了，这大概会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因为，与此同时，确有不少地方仍然热衷于修建祠堂，仍然频繁地利用祠堂举办各种宗族活动。人们据此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断，并不奇怪。据传，某地两姓为墓地而起纠纷，当地政府在毅然采取措施避免了一场大规模械斗之后，又毅然对这两姓祠堂进行“清理”，并且毅然作出决定：全县任何宗族组织、团体和姓氏，不准新建、扩建、改建宗族祠堂和庙宇。已建的宗族祠堂，属危房的予以拆除，其余收归当地村委会统一管理，并逐步改为农民夜校或文体活动中心等。这一决定的基础，便是对农村封建宗族势力抬头的警觉和戒意。
且不论融化在血脉里的宗族意识是否会因为祠堂的不复存在，而随即化为乌有，也不论宗族意识的功过利弊，就让我们通过考察现实乡村的宗族活动，来准确判断宗族意识的生存状态吧。
我走遍江西古村看到的情形是，许多的祠堂成了堆放杂物的仓库，许多的祠堂成了谁家的作坊，许多永远找不到钥匙，许多永远失去了门锁。在那些充斥霉腐气息的祠堂里，有的墙上刷着几十年前的标语，有的神案上残留着若干年前未燃尽的线香，有的偶遇腰背佝偻的影子攸忽一现，有的不过是鸟雀的驿站、蝙蝠的天堂。更有甚者，竟成了污水横流的牛栏猪圈。
尽管，祠堂从来都是宗族的门面，然而，民间古建筑中损毁朽坏最严重的，往往正是属于众人的祠堂。可见，凝聚族人的宗族意识事实上已经悬若游丝，它实在很难约束人心、牵引人们的思想和情感了。我无法否认，的确有一些村庄忙于修谱、忙于兴建宗祠，不过，表面上热热闹闹的宗族活动，其内在却是虚弱的，因为它的发动者和参与者主要是村中的长老。在村庄成为“空心村”之后，它不仅仅透露出人气指数骤减的现实，更意味着心气的消散。试想，宗族观念的要义便是为了子孙繁衍，香火不断，当年轻人渐行渐远，宗祠最终被人们冷落的命运也就在所难免了。
遍布江西山野间的古祠堂，能够幸运地躲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劫难而留存下来，大多因为那时它们做了小学校，一些祠堂正门的匾额至今仍被白灰覆盖着，上书“××小学”。现在看来，当时的赤脚教师还是懂得斯文的，一些祠堂里的雕饰正是被他们敷以白灰或黄泥，掩人耳目，才得以保全。鹰潭市近郊的嘴上詹家和里屋孔家，各拥有一座四五百年的古祠堂，当年，我曾在这两个村庄所属的公社插队几年，知道有同学在这两个村子的小学任教，却从未听说他们的校舍是这么两座古祠堂。如今走进其中，十分的意外，宽敞的戏台，林立的柱子，孔氏宗祠戏台两侧还有走马楼。想必台上和享堂都可能是教室。村人告诉我，因为戏台之下阴暗潮湿，那里就成了老师们的寝室。日有书声朗朗，夜有灯火长明，相对门锁紧闭的今天，想必，那段光阴该是詹、孔两姓祖先最幸福的时光了。
嘴上村的詹家祠堂门前，有一条丰盈的小溪，溪上横卧着一棵古樟。显然，溪边的树是被水冲毁了根基而后被风刮倒的，听说，随着树的倒伏，村中竟有几个六十岁的老人接连去世，人们不由地一阵恐慌，都说得赶紧想办法让树站立起来。但是，并没有谁真正付诸行动，那棵樟树将一直骑着溪流，看时光流逝人影流逝。这个故事令我心头一震：既然人们确信它是一个凶兆，怎么又如此麻木、懒得禳解呢？我相信，迷信的人们依然迷信着，只是当他们集体面对灾祸时，人心散了。就像人们议论修缮宗祠一样，仅筹集了区区五千元资金，始终不能动工。这大概颇可以证明人们内心到底积蓄了多少宗族意识。在詹家宗祠里，能够告慰先人的，唯有一地去年的爆竹屑；而在孔家宗祠，不过多了几条架在空中、大约再也不能下水的龙舟。
所以，我固执地认为，现代文明正以摧枯拉朽之势荡涤着生长在农耕文化土壤上的宗族意识，其速度和力度都是难以想象的。想当年，强大的政治力量辅以极端的手段，也不过是伤及宗族文化的皮毛或筋骨，使之暂时偃旗息鼓；而现在，新的生活方式却能很轻易地就把人心给掳掠了去。
广昌县甘竹的孟戏，除了赤溪曾家戏班外，还有大路背刘家戏班。我两次去看刘家班子演出的传奇戏《长城记》，和曾家祠堂的景象一样，这里的观众也以妇孺老人居多。要知道，作为祭祖敬神的族规戏，它的意义在于，全族长幼置身祠堂与祖宗同乐，使晚辈浸润着宗族的荣耀和威严，不仅维系着宗族的血缘关系，宣扬长幼有序，而且潜移默化地教育全族支丁，起到激励、警世的作用。可是，如今的青壮男性即便未曾外出打工的，心也野了。
这两台孟戏的价值在于，其一，无论是现存的历史古籍还是近现代的白话本，都没有孟姜女全本故事的记载，这两个本子可谓孤本；其二，孟戏唱腔幽雅，悦耳动听，集我国古戏曲唱腔之大成，曾家本主要唱的是南曲，比弋阳腔还要古老，五音符的古曲特征十分明显，刘家本主要唱的是海盐腔，堪称中国戏曲唱腔的活化石。它在江西乡间生长至今，真是个奇迹。
我以为，是祠堂哺育了它，祠堂里的香火营养着它，滋润着它。民间戏曲艺术和许多其他形式的民俗活动，无非出自维系宗族关系的需要，它们能够绵延发展，正是由宗族力量获得了顽强的生命。假如，没有对三元将军的虔诚笃信，没有祭祖敬神的需要，很难设想孟戏能够留传至今；当然，假如，没有孟戏摄人魂魄的艺术魅力，我们也很难设想，宗族的信仰能够如此牢固地凝聚族人。
所以，祠堂又是娱神娱人、教化子孙的场所，是延续宗族血缘关系的文化空间。当宗族意识变得日渐稀薄、宗族关系日渐松散时，那些娱神娱人的活动难以为继也就毫不奇怪了。广昌孟戏的两姓戏班，都面临年轻人不肯学戏、演员青黄不接的尴尬，只是靠一些中老年演员撑持着，其中有不少正是为了撑持局面挺身而出临时学戏的。由此，我怀疑民间文化的活态保护究竟能在多大的时间长度上维持它的原生状态，因为它已经失去或最终要失去属于自己的宗族意识和农耕文明同生同荣的原野。
我行走在这样的原野上。
为了采撷，或者只是凭吊……
2.心灵的安居工程
敬祖几乎成了生活目的，人们由此也获得了创造生活的巨大动力。
赣南山歌《过山溜》唱道：
阿哥出门过广东，打只山歌显威风。
隔山老虎跟我走，搞到钱来敬祖宗。
这首山歌恰到好处地印证了我的感觉：人们好像是为祖宗而活着，为血脉相传的人丁兴旺的期冀而活着，为世代相托的光耀门第的理想而活着。
会昌的庄埠圩就诞生在人们孝敬祖宗的那份真挚情感中。那里有一座非常壮观的墓冢，墓冢两边甚至还建有可供人休息的厢廊。墓中葬着明代状元罗洪先的高足胡夷简。胡夷简曾以贡元身份，被朝廷任命为广东惠州长乐知县，“后升任云南宾州知州不就”，回到家乡胡家村后，他为弟子乡人讲学，清贫一生，死后被祀为乡贤，葬在村外数里远的高坎处。据说，其子为其守陵三年，搭茅庐于墓侧，不料，乡人及外地朋友前来凭吊者络绎不绝，以致濂江岸边竟渐渐有了茶肆、酒楼、客栈、商铺……三年守陵结束，那里竟形成了一个新的圩市。不知道是对先贤绵延不绝的缅怀之情召唤着店家商贩，还是那些店家商贩支撑着那份持之以恒的孝心。
这个传说让我相信，许多村庄大概正是为了陪伴和守护祖先的魂灵而形成的。新建县璜源村旁，有明宁王朱权墓。朱权乃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十三岁封藩于大宁，世称宁王。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改封南昌。他神姿秀朗，慧心聪悟，一生致力于研读著述，并多有成就。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朱权自建生坟，并屡次前往游览。其墓前原有南极长生宫，左有泰元殿和冲霄楼，右有旋玑殿和凌江楼，宫前则有醉仙亭和一对近七米高的八棱形符表，上刻道家符箓。墓室隐于山中，系采用青砖砌成卷拱结构，分前室、次前室、中室和后室四部分。前室用自来石顶住，二门无自来石。中室之后，有卷门通后室。后墙正中有一壁龛，两旁用红石做八棱柱，柱下有础，础上有正心枋，枋上有斗拱，以支持出檐。由于朱权晚年学道，道冠道袍入殓，口含一枚金钱，体压大小金钱二行，每行六枚，其他随葬品，有金、银、铜、锡、玉、瓷等器物，有些珍品已由故宫博物院收藏。故此墓被人称做“江南第一大地下皇陵”。
而现有上千人口的璜源村朱氏，来历充满神秘色彩。说其神秘，这是因为，五百多年前留在此地守墓的，到底是家奴还是部队，村名是否有暗示墓主人身世的寓意，并没有确切的说法。不论究竟若何，守墓者并非朱权的血统，为表达对主人的忠孝，也为了攀龙附凤，均改姓为朱，是极有可能的。人们繁衍生息而成了村庄，并世世代代秉承祖训，守护宁王墓。
有意思的是，如今的村民仍然以朱权后裔为自豪，他们翻出隔了好几代才开始修的《朱氏八支宗谱》作佐证，称朱权是自己的老祖宗。
让人费尽思量的朱氏宗祠缄口不语，表情里却是一派王者的孤高、王者的冷峻。
璜源村朱氏的传奇并非特例，宗族的历史中不知藏有多少感人至深的秘密。那样的秘密既然已经融化在血脉里流淌了千年，企望在民间探究，其结果只能是无解了。
寻乌县吉潭潘氏一脉，开基于南宋末年，其先祖潘任，是文天祥部下的将军。南宋灭亡时，潘任闻讯率军寻找皇室后裔无望，在寻乌解散了队伍，便与儿子隐居寻乌项山，不久郁郁而终，葬于上车村乌石岗。潘氏宗祠的后侧方不远处，就是潘氏祠坟地界。那儿立有潘任墓等祖墓。
永丰县的沙溪泷冈，有座西阳宫，是欧阳修父母的坟院。那是一座三殿并列的古建筑群，前有一座高大的拱门，顶上书有“西阳宫”三个大字。其右侧为泷冈书院，左侧是欧阳文忠公祠，里面雕龙画栋，飞檐流翠，气势颇为壮观；公祠旁有被历代文史学家称誉为“千古至文”的《泷冈阡表》碑亭，碑亭为双层楼阁。碑的正面刻有《泷冈阡表》，背面刻着《欧阳氏世系表》，至今已近千年。听说，在西阳宫内，欧阳氏后人曾兴建了一幢“荻楼”，取欧母“画荻教子”的典故以昭示后辈。可惜，由于年久失修，“荻楼”早已坍毁。“画荻教子”的故事说的是，欧阳修四岁那年，父亲去世了，家里生活非常困难，因为无法供他上学，他的母亲便自己教儿子。买不起纸笔，她就拿荻草秆在地上写字，代替纸笔，教儿子认字。
欧母去世后，欧阳修从河南颍州将其母的灵柩，连同二十多年前去世的胥、杨两位夫人的遗骸一同运回了故乡沙溪，与其早年去世的父亲安葬在一起。他本想在故乡多住一段时间，但因其岳母去世，只好又匆匆北上悼祭。离乡时，他尚未修建父母的坟院，本以为很快就能回乡办理此事，但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过故乡。
于是，欧阳修只好委托家乡的亲友修建一个道观，请道士祭奠亡灵和洒扫墓地。但在动工挖墙基时，却挖出了一口大钟，上有“唐贞观己丑西阳观钟”之字，发现这里早先就有个“西阳观”。刚开始，欧阳修想沿用原名，但因其父名为“欧阳观”，为避讳而弃之。他的好友、时任宰相韩琦说，道家的宫、观之名相近，就叫“宫”吧。而“宫”是帝王的住所，不能随意安名，经奏请皇帝批准后才叫“西阳宫”。从此，西阳宫就成了欧阳修父母的坟院。
传说当年欧阳修安葬了母亲后，曾指着近旁的一个山冈说，死后他要安葬在父母身边。在宋嘉祐年间，欧阳修因惦念父母的坟茔，曾七次向朝廷奏请，要求回江西南昌任职，但都未能准奏。宋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欧阳修安葬母亲后，就开始动笔写作《泷冈阡表》，初名是《先君墓表》，表现其父的廉、孝、仁，其母慈爱善良的美德，后来他遭贬山东青州，又在那里进行了精心修改。一篇千余字的阡表，历时二十年才脱稿，此时他已六十四岁。个中缘由，欧阳修在阡表中有所交代：“非敢缓也，有所待也。”原来，他是等待着皇帝为自己的祖先诰封。写好后，欧阳修找了一块青州墨绿色大碑石，请工匠在正面刻上他亲自手书的《泷冈阡表》。《泷冈阡表》是欧阳修为追怀父母养育之恩而写下的一部“动人悲戚、增人涕泪”的家史。因为该阡表叙事怀人，情深意长，动人心扉，民间便创造了一个动人的传说：在把阡表碑用船运回沙溪行至鄱阳湖时，忽然风浪骤起，一只乌龟浮出湖面，朝船上吐了一张写有“龙王借表”的纸条后隐去。为了行船安全，欧阳修忍痛把阡表碑推入湖中，霎时湖上风平浪静。回到沙溪后，他一直为失碑而闷闷不乐。有一天，只见院中的鱼塘里浮出一只大乌龟，背上驮着一块石碑，近前一看，正是阡表碑。欧阳修喜出望外，正要拜谢时，不料乌龟因劳累过度而死。他伤感不已，遂将鱼塘改名“放生塘”。如今，阡表碑上仍可见斑斑痕迹，相传那是龙王读表时感动得手舞足蹈而留下的龙爪印迹。
其实，欧阳修并没有亲自护送阡表碑回永丰。完工后，他本打算择日运送回乡，可遇上王安石变法刚开始而无法脱身，只得托请部下和亲友运回沙溪。该碑石上下漆黑，除了《欧阳氏世系表》下部有五十余字剥蚀不能辨认外，其余字迹清晰，整个碑石保存完好，均为正楷、阴文、直书，字体端庄稳重，雄健有力。
宋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欧阳修在河南颍州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因为欧阳修当过枢密副使和参知政事。按当时规定，大臣去世，只能在京城五百里之内安葬，所以他被葬在河南新郑（今新郑辛店乡欧阳寺村）。欧阳修有四个儿子，名发、奕、棐、辨。除欧阳棐的子孙留守河南颍州祭祀祖坟外，其余子孙都先后回到了故里。留在河南新郑祭扫墓地的后裔，形成了一个村庄，如今已发展成了当地的一个旺族。而故里子孙繁衍不盛，一些欧阳氏子孙后来又陆续向周边的吉水、新余、兴国、宜黄、抚州和乐安等地迁徙，这样，永丰沙溪反而没有欧阳修的嫡裔了。明嘉靖年间，兵部尚书永丰人聂豹巡按江南，见河南颍州有欧阳修的嫡裔而故里独缺，便请欧阳十六世孙欧阳云回故里，建祠宇置田业以奉供祖祀，但仅传了四代就又绝嗣了。到了清康熙年间，吉安、抚州等地的欧阳修子孙经反复考察，推欧阳奕二十四世孙、吉水尚华的欧阳玘迁往故里沙溪居住，这一支也就成了沙溪故里目前唯一的欧阳修嫡系子孙。领着我前往欧阳修父母墓地的，正是欧阳修的三十五代孙女，叫欧阳水秀。她告诉我，她家多少代都是一脉单传，因为当年人们推欧阳修后裔回迁故里时，皇帝曾发话，说去一个就可以了。也许，那位天子当时是有口无心，不承想，那金口玉牙随便一张，也是天意。
欧阳修父母的葬地在一座丘陵之上，四面青山环绕，朝向重重叠叠、有如蟠龙状的大山，阳光下、岚气里，那山势在明明暗暗的变化之中起伏腾跃，煞是生动，真如蟠龙一般。欧阳修父母的合墓为清乾隆年间重修，墓碑两侧有联云：“阡表不磨崇国范，古坟犹带荻花香。”这座合墓的一侧还有胥、杨两位夫人的合墓，碑上的对联则称：“洛池不见青春色，泷冈似有古韵声。”算一算她们的年龄，果然，都是青春早逝。
在一片油茶林里，不知欧阳修若能如愿，他会选中哪一方土地作为自己永远的眠床呢？
因为那篇《泷冈阡表》，在我眼里，缭绕在文忠公祠里的香烟，已不仅仅是后世对欧阳修的膜拜之情，而且还是一颗千古不泯的孝心，与父母的魂灵厮守在一起。
为了守陵人和凭吊者，胡夷简的墓前竟成了新的圩市；为了守护宁王墓，竟有了充满神秘色彩的璜源村；为了祖居地香火不绝，沙溪村的历史居然充满了悲壮意味！眺望广阔的乡间，更普遍的情形是，许多族姓的迁徙，因为择址开基的祖先在那里入土为安，而画上了句号。
一座座村庄守卫着一座座、一片片祖先的坟茔。甚至，它们有的干脆把祖先的墓地拥在怀里……
村庄的怀抱，冬日的暖阳，温暖了一座祖先的坟墓。它的旁边，村人在撑起的竹篙上晒着被褥，前面的祭坛上，有一群嬉戏的孩子。啃着甘蔗的孩子，有的倚着墓碑，有的骑在祭坛上，他们就像被慈祥的老人拥在怀里。
——原来，历史和现实可以如此亲近，祖先和后世不过一墙之隔！
这是我在泰和蜀江村中所看到的情景。此墓为宋淳祐甲辰年（公元1244年）四世祖欧阳国辅的墓葬，一道新修的墓墙把明成化年间欧阳熙为四世祖立的望碑嵌入其中，前有一座皇冠形祭坛。望碑为红石，祭坛坛基也是用红石砌成的，坛基的三层石阶早已被磨得没了棱角，显然，一代代的孩童都少不了到这儿攀爬玩耍。墓老了，他们一个个也就长大了。
这座墓葬旁边就是祠堂，叫复亨堂，墓葬是祠堂的左邻。复亨堂始建于明嘉靖年间，享堂上方“复亨堂”三字，系明代哲学家、教育家王阳明先生手书真迹，大门之上高悬着“三世宪台”、“兄弟尚书”、“父子进士”等三块牌匾，放达的笔墨间充满了代不乏吏的自豪。
蜀江村欧阳氏的开基祖是宋南渡建炎年间进士欧阳德祖。祭祀始祖的宗祠曰崇德堂，村庄的布局正是以崇德堂为中心向四周延伸。崇德堂始建于明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坐北向南，由探花解元台、前院、门廊鹊巢宫、过道、正祠、敕书阁六个部分连成一个整体。祠堂前院上首的探花解元台，台高一米二，东南西三面有磨平青砖砌成的围墙，绘有各种图案花纹，南面为照壁，上书“景运重新”四字；台的东西两面各有一座拱门，左右竖有探花、解元旗杆石各两块，台基用红石砌起。宗祠门廊为阁楼式造型，门廊高五米多，前有栅栏，大门悬挂“朝天八龙”匾；廊上首鹊巢宫高九米，鹊巢宫下南面镶嵌“五经科第”牌，北面镶嵌“宫保尚书”牌。
跨进大门朝里望去，只见层层叠叠的牌匾，“进士”、“举人”、“奕世翰林”、“封荫”、“鸣阳三凤”、“崇德堂”等等，纷纷跃入眼帘。悬挂于中大门上的“进士”匾，赫然列出了二十一位进士的姓名、科第年代和职务，其中，包括让蜀江欧阳氏永远夸耀不已的“朝天八龙”。因古人别称状元为龙头，所谓“朝天八龙”，乃指在三十年内俱登科进士、且官职显赫的八兄弟。他们中具有代表性的名人有欧阳铎、欧阳德等，《明史》中称欧阳铎：“铎有文学，内外修洁，仕虽通显，家具萧然。”欧阳德则是著名的理学家，一生致力于理学研究，并广设义学。
崇德堂正祠内分神龛、上廊、天井、下廊四部分。正祠后的敕书阁是珍藏诏书、诰敕、官帽、官服、祭器和文书谱牒、经典著作的地方，阁内还设有教室。
过去，蜀江村每逢春秋都要在崇德堂举行祭祀活动，全宗各房支每十六年轮流主持一次春秋大祭典，仪式非常隆重。平时，每逢正月十三至十六闹元宵，或男婚女嫁、做寿辰办酒宴，也都在祠内进行，历代相传。关于祭祖的规矩，各地都有定制，比如，钓源的祠祭规定：“祠堂之祭，自祖考以上及于始祖，无世次之限而不嫌于远，非庙寝之制而不病其偕，冬至祭祀立位式，正中香案安设弘玄考妣专主，左边香案安设效公所下，至福禄二公祖考妣主，右边香案安设王辰祖考妣主，再左簪缨龛下设香案一，再龙节孝龛下设香案一，左右大龛下设香案四，两厢设专席六，香案左三右三。侑食时，主祭者至各香案侑食。”樟山文石的族规则规定：“敬祖立庙首重祀典，本祠春秋两祭，惟冬祭定以十二月初三日黎明行礼，凡属各户，务宜届期齐集祭典，永为定规；祭不尚奢，惟取洁以致敬，每年春、秋、冬三祭大典，先期沐斋，对联、采缎、刚鬣、祭筵五席，鸡、肉、鱼三器，糕、饼、粿三样，茹酒、羹饭，香烛、花爆、钱纸等项，务宜齐备恭至，肃维致享，以秩献礼，毋得陨越。”仅由这些文字，也可感受祭祀场面的盛大和庄严。
蜀江村近年重修的崇德堂，几乎被族人布置成了一座族史展览馆。在两幅喷绘的展板上，祖先的德行得到了高度概括，这就是：以学立身，以民为本，以俸兴教，以廉为吏，以孝为先，以乡为根，以宗为乐。
说到以孝为先，族人简要地列举了欧阳熙为先人修墓立碑的事迹，说他“自费在一二三四祖祖茔皆立碑表之”。正是为了践行孝道，蜀江村近年重修了宗祠。我在崇德堂里读到了重修经过的记叙。
那篇文章读来甚为有趣，说的是：重修门廊、鹊巢宫需九米长、小头直径二十公分的木料两根，两三年间四处寻觅采买不到。遂有族人与安福的亲戚联系，走进深山老林，总算找到了那两根九米长的木料。他们还在木材货场上吃住一个月，从上万根木料中百里挑一找出六十多根大规格木料。“在运木料回来的当天，从早上装木到中午装好，汽车又坏了，在安福修车到晚上十二点，克鑫、克勤两人既承担押运重任，熬更守夜，又受到木材站罚款的惊吓。不管千难万难，千辛万苦，终于买回了所需的珍稀木材。”然而，木工师傅“做做停停，要求甲方不断增加劳务工资”，可谓好事多磨，历时一年零九个月才将门廊、鹊巢宫修复竣工……
这真是心灵的安居工程！读着这段文字，我不由地为之感动，如此百折不挠的精神，正是来自敬祖的内心情感。走进那些古老的祠堂，听着村人对祠堂建造过程的介绍，有时，我甚至认为，敬祖差不多成了人们的生活目的，人们由此也获得了创造生活的巨大动力。哪怕背井离乡，也要艰难前行；哪怕含辛茹苦，也要忍辱负重。
赣县白鹭村有一座祠宇名“佩玉堂”，建筑布局比较简单，但是，光耀门庭的渴望，巍然耸立，很是意味深长。
佩玉堂周围全是良田，与外屋不相连通，大门前开有一眼独用的水井。它面对鹭溪来水，应风水观而择地，虽然建在一片低洼的水稻田里，屋内地面仅高出门前水井水面七十厘米，而堂内天井深四十八厘米，但是，屋内地面甚至天井底面都很干燥。于是，甚为惊奇的村人便有“莲花出水”之谓。佩玉堂只有二进，建筑面积不大，空间却高，且重视装修，显得小巧别致。
要知道，它的来历却非同寻常。屋主人是目不识丁的一对兄弟。当村中各房派争先恐后抢建祖祠时，这对兄弟为了给祖宗争光、替儿孙造福，竟公开发誓：建祠之愿不偿，吾等死不瞑目。从此，农忙时，栉风沐雨，披星戴月，勤务稼穑；农闲时，提箩拄杖，四处化缘行乞，积铢累寸。也不知历时多久才遂了心愿，其艰辛却是可以想象的。哪怕牺牲尊严，也要建造祠堂；而建造祠堂，正是为了实现尊严。
赣县田村镇的客籍祠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宗祠文化的深刻影响。自唐代以来，历代均有客家先民不断从北方卜居田村。先来与后到者分别被称为老客和新客。老客指的是清代前期就进入田村，且后代人丁兴旺，并建有宗祠的客家人；而新客是清朝中后期才迁入田村的客家人，这部分人相对较早来的“老客”，又被称之为客姓，他们一般人口较少，势单力薄。田村客姓竟多达四十个，其中也包括与老客几个大姓同姓，但因堂号、郡望均不相同无法融入大姓的。
田村刘、谢、肖等几个人口众多的姓氏，除了有总祠之外，还有分祠，甚至支祠和家祠，现存的大小宗祠就有五十多座，比比皆是，蔚为大观。岂知，新客中的本家也是入不得上述宗祠的。相传，清末田村一大姓人家的小女孩被送给一客姓家庭做童养媳，客姓家庭念及大姓之势力，小心侍奉，不敢怠慢，无奈女孩命薄，一场大病便夭折了。此事在大姓家庭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们百般刁难客姓家庭，规定死者不能从街道抬往村外埋葬，只能靠人传出村外。这一规定明显歧视客姓人少，没有地位，但客姓的三十多个姓氏近千人，齐心协力，很快把死者传出村外埋葬了。
也许，正是团结的力量，让那些根本无力单独兴建祠堂的小姓，面对各大姓氏族人在宗祠内进行隆重的祭祀和议事活动，心有所动。此后，居住在田村镇的许多客姓家庭感叹自己身处异乡无宗祠之苦，纷纷要求建一个共同的众姓公祠，确立自己在宗祠文化中的一席之地。于是乎，在林立的宗祠中出现了一座格外引人注目的众姓公祠——客籍祠。
客籍祠建于清光绪年间，为土木结构，于1963年坍塌，现今保存的只有客人厅，用来作为田村客姓作古老人的殡仪之地。据说，这块地基为当时豪门大户、且非常同情客姓的刘氏中和堂所捐。
由于是众姓共祠，祖先不一，客籍祠内无神龛牌位，也没有共同的祭祀活动，其主要功能是男婚女嫁举行礼仪及议事的场所。确切地说，在这人口稠密、宗族观念根深蒂固、宗祠文化极其发达的大型村落，它其实既是杂姓人家实现尊严的精神象征，又是人们相互抚慰的情感栖息地；更重要的是，它让落寞的心找到了归宿，让飘零的人从此不再孤独。
泰和县蜀江村祠堂内有一联说得好，“见祖宗即见天地之心”，建造田村客籍祠的目的，说到底还是为了驱遣客姓人家的胸中块垒，满足人们敬奉祖宗的心愿。
历史上客家人的行踪如飘萍一般，而他们的足迹却是硕大无朋，巍巍然散落在赣粤闽的山水之间——我指的自然是客家围屋，那城堡似的土围子。
客家人从中原迁徙到南蛮之地，不仅要融入陌生的自然环境，而且还要面对当地的土著以及频仍发生的匪患战乱，他们只能以相依为命的宗族关系来应对任何可能的冲突了。建造集家、祠、堡于一体，防御性极强的围屋以聚族而居，仅仅从外观上就给人以威风凛凛的集团形象，何况，一座围屋，就是一座城堡，共同的居住空间，迫使本来就有血缘关系牵连着的人们更加紧密地凝聚起来，以便保证找到新的家园的宗族在这片土地上站稳脚跟。
不错，血缘性是围屋的一大特点。围屋内的居民，都是某一个共同祖先的后裔，围内实行族长管理制，统一管理围内诸如交通、卫生、排水、纠纷等，人们相见互以宗亲长幼相称。平时彼此各为家政，祭祖行礼时，整个围屋就是一个大家庭，而遇到外敌入侵，人们又成为一个统一的战斗集体。敬宗祭祖活动正是围屋内借以维持宗族血脉关系的纽带，因此，围屋内必定设有“祖堂”这一公共建筑。而且，人们在建造围屋时，首先要建造祖堂，只有在心灵安居以后，身体才能各得其所。
从这个意义说，把祠堂拥入怀中的围屋，其建设过程始终投注了客家人“慎终追远”的浓烈情感，其浩大而艰辛的工程、漫长而坚忍的工期，证明着祀奉祖先、光耀门第的拳拳之心。
在赣粤边界的九连山下，遍布客家围屋，其中的“燕翼围”如鹤立鸡群，尤其引人注目。相传明末清初，龙南杨村一带战火纷飞，一时间庐舍化为灰烬，闾井萧索，鸡犬不闻。家道殷厚的赖福之饮恨思痛，念及“高筑墙，广积粮”的古训，决心建造高守围。于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请丰城名师工匠购料始筑。据说，起基用去的大花边便有一大谷桶。因工程浩繁，耗资巨大，费尽二十七年工夫，历经三代，直到其长孙三岁时，才建起这座四层楼高、层层环通的砖石木结构方形围。因其高大固守，俗称“高守围”。
距此八十公里外，关西老围的主人不知是羡慕燕翼围的万贯家财呢，还是崇仰高守围的雄伟气势，欣然把自己的长女嫁给了燕翼围。其时，他有个小名叫徐老四的儿子，才十一岁。徐老四时常去姐姐家做客，被燕翼围的雄姿所吸引，立志长大后要发大财建大屋。果然，后来徐老四在姐夫的帮助下，利用当地杉木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做起了木材生意，随着盈利滚滚，成了富甲一方的大财主。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徐老四在关西老围墈下开基建新围，施工两年后，他再攀篱笆亲，将十八岁的女儿嫁给了燕翼围的六代孙为妻，进一步加强了两围的亲密关系。为了却年轻时立下的宏愿，徐老四不惜花费了三十年时间，耗白银想必更是以谷桶计，终于建起了比燕翼围更宏大、更精美、配套也更齐备的围屋。可是，尚来不及请人为之命名，徐老四就于次年仙逝了，因此，人们只好称其为“关西新围”。
三十年的大好光阴，都熔铸在一座建筑之中。这建筑，该是一位故人的纪念碑了吧？这纪念碑，该是子孙万代焚香祷告的神圣之地了吧？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不妨再看看龙南东水村的乌石围。该围于明万历年间为当地名绅赖元宿所建。此公遵祖训从祖业，靠着放排行商，家财日聚渐丰，遂请来广东名匠开基建围。先立祖厅，定好中轴线，然后建房。在他手上，连年续建不间断，待他的九个儿子长大了，子承父志接着再干。乌石围经二十八年之久、历三代之力方才竣工。
如此锲而不舍，如此前仆后继！因为，这是一个宗族的基业，也是所有族人共同的心愿。
由蜀江村欧阳氏四世祖墓葬前的祭坛可见，祭祀祖先的习俗由来已久，不过，在宗祠出现以前，民间祭祖活动是在陵地举行的。
秦汉时建于墓前或墓顶用于祭享的享堂、石祠，至宋代发展成为家庙；受帝王宗庙，尤其是唐代以后册封元勋功臣、敕建祠庙的影响，以宗祠祭祖的形式逐渐进入民间，元代以后基本形成定制，明清时期达到顶峰，在北民南迁较为集中的南方更为盛行，几乎村村建有祠堂。有的家族繁衍迅速，人丁兴旺，分堂分房，别派别支，除了总祠以外，派有派祠，堂有堂祠，房有房祠，支有支祠，形成了支、房、堂、派、总的宝塔式祠堂结构，加上朝廷赐建的个人专祠和旌表修建的节孝祠堂，一些村庄的祠堂竟多达数十个。
于都县马安乡的上宝村，现在仅有百户人家，却有祠堂十八座。在钟氏总祠的后面，各房派的分祠相依相偎，构成了一个罕见的祠堂群。夕阳下，我攀上总祠前正在建造的门楼一眼望去，一堵堵封火墙整齐地凌空排列，一道道黑色的檐帽略带弧形自然地耸起翘角，层层叠叠的，煌煌然，那祠堂群分明就是半个村庄。
从我采风接触到的只鳞片爪来看，祠堂的兴起，与两位江西人很有关系。在宋代，婺源人朱熹在《家礼》中规定：“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为四龛以奉先世神主。”“祠堂”之名开始出现。但这时的“祠堂”还仅仅是“正寝之东”的祭祀场所，与住宅还未分开。在朱熹故里，可以从史籍中找到祠堂的来路。婺源《清华胡氏族谱》卷六《家庙记》记载，元朝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清华胡氏宗族胡升，“即先人别墅改为家庙，一堂五室，中奉始祖散骑常侍，左右二昭二穆；为门三间，藏祭品于东，藏家谱于西，饰以仓黝，皆制也。”这座“家庙”已初具祠堂的一些功能，并且已从居室中独立出来，是“家庙”向祠堂过渡期的产物。元代休宁人赵昉在《汪氏世范录·知本堂记》中记载，婺源大畈有一座建于元代的知本堂，是一座独立的祠堂建筑，不仅规模大，还具备了祠堂的各种功能，至少在婺源，是目前所见文献记载中最早的一座名副其实的祠堂。
至明代中期，则因为一位贵溪人的提案加速了宗族制度普及的速度，元代民间自发创制的建祠之举，演变成有组织、大规模的修建祠堂之风。明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礼部尚书夏言上疏：乞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祀始祖。明世宗采纳了夏言的建议，允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于是，引起了中国古代祭祖礼仪的一次大变革。从此，宗祠遍布天下。
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村的流坑，儒家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它对宗祠这一礼制建筑的重视便是理所当然的了。人们在建房时，首先考虑的是祀祖的场所。明清住宅中，厅堂的上方均设祖龛，供奉直系近祖的牌位，每逢节日合家在此举行祭祀仪式，实际上这就是一种简化的家庙；每一房系、宗派，则设有自己的宗祠，供奉共同的祖先；全族形制的董氏大宗祠，供奉的就是全村的远祖、始祖。
而在五代和北宋时期，流坑还没有专用的宗祠，祭祖是在祖先的墓地前进行的。每年寒食节，村民们扶老携幼前往祖坟前展祭，由于路远，随着人口增多，始觉得有所不便，后改在村中神庙老子宫中设主行祭。入元后，老子宫被毁，族人曾商议立祠，无奈战乱频仍，时事艰难，直到明洪武年间才遂了族人的心愿，建起董氏大宗祠。此后，各房各派的宗祠和各类名贤祠堂相继建成，每座祠堂不仅有专人看管，还置有祭田，以田租收入作修葺和定期献祭之资。
从表面上来看，兴建宗祠似乎是为了祭祖的方便。但是，我以为并不尽然。墓地与宗祠的区别，是阴宅与阳宅的区别，是阴阳两界的区别。也许，在人们的潜意识里，他们更愿意把已故的先人从冥界请回阳世，让先人的魂灵端坐在阳宅之上。巍然耸立的宗祠象征着存在，而不是消逝，象征着复活，而不是死去。
历史上建造宗祠之风在江西农村盛行，和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有关，讲究忠孝礼义，尊祖敬上。祖先崇拜被赋予了凭借血缘关系来教化并维系宗族内部团结的意义，从而实现社会道德的稳定，求得社会秩序的安定和谐。因此，人们在建造房屋时，首先考虑祀祖的场所。除宗族的总祠和房派的分祠外，在住宅的厅堂之上设神龛供奉祖先，使之成为实际意义上的简化了的家庙，这在江西各地的古村民居中司空见惯。
客家人的祠宇，便有专祀型和居祀型之别。前者即宗族或房派建造的专门用以祀奉祖先的祠堂，后者兼有居住和祭祀功能。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客家人更愿意以居祀型祠宇相标榜，居然把自己的住宅干脆命名为“祠”。
比如，宁都县东龙村的百座祠宇就多为民居，非常形象地证明了人们对祖先一如既往的尊崇。祖先就是护佑后人、福荫子孙的家神。当地人俗称的“仁方公祠”或“百间老屋”，指的是“东里一望”建筑群体。仁方公祠始建于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历时三年后竣工，它由祠堂、厢房、庭院、护墙组成。屋主人李仁方，名光恕，有由国学贡生赠儒林郎布政司经历。整座建筑群占地四千三百平方米，大门东向，前院花岗石嵌砌地面，主体建筑占地二千平方米，高八米，青瓦覆顶，青砖封火墙。分上下两栋，面阔三间，进深三间，东曰“东园”，西称“西圃”。西厢房占地一千平方米，高六米，为两层楼房；东厢房被焚毁后改建。它的四周皆砌围墙，前院的花墙仅高一米多，视野开阔，墙外为水塘；而后院却用青砖砌着高达五米的墙。据此，人们联想到客家围屋，判断它受到围屋建筑的影响也就不奇怪了。
我靠着花墙张望，如同凭栏观景。东龙村坐落在盆地之中，而仁方公祠与村庄隔着田亩，独处一隅，鸡犬相闻，气息相投。这里真是个揽胜养眼的好去处。东高西低的船形盆地，地势一目了然，东边的古隘口依稀可辨，西边的水口塔分外醒目。还有古时文人琢磨出来的什么“巽峰插天，虎嶂乔峦，七星环冢，双涧抱村，凌霄胜阁，虹桥锁水，永乐古寺，玉岽擎云”等八景，尽收眼底。想当年，哪怕闲庭信步，也是可以纵览云飞云驻的。仿佛，它的主人要赏玩的是亭亭小荷，袅袅炊烟，哞哞牛吼，以及随古道涌来的滚滚风尘。
但是，且慢，穿过满畈的映日荷花，我看见对面的李氏宗祠了。这“东里一望”在选址时莫非就牵挂着宗祠？这水榭阑干般的花墙莫非就为了时时瞻仰对面的神圣？出门便见祖祠，进门就是家祠，祖宗既在望中，祖宗亦在心中。敬奉先人的心情，在这里表达得几近极端了。仿佛，活着就是为了面对祖宗、不辱先人，就是为了延续香火、光耀门庭。
东龙李氏宗祠的建筑特色颇能证明客家人“在路上”的生活行状和心态。它的墙体和内部结构是相互脱离的，也就是说，可以在不动砖墙的情况下，轻易将祠内的梁柱、板壁等木构件拆卸搬迁。当然，这一特色还有防火的好处。但是，这座祠堂三面环水，分别是荷塘和稻田，后面离民居也远得很，当无火侵之忧。是不是祖先漂泊不定的命运，令后人心有余悸，常存远虑？
祠堂门前的照壁旁，两棵古杉树干依然挺直，树枝却是虬曲苍劲。怪怪的枝桠，怪怪的针叶。树干与枝叶，仿佛不是同样的年龄，我感觉，树干还在长高，枝叶已经老去。
赣南现存近五百座客家围屋，多建于清代中晚期，少数建于明末清初。这些围屋大者占地一万多平方米，内住数百人，龙南的田心围，最多时曾住过九百多人；小者仅四五百平方米，围内仅住一户人家。我曾经造访过龙南、全南、安远等县的几座围屋，第一印象就是人们依靠建筑拥抱成团，相依为命，而把土木牢固地结构在一起的正是宗族的力量。因此，宗祠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整个围屋的心脏。
围屋平面大体可分为“口”字形和“国”字形两大类。口字形，是指围心位置上不建房屋，这种形制的还包括“回”字形围屋。这类围屋的代表作，当属高达十六米的燕翼围。这是一座四层的高楼建筑，楼房依据四周围墙而建，二层以上每层都建有悬挑外廊，四面环通，形成独具特色的走马楼。每层房屋三十四间，共一百三十六间，围内还建了两排附属建筑，只设一座大门出入，厚重的大门以铁皮加固，并设计漏斗以防火攻，围墙厚达两米，墙基及两米多高的墙裙用大块花岗石砌起。从村巷里看，外墙高峻挺拔，四角的碉楼曲折如翼，据说，从空中鸟瞰，整座围屋如紫燕振翮，翩翩翻飞。燕翼，意指善为子孙谋划。碉楼的折角似在演绎这个词的意义，充满了无愧于后人的得意。我通过燕翼围的瞭望孔和枪眼窥望外面，但见村中有好几处小小的围屋，纵横排列的灰色屋顶方方正正。
燕翼围所在的杨村村外，有座双拱石桥，风格甚是独特，青砖砌成的桥亭面路两侧为坊式拱形门楼，临水两面为三阶开着拱圈、飞檐翘角的封火墙，看上去恍如官轿，又似官帽。据说，明正德年间，王阳明率兵在赣南、广东一带镇压农民起义，班师回府后建造此桥，以示天下太平，故称太平桥。或许，这座桥就是对赣南围屋的防御性功能的一种解释。
可称高守围的，还有全南龙源坝的雅溪围屋。雅溪围屋为陈氏家族所建，有石围和土围之别。石围建于清光绪年间，土围比石围早建三四十年。石围为四层砖石木结构，高十二米，二十余米见方，平面为口字形，大门用条石砌成，共有三道门，坚固如碉堡。大门上匾额题刻“鸟革翚飞”四字，形容宫室华丽。进大门便见天井，天井中央置有一口水井。石围每层有十三间房，楼上各层有悬挑外廊，各层外墙都布有枪眼和瞭望孔，四角设有碉楼；土围也高达十米多，为三层土木结构，每层十七间房。如今，石围尚有几家住户，而土围中唯见一对老人殷勤地迎来送往。想过去在这逼仄的空间里，层层叠叠地居住着那么多人家，定是十分热闹。
在诸如燕翼围、雅溪围屋这样的高守围中，祖堂的规模并不起眼，几乎和那些房间一般大小，如今，因为它们都堆放着杂物，游人进入很容易忽略。但是，祖堂在高守围中却坐落于正对大门的中心位置，这个位置便是祖堂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围中，居家生活的甜酸苦辣，都在祖堂身临其境的倾听之中；平凡人生的生老病死，都在祖堂耿耿于怀的牵挂之中。高守围中的祖堂是简陋的，有的简陋得只有香案、香炉，然而，对这方空间的命名，顿时使之获得了庄严的意义，它的神圣是凛然不能亵渎的。
国字形围屋，是指围中还建有一栋厅屋组合式民居，此形制为围屋的主流形式。从其最简单的一明两暗三间过，发展到两堂两横、三堂两横，直至九进十八厅那样的大房子，体现围屋内的主体建筑成组向前、向左右不断扩展、延伸的特点。仿佛枝桠横生，仿佛瓜瓞绵绵，这种扩展性寄寓了客家人希望子孙发达、开拓进取的心愿。然而，无论房屋发展到多大规模，始终是以正厅为中轴，以祖堂为核心，向前逐步延伸，向左右对称发展。正屋、正厅的体量规模、装饰档次，各横屋和次厅均不能逾越，横屋房门均朝正厅方向开。祖堂的位置永远坐落在人们内心的正中，祖堂的方向永远是人们仰望的方向。
因此，祠堂要么是围屋主体建筑最显赫的部分，要么干脆就充当了围屋的核心建筑。比如，占地达七千平方米的龙南关西新围，面积为赣南围屋之最，其墙高九米，为三层的土木结构，底层为三合土夹大卵石筑外墙，厚两米，四角各建有十余米高的炮楼，各层均有火炮眼。正方形的围内套建了一幢三进六开的豪华大宅，这主体建筑就像“回”字形整体结构中的“口”字。豪宅的正中便是祠堂，是围内建筑档次最高、装饰最考究的地方，以其作为中轴线往左右延伸，将围内建筑对称布局。三进，即从大门进来为下厅，往上走则依次为中厅、上厅，层层递进，层层增高，体现出结构严谨的建筑层次美；六开，则是以正厅为中轴线往左右均衡延伸，两边院落对称、房屋对称、门窗对称，体现着强烈的结构对称美；而作为整座围屋核心的祠堂，以高大的空间和华丽的装饰营造出一种庄严的氛围，体现出极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这幢大宅对称分置十八厅，共有十四个天井，上百间主房，与主体建筑配套的还有戏台、书房、轿房、花园和消防水池。整座围屋结构严谨，布局巧妙，廊、墙、甬道连通，既复杂又序列分明。居于中心的祠堂仿佛把它的血脉、气脉都辐射到各个空间去了，统率着围屋里的每一个寻常的日子。
而龙南里仁的栗园围，将水田、池塘、果园一概圈了起来，好像大千世界都囊括在这座内部结构错综复杂、犹如迷宫一般的围屋里，它更为突出地体现了客家人聚族而居、耕战结合的生存状态。围中的房屋取势定向依照阴阳八卦演绎而成，设有“生门”、“休门”，中心建筑则是三间四进的纪缙祖祠。在这里，民居多为低矮、简陋的土砖屋，反衬之下，这座祖祠倍觉高大气派，更重要的是，它所占据的位置和周边开阔的环境，使之充满凛然不可轻慢的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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