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奥）弗兰茨·卡夫卡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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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记(作家榜经典)试读：
导读 难以实 现的自我
荒诞里的真实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萨从不安的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虫子。”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代表作《变形记》开篇的这句话，是世界上被引用最多的文学作品片段之一。
在传统文学作品里，人变成动物的描写并不新鲜，但没有任何一个人物的变形能够像格里高尔的变形那样，给读者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因为这个变形来得这样突然，没有原因，没有铺垫，没有任何外在力量的影响。他没有给读者时间去追问和质疑这个世界存在的可能性，也没有花费时间去描写为什么他会变成一只虫子，甚至没有说明这是一只什么样的虫子。你只知道这是一只讨人嫌的虫子（德文原文Ungezifer意为“害虫”），有很多条腿，有褐色的胸部，有盔甲式的背部，因此很可能是一只甲虫，但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甲虫，比如他的背部是什么颜色，读者却并不知道。不过不要紧，作者不关心这些，他也不想要你去关心这些，他给你的只是一个概念，他要讲的故事，是关于人和命运，尤其是和突如其来的外在变化的关系。
作者只用一句话，一本正经地把一件本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设置成事实，摆到你面前，让你顿时置身于一个荒诞的世界之中。荒诞，正是卡夫卡笔下世界的基调。
弗兰茨·卡夫卡（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出生于奥匈帝国时期布拉格市的一个说德语的犹太家庭，他的两个兄弟都在幼年时期即已夭折，下面还有三个妹妹。他的父母经营一家高档衣服及零用品商店。白手起家的父亲，性格务实、专断，对这个唯一的儿子期许甚高。虽然德语在当时的布拉格属于少数民族语言，遵照父亲的愿望，卡夫卡接受的是以德语为主的中小学教育。1901年高中毕业后，他在卡尔-费尔南德大学（Deutsche Carl-Ferdinands-Universität）注册学习化学，两周后即转到了法律专业。之后，卡夫卡曾学过一个学期的德语、艺术史和哲学课，并且打算到慕尼黑继续学习德语，但最终他仍然决定回到更实际、能够提供更多工作机会，也是更能令父亲满意的法律专业。
卡夫卡在大学时期就已经开始写作，他的首篇文章发表于1908年。1906年7月，卡夫卡大学毕业，取得法律博士学位。经过一年实习期，他被意大利忠利保险公司聘用。由于不满意工作时间太长，1908年7月，他辞职去到半政府机构性质的波西米亚王国工伤保险机构，并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22年。由于工作出色，卡夫卡在工伤保险机构晋升很快，不过他本人并不看重这份职务，称其为“Brotberuf”（糊口的工作）。这份工作的好处是下班早，使他可以有较多的时间进行写作。他把下班前的最后几分钟称为“通往快乐的跳板”；在给一位女朋友的信里他写道：“我的工作很可笑，而且轻松得可怜……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得到这份钱。”
专断的父亲对卡夫卡的性格和人生的影响非常大。1919年，他给父亲写了一封长达100页的信，在这封信里，他描述了他在童年所受的创伤，抱怨自己从来没有得到过父亲的认可，父亲对于自己所做的一切，除了嘲讽，只有鄙视。而神一样的父亲的形象多次出现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最突出的就是《变形记》和《判决》。《变形记》中的主人公格里高尔是一个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推销员，他几乎没有自己的生活，为了替父亲还债以及维持家人的生计，他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一开始，家人对他的贡献“惊讶而欣喜”，可是慢慢的，“……大家都已习以为常：家人感激地接受着那些钱，而他则心甘情愿地提供着那些钱，但是不再有一种特别的温暖感了”。
当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之后，他也经历了家人的改变：父亲从一个躺在扶手椅里的老弱男人变成了银行的差役；病歪歪的母亲变成了缝制高档内衣的裁缝；那个在父母眼里“是一个没多大用处的女孩”的妹妹则当上了售货员——曾经完全依赖格里高尔的家人，原来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随着这种身份的变化，家人对格里高尔的态度也变了：父亲自不用说，他两次对格里高尔大打出手，最终使他遭受致命创伤；母亲则游移于对儿子的爱和对甲虫的恐惧之间，一直无从选择；最后，是跟格里高尔最亲近的妹妹宣布了他的死刑：“‘它必须离开’，妹妹喊道，‘这是唯一的办法，父亲。……’”
对于家人的这种改变，格里高尔却没有提出任何疑议，似乎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实际上，虽然外形变成了虫子，他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并没有变。变形当天，他一如既往地试图起床去赶火车上班；代理来到后，他费尽力气打开房门，为的是让代理看到自己并非无故旷工，以避免被炒鱿鱼。当他发现父亲其实并非一无所有，他手上有一笔“往日留下的小小的财产”，虽然他“原本可以用这笔闲钱进一步还清父亲欠老板的债，而他摆脱这个职位的那一天也会提前很多”，但他的反应却是：“格里高尔在他的那扇门后使劲点着头，为这种出乎他意料的谨慎和节俭感到高兴……但是现在毫无疑问，还是父亲这样的安排更好。”他甚至接受了家人要他消失的决定，临死前，他还“带着感动和爱他想起自己的家人。他对于自己必须消失的想法，大概比妹妹更坚定”。
可以看出，《变形记》表面上写的是格里高尔形态的改变，实质上描写的却是人心的改变。虽然这篇小说字面上描写的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却也触及了这样一个问题：当个体失去其在社会中原有的、被认可的功效之后，他和社会其他成员的关系将如何改变？这是一个典型的卡夫卡故事。需要提到的是，在卡夫卡的故事里，当厄运临身时，他的主人公都跟格里高尔一样逆来顺受，似乎丝毫想不起要去抗争什么，质疑什么，面对命运的安排，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屈服和顺从。卡夫卡的作品里没有英雄，只有小人物，那是他在保险公司里接触到的悲苦百姓，也是为了生计不得不放弃自我的作者本人。环境变了，身份变了，但人性却一成不变，卡夫卡用冷静详实得仿佛司法文件一样的细节描写，不动声色地一点一点地把这个世界和这些人性展示在读者面前，这是他眼中的世界的真相。而在荒诞虚构的环境衬托之下，这种真相也更让人触目惊心。正因为如此，卡夫卡被后人誉为西方现代文学的鼻祖，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家之一，让-保罗·萨特、村上春树、米兰·昆德拉、阿尔贝·加缪等许多大师级人物都曾公开承认自己受到过卡夫卡的影响。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则声称卡夫卡的《变形记》让他发现“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写作”，从而开始了自己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道路。英文中甚至产生了一个以卡夫卡命名的形容词kafkaesque（卡夫卡式），指的就是卡夫卡所描写的那种荒诞、压抑的世界。
孤独的艺术家
卡夫卡的小说集《饥饿艺术家》出版于卡夫卡去世后两个月，收有他生前最后两年创作的四个短篇：《最初的痛苦》，《小个子女人》，《饥饿艺术家》和《女歌手约瑟芬或老鼠民族》，这四个短篇在他生前都曾单独在杂志上发表过。尽管卡夫卡1922年就写信给他的好朋友布罗德，要他收集并销毁自己所有的手稿，而在《最初的痛苦》发表之后，卡夫卡写信给朋友，称其为一个“丑陋的小故事”，但他去世前，仍然着手把这四个故事集结出版，可见他自己对这本书的重视。在这本集子里，除了《小个子女人》，其他三篇主角的职业（空中飞人、饥饿艺术家以及歌手）都与艺术有关，他们都过着近乎隔绝社会的生活，孤独地进行着自己的艺术创作。后人认为，这些小说是卡夫卡对自己作为作家的生活和心理的写照。
比起卡夫卡的其他作品，《最初的痛苦》缺乏卡夫卡惯有的深度，结构也相对粗糙。它更像一篇模仿卡夫卡风格的习作，不过，也许卡夫卡只是一时兴起把它写了出来，打算过一段时间用于其他小说之中，但后来没有时间也没有可能这样做了。这篇小说主要表达了作者对自己艺术创作能力减弱的恐惧。也有研究者说，空中飞人的两根吊杆象征着艺术和现实，作者借此表达了自己对于保持两者平衡的苦恼。
在卡夫卡开始写《饥饿艺术家》的时候，他的结核病已经转移到喉部，使他进食困难，“饥饿艺术家”这个荒诞职业的灵感大概由此而来。在《饥饿艺术家》里，读者确实能够在很多片段看到作者的影子。作为一个艺术家，艺术就是他的生命，他别无选择（“因为我必须挨饿，我没别的办法。”）；但同时，他又必须顺从观众的意愿，不仅因为他们是他的衣食父母，也因为得到认可的才华才能称为才华。艺术家和观众（读者）的关系，是这篇文章的主题。
这种关系在《女歌手约瑟芬或老鼠民族》（以下简称《约瑟芬》）中被深化。比起饥饿艺术家，观众的认可根本不是女歌手约瑟芬操心的事情。如果说饥饿艺术家是在为自己的才华被认可而奋争，约瑟芬所奋争的，则是得到以“自己的方式的认可”。不过，这种奋争同样徒劳：“她认为自己反正是在对着聋子的耳朵唱歌；尽管从不缺少掌声和欢呼，但对于她所期待的那种真正的理解，约瑟芬早就学会了放弃。”而约瑟芬的听众呢？“但愿约瑟芬不会意识到：我们愿意听她唱歌这个事实，正是反对她的歌唱的证据。”虽然约瑟芬无法放弃她的听众，她的听众也绝对需要约瑟芬，但约瑟芬对她听众的生死存亡毫不关心，正如她的听众实质上对于她的歌唱毫不关心一样。我们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艺术家和受众的关系，也许仅仅基于一种误解。在艺术这个平台上，二者各有所图，各取所需，但永远无法真正互相理解。这一点，在《饥饿艺术家》里也有所提及。也许，正是基于这种怀疑，卡夫卡才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大部分手稿，并留下不得出版或再版自己其他作品的遗愿。
但《约瑟芬》并没有停留在这个关系的描写上。这篇小说里出现的“人物”有三个，除了约瑟芬，还有叙述者“我”以及作为整体的“民族”。和“我”相反，约瑟芬特立独行（“……在喋喋不休的人群中她是沉默寡言的——我们这些人里只有少数能闭上嘴，而她就能做到……”）。“我”其实是“民族”这个整体的一员，作为整体，民族是那个“温暖的、一个紧挨着一个的、屏住呼吸凝神倾听的大众”；它为辛苦奔波的个体在生存斗争的间隙里提供了“温暖的大床”；它是强大的，“民族和个体之间的力量悬殊如此惊人，民族只需把受保护者拉到它身边的温暖之中，后者就已经得到了足够的保护”。因此约瑟芬和民族的斗争最终必定会以失败告终。个体和群体的关系也是卡夫卡小说的重要主题。这个群体可以是社会（比如《约瑟芬》里的民族），可以是一个团体（比如卡夫卡未完成的小说《城堡》里一直未露面的权力集团），甚至可以是一个家庭（比如《变形记》里格里高尔的家人）。不难看出，卡夫卡相信：与众不同的个体如果不接受群体的同化，必定会被群体压抑甚至消灭。
同时，在《约瑟芬》里读者还能够读到卡夫卡对于艺术本身的质疑。作者在文章开始不久，对约瑟芬的艺术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那到底是不是歌唱？”而这个问题一直到文章结束也没有得到正面的回答。相反，作者不无嘲讽地写道：“就算那只是我们日常习惯的吹口哨，这件事却首先包含了这样的奇特之处：某人郑重其事地站出来，不为别的，单单为了做一件普通寻常的事情。嗑开一个坚果实在算不上艺术，所以也不会有人敢于召集一群观众，在他们面前表演嗑坚果来娱乐他们。但如果真有人这么做了，而且达到了他的目的，那么这件事就不可能仅仅是嗑坚果那么单纯了。或者，这件事确实只是单纯的嗑坚果，但却因此让我们看到，我们一直都对这一门艺术视而不见。因为这件事我们自己做起来实在已经驾轻就熟，而只有这位新来的表演嗑坚果的人才向我们展现出这件事的实质。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他嗑坚果的技能比我们大多数人还要差一点的话，效果反而会更好。”
有趣的是，1917年，和卡夫卡同一时代的法国艺术家杜尚在纽约展出他著名的装置作品，名为“喷泉”的一个小便池，正式提出了对传统造型艺术的质疑，并因此开创了装置艺术的先河，被后人称为“西方现代艺术的保护神”。在卡夫卡生前完成的最后一篇小说里，卡夫卡不仅提出对艺术家和受众关系的质疑，同样对艺术提出了质疑。而他并没有像自己在《约瑟芬》中预言的那样“很快，她就会在升华解脱中被遗忘，就像她所有的弟兄们一样”，反而被后人追认为西方现代文学的鼻祖。这一切，是偶然？还是时代造就英雄的必然？如果是后者，对于反英雄的卡夫卡，以及对于生前自称不是艺术家的杜尚，一定都是很值得玩味的事情。
难以实现的自我
和《最初的痛苦》相似，《小个子女人》的风格也与卡夫卡的其他作品相去甚远。卡夫卡的文风准确细致，在中性的描写后面暗藏着深厚的情感。但《小个子女人》给人的感觉是匆匆写就，文中还有些前后不通的地方，似乎作者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想要说什么。因此，卡夫卡的研究者们在提到这篇小说的时候，多致力于对作者在这篇文章中表现出来的心理意义进行分析。
卡夫卡和女人的关系向来是卡夫卡研究者们的一个重要的题目。他一生未婚，虽然结识过很多女朋友，还订过两次婚，却都无疾而终。从他留下的写给女友的信件的巨大数目几乎可以断定，他更倾向于和女人建立一种柏拉图式的关系。对于女人，他似乎既向往又恐惧。这一点，在《小个子女人》里可见一斑：“我”其实对于小个子女人非常在乎，但却无法主动出击，或者和解，或者彻底成翻脸。“我”的被动，和卡夫卡在实际生活中女性关系里的被动如出一辙。
对于卡夫卡的女人关系情节，后人有很多猜测，卡夫卡自己曾表示害怕结婚会让他写作时间减少，渐渐丧失写作能力。同时，他还害怕有人介入他的生活后会使他失去自我。
卡夫卡的恐惧并不难理解，他生活在以捷克语为主要语言的布拉格，却被迫接受德语教育，自己也把德语作为母语；他虽然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父亲对犹太人却并不认同，在卡夫卡家，犹太教只不过是节日里必须走的一种形式而已。这一切，让他没有群体归宿感。而强势的父亲，备受压抑的童年，更让性格敏感的卡夫卡缺乏安全感。他害怕亲密的关系，只能在写作里寻找和实现自我。但是，正如他在自己写给父亲的信里所说：“在写作中，我确实独立地离你远了一截，即便这有些让人想到虫子，它的后半截身子被一只脚踩着，它用前半截身子挣脱开，挣扎着爬向一边。我稍微舒坦些了，我舒了口气。”“……经常涌上我心头的这种渺小感……来自于你的影响……”1924年6月3日，卡夫卡病逝于奥地利东部的一家疗养院，死后遗体被运回布拉格火化，埋葬在当地的犹太人墓地。在世时，他名气并不大。直到二战之后，卡夫卡作品的意义才得到世界性的认可。
卡夫卡写给父亲的那100页的长信，他从来没有交给父亲，直至他去世之后，才由他的朋友布罗德首次在1952年整理发表。卡夫卡的一生都在企图挣开那只踩住了他半截身子的脚，但最终却难以实现。他一辈子都是那个沉默、羞怯、敏感的孩子，仰望着自己粗暴、专断、强势的父亲（后来还有他的读者），他目光审视而挑剔，这目光无所不及，无论卡夫卡走到哪里，正在做什么，他都能感觉到这目光的压力，能感觉到父亲随时可能撇着嘴，从鼻子里冷冷地哼了一声。
2019年12月17日
1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萨从不安的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虫子。他仰躺着，背部坚硬，像盔甲一般，稍微抬起头，便看见他拱圆的、棕色的、分布着许多弓形硬块的肚子。在肚子的顶端，被子快要支撑不住了，随时会完全滑落。他那许多条相对身体其他部分显得纤细得可怜的腿在他眼前无助地晃动着。“我怎么啦？”他想。这不是梦。他的房间，一间只是有点过于狭小的真正的人类的房间，正静静地立于四面熟悉的墙壁之间。萨姆萨是个推销员，在那张堆放着拆封了的纺织品系列样品的桌子上方挂着一幅画，那是他不久前从一本画报上剪下来放进一个漂亮的镀金画框里的。画上画的是一位戴着皮帽子、围着皮围巾、坐得笔直的女士，正把一只遮住了她整条小臂的沉重的皮手筒递向观画的人。
格里高尔接着把目光投向了窗户，那阴沉的天气—听得到雨点敲打着金属的窗框—让他感到格外伤感。“如果我再继续睡一小会儿，把所有的荒唐事都忘掉，又会怎样呢？”他想。可这完全办不到，因为他习惯了右侧着身子睡觉，但在目前这种状况下他却没法让自己躺成那个姿势。不管他使出多大力气想翻到右侧，最后总是会摇摇晃晃地回到仰躺的姿势上来。他尝试了有一百次，闭着眼睛，以免看到那些踢腾挣扎的腿，直到开始感觉到身体右侧出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轻微闷痛，他才作罢。“啊上帝！”他想，“我选择的是一份多么辛苦的职业啊！每天都在路上奔波。跑销售的压力比坐办公室的基本工作大多了。况且我还得承受旅行带来的折磨：担心错过转接火车，伙食又没规律又差劲，人际关系总是在变动，永远不能长久，永远不能变成知己。让这一切见鬼去吧！”他觉得肚皮顶上有点痒，于是仰躺着慢慢向床柱移去，以便更容易把头抬起来。他找到了发痒的地方，那儿布满白色的小点，弄不清是些什么；他想用一只脚去挠挠那个地方，却立刻把脚缩了回来，因为那一下触碰让他打了好几个寒颤。
他滑下来回到自己先前的姿势。“这种早起，”他想，“把人完全弄傻了。人必须睡足觉。别的推销员过得像宫廷贵妇一样。比如当我上午回到旅馆，去重新登记新签的订单的时候，那些老爷还在吃早饭。如果我敢这么干，马上就会被老板扫地出门。不过谁知道对我来说这会不会是件大好事呢？如果不是因为父母的缘故得忍着，我早就辞职了，我会去找老板，把心里的想法全部跟他直说。他非得从斜面桌上摔下来不可！他那种方式也够奇特的，坐在斜面桌上居高临下地跟雇员说话，雇员还得因为老板耳背必须凑到他跟前。不过，希望还没有完全破灭，等哪天我攒够了钱，把父母欠他的债还清了—应该还有五六年吧—我肯定会把这件事办了。然后我就会做一个大了断。不过目前我还得起床，因为火车五点钟开。”
他看向柜子上那滴滴答答的闹钟。“上帝啊！”他想。六点半了，指针静静地向前移动着，甚至过了六点半，快到六点三刻了。难道闹钟没有响？从床上可以看到，闹钟被正确地拨到了四点钟的位置，它当然响过了。是的，但是要在这能晃动家具的响声中安稳地睡过头，又怎么可能呢？不过，他睡得倒并不安稳，但很可能却因此睡得更沉。
现在他该怎么办？下一班火车七点钟开，要赶上这趟车，他必须拼命赶才行。可样品还没装好，他也完全不觉得自己特别有精神，特别灵活；就算他能赶上那趟火车，也逃不过老板的一顿大发雷霆，因为公司的听差肯定已经在五点那班火车那儿候着，并且早就把他迟到的消息汇报上去了。他是老板的奴才，既无骨气又没头脑。那怎么办，请病假吗？可这样做让人相当难堪而且相当可疑，因为格里高尔在他五年的任职期间还从未生过一次病。老板当然会带着医疗保险公司的医生前来，会因为这个懒惰的儿子而责怪他父母，还会借助医保公司医生的意见，驳回一切声辩。在这个医生眼里，根本只有完全健康却不愿干活的人。不过在这件事情上他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吧？确实，除了睡了一个长觉之后实在多余的困倦感之外，格里高尔感觉完全良好，甚至还觉得肚子特别饿。
当他飞快地考虑着这一切，还无法下定决心离开床的时候—闹钟敲响了六点三刻—有人小心翼翼地敲了敲靠着他床头的那扇门。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