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云南与东南亚、南亚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唐滢 冯用军 丁红卫 云建辉 等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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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云南与东南亚、南亚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试读：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成果文库》编辑说明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2011年开始立项建设，在整合研究力量和出人才、出成果方面成效显著，产生了一批有学术分量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2016年云南省社科联决定组织编辑出版《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成果文库》。《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成果文库》从2016年开始编辑出版，拟用5年时间集中推出100本我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研究成果。云南省社科联高度重视此项工作，专门成立了评审委员会，遵循科学、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申报的项目进行了资格审查、初评、终评的遴选工作，按照“坚持正确导向，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具有原创性、开拓性、前沿性，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科建设意义重大；符合学术规范，学风严谨、文风朴实”的标准，遴选出一批创新团队的优秀成果，根据“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以达到整理、总结、展示、交流，推动学术研究，促进云南社会科学学术建设与繁荣发展的目的。编委会2017年6月

内容提要

高等教育国际化、中外合作办学和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是政府、学界和社会非常关注的重要议题。众所周知，中国高等教育历史悠久，但近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则属于后发外生型，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等基本上属于“引进来”（西学东渐）。只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和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深入，我国高等教育才开始逐步“走出去”（东学西渐），这一艰难曲折的历程需要从理论和实践双重层面加以总结。云南省是亚洲的地理中心，面对的是南亚、东南亚、西亚、大洋洲、南欧、非洲6大区，近25亿人口和110个国家；云南省也是“一带一路”倡议中改革开放的前沿，其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几乎面临着各种类型、各种情况。研究云南省高等教育对外开放行动，其实是解剖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鲜活案例，只有汲取教训、总结经验，才能更好地推进中国高等教育全方位、多层次、全要素地对外开放。所以，本书不仅可以为学术界扩大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深度研究提供范式，也可以为政府有关部门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对外开放国策的重要支撑。文教搭台、经贸唱戏，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已成为国家外交战略的重要途径。对于高等教育国际化，国内外研究还比较丰富，但关于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国内外关注的学者还不是特别多，相关研究成果正在增加。本书聚焦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重大问题，在理性辨析和科学界定高等教育对外开放、高等教育国际化及其相关核心术语的前提下，运用多学科、跨学科研究方法，系统解剖了中国云南省及其近邻国家如东南亚、南亚国家的高等教育对外开放，进而述及中国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等核心议题，提出的诸多创新观点得到了政府及相关高校、专家的认可。

本书是国内外第一本既关注国家也关注省域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专著，也是第一本深入研究中国多民族地区及其近邻国家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著作，更是第一部全面研究云南省与东南亚、南亚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作品。在云南省加快建成“中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和“一带一路”倡议西南支柱的时代背景下，该书是推进中国与东盟、南盟等实现全方位、多层次、全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参考，也是“教育中国梦”的重要智力成果。本书理论扎实、结构完整、逻辑清晰、内容新颖、观点鲜明、表述严谨、可读性强，可作为教育学、管理学、政治学、民族学、高等教育学、中外合作办学教育学等学科专业的参考用书。[1]序

历史上东亚是一个独立的文明体系，作为东方文明体系的中坚代表，中国古代文化包括古代高等教育制度曾强有力地影响过周边国家。文化教育落后的国家在教育发展过程中模仿别国的榜样是一种普遍的必然的现象，人类文明的传播总是从先进国家传入落后国家，就像物理学上浓度高的液体必然向浓度低的液体渗透一样，文化教育的传播遵循的也是同一个方向和原理。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闭关锁国、故步自封的时候，但也有面向世界开放的时候。汉唐盛世曾经是气度恢宏的时代，唐代更是一个宏阔、绚丽多彩的朝代，文化教育具有开放性。唐代高等学校中招收了许多留学生，尤其是日本和朝鲜半岛（新罗等国）的留学生，并与外国进行频繁的文化教育交流。从公元7世纪至17世纪的1000多年间，中国的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曾广泛地影响过朝鲜（韩国）、日本、琉球、越南等国家，东亚国家文化教育的“国际化”实际上便是中国化，以至形成了古代汉字文化圈或东亚科举文化圈。可以说，当时东亚科举文化圈或儒学文化圈中，高等教育是有一定程度的国际化的。17世纪以后，西方强势文化日渐东来，在文明落差颇大的情况下，西学东渐成为一种合理的历史流动。中国自从清朝末年被动打开国门之后，高等教育经历了脱胎换骨的转型，从东方型的学府书院转轨为西方的大学体制。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在各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国际化”，往往是以某一先进国家的高等教育制度为蓝本加以模仿的。

现代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学界有多种定义，例如指跨国界、跨文化和/或全球化的视野与高等教育的目标、主要功能（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和传送相结合的过程。我曾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一文中，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做过具体的解释，即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指高等教育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增加留学生的派遣与接收，开展合作研究与联合办学的趋势。科学没有国界，知识的创新与跨国（境）传播是各国高等教育的共同任务。随着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和信息交流的便捷，跨国和跨地区的网络教育和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OOCs）平台正逐渐成形，这使得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日益加快。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高等教育也日益朝国际化方向发展，对外开放程度也日益提高，这是云南省与东南亚、南亚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中国元素”。

云南省是一个地理位置十分特殊的省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相对于中原地区，彩云之南实在是一个遥远而奇特的地方。南诏国、大理国的兴亡，众多的少数民族，独特的气候环境，奇异的河流水文……都使云南省与众不同。在古代社会，“水势使人合，山势使人隔”。横断山脉的崇山峻岭，往往会阻隔人类的交流。过去虽然与接壤的缅甸、老挝和越南等国有一些交流，但总体不算频繁。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云南省的对外开放程度迅速扩大，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步子和战略都相当大。唐滢、冯用军等著《中国云南与东南亚、南亚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一书，在论述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全面地展示了云南省高等教育面向东南亚、南亚对外开放的政策、做法和发展态势，对云南省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云南省与东南亚、南亚留学生教育合作进行了专题探讨，并对东南亚、南亚国家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作者提出，云南省是国家“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倡议中“南向”改革开放的前沿，其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几乎面临着各种类型、各种情况，研究云南省高等教育对外开放行动，其实是解剖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鲜活案例，只有汲取教训、总结经验，才能更好地推进中国高等教育全方位、多层次、全要素的对外开放。因此，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实践中，解剖东南亚、南亚国家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案例，对于扎实推动云南省高等教育全面对外开放的伟大进程就显得尤其重要而紧迫。我翻阅该书之后，觉得书中很多提法和观点颇有价值。

这是国内外第一本深入研究中国多民族地区（云南省）及其近邻国家（东南亚、南亚各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著作，是本人博士弟子主持完成的成果，也是云南省高校中众多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毕业生的合作成果。有道是：“师虎者独，师狼者群，师牛者勤，师狐者诈，师山者仁，师水者智，师竹者直，师藤者绕。”希望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的院友能够慎独、乐群、勤勉，或仁智，或率直，或圆融，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更好的业绩。2017年3月11日[1] 作序者刘海峰，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博士、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二届）、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第五、第六届）、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中国高教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副理事长、现代科举学创始人，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考试、科举学、教育理论与历史。引言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实现中国和平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也是实现“中国梦”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纪。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推动力，也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全球经济发展新趋势，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道路前进，加快推进教育现代[1]化的重要举措。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前提，是构建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手段，也是贯彻落实《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的具体体现，更是扎实加速《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特殊办法。同时，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也是实现有关节点省份教育“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备忘录全覆盖、“一带一路”国家国别和区域研究全覆盖的重大战略。

1997年12月24日，江泽民同志在接见全国外资工作会议代表时，首次把“走出去”（东学西渐）作为一个重要战略提出来，并把它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他说：“‘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2]这个指导思想一定要明确。”此后，江泽民同志在许多不同的场合一再强调要抓紧研究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经济领域、外交领域、文化领域和教育领域等相继开始了大规模的“走出去”战略实践，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后，《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GATS）中的“教育服务承诺”促使长期习惯于“引进来”的中国教育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东南亚、走向世界。从国外高等教育“走出去”与“引进来”的发展状况来看，大凡经济和科技发达的国家，都十分重视同世界其他国家开展教育、科技、文化和信息等领域的全方位深度交流与合作，有的还成立了教育国际组织，如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IE）、日本国际教育协会（AIEEJ）、澳大利亚校长协会（AVCC）、加拿大高校协会（AUCC）等，这些组织主持的研究与实践在推动本国以及他国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做出了贡献。1980年，美国卡内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理事会出版了《扩展高等教育的国际维度》一书。该书的序言中写道：我们需要一种超越赠地学院观念的新的高等教育观念，即高等教育要国际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世界性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潮流。研究人员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英国的Peter Scott阐述了全球化与国际化的区别；美国的Guy Neave研究过高教国际化的机遇与挑战问题；加拿大的Gilles Breton阐述了高等教育从国际化到全球化的发展等。此外，一些国家和地区还连续举办了以“高等教育国际化”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对高等教育国际化核心议题展开研讨。这些研讨会反映了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进入从经验性的实践上升到理论的探讨，再到制定具体的策略，从而推动全球高等教育界加速高等教育国际化实践发展的新阶段——高等教育全面对外开放阶段。

国内对高等教育国际化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多成果。具体地说，对于高等教育国际化，国内外研究还比较丰富，但关于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国内外关注的学者还不是特别多，相关研究成果正在增加。高等教育桥头堡是国家桥头堡战略的重要支点，解剖云南省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实践和东南亚、南亚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进展，以点带面、由小及大，不仅有助于完善高等教育学、管理学和外交学、地缘政治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和框架体系，而且能有效推动云南省加快建成“中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和“一带一路”倡议东南亚、南亚支点，是推进中国与东盟、南盟实现全方位、多层次、全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参考，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智力成果，早已融入中国教育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之中。众所周知，中国自1978年起逐渐恢复与发达国家的教育交流和合作。1983年9月，邓小平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示，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来，我国政府在高等教育“走出去”与“引进来”方面制定了许多相关的政策法规，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步伐。从研究高等教育“走出去”与“引进来”的专著来看，目前具有代表性的是陈学飞主编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跨世纪的大趋势》。从收集到的硕博学位论文、学术论文来看，国内的研究主要是从教育国际化和国家发展的关系角度所做的一种战略研究，探讨教育国际化与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战略和措施等，代表性的论文如王一兵的《高等教育国际化——[3]背景、趋势与战略选择》；还有探讨发展中国家在教育国际化问题上存在的特殊问题，如邴正的《教育国际化与后发展国家的文化》[4]；也有从大学本身发展的角度出发，来探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何题，如韩延明《大学教育现代化》一书，从教育现代化的角度论述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问题，把高等教育国际化作为大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和实现的途径。王留栓的《对新世纪复旦大学办学方向的思考》[5]等则是从大学发展的战略出发来研究高等教育国际化；刘海峰的《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在界定高等教育国际化科学内涵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辩证关系，即“走出[6]去”与“引进来”的互动机制。2008年，唐滢等人合著的《云南省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研究》对云南省高等教育实施“走出去”战略的[7]现状、问题及对策进行了研究。2010年，李慧勤等人发表了《云南省与东南亚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研究》，认为“运用波特的菱形理论指导云南省发展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有助于明晰云南省发展高[8]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优势”，并提出了加快云南面向东南亚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基本对策。总体而言，1997～2017年的20年间，关于区域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研究有杨锐、李怀宇、唐滢、冯用军、李慧勤等人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对区域高等教育国际化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唐滢、李慧勤、冯用军、伊继东、张建新等人关于云南省面向东南亚、南亚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相关研究，将云南省高等教育国际化从实践到理论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云南省从内陆边疆省份逐渐成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国家“十五”计划以来，云南省发挥独特地缘、血缘、文缘、学缘、经缘等优势和特色，在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高等教育“走出去”与“引进来”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全省高校双边和多边合作与交流不断扩大，全省高等教育区域辐射力显著增强、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云南省多数高校积极对“走出去”战略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尤其是面向大湄公河次区域（Great Mekong Subregion Cooperation，简称GMS，包括中国云南、越南、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6个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已经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成果。随着云南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云南省高校实施“走出去”战略，提高国际化水平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的出台，省委、省政府对云南省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指明了方向。但如何把这一高等教育战略目标落到实处、分阶段实施，使云南省高等教育真正“走出去”，使云南省成为东南亚、南亚、西亚一流的国际化教育资源供给体，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认真探讨。

文献分析发现，目前云南省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研究主要是从中国加入WTO及面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和建设两个大背景展开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中国加入WTO后，云南省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与存在的问题及其应对之策；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启动对云南省高等教育的影响及带来的机遇与对策；云南省与东南亚、南亚教育合作及云南省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研究等。但目前尚未有对云南省和东南亚、南亚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进行专门、系统研究的文献和项目。在研究趋势上，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正从对整个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道路的研究走向区域或校际的高教国际化研究；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理论研究走向理论与应用的结合研究；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宏观问题研究走向微观问题研究；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共性问题研究走向个性问题研究，因此，适时开展云南省与东南亚、南亚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专项研究，很好地契合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云南省新战略定位的时代要求和云南省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需求与外在需要，从而加快中国“南向”战略的进程。

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跨国（境）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广泛和深入。在这种趋势下，高等教育国际化（尤其是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科研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变得更加重要、更加不可或缺。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理念框架下，需要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有机地结合起来，在高层次人才培养过程中推动多种形式的国际化。通过推动云南省高校面向东南亚、南亚实施“走出去”战略，不仅希望取得“更充分地发挥云南省高等教育的诸多优势”的效果，而且还应追求“通过教学科研的合作提高云南省高等教育的质量、水平和办学效益”等效果。更重要的是，通过云南省高校“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不断实现云南省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全面提升之间的良性互动，不断追求在全面提升国家和云南省的综合实力、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满足人民群众的高等教育需求、积极建设安定、繁荣、和谐、开放的区域性国际环境的过程中，更好地体现出高等教育国际化对于[9]云南省建成中国-东盟自贸区“桥头堡”、云南省建成中国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和“南向”战略支点进程中所能够发挥的巨大人力资源支持和科技创新支撑作用。

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布局中，先行先试将云南省建成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开发开放“桥头堡”，是将云南省建成中国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扎实推动云南省高校面向东南亚、南亚“走出去”战略实施的进程就显得尤其重要而紧迫。2007年以来，胡锦涛同志先后视察吉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云南省，提出要把吉林省建成中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桥头堡、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成中国面向西北开放的桥头堡、把云南省建设成为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这一系列的“桥头堡”战略布局，标志着我国沿边开发开放进入“桥头堡时代”（Bridgehead Era）。“桥头堡”时代为作为多民族大省和高等教育大省的云南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时代机遇，省委、省政府全面贯彻落实胡锦涛同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桥头堡战略”的重大部署，编制出台了云南省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战略”综合建设方案和综合试验区配套改革方案，通过“走出去”战略的升级和优先面向东南亚、南亚培育国际化人才的“双轮驱动”，力争把云南打造成为面向西南（东亚、东南亚、西亚、印度洋沿岸、非洲南部和大洋洲）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政治互信互助的桥头堡、经济共赢互利的桥头堡、文化合作交流的桥头堡、教育共享共建的桥头堡、人才互动互补的桥头堡。2015年1月19日至2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云南省视察和调研，对云南省各方面工作提出要求，希望云南省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来，努力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10]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2017年1月23日至2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云南省慰问考察时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在云南省视察时发表的重要讲话，团结奋斗共创美好生活。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云南省高等教育更应抓住千载难逢的“一带一路”建设机遇，云南省高校更要勇于承担党中央国务院的历史重托，力争在“十三五”期间，首先将云南省建设成为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开发开放“桥头堡”中的“试验田”、“服务窗”和“样板区”，进而为实现“第二步走”战略——云南省建成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与西亚开发开放“桥头堡”——奠定坚实的基础，一方面顶天立地、另一方面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一步一个脚印，最终实现第三步“桥头堡”战略目标——云南省建成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肩负着推进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双重时代使命和建设美好亚洲、和谐世界的大国责任，中国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战略、中国-东（南）盟多边合作、第二轮“西部大开发”和“泛珠合作”等历史机遇，促使云南省高校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正逐渐从政治经济文化层面跃升到教育层面，而云南省面向东南亚、南亚高等教育国际化已逐渐成为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与交流的突破口。从历史的维度和政策的视角阐述云南省高等教育系统与东南亚、南亚各国进行高等教育国际化合作的发展路径和“走出去”战略行动，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上推动云南省高校面向东南亚、南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深入，提升云南省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和地区全方位合作的层次和水平，同时为社会经济和教育文化多重欠发达地区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开展高等教育国际化和高校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参考和借鉴。

文化是国际合作与交流的纽带，而教育则是跨国（境）合作与交流的桥梁，政治互信、经贸搭台、文教唱戏，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合作与交流历史悠久，尤其是与泰国、越南、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国交流源远流长，云南省高校面向东南亚、南亚实施“走出去”战略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三才俱备”。“引进来”“走出去”是高等教育国际化内核中既相互独立又有机统一的整体，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过程实质就是“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双向互动。在经过较长时间高等教育“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的摸索和实践后，云南省高校更应该总结成功的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勇敢地面向东南亚、南亚实施“走出去”战略，立足点是留学生和优质资源（资金等）“引进来”，重点是专业课程资源和特色科技开发项目“走出去”，从单边语言培训、短期交流到中外合作办学，通过高等教育人流、资金流、物流、信息流等的“引进来”“走出去”，最终实现东南亚、南亚国家和地区各合作方“和平共处”背景下的“多赢”“共赢”。为了更早、更有效地达成这一战略目标，在科学发展观和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指导下，运用区域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基本理论和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M-S法，由钱学森院士创建），在深入领会和把握云南省高等教育国际化法规政策的基础上，通过文献分析、历史反演、SWOT分析、问卷调查、个案访谈和数据挖掘等研究手段，充分掌握云南省与东南亚、南亚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现状、瓶颈问题及其成因，为云南省高校面向太平洋、印度洋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一国一战略”“一州一对策”“一校一项目”奠定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向，为中国高等教育全方位对外开放“闯出一条血路”。

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各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研究，聚焦云南省实践，可谓是近年来国内外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在内容、方向、方法和视角等方面的创新探索。首先，梳理、总结和丰富了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理论，围绕高等教育全面对外开放问题，对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基本理论进行了深度阐释并丰富其内涵，提出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指导原则、政策建议等，大大丰富了教育、经济欠发达地区高等教育国际化、区域化发展理论，为建构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研究、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学等奠定了基础；其次，开展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在云南省本土的实践研究，围绕着高等教育国际化和本土化主题，立足中国特色、云南元素，提出了“一校一策”的发展路径和策略；最后，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云南省高等教育全面对外开放的政策建议。基于政策的视角，立足政府的站位，在分析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周边国际关系和东南亚、南亚各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云南省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若干政策建议。比如，建立云南省高等教育国际化集团，云南省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大学联盟等建议及一些标志项目。这些建议具有前瞻性，契合了国家将云南省建设成为“一带一路”向西南开放支点的战略部署，把握住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凸显出云南省区位地域优势，同时又具可操作性，提出了具体的发展目标，能够为政府部门全面规划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顶层设计提供详细的支撑内容。此外，通过分析东南亚、南亚部分国家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历程，指出了云南省高等教育未来可供选择的全面对外开放发展道路，以及中国高等教育实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计划的可选方略。[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部2017年工作要点〉的通知》（教政法〔2017〕4号），2017年1月22日。[2] 陈扬勇：《江泽民“走出去”战略的形成及其重要意义》［EB/OL］.http：//finance.people.com.cn/GB/8215/126457/8313172.html，2016年4月5日。[3] 王一兵：《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趋势与战略选择》，《教育发展研究》1999年第2期。[4] 邴正：《教育国际化与后发展国家的文化》，《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9期。[5] 王留栓：《对新世纪复旦大学办学方向的思考》，《复旦教育论坛》2000年第2期。[6] 刘海峰：《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中国高等教育》2001年第2期。[7] 成文章、唐滢、田静：《云南省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第198页。[8] 李慧勤、李宏茜、王云：《云南省与东南亚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研究》，《教育研究》2010年第2期。[9] 刘六生、冯用军：《高等教育研究中的数学方法》，科学出版社，2009，第17页。[10] 新华社：《习近平在云南考察工作时强调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云南日报》2015年1月22日。第一章中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理论与实践

高等教育政策是指引高等教育发展的蓝图，是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既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指明了方向，也为高等教育国际化保驾护航。政策（policies）是国家政权机关、政党组织和其他社会政治集团为了实现自己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利益与意志，以权威形式标准化地规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应该达到的奋斗目标、遵循的行动原则、完成的明确任务、实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政策的实质是阶级利益的观念化、主体化、实践化反映。而公共政策（public policies）是公共权力机关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其作用是规范和指导有关机构、团体或个人的行动，其表达形式包括法律法规、行政规定或命令、国家领导人口头或书面的指示、政府规划等。政策分析（policy analysis）是对政策的调研、制定、分析、筛选、实施和评价全过程进行研究的方法，又称政策科学，其核心问题是对备选或已出台政策的背景、效果、优劣等进行模拟分析和综合评价，进而为政策的修订或废止、新政策等的出[1]台提供决策信息。战略分析（strategy analysis）是战略管理的重要环节，即通过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分析组织的内外环境，包括组织诊断和环境分析两个部分，常用PEST（Politics，政治；Economy，经济；Society，社会；Technology，技术）、SWOT（Strengths，优势；Weaknesses，劣势；Opportunities，机会；Threats，威胁）和ACI（Analysis，分析；Choice，选择；Implementation，行动）等战略分析工具。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我国的一项重要改革开放战略，为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可持续、科学和有效发展，我国历来重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政策和战略研究，并根据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实时调整、优化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和战略，最终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核心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第一节 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与战略分析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和国家战略，在我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是实现“中国梦”的重大举措。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国民经济得到较快恢复且经济建设取得了较大成就，但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闭关自守的对外交流政策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需要。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有着良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教育等关系，特别是我国的教育学思想和理论深受苏联凯洛夫主义影响，同西方也有一定的贸易往来与技术引进，但从总体上说，我国处于“改革开放的前夜”的状态，使我国的发展水平同世界发展水平的差距拉大了。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我国在经济建设、外交、教育等诸多方面存在许多重大失误，如在经济建设上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外交上把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都列入“帝、修、反”之列并与他们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在教育上把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贴上“伪科学”的标签、将教师打成“臭老九”，“关牛棚”、学生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及参加“文化大革命”等，因而我们自我孤立、内部斗争；而恰恰是在这个时期，世界经济蓬勃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教育进步异常神速，我国在很多方面都丧失了追赶世界发达国家的大好机会。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后，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和战略开始确立，中国逐步走向了世界，特别是教育领域“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稳步推进。一 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确立

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2]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里，邓小平同志将我们当时犯的“左”的主要错误归结为“对外封闭”和“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把“对外封闭”放在了“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前面，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有两章讲到了“对外开放”的战略问题，即“十三 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和“十五 为景山学校题词”，为教育改革开放的春天的到来定下了“基调”。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需要改革，对外封闭的政策需要改变，否则中国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发展才是硬道理”“落后就要挨打”。那时，党中央、国务院已经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首先是经济建设的需要，是引进先进的经验、先进的科技、人才和资金的需要。否则，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很难迅速发展起来，更谈不上赶超发达国家。把对外开放作为与改革发展相并列的一条基本国策，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途径和保障。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3]的。”1980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一次接见外宾时，第一次以“对外开放”作为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公之于世。他说：“我国在国际上实行开放的政策，加强国际往来，特别注意吸收发达国家的经验、技术包括吸收国外资金来帮助我们发展。”1981年11月召开的全国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加强国际经济技术交流，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1982年12月，对外开放政策被正式写入我国宪法。

其实，早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6年10月，我国就已经认识到对外开放的重要意义，那时已经有很多国家级和地方级的代表团先后出国考察。1978年5月，国务院派出了新中国第一个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队的赴西欧考察的经济代表团，他们在法国、德国、比利时、丹麦和瑞士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6月下旬，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听取考察团的汇报。7月，国务院召开关于经济建设的务虚会，充分讨论了对外经济合作的问题，并在几个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共识：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经济发展日新月异，资本主义国家有一些可以借鉴的成功做法；第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资本主义相比还比较落后，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拉大了；第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于政治和经济的考虑也想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中国的投资市场和产品销售市场还很有空间；第四，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中，许多国际上流行的做法，包括合作生产、补偿贸易、吸收国外投资等，都可以研究借鉴。9月，邓小平同志在一次会议上指出，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经过认真讨论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装备的重大决策。由此确定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拉开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序幕，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二 中国对外开放的历程

我国对外开放经历了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浦东、内地开放和全面对外开放五个发展阶段。（一）经济特区

1979年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专门讨论经济建设问题。时任广东省委领导人习仲勋在汇报工作时提出，希望中央下放一定的权力，允许广东省有一定的自主权，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汕头举办出口加工业。邓小平同志听后十分赞同，并向中央提议批准广东省的这一要求。在讨论如何扩大对外贸易的过程中，到会的许多负责同志认为，可以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以及福建省的厦门试办出口特区，发展出口商品生产，这个建议被写入了会议有关文件。

经过各方面的充分讨论和准备，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和福建两省分别提出的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同时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以及福建省的厦门试办出口特区。根据半年多筹办特区的工作实践，中央进一步明确，在特区发展中不但要办出口加工业，也要办商业和旅游业，不但要拓展出口贸易，还要在全国经济生活中发挥多方面的作用：如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和对外政策的窗口以及“开放的基地”。并在1980年3月将“出口特区”改为内涵更为丰富的“经济特区”。由于深圳、珠海、汕头以及厦门四个特区在很短时间里取得了很大成就，国家决定扩大经济特区的规模和范围，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提出的议案，决定海南省成为我国的第五个经济特区，也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二）经济技术开发区

经济特区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和巨大成就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也进一步坚定了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信心。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视察特区后指出：“除现在的特区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1984年4月，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建议，党中央、国务院研究决定将对外开放的范围由特区扩大至沿海其他一些城市。这次开放的城市共有14个，它们分别是：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当年9月，国务院首先批准了东北重镇大连市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从这时起到1985年1月，在逐渐审批沿海开放城市的实施方案中陆续批准了秦皇岛、烟台、青岛、宁波、湛江、天津、连云港、南通、福州、广州等10个城市举办经济技术开发区，给予它们和沿海经济特区类似的优惠政策。1986年8月，国务院批准设立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1988年又批准了上海市举办以发展高新技术为主的漕河泾经济技术开发区。这样我国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达14个。到1991年底，14个经济技术开发区累积开发土地面积达30万平方公里，批准外商投资项目1501个，协议吸收外资27.2亿美元，投产运营的企业达821家，经济技术开发区显示出了发展的勃勃生机。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科学地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经验，鲜明地回答了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姓“资”、姓“社”等许多重大问题。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科学的概括。理论上的创新推动了人们思想的解放，我国的对外开放又迈出了很大步伐。1992年，国务院先后批准举办温州开发区、昆山开发区、威海开发区、福清融侨开发区；1993年国务院批准了东山开发区、武汉开发区、长春开发区、哈尔滨开发区、沈阳开发区、杭州开发区、芜湖开发区、重庆开发区、萧山开发区、惠州大亚湾开发区、广州南沙开发区；1994年8月国务院批准北京、乌鲁木齐两个开发区。至此国务院已经批准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共达32个。

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我国对外开放的信心和决心。当然，由于各种原因，各地在自办开发区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和失误，付出了一定代价，许多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和可能，群起效仿经济技术开发区，刮起了全国性的“开发区热”。特别是1992年，许多地方不顾客观条件，盲目兴办了各种名目的开发区，以致在1993年初使各种自行设立的开发区总数达2000多个，规划面积达1.48万平方公里。在这些开发区里，许多是只开不发，不仅造成了大量土地资源的浪费，而且还干扰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对此，国务院于1993年下发了《关于严格审批和认真清理各类开发区的通知》，并在1994年《国务院批转关于固定资产投资检查工作情况汇报的通知》中要求对开发区进行规范化管理。经过清理和整顿，到1995年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区共有638个。其中经济开发区533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48个，旅游开发区57个，规划面积5100平方公里，起步面积844平方公里。从分布情况看，沿海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含北京）的省级开发区约占总数的55%；从发展情况看，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省级开发区共批准内资项目43万个，投资总额2200亿元；外商直接投资项目9000多个，合同外资330多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80多亿美元。

国务院批准设立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近17年来，在国家一系列方针政策指导下以及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者的艰苦创业下，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坚持以工业为主、吸收外资为主、拓展出口为主的“三为主”方针，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它们基本上成为所在城市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技术与管理的创新点。所以，同经济特区一样，经济技术开发区也是我国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从闭关自守走向对外开放的“试验田”和“排头兵”，并且从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中获得动力，在国内外大市场的竞争中发展壮大。（三）开发浦东

在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如火如荼进行之际，具有得天独厚位置的上海的开放也被提到议事日程。实际上开发浦东和开放上海的设想已经酝酿已久。1980年前后，上海和北京的许多有识之士就提出了开发浦东的各种设想。之后，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几届领导曾经反复研究浦东开发的大政方针，并组织专家进行详细考察和论证。1984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在向国务院上报的《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中首次正式提出了开发浦东的问题。国务院在1985年2月8日的批复中明确指出要创造条件开发浦东，筹划新市区的建设。1986年10月，国务院在《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的批复中提出：“当前特别要注意有计划地建设和改造浦东新区，使浦东成为现代化的新区。”为了落实国务院的两次重要批示，上海市人民政府于1987年7月成立了开发浦东咨询小组。1990年2月26日，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请示》。同年3月邓小平同志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中国的关键就是看能不能争取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并提出了“抓上海”的战略构想：“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市搞起来是一条捷径”，之后的3月底到4月初，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同志受党中央、国务院的委托带领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到上海市，对开发浦东进行专项调查研究。4月15日至18日，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到上海市视察工作，并于18日正式宣布开发开放浦东。199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在批复中指出：“开发和开放浦东是深化改革、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的重大部署……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一定要切实办好。”1992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要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以此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的新飞跃。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开发和开放浦东的殷切希望。浦东的开发和开放极大地促进了浦东和上海市经济的发展，目前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较为知名的国际金融中心，并由此带动了上海市和整个长江流域的发展，为国家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奠定了坚实基础。（四）内地开放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对外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范围：第一，从1990年起先后在上海浦东新区的外高桥和天津港等地设立15个保税区；第二，开放长江的芜湖、九江等6个城市和设立长江三峡经济开放区；第三，开放珲春等13个陆地边境城市；第四，开放内陆所有的省会、自治区首府城市，给予这些地方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一样的优惠政策。至此，我国对外开放形成“经济特区—沿海港口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开放区”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使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五）全面对外开放

经过艰难谈判，我国于2001年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全新阶段，即以“入世”为契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我国由以前有限范围和有限领域内的开放，转变为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主导下的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可预见的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开放。这一时期我国对外开放的主要特点：一是由地域的全方位开放走向产业的全方位开放；二是生产和资本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三是中国金融市场不再与国际金融市场割裂，金融市场与世界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大幅度提高；四是我国的规章制度进一步规范化并与国际接轨，政府的宏观调控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到了2016年，我国加入WTO的15年过渡性“保护期”已经结束，中国全方位融入世界，中国成为全球化“地球村”的重要成员，教育领域的国际化和全球化挑战更加严峻。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做出了教育服务承诺。WTO将服务贸易分为12大类，教育服务（Educational Services）是其中一类。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有关规定，除由各成员政府彻底资助的教育活动以外，凡收取学费、带有商业性的教育活动，均属教育服务贸易（Education Service Trade，简称ESD）范畴。中国对WTO教育方面所做的承诺，除12个贸易部分都要遵守的共同承诺和《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的基本原则和我们承诺的义务外，教育部门的具体承诺为：（1）从承诺的范围上不包括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指目前中国的小学教育和初中教育）和特殊教育服务（如军事、警察、政治和党校教育等）；（2）对跨境支付方式下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均未做承诺，因此，对外国机构通过互联网或跨境发行教育软件等手段向中国公民提供教育服务，中国可以完全自主地决定开放尺度，不受WTO协议的约束；并对境外消费方式下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没有限制，即不采取任何措施限制中国及其他WTO成员的公民出境（入境）留学或者接受其他教育服务；（3）在教育服务的商业存在方面，不允许外国机构单独在华设立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在市场准入上允许中外合作办学，并允许外方获得多数拥有权，但不承诺国民待遇；（4）在自然人流动方面，要求外国个人教育服务提供者入境提供教育服务，必须受中国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邀请或雇用，对其资格要求是：必须具有学士及以上学位，具有相应的专业职称或证书，具有2年专业工作经验。除以上承诺外，还有以下一些与教育服务有关的内容：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方面，中国保留了对外资企业从事相关业务的审批权，在教育服务方面，政府依据中国专门法规，对承诺的中外合作办学进行审批与管理，同时，对其他教育服务进行管理。教育服务无过渡期和地域限制，应当视为从2001年12月10日起生效。但是，由于中国保留了审批权，实际上须等待有关法律法规正式颁布以后才能执行。对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服务实行政府定价。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一直处于国家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提出，更是将科技、教育和人才事业视为国家重中之重的发展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教育部门在坚持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方针下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和创新，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已成为世界教育大国和教育国际化大国，特别是高等教育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一。三 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特点

实行对外开放，包括教育对外开放，是我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基本原理，总结国际、国内的历史经验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回顾我国对外开放近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外开放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我国对外开放是渐进式开放，最初从经济领域逐步扩展到教育领域；二是我国的对外开放是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开放，既有教育“引进来”，也有教育“走出去”；三是我国对外开放是以经济开放为基础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教育的对外开放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四是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向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开放，既有与发达国家的教育合作与交流，也有与欠发达国家的教育合作与交流。第二节 中外合作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中外合作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形式，完善的质量保障体系可以为中外合作高等教育保驾护航。在阐述中外合作高等教育质量监控通行做法基础上，分析国（境）外质量保障体系和国内质量保障体系的主要机构和项目，有助于指明中外合作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未来发展方向。质量是一切事物发展的生命线，高等教育也不例外，尤其是对于中外合作高等教育而言，质量和信誉就显得特别重要。为了保障中外合作高等教育机构和项目的质量，国际通行的基本做法是建立相应的评鉴机构和质量保障体系，依据相应的评估指标体系定期或不定期对中外合作高等教育机构和项目进行评估，并发布相应的评估报告。具体地说，中外合作高等教育机构和项目的质量保障和监控主要通过第三方来联合或独立进行：一是教育资源输出国（地）的质量保障监控系统；二是教育资源输入国（地）的质量保障监控系统；三是国际教育类质量保障监控网络。通过这些质量保障监控系统或网络的有效运作，为中外合作高等教育机构和项目提供全方位质量保障服务。一 中外合作高等教育机构和项目的国（境）外质量保障体系

跨国（境）高等教育的流动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WTO普遍化出现的高等教育发展新动向，中国适应并抓住这一高等教育发展新趋势，积极推动中外合作高等教育的发展。目前，跨国（境）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受到严重挑战，中国已成为“文凭工厂”“学位车间”和“野鸡大学”的重灾区，低质量的办学项目和低层次的办学机构充斥着跨国（境）高等教育体系。“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文凭证书工厂”初期给优质高等教育机构和劣质高等教育机构带来的有限的经济效益正在被日益负面和恶劣的中外合作高等教育声誉所蚕食，一些拥有良好教育质量的高等教育机构也深受其害，全球高等教育系统已经到了需要联手治理高等教育国际化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的时候了。不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率先行动起来，与有关组织合作建立跨国（境）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监控体系，而且一些高等教育资源输出强国（地区）和高等教育资源输入大国（地区）也纷纷建立自己的质量保障监控系统，以尽量缩小劣质“文凭证书工厂”“野鸡大学”等损害本国（地区）高等教育系统声誉的范围，以确保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持续输入或输出。

分析已有的跨国（境）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监控政策和体系，主要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等的质量保障监控政策和体系为代表。分析这些组织和国家（地区）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监控政策和体系，可为我国中外合作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监控政策和体系的构建、运行、优化提供必要借鉴。（一）UNESCO-OECD《跨境高等教育办学质量保障指南》

2003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联合经济合作组织（OECD）发布了《跨境高等教育办学质量保障指南》（Guideline for Quality Provision in Cross-border Higher Education）。《指南》对政府包括教职员在内的高等教育机构或办学者、学生团体、质量保障和资质认证组织、学术认证组织和专业团体等方面提出了保障跨国（境）教育质量的行动纲领。其目的是保护学生和其他关联利益者免[4]受办学质量低下或滥发文凭证书的违规办学者之害，特别是免受“野鸡大学”和“注水文凭”之害，同时鼓励能够满足社会、经济和人文需求的高质量跨国（境）教育的良性发展。（二）UNESCO-APQN《跨境教育规范质量保障工具包》

2006年，鉴于《跨境高等教育办学质量保障指南》的一些缺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亚太质量保障网络（Asia Pacific Quality Network，简称APQN）联合研制了《跨境教育规范质量保障工具包》（Tool Kit：Regulating Quality Assurance in Cross-b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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