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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伊迪丝·华顿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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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真年代试读：

七十年代初某个一月的晚上，克里斯汀·尼尔森正在纽约音乐厅演唱《浮士德》。[2]

尽管早有传闻说“第四十街之外”的远郊将新建一座歌剧院，其奢华壮丽堪与欧洲大都会的歌剧院媲美，但上流社会仍然喜欢每年冬天回到这社交圈中心的老剧院，回到他们金红两色的旧包厢。守旧者爱惜它的狭小不便，可借以排拒那些令纽约既惧怕又向往的“新贵”；多愁善感者恋恋不舍，因为它常能引发历史的遐思；音乐爱好者则是因为它出众的音响效果——这对于专门的音乐厅来说，往往是个问题。

那是尼尔森夫人当年冬天的首场演出。日报形容的所谓“出类拔萃的听众”为聆听她的歌喉，纷纷乘着私人轻便马车、家庭敞篷马车，或虽不够气派但颇为便捷的布朗马车，穿过湿滑积雪的街道而济济一堂。上歌剧院坐布朗马车几乎同坐私人马车一样体面，离开时则更显出优势（仿佛是在调侃民主制度）：只需跳上排队等候的第一辆布朗马车即可，不必苦等自家马车夫因寒风和酒精而通红的鼻头从音乐厅柱廊底下闪现。是哪位了不起的马车行老板凭着绝妙直觉发现，美国人离开娱乐场时想要比前往娱乐场时更迅速。

纽兰·阿切尔推开俱乐部包厢门之时，花园那场戏恰巧启幕。这年轻人没理由不来得更早些，他七点钟便和母亲、妹妹一道用了餐，然后在摆着黑胡桃木玻璃门书柜和尖顶靠背椅的哥特式书房里慢悠悠抽了一支雪茄——房子里只有这间屋子是阿切尔夫人允许抽烟的。但是，纽约既然是大都市，而人人又都知道，大都市里早早赶到歌剧院并不“合宜”；是否“合宜”，对于纽兰·阿切尔所生活的纽约，就同数千年前主宰其祖先命运的不可捉摸的图腾恐惧一样重要。

他之所以拖延，也是出于个人原因。慢悠悠抽雪茄是因为他从心底里爱好艺术，玩味即将到来的赏心乐事比真正经历更令他感到一种微妙的满足，尤其当这乐事是精致优雅的时候，而他的乐趣大多如此；这一次，他所期盼的时刻更是难得而美妙——如果他将抵达的时机计算得恰与女主角的舞台监督合拍，那将是再意味深长不过了，当他踏进剧场，她刚好在唱：“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一边伴着露珠般清澈的音符，抛落下雏菊花瓣。

当然，她唱的不是“他爱我”，而是“呣啊嘛”，因为根据音乐界那条不得更改、不容置疑的规则，瑞典歌唱家演唱法国歌剧中的德语歌词，必须译成意大利语，以便说英语的观众更为清晰地理解。这在纽兰·阿切尔看来是理所当然，就像构成他生活的所有那些惯例和义务，比如，必须用两把饰有蓝色珐琅姓名缩写图案的银背梳子分开头发，必须在纽孔里插上鲜花（最好是栀子）才能在社交场合露面。“呣啊嘛……哝呣啊嘛……”那女主角娓娓唱着，直到怀着爱情的胜利，迸发出最后一声：“呣啊嘛！”然后，她将那蓬凌乱的雏菊按在唇边，抬起一双大眼睛，瞥向那位满脸世故、五短身材、棕色皮肤[3]的浮士德——男高音卡普尔穿着紫色天鹅绒紧身上衣，头戴羽毛帽子，正努力装出一副与那天真的受害者同样纯洁真挚的表情。

纽兰·阿切尔倚着包厢后墙，目光从舞台移向剧院对面。正对着他的是曼森·明戈特老夫人的包厢。老夫人由于肥胖过度，很久没能上歌剧院了，不过她总是在社交活动之夜派遣家里年轻一辈代表出席。今天，坐在包厢前排的是她的儿媳罗维尔·明戈特夫人和女儿韦兰夫人；两位锦缎华服的妇人略靠后些，坐着一位白衣少女，正心醉神迷地注视着舞台上的那对情侣。当尼尔森夫人的“呣啊嘛”令寂静的剧院上下激动痴狂之时（所有包厢都会在“雏菊歌”响起后停止交谈），一片红晕从那少女的颊边飞起，泛过额角和金色发辫的根际，涌过年轻的胸脯，直到端庄的领纱边缘别着的那枝栀子花。她垂下眼帘，看着膝头一大捧铃兰，纽兰·阿切尔望见她用戴着白手套的指尖轻轻抚弄那花朵。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目光回到舞台上。

布景制作真是不惜工本，就连熟悉巴黎和维也纳各大歌剧院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其精美。前景至脚灯铺着翡翠色地毡。中景对称布置着槌球门围起的团团绿苔，上面立着灌木丛，形状如橘树，却缀着粉色与红色的大朵玫瑰。玫瑰丛底下的绿苔上又冒出比玫瑰更大的巨型三色堇，仿佛女信徒为时髦牧师制作的花形擦笔布；而玫瑰枝头处处嫁[4]接着蓬勃盛开的雏菊，预示着路德·伯班克先生多年以后的园艺奇迹。

在这中了魔法般的花园中心，尼尔森夫人披着镶嵌浅蓝缎子的白色开司米外衣，蓝色腰带上挂着小网袋，粗粗的黄色发辫精心地摆在细棉胸衣两侧，眼眸低垂，倾听着卡普尔先生的热烈求爱，而无论他怎样以言语或眼色示意她去舞台右侧那座斜出的砖墙小楼底层的窗子那儿，她都作出一副对他的意图不甚领会的单纯样儿。“亲爱的！”纽兰·阿切尔默默唤着，目光再次掠向那位手捧铃兰的少女。“她哪里猜得出他们在做些什么！”他端详着她那全神贯注的年轻面庞，满怀拥有的兴奋，其中半是对自己新生的男子气概的骄傲，半是对她那深不可测的纯洁的温柔敬意。“我们将一起读《浮士德》……就在意大利的湖畔……”他想着，朦胧中将设想的蜜月场景与那文学巨著糅合在一起，向新娘揭示那部巨著将是他作为丈夫的特权。就在这天下午，梅·韦兰刚刚让他猜出她确实“有意”（纽约少女表明心迹的神圣用语），他便已浮想联翩，越过订婚戒指、定情之吻和《罗恩格林》的《婚礼进行曲》，而开始想象他与新娘并肩出现在某个古老欧洲的魔幻场景中了。

他才不希望未来的纽兰·阿切尔夫人是个痴儿。他想要她培养起社交手腕和才智（这想法多亏他的启蒙好友），即便与“新生代”中风头最健的几位夫人相比也毫不逊色，要知道这圈子里的风气是既需有让男人俯首帖耳的魅力，又能够在谈笑间拒人千里。假如他仔细思索自己这份虚荣心从何而来（有几次他果然就要做到了），或许便会发现，他原来是希望妻子能够像那位曾令他整整两年心神不宁的夫人一样练达圆通、殷勤周到，当然喽，还不可以表现出任何软弱，当时正是软弱险些毁了那位不幸人物的生活，也打乱了他自己一个冬天的计划。

这冰与火的奇迹该如何制造，又该如何在这残酷的世界中保持，他没有时间思考，但他愿意这样不加分析地保留自己的想法，因为他知道这想法也属于所有那些头发一丝不苟、背心洁白雪亮、纽孔里插着鲜花的绅士们，此刻他们正陆续走进俱乐部包厢，友好地与他问候寒暄，然后举起观剧望远镜，将品评的目光转向一众女士——这个体制的产物。纽兰·阿切尔自认在智识与艺术方面明显胜过这批纽约的贵胄精英，他恐怕比他们中任何人都更为博览而勤思。个别来看，他们难免显出寡陋，但合在一起，他们却代表了“纽约”，而绅士们从来喜欢立场一致，他便也接受了他们对所有事件的信条，即所谓道德。他本能地感觉，若在这一点上特立独行将会惹来麻烦，同时也会伤及体面。“哟，我的天啊！”劳伦斯·莱弗茨嚷着，猛然将望远镜从舞台方向移开。总的来说，劳伦斯·莱弗茨是纽约对于“得体”的最高权威。为了研究这个复杂却有趣的问题，他投入的时间恐怕比任何人都要多；但仅仅是研究尚不足以解释他那完美而自如的表现。只需瞧他一眼，无论是倾斜的光亮前额、优美弯曲的金色髭须，还是清瘦的身材、窄长的双足，以及那双漆皮鞋，便会感觉到，穿戴如此精美却又如此漫不经心，举止如此高贵却又如此闲散，此人只可能是天生便熟谙“得体”为何物了。某位年轻的仰慕者曾这样评论他：“如果说有一个人能说得清什么时候可以戴黑领带配晚礼服，什么时候不可以，那这个人必然是劳伦斯·莱弗茨。”至于何时该穿轻便舞鞋，何时该穿漆皮“牛津鞋”，从未有人质疑过他的权威。“我的上帝！”他说着，默默地将望远镜递给老西勒顿·杰克逊。

纽兰·阿切尔循着莱弗茨的目光，惊讶地发现他之所以惊呼是因为刚才有人踏进了明戈特老夫人的包厢。那是一位窈窕的少妇，比梅·韦兰略矮一些，棕色的鬈发密密覆在两鬓，束一道窄窄的钻石发[5]带。那发饰仿佛属于时下所谓“约瑟芬式”，果然，她那一袭深蓝色丝绒长袍在胸脯下方便用腰带夸张地束起，中间一枚巨大的老式扣环。这奇装异服固然引人注目，少妇本人却似乎毫无觉察，她站在包厢中央，与韦兰夫人讨论占据后者在前排右手的座位是否得当，然后才嫣然一笑，顺从地在另一头坐下，与韦兰夫人的嫂嫂罗维尔·明戈特夫人并排。

西勒顿·杰克逊将望远镜交还给劳伦斯·莱弗茨。整个俱乐部的人都本能地转过脸，等待老先生发表高论，因为杰克逊先生对于“家族”问题就像劳伦斯·莱弗茨对于“得体”问题一样堪称权威。纽约每个家族的旁系分支他都了然于心，不管是明戈特家族与南卡罗来纳州达拉斯家族的关联（那是通过索利家族），或是费城索利家族的上一代与阿巴尼·契佛斯家族（可不要跟大学街的曼森·契佛斯家族混淆）的亲缘，他能讲得明明白白，就连每个家族的主要特点也都能一一举出，比如，莱弗茨家族的小一辈（住在长岛的）如何一毛不拔，拉什沃思家族如何总在联姻大事上铸下愚蠢的大错，阿巴尼·契佛斯家族如何隔一代就出一个疯子，以至于他们在纽约的亲戚都拒绝与其通婚——除了可怜的梅朵拉·曼森，谁都知道她后来……而她的母亲正是拉什沃思家的。

除了林林总总的各家族谱，西勒顿·杰克逊先生狭窄凹陷的两鬓之间、柔软浓密的银发之下还存着近五十年来纽约社交界波澜不惊的表面底下发酵蒸郁的绝大部分丑闻秘史。以他的见闻之广、记忆之强，应该只有他才能说得出那位银行家裘力斯·波福特究竟是何方神圣，而英俊的鲍勃·斯派赛——曼森·明戈特老夫人的父亲——又是下落如何，他结婚不到一年便（随巨额信托金）神秘失踪，而就在同一天，曾在巴特利老歌剧院吸引并倾倒无数观众的那位美丽的西班牙舞蹈家登上了驶往古巴的船。许许多多这一类秘史都牢牢锁在杰克逊先生胸中，强烈的道义感不允许他转述任何人透露给他的秘密，同时他也很清楚，正因为人人知道他谨言慎行，他也就有了更多机会了解到自己想要了解的事情。

因此，当西勒顿·杰克逊先生将望远镜还给劳伦斯·莱弗茨的时候，俱乐部包厢里的每一个人都明显在等他开腔。他低垂着布满青筋的眼睑，一双昏花的蓝眼睛默默审视着侧耳谛听的这些人，然后若有所思地捻一捻髭须，只说了一句：“我原以为明戈特家的人不至于会耍诡计。”[1]Christine Nilsson（1843—1921）：瑞典女高音歌唱家。[2]指1883年建成的纽约大都会歌剧院。[3]Victor Capoul（1839—1924）：法国男高音歌唱家。[4]Luther Burbank（1849—1926）：美国植物学家，以培育植物新品种闻名。[5]指拿破仑一世的皇后约瑟芬（Josephine，1763—1814）的服装式样。二

这一段小小插曲令纽兰·阿切尔顿时好不尴尬。

就在吸引了纽约绅士一致目光的那个包厢里，自己的未婚妻正坐在母亲和舅母之间，这很令他气恼。他一时认不出那位约瑟芬皇后装束的少妇，也想不出为何她的出现会引发如此骚动。突然，他恍然大悟，不由一阵愤慨。的确，没人以为明戈特家会耍诡计！

但他们真这么做了，毫无疑问。身后其他人的窃窃私语使阿切尔认定那少妇正是梅·韦兰的表姐，这家人口中那个“可怜的艾伦·奥兰斯卡”。阿切尔知道就在一两天之前她突然从欧洲返回，他甚至已经听韦兰小姐说她去明戈特老夫人那儿看过可怜的艾伦了（对此他并不反对）。阿切尔完全赞同家族团结，而明戈特家最令他钦佩的品质也正是他们坚决捍卫玷污其清白家世的那几个不肖子。这年轻人既非生性刻薄也绝不肚量狭窄，相反他很高兴自己未来的妻子没有故作正经，她是应该（私下）善待不幸的表姐；家族中可以接纳奥兰斯卡伯爵夫人，但让她抛头露面，又偏偏将她带到歌剧院，与他纽兰·阿切尔的未婚妻——他们几周之内就会宣布订婚——坐在同一个包厢，那可就是另一回事了。的确，他的反应同老西勒顿·杰克逊一样，他原以为明戈特家的人不至于会耍诡计！

他自然明白，凡是男人（在第五大道范围内）敢做的事，这位女族长曼森·明戈特老夫人都敢做。他素来敬重这位傲慢强势的老夫人，早先她不过是纽约南郊斯塔腾岛上的凯瑟琳·斯派赛，没有足够的财富或权势让人忘记自己那个名誉扫地的神秘父亲，但她竟与富有的明戈特家的首脑成功联姻，把两个女儿嫁给了“外国人”（一个是意大利侯爵，一个是英格兰银行家），还在中央公园旁的偏远荒地里建起一幢乳白色砖石宅邸（而当时人们造房子都只用棕色砂岩，就像午后都只穿双排扣常礼服），至此她的惊世骇俗算是到了顶点。

明戈特老夫人那两个远嫁海外的女儿已然成为传奇人物。她们从没回来看望过母亲，而她们的母亲，则同许多思维活跃、意志强大的人士一样，安于静养发福，泰然自若地再不踏出家门。但那幢乳白色的宅邸（据说是仿照巴黎贵族的私宅而建）却成了她正义勇气的明证；那是她的王座，摆着独立战争前的家具以及拿破仑三世杜伊勒里宫的纪念品（她中年时曾在那里大出风头），而她安之若素，仿佛这幢位于三十四街之外、装了门一般的法式落地窗而非普通推拉窗的大宅并没有任何不寻常。

谁都说老凯瑟琳从来就不是美人（连西勒顿·杰克逊先生也不例外），而在纽约人看来，天赋的美貌是每一个成功的缘由，也是某一[1]些失败的借口。苛刻的人说，她就跟那位同名女皇一样，取得成功依靠的是强力意志、铁石心肠，以及某种傲慢无礼——但她的私生活极其正派稳重，这也就能够理解了。曼森·明戈特先生过世时，她不过二十八岁。她丈夫同所有人一样不信任斯派赛家族，因此特别谨慎地“冻结”了遗产。可这位胆大妄为的年轻寡妇我行我素，随心所欲地混迹于外国社交界，将女儿嫁进天知道何等堕落时髦的圈子，与公爵、大使把酒言欢，与天主教徒过从甚密，结交歌剧名伶，甚至和[2]塔利奥尼夫人成了密友；而与此同时（正如西勒顿·杰克逊率先强调的），她的清誉却没有丝毫瑕疵；杰克逊先生认为，这正是她与另一位凯瑟琳的唯一一点不同。

曼森·明戈特夫人在多年以前就成功解冻了丈夫的遗产，过了半个世纪的富裕日子，但她并没有忘记早年间的拮据，因此格外俭省，虽然添置衣裙、家具时刻意要最好的，却绝不会为餐桌上的短暂享受而多破费。因此，她吃得跟阿切尔夫人一样差，尽管两者的原因完全不同，而喝的酒也无法略作弥补。亲戚都认为她的寒酸饭菜有损明戈特家的声誉，因为他们向来是与锦衣玉食相连的；但人们还是愿意到她这儿来，即使吃的是“杂烩”，喝的是走了气的香槟。儿子罗维尔为此强烈抗议，并打算聘请纽约最好的厨师以挽回家族声誉，对此，明戈特老夫人只是哈哈大笑说：“一家请两个好厨子有什么用？既然女儿都出嫁了，我又吃不来酱汁。”

纽兰·阿切尔心里想着这些事，目光再次转向明戈特家的包厢。他看见韦兰夫人姑嫂俩正以老凯瑟琳传授家人的那种沉着直面那些个批评者，只有梅·韦兰面色绯红（也许是因为知道他在看她），透露出事态的严重。而引起这场骚乱的主角却优雅地坐在包厢一角，眼睛凝视舞台，身体微倾，肩膀和胸脯袒露得比纽约人看惯的略多一些，尤其对那些有理由希望不被注意的女士来说。

在纽兰·阿切尔看来，几乎没有什么比有违“品位”更糟糕的了。“品位”是一种不可即的神性，而“得体”只是它的有形代表和替身。他认为，奥兰斯卡夫人苍白的面色和严肃的神情的确适合现在的场合与她不幸的境遇，但她的袍子（没有领纱）就那样从薄削的肩头披垂下去，着实令他震惊而不安。他不敢设想梅·韦兰有可能受到这样一个对品位约束如此满不在乎的女子影响。“到底，”这时候他听见身后一个岁数比他更小的人发话了（在演梅菲斯特和玛莎的戏时，大家都在交谈），“到底出了什么事？”“哦，她离开他了。没人试图否认这一点。”“他是个混账，不是吗？”那年轻人又说。他是索利家的人，非常坦率，显然正准备加入为她辩护的行列。“极其糟糕。我在尼斯见过他，”劳伦斯·莱弗茨以不容置疑的口吻答道，“一个半瘫子，脸色苍白，总是一副讥诮的表情，挺漂亮的脑袋，但眼神太飘忽。这么说吧：他不跟女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在[3]找男伴。而且据我所知，对两者都不惜代价。”

众人大笑起来。那年轻人继续说道：“后来呢？”“后来，她就跟他的秘书跑了。”“哦，我明白了。”辩护者脸色一沉。“但那没持续多久。几个月之后我就听说她独自住在威尼斯了。我猜罗维尔·明戈特去接她来的。他说她非常伤心。那倒没什么——可让她这样在歌剧院招摇就是另一回事了。”“也许，”年轻的索利先生脱口而出，“她太伤心，不能一个人留在家里。”

一听这话，众人都嘲讽地大笑起来，窘得年轻人脸都红了，佯装自己本打算说一句聪明人所谓“双关语”的。“不管怎么说，把韦兰小姐牵扯进来就颇为奇怪了。”有人低声说着，瞥了阿切尔一眼。“哦，那是行动的一部分，毫无疑问是祖母的命令，”莱弗茨笑道，“老太太要是想做一件事情，就会做得彻彻底底。”

这一幕临近尾声，包厢里依然议论纷纷。突然，纽兰·阿切尔感到有必要果断行动。他要第一个走进明戈特夫人的包厢，向所有已抱期待的人们宣布自己与梅·韦兰订婚，表姐的处境不同寻常，无论那会给她带来什么麻烦，他都要帮助她渡过。这一冲动刹那间压倒了一切疑虑与迟疑，驱使他匆匆穿过红色走廊，赶往剧院另一边。

当他踏进明戈特家的包厢，恰与韦兰小姐四目相遇，他看出她立即明白了他的意图，尽管两人都极为看重的家族尊严并不允许她向他挑明。他们这个圈子里的人都生活在心照不宣的微妙气氛中，那年轻人觉得，既然他与她不用语言就能互相理解，那么他们的默契已超越了任何解释所能达到的程度。她的眼睛在说：“你明白妈妈为什么带我来了吧。”他的眼睛回答：“我绝不会让你离开。”“你认识我的侄女奥兰斯卡伯爵夫人吗？”韦兰夫人一边同未来的乘龙快婿握手，一边问道。阿切尔依着引见给女士时的礼节，欠一欠身；艾伦·奥兰斯卡则微微颔首，戴着浅色手套的双手握着一把巨大的鹰羽扇。阿切尔又问候了罗维尔·明戈特夫人——满头金发，身材高大，一身绸缎窸窣作响——然后在未婚妻身边坐下，悄声说：“我想你已经告诉奥兰斯卡夫人我们订婚了？我想让大家都知道——我希望你允许我今晚在舞会上宣布。”

韦兰小姐的面庞泛起晨曦般的玫瑰色，双眸熠熠地望着他。“如果你能说服妈妈，”她说，“不过，已经说定了，又何必改变呢？”他没有作声，却用眼睛回答了。她愈发自信地微笑着，说道：“你自己告诉我表姐吧，我允许你。她说你小时候经常同她一起玩。”

她将椅子往后挪了挪让出路，阿切尔便立刻起身，有意让剧院上下都看见，来到奥兰斯卡伯爵夫人身边坐下。“我们的确经常一起玩，对不对？”她严肃地看着他，说，“那时候你很讨人厌，有一次在门背后吻我，可我爱的是你的堂兄范迪·纽兰，他却从来不看我一眼。”她扫视那环抱着的包厢，“啊，真是把我带回到了过去——我见过这儿每个人穿灯笼裤和长衬裤的样子。”她说，略带拖长的外国口音，目光最后回到他脸上。

尽管两人的对话显得很愉快，却似乎不合时宜地令人想到威严的法庭，眼下她的案子正在审理。没有什么比不合时宜的轻浮更有伤品位的了，于是他生硬地说道：“是啊，你离开太久了。”“噢，都几百年了，那么久那么久了，”她说，“我觉得自己都已经死了，葬了，而这亲爱的故乡便如同天堂。”出于某种无法言明的原因，纽兰·阿切尔觉得她如此形容纽约反而愈加不敬了。[1]指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英文名为Catherine the Great。[2]Mme. Taglioni（1804—1884）：意大利芭蕾艺术家，首创以足尖舞蹈。[3]原文为“collecting china”，这是运用了伦敦同韵俚语，china即china plate（瓷盘），暗指其同韵词mate（男伴）。三

一切依然按着原样进行。

裘力斯·波福特夫人在她举办年度舞会的晚上，绝不会不去歌剧院；事实上，她总是在上演歌剧的晚上举办舞会，为的是突显她非凡的理家才能，炫耀自己的仆人即使她不在也有能力将活动安排得事事妥帖。

波福特家是纽约屈指可数拥有舞厅的大宅之一（其建造甚至早于曼森·明戈特夫人家和黑德利·契佛斯家）；当时，人们开始认为，为保护客厅地板而铺起“粗布”并将家具搬到楼上未免“土气”，而家中有这么一间不作他用的舞厅——一年里有三百六十四天不见天日，镀金椅子堆在角落，大吊灯收进袋子——如此毋庸置疑的不同凡响应当能够补偿波福特家任何令人遗憾的过去了。

阿切尔夫人很喜欢把她的社交哲学编成格言。她曾说过：“我们都有自己钟爱的平民。”这话虽然很大胆，但许多高贵人物都暗中承认她说得没错。然而波福特家不完全是平民；有人说他们甚至连平民都不如。波福特夫人的确出身于美国最受尊敬的家族，出嫁前是可爱的瑞吉娜·达拉斯（属于南卡罗来纳州一支），一位不名一文的美人，引荐她进入纽约社交界的是她那位总是好心办坏事的鲁莽表姐梅朵拉·曼森。谁只要是曼森家或拉什沃思家的亲戚，谁就有了纽约社交界的“一席之地”（这是早年出入于杜伊勒里宫的西勒顿·杰克逊先生说的）；但若是嫁给了裘力斯·波福特，这“一席之地”岂有不被剥夺的？

问题是：波福特究竟是何许人也？他应该是英国人，亲切友好，相貌堂堂，脾气暴躁，热情好客，机智风趣。当初他拿着曼森·明戈特老夫人那位英国银行家女婿的推荐信来到美国，很快就在商界赢得了重要地位；但他生活放荡，言辞尖酸，来历神秘，所以当梅朵拉·曼森宣布自己的表妹同他订婚时，大家都认为这是梅朵拉为自己那一长串鲁莽行为记录又添了一桩蠢行。

但从后果来看，蠢行往往和智慧一样合理。结婚两年之后，年轻的波福特夫人就拥有了纽约公认的一等一的宅子。没人说得准这奇迹是如何诞生的。她为人懒散，事事被动，刻薄的人甚至说她呆；但她打扮得如一尊神，挂着珍珠，年复一年，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是个金发美人，成了波福特先生那座庞大的棕色砂岩宫殿里的女王，戴着宝石的小指都不需抬一抬，便引得众人趋之若鹜。知情者都说是波福特亲自训练仆人，传授厨师新菜式，告诉园丁应当培育哪些温室鲜花来分别装饰餐桌和客厅，挑选宾客，酿制餐后潘趣酒，向妻子口授写给朋友的短笺。若果真如此，那这些家务事便都是悄悄进行的，而当他出现在众人面前时的神气，分明是一位好客的富豪，漫不经心地溜达进自家客厅，以嘉宾的客观口吻说道：“我妻子的大岩桐还真不一般呢，是不是？我猜她准是从伦敦的皇家植物园搬来的。”

没有人否认，波福特先生的秘诀在于他处理事情的从容。尽管传闻说他是在其效力的国际银行“协助”之下离开英格兰的，但他对这个谣言就像对其他谣言一样无所谓——虽然纽约的商业良心同它的道德标准一样敏感——他将面前的一切，将整个纽约统统搬进了他的客厅，使得人们二十年来说起“要去波福特家”就跟说要去曼森·明戈特夫人家一样心安理得，此外更有一份满足，因为他们知道将品尝到的是野鸭和佳酿，而不是小年份的凯歌香槟和热过的费城炸丸子。

波福特夫人和往常一样，恰在第三幕“珠宝歌”响起之前踏进包厢；然后，又和往常一样，在第三幕结束时起身，将斗篷披上她的美丽肩膀，扬长而去，而纽约人知道，那意味着舞会将在半小时后开场。

波福特宅邸是纽约人乐于向外国人炫耀的，尤其是它的年度舞会之夜。波福特属于纽约第一批拥有红丝绒地毯的人家，地毯由男仆在雨篷下沿台阶铺开，而不是同晚餐、舞厅椅子一道租来。他们还创出了让女士在前厅脱下斗篷的规矩，而不是乱哄哄跑到女主人卧室，再用煤气喷嘴重新卷头发。据说波福特曾表示，他以为妻子的所有那些朋友都应该有女仆负责在她们出门前将头发收拾停当。

然后那宅子带舞厅的格局设计也极为大胆，众人不必从狭窄的过道挤进舞厅（像契佛斯家那样），而是郑重地穿过一间间相连的大厅（碧蓝的、猩红的、金黄的），遥遥望见锃亮的拼花地板辉映着无数烛光，以及更远处温室里昂贵的山茶与挱椤枝叶交错，掩着乌与金交织的竹椅。

纽兰·阿切尔依照自己的身份，稍晚些才姗姗到来。他将大衣交给穿长丝袜的男仆（这丝袜是波福特不多见的昏招之一），在挂着西班牙皮革、摆着嵌花家具和孔雀石陈设的书房里流连片刻——还有几位男士正在那儿闲聊，一边戴上跳舞手套——最后才汇入宾客之中，而波福特夫人已经在猩红色大厅门前迎接他们了。

阿切尔的确很紧张。歌剧落幕后他并没有返回俱乐部（像公子哥儿们通常那样），而是趁着夜色清朗沿第五大道走了一段，然后才转回头往波福特府上去。他无疑是担心明戈特家会做得过分，事实上，他们很可能会听从明戈特老夫人的命令，将奥兰斯卡伯爵夫人带到舞会上。

俱乐部包厢里的气氛令他感觉那将是多么严重的错误；而尽管他打定主意“坚持到底”，但在剧院里同未婚妻的表姐略作交谈之后，想要支持她的那一份侠肝义胆便已有些动摇了。

阿切尔慢慢踱到金色大厅（波福特竟然胆敢在那儿挂了布格罗那[1]幅颇受非议的裸体画作《胜利的爱神》），看见韦兰夫人母女俩正站在舞厅门前。在她们身后，已有人在舞池里成双作对翩翩起舞，蜡烛的光辉洒在旋转的纱裙上，洒在少女头顶端庄的花环上，洒在少妇云鬓间的华丽羽饰和珠宝上，洒在闪闪发亮的衬衫前胸和崭新的皮手套上。

韦兰小姐显然正准备加入跳舞的行列，她站在门口，手中捧着铃兰（她不带其他花），脸色略带苍白，眼睛闪着发自内心的激动光芒。一群青年男女围着她，与她握手寒暄，笑语连连，韦兰夫人站在不远处，微带笑意。韦兰小姐显然正在宣布她订婚的消息，而她母亲则似乎很不情愿，那正是这场合下父母宜有的表情。

阿切尔略一犹豫。他是明确表示过要宣布订婚，但他并不想以这样的方式将幸福公之于众。在热闹喧嚷、人头攒动的舞厅宣布，如同强夺了隐私的柔美花朵，而那是属于心底最深处的东西。但他的喜悦实在深切，因此表面的混乱并未改变其本质；虽然他希望表面同样能保持纯洁。令他高兴的是，梅·韦兰也有这样的感觉。她用恳求的目光看着他，仿佛在说：“请别忘记，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它是对的。”

谁的恳求都不会如此迅速地激起阿切尔内心的回应；但他仍希望有完美的理由来解释他们必须如此行动，而不是仅仅为了可怜的艾伦·奥兰斯卡。簇拥着韦兰小姐的人们纷纷为他让出一条路，脸上都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他接受了属于他的祝福，然后牵着未婚妻的手走到舞池中央，抬手扶着她的腰。“现在我们不用非得讲话了。”他说着，笑吟吟地望着她坦诚的眼睛。两人一道随着《蓝色多瑙河》的温柔波浪飘荡而去。

她没有回答，嘴唇动了动，挤出一丝笑意，但眼神却恍惚而凝重，仿佛正专注于某种不可言说的幻象。“亲爱的，”阿切尔悄声说着，将她搂得更紧一些：他认为订婚之初是庄严神圣的时刻，即便他们身在舞厅。与这位光彩照人、纯洁善良的人儿在一起，将会有怎样的新生活啊！

一曲结束，这对未婚夫妇漫步到温室，在挱椤与山茶交织的高大屏障之后坐下，纽兰便将她戴着手套的手按到唇边。“你看你吩咐我的我已经做了。”她说。“是的，我等不及了，”他笑答，沉吟片刻后又说道，“只不过我希望并非这样不得不在舞会上宣布。”“是的，我知道，”她会心地望着他的眼睛，“但毕竟——即便在这里，我们也能单独在一起，是不是？”“哦，亲爱的——我们要永远如此！”阿切尔嚷道。

显然她会永远理解，永远不会说错话。想到这一点，他只觉得满怀幸福，又开心地说道：“最糟糕的是我想吻你却不能够。”他一边说着，一边朝温室四下里迅速扫了一眼，确认附近并没有其他人，便将她揽到怀中，在她唇上匆匆一吻。为了抵消这一次的胆大妄为，他将她带到温室不那么隐蔽的一头，在一张竹长椅上与她并肩坐下，从她那捧铃兰中摘下一朵。她静静地坐着，仿佛整个世界便是一道铺满阳光的峡谷，卧在他们脚下。“你告诉我的表姐艾伦了吗？”过了一会儿，她问道，声音如从梦境中传来。

他惊醒过来，想起来还没有告诉她。向那个陌生的异国女子提这样一件事令他有一种无法克服的反感，因此话到嘴边，他并没有说出来。“还没有。我终究没找到机会。”他忙撒了个谎。“哦，”她似乎很失望，但仍温柔地坚持自己的主张，“那你还是必须告诉她，因为我也没说，而我不希望她认为——”“当然。但是，终究还是应该由你来说的，对不对？”

她斟酌着。“如果我找到合适的时机说了，那的确是没错；但既然已经晚了，我想必须由你去向她解释我在看歌剧的时候就请你告诉她的，那可是在我们向大家宣布之前啊。不然，她会以为是我忘记告诉她了。你看，她是我们家里人，在国外那么久，因此非常——敏感。”

阿切尔热烈地凝视着她。“亲爱的天使！我当然会告诉她的。”他有些担忧地瞥一眼人头攒动的舞厅。“可我没见到她。她来了吗？”“没有。她到最后一刻决定不来了。”“最后一刻？”他重复道，很惊讶她竟然改变了主意。“是的。她极爱跳舞的，”姑娘坦率地答道，“可突然说她的裙子来跳舞不够美，虽然我们都觉得她穿得很好看；所以舅妈只好带她回去了。”“哦，是这样——”阿切尔无动于衷似的说，心里却有几分喜悦。未婚妻最令他满意的地方便是她总是坚定地竭力维护他们从小就养成的习惯：忽略“不愉快”。“她跟我一样知道得很清楚，”他心想，“她表姐避开的真正原因；但我绝不能让她有一丁点察觉，我已经意识到可怜的艾伦·奥兰斯卡的名誉已蒙上了阴影。”[1]Bouguereau（1825—1905）：法国学院派画家，其表现裸女的画作曾在纽约社交界引发轩然大波。《胜利的爱神》（“Love Victorious”）原为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作品，描绘了丘比特的裸体形象。因男性裸体画被19世纪晚期的纽约社交界视为有伤风化，故作者有意将布格罗与《胜利的爱神》相提并论。四

第二天进行了订婚后的第一轮例行互访。纽约在此类事情上的规矩是一丝不苟、不可更改的。依照礼节，纽兰·阿切尔先同母亲和妹妹一道拜访了韦兰夫人，随后他与韦兰夫人和梅三人驱车前往曼森·明戈特老夫人府上去接受德高望重的老祖宗的祝福。

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每次拜访曼森·明戈特老夫人都很有意思。那宅子本身便已是一部历史文献，尽管它自然无法如大学街及南第五大道的某些老宅一样令人肃然起敬。那些老宅是纯粹的1830年产物，百叶蔷薇地毯、黄檀木半桌、黑色大理石圆拱壁炉以及巨大的红木玻璃门书柜，所有这些如浑然一体，冷冷地令人生畏。而后来才建造宅第的明戈特老夫人却大胆抛弃了她风华正茂年代的笨重家具，将明戈特的家传与法兰西第二帝国时代的浮华装潢相融合。她总是坐在一楼起居室的窗边，仿佛在静观生活与时尚之潮一路北上流淌到她隐居所的门前。她似乎并不急于让它们到来，因为她的耐心堪比她的自信。她相信用不了多久，所有那些临时板墙、采石场和单层酒馆，那些破败花园里的木头温室以及山羊眺望风景的岩石都将消失，随后推进到此的将是与她的房子一样宏伟的住宅，也许更加宏伟（她从来不带偏见）；公共马车咔哒咔哒颠簸而过的卵石路将被光滑的柏油路所替代，就像据说人们在巴黎看到的那样。但与此同时，每一个她乐意见到的人都会过来看她（而她也能像波福特夫妇一样轻易便能邀来高朋满座，根本无须在晚餐菜单上多添一道菜），因此她从不为住得偏远而苦恼。

当她人到中年时，脂肪开始激增，如同火山熔岩降临厄运难逃的城市，将她从一个丰腴活泼、脚步灵活的小巧女人变成了一座庞大威严的自然奇观。她豁达地接受了这一沉沦，就同接受其他所有考验一样；如今，在风烛残年，她所获得的报偿便是镜中一团白里透红、几乎没有皱纹的结实皮肉，中间一张小脸，眉目痕迹仿佛正等待发掘。一叠光润的双下巴连着令人晕眩的雪白胸膛，雪白的细棉胸衣用一枚已故明戈特先生的肖像徽章固定，在那周边及下方是一波又一波的黑色丝绸，涌过宽大的扶手椅边缘，两只雪白的小手如海鸥一般悬在巨浪之上。

曼森·明戈特老夫人的身体重负早已使她无法上下楼，她便以特有的独立精神将会客室安排在楼上，而将自己安排在住宅的一楼（公然触犯纽约的一切规范）；于是，当你陪她坐在起居室窗前，便能（透过始终敞开的门和卷起的黄缎门帘）看见一道意外的风景：那是她的卧室，里面一张铺得沙发似的巨大矮床，一张梳妆台装饰着浮华的荷叶花边，摆着一面镀金框的镜子。

对于这种有悖常规的安排，客人们既惊诧又着迷。这让人想起法国小说中的场景，想到建筑有可能诱发伤风败俗，这是头脑简单的美国人连做梦都想不到的。在淫邪成风的旧时代，女人就是这样和情人住在那种所有房间全在同一层楼的公寓里，小说里描述的种种亵昵也[1]就是发生在那里。纽兰·阿切尔（暗暗将小说《德·卡莫斯先生》中的欢爱场景设在了明戈特老夫人的卧室）想象她无可指摘的生活竟是在通奸的布景前上演，不觉好笑；但他又想到，假如果真存在一个符合她条件的情人，那么这个无所畏惧的女人也是会要他的。

在未婚夫妇拜访期间，奥兰斯卡伯爵夫人并没有在祖母的客厅现身，这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明戈特老夫人说她出门了；如此晴朗的天气，又是“购物时间”，对于一个名誉受损的女子，这虽然并不适宜，但毕竟使他们免去了与她见面的尴尬，也不会因为她不幸的过去而给他们的美好未来投上淡淡的阴影。拜访如期望的一般顺利。明戈特老夫人对这桩婚事很满意，留心的亲戚们早有预料，已在家族会议上审慎认可。那枚订婚戒指——透明戒托衬着一颗硕大的蓝宝石——得到了她百分之百的赞赏。“这种戒托是新式的，无疑能够将宝石衬托得很完美，但用老眼光来看，就有点简单了。”韦兰夫人一边解释，一边用安慰的眼神瞥了一眼未来的女婿。“老眼光？我希望你不是指我吧，亲爱的？新奇的东西我都喜欢，”老祖母说着，将宝石举到明亮的小眼睛前——她从未戴过丑陋的眼镜，“非常漂亮，”她说，一边把戒指还回去，“非常开明。我年轻的时候，珍珠浮雕首饰就已经被认为是够好了。不过戒指还是得靠手来衬托，对不对，阿切尔先生？”她挥了挥自己的一只小手，指甲尖尖，岁月积累起的脂肪仿佛环绕腕间的象牙手镯。“我自己的戒指是去罗马找著名的费里加尼定做的。你也应该为梅定做。他一定能做好的，我的孩子。她的手大了——那些现代运动都让骨节粗大——但皮肤很白。那婚礼什么时候举行？”她突然话锋一转，眼睛注视着阿切尔的脸。“哦，”韦兰夫人嗫嚅道。那年轻人却微笑着望着未婚妻，答道：“越快越好，如果您支持，明戈特夫人。”“我们必须给他们时间更好地互相了解，妈妈，”韦兰夫人插话道，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不舍，老祖母却反驳道：“互相了解？胡扯！纽约人都是互相了解的。就让年轻人照自己的意思办，亲爱的，可别等到酒走了味。大斋节前就把婚礼办了。现在我一到冬天都有可能得肺炎的。我还想给他们办婚宴呢。”

祖母这几番话得到了晚辈各种恰当的反应，时而愉快地欢笑，时而表示难以置信，时而万分感激。但温馨的交谈突然中断，门一开，奥兰斯卡伯爵夫人戴着软帽裹着披风进来了，身后竟然跟着裘力斯·波福特。

女士们亲热地低声聊起来，明戈特夫人把费里加尼的戒指拿给银行家看。“哈！波福特，难得这么给面子啊！”（她用少见的外国方式直呼男士的姓。）“非常感谢，我希望能够常来拜访，”客人以惯常的傲慢态度从容答道，“我总是脱不开身；但方才在麦迪逊广场遇到艾伦夫人，她非常客气，允许我送她回家。”“啊——艾伦回来了，我想家里就更热闹了！”明戈特夫人毫无顾忌似的兴高采烈地嚷道，“坐下，坐下，波福特，把那儿的黄色扶手椅推过来，既然你来了，我们就好好聊聊。我听说你家的舞会非常成功。我知道你请了勒缪尔·斯图瑟夫人？哟，我真想亲眼见见这个女人。”

她已经把亲戚们忘了。这会儿他们正由艾伦·奥兰斯卡领着慢慢往门厅走。明戈特老夫人向来自称欣赏裘力斯·波福特，两人独断专行、简化常规的做法的确有相似之处。此刻，她极想知道是什么促使波福特夫妇（第一次）下决心邀请勒缪尔·斯图瑟夫人，这位“鞋油斯图瑟”的遗孀暂居欧洲多年，一年前才回来准备攻下纽约这个顽固的小小堡垒。“当然，如果你和瑞吉娜请她，那事情就解决了。我们需要新鲜血液和资源，而我听说她依然非常漂亮。”肉食性的老夫人说道。

门厅里，韦兰夫人和梅正穿上裘皮大衣，阿切尔发现奥兰斯卡伯爵夫人正带着询问的神气看着他微笑。“你一定知道了——我和梅的事，”他腼腆地笑着回答她的眼神，“她责备我昨晚看歌剧的时候没有告诉你。她吩咐我告诉你我们订婚了，但有那么多人在场，我没说出口。”

笑意从奥兰斯卡伯爵夫人的眼睛荡漾到唇边，她显得愈发年轻了，仿佛他儿时常见的那个大胆的棕发女孩艾伦·明戈特。“我当然理解，是的。我太高兴了。不过这样的事的确不该首先在人多的场合宣布。”这时女士们已经来到大门前，她伸出手。“再会，改天过来看我。”她说着，眼睛依然望着阿切尔。

马车沿第五大道而行，他们谈论起明戈特夫人，她的年纪、她的精神以及她所有的非凡品质。没人提到艾伦·奥兰斯卡，但阿切尔知道韦兰夫人在想：“艾伦可真不应该，回来的第二天，就在人来人往的时候跟裘力斯·波福特在第五大道招摇过市——”而年轻人心中又补充道：“而且她也应该知道，刚订婚的男人是不会花时间拜访已婚女人的。但我猜想，在她生活的圈子里，这是他们唯一做的事情。”然后，尽管他为自己见多识广而洋洋得意，却庆幸自己是纽约人，而且即将与自己的同类联姻。[1]Monsieur de Camors：法国作家奥克塔夫·弗耶（Octave Feuillet，1821—1890）的小说。五

第二天晚上，老西勒顿·杰克逊过来与阿切尔一家共进晚餐。

阿切尔夫人是个腼腆的女人，总是躲着社交界，但又乐于了解社交界的近况。她的老朋友西勒顿·杰克逊将收藏家的耐心与博物学家的学识运用于调查朋友们的私事。与他同住的妹妹索菲·杰克逊小姐——人们争取不到她那位吃香的哥哥，便竞相款待她——则常常带回来各种闲言碎语，帮助他将那些故事填充完整。

因此，每当发生了阿切尔夫人想了解的事情，她就请杰克逊先生来吃晚饭；由于极少有人能有幸得到她的邀请，她和女儿简妮又都是极为出色的听众，所以杰克逊先生常常亲自光临，而不是派他的妹妹代表。如果一切都能由他决定，那么他会选择纽兰不在家的时候，倒不是因为这年轻人跟他合不来（他们俩在俱乐部相处得非常融洽），而是因为这位掌故大王有时觉得纽兰往往会推敲他的证据，而女士们是绝不会这么做的。

如果人世间存在十全十美，杰克逊先生还会要求阿切尔夫人能将晚餐水准再提高一点点。不过以人们所能回溯的历史看，当时的纽约一直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明戈特、曼森及其宗族，他们热衷的是吃穿和金钱，另一派是阿切尔-纽兰-范·德尔·吕顿宗族，他们关注的是旅行、园艺和最好的小说，而不屑于那些粗俗的享乐。

毕竟人不可能什么都有。如果你在罗维尔·明戈特家吃饭，就能够享用野鸭、淡水龟和佳酿；而在阿德琳·阿切尔家，你可以畅谈阿尔卑斯的美景和霍桑的《大理石牧神》；而且阿切尔家的马德拉酒可是到过好望角的。因此，每当接到阿切尔夫人的友好召唤，衷心信奉兼容并蓄的杰克逊先生常常会对妹妹说：“我上次在罗维尔·明戈特家吃饭之后就一直有点痛风——去阿德琳家吃清淡点对我有好处。”

阿切尔夫人寡居多年，和儿子女儿一同住在西二十八街。楼上全归纽兰，两个女人挤在楼下狭小的房间里。他们的趣味与爱好极为和[1]谐，用华德箱培植蕨类，编织花边，在亚麻布上做毛线刺绣，收藏[2][3]独立战争时期的陶器，订阅伦敦的《善言》杂志，读薇达的小说以感受意大利情调。（他们偏爱讲述乡村生活的小说，为其中的风景描写和明朗情感所吸引；不过总体而言他们也喜欢关于上流社会人物的小说，因为这些人物的动机和习惯更容易理解；他们极不喜欢狄更斯，说他“从未刻画过一位绅士”，并认为萨克雷对于上流社会不如[4]布尔沃得心应手——尽管后者已经开始被认为过时了。）

阿切尔夫人与阿切尔小姐都极爱自然风景。她们为数不多的海外旅行主要就是为了寻求和欣赏风景。她们认为建筑与绘画是男人的范[5]畴，尤其适合爱读拉斯金的饱学之士。阿切尔夫人出身于纽兰家，母女俩形如姐妹，大家都说她俩是“真正的纽兰家的人”：高挑白皙，肩膀微曲，鼻子狭长，笑容亲切，常有一种眉眼低垂的神态，仿佛雷

[6]诺兹某些褪色的肖像画中的人物。两人相貌酷似，只是晚年发福的身材撑开了阿切尔夫人的黑缎裙，而阿切尔小姐那处女的身子骨上，棕紫色绸裙却是一年比一年宽松。

纽兰意识到，尽管母女俩言谈举止毕肖，但心理却并非完全相似。长期共同生活，彼此亲密无间，她们的用语已趋一致，也都喜欢以“母亲以为”或“简妮以为”作开场白，进而提出的却是自己的看法；但事实上，阿切尔夫人沉静而缺乏想象力，往往满足于公认与熟知的事物，简妮却因为被压抑的浪漫情感而幻想喷涌，以至于常常情绪激动甚至行为反常。

母女俩彼此深爱，也敬重她们的儿子和兄长；阿切尔对她们怀着温柔爱意，她们的过分赞赏令他私心窃喜，但也令他愧疚并不再对她们加以评判。毕竟，他认为一个男人的权威得到自己家人的尊重是一件好事，虽然他的幽默感有时会让他怀疑自己的话究竟有多少分量。

这一次，年轻人很清楚杰克逊先生希望他出去吃饭；但他自有理由留在家里。

老杰克逊当然是要谈谈艾伦·奥兰斯卡的，而阿切尔夫人和简妮当然也是要听他不得不说的话的。既然大家都已经知道纽兰未来与明戈特家的关系，那么他在场，另三个人都多多少少会有些尴尬。对此，年轻人是乐呵呵地等着看他们将如何处理这个麻烦。

他们先拐弯抹角地从勒缪尔·斯图瑟夫人谈起。“可惜波福特夫妇还请了她，”阿切尔夫人缓缓地说，“不过瑞吉娜总是对他言听计从，而波福特——”“有些微妙处波福特忽略了，”杰克逊先生说着，审视着面前的烤鲱鱼，心里第一千次纳闷为什么阿切尔夫人的厨子总是把鱼子烤成黑渣。（纽兰也早有同感，而且总能够从老人不以为然的沮丧神色中觉察他的困惑。）“哦，那是必然的；波福特是个粗俗的人，”阿切尔夫人说道，“我的外祖父纽兰以前常对我母亲说：‘无论你做什么，就是不能把那个波福特引见给姑娘们。’但至少他跟绅士们结交就对他有利了；据说他在英国的时候也是如此。说起来很神秘——”她瞥了简妮一眼，便不说下去了。对于波福特的秘密，她和简妮连细枝末节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在外人面前，阿切尔夫人却依然装作这个话题不便让未婚女子听见。“但这个斯图瑟夫人，”阿切尔夫人继续说道，“你说她是什么来路，西勒顿？”“矿上来的，或者说，矿井口上的酒馆里来的。后来跟着‘活人[7]蜡像’剧团在新英格兰各地巡演。剧团被警察解散之后，据说她就跟——”这回是杰克逊先生瞥了简妮一眼，见她眼睛已经从鼓出的眼皮底下瞪起来了。她对于斯图瑟夫人的过去仍有几处不明了的地方。“后来，”杰克逊先生接着说道（阿切尔瞧见他正在思忖为什么没人告诉管家绝不能用钢刀切黄瓜），“后来勒缪尔·斯图瑟来了。据说他的广告商就用的是她的头给鞋油画广告；她的头发漆黑，你知道的，跟埃及人似的。总而言之，他——事到终了——娶了她。”“事到终了”四个字之间有意停顿，每个字都适当强调，显得意味深长。“这个嘛——到我们如今这时候，也没什么关系了。”阿切尔夫人淡淡地说。两位女士此时感兴趣的并非斯图瑟夫人，艾伦·奥兰斯卡才是真正吸引她们的新鲜话题。事实上，阿切尔夫人之所以提到斯图瑟夫人的名字不过是为了可以立刻接着说：“那纽兰的新表姐——奥兰斯卡伯爵夫人呢？她也去舞会了吗？”

提到儿子时，她的语气略带嘲讽，阿切尔自然清楚，也早有预料。阿切尔夫人极少对世事表现出过分乐观，但她对儿子订婚却喜出望外。（“尤其是在跟拉什沃思夫人的那桩傻事之后，”她曾这样对简妮说，所指的那件事，在纽兰看来是一场悲剧，并将在他的心中留下永远的伤痕。）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梅·韦兰都是纽约最好的结婚对象，而这段婚姻也才是纽兰应该获得的，但年轻人总是那么蠢，那么捉摸不透——某些已婚女人又那么诡计多端，毫无廉耻——看到自己的[8]独生子安全绕过塞壬岛，进入无可指摘的家庭生活的港湾，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这就是阿切尔夫人的感觉，而她的儿子了解她的感觉，但他也知道，她因为过早宣布订婚而烦恼，或者不如说，是为其中的原因而烦恼。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因为他总的来说是一个温和宽容的人——他决定今天晚上留在家里。“并非我不赞成明戈特家的团结一心，可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要把纽兰订婚的事跟奥兰斯卡那个女人的来来去去搅在一起。”阿切尔夫人这样对简妮抱怨。阿切尔夫人偶然有不够亲切的时候，那只有简妮看得到。

在拜访韦兰夫人的时候，她的举止很优雅——而她的优雅举止无人能及；但纽兰看得出（他的未婚妻无疑也猜到了），她和简妮在整个过程中都非常紧张，生怕奥兰斯卡夫人会突然闯进来。当他们一起离开韦兰家的时候，她竟然对儿子说：“我很高兴奥古斯塔·韦兰单独接待了我们。”

母亲流露内心的不安，令阿切尔愈发感动，他也认为明戈特家的行为有些过分。但是，母子之间提到各自最担忧的事情是违背他们的规范的，因此他仅仅回答说：“哦，订婚之后总有一段时间的家族会面，这个过程还是尽早结束为好。”听见这话，他母亲只是在白霜葡萄饰边的灰丝绒帽网纱后面噘了噘嘴。

他感觉，她的报复——合法的报复——就是这天晚上“引”杰克逊先生说奥兰斯卡伯爵夫人的事；而他既然已在大庭广众之下尽到了明戈特家族未来成员的义务，便也不反对在私底下听一听那位夫人的闲话——只是这个话题已经开始让他厌烦了。

杰克逊先生吃了一块温吞吞的鱼片——是那位满脸悲痛的管家带着与杰克逊先生一样的怀疑眼神送上来的——几乎难以觉察地嗅了嗅蘑菇酱之后便拒绝了。他显得很为难，饥肠辘辘似的，阿切尔猜想他恐怕得靠艾伦·奥兰斯卡来结束这一餐了。

杰克逊先生往椅背上一靠，抬眼瞅了瞅黑沉沉的墙壁上挂着的深色画框，烛光映着画框中阿切尔、纽兰和范·德尔·吕顿家各位先人的面庞。“唉，你的祖父阿切尔当年是多么热爱考究的晚餐啊，我亲爱的纽兰！”他说着，眼睛落到一位胸膛饱满、微微发福的年轻人肖像上，他戴着白领结，穿着蓝外套，背景是一幢白色柱子的乡村别墅。“哎呀呀，不知道他对那些异国婚姻会有何高见！”

阿切尔夫人并不理会他提到祖上的美食。杰克逊先生字斟句酌地说下去：“没有，她没有去舞会。”“噢——”阿切尔低声道，那口气仿佛是说：“那她还懂得礼节。”“也许波福特不认识她。”简妮推测道，并不掩饰她的恶意。

杰克逊先生微微吸了吸嘴唇，仿佛在品味想象中的马德拉酒。“波福特夫人有可能不认识她——但波福特先生是一定认识的，因为昨天下午全纽约的人都看见她同他一起在第五大道散步。”“天啊——”阿切尔夫人呻吟道，显然她发现实在无法将这种外国人的行为理解为优雅感。“不知道当时她戴的是圆帽还是软帽，”简妮猜测着，“我知道看歌剧那天她穿了一身深蓝色丝绒，太过平淡——就像睡袍。”“简妮！”母亲说道。阿切尔小姐脸一红，竭力装出无所谓的样子。“无论如何，不去舞会还算得体些。”阿切尔夫人又说道。

儿子一时任性，反驳道：“我不认为这是她得体不得体的问题。梅说她是想去的，但后来就是觉得你们刚才说到的那身裙子不够漂亮。”

见儿子这样证实她的推论，阿切尔夫人微微一笑，只说了一句：“可怜的艾伦。”然后，她又怜悯地说道：“我们可不要忘了她在梅朵拉·曼森那儿得到的奇怪教养。初入社交界的舞会就允许她穿黑缎子，[9]你能指望这样的女孩会变成什么样子？”“啊——我还真记得她那个样子！”杰克逊先生说；而后又加了一句：“可怜的孩子！”那口气，既是回忆，又表示他当时便已完全意识到那景象预示了什么。“真奇怪，”简妮说，“她竟然一直用那么个丑名字。艾伦。如果是我，就改成艾莲了。”她瞥一眼桌边那几个人，看他们的反应。

她哥哥笑起来：“为什么叫艾莲？”“我不知道。听着好像更加——更加像波兰人。”简妮说着，脸红了。“那听着更引人注意了。恐怕不是她所希望的。”阿切尔夫人冷冷地说。“为什么不行？”她儿子插嘴道。他突然变得好辩起来。“如果她愿意，为什么就不能引人注意？为什么她要鬼鬼祟祟的，好像她的耻辱是她自己造成的？她当然是‘可怜的艾伦’，因为她不幸有了一段失败的婚姻；但我不认为她因此就该躲躲藏藏像个罪犯。”“我想，”杰克逊先生若有所思地说，“那也正是明戈特家想要采取的态度。”

年轻人脸红了。“我没有必要等他们的暗示，如果你是这个意思，先生。奥兰斯卡夫人的生活很不幸，但她并不因此而无家可归。”“是有传言。”杰克逊先生说到这里，瞥了简妮一眼。“哦，我知道，就是那个秘书，”年轻人接过他的话头说，“算了吧，妈妈，简妮已经是大人了。”他继续说道，“他们不就是在说，那个秘书帮她从那个把她当犯人看的混蛋丈夫那儿逃走了吗？那又怎么样？我希望，如果遇到类似情况，我们中间的任何人都会那么做。”

杰克逊先生侧过脸对那位悲伤的管家说：“也许……那个酱汁……一点点就够了，毕竟——”他吃了一口，说道：“听说她在找房子。她要住在这儿。”“听说她要离婚。”简妮放肆地说道。“我希望她离婚！”阿切尔嚷道。

这话如炸弹飞落，打破了阿切尔家餐厅高尚、宁静的气氛。阿切尔夫人将精致的眉毛一挑，仿佛在说：“管家还在——”而年轻人意识到这样在外人面前谈论如此私密的事情，实在不得体，便急忙转移话题，讲起了拜访明戈特老夫人的经过。

晚餐结束，依照由来已久的传统，男士们在楼下吸烟，阿切尔夫人和简妮则拖着曳地绸裙来到起居室。一盏带雕花灯罩的卡索油灯旁是一张黄檀木缝纫台，台面底下挂着一个绿绸袋子。母女俩面对面坐在缝纫台两边，分别从两头开始绣一块花毯，那是准备用来装饰年轻的纽兰·阿切尔夫人起居室里的一把“备用”椅子的。

当起居室中的仪式正在进行之时，阿切尔将杰克逊先生让到哥特式书房火炉边的扶手椅上，递给他一支雪茄。杰克逊先生舒舒服服地陷在扶手椅里，很有把握地点燃雪茄（那是纽兰买的），将细瘦的脚踝伸到燃烧的煤块前，开口道：“你以为那个秘书只是帮助她逃跑，我亲爱的朋友？不过，一年之后他依然在帮助她呢，因为有人看见他们在洛桑同居。”

纽兰脸红了。“同居？哦，有什么不行呢？如果她没有结束自己的生活，那谁又有这个权力呢？丈夫宁可跟娼妓鬼混，而她年纪轻轻却得被伪善活活葬送，这真让我厌恶。”

他不再说下去，怒气冲冲地转身去点雪茄。“女人应当有自由——和我们一样自由。”他宣称，但他过于恼火，未能估计到这一发现的可怕后果。

西勒顿·杰克逊先生将脚踝又往炉火前伸了伸，讥讽地吹了一声口哨。“哦，”他顿了顿，说道，“奥兰斯基伯爵显然与你观点相同，因为我从未听说他动过一根手指头要把妻子找回来。”[1]英国人华德（Nathan Bagshaw Ward，1791—1868）发明的种植植物的密闭容器。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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