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静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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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国家体委的组建
●1952年6月10日，毛泽东为新中国体育工作题写了题词，这12个大字是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所作的。其题词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1952年9月6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马叙伦在呈送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关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召开第二次常务委员会情况的报告》中建议：在政务院设立一个与部、委平行的全国体育事务委员会。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任命贺龙为：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毛泽东为体育事业题词
1952年6月10日，毛泽东为新中国体育工作题词：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这12个大字是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所题的词。
在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前夕，体育总会筹备会副秘书长黄中给筹备组全体人员传达了毛泽东这个题词。
当时，一些看不起体育工作的知识分子，听了传达后，精神为之一振，逐渐转变了体育不过是“打打球”，“玩一玩”的肤浅认识。
在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上正式传达毛泽东这一题词时，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讨论时，人们喜气洋洋，尤其是马约翰、吴蕴瑞、徐英超等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名体育教授，简直欣喜异常。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
毛主席把体育的真谛抓住了。
当时唯一的体育刊物《新体育》杂志则以整页的篇幅刊登了毛泽东的这一题词，并突出宣传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为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这一重要思想。
毛泽东这一题词体现了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最高宗旨，明确了新中国体育事业的根本目的和发展方向，推动了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
一直以来，毛泽东对体育事业都是非常重视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精神引领着我国体育事业稳步向前发展。
其实，早在1950年初，毛泽东就亲笔题写了《新体育》杂志的刊名。
另外，不仅毛泽东对体育事业重视，贺龙也极为重视体育事业。
贺龙在1953年12月18日率领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返回北京的时候，便勉励体育工作人员说：
要把体育当作毕生的革命事业来做，不要小看体育工作，不要有低人一等的思想。
……
随着整个国民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体育事业会大大地发展起来。
1954年4月1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其中一项议程是审议《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
当时，毛泽东说：
该讨论体育了，体育是关系6亿人民的大事嘛！
在这次会议上，中央批准了体委的报告，并立即转发到了全国各地。
有了中央的支持，贺龙欣然应命，并会见了体委机关干部，对体育将来的发展进行了探讨。
贺龙担任国家体委主任
1952年9月6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席马叙伦在呈送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关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召开第二次常务委员会情况的报告》中建议：
在政务院设立一个与部、委平行的全国体育事务委员会。
而在此之前，体育工作是由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主管的。
其实，关于设立一个与部、委平行的全国体育事务委员会的提议，早在1952年7月29日至8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参加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就已经被中央领导人所意识到。
这次参加奥运会，是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荣高棠，率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到芬兰的赫尔辛基，参加的第十五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中国体育事业走向世界的开端。
此后，8月21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举行的第二次常务会议，就听取了荣高棠关于中国代表团参加该届奥运会的情况报告，以及今后如何发展中国体育事业的建议，并进行了热烈地讨论。
会后，荣高棠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名义，向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呈递了《关于参加第十五届奥运会的情况报告》，报告指出：
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最好请贺龙那样的一位将军来担任。
如果贺龙出任国家体委主任，是最为合适的人选，而且也是众望所归。
贺龙对于体育事业的热爱，早在他领导红二方面军、八路军第一二〇师时就有所显现，那时他就创办了“战斗”篮球队，在西南区大力发展体育运动的事迹，使体育界人士所倾慕。
对此，政务院常务副总理邓小平对贺龙振兴西南体育的魄力与热情，知之更深。
因此，就在政务院准备采纳体育总会的建议，通过贺龙担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这一新任命之前，邓小平给还在重庆的贺龙打了长途电话：“贺总吗？我给你找了个好差使，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出马？”
贺龙问道：“啥子好差使，你尽管吩咐嘛！”
邓小平向他讲了政务院决定组建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的经过后，说道：“下面有报告，建议请你当主任。我和总理商量了，也感到由你来当最合适。”“毛主席的意见呢？”“毛主席也赞成。”
贺龙说道：“好。毛主席叫我干，中央叫我干，我就干！”
1952年11月15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中讨论了增设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的议题。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正式提议：
为了加强对体育运动的领导，建议贺龙担任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蔡廷锴担任副主任。
之后，会议一致通过了这项任命。
此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彭真等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军队的领导人，对于新成立的国家体委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在几乎是一片空白的基础上振兴拥有6亿多人口的新中国的体育事业，没有人才、没有资金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由于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体育事业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贺龙对于体育事业可谓是尽心尽力，在他主管体育的年月里，每当他发现有人不安心体育工作，不管是高级干部，还是普通工作人员，他都会站出来说道：
我是自愿干体育工作的。我当体委主任，是周总理和小平同志点的将，是毛主席下的令。
可以说，贺龙对体育事业的认真负责，正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优良传统与作风，而正是这种传统与作风促使我国的体育事业得到了蒸蒸日上的发展。
国家体委的选址与组建
1953年2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行文，通知中央体委：
你委1953年编制，经审查，核定共编制239人，计干部212人，勤杂人员编制27人。
其实，早在贺龙迁到北京办公之前，就曾赴京同荣高棠、黄中商谈组建体委机构的问题。
对此，贺龙曾向周恩来、邓小平提出建议：
以原体育总会为基础建立机构，现有48人，需即补充62人。其中需有一批骨干，提出一个名单已送安子文同志处，以后看情况需要时再增加。
对于这一条，邓小平批示道：
同意。
同时，对于体委机关的地址，贺龙向周恩来、邓小平建议道：
需要买一所房子住，已向北京市政府接洽，需建筑会址，拟请批准青年服务部球场地址。
对于贺龙提出的这一条建议，周恩来在其文章之后批示道：
此事需向市府商办。
贺龙所说的青年服务部球场，其地址就是在北京饭店对面。
对于这块地方用于体育事业，北京市市长彭真欣然同意。于是，东长安街17号这块小小的地盘，很快便拨给了体委。
不久，北京市政府又把位于宣武门东侧的未英胡同33号拨给体委。
然而，这是一座藏在小巷深处的四合院，只有10多间简陋的平房，容纳不了贺龙新调来的各路人马。
于是，贺龙便登门拜访北京市市长彭真，请他再设法解决会址问题。
彭真在得知贺龙的难处后，便二话不说，把几个单位争着要的王府井八面槽9号的135间房子拨给了体委。同时，把机关宿舍，安排在了草厂胡同。
并且，彭真还在一份批件上给贺龙写道：
贺老总：房子解决了，据报还可以。
后来，在1954年底，在崇文区太阳宫又盖起了东西两栋办公楼，体委机关又迁到那里。
而此时，在房子解决后，贺龙又开始致力于机关干部的选拔。
在贺龙就任体委主任时，其全班人马就是从共青团中央调来的10多名干部，由荣高棠担任体委的秘书长，黄中担任体委的副秘书长。
而尚缺的近200名干部，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的初期，一时很难配齐。
再加上当时人们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多人并不把体育事业当做一回事。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并不认为体育是一种正式的职业。因此，体委调干部进入体委，就变得极为困难了。
对此，1953年4月27日，贺龙在北京主持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时提出：
为了把体委的机构建立起来和逐步建立、健全各级体委，必须首先解决干部问题。目前，必须向中央要些“母鸡”，从中央、大区、部队调，作为我们的骨干。
此后，贺龙以他独特的方式与非凡的魄力，动员、说服了一批曾在部队和西南区从事过体育工作的干部，来到国家体委机关工作。
贺龙首要争取的对象，就是西南军区司令部干部处长兼西南军区“战斗”体工大队队长的张之槐。
当时，正是部队开始酝酿评定军衔的时候，谁也不愿意在授衔之前转业到地方上去工作。
贺龙非常理解干部们的这种心情，便语重心肠地对张之槐说：
以往我们是打天下，现在要管天下。体育同样是建设新中国的一条战线。
我上次到北京开会，住北京饭店，马路对面就是东长安街体育场。每天晚上我都看到灯光，球场里总是挤得满满的，门外还拥着一大片人。群众那么喜欢体育，需要有人来领导和组织这项工作呀！
你是学过体育的，科班出身，干这行的专家。你不干，谁干？
虽然，贺龙讲得非常透彻，但是张之槐仍然想不通，他轻声嘟嚷道：“在部队工作，也一样重要嘛！”
贺龙道：“呵，原来是这样，你是光想当官，不考虑事业。给你几天时间考虑，想通了，来找我。”
几天过去了，40岁的张之槐对部队感情至深，还是不想离开军队、脱去军装。
对此，贺龙有些生气了。
在一次会议上，贺龙在大庭广众之下，指着张之槐说；“你光想当官，不愿意当老百姓，那怎么行？你回去再想一想。想不通，就开支部大会，咱们辩论辩论。你讲讲不去的理由，如果把大家说服了，可以不去。如果说不服大家，就得去体委报到。三天以后，听你的回音。”
在场的人都是第一次见到贺龙发脾气，大家都感到非常震惊。他们没想到贺老总竟然是如此重视体育工作。
贺龙的这一番话本来就是为了让大家一起听听的。这使得许多本来不大情愿从事体育工作的人，也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张之槐整整想了一夜，他从贺龙的严厉批评中感到贺老总对自己的信任与期望。于是，他等不到三天期满，第二天一早便来到贺龙的家里。
张之槐进门后，贺龙正在打台球，只是抬头看了他一眼，仍然埋头击球，故意不理睬张之槐。
秘书和警卫参谋给张之槐搬了一把椅子，端来茶水，并向贺龙报告说：“贺总，张处长来了。”
贺龙重重击了一杆，问道：“是来辩论的吗？”
张之槐急忙站起来答道：“贺总，我想通了。”“想通了就好！”贺龙紧绷着的脸出现了笑容，他放下球杆，走过来对张之槐说，“坐下谈，坐下谈。”
贺龙亲热地坐在张之槐身旁，接着说道：
要认识体育工作的重要性啊！过去洋人笑我们是东亚病夫。
现在，中国人站起来了，这顶帽子要摘掉！谁来摘呢？搞体育的人有责任嘛！这个任务很艰巨，也很光荣。
贺龙顿了顿又说道：“小平同志打电话告诉我，要我当体委主任。需要我当我就当。我还就想当这个体委主任呢！能把体育工作搞好就不错了。你想通了就好。去了好好干，和大家一起把体育工作开展起来。”
果然，贺龙亲自挑选的干将极为得利，张之槐不负贺龙厚望，不仅如期赴京报到，而且现身说法，积极宣传体育工作。
此外，贺龙点的将还有35岁的张联华和39岁的朱德宝。他们是同张之槐一同转业到体委的。
朱德宝是“东干队”的老队员，已经在东北军区空军某部担任军械处处长。
张联华是一二〇师“战斗”篮球队的老队员，这时已经担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某炮兵团的政治委员。
1953年8月3日，国家体委正式向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习仲勋呈递报告，提议任命：
张之槐为训练司副司长；朱德宝为运动竞赛司副司长；张联华为国际联络司副司长。
1954年5月，张之槐写了《关于体育工作者安心工作的问题》一文。
在文章中，张之槐从4个方面作了论证，他说：
体育运动是人民的事业，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贺龙为国家体委充实力量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任命贺龙为：
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贺龙对中国的体育事业极为认真负责，贺龙担任体委会主任之后，为了扩充体委会的干部队伍，他曾把青年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和团中央组织部部长路金栋请到家中。
贺龙对他们说：“体委刚成立，需要加强。我们这里也是做青年人的工作的，任务很繁重，要靠各方面的支持。耀邦啊，这也是你的事哟！从你那里调点儿人，你给一些吧？”
胡耀邦说：“我们来您这儿之前，已经选了一些档案，请您亲自挑选。”
于是，路金栋便把一打档案放到了贺龙面前。
贺龙看到档案，高兴极了，便风趣地说：“为了感谢你们的支持，我今天请客，是刚刚从新疆运来的最好的哈蜜瓜。”
此外，贺龙对于机关的饮食也格外的关心。早在体委机关的炉灶刚刚搭起之时，贺龙就到食堂检查。
当贺龙发现伙食办得不太好，便对蔡树藩和荣高棠说：“吃得不行啊！我们在四川的时候，就那么几个钱，吃得不错嘛！”
荣高棠说：“体委机关的管理工作存在不少问题。可是现在又没有懂行的人来抓。”
贺龙说：“你们为什么不早反映？可以把金鑑萍调来。如果你们赞成的话，就发电报，让他快点儿来报到。”
金鑑萍抗日战争时期曾在联防军司令部做行政管理和后勤工作，是管家理财的好手。
这时，他参加赴西藏慰问团刚刚返回重庆，便接到了体委的加急电报。于是，他便马不停蹄地乘飞机赶到体委报到。
不久，他便担任了国家体委办公厅副主任。体委的伙食果然从此变得好了起来。
1954年10月下旬，贺龙和宋任穷、蔡树藩、刘秉林、王凌、武岳松等人携带家眷，乘坐民众轮，从重庆出发，顺江而下，取道武汉，之后又换上火车北上。
当时，在同一搜船上，和贺龙一起出发的还有几名干部，他们都是在西南行政区撤销后，准备到北京各部门报到的人员，只是没有一个人去体委。
由于体委缺少干部力量，贺龙一上船，便打上了他们的主意。贺龙首先看上了准备到内务部上任的蔡树藩，于是贺龙便向蔡树藩发动了进入体委的“攻势”，结果立见奇效。
蔡树藩早在1922年就参加了工人运动，是一位湖北籍的老战士，在他的履历表上并没有从事体育工作的记录，但他深深的被贺龙描绘的体育前景所吸引与折服。
贺龙一到北京，立刻便同蔡树藩的老上级邓小平谈妥，让蔡树藩由内务部副部长改任国家体委副主任。
武岳松曾是西南军区保卫科的干部，在贺龙身边做过保卫工作。贺龙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位熟人，一下船，就把他拉到了体委。
不久，武岳松便担任了新建的北京体育馆副馆长。后来，又担任干部司副司长。
女将王凌原是去地质部的，但在贺龙的游说下，她也来到体委工作，担任了办公厅副主任。
贺龙还邀请老朋友、起义将领、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卢汉来体委共同建设体育事业，卢汉欣然点头。
另外，中共西南局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张非垢，准备到外文出版社担任社长。
由于贺龙欣赏他的才华，觉得体委必须有几个秀才，便动员他也到体委工作。
张非垢盛情难却，便又动员同去外文出版社的女将张彩珍说：“去体委吧，这是贺老总的命令。我也是文人进武庙。”
之后，贺龙又多方游说，从西南调来李梦华，从中南调来陈先，从华北调来曹建纯，从西北调来董念黎……
后来，曹建纯任群众体育指导司副司长，董念黎任教育司副司长。
1954年11月1日，国务院正式任命蔡廷锴、蔡树藩、卢汉、黄琪翔、荣高棠为国家体委副主任。
不久，中共中央组织部又任命张非垢担任国家体委秘书长、黄中为副秘书长。
1956年，张非垢和黄中晋升为国家体委副主任。这一年，张非垢只有38岁，在国务院系统的副部级干部中是最年轻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其机构包括：办公厅、训练司、群众体育指导司、运动竞赛司、教育司、国际联络司、编审司、计划财务司和民族形式体育研究会等。
另外，贺龙又陆续调来韩复东、李达、赵正洪、任思治等一批干部。
此后，著名体育家董守义先生，也被贺龙加以重任。
在解放前，董守义曾担任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等职。1947年被选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体委组建之初，曾安排董守义在运动竞赛司工作，但当时并没有明确的职务。
对此，董守义颇有一些意见，他说：“顾问没有顾问的地位，作为‘字典’也不常翻。”
当贺龙得知此事后，便立即同董守义进行了一次长谈，向他征求了对体委和其本人工作的意见。
之后，贺龙便提名董守义担任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兼中央体育学院教授。
为了进一步发挥董守义的才能和作用，贺龙和体委领导同志又委任他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和国家体委运动技术委员会主任。
而董守义为新中国体育事业也做出极大的贡献。他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议上，为争取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合法席位作了极大的努力。
1959年12月29日，贺龙在体委委员会议上曾表扬董守义说：董先生参加几次国际奥委会，表现很好，是站在社会主义国家立场发言的。
后来，据薛明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贺龙对国家体委这个班子是满意的，很喜欢。用他的话说，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团结的班子。他们都很年轻，懂专业，有朝气，工作效率高，事业心强，没有官僚主义；有文有武：打仗的，打球的，又有秀才，又有搞管理工作的。他们相处很亲切、自然，形成了一个拳头。”
二、国家体委的完善
●贺龙指出：《体育报》既要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又要有体育特色；还要组织好通讯网，要有特邀通讯员，根据某一阶段的编辑中心出题目，请大家写文章。
●1953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会议批准：中国共产党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正式成立。
●1954年7月13日贺龙离开北京，前往苏联参加苏联人民的体育节。临行前，贺龙对周恩来和朱德说：“我们要趁这个机会，学习苏联开展体育运动的经验。”
国家体委创办体育刊物
1950年7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创办了《新体育》杂志，毛泽东亲笔题写刊名。
到了年底，该刊的发行量便接近两万册。共青团中央书记廖承志听到这个数字后，说：
过去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号称10万，实际不到。你们体育刊物刚办就两万，有干头！
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到1953年8月国家体委成立，出版的体育书籍有72种，发行量为115万册。数字表明，中国有着广泛的体育爱好者，而且发展空间极大。
但是，国家体委系统编辑的体育书籍和《新体育》杂志，都是委托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出版。这就增加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负担，影响到出版社的任务，也限制了体育出版工作的发展。
因此，国家体委必须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出版机构。
贺龙也非常赞成这个看法，便交代体委于1953年7月11日函报出版总署。
7月30日，出版总署又向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呈递关于成立体育出版社的报告。
8月6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便批准了这个报告。
此后，为组织领导这项工作，体委机关相应地设立了编审司。
1954年1月，在经过积极筹备之后，人民体育出版社终于成立了。
这之后，贺龙在1954年的工作报告中，表扬了体委对宣传、理论工作的出色表现，并详细地列举了出版体育书刊的数字。
1957年，国家体委又创办了英文刊物，即《中国体育》杂志。
在1950年到1957年这一段时期内，全国群众体育运动得到飞速发展，然而此时，国内还没有一家专业性的体育报纸，这显然是不适应的。
1958年初，国家体委向中共中央宣传部递交了创办《体育报》的请示报告。
贺龙便专为这件事去见了周恩来，当面请示是否可以办报。
周恩来听后，说道：
我们国家这么大，是需要有一张体育报。你们向中央写报告嘛！
4月1日，贺龙和张非垢、黄中共同研究如何写报告。在报告脱稿后，又经贺龙审阅、修改，才递交给了周恩来。
6月下旬，中央正式批准了国家体委创办《体育报》的报告。
在报社组建过程中，从物色领导班子，直至印刷纸张问题，贺龙都亲力亲为的参与了研究，并给予了具体帮助。
随后，贺龙把蔡树藩和《体育报》负责人李凯亭请到办公室，全面地、详细地谈了他对办报的意见。
贺龙指出：《体育报》既要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又要有体育特色；还要组织好通讯网，要有特邀通讯员，根据某一阶段的编辑中心出题目，请大家写文章。
此外，贺龙还回顾说：
过去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就常常出题目要中央领导同志写文章。连我这个大老粗，不会写文章的人，毛主席也叫我写，我也努力写。不能写就说嘛！你们可以出题目，请高棠他们写，请体委各级领导写。
贺龙又邀请毛泽东为中国第一份《体育报》题写了报头，毛泽东则欣然挥毫。
之后，朱德也为《体育报》题了词。
郭沫若赋诗一首，诗篇的名字为《体育战线插红旗》。
陆定一撰写了《祝体育报创刊》一文，指出：
人民的体育运动前途无量。
敬祝体育报在发展我国的体育运动中起很好的作用。
李德全也写了《体育锻炼的跃进》一文，以此表示祝贺。
李济深则赋诗，以表祝贺：
体育首重视，
倡导尤独特。
实施劳体制，
全民皆普及。
短短时间里，
彰彰著成绩。
振人民精神，
强人民体质。
固人民意志，
健人民筋骨。
调人民热情，
增人民知识。
此外，全国各界人士的衷心祝愿，都刊载于《体育报》的创刊号上。
1958年9月1日，《体育报》创刊号终于诞生了。贺龙欣喜地阅读了中国第一张《体育报》。
第二天清晨，贺龙便迫不急待地给报社打去电话，表示祝贺，并指示：
要大胆地办报，把《体育报》办成6亿人民的报纸。应该吸收所有报纸的优点，把报办好。报纸是喉舌，要走在前面，鞭策我们的工作。
自从《体育报》创刊开始，贺龙便每天晚上都要看一看《体育报》，而且非常认真。对于重要文章，他还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抠，看看是否字真句酌。
贺龙每天必读《体育报》的习惯，可谓是数年如一日。而且，只要贺龙发现办报有了进步或出现了什么缺点错误，他就会马上打电话给报社负责人，或予以表扬，或给以指导。
1963年到1965年，贺龙打给报社的电话记录，包括信函，仅据报社现存记录，就有54次之多，平均每月一、二次。而报社整理的这些记录的摘要，则具有3万字以上。
其中，1964年7月3日到7日，贺龙每天一个电话打到报社去；1963年3月下旬，1964年4月中旬，1965年8月中旬，贺龙几乎每隔两三天，就往报社打一次电话。而1964年11月26日，贺龙居然一连给报社打了4次电话。
此外，贺龙还经常到报社去检查工作，事先也不通知，搞得报社措手不及。
1964年4月5日，贺龙又一次来到报社办公室，他检查了内务卫生，又和李凯亭进行了谈话，贺龙说：“现在我亲自来抓报纸，你们是不是感到抓得太紧了？”
李凯亭说：“抓得越紧越好，对报社全体同志是很大的鼓舞和督促。”
之后，贺龙表扬了《解放军报》刊登的解放军二六一医院艰苦奋斗的事迹。
然后，贺龙接着说道：
我们体育队伍有的条件已经很好了，但没有把事情办好。东大楼的伙食就办得不好。你们可以转载一下二六一医院的报道，把照片登一登，写个编者按，联系体育队伍的情况和他们比一比，是他们强还是我们强？批评一下我们自己。这样，人家就喜欢看你这个报纸了。你们要大胆批评。我给你们撑腰。反骄娇二气，找差距，都是郭兴福教学方法的内容。不要把它看得简单了，能学到了才好。运动队都应该找自己的差距。
贺龙在这里所说的东大楼，是运动员的住所。贺龙对于运动员的起居饮食是非常关心的。
这一天，贺龙还提出《体育报》每星期可以多出几期，关于由每周两刊改为每周三刊给中宣部的报告，贺龙表示非常支持，同时他还要亲自到中宣部催促落实这件事情。
1964年6月下旬，贺龙在国家体委党组会上，正式提出：
报社要组织一个体育理论队伍。今天党组作个决定，体委要挤几个编制给报社《体育报》要改双日刊，要扩大发行，争取发行15至20万份。将来要出日报，并且要把印刷厂搞起来。
其实，早在《体育报》创刊5周年之时，贺龙对体育报社办报方针的指示就已开始酝酿。
这一天，是《体育报》创刊5周年，报社中的工作人员举行了庆祝会。贺龙应邀登上报社四楼会议室，在全社人员的热烈掌声中，挥毫泼墨，在纪念册首页写下了“贺龙”二字。
贺龙热诚地向大家表示祝贺，又谈了办报宗旨。他说：
报社同志要坚决贯彻毛主席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指示。应该详细调查了解一下，我们的体育运动在贯彻执行增强人民体质，为生产和国防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方针上，实际情况如何？这个问题，要认真研究。
……《体育报》是业务报，但不能脱离政治搞业务。脱离政治搞业务，天下没有这样的报纸。《体育报》报道比赛，登载比分多少多少，这些要不要？要。但《体育报》主要还是对广大的体育队伍进行政治教育。《体育报》要不断提高思想性、战斗性。
……《体育报》现在的发行面还太窄些，应当考虑《体育报》怎么适应广大群众的需要，如何使小学生、大学生、干部、工人、农民各有所得，外行看得懂，内行也爱看。办好了，几万份报纸就等于几十万份，甚至更多万份的力量。
此外，贺龙还指示报社：
建立通讯网，要在全国各省、各体育学院发展通讯员；运动队中也可以建立通讯网；要组织体院院长写文章。
就在这次讲话中，贺龙着重指出：
报纸既要敢于表扬，又要敢于批评。《北京晚报》办得好，他们敢于批评，敢于点名，也敢于鼓励。你们要向他们学习。
在贺龙讲话之后，《体育报》开展了一系列批评不良现象的活动。这其中，贺龙的批评则首当其先。
1964年9月，记者在一篇题为《三百里竞车记》的特写中，揭露了某部队自行车运动员在比赛中采取了一些损人利己的不正当手段。
该部队一位负责人读后，极为不服气，打电话向《体育报》社提出抗议。
贺龙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对国家体委的负责人说：
解放军有缺点错误就不能批吗？老虎屁股摸不得？我就是要摸。我管体委，也管军队的事，解放军里面有歪风邪气也要批评。你们要给记者撑腰！
贺龙除了针对错误进行批评，另外还针对优点提出了表扬。
1964年4月2日，贺龙看了当天的《体育报》，爱不释手，便立即给报社打电话说：
这是《体育报》最兴旺的一天。这期报纸1版有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两则消息，《人人找差距个个争上游》的社论，和北京青年男排“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的消息，都写得很好；2版有在京部分教练员、运动员检查骄娇二气的消息，国家足球队写的《爬起来赶上去》的文章，还有一组读者来信，杨洁和戴丽华的文章；3版摘登了《小足球队》的剧本，也很好。这样，报纸就有了思想性，就有看头了。……这期很好，是一个样板，以后就要照着这样编。
1964年9月14日，《体育报》在第3版“运动员怎样革命化”的讨论专栏里，刊登了两位运动员的文章，一位是国家女篮运动员李少芬的文章；一位是“八一”队女篮运动员陈常凤的文章《革命化是成为优秀运动员的先决条件》。
贺龙在看完这两篇文章后，让秘书给国家体委打电话，建议运动员们都读一读这几篇文章。
此外，在电话中，贺龙还特别提到足球运动员张宏根。这位运动员是50年代国家足球队的主力中锋，技术全面，左右脚都善踢球，为国家争得过荣誉，贺龙还曾经多次表扬过他。
但是，这位运动员自从在新兴力量运动会上失利后，又受伤未愈，情绪极为低落。
于是，贺龙便委托《体育报》总编辑李凯亭带着当天的报纸，代表他去看望张宏根，并请他读读报上的几篇文章，希望他振作精神，再展雄风。
此外，北京体育学院副教授徐宝臣写的《千万不能满足》，马约翰在《体育报》第608期上发表的《乒乓球双打的技术和战术》，徐寅生写的《看解放军练兵的感想》，天津女排写的《骄娇二气使我们摔了跟头》，等人的文章都受到了贺龙的称赞。
贺龙还指示《体育报》连载徐寅生的学习笔记，以及转载傅其芳为《中国体育》所写的介绍自己思想转变的文章……。在贺龙的号召下，国家体委的负责人荣高棠、李梦华和张彩珍等许多同志都写了大量文章。
在贺龙如此具体、细致的指导下，在《体育报》创刊初期的7年中，可谓是办得极为丰富多彩，深受体育界和广大体育爱好者的欢迎与热爱。
另外，贺龙不仅关心报纸对体育的宣传报道，而且对于宣传体育的其他形式也极为关注。
早在1953年，他从收音机中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张之在天津现场解说全国四项球类运动会的声音，便大为赞赏，遇到人就说：
过去有说书的。现在有人会说球。这个办法好，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使四面八方的群众了解比赛情况，仿佛身临其境，可以普及体育，应当推广。会说球的，也是专家呀！
在贺龙的大力倡导下，中国的体育实况广播也逐渐发展起来了。
召开全国体育工作会议
1953年4月27日，贺龙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就开展体育运动的规划、方针和意义，作了全面论述：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我们在体育工作方面一般地说是不够发展的。
在国际活动方面，我们的体育代表团到各民主主义国家去了多次，特别是去年参加了奥林匹克运动会，虽然未与资本主义国家比赛，但我们的代表团也绕场一周，给我们的国家增光不少。
我们的国家有6亿多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我们的体育工作和我们国家的整个状况是不相称的。
接着，贺龙又阐述了“开展人民体育事业的重要意义”：
体育运动是新民主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假如工人身体不好，就完成不了生产任务；学生身体不好，理、工、医、农也学不好；机关干部身体不好，工作就做不下去。……体育运动不但可以增进人民的身体健康，而且可以培养人们的勇敢、坚毅、机敏、纪律性等优良品质。
毛主席指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明确地指出了开展体育运动的目的是增进人民的健康，培养人民的优良品质，为国防与生产服务。而这个担子今天就担在我们肩上。
体育运动与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是不可分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国家有两件大事：一是经济建设，一是文化建设。毛主席提出体育要为生产、国防服务。
我们必须认识体育运动是人民事业中的一种，是人民的事业。……这种工作不仅现在重要，而且以后经济文化发展了，就更加需要。
现在，在体育运动的开展上还有许多障碍：虽然一般讲对体育运动是热心的，但也有个别不太热心的；也有些过去做体育工作的是体育学校毕业的，但现在不愿意做体育工作。
我们今天的体育运动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就是要为工人、农民、士兵和机关工作人员服务。我们决不能用旧眼光看新事物，否则我们就会犯错误。我们的体育工作要紧紧地跟上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
另外，在4月30日的会议上，贺龙对到会的体育工作者还特别强调说：
今天，很多人对体育还没有很好的认识，还会看不起这工作，不一定欢迎我们。
我们要受一些委屈。我们要忍一点，让一点。
会后，贺龙等体委负责的人员便马上着手组建了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
1953年9月4日之后，经中共中央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以贺龙为首，一共28人为体育运动委员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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