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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道之

出版社：中国商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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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智慧方圆之道试读：

前言

大凡卓有成就的领导者无不具有超凡脱俗的领导智慧。领导智慧是见微知著的眼光，是对大局的把握和操纵，是勇于决策的胆略，是举重若轻、化繁为简的手段和技巧。丰富、修练领导智慧是提高领导水平的捷径。

中国两千多年高度发达的封建政治体制，造就出许多杰出的领导者。在中国封建历史的各个时期，这些领导者以其各具特色的领导智慧解决了复杂的经济、军事和社会难题，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历史的走向。这些领导智慧经过历史的沉淀和发酵之后，形成了一个容量庞大、精彩纷呈的领导智慧宝库。从中汲取营养精华，既是当代领导者的幸运，也是尽快提高领导层次的必由之路。

在当今社会，领导者面临的情况要比古代复杂得多，领导者所要解决的问题也要艰巨和困难得多，这就给领导者应该具备的领导智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我们处于一个时讯高度发达、知识不断翻新的时代，关于领导学的理论日新月异，关于领导智慧的著述层出不穷。

但不应否认的是，其中空谈务虚者多，具体实用者少；隔靴搔痒者多，切中要害者少。以至于领导者看得懂、愿意看的相关著作仍是凤毛麟角。

为了恰到好处地解决这一矛盾，我们从中国古代的历史典籍中披沙拣金，撷取了有关领导智慧的精华，同时与当前的社会现实和前沿的领导学理论相结合，编写了这一套“领导智慧”系列丛书。这套丛书依据领导智慧的实际运用特点分为如下三种：

一是《领导智慧方圆之道》。外圆内方的处世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领导智慧中正确处理各种上关系的有效方法。方是对原则的遵循，对道德标准的维护；圆是思路的变通，是手段的灵活。领导者身处上下左右各种关系的层层包围之中，方圆之道是其安身立命、杀出重围的惟一途径。

二是《领导智慧进退之法》。领导者需要经常解决各类大大小小的问题，问题解决得好，自己的工作就能得以推进，解决不好就会陷入其中难以自拔。其实，不管什么问题的解决，说到底还是一个进与退的问题，掌握了进退之法的领导者，对再难的问题都能应付裕如。

三是《领导智慧成败之秘》。俗话说“成者英雄败者寇”，追求成功避免失败是领导智慧的核心问题，其中的关系要素在于决策。领导者要想在立于不之地的基础上不断提升自己的层次，就必须学习决策的学问，熟谙决策的技巧。事情的成败往往因一念之差，但这一念背后领导智慧的底蕴却是天壤之别。

有关领导智慧的学问博大精深，但是从“方圆之道”、“进退之法”、“成败之秘”这三个方面进行阐释的领导智慧，秉承实用为本的原则和通俗、可读性强的风格，希望能给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领导者以有益的启示和实际的帮助。如是，则本书的目的就达到了。作者2006年5月于北京

第一章　有方无圆：坚守原则问题不放松

1.不给害群之马兴风作浪的机会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单位都会有害群之马不时地跳出来，挑战领导者的权威。对此，领导者大可不必自怨自艾，而应把这看作一种必然现象，当作对自己的领导智慧的磨炼。在这里必须把握一个铁的原则不放松：害群之马跳出来一个就要清理一个，绝不能给他兴风作浪、借以做大的机会。

秦始皇嬴政在原则问题上有方无圆，对害群之马绝不姑息，为今天的领导者提供了丰富的智慧养料。

嫪禣是秦王嬴政的母后赵姬的面首，在太后的支持下，嫪禣的政治实力迅速上升，先是被封为长信侯，赐山阳（今山西太行山东南），与丞相吕不韦待遇一样，而后更是“事皆决于嫪禣”。

公元前238年四月，嬴政率领文武官员离开咸阳，前往雍城举行加冕大典。雍城在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开始兴建国都，以后历经295年，一直到秦献公二年（公元前383年），这里一直是秦国首都。秦献公二年，迁都栎阳。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又迁都于咸阳。由于雍城在秦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所以凡举行祭祀祖先及各种盛典，均需来此进行。历代国君、后妃以及贵族死后也多归葬于此。

嬴政在雍城蕲年宫如愿地举行了加冕大典和佩剑典礼。剑是古代奴隶主贵族显示身份和地位的重要标志，一般人是绝对禁止佩带的。秦国一直到简公六年（公元前409年）才允许官吏可以佩剑，但一般人仍不许佩带。国君也是在举行加冕礼之后方可佩剑。所以，嬴政不仅要举行加冕典礼，正式接手国家事务的管理，同时将一把佩剑佩带在自己的腰上，以显示自己至高的地位。

举行加冕典礼刚刚完毕，从首都咸阳传来消息，信阳侯嫪禣因为嬴政派人调查其不法之事，心中恐惧，先发制人，用伪造的秦王御玺和太后玺调发县卒（地方部队）以及卫卒（宫廷卫队）、官骑（骑兵）等准备进攻蕲年宫作乱。

获知嫪禣叛乱的消息后，嬴政在众大臣面前显得异常沉着、冷静，他面无表情地听完报告，然后胸有成竹地命令相国昌平君及昌文君调发军队，前往咸阳镇压。实际上，这是一场嬴政早已料到的叛乱，一切他都已经有所安排。

平叛的战斗并不激烈，叛军不堪一击，在强大的秦军面前一触即溃，被斩首数百人，从这个数字也可以看出叛军人数不多。另外，从派去镇压平叛的将领也可以看出，年轻的嬴政根本就没有把嫪禣放在眼里。这两个人，昌平君和昌文君，他们既非名将，又无突出的政绩，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昌平君还有点事迹，宋代裴马因《史记集解》载：“昌平君，楚之公子，（秦）立以为相。后徙于郢，项燕立为荆王，史失其名。”而“昌文君名亦不知也”。派去两个不知名的人便轻而易举地将叛乱镇压下去，反映出嬴政有别于众的用兵风格。

叛军被击败，秦王嬴政下令将嫪禣和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全部枭首（斩首后将人头悬挂在高杆上示众），然后将尸体车裂。同时还“灭其宗”，将其家人满门抄斩。他们的舍人，最轻的处以鬼薪（为官府砍柴的刑罚），更多的人则被处以迁刑，共有四千多家被夺爵远徙蜀地的房陵（今湖北房县）。

对于太后，则不能用杀戮的办法，毕竟她是嬴政的亲生母亲。尽管嬴政不接受儒家思想，但提倡孝道并非儒家的“专利”，不过太后确实让嬴政很难堪，心中难以饶恕，于是嬴政把太后迁出咸阳，令其往雍城居住。

收拾完嫪禣，该来收拾吕不韦了。秦王嬴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嬴政下令罢免了吕不韦的相国之职，接着又命令他离开咸阳到食邑地河南去居住。

由于吕不韦执政十几年，对秦国功劳很大，在各诸侯国中威望很高，所以到河南探望吕不韦的人士众多，“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得知吕不韦周围的情况后，秦王有些坐立不安了，他怕吕不韦会逃离秦国。那样的话，凭吕不韦现在的威信，联络各国反秦会给秦国带来危险的。思前想后，既不能派兵前往——出师无名，且易激变；又不便将吕不韦抓回咸阳——抓来也无法处刑，要处刑早就处了还用等到现在吗？最后，秦王想出一个好办法，他派人给吕不韦送去一封信，信中说：“您对秦国有什么功劳呢？秦国封给您河南之地，食十万户；您与秦国有什么亲缘？却号称仲父。带着你的家人到蜀地去住吧。”看到这封信，吕不韦的心都快碎了。它不仅将其对异人、对秦国的功劳一笔勾销，而且暗含杀机。吕不韦知道嬴政的脾气，他不死，事不宁，迁徙到蜀地也是个受罪的命，干脆满足他算了。于是吕不韦饮毒酒自杀，成全了嬴政，时间是秦王嬴政十二年（公元前235年）。

至此，妨碍嬴政治国秉政的两大集团被彻底消灭。秦王嬴政在亲政后两年时间内，就为自己的统治扫清了道路，并且迅速确立起他个人的威望。尽管手段极其残暴不仁，但是秦国人、秦国的大臣，尤其是秦国的武将们，看到了秦国统一的曙光，他们需要这样一个年轻有为、身体健康、处事果断、临阵不慌、能够对敌人无情打击且对统一战争怀有强烈的必胜信心的君主来领导他们消灭六国，结束历经上百年分裂混乱的统一战争，使自己的名字流芳百世。这一点，秦王嬴政没有让他们失望。

智慧方圆害群之马的威力是巨大的，轻则制造小麻烦，重则引起大混乱，甚至动摇领导者的根基。在这个问题上任何拖延迟疑、心慈手软的做法都是对自己不负责任。方圆之道告诉我们：在不需要“圆”的时候，那就念好这个独一无二的“方”字经。

2.及时制服越轨的能臣干将

每个领导者都有几个倚为心腹的人，有那么几个善于冲锋陷阵的能臣干将。但是能臣干将的作用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他产生异心、行为出轨，其消极影响也会巨大无比。领导智慧要求你必须及时采取行动，任何求“圆”的想法和做法都是危险的。

在中国古代，大凡雄才大略的君主在这一点上都毫不含糊。

汉高祖刘邦处心积虑除掉功高盖世的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就是这一领导智慧的典型体现。

由于在楚汉战争中建立的功勋、所起到的作用，韩信的军事才能人所公认，名望和权势亦因之而有广泛的影响。刘邦曾经在众臣面前说过：“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也正缘于此，不能不对他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在刘邦眼里，韩信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危险人物，是新政权潜在的最大威胁。而等到刘邦称帝以后，心怀有私的韩信显然已不仅是隐患的问题，而是确实起了反心。

公元前201年十月，韩信窝藏“头号战犯”原楚国大将钟离昧，使刘邦找到了解决他的突破口。钟离昧原是韩信的故交好友，楚汉战争结束后，钟离昧成为汉王朝通缉归案的要犯，但韩信出于私人交情，将他藏匿。刘邦得知后下诏给韩信，要他速将钟离昧逮捕归案，但韩信出于朋友之情和侠义，拖延未予执行。

刘邦转而征求陈平的意见，陈平问刘邦：“陛下现有兵力，可有取胜把握？”刘邦说：“难以料定。”陈平又问：“陛下属将，有谁比得上韩信文武兼备？”刘邦说：“难以找出。”陈平接着说道：“兵难胜楚，将不及信，若发兵征讨，促成战事，恐韩信不反也要反了。而且一旦兵戈相见，胜负实难料定。此非上策，我为陛下担心。”刘邦忙问陈平：“那该咋办？”陈平想了想说：“有人上书说信反，信知否？”刘邦说：“时间不长，信恐不知。”陈平这才献策道：“既如此，陛下可知古时天子巡游必会诸侯，臣闻南方有云梦泽（今湖北潜江市西南），陛下可学古人出游云梦，依遍召诸侯之例，使会于陈地，陈与楚交境，信身为楚王，闻陛下无事出游必前往拜谒，陛下乘机伏下甲兵可将其轻易拿擒，何需大动干戈？”

刘邦对这个献计表示满意，马上予以采纳，遣使四出，说高祖出游云梦，诏令诸侯会集陈地。

皇诏传至下邳，韩信半信半疑，他已两次被夺去兵符，心知刘邦好疑多诈，加上曾有抵触违令的表现，心知肚明，所以格外留心。但他虽然心存疑惧，却在如何行动上拿不定主意，是发兵反抗好呢？还是前往拜谒好？发兵反抗，没有什么借口，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再说也没有造反的事实根据抓到刘邦手里，由此获罪，实在不值得；堂堂正正地前去谒见刘邦，又怕遭到暗算，因而他难下决断。属下见此，进言道：“大王非无过失，招皇上猜忌，主要是因收留钟离昧一事。如将其斩首，持其首拜谒见皇上，皇上一定心喜，大王还有何忧？”韩信心里很矛盾，思考再三，也感到只有此法或可摆脱厄运，在生命攸关的问题上，韩信只得试探一下，于是去见钟离昧，将手下谋士的话直言相告。钟离昧知其意，亦含怒直言：“汉帝不敢击楚，是恐昧与大王相连，若捕昧献汉，我今日死，大王便明日亡。”说完观信动静。良久，韩信仍无动于衷。钟离昧长叹一声，起身言道：“大王非君子，我不该投身于此。”说完，拔剑自刎而死。

十二月，当韩信持钟离昧之首到陈（今河南淮阳）谒见高祖时，刘邦如愿以偿地将他捕获。至此，他才明白果真中了刘邦的诱捕之计。自投罗网的韩信满腹委屈，愤怒地对刘邦说：“果如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死。”韩信引述春秋时越国范蠢的名言，道出了古代君臣可共患难，不可共安乐的古训。刘邦听后哈哈大笑，回敬韩信说：“有人告你谋反，我不得不拘你。”

刘邦将韩信带至洛阳以后，有大夫田肯进言，含为信求赦之意，说及韩信三大功劳：一是还定三秦；二是平定齐地；三是垓下灭楚。细思起来，刘邦也觉得韩信功大过少，若将他下狱论刑，恐滋众议，就将他赦免，但同时决定贬他为淮阳侯，留在京中加以监视。

平心而论，刘邦此时的确找不到韩信谋反的证据，因为他这时候既无谋反的思想准备，更没有谋反的行动。包庇一个逃犯钟离昧，在封国内簇兵招摇巡视，纵有不妥，亦构不成谋反罪。然而韩信的致命弱点就在于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列国林立的时代，认为在封国之内他有权任意处置一切，对于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条件下做一名诸侯王很不适应，因而与汉中央的矛盾和冲突就难以避免。韩信善于立功，却不会避祸。在一些君王十分敏感或忌讳的事情上不知避嫌，政治乏智却自恃过高，锋芒毕露而终招杀身之祸。

刘邦未动刀兵就生擒韩信，但并未就此杀掉他，而是贬职监视起来。从当时的处境着想，韩信如能以此为转折点，在与刘邦的关系处理上像萧何一样谨小慎微，且忠心到底，或像张良一样激流勇退而明哲保身，刘邦即使想除掉他也找不到正当理由和事实根据，如此尚可颐养天年，得以善终。可惜的是他并没吸取教训，做出明智的选择，相反却委屈终日而耿耿于怀，同时在这种恶劣情绪支配下内心深处的叛逆意识反倒强烈增长。他先是采取一种消极的反抗办法，常常“称病不朝从”，觉得由王降为侯，地位与灌婴、周勃、樊哙等原来的部下等同，十分难堪，心情异常郁闷。

有一次，他来到樊哙的居处闲聊，樊哙因他曾是自己的上级，在军中又享有颇高的威望，因此以接待君王的礼节来接待韩信，恭恭敬敬，言必称臣，迎送时均行跪拜大礼。哪知一走出樊哙的家门，韩信却无限感慨地自嘲说：“想不到我韩信今生竟混到与樊哙这样的人为伍的地步了！”可见韩信是一个自视甚高、太爱面子又傲世不驯、不堪寂寞的人物。刘邦知韩信不满，但因他权位已失，料已无甚大碍，也就不多与他计较，气量也大了起来，有时还找他聊聊天。可此时韩信已萌发了造反的念头，并且以“天下英雄我第一”，傲气不减当年，时时锋芒毕露却并不知觉。

韩信的骄纵日益增长，已经达到自病不觉的程度。一天，刘邦和他谈及朝中诸将能力的高下，韩信一通品评，竟没一个满意者。刘邦目视韩信，问道：“像朕，能领多少兵马？”韩信随口道：“陛下统领兵马，最多不过十万。”刘邦面露不悦，反问道：“卿又能领多少？”韩信很自得，答道：“像臣，多多益善！”刘邦也很不客气地说：“既如此，卿何以被朕所擒？”韩信至此，才感觉言语欠妥，愣了片刻，只好回答说：“陛下不善统兵，而善驭将，为此臣才被陛下所擒。且陛下所为，均由天授，非人力所能及。”言罢，俩人相视而笑。经此番对话，刘邦心中对他的疑惧有增无减。

接下来数年近于囚徒般的生活，耐力不足的韩信经历了由失望、怨尤到愤怒、仇恨的心路历程，最终发展到走上了谋反道路。他不断思考对刘邦的“负义”如何报复，不久，便抓住了一个“机会”。

韩信与阳夏侯陈豨感情甚笃，恰巧刘邦任命陈豨以代相国的职务监领代、赵两地兵权。陈豨赴任前，到韩信处辞行。韩信把左右的人都支开，拉着陈豨的手走到了庭院中，仰天长叹道：“能与将军说说心里话吗？”陈豨恭敬地说，惟将军之命是从。韩信遂与他密谋说：“将军要赴任的地方是天下的军事战略要地，而将军却不是陛下所亲信的近臣。如果初次有人告你谋反，陛下不一定会怀疑，如果再有人告你造反，陛下就会有所怀疑，等到第三次有人告你，陛下就会坚信不疑，必将亲自带兵来讨伐你。届时，我在京师起兵与你里应外合，天下即可属于你我二人。”

陈豨对韩信的这种谋略深信不疑，于是俩人就这样定下了相机起兵，推翻刘邦汉室的阴谋。

本着这一思想，陈豨到任以后，果然开始蓄养大批宾客勇士，为叛乱做暗中准备。有一次，陈豨假满归镇时，路过邯郸，随行车队竟有千乘，偌大的邯郸官舍都容纳不下，由此暴露了叛乱形迹。按照礼仪，这是一种僭越。因此赵相周昌上书对陈豨提出弹劾，刘邦下令调查，惊恐不安的陈豨由此也加速了谋反的步伐。

公元前197年（汉高祖十年）九月，陈豨终于在代地公开举起了叛旗，自立为代王，蔑视朝廷。刘邦亦如韩信所料，亲自率军征讨。临行时，刘邦已怀疑韩信与陈豨有勾结，就故意要求韩信随军赴前线效力。韩信认为这正是他在京城举行谋叛的良机，因而称病不从。但是，韩信的这些伎俩哪里逃得过刘邦的法眼，在他的默许下，韩信最终被吕后诛杀。

智慧方圆在刘邦重用、削弱、诛杀韩信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出两方面的结论：一是手下的“干将”如果功劳过大、能力超强则难免产生非分之想，二是如果作为领导者不能以“圆”的方式满足他的欲望，那就要及时地出手制服他。

3.时刻握紧手中的指挥棒

一个乐队的指挥如果把指挥棒交给他人，节奏就会被打乱，合奏就会演砸，因为指挥棒是乐手们关注的焦点，是指挥家引导音乐走向的关键。如果我们把领导者也看作这样一个“乐队指挥”，那么职责所赋予他的权力便是一根指挥棒。指挥棒拿不稳，或被手下人侵夺，他就不能稳定地操纵局面。

领导者在稳守权力的问题上没有商量的余地，比如清朝的康熙皇帝就深知这一点，他施展领导才华的第一招就是把权臣手中过大的权力收归己有。

康熙八岁登基。随着年幼的康熙逐渐长大，要求皇帝亲政的呼声愈来愈高。康熙以“辅政臣屡行陈奏”为由，经皇太后同意，于康熙六年七月初七举行亲政大典，宣示天下开始亲理政事。

鳌拜本想借索尼去世之机，越过遏必隆、苏克萨哈，攫取启奏权和批理奏疏之权，成为真正的宰相，不料想皇帝准备亲理政务，使他的希望破灭了。但他又不愿归政，拉苏克萨哈和他一起干预朝政，试图以太祖太宗所行事例来压制康熙帝。而苏克萨哈一向鄙视鳌拜所行，非常愿意归政于帝，故断然拒绝了鳌拜的要求，鳌拜便转而陷害苏克萨哈。

康熙尽管已明示天下开始亲理政务，但辅政领导内三院及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政治体制并未立即改变，辅臣朝班位次仍在亲王之上，并继续掌握批理章疏大权。而且鳌拜的党羽已经形成，势力强大。

甚至敬谨亲王兰布、安郡王岳乐、镇国公哈尔萨等人也先后依附于鳌拜。特别是在上三旗中，鳌拜已占绝对优势，镶黄旗全部控制，正黄旗随声附和，正白旗遭受了严重打击和削弱，而宫廷宿卫则完全由上三旗负责，康熙仍处境困难。

正白旗辅政大臣苏克萨哈不甘心与鳌拜同流合污，但又无法与之抗争，便产生隐退念头，遂于康熙亲政后的第六天，以身患重疾为由上疏要求“往守先皇帝陵寝”，并含蓄地提到自己迫不得已的处境。此举自然也有迫使鳌拜、遏必隆辞职交权的意图，因而更引起鳌拜的不满。他矫旨指责苏克萨哈此举，并令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此事，然后操纵议政王大臣会议，颠倒黑白，给苏克萨哈编造了“不欲归政”等二十四款，拟将苏克萨哈及长子内大臣查克旦磔死，其余子孙无论年龄皆斩决籍没，族人前夕统领白尔赫图等亦斩决。康熙“坚执不允所请”，而鳌拜强奏累日，最后仅将苏克萨哈改为绞刑，其他仍按原议执行。这使康熙又一次受到震动。

而鳌拜除掉苏克萨哈后更加肆无忌惮，不仅朝班自动列于遏必隆之前，而且将一切政事先于私家议定然后施行，甚至在康熙面前也敢呵斥部院大臣，拦截章奏。蒙古都统俄讷、喇哈达、宜理布等因不肯在议事处附和鳌拜即被逐出会议，而鳌拜的亲信即便是王府长史一类的小官，也可以参与议政。更有甚者，鳌拜可以公然抗旨，拒不执行。如其亲信马迩赛死后，康熙明令不准赐谥，鳌拜竟不执行，仍予谥号。在此情况下，康熙决计除去鳌拜，只是鳌拜势力强大，不能掉以轻心，必须以计擒之。

康熙七年（1668年）九月，内秘书院侍读熊赐履上疏建议革除朝政积弊，并把矛头指向鳌拜。此疏深为康熙赞同，但康熙以为时机尚未成熟，不能打草惊蛇，便斥之“妄行冒奏，以沽虚名”，声称要予以处罚，借以麻痹鳌拜。而暗地里，康熙却在悄悄部署捉拿鳌拜的各项准备工作。鉴于鳌拜在侍卫中影响较大，原有侍卫不足依靠，他特地以演练“搏击之戏”为名，选择一些忠实可靠的侍卫及拜唐阿（执事人）年少有力者，另组一支更为亲信的卫队善扑营，并请在上三旗侍卫中很有威望的已故首席辅政大臣索尼次子、一等侍卫索额图为首领。当时索额图改任吏部侍郎不足一年，遂“自请解任，效力左右”。

为了保证捉拿鳌拜行动的顺利进行，在行动之前，康熙还不露声色地将鳌拜党羽以各种名义先后派出京城，以削弱其势力。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中旬，一切安排就绪。康熙于十六日亲自向善扑营做动员部署，并当众宣布鳌拜的罪过。随即以议事为名将鳌拜宣召进宫擒拿。当时鳌拜全然没有觉察到异常情况，一如往常那样傲气十足地进得宫来，甚至于看到两旁站立的善扑营人员时也没有产生怀疑，因为在他看来，年轻的康熙不会也不敢把他怎么样，因而将善扑营人员聚集宫中看作是康熙迷恋摔跤游戏的一种表现，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很快就要成为阶下囚。

康熙待拿下鳌拜等人后，亲自向议政诸王宣布了鳌拜的有关罪行：营私结党“以欺朕躬”；御前随意呵斥大臣，目无君上；打击科道官员，闭塞言路；公事私议，“弃毁国典”；排斥异己等。总之是“贪聚贿赂，奸党日甚，上违君父重托，下则残害生民，种种恶迹难以数举”，要求议政王大臣会议勘问。

以康亲王杰书为代表的议政诸王，原本就不满鳌拜的专横跋扈，现在见皇上已擒拿鳌拜并令其勘问议罪，所以很快就列出鳌拜欺君擅权、结党乱政等三十款大罪，议将其革职立斩，其族人有官职及在护军者，均革退，各鞭一百后披甲当差。

处理意见上报康熙后，康熙又亲自鞫问鳌拜等人，并于五月二十五日历数其“结党专权，紊乱朝政”等罪行后，宣布：鳌拜从宽免死，仍行圈禁；遏必隆免重罪，削去一应爵位；畏鳌拜权势或希图幸进而依附鳌拜的满汉文武大臣均免察处，并于六月七日降谕申明：“此等嘱托行贿者尚多……俱从宽免”，从而有效地防止了株连，稳定了人心。凡受鳌拜迫害致死、革职、降职者均平反昭雪，已故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等人的世职爵位予以世袭。因而此案的处理颇得人心。

议处鳌拜、废除辅政大臣体制后，重要的批红大权收归皇帝之手，康熙从此便坚持自己批阅奏折，“断不假手于人”，即使年老之后也是如此，从而防止了大臣擅权。康熙还从鳌拜事件中吸取教训，严禁怀挟私仇相互陷害。

康熙智除鳌拜，一方面除去了自己亲政的最大障碍，同时对其他权臣起了震慑作用。整个事件的处理非常周密、完满、妥贴，充分显示了青年康熙在政治上的成熟。

智慧方圆现代领导学中十分强调合理授权，其实要点全在“合理”二字，因为在中国历史的各朝各代，不管朝廷管理机构如何变更，领导者的风格如何多样，没有一定的授权任何事都办不成，管理机构的运转便没有效率。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授权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而对于必须由自己掌握的核心权力是一丝一毫不能放松的，这是个有方无圆的原则问题。

4.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坚守底线

什么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就是涉及方向和立场，牵一而动百的根本问题，在这样的问题上哪怕一点点的妥协，都可能给带来无穷后患，甚至因此遭受灭顶之灾。这时领导者惟一应该做的，是坚定立场不退缩，维护立场不手软。

从康熙处理沙俄入侵黑龙江事件中，可以看出康熙对待所有国内外矛盾冲突的态度。这位充满事业心、积极进取的封建帝王，从不愿意用战争解决问题，而是尽可能通过谈判等和平手段来平息争端。只是在非战不可的情况下，他又决不屈服和畏缩，毅然迎战，不论出现多少困难和挫折，都勇往直前，不达目的不罢休。他力排众议，坚持永戍黑龙江并最终击败沙俄侵略军就是突出表现。更可贵的是，他能清醒地认识对内对外工作在整治国家中的不同地位，把全部身心倾注在经营自己的国家上，对外国的领土、财物毫无占有的欲望。无论是在抗俄军事过程中，还是在他以胜利者的身份同沙皇交涉的和平谈判中，无不体现着这一原则。

康熙二十五年九月底，俄国使团先遣信使到达北京呈递沙皇给康熙的信，表示接受清廷建议举行边界问题谈判；要求清廷停止攻打雅克萨，待戈洛文使团到达后即开始谈判。康熙答应其请求，下令解除对雅克萨的包围。当年冬，萨布索接到撤围命令，立即执行。但束手待毙的俄军在获悉清廷已停战撤军后，却存侥幸心理，开始增兵雅克萨。

康熙预见到即将开始的谈判，仍将是一场长期而艰苦的斗争，必须克服日益滋长的麻痹轻敌思想，因而在二十六年十月再次降谕强调积贮粮食永戍黑龙江的重大意义，特别告诫有关人员，严防俄国人卷土重来，“务期为久远充裕至计”。

事情的发展不幸为康熙所猜中。戈洛文使团及两千名军队，原为达到清军迅速撤围的目的，因而出发时行进迅速，而当次年春获知清军主动停战撤退后，就不再急于去北京谈判。八月到达贝加尔湖东岸的乌的柏兴后即停留下来，全力镇压蒙古各族人民的抗俄斗争，而不再与清廷联系和谈事宜。在清廷一再督促下，戈洛文派科罗文到北京安排谈判事宜，但为显示武力以加强在谈判中的地位，建议谈判地点选在争楞额地方。康熙表示同意，并很快组成了以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都统公佟国纲为代表的谈判使团，随行人员有尚书阿喇尼、左都御史马齐、护军统领马喇等，并率八旗前锋兵二百、护军四百、火器营兵二百同往。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五月使团出发前，康熙还特别召见索额图等人，郑重申明清廷的严正立场：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的所有河溪，皆为我领土，不可少弃于俄罗斯；根特木儿等逃人全部索回；俄方逃人及被俘人员亦予归还，划定疆界，通使贸易；否则即回，不与其议和。但使团行至喀尔喀蒙古地区时，适值噶尔丹进攻喀尔喀土谢图汗，路途受阻，奏报康熙后返回，另与俄使商定谈判地点。

康熙二十八年四月，索额图与俄国信使洛吉诺夫在北京商定，新的谈判地点改在尼布楚。清廷立即组成新的谈判使团，除原有人员索额图、佟国纲等人外，增添了熟知东北边界情况的重要将领郎谈、班达尔善、萨布素等人。康熙根据噶尔丹攻占喀尔喀的新形势，预见到与噶尔丹的战争在所难免，为避免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决定对俄国作出重大让步，以争取早日达成协议。因此他向使团宣布了新的谈判原则：可以额尔古纳河为界。

俄国沙皇最初定的谈判条件很高，最高要求是占领整个黑龙江北岸，最低要求是以雅克萨为界，牛满江和精奇里江为两国共同的渔猎场。后因在1687年的俄土战争中遭受重大挫折，不得不降低要求：可以放弃雅克萨，以换取对尼布楚及周围广大地区的占领。这样一来，中俄双方谈判条件基本接近。但俄使戈洛文为争取对自己更有利的结局，一再设置障碍，拖延谈判。由于中国使团据理力争，加之尼布楚附近喀尔喀人起义反对俄国人的占领，俄使担心最后失去获得尼布楚及其附近权益的机会，不敢再继续拖延，终于在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达成协议，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尼布楚条约》是中俄两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内容包括中俄东段边界的划分、越界人员的处理、中俄贸易等内容。其中明确规定：以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额尔古纳河为中俄两国分界线；俄军撤出雅克萨及其他在中国境内的军事据点；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地区等待以后议定。由于该条约使沙俄取得了尼布楚及其以西原属中国的领土，巩固了它在这一地区的殖民统治，并打开了与中国通商的门户，获得对华贸易的优先权，所以感到很满意；清廷在领土方面作了很大让步，但收复了雅克萨等长期被沙俄霸占的领土，以法律形式明确了中俄东部边界，使战争结束，东北连续得以安定，从而可以集中力量抗击噶尔丹的侵扰，进一步实现国家的统一，故也对谈判成功“深为快慰”。也正因为如此，两国边界得以出现较为长期的和平稳定局面。

为了保证东北地区的长期稳定，康熙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又进一步建立与健全了东北的管理机构，充实了防卫力量，并加强了边界和边境的管理。除盛京、宁古塔、黑龙江、吉林外，又在瑷珲、墨尔根、哈尔、伊倭齐、白都讷、三姓、珲春等地新设管理机构，驻兵防守；编组“新满洲”工作继续进行；增设黑龙江水军，执行巡逻、巡防和战斗任务。根据条约规定，在额尔古纳河和格尔必齐河等地设置了界碑，并定期派人巡视界碑情况。在黑龙江流域，额尔古纳河东岸及吉林、宁古塔等地设立卡伦（哨所），实行定期巡边制度，防止俄国人越境窜扰。

与此同时，康熙还关注东北地区的经济开发和建设。军屯、官庄、旗地发展很快，黑龙江驻军所需粮食不久就实现了自给。对各少数民族实行纳贡制，发展交换产品的集市，有力地促进了东北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的经济交往，对其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康熙在抗俄、保卫和巩固东北边疆事业上的贡献，不但博得当代人的称赞，而且受到后世的好评，就连日本学者西本白川对康熙指导下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也评价很高。他在《康熙大帝》一书中认为，这是康熙在困难和挫折面前敢于勇往直前所取得的胜利。

智慧方圆越是在原则性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领导者越要承受巨大的压力、遭遇更加棘手的困难。但同时，越在这种时刻，越能考验领导者意志和素质：你挺住了脊梁、顶住了压力，就能收获属于你的一片蓝天。

5.以胆识和手段为自己撑腰

一个人的胆识越大，手段越厉害，才能操纵局面稳上加稳；无胆乏识，则底气不足，遇事必畏首畏尾，终致失败。

从撤三藩的重大决策可以看出，康熙帝正因为具有过人的胆识，才使他强硬的手段一贯到底。

所谓“三藩”，指的是顺治年间清廷派驻云南、广东和福建三地的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及其子耿精忠。“三藩”分驻为彻底消灭永历政权及有效抵御郑成功的进攻起到了应有作用，但随之而来产生了“三藩”拥兵自重、势力恶性膨胀问题。“三藩”势力的不断膨胀，必然加剧它与中央政府的矛盾，随着统一大业的初步实现，这种矛盾关系变得日益尖锐。为消除“三藩”割据之患，康熙亲政后不得不认真考虑撤藩问题。

康熙十二年底，吴三桂反叛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举朝震惊，不少人责怪倡议撤藩者轻议误国，大学士索额图更力主将倡议撤藩者正法以谢罪吴三桂。但康熙表现得十分冷静，断然否决索额图等人的意见，积极布置平叛事宜。

为将战事控制在云南、贵州、湖广三省境内，康熙立即派前锋统领硕岱带佐领前锋一名，兼程前往咽喉要地荆州（江陵）防守，并进踞常德，以固军民之心，扼制叛军北上。随后派西安将军瓦尔喀率骑兵驰赴四川，坚守自滇入川隘之地，等待接应进剿云南的大军。授广西巡抚孙延龄为抚蛮将军，以钱国安为都统，统兵固守广西，牵制贵州叛军。同时下令停撤耿、尚二藩，召回使臣梁清标和陈一炳，以集中打击吴三桂。

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康熙还发布了一个政策性极强的诏书，声讨吴三桂背恩反叛的罪行，表示清廷武力平叛的决心，同时告诫云贵两省官兵百姓各自安分自保，不要听信诱胁；已从贼者如能悔罪反正，既往不咎；家属亲友不加株连。并号召他们擒斩叛军。

康熙为保证东南财赋供应，还注意到长江下游重镇安庆的防务。

为保护东南财赋之地，并防止吴、耿会师江西，康熙及时地加强了江南各地的军事力量，除原有的江宁将军额楚、杭州将军图喇及镇海将军王之鼎等人外，又任命一批将军率兵镇守各地。

与此同时，吴三桂也与清廷玩起了“和平”游戏。四月初，他放回朝廷使臣折尔肯和傅达礼，捎回表示愿意和解的奏文。不久，达赖喇嘛也出面建议“裂土罢兵”。但康熙态度坚决，坚持认为对反叛之徒必须消灭。为彻底粉碎吴三桂要挟朝廷的幻想，康熙采纳诸王大臣建议，于四月十三日决定将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及其子吴世霖处绞。吴三桂为此深感绝望。

康熙深知，要取得平叛战争的最终胜利，不仅要在政治上和心理上克敌制胜，更需要在军事上压倒敌人。为此，他从六月到九月又陆续在湖南、浙江、四川、江南、广东各路增派大将军。各路大将军的任命和出征，使平叛阵容大为改观，不仅充实了兵力，也便于统一指挥，大大增强了稳定战局、应付意外事变的能力，也为主动进攻、收复失地创造了条件。

早在平叛战争开始时，康熙就有招抚叛军的想法，亦曾连降招抚专敕，但因收效不大而被忽视。王辅臣叛乱被平定后，康熙又开始重视“剿抚并用”的策略，并将其推广到各个战场。

第一个目标被定在福建耿精忠身上。康熙一向认为耿精忠叛乱不同于吴三桂，他没有吴三桂那样的野心，是个可以招抚的对象，为此在处死吴应熊父子时，并没有处罚耿精忠在北京的诸兄弟，随后还不断派人前往招抚。康熙十五年夏秋之际，耿精忠因郑经占据漳州等七府之地与郑经发生尖锐矛盾，加之耿军军饷匮乏，军心涣散，清军便乘机攻入福建，并很快收复延平（南平）等地。耿精忠无力再战，被迫出降。康熙为了给其他叛军树立榜样，并没有处置耿精忠，而是让他保留王爵，率部随大军征剿郑经。结果，郑经的军队很快被赶回台湾，各地叛军纷纷投诚，福建、浙江相继平定。驻守广东的尚可喜，在吴三桂叛清后一直忠于清廷并被晋封亲王，总管广东事务，康熙十五年长子尚之信代理事务后，即在部将影响下叛附吴三桂。对此，康熙认为，尚之信势力不强，吴三桂也不信任他，只要顺利解决福建问题，尚之信不难招抚。为此他只令简亲王喇布进逼广东，集中力量解决耿精忠的叛乱问题。同年十月，耿精忠降清并被保留原有王爵，尚之信遂在支持清廷的部下影响下，主动派人到简亲王喇布军前请降。次年四月，尚之信率部降清，康熙命他袭封平南亲王，下属将领各复旧职；同时清军进驻广东，反叛将领纷纷投诚，广东全境平定。

随着陕西、福建、广东叛乱问题的相继顺利解决，康熙还将“剿抚并用”策略全面推行于湖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只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一策略的具体内容有所变化。如对投诚官兵的安排由原来的优升职级、不打散原编制改为军官陛见候补，士兵或归农，或补充绿营；招降的对象也集中在吴三桂手下的骨干分子身上，并让他们回到南方做内应工作。另外则是对降而复叛者从重处理。

二月初一，康熙为“速定云贵”，将进入四川的两路大军合为一路，由将军吴丹、鄂克济哈与赵良栋一起进兵云贵。三月下旬，赵良栋以云贵总督身份提出由湖广、广西、四川三路同时进兵云贵的建议，被康熙采纳，并被授予便宜行事的权力。康熙二十年正月，大将军赖塔从广西进入云南，并在二月份进逼云南首府昆明。征南大将军彰泰也率军进到昆明附近。

在四川方面，康熙重新启用王进宝、赵良栋等汉军将领，并调换了指挥不力的满洲将军吴丹等人，很快取得明显效果。从三月起，赵良栋先后收复被叛军攻占的泸州等地，并于七月追随叛军进入云南，叛军将领胡国柱战败自杀，马宝投降，夏国相也在逃到广南后投降。赵良栋即于九月进抵昆明。

赵良栋到达昆明后，鉴于清军围城久攻不下、粮饷供应出现困难的问题，建议就近速战，同时要求改变过去将俘虏尽发旗下为奴的做法以瓦解其斗志，获得康熙的支持。十月，在清军四面猛攻之下，叛军大败，吴世？及其重要谋士郭壮图等人被杀，余众献城投降。历时八年的平叛战争至此结束。

对于康熙领导的平定“三藩”叛乱及撤藩活动，我们应该有两点明确的认识：

其一，藩镇势力的恶性发展及其以后的叛乱活动，是违背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因为当时国家统一局面已初步形成，人民经过长期战乱之后渴望社会稳定，社会经济急需恢复和发展。而“三藩”势力的发展，不仅阻碍封建中央集权政治的发展和国家统一局面的稳固，而且不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如藩镇势力对当地人民的横征暴敛，以及对当地人民生命财产的公开掠夺，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也阻碍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康熙撤藩及对叛乱活动的坚决镇压，顺应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利于巩固国家统一局面的操纵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因而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其二，尽管康熙在撤藩的策略问题上有严重失误之处，如简单地以一纸通令将三藩并撤，从而使矛盾过早激化，诱发了这场大规模叛乱活动的爆发，使国家和人民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康熙在撤藩问题上的认识明确、态度坚定，在平叛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异常镇定、果决，军事部署方面的周密、高明，以及在善后处理过程中表现出的高度策略性，都充分展现了他作为一个杰出封建君主的操纵才能，对平定叛乱以及最终解决“三藩”问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智慧方圆领导智慧之中，“方”不可缺少，因为它代表着底气，是手下人的主心骨所在。但是要真正做到“方”并不容易，有时候甚至面临生与死、成与败的抉择。只有以过人的胆识气魄和操纵得当的手段为自己撑腰，“方”才有其实际意义。

6.用好赏与罚这两杆公平秤

领导者管理下属最基本的手段一是赏——鼓励下属该做什么和怎么做，一是罚——使下属牢记哪些禁区不能跨超。做到赏罚分明得当，下属就会心情愉快地尽量把事情干好。

曹操的领导之道虽有多种，而赏罚分明得当，始终为重要方法之一，因为在曹操眼里，赏罚的分明方正与否直接关系到功业的成败。

曹操历来坚持有功就赏，有罪就罚，一视同仁，不分贵贱。汉末十八路诸侯共讨董卓时，董卓勇将华雄连斩联军数员大将，诸侯中无人可敌。此时，尚为平原县令刘备手下一名马弓手的关羽挺身请战。袁术当即怒斥，命人赶出。而曹操却说：“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勇略，试教出马，如其不胜，责之未迟。”结果，关羽片刻间便提华雄头进帐报功。接着，张飞鼓动诸侯乘势进兵杀入关中以活捉董卓，袁术仍怒喝：“量一县令手下小卒，安敢在此耀武扬威！都赶出帐去！”此时，曹操再次反驳说：“得功者赏，何计贵贱！”

曹操动用赏罚手段时，往往赏多于罚。部下只要有功，必给相应奖赏，而且针对不同的人、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奖励。曹操在庆贺铜雀台建成时，进行比武活动，为了增加喜庆气氛，竟设法搞了一次人人获胜、人人有份的物质奖励。在与李莈交战中，许褚连斩二将，曹操即手抚许褚之背，把他比作刘邦手下的猛将，激动地称赞说：“子其吾之樊哙也！”当荀彧投曹后，曹操见其才华出众，当即把他比作刘邦手下的谋士张良，高度赞誉说：“此吾之子房也！”一次，在与关羽交战中，徐晃孤军深入重围，不仅获胜，且军容整齐而归，秩序井然，曹操当即把他比作汉朝的名将，大加赞赏地说：“徐将军真有周亚夫之风矣！”曹操引用历史上杰出人物作比，对部下及时给予高度评价，这种精神鼓励，实际上超过任何物质奖励的作用。

曹操特别重视奖惩手段的诱导教育作用。这不仅表现于自己部下，也表现在他对于敌对营垒将士的处置方法上。曹操特别敬佩关羽“事主不忘本”的忠义精神，当关羽得知刘备下落，立即封金留书而去，曹操则对部下说：“不忘旧主，来去明白，真丈夫也！汝等皆当效之。”袁绍谋士沮授被俘后，明确表示不肯投降，曹操越发以礼相待，后沮授盗马私逃，操怒而斩之。沮授临刑而神色不变，操则后悔地说：“吾误杀忠义之士也！”命以礼厚葬，并亲笔题墓：“忠烈沮君之墓。”与此相反，对卖主求荣者，曹操则一向深恶痛绝。曹操部下侍郎黄奎与马腾勾结欲刺杀曹操，与黄奎之妾私通的苗泽向曹操告密，使操擒获了黄奎和马腾，曹操不仅不赏赐苗泽，却认为苗泽为得到一个妇人，竟害了姐夫一家，说：“留此不义之人何用！”终将苗泽与黄奎之妾一并斩首。

奖惩自身并非目的。受奖者，励其用命之忠，使之感恩戴德，更加效力于己；受惩者，责其背义之行，臭名披露，用以警戒部下深思。这可谓曹操用人的独到之处。总观蜀、魏、吴三国，虽各有杰才，但以魏国人才最多。集拢在曹操手下的谋臣不胜枚举，而且这些人，一旦投到曹操手下，便不仅能够各逞其才，而且皆能死命效力，少有叛变离心者。

智慧方圆赏、罚是两杆公平秤，怎样用好这两杆秤体现着领导智慧的水平。在这个问题上，“分明”二字是个不可逾超的标杆，赏就是赏，罚就是罚，该赏多少就赏多少，该罚多少就罚多少，任何通融、迁就的行为都会误导下属，造成局面的混乱。

7.对作奸犯科者要高举杀威棒

领导者位子坐得越高，领导的人越多，主动权越大，手下存在害群之马的可能性越大。所谓害群之马也就是特立独行或者善于耍奸使黑、为达目的不顾道义和法度的人。但这样的人因为活动能量大，在一定范围内有不小的势力，一般奈何不了他。领导者如能举起杀威棒，以铁腕做到除恶必尽，就会一方面为自己剜去了一个管理上的毒瘤，另一方面也可为自己树立起敢动真格有魄力的领导形象。

彭玉麟就是这样一个敢动真格、对奸佞之徒绝不心慈手软的官员。

在清末的湘军中，以治军严明著称的当数彭玉麟，他可以说是得了曾国藩峻法之真传，以至民间有“彭打铁”之雅号。

彭玉麟归隐后，查江旧居已坏，在郡城东岸买小楼自居，题名曰“退省庵”。常住母亲墓地及查江家庙，布衣青鞋，不设侍从。补制满，仍不出任官。种树灌园，有终老之志。但自从彭玉麟归隐，长江水师规制渐坏，弁勇横行抢掠，朝野有人认为水师可废。清廷下诏彭玉麟再出视师。彭玉麟出山后即劾罢营哨官百八十二人，于是江湖肃然。尤其是不顾情面，劾退了名将黄翼升。彭玉麟勇于负责，有功不贪。常轻舟小艇，往来倏忽，不独将佐畏之如神，即地方官也望风震慑，民间不轨之徒及作奸犯科者辄互相惊吓曰：“彭宫保来！”立即奔逃不敢出。威声震动数千里。朝廷对他倚任更重，凡有大事交他处置，如两江总督左宗棠、刘坤一，湖广总督涂宗瀛、两广总督张树声，皆朝廷倚重大臣，经言官劾奏，皆命彭玉麟察核。

彭玉麟刚介绝俗，颇有豪气，尤善饮，经常咯血而酒不废。中年黜妻屏子，没有姬侍，只有一二个老兵供事其旁。对待部下旧将如同布衣子弟，而纪律极严。他的弟弟久客州县，服食鸦片成瘾，正巧军中严禁食烟，旁人将此事告知，彭玉麟大怒，立杖四十，并斥出曰：“不断烟瘾，死不相见。”他的弟弟感愧自恨，卧三日已濒死；竟绝不再服，复为兄弟如初，以旧习商业，令行盐，致赀巨万，一无所取，其弟亦豪迈挥霍，恤贫笃义。家人流落江淮的，全部收养，岁散万金。

彭玉麟尤恶浮华，厌绝请送之类官场旧习。治军广东时，民士恐饷粮不继，共募银十七万送军中，彭拒而不受。敌官之日，众以金排万人姓名于二伞上，价值万金，彭谕令各还其主，且戒其奢。断案严肃，恒得法外意，所杀必可以正民俗。安庆候补副将胡开泰，召娼女饮酒作乐，而使妻行酒，其妻不从，遂抽刀割其腹。街巷汹汹，事情闹到院司，正聚议所以处置。彭赶至后，说：“此易耳。”遣人召来，但询名姓居址，即令牵出斩之，民众大欢。

江宁有个秀才，妻有美姿，当时李鸿章督两江，他的远亲弟弟称“四大人”者喜爱她，假传太夫人命，诱入署中，逾月不令归。秀才侦知其情，请之不能得，上控到县也不理，控到府也不理。秀才知无诉，于是得痴病，终日喃喃不绝口，讲的就是妻子被霸占的事。彭玉麟一日停舟水西门，在茶馆遇见秀才，问他原因，并说：“你没有听到老彭来了吗，何不告诉他？”秀才问老彭在哪里，彭玉麟指示停舟的地方，并代为他写告状词。第二天，秀才果真前去呼冤，彭玉麟令侍从召秀才入见，秀才抬头仰视，见彭玉麟是昨日茶馆中的饮客，大喜过望，彭玉麟见状也笑，把他的诉状拿过来，并安慰他说：“明天在家等候你的妻子回来吧。”秀才言谢而出。

彭玉麟立即拿着呈状词拜见李鸿章，纵论巡江大事，言谈之间，好像不懂法律的样子。故意问：“假使有人诱奸百姓的妻子，应当如何处置？”李鸿章说：“当杀！”彭玉麟又问：“假使有官吏诱占百姓的妻子，法律应当如何处置？”李鸿章也说：“当杀。”彭玉麟又问：“今天假如有封疆大吏的子弟诱占百姓的妻子，法律又如何裁处？”李鸿章似有所悟，勉强答应“当斩”。这时彭玉麟从怀中拿出诉状，呈给李鸿章，并说：“公能执行法律，今天的事就算罢了，否则当上奏朝廷。”李鸿章看完诉词，脸色大变，走下案桌来对彭玉麟说：“这件事我确实不知，但劣弟为母亲宠爱，请用私人的礼节，稍微宽大处理可否？”彭玉麟说：“你刚刚说完当斩，如果不上奏朝廷，是不是私情太重了？”李鸿章又说：“虽然，请用家法如何？”彭玉麟说：“可以。”李鸿章说：“缓其死可以吗？”彭玉麟答道：“其他都遵命，这件事不敢答应。”李鸿章不得已，招呼他的弟弟出来，将呈状扔给他，他的弟弟读完呈状，异常害怕，叩头请求不要处死。李鸿章勃然大怒道：“已经为你求情了，不能活，立即自裁吧。”他的弟弟说：“请拜别老母可以吗？”李鸿章转请彭玉麟，彭玉麟应允，但在庭中等待。过了好久，也不见李鸿章的弟弟出来，彭玉麟逼迫李鸿章立即处死他的弟弟。李鸿章对身旁的人说：“去见四大人，让他把我的箱子揭开，摘取朝珠上的东西（即鹤顶红，沾舌即死，凡一二品则有之），舐之即可，不要想活下去。”侍从进到内室，不久里面哭声大作，四大人已经死了。彭玉麟于是谢罪而去。第二天，秘密前往秀才的宅院，他的妻子已经归来，秀才的痴病也痊愈了。

彭玉麟所到之处，访知文武贪官，非杀即参，人们称他为“彭打铁”。因此，凡听到他来的人，无不头痛。但彭玉麟来往无常，没有一人能事先知道。自从接受巡江大臣的任命后，不但水师赖以整顿，即使东南数省大小官吏，也不敢过于贪酷，真是国家不可缺少之人！

智慧方圆领导者手中高举杀威棒，不仅是打向作奸犯科的奸佞之徒的，更是举给大多数人看的：这就是敢于越雷池者的下场。在对付此类人等时，一丝的犹豫和私情都是对领导形象的伤害。

8.必要的时候勇于拿自己开刀

有时候为官者会碰到这种情况：刚刚颁布的禁令，自己却不小心违犯了。怎么办？所有的人都眼巴巴盯着你，如果以此禁令对下不对上为由开脱自己，下属也不会说什么，但是这条禁令的实施就不会那么顺畅了。

曹操就曾遇到类似的情况，并作了恰如其分的处理。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曹操率兵东征。一路上，旌旗招展，刀枪林立，浩浩荡荡的大军有条不紊地行进着。

此时正是五月，麦子覆垅的收割季节。由于连年战火，许多田地都荒芜了。随着一阵轻风，飘来了一股股新麦的清香。原来，在队伍的前面出现了一大片黄澄澄的麦地。农夫们正在挥镰担担，忙着收割。

曹操传令：“凡是踩踏麦田者，罪当斩首！”传令兵立即将曹操的命令传达三军。

全军上下，人人都小心翼翼起来，因为他们深知曹操的为人，不要因为踏一撮麦子而丢了身家性命。所以，士兵们行走时，都离麦田远远的，骑兵害怕马一时失蹄狂奔乱窜，也就纷纷下马，用手牵着马走。队伍在麦田边缓缓地向前移动着。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凑巧，“嗖”的一声，一只大野兔从麦田里窜了出来，穿过路面，遛到了另一块田里。这野兔刚好在曹操及另外两名军官的马前穿过，把三匹前头大马吓了一跳。由于另外两个将军都下马牵着马缰绳行走的，所以马只是小惊了一下，就给稳住了。曹操此时正坐在马上得意，他的马匹给这一惊，犹如脱了缰的野马，一下子窜进麦田几丈远，差点没把曹操给摔下马来。等到曹操回过神来勒缰绳时，一大片庄稼已给踩坏了。吓得那些在田间的农夫们也赶忙躲避，害怕被惊马踩死。

面对眼前这一意外突发事件，大家都惊呆了。曹操命令说：“我定的军规，我自己违犯了，请主簿（秘书）给我定罪吧！”

主簿在听了曹操的令后，忙对曹操，又像是对大家说：“依照《春秋》之义，为尊得讳，法不加重。将军不必介意此等小事。”旁边的一些军士也跟着附和道：“主簿说得对。将军，还是带我们赶快上路吧！”

曹操听了，一本正经地说：“军令是我制定的，怎么能被我自己破坏呢？”接着，又像是自言自语地感叹道：“唉，谁让我是主帅呢！我一死，也就没人带你们去打仗了，皇上那里也交不了差呀！”众人忙说：“是呀，是呀，请将军以社稷为重。”

曹操见大家已经彻底地倒向他了，稍稍顿了顿又继续说：“这样吧，我割下自己的一撮头发来代替我的头颅吧！”

于是，拔剑割下一绺头发，交给传令兵告示三军。

曹操这样做，既维护了他制定的军令，同时又保住了他的脑袋。

智慧方圆明智的领导者最在意的是名声，有好名声才有好威信，才能做到众望所归。因此，作为一个领导者，只有在下属面前树立一个以身作则的形象，才能做到取信于“民”。下属无不希望他们的上司是一个以身作则的长者。可见，树立一个以身作则的形象，将大大有利于领导工作的开展。

9.要有为下属挺身而出的胆魄

自己的下属被误解、被冤枉或者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身为他的领导是置之不问还是挺身而出？尤其当这个下属得罪的是自己的上司时，这种抉择更难以做出。

但是，如果领导者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公正的维护者，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北宋宰相赵普对臣僚中有治迹、有才能的一定依章升迁。一次，他把几位应当升职臣僚的情况写成公牍，呈给太祖批阅。谁料太祖对这几位一向厌恶，因此，不予批准。赵普毫不气馁，再三请命，太祖甚不高兴，冷冷地说：“朕固不为迁官，卿若之何？”赵普脸不变色，振振有辞地说：“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岂得以喜怒专之。”太祖听后怒火万丈，起身到后宫，赵普也紧跟不舍。太祖入寝宫，赵普恭立于宫门外，久之不去。太祖为之所动，谕允其请。

南宋初年，吕颐浩做相。他对下属十分严厉，如有工作疏忽或忤意者，动辄训斥，甚至批其面颊。有的臣僚官品很高，惭于同列，便叩头请曰：“故事，堂吏有罪当送大理寺，准法行遣。今乃受辱如苍头，某辈贱役不足言，望相公少存朝廷体面。”吕颐浩大怒，斥责他们说：“今天子巡行海甸，大臣皆著草履行沮洳中。此何等时，汝辈要存体面！俟大驾返旧京，还汝体面未迟。”群臣本来一怀怨屈，现在听后却相顾而视，纷纷称善，又默默地回到各自的位子上。

然而也有许多宰相，虽为百官之长，居高临下，却能宽厚待下，或好申下人之善，为之扬善隐过，借以和睦关系，取信于臣僚。这大概也是丞相驭臣治国的一种高明手段吧。

张安世，字子孺，杜陵（今西安东南）人。汉昭帝时，任右将军、光禄勋，封富平侯。昭帝死，他与霍光共征立昌邑王，后昌邑王淫行无道，又与霍光定策废立，迎立宣帝。他多年职典枢密，治政谨慎，为人宽容。曾有郎饮酒大醉，溺于殿堂，有司奏请以法惩治，他却袒护道：“何以知其不反水浆邪？如何以小过成罪！”又有属吏调戏官婢，婢之兄长告于张安世，他又回护说：“奴以恚怒，诬污衣冠。”并将这奴婢另作安排，以防因她碍其属吏升迁。

盛唐名相韩休对有过之属下采取先除大奸、宽容小臣的做法。当时万年尉李美玉有罪，唐玄宗敕令将他流放到岭南。韩休认为不妥，辩解道：“美玉卑位，所犯又非巨害，今朝廷有大奸，尚不能去，岂得舍大而取小也！臣窃见金吾大将军程伯献，依恃恩宠，所在贪冒，第宅舆马，僭拟过纵。臣请先出伯献而后罪美玉。”玄宗不允。韩休进一步争辩说：“美玉微细犹不容，伯献巨滑岂得不问！陛下若不出伯献，臣即不敢奉诏流美玉。”面对韩休的公正无私，玄宗终于听从了韩休的意见。

公平公正对为官者是件难以做到的事情，因为有时候需要以自己的官位为代价。而能够做到这一点为下属仗义执言的人，也必会得到下属以及多数人的尊崇。

智慧方圆下属遇到困难或受到不公正的对待，需要你搭一把手的时候，作为领导者是装聋作哑还是挺身而出？装聋作哑则从此对于下属再也没有威望和魅力可言，挺身而出则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但是无论如何，对领导者而言这都是个只能一方到底的原则问题。

10.在原则问题上犯不得丝毫糊涂

一个领导者可以无学识、无资历、无谋算，惟一一样不能无的是原则问题上清醒的头脑。脑袋里时刻绷紧这根弦，便不会犯方向性的大错误，不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

也许，唐朝时李瑗被手下大将王君廓利用和坑害的例子能让我们领悟些什么。

王君廓本是个盗贼头子，投降唐朝后，凭借超绝的武艺和勇猛作战，立下了不少战功。然而真要谋取大官，更需要的是政治资本，所以王君廓的战功只换来一个不起眼的小官——右领军。王君廓不满现职，希望能在政治上找一样“奇货”，换一个大官，但这“奇货”到哪去找呢？

机会来了。唐高祖有个孙子叫李瑗，无谋无断，不但无功可述，还为李唐家族闹过不少笑话，但高祖因顾念本支，不忍心加罪，仅仅把他的官位一贬再贬。这一次高祖调任李瑗为幽州都督。因为怕李瑗的才智不能胜任都督之位，便特地命右领军将军王君廓同行辅政。李瑗见王君廓武功过人，心计也多，便把他当作心腹，许嫁女儿，联成至亲，一有行动，便找他商量。王君廓却自有打算，他想现成的“奇货”难得，何不无中生有造他一个？无勇无谋却手握兵权的李瑗，稍稍加工，其脑袋可不就是政治市场上绝妙的“奇货”吗？于是，他开始精心加工他的“奇货”了。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杀了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自己坐上了太子之位。不少皇亲国戚对此事公开不敢议论，但私下各有各的看法。对于李世民做了太子之后，还对故太子、齐王家采取了“斩草除根”的做法，大家更是认为太过残忍。李世民对此，当然也是心里有数。王君廓为捞政治资本，对这一政治背景更是清清楚楚。于是，当李瑗来问他“现在该不该应诏进京”时，他便煞有介事地献计道：“事情的发展我们是无法预料的。大王，奉命守边，拥兵10万，难道朝廷来了个小小使臣，你便只好跟在他屁股后面乖乖地进京吗？要知道，故太子、齐王可是皇上的嫡亲儿子，却也要遭受如此惨祸，大王你随随便便地到京城去，能有自我保全的把握吗？”说着，竟作出要啼哭的样子。

李瑗一听，顿时心里“明朗”了，奋然道：“你的确是在为我的性命着想，我的意图坚定不移了。”于是李瑗糊里糊涂地把朝廷来使拘禁了起来，开始征兵发难，并召请北燕州刺史王诜为军事参谋。

兵曹参军王利涉见状赶忙对李瑗说：“大王不听朝廷诏令，擅自发动大兵，明明是想造反。如果所属各刺史不肯听从大王之令跟随起兵，那么大王如何成功得了？”

李瑗一听，觉得也对，但又不知该怎么办。王利涉献计道：“山东豪杰，多为窦建德部下，现在都被削职成庶民。大王如果发榜昭示，答应让他们统统官复原职，他们便没有不愿为大王效力的道理。另外，再派人连结突厥，由太原向南逼进，大王自率兵马一举入关，两头齐进，那么过不了十天半月，中原便是大王的领地了。”

李瑗得计大喜，并非常“及时”地转告给了心腹副手王君廓。王君廓清楚，此计得以实施，唐朝虽不一定即刻灭亡，但也的确要碰到一场大麻烦，自己弄得不好要偷鸡不成蚀把米，于是赶忙对李瑗说：“利涉的话实在是迂腐得很。大王也不想想，拘禁了朝使，朝廷哪有不发兵前来征讨之理？大王哪有时间去北联突厥、东募豪杰呀？如今之计，必须乘朝廷大军未来之际，立即起兵攻击。只有攻其不备，方有必胜把握呀！”

李瑗一听，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道理。便说：“我已把性命都托付给你了，内外各兵，也就都托你去调度吧。”王君廓迫不及待地索取了信印，马上出去行动了。

王利涉得此消息，赶忙去劝李瑗收回兵权。可就在这时，王君廓早巳调动了军马，诱杀了军事参谋王诜。李瑗正惊惶失措，却又有人接二连三地来报王君廓的一系列行动：朝廷使臣已被王君廓放出；王君廓暗示大众，说李瑗要造反；王君廓率大军来捉拿李瑗……李瑗几乎要吓昏过去，回头要求救于王利涉，王利涉见大势已去，早跑了个无影无踪。

李瑗已无计可施，带了一些人马出去见王君廓，希望能用言语使王君廓回心转意。没想到，王君廓与他一照面，便把他抓了起来，不容分说就把他送给了朝廷。

智慧方圆李瑗是个糊涂人，但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在忠于和背叛李氏朝廷的问题上犯糊涂。人们一提到智慧二字好像只有能掐会算、运筹帷幄才算得上智慧，实际上在任何情况下抓住船舵不放手的领导者，才是有大智慧，才能经得起风浪。

11.推行变革要以强力的手段

无论哪朝哪代，对于现状的任何改变都会引起保守者的反对、阻拦，但是势在必行的变革会对社会带来巨大的收益，这个时候是以维持暂时的局面为重退避三舍，还是从局面的长治久安出发以强力推行变革，是每一个管人者都面临的难题。

战国秦孝公时，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

一天，孝公主持高层会议，听取大臣们对改革这件事的看法。商鞅首先就改革的一些原则问题作了阐释：“事情要当机立断，否则机会便一纵即逝。改革超越了世俗常规，肯定会受到世人说三道四的。所以在计划实施阶段不必向百姓宣告，只让他们享受成果就行了。不迎合世俗是为大德，不盲从大众是为大功。只要能富国强兵，何必拘泥于以往！只有果断行事，从旧习惯入手改造，人民才能获得利益。”

大臣甘龙驳斥商鞅：“圣人不改变习俗而引导人民，不改变法令而能治好国家。从习惯上引导人民，水到渠成，会取得好的效果；驾轻就熟，更加务实。”

商鞅答辩道：“凡夫俗子依赖习俗，学者只满足于知识，这两种人只知道在官吏的统治下遵守旧有法律，而不知道向前迈出一步。而自古至今，礼与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夏殷商三代礼各不同，而终成帝业；春秋五霸方法各异，而均成霸主。任何时代都是智者制定法律，愚者遵循；贤者修正礼节，愚者受它束缚。”

大臣杜挚也坚决反对改革，以为照已有的方法去做，才不会出差错，如果别出新裁，则有亡国之虞。

商鞅激烈地抨击道：“汤王、武王没有依从古法而成为王者，夏桀、殷纣没有改变古礼而导致亡国。不跟古人学，才当汤、武；墨守成规，必成桀、纣。不能以为违反了习惯就会遭到责难，也不能以为遵守了旧礼就能得到称誉。”

这次辩论，终于使反对派理屈辞穷，使左右为难的孝公下定了改革的决心。

公元前359年，商鞅起草了第一步变法方案，秦孝公命令颁布全国施行。其主要内容是：

设立户籍，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实行连坐法。一家有罪，九家如不举发，连带受罚，处以腰斩；如果告发，给予杀敌人相同的奖赏。这样，使得人民互相监视、告发，以此加强法令的权威。并且施行“居民身份证”制度，投宿旅舍，必须带证明凭证；没有凭证，不能来往，不能住店。

家庭管理，实施分家居住制度，一家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必须分家独立，否则课以两倍税金。以此来增加人口，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奖励军功，按功劳大小决定官职大小和爵位的高低。功劳以获得敌人首级多少为标准，斩一首级为一功，升一级。功劳大的田宅车马、奴婢衣服任其享受；有钱而没有功劳一律不得享受。贵族、宗室也以此论。而私斗者双方都课以刑罚。以此鼓励与敌作战，达到强兵的目的。

奖励耕织。只要谷物与布匹上缴到一定数量，便可免除赋税和劳役，这叫“务本”；凡是经营“末业”做买卖生意，连同妻儿一概没入官府为奴，以此来刺激农业生产。

从此，贵族领主失去了特权，秦国成为地主制度的国家。极力反对变法的大夫甘龙、杜挚等人被削职为民，一批反对新法的人被处以腰斩、抽筋、下油锅、车裂分尸等酷刑。几年以后，粮食增加了，生活富裕了，人民的思想意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前354年，秦发兵攻魏，占领了魏国少梁（今陕西韩城县南），打了一个大胜仗，后又夺回西河，逼得魏国求和。魏惠王非常后悔，没听信公孙痤杀了商鞅。商鞅也因其赫赫大功，被封为商于侯，称为商君。

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实行了第二步的变法。这次变法的主要内容是：

迁都咸阳，大造宫殿，使秦宫焕然一新；将原来的乡、邑、聚等合并为县，全国共设四十余个县，每县设令、丞，负责政务，由国王直接任命。中央集权制正式建立。

废止井田制，推行税亩制。旧时为备车战，田间辟有南北、东西通车大道，叫阡、陌，成为“井”字，后因少用兵车而多用步骑，故颁令开垦阡陌，破除以此为标志的封建领主的“封疆”标志和制度，谁开垦的荒地归谁所有，并且可以自由买卖，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按亩征税，也大大增加了国库收入。

商鞅仍用严厉手段推行这次改革，据说有一天竟杀了七百多人，将渭河的水都染红了。

但是，这时作为太子的驷也批评起新法来了。商鞅也知道自己终究要在他手下称臣，但他更知道，这是对改革的严峻考验。他以为，国家法令必须人人遵守，才有威望；太子犯法，师傅担当责任。于是，将太子驷的两个老师，一个割了鼻子，一个脸上刺了字。

据说，在变法之初，商鞅为了取信于民，曾将一根柱子竖在南门上，然后发出命令：“谁要把这根柱子扛到北门，赏银十两。”围观的人根本不相信，以为是开玩笑。商鞅一看，没一个去扛的，又加到五十两。人们怂恿一个傻乎乎的人去扛，果然，得到了赏银。从这件事的反面，我们也看出商鞅变法的力度和严刑峻法之烈。

实行变法十多年后，秦国国力大为增强，内政清明，生活安定，逢战必胜。为以后秦国一统天下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和政治基础。

智慧方圆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去旧立新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也是每一位领导者面临的最复杂、最艰巨的任务。所以领导者进行的哪怕是小范围、小幅度的变革，都必须以十二分的决心，以强有力的手段去展开，否则，来自四面八方的阻力和打击会让你寸步难行。

第二章　面方手圆：威严的形象和灵活的手段不可或缺

1.以严格和勤勉来约束和督促下属

领导形象的威严和尊崇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对下属实施有效管理的必要保证。你可以态度温和，可以在私下里与下属打成一片，但当你一声令下之时，下属要有前赴后继的精神才行，而这，需要在平常不断地以严格来约束他，以勤勉来督促他。

在这方面，乾隆皇帝给领导者作出了表率。

作为一位年轻时即位的皇帝，乾隆在变幻莫测的官僚政治漩涡中总揽王权，在位63年，没有谁可以专权独治，威胁皇位安危。没有后宫作祟，没有宗室内讧，没有皇子争位，没有朋党聚结乱政，这确实是极为了不起的。那么，乾隆到底是怎样操纵自己的手腕，游刃于盘根错节的政治关系中的呢？

尽管乾隆继位后在政治方针上采取了宽仁的一面，尽管为了政治安定的考虑，他昭雪、平反、安顿了不少皇亲国戚、亲王宗室，但封建专制制度毕竟是残酷的。在政治权力上，作为一名封建君王，乾隆大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受丝毫影响，他深深懂得欲治天下，须先治内宫的道理。这是因为：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把大量精力用于应付“窝里斗”，那还叫什么君临天下的“人主”或“君王”？于是，乾隆采取了“整顿机制，施政有纲”这一才智。

康熙、雍正都曾从匡正制度入手，大力整顿吏治。乾隆要励精图治，也必须大刀阔斧地整饬吏治。他没有去改革已有的官僚机构，而是针对中央九卿、科道和各省督抚、地方府县衙门存在的不同问题，从封建官吏职责的角度，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治要求。

对于中央九卿状况，乾隆有个基本估计。六年三月，他说：“朕就近日九卿风气论之，大抵谨慎自守之意多，而勇往任事之意少。”所谓谨慎自守，实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无所作为习气，其通常表现之一是懒散。十一年三月某日，乾隆发现，应召在乾清门等候奏事的九卿，“有因等候稍久而以劳苦含怒者”，甚至“竟不候而归”。他恼火地斥责说：“朕机务维勤，不敢暇逸，而大臣则已退食自公，优游闲适矣！……诸臣思之，当愧于心也。”其表现之二是因循推诿。乾隆说：“朕闻近来各部院办理，因循成习。每遇难办之事，即互相推诿，文移往返，动往岁月。迨夫限期已满，则潦草完结，以避参议。至于易结之事，又复稽延时日，及至限满，则苟且咨行，以期结案。”这种无所作为习气，与乾隆励精图治的抱负和雷厉风行的作风，格格不入。七年三月清明节，乾隆在勤政殿对九卿说：“近来九卿大臣，朕实灼见其无作奸犯科之人，亦无闻有作奸犯科之事。然所谓公忠体国，克尽大臣之职者，则未可以易易数也。不过早入衙署，办理稿案，归至家中，闭户不见一客，以此为安静守分，其自为谋则得矣！……至于外而督抚，内而九卿，朕之股肱心膂也。万方亿兆，皆吾赤子。其为朕教养此赤子者，朕非尔等是赖，其将奚赖？今尔等惟以循例办稿为供职，并无深谋远虑为国家根本之计，安所谓大臣者欤！如仅循例办稿已也，则一老吏能之。”

乾隆话很严厉，也很中肯。作为乾隆股肱，九卿大臣不能仅满足于不作奸犯科，更不能把自己混同于老吏，以入署办稿为供职，应深谋远虑国家大计，有所建树。

科道、御史承担着监察职责。乾隆说：“夫言官之设，本以绳愆纠缪，激浊清扬。朝廷之得失，民生之利病，无不可剀切敷陈。内而廷臣，外而督抚，果有贪劣奸邪实据，指名弹劾，亦足表见风裁。”但实际上科道御史并未尽责。四年（公元1739年），乾隆就指出：“近来科道官员，条陈甚少，即有一二奏事者，亦皆非切当之务……嗣后各精白乃心，公直自矢，毋蹈缄默陋习。”此后，缄默之风虽有所改变，却又转而“摭拾浮器”，以浮言为依据，抓住末节问题作文章，“徒事怀私窥伺”。乾隆认为，言官不能履行职责，关键在素质低。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应慎重言官选拔。原来，御史由各部院堂拣选司员保荐，然后由吏部引见，皇帝简命。乾隆以为这办法有局限性，“各堂官保送，皆就伊等所见举出。统计一衙门官员，不过十之一二，其余众员，朕未经遍览，此中或可任科道而不在保送之列，亦未可定”。因此，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时，就改为“例应选翰林部属等官，一概通行引见”，扩大了选拔对象。但选拔对象太多，皇帝又难以一一考察。降至十一年十月，降旨恢复九卿保荐法，但须经请旨考试后，引见候皇帝简命。

督抚是封疆大臣，身系一方国计民生重任。乾隆对督抚重视，不下于九卿。他说：“九卿督抚，皆朕股肱大臣，国计民生均有攸赖。”他要求督抚居官首先要忠于职守，尽心尽责，“处官事如家事”，“若当官而存苟且之心，将百事皆从废弛矣”。八年十一月，他听说巡抚雅尔图“官署鞠为茂草”，湖南巡抚许容以文书废纸糊窗，甚是恼火，认为事虽细，但说明二人“其心不在官”，遂降旨切责，“此即孙樵所谓以家为传舍，醉浓饱鲜，笑而秩终”。乾隆说，督抚有封疆之寄，主要职责是督察属官：“从来为政之道，安民必先察吏。是以督抚膺封疆之重寄者，舍察吏无以为安民之本……夫用人之柄，操之于朕，而察吏之责，则不得不委之督抚。”

乾隆的话是精辟的。他以“察吏”为“安民”根本，视作封疆大臣首责，也就是从抓各级行政官员入手，抓国家的治理，从而抓住了政治管理的核心环节。他还告诫各地督抚，不要在法令上多做文章，要把督察属员工作认真抓起来：“（督抚）其有一二号称任事者，又徒事申教令，务勾稽，而无当于明作有功之实效，是但知求之于民，而未知求之于治民之吏也。……古称监司择守令，一邑得人则一邑治，一郡得人则一郡治。督抚有表率封疆之任，不在多设科条，纷扰百姓，惟在督察属员，令其就现在举行之事，因地制宜，务以实心行实政。”

从此不难看出，关于法令、官吏和社会安定三者之间的关系，乾隆强调的是官吏的主导作用。他认为，如果一味更张法令，那就是“但知求之于民”，即只知道要百姓遵守这样或那样的法令，其结果只能纷扰百姓，搞得鸡犬不宁。地方治绩如何，不在法令，而在官吏人选，得人则治，任用非人则不治。乾隆如此强调地方官贤与不肖对社会治乱的作用，反对督抚们更张法令，有客观社会因素，也有主观原因。清王朝延续至乾隆时期，封建经济政治体制已定型成套，以改科条为名，行扰民之实，的确不可不防。而作为封建帝王，乾隆又十分自信自己的雄才大略。在他看来，当臣子的只要“仰遵圣意”，照章办事，就可以达到治国平天下目的。因此，与历代帝王一样，乾隆强调的也是人治。

考虑到种种历史教训，为绝宗室参与政务，他极早把亲王宗室中的臣僚排除在中央重要政署之外。乾隆大帝虽然爱才，但即使是才能再卓越的亲族，也毫不留情地让他们闲置无为。以至于他的弟弟弘昼虽锦衣玉食，也在专制皇权的压抑下无所事事，只能在家将旧剧戏文改写，用弋阳调演唱。长期的抑郁寡欢，竟使他变态地演习自己的丧礼，制定死后的葬礼仪式，自己高坐院子里，装活死人。还陈设各种冥器，命王府护卫仆从供饭哭祭，自己则吃着祭品，以此自娱。

为了不使母亲干预政务，即位后的第三天，乾隆就发出一道谕旨，告诫宫内太监女子：“凡国家政事，关系重大，不许闻风妄行传说。恐太后闻之心烦，宫禁之中，凡有外言，不过太监等得之市井传闻，多有舛误，设或妄传至皇太后前，向朕说知其事，如合皇考之心，朕自然遵行。若少有违，关系其他，重劳皇太后圣心，于事无益。尔等严行传谕，嗣后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终难逃朕之觉察，或查出，或犯出，定行正法。陈福、张保系派出侍奉皇太后之人，乃其走责，并令知之。”这个命令看似是乾隆爱护母亲备加，感情笃深，其实明眼人一听便知，这样可使皇权独尊，不受母后干扰，避免历史上母后乱政之嫌。皇太后既然彻底与外世隔绝，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了。

乾隆继位不久遇到一件事，引发了他的思考。一次，太后让乾隆把顺天府东一座废弃的庙宇修葺一下，事虽不大，乾隆却意识到了问题：太后在深宫之内怎么会想起来修庙宇的呢？乾隆虽然母命难违，派人修了庙宇，但是却对在太后身边的太监们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后来，好事的太监将悟真庵的尼姑引入大内，又带领太后的弟弟进宫，这些都是违反后宫章规的。碍于情面乾隆不好训诫母后，但毫不留情地训斥太监们的多事非礼。乾隆对母后的亲戚非常优待，常常赏赐他们，但是根本不允许他们依权欺人，以权干政。头等承恩公、散秩大臣伊松阿是太后的亲侄、乾隆的表兄弟，虽也没有什么大的过失，但却长年患病，不能供职，本应该罢任。乾隆念他是太后的亲戚，“是以特加优公爵，免其革退”。但是他的俸禄却减少了一半。在此严厉的监督和规章制度之下，外戚根本没有参政的机会。

乾隆对整个后宫的管束也比较严格，规定皇后只能管理六宫之事，不得干预外廷政事。他还用历史上著名的有德行的后妃为例，作“宫训图”十二帧，每到年节就在后宫张挂，作为百妃们的榜样。其中有“徐妃直谏”、“曹后重农”、“樊姬谏猎”、“马后练衣”、“西陵教蚕”等等。在宫中举行宴席时，乾隆还让后妃们以“宫训图”中的人物为内容，联句赋诗。后妃的娘家中人虽不时蒙得赏赐，也不乏高官显宦，但都不敢过于弄权。

历史上的教训不少，远的不说，单以前朝而论，由于明代宦官多数都精通文墨，故弄权干政使明代趋于败落，国家也被搞得一踏糊涂，其中魏忠贤之祸更是到处流传。乾隆鉴于宦官之祸，改除旧制，将原来教习宦官读书习字的内书堂废掉。他说，内监的职责就是听命行事，只要略知几个字就行了，何必派词臣给他们讲文义呢？明代宦官弄权，原因就在这里。自乾隆三十四年以后，内宫便不再有词臣教习宦官了。

乾隆还有一个禁止宦官纵权的措施，就是让凡当差奏事的宦官，一律都要改姓为王。这样以来，外廷官员就难以分辨仔细，避免了他们之间的相互勾结乱政。如果发现太监们有所非为，定处不饶，有个太监是乾隆的贴身之人，因对乾隆说了几句有关外廷官员是非的话，乾隆马上命令将其处死。乾隆还发谕旨说：凡内监在外边滋扰生事者，外廷官员可以随时处置行罚。

宫中有个叫郑爱桂的太监，经常在乾隆耳边赞扬刑部尚书张照，贬斥户部尚书梁诗正，说他“太冷”。乾隆讨厌太监干政，并洞烛其真伪。事实终于弄清，原来张照舍得花银两破费钱财结交太监，而梁诗正却廉洁自持，不善于笼络太监，所以郑爱桂“喜张而恶梁”。乾隆得知了真相，写诗称赞梁诗正说：“持身恪且勤，居家俭而省。内廷行最久，交接一以屏。不似张挥霍，故率称其冷。翻以是嘉之，吾岂蔽近幸。”为此，乾隆毫不客气地惩治了郑爱桂，并降旨要宦官们引以为戒。

还有一个在御前听差的太监，被乾隆直呼为“秦赵高”。其实上这个太监也并没有做下什么大逆不道、弄权使坏的事，乾隆之所以这样称呼他，只是为了向他示警，不要向赵高学习，要安守本分。正是由于乾隆对太监管束严格，清朝再也没有出现像明朝那样太监乱政之事了。

为维护皇权，乾隆改革和完善了各种制度，使太后、兄弟、叔父、外戚、太监等均受到约束和牵制，把皇权巩固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乾隆七十古稀时还说：“且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

智慧方圆不管对下属、上级、同事、亲戚还是朋友，当你以领导者的身份出现，该板起面孔的时候就必须板起面孔，该严格要求的时候必须严格要求。“面方”与领导者自身的性格和领导作风无关，而是维护权威、恪尽职责的基本要求。

2.威严的领导形象是可以“制造”的

领导者与普通人的区别之一是不能完全依本性率意而为，领导形象需要威严，那就要适时地呈现出自己威严的一面——哪怕刻意去“制造”威严，这也是领导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利用和“制造”威严，在以人治、集权为主体的中国封建社会被发挥到了极致，那些封建帝王们个个是“制造”威严的高手。

我们知道，古代官员不同品级的服饰有着严格的区分，以此强化位高者的威严和尊贵，而帝王与臣下之间这种区别就更加细致和严厉，稍有违制就是僭越，就要杀头。确实，服饰、礼仪这些表面化的东西是制造等级差别的直现、简便的方式，这一方式应当说是从秦始皇时开始强化的。

秦始皇不仅要求自己的名号要和别人不一样，甚至是印章、用具、衣饰、车马也要与众不同，要超过以往所有的国君。只有这样，才能制造出有利于统治的等级制度，有利于高度的中央集权制。

在规定了自己的特殊地位后，秦始皇又规定了专用的器物。这些物品的形状、大小、名称，也同皇帝这个名号一样神圣不可侵犯。早在春秋之时，儒家学派就认为君王所用的物品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氏人、利后嗣的重要凭据，绝对不能有丝毫的错乱。秦始皇虽然热衷于法家思想，但少时也学了《吕氏春秋》中的礼法制度，对制造森严的等级壁垒存在着不小的热情。按他的观点，如果平民用的器物都和他相同，与百姓根本分不出高低贵贱，怎可显示始皇帝的威仪，而天下人又怎会尊重他呢？于是，嬴政在规定自己专用的属物之上也不无霸气。

首先，他将“玉玺”规定为皇帝专用，玉玺也就是玉刻制的印章。在秦之前，平民百姓都可以以金玉为空，上面有龙虎兽钮，根本不存在着等级之分。而始皇嬴政规定玉单为皇帝所独有，臣民自此就不得以玉治印，也不得称之为玺了。

按照嬴政崇尚的水德之法则，他为自己准备了“乘舆六玺”，即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除此之外，他还拥有一块“传国玉玺”，这块玉玺稀世珍有，是始皇帝换得的一块蓝田美玉，并由李斯刻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传世之宝。可惜的是这块玉玺至今仍下落不明，否则一定是无价之宝了。很显然，当时这样的无价之宝，平民百姓是根本无法得到的，更不用说拥有，这就说明嬴政是从根本上就规定了他与平民的天壤之别。在自己的大印刻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字样，完全是为表示他的皇权是上天授予的，是神授之物。既然是神授之物，就得有特别的专崇，由于“玺”字与“死”同音，嬴政干脆将名改为“宝”，并下令不准臣民的印章也称为“宝”。

除了宝印之外，嬴政对服饰、车马等的要求也与众不同。在春秋战国诸侯混战之时，由于礼法崩溃，周天子地位日渐低下，诸侯和卿大夫“竞修奇丽之服，饰以舆马文络玉缨象镰金鞍以相夸”。赢政攻灭六国之后，自然不容许这种混乱无序的现象再继续下去，于是他制定了严格的服饰制度以分尊卑，标识等级，以此来显示自己的至高无上。

其实，嬴政自当上皇帝之后，所带的通天冠就与众不同。此冠高九寸，正竖，顶少斜，直下，以铁为卷梁，前有卷筒。这种冠及其他皇帝的服装，臣民们绝对不能穿，否则，等待的必是极刑无疑。另外，皇帝的一切服饰佩挂，臣民们也不得仿造，甚至是冠帽前所垂的流苏数都不能和皇帝的一样。

除了服饰不得与皇帝相同之外，臣民的住宅规模、门前狮子装饰物等等，一切家居用品，都不得与皇帝相同。否则也只有一个死。所以，正是从秦始皇开始，天子的一切吃、喝、器皿等制式都变成了法律，存在于国法之中，平常人稍有疏忽而仿之，都将被绳之以法。

在车马的配置上，嬴政追求的仍是超然于臣民之上。蠃政一生曾经五次巡游天下，他出游时，仅属车队伍就有八十一乘。其中皇帝坐的车由六匹马所驾，饰以美艳绝伦的金装饰，叫金银车。而皇帝的属车则都是皂盖朱里，车顶及其他部位全部绘上色泽艳丽的变形蒙龙凤、卷云纹，而车子的小部件则镶以按花金银为饰，豪华气派无人敢比。

从过去出土的秦始皇所用御铜车马来看，嬴政的车属可谓豪华之极，内部物品简直可以与一辆现在的名牌汽车相媲美。皇帝所用车辆不但要和常人不同，连驾车的马匹都有被修整得十分漂亮的马鬃。在外侧右骏马的头上，还有一种带璎珞的饰物，叫做左囊，它既能够为御官指示前进的方向，方便向左转弯，又可为始皇帝的车驾增添气势。嬴政把自己的一切都弄成最尊贵的等级，未必不是下臣们的安排，但要指出的是，他正是通过这种等级差别来显示君王之威仪，从而来维护国法所规定的种种等级制度和特权制度都得以有效实施，由此可以说，他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在于以身垂范。

可以说，从成为始皇帝的第一天起，始皇嬴政制定了自己的特定称谓，制定了尊君朝仪，严格了避讳制，废除谥法，规定了天子服饰、车马、器物等级。这一系列的举措其实就是政治作为，都在证明，秦始皇想达到一个天下人都“尊君”、“畏君”的目的，他要远远高居于众人之上；要间隔出他与千百万常人之间不可逾越的距离来，给自己确立一个超人的地位。

不管怎么说，秦始皇的这一套在那个时代还是有效的，要不然，刘邦怎么会在打下天下之初就忙着建立朝仪，并发出“知皇帝之尊”的感慨呢！

刘邦在定陶称帝时，限于当时的条件，仪式搞得非常简单。他的那些文臣武将们，多数出身于布衣，对官场上的礼仪规矩，既不了解，也不习惯。大家多年在一起征战，互相都很熟悉，彼此之间随便惯了，没有形成高低贵贱的等级观念。因此，朝廷举行宴会时，群臣互相争功，喝醉了，狂呼乱叫，甚至拔剑击桩，全不把皇帝的威严当回事。刘邦对此非常焦虑。

这时，有个叫叔孙通的人，建议刘邦制定一套礼仪，即上朝的仪式。

刘邦听了很高兴，但对这心中无数，问：“这套礼仪该不会很难吧？”叔孙通回答：“古代各个朝代都有自己的礼仪。这些礼仪都是根据需要制定出来的，又是为当时的人和事服务的。臣想往来古时各代礼仪之长，参照秦朝的制度，结合现在的实际，定出一套新的规章，由陛下审核。”刘邦点点头，叮咛他：“可以试一试，但不要搞得太繁杂了。简单一点，使大家好学习，好领会。”

叔孙通在鲁地仔细筛选了三十多个儒生。其中有两个人坚决不愿应聘，并骂他说：“你侍奉过的主子将近十个了。光知道靠拍马屁得到器重，按照古代的规矩，制利作乐，需要积德百年以后才可考虑。如今天下初定，战死的没有埋葬，受伤的尚未痊愈，你又想出这个风头，真是异想天开，亵渎圣明。我们不愿受你愚弄，去白费力气。”叔孙通反唇相讥：“不识时务的腐儒，因循守旧的老朽，没有你们的参与，事情照样办得成功。”

叔孙通组织三十个鲁儒，按尊君抑臣，上宽下严的精神，拟定了详尽的礼仪规则。又在京城外找了一处僻静的地方，周围用席严严实实地隔挡起来，中间用木棍和竹竿做成各种标记，作为排练场。他领着自己的门生和高祖皇帝派来的官员共百余人，吃住在里面，按规则紧张地操演了一个多月，各人基本熟悉了，再请高祖皇帝审阅。刘邦亲自实践了一番，高兴地说：“这我完全学得会！”随即传旨：所有文武大臣部去郊外跟叔孙通认真学习。历史上把这件事叫做“绵蕞习仪”。

由丞相萧何主持修葺的长乐宫竣工后，刘邦指示，于汉七年元旦在新落成的长乐宫举行首次朝贺大典。

这一天，东方刚刚泛白，礼官就让早早恭候在殿外的文武官员按职位高低排列成序。大殿上下，五色龙风旗迎风招展，钟鼓声起落有致。卫士执后，郎中执前，精神抖擞地站在台阶两侧。司仪发一声“趋”的命令，百官一律踏着整齐的碎步，小跑着进入大殿。列侯武将在西边，面朝东；丞相以下文官站在东边，面朝西，个个诚惶诚恐，双手垂立，恭候皇帝驾临。皇帝坐着辇车，在近侍的簇拥下，从寝宫里缓缓驶来，在龙床上面向南岿然而坐。司仪官指挥群臣依次恭恭敬敬地为皇帝祝寿。酒过九巡，司仪宣布：“酒宴到此结束！”群臣依序退出。整个仪式自始至终秩序井然。臣僚们目不敢乱视，头不敢仰观，甚至大气也不敢吭一声。几个大臣的动作稍微有点不够规范，立即就被负责监察的御史带出殿堂。所以，这一天没有发生一件犯规趋礼的事情。

刘邦的心情特别高兴，情不自禁地说道：“寡人今天知道做皇帝的尊贵了！”

古代帝王对服饰、仪式的重视自有其深意，这种意义不仅仅在于如汉高祖所言“知道做皇帝的尊贵”，更在于在形式上人为地制造威严、威望，从而为其建立、使用威权铺路。

智慧方圆帝王们无所不用其极，在“制造”威仪、威严上也是如此。今天，我们应该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看待它。时至今日，尽管古人的做法大多已不合时宜，甚至成为必须唾弃的糟粕，但不能否认的是，其中包含的某些领导艺术的元素还是值得我们思索的。

3.一味打压不是树威的最佳途径

威代表着严，代表着正，代表着权力，但是领导者切不可简单地将之理解为耍威风，更不能以一味打压、诛连九族的方式树威，弄不好，威是树起来了，领导的目标却越发难以达到。而且，威一旦过了头，会扼杀积极性和创造性，人为地诱发混乱的局面，实在是得不偿失。

明太祖朱元璋就是一个因施威太过而遭非议的典型。

朱元璋削弱中书省权力做法激怒了被架空的丞相胡惟庸，他为此勾结了御史大大陈宁、中丞涂节、功臣陆仲亨、费聚、李善长之弟李存义、曾为朱元璋亲信的毛骇之子毛镇等人，策划谋反。俗话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就在胡惟庸紧锣密鼓地进行策划时，朱元璋却早已将矛头对准了他，准备将他一举除去。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国王阿答阿者遣使入明朝贡，中书省未及时向朱元璋报告，他以此为借口，开始调查中书省官及六部官，并将胡惟庸及六部堂官属全部提入大牢，严刑拷打。此时有一名叫涂节的御史中丞窥出朱元璋旨意，认识到胡惟庸必死无疑，便在狱中捏造事实，搞政治投机，落井下石地揭发了胡惟庸的谋反。一石激起千层浪，胡惟庸的谋反，使朱元璋大感震惊。

抓住胡惟庸谋反案，借题发挥，朱元璋对淮西勋臣及其子弟展开了大规模的诛杀。他捕风捉影，不断扩大胡惟庸的罪状，处死胡惟庸时所宣布的罪名还只是“窃持国柄，枉法诬贤，操不轨之心，肆奸欺之蔽，嘉言结于众舌，明比逞于郡邪，贻害国政，谋危社稷”；到洪武十九年，已升级为私通日本，成了卖国的大汉奸；到了洪武二十一年，又升级为勾结蒙古。胡惟庸已处死，但他的罪名罗织得越大，他的所谓同谋当然也就越多，先后被胡惟庸案牵连的那些心怀怨望、骄横跋扈的淮西勋贵也越来越多。到了洪武二十三年，胡惟庸的罪名发展到了极致，被指为与李善长串通谋反。而李善长的被杀，则将这场政治屠杀推向了高潮。

李善长自投奔朱元璋，便一直是他的左膀右臂。洪武三年，朱元璋封他为韩国公，并赐以铁券，可免二死，子免一死。然而李善长心胸狭隘，排除异己，污陷大臣，引起了朱元璋不满。洪武四年，朱元璋趁他患病，勒令他致仕，作为抚慰赐给临濠地若干顷，置守冢户一百五十家，佃户一千五百家，仪仗土二十五家。然而李善长居功自傲，骄矜不改，朱元璋为此非常恼他，曾下令削禄一千八百石。洪武十三年时，就有人告发说李善长串通胡惟庸，朱元璋未曾追究。至洪武十八年，又有人告发李存义父子，朱元璋免其死。可李善长对此并未感激，朱元璋从此开始怀恨于他。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的私亲丁斌受胡惟庸案牵连被谲，李善长出面说情，朱元璋一怒之下，严拷丁斌，丁斌就供出了李存义。当李存义又招供受胡惟庸之托劝李善长谋反时，李善长说：“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朱元璋于是定李善长“知情不举，首鼠两端，大逆不道”罪，借口将有星变，需杀大臣应劫，将七十七岁的李善长及其亲族七十余人押上了刑场。

连李善长都被杀了，其他将臣岂能幸免，胡惟庸一案前后延续十余年，受牵连被诛者达三万多人。其中公、侯二十二人。被杀者包括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韩国公李善长、延安侯唐胜宗、吉安俱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靖宁侯叶异、申公侯邓愈之子、临江侯陈镐（陈德之子）、大将毛骤（毛骐之子）、李伯异、丁玉、宋慎（宋濂之孙）。另有宣德侯金朝兴、宁济侯顾时、靖海侯吴祯、永城俱薛显、巩昌侯郭兴、六安侯王志、南安侯俞通源、汝南侯梅思祖、永嘉侯朱亮祖、淮安侯华云龙，在案发前已死，至此也被迫坐为胡党，革除原位。顾时之子顾敬、朱亮祖之子朱县、华云龙之子华中也被处死。光是被杀者已达三万，被贬谪者更是无数，一案牵连如此之广，可谓史中空前，却非绝后，在其后蓝玉一案，牵连也十分广泛。

胡惟庸案后，只有为数不多的旧将仍在边防要地担任军职，尤以蓝玉为最惹眼。皇太子朱标已于四月间病死，朱元璋立来标之朱允？为皇太孙。然而此时朱允？年纪幼小，蓝玉并未把他看在眼里。为了制止蓝玉的嚣张气焰，朱元璋对他奏请的事多不照准，这使蓝玉开始感到不安。洪武二十五年八月，蓝玉的亲家靖宁侯叶品被胡惟庸席牵连，被判处死，蓝玉因此开始疑神疑鬼起来，说：“前日靖宁侯为事，必是诏内有我的名字，我这几时见上均好生疑忌，我奏几件事，都不从，只怕早晚也容我不过，不如趁早下手做一场。”他暗中联络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舶炉侯朱寿、东荣伯何荣（何真之子）及自己的老部下，密谋策划，定于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朱元璋外出巡视时起事。

然而此时锦衣卫早已遍布京城，他们对功臣元勋的监视无孔不入，蓝玉这番密谋，自以为此外无人知晓，其实却早被锦衣卫的密探察觉。未等蓝玉动手，锦衣卫指挥已向朱元璋告发了。朱元璋本来就担心朱允？幼弱，自己年迈多病，说不定何时撒手西归，幼弱的朱允？不足以统御那些手握重兵、权势极大的开国老将，早就在想着怎样进一步消灭来自功臣老将们的威胁。胡惟庸一案的不断扩大，就是基于这种考虑。如今这篇文章已经做了个烂熟，朱元璋也确实需要一个新的借口，蓝玉一案不仅更激怒了他，也恰好为他提供了一个借口。

朱元璋再次利用蓝玉案为突破点，向淮西老将们展开了第二轮血腥屠杀。除蓝玉本人外，蓝玉案杀了大约二万人，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主要人物有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博文、景州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普定侯陈桓、宣宁侯孙恪（孙兴祖之子）、沈阳侯察罕（纳哈出之子）、徽先伯桑敬（桑世杰之子）和都督黄辂、汤泉、马俊、王诚、聂伟、王铭、许亮、谢熊、汪信、萧用、杨泰、张政、祝哲、陶文、茹鼎等。过了一年，定远候王粥、颍国公傅友德被迫坐蓝党，王赐死，傅被杀。又过一年，宋国公冯胜也坐蓝党被杀。到了洪武末年，朝中剩的淮西勋臣便已只剩下耿炳文和郭英二人。至此，朝中淮西势力基本铲除，在朱元璋眼里，只剩下他一家坐庄，朝廷已经重新达到了势力平衡。

胡、蓝党案涉及面之广，株连者之多，堪称明史奇观。牵涉面如此之广的案件，如果仅只杀淮西人，难免过于暴露形迹，所以许多非淮西籍的功臣也被杀了。锄草难于不伤苗，这些人的被杀也算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然而朱元璋毕竟达到了他的目的，因此便已无暇顾及其他。

朱元璋此举不但过于残暴，也十分行险，血腥诛杀虽处死了大量将臣，使随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所剩无几，然而却难免引起尚存淮西功臣们的警惕和反抗，比如蓝玉在谋反时就这样煽动党羽说：“如今天下太平，不用老功臣，以前我们一班老公侯都做了反的，也都无了，只剩得我们几个，没来由，只管做甚的，几时是了？”众将不知朱元璋诛杀功臣何时方休，因此决心铤而走险，暗算朱元璋，这显然是被逼致反，不得不反，是扩大化诛杀的结果。

经过这样的拔刺行动，朱元璋天子之威可以说无以复加，没有人再敢稍有异动，但是精明的朱元璋恐怕不会想到，也正是他的株连，使他一手选定的继承人在造反的朱棣兵临城下之时，竟至无将可用。

智慧方圆领导者有权力，而且尝到了以权力树威的甜头，往往会无所节制地滥用权力，但是其结果或者让自己威信扫地，或者威得以立而事却因此败。朱元璋的教训是深刻的，虽然时隔已三百多年，但对今天的领导者们仍有着现实的警示意义。

4.放下架子才能搭起领导者成事的梯子

领导者不可陷入为威而威的怪圈，他必须清楚一点，保持威严形象的目的是为了成事，而仅仅依靠威严的形象是无法应对复杂局面、无法成事的，因此，“面方”之后的“手圆”——灵活的处理问题的手段就显得不可缺少。

我们还是看看以铁腕治国而闻史的秦始皇，是如何放下架子来成事的吧。

王翦是秦国名将，频阳东乡（今陕西富平东北）人，曾先后领兵平定赵、燕、蓟等地。

王翦之先出于姬姓周朝的国姓。东周灵王的太子晋因为直谏而被废为庶人，其子宗敬为司徒，时人称为“王家”，因以为氏，从此改姓王氏。王翦“少而好兵，始皇师之”。王翦用兵多谋善断，他还是嬴政的军事老师。

秦王嬴政二十一年（公元前226年），在灭亡韩、赵、魏，迫走燕王，多次打败楚国军队之后，秦王嬴政决定攻取楚国。发兵前夕，秦王嬴政与众将商议派多少军队入楚作战。青年将领李信声称：不过用二十万人。而老将王翦则坚持：非六十万人不可。李信曾轻骑追击燕军，迫使燕王喜杀死派荆轲入秦行刺的太子丹，一解秦王心头之恨，颇得秦王赏识。听了二人的话，秦王嬴政认为王翦年老胆怯，李信年少壮勇，便决定派李信与蒙武率领二十万人攻楚。王翦心中不快，遂借口有病，告老归乡，回到频阳。

秦王嬴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李信、蒙武攻入楚地，先胜后败，“亡七都尉”（《史记·王翦列传》），损失惨重。楚军随后追击，直逼秦境，威胁秦国。秦王嬴政闻讯大怒，但也无计可施，此时他才相信王翦的话是符合实际的。但王翦已不在朝中，于是秦王嬴政亲往频阳，请求王翦重新“出山”。他对王翦道歉说：“寡人未能听从老将军的话，错用李信，果然使秦军受辱。现在听说楚兵一天天向西逼近，将军虽然有病，难道愿意丢弃寡人而不顾吗？”言辞恳切，出于帝王之口，实属不易。但是王翦依然气愤不平，说：“老臣体弱多病，脑筋糊涂，希望大王另外挑选一名贤将。”秦王嬴政再次诚恳道歉，并软中有硬地说：“此事已经确定，请将军不要再推托了。”王翦见此，便不再推辞，说：“大王一定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秦王嬴政见王翦答应出征，立刻高兴地说：“一切听凭将军的安排。”

秦王嬴政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秦王嬴政尽起全国精兵，共六十万，交由王翦率领，对楚国进行最后一战。他把希望全部寄托在王翦身上，亲自将王翦送至灞上，这是统一战争中任何一位将领都未曾得到过的荣誉。嬴政与众不同的性格再次显露出来，他知错就改、用人不疑的品性，使他再次赢得了部下的信任，肯为之卖命。

受到秦王如此信任和厚爱，对荣辱早已不惊的王翦丝毫没有飘飘然之感，他知道，秦国的精锐都已被他带出来了，而如果得不到秦王的彻底信任，消除他的不必要的顾虑，自己在前方是无法打胜仗的，而且他本人和全家乃至整个家族的命运都不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所以，当与秦王分手时，王翦向秦王“请美田宅园甚众”。对此，秦王尚不明白，他问：“将军放心去吧，何必忧愁会贫困呢？”王翦回答：“作为大王的将军，有功终不得封侯，所以趁着大王亲近臣时，及时求赐些园池土地以作为子孙的产业。”秦王听后，大笑不止，满口答应。大军开往边境关口的途中，王翦又五度遣人回都，求赐良田。对此，秦王一一满足。有人对王翦说：“将军的请求也太过分了吧！”王翦回答：“不然！秦王粗暴且不轻易相信人。如今倾尽秦国的甲士，全数交付我指挥，我不多请求些田宅作为子孙的产业以示无反叛之心，难道还要坐等秦王来对我生疑吗？”

王翦不仅会用兵，而且深知为臣之道，他摸透了秦王嬴政的为人品性，所以采取了“以进为退”的策略，以消除秦王对自己可能的怀疑之心。同时，从王翦的话语中可以看出，秦国的制度是十分严密的，王翦率领全部精锐远出作战，不仅不敢生反叛之心，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秦王表示不反之心。不是不生，而是不能也。秦国严密的维护君权的制度，使得任何人不敢造次。

王翦不负重托，经过一年的苦战终于灭亡了楚国。

对王翦在灭楚问题上前后态度的变化，显示了秦王嬴政所具备的非凡的操纵局面的才能。这种素质和才能不是每一个人都具备的，也不是每一位君主或最高领导人所能够具备的，它们是秦王嬴政得以实现统一中国目标的基本保证。所以秦始皇能够灭六国、统一中国不是偶然的。

智慧方圆一个常以自傲面孔示人、以铁腕手段驭下的人，要他放下架子、以企求的姿态对人似乎是难以做到的事情，但秦始皇不但做到了，而且做得主动自然。实际上这正显示了一位政治家高超的领导技巧和灵活的处事手段。他放下的是个人的架子，搭起的却是强国制胜的梯子。

5.听得进意见才能撑得起场面

有些领导者刚愎自用，认为听取别人即使是合理的、善意的意见，也是对个人尊严和权威的损害。其实正好相反，能够及时听取别人意见的人，才能灵活而正确地看待和处理各种问题，才能撑得起场面。

君主亲自听政、定期视朝，本是我国古代旧制。清初，顺治皇帝采纳给事中魏象枢等人的建议，定逢五视朝的制度，平时则不定期地到乾清门听理政务。康熙帝除坚守逢五视朝的定制外，并将御门听政作为一项经常性制度来执行。由于逢五三日常朝礼仪隆重，一般是臣下参拜、升转各官谢恩、贡礼行礼等例行礼仪，并不研讨具体政务，故康熙在常朝之后仍去乾清门听政，御门听政成为康熙接见臣下处理日常政务的最主要形式。

康熙热衷御门听政，既是反对权臣鳌拜的需要，也是对辅政时期政治的重大改进。因为在辅政时期，诸司章奏都是到第二天看完，而且是由辅政大臣等少数几个人于内廷议定意见，其他大学士不能参与其事，鳌拜等人便借机将奏疏带回家中任意改动，以达到结党营私的目的。而御门听政则使年轻的康熙皇帝走出内廷这个狭小的圈子，可以与朝廷大臣广泛接触，从而考察其优劣，亦可团结他们，取得支持，增强铲除权臣的勇气和信心。听政时，康熙与大臣们直接见面，共商国事，而且官员比较广泛，包括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从而对辅政大臣的行为形成某种程度的制约，对某些擅权越轨行为也能及时发现和制止。

康熙发现，自己每天早起听政，而部院衙门大小官员都是分班启奏，甚至有一部分作数班者，认为“殊非上下一体励精图治之意”，便于二十一年（1682年）五月颁旨规定：“嗣后满汉大小官员，除有事故外，凡有启奏事宜俱一同启奏，”无启奏事宜的满汉大小官员亦应同启奏官员一道，每日黎明齐集午门，待启奏事毕方准散去；有怠惰规避，不于黎明齐集者，都察院及科道官员察出参奏。但官员们贯彻起来确实有困难，他们不比皇帝，就住在乾清门旁边，他们“有居住僻远者，有拮据舆马者，有徒步行走者，有策蹇及抱病勉行者”。由于需提前齐集午门守候，他们必须每天三更即起，夜行风寒，十分辛苦，以致白天办事时精神倦怠。后经大理寺司务厅司务赵时揖上疏反映此情，康熙深为感动，立即采纳，于九月二十一日重新规定：每天听政时间向后顺延半个时辰，即春夏七时，秋冬八时，以便启奏官员从容入奏；九卿科道官原系会议官员，仍前齐集外，其他各官不再齐集，只到各衙门办理事务；必须启奏官员如年力衰迈及患有疾病，可向各衙门说明后免其入奏。此后又罢值班纠劾失仪的科道官员，以便官员们畅所欲言；年老大臣可以“量力间二三日一来启奏”。

官员们也担心康熙每天早起听政过于劳累，一再建议更定御门日期，或三天或五日举行一次。但康熙认为：“政治之道务在精勤，厉始图终，勿宜有间。”如果做到“民生日康，刑清政肃，部院章奏自然会逐渐减少。如果一定要预定三日五日为常朝日期，不是朕始终励精图治的本意”，因此对臣下们的好意婉言拒绝。

康熙理政十分认真，各部院呈送之本章无不一尽览，仔细批注，即使其中的错别字都能发现改正，翻译错误之处也能改之。章奏最多时每天有三四百件，康熙都“亲览无遗”。由于亲阅奏章，他对臣下处理政事敷衍塞责、手续繁琐等作风都能及时发现，并予解决。

针对一事两部重复启奏的问题，康熙令会同启奏，不仅简化了手续，有利于提高效率，而且经两部协商讨论后，所提建议往往更实际，不至舛错。

总体而言，康熙继承和发展的御门听政制度，对及时了解下情，发挥群臣智慧，集思广益，使国事决策尽量避免偏颇，政务处理迅速及时，对保证封建国家的统治效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是康熙朝政治生活的一大特点。

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封建王朝，清廷一开始就面临着与土著汉人之间的民族矛盾问题，特别是在顺治年间曾形成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抗清运动。这场运动虽以清王朝的胜利而告终，却给予新兴的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使清朝统治者认识到：要想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且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站稳脚跟，就必须重视满汉关系，缓和满汉民族矛盾。在这一点上，康熙的作为值得称道。

可以说，正是由于康熙帝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使得他能及时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对一些重大问题有正确的认识，这是清朝在康熙治内迅速走向强盛的主要原因之一。

智慧方圆何谓撑得起场面？也就是领导者能够始终把局面操纵在自己可以掌控的范围之内。能够听得进意见的人，可以使下情上达，可以开拓思路，可以从众议中找到最好的方法，总之，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手段的灵活性。

6.想成大气候要有招徕人才的手段

力与威是相辅相成的，不管对于领导者个人还是他所领导的团队，只要能展现出过人的力量，威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那么，如何才能达到威猛的境界，成就一番大气候呢？有句俗话叫作“众人拾柴火焰高”，高明的领导者无一不是善于招徕人才、使用人才的高手。

战国初期，魏国是最强的国家。这同国君魏文侯（魏斯）的贤明是分不开的。他最大的长处是礼贤下士，知人善任，器重品德高尚而又具有才干的人，广泛搜罗人才，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善于发挥他们的作用。因此，许多贤士能人都到魏国来了。

魏国有一个叫段干木的人，德才兼备，名望很高，隐居在一条僻静的小巷里，不肯出来做官。魏文侯想同他见面，向他请教治理国家的方法。有一天，他坐着车子亲自到段干木家去拜访。段干木听到文侯车马响动，赶忙翻墙头跑了。魏文侯吃了闭门羹，只得怏怏而回。接连几次去拜望，段干木都不肯相见。但是，魏文侯对段干木始终非常仰慕，每次乘车路过他家门口，都要从座位上起来，扶着马车上的栏杆，伫立仰望，表示敬意。

车夫问：“您看什么呐？”魏文侯说：“我看段干木先生在不在家。”车夫不以为然地说：“段干木也太不识抬举了，您几次访问他，他都不见，还理他干什么！”魏文侯摇了摇头说：“段干木先生可是个了不起的人啊，不趋炎附势，不贪图富贵，品德高尚，学识渊博。这样的人，我怎么能不尊敬呢？”后来，魏文侯干脆放下国君的架子，不乘车马，不带随从，徒步跑到段干木家里，这回好歹见了面。魏文侯恭恭敬敬地向段干木求教，段干木被他的诚意所感动，给他出了不少好主意。魏文侯请段干木做相国（当时一国的最高行政长官），段干木怎么也不肯。魏文侯就拜他为老师，经常去拜望他，听取他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意见。这件事很快传开了。人们都知道魏文侯“礼贤下士”，器重人才。一些博学多能的人，如政治家翟璜、李悝，军事家吴起、乐羊等都先后来投奔魏文侯，帮助他治理国家。

当时，魏国已经建立了封建政权，新兴地主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可是，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意识方面都还存在不少奴隶制的残余，严重阻碍着魏国的发展。魏文侯决心加以改革。他任李悝为相国，经常同他商讨国家大事。李悝也积极地提出许多建议。

有一天，魏文侯问李悝，怎样才能招募更多有才能的人到魏国来，李悝没有回答，反问道：“主公，您看过去传下来的世卿世禄制怎么样？”魏文侯说：“看来弊病甚多，需要改革。”李悝点点头说：“这个制度不改，就不可能起用真正有才能的人，国家就治理不好。”原来，按照“世卿世禄制”，奴隶主贵族的封爵和优越俸禄是代代相传的，父传子、子传孙，即使儿子没什么本领，没立什么功劳，照样继承父亲的封爵和俸禄，享受贵族的种种特权，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一些真正有才能的人，只因为不是贵族，就被这种制度卡住了，很难得到应有的地位。李悝把这个问题分析给魏文侯听，魏文侯十分同意他的看法。又问：“那么如何改革呢？”李悝早就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说：“我们必须废除世卿世禄制。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谁有本事有功劳，就给谁官做，给谁俸禄；按本事和功劳大小分派职位；有功的一定奖赏，有罪的适当处罚。对那些既无才能又无功劳而又作威作福的贵族，采取断然措施，取消他们的俸禄，用这些俸禄来招聘人才。这样，四面八方的能人贤士就会到魏国来了。”魏文侯听了，非常高兴，叫李悝起草改革的法令，不久就在全国执行了。这项改革，剥夺了腐朽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增加了新兴地主阶级参预政治的机会，为巩固魏国的封建政权创造了条件。

接着，魏文侯又采纳了李悝的建议，在经济上进行了改革。李悝算了一笔细账：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民，种二十亩地，每年收获的粮食，除去交租纳税和自己家的口粮以外，就剩不下什么了。如果遇到生病办丧事，或者国家增加苛捐杂税，日子就更难过了。为了改善农民的生活，就必须增加粮食产量。当时魏国大约有几百万亩土地，除去山、河、城、邑，可耕地只有六百万亩。如果农民精耕细作，每亩可增产三斗粮食；相反，就要减产三斗粮食。这样一增一减，全国就相差一百八十万石粮食。所以，他建议实行“尽地力”的政策，就是积极兴建水利，改进耕作方法，以充分发挥土地的潜力。同时，李悝还创立了“平籴”法：丰收年景，市面上粮价便宜，为了不使农民吃亏，国家把粮食照平价买进；遇到荒年，市面上粮价昂贵，国家仍照平价把粮食卖出。这样，不管年成好坏，粮价一直是平稳的，人民生活比过去安定，国家的赋税收入也得到了保证。

李悝还搜集整理了春秋末期新兴地主阶级制定的法律，创制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法典——《法纪》，用法律形式把封建制度固定下来，保护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特权。

魏文侯很赞成李悝的主张和措施，实行了这一套办法以后，魏国很快就富强起来了。

魏文侯看国家实力增强了，就要去攻打中山国（今河北省定县一带）。翟璜推荐乐羊做大将，说他文武双全，善于带兵，准能把中山打下来。可是有人反对，说：“乐羊的儿子乐舒在中山当大官，他肯出力拼命地攻打中山吗？只怕他疼爱儿子，到时候会心软。”翟璜说：“乐羊可是一个忠心为国的人。乐舒曾经替中山国君聘请乐羊去做官，乐羊认为中山国君荒淫无道，不但没去，还劝儿子离开。可见他是很有见地的。”文侯把乐羊找来，对他说：“我想让你带兵去平定中山，您儿子在那儿做官，怎么办？”乐羊说：“大丈夫为国家建功立业，要是破不了中山，甘愿受处分！”魏文侯就派他为大将，带领兵马，去攻打中山。一连几仗下来，中山兵大败。魏军长驱直入，一直打到中山国的都城，并且把都城包围起来。中山国国君十分恐慌，一面加紧城防，一面逼着乐舒劝说乐羊停止攻城。乐舒不得已，只得登上城楼大叫，请父亲来相见。乐羊出来，不等乐舒开口，就把他大骂一通，要乐舒赶紧劝中山国君投降。乐舒请求乐羊暂时不要攻城，等他同国君商议。乐羊同意了，给他们一个月的期限。一个月过去了，中山国又要求缓期一个月。这样三次，乐羊也没攻城。原来他是考虑，中山城池坚固，硬攻伤亡太大，不如采取围而不攻的办法来收买民心，等待时机再把都城拿下来。谁知魏国朝廷上一些嫉妒乐羊的人乘机到文侯跟前说起他的坏话来了：“主公请看，乐羊开始攻打中山的时候，势如破竹，儿子一番话，三个月不攻。父子感情可真深啊！要是不把乐羊召回来，恐怕要前功尽弃了。”诽谤乐羊的话不断送到魏文侯耳朵里。魏文侯问翟璜有什么意见，翟璜说：“乐羊这个人很可靠，主公不要怀疑。”于是文侯对各种诽谤乐羊的话一律不加理睬，照样信任乐羊，经常派人到前线慰劳，还预先在都城替乐羊盖了好房子，等他回来住。乐羊心里非常感激。他看中山国不投降，就带军队拼命攻城。中山国国君看看情势危急，就把乐舒绑了，高高地吊到城门楼顶的一根杆子上，想用这种办法迫使乐羊退兵。那天，乐舒在高杆上大叫：“父亲救命！国君说您一退兵就不杀我……”话没说完，乐羊气得直翘胡子，拔出箭来就要朝乐舒射去。中山国君一气之下，果真杀了乐舒，还把他的头吊到杆子顶上，想引得乐羊悲痛，松懈斗志。乐羊见了儿子的脑袋，气得直骂：“谁叫你给无道昏君做事呐！也是罪有应得。”接着，他带领军队更加下死劲攻城，最后，终于把中山国打下来了。平服中山国以后，魏文侯又任命吴起为大将，带领军队去攻打秦国，连着占领五座城池。魏国成为当时最强盛的国家。

智慧方圆人才问题是个极端敏感、尤其需要领导者灵活处理的问题。越是有真本事的人个性越强、独立性越强，对此，领导者应该以通达的态度、圆融的手段，使其心甘情愿地竭尽所能为你效力。周围聚集了一帮龙虎之人，领导者又怎会不威呢？

7.要懂得“曲径通幽”的妙用

以铁腕处理棘手问题、管理下属可以迅速解决问题、不留后患。但这并不是说天天黑脸铁面、完全无情无义。铁腕在这里首先是态度的坚定果决，但具体的手段大可以温和一点，以曲径通幽的方式照样可以达到目的。

赵匡胤当上大宋皇帝后，总是寝不安枕。从自己陈桥兵变易周为宋的经历，他深知兵权的关键性，也总怕有将领以他为“榜样”，兵变篡权，因此他下定决心把兵权抓在自己手里。

但是赵匡胤并没有采取腥风血雨的方式，他的铁腕不仅逐步施展，而且采取了一种春风细雨的方式，并因此传为历史佳话。

经过两次对禁军领导班子的调整，作为宋朝中央军的禁军一直十分稳定，赵匡胤这才放了心。于是到了建隆二年（公元961年）的三月，他便免去了慕容延钊的殿前都点检职务，改任为南西道节度使。又免去韩令坤的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职务，去任成德节度使。殿前都点检一职自此不再任授，赵匡胤自此完成了皇帝亲握军权的大事，实现了皇帝就是军队统帅的专制决策。

到了这一步，在宋朝禁军这个国家军队中，主要的高级将领都已为赵匡胤的兄弟、义兄弟和亲信分别担任，从理论上来说，这样就可以使赵匡胤高枕无忧，无须担心兵权被他人所篡利用兵权来左右政权了。其实，这种把兵权分别授予自己人的方法并非就是非常牢靠，历史上就有许多弑父屠子、兄弟相残的例子为人耳熟能详。

仅把军队领导人都换成亲信，赵匡胤仍不会高枕无忧的。为了彻底解决兵权左右政权的弊病，还要从根本上也就是从体制上解决问题，就是要解除所有功臣个人意义上的兵权。“图难于其易”，既然已把军队的高级将官都换成了亲信，也就等于完成了第一步，而解除这些人的兵权就不是多困难的事了。

由此可见，赵匡胤做事于其细，顺利地掌握了军权，因此就为他图难于其易创造了下一步“其易”的条件。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的一天晚朝后，赵匡胤在宫中摆了一场宴会，宴请禁军的高级将领。在宴会进行到酒酣耳热之际，赵匡胤叹息道：“若不是你们这些人出力扶持，我怎能做这个皇帝，不过我既做皇帝，就要做一个真正的皇帝。可是，做皇帝也真是太难了，自从我当了皇帝，就没有一天能睡上一个安稳觉。”

石守信等人听他如此说，大惑不解，忙问：“皇上，二李既平，国泰民安，你怎么还睡不着觉呢？”

赵匡胤说：“中国五十年来，多少人都能当上皇帝。而今，也不知还有多少人想当皇帝啊。”

石守信和其他将领都诚惶诚恐，说：“陛下怎么这样说呢，如今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啊！”

赵匡胤说：“纵使你们不生二心，也难保你们手下的人不贪图富贵。一旦有一天，有人也将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是不想当皇帝，也推辞不掉啊。”

听赵匡胤如此说话，石守信及其他将领吓得汗流浃背，一齐跪下，说：“臣等愚昧，不解圣意，该怎么做，请皇上指示。”

赵匡胤就说：“依我之意，你们不如全卸去兵权，去大藩做节度使。置田兴宅，广积产业，饮酒作乐，痛快地过此一生，使我们君臣两下无猜。”

石守信和诸位将领都明白了皇帝的意思。第二天，诸将皆称疾不朝，各自上书请求辞去在禁军的职务。于是赵匡胤任命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出任宋州；任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出任寿州；任张令铎为镇安节度使，出任陈州；任罗彦瑰为彭德节度使，出任相州；任石守信保留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为天平节度使，出任郓州。

老子说：“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赵匡胤有这种智慧。释诸将兵权，本是一件很难很大的事，但他从其易，从其细，所以就顺理成章、水到成渠地完成了图难、为大之事。

智慧方圆铲除隐患的态度是坚决的，这是方；达到目的的手段是灵活的，这是圆。赵匡胤的做法既去掉了心头之患，巩固了皇权，又不动声色，不费力气，没有引起较大的动荡。看来，“曲径通幽”这一招实在是对领导之道中面方手圆策略的妙用。

8.领导者要黑脸白脸一起唱

作为领导者，有时候对故旧施威可能会碍于情面，苦无良策，这时就需要与人配合，各扮角色。一个扮黑脸，一个扮白脸；一个砸场，一个收场，管人效果自然不同。

南北朝时期永熙三年，高欢立十一岁的元善见为帝，迁都邺，史称东魏。次年，宇文泰在长安立元宝炬为帝，史称西魏。北魏正式分裂成东、西魏。

东魏政权仅存在了十多年，一直由高欢、高澄父子控制朝政。高欢依靠鲜卑军人起家，又得到了汉族豪强的支持而夺得政权，上台后，他吸取了尔朱氏失败的教训，留心接纳汉族士大夫，注意笼络鲜卑贵族。但是，他对官员的贪污聚敛、为非作歹不闻不问，东魏吏治日趋腐败。行台郎中杜弼要求高欢整肃吏治，高欢说：“天下贪污，习俗已久。今带兵的鲜卑将帅的家属部将都在关西，宇文泰经常对他们笼络招降，他们也在犹豫观望；江东又有南梁萧衍，汉族士大夫都认为他是汉室正统。我如果急于整肃，恐怕鲜卑将帅将投奔宇文泰，汉族士大夫则归向南梁，人才流失，我何以立国，还是慢慢来吧！”杜弼不以为然，在高欢准备出兵攻打西魏时，又要求高欢先除内贼。高欢问他，谁是内贼，他说：“掠夺百姓的勋贵就是。”高欢没回答，令军士排列两边，举刀、挺矛、张弓，要杜弼从队伍中走过去。面对刀枪出鞘、怒目而视的鲜卑军人，杜弼吓得冷汗直流，战战兢兢。高欢开口说：“箭虽在弦上而未发，刀虽举而未砍，矛虽挺而未刺，你便吓得失魂落魄。诸勋贵却要冒枪林弹雨，百死一生，他们虽有些贪鄙，但功劳是很大的，能将他们与常人一样看待吗！”

高欢的姐夫尉景贪财纳贿，被人告发，高欢叫优伶石董当他的面，像演戏一样，一边剥尉景的衣服，一边说：“公剥百姓，我为何不剥公？”高欢在一旁说：“以后不要贪污啊！”尉景却说：“我与你比，谁的财产多？我只在百姓头上刮一点，你却刮到皇帝头上了。”

东魏的都城在邺，高欢却一直住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将朝政委于其信任的孙腾、司马子如、高岳和高隆之，人称“邺中四贵”，他们专恣朝政，骄横贪枉，权熏内外。高欢既不想得罪权贵，也不愿看着他们坐大，便任命其子高澄为大将军，领中书监，大权尽发高澄。太傅孙腾自以为是其父辈，又是功臣元老，进大将军府，不等招呼便坐下了。高澄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令左右将他拖下座，用刀背抽打他，并令他站在门外。高隆之随高欢起兵山东，高欢称其为弟。一次，高澄的弟弟高洋对高隆之叫了声“叔父”。高澄马上沉下脸，骂了高洋一通，使高隆之下不了台。高欢假装关切地对公卿大臣说：“孩子长大了，我也管不住了，你们要注意回避些。”从此，公卿大臣见了高澄都非常害怕。

尚书令司马子如是高欢的旧友，位居高位，权倾一时。他与太师、咸阳王元坦贪得无厌。御史中尉崔暹、尚书左丞宋游道先后弹劾他们，奏本写得非常严厉。高澄将司马子如收押起来。一夜之间，司马子如头发都急白了，他说：“我从夏州投奔相王（高欢），相王送我露车一辆、曲角母牛一头。牛已死了，曲角尚在。此外，我的财产都是从别人那里掠取来的。”高欢、高澄如此动作只是为了警告这些权贵，并非真要处置他们。高欢写信给高澄说：“司马子如是我的故旧，你应该宽待他一点。”高澄得信，正骑马在街上，立即令人将司马子如带来，脱去枷锁。司马子如惊慌地说：“莫非要杀头吧？”高澄放了他，并免去了他和元坦的官职，其余涉嫌的大小官吏或杀或罢官，过去谁也不敢触动的案子都一一办妥了。几个月后，高欢见到司马子如时，他已憔悴得不成人样了。高欢亲昵地把司马子如的头靠在自己的膝上，亲自为他捉头上的虱子，又赐给他一百罐酒、五百头羊、五百石米。他对邺城的权贵说：“咸阳王、司马子如都是我的布衣之交，与我的关系你们谁能超过他们，他们犯法，我也不能救他们，你们要小心啊！”

高欢父子一个扮红脸，一上扮白脸，一个以法治人，一个以旧恩笼络，恩威并施，巧妙施展权术来驾御公卿贵戚。

智慧方圆“恩威并用”配合使用起来更显得紧凑，既不伤故旧和气，而又达到统御目的，尤其对那些有功之人更适合些。

9.威严中不妨透出一些人情味

在领导与指挥业务上，没有令对方与下属感到畏惧的威慑力，是不容易尽责称职的。单是有一张和蔼的脸、一番美丽动听的言辞，其作用可以说非常有限。

当然，威严也不等于恶言相向，泼口大骂，整日板着面孔训人；只是在工作时对待属下必须令出法随，说一不二。发现了属下的差错，决不姑息，立即指出，限时纠正，不允许讨价还价，要让属下滋生敬畏之心，才会使你威风凛凛，指挥自如。

郑译与隋文帝杨坚有同学之谊。杨坚为北周隋公时，郑译知其相貌非凡，便倾心相交。当时杨坚为周宣帝所猜忌，内心不安，曾私下对郑译说：“我早就想离开京师去地方，这是您知道的。我对您推心置腹，您可稍微为我留点心啊。”郑译心领神会，说道：“凭您的德行声望，天下民心都向着您。我指望着您多多赐福，怎能忘了您的事。我马上会在皇上面前替您说话的。”其时宣帝正要郑译去征讨南方，于是郑译请求派一位元帅。宣帝问道：“你的意思派谁好呢？”郑译答道：“如果要平定江东，不派皇亲重臣而不足以镇抚人心。可以派隋公杨坚去，我姑且充当寿阳总管监督军事。”宣帝听从了他的意见，诏命杨坚为扬州总管，与郑译兵会合于寿阳，进攻陈。正当杨坚等将行未行之际，宣帝驾崩。在此抢班夺权的紧要关头，郑译与刘防合谋，假传圣旨请杨坚入朝总理政事，都督内外军事，使杨坚坐上了左大丞相的交椅。杨坚为报答郑译，拜其为柱国、相府长史、治内史上大夫事，后又升其为上柱国，恕以十次死罪。杨坚准许他自由出入自己的内室，对他言听计从，赏赐多得不可胜数。

但是，郑译为人轻佻阴险，贪污受贿，声名狼藉。杨坚内心对他渐渐疏远，只是因为他有功在前，才不忍心废弃不用。不过，杨坚暗中却嘱咐下属官员任何事情都不得禀告郑译。郑译毫无所知，每日还在升堂治事，结果无事可干，他这才惶恐起来，向杨坚跪求解职。杨坚表面上对他仍旧很宽厚，客客气气地劝他放心。杨坚即位后，让他以上柱国的身分归回府第，并且重封了他的两个儿子及亡父亡兄。

郑译自受疏远以后，暗中找来道士作道场，以便消灾祈福，不料他的女仆奏了一本，告他以左道巫术蛊惑人心。杨坚不快地问他：“我没有对不起你，你这样做是何居心？”郑译无言以对。因为郑译未与母亲住在一起，有关官员又弹劾他有违孝道，所以他遭到了削官除名的处分。杨坚不欲严惩这位功臣，下了一道措辞很有意味的诏书：“译嘉谋良策，寂尔无闻；鬻狱卖官，沸腾盈耳。若留之于世，在人为不道之臣；戳之于朝，入地为不孝之鬼。有累幽显，无以置之，宣赐《孝经》，令其熟读。”然后让他仍与母亲住在一起。

过了不久，杨坚下诏，命郑译参加撰修律令，任他为开府、隆州刺史。后又在醴泉宫宴请他，杨坚乘着酒兴对他说道：“你受贬很久，朕极同情。”于是复封其为沛国公，位列上柱国。杨坚环顾群臣，感慨道：“郑译与朕同生共死，历尽艰险危难，这段经历常在心头，无日能忘啊！”

智慧方圆立威是为了有效管人，所以它并不拒绝温情主义，威的过程中适当加一点温情，效果会更好。

10.抓住对手的把柄为我所用

使功不如使过。抓住别人犯了错的把柄然后用之，就可以使其以一种感激畏惧的心情，以十倍、百倍的努力，发挥自己的才智，将功补过，忠心回报。

汉代的朱博本是一介武将出身，后来调任地方文官，他利用一些巧妙的手段，制伏了地方上的恶势力，被人们传为美谈。

在长陵一带，有个大户人家出身的名叫尚方禁的人，年轻时曾强奸别人家的妻子，被人家用刀砍伤了面颊。如此恶棍本应重重惩治，只因他大大地贿赂了官府的功曹，而没有被革职查办，最后还被调升为守尉。

朱博上任后，有人向他告发了此事。朱博觉得太岂有此理了，就找了个借口召见尚方禁。尚方禁见新任长官突然召见，心中七上八下没个底，也只好硬着头皮来见朱博。朱博仔细看尚方禁的脸，果然发现有瘢痕。朱博就将左右退开，假装十分关心的样子问尚方禁：“你这脸上的伤痕是怎么搞的呀？”

尚方禁作贼心虚，知道朱博已经了解了他的情况，心想这下肯定完蛋了。就像小鸡啄米似的接连给朱博叩头，嘴里不停地说道：“小人有罪，小人有罪。”“既然知道自己有罪，那就原原本本地给我讲来！”“是，是。”尚方禁如实地讲了事情的经过。朱博将自己听到的与之相比较，觉得大致差不离。他两眼严厉地逼着尚方禁，吓得尚方禁头也不敢抬，只是一个劲地哀求道：“请大人恕罪，小人今后再也不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了。”“哈哈哈……”朱博突然大笑道，“男子汉大丈夫，本是难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本官想为你雪耻，给你个立功的机会，你能效力吗？”

尚方禁开始被朱博的笑声吓得身上直起鸡皮疙瘩。心想这下要倒大霉了。但听着听着，终于缓过气来。朱博刚说完，他又是“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小人万死不辞，一定为大人效劳！”

于是，朱博又用好言安慰了一番，命令尚方禁不得向任何人泄露今天的谈话情况，要他有机会就记录一些其他官员言论，及时向朱博报告。尚方禁已经俨然成了朱博的亲信、耳目了。自从被朱博宽释重用之后，尚方禁对朱博的大恩大德时刻铭记在心，所以，干起事来特别卖命，不久，就破获了许多起盗窃、强奸等犯罪活动，工作十分见成效，地方治安情况大为改观，朱博遂提升他为连守县县令。

又过了一段时间，朱博突然传令召见那个当年受了尚方禁贿赂的功曹，独自对他进行了严厉训斥，并拿出纸和笔，要那位功曹把自己受贿的一个钱以上的事通通写下来，不能有丝毫隐瞒。

那位功曹早已吓得筛糠一般，只好提起了笔，准备写下自己的斑斑劣迹。“记住，如果有半句欺骗的话，当心你的脑袋搬家！”朱博又大吼了一声。

这一声不打紧，只听“扑”的一声，毛笔从那位功曹的手中滑落了下来。那位功曹早已知道朱博办事，说到做到，是一位不好惹的上司。连忙躬腰一边捡笔，一边说：“小人一定依照大人指示，如实坦白。”

由于朱博早已从尚方禁那里知道了这位功曹贪污受贿、为奸为贼的事，所以，看了功曹写的交待材料，觉得大致不差，就对他说：“你先回去好好反省反省，听候裁决。从今后，一定要改过自新，不许再胡作非为！”说完，就拔出刀来。

那功曹一见朱博要拔刀，吓得两腿一软，又是打躬又是作揖，嘴里不住地喊：“大人饶命！大人饶命！”

只见朱博将刀晃了一下，一把抓起那位功曹写下的罪状材料，三两下，将其裁成纸屑，扔到纸篓里去了。“我的妈哟！”那位功曹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以为刀已到了脖子上。一看这种情景，他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还伸手朝自己的脖子上摸了一下：脑袋瓜果然还在！“你出去吧，还是继续去当功曹。”那位功曹如获大赦，一步一拜地退了出去。

自此后，那位功曹终日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工作起来尽心尽责，不敢有丝毫懈怠。

朱博还是继续重用那位功曹。

这是一个典型的利用把柄控制下属的事例，用此手段对下有恩，对上有功，又得了亲信，何乐而不为？

朱博的做法固然示明，但跟诸葛亮“降服”关羽比起来，只能是小巫见大巫。

诸葛亮是中华民族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他在民间一直被视为贤相的典范、智慧的化身。他在驭人方面，不仅善于用人之长，还能巧妙地抓住部下的小辫子，让他们像戴上了金箍的孙悟空，本领再大，也得听唐僧调遣。

早在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就为他设计出一套成功的方案：占荆州，据蜀地，东和孙权，北拒曹操，以待时机统荆州之兵，进据宛洛；率益州之师，出击秦川，以兴汉室。诸葛亮出山之后，就是鉴此蓝图来辅佐刘备的。建安十三年，曹操基本平定北方后率大军南下，旨在消灭刘备、并吞江南。此时刘备兵少将寡，军事上连连失利。诸葛亮认为，刘备的惟一出路是联合孙权，打败曹操，先有立足之地，再图发展。于是他亲自出使东吴，舌战群儒，说服孙权，智激周瑜，促成了孙刘联盟。又从多方面帮助周瑜，为即将开始的赤壁之战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根据诸葛亮的判断，曹操兵败赤壁后必经华容道出逃，届时生擒，如囊中取物。但捉后如何处置，倒成了一大问题。他反复分析后认为：如杀之，则中原群龙无首，势必四分五裂，你争我夺，东吴便会乘机向北发展。一旦时机成熟，将会掉过头来吞并刘备。如不杀，也已灭其主力，一时无力南侵，还能牵制孙吴。若如此，刘备则可乘机占领荆州，进军巴蜀，正符合他隆中对时的设想。鉴于此，诸葛亮便考虑人员的调配。他认为，张飞坦率急躁，捉住曹操后是不会放走的。赵云忠贞不二，捉住曹操是不敢放走的。而关羽，他不但义气如山，还曾受曹操厚恩，而且是主公二弟，捉曹后定会释放。何况关羽还有一大缺陷：凭借百战百胜的威名有时傲气太重，若抓住他“捉放曹”的小辫子，也可届时给他点限制。主意已定，诸葛亮便将张飞、赵云、刘丰和刘琦一一派出，惟对身边的关羽置之不理。关羽忍耐不住，就高声斥问：“我历次征战，从不落后，这次大战，却不用我，竟是何意？”诸葛亮故意激他：“关将军莫怪！我本想派您把守一个最重要的关口，但又一想，并不合适。”关羽很不高兴地问：“有什么不合适的呢？请明讲！”诸葛亮说：“想当初您身居曹营，曹操对您多方关照。这次他惨败后必从华容道逃窜，若您前去把守，必会捉而放之！”关羽抱怨他未免多心，还说自己斩颜良、诛文丑，又解白马之围，早已报答了曹操。若再遇他，决不放行。诸葛亮仍以言相激，终于激得关羽立下了军令状，才领兵去华容道埋伏起来。

果然不出诸葛亮预料，曹操在赤壁不但被周瑜烧掉了他苦心经营的全部战船，还烧毁了一连串的江边大营。曹兵被火烧水溺、着枪中箭，死伤不计其数。曹操仓惶出逃，又一路遭到赵云、张飞的伏击，最后只剩27骑，且又人困马乏，狼狈不堪地来到华容道。突然，关羽横刀立马挡住了去路。曹操吓得浑身瘫软，不住地乞求关羽饶命。其随从也一个个跪地乞怜。关羽终于念及当初，遂起恻隐之心，不顾事先立下的军令状，高抬贵手放走了曹操返回大营。诸葛亮又照事先设想，特地迎接关羽，使关羽无地自容。当关羽有气无力地禀报了原委，诸葛亮装作恼怒的样子要对他处以军法，刘备一再求情，才免了关羽死刑，令他带罪立功。

诸葛亮精心设计的“捉放曹”，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后人每谈及此事，都赞扬说：“诸葛亮智绝，关羽义绝。”关羽心高气傲，惟有抓其小辫子才可任你驱策。

智慧方圆当领导者不能用百分之百的权威震慑下属，学一学诸葛亮，耍一点小手段，仍然完全可以让不听话的下属乖乖地服从领导。

第三章　内方外圆：蓄势之道是领导智慧的必修课

1.掌握伸与屈的分寸是领导者的竞胜之道

以屈求伸，并不意味着败，而是力量薄弱时身处逆境中的竞胜之道。古往今来，无论取得了多大成就的人，很少能总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每个人都有他屈身的时候。就屈身而言，有的人只对他的荣辱成败起决定作用的少数人屈身，有的人则可能向大众利益屈身。从社会现实来看，人们可以钦佩或鄙夷某一种“屈身”行为，但是不同的“屈身”行为，确实是决定人们是否能够有所作为或取得成就的一个关键因素。

成就一方霸业的曹操就很善于掌握屈与伸的分寸。

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献帝正式任命曹操为兖州牧。这时，由于曹操没有地盘，便只好做英雄屈身之举。他在准备起事的过程中须争取陈留太守张邈的帮助，起兵后在给养等方面也须仰仗张邈的接济，因此在起兵之初曹操对张邈屈身以事之，并主动接受张邈的节制。不久，曹操随张邈来到酸枣前线，代理奋武将军之职。

和后来成大事的其他人一样，曹操一方面屈身于张邈，受他的领导和节制，另一方面也在乘机积蓄自己的实力，以为后来开辟自己的天下创造条件。

曹操前往酸枣途经中牟时，该县主簿任峻率众前来投附。曹操非常高兴，任命他为骑都尉，并将自己的堂妹嫁给了他。

骑都尉鲍信和他的弟弟鲍韬也在这时起兵响应曹操。鲍信是个颇有见识的人，董卓刚到洛阳时，他就劝袁绍说：“董卓拥有强兵，心怀不轨，如不早想办法对付，将会被他控制。应当乘他新到疲劳的机会，发兵袭击，可一举将其擒获。”但袁绍畏惧董卓，不敢发兵。鲍信见袁绍不能成事，便回到家乡泰山，招募了步兵二万、骑兵七百、辎重五千乘。曹操刚在己吾起兵，鲍信便起兵响应，同时来到酸枣前线。曹操和袁绍推荐鲍信为破虏将军，鲍韬为裨将军。当时袁绍的势力最大，不少人趋奉他，独鲍信对曹操说：“有大谋略的人在世上找不到第二个，能统率大家拨乱反正的，只有您一个人。而那些刚愎自用的人，即使一时强大，最后也是要失败的。”

于是同曹操倾心交往，曹操从此也把他当作知己看待。

当然，曹操对他所“屈身”的人也不是不尽心负责。当他看见各路义军十余万人，每日只是宴饮作乐，不思进取，感到非常愤慨，忍不住加以指责，并就诸军如何调动安排谈了自己的建议，他说：“勃海太守袁绍率领河内的军队驻守孟津，酸枣诸将驻守成皋、敖仓、太谷，袁术率领南阳的军队驻守丹水和析县，并开进武关以震慑三辅地区。大家深沟高垒，不同敌兵交战，多虚设疑兵，以显示天下群起而攻之的形势。以正义之师讨伐叛逆之敌，天下很快就可以平定。现在大家以讨伐董卓的名义起兵，如果心怀疑虑不敢进兵，会使天下的人感到失望。我实在为大家的举动感到羞耻！”

孟津、成皋、敖仓、太谷、丹水、析县、武关大都是形势险要，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在这些地方驻兵，不仅可以对洛阳形成半包围的态势，而且还可以震慑三辅，动摇驻守长安的西北军的军心。这是一个可以遏制敌人进而寻找战机打败敌人的方略。而且，这个方略只要求布为疑兵，并不马上出击，在一定程度上也照顾到了关东诸军企图按兵不动、保守实力的心理。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施行这个方略应当说是切实可行的。但是，曹操虽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甚至到了言辞激切、义形于色的地步，张邈等人还是我行我素，对曹操的建议置若罔闻，不予理睬。

但是，英雄终究不能久居人下，其志向、所走之途径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当曹操在汴水失利、招募兵员，重新建立起自己的武装队伍而北归后，不再返回酸枣，而是渡过黄河，赶到河内，同驻扎在那里的联军盟主袁绍接触，企图对袁绍施加影响，使局面改观。但结果仍令人失望，他在许多问题上也常常不能同袁绍取得一致，甚至完全针锋相对。

所以当袁绍私下派人说服曹操让其归附他时，曹操也不置可否，后来，随着袁绍乘机发展个人势力，曹操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并加快发展个人实力的步伐。以后同袁绍的关系则更是若即若离，到曹操迎天子于许都，袁绍由曹操的“上级”变为了他的“下级”时，曹操鉴于自己的实力，也还没有和袁绍闹翻，直到建安四年（公元199年）的官渡之战前，双方才成为“两虎相斗”的“对头”。

智慧方圆只要胸中有丘壑，有雄才大略的领导者从不怕暂时委屈自己，因为他知道，没有这一时之屈便不会有出头之日。所以，他总能对局势洞若观火，内不失方寸，外不失圆滑。

2.在大政方针上见识深远是“内方”的最好体现

高明的领导者必有大心思、大算计，例如对于各种力量的控制就是一门极深的学问。各种力量之间的纵横会随着时间、空间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有组合顺序的先后。如果处理不当的话，操纵局面的过程有时就会显得有些曲折。

唐王朝统一全国以后，中原地区的封建秩序逐渐稳定下来，但民族矛盾却更加突出。当时，对唐王朝威胁最大的是突厥。从隋朝末年开始，到唐太宗贞观初年，突厥不断入侵内地，杀掠人畜，抢夺粮食，制造混乱，使内地的人民遭受长期的深重灾难。

但是，从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开始，突厥境内连续三年发生旱灾，使得六畜多死，实力大损。这样，突厥境内被征服的少数民族，乘机起来反抗突厥的压迫，纷纷投靠唐王朝。早在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就曾派使者到突厥统治下的薛延陀，册封其首领俟斤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与其结成同盟，从内部削弱突厥的力量。随着突厥的衰弱，薛延陀的力量迅速强大起来，到了贞观十二年（638年），薛延陀已拥兵20万，成了唐王朝的心腹之患。

面对此种情形，房玄龄对唐太宗说：“陛下，今薛延陀异军突起，恐日后难制，可拜真珠毗伽可汗二子为小可汗，使其互相掣肘，以夷制夷。”

唐太宗听了房玄龄的建议，便封真珠毗伽可汗的两个儿子拔酌、颉利絆皆为小可汗，并各赐旗鼓，表面上是尊崇他们，实际上是为了分裂其势。

贞观十六年（642年），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遣其叔父沙钵罗泥熟俊斤来唐王朝求婚，并献马3000匹、貂皮3.8万张、玛瑙镜一枚。唐太宗接受了薛延陀的贡品，并问诸位大臣：“薛延陀居强漠北，今御之有二策：一为发兵殄灭之，二则与之约为婚姻以抚之，二者何从？”

房玄龄回答说：“臣以为中原之地方才安定，如果再起战事，势必生灵涂炭。与之和亲，则有甥舅之礼，可使边境安宁，百姓安居乐业，是为上策。”

唐太宗听了房玄龄的回答，说道：“公言甚是。朕为百姓父母，如可使之安宁，则朕何爱一女乎？”

贞观十七年（643年），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派其侄突利设到唐朝请婚，左领军将军契絆何力反对说：“陛下，薛延陀不可与之和亲。”

唐太宗说：“朕已许之矣，岂可为天子而食言乎？”

房玄龄也说：“陛下，大唐既许其和亲，又受其聘币，不可失信于戎狄，使边患再生。”

契絆何力争辩说：“臣非欲陛下绝之婚也，希望延迁其事。臣闻古有亲迎之礼，若敕真珠可汗使其亲迎，即使不至京师，也应至灵州也。彼此不敢来，则绝之有口实矣。”

唐太宗听了契絆何力的话，点头称是。房玄龄见状，觉着不妥，便说：“陛下既知薛延陀不可妻，当初则不许其婚可也。既许之，又设局以得口实，臣以为不可。”这一次，唐太宗拒听房玄龄的建议，一意孤行，下诏让真珠毗伽可汗亲迎，并说自己也要至灵州（今宁夏灵武南）与之相会。

真珠毗伽可汗闻诏大喜，欲往灵州，其部下说：“如为唐朝所留，将悔之莫及。”

真珠毗伽可汗说：“我闻大唐天子有圣德，我有机会亲往见之，死无所恨。”与此同时，唐太宗先后派了三批使者，到薛延陀接受其所献的马牛羊。但薛延陀是游牧为生，要凑足所献杂畜之数，常常需往返万里，沿途要经过沙碛之地，使杂畜一大半因无水草而死亡。经过这么一番折腾，真珠毗伽可汗不可能按期到达灵州与唐太宗相会。这时，唐朝有大臣说：“聘财未备而与之婚，将使戎狄轻侮大唐。”

契絆何力则说：“果如臣所言！”

唐太宗的内心已有毁婚约的打算，在大臣们的蛊惑声中，唐太宗彻底动摇了，将房玄龄的一再劝告抛到九霄云外，下诏与薛延陀绝婚，并召回了三批使者。唐太宗的这一举动，让房玄龄内心非常不安，往日的情形不由得浮现眼前。

在武德九年（626年）的夏天，玄武门之变发生不久，突厥恃强进攻唐朝，一直打到渭河便桥之北，形势非常危急，朝中人心惶恐不安。刚刚夺取太子之位的李世民，面对此等情形，问房玄龄：“公有何策？”

房玄龄说：“突厥号称百万，恃强而来，有骄我大唐之心，大王可暗设伏兵于渭河之南，然后大王带数骑与之隔河答话，突厥必心生疑惑，不敢轻举妄动。”

萧蠫反对说：“公言差矣！突厥狼子野心，以大王千金之躯，不可如此轻敌，当固守以待援军。”

房玄龄说：“突厥所以敢倾巢而来，以我国内有难。若示之以弱，闭门拒守，突厥必纵兵大掠，那就不可收拾了。今大王轻骑临阵，使之知我决战之心，此举又出其不意，可使之生恐惧之心，制服突厥，在此一举。”

萧蠫犹坚持不可，李世民说：“我计已决，卿毋复言！”于是，李世民带领六骑出玄武门，至渭河便桥之南，与突厥颉利可汗隔河而语。突厥人马大惊，皆下马罗拜，请和而退。

这一惊天动地的壮举，在李世民、房玄龄的密切配合之下，演得那么有声有色，淋漓尽致。房玄龄想着那如同昨日之事，再看看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心里着急如焚，便找褚遂良商议。

房玄龄对褚遂良说：“汉初匈奴屡为边患，汉帝饰子女捐金絮以抚之，使百姓安宁。自隋末大乱以来，突厥屡进中原，掠虏百姓，陛下与之约和而退。今薛延陀虽居强漠北，但不比汉之匈奴、隋末之突厥，强则在我，使其臣服即可，约以婚姻更固。陛下圣德亘古未有，前许后毁，恐损我大唐胜名。不知褚公意以为如何？”

褚遂良点头表示同意，说：“我已写好一道奏疏，明日上朝奏于陛下。”

房玄龄说：“如此甚好。”

第二天上朝，褚遂良上疏说：“陛下，薛延陀本突厥治下一俟斤，陛下荡平沙塞，余寇奔波，须有酋长，陛下方立之为可汗，赐以旗鼓。薛延陀之于陛下，臣也，既许其婚姻，国中童叟皆知，百姓咸言陛下欲安百姓，不爱惜一女，人人怀德。今一朝生进退之意，有改悔之心，臣为国家惜名声。如生嫌隙，必生边患，此所谓得少失多，恐非服远人之法也。陛下君临天下十七载，以仁恩结庶类，以信义抚戎夷，天下莫不欣然。再说，漠北部落无数，诛杀终不能尽，当怀之以德，使为恶者在彼而不在我，失信者在彼而不在我，则尧、舜、禹、汤不及陛下矣。”

褚遂良上奏完毕，房玄龄接着说：“陛下，遂良之言甚切。当初，陛下问臣是战是和亲，臣以为取和亲为上策，陛下亦以为然。契絆何力一面之辞，使陛下心生动摇，失信于戎狄，古之圣人不为也。臣以为陛下当效汉世之法，饰子女以抚之。”

唐太宗固执己见，说：“昔汉初匈奴强，以和亲为宜，今强在我，戎狄弱，以我徒兵一千可击胡骑数万，薛延陀所匍匐稽颡，不敢骄慢，畏我之故也。若以女妻之，彼必自恃大国之婿，使漠北杂姓臣服，一旦不合其意，反为所害。今绝其婚姻，使杂姓和我弃之，不日将瓜剖之矣。”

房玄龄说：“陛下，为君者当以德服人，夷狄华夏一视同仁，方为长治久安之计。如边患再生，必使我大唐臣民蒙兵燹之灾，天下徒添孤儿寡母。陛下乃一代圣主，臣能侍奉陛下左右乃前世所修，臣于谏争之事，窃以为不若魏征。若魏征在，恐不欲陛下有毁约之举也。”

魏征以直言敢谏著称于世，可惜在此之前去世了，当时唐太宗还悲哀地说：“朕亡一镜矣。”唐太宗见房玄龄提及魏征，不由得砰然心动，但刹那间又消逝了，仍不改初衷地对房玄龄说：“朕计已决，公毋复言！”

就这样，房玄龄的和亲安边之计流产了。在当时的形势下，唐王朝比薛延陀要强盛得多，薛延陀是不会轻易犯边的，如果再以和亲与之结盟，那边境的安宁将会更进一步，和亲之计有其说不尽道不完的种种好处。正因为如此，房玄龄才苦苦劝说唐太宗。虽然最终没能实现，但到了后来，和亲安边之事却多有实施，最著名的莫过于文成公主出嫁吐蕃了，其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在今天也可以感受到，这就不能不让人赞叹房玄龄的英明了。

智慧方圆蓄势是领导者最难念好的方圆经，因为你既要以自己高人一筹的见识征服别人，又不能逾越一些有形的和无形的规则。但是，也正因为此经难念，一旦你下功夫念好，定会受益无穷。

3.领导者不能干恃能而骄的傻事

不学无术、投机钻营的人固然成不了大气候，但是不看时势、不懂内方外圆之道、一味逞能的人，即使身负经邦治国之能，也一样难有作为。能力是一把解决问题的钥匙，有的人以积极进取、开创基业为能，有的人则以安定局面、奉制守成为能，二者只有情势的区别，没有高下的不同。

中国历史上以能而不逞闻名的，有一个萧规曹随的故事。

宰相位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为政方式关系整个王朝。尤其在处理与前任宰相或同时为相者的关系上，十分敏感，名相多以国事为重，把握得当。“萧规曹随”，指汉初丞相萧何定下政策法规，继任的曹参因循不变，保持了汉初政策的连续性和国家的安定。

萧何被刘邦拜为丞相后，经邦定国，安抚天下，为新兴的汉朝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萧何实行的是对内宽松、与民休息、恢复国力的方针。

曹参继萧何为相后，继续奉行萧何制定和推行的与民休息的政策，实行“无为而治”。所谓“无为”，实际上就是守成，就是不创设新的设置与举措。史载曹参“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他专门任用那些不善言辞的忠厚长者；他日日饮酒，不听政事，大臣与属吏想来禀报事情的，他一定要把对方灌醉，让对方无法开口。与曹参居所仅一墙之隔的丞相属吏们也日夜饮酒，醉歌欢呼，曹参听到后，不但不禁止，反而命令从吏也张席坐饮，高声吆喝，与毗邻的呼声相应。看到他人有过错，即为其掩盖，不加深究。他一切以萧何时代的政策为准，因而丞相府清静无事。惠帝对曹参的做法很感奇怪，便让曹参的儿子、中大夫曹窖回去问曹参，为什么不以天下事为忧？曹窖一问，不想被曹参怒笞二百，并训斥道：“趣人侍，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惠帝忍不住亲自询问曹参，曹参问惠帝：“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惠帝说：“朕乃安敢望先帝乎？”又问：“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答曰：“君似不及也。”曹参于是说：“高皇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令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被他说服，连声说：“善，君休矣！”

曹参为相，不欲创新，一味守成，以特有的方式保持萧何以来政策的连续性，既稳定了汉初的政局，又为日后西汉的繁荣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萧规曹随”，是宰相为政的一种方式，也是为官执政者表现个人能力的一种方式。

事实证明，曹参以“无所作为”的方式，却取得了“有所作为”的实际效果。恐怕没有人会说曹参是一个无能的相国，因为他所采取的政治举措完全符合当时天下初定、人心思稳的社会背景。相反，他以另一种方式展露了治理天下的才能。

智慧方圆替人做事从第二、第三做起都没关系，只要搞清楚自己对上司的有用之处并用心把握就行了。如能稳稳当当地做个第二，一旦主客观条件形成，自然也就成为第一了。

4.以修身养性蓄成领导之势

领导者的一举一动展示的是个人的修养气度，关涉的却是众人的利益安危。一个领导者能在动荡时临危不乱，在平常里虚怀若谷，才算真正具有领导的大家风范。

公元前548年，齐庄公因为荒淫无道，被权臣崔杼弑杀。此后，崔杼为了专权，滥杀异己，一时间朝臣人人自危，纷纷逃亡，只有晏子不畏强权，不怕淫威。

崔杼设计杀死了庄公，闻声而来的晏子一直站在崔杼的门前，崔杼的门人问他：“你是来送死的吗？”“难道只是我一个人的国君吗？要我死！”“那你为何还不赶紧逃命呢？”“难道是我一个人的罪过吗？要我逃命！”“那你还是回去吧！”“回去？国君已经死了，我往哪儿去？君主为国家而死，我们也就为他而死；为国家逃亡，我们也就随他而逃亡。如果君主为自己而死，为自己而逃亡，不是他个人宠爱的人，谁愿意承担这责任？我哪里能为个人而死？为他个人而逃？但我们又能回到哪里去呢？”

正说着，崔杼的大门打开了，晏子立即走了进去，取下帽子，光着膀子，坐在地上，然后将庄公的尸体枕放在自己的大腿上而放声痛哭。哭了好半天，站起身来，向上跳了三下便径直走了出来。崔杼不解其意。

崔杼与庆封勾结，立年幼的杵臼（即齐景公）为君。为了弹压朝臣，他们设坛立盟，劫持齐国所有的将军、大夫、显贵人士和一些百姓，扣押在太庙前的台阶上，下令所有人都得参加盟誓。盟誓的人不得佩剑，惟有晏子一人不肯解剑，崔杼不得已同意了。崔杼的家兵拿着剑戟逼迫每个大臣宣誓服从崔、庆，气氛十分恐怖。崔杼已经杀了七个人，轮到晏子宣誓，他仰天长叹道：“唉！崔杼干无道的事，杀死自己的国君，凡不跟随王室而跟随崔杼、庆封的人，必将遭受灾祸。”并坚决拒绝宣誓。

崔杼威胁着：“如果你改变自己的话，我与你共同享有齐国；如果你不改变自己的话，叉戟已经架在你的脖子上，剑已经指向了你的心窝。看你是想走哪条路？”晏子毫不畏惧，厉声回答道：“纵使弯曲的快刀钩进了我的脖子，笔直的利剑伸进了我的胸膛，我也不会有丝毫改变的。”

崔杼迫于晏子的崇高声望，不敢对他有所损伤，只好放他回去了。果然，后来在晏子的辅佐下，齐景公消灭了崔、庆的势力。

由此可以看到，崔杼敢于杀死国君而不敢对一个臣子动一丝毫毛，足见晏子在人民心中的地位之高。他虚心接受批评，重视选拔贤才，虚心对待下人，则是另一番情景。

有一次晏子外出，路见一个头戴破帽反穿皮衣身背干草的人，认为这是贤人。于是他二话没说，就将自己驾车的马卖掉一匹，为这位名叫越石父的人赎了身，然后一同回家。

到了家门口，晏子一时忘记打招呼就撇下越石父而独自进屋了，越石父见晏子对他这么没有礼貌，转身就走。晏子走了好远，回头一看，不见越石父跟上，很奇怪，急忙赶出门外，却见越氏已走了老远。晏子又急忙坐上车驾，等到快接近越石父跟前时，他有些不高兴地问道：“先生怎么这样不辞而别呢？你给别人做了三年奴仆，我与你素不相识，却将你赎了出来，你为什么要离开我呢？”

越石父停下脚步，不紧不慢地说：“我听说，读书人因为没有人理解而感到委屈，而有人理解时则感到舒畅。所以贤德的人不会因为有功劳而看轻别人，也不会因为别人对自己有恩而委身于人。我为别人当了三年奴隶，没有一个人理解我。今天先生为我赎身，我认为先生是理解我了。而此前先生乘车，不向我打招呼，我以为先生忘了我。现在您又不打声招呼就进屋去了，还是把我当奴隶一样看待。先生如此待我，我在这里又能干什么呢？走才是明智的选择啊。”

晏子听罢大为惭愧，赶忙道歉：“先前我只看到您的外表，而现在则看到了您的气节。俗话说，‘反省自己行为的人不再列举他的过失，详察实情的人不再追究他所说的话’。我可以向您致歉，而您能接受吗？我诚心改正自己的过失，请您多多赐教。”

越石父欣然一笑，晏子大喜，下令洒扫门庭，更换筵席，并用隆重的礼节欢迎越石父。从此越石父尽心帮助晏子，功绩颇大。

晏子选才几乎是不拘一格的。在他任齐国宰辅之时，有一次出门，他车夫的妻子从门缝里偷看，只见自己的丈夫洋洋得意、神气十足，她很是不满。不久，车夫回来了，刚一进门，她便要求离婚，车夫很是奇怪，便问是什么原因。妻子说：“晏子身高不足六尺，当上了丞相，名声显赫。今天我看他出去，志向高远，保持着谦逊有礼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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