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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碧莹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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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兰彬与晚清外交试读：

绪论 时代赋予的使命

陈兰彬，一个从南方小村庄走向京城的清朝翰林，在晚清中国社会转型，社会各方面进行改革的年代，又从京城走向世界。他是一位历览晚清风云，见证政坛变迁，亲历洋务新政兴衰成败的重要人物。他三度走向世界，他的足迹遍及亚洲、欧洲和美洲，其在晚清留学教育中的开拓地位，以及晚清外交的开先地位和作用，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一、大变局时代

陈兰彬（1816—1895）在79年的生涯中，经历了清朝五个朝代：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和光绪朝。嘉庆、道光年间，是陈兰彬的青少年时代，他出生在诗书世家，从小聪敏过人，理所当然地走上科举之路。咸丰年间，是陈兰彬科举成名，初露锋芒的时期。同治和光绪年间，是陈兰彬一生中最有作为，也是对国家有所贡献的时期。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征，陈兰彬在19世纪70年代活跃在国内外政坛上，那个时代的特征，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就是：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再简单地说，“变”就是当时的时代特征。无论动机如何，朝野上下愿意与否，“变”已经成为事实。所谓变，就是过去没有做的事，现在做了。陈兰彬恰好生活在大变局的时代，又奉清政府之命走向世界，做的是前人未做过的事。

这个时代无论世界或是中国都发生巨变。工业革命使西方国家无与伦比地强大起来，随之也叩开中国的大门。列强用洋枪大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这些曾被称之为“夷狄”的人用大炮向中国说明，他们不是贡使。在战争的整个过程里，“中国以中世纪的武器、中世纪的政府、中世纪的社会来对付近代化的敌人”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5页。,战争以严酷的事实暴露了东西之间的差距，也把中国轰出中世纪。自此以后，外人破关而入，无孔不钻，东突西撞，令清政府来个措手不及。文学家钱钟书形象地说：“咱们开门走出去，正由于外面有人推门，敲门，撞门，甚至破门跳窗进来。”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钱钟书序。外国人来了，哪怕我们不情不愿，也只好走向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绝没有办法走出这个世界。

在先进的西方和落后的东方的国际格局下，中国显得无可奈何、措手不及但也无法抗拒，于是，就以小变应对万变，开始了变法图强的洋务新政，变得快，变得广。19世纪60年代以后，部分士大夫已认识到中国面临着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人称之为“变动”，亦有人称为“变端”、“创事”、“创局”等，不过称之为“变局”较普遍。广东巡抚黄恩彤说，中国已经面临几百年来最大的一次变动。丁日昌断言，中西接触的扩大是一千年来所发生的最大的一次变化。李鸿章在一封信中写道，中西杂处之势方兴未艾，这种情况是不可变更的。王韬亦指出，“现在，外国人从地球上的各个角落向中国聚集，这的确是史无前例的事件——天下的大变局”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6页。。无论怎么个说法，总离不开一个字：“变”。也就是说，部分中国人已意识到世界在变，中国不得不变。古代史往往几十年、上百年并无多大变化，近代每几年、每十年就来一个大变化。这是古今的不同，如何地面对变幻莫测的世界风云？郭嵩焘认为，新形势就像一把两刃刀。它可以加害于中国，也可以有利于中国，这要看中国是否能因势而利导。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第191页。于是，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国掀起了“洋务运动”，又称“同治中兴”、“同光新政”，海外学者则多称“自强运动”。这是“采用资本主义外壳以保持封建主义统治的一种自救运动”，是中国早期的近代化运动。为期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对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历史产生过一定的作用。就洋务运动的内容看，它建立了一批近代化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创置了科技、文化、教育方面的近代设施。这些内容以及相关观念的变化，构成了近代化一小步。从人的角度看，办洋务关键是人才，要有新型的人才。培养一批懂洋务，通达外情，理解科学的人才尤为重要。国内同文馆、西学堂纷纷建立，为广开渠道培养人才，又开始了派出去培养人才的途径。留美教育就是在这改革时代应运而生的新事物，陈兰彬也就在这个变革的时代被推上前沿，成为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新局势给中国带来了外交问题，也带来了晚清外交的转型。薛福成、丁日昌、王韬等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必须抛弃与外界打交道的传统方法，以便寻求新的方法。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与西方国家没有发生近代意义的外交关系，更谈不上建立近代意义的外交机构。然而，当中国固步自封的时候，世界却一日千里地发展。西方早在17世纪就走出中世纪，步入近代。近代的外交制度与外交理论在原来传统的基础上已发生了演变。各国先后建立了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央机关，也逐渐产生各国主权平等的外交理论，形成近代外交新概念。尽管不同国家对外交理念有不同的解释，但都能理解为外交是各独立国家，基于主权平等的原则，通过谈判交涉的方式，解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面对如此大的差距，随着中外交涉的日益频繁，中国不得不对外交来一番大动作的改革。

晚清外交的变化首先表现在外交体制的变化。鸦片战争前，中国并无近代意义的外交，也没有建立专门的外交机构，只由礼部、理藩院、鸿胪寺等机构负责接待外国朝贡使臣。从1757年至鸦片战争，中国只准外商在广州一隅通商，由两广总督兼理对外交涉。鸦片战争后，对外交涉由广州扩大到五口通商口岸，先后由兼任五口通商大臣的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办理。随着通商口岸的扩大，由南北洋大臣办理对外交涉事宜。随着中国外交往来日益频繁，清政府觉得有设立外交机关的必要，1861年建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称“总理衙门”、“总署”或“译署”。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与外国进行对等交涉的中央外交机构，它是中国门户向外国开放的产物，是适应变化了的情况而建立的涉外机构。1901年，总理衙门为“外务部”所代替，内部组织也加以革新。

随着外交的开展，中国人的国际意识也在提高。1860年以后，中国逐渐吸收西方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平等的观念。国家主权观念的增强是用血的教训换来的。一方面，中国主权的丧失，是列强侵略所致。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建立了一个所谓“条约制度”的关系，中国不得不接受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契约”，而这些条约，也支配了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外交关系。这样一来，中国的主权在一系列的条约中受到了损害，外国人总是用条约维护他们在华的既得利益，并进而扩大其特权，中国不但不能利用条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反而受到条约的束缚。另一方面，中国一些主权的丧失也与清政府官员的无知有关，由于对利权观念的淡薄，列强所得的特权中，有些是清政府官员主动奉送的。在如此残酷的现实面前，中国人觉悟到要致力于争取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平等地位。吸取了一次次外交失败的教训后，中国尤其关注使中国主权受到巨大损害问题上，诸如治外法权、最惠国待遇、关税税率等。国际意识的增强，使中国人开始利用国际法去争取中国在国际间的平等地位。

晚清外交行为变化的重要表现是中国驻外公使的派遣。它体现了晚清外交的新格局，也是中国逐步走上外交近代化的缩影；它标志着中国传统体制的转变，中国逐步加入了国际社会；也标志着中国放弃以前的天朝观念，接受了西方的主权国家观念。光绪元年（1875年8月），清政府任命候补侍郎郭嵩焘、候补道许钤身（后改为刘锡鸿）为出使英国的正副使。年底，任命陈兰彬、容闳为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的正副使。第二年9月，又调任原为驻英副使的许钤身、翰林院编修何如璋为驻日本正副使，后因许钤身丁忧未赴任，由何如璋、张斯桂充任正副使。早期三个驻外使节的委任，标志着晚清中国驻外使馆的建立。这里说的“公使”，在清政府文书中称“钦差大臣”或“使臣”。晚清中国驻外公使的派遣是属于一个新的官方的群体，是19世纪中叶中国向外开放后的重要团体。当第一批外交官走向世界时，既要超越只有朝贡而没有外交的传统观念，又要了解和适应当时流行的国际法规。无论如何，他们都是从被动的外交适应开始走过来的，这是一个艰难的外交历程。

由此可见，走向世界是时代赋予近代中国人的历史使命，而晚清第一批驻外公使则是真正意义上走向世界的一个突出群体，陈兰彬就是属于他们当中的早期外交官，首任驻美公使。他们在无前人经验可循的情况下走向世界，代表中国办理外交事务，对他们的研究正是对近代中国外交史、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探索，均有重大的意义。

二、历史为何选上陈兰彬

历史选择了陈兰彬，陈兰彬又以几个“第一”而载入史册，踏上史无前例的新生事物的舞台，开始了崭新的事业，留下了开拓者的足迹。同治十一年（1872）他受任为驻美出洋肄业局第一位监督，带领第一批官费留美学生奔赴美国学西学，成为留学教育的开拓者。同治十三年（1874）他带领第一个华工调查团前往古巴，调查在古巴华工受虐情况，向政府递交了古巴华工第一手数据，有利于中国与古巴宗主国西班牙的谈判。光绪元年（1875），清政府委任陈兰彬为第一任驻美公使，兼驻西班牙和秘鲁公使。光绪四年（1878），陈兰彬以第一位中国驻美公使的身份，向美国总统海斯递交国书；同年，又在华盛顿建立中国第一个驻美使馆；年底，旧金山第一个总领事馆随之也成立。光绪五年（1879）陈兰彬又在古巴哈瓦那建立第一个总领事馆。光绪六年（1880）在檀香山设立华人商董会，第二年升级为领事馆。谈及上述历史上的第一次，绝不能忘记陈兰彬开创之功。

由此可见，19世纪70年代，陈兰彬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在改革的前沿接受清政府赋予的使命。他率领幼童赴美，向外界传递一个信息：中国在走出中世纪，致力于培养近代化的人才；他受命为驻美公使，标志着中国与西方的外交关系从传统向近代外交的转型；他受命带领调查团赴古巴调查华工受虐情况，表明清政府对海外华侨政策的转变。

历史上几次开风气之先的活动都选上陈兰彬，那是因为陈兰彬具有开放的思想，历史已经实实在在把陈兰彬推上了每次改革的前沿，而且还担任正职的位置，这不能不有一定的历史因由。笔者认为，环境、机遇和实力是陈兰彬被历史选中的重要因素。

环境。地理环境对社会开放度的影响是深远的，对人的影响也同样不可忽视。生活和成长在广东这个大环境里，孕育了陈兰彬开放的心态。广东作为中国的南大门，藉着滨海之利，居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交汇的前沿地带，得风气之先。海外新风从这里吹进内地，磨砺传统，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得我国许多内陆地区难以望其项背。面临着海，广东人对海外的世界并不陌生，祖祖辈辈中有不少人出外谋生。作为历史上著名的通商口岸，早在古代就演绎出中外贸易的历史辉煌，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限广州一口通商，这种情况一直到鸦片战争止。陈兰彬青年时代，经常要到广州会考，西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广州的汇聚，深深感染这位青年。那时，广州的中西贸易也很红火，港口上帆樯如林，十三行的商业街上各国商人来往穿梭购物。与陈兰彬同时代的一位美国商人亨特（William C Hunter）来到广州，并写了名为《广州“番鬼”录——缔约前“番鬼”在广州的情形（1825—1844）》一书，介绍来广州贸易的外国商人。当时广州人对侨居广州的外国人一律贬称为“番鬼”。在广州贸易的有英国人（称“红毛鬼”）、帕西人（称“白头鬼”）、摩尔人（称“摩啰鬼”）、荷兰人（称“荷兰鬼”）、法国人（称“法兰西鬼”）、美国人（称“花旗鬼”）、瑞典人（称“瑞鬼”）、丹麦人（称“黄旗鬼”）、葡萄牙人（称“西洋鬼”）。在早期中西贸易和交往中，自然会碰到语言交流的问题。亨特称，“当时广州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是能够读或写英文的”，于是就出现“没有句法也没有逻辑的语言”——广东英语（后称洋泾浜英语）。一位中国人又写了一本介绍广东英语的小册子，名叫《鬼话》。亨特认为这个中国人“独具匠心，应使他名垂千古”！亨特著：《广州“番鬼”录——缔约前“番鬼”在广州的情形（1825—1844）》，冯树铁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7页。可见，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广州仍然吸引各国商人，形成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好态势。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对不同肤色的外国人并不陌生，更无恐惧感。

粤西的吴川也不是封闭之地。陈兰彬家乡吴川县（今吴川市）黄坡镇黄坡村依绕南海，枕着粤西第一大江——鉴江，濒临鉴江西岸，距大海仅六里，也是得海洋风气之先的开放之地。这里人杰地灵，有淳朴的民风，在海洋文明的滋润下，乡人“多鱼佃”，虽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海岸周边的信息也在不知不觉中渗透到每一角落，良好的自然生态造就颇盛的文风，读书得到鼓励，不少人在科举的名利场上奋斗，争取仕途出路。

自然生态环境孕育了广东人海纳百川的胸怀，也造就了广东文化具有开放性、兼容性和多元性的特征。这些特征使世世代代的广东人能够摒弃唯我独尊的封闭心态，在对外交流中以开阔的视野，不拘一格博采众长，积极吸纳海内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耳闻目睹西洋文化在广东的传播，使陈兰彬视野更为开阔，并具有世界意识。当时代要求中国走向世界，清政府必须考虑走向世界的合适人选时，广东成为寻觅涉外人员的首选之地，见多识广的陈兰彬很自然也就成为首选之人。

机遇。陈兰彬能参与几次开风气之先的活动，“机遇”成为重要的因素之一。作为一介京员，陈兰彬在刑部工作十多年，过着平淡而单调的生活，干的是繁琐无边的工作。同治八年（1869）曾国藩召之入幕，迎来了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机。是年，曾氏任直隶总督，向朝廷奏调“八大贤”入幕，陈兰彬就是其中一名。到了直隶，参与处理诉讼积案，畿南赈灾，以及后来随曾国藩赴天津处理“天津教案”等事务。曾氏认为陈在直隶工作“深资臂力”，表现出“实心孤诣，智深勇沉，历练既久，敛抑才气，精悍坚卓，不避险艰，具有任重致远之志”。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7133页。曾国藩奉旨南下任两江总督时，由于陈的良好表现，曾国藩又向朝廷奏请带陈兰彬南下办洋务。可见，曾国藩是陈兰彬的第一个“伯乐”，有“知遇之恩”。

19世纪60年代启动的洋务运动，使中国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而重要标志是幼童赴美留学，由于丁日昌的推荐，陈成为第一批中国留美学生的监督。陈兰彬所以能成为第一把手，正是因为丁日昌推荐，曾国藩、李鸿章首肯并联合上奏，朝廷最后批准，这一机遇使他能成为中国留学教育的筹划者和实践者。不久，西班牙的殖民地古巴又出现虐待华工事件，清政府急于派人前往调查，此时已在美国的陈兰彬因其身在外国，以其“熟悉夷情”的理由被看中，成为中国调查团的领班人，回国后，陈兰彬又协助清政府与西班牙就古巴华工问题进行谈判。这样，陈兰彬就有了两次出国的资历，当光绪元年（1875）清政府派遣中国驻外公使时，他也就顺理成章成为驻美公使的人选。由此可见，陈兰彬能在政治舞台上挥袖，与其机遇无不有关。

实力。一个人遇到了好的机遇，就像鱼儿得水，但能否自由遨游，就要看自己的实力了，陈兰彬就是具有实力的人。陈兰彬是个低调而又做实事的人，一生换了几个位置，有些不一定是他心仪的工作，但都能乐而为之，尽力而为之，“必法鞠躬尽瘁之义”［清］佚名辑：《晚清洋务运动事类汇钞》上册，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9年版，第67页。，他的才能也在做实事中得到发挥和施展。在刑部，他踏踏实实地处理各种文案，养成严谨的作风，也从中看出中国吏治的弊端，以致后来在直隶受命处理积案时，能秉公办事，并及时向上级提出，社会的不稳定在于官员队伍的庞杂和官场风气败坏，强调惩贪肃庸、整顿官场的重要性。在直隶工作仅一年多，以其刻苦肯干、不畏艰难博得曾国藩的好评，称他“胆识俱优”、考虑问题“尤为深远”，而“宦情素淡”，并不追求升官，确实是个人才。曾国藩向丁日昌推荐陈兰彬，希望将来安排他一个适当的“位置”。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十），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7202页。正因为陈兰彬品行好以及具备相当的实力，丁日昌积极推荐他担任留美事务局的监督。陈兰彬南下办洋务，任江南制造局总办，上海广方言馆任总办，“机器非兰彬所习知”，曾国藩“亦知此非兰彬所能”，但陈兰彬同样做得有声有色，并向政府进言，论述中国建立轮船招商局的“七大利”，为轮船招商局招揽造船等专业人才等等。由此可见，陈兰彬以其办洋务的历练，工作的坚毅和不避困难，以及对问题的深思熟虑等实力，赢得了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认同和推荐，以至朝廷委以重任。

陈兰彬是个有思想的人，他的思想不超前，但不保守，也不封闭。受到封建旧礼教的影响，他具有忠君爱国思想；受到时代的影响，他也滋生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当发现中西差距如此之大时，他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油然而生。他不仅仅埋头苦干，而是干每一件事均有自己的思想、看法和建议。清理积案时，他提出整顿吏治的重要性。在办洋务时，他提出扩充轮船招商局、开发台湾宝岛的设想。带领幼童出国时，面对着西洋的文明，提出购买西方的枪支弹药，如何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发展中国的钢铁事业。目睹海外华人的惨状时，他提出效法国际外交惯例，中国必须在海外华人聚居的地方设立领事馆，以保护华人的利益等等，无不显示他的思想能与时俱进，能冷静和客观地思考问题。

然而，尽管陈兰彬是中国近代史、中美关系史上一个无法回避的人物，但正史记载不详，在人物研究逐渐为人们关注的今天，关于陈公的论文逐渐多起来，关于陈兰彬研究的论文有：刘可《陈兰彬》，《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5卷；黄志豪《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位杰出人物——陈兰彬》，《吴川文史》第1辑，1983年10月；林彬《陈兰彬传》，《吴川春秋》创刊号，1990年8月；夏泉《清季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暨南学报》2000年第3期；贾熟村《中国首任驻美使节陈兰彬》，《学术研究》2002年第3期，等等。亦不乏真知灼见，可惜的是史料缺乏，不足以还历史的原貌。同其他近代一些人物相比，史料记载实在太少，即使有也缺乏详细。以赵尔巽编的《清史稿》为例，记载陈兰彬的材料并不详细，总共有九条：

一、德宗本纪一：“丁未，予郎中陈兰彬以京堂候补，充出使美日秘大臣。”（第00855页）“三月乙未，命左副都御史陈兰彬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第00871页）

二、职官志六?新官制?外务部条附出使大臣条：“光绪元年，定出使制，命侍郎郭嵩焘使英，翰林院侍讲何如璋使日本，京卿陈兰彬使美日秘国，俱置副使。”（第03449页）

三、艺文志二?史部条?地理类条：“《使美记略》，陈兰彬撰。”（第04305页）

四、邦交志四?美利坚条：“四年，出使大臣陈兰彬等莅美呈递国书，旋请设领事，言华人侨美各邦约二十余万，不设领事，无以保护华民。”（第04585页）“出使美国大臣陈兰彬等请乘美派人来华议约之际与交涉。”（第04586页）

五、邦交志七?日斯巴尼亚条：“先是光绪元年，总署奏派陈兰彬出使美国及日斯巴尼亚、秘鲁三国，办理交涉事件。”（第04658页）“日则自陈兰彬查复后，复由总署议定保护华工条款，与各国使臣定期晤论。”（第04658页）

六、邦交志八?秘鲁条：“时出使大臣为陈兰彬，虽由美使兼日秘，并未赴秘。”（第04680页）

七、部院大臣年表九上：“陈兰彬署兵部右侍郎。”（第06979页）

八、部院大臣年表九下：“八月壬寅，陈兰彬左副都御史。”（第07015页）“陈兰彬夏家镐仍署。”（第07015页）“陈兰彬夏家镐四月乙巳迁。”（第07018页）“陈兰彬三月就任。”（第07018页）“陈兰彬免。”（第07020页）

九、交聘年表一：“光绪建元，郭嵩焘、陈兰彬诸人分使英、美，是为中国遣驻使之始。”（第08781页）赵尔巽：《清史稿》，民国十七年（1928）清史馆铅印本。

由此可见，史料的缺乏，不足以还历史的原貌。如何搜集资料？如何使陈兰彬一点点地从历史的迷雾中走出来，从历史的尘封中还原这位人物的真面貌，看来不是件容易的事。

三、历史不应忘记陈兰彬

历史的环境造就了陈兰彬，他也对历史做出了明确的选择。然而，作为一位历史人物，陈兰彬鲜为人知，对他的研究尚待深入，除了史料缺乏外，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的“形象”问题。他任驻美出洋肄业局监督时，他的形象基本上是负面的；他在中国驻美公使群体中，又不如后来大义凛然的杨儒，擅长外交的伍廷芳，留学生出身的梁诚那样出名。所以，谈到他的那个时代，不能不提他的那段历史，往往是把他一带而过。

以往学术界对陈兰彬的研究与评价，一般以容闳的《西学东渐记》为依据。容闳曾两次任陈兰彬的副手，第一次是同治十一年（1872）清政府派幼童留学美国时，陈兰彬是“出洋肄业局”的监督，容闳是副监督；第二次是光绪元年（1875）清政府任命陈兰彬为中国驻美公使，容闳为副公使。在容闳的笔下，“出洋肄业局”的监督是陈兰彬升官发财的阶梯，而陈兰彬的工作能力是低下的。他说：“陈兰彬本人，就是一个天生对任何事都不敢负责任的胆小怕事的懦夫。我们两人在对美国国务院有关政策的书信来往方面意见不和，对留学生的管理方法也意见相左。”容闳著：《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王蓁译,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16页。当清政府宣布全体留美学生于1881年全部撤回时，容闳认为这是陈兰彬之过。他说：“陈的决定是：留学生在美国学习时间已经够长，理应撤回。”容闳：《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生活的追忆》，第118-119页。这样一来，陈兰彬虽则不是个完全“负面”的人物，但好像也“正面”不起来，陈兰彬也因之成为“保守派”。研究思维的局限，导致长期以来对他不公正的评价。

然而，不管对陈兰彬作何评价，历史已经为陈兰彬定位为中美早期外交史和文化交流史的参与者、实践者和见证者，这就是我们研究陈兰彬的价值所在。他的行为已见证了中国留学教育的创举，见证了近代中国外交转型时的步履维艰，中国人走出国门的艰辛。他作为驻外公使群体之一员，亦见证了中国在外交舞台上折冲樽俎，为了中华民族利益，进行了顽强的抗争。长期以来，在旧金山的华人社区（即“六大会馆”）的厅堂挂着陈兰彬的相片。一位在广州居住三十多年之久的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Peter Parker）后来回到美国，1886年当张荫桓任驻美公使时，曾访问伯驾，张在日记中这样记载：“申初答拜百贾，年八十一矣，客粤最久，以医为业，叶崑臣之役却在行间，此时归老故乡，不谈往事。坐中悬前粤抚黄石琴小照，又什藏故粤督耆介春画像，陈设器物多粤中佳制，厅外悬陈副宪（即陈兰彬）映相，亦旧识云。”《张荫桓日记》，任青、马忠文整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就从这小小视角来看，陈兰彬在外国人看来也是一个不应忘记，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

2005年11月，坐落在广东省吴川市黄坡镇黄坡村的陈兰彬故居（纪念馆）修葺重新开馆，陈兰彬铜像也同时揭幕。来自广东省和湛江市各县市文博部门的专家、学者以及当地的干部群众等共三千多人参加了这一隆重的庆典活动。陈兰彬故居建于光绪元年（1875），该故居是一座二进砖木四合院式结构的建筑，面积四百多平方米。大门侧开，前为天井；天井两边有走廊和厢房，后两进为厅堂。故居是陈兰彬接待官员及会客之所，所以群众又称其为“官厅”。1983年，陈兰彬故居被列为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随着史料的深入发掘，随着研究的进展，客观地研究和解读陈兰彬已成为可能。关于陈兰彬的生平，晚年陈兰彬曾修撰《高州府志》、《吴川县志》、《石城县志》等，我们可以在这些府志和县志中梳理出陈兰彬的家族及其生平梗概。他的下属朱祖谋撰写的碑文《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兼署礼部左侍郎陈公神道碑》，朱祖谋：《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兼署礼部左侍郎陈公神道碑》，见《清代碑传全集》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720页。陈兰彬主讲高文书院时的同事陈乔森在陈去世后写的《清礼部左侍郎丽秋陈公讳文》，陈乔森：《清礼部左侍郎丽秋陈公讳文》，见李钦主编：《陈兰彬颂》，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页。对陈兰彬的生平作了介绍，是研究陈兰彬生平珍贵的第一手材料。陈兰彬的日记——《使美记略》（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2帙，台北：广文书局1964年版）是研究陈兰彬出使美国的第一手资料。

陈兰彬一批函稿及其部分著作的发掘，为我们研究陈兰彬的思想提供了真实的数据。《晚清洋务运动事类汇钞》（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9年版）收录了陈兰彬给李兴锐、丁乐山等人的信件，《历史文献》第5辑刊登了《陈兰彬致朱学勤手札》，这些材料的发现，使我们认识了一个真实的陈兰彬。值得一提的是，陈兰彬给朋友的信中，有一份非常珍贵的史料，就是陈兰彬撰写的《重次千字文》。这是同治十二年（1873）他在美国出洋肄业总局写成的，主要概述其以往的经历，是研究陈兰彬生平不可或缺的材料。陈兰彬爱写诗赋，他青年时代写的《同馆赋钞》、《同馆诗钞》（清刻本，1册，藏长沙图书馆）反映其早期的思想和文学功底。走向世界时，他也喜欢写诗表达自己的心境，他的《出使外国诗六十首》李钦主编：《陈兰彬颂》，第45-75页。描写出使外国的所见所闻，既有史料价值，又有文学价值。

与陈兰彬同时代人物的奏折、文集、日记的出版，可提供有关陈兰彬的原始材料。如《曾国藩全集》（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版）、《李鸿章全集》（长春：时代出版社1998年版）、《李兴锐日记》（廖一中、罗真容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李汉魂将军日记》（朱振声编，香港：香港联艺印刷有限公司1975年版）、《张荫桓日记》（任青、马忠文整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翁同龢：《翁同龢日记》（陈义杰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崔国因：《出使美日秘国日记》（刘发清、胡贯中点注，合肥：黄山书社1988年版）等等。

清朝时期编撰的一些史料可以寻找陈兰彬的历史足迹。如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王彦威纂辑、王亮编、王敬立校：《清季外交史料》（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当时的中外的报刊也记载了有关陈兰彬活动的不可多得的史料。中文报刊有《申报》、《香港华字日报》、《中外日报》、《循环日报》以及美国传教士主编的《万国公报》等等。外文报刊有《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等等。

中外档案的发掘是研究陈兰彬历史活动的重要史料来源。中国国家档案馆一些档案文献的整理出版，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更多的材料。如把总理衙门有关的奏稿汇编成册的《总署奏底汇订》（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年版）；秦国经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等等。台湾学者郭廷以、陶振誉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同治朝（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8年版），黄嘉谟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版），这两套史料根据档案资料编辑而成，都为研究陈兰彬提供了珍贵的参考材料。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该汇编的第一辑第三编以“古巴华工”为题，辑录了中国官方文书，详细记述陈兰彬调查团在古巴以及后来与西班牙交涉的全过程。包括古巴华工事务各节及古巴华工口供选录，共4册：第1册《古巴华工事务各节》，第2册《古巴华工呈词节录》，第3册《古巴华工事务各节》，第4册《古巴岛华工口供汇录》。同时，还包括中国与西班牙就古巴华工问题交涉的各种文书。该书是研究陈兰彬出使古巴解决华工问题的重要数据。

美国的档案，包括国务院的外交文档和地方档案均有早期中美关系的记载。如《美国外交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简称FRUS）、戴维斯主编：《美国外交公文：美国和中国（1861—1893）》（Jules Davids ed, 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861—1893，series 2 , Wilmington Delaware, 1979）《中国驻美国公使馆致美国国务院照会，1868—1906年》（Notes from the Chinese Leg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1868—1906 Roll 1 ,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1947）记载了陈兰彬出使美国，与美国国务院信函以及双方进行外交交涉等第一手资料，是研究中国向美国派常驻公使，陈兰彬出使美国的极为珍贵、不可或缺的史料。内有陈兰彬向美国海斯总统递交的国书，中国在旧金山建立总领事馆的领事委任书，陈兰彬与美国国务卿就丹佛案件交换的信函以及整个案件的详细调查材料，还有容闳就旧金山征收华商内地税，以及华人被辱事件给美国国务卿所发的函件等等。

在著述方面，虽然还没有出现关于陈兰彬的专著，但不少相关的著作也有较大篇幅介绍陈兰彬。澳大利亚学者颜清湟所著的《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晚清时期中国对海外华人的保护（1851—1911年）》（粟明鲜、贺跃夫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0年版），该书专门以“陈兰彬与保护美国华人（1878—1881年）”一节颜清湟著：《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晚清时期中国对海外华人的保护（1851—1911年）》，粟明鲜、贺跃夫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29-231页。介绍陈兰彬，对陈兰彬使美的工作是肯定的，尤其是赞扬陈在保护美国华人中的作用。作者认为，由于陈兰彬深感“保护华侨的紧迫性”，便向清政府呈请设立旧金山领事馆，在领事馆人事安排中，又委任同情华人的美国人为领事，这在中国外交史上，“开了一个先例”。但是，在“排华气氛加剧”的形势下，中国外交官“唯一的行动方针是保护受害者”，因此，在丹佛案件的交涉中，陈兰彬一再“提出强烈抗议，要求赔偿受害者的损失，并要求美国政府对华人的生命财产提供更有效的保护”。作者还认为，“陈兰彬在完成去古巴调查华工情况的著名使命后，已赢得一个有经验的外交家的声誉”。拙著《艰难的外交——晚清中国驻美公使研究》一书的第四章，专门论述中国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该文利用中外第一手材料论述陈兰彬在晚清政坛上的活动，重点放在其就任驻美公使期间的中美交涉和维护在美华人权益上。我认为：“陈兰彬是一位给人留下深远影响的外交官。在此之前，无论是留美教育，还是对美外交均无前人经验可循，陈兰彬的工作，毕竟促进了中美经济、文化的交流，保护了华侨在美国的权益，由于他的使美经历也为以后的使美外交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梁碧莹：《艰难的外交——晚清中国驻美公使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151页。

美国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美关系史的专著也多次提及陈兰彬，他们对中国派遣留美学生、中国驻外公使的派遣，以及陈兰彬、容闳等人，均有观点鲜明的评价。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谈到留美幼童一事，但他的观点是褒容闳，贬随同前往的“老式汉文教师”，尤其是把陈兰彬定位为“迂腐学究”。他写道：1872年容闳“率领一个教育代表团，带着约一百二十名身着长袍的中国学生到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市。同他们一起的还有几位老式的汉文教师，教这些将来从事中国西化的人学习古文以备应考科举，因为这仍是他们走入仕途的必要准备。容还有一位同僚是个迂腐学究，他的任务是保证学生不因为与西方接触而败坏他们的儒家道德”。费正清著：《美国与中国》第4版，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页。费正清的另一著作《中国：传统与变迁》中，在“派遣海外留学生”费正清著：《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388-390页。一节中自有一番个人的看法。他谈及留美学生的变化：“他们在当地人家住宿，同时定期到考察团总部学习儒家经典。很快他们在语言和服饰上经历了一场‘缓慢而明显的转变’，他们把辫子盘了起来，日益变得活泼好动，精力旺盛，即变得‘美国化’了。”容闳本人亦发生了变化，他“与一名美国女子结婚，在气质上他更像一名基督徒而非儒教徒”，这一变化“震惊”了“保守的同事”，他们“将这一动态反馈给了清政府”。费正清也分析了幼童撤回的原因：“由于考察团耗资巨大，加之当时加利福尼亚州又兴起反华浪潮，这场留学运动便中途夭折了。”但是，留学生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费正清也加以肯定：“容闳的这批学生主要只是从技术、管理、海军、电报及铁路、外交、开矿等方面对中国的现代化起到了某些作用，而其中只有十二人后来步入了仕途。”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荣誉退休教授爱德华?罗兹（Edward J M Rhoads）发表了一篇题为《容闳的阴影之下：曾来顺和中国留美学童》文章，主要介绍第一批官费学生团体的翻译曾来顺。在留美教育问题上，他肯定了容闳的贡献，但也传递一个新的观点，就是过去的研究，容闳的光辉盖过了其他人，“夸大了他的贡献”，忽视了其他人的成就，这里包括“没有被提到的”曾来顺和“极少提到的”陈兰彬。Edward J M Rhoads, In the Shadow of Yong Wing: Zeng Laishun and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 S,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74, No1 （Feb, 2004）, p19

美国学者韩德（Michael H Hunt）著《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也谈到陈兰彬参与的几次走向世界的活动。在留美学生问题上，韩德认为，清政府派遣海外留学生的目的是，“希望留学生们在那儿掌握军事和海军技术、勘探、制造和采矿等，所有这些都对中国本身的发展极为重要”。［美］韩德著：《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项立岭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关于留学生提前撤回的问题，作者认为原因在于，留学生花在垒球、拉丁文和实用课程的时间太多；开销很大，到1875年派出的学生每人花去1200美元；美国政府拒绝留学生入军事学院。［美］韩德：《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第65页。对陈兰彬就任驻美公使，作者注意到陈兰彬在华盛顿建立中国使馆后，由于在美移民工作的“沉重负担”，陈兰彬“竭力要求北京建立领事馆去处理与移民有关的一些工作”，到了1883年，驻旧金山、纽约领事馆开始办公，在夏威夷的华人中亦选出“商务监督”。［美］韩德：《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第103页。作者认为，由于美国出现“严厉的和强硬的排华”，中国公使“处境很困难”，基于他们长驻美国，在美国的华人对他们期望极高，华人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满意的解决”，在一些移民的眼里，公使就成为“不起作用或软弱无能的代理人”。［美］韩德：《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第104页。

关于陈兰彬任驻美公使的事情。美国学者查尔斯?德斯罗伊斯（Charles ADesnoyers）的《在新世界的自强：中国特使旅美》Charles A Desnoyers, Self-Strengthening in the New World: A Chinese Envoys Travels in America,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60, No2 （May, 1991）, pp195-196一文，介绍了陈兰彬的生平和经历，他认为清政府委派陈兰彬为中国驻美、西班牙和秘鲁公使，以及陈兰彬在美国建立的中国公使馆，标志着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分水岭”。陈兰彬率领幼童赴美国、率领调查团赴古巴调查华工受虐问题，以及在美国建立使领馆等政治、文化活动，表明陈兰彬“本身就是一个标杆”。该文还突出介绍陈兰彬的日记——《使美记略》，认为这是一个“见多识广由深受传统教育”的清朝官员对“富而强”的美国所作新的考察。德斯罗伊斯的另一篇文章《楔子的薄边：中国留美学团及中国在美洲的外交代表机构》Charles A Desnoyers, “The Thin Edge of the Wedge”: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and Diplomatic Representation in the Americans, 1872—1875,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61, No2 （May, 1992）, pp241-263从一个新的视角看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的派遣。它不是一般的介绍中国第一批幼童的派出、学习情况等等，而是把留美教育与中国近代外交的关系进行分析，进而指出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的派遣对近代中国外交转型直接起着推动的作用。这种从外交的视野看中国留美学生的派遣，显然是具有新意，对研究陈兰彬及其近代中国外交史颇有启迪。该文从组织机构分析，认为学童团赴美以及驻美出洋肄业局的建立，是“中国政府海外机构的组成部分”。刚建立不久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为要不要在海外建立驻外机构争论不休，令中国迟迟不敢派遣常驻外公使的原因之一是，外交人员的寻觅和派遣、外交机构的住所、如何解决驻外经费问题等等，而这些问题在幼童赴美期间均得到一一解决，因此，它为中国后来驻美公使的派出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从人才培养方面分析，该文指出，中国留学美国之举，成为中国外交官和领事馆人员的“培训基地”。留学生的正副监督陈兰彬和容闳后来成为中国驻美、西班牙和秘鲁的正副公使。留学生的一些领队人以及留学生当中，后来也成为中国出色的外交人才。从中国人认识世界的角度分析，该文又认为，幼童赴美“为中国官员打开了一扇认识西方的独特的窗口”。正因为陈兰彬等人在美国，对美国及各国的情况了解日益增多，由于对“夷情熟悉”，陈兰彬和容闳在任正副监督期间，被派往古巴和秘鲁调查华工受虐情况，并寻求从国际法的角度去解决华工问题。正因为在外国的经历，陈兰彬等人已意识到，必须和西方外交接轨，中国应该在外国建立公使馆和领事馆。该文还认为，陈兰彬和容闳任出洋肄业局监督期间，他们的一些工作实际上已是行使外交职责，如了解外洋情况，收集各国信息，了解各购买先进的枪支和机器，了解海外华人状况，与美国各有关部门进行的公交活动等等，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国家在另一个国家的使馆的工作内容。所以，陈兰彬后来成为驻美公使也是势在必行的事了。陈金梅：《清朝驻美官员：早期派驻美国的中国公使，1878—1907年》（Kim Man Chan, Mandarins in America: The Early Chinese Ministers to the United States,1878—1907，University of Hawaii, 1981）是一篇博士论文，该书对第一批留美学生以及陈兰彬使美也有详细的记载。

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也是陈兰彬出使美国一百三十周年。2008年12月在广东省吴川市召开“纪念陈兰彬出使美国130周年学术研讨会”，主办单位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中山大学历史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孙中山研究所、吴川市总商会、吴川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吴川市黄坡镇人民政府等单位。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参加了会议，研讨会秘书处编有《纪念陈兰彬出使美国1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与会者根据发掘的新史料，用新的视野写出了有分量、高质量的论文，把陈兰彬的研究推向了深入和新的一步。

学者们根据新发掘的史料重新解读和评价陈兰彬，在各方面肯定陈兰彬的业绩几乎成为一致的共识。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各个领域都曾出现过陈兰彬这个名字。在教育史上，他是近代中国留学事业的开拓者；在近代外交史上，他是首任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早期杰出的外交家；在洋务运动史上，他是办洋务的洋务派，某些洋务事业的倡议者之一；在华侨史上，尤其是美国、古巴、秘鲁和檀香山的华侨史，他是关心华侨，为华人排忧解难的清朝官员；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重要办洋务、办外事的机构里，他也是其中的大臣之一。章开沅教授在“纪念陈兰彬出使美国13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说：“陈兰彬走向世界，做的是开拓性的工作，他是属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有学者认为，“陈兰彬不仅是近代中国留学事业的开拓者，中国早期的教育家，而且也是近代中国早期杰出的外交家之一”，“一个大写的中国人”。王杰等编：《纪念陈兰彬出使美国1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广东吴川2008年印，第1页。

也有学者从陈兰彬的思想进行分析，认为他是一个“有才不露，有志不宣，具有政治远略和目光的人”。王杰等编：《纪念陈兰彬出使美国1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第3页。陈兰彬是个有思想的人，他在完成具体的差事中“颇能体现他的忧国忧民思想”，“也在眼观全局，对地方乃至某些全局性的问题时有思考”，他“对家乡广东问题始终保持关注”，“还始终关注中国周边事态和了解列强大势，思考中国如何应对外部压力”。王杰等编：《纪念陈兰彬出使美国1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第175-177页。陈兰彬到美国后，思想产生很大的变化，证明他是“睁大眼睛看这个新世界”，也说明他的思想得到升华，这些思想洒落在他的信函中，尤其在其《使美记略》的日记中。王杰等编：《纪念陈兰彬出使美国1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第251页。有学者认为，陈兰彬“既有爱国思想和行动，又能坚持原则不随波逐流的外交官”，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特征：“接受和了解西方文明，表明其思想和行动都不安于封闭”；“出使美国，探求夷情，既为国家，又为清廷，既为子民，又为君上，是忠君爱国的典型士大夫”；“陈兰彬告别晚清，情牵故里，弃官归田，表明其晚年又非为清廷、为君上，只为桑梓，为乡民传承传统文化，争回他的尊严，为乡民留存对他的记忆”。王杰等编：《纪念陈兰彬出使美国1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第26-36页。对于陈兰彬的不足与局限，学者也有所分析，认为“陈兰彬既是中国近代留美教育的倡导者，中国现代化的先驱，又具有浓厚守旧思想和传统意识的趋新官僚，他力主全数撤回留美幼童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中国近代社会的更大进步”。王杰等编：《纪念陈兰彬出使美国1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第23页。

对于陈兰彬在处理问题上的优柔寡断，可以从早期走向世界的阻力进行分析。开始走向世界的中国人，除了无前人经验可循外，还要遇到来自本国内部那些落后、守旧的人们的讥笑、排斥，甚至辱骂、诬陷，遇到这样的阻力是在所难免。晚清出洋官员面临着文化的两难选择，既要学习西方但又不能超越封建陈规，而晚清出洋官员在外时间越长，就感到中西差距的巨大，新的认识越容易发生，陈兰彬也不例外。陈兰彬“采取回避态度，只做事不表态，循规蹈矩，或者只谈器物不触及政治、制度等敏感问题”。学者认为，“陈兰彬这些晚清官员，包括李鸿章在内，都很难把握这个尺度。做过了的丢官，不做的也难保乌纱帽”。因此，“两难大概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中的一大特点，或许也是理解陈兰彬的一个切入点”。王杰等编：《纪念陈兰彬出使美国1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第58页。

人的一生非常复杂，有顺境也有逆境，有光明也有黑暗，有正确也有不正确，有进步作用也有负面作用。因此，评价人的是非功过，切忌一切都好或一切都不好的情绪化的说法。一个历史人物在某一事件的处理中，也未必全对或全错，必须实事求是分析，如果一时难以做出符合实际的总体评价，那么，采取就事论事的办法也是一种可行有效的做法。从研究者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陈兰彬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勇于走向世界，了解世界、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促进中国进步、自强的晚清外交官，是中国外交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本书的立意在历史的还原，力图通过历史的真实，从教育和外交的角度，让人们了解晚清的中国人是怎样走向世界。让读者了解中国第一个留学计划，了解中国第一批官费学生如何走向世界，中国是如何揭开在主要国家建立公使馆和领事馆的历史一幕，中国的外交官又是如何走向世界。陈兰彬作为晚清第一批官方遣派的走向世界的使者，他们的活动既向世界宣告，中国逐渐走出几千年自成一体的封闭怪圈，打开国门走出去，开始了与世界融为一体的艰难历程；也表明中国面临着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处在变革的时代，陈兰彬也就在这个变革的时代被推上前沿，成为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第一章 从村庄走出来的翰林一、吴川故里

陈兰彬（1816—1895），字荔秋、丽秋，又名均畹，出生在当今的广东省吴川市黄坡镇黄坡村。吴川，位于广东省西南部，濒临南海，风景秀丽，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便利。吴川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气候宜人，冬春之交，桃李花开，终年不见雪。虽然夏秋之交，常多飓风对农业影响颇大，但它位于湛江、茂名两市中间。吴川地处鉴江下游，南面临海，境内有七条河流，鉴江直贯其间，土地肥沃，盛产稻米和海产品，素有“鱼米之乡”之称。儿时的陈兰彬就开始与大江大海相伴，故乡不远的鉴江、广东的南海、广州的珠江深深铭刻在青少年陈兰彬的记忆之中。远至广东，近至吴川，这里的海洋文化、人文精神滋润着他的成长。

广东是中国面向世界的南大门，地处海滨，毗邻港澳。境内山地、平原、丘陵交错，河流密布。河流大多自北向南流，主要有珠江、韩江、鉴江等，其中珠江是中国第三大河流。这种自然生态环境孕育了广东人海纳百川的胸怀。广东又是中国唯一有着三百多年连续开放历史的省份，世界著名的通商口岸。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专限广州一口通商至咸丰六年（1856）“亚罗”船事件，在这跨越十八、十九世纪的整整百年中，广州完成了从古代贸易港向近代通商口岸的转变。外国商人走向中国，世界至此泊舟，广东谱写了一页页中国对外贸易辉煌史，形成了开放务实的民风。近代广东处于中西武力对打和文化交汇的会合地。广东人在与世界各种人类交往中，学会“说不”的本领，也有吸纳外来文化的素质，对外来文化不抗拒不排斥，也不受某种文化的垄断，形成广东的多元文化以及开放的心理素质。因此，无论在自然地理因素，或是经济、文化因素看，生活在广东这片土地的人们，并不缺乏开放的因子。陈兰彬生长在广东这片开放的大地，深受其民风的影响。他首次远航大海，就是从粤西吴川县黄坡村码头坐海船到广州，参加省城举行的乡试。

位于广东西部的吴川，是隋朝时开始建县。据《高州府志》载：“吴川县，汉高凉县地，隋置吴川县，属高凉郡，唐属罗州，宋元属化州，明洪武八年改属高州府。”［清］杨霁修，陈兰彬等纂：《高州府志》，光绪十五年（1889）刊本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16页。也就是说，吴川县属于高州府。当时高州府领茂名、电白、信宜、化州、吴川、石城（今廉江市），称“一州五县”。“吴川县，江环西北，海绕东南，地皆平坡，向无城池。”［清］杨霁修，陈兰彬等纂：《高州府志》，第101页。“吴川错大海，而县为五岭咽喉。”正因为滨海，这里的人民“渔者常多”，一般是“耕三渔者七”，即十人当中有三名从事耕作，有七名出外打鱼。水陆交通便利，造就古近代的吴川，商业发达，不断与海内外进行通商贸易。这里的人民与周边的县府在商业、文化交流颇广。

但是，清朝以前，吴川又被称为“海滨荒僻”之地，这里“土民多鱼佃，少商贾”，人烟稀少，明朝时“户口至盛不过五六千”。但是，到了晚清，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嘉庆道光来邑中人物若林芾南、林辛山、吴迴溪、黄修存诸公之学，窦武襄、曾北果、陈勇烈诸公之勋名，煊赫宇宙。……士乐诗书，商贾渐习浮海，以通广、肇、雷、琼之货，鱼盐油糖之利，沾丐邻省。盖藏日裕，风气日华，人民繁盛至七八万家。”［清］毛昌善修，陈兰彬纂：《吴川县志》，光绪十四年（1888）刊本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1页。陈兰彬在编纂《吴川县志》时曾记载他的家乡黄坡的经济、文化活动：“三日一墟人不断，双流绕郭海相遇。”“海口市船所集，每岁正月后，福潮商艘咸泊于此，近则货船聚于水东、赤堪、西芷……。黄坡生意颇盛，而赛神会集渐趋奢侈，一日游观费数百金。数年来墟北之沙岗创为中秋之会，一切陈设与梅录登高，演剧张灯争妍。”［清］毛昌善修，陈兰彬纂：《吴川县志》，第50页。

吴川是岭南的一个不大的县份，但却孕育了一大批科举场上的风流人物。就地理环境看，这里依绕南海，枕着粤西第一大江——鉴江。江水从吴川境内缓缓出海，两岸是冲积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百姓生活较为安定。良好的自然生态造就颇盛的文风，无论是海上作业为生的渔民，或是耕作的黎民百姓，都鼓励自己的孩子读书，在科举的名利场上奋斗，争取仕途功名。

吴川的人文环境和氛围直接影响着陈兰彬的成长。读书风气之浓，历代进士之多，从儿时长辈的灌输、耳闻目睹学而优则仕的荣耀。自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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