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枫主编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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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的思想先驱(下册)试读：
前 言
马克思曾经说过:“文学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
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以及哲学、宗教和道德等社会科学具有密切的关系,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能深刻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文学的功能是以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是用具体的、生动感人的细节来反映客观世界的。优秀的文学作品能使人产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并从思想感情上受到感染、教育和陶冶。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以语言为工具来塑造艺术形象的,虽然其具有形象的间接性,但它能多方面立体性地展示社会生活,甚至表现社会生活的发展过程,展示人与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物的内心精神世界。
作家是生活造就的,作家又创作了文学。正如高尔基所说:“作家是一支笛子,生活里的种种智慧一通过它就变成音韵和谐的曲调了……作家也是时代精神手中的一支笔,一支由某位圣贤用来撰写艺术史册的笔……”因此,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是社会生活的雕塑师。
文学作品是作家根据一定的立场、观点、社会理想和审美观念,从社会生活中选取一定的材料,经过提炼加工而后创作出来的。它既包含客观的现实生活,也包含作家主观的思想感情,因此,文学作品通过相应的表现形式,具有很强的承载性,这就是作品的具体内容。
文学简史主要指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这跟各国历史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历史的发展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时代背景,而文学的发展也形象地记录了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
总之,学习世界文学,就必须研究世界著名文学大师、著名文学作品和文学发展历史,才能掌握世界文学概貌。
为此,我们综合了国内外最新的世界文学研究成果和文学发展概况,编撰了“世界文学知识大课堂”丛书。本套书系共计20 册,包括《中国文学发展概论》、《中国文学大家》、《中国文学精品》、《世界古代文学发展概论》、《世界古代文学大家》、《世界古代文学精品》、《世界近代文学发展概论》、《世界现代文学发展概论》、《西欧现代文学大家》、《南北欧现代文学大家》、《中欧现代文学大家》、《俄苏现代文学大家》、《美洲现代文学大家》、《亚非现代文学大家》、《西欧现代文学精品》、《东南欧现代文学精品》、《中北欧现代文学精品》、《俄苏现代文学精品》、《美洲现代文学精品》、《亚非现代文学精品》。
本套书系内容全面具体,具有很强的资料性和系统性,是广大读者学习了解世界文学的良好读物,也是广大图书馆珍藏的良好版本。
本书由萧枫同志主编,参加编撰的还有宋涛、张林、李雪、胡元斌、窦俊平、廖海丽、聂丽、寻美琴、李娟、鹿清斌、王德雪、张立立等人,在此对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本杰明·富兰克林
本杰明·富兰克林,美国著名的科学家、资产阶级思想家及伟大的爱国者。
本杰明·富兰克林于1706年1月17日生于北美新英格兰波士顿一个制造蜡烛和肥皂的手工业者家里。
富兰克林从小就喜欢读书,八岁时被送进文法中学学习。他在文法学校学习不到一年,因家庭负担很重,十岁时,不得不离开学校。
富兰克林在他父亲的蜡烛肥皂店里工作了两年。后来又跟哥哥詹姆士·富兰克林学印刷。在九年的学徒工期间,他不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一定的印刷技术,成为他哥哥的得力助手,而且还读了许多书,结识了一些藏书爱好者。十四岁时,富兰克林开始练习写作,取得了极大的成绩。1721年起,富兰克林常常匿名为他哥哥的报纸《新英格兰报》撰稿,较受欢迎。另外他还学习了算术、几何学、英文文法、以及《苏格拉底回忆录》等方面的书籍。
1723年,十七岁的富兰克林离开印刷所到费城去谋生。几经周折后,他在一家印刷所当上了正式的印刷工人。
1724年,富兰克林因轻信别人,只身来到伦敦,处境极为困难。他只能靠自己的印刷手艺,在伦敦的一家印刷所找到了职业。
1726年10月,富兰克林回到费城重操印刷旧业,借此机会认识了新泽西州的许多当权人物,并开始了他早期的社会政治活动。
1730年,富兰克林创办了自己的报纸——《宾夕法尼亚报》,这份报纸印刷很好,他所写的论文又颇能吸引读者,销路日广。这份报纸一直出版到1748年,使富兰克林获得了极大的利益。
富兰克林还创办了一个图书馆,这是北美图书馆之母,在普及文化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1732年,富兰克林开始出版一种历书,名为《致富之路》。它是一种特殊的历书,其中印有天文知识、经济问题和生活问题等各种知识,也有文艺作品、轻松的诗歌和笑话。这种既有用又有趣的历书一共发行了二十五年,每年一册,风行于美洲、欧洲等地。
1736年,他正式参加政治活动,被聘为宾州议会秘书,一直到1751年。1737年,美洲邮务总长聘他任费城邮政局长。为了教育当地青年,他于1743年开始发起组织“美洲哲学会”。到1751年,“美洲哲学会”发展成为美国的首批大学之一——宾夕法尼亚大学,为美国的发展培养了不少人才。此外,他还创办了不少公共事业。1737年,他在费城创办了救火队,这在美国也是创举。1751年,他又用募捐的办法办了一所公共医院。自1753年到1775年期间,他任美洲副邮务总长,他注意降低邮费,加速邮递,对美洲邮政大有改进。
从1746~1754年的几年时间,富兰克林广泛地从事科学研究。他研究的成果,为自然科学特别是电学作出了很大贡献,在人类科学文化的宝藏中增加了丰富的内容。
17世纪电学还很落后,电学实验还只限于毛皮摩擦火漆棒、电能发生火花、人受电花后感到震动等几种。
富兰克林深深懂得,只有经过缜密的实验,才能为认识自然提供可靠的根据。于是他开始了研究静电的实验工作。
富兰克林是做物理实验的能手,又善于从许多问题中抓住关键性的问题。他的电学实验首先从莱顿瓶开始,得出了极为重要的结论。如“电火花并不是由摩擦而产生的,电是一种在物质中弥漫着的、不能为其他物质特别是水和金属所吸引的基本要素”……富兰克林所得出的结论,为19世纪法拉第在电介质上所做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富兰克林还把莱顿瓶内外两面的电荷定名为阳电与阴电,并用正号和负号表示。这在电学上还是创举。自从有阳电阴电之分后,就使电学开始走向准确的定性的方向,他对莱顿瓶的研究使科学界正确地认识了它的作用,并认识了绝缘体在电学中的重要性。1788年法国科学家库伦发现电荷间相互作用力的有名定律就是从富兰克林这一概念出发的。这是富兰克林在电学上的一大贡献。
在大气电学方面,富兰克林也是一个先驱者。他第一个发现雷电是由电造成的。富兰克林通过风筝吸引雷电的著名实验证明了:雷电是自然界的自然现象之一,是大气中的强烈放电现象,其原理类似莱顿瓶中的放电。
富兰克林的发现一经公布,就引起了全世界科学家的重视,这对人类认识自然和控制自然是一个极大的成就。富兰克林在这个实验以后,创造了避雷针,造福了人类。这充分说明了电学研究第一次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密切关系。
此外,富兰克林在气象学、生物学、地质学、化学、农学和数学等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就:特别是在数学的“幻方”发展史上他创造了八次和十六次两种幻方。
由于在科学研究上的辛勤劳动和辉煌成就,富兰克林于1753年同时获得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授给他的荣誉硕士学位。1752 年,他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爱丁堡大学、圣安德鲁大学和牛津大学都先后赠给他博士学位。
富兰克林是当时著名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同当时欧洲许多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都有直接往来。
富兰克林在哲学观点上是一个自然神论者。他一方面承认上帝的存在,承认上帝创造了自然界;一面又认为当自然界被创造出来以后,自然界就是服从它本身内在规律的一种实在性东西。这就是他的世界观。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上,他是唯物主义的。
富兰克林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很有贡献。他认识到劳动是衡量价值的尺度。富兰克林还正确地认为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马克思在讲到研究各个社会的经济形态的重要意义时,就引用了富兰克林这个关于人的精确定义。
富兰克林的唯心主义社会观比较明显地表现在对宗教的看法上。他一再表明,他只反对英国圣公会和天主教,并认为宗教是“必要的”。
富兰克林热爱自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他认为以侵略和掠夺为目的的战争是罪大恶极的蠢事。他痛恨种族主义,反对奴隶制度,提出要建立一个所谓“特殊社会”,一切“都应该享受平等的自由和幸福的权利”的社会。
在政治观点上,富兰克林具有天赋人权的思想,他把洛克的“生活、自由、私有制”的公式作为自己搞政治活动的指南针。
从17世纪初期开始,英国通过一系列的殖民活动,在美洲东海岸先后建立了13个殖民地。到18世纪50年代,北美殖民地人民同英国殖民者的矛盾日益尖锐,英法等殖民者争夺美洲的斗争也日益激烈。富兰克林出于对新兴资产阶级利益考虑,他的活动不得不转到政治斗争上来。
1750年,富兰克林被选为宾夕法尼亚州议会议员。他参加了当时的反业主党,成为议会反业主党的领袖。1757年,宾夕法尼亚议会为制止业主和总督的不法行为,派富兰克林到伦敦去向英王请愿,由于英国殖民者不肯放弃既得利益,谈判形成拖延局面。富兰克林在报上发表文章,揭露殖民制度的罪恶。他的言论引起了广泛注意。这迫使宾夕法尼亚的业主们主动做了让步。
1762年,富兰克林回到美洲。1764年,为请求英王保护殖民地的权利,宾夕法尼亚议会又派他去伦敦,但英王及其政府一意孤行。1770年3月5日,发生了波士顿人民因反对《唐德森税法》而惨遭英军屠杀的“波士顿惨案。”英国政府对殖民地的压迫政策,使富兰克林触目惊心。
1775年5月5日,富兰克林从英国回到费城,担任宾夕法尼亚法治委员会主席,负责组织义勇军,采办军火,发行军需公债,用武力保卫宾夕法尼亚。同时他还是宾夕法尼亚议会主席,和潘恩共同起草了宾夕法尼亚宪法。宾夕法尼亚议会派他出席了1776年5月召开的第二次大陆会议。
1776年7月4日,第二次大陆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宣布殖民地与英国分离,建立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富兰克林参加了宣言起草工作。
为了争取国际援助,1775年11月,大陆会议成立了一个由富兰克林为首的秘密委员会(即后来的外交委员会)。1776年12 月,大陆会议派富兰克林前往巴黎,向法国外交部递送正式外交照会,提议同法国订立商务条约和同盟条约,促使法国参加反英战争。尽管法国舆论一致主张援美,但法国政府却是动摇的,富兰克林的使命极其艰巨。
1777年10月,英将柏高英在纽约的萨拉托加战败投降。1777年12月,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发表声明:准备承认北美政府和法国政府签订的《美法友好商务条约》和《美法同盟条约》。富兰克林的努力最后取得了成就。同年6月,英法两国不宣而战。1780年,法国的远征军抵达北美参战。富兰克林出使法国的外交成就,对北美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起了重大作用。
美国独立战争以美国人取得最后胜利而结束。1787年6月,大陆会议派遣著名人物约翰·亚当斯、杰斐逊和富兰克林等三人为和谈代表,1783年9月3日,英美和约最后在巴黎签订,英国正式承认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独立。
1785年7月,富兰克林取道英国回美国,立刻被宾西法尼亚选为州长。他接连四年担任宾州州长职务,在州长任期内,他采取了许多政治统一的措施,改变了宾州的外境;举办了一些有利资本主义发展的公共事业;大力发展了他一手创办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用以培养该地青年。
1787年5月到9月,美国在费城召开了制宪会议,制定美国宪法,八十一岁的富兰克林仍以宾州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富兰克林是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之一。美国宪法中的两院制,就是他为了调和各州的争执而提出的建议。1788年以后,富兰克林不再担任政府官职了。
1790年4月17日,这位美国爱国者、科学家、资产阶级思想家与世长辞了,他为新兴的美国资产阶级的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大卫·休谟
大卫·休谟(1711~1776),英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早期货币数量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苏格兰贵族家庭。1723年入爱丁堡大学学习希腊语,后又学习法律,但他热爱学习和研究哲学。1735—1737年旅居法国。1746 和1747年两度担任圣克莱尔将军的秘书,并随他出使维也纳和都灵。约在1750年间与斯密结识后成为密友。1752年出任爱丁堡律师协会图书馆馆长。1763年任英国驻法国大使馆秘书,后任参赞,与巴黎思想界著名人士和重农学派来往密切。1767年任英国负责外交事务的副国务大臣。1769年休谟隐居于爱丁堡。
休谟的主要著作有:《人性论》(1739~1740)、《道德与政治论文集》(1741~1742)、《政治论丛》(1752)、《英格兰史》(1754~1762)、《经济学文集》(E.罗德温编,1755)。
休谟曾经对经济动机或者说“劳动的原因”进行过研究。这是他的经济分析最基本的层次。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他的经济思想和他在《人性论》中对人性的探讨之间的联系。休谟认为有四种“劳动的原因”:消费的欲望,行动的欲望,快乐的欲望及获得的欲望。消费的欲望得到经济学家普遍接受。行动的欲望主要指胜任挑战性工作的欲望,特别是商人的活动,以及更一般地说,“勤劳的职业”,符合这样的要求。快乐的欲望主要指一种积极的情感状态,但这不是劳动的一个完全独立的原因,但却是消费和有兴趣的活动的共同的主要组成部分。劳动的最后原因是获得金钱的欲望,即积累在经济“赌博”中对获胜的欲望。休谟着重指出这些动机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极端重要性。并且认为除了寻求快乐之外,人们还受许多“本能”驱使去干一些为干而干的事情,从而排除了把财富和福利简单等同,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的肯定埋下伏笔。
休谟对政治经济学,或者说市场关系进行过研究。客观地讲,这一部分是其经济理论研究中价值相对较小的部分。休谟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是18世纪货币数量论的著名代表。休谟与重商主义观点相对立,主张货币数量论,他否认货币具有内在的价值,在他看来货币不过是劳动和商品的代表,是决定价格的手段;商品价格由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决定,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增加必然引起商品价格成比例地上涨。休谟这一观点是依据欧洲16—17世纪的情况提出的,由于当时发现了美洲新大陆,黄金大量流人欧洲,货币数量急剧增加,出现了物价上涨的情况。当然,由于他不懂得价值,不懂得货币本身也有价值,所以,没有看到商品价格不是由货币的数量决定的,而是由商品价值和货币价值的关系所决定的。休谟不知道在使用金属货币时,商品价格的提高是由于金银的价值和商品的价值相比发生了变化。当时物价上涨的原因不在于货币数量的增加,而是由于美洲开采黄金的费用低廉,输入欧洲的黄金价值下降了。不过后来货币数量论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解释纸币管理的理论依据,至今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货币理论仍是沿着早期的货币数量论发展起来的。
其次,他运用古典的货币数量论的分析方法,成功地解决了重商主义的贸易收支自动平衡趋势和利用外贸顺差积累金银政策主张之间的悖论。他的立场是,由于硬币流通对贸易国的物价影响,每个国家的货币数量会在进出口相等时趋于均衡。由此可见,能决定一国吸引并保持货币数量的是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或由其人口及其人民勤劳精神决定的生产能力,而不是该国的贸易顺差。
第三,攻击了重商主义者关于利率是由货币供给量决定的观点,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他站在数量论的立场上指出,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只会简单地提高所有价格而必然抵消为开支融资而增加的对贷款需求,使利率不受影响。因此,决定利率的是真实资本供给。在这里休谟转向自然的历史研究方法。
第四,休谟还探讨了政府管制市场的消极后果,尤其认为自由贸易对于所有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应该有显著的有利影响,因此,任何伴随的代价(属于短期性质)都是值得承受的。
第五,休谟认为为了保持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必须有一个适度的税收规模。休谟一方面赞同重商主义学派关于“贫困的效用”理论,认为增加税收“会成比例增加人们的勤劳”,另一方面他强调,由于经济活动也受消费欲望的驱使,获得消费目标的困难增长超过一定水平会导致失望。从税收对勤劳刺激效果考察,应该存在最优税收水平。
在休谟的经济哲学中,他曾站在最高的道德立场上,对商业的和工业社会的合理性进行评价,休谟运用的道德判断标准是从功利主义的伦理学中提取的。休谟认为人类经济活动的前三种动机,即消费、有兴趣的行动和快乐的欲望,是个人幸福的主要目标。经济增长有助于所有这些目标的实现,并且最终有助于人类福利的整体改进。此外,休谟认为,经济增长还有利于许多非经济目标的实现,如有助于自由主义的和机械论的艺术的知识的增长,以及培养人性和同情意识;提高一个民族的精神的和经济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并且,通过对知识和同情意识的增加的影响,推进对政治艺术与政治和谐的理解。
在分配理论方面,休谟作为18世纪的经济学家已不同于17世纪的经济学家,不再由地租引出对利息的说明,而是把利息和利润联系起来。他认为利息和利润存在相互影响,在可以得到高利息的地方,没有人会以低利润为满足。但他没有明确指出利息是利润的一部分。他揭示了利息率发展趋势,认为利息率低是经济发达的标志。
让·雅克·卢梭
让·雅克·卢梭,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反封建的勇敢战士,又是伟大的民主主义教育家。
卢梭1712年出生于瑞士日内瓦。他的高祖父因改信基督教新教遭到迫害,于16世纪中叶流亡到日内瓦定居。他的父亲是个贫穷的钟表匠,母亲在生下卢梭几天后就去世了。因为家境贫寒,卢梭小时候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系统教育,他渊博的知识都是依靠自学获得的。
10岁时,卢梭被寄养在一个牧师家里,在那里他学会了拉丁文。两年后,卢梭在一个公证人家里当仆人,后来又跟着一个雕刻匠作学徒。因为不堪虐待,两年后卢梭逃离了这个难以忍受的地方,从此开始过颠沛流离、像乞丐一样的生活。
16岁时卢梭流浪到萨瓦,投奔华伦夫人。在华伦夫人的帮助下,卢梭来到都尼。在那里,卢梭改信天主教,并得到一小笔钱。此后为了生活,卢梭当过雕刻匠、仆人和音乐教师。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卢梭于1730年再次回到富有的华伦夫人身边,依靠她生活了10年。
1740年,卢梭只身来到里昂,在那里做家庭教师。经过长期勤奋的自学和个人奋斗,卢梭已经掌握了丰富的知识,他所从事的职业也从最初的打杂转变到此时的靠知识谋生。
1742年,卢梭来到巴黎,开始并没有什么收获,直到1743年秋,才在一位贵妇人帮助下任法国驻威尼斯大使的秘书。卸任回到巴黎后,卢梭又从事了一段时间的音乐、戏剧和舞剧的创作,但是没取得什么成就。
1749年第戎科学院以《科学与艺术的进步能使道德改善,还是使道德堕落》为题悬赏征文。卢梭于1750年以《论科学与艺术》一文应征。在这篇论文中,卢梭坚决地反对社会上的不平等,反对贵族和不劳而食的寄生者,反对封建社会的文化。这篇论文获得第一名,卢梭也由此成为哲学界的著名人物。1752年,卢梭创作了歌剧《乡村魔术师》,上演后获得极大成功,法王路易十五授予他一笔年金,但是被卢梭拒绝了。卢梭放弃对财产和声誉的要求,以便让自己永远保持贫困和独立。
卢梭的第二篇专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于1755年初发表了。这篇文章所阐述的思想基本是对第一篇征文的进一步发挥。他认为,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是人类的“自然状态”,私有制使社会出现贫富对立,使人类失去了天赋的自由和平等,发展到极至便是专制制度,人民有权利反抗专制君主。
在这之后,卢梭患了一种受迫害的妄想症,使他的身心不时受到严重折磨。然而在1761~1762年间,他却完成了三部最主要的著作:哲理小说《新爱洛绮丝》和《爱弥儿》,论著《民约论》(也译《社会契约论》)。在这些著作中,他对封建社会的不平等和封建的奴役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抨击,系统阐述了“天赋人权”的政治主张。《民约论》和《爱弥尔》的出版,给卢梭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两部著作中对封建专制制度和神学家的抨击,激起了政府当局和教会人士的极大愤怒。法院下令通缉卢梭,卢梭的这两部著作在巴黎被当众焚毁,卢梭被迫逃往国外。在逃亡中,又有人发表小册子,对卢梭本人的个人生活和道德品行进行人身攻击。卢梭怀着满腔悲愤撰写了自己的自传《忏悔录》及其续篇《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想》。
1766年,卢梭接受英国哲学家休谟的邀请到达伦敦,这期间他所患的妄想症严重折磨着他的精神。翌年,他获准重返法国,化名勒奴。1770年,法国政府宣布对卢梭的赦免,卢梭于是迁往巴黎。1778年7月2日,这位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与世长辞,终年66岁。
卢梭的一生经历极其坎坷,但是他的光辉的思想却照亮了整整一个时代。他的学说对后世影响极大。在政治上,他的反封建、反专制的精神影响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传统;他的文学创作也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倾向,同样深深地影响了以后的许多作家。
德尼·狄德罗
德尼·狄德罗,1713年出生在法国朗格尔城。狄德罗11岁时被送进了郎格尔天主教耶稣会中学。在耶稣会学校的4年里,他学会了很多东西。
1726年8月23日,13岁的狄德罗当了神甫。老神甫很满意他。本来狄德罗是有可能成为教会高级官员的,可是狄德罗却说:“我宁愿当一个默默无闻的哲学家。”
狄德罗酷爱书籍,一次,他在一家书店里发现了伏尔泰的《哲学通信》。他一打开这本书,就忘记了时间的流逝。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直到傍晚书店关门,他才被店员说服离开了书店。狄德罗走到街上,一面走一面继续读书。完全沉浸在炽烈的激情之中。
他站在滚滚的塞纳河边对着伏尔泰的书暗暗发誓,他要为自己的祖国奋斗一生。
1742年1月的一个夜晚,狄德罗跟着一位朋友来到“摄政”咖啡馆,认识了卢梭,两人成为好朋友。
1742年,狄德罗结婚成了家,同时翻译了斯塔尼安的3卷《希腊史》;又同另外两位作者合译了罗伯特·詹姆斯的《医学辞典》。这部辞典1743年在英国分3卷出版,译本分6卷出版。
1746年,狄德罗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作品《哲学思想录》。这本书以随感的形式,论证天主教关于上帝迷信理论的荒谬性,具有明显反封建、反宗教的倾向。
一年后,狄德罗又写成宣传无神论的《怀疑论者的漫步》, 1749年,他写了著名的《论盲人书简》,此书大大触怒了统治者,惹来了一场灾难。
1751年《大百科全书》第一卷出版后,它的意义很快就为人们所理解。伏尔泰称赞:《大百科全书》这项事业将是法国的光荣和它的非难者的耻辱。而狄德罗正在给这部巨著不时增砖添瓦。在这些“砖瓦”当中,就有他写的那个著名条目“智慧”。《大百科全书》的编写和出版,形成了法国启蒙思想运动的高潮。狄德罗在自己的哲学论著《达朗贝和狄德罗的谈话》、《关于物质运动的哲学原理》中,看到了物质是第一性的,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而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的,这已经大大超越了他同时代的思想家,接近了近现代唯物主义的观点。
狄德罗在文学艺术上建立了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体系。狄德罗的美学思想,贯穿了唯物主义的精神。他反对“纯艺术”,坚持“美”和“真”的联系。在文艺理论中,他运用唯物主义的原则。提出了艺术美在于真实地反映客观现实的理论,他还号召作家到农民茅舍里去寻找题材,主张用流利的日常语言而不用典雅的诗句来表现市民的生活。
狄德罗是法国18世纪杰出的哲学家、美学家、文学家和文艺理论家。恩格斯称赞他是“为了对真理和正义而热诚地献出了整个生命的人”。
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1723~1790年),英国工场手工业鼎盛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创立者。1723年6月5日出生于苏格兰的柯卡尔迪。斯密从小勤奋好学,14岁进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深受苏格兰哲学家F·哈奇森的自由主义思想影响,1740年毕业时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获斯内尔奖学金,就学于牛津大学的巴利澳尔学院,直到1746年毕业。1748—1751年在爱丁堡大学讲授修辞学、纯文学及法学,有一个时期还兼讲经济学。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与著名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D·休谟相识,并结为挚友。1751~1763年任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先后讲授逻辑学和道德哲学(包括神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政治学中又包括政治经济学),并曾一度兼任副校长等职。在此期间,还积极参加经济学、文学、哲学等各种社会学术活动,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1759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1762年获法学博士学位。1764年2月辞去教授职务,转任年轻的巴克勒公爵的私人教师,陪同他去欧洲大陆旅行近三年。此间,在瑞士和巴黎见过F.M伏尔泰、C.A爱尔维修、J.凡达朗培尔、P.魁奈、A.R.J.杜尔哥等许多名流学者,同时开始着手他的政治经济学巨著的写作。1766年10月返回英国,1767年当选为伦敦皇家学会会员。他回国后,因从巴克勒公爵那里获得每年300英镑的养老金,得以在家乡闭门写作。经过10年的努力,1776年3月出版了自己的主要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书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集中体现了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因而博得了资产阶级的普遍赞扬,斯密的名声也随之大震,以至英国政府首相小彼得都拜他为师,后来资产阶级学者也把他当做政治经济学之父来推崇。
1778年,斯密被任命为海关税务专员,定居于爱丁堡,并继续研究和写作。1787年11月和1788年11月又两次当选为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每次任期一年),1790年7月17日去世。
斯密一生写过十几种有关社会科学的著作,但生前只出版《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两部,其余书稿大都在临终前由他一再敦促其挚友焚毁了。他去世后,由后人给他编辑或整理出版的著作有:《哲学论文集》(1795)、《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军入及军备的演讲》(1896)、《亚当·斯密论美国革命》(1933)、《1762—1763,格拉斯哥大学任教时有关修辞学和文学的讲稿》(1963)、《亚当·斯密著作和通信集》(六卷本) (1975—1980)。
斯密的体系把人性论、法律与政治理论、独特形式的自然神学论与狭义的经济思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其中,他的经济理论又牢固地置于伦理哲学与历史的框架之中。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所阐述的人性观和社会秩序观,构成了其中经济学的社会哲学基础。
在斯密看来,人类的行为是由六种自然的动机所推动的: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倾向。这些动机经过各种社会机制的细致平衡,会使一个人的利益不至于与其他人的出现强烈地对立,由此而产生的自利行动必然在个人的利益追求中考虑到其他人的利益。由于深信人类动机的自然平衡和对自然秩序的信仰,斯密提出了他的著名论断: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都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达到并非出于其本意的目的”。他的经济学理论正是以这种基本观点为基础而对经济过程作出分析的。
斯密对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分析是建立在其微观经济分析的基础上的,从而形成一个用来说明市场社会中经济关系的本质(包括适应这种制度的经济政策)的完整经济学体系。
在微观经济学方面,他的价值论把劳动看成是价值的惟一源泉,并且把每一种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视为是衡量交换价值的尺度,并以此为基础,通过考察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关系,分析了竞争约束个人自利行为的作用形式和价格机制配置社会资源的运动过程。他的分配理论分析了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决定,并考察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指出,利润是雇佣劳动创造的、超出工资以上的那部分剩余,但由于竞争的加剧和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减少,利润率将趋于下降;至于地租,则是土地所有者凭借其垄断权而获得的一种收入。但是,当他力图把价值论与分配论结合在一起时,斯密的论述有不少混乱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成为后来的学者各取所需的源泉。
在宏观方面,斯密所关心的是经济增长的性质和动态变化过程: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近代社会的经济不断发展?按照他的分析,这部分地可归因于市场机制本身,因为,市场在鼓励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会自然地触发出他们的勤劳、节俭品质和创造精神,并通过竞争的力量,引导人们把其资源投向生产率最高的经济领域,从而促成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其他基本的力量,那就是以劳动分工为主要基础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积累所推动的生产性就业人数的增加。因此,他一方面详细分析了分工如何导致劳动者技能的提高、时间的节约和技术进步,并进而考察分工发展的条件,提出“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的著名论点;另一方面考察了人口的增长和资本的积累对生产性就业量的决定性作用,以及资本积累的源泉——节俭和储蓄。这些观点被后来的经济学家奉为经典。
在经济政策方面,斯密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倡导者。他期望在自律的个人自由基础上建立起一种自发调节的社会经济秩序,因而倡导一种“自然的、简单明了的自由体系”。在其中,政府只需维持和平,建立和维持一个严密的执法体制,以及提供教育和其他最低限度的公共事业;政府无需干预一般的经济事务,可以放心地让每一个人有按他自己的方式来行动的自由,他自然地会对公共利益做出最大的贡献。也就是说,自由的社会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得以顺利运行和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
斯密的理论体系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经济学体系,虽然其间缺乏严密的逻辑以及存在各种矛盾,但两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对经济实践和经济学的发展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几乎从他还在世时开始,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以及其他学者都力图使斯密的思想适应其某种体系或时尚。每一代人和每一个经济学派都在寻找“自己的亚当·斯密”,且总能如愿以偿。因此,把他视为“现代经济学之父”是有充分理由的,他的著作永远不失为经济学的经典。
伊曼努尔·康德
伊曼纽尔·康德1724年4月22日出生于东普鲁士首府哥尼斯堡(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一个虔诚的新教徒家庭,父亲是一个马鞍匠。16岁到21岁在哥尼斯堡大学学习哲学,毕业后曾在一个伯爵家里做过四年家庭教师。后在哥尼斯堡大学做了15年的讲师,16年的教授以及11年的校长,73岁时辞去教职,1804 年2月12日以80高龄病逝。据说去世时的康德已经枯瘦如木乃伊。
在康德的墓碑上铭刻下的这样一段话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这段话出自三大批判之一的《实践理性批判》的最后一章。这段话可以作为人们理解康德哲学的要旨,因为它告诉我们康德哲学的两大主题——自然和自由。
康德所处的时代,主要的哲学问题在于以笛卡儿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和以洛克、休谟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关于科学知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争论。对康德有重大影响的卢梭以激烈的方式突出了自然、自由与文明、进步之间的矛盾,促使宣扬理性万能的启蒙运动开始进行反思。而作为哲学核心部门的形而上学也在休谟的怀疑论和法国唯物主义的攻击下名存实亡了。康德体现了试图弥合两者观点的努力。他既对形而上学进行批判,提出人的认识论的局限性问题,又具备一种形而上学的情怀,以力图克服当时存在的一股虚无主义。
在康德划时代的著作《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把哲学问题归结为三个问题——我能认识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期望什么。
所谓认识论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是针对传统的认识论的主客关系来说的。康德之前的认识论认为,人是认识的主体,人的认识对象作为客体外在于人,主客体二者是对立的,借助于科学的发展,人们认识和征服外部世界能力的不断提高,启蒙运动以来所宣扬的人的理性逐渐被置于一种居高临下的万能的地位之上,理性和科学被神话成为新的上帝的意志,而有血有肉的人,则面临着价值虚无主义的威胁。康德极具前瞻性的预见到科学理性的发扬并不能证明人的价值和尊严,当世界被必然性所笼罩,人也就失去了自由。
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颠倒了知识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客体围绕着主体转,而是主体围绕着客体转,据此康德将理性区分为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后者即指科学理性,前者则是人的先天的道德律令。这种区分的目的在于限制理性的认识能力,突出实践理性的优先地位,从而为人的道德信仰留出地盘。因为只有将形而上学的对象从理论理性的认识领域转移到实践理性的道德领域,才能以道德实现自由,在康德看来,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他同时是自然存在物和理性存在物,身受自然法则和理性法则两种法则的影响。
康德也不同意经验论者,他认为知识是人类同时通过感官与理性得到的,经验对知识的产生固然必要,但绝不是唯一的途径,把经验转化为知识就需要理性(这里的理性指的是天赋的一种能力,康德称之为范畴)。
经历了少年时的狂飙突进,到中年时建立了一个知、行、意合一的完整的哲学体系,老年的康德致力于考察一个合理的公民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尤其是经过了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康德更是看到了这个历史的、政治的和法律的问题的迫切性,因而把晚年精力都放在了法权和政治哲学研究上。康德所处的18世纪是欧战频繁的一个世纪,1701年到1714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0年到1721年的北方战争,以及1756年到1763年的英法七年战争,影响几乎席卷全部欧洲国家。国家冲突频繁的现实使得康德意识到人类历史的常态并非和平而是战争。因此,进行一种人类文明从战争向和平的改善和进步的形而上学式的思考,指出人类发展朝向永久和平的和目的性的目标,上述观点便成为晚年康德思想的最终落脚点。
在康德看来,一个建立在私权之上的市民社会需要有一种公权来加以维系和保障,包括宪法、行政法和国际法等内容,公共权利不仅表现为不同的政治体制,而且表现为一个国家的民族权利,并由此构成国与国之间的国际法则。在1795年完成的《论永久和平》中,康德提出建立一个永久和平的世界宪政共和国的理想,认为个人只有成为国际社会公民体系中的成员,国与国之间才可以克服战争状态进入永久和平,一种真正的文明——通过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而得以摆脱野蛮,进入自由正义的理想状态——才能得以实现。尽管通往永久和平并非易事,但康德认为,大自然的机制是可以使这个问题得到最终解决的,因为大自然就是通过彼此在外部自然而然的、相互对抗着的自私倾向,使得那些心存不和的民族自身必须相互都屈服于强制性的法律之下,从而促进内部以及外部的和平。简单地说,就是“大自然是通过战争,通过极度紧张而永远不松弛的备战……”,最终达到一个“伟大的各民族联盟”。康德的世界政府的理想并不是原创,在他之前有法国的卢梭和圣·皮埃尔,但无疑康德的论证更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缜密的逻辑性,并且在20世纪得到了初步的实现。1945年,《论永久和平》中的许多原则被写入《联合国宪章》。
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再到欧盟的成立,欧盟宪法的颁布,人们正在朝着两百多年前那个智慧的老人所描绘的理想状态努力——逐步完善国际法;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在面临一些全球性事务如饥饿、疾病、自然灾害和贫困时加强合作等等,而哲学家康德,正是我们最深刻的启发者。
托马斯·潘恩
托马斯·潘恩(1737~1809年),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生于英国基督教教友会信徒的家庭,很小的时候就因家境困难而辍学。后来离开英国,投入北美独立革命运动。主张美国脱离英国而独立,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美国独立后,又去法国参加了大革命,并取得了法国公民资格。1802年后回到美国,但是他的政见与美国联邦党人不符,受到联邦党人和反动教会的打击与迫害。潘恩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最早将社会和国家区分开的思想家之一,他认为社会是由人们的欲望产生的,政府是由人们的邪恶产生的;社会的目的在于维护大众的幸福,而政府是为了制止人们的罪行。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的著作有《常识》、《人权论》、《理性时代》等。《人权论》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柏克攻击法国革命的回答。在这一部分里,作者谈了自己的人权观以及由此得出的国家观。首先,潘恩指出在任何国家里,从来不可能有一个议会或者任何一类人拥有权利或者以权力来永远约束子孙后代。他认为死后统治的设想是一切暴政中最荒谬而又蛮横的,因为政府是为活着的人服务的,而不是为死人服务的。以前的法律之所以还在实行,那是因为它得到了当代人的认同。在法国,到处都有专制主义的标记。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都是由私人的仇恨所激发的,但是在法国,却是来源于人民对人权的合理考虑,而且他们的目标决不因一个仇敌垮台就能达到。
潘恩认为,所有的人都生来就是平等的,并有平等的天赋权利。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宣扬这个观点。人的一切公民权利的基础就是人的天赋权利。天赋权利是人在生存方面所具有的权利,公民权利则是人作为社会一员所具有的权利。由此可以得出三个结论:公民权利来自于天赋权利;这种天赋权利在个人身上是不充分的,但是如果汇集到一点,就能满足每个人的要求;由天赋权利集合而成的权力不能侵犯由个人保留的那些天赋权利。宪法不是因一种理想而存在,而是现实的需要。最后,作者对英国和法国政府的组织形式做了一番比较。英国和法国的行政权都在“国王”的手中,但是法国宪法把国王和主权区分开了,而且总是把国民放在国王前面,把立法放在行政前面,把法律放在国王前面。代议制政府和世袭继承制政府分别是建立在理性和愚昧这两种基础之上的。主权作为一种权利只能属于国民,而不属于任何个人,国民任何时候都有权废除一种他们认为不好的政府。从人类进步的角度可以看出,世袭的政府正走向衰亡,而代议制政府则是时代潮流的产物。
在第二部分的导言中,潘恩强调美国革命的意义在于它伴随着一场对政府的原则和实践的革命,而不仅仅是脱离英国。人类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秩序,都是社会的原则和人类的天性所造成的结果。政府的作用最多在于解决社会和文明所不便解决的少量的事务,正式的政府不过是人类文明生活的一小部分。现存的旧政府是开始于罪恶和耻辱的,对于这样的政府,最迅速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重新开始。旧体制的政府夺取权力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而新体制的政府则不一样,它代表社会共同利益而行使权力。代议制政府以社会和文明为基础,世袭制政府则排斥人类的智慧。如果不为公众的利益而工作,那么任何一个政府都不是好政府。宪法不是政府的法令,而是一种对政府加以控制的法律。政府没有权利,而只有义务。在美国和法国,宪法总是排在政府的前面,并且总是和政府相区别的。政府的惟一目的是谋求普遍的幸福,如果政府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那么一定要改革政府所依托的那种制度。革命产生于两个原因,一是要逃避灾难,二是要获取利益。前一种革命因情绪慷慨激昂往往容易付诸东流,后一种则较容易成功。不管是哪一种,一旦获得成功,就会影响其他国家,甚至把专制主义和腐败政府彻底地铲除。《人权论》是潘恩除《常识》外的又一部政治学名著,该书出版的直接目的是批驳英国政治思想家柏克的《法国革命论》一书。对于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攻击与责难,潘恩在书中一一予以回击。除此之外,作者在书中还宣扬了美国独立革命的意义。在该书中,潘恩提出了许多后来广为人知的理论与观点,如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政府的作用与限制,权利的分化与制衡等,这些现在都成为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中的基本原则。该书与《常识》一起直接影响了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政治原则和法律原则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体而言,该书在政治思想史和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了解西方政治体制与原则发展的一个窗口。
杰瑞米·边沁
杰瑞米·边沁(1748~1832年),英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法学家、经济学家,功利主义的创始人。出身于一个律师家庭,自幼聪明好学。成年后担任伦敦大学教授,并被法国革命政府选为法国荣誉公民。他鼓吹功利主义的政治法律思想,提倡改革政治和法律制度,信仰绝对平均主义的民主原则。他判定,只有使政权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建立大多数人的统治,才能保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著作主要有《道德与立法原理》等。
在《道德与立法原理》一书中,作者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人类行为的本质、防范犯罪的方式及建立法律制度的基本目的与原理。
边沁认为,正像自然界一样,人类也有自己的规律,就是善于“趋乐避苦”。“趋乐避苦”是人的本能,这种本能支配着人类的一切行为。因此,我们判断一个行为的好坏决定于这种行为能否具有增加快乐减少痛苦的作用。边沁指出,“乐”就是指“功利”,功利意味着对任何人来说,任何事物都可能产生福利与幸福而防止发生灾祸与不幸。他把苦与乐分为“单纯”和“复杂”两类。“单纯”的乐是指由器官感觉、财富、技能、美名、权力产生的快乐等;“单纯”的苦是指贫穷、感觉、仇恨或者恶名产生的痛苦等。“复杂”的苦由多种“单纯”的苦汇集而成,“复杂”的乐也由多种“单纯”的乐聚集而成。不管所有的苦与乐是怎样产生的,它们的性质都是一样的。
边沁的“避苦求乐”原则分别对快乐和痛苦做出了十分详尽的分类,并提出了快乐和痛苦的计算方法。该原则主要是用于指导立法的,实际上也被当作一个解决法的价值冲突的基本原则。
在《道德与立法原理》中,边沁还论述了刑法问题。他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使用奖惩办法以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政府可以根据危害幸福的行为及其犯罪的程度对制造危害行为的人做出惩罚。边沁认为,如果一种行为造成了伤害,那么它的动机也就是伤害性的。并因此而产生了派生的伤害,它涉及整个社会或其他一批不可确定的个人。派生伤害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痛苦,另一部分是危险。一件过去的犯罪行为,既可能包含着削弱防止这种罪行发生的政治法令的效力,也有可能削弱防止这种行为的道德性法律的力量,因此,必须对犯罪者予以严格的惩罚。根据功利原理,如果惩罚被认为确有必要,那是因为它可以起到保证排除更大罪恶的作用。《道德与立法原理》是边沁在政治学和法学方面的代表作,也是其功利主义思想的一个着重体现。由于深感当时英国的法律和政治制度缺少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边沁沿着自己的功利主义思路写成了《道德与立法原理》一书,将功利主义思想融入政治和法律制度。在书中,作者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探讨了人类行为的本质、防范犯罪的方式及建立法律制度的基本目的与原理,并阐述了立法、道德以及政治之间的关系。该书的出版使功利主义成为西方各国立法与行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对西方政治学和立法原则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该书仍然是西方政治学界和法学界广泛参阅的重点书目,一些理论还有着大批的信徒。
丹 东
丹东,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著名活动家。
丹东出生于一个中等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个检察官。他从小就喜欢法律,想干一番大事业。丹东14岁离家到省城读中学,在此广泛阅读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人的著作,接受了大量的革命思想教育。同时,他也刻苦学习拉丁语、意大利语,阅读一些外文书刊。在巴黎的高等学校,丹东专攻法律。1781年,他获得了律师资格,受雇于一位检察官。1785年起,丹东在巴黎的高等法院任律师,他的能言善辩给接触过他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预感到法国当时的社会像冰山正在崩塌下来,小规模的改革方案根本无法挽救这一颓势。两年后,当震撼欧洲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丹东立即投入了滔滔的革命洪流当中。
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后,丹东应征参加资产阶级卫队,他活动积极,深受群众拥戴。10月,他被选为哥德利埃区区长。不久加入雅各宾俱乐部,热心群众斗争。不过,丹东仍主张保持国王的地位不变。1790年初,他组织了哥德利埃俱乐部并成为主席。在俱乐部里,丹东、马拉等人对君主派的反人民本质进行猛烈的抨击,宣传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不久,丹东宣布放弃自己在皇家枢密院律师的头衔和津贴,此举表明了他与封建王权决裂的决心。11月,他因演说揭露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弊端受到迫害,到伦敦避居。在这里,丹东考察英国政治,接触激进派名流,思想受到很大触动。回到法国后,他更加积极地投身于革命斗争。1791年6月,路易十六乔装外逃被人民押回巴黎。丹东领导的哥德利埃俱乐部向政府提交请愿书,宣布“王权与自由不能并存”,恳请立刻宣布推翻君主,成立共和国,但是支持的民众受到了当权的大资产阶级镇压。丹东等领导人迫于形势藏匿起来。同年8月,普、奥反动派组织联军干涉法国革命,国内王党趁机活动,革命受到内外威胁。11月,丹东就职巴黎市府代理检察长,用演说表明了他为民族尊严、为自由为平等和宪法战斗到死的决心。第二年。法国对奥宣战,丹东与群众奋力抗敌,不久他即成为革命重要领导人之一。7月初,奥普联军侵入法国境内,形势危急,丹东挺身而出。7月30日,他所在的地区通过决议,宣布所有公民不论消极或积极,享有同等权利,同时宣布废黜国王。巴黎市组织成立起义委员会,旨在推翻大资产阶级统治,丹东又成为委员会主要领导人。8月9日夜间,他以极大的感召力奔走各区兵营,组织和指挥起义。第二天,成千上万的武装群众终于冲进王宫,推翻了君主立宪的大资产阶级统治。
起义胜利后,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吉伦特派掌权。丹东作为惟一的雅各宾派首领参加临时政府,任司法部长。不久,普鲁士军攻破法国边境,直捣巴黎外的凡尔赛城。丹东坚决反对迁都,他说:“巴黎是法国的化身,你们放弃巴黎,就是认输投降。就是举法国而降敌。”他主张用恐怖手段猛击国内敌人,发动群众打退入侵者。9月2日,当凡城失陷的消息传来,丹东在立法议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大家将要听到的警钟,不是恐惧的信号,而是向祖国的敌人发起冲锋的号角。要想战胜敌人,我们必须勇敢、勇敢、再勇敢!这样,法国才能得救。”演说激起了人民的爱国热情,法国人民英勇奋起,狠狠打击了保王势力,并取得了第一次反击侵略军的胜利——瓦尔米大捷。
国王的罪行逐步暴露,群众强烈要求审判国王,丹东终于放弃了保佑国王的希望,成为坚定的资产阶级共和派。1793年1月22日,路易十六被处决后,国内外烽烟再起,而当权的吉伦特派置之不理,却致力于打击革命民主派。丹东怒不可遏,建立了救国委员会,在打击内外敌人的斗争中起了领导作用,并在外交上取得一系列成功。6月,丹东和罗伯斯庇尔等人为挽救共和国,组织武装起义,推翻了吉伦特派政权,建立雅各宾专政。随着雅各宾专制政权的延伸,丹东开始反对恐怖统治,提出“要爱惜人类的血”,并希望罗伯斯庇尔“摆脱诡计,与爱国者团结一致”。这使他遭到了救国委员会的逮捕。1794年4月5日,丹东以叛国通敌、危害共和国的罪名被判死刑,这年他35岁。
由于丹东身上带有一些贪财爱色、讲究享乐、生活腐化的劣习,人们对他的评价也褒贬不一。但他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的确曾为拯救法兰西共和国的安全和独立舍生忘死,这是不可忽视的。
圣西门
昂利·克劳德·圣西门(1760~1825年),19世纪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思想家。出生于法国巴黎的一个著名的贵族家庭,曾经得到一些著名的教师指导。根据当时法国贵族的传统习惯,他在16岁时入伍服役,当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圣西门随军参加了这次战争。战争结束回到法国,由于对军队生活的厌倦,他放弃了军职而到欧洲各地游历。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生时,圣西门回到了法国。他一度接近革命,拥护民主自由思想,放弃了自己的贵族爵位。当他察觉到了旧的社会制度必然崩溃,同时对革命暴力又抱有怀疑和反对的态度。在离开革命斗争之后,1791—1797年期间与人合作从事金融投机活动,不久便成了百万富翁。靠投机得来的巨富,圣西门转向学术研究活动,广结学友,跟他们研究学问。但是终因挥霍的生活,很快耗尽了自己的财产,而至一贫如洗的境地,过着饥寒交迫的贫困生活。圣西门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著述活动的。他历经艰难,顽强写作,积极宣传自己的思想,并为形成一个学派奠定了基础。1825年逝世。
圣西门的主要著作有:《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1802)、《人类科学概论》(1813)、《论财产和法制》(1818)、《寓言》(1819)、《论实业制度》(1821)、《实业家问答》(1823—1824)和《新基督教》(1825)等。
圣西门以其独特的社会历史观为基础阐述其学说。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具有规律性的,它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种社会发展存在着规律性的思想贯穿在圣西门的全部著作中,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核心。按照他的说法,人类历史犹如自然界一样存在着规律性。人类只有对过去和现在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发现它的内部联系和规律,才可以预见未来。并且社会发展的原因就在于人类理性思维在不断地发展,即哲学以及理智、科学、道德和宗教在内的意识形态从一种体系演变为另一种新的体系,从而导致现实的社会也相应地从一种社会制度转向另一种社会制度。他由此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几个阶段,当然这些阶段都是与人的理性思维发展相适应的,并认为“实业制度”就是理性思维所决定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他把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是封建社会和实业制度的过渡时期,并对它作了尖锐而深刻的批判,揭露以国王为首的富人集团剥削着广大的劳动者集团,抨击整个社会充满着冲突和罪恶。他还初步意识到阶级斗争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他始终无法认识到私有制度才是他所抨击的资本主义一切罪恶现象的真正根源。
圣西门在描绘他的理想社会即“实业制度”时表现出天才的远见。他认为实业家(包括工人、农民和各类资本家)创造着一切的社会财富,又具有管理生产的能力,是该制度的领导力量,实业制度中的领导机构应由实业家(实际上是资本家)和科学家掌握。它将从现在只为少数统治阶级服务的国家机构转变成为最大多数人谋幸福的组织。而且,未来社会制度的职能是有计划地组织整个社会进行生产,实行计划经济以消除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他还十分重视未来社会的联合和协作,强调统一的有计划指导,这样可以把人们紧密地联系起来,有效地把科学、艺术和手工业等一切工作结合并协调起来,以促进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从而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得到提高。实业制度是从事有益工作的人联合起来的社会,因此在这个社会人人都要劳动,不承认任何特权。这样人们的收入是根据人们的贡献进行分配的。
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在当时曾经起过积极和进步的作用。如对国家职能、普通劳动、计划生产等,他都有卓越的远大的目光,以至后来的社会主义者几乎所有的、但并非十分严格的阶级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但是,圣西门学说并没有摆脱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他的实业制度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缺陷,即它并没有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反而主张有必要保持私有制及其剥削收入。尽管他同情无产阶级,晚年还自称是无产阶级的一员,但是他却极力反对广大劳动群众参加阶级斗争。同时他也看不到实行新制度的伟大力量,而把实现新制度的希望寄托在国王和资产阶级的身上,并幻想说服他们去实施社会改革。这样他的实业制度必然只能停留在空想的阶段。如在怎样实现“实业制度”的问题上,就突出地表现出他的学说的空想性质。他坚信依靠天才人物去发现符合理性思维的科学体系,并且通过宣传、大造舆论就能被权势阶层特别是国王所接受,就能立即实行实业制度。同时他反对一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认为利用和平手段就能够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后来他的门徒以他的学说为基础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并把他的学说进行神秘化而最终解体,从而走向了与圣西门本人意愿相反的方面。
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年出生于符腾斯图加特城一个税务员家庭。他小时一直规规矩矩地上学、读书。惟一与众不同的是,他聪明、好学,遇见什么不解的事都非要弄明白不可。他有特别强的独立思考能力。
黑格尔7岁时上小学,10岁时上中学,18岁时进入了图宾根神学院学习哲学与神学。在这里,黑格尔的才能便充分显示出来了,他有极强的思辨能力。在神学院中,他除了学好必修的功课之外,对古代及近现代著名的哲学人物与作品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时,黑格尔形成了他自己关于世界观的体系,虽不完善,但足以证明他所遇到的事物。1793年,黑格尔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开始时,他先后在瑞士伯尔尼与法兰克福做过家庭教师。1801年,经当时著名哲学家谢林介绍在耶拿大学任编外讲师,由于他的学术水平高深,不久便升为副教授。这时,黑格尔仅仅35岁。身怀绝世之才的黑格尔不想平淡地呆下去,他有许多思想要向世人告白。于是不久,他开始写《精神现象学》。1806年10月13日,黑格尔匆匆脱稿,以便出版商及时出版。在书中,黑格尔高度地赞扬了拿破仑,称之为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灵魂”,他说:“我看到皇帝——这个世界灵魂,骑马穿城而过,去检阅军队。”
1807年,黑格尔因为学校战时停课,一时无所事事。不久,他担任了海德堡物理学会名誉会员,后得到同乡尼特哈默尔介绍,前往巴伐利亚的班堡担任《班堡日报》的编辑。不久,精力充沛的黑格尔的《科学体系:第一部,精神现象学》在班堡与维尔茨堡出版。他把书寄送给谢林征求意见,但是谢林反应冷淡,他甚至说黑格尔剽窃了他的观点而又叙述不当。两人于是闹翻而决裂。
1808年,黑格尔转任纽伦堡文科中学校长,全才的黑格尔兼教哲学、古典文学及高等数学科目。这时,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体系日渐完善,并在学术界引起重视。他的一个学生把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上的贡献称之为当代的“亚里士多德”,而把谢林称为柏拉图,其意不言自明,柏拉图是开路者,而后者贡献更大。
黑格尔恃才傲物,因此与同事们关系不是太好,但是他依然凭借自己的学术成果而当选为年度校长。可是却遭到评委的反对,黑格尔愤而辞职。这一年,弗里斯的《逻辑学体系》出版,黑格尔依然我行我素,他直言不讳地说:“《逻辑学体系》是毫无意义的出版物。”其后不久,黑格尔自己的《大逻辑》出版。在这里,黑格尔第一次应用到了辩证法思想。一年之后,《逻辑学》第二册《本质论》出版,这是他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恩格斯说:“他真正的自然哲学是在《逻辑学》第二册即《本质论》中,这是全部理论的真正核心。”这几本著作,奠定了黑格尔在当时学术界的地位。1816年7月,黑格尔先后接到海德堡、爱尔兰根、柏林三所大学的聘请书。
1916年秋季,黑格尔来到巴登公国的海德堡大学担任哲学教授,接替了弗里斯的职位。10月28日,黑格尔发表就职演讲,公开宜称“普鲁士国家就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一反他青年时的论调。那时,他崇拜卢梭,崇拜拿破仑,向往资产阶级的民主与自由,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热烈地向往革命。并且,他与他的同学们一起在图宾根近郊种植了一棵“自由之树”。这前后不同的态度,表明了黑格尔的思想日渐保守。但他的学术水平却无可挑剔。第一年,他的学生有四个,第二年便一下增为十个。这一年,他的《逻辑学》第二卷主观逻辑、概念论出版,列宁称赞这部书说:“在黑格尔这部最唯心的著作中,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矛盾’,然而这是事实。”
1817年,黑格尔受到普鲁士文化教育卫生大臣阿尔滕斯坦的邀请,去接任费希特逝世后悬虚的哲学教席遗缺。1818年10月,黑格尔到柏林大学就任哲学教授,年薪比他在海德堡大学任教时多一倍,虽然他想从政的愿望再一次落空,但依然满意地呆了下来。1819年,叔本华也来到柏林大学任编外哲学讲师,他把开课时间定在黑格尔讲课的时间,结果,叔本华的听讲者人数寥寥,课程未授完,叔本华便悄悄离开了学校。
黑格尔对于文学艺术非常喜爱,他每到一处,必先打听是否有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在此地。在柏林也是如此,他经常参加一些文学艺术集会。有一次,黑格尔听一场莫扎特乐典演奏会,一曲完了之后,黑格尔向该队指挥克莱因兴奋地表达自己的欢愉之情,但由于他不善言辞,越着急越说不清,口吃得越厉害,克莱因最后总算明白了黑格尔赞美的意思。他后来说:“这一来,我算真喜欢这位口吃的哲学家了。”
1821年,黑格尔出版了《法哲学原理》。在书中,黑格尔宣称君主立宪是最高、最完善的政体,这表明,黑格尔又站到了资产阶级立场方面去了。阿尔腾斯坦大臣复函黑格尔,称他为“普鲁士复兴的国家哲学家”。
由于黑格尔的哲学适应了普鲁士国家的需要,他在柏林大学的讲座吸引了不少听众,黑格尔主义一时颇为流行。他的学生为他与歌德举办联合生日庆祝会,使黑格尔的影响更为广泛。1826 年,叔本华再次来到柏林大学讲课,时间仍与黑格尔讲课时间相同,因无人听讲,他又悄然收场,黯然离去。但是,这时唯物主义哲学开始成长起来。黑格尔的学生费尔巴哈与他告别时说:“我听了您两年课,我两年来完全献身于研究您的哲学。但是,现在我感觉到需要求教于与思辨哲学直接相对立的其他科学,即自然科学。”后来,费尔巴哈成为了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
1828年,这时黑格尔58岁。第一学期,他讲授自然哲学时,听课学生68人;与此同时,里特尔讲授古代哲学史,讲课时间正与黑格尔相同,他的学生84个。这表明黑格尔哲学已出现衰落的迹象,但是,他在某些课程中,依然具有无与伦比的魅力。例如,在他讲的关于证明上帝存在的说明时,听课学生约有百人,并一度达到200人。1829年10月,黑格尔接受普鲁士国王的任命,担任柏林大学校长职务一年,成为钦命青年导师。
1831年,由于黑格尔表现出来的对于政府的顺从与拥护,普鲁士王威廉三世授予他三级红鹰勋章。这一时期,黑格尔主要是讲授法哲学,还修订了《精神现象学》以及为《精神现象学》与《逻辑学》的再版写序言。
1831年11月14日,黑格尔感染了霍乱病,在柏林逝世。按照他的遗嘱葬在费希特与佐尔格墓旁。
黑格尔逝世后,黑格尔哲学依然风行了10年之久,“黑格尔主义”的独占统治达到了顶点,它甚至感染了与之相对立的思想势力。这一时期,黑格尔的观点浸入了大量的各种科学之中,甚至渗透到通俗读物与日报之中。当时所谓的“有教养的意识”,就是从这些通俗读物与日报中汲取这种思想材料的。他的著作除了生前出版的《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哲学全书》(其中包括《小逻辑》、《自然哲学》、《精神哲学》)、《法哲学原理》等,逝世后又由他的学生整理出版了《哲学史讲演录》、《历史哲学》、《美学讲演录》等。他在柏林大学的哲学讲座的遗缺也由他的一位学生接任。但是,并没有人完全理解黑格尔的哲学思想,这成为他一生的遗憾,也成为他屡遭误解的原因。著名的革命文学家海涅曾经说过这样一件事:在他听黑格尔讲课期间,有一次,海涅对于“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句话表示疑惑不解,黑格尔怪怪地笑了笑,对海涅说:“也可以这么说,凡是合理的必然都是现实的。”黑格尔说完连忙转过身向四周瞅了瞅,只有亨利希·贝尔注意到这句话,他这才放了心。随后,黑格尔对海涅说:“只有一个人理解我”(指他的学生罗森克兰茨),但随后又激愤地加了一句:“甚至他也不了解我。”
伟大的黑格尔逝去了,他的伟大的著作以历史主义与辩证法为基础构建了哲学发展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包罗万象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他也因此而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但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别人对他的哲学的不完整的理解甚至是误解之上的。不知这是他的幸运还是他的不幸?
罗伯特·欧文
罗伯特·欧文(1771~1858年),19世纪英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出生于英国威尔士一个小手工业家庭。由于家庭贫困只读过4年书,年仅10岁的欧文便外出谋生,曾当过商店的学徒和雇员等。在辛苦的劳动之余刻苦自学。并对社会有广泛的了解,目睹了工业革命带来的后果。1789年欧文与他人合伙开办了一家生产纺棉机的小厂,成为小业主。1791年起先后被聘为大纺织厂和著名公司的经理,在他的经营管理下,工厂在同行业中居于领先地位,从而使他在全英棉纺业界赢得了声誉。不久他就辞去经理职务与另一家纱厂合作,他的卓越的组织才能,很快把这家厂办成拥有几个分厂的联合公司,欧文成为拥有相当股份的股东。1800年欧文担任新拉纳克纺织厂的经理,以慈善为目的进行改革,因成绩卓著而声誉日增。1820年前后是欧文一生中的转折点,这个时期,他从一个慈善家转变为一个科学社会主义者。1824年他和他的信徒们到美国进行“新协和公社”试验。四年后此举失败,他又投入到英国工人运动中,并继续宣传和推行他的各种试验方案。1833年他领导成立了“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全国产业部门大联盟”,实质上是英国第一个全国性工会组织。1834年该组织被迫解散后,他又继续推行小型试验,如建立“和谐大厦”和“皇后林新村”都没有成功。
欧文的代表作品是:《新社会观,或论人类性格的形成》(1816)、《致拉纳克郡的报告》(1820)、《论全新的社会状态的演讲》(1830)、《新道德世界书》(1842~1844)、《人类思想和实践中的革命》(1849)等。
欧文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他明确指出,私有制是资本主义一切罪恶的根源,是阻挡资本主义制度改造的三大障碍中的祸首。因此他主张要取得人类的幸福,必须实行公有制。他完全接受李嘉图的劳动价值学论,并能够较正确地运用这一理论。他认为既然财富是劳动创造的,那就应该由劳动者共同享有,而事实上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只是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剥削了工人。劳动者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他进一步指出,大机器的使用加剧了劳动阶级的贫困和痛苦。一方面大机器的使用引起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财富大量增加;另一方面却出现了两极分化。结果世界上充满了财富,然而这财富却不能被创造者——工人所拥有,整个世界到处笼罩着贫困。在这里他已意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中两大阶级的对立。就这种对立而言,他认为现有的社会制度已经过时,迫切要求进行人类事业的巨大变革。他还把经济危机的产生看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产物。但是他未能由此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制度,并且把解决这种危机的希望寄托在了剥削阶级身上。
欧文提出了自己的理想社会。理想社会的基层组织是“合作公社”,它实行财产公有制,公社全体成员集体进行生产劳动和消费。在公社里,劳动是自愿的愉快的事情,每个成员都应该被分配给适当的工作,同时需要从事多种工农业劳动,既各尽所能,又能够得到全面发展。由于产品十分丰富,分配则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他还十分重视通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来促进劳动者的脑力与体力相结合,使得每个人都能全面发展。他又主张公社应当把城市和农村的优点结合起来。这些思想包含了消灭工农差别、城市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三大差别的萌芽。显然,欧文的这些设想具有对共产主义的天才猜测。欧文设想的公社基本上仍然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但是他比傅立叶前进了一步,他认为公社之间存在着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交换,这种交换遵循着等量交换的原则。不过他并没有真正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没有把无产阶级当作实现新制度的依靠力量。总的来说,欧文的“合作公社”的思想只能是一种美好的空想。
欧文对货币持否定态度,认为它破坏了等价交换的原则。因为它不仅使资本家有可能剥削工人,而且也限制了财富的生产。他主张既然劳动创造价值,就应该直接以劳动为价值尺度,而取消货币这种人为的价值尺度。为此他曾经建立过劳动公平交换市场,实行劳动券制度,即劳动者将自己的产品交给市场,同时获得相应的劳动券,然后凭券向市场领取等价的其他劳动产品。欧文企图用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办法来消灭资本主义的弊端,这说明他根本不知道资本主义的本质。同时他也不了解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以及商品经济的进步作用。不通过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就进入社会化大生产的产品经济,只能是空想。同样,这种试图在维护私有制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实行有组织的交换,也同样是一种空想,所以他的交换市场最后不得不宣告破产。
欧文是个杰出的社会实践家。他的思想学说的形成始终同他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紧密联系。他先后进行过以慈善为目的的“新拉纳克”管理、公平交换市场和空想共产主义即“新协和公社”的试验,又是全国性工会组织形式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他还创办过幼儿园、工人学校和公共食堂。他一生热情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积极推行其改造社会的试验方案,这些活动对工人运动的发展起着很好的推动作用。总之,英国当时一切有利于工人的社会运动和实际成就,都是和欧文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约翰·赫尔巴特
约翰·弗里达里奇·赫尔巴特(1776~1841年),19世纪德国著名教育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出身于德国奥尔登堡。自幼就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并在多方面表现出过人的天赋。中学毕业后遵从父命考入耶拿大学学习法律,但他却在这所哲学氛围浓厚的大学里为自己将来从事的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大学毕业后,赫尔巴特为一位贵族担任了三年家庭教师,其间积累了大量的教育经验,结识并受到裴斯泰洛奇的影响。随后到哥廷根大学攻读并获得哲学博士,毕业后先后在哥廷根大学和哥尼斯堡大学任教。他的教育学著作有:《普通教育学》、《裴斯泰洛奇直观教育法ABC》、《教育学讲授纲要》、《实践哲学概论》等。《普通教育学》全书共分为三编14章,其中1~2章为第一编,题为“教育的一般目的”;第二编题为“兴趣的多方面性”,包括六章内容;第三编题为“性格的道德力量”,包括最后六章内容。
赫尔巴特认为教育理论体系有两个理论基础,即伦理学和心理学。道德是人类的最高目标,也是教育的最高目标,教育的目的应该依据伦理学。就教育学的伦理学基础来讲,有以下五种道德观念:内心自由的观念、完善的观念、仁慈的观念、正义的观念、公平的观念。在以上五种道德中,前两种针对个人的道德修养而言,后三种则是针对个人与他人发生社会关系而言,这五条伦理观念包含着道德的一切类型,是巩固世界秩序的永恒真理。教育的具体方法的确定必须依据心理学,教育的第一门科学就是心理学,心理学是教育学的基础。作者在这里提出一种“统觉”的理论,以此来阐述新观念形成的过程。
本书所阐述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儿童的管理。赫尔巴特指出,进行教学之前必须对学生进行管理,管理不善将导致儿童反社会倾向的发展。这种管理并非要在儿童心灵中达到任何目的,而仅仅是要创造一种秩序。
本书关注的第三个问题是教学理论问题。作者提出了教育性教学的概念,指出应该把实现教育目的与传授文化知识看做同一过程,把学校的全部工作都归结为“教育性教学”。教学论的前提和基础是多方面兴趣的理论,教育除了培养道德这一最高目的外,还有发展多方面兴趣的目的。兴趣来源于使人感兴趣的事物与活动,包括认识的兴趣和同情的兴趣。教育应该对应于兴趣的分类,拟订相应的科目,以便于学生学习。教学的过程包括“专心”和“审思”两个基本环节,也可以将教学的过程划分为“明了”、“联合”、“系统”、“方法”四个阶段,同时学生的心理状态可以分为“注意、期待、探究、行动”四种。从教学类型角度出发,可以把教学分为单纯提示的教学、分析教学和综合教学三种。这三种教学方法之间是一种递进和交叉的关系,三者必须统一运用,不能截然分开。
最后一部分作者探讨了德育教育的问题。他认为德育教育就是品格教育,目标是向学生灌输“内心自由”、“完善”、“仁慈”、“正义”和“公平”等道德观念。德育教育绝不要发展某种外在的行为模式,而要在学生心灵中培养起正当的行为方式与适宜的意愿。道德和性格是联系在一起的,道德是人内在性格的力量,个人意志力量的表现。道德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两方面,教师的主要注意力应放在道德性格的客观部分上,也就是道德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上。所谓“训育”是对青少年的心灵产生直接影响,有目的地进行教育的方式。它是德育教育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学生性格的形成与所受的训育是成正比例的,它对性格培养的关系是双重的。训育应该与儿童的管理和知识相结合,也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这些方法主要有:陶冶和教师人格的间接影响。《普通教育学》一书是赫尔巴特早期的作品,也是奠定他在教育学上地位的重要著作,他晚年的另一部作品《教育学讲授纲要》则是对此书的整理与补充。在该书中,作者提出了许多对现代教育学产生重大影响的观点,如发展人的兴趣、促进能力的和谐发展等。该书对教育学的重大贡献有两点:一是将心理学引入教育学,确立了教学论;二是将伦理学引入教育学,确立了教学目的论。该书的内容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教师中心”理论,强调纪律对于性格培养的作用。
赫尔巴特被认为是近代教育学家中试图使教育学成为一门科学的开山鼻祖,他以心理学和伦理学作为建立系统教育理论的基础,该书无疑正是这种努力与尝试的最好见证,因此被视为西方教育史上第一部具有科学体系的教育学著作。值得回味的是,以《普通教育学》为代表的赫尔巴特的思想在他死后几十年内仍未被重视,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的思想才在西欧和美国盛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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