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名物丛考(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子今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秦汉名物丛考试读：

岳麓书院国学文库总序

我认为，对现代中国和世界而言，国学至少有四个层面的重要意义。

第一，国学能够为现代人的个体精神需求提供思想营养。中国正面临社会的急剧变革，每个人的命运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每个人的行动也有更多的选择自由，但是，能够给我们驾驭命运的精神方向、做出行动选择的人生智慧却严重不足。现代中国人往往会感到是非的迷茫、得失的困扰，同时引发对生命意义的追问。社会底层民众是这样，那些成功人士也是如此。儒家、道家、佛家的经典，诸子百家的思想，对人生意义的选择，包括是非的迷惘、毁誉的困扰、得失的彷徨，以及对人生终极价值的选择，都能够提供很多很好的思想营养。今天很多人思考的问题，其实古代先贤都思考过，而且有非常好的解决办法。我们回头去看经典，原来我们的老祖宗已经有很好的思考了。

第二，国学能够满足当代社会建立和谐社会的需求，并提供重要的文化资源。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我们正面临着种种社会问题和思想危机。我们常常感到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缺乏信任，我们不相信超市里买来的食品是否安全，我们怀疑来自陌生人的帮助是否藏着恶意，我们甚至还在讨论见到老人摔倒该不该扶起，还有许多人损人利己的做法，已经到了完全不能容忍的地步。诚信危机、道德危机成为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的大敌。大家都在想，怎么来制止相关恶劣事件的发生，怎么来建立一个有诚信、有道德的和谐社会。中国传统国学，对于如何建立有诚信、有道德的和谐社会，有着一系列重要的思想，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忠恕之道，仍然可以成为建构现代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仍然是我们建立有诚信、有道德的和谐社会的金科玉律。

第三，国学能够为当代中华文明的崛起提供重要的支撑力量。当前的“国学热”其实和中华文明的崛起有着密切关系。中国崛起与中华文明崛起不是一个概念。中国崛起是指一个独立的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强大，而中华文明崛起则是强调一种延续了五千年的文明体系在经历了近代化、全球化的“浴火”之后，重新成为一个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文明体系。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华文明是唯一历经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原生形态的古文明，并且一直保持其强大的生命力，位居世界文明的前列。但是，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国被瓜分、侵略的历史，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人开始失去文明的自信。其实，近代中国学习、吸收西方先进文明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们必须坚持中华文明的主体性，采取对自我文化的虚无态度是非常不应该的。我们必须有一种文明的自我意识，我们要认识到，现代化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崛起。我们活下来并且能够昂首挺胸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身体，首先应该是我们高贵的精神和灵魂！那么，我们高贵的精神和我们的灵魂是如何形成的呢？其实，就是国学熔铸了我们的精神和灵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学能够为当代中华文明的崛起提供重要的支撑力量。

第四，国学能够为21世纪新的人类文明建构做出重要的贡献。我一直认为，中国国学里面所包含的许多价值观念，比方说仁爱、中和、大同，不仅仅对中华民族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它们一定能够成为具有全球性的、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念，能够弥补某种单一文明主导的价值观念的缺失。西方文明一直在坚持他们倡导的许多核心价值。其实，中华文明近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接受这种西方价值的过程。但是，许多中国人在此过程中，却忽略或者忘记了中华文明中的价值理念。特别是在整个20世纪的文明史上，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文明已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21世纪建构的人类文明，一定是一种多元一体的文明，而延续五千年没有中断的中华文明，一定会对21世纪的人类文明建构做出自己的贡献。（二）国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尽管国学如此重要，但对国学是否可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学界内部还存在着不少疑虑与分歧。人们首先会问，国学的确切定义是什么？其实，“国学”有非常明确的内涵和外延。首先，“国学”的“国”应该是指中国，这个很明确。其次，这个“学”就是指传统学术，即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这种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总是要通过文字、典籍的形式固定和保存下来。中国古代文献典籍有经、史、子、集，所以今天人们所说的国学往往也分为经、史、子、集。

人们又会进一步追问：国学的知识架构和学理依据是什么？当然，国学之所以可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必须要有两个重要条件：其一是国学学科体系的内在条件，即国学体系的知识架构和学理依据；其二是国学的外在条件，即国学能否具有现代学术视野而得到普遍承认并开展广泛的或全球化的学术交流。

国学这门学科，之所以在学界还有不少疑虑与分歧，与它在当代中国学术体制内的处境有关。现在大学院系的分科，基本上是近代引进西学而建立起来，分为理学、工学、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政治学、教育学等等。尽管近些年各个大学纷纷创建了国学院，但是国学在当代中国的学术体制内并无合法性的身份。这样，我们延续几千年的中国传统国学，在这种学科体制下只能变成其他学科的材料。比如国学中最重要的经学，在现代大学的学科中就没有合法的独立地位，我们不能独立地研究、学习经学，只能够将其分别切割到文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法学、宗教学、教育学等不同学科。这样，国学中的经、史、子、集的不同门类知识，全部被分解到了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政治学、教育学等不同学科视野里面，变成其他不同学科的材料。

近代引进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政治学、教育学等不同学科，对于拓展我们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视野，确实有它的长处，但也有其短处。中国传统学术是一个有着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其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有着内在联系。当我们用各门现代学科把传统国学分割之后，就有可能失去原来知识体系的联系和特点。每一种知识体系或学科框架，实际上是我们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具有主观性因素的图式。不同文明有不同的把握世界的图式，西方知识学有它自己的长处，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也有自己的长处，譬如中国的知识传统具有整体性、实践性、辩证性的特点，以此成就了中华文明的世界性贡献。正因为如此，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应该保持对其原文化生态的、有机整体的学问特点的思考。国学作为这样一种原文化生态的、有机整体的学问特点，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其实，在讲到中国“国学”合法性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暂且借用西方大学的“古典学”的概念。在西方世界许多大学都设立了古典学系。这个古典学研究什么呢？它最初是以古希腊、罗马的文献为依据，研究那个时期的历史、哲学、文学等等。古典学的特点是注重将古希腊、罗马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不是分别研究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历史、哲学、文学。在西方，古典学一直是一门单独的学科。我们认为，“国学”其实也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学”。如果我们用“中国古典学”来说明中国“国学”，可以提供“国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上述两个条件。一方面，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中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具有典范意义的文明体系。建立“中国古典学”，也就是以中国古人留下的历史文献为依据，将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由于“中国古典学”是以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为学科基础，这是一门从学术范式到知识架构、学理依据均不同于现有的文学、历史、哲学学科的独立学科，这是“中国古典学”得以确立的内在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国学”概念仅仅能够为中国人自己使用，西方人则只能使用汉学，以“中国古典学”来定义原来的国学，“国学”具有了知识共享、学术交流的现代学科的要求，并能兼容国学、汉学，为中外学者所通用，这是国学能够具有现代学术视野并能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外在条件。（三）国学与岳麓书院

书院是一种由古代儒家士大夫创办并主持的学术教育机构，它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组织制度、基本规制、讲学形式，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书院继承、发扬了中国优秀的教育传统，表现出儒家士大夫那种追求独立的学术思考、人格自由的精神。书院将中国传统教育和传统学术发展到一个高级阶段，从而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蓬勃发展，宋元明清学术文化思潮迭起，无不与书院这种独特学术教育机构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岳麓书院是中国书院的杰出代表，在中国教育史、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其有着悠久的办学历史和卓著的学术成就，受到古今人们的普遍敬仰。继先秦诸子等学术思潮之后，两宋时期兴起了理学思潮。理学以复兴先秦儒学为旗帜，要求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力图使儒家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振兴；同时，它又吸收、综合了佛、道两家的学说，将儒学发展为一种具有高深哲理的思想体系。岳麓书院创建于宋代，很快成为新兴理学思潮的大本营，学术界一大批有影响的著名理学家纷纷讲学于此。南宋乾道年间，被称为“东南三贤”之一的张栻主持岳麓书院讲席，在此聚集了一大批理学之士，并且形成了当时学界很有影响的湖湘学派。同时，后来被称“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著名理学家朱熹两次在岳麓书院讲学传道，更是形成了学术鼎盛的历史局面。岳麓书院成为宋代学术文化史最著名的四大理学基地之一。以后，许多著名理学家纷纷来此讲学。南宋后期，著名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讲学岳麓书院；明代中叶以后，理学思潮中的心学一派王阳明及其弟子王乔龄、张元忭、季本、邹元标等亦纷纷来岳麓书院讲学，使岳麓书院因新兴的心学思潮再度发挥极其重要的学术大本营的作用。明清以来，中国学术文化又发生重大变革，先后出现清代理学、乾嘉汉学、今文经学等不同的学术思潮，而岳麓书院一直是不同时期内学术思潮的重镇，从而推动着中国传统学术的创新发展，继续在中国学术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可见，岳麓书院在一千多年的办学过程中，一直是中国传统国学的重镇。宋以后的各种学术思潮、学术流派均以它为学术基地，如宋代理学派、事功学派，明代心学派、东林学派，清代乾嘉学派、今文学派等等，许多学术大师如朱熹、张栻、陈傅良、王阳明、王文清、王先谦、皮锡瑞等在这里传道授业，培养了一代代国学领域的著名学者。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下诏全国各地改书院为学堂，岳麓书院也于1903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后来又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堂、湖南大学。但岳麓书院遗址在战乱年代，一度受到严重损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湖南大学全面修复岳麓书院，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岳麓书院古建全面修复，基本上恢复了历史上办学最盛时期的建筑规制。与此同时，我们启动了岳麓书院国学研究、教育的复兴工程。近二十多年来，岳麓书院培养、引进了一批国学研究的学者，逐步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点及博士后流动站。岳麓书院学术、教育功能的恢复，是建立在现代高等教育体制及学科建设基础之上的。今天的岳麓书院已经成为国学复兴的重镇。岳麓书院的明伦堂仍是讲授国学的讲堂；朱熹、张栻“会讲”的讲堂仍在举办国学论坛，斋舍也仍然是学者从事国学研究的场所。古代学术传统内核的经学、理学、诸子学、史学及其相关的知识学问，均成为岳麓书院的主要学习内容和重要研究方向。国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生态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学术文化类型，作为一种具有民族主体性的学术文化，国学确实不同于西学，因为它有不同于西学的文化土壤与生态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学与书院有着共生的独特文化背景。

我们有一种传承中华学脉的强烈愿望，希望推动岳麓书院学术的现代复兴。岳麓书院的现代复兴，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发生的一个重要文化教育现象。我们相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我们完全可以做好书院文化传统的转换、创新工作。所以，我们编辑、出版“岳麓书院国学文库”，也是与传统国学的当代复兴有着密切关联的。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书院、学者加入到这个行列来，盼望国学界的研究者能够不断赐稿，共同推动当代国学的繁荣！甲午年于岳麓书院文昌阁序

王子今教授所著《秦汉名物丛考》一书承岳麓书院资助，即将在东方出版社出版。在此之前，发来书稿，嘱我为之写序。一个多月来，犹豫再三，迟迟无法动笔。就我个人的学力和见识，为子今的大作写序，实在是力所不及，难以胜任。惶恐与压力比起前几位为其写序的同龄师友来还要严重得多。不过，千钧重托，却之不恭。换个角度想，先读为快，总会有收获和教益，写一篇读后感，亦不失附骥之幸。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有文字记载的朝代史如果从夏朝算起，也有四千一百多年。但是对文化古籍的全面整理，只能从孔老夫子算起。在孔子所构建的儒家文化里，重“道”而不重“器”，重思想义理的阐发，轻名物技艺的研究，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对“器”的研究，对具体专业技术的研究，甚至采取一种鄙视的态度。我常作如是想，宋代以后，中国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而导致全面的社会迟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是我们的祖先太重空疏义理的阐发而偏废实学。

尽管如此，中华民族的汉文化是世界上唯一从文字到典籍一脉相承而未曾中断的文化。要读懂中国历史，要读懂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对其中名物的研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郑康成遍注群经，就包括了对其中各种名物的阐释。二十六史中对兵器、礼器、舆服、宫殿城阙的记载等等，也都是偏重名物。历代编辑的专书如《尔雅》、《释名》、张华的《博物志》、北魏刘懋的《物祖》、隋人谢昊的《物始》、明人罗颀的《物原》、清人陈元龙的《格物镜原》，以及专以名物命名的典籍，如宋人蔡卞的《诗学名物考》、方逢辰的《名物蒙求》、明人耿隨朝的《名物类考》等，虽内容和贡献各有高下，但都不失为历代学人关注名物研究的成就。

与人类生存发展相关的各种名物可以万千计。即使当世人也未必能够说清楚我们日常所接触的每件物品之源流、状貌、生成过程和功能作用，这些含有大量的专门知识。更何况时越几千年，地跨数万里。加之各种名物种类繁多，内容庞杂，大到宫殿城池，小到一针一线，有些宏观到国家社会，有些则细碎到不被常人注意。要把它们考证清楚，没有广博的知识、深厚的功力和丰富的阅历见闻，则无以胜任。因此，历代名物学家无一不是文史大家和学界泰斗。

近些年来，华夫（张述曾）先生集众人之力，历三年寒暑，编成了巨著《中国古代名物大典》，于1993年出版问世，煌煌800万字，可谓嘉惠学林，功垂后世。另有王玉哲先生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尤其是最近孙机先生出版的同名著作，是在他早先《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的基础上增订完成的，内容之宏博，功力之深厚，堪称古代名物研究的经典。但是，任何一种名家名著，都不能苛求它解决我们所期望的一切问题，很多领域很多问题，还需要继续研究。王子今教授的《秦汉名物丛考》就是从特定的角度，选择一些对常人而言比较陌生而冷僻的秦汉名物进行系列考证，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展示出许多新特点和新贡献。

首先，从全书的结构看，近30万字的著述，没有分章分节，而是以“丛考”的形式出现。我理解这个“丛”，有两重含义。一是根据研究的名物对象一组一组，也就是一丛一丛地安排。全书48组（包括两篇附文），读起来眉目清晰，条理井然。同时也照顾到了自己研究的路径和表述的方便。48组丛考，既可单独成篇，又可浑然成一。二是每一组内，连类而及，把相关的一系列名物尽量包括进来。比如对“

酱

其次，考证研究的对象大多是近几十年来考古发现的出土文物、建筑遗迹、秦汉简牍、摩崖石刻上出现的颇有争议或尚未解决的名物术语。比如饮食类中的十一组（酱；豉；盐菜、酱菜；酒、麹；清酒、薄酒、浓酒；醇酒、白酒；善酒、美酒、厚酒、浓酒；膏饼；豆、黄豆、大豆；枣、棘；乳、马湩、挏马酒）大多出自汉简之中；军装服饰类中的四组（行縢；偪胫；赤帻；马甲）出自汉简的记载和汉墓的兵俑；马匹马具马食类中的五组（天马；木镫；掌蹄；茭；苇、蒲、慈其）出自出土文物和汉简；交通道路类中的五组（阁、阁道、栈道；石、石道；徧、碥；臽；柙、笼）出自《石门颂》《西狭颂》《郙阁颂》等“三颂”石刻文字中；日常用具类中的三组（蒋席、皮席、葌席；行囊、行橐；鹿车）亦多出自简牍；建筑设施中的四组（复壁；复道；珰、当；封）来自建筑遗迹。胶和胶䩠一组亦出自汉简。其他十五组如儿童玩具（鸠车；竹马；泥车、瓦狗三组）、日常生活用品（甬、筩、筒；角杯、犀角杯；合巹杯；流马方囊等四组）、交通设施（虹梁；浮桥；舟船属具三组）、军事装备（连弩；机、机械两组）、海洋生物（人鱼膏；海鱼；大鱼、巨鱼三组）也都与考古文物有密切关系。对上述各类名物的解释，有些是子今教授的首发；有些则是过去已有解释但不确切或不正确，子今对其进行了纠正；还有的是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把认识推进了一步；有些则是提出了意见或假说，需要出土资料的证实。比如对“胶”和“胶䩠”的解释，“酱”“豉”在西北军队中的配给制度，酒类在军队中引起斗殴事件，汉简中记载的“马禖祝”礼俗，对“三颂”中若干名物的解释，都是子今的首发。在纠正以往不准确的认识方面，例子很多。如汉景帝阳陵出土的士卒俑额头有一圈红色带状编织纹痕迹，发掘者称其为束发用的“陌额”，但子今通过对甘谷汉简“赤帻”的研究指出，这应该是“赤帻”而不是“陌额”。长沙东牌楼出土简牍有“蒋十五枚、葌席一束”“皮席一枚”的记载，整理者认为“‘蒋’应为‘浆’之通假”。但子今认为“‘蒋’应为‘䉃’”，《广雅·释器》：“䉃，席也。”王念孙《广雅疏证》：“䉃，通作‘蒋’。”显然，后一种解释更合理。一字之差，两种事物。山西晋城泽州县山河镇拴驴泉发现正始五年（244）开凿石门、修治道路的石刻，其中有“作遍桥阁”一语。最初的整理者认为“‘作遍’即遍作，指在工程路段内凡须修造桥阁之处无一遗漏”。子今查看拓片发现，“作遍桥阁”应为“作徧桥阁”，“徧”即后世之“碥”，也是一种道路形式。居延汉简中的“慈其”，有学者认为，当是一种供人食用的蕨菜，但子今考证认为，“慈其”并非蕨类，而是一种供马畜食用的饲草。诸如此类，所在多有，往往奇思妙想，胜意迭出。被国家定为旅游标志的武威铜奔马，就定名问题，学界有各种不同意见。有人提出应直接取名为“紫燕骝”，子今认为最合理的名称应该是“天马”而不可称“紫燕骝”。这就把该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关于秦始皇陵地宫所谓点燃的“人鱼膏”究属何物？按照子今的倾向，应该是鲸鱼油，但他并没有下断语，而是明言“秦始皇陵‘人鱼膏’之谜的彻底解开，地宫照明用燃料品质的最终认定，应当有待于依据考古工作收获的确切判断”。这就是上面所说的，提出一种科学假说，有待证明。其学术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

再次，《秦汉名物丛考》一书对名物的考证不仅仅局限在名物本身的形貌、生成、功用等方面，而且同时从广阔的视野和多侧面多角度揭示了各种名物所蕴含的社会意义。比如对枸酱的研究，指出建元六年（前135）汉朝派番阳令唐蒙出使南粤，结果唐蒙在广州吃到了枸酱，调查发现，这种枸酱乃蜀地特产，夜郎等地沿牂柯江而下将之贩运到了南粤。由此唐蒙想到了控制南粤的策略，上奏汉武帝，开西南夷道，置犍为郡，由上游发兵而制服南粤，揭示了由枸酱而引发的政治军事行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当时的通邑大都“醯酱千瓨”，“此亦比千乘之家”。因此，对“酱”与“瓨”的考证，就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书中对鲛、䲔、鲯、鰸、鲕、鳆、䲐、鯜、䰽、䱡、魦、鱳、鰅、鮸、魵、鲜等多种鱼类的考证，除了生物学、海洋学的意义外，还可能有其他多重意义：一是它的产地，大多在今朝鲜半岛，说明当时的中央王朝与这些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二是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鲐鮆千斤，鲰千石，鲍千钧”的人家，“亦可比千乘之家”，说明当时的渔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三是汉武帝时曾经“县官自渔”，即统制海上渔业为官营，后来又放归民间而“增收海租”，这就把对这些海洋生物的研究带进了海洋经济史和国家财政史的范围。对“大鱼”“巨鱼”的考证，也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汉书·五行志》记载：“成帝永始元年（前16）春，北海出大鱼，长六丈，高一丈，四枚。”“哀帝建平三年（前4），东莱平度出大鱼，长八丈，高丈一尺，七枚，皆死。”《续汉书·五行志》记载：“灵帝熹平二年，东莱海出大鱼二枚，长八九丈，高二丈余。明年，中山王畅、任城王博并薨。”用今天的生物学知识解释，其实就是“鲸鱼搁浅”或“鲸鱼集体自杀”的现象。但是史书把它记载在《五行志》里，当作一种灾异现象，京房《易传》、《淮南子·天文训》以及汉代的诸多纬书都把它与天灾人祸联系在一起，赋予一种超自然的神秘意义，制造出与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有关的诸多说法，使“大鱼”和“巨鱼”在人们对自然现象认识的观念形态上有了更丰富的内容，同时进入和影响了社会的政治生活。这些，都是书中对一些被常人忽视的名物进行考证研究的价值所在。

第四，《秦汉名物考证》对书中所涉名物的研究，取材宏富，广征博引。正文中引书2400多条∕种，脚注中引书2100多条∕种。除了传统经、史、子、集、野史、笔记外，近人的专著，杂志论文，无不在征引之列。除了传统典籍外，秦汉简牍、金石砖瓦、碑刻画像、出土文物，凡可作为证据者，无不纳入论证之中。除人文学科外，自然史、生态史、海洋史、交通史、饮食史、农业史、兵器史、酿造史等等，亦多有涉猎。从书中1051条脚注，亦可见出子今教授行文严谨，考证精详，言必有据，文必有征，体现了子今教授一贯的学风和文风。看过此书后，不光对书中研讨的名物有深入了解，而且让人视野豁然开朗，有一种融会贯通之感。

第五，《秦汉名物丛考》不是王子今教授的一时之作，而是他三十多年来研究秦汉史各类课题项目的同时，关注名物研究的结果。从书中所附43篇相关研究成果目录可以看出，最早的文章是1984年发表在《文博》上的《秦汉“复道”考》，最晚的是今年发表于《考古与文物》第4期上的《岳麓书院秦简〈数〉“马甲”与战骑装具史的新认识》。三十多年来，王子今教授辛勤耕耘在秦汉史研究的领域里，出版过三十多部专著和七八部与人合作的译著，还有三十多种与人合作主编、参编的著作。发表的论文，仅我个人的电脑里，收集、下载、保存的就有六百多篇，当然不是全部。真可谓成果丰硕，著作等身。他在长期研究秦汉交通史、海洋史、秦汉简牍和出土文物的同时，日积月累，形成了对书中各类名物的新认识，有些陆续发表过，有些尚未发表。现在结集在此书中，实是为对秦汉史研究的又一重要贡献。

当然，研究名物，没有直观的图录，略嫌不足。有些诸如酱、豉、酒之类，无法用图像表示。但有些名物，诸如鹿车、鸠车、连弩等等，如果插一些直观的图像，就会让人看得更清楚。个别结论也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如对“茭”的研究，书中认为应该是“芨芨草”。我个人认为，“茭”可能是一种晒干的干青草。河西走廊冬季时间较长，牲畜要靠夏秋季节晾晒的干青草过冬。至于这种草，并不单一是某一种植物，应包括所有牲畜爱吃的草类植物。记得儿时在戈壁滩上放牧牛羊，很多杂草，到现在也叫不上名字。在夏秋季节，农民割草晾干贮存以备冬天喂养牲畜。而芨芨草秆子太多，牲畜并不喜爱。它的真正作用是编织用具。秋后草黄之时，农民把芨芨草一根一根拔下来，剥了皮可以编织席子和筐箩，千百年来，河西老百姓铺的席子几乎都是用芨芨草编织的，有专门的手工匠人。芨芨草棰劈以后，又可搓成各种规格的草绳，用于生产和生活。当然，这都可进一步讨论，并不影响全书的学术价值。

王子今教授不仅著作等身，成果丰硕，而且在做人、做事、做学问方面也是我们学习和追随的楷模。他之所以能在秦汉史研究的多个领域取得如此众多的成果，与他良好的教养、人生经历和学术背景有直接关系。子今的母亲，是一位刚强而有文化有追求的女性，在给予子今母爱的同时，又在文化学术上给他潜移默化的熏陶。在过去上山下乡的年代里，子今插队下乡，当过农民；后来当过装卸工，扛过大麻袋。在学术研究上，他的勤奋吃苦、超过常人的精力和毅力，都与此不无关系。子今本科在西北大学读考古，有考古学的背景，在他的研究工作中，既重视文献，又重视文物，特别重视考古学的材料，甚至连一些常人不太注意的遗迹遗痕，他都从不放过。子今在研究生期间，跟随著名的历史学家林剑鸣先生读秦汉史，受过严格的历史学、文献学训练，对考据学十分在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进入史学界，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为中国史学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子今不仅从中吸取了很多营养，而且在上述多个领域里都发表过论文和专著。在秦汉史研究领域里，孜孜矻矻，矢志不渝，全身心投入，辛勤耕耘了三十多年。其中连任三届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的会长。他熟悉这块土地上，哪些是曾经的沃壤而取得过丰硕的收获，哪些是需要进一步开发的荒芜之地，哪些是迄今还未引起人们注意的沟坎边角……

自1991年在兰州第一次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认识以来，我同子今相识、交往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了。子今对朋友的谦和、亲切、诚恳、友善是学界朋友公认的，也使他因此赢得了广泛的友谊和人脉。他天性睿智，反应敏捷，同别人在一起，常常以诙谐幽默的调侃给他们带来愉快。我们曾一同到居延的荒漠戈壁和敦煌的汉塞烽燧进行过考察，很多情景让人终生难忘。二十多年的友谊、交往和情感，是我人生中一份特别值得珍视的收获。愿子今的学术之树常青，愿子今的今后健康快乐。张德芳2015年8月1日于兰州酱

1. 肉酱·鱼酱·蟹酱

先秦秦汉的“酱”，或指用食盐腌制的肉酱。《周礼·天官·膳夫》写道，“凡王之馈”，“酱用百有二十瓮”。郑玄注：“酱，谓醯醢也。”《说文·酉部》也说：“酱，醢也，从肉酉。酒以和酱也。”《太平御览》卷九三六引曹操《四时食制》：“郫县子鱼，黄鳞赤尾，出稻田，可以为酱。”说的也是这种酱。《太平御览》卷四九二引桓谭《新论》：“鄙人有得脠酱而美之。”原注：“生肉酱也。”而《太平御览》卷八六五引桓谭《新论》作：“鄙人得鯅酱而美。”这里所谓“鯅酱”，由“鯅”从“鱼”判断，很可能也是一种鱼酱。又《北堂书钞》卷一四六《酒食部·醢》有“㥏鲗之酱”条：“《周书》云：‘伊尹受命于汤，赐㥏鲗之酱。’《方言》曰：‘鱼皮㥏鲗之酱为贵。’注曰：‘㥏鲗，鱼名也。’”孙星衍、孔广陶等校本：“今案：陈俞本同，《周书·王会解》‘㥏’作‘乌’。”而《说文·鱼部》：“鲗，乌鲗，鱼也。”段玉裁注：“四字句。‘乌’，俗本作‘鰞’，今正。”“㥏鲗”应当就是通常所说的乌贼、墨鱼。《北堂书钞》同卷又说到“蟹胥之酱”：“张敞《答朱登书》云：‘朱登为东海相，遗敞蟹酱。敞报曰：谨分其贶于三老尊行者，曷敢独享也。’”而《太平御览》卷四七八亦引《张敞集·敞答朱登书》：“登为东海相，遗敞蟹酱，敞答曰：‘蘧伯玉受孔子之赐，必以及其乡人。敞谨分斯贶于三老尊行者，曷敢独享之。’”对于所谓“蟹胥之酱”，《释名·释饮食》有这样的解释：“‘蟹胥’，取蟹藏之，使骨肉解之，胥胥然也。”《说文·肉部》说：“‘胥’，蟹醢也。”《周礼·天官·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郑玄解释说：“谓四时所为膳食，若荆州之鲡鱼，青州之蟹胥，虽非常物，进之孝也。”所谓“蟹胥之酱”，并非饮食常物，而作为珍稀的“青州”“东海”地方特产，在当时是著名的“好羞”。《礼记·内则》说道：“濡鱼，卵酱实蓼。”郑玄注：“‘卵’，读为‘鲲’。‘鲲鱼子’或作‘扪’也。”“卵酱”，应当是一种鱼子酱。孔颖达就解释说：“‘卵’谓鱼子，以鱼子为酱。”

2. 芥酱·芍药之酱·枸酱·榆荚酱

尽管肉酱、鱼酱在当时富足阶层的生活中已经相当普遍，然而，民间一般食用的酱，则是用豆麦等谷物发酵制成的调味品。《周礼·天官·内饔》曾经说到“百羞酱物珍物”。可见当时的“酱”，已经有许多品种。《礼记·内则》可见“芥酱”。《论语·乡党》：“不得其酱，不食。”汉儒马融解释说：“鱼脍非芥酱不食。”所谓“芥酱”，又见于《礼记·曲礼上》：“献孰食者操酱齐。”根据郑玄的解释，“‘齐’本作‘齑’”。孔颖达疏：“酱齐为食之主，主来则食可知。若见芥酱，必知献鱼脍之属也。”“芥酱”，可能是在制作时使用芥子作为原料。

枚乘《七发》中说到“熊蹯之孺，勺药之酱”。“勺药之酱”，又写作“芍药之酱”，可能是采用芍药作为制作酱的香料。

汉代又有著名的“枸酱”。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中记载：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唐蒙于是上书汉武帝，建议通西南夷道，以巴蜀之饶，进而占有夜郎之地，打通进攻南越的捷径。牂柯江即西江的上游北盘江。珠江的径流主要即来自西江，占77%左右。西江支流多，集水面积较大，总的水情变化比较稳定，具有便利的航运条件。唐蒙敏锐地发现连通夜郎与南越的牂柯江航道“足以行船”，汉武帝则高度重视这一发现，置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后来又有驰义侯行牂柯江击南越之举。唐蒙的发现，史家以为可与张骞的发现相并列，而这一发现，竟是通过“枸酱”的食用得到重要线索的。

关于所谓“枸酱”，裴骃《集解》曾经引述徐广的解释：“‘枸’，一作‘苴’。”裴骃又引《汉书音义》中的说法：“枸木”“其叶如桑叶，用其叶酱酢，美，蜀人以为珍味”。司马贞《索隐》则说：“刘德云‘苴树如桑，其椹长二三寸，味酢，取其实以为酱，美’。又云‘苴缘树而生，非木也。今蜀土家出苴，实似桑椹，味辛似姜，不酢’。”《太平御览》卷九七一引《风俗通义》：“橙皮可为酱齑。”或①《白虎通义》谈到“榆荚酱”。据《四民月令》，这种酱，汉代普通农户都可以自己制作。在二月榆荚“色变白，将落”时，“可收为酱、鍮酱”。注家以为所谓酱、鍮酱，“当为一种酱看待”，“皆榆酱者”。《说文·酉部》又有这样的内容：

①据《山堂肆考》卷一九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徐文靖：《管城硕记》卷一七《楚辞集注四》：“《白虎通》：‘榆荚酱曰。’，音末。”范祥雍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2月版，第308页。，鍮，榆酱也。从酉，敄声。

鍮，鍮也。从酉，俞声。，捣榆酱也。从酉，毕声。《楚辞·大招》：“吴酸蒿蒌，不沾薄只。”东汉学者王逸注：“或曰：‘吴酸。’鍮，榆酱也。一云‘吴酢鍮’。”也说到“榆酱”在社会生活中的普及。

3. 豆酱

汉代人饮食生活中消费最为大量的，可能还是用豆类为原料制作的酱。《论衡·四讳》：“世讳作豆酱恶闻雷，一人不食，欲使人急作，不欲积家逾至春也。”《北堂书钞》卷一四六引《风俗通义》说到同一风俗：“俗说‘雷不作酱’，‘雷声发不作酱’，何也？令人腹内雷鸣。”前者说“作豆酱”，后者说“作酱”，由此或许有助于理解当时“酱”大多是“豆酱”的事实。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帛书《五十二病方》中可见“菽酱之宰”，整理者以为即“豆酱的渣滓”。江陵凤凰山8号汉墓出土竹简文字与“肉酱一伤”（767）并列有“鉏酱一伤”（766），江陵凤凰山167号汉墓出土竹简文字与“肉酱一器”（975）并列有“辦酱一器”（978），江陵凤凰山169号汉墓出土竹简文字有“□般二枚盛肉酱豆酱”（45），也都是当时“豆酱”消费十分普遍的证明。

至于《汉武内传》中所记载西王母对汉武帝所说，“神药上有‘连珠之酱’‘玉津金酱’，中有‘元灵之酱’”，所涉及的酱名可能并无其实，但是仍然可以说明当时民间食用的“酱”名类相当繁多。

4. 酱瓿·酱甀·酱瓨

另一则关于盛装“酱”的器物的记载，见于《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下》。学者扬雄家贫而嗜酒，“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而钜鹿侯芭常从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刘歆亦尝观之，谓雄曰：‘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雄笑而不应”。

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曾经写道，通邑大都中，拥有产业其年生产能力达“醯酱千瓨”的，其经济地位可以“比千乘之家”。汉代制作酱的工商业者可以取得惊人的经济利润的史实，又见于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所说：

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而《汉书》卷九一《货殖传》则写道：

张氏以卖酱而逾侈。《史记》“卖浆”，而《汉书》“卖酱”，二者有所不同。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枫三本‘浆’作‘酱’，与《汉书》合。”可见张氏等正是因“卖酱”而取得富至“千万”，奢靡“逾侈”的经济实力的。他们致富的原因，是“酱”在当时日常饮食生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对于盛装酱的“瓨”，裴骃《集解》引徐广曰：“长颈罂。”颜师古《汉书》卷九一《货殖传》注则更具体地说：“瓨，长颈罂也，受十升。”陈直则指出：“‘瓨’即后来之‘缸’字，为大水罂。徐广谨解为‘长颈罂’，则不便贮酱矣。”这可能是酱的生产与销售程序中通常使用的器物。据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八“作酱等法”的记述，制作酱时最后的也是最紧要的工序，正是置于“瓮”中进行的。

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遣册可见“肉酱一资”（93）、“爵酱一资”（94）、“马酱一”（98）、“酱一资”（106）。这些资料，都反映当时“酱”进入消费程序中的具体盛装形式。孙机已经指出，所谓“资”，并不能与瓷器的发明直线地联系起来，就“资”的器形和用途而论，它可以被看作是瓮之属。而“”，则应即《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所谓“醯酱千瓨”的“瓨”。

5. 酱桮·酱杞·酱栀·酱伤

湖北云梦大坟头1号汉墓出土木牍有“酱桮十”（605）字样。

江陵凤凰山167号汉墓出土木简写有“酱桮卅枚”（947）、“酱杞一枚”（958）、“肉酱一器”（975）、“瓣酱一器”（978）。江陵凤凰山8号汉墓出土竹简则可见“酱栀一”（710）、“酱杯廿”（715）、“酱一伤”（766）、“肉酱一伤”（767）。“酱桮”应即“酱杯”。“酱杞”很可能就是“酱栀”。盛装“酱”使用的“伤”，或许与“觞”有关。“酱桮卅枚”与“酱杯廿”显示件数之多，体现“酱桮”或“酱杯”应为宴饮场合中为每一位客人配备的餐具。

6. 军需项目中“酱”的配给

敦煌汉简中有反映河西边塞军人消费“酱”的资料，例如：

酒斛　□□□

黍米二斛　酱二斗

白粺米二斛　醯三斗　敦德尹遣史汜迁奉到

牛肉百斤　（246）

从与“酱二斗”一同记录在这枚简上的其他饮品食品的数量看，“酱”在当时当地饮食消费内容中所占比例是颇为可观的。

我们从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所谓“是鬼伪为鼠，入人醯、酱、滫、将（浆）中”（25背贰、26背贰），可知秦时民间消费“酱”的情形已经并不罕见。然而《传食律》规定：

御史卒人使者，食粺米半斗，酱驷（四）分升一，采（菜）羹，给之韭葱（179）

不更以下到谋人，粺米一斗，酱半升，采（菜）羹，刍稿各半石（181）则说明“酱”在军事化体制下，曾经是受到严格控制的配给物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