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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8-05 05: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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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鹿军士

出版社:汕头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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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厚散文作品

丰厚散文作品试读:

前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可见,美丽中国,是环境之美、时代之美、生活之美、社会之美、百姓之美的总和。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紧密相连,建设美丽中国,其核心就是要按照生态文明要求,通过生态、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建设,实现生态良好、经济繁荣、政治和谐以及人民幸福。

悠久的中华文明历史,从来就蕴含着深刻的发展智慧,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是把我们人类看作自然世界的和谐组成部分。在新的时期,我们提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是对中华文明的大力弘扬,我们要用勤劳智慧的双手建设美丽中国,实现我们民族永续发展的中国梦想。

因此,美丽中国不仅表现在江山如此多娇方面,更表现在丰富的大美文化内涵方面。中华大地孕育了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中华大地之魂,二者完美地结合,铸就了真正的美丽中国。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滚滚黄河、滔滔长江,是最直接的源头。这两大文化浪涛经过千百年冲刷洗礼和不断交流、融合以及沉淀,最终形成了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最辉煌最灿烂的中华文明。

五千年来,薪火相传,一脉相承,伟大的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而从没中断的古老文化,并始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广博性,并充分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和神奇的文化奇观。中华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到我们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是我们民族的基因。中华民族的精神,也已深深植根于绵延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是我们的根和魂。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各族人民五千年来创造、传承下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其内容包罗万象,浩若星汉,具有很强文化纵深,蕴含丰富宝藏。传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建设更加优秀的新的中华文化,这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

总之,要建设美丽的中国,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首先要站在传统文化前沿,薪火相传,一脉相承,宏扬和发展五千年来优秀的、光明的、先进的、科学的、文明的和自豪的文化,融合古今中外一切文化精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族文化,向世界和未来展示中华民族的文化力量、文化价值与文化风采,让美丽中国更加辉煌出彩。

为此,在有关部门和专家指导下,我们收集整理了大量古今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特别编撰了本套大型丛书。主要包括万里锦绣河山、悠久文明历史、独特地域风采、深厚建筑古蕴、名胜古迹奇观、珍贵物宝天华、博大精深汉语、千秋辉煌美术、绝美歌舞戏剧、淳朴民风习俗等,充分显示了美丽中国的中华民族厚重文化底蕴和强大民族凝聚力,具有极强系统性、广博性和规模性。

本套丛书唯美展现,美不胜收,语言通俗,图文并茂,形象直观,古风古雅,具有很强可读性、欣赏性和知识性,能够让广大读者全面感受到美丽中国丰富内涵的方方面面,能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豪感,并能很好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创造未来中国特色的先进民族文化,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伟大梦想。

秦汉散文

我国古代散文的发端,可以追溯至殷商时代。在商朝的甲骨卜辞中,已经出现不少完整的句子。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常刻有长达三五百字的铭文。这些句子和铭文就是我国最早的散文。

春秋战国时期是先秦散文蓬勃发展的阶段,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散文著作。当时的散文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历史散文,一种是诸子散文。

两汉的散文在许多方面继承先秦传统而有所发展,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散文家。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

卜爻辞开启古代散文之端

殷商的时候,人们的生产能力还十分落后,对世界的认识还处于萌芽阶段,他们很迷信,风、雨、雷、电这些自然现象通常令他们很害怕,认为风雨雷电是天上的神仙在大发脾气。为了事先能知道天上的神仙的旨意,他们学会了占卜。

在占卜之前,殷人先把龟甲和牛肩胛骨锯削整齐,然后在甲骨的背面钻出圆形的深窝和浅槽,占卜时,先把要问的事情祷告并述说清楚,接着用燃烧着的木枝,对深窝或槽侧烧灼,烧灼到一定程度,在甲骨的相应部位便显示出裂纹来。

占卜者根据裂纹的长短、粗细、曲直、隐显,来判断事情的吉凶、成败。占卜后,便用刀子把占卜的内容和结果刻在卜兆的近处,这就是卜辞。刻有卜辞的甲骨被当做重要资料妥善收藏在窖穴中。

甲骨卜辞长短不一,短的只有几个字,长的可有百余字,记事简略,叙事朴素。甲骨卜辞的内容博杂广泛,包括战争、狩猎、祭祀、生产、气候、疾病等,均记载在上面,可以说无所不记。

戊辰卜,及今夕雨?弗及今夕雨?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

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这是关于风雨的占卜,是卜问今日是否降雨以及降雨将来自何方。

今夕奏舞,有从雨。

这是记录晚间在舞蹈时,遭遇了雨水。

甲骨卜辞简单、朴素,有韵有散,文字简朴,句意明确,形式规范,叙述完整周到,表达出一个完整的意思,是一种十分简单的叙事散文。

商周时期帝王、贵族将文字镂刻在青铜器上,内容多是记述奴隶主贵族的祭典训诰、征伐功绩、赏赐策命、盟誓契约等,这就是铜器铭文。由于文字是镂刻在青铜器上,因此,铜器铭文也称金文、钟鼎文。

铜器铭文要比甲骨卜辞记载的事情要繁杂的多,但是字句简短,早期一般仅用一至五六个字记作器者之名、所纪念的先人庙号等。商代晚期出现了较长的铭文,但最长的铭文也只是四五十字,内容多数是因接受赏赐而作纪念以示荣宠的记录。

进入周代,铜器铭文有了进一步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周代铭文在殷商铭文的基础上,篇幅逐渐加长,两三百字的颇为多见。《馓匪》铭文157字,是一篇内容完整的西周法律判决书;《史墙盘》铭文284字,是一首关于家史的叙事诗;《散氏盘》铭文357字,是一篇关于外交的和约文件;《毛公鼎》497字,是一篇关于庙堂典章的记载。

周代铭文十分丰富,同时也十分复杂。记载的内容包括重大历史事件、社会经济、法律制度、战事事迹等,还记载了册命,详载器主进见周王,受封官职,并得到赏赐的经过,方方面面,记载得十分广泛和详细。

周代铭文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能够用比较完整的语言叙述社会内容,许多铭文善用韵语,且喜欢用整齐的4字句;有的铭文还具有比较浓厚的文学气息。《曶鼎》以记事为主,叙事有一定的规模;《毛公鼎》侧重记言。

铜器铭文的风格多庄重典雅、朴素简约,多为散体,少有韵文。记事记言,或者简单,或者复杂些,但同甲骨卜辞一样古奥难懂。《周易》是一部阐释自然规律及社会发展规律的哲学著作,相传是周人所作。《周易》有《经》和《传》两部分。《经》是《周易》的经文部分,又称《易经》,集中反映了宇宙万事万物的现象和发展变化的规律。它形成在殷商之际,大体定型于西周。《经》内容涉及的范围很广,自然现象和自然灾害以及社会生活中的战争、祭祀、生产、商旅、风俗等都包括在内。《经》比较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表达了某种生活经验和哲理。《传》又称《易传》,是用来阐发义理的哲学典籍,是对《经》最严密的注释、说明和发挥。它大致形成于战国时期,内容由10篇组成,又称“十翼”,是汇集多人的写作而成。全书以散文为主,夹杂部分韵文,有些地方运用了文学描写和表现手法,有时还引用和模仿了民歌。《周易》的卦爻辞是用一种散文形式写成的,它呈现出一种散文新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即在具体的形象或意象中直接体现出抽象的普遍哲理。它不同于甲骨卜辞对某一次龟卜的过程、内容、结果的实录,而是对筮卜所得的卦象、爻象作出象征性的说明。《周易》的卦爻辞多从一些感性、直接的物象、事象、意象中让人感悟、体验、抽象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可能性,创造出一种从感性直观的具体形象中,直接抽象升华出普遍哲理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周易》的卦爻辞是用凝练含蓄的语言对特定人物的动态、神态作生动传神的描绘,具有一定的形象性和较丰富的表现力。另外,卦爻辞的语言散韵相间,有时还运用对偶句,句式简短,变化灵活。《周易·井》记载:

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缩井。赢其瓶。凶。

这个记载语言平实,内涵深刻,能够让人深省,富有寓言特色。这个记载是周易卦爻辞中富有隽永的寓言特色的突出文字,可谓开了寓言文学的先河。《周易》的卦爻辞多数语言简短零碎,但要比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完整,表达的意思也更明确,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是一种富于形象、富于哲理而又散韵相间的散文形态。知识点滴

春秋时期,铜器铭文虽然仍受重视,但是其重要性已经比不上西周时期。当时仍有很长的铭文。例如宋代发现的齐灵公大臣叔弓所作的一件大,铸有器主夸耀自己的出身和功绩,并记载齐灵公对他的诰命的长铭,铭文共493字。

叔弓的编钟上也铸有内容基本相同的铭文,全文由7个编钟合成,长达501字。

战国中期开始,铜器铭文越来越少了,“物勒工名”式的新式铭文则大量出现。这种铭文字数一般不多,所记的主要是作器年份、主管作器的官吏和作器工人的名字以及使用器物的地点等。

秦汉时代的铜器铭文,除了常见的秦代开国之君秦始皇和他的儿子秦二世的诏书以外,绝大多数是“物勒工名”式的或标明器物主人的铭文。

记述事件演化为历史散文

殷商和春秋时期,史官文化十分发达,史官把很多史事记载下来,这就形成了最早的历史散文。历史散文又叫史传散文。

历史散文以记述历史事件的演化过程为主,讲求史料价值。史官记载的史事,可以说无所不包,包括史实、传说、观象、占卜、典章、制度、礼乐、刑法、祭祀等。先秦历史散文的代表作有《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尚书》即“上古之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散文,又称《书》、《书经》,为一部多体裁文献汇编,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尚书》是我国最古的记言的历史,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据说原有100篇,为孔子所纂辑。《尚书》中的《商书》是殷商史官所记的誓、命、训、诰。其中可信的有《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等篇。

据周初文献说,殷先人有册有典,上述诸篇就是包括在这些典册之内而被保存下来的。《盘庚》是殷王盘庚迁都前后对世族百官、百姓和庶民的讲话,古奥难懂。《尚书》中的《周书》包括周初到春秋前期的散文,可信者有20篇。除《文侯之命》、《秦誓》外,其余各篇都是西周初期的文献。

其中重要的有《牧誓》、《大诰》、《洛诰》、《多士》、《无逸》。这些文章可能均出于史官之手,同《商书》一样古奥难懂。《无逸》一篇告诫周成王要体谅人民种地的艰难,不可贪图逸乐,要效法周文王勤劳节俭,“怀保小民”,“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无若殷王受之谜乱酗于酒德”。《无逸》叙述颇有条理,有层次,从记叙文的结构上看较以前的文章有显著进步。《秦誓》篇是春秋时秦穆公的悔过之词。通篇始终用对比描写手法,这是散文创作的进一步发展。《春秋》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载了从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鲁国时期224年的历史。《春秋》以“年·时·月·日记事”为体裁。年是指鲁国之君主、鲁公在位纪年;时是指季节,四季之“春、夏、秋、冬”;月是指正月、二月、三月……;日是指甲子、乙丑、丙寅……记事指短句构成。

鲁国史官把当时各国报道的重大事件,按照年、季、月、日记录下来,一年分春、夏、秋、冬四季记录,孔子在此基础上整理修订而成《春秋》。《春秋》的内容很丰富,它虽是鲁国史的一部分,但它把鲁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以及当时天下大势的演变情况,也作了广泛的记载。春秋224年间诸侯间攻伐、盟会及祭祀、灾异、礼俗等,都有记载。它所记鲁国20公的世次年代,经考证完全正确。《春秋》也记载了一些自然现象,如日食、月食、地震、山崩、星变、水灾、虫灾等,所载日食与西方学者所著的《蚀经》比较,互相符合的有30多次。《春秋》精辟地记叙了公元前611年哈雷彗星的事,而且,它还记录了公元前687年3月16日那天“夜中星陨如雨”的陨石雨情况。此外,《春秋》还记载了一些祭祀、婚丧、城筑、宫室、搜狩、土田等情况。《春秋》时期的文字非常简练,事件的记载很简略,最少一字,如僖公三年六月“雨”;或二三字,如僖公三年夏四月“不雨”、八年夏“狄伐晋”;即使是最多字的“定公四年春三月”叙述也不超过45个字。《春秋》最初原文仅18000多字,三国曹魏时张晏计算《春秋》共有18000字,晚唐人徐彦的计算亦有18000字,南宋王观国《学林》则记载有16500个字。《春秋》用字意寓褒贬,因借其意。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往往寓有褒贬而不直言,这种写法称为“春秋笔法”。“春秋笔法”也叫“春秋书法”或“微言大义”,是古代的一种历史叙述方法和技巧。

孔子首创了这种文章写法,即在文章的记叙之中表现出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不是通过议论性文辞表达出来。春秋笔法以合乎礼法作为标准,既包括不隐晦事实真相、据事直书的一面,也包括“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曲笔的一面。《春秋》有明确的时间顺序的特点,这对后世编年体史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北宋时由司马光主编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就是按年、月、日顺序写的编年体史书。《左传》原名《左氏春秋》,简称《左传》,是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左传》共35卷,记述的历史起自公元前722年,止于公元前468年,是我国第一部叙事完整的编年体历史著作,为“十三经”之一。《左传》记事年代大体与《春秋》记事年代相当,只是后面多出了17年。它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载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

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会盟、婚丧、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历法时令等,对凡是可以借鉴和劝诫的事都进行了记载。《左传》一改《春秋》逐事简单记录的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证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左传》的史学价值极高,是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又一部重要典籍之一。《经学通论·春秋》评论说:左氏叙事之工,文采之富,即以史论,亦当在司马迁、班固之上,不必依傍经书,可以独有千古。《左传》不仅是史学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文学色彩浓厚,它“情韵并美,文采照耀”,较以前任何一种著作,它的叙事能力表现出惊人的发展。许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的历史大事件,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左传》长于记述战争,善于将每一战役都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对于战争的远因近因,以及各国关系的组合变化,战前策划,交锋过程,战争影响等内容,以简练而不乏文采的文笔写出,且行文精炼、严密而有力。

作为编年史,《左传》的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情发生、发展和结果。在叙述事情时,运用了很多倒叙、预叙、插叙和补叙的手法。《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和文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散文、戏剧等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著作,记录了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等诸侯国的历史。记载时间上起公元前990年,下至公元前453年。内容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国语》按照一定顺序分国排列记述,在内容上偏重于记述历史人物的言论。《国语》中各国语在全书所占比例不一,每一国记述事迹各有侧重。《国语》对东西周的历史都有记录,侧重论证记言。《鲁语》记春秋时期鲁国的事,但不是完整的鲁国历史,很少记录重大历史时间,主要是针对一些小故事发表议论。《齐语》记录了齐国国君齐桓公称霸之事,主要记载了齐国大臣管仲和国君齐桓公的话语。《晋语》篇幅最长,共有9卷,对晋国历史记录较为全面、具体,叙事成分较多,特别是文中侧重于记述晋国国君晋文公的事情。《郑语》则主要记西周太史史伯论天下兴衰的言论;《楚语》主要记楚国国君楚灵王、楚昭王时期的事迹;《吴语》记载了吴王夫差攻打越国的事情;《越语》仅记载越国国君勾践打败吴国的事。

在文学方面,《国语》比较善于选择历史人物的一些精彩言论,来反映和说明某些社会问题。在叙事方面,有缜密﹑生动之笔。很多文章写得波澜起伏,为历代传诵的名篇。还有些句子写得较精练﹑真切。《国语》开创了以国分类的国别史体例,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西晋文学家陈寿的《三国志》、北魏史官崔鸿的《十六国春秋》、清代文学家吴任臣的《十国春秋》,都是《国语》体例的发展。另外,其缜密、生动、精炼、真切的笔法,对后世进行文学创作亦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战国策》也是一部国别体史书,相传是西汉末年人刘向在前人的基础上汇编而成。《战国策》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

全书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分为12策,33卷,497篇。所记载时代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约240年的历史。

从史学的角度看,《战国策》是我国古代记载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一部最完整的著作。战国时期政治格局风云变幻,各诸侯国合纵连横,政权更迭,这些都与谋士献策、智士论辩有关,《战国策》就是记录纵横之士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策略的,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从文学的角度看,《战国策》是一部优秀的散文集,它文辞优美,语言生动,论事透辟,写人传神,还善于运用寓言故事和新奇的比喻来说明抽象的道理,具有浓厚的艺术魅力和文学趣味,对两汉以来史传文、政论文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先秦时期的历史散文开我国历史散文的先河,非常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历史学家和古文家的写作有极其深远的影响。知识点滴

关于《春秋》出自何人之手,一直争议不断。一种说法认为《春秋》出于大圣人孔子之手,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说作为佐证。最流行的说法是:《春秋》是孔子晚年呕心沥血之作。

孔子周游列国经历了14年之久,在68岁返回鲁国后,以“国老”身份问政,因此有条件阅读鲁国档案。他为寓寄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以便留给后人效法,就用晚年的精力编纂《春秋》等“六经”。

另一种说法则持否定意见,清人袁谷芳《春秋书法论》说:《春秋》者,鲁史也。鲁史氏书之,孔子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者也。

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也说:《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共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

虽然争议不休,但其经过孔子之手修而改之的说法,却没有大的分歧,得到了一致的认同。

文史哲为一体的儒家散文

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纷纷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这就形成了诸子散文。诸子散文思想迥异,风格各异。

儒家散文是诸子散文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记录儒家学派思想言论的,对我国文学和哲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儒家散文主要包括《论语》、《孟子》、《荀子》。《论语》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叙事体为辅,记录了儒家创始人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书中不仅有关于孔子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以及他思想观念的朴实表达,具有浓郁的文学意味。《论语》基本是口语,通俗易懂,文字简括,一般只述说自己的观点,而不加以充分的展开和论证,从而形成质朴的语言风格。《论语》还带有浓郁的诗味,给人以悠然神远之感。《论语》中有很多言简意赅、富有哲理与启示性的语句,这些语句大多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另外,《论语》中还运用了很多灵活多变的修辞手法,从而使语言更加含蓄、形象、生动。《论语》的语言达到了贴切、通俗、精炼的境地,形成了字稳句妥、文笔流畅的特色。《孟子》也是一部重要的儒家散文经典著作,主要记录了战国时代邹国思想家孟子的言行。是“四书”之一。

孟子是战国中期仅次于孔子的儒家大师,唐代以后受到推崇,宋代以后被封为“亚圣”,意即仅次于圣人。《孟子》由《论语》的语录体发展而来,详细地记录了孟子谈话的场合和所涉及的人和事,记录了孟子和谈话对象意见的分歧、双方展开辩论的过程和各自的情态,增加了形象描写成分,再现了孟子的性格、情感、心理活动和人格精神。

从《论语》到《孟子》有逐渐向成熟的说理文过渡的趋势,代表了论说文章形式构造向前发展的过渡阶段。《孟子》中的对话充满了论辩性,其气势雄健,书中,孟子在各诸侯国诸侯面前总是高谈阔论,纵横捭阖,有时犯颜诘问,有时因势利导,尤其善于掌握对方心理,从容陈词,步步紧逼有着纵横家的气概。《孟子》中的《梁惠王》上的《齐桓晋文之事》章、《滕文公》上的《陈相见孟子》章、《告子》上的《性犹杞柳也》章等,都层层深入记录了孟子同他所谈话对象的不同政治观点、不同学术思想的论辩过程,论中有辩,说中有诘,体现了《孟子》长于辩论、论战性强、言辞机敏、感情激越的风格特色。《孟子》还善于使用比喻说理,这些比喻浅显平易而且生动活泼,灵活巧妙而又准确贴切,取材大多是人们身边常见的生活现象和直接体验。对于不同的谈话对象,孟子总是能够根据他们的不同身份、爱好,联系密切的身边事物进行比喻。《孟子》中还有数量不多,但很精彩的寓言故事,这些寓言故事也多是取材于社会生活,包含着深刻的讽刺教诲意义。故事所描写的人物具有典型意义。故事情节多数不以荒诞取胜,而以描述的生动性见长。《荀子》是战国末年著名赵国思想家荀况的著作,记录了荀况的自然观、认识论以及伦理、政治和经济思想。《荀子》涉及面较广,内容主要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历史、军事、文学等方面。《荀子》很多文章每篇专论一个理论问题,标志着专题论文的出现。

每篇有一个揭示主旨的标题,而且围绕中心观点层层深入地展开论述。这种以论为题的文章,成为后世“论”文体的鼻祖。《荀子》的论文具有多种显著的特色,文章立意统一,体制宏伟,不但结构完整、构思绵密、论证周详、条理明晰,具有极强的逻辑性,而且气势磅礴。《荀子》的文风平易朴实,亲切自然,讲道理不以巧辩和气势取胜,而是侃侃而谈,反复申说,有一种温文尔雅、谆谆教导的意味。《荀子》论述时特别重视运用修辞艺术,时常引物连类,设喻说理,呈现出一种儒雅之气。

此外,《荀子》还善用整齐对称的排比和骈偶句式。排比与骈偶结合,紧凑纤密,富于气势。有时很注意节奏感与整饰性,表达充分而畅达。有时配合以和谐的音韵,组成整齐排句,形成了具有音乐性的句法。《荀子》代表着议论散文的成熟,从《荀子》开始,议论散文才正式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构成散文中的一个重要的部类。知识点滴《论语》朴实含蓄、雍容和雅、言简意丰,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语言上都为以后各家学派散文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也促使了墨、道、名、法等各家风格多样、生动活泼的散文的出现。《孟子》和《论语》来比较会觉得《孟子》所取的题材要比《论语》广泛得多,《孟子》所反映的现实面貌和社会问题要比《论语》复杂得多,《孟子》的笔调显得比《论语》更为流利、酣畅,《孟子》的语言技巧显得比《论语》更为多样、巧妙。

发展到《荀子》已形成首尾完整、层次清晰、论证严密,是较为成熟的专题论文。

汉初政论文的发展与繁荣

西汉初年,社会初定,文化方面较少限制,学术思想趋于活跃,很多文人意气风发,锐意进取,力图以自己的所学应用于社会,为国家服务,这就促进了政论文章的发展和繁荣。

政论文由先秦诸子文章发展而来,作者往往以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为主题,抓住当代国家、社会问题,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在书中,作者饱含炽热的感情,畅所欲言,文风纵横驰骋,气势恢宏。

陆贾的《新语》是最早为巩固汉代政权而立论的政论文章之一。之后,是贾山的《至言》、贾谊的《过秦论》和《陈政事疏》、《论积贮疏》,紧接着是晁错的《贤良文学对策》、《论贵粟疏》、《守边对农疏》等政论文章,此外,还有邹阳、枚乘等人的上书献策文章。《新语》是陆贾的政论文代表作,共12篇,文章大意说明治理天下应当依靠诗书,行仁义。文章多引史事,征古论今,以阐述君主治国的政策,风格晓畅明快。

贾山生活在汉文帝时期,他的政论文代表作《至言》意为极言,直谏之言,属于长篇奏疏,有2500余字。书中,贾山以宏阔的历史眼光总结了秦王朝灭亡的教训,并大加赞扬古代圣王的民主作风,并对现今君王提出希望。《至言》有战国纵横家说辞的遗风,雄健疏放,善于在铺陈中交错使用短句、长句、疑问句和语气词,造成跌宕起伏的气势,流露出慷慨激昂的情绪。议论中爱把铺张性描摹和结论性判断结合起来,语言简短有力,节奏紧凑。

贾谊是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18岁即显露出惊人的才气,年轻时由河南郡守吴公推荐,20余岁被汉文帝召为博士。不到一年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过秦论》是贾谊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分上中下3篇。全文从各个方面分析秦王朝的过失,故名为《过秦论》。该书在总结秦速亡的历史教训,以作为汉王朝建立制度、巩固统治的借鉴。《过秦论》先讲秦代自秦孝公至秦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具有地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代人的苦心经营等。

行文中采用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造成一种语言上的生动气势;之后则写将领陈涉虽然本身力量微小,却能使貌似强大的秦国覆灭,从史实的分析中得出“仁义不施,攻守异势”的结论。

在《过秦论》有着极佳的美学效果,通篇翻腾激荡,笔势纵放,运用了大量排比、对偶和夸张等渲染手法,使全文充满了不可阻挡的气势。《陈政事疏》又叫《治安策》,文章没有总结历史经验,而是直指汉初朝廷现实政治的缺点和弊端,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及其他政治思想。

这些文章篇幅长,气势盛大;观察敏锐,笔锋犀利;纵横驰说,言辞激切;结构严密,富于辞采,有纵横家文章的特点。因此,《治安策》不仅以其政治思想被后人称赞,更以其文调势雅而被后人推崇。《论积贮疏》中的“积贮者,天下之大命”的思想,让人深省。文章直抒政见,观点鲜明,议论锋利,论证严密,善用对比,笔势流畅,说服力强,有战国纵横家遗风,无论对历代经济政策的制订,还是对后世政论文的发展都有深远影响。

晁错是西汉汉文帝的谋臣,先因文才出众任汉文帝时太常掌故,后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贤文学等。因辩才非凡,被太子刘启尊为“智囊”。

晁错为人刚直苛刻,直言敢谏,他向汉文帝献言献策,并主持实施了许多积极政策,还写出了《论贵粟疏》、《言兵事疏》、《贤良文学对策》、《说景帝前削藩书》、《募民徏塞下书》等大量政论性文章。《论贵粟疏》文章观点精辟,分析透彻,逻辑谨严,文笔犀利,具有汪洋恣肆的气势和流畅浑厚的风格。《言兵事疏》将古代兵法推向了一个新的峰巅。文中见解独到,有着深刻的历史依据和坚实的现实基础,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操作性。对汉朝的边防巩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为后来历代军事思想家所借鉴和应用。

晁错的文章被称为“疏直激切,尽所欲言”,其中《贤良文学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等,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晁错的文章在内容上,不仅应合当时时代的热潮,积极总结古代圣王治世和秦代覆亡的历史经验教训,以政治家深刻的洞察力和匡正时弊的满腔热情,将其视角敏锐地投向事关国计民生、政权安危的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并通过科学的分析论证,不失时机地提出切实可行的主张和具体措施,起到对现实的指导作用。

晁错文章的文学性不如贾谊的文章耐读,美感强,但由于这些文章均善于从历史事实出发,分析时政的利弊得失,见解深刻,尽其所言,因此,不失为优秀的政论文章。

贾谊和晁错的政论文以及邹阳、枚乘等人的上书献策文章把汉初的政论文推向了高潮,这些书中进言的对象已经不再是诸侯之国,而是统一的大汉王朝,因此,书中的视野、见识、气魄均远远超过战国纵横家。知识点滴

西汉初年,百废待兴,汉高祖刘邦为了给百姓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决定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

陆贾是一位辩才超群的人,他曾经随着刘邦开创事业。刘邦在当上皇帝后,陆贾经常在他跟前说诗书。刘邦开始对这些没有兴趣。

一次,在陆贾再一次说诗书以后,刘邦发起火来,说如今的天下是我骑在马上得来的,跟诗书有什么关系呢?陆贾马上说,天下能从马上得来,但怎么可能在马上统治呢?

聪明的刘邦很快明白过来,他叫陆贾把秦朝失去天下,汉朝得到天下以及各诸侯国成败的事情写些奏折给他看。陆贾很快写好了一些奏折,呈给刘邦看。刘邦看过,高声称赞,决定对诸家学说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

汉赋的起源形成与兴盛

汉代有很多君臣为楚地人,他们在将自己的喜怒哀乐之情和审美感受付诸于文学时,总是不自觉地采用了《楚辞》所代表的文学样式,从而创造出汉代一种新的文体,这就是汉赋。

赋是一种文体的名称,与“辞”性质相通,可统称为“辞赋”。赋的起源最远可追溯到《诗经》。赋从《诗经》中汲取了极为丰富的营养,它采用了《诗经》的四言句式,继承了《诗经》押韵和对偶的语言形式,发展了《诗经》中铺陈直叙的表现手法。《楚辞》是战国时期流行的诗体,对汉赋的形成影响巨大,汉赋从楚辞中的《离骚》借鉴了很多东西,包括较长的篇幅、华美的辞藻,问答的结构,描写的句式、感情的抒发等。

战国时期的楚国人宋玉在楚辞的基础上,汲取散文的一些形式特点和表现手法,创作了《高唐赋》、《神女赋》、《风赋》等赋体作品,这些赋体作品为汉赋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另外,儒学大师荀子的咏物赋对汉赋的形成也有较大的影响。

汉赋是韵文与散文相结合的新文体,它像诗,又不是诗,是一种介于韵文和散文之间的特殊文体,是一种特殊的散文方式,它以铺陈叙事和描写见长,富有文采、韵律,兼具诗歌和散文的特点。

汉初期的赋文主要是继承了《楚辞》的传统,称为骚体赋,这类赋体多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西汉文学家贾谊的《吊屈原赋》、淮南小山的《招隐士》等是汉初骚体赋的优秀代表。《吊屈原赋》是以骚体写成的抒怀之作,描写出一个善恶颠倒,是非混淆的黑暗世界,表现了对楚国爱国诗人屈原深深的尊重和同情。《吊屈原赋》在结构上由赋和“讯”辞两部分组成,在表现方法上综合运用了带有楚辞特色的铺叙和比兴,在句式上以四言、六言为主,句末多带“兮”字,文辞清丽。《招隐士》是西汉淮南王刘安的门客淮南小山所作,这篇赋采用铺写手法,十分生动地描绘出荒山溪谷的凄凉幽险。感情浓郁,意味深长,音节和谐,优美动人,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极高的美学价值。

骚体赋之后,汉大赋开始形成。枚乘的《七发》和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标志着汉大赋体制的正式形成。汉大赋的流行代表了汉赋的兴盛时期。

汉大赋的文章一般篇幅较长,结构宏大,多在千言以上,它多采用主客问答的结构方式,韵文与散文混用,散文的成分居多,又称为“散体大赋”。

汉大赋的代表作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甘泉赋》;班固的《两都赋》等等,这些赋作代表了汉大赋的最高成就。《子虚赋》是汉代散体赋的巅峰之作,它代表了散体赋的最高成就。通过楚国的使者子虚先生讲述自己随齐王出猎,向齐王极力铺排楚国的广大丰饶。而齐国的乌有先生不服,便以齐国的大海名山、珍奇异宝,来显现齐国的博大富有。《上林赋》是《子虚赋》的姊妹篇,作品描绘了上林苑宏大的规模,进而描写汉朝天子率众臣在上林狩猎的场面。作者在赋中倾注了大量心血,构造了具有恢宏巨丽之美的文学意象,表现了盛世王朝的宏伟气象。《子虚赋》和《上林赋》结构宏大,现象丰富,辞藻华丽,描写的场面雄伟壮观,气势磅礴,运用了大量的夸张和比喻的手法,充满了浪漫的气息。在句式上,这两篇大赋句法灵活,多用排比句,并间杂长短句,主要以四六言为主,音韵和谐。

东方朔的《答客难》属于赋的对答体,在文章中多用对照、引证、对偶和设喻,使内容上有较强的思辨色彩。风格上具有了汪洋恣肆的纵横家之风,气势酣畅。

扬雄的《甘泉赋》由远及近,多层次地夸张铺饰甘泉宫的建筑,运用比喻和夸张的手法,极力描绘,形象生动,景物绮丽,境界深远,富有气势。扬雄的其他三篇大赋《羽猎赋》、《河东赋》、《长杨赋》也具有和《甘泉赋》相似的特点。

班固的《两都赋》分《西都赋》、《东都赋》两篇。《西都赋》篇只写西都,《东都赋》篇只写东都,内容划分清楚,结构合理。《西都赋》和《东都赋》两篇都具有宏伟的体制,谋篇布局构思严谨,气势磅礴,遣词造句夸张而不失实,华丽而不过度,形成一种典雅庄重的新风格,风格与其所描写的内容切合紧密。《西都赋》汪洋恣肆,气势和华彩充盈字里行间;《东都赋》以平正典实见长,同时,两篇赋中都大量运用了骈偶句,大大增加了文章的美感。

汉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是汉代文学最主要的代表,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汉赋的写作,汉赋因而盛极一时。知识点滴

司马相如,字长卿,四川成都人。西汉著名文学家,初名犬子,因为十分仰慕战国时楚国丞相蔺相如,便改名为相如。

汉景帝时,司马相如做了汉景帝的官。后来由于身体的原因,司马相如辞了官,前往梁地与一些辞赋家相交,期间作《子虚赋》。

县城内有两位富豪,其中有一位是全国的首富卓王孙。两位富豪闻听司马相如的大名后,千方百计请司马相如来家里赴宴。宴席间,司马相如弹了一曲琴曲《凤求凰》。卓王孙之女卓文君被司马相如的人和琴曲所打动,两人一见钟情,私定终身。《子虚赋》被汉武帝读到,汉武帝非常欣赏司马相如的文采,他马上命令人将司马相如请来。司马相如又作了《上林赋》。《子虚赋》和《上林赋》最终成为汉赋的顶峰作品,流传青史。

司马迁著作开创传记文学

公元前145年,司马迁出生于夏阳,即今陕西韩城。他的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精通天文、历史,也精通《易经》和道家思想。他对司马迁的成长有着直接的影响。

司马迁六七岁时,跟随父亲来到都城长安,并开始了学习。司马迁勤奋好学,聪慧过人,10岁即能诵读古书,他读了大量的古书。

后来,他拜了文学家董仲舒、古文学家孔安国为师,研究了《春秋公羊传》、《古文尚书》,深刻了解了先秦和汉代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及其发展历史。

20岁时,司马迁已经成了一位小有名气的饱学之士,开始了第一次全国各地漫游的生活。在漫游全国各地的过程中,司马迁仔细观察了各地的山川地形,认真探寻了历史遗迹,了解各地的经济生活及民风民情,并搜集各种传说和历史人物的趣闻轶事,漫游生活使司马迁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

30岁时,司马迁担任了汉武帝的侍卫官,开始了仕途生涯。他经常跟随汉武帝出巡,游历了很多地方。35岁时,司马迁奉命出使西南地区,从而对西南地区又增进了了解,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见闻。36岁时,司马迁又一次有机会游历了北方,增进了对这一地区的了解。

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他开始阅读国家藏书,研究各种资料、图籍和档案,并开始搜集资料,准备写作《史记》。

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已经42岁,他开始正式写作《史记》。公元前91年,历经13年,司马迁终于完成了《史记》的创作。《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后期长达3000年左右的历史。全书共130篇,其中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史记》体系完整,包罗万象,而又融会贯通,分类明确,脉络清晰,详实地记录了上古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名著,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名著,它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写史文学,它所描写的历史人物传记大多数具有很强的故事性,有的篇章就像是一部历史小说。

司马迁将历史人物形象化,并通过对其具体生动的描写,使之成为历史舞台上的典型人物。《史记》中的历史人物多达4000多个,涉及各行各业。

司马迁十分精于材料的取舍和选择,善于抓住人物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和行动,突出每个历史人物的个性特征,增强人物形象的感染力。司马迁还善于运用各种修辞手法、细节描写、心理刻画等手段多个角度来描写、刻画人物形象。

司马迁是个讲故事的能手,善于把某些历史故事写得富有传奇色彩。故事情节曲折多变,又在合适的地方故意制造假象和悬念,极力渲染场景,让人惊心动魄。有些故事来自于民间,着重写人的心理,并指出形成某种心理变化的原因,增加了文章的厚度。《史记》中有很多抒情段落,具有很强的语言节奏感。某些篇章或某些段落是押韵的,从而增强了文章的抒情性。《史记》中还大量引入了诗赋和民间谚语歌谣,这也增强了文章的抒情性。

司马迁还特别善于运用语言,他吸收融合并改造了先秦和汉代的书面语及民间口语,形成了活泼、朴实、自如的语言风格。无论是陈述、议论、抒情,司马迁从不讲究华饰,从不刻意雕琢,全凭客观表达的需要和人物情绪的发展而写,该简则简,该繁则繁。《史记》中人物的语言个性化,每个人性格不同,每个人物所说的话也就不同,这些话要和他们的性格、身份、地位以及心理状况相吻合。《史记》的叙述语言准确精练,生动传神,富于感情和表现力。

司马迁没有采用汉朝时流行的辞赋骈偶形式,而是大量采用了长短相错的散文句式,在先秦散文和汉散文语言的基础上创造了干净利落、优美独特的语言形式,形成了表达通畅自然的散文体裁。《史记》是我国史传文学的最高峰,开创了传记文学新体裁,它是古代散文的最高峰,其技巧、文章风格,还有精炼、通俗、准确鲜明、富于表现力的语言等,都为后世散文树立了崇高的典范。知识点滴

公元前99年,48岁的司马迁正在埋头史学巨著《史记》创作中,这时候,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汉大将李陵带兵出击匈奴,却兵败被俘。

消息传来,汉武帝十分生气,朝中大臣也纷纷谴责李陵。唯独司马迁勇敢站出来为李陵说话,说李陵与匈奴相与,是出于无奈,应给予谅解。

司马迁的话令汉武帝十分生气,汉武帝下令将司马迁处以宫刑,宫刑是一种令人感到屈辱的刑罚。司马迁遭受了屈辱的宫刑,却没有令他萎靡不振,反而更加激发了他奋发写作。

司马迁勇敢地坚持了五六年,最终他把想法变成现实,完成了旷世巨作《史记》,司马迁的故事和他的巨著永远地被留在了人类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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